法官履职监督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官履职监督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进一步完善科学评议机制。一是不断提高调查了解的能力，除运用走访座谈、案件抽查、旁听庭审、明查暗访等单向性的方式外，着力运用监督电话、网上信箱、问卷调查、民主测评、征求意见等互动性的方式进行调查。二是继续强化在具体评议过程中对评议对象的量化评价，不断完善标准化考评体系。加强前期调研，着手建立对检察官的量化考评体系，找准履职情况中每个评议项目的权值，努力做到客观、公正，进一步增强履职评议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三是在今后的履职评议庭审旁听活动中，将被评议对象的庭审场次调整为随机确定、临时确定，避免出现“事先通知，突击准备”的形式主义做法。

（二）进一步强化监督合力。“两官”履职评议工作量大、面广，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一是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注重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通过报纸、网站、微博等传统和新兴媒体，全方位地公开“两官”履职评议工作，公示被评议对象名单，公布监督电话和网上信箱，邀请社会各界、广大群众通过来电、来信等形式反映被评议对象的履职情况。二是充分发挥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的作用。不断扩大他们在评议活动中的参与度，积极组织他们参加法院和检察院的公众开放日，参加被评议对象的案件庭审旁听，进一步了解被评议对象所处单位的工作环境及办案情况。

（三）进一步提升评议主体层级，扩大被评议对象范围。探索将履职评议的主体由目前的主任会议审议提升至常委会层级，被评议对象需向常委会作履职报告，常委会对被评议对象的履职情况进行评议，根据评议结果由常委会确定履职评议的等次。此外，在征求相关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初步考虑将履职评议的对象扩大至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相关人员，做到评议对象全覆盖，进一步增强和拓宽人大司法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篇2

现在，我代表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的同志们提出意见。

一、法院工作

，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下，全市法院深入贯彻市委七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认真执行市八届人大会议决议，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司法三项重点工作，全面加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和队伍建设，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

（一）以执法办案为首要任务，努力提高案件质量和审判效率

依法受理各类案件40584件（含旧存1040件），审结39031件，综合结案率96.2%。二审发改率0.53%，为全省最低。结案标的额为23.1亿元，同比上升8.5个百分点。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77件，做出有罪判决4213人，结案率98.5%。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正确把握宽严的范围和幅度，使刑事案件的量刑更加规范。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423人，占10%。判处拘役、管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及单处罚金刑2376人，占56.4%。宣告无罪2人。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依法审结民商事一审案件25771件，结案率95.8%，解决诉讼标的额近11亿元。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支持监督依法行政。审结行政一审案件182件，结案率100%。办理行政非诉审查与执行案件530件，执结标的额185万余元。发挥审判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司法权威。审结各类再审案件854件（其中减刑、假释案件693件）。发挥执行工作职能作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深入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和“委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执结各类案件6822件，执结率97.7%，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执结标的额10.6亿元，同比上升39.5个百分点。加强立案工作，保障合法诉求。日常接待当事人上访2013人次，院长接待日接访690人次。办结市人大、政协等上级机关交办、转办的案件38件，办结率100%。开展了“集中清理涉诉积案”活动，对12月31日前尚未息诉罢访的186起积案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已办结160件，办结率86%。已办结的积案中，息诉率达到81%。

（二）以司法为民为最高追求，努力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水平

把服务大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及时贯彻落实市委会议精神，结合会议内容研究谋划法院工作要点，努力使审判工作与市委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工作上同步。制定了《关于为大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和优质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对全市法院服务大局工作进行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开展了“访企业、提建议、促发展”活动，法官参与走访500余人次，走访企业80余家；向机关企事业单位提出司法建议300余项，其中有210余项被相关单位采纳。对涉及我市重点项目、重大在建工程、特殊群体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为大庆市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优良的司法保障。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牢固树立“和谐审判、案结事了”的司法理念，对有条件的民商事、行政以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尽可能地使用调解、协调、和解的方式来处理，民商事一审案件调撤率达到85%，同比上升9.7个百分点；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占84.8%，行政案件以协调方式结案的占45.1%，执行案件和解率达到36.1%。按照市委的要求和部署，不断完善“六调联动”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窗口和法律援助窗口建设，使近千件纠纷通过诉讼外渠道得到解决。全面落实司法救助制度，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减、缓、免收诉讼费328.2万元，指定辩护83人次，发放司法救助专项资金145万余元。

（三）以队伍建设为根本保障，努力提高法官素质和职业形象

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组织法官认真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三个至上”重要思想和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增强了对司法大局观、司法能动性和司法人民性的理解与认同，牢固树立了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理念。制定了多类别、多层次的教育培训规划，组织法官参加续职培训及各类专项培训共计11期421人次；以文书讲评、庭审观摩、岗位培训等方式培训法官900余人次，增强了教育培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两级法院有10人完成了在职研究生的学历教育，有19人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坚持“干净、干事”的用人原则，落实上下级法院法官双向挂职锻炼和专家型、复合型法官重点培养工作，并在市委的领导和市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公务员考试、公开选调法官、引进人才等方式招录工作人员80人，健全完善了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加强纪律作风整顿，把纪律作风建设与治庸、治懒、治散紧密结合起来，注重从具体事情抓起，从典型事例抓起，机关面貌焕然一新，队伍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推进法官廉政建设工程，设立了专职廉政监察员办公室，负责日常的质效监督考评工作；开展了“万件案件大评查”活动，对以来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改判等六类案件进行了严格评查，针对发现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制定了切实的整改措施；加大了对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处理违法违纪人员4人。

（四）以规范管理为主要抓手，努力提高管理层次和司法效能

深入开展“司法管理年”活动。在审判管理方面，完善了《审判流程管理期限控制标准》、各类案件审理操作规程等16项制度，加强了审判流程管理；设定了一审发回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率等十余项评价指标，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法官业绩，加强了审判绩效管理；定期开展庭审考评和法律文书评查，建立起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加强了审判质量管理。在队伍管理方面，设计岗位规范121个，开展了岗位工作纪实，实现了对岗位履职情况的全面记录和综合考评；对工作绩效进行季考评季通报，年终按序列排名，考评结果与立功受奖、学习培训、晋职晋级紧密结合，产生了积极的激励约束效应。在政务管理方面，继续开展重点调研课题研究，围绕司法管理改革、适用法律情况和当前社情民意确定重点调研课题14个，充分发挥调查研究服务司法决策、服务科学发展的基础作用；全面提高宣传层次和水平，在省市新闻媒体开辟了“审判传真”等4个专栏，在各级新闻媒体发稿2027篇，树立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全省三项重点工作暨司法管理年活动推进大会”在大庆市召开，市法院规范化管理的经验得到了省法院的充分肯定。

（五）以接受监督为基本途径，努力推进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

全市法院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以及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坚决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决定，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展的专项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及当事人代表座谈会24次，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和跟踪参与执行案件46件。及时全部的办结省、市人大督办案件25件。受理检察机关抗诉案件59件，审结37件，其中改判、发回和调解21件。提高人民群众的司法参与度，全市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3725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针对法院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文件形式回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3件，并针对反馈的各类问题，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审判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就两级法院存在的不规范环节和不透明程序进行整改，保障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全市法院共有16个集体、15名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荣誉，市法院被评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市法院民二庭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青年文明号”称号，让胡路区法院邢海东同志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清积工作先进个人”。上述工作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的正确领导和人大、政协的监督，得益于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在此，我代表全体法官及工作人员向各位代表、委员、社会各界和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两级法院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在服务大局方面，把各项工作放在经济社会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思考的意识还需加强。二是在审判工作方面，上诉率较高以及隐性超审限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在人员素质方面，部分法官不适应审判工作新形势的要求，司法观念滞后，工作方法简单，不善于辨法析理、细致耐心地做群众工作，个别案件久审不结、久调不结、久执不结，人情案、关系案仍有发生。同时压力大、法官配置不合理、精英化法官数量严重不足仍然是制约法院自身发展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主要矛盾。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1年工作意见

为卓有成效地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2011年全市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市委的工作部署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做好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高度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高度关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求，高度关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新问题，以更新的理念、更强的能力、更高的水平、更好的形象做好以审判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实现结案率、执结率、调撤率稳步上升，上诉率、二审发改率、发生率逐步下降的“三升三降”工作目标，为大庆科学和谐跨越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市委提出的五年翻一番的目标，提供更全面、更有力、更优质的司法保障。重点推进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能动司法方面取得新突破

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指示。认真负责地向党委、人大报告工作，主动汇报在队伍建设、审判工作等方面的重要举措和突出问题，寻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有关部门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及时办理党委、人大、政协交办的事项以及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切实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按照人民法院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高度统一的要求，坚定法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延伸审判职能，积极能动司法，努力做出对党负责、让人民满意的工作业绩。

（二）始终坚持服务大局，在促进发展方面取得新突破

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及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全面把握市委中心工作和重大战略部署，主动学习、认真贯彻、积极落实，使司法审判始终贴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对个案或类案的剖析和对日常审判执行工作态势的研判，了解各种可能危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政策风险，及时向党委、政府和相关企业提出对策建议。坚持司法为民，全面落实各项司法便民措施，切实做好风险告知、诉讼指导、判前释明、判后答疑工作，注重化解矛盾纠纷、理顺群众情绪、促进和谐稳定。

（三）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在案件质效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确保案件质量和效果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严格落实审判流程管理、审理期限督办和通报制度，形成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新机制。落实全面、全程、全员调解的措施，尤其要加大立案和庭前调解力度，实现调解结案率和服判息诉率的稳步上升。推进“六调联动”机制建设，积极探索多元机制、多元方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深入开展“集中清理涉诉积案”活动和“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创建活动，确保当事人诉讼权益高质高效地得到兑现。

（四）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队伍建设方面取得新突破

篇3

简易程序修改的立法精神是审判阶段强化“简易”，审查阶段侧重公正。笔者通过对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的调研和以基层检察院公诉人为对象的抽样问卷调查，总结简易程序公诉工作呈现出的变化，分析目前存在的挑战，并尝试提出构建“审诉分离、集中公诉”工作模式的设想。

一、简易程序公诉工作现状

从2013年1月1日至今，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简易程序公诉工作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数量增长。全市2012年1-9月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占公诉案件总数的45%，2013年同期这一比例攀升至76%。二是办理个案耗时增加。目前，全市基层检察院实现简易程序案件100%出庭支持公诉。由于公诉人需要在审前进行适用程序的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认罪答辩和准备出庭预案、“三纲一书”并出庭支持公诉，且对案件证据的审查较过去更为细致，办理简易程序案件耗时增加。三是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工作模式的探索。例如，鄂前旗检察院探索公诉人分工办理简易程序的模式，即审查出庭、提讯分离，分别专人负责。准旗检察院、鄂旗检察院、杭锦旗检察院尝试建立简易程序的工作配合机制，危险驾驶罪案件能够实现集中移送、集中审查、集中审理。

二、简易程序公诉工作面临的挑战

经过近一年的司法实践，我们发现，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扩大、公诉人出庭支持简易程序公诉、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和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等新增职能以及相关工作配合机制不健全，都成为简易程序公诉工作实现“统筹效率与公正、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面临的挑战。

（一）“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简易程序的改革加剧了过去公诉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一是出庭案件数量剧增。从过去近一半的案件不必出庭到现在占总案件量76%的简易程序案件全部要出庭。二是办案耗时增加。根据参加问卷调查的公诉人提供的数据，办理一起简易程序案件所需的时间增加了约2到3个小时。三是程序简化不到位。公诉人出庭后，法庭出于确保程序公开公正的考虑，审理流程与普通程序简化审并无太大区别。三个因素的叠加，使公诉人超负荷工作的情况更为严峻。

（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压力激增

随着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扩大，简易程序已不限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对于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当事人而言，是否选择简易程序意义重大。鉴于当前辩护率较低的实际情况，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对选择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缺乏必要认识，被告人当庭翻供、撤回认罪成为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的重要原因。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了解其是否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告知其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确定其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该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承担审前向犯罪嫌疑人确认适用简易程序的义务。这就需要建议启动简易程序的公诉人充分做好释法说理、审前认罪答辩工作，以免被告人盲目翻供、撤回认罪，浪费司法资源。

（三）犯罪事实、证据、侦查行为的审查义务增大

修改后刑诉法明确了公诉案件中证实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人承担。同时，检察机关有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义务。与过去相比，法庭对证据标准把握更为严格，律师对诉讼过程的参与程度大大提升，公诉人对证据的审查更应细致，更需审慎核实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其他证据的客观性、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以保证案件质量。

（四）公检法三机关就简易程序的工作配合机制尚未形成

《规则》第468条提出人民检察院可以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相对集中提起公诉，建议人民法院相对集中审理。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没有相关的制度设计。因此，简易程序的工作配合机制需要检察机关主导构建、推进。

目前，基层检察院建立简易程序工作配合机制的尝试效果不佳。困难表现在，一是公安各类型案件分属不同大队，集中仅是一个办案单位内部的集中，不同大队之间不集中移送；二是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律师无法集中到案，公诉人只能优先办理犯罪嫌疑人在押的案件；三是法院审理简易程序的法官一案一人，无法集中审理。

（五）法律文书、庭审过程还应进一步简化

《解释》、《规则》明确了庭审的简化，但对公诉法律文书如何简化没有操作细则。参加问卷调查的公诉人中有69%认为法律文书应进一步简化，并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公诉意见书进一步简化，证据分类概括表述；第二，讯问提纲和答辩提纲使用率较低，讯问提纲、答辩提纲应视案件情况进一步简化。

根据《规则》、《解释》的规定，公诉人可以简化宣读书，可以视案件情况不讯问被告人，不询问证人、鉴定人，不出示证据；庭审中对犯罪事实、证据没有异议可以直接围绕罪名和量刑进行审理；简易程序案件以当庭宣判为原则。目前庭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简化程度不够；二是当庭宣判率低。除危险驾驶罪、少数轻伤害案件以外，极少当庭宣判。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出庭支持公诉的量刑建议、量刑辩论问题。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没有异议的，法庭审理可以直接围绕罪名确定和量刑进行。量刑建议的提出要求公诉人对于各类犯罪的判决规律有一个整体把握，建议的准确度依赖于公诉人的实践经验。而公诉部门干警年轻化的特点，可能会导致量刑建议不准、量刑辩论环节应对失误等问题。如何尽快提升队伍素质，是公诉部门面临的又一考验。

综上所述，公诉部门目前的工作模式亟待创新，应从过去的专人负责一个案件的全部流程向“审诉分离、集中公诉”的工作模式转变。唯有如此，才能破解简易程序修改带来的工作“困局”。

三、构建“审诉分离、集中公诉”的工作模式

“审诉分离、集中公诉”的具体涵义是指，公诉部门组织简易程序办案组，实行审查、出庭公诉相对分离。专人负责审查，专人负责出庭。在办案流程上实现四个“集中”：集中分案、集中审查、集中提讯、集中出庭。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认罪轻罪案件。

（一）构建新型工作模式的外部环境

“审诉分离、集中公诉”的前提是公、检、法三机关加强协作，出台配合衔接制度，实现公安机关分类、定时、集中移送；检察院集中审查、集中公诉；法院根据案件办理期限和案件性质不同，固定时间、集中多案开庭。应充分利用会签文件、联席会议等形式，与公安建立集中移送案件通道，加强信息互通和对口联系，确保移送畅通；检法强化信息通报，法院审理简易程序案件的法官相对固定，与出庭公诉人点对点联系、沟通，协调安排案件集中移送、审理。这样，公诉人就可以多案集中出庭，节约办案时间。

在上海、北京等试行简易案件集中公诉的地区，法庭一上午安排十多件简易程序案件的审理，每件庭审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公诉人不离开法庭，依次对案件提起公诉，法官当庭宣判，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简易程序的本质是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优先，简易程序这一置于流水线上的司法“产品”要想实现高效，各环节的紧密配合缺一不可。只有公检法三机关加强协作，理顺简易程序案件快速流动链条，才能实现其效率优先的目的。

（二）构建新型工作模式的内部环境

公诉部门可成立简易程序办案组，岗位分为审查检察官和出庭检察官。审查检察官负责阅卷、提讯、撰写审查报告、书，出庭检察官负责事实证据把关，提出量刑建议，出庭支持公诉。出庭检察官是办案组的负责人。在人员分配上，1位出庭检察官可以配备2到3位审查检察官。出庭检察官应由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担任，全面把握案件进度，保证案件质量。

内部环境的构建上要贯彻办案流程的集中分案、集中审查、集中提讯、集中出庭。四“集中”的工作模式对公诉工作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

1.由于具体审查案件、出庭公诉工作的分离，使得出庭检察官对案件的“亲历性”下降，因此出庭检察官与审查检察官的工作配合十分重要。二者要就案件的关键点、存在的争议点充分沟通。审查检察官的审查报告应达到出庭检察官无需阅卷就能了解案件全貌的目的。出庭检察官对庭审中量刑情节变化等情形应准备预案。

2.强化权力告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简易是庭审的环节、步骤的简化，不是关键诉讼权利的简化。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扩大，要求公诉人强化释法说理工作，向犯罪嫌疑人分析选择简易程序的利与弊，保障其对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避免因集中提讯导致检察官释法说理工作“打折扣”。

3.重视讯问、证据审查和量刑建议工作。对于在侦查阶段已经认罪的犯罪犯嫌人，讯问及证据审查工作也不能草率，要着重审查口供的固定性、其他证据的客观性和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一是要谨慎核实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注意甄别“承认自己所犯罪行”是否存在通过交易替人顶罪、因亲友等特殊关系揽罪的情形，特别是在危险驾驶、轻伤害类案件中容易发生这种问题。二是要核实其他证据的客观性，排除合理怀疑。三是确认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的情形，是否存在程序瑕疵，主动排除非法证据。

4.加强多元诉讼监督。修改后刑诉法要求强化检察机关对简易程序诉讼过程的监督。一是庭审前对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是否具备适用条件的审查；二是庭审过程的程序、实体监督，特别是要监督审理形式是否合法、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是否得到保障；三是庭审后对裁判文书的审查，特别是对量刑的审查监督。

5.通过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就如何集中分案、集中审查、集中提讯、集中出庭，简易程序如何启动，公诉人出庭履职的原则、方式等作出细化规定，使各个环节有据可循。

（三）构建新型工作模式的程序环境

通过简化程序的详细规定，真正实现简易程序的简化。

一是简化法律文书。简易程序的各类法律文书删繁就简。尤其是简化审查报告，采用模板、表格式的报告形式，做到简单明了。模板、表格式审查报告适用于多发的危险驾驶、盗窃等证据类型固定的简单刑事案件。只填写相应空格，罗列量刑情节，不对案情做过多摘录，有效减少制作审查报告花费的时间、精力。

二是简化庭审程序。简要宣读书，简化举证示证，简明发表公诉意见。被告人对书无异议的，可以不宣读书，省略法庭讯问，可以有针对性的围绕争议问题进行讯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官出庭时贯彻“三简一省”原则，“三简”是简要宣读书、简化举证示证、简明发表公诉意见。“一省”是指被告人对书无异议的，可以省略法庭讯问。

篇4

如果着眼于司法组织的现实运作，我们会发现，司法组织除了完成法定的司法职能之外，还要协调、处理一些与司法职能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如管理司法人员及其辅助人员、组织协调司法活动、统筹安排司法资源等，后者正是所谓的司法管理。随着司法职能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增强，以及司法组织所面临的问题趋于复杂化，司法管理在保障司法职能的顺利实现、提高司法组织的整体业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应地，有关司法管理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司法管理在实践中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形成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和特殊规律。基于这样的现实，有论者将司法组织的职能定位为司法职能与管理职能，认为司法组织具有司法与管理的双重属性。②应该说，这种认识既契合司法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组织理论的一般认识。③然而，有管理就有科层，司法必然排斥行政。因此，司法组织的司法属性与管理属性并非天然协调，甚至有所冲突。为了防止司法组织体内的这两种属性出现紊乱、互相侵蚀，我们要明确司法组织的司法职能与管理职能具有不同运行系统与运作机理，应当按照司法逻辑与管理逻辑分别处理司法职能与管理职能:前者是指司法独立与自治，后者则要求司法管理所采用的技术手段能够促进司法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及提高司法组织的整体质效，并以不侵犯司法独立为基本底线。上述分析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对于任何现实司法组织的研究，必须区分出司法组织的不同职能或属性，并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恰当的逻辑起点，不能混淆两种分属不同职能的内在逻辑。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否定绩效考评的论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其合理性的论者，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完全一致，即均从司法活动特殊性的角度来讨论绩效考评，甚至完全以司法逻辑为切入点解析绩效考评制度。但事实上，绩效考评是作为一种司法管理技术而出现在司法组织之中的，它要对司法人员的工作业绩、行为表现、个人品德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以实现对司法人员的有效控制与激励，属于司法组织管理职能的范畴，体现的是司法组织的管理属性。也就是说，有关绩效考评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司法管理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既有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存在较大的问题，其错误在于:不仅混淆了司法组织的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以对司法职能系统的分析代替对整个司法组织的分析，还混淆了司法逻辑与司法管理逻辑，用司法逻辑解构本身属于司法管理逻辑的绩效考评。这正是既有研究之所以无法从正面论证出绩效考评之于司法组织管理合理性甚至还否定绩效考评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对司法管理中绩效考评制度的研究，我们需要将研究视角转换至司法组织的管理，将研究的切入点由司法逻辑切换成管理逻辑。这不仅是我们讨论绩效考评的逻辑起点，也是回归司法机关组织本性的必然要求。从司法管理的逻辑出发，如果能够论证出绩效考评有助于司法组织的管理，进而有利于司法组织整体业绩的提升，那么它适用于司法组织的管理就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绩效指标是一套用于衡量考评对象工作努力程度和具体绩效水平的相对客观化的标志，而绩效考评就是定义、衡量和运用这些指标的过程。按照一般理解，绩效考评致力于提供考评对象和组织绩效的各种客观的相关信息以强化管理，并为决策和奖惩提供依据，以达成工作目标和改进组织整体绩效以及增进责任感。

应该说，绩效考评的这些特质在技术层面较好地契合了司法管理的逻辑。如同现代公共行政组织一样，司法组织也面临着诸多事关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难题，这至少包括如何提高司法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如何掌握司法程序的运行状况、如何监督司法人员的行为、如何提高司法运作的责任与可信度等。这些难题固然可以通过司法改革或传统的管理方式加以解决，但有些却是这些途径所无能为力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难题的存在以及传统途径的无力才催生了司法管理的概念与实践。所谓司法管理，其实质就是不断地进行管理革新甚至引入新的专业管理技术，以有效化解司法组织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从而达到改进司法管理、提高司法业绩的目的。由于绩效考评内含着信息传递、组织控制与行为激励等功能，它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具备了帮助司法组织管理者了解司法程序运作状况与司法人员行为表现、激励与控制司法人员的理论潜质。这对改进司法管理所具有的积极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果能够定义出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并恰当运用，不仅司法组织所面临的上述难题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还能由此促进司法管理、提高司法工作的整体质效。从这一意义上讲，绩效考评完全符合现代司法管理的理念及其致力实现的目标。在实践层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独立、不偏不倚的司法人员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表现良好，为了衡量他们的司法表现，以提供高质量的司法，评估是不可避免的”［2］(PP153-154)。基于此认识，域外很多国家都将绩效考评或类似制度作为评估司法人员行为表现和工作业绩的重要手段，并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注意考评方法的多元化、评价的灵活性，把准考评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界限。比如，美国很多法院采用68种测试指标从5个方面(近便性、及时性、公正性、独立性、权威性)对法官的业绩进行评价。［2］(P154)加拿大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从法律能力、公正、司法管理技能、案件处理实践及举止等方面考评法官的制度。［3］(P295)在德国，为了激励法官更好地工作，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考核的内容为专业知识、理解能力、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处理能力、待人接物、沟通技巧、贯彻能力以及吃苦耐劳精神等。考评是法官晋升的重要程序，考评结果是法官晋升的重要文档。［4］(P163)二战之后的日本曾一度取消了法官考绩制度，后来因制度运作的客观需要，又逐渐恢复了考绩制度。韩国在1993年进行了大幅度的司法改革，考评制度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考绩结果是法官升调的重要参考依据。［5］(P369)阿根廷在1994年成立了“司法委员会”，其部分职责就是建立基于业绩的遴选程序，系统评价司法人员的表现，注意考察法官违反纪律和缺乏能力的问题。［6］(P40)新加坡法院系统建立了平衡计分卡制度，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两种途径对法官的绩效进行评估。［7］(P138)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尽管绩效考评或行为表现评估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诸如指标设计不尽合理、信息获取并不完全充分、实施程序欠缺公正性的足够保障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它确实改善了司法组织的管理，提高了司法的质量与效率，增强了司法人员的责任感。正是基于这些经验事实，拉塞尔教授指出，一个完善的行为评估机制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专业、更有责任的司法机构———并且不会威胁到一个民主社会所需的司法独立。［8］(P212)波斯纳也认为，就司法产出而言，即使个人表现很难测度，但还是可以运用一些可观察的指标对司法人员的表现予以某些监督;就约束司法行为而言，有着潜在重要意义的是司法表现量化标准的发展。事实上，即使是传统上极度反感对法官行为表现进行评估的英国，其皇家刑事法院委员会最近也提出，作为一项职业，法官界应该拥有一个有效且正式的表现评价体系。

二、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功能局限与适用限度

应该说，绩效考评为我们有效管理司法、提高司法业绩提供了传统法律途径之外更多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绝佳的管理技术。相反，受司法活动固有特质与内在规律的制约，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存在一定的功能局限。同时，由于绩效考评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行政管理方式，推行绩效考评会凸显司法组织体内的行政元素。为了避免这种行政元素过于强势，引发行政科层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绩效考评的适用必须保持合理的界限。

(一)绩效考评的功能局限

波伊斯特指出，绩效考评并不是解决公共组织和工作项目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和挑战的万能药。［1］(P19)这表明，绩效考评就是在公共行政组织中也有功能上的局限。这种局限在司法组织中同样存在，甚至更甚。这就决定了绩效考评不可能解决司法组织和司法体系面临的所有问题，即使是实现监督与激励司法人员、准确评估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等一些源自于绩效考评本身的目的，也可能有所局限。首先，考评指标的局限性使得绩效考评必然存在功能上的局限。由于绩效考评的基本操作是依据事先设定的绩效指标衡量考评对象的实际工作业绩，并从中获取有关考评对象工作表现与组织运作的真实信息，因此，考评指标的质量对绩效考评功能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而言，虽然可以围绕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界定相应的指标，但受司法活动特殊规律的限制，我们无法设计出一套能准确反映司法人员绩效状况与行为表现的指标体系。这里仅以司法活动两个较为普遍的规律为例来说明此客观事实。我们知道，司法工作并不是一项完全以“结果产出”为最终导向的活动，而是一项包含广泛政策目标与更多价值实现的工作。对于这些政策与价值的实现程度，我们很难进行准确地测量与评价。这正如唐斯所言:“在官僚组织中，客观测量能够显示一个职能是否被充分执行，但不能测量出这种执行的真正价值。”［10］(P86)另外，为了实现证据判断的灵活性与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司法人员一般都拥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自由裁量权赋予了司法人员一定的行动空间，再加上案件本身的复杂性，这使得我们几乎不可能通过某种指标来准确评估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及其司法能力。由此可见，无论怎样设置绩效指标体系，它都存在某种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绩效考评理论层面的功能在实践中势必存在一定的限度。其次，案件疑难复杂程度的差异性是影响绩效考评功能实现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绩效考评关注司法人员在案件处理中的行为表现，并据此衡量司法人员实际的绩效水平。如果案件疑难复杂程度不一，案件处理所需的成本投入与司法能力将有很大差异，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也会因此而截然不同。如果采用整齐划一的标准评估不同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则会存在准确性的限度，即考绩结果无法真实地反映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最后，绩效考评中的主观评价也是制约绩效考评功能发挥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绩效考评追求客观评估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与绩效状况，尽可能地减少考评过程与结果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然而，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往往只有一部分能被客观描述，对于那些无法客观测量的部分，要么采用主观性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估，要么依靠考评者自己的经验与印象来决定。无论选择何种方式，考评过程中的主观评价都无法避免。由此而言，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必然是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的混合，客观评价中必然夹杂主观判断。正是在此意义上，唐斯指出，“涉及官僚组织中人事的评估决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上级的主观判断”。

一旦绩效考评有了主观评价的因素，绩效考评的结果与司法人员的真实表现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如果考虑主观评价中可能存在的故意扭曲、任意评定等一些非正当的人为影响因素，这种误差可能更大。这不仅会影响考评结果的准确性，还会导致通过绩效考评所获取的信息失真。一旦绩效考评无法有效传递有关司法人员行为表现与司法程序运作的真实信息，绩效考评的功能必然受限。上文的分析并非是对绩效考评的否定，而是为了澄清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功能局限。认清这种局限有利于我们准确定位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位置，即我们可以将绩效考评作为了解司法程序运作状况、监督与激励司法人员以及改进司法工作的重要手段，但不能将其作为解决司法管理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对绩效考评功能局限背后原因的分析揭示出了绩效考评在具体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合理把握定量评价的范围及其与定性评价的关系。前文指出，对于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只有一部分能够利用客观指标衡量。按照唐斯的观点，当一个官员职责的重要部分不可测量的时候，客观的绩效评估可能失效。［10］(P86)据此，在司法管理中，对于那些无法客观测度的方面，客观的绩效考评并无太多的意义。这意味着绩效考评中定量评价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考评事项能否被准确量化，合理确定定量评价的对象范围，切忌盲目追求考评的定量化与数字化;在此基础上，还要处理好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关系，恰当把握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在整个绩效考评系统中的比重构成。其二，注意考评结果在反映司法运行态势和司法人员行为状况上的局限性，慎重应用考绩结果。受绩效指标局限性、案件疑难复杂程度不一以及评价的主观性等因素的影响，绩效考评的结果可能不是有关司法程序运作和司法人员履职情况的全部反映。因此，绩效考评的结果只是司法人员行为表现不完全意义上的描述，并非终极评价。这就要求对考绩结果的使用必须慎重，应从“防弊”的角度使用考绩结果，主要将其作为改进司法程序运作与司法人员改正错误的重要资料，不能把它作为评估司法人员行为表现或个人业绩的最终依据。

(二)绩效考评的适用限度

从本质上讲，绩效考评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将其运用于那些按照科层结构构建的组织，可能并不存在结构性的障碍。但在司法组织中，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前所述，司法组织的司法属性与管理属性使得其体内存在两种并非天然协调的异质性结构:司法管理的科层结构和司法职能的司法结构。一旦将绩效考评运用于司法管理，必然会使司法组织体内的管理职能强化与行政科层元素活跃。这可能会破坏上述两种异质性结构之间原本协调的关系，甚至引发它们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同时，由于考评的内容往往涉及具体的司法活动，行政科层力量会通过绩效考评渗入司法过程，如果拿捏不准，将会导致管理职能对司法职权独立性的侵害。因此，在司法组织中推行绩效考评必须处理好司法组织体内的行政科层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管理的科层结构与司法职权结构的合理平衡。法布里指出:“法院管理者的作用是在保持司法机制在判决进程方面独立性的前提之下提供管理专能来改进法院的效率和业绩，这是实现公正这一最终目标的最基本的部分。”［11］(P287)同样，在司法组织中推行绩效考评不能损害司法独立，并要承认与尊重绩效考评这一司法管理权和司法权的相互区别与各自作用领域。这是绩效考评适用于司法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具体把握上，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明确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是一种引导性与监督式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管理者可以直接在事中指令。为此，绩效考评要在确保司法人员中心地位和司法权完整的前提下进行，避免司法人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受制于司法管理者而失去独立思考的可能。第二，划定绩效考评的合理界限，注意绩效考评的适用限度。由行政主导的考评，如果过于强势以致超越必要的限度，甚至完全替代司法运作的逻辑，必然使之蜕变成行政意志对案件处理的干预，甚至沦为上对下的钳制工具。具体而言，绩效考评只能评价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不能将案件纳入考评范围而评估已处理的个案，也不能将司法人员作为考评的客体。

三、中国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制度

前文提到，推行绩效考评是中国司法组织近年来为提升司法工作质效和有效管理司法人员而普遍采用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一套能够帮助司法管理者了解司法人员行为表现与司法质效的绩效考评制度，可谓适得其所。因为“在考核中，正常化或规范化的判断和阶层式的监视变得特别明显”［12］(P236)，而且绩效考评还“使得个人处于具体的、严格的考察之下，管理者可以将其与雇员直接表现的行为联系起来”［13］(P171)，司法人员的行为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与控制。在有效控制司法人员行为、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标驱动下，中国各级司法组织为构建一套针对司法工作、对司法人员有约束力且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系统倾注了大量精力。相比于初期的探索，当下的绩效考评已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考评的指标体系分解的更细更严，覆盖的对象范围更广，凸出了考评的精细化与全面化。而绩效指标本身也从以往单纯用作描述司法人员业绩的手段发展成为了对司法人员行为事前引导、事中参照与事后改进的复合型工具。其次，在具体实施中，强调考评对司法人员的引导与激励作用，重视考评结果在司法管理与具体决策中的参考与指引作用，一改以往“为了考评而考评”的思路，并建立起了相对规范与透明的考评程序与适用机制。最后，为了保证各项数据的准确与客观，实践中还利用各种管理软件实时填报相关数据或记录相关情况，并根据具体指标在绩效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设计专门程序，以自动生成考评的具体分值。上述变化表明实践中的绩效考评在技术层面渐趋合理，但这仍难掩它在其它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首先，考评的对象与内容存在偏差。前文指出，中国各级司法组织之所以推行绩效考评，主要是因为司法管理者想借此达到监督与制约司法人员的目的。在此目的的支配下，实践中的绩效考评不仅要对个案处理进行管理和评估，还要控制与评价司法人员的行为。换言之，当下绩效考评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已囊括了司法管理者所能虑及的有关案件处理和司法人员行为的方方面面。这种愿望虽然良好，但将案件处理作为考评对象有违绩效考评的适用限度原理，容易引发司法管理逻辑与司法逻辑的紧张与冲突，进而损害司法独立。其实，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之所以饱受诟病，其原因主要在于司法管理者忽视了绩效考评的限度，强行将司法工作的所有方面都纳入考评范围，导致其负面效应明显。另外，由于当下绩效考评追求量化评估、数字考评，使得很多无法客观测量但对评价司法人员行为表现非常重要的事项没有纳入被考评范围，如司法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修养、职业操守、业务能力等。

其次，考评指标设置的思路不科学。观察目前公开可查的绩效指标体系不难发现，它们的设计思路高度一致，即围绕案卷所能外显的项目定义考评指标，其实质是将案件而非司法人员作为考评的中心。这势必会使个案处理成为考评对象，从而违背前文所提到的绩效考评限度原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所定义的绩效指标无法全面覆盖司法人员的所有绩效维度，进而难以准确评估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因为案卷外显的事项只能反映司法人员实际行为的一部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具体指标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司法工作的固有特质。比如，法院系统用于考评案件质量的“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指标就没有注意到导致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原因除了一审裁判错误之外，还有诸如出现新证据、新事实或自由裁量等其他与一审法官无关的因素。类似指标还有很多。毫无疑问，这些指标很难准确地反映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的真实状况。最后，考评方式不合理。实践中的绩效考评是在批判传统考评忽视科学测评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追求定量测评与数字管理。因此，实际考评多以统计和计算相关数据的方式进行，司法人员最后的绩效水平往往体现为具体的数值。这种考评方式虽然简便易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考评中的主观因素，但其合理性也不是不容置疑。正如前文所言，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相应的绩效考评需要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分追求定量评价而忽视定性评价的应有作用，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不仅如此，它还会造成评价的简单化。由于这种考评方式是以客观数据描述司法人员的工作业绩与行为表现，并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主观评价与价值判断的因素，它属于一种“数字结果”评价模式，是一种“纯粹的统计式管理体系”［14］(P217)，缺乏必要的价值评价功能。一旦将其运用于在工作内容与性质上具有价值复合性的司法工作，必然导致评价的简单化。客观而言，上述问题在当下实践中较为普遍，它们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有效实施。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都属于技术层面的缺陷，实则不然。因为上述问题的真正病灶在于司法管理者并未明确意识到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功能局限与适用限度，进而导致制度设计出现了偏差。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司法管理者对绩效考评的错误认知。因此，如果我们要完善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制度，首先需要更新主观意识层面的固有认识，积极转变绩效考评的运用思路;然后在恰当把握绩效考评适用原理与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层面的革新。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仅针对上文所指出的突出问题，提出若干方略性的改革建议:

其一，调整考评的对象范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将案件质量排除在绩效考评的范围之外。①这不仅是因为案件质量难以通过具体指标准确界定，还是因为对案件质量的考评必然牵涉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处理，一旦把握不当，绩效考评就会异化成管理者利用司法管理权对司法权的干涉。事实上，不对个案进行评估，已成为域外司法管理绩效考评的基本准则。正如英国司法部在一份题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司法体系》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种监督法官品德与行为的评估体系，需要这样的体系来确保法官获取其行为的反馈信息，这里并非关注他们判决的正确性，因为这是上诉法院的工作，而是关注他们如何表现以确保审判的公正。［8］(P205)

其二，更新绩效指标设计的总体思路。一方面需要将绩效指标设计的基点从案件转向司法人员。从本质上讲，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是对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进行评价，它试图通过对司法人员的行为或动机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控制与激励司法人员的目的。因此，绩效指标的设计应该以司法人员为中心，根据司法人员的行为特征，创设以人为本的指标体系。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简单量化的不当评价，同时也为了将那些应当考评但无法量化的事项纳入考评范围，我们应该抛弃一味追求考评指标数量化与定量化的错误做法，适当增加一些主观性的考评指标，如当事人的满意度、司法程序的驾驭能力、司法廉洁度等。

其三，改革考评方式。在增加了定性评价的主观性指标之后，当下纯粹定量评价的考评方式已不合时宜，未来应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评办法，并合理控制两者在最终考评结果中的比重。同时，为了使定性评价更为准确，减少评价的随意性，还应该适当丰富考评主体的人员构成，并引入外部评价机制，实现考评主体的多元化。这不仅有助于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还有利于制约司法管理权。其实，域外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早已抛弃了纯粹的定量评价与内部评价，而是采取了多元化的考评办法，这其中就有定性评价和外部评价。［5］(PP361-379)对于域外的这些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并适当吸收。

结语

篇5

关键词：群众诉求服务中心；服务平台；创新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4.4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4-98-03

安图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诉求中心）于2011年7月正式挂牌运行，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反映利益诉求和矛盾受理化解渠道；创新了一个公正高效且低成本的矛盾纠纷解决载体；搭建了一个能促使党委、政府与百姓有效沟通的平台。其机构特性体现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且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人大牵头成立，相关部门协同，公众广泛参与。实践证明，群众诉求服务中心，集法律服务、行政接访、群众评议“三位一体”为一身，形成接访工作“一站式”进行，来访“一条龙”服务，问题“一体化”调处的新机制。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创建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平台，为群众诉求提供及时、全面、周到的服务的新尝试。

一、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基本模式

诉求中心办事机构由行政接访办公室、法律援助办公室和民事民议办公室组成，行政接访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来电，协调相关涉事部门，帮助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对处理结果不满，符合评议会相关条件，正面引导进入民事民议程序。法律援助办公室主要负责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和司法解释。民事民议办公室主要负责收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负责议事代表的选举、补选和管理工作，召集和组织议事代表及相关人员参加会议和活动；整理提出评议大会议题，组织议事代表对评议会议题进行前期调查，并起草评议议题的调查报告，呈报业务指导部门审定；负责安图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所需经费的报批和使用管理；完成业务指导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诉求中心有工作人员7名，设诉求中心主任1名，行政接访工作人员2名，法律援助工作人员1名，民事民议工作人员3名，分别由县局、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和县民事民议中心派驻。还有从社会各界经推荐、评选、公示的形式确定议事代表100人，其人员构成比例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占14%；法官、律师等精通法律、法规的司法界人士占5%；熟悉行业政策、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占50%；阅历丰富、公道正派、有威望的社会人士占8%；居民代表、村民代表占23%。议事代表的产生，由有关部门或组织推荐，或群众自荐；经中心民事民议办公室初步审查；在新闻媒体公示；经业务指导部门确定为正式代表。代表管理上严进宽出，不断优化。

二、安图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做法

诉求中心采取“点单式接待、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 其运行模式可概述为“一个中心，三位一体，三个平台，一个全景式、全覆盖、全程跟踪录播的电视媒体曝光台及其附属的监督落实网络”。在“行政接访、法律服务、民事民议”三位一体基本组织框架下，搭建了“评理、说事、建言”三个平台，确保整体工作规范有序、科学、合理。

1、搭建中介平台，畅通诉求渠道。诉求中心所受理的群众诉求，多数体现为群众与政府及从事公共服务的企事业部门之间的纠纷。为使社会矛盾化解在潜在或萌芽状态中，诉求中心变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通过“说事”平台，结合“领导基层座谈、涉事部门约谈、百姓即时访谈”三个载体听民声、解民怨，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领导基层座谈”即县级党政领导与普通群众面对面交流，倾听民声、听取民意。通过“建言”平台，针对一个时期全县经济发展及社会民生需求向社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听取民意。

2、议事代表多元化。诉求中心通过“评理”平台，组织100名议事代表和相关涉及部门及群众代表，针对上访引发的矛盾焦点组织热议广评，用舆论监督、引导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及纠纷。视情况通过“现场评议”或“即时评议”两种途径予以解决，即针对一些涉及面广、影响面较大的诉求案件，组织100名议事代表进行现场评议；对一些影响面相对较小、时效性强的诉求个案，组织涉事部门及议事代表进行即时评议。通过“评理”，引导当事人及涉事部门正确判断得与失、对与错，进而解心结、顺心气、求和谐。

3、以“调”为主，三方联动。依据协调联动机制，群众诉求所反映的问题由诉求中心形成《诉求问题反馈表》报送县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涉事部门分管领导、涉事部门及监督、督查部门，形成全方位的落实及监督网络。涉事部门收到《诉求问题反馈表》后，设立“民情台账”，采取对照“查账”、验收“销账”的办法，使《诉求问题反馈表》中的问题逐一落实。暂时不能解决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做出回应。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诉求问题，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由县级主管领导或牵头部门负责人统筹协调处理。上述情况在第一时间向诉求群众公开说明。监督、督查部门负责对涉事部门的处理情况跟踪问责，定期定向通报。

4、立足“中心”，顶层设计。诉求中心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规律可循。安图县主要领导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思路进行了精心设计。产生了诉求中心这样一个党委统一领导、人大业务指导、社会公众参与、政府经费保障、职能部门落实、纪检督察监督、新闻媒体推动的新型社会管理组织；使得诉求中心具有了组织任务化、主体多元化、架构扁平化、工作平台化、方式协商化、运行程序化、影响媒体化的创新特色。

5、媒体跟进，引导舆论。为了保证群众诉求工作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同时也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舆论监督的引导作用，中心利用现有的条件，建立了一个全景式、全覆盖、全程跟踪的电视媒体报道平台。安图电视台为报导中心活动，增设《安图民声》频道，专门报导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活动的实况和新闻、群众反映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曝光的群众诉求案件进行跟踪报道和全面点评。对各项活动随时跟踪采访，同步全程录播调处实况，全景式、全覆盖滚动播出，使之家家户户，无人不晓，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成了安图群众必看的节目。

三、群众诉求服务中心解决群众诉求取得的成效

安图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运行已近两年，其关注安图百姓各类焦点、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化解社会各类矛盾，强化社会维稳的源头治理等举措，对安图县逐步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环境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评理”平台的搭建，使上访矛盾焦点得到群众的热议广评，打破了过去“一言堂”的局面，舆论的监督和引导使社会矛盾及纠纷得以更好的解决。如2010年“7.28”洪水过后，安图县两江镇四岔子村13户村民就灾后重建住房用地置换耕地不合理问题多次到省、州、县上访。2011年7月，在上级领导视察灾后重建之际，采取过激行为阻扰正常视察工作。同月，13户村民向“中心”提出评议申请。8月6日，“中心”组织涉事双方及66名议事代表召开现场评议大会。通过安图电视台全程录播现场评议并公布评议结果以及会后采访各界代表这一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两江镇政府和村民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态度均有所转变，积极采取得力措施及方式化解了纠纷。最终，13户村民全部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置换协议。截止到2013年3月，诉求中心共受理集中评议申请13件次，组织召开现场评议大会2次，另有11件次的评议个案在评理大会召集前息访；组织受理即时评议157件次。“评理”平台逐渐被安图百姓所认可，逐步成为安图的“道德法庭”。

“说事”平台的搭建，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政府与群众之间搭建了“连心桥”，培育和推动了“建设”，即“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并促使广大百姓依法、合规、合情、合理地维权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2012年11月5日，“县级党政领导进社区”活动正式启动，定为每周一晚六点半分别到县城四个社区进行座谈。截止到目前，“县级党政领导进社区”共收集诉求件246件，已组织涉事部门约谈百姓5次，已组织召开龙山小区部分居民私自扣留高铁补偿款现场说事大会1次。

“建言”平台的搭建，让百姓有了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畅通了“参议渠道”，在安图发展上集民智、汇民策，最终使百姓充分分享安图的发展成果。2011年，安图县在打造一条街 “精品街路”过程中，老农行家属楼部分居民不配合街区改造，影响了改造进程。针对此情况，群众诉求服务中心启动了建言程序，采取多种形式对家属楼内居民以及百姓进行采访，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向居民代表说明打造精品街路的重要性。最终，该楼居民全部同意改造。截止到2013年3月，诉求中心已开展建言活动3次。

安图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成立至今，已接待群众诉求564批967人次，结案率达98%以上。其中，行政接访办公室协调处理334件次，法律援助办公室提供法律服务51件次，民事民议办公室受理179件次。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服务机制已演变成约束百姓行为、监督政府部门的一把“双刃剑”，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与和谐的环境，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在不断改善、权益受到保障、作用得到发挥；为引领安图逐步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环境，促使广大百姓依法、合规、合情、合理地维权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与和谐的环境。

四、完善提高群众诉求服务中心工作的建议

安图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成立是一个由社会大众监督政府机关及相关部门的一个窗口和平台，原来成立的初衷是针对诉求群众，事实证明，召开现场评议会这种形式已经演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不仅制约着百姓，更监督着部门。尤其这是一个新生机构，在全国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同时，这个机构承载着安图县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职能，虽然都认识到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但在这种体制下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研究的还不是很透彻，尚处在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一）不尽如人意的方面

从整体宣传上看，还需要利用多种渠道，进一步完善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从议事代表上看，召开现场评议会作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应由哪些公众来参与？现有的100名议事代表从构成比例、人员素质、觉悟以及议事能力等方面是否能够完全胜任？目前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另外，从召开评议会100名议事代表的参加情况来看，是否可以随机选定一部分议事代表来参加评议会，而不是全部参加，这样可以减少办公成本，精化评议质量；从评议机制上看，现在采取的是由议事代表会上票评，现场不许发言的形式。之所以选择这种现场形式，主要是考虑议事代表在现场是否能将问题说到点上？议事代表的现场评说能否造成大会的混乱等因素，但还应考虑到议事代表心里的真正想法，这还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从评议案件上看，群众诉求服务中心虽然是一个创新型的管理机构，但实际上是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拓宽渠道，不是独立于视野之外的一个机构，那么既承载着创新社会管理这样一个职能，又承载着百姓参与公众评说的一个职能。需要就如何发挥好本职作用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措施；从评议结果上看，结果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他具备社会管理职能。目前，虽然以舆论监督为主，但评议过程当中的协调机制以及部门间整合资源采取的措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完善提高的建议

诉求中心成立至今，县委、县人大、县政府等县级领导对诉求中心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支持，曾先后多次在县委常委扩大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办公会专题听取诉求中心工作情况汇报，并亲自过问亲自抓，定期到诉求中心调研工作，听取工作开展情况，探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诉求中心工作的开展创建了良好的氛围；其次，领导重视，形成共识与合力，也是开展好此项工作的必要保证；另外，群众关注认可，媒体支持到位，更是确保这一新生事物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业绩所在。诉求中心从某种意义而言，承载着“民心工程”、“和谐工程”、“稳定工程”及“民生工程”等功能，作为一项社会管理的创新机构，也充分体现出它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时代性”、“前瞻性”、“方向性”和“亲民性”，这需要我们精心操作，不断理顺和完善思路。目前，阶段性成果已初步展现，成绩可圈可点，但问题和矛盾也切实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是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努力让诉求中心家喻户晓。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积极创新宣传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宣传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切实加强典型案例的宣传、舆情分析引导，让群众真正了解机构的工作职责。同时，不再单纯的依靠行政接访，要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上一些敏感的问题主动下访，采取多种形式来“晒”问题，将进行无诉求方的评议，切实把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摆到评议会上来，真正成为一个引领社会风清气正的有效载体。

二是加强管理，提高议事代表履职尽责的能力。对议事代表要继续加大培训力度，使议事代表能够正确行使代表权利、积极履行代表义务。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改进议事代表参会形式，比如对议事代表进行系统编号，会前由诉求双方随机抽取一定数额代表参加评议会，真正体现出评议会的公平、公正。

三是改善评议机制，拓宽评议领域。现在投诉中心采取的是会上票评，会后通过召开座谈会、电视采访等形式来评说。应完善评议票的设计工作，建议将议事代表的观点写在评议票上，作为后期民意调查的一种参考；同时，考虑采取议事代表现场评说的模式，能不能起到作用，尚无定论，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四是转变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措施。为了有利于机构正常运转，诉求中心要转变工作思路，对覆盖面广、影响较大的诉求案件，要采取多种形式给予评议；对经司法终结、行政仲裁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以及个案，应采取一些工作措施，不予受理此类评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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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及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颁布，破产管理工作日渐升温。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积极参与企业破产案件，在企业破产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从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背景研究入手，分析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的职责、优菁按嬖诘睦难，进而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促进会计师事务所破产管理人业务规范发展。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破产管理人 业务拓展

一、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背景研究

（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破产管理工作日渐升温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制度日渐成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性竞争环境，经营效益不好、资不抵债的企业能够依法申请破产，实现市场出清。尤其近年来经济形势下行，许多企业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而被债权人申请破产，企业间错综复杂的相互担保关系或涉及高息集资问题，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更多企业破产。

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要求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强化债务人的破产清算义务，推行竞争性选任破产管理人的办法。2016年国务院又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要“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降低企业杠杆率，指导企业破产工作，破产管理工作日渐升温。

（二）破产法规定，担任企业破产管理人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定业务

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依法设立并编入管理人名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企业的破产管理人。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经济警察”在承担破产管理人业务上责无旁贷，会计师事务所是法院等司法部门引入社会中介机构的主要组成力量，是破产管理人的重要队伍。

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的职责

（一）破产管理人的概念及特点

企业破产业务错综复杂，周期长，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关乎企业的生死及巨大的经济社会利益，当好破产管理人意义重大。破产管理人是指破产案件受理后，在人民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依法成立的，全面接管债务人企业，负责债务人财产保管、清算、估价、处理及分配等事务的专门机构，在整个破产程序中举足轻重。

会计师事务所承办企业破产业务可以是接受人民法院指定，担任管理人；接受管理人委托，提供清算审计等相关专业业务；还可以接受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相关人士委托，提供相关专业服务。

（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

注册会计师受人民法院指定担任破产管理人主要职责可以分为一般性程序职责、会计专业服务类职责及法律业务与会计业务结合的职责。

一般性程序职责指：接管债务人财产、印章及账簿、文书等资料；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接受债权申报并登记造册，保管文件；履行破产企业重整、和解程序中的职责；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停止债务人营业；对破产财产进行变价和分配；办理破产人注销登记；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及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会计服务职责指：依法清收债务人的债权；发现债务人有无效行为的，追回相关财产；要求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完成出资；追回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

法律业务与会计业务结合的职责指：发现债务人有可撤销行为，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调查债务人的劳动债权，相关保险及支付职工补偿金；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核，编制债权表；管理继续营业的债务人的营业事务；涉及破产重整的，制作重整计划草案等。

三、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意义和优势

（一）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的积极意义

1.破产管理人业务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多元化。当前注册会计师传统审计业务大受影响，行业面临严峻挑战，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能够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开辟新业务领域，优化业务结构，增加行业收入，突破困境，提升行业综合实力。

2.作为破产管理人参与社会管理能够有效提升行业形象。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经济警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体现，当好破产管理人能够充分展示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扩展经济鉴证领域，维护社会稳定，提升行业形象，将对行业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3.担任破产管理人可以帮助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会计师事务所承办企业破产业务，依法对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营运能力差的落后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帮助企业退出市场，淘汰落后产能，有利于重新配置资源；对于具有营运价值与再生能力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剥离不良资产，改善治理结构，引进投资者，整合资源，实现转型升级。

4.破产管理人业务有助于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管理能力和注册会计师综合素质。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能够提升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帮助注册会计师突破传统业务思维，拓宽注册会计师的视野，提高自身的管理协调能力，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优势

1.独立性较强。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作为独立第三方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破产业务中的一系列利益和风险平衡问题，为企业破产案件的司法审判提供独立鉴证报告。

2.具有专业优势。破产管理人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全面清查破产企业的资产债务，继续经营破产企业的营业事务，而注册会计师具有较强的审计、评估、税务等经济鉴证专业知识，在企业接管、债权审核、债权催收、财产清理和估值等工作中具有独特优势，能够较好地胜任破产管理人工作。

3.团队合作精神。破产业务工作范围广、工作量大且繁琐，单靠个人难以完成，要由不同业务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建团队共同协助才能胜任。会计师事务所正是由许多专业知识的人才合作组成的，传统的审计项目也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注册会计师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丰富的团队合作经验。

四、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中存在的困难

由于破产管理人业务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涉及社、经济、法律等一系列问题，加上企业破产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规范方面的不健全，以及会计事务所本身管理和能力等方面的缺陷，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一）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2007年新《破产法》明确规定破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2008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相应了《注册会计师承办企业破产案件相关业务指南》（试行）用于指导破产管理人业务，但随着企业破产的市场化发展，关联企业破产频繁发生，新《破产法》主要是针对单一企业破产，对关联企业破产没有涉及，还没有具体规范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的正式文件，理论和实务对如何运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规则认识不一，难以满足破产实务的需要。另一方面，虽然各地法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涉及破产管理人业务的司法解释，但破产业务涉及金融、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内容，而破产法与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较少，相关配套制度规范不健全，不利于破产管理工作的开展。

（二）破产管理人业务复杂，对会计师事务所管理能力和注册会计师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挑战

1.业务特殊性要求拥有多方面的能力。注册会计师虽然具有较强的审计、评估、税务等经济鉴证专业知识，但缺乏法律方面知识，工作中容易法律思维不够。加上破产管理人业务涉及人员多，工作量大，需要寻求政府政策支持，部门间工作协同等，对管理人的人际沟通和应急事件处理能力等综合素质要求较高。

2.破产管理人业务人才储备不足。破产管理事务错综复杂，有着大量法律事务与非法律事务，除了要求注册会计师擅长会计、审计、评估、税务知识外，还应具备程序法、实体法等法律知识，具备拍卖知识、资本运作知识及较强管理和沟通协调能力。但由于目前缺乏统一的学习培训机制，会计师事务所破产管理人整体业务经验不足，人才队伍单薄，素质参差不齐，综合性人才匮乏，制约业务的发展。

3.破产管理人业务管理不够规范。破产管理人作为推动破产案件进程的专业机构，需要处理的事务复杂而庞大，必须要有长期稳定的专业团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然而许多会计师事务所尚未成立专门的破产管理人业务团队，没有一套成熟有效的企业破产业务管理体系，难以应对企业破产业务中可能面临的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等繁重任务。

（三）破产管理人报酬不高，挫伤会计师事务所积极性

一方面企业破产业务处理进程慢，周期长，涉及事项复杂，耗时耗力，但破产管理人报酬却较低，成本效益不相匹配，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承办企业破产业务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由于破产企业大多资产质量差，可变现资产少，缺少计提管理人报酬的基础，加之最高院明确规定抵押物变现所得不能作为管理人报酬的计算依据，当企业无产可破或资产不足支付管理人报酬时，终结破产程序，管理人的报酬没有着落。因此，破产管理人存在报酬较底、报酬与大量破产事务工作不对称，甚至所得报酬无法得到保障等，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管理人承接业务的积极性，也不符合公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分配原则。

（四）破产业务涉及多方利益，需要多部门协同工作

企业破产业务要求管理人能够有效地与法院、律师沟通，要将自己熟悉的会计、审计用语转换成法院、律师熟悉的法律语言，同时还要做好与破产企业职工、经营管理者、债权人的沟通，这些都极大地考验了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多部门合作能力。

（五）担任破产管理人具有较高的执业风险

1.职业道德风险。新《破产法》赋予管理人包括财产处分、经营管理等较大权力，尽管有法院约束，债权人、职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监督，但权力过大容易滋生腐败。

2.法律风险。破产事务复杂， 涉及企业经管、产权交易、职工安置等诸多问题，即使管理人自认已尽忠勤勉，但仍有被未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的风险。

3.社会风险。破产管理涉及职工安置，处理不当，容易引发职工闹事和矛盾冲突，影响社会稳定。

五、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的建议措施

破产管理人业务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好破产管理人需要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应对，联合多部门、多行业共同努力，加强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探索完善破产法律相关制度法规，整合多方资源才能实现。

（一）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规范破产管理人业务发展

1.立法部门要完善破产清算司法解释和司法规范，建立健全破产管理人制度。探索建立关联企业合并破产机制，做好破产法与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工作，尽快出台统一的、操作性强的、可细化的破产法的司法解释，减轻管理人工作中的法律制度障碍。

2.完善法院与破产管理人工作协调机制，对破产管理人实施动态管理。法院编制管理人名册评审委员会对自愿向法院申报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审，建立中介机构备选库及管理人履职资料库。实施动态管理，定期评估，强调风险控制，并设计退出机制。

3.联合法院、高校、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举办破产管理人业务论坛。邀请实务界专家、学者针对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重要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推进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法律完善。多部门联合成立破产管理人业务指导小组，或者设立“破产管理人业务专家委员会”，聘请专家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指导，指导注册会计师行业从事破产管理人业务，完善法院与破产管理人工作协同机制。

4.注册会计师协会还可组织开展破产管理人课题研究。就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业务开展专题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予以推广和应用，进一步推动破产管理人业务发展。

5.合作共建联合执业质量检查评估机制。组织一支由法院清算与破产法庭专家和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共同组成的检查队伍，定期进行执业质量检查，及时纠正偏差。

（二）成立破产管理人业务部，加强管理，整合行业资源

1.设立破产管理人业务部，打造特色破产管理人业务专长团队。会计师事务所在承接企业破产业务后，应及时组建破产管理人团队，根据破产案件的实际情况配备合适专业人员共同参与企业破产业务。

2.整合行业资源。破产管理人业务不仅是破产清算，还涉及破产重整。破产重整是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收购等方式对各利益相关方进行重新分配，盘活存量资产，这就需要整合行业资源。破产管理人需要将财务审计资源与评估、税务、券商、信托、资管等各行业资源整合起来，搭成统一平台，履行破产重整程序，服务破产重整，实现多方共赢。

（三）注册会计师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增强专业胜任能力

1.建立破产管理人统一的学习、培训和交流机制。法院和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培训。由法院清算与破产法庭的法官及破a管理人业务实践经验丰富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题培训。通过常态化、专业化培训逐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专业胜任能力，逐步培养能有效服务企业破产业务的注册会计师队伍。

2.注册会计师协会应该组织制订统一的破产管理人业务操作规范、职业技术规范，建立定期组织开展破产业务管理人的培训制度。同时考虑到破产管理特殊性，除了进行会计、审计知识培训外，还应增加破产法司法解释与规范性文件解读、企业破产审判实务中重难点问题，企业并购重组咨询、评估、税务、拍卖等方面课程，注重培养注册会计师的管理和沟通协调能力。

（四）积极研究恰当的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

1.破产管理人报酬应当以破产企业可清算的财产价值总额减去担保价值后的数额为依据。当破产管理人保守计算额存在争议或者无法确定时，可以请法院出面协商。

2.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应探索建立地区性的破产管理人基金制度，统筹规划，以丰补歉，自我完善。

3.会计师事务所在承接企业破产业务时要做好破产业务中收费或无资产可破情况下的收入风险控制。J

参考文献：

[1]刘发顺，樊富强.注册会计师作为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及案例分析[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6）.

[2]张辉.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与华英药房停业清算事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