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哲学基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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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医学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1．1西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医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同步，西方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有赖于17世纪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法国医生拉美特里（Lamettrie）著作《人是机器》就是把人体医学研究纳入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还原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方法论，主张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于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医学实践逐步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等学科，为现代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促使医学研究日益向微细方向深入，从大体水平、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甚至到达基因水平［2］。迄今为止，以还原论为哲学指导的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组DNA理论和技术更是引起了生物学、医学的革命性变化，分子生物学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引入到分子水平，使人们对生物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本质［3］。可见西医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西方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西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于还原论。

1．2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医学理论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其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联系观、平衡观是其主要的特点。系统论作为一门学科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其指导观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全过程。阴阳学说代表着人体与环境，机体内部、脏腑间、气血津液间的动态平衡观，五行学说代表着机体内部的多系统、多层次相互间的联系观，因此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联系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融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性、联系性，其研究方法完全符合系统论思想。可见中医学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医学研究的方法论符合系统论。

2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各自的理论特点及不足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5］。由研究的主体、内容可以知道西医学和中医学是可以相通的。由于两个医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理论也各具特点和不足。从两者特点可见，他们的世界观是可以互通的，方法论是可以互补的。

2．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1．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西医理论是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他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从医学的形式看西医学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它以客观、具体、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西医学把单元结构作为其理论基础，把单元结构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把以还原论为指导的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西医学简单理解为“元”医学。西医这种纯技术的还原论的研究方式促进了人类医学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多数传染病被有效控制、多数疾病找到了诊断治疗的方法，人类平均寿命得到了很大提高。

2．1．2西医学理论的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医学这种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把生命视为一个线性的系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推导生命活动、推导生理病理、推导治疗手段的还原论方法日见其局限性。有时单纯的还原分析难以导出由一些随机、综合因素所引发的变化和产生结果的机制［7］。例如，生物体活性的理解，按线性关系从无活性不能得出活性；没有组成要素的非线性关系、复杂系统的概念，则难以理解活性［8］。由于还原论过于强调新发现、新技术，新的技术常常以市场为导向而忘记了医学研究的人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其片面性、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例如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病理、防治方法的认识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诊断治疗方法不断增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给患者、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负担。创新技术产生的成果被快速产业化运用于临床，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提供了理论庇护。其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这种非人性化的局限性是以单纯的技术至上的还原论的哲学观指导下的西医自身无法解决的。

2．2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2．1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以阴阳平衡观为指导，以五行相关学说为联系，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以阴阳平衡为指导的，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是以平衡观、联系观为基础的。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衡”医学。

2．2．2中医学理论的不足中医理论系统观思维是其最大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系统论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核心内涵是需要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由于中医理论对还原论思想有着先天不足，过于依赖系统思维，对一些客观存在的结构不够重视，不重视对微观结构的研究，常常在诊断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笼统的缺陷，面对蓬勃发展的西医科技，常常显示出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各个组织、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否则这种系统论的研究只能是一种“暗箱”。

2．3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与不足

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如用西医的方法来发展、研究、解释中医理论，用西医的方法来评价中医诊断和疗效，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药（药理分析、组方成分分析），以中医的疗法补充西医治疗或用西医的疗法补充中医治疗，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进行诊治，这些中西医结合方式虽然在临床上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基本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互补，对中医科学性论证及对中医理论的局部观点的证实，以及对中药组分分析，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较庞杂不够系统，且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其主体指导思想仍然是把中医药处于被动从属和被检验和验证的地位用还原论方法指导中医药现代化。由于缺乏有效的医学思想和创新医学理论的指导，中医与西医在医学指导思想和医学基本理论层面上的结合非常有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所以中西医结合目前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远不能满足于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急需在取得前述的大量成果、经验、素材的基础上结合中西医两个学科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理论特点进行更高层面的结合研究。

3创新理论的医学哲学基础

3．1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世界观

由中西医学理论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中医理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的“衡”医学特点，其研究方法倾向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具有与系统论相符合的医学哲学观。西医理论具有以单元结构观的“元”医学的特点，其发展受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较大，具有与还原论思想相符的医学哲学观。从当代的哲学观看，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是的哲学理论，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在医学理论的世界观中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样可以把自然辩证法和机械唯物论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世界观。

3．2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方法论

由前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还原论还是系统论都有着其方法论的局限性，都不具备引领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重任。我们把西医理论以解剖结构单元为基础的“元”医学特点与中医理论平衡观为基础的“衡”医学特点进行融合，形成还原论与系统论相统一的“元衡论”观点。“元”是西医理论的精髓，是结构单元的简称有形态的、结构的内涵，是以静态的、孤立角度研究人体；“衡”有阴阳平衡观的基本内涵，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有平衡的、联系的、动态的内涵，是以联系的角度研究人体。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结构单元为研究基础的人体平衡观。包括整体单元结构、层次单元结构、单元结构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状态。用它进行医学研究就可以形成兼顾点（单元结构）、线和面（层次单元结构）、立体的（整体单元结构）多维研究思路，可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内容，完善中医的科学内涵，弥补西医学重技术轻思想，重局部轻整体的不足。使对疾病的分析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用它来指导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本理论构建可以有效地兼顾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功能等。可以作为一种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方法论。用于指导疾病预防、控制、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研究。

3．3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

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见表1。

3．4试用“元衡论”指导临床医学研究

痤疮有着复杂的病因病机，我们曾经以“元衡论”对痤疮的病因及治疗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痤疮的发病是由于三个层次的内在平衡失调共同作用产生的，性腺雄激素循环为第一层次，皮脂腺皮脂循环为第二层次，微生态循环为第三级，当他们的循环保持平衡时，人体不会发病，当第一个循环被打破，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第二层次循环的平衡被打破，皮脂分泌增加，进而导致第三级循环的微生态的平衡被打破进而引发痤疮。这三个循环由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到第三层次分别由雄激素、皮脂参与介导，构成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病理过程［9］。我们根据病因病机特点，有针对性地分解为三个层次分别针对皮肤微生态、皮脂腺分泌和雄激素分泌等进行治疗，明显提高了疗效，减少了复发。同样的道理，遇有复杂难愈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元衡论”思维进行临床研究，例如慢性下肢静脉性溃疡，是一种慢性的、顽固的、反复不愈的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医学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医学上一般认为静脉性溃疡的病因是静脉曲张后静脉机能不全，静脉长期淤血，毛细血管损伤，通透性增加，组织水肿，最后因轻微外伤或感染形成溃疡［10］。但通过我们的一组研究可知，以上情况只反映了病因的一个方面，静脉性溃疡除与下肢静脉曲张有关外，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与下肢淤积性皮炎、足癣、甲癣、反复发作的丹毒、甲沟炎、心衰、糖尿病等均有一定关系［11］。从“元衡论”观点看包括三个层次的失调：①下肢静脉曲张—静脉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②慢性足部真菌感染—反复引起丹毒—淋巴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③淤积性皮炎—外伤感染—微生态失调—皮肤溃疡。可见静脉性溃疡的发生是有多层次病因导致的，其反复不愈、顽固难治是由该病病因的多样性和病情的复杂性决定的。通过给以相应的针对各层次的综合治疗和相关的健康教育，可以大幅提高疗效，并且可以有针对性防治复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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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共52分）17、（每小题5分，共10分）解下列方程组：（1） （2）

18、（5分）尺规作图：（不写作法，保留作图痕迹） 已知： 、 ，求作：∠ABC，使∠ABC= + 。

19、（6分）如图，经过平移，小船上的点A移到了点B，作出平移后的小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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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重症高血压； 脑出血； 手术时机； 方式

[中图分类号] R74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12-021-01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of operation tim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of surgical methods in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ment effect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January 2005 -2010 years in December for treatment of 54 cases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ata. According to the interval time between onset occurred until the oper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ltra-early operation groups, time interval ≤7h, 19 cases of early surgical group, interval of 8h-24h, 15 cases of delayed surgery group, time interval ≥24h, On the patient's brain hemorrhage, bleeding and haematoma parts are broken into a computer room, choose surgery patients with surgical methods, there are open-skull hematomas cleared and boneless flap decompression surgery, small bone window open intracranial hematoma removal, single side or double side outdoor drips brain surgery. Recovery and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ollow-up. Results I and Ⅱ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p0.05, differences of significance stating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early operation, Ⅱ and Ⅲ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compared to p0.05,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description of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delayed surgery. Conclusion Choose appropriate methods, as well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primary hospital for surgical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Key words]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iming; Modes

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是指经过检查脑出血量大于50ml[1]或者对患者进行格拉斯哥评分小于8分[2]，其死亡率很高，可以高达90%[3]以上。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曾应用不同的手术时机以及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过54例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现将其治疗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54例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均通过手术治疗；其中男34例，女20例，年龄为35岁-84岁，平均年龄55.3岁，高血压病史4年-30年。经检查出血部位有：基底节区出血19例，丘脑出血11例，脑叶出血10例，小脑出血9例，单纯脑室出血并铸型5例。根据发病起至手术之间间隔的时间分为三组，超早期手术组患者20例，间隔时间≤7h，早期手术组患者19例，间隔时间为8h-24h，延迟手术组患者15例，间隔时间≥24h，分别为I、Ⅱ、Ⅲ组。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出血程度等比较，P≥0.05，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手术方法 对于幕上血肿大于70ml且瞳孔散大的患者，全身麻醉后进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并视情况取单侧或双侧大骨瓣减压手术，完全清除血肿或是尽量将大部分血肿清除，在直视下进行彻底止血，最后于血肿壁贴上止血纱布或明胶海绵并放置至少两根引流管(其中一根需置于血肿腔内)；血肿在50ml至70ml之间，瞳孔变化不明显以及小脑出血的患者，采取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手术，小脑手术尽量咬除后颅骨盖，并咬开枕骨大孔约1-2cm;自距离血肿最近脑功能哑区分开脑组织至血肿腔的部位，完全或尽量彻底的清除血肿，并把止血纱布贴在创面，然后在血肿腔内及硬膜下各放置一根引流管；对于脑室铸型患者或脑室出血为主的患者，使用双侧脑室穿刺或单侧脑室穿刺，在置管后可进行轻度负压抽吸，并适当冲洗；术后，若出现再发血肿或血肿引流不畅，可通过引流管注入适量稀释的尿激酶[4]，并将引流管夹闭2-4小时[5]后打开。

1.3 疗效判定 本组按日常生活能力分级法：I级：肌力正常，不影响正常生活，可以独立生活；Ⅱ级：轻度偏瘫，可以部分独立生活；Ⅲ级：中-重度偏瘫，在别人的帮助下可以行走；Ⅳ级：只能卧床生活，但意识清除；Ⅴ级：植物状态生存。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本次试验所得数据录入SPSS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即(x ±s)，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对比采用X2检验。取95%可信区间，当p＜0.05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所有患者术后进行随访，结果：I组患者：I级患者4例(20.0%)，Ⅱ级患者6例(30.0%)，Ⅲ级患者3例(15.0%)，Ⅳ级患者1例(5.0%)，Ⅴ级患者2例(10.0%)，死亡4例(20.0%)；Ⅱ组患者：I级患者3例(15.79%)，Ⅱ级患者3例(15.79%)，Ⅲ级患者5例(26.32%)，Ⅳ级患者1例(5.26%)，Ⅴ级患者4例(21.05%)，死亡3例(15.79%)；Ⅲ组患者：I级患者1(6.67%)，Ⅱ级患者2例(13.33%)，Ⅲ级患者2例(13.33%)，Ⅳ级患者2例(13.33%)，Ⅴ级患者3例(20.00%)，死亡5(33.33%)，I组患者和Ⅱ组患者比，P0.05，差异有显著性，说明超早期手术优于早期手术，Ⅱ组患者和Ⅲ组患者相比，P0.05，差异有显著性，说明早期手术优于延迟手术。

表1 三组不同手术时机脑出血患者术后情况的比较

3 讨论

3.1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时机对预后的影响 由以上资料得之，超早期手术治疗的预后效果优于早期手术治疗，早期手术治疗优于延迟手术治疗。提示对于重症脑出血患者及早进行外科手术可以降低死亡率。Brott等[6]研究显示，在发病24h内，至少38%的患者血肿增加33%以上，且多数见于发病后3-4h内。国内王忠诚院士结合大量病例研究认为：对条件适合的病例应早期或超早期手术治疗(出血后7h内)。研究证明，脑出血一般在发病后20-30min内形成血肿，多数自行停止，经过6h后周围发生水肿并逐渐加剧[7]。通过研究脑出血早期的病理变化得出：脑组织在受到血肿的压迫后，由最初的海绵样变性到出现坏死、直至形成不可逆性的脑损伤，大约需6h左右。所以出血后7h行血肿清除效果最好。另外，重症高血压患者病死率及致残率与血肿压迫时间呈正相关。血肿压迫时间越长，缺血、缺氧、水肿及炎症介质释放造成的继发性脑损伤越重，导致不可逆性损伤，且中枢性抑制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风险越高。因此，对于高血压脑出血，早期甚至超早期手术，迅速解除血肿对脑组织的压迫，使脑组织复位，从而改善局部血循环，减轻脑组织缺血、缺氧、水肿，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从而减轻继发性脑损伤，对改善此类患者预后至关重要[8-9]。

3.2 脑出血手术方式的选择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方式多样，可视情况采取不同术式。对于血肿较小，一般情况较好的患者，可行血肿碎吸术或钻孔置管血肿引流加尿激酶溶解术，缺点是减压不充分，不能在直视下止血，而且，使用尿激酶后，再出血的可能性增大，对于血肿较大和脑疝形成的患者不适宜。对于出血位置表浅、血肿量少或年纪较大的患者，可行小骨窗血肿清除术。如果术后颅压高增高，水肿加重，还可扩大骨窗进一步减压。对于位置较深、血肿较大、已有脑疝形成但时间较短(6h)以及小脑出血患者，主张行开颅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术。如果血肿已破入脑室并形成铸型，建议行开颅血肿清除术，若血肿局限于一侧脑室，可行侧脑室引流术。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医院因条件及技术有限，切不可盲目追求血肿清除率。特别是位置深在的血肿，基层医院若盲目追求血肿完全清除，往往因光源、器械、技术等问题，造成止血困难或再出血，反而提高了死亡率。所以，就基层医院而言，本人提倡：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尽量早期手术；并采用适当的手术方式、术中尽量清除血肿；若血肿太深、则清除至脑组织塌陷即可,不宜追求血肿完全清除。这样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参考文献

[1] 高晨,周敏慧,刘耀明等.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时机及预后分析[J].中国康复,2010,25(2):115-117.

[2] 李飞.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治疗临床体会[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8):82.

[3] 高晨,周敏慧,刘耀明等.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时机及方式分析[J].实用医学杂志,2010,26(21):3972-3974.

[4] 王宝华,于国平.不同微创手术治疗重症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比较[J].中国全科医学,2008,11(3):251-252.

[5] 张延庆,颜世清,伦学庆等.重症高血压脑出血超早期手术治疗[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98,14(4):237.

[6] Brott T,Brodirick J,Kothari R,et al.Early hemorrhage growth in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tal hemorrhage[J].Stroke,1997,28(1):1-5.

[7] 王宝华,于国平.不同微创手术治疗重症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比较[J].中国全科医学,2008,11(24):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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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思想史; 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 《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 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 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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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2 刘中景.当代自然科学中“多因一果”的特征.医学与哲学，1998，19（3）:135.

篇6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同时，中医和西医共存、互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这也是我国不同于西方社会卫生医疗体系的一个重要国情，从这个角度看，西医院校的学生学习中医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中医学是大多数西医院校开设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但是多数学生学过后对中医学的理论知识无法深入理解，印象不深。因此，如何提高中医学教学质量，提髙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就成为当前教学研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进行教学改革之前，有必要结合我校及其他兄弟院校的中医学教学实际进行分析。

1中医学的知识较难理解

作为在我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医学，中医与我国古代朴素的哲学观念息息相关，“医易同源”，如中医学哲学思想中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既是医学中的诊疗思想，同时又是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抽象、艰涩、难懂，看不见、摸不着，缺乏一些量化的数据来支持，也会让学生感觉含混晦涩，难懂难记，有时出现课堂气氛沉闷的情况，学生积极性也有很大挫伤。而学生在西医院校的学习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现代医学产生于西方，它是从微观、解剖的角度看问题，是在形式逻辑思维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知识系统；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则是从宏观角度出发，注重整体观念，借助对自然朴素的现象和功能观察，“天人相应”，通过运用演绎、归纳、类比、由表及里等思维方法进行辨证分析，最终进行论治的结果。在同时学习的中西医理论出现一些差异时，会使学生有疑惑感。如中医脏腑理论中心脏之藏神（主神志）脾脏之升清的生理功能，就会使学生将其与同一学期学习的人体解剖学中的心脏、脾脏知识进行比较而产生疑惑等。这也给教学带来了较多阻碍，较大困难。而当下一些医学专家、学者对中医学科学性所持的怀疑、歧视态度及言论，也影响着一些学生的学习态度，打击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2教学内容多，课程学时相对较少

从我校的实际情况来看，与其他各兄弟院校在高年级开设中医学课程不同的是，我校将该课程开设于一年级第一学期，且仅在临床专业开设该课程。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一门考査课，该课程的学时数相对较少，理论学时只有48个学时。而现行的中医学教材几乎涵盖了中医专业本科教学的所有课程，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内科学等，内容庞杂，重要的知识点多而分散。因学时少，教学内容多，在集体备课时教师普遍感到授课时只能“蜻蜓点水”，不能针对一些重点内容进行扩展讲授，即使择其重要处讲授，也只能泛泛而谈，无法将很多中医基本而精华的东西介绍给学生，这必然会影响中医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3理论课程和实践操作的结合有脱节现象

在中医学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理论和实践容易出现脱节现象。我校中医学的实训课时有6学时，实践课时少，学生心理上不够重视，操作能力欠缺。受课程安排的限制，部分实践操作还会先于相应的理论内容进行，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对所操作的内容感到生疏，毕竟实践课时间有限，不可能让理论内容的介绍占用很多时间，只能边讲边练，影响了实践效果。而在中医学的实践操作内容中，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是针灸部分，在进行针灸实践操作时，多数学生在进行腧穴定位或针刺操作叙述时头头是道，但真正操作起来就不能够准确地定位、顺利地进行针刺，少数学生甚至出现畏惧心理，从而影响了针感的产生，使学生不能很好地感受酸、麻、沉、胀的感觉，影响了学生对针刺的直观感受，这主要是由缺少练针机会、指力不够造成的。另外，由于学时少，实践机会相对较少，不能满足一些对针灸等治疗方法感兴趣的学生的要求，使其感到学习和操作时间不够。

4理论基础较弱且学习目的不明确

我校为医学专科类院校，多数学生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临床医学专业又以理科生居多，文科方面的知识相对欠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不熟悉或不了解，有些甚至闻所未闻。并且由于我校培养的学生主要是面向县医院、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些学生认为毕业后不会从事中医工作，所以缺乏学习中医的热情和兴趣，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考试而学习，最终导致考过即忘或考而不过，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同时，也有学生希望通过学期的中医学习就能熟练运用中医诊治疾病，普遍对中医学教学效果期望过髙，与实际课程教学情况和教学规律相违背，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篇7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 ，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 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篇8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注释：

[1]马伯英：《医学文化人类学引论》，《医学与哲学》，1990，8：16。

[2]黄承才：《从{周易)看中医直觉思维特征》，《医学与哲学》，1990，9：30。

[3]英·李约瑟著，陈立夫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一版)；366。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83(一版)；31。

[5]王琦等：《素问今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一版)；27。

[6]刘正等：《推卦易知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一版)；119。

[7]陈子斌：《文明的生命力——河洛八卦开创时代的新智慧》，科学普grill版社，1990(一版)；223--224。

篇9

中医学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断代，且受西方自然科学、逻辑学的影响，现在许多人对中医学的理论、经典、观念、逻辑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医者也常常把中医学仅看成一种治病的技术，且常用现代医学的手段来证明中医学的疗效，所以很难将中医学思维运用到实践中去。笔者通过中医学与儒家思想的对比研究，旨在梳理中医学哲学观念的来源，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医学的生命观、疾病观，以及医生的品德观等中医学的人文精髓，从而将中医药更好地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1孕育中医学的文化背景

在历史的进程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盛世，自从周代礼崩乐坏之后，逐渐出现百家争鸣，百川汇流，形成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体系，而中医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仁爱之道、孝悌之道在中医学的医理、医术、医德等方面都有体现。

2中医学与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乃是不偏不倚，无过之且无不及。《论语·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表明太过和不及一样不好。《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意思是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医学强调阴阳平和，任何一方过于亢盛,或者不足，都会带来疾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曰：“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阳主温煦，如果阳气过强就会发热；阴主凉润，如果偏胜则会血脉不通。所以，中正平和显得极其重要。

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之品德，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这样最终会带来灾难。《中庸》中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就是“中庸”，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以期达到理想中的均衡态，所谓恰到好处。“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作为传统哲学范畴的中庸，其完整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只有达到“中和”的状态，万物才能欣欣向荣地生长发育。所以，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顺应时机的发展。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是行事肆无忌惮，违背事物发展规律，最终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害。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强调身体的健康关键是阴阳一个“和”字。在生命生长的过程中，阴阳和则为“平人”。《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而不病的表现就是气血平和，无过无不及，否则，就是病态。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阴阳的失调，所谓“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因此，治病的关键在于调和阴阳。《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治疗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补其不足，泻其有余”，使之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状态，据此而确定了阴阳偏盛的治疗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是阴阳偏衰的治疗原则。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因其衰而彰之”达到“平治于权衡《素问·汤醪醴论》）权就是古代的秤砣，衡就是古代的秤杆，形象地描述了阴阳平衡的相态。

3懦学与医术

3.1术精显德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医生怀有救人之心，就必须先磨砺好自己的医术。《中庸》记载：“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人不能生而皆圣，所以在禀赋与能力方面不如圣人，并不重要，只要他的心“诚”，集中精力致力于某一方面,最终就能有所造诣，对人们有所帮助，照样能够做到赞化万物而和天地为三的道德境界。

医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以术济人，良好的医德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载体。因此，中医学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立德”的根本和基础。王涛在《外台秘要序》曰：“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论,虽百医守疾，众药聚门，适足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大医精诚》记载：“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尔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所以，离开了精湛的医术，仁爱孝悌之心对于疾病也没有什么益处。

3.2持之以恒，精勤不倦

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古人以为身为医者，必须有勤奋学习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行医经验和实践，才能在面对不同病证的情况下得心应手。晋代学者张湛曰：“精典的医方难以精通，已经很久了。”孙思邈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做一名医生，一定要广泛深入地探究医学原理,专心勤奋,丝毫不能懈怠，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中医学博大精深，唯有精勤不倦，克服艰难困苦，树立终身学医的信念，方能成为“拯黎民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的苍生大医。

4儒学与医德

4.1孝文化的烙印

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文化认为年青人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与人交往要严谨而守信用、爱护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这些你都做到了，并且觉得自己还有余力，那么你就可以去学文。这里的“文”是指诗书六艺之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见，儒家是将行孝放在一切事物之前。

百善孝为先，“孝”是儒家的道德基础。《外台秘要序》曰：“呜呼！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鲁、闵之行，宜其用心。”既然孝如此重要，那么关系父母健康的医术也就不得不去学习了。所以，五代齐梁的时候,不懂医术的人，不能称为孝子。因为不懂医药你就不知道如何更好的照顾父母。

诸多中医学大家如李东垣因母病逝而习医，捐千金以师从张元素；朱丹溪奉师许文懿命而习医。从而使得儒家“孝”理思想深深植入医德之中，但孝在医德中的更多表现则是将孝放大为仁。

4.2医乃仁术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要求“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代儒者张载在《西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示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卫生，意思就是护卫生灵。尊重生命、心怀仁爱、普通一等是一名医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4.2.1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表现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人文价值观。《论语·乡党》曰：“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孔子退朝赶回来问“可有人受伤？”却不问马的死伤情况。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学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黄帝内经》指出：“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张景岳在《类经图翼·自序》中曰：“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诚不可猜摸尝试，误生灵。”在这里，大家都反复强调了做为医生就一定要对人对生命髙度尊重和倍加珍惜，须知人命关天和责任重大，决不可草率从事和等闲视之。南朝皇帝萧纲《劝医论》中记载：“天地之中，惟人最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尤显尊贵，而“医乃生死所托，责任匪轻。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只有懂得珍惜生命的医生，才会体验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4.2.1心怀仁爱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也是不愿意看到别人受苦,就是“仁”爱之心的开始。《灵枢·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为之奈何？”意思是说，看到患者饱受病痛的折磨，心中就觉得烦乱，然而自己对医术又不太懂，冒然去帮他，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又不能代替他受苦。这就是心存仁爱。

《物理论·论医》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门法律》亦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乃仁术”应该是医生思想道德的规范。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曰：“见彼烦恼，若己有之。”这是要求医者对患者的痛苦应感同身受。

4.2.2四海之内，普同一等

孝,作为儒家的道德基础，而“仁”是孝的延伸。“子之道一言蔽之，忠恕而已”。什么叫做忠恕之道呢？“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当你做到孝顺父母的时候，就要做到推己及人。《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将这种孝慈，放大到普通人身上，这正是儒家所谓的“同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即对所有的人予以平等的关爱和尊重的思想。

孙思邈曰：“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老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果有患者来就诊，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人还是一般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都要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中医学作为“生生之具”是帮助生命健康长寿的，呵护人类生生不息的工具和技术，应当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所以，中医学的最高道德理想就是普救世人的一切病痛，体现了儒家普同一等的人道主义精神。

5小结

篇10

要:

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不仅是医学革命，也是科学革命，是回归大自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合渗透，多学科研究的结晶，并因此能攻克癌症。爱滋病、噬人病毒和受内外环境影响的疑难杂症，进而维持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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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悄然迈入21世纪。

纵观19、20世纪，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从信息爆炸到人工智能，促进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东方和西方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最“科学”和“神圣”的经典。但是，给我们以同样深刻印象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其水、声、空气、宇宙均遭受污染，稀有动物植物资源濒临灭绝，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爱滋病和癌症，原子弹和细菌武器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社会伦理道德堕落，这一切又无不与西方科学有某种联系。难道科学的每一进步发展必须以威胁人类生存根基为代价？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是面对21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的主题，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但其实质，就是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正便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正是研究如何维持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一、什么是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

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不仅是医学革命，也是科学革命，是回归大自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合渗透，多学科研究的结晶，并因此能攻克癌症、爱滋病、噬人病毒和受内外环境影响的疑难杂症，进而维持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

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河图》、《洛书》、《黄帝内经》、易医学理论及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自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多学科融合渗透的医学哲学和社会医学。

二、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的基本理论

1.环境唯象理论

“环境”英语中即称“surrourdings”，也称“environment”也有“conditions”（条件）的意思。环境是一事物赖以生存的状态。地球赖以存在的状态是宇宙，人类赖以存在的状态是地球上一切状态及之外的宇宙。但严格来讲，环境包括唯与象两种状态，即潜与显，也即阴与阳两种状态。唯通微，指微观的超出人们力所能及的无形的状态，而象即形也，指宏观的或显的状态，所以环境——事物赖以存在的状态，既有内部环境，又有外部环境，既有显环境，又有潜环境。内外环境潜显环境相互达到一种适度状态就构成该事物。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潜环境与显环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不同层次的环境中，内外环境，潜显环境可以相互转化。唯与象可以互为全息反映，整个世界统一于时空环境。

环境唯象中医学认为，环境并不单指自然界这个宏大、恒动不息的外在环境，还指包括人体内部这个循环往复内在系统环境，两者须达到有机结合。故结合养生与治病、通过体内体外物质交换，通过信息与意识作用，由不同的渠道进行人体控制，形成药物与非药物疗法结合的独特疗法，其指导思想是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加强新陈代谢，用以提高胸腺水平，提高DNA修复率。通过环境唯象药物摄入，环境唯象针灸按摩，配上环境唯象食物，补充人体所需的七大生命营养源（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酶、脂肪、多种微量元素），达到治、养一体、内外一致，从而使人体营养处于一种新的平衡，因而能攻克癌症和爱滋病。环境唯象中医学认为，人类的疾病是由内外环境引起的，通过协调内外环境可以维持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环境问题是人体健康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

2.人体平衡理论

环境唯象中医学认为，生命体是有一定时间节律和空间有序序列的系统。而人体则是有强烈意识行为的生命体，故人体有三个特点：节律性、有序性和意识性，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协调是人体健康的保证。这符合钱学森“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论断，也符合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后者认为，自然界有两种有序结构，如晶体的有序，是以分子作用的距离为表征，可在孤立状态中和不稳定条件下维持，不需要与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但外界信息（物质、能量）稍一介入，平衡迅速破坏，有序马上就解体。另一类有序是在宏观范围内出现的，它只有在非平衡状态下，当其开放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时，才能维持或出现新的有序，如生物体。这正符合环境唯象中医学的人体需要维持不断的能量交换、新旧信息交换，内外环境平衡的观点。另外，人体的节律性决定了人体细胞基因必存在生物钟。人体内的生物钟必须与其外环境中的日月星辰宇宙的生命节律相一致。

人体需要达到内外环境平衡、能量（营养）平衡、意识平衡的高度统一，前两个平衡是基础，意识平衡对前两个平衡有影响。人的意识平衡是指人的意识倾向与行为必须要不损害人体内外环境平衡。内外环境平衡的破坏会影响能（营养）的平衡。意识倾向包括人的思、喜、怒、悲、恐、惊等七情六欲以及表达方式之一的语言行为与认知行为。

环境唯象中医学研究发现，维系人体节律性、有序性、意识性的机制是十二经络、奇经八脉，及与之相适应的五脏六腑、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一批科研人员经过长期协作攻关，揭示出经络现象是不依赖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而独立存在的。十二经络、奇经八脉是以液晶体传递的方式支配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等，使人体内部环境达到平衡，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便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平衡理论。

经研究发现，活细胞膜可能就是定时器（即生物钟，神经核的感应器），它允许某些虚粒子离子（带电的原子和分子）出入细胞膜，但同时又阻止一些离子的通过。当离子通过细胞膜时，其两旁的电位就升高或触发了感应器；从而使节奏摆动。而最新研究显示，由SCN与脑松果体分泌的激素之间的新鲜人脑组织解剖发现，SCN是生物钟的唯一组织，它被激素分子约束于脑底深部，松果体定时定量地分泌出metetomm，故通过SCN决定人体睡眠的正常生理节奏。所以，根据这一种神奇的原理及防病治病的效应，可以打败癌症这一影响人类生命的大敌。

3.“文化基因”说

人类已有文明是人类与环境斗争的产物。不同民族的文化构成整个的人类文明，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基因。不同文化基因的杂交可构成更优的人类文明。人类各民族的任何体统与文化必有其内在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的“和”、“仁”、“天人和一”的文化基因，使中华民族保存其悠久的文明并从未间断。作为人类瑰宝的中医正是“和”、“仁”、“天人合一”的结晶。中医的特点是综合施治、体治病、治病治根，而西方文明则有其抗争的文化基因，崇尚征服自然，故注重精密的逻辑的分析。基于此，西医治标不治本，甚至以身体致残为代价。环境唯象中医学从中西医结合中提取各自的合理内核，提出治标、治本、治人的“三治”理论，以建立更优的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基因，促使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的成果

北京中科前锋科技公司杨晓东常务总裁，著名医学专家彭玉秀女士，国际肿瘤康复专家十豆三教授（抗癌明星），中科院半导体所周旋教授等，利用环境唯象中医学理论，研究开发出“仿生波普治疗仪”，不断调整人体与周围环境能量和信息转换，维系自身的平衡，并与现代科技食品工程相融合，应用研究于食品之中，从而形成以“抗癌浓缩液”为主要成分的营养平衡系列食品48种，以及其他不受环境污染的用品，其中以抗癌镇痛宝为龙头的产品，经过若干科学家、医务工作者、中医理论研究者和药物专家从理论上的探讨，经过上千百次的临床实验证明并通过鉴定。其作用原理：癌细胞膜反馈给基因，调节节奏，摆动，通过染色体上的长环形DNA遗传密码进行有序阅读，在免疫应答和调节过程中，适应内外环境平稳，营养平衡，使其不产生游离原子团，减少产生病变细胞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蛋白细胞介素IS：和神经细胞的活性，增加神经胶质细胞。电镜观察及进行各种动物实验表明，三天见效，一周后客观指标改善。对脑胶质瘤的有效率达69%——88.9%，并通过国内七家附属医院的反复临床证明，取得了在其它癌肿治疗的有效率达88.5%;前列腺增生症的有效率达99%，癌症治愈率达97%，从而证实了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在理论上实证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