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部门的核心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部门的核心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市场

行政部门的核心能力在于专业化，即能不能以精简的专业队伍提供包括咨询在内的一流服务，而市场是检验和衡量一家公司行政部门的专业水平的最终标准。譬如说，人力资源部，可不可以与IBM等国际跨国公司或联想等国内领先企业的人力资源机构比较一下？

公司

任何部门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是对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贡献。公司价值创造的核心流程环节包括研发、制造、销售和安装服务等，相对应的业务部门担负明确的增值责任，其贡献清晰可见。辅助流程为核心流程运行提供必需的资源支持，与此对应的行政部门的贡献即体现在资源提供能力和表现（数量、质量等）上。

业务部门

行政部门直接支持并间接透过业务部门的运作实现其价值，因此业务部门最有资格和权力来评价行政部门的贡献。譬如人力资源部是不是为各类业务人员组织了有效的培训？是不是及时招聘甄选到合适的业务人员？是不是设计了合理的绩效管理制度并指导业务部门实施？

员工

篇2

（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广东湛江524088）

摘 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对行政管理权的补充而非替代，寄希望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应对环境管理公权力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不能承受之重。环境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制度生成背景和民主价值取向内在预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为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唯有将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作为基本主体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性回归。

关键词 ：环境公益；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行政职责；制度功能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5-0123-10

收稿日期：2015 -01 -13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5年4月8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利益衡平的法制保障研究》（12BFX120）；广东省高校优秀创新人才培育项目《广东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现状及立法研究》（wym11091）

作者简介：谢玲（1977-），女，湖南岳阳人，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项能有效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之损害”的法律制度，其构建的必要性在学界已达成共识①。但环境法学界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原告资格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虽然2012年8月31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纳入了公益诉讼条款，允许“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污染环境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但环保行政部门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在此次修改中仍未明确，学界关于环保行政部门是否应当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论争并没有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而平息。

曹树青先生在《学术界》2012年第3期发表的《“怠于行政职责论”之辩——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论见》一文（以下简称曹文）中，提出“环保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无论从权力大小、权力行使环境还是从权力性质看，都有与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对环境公权力的不足和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的适度矫正。”该文全面驳斥了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否定论，并从环境管理权的特殊背景的视角论证了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该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也触碰到了现行环境行政监督管理权运行的某些无奈，但笔者认为曹树青先生的论点是建立在对环境行政管理权理解的错位和对环境公益诉讼本质属性的误读基础之上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极力主张应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甚至认为“国家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第一顺位的原告”②。鉴于此，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曹树青先生的论证进行辨析，以期廓清迷雾，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所裨益。

二、再辩“怠于行政职责”论

曹文认为“否定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最大理由是赋予其原告资格将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责”，文章重点驳斥了“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将促使环保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行政职责”的观点，并从我国环境管理权运行的特殊政治、经济、社会及体制背景和现实的角度，陈述了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1）环保行政部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不足。表现在立法上，环境立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小，且追究违法企业的环境行政责任无法弥补违法行为造成的所有环境损害，环保部门只能在行政手段之外寻求救济；在执法上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认为环保部门借助环境公益诉讼途径，可以缩短冗长的环境行政执法处理程序；环保部门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职权被架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利于避开执行难的问题。（2）环保行政执法权运行乏力。由于体制的原因，囿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压力，环保行政部门有力不能使，有力不敢使，因此环保行政部门依法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借助法院的司法独立地位，与司法携手形成“合力”以抗衡地方保护。（3）环保行政部门对有些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没有行政管理权。如跨区域污染损害问题、管理真空问题，因此，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求司法“给力”。（4）在多个违法主体多种原因公私利益交融的复杂环境损害案件中，由于主体多元、关系复杂、公益私益交融，不适宜于单凭环境行政部门行政执法方式解决，借助司法途径能更公正、更有效的化解纠纷。（5）设置行政前置程序可以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

以上理由看起来言之凿凿，但笔者认为，从曹文陈述的以上理由均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要回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原告资格是否将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责的问题，必须先思考以下问题：环保行政部门的环境执法权乏力的原因何在？环境行政管理权“执法资源不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能否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不理想的现状？如果不作理性地追问并进行合符逻辑的推理，而将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描绘成是在穷尽环境行政职权之后的无奈之举，则有替环保部门的某些行政不作为行为辩解、替某些行政执法的不合理现象背书之嫌。

（一）从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不足的现实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

首先，现行环境立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确实存在力度小，环境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导致行政处罚难以发挥应有的威慑作用。但环境立法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修改相关立法来完善，即应当在立法上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的力度，新《环境保护法》引入按日计罚制度就体现了这一倾向，以避免反向刺激。

其次，当环保行政部门穷尽行政处罚后仍无法触及违法者之根本的情况下，环境损害民事赔偿确实可以起到填补环境行政责任不足的功能。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虽然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功能上是并行不悖的，因此现行法明确规定承担行政责任之外不免除其他责任的承担，故在行政责任之外追究违法者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是环境法正义价值的必然要求。但我们据此只能得出在行政处罚之外应当完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结论，却并不能以此得出追究环境民事责任的发起者应当是环保行政部门的结论。

再次，认为环保部门可以借助环境公益诉讼途径以矫正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的论断违背了最基本的法理常识。行政执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效率原则，而司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公平而非效率。相对于执法而言，司法作为昂贵的社会资源一旦启动则比执法消耗的时间更长，司法不可能比执法更有效率。更重要的是，行政执法效率低下肯定是环境行政执法本身出了问题，在行政执法本身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不去追究行政部门本身的责任，反而通过再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启动运行成本更高的司法程序，既有违法的公平价值也违背一般常理。

最后，以环保行政部门没有行政执行权而导致行政职权被架空为由，认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利于避开执行难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环保部门虽然没有强制执行权，但如果在违法者不履行行政决定也不寻求救济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还有让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以落实行政管理权的必要吗？同时，如果环保部门存在执行难的问题，那么法院同样存在，将执行难的问题交由法院，只是让这一问题发生了位移，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因此，从制度逻辑来看，环境行政管理权配置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而非行政部门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前提。从行政管理权存在“执法资源不足”的前提不能得出环保部门应当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结论。

（二）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无法改变环保行政执法权囿于地方保护压力而运行乏力的事实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地方保护主义是环保行政执法权运行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环保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人事权、财权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唯GDP政绩观的指导下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对环境行政执法施加压力从而导致环保行政执法权的运行乏力。但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却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理由如下：

首先，在现有体制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环境行政部门在环境执法时遭遇的压力在公益诉讼中同样存在。试问：环保部门的人权、事权、财权均受制于地方政府，当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的冲动为环境违法企业开绿灯从而导致环境行政执法乏力的情况下，即使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环保部门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和勇气吗？最近环境公益诉讼遭遇“零受案率”，以及目前已有的由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例中被动“作秀”的成分，均能拷问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的动力有几许。

其次，虽然从我国宪法权力配置的体系结构来看，司法权的运行不受行政权的非法干涉。但现实是我国法院系统本身在我国的独立性也备受质疑，我们离司法独立的目标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因此，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到环保行政权的运行，同样也会影响到司法权的运行，司法机关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下也无法做到独善其身，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就是最好的例证。

再次，由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使行政与司法携手形成“合力”以抗衡地方保护听起来很美，却不符合司法中立的基本特性。而且，行政与司法两者功能异质性的确立与维护“是有效发挥司法对行政监督功能的前提”，两者关系的错位“势必会发生异质性功能之间的冲突和序位颠倒混乱导致的程序资源价值的内耗与枯竭”。

（三）将跨区域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难的问题归结为环保部门无权可使并认为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对解决这一问题起关键作用的观点难以成立

首先，将跨区域污染损害的责任追究难归结为是环保行政部门对这类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没有行政管理权是一个伪命题。曹文谈到“流域上游行政区域的污染企业违法排污，造成下游水域的严重污染，而下游受害行政区域的环保行政部门对上游行政区的违法企业又没有行政管辖权，而有管辖权的上游行政区的环保部门基于地方保护的动机对环境违法主体怠于行政执法甚至行政不作为。”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跨区域污染损害的责任追究难这一问题的根本不是下游的环保部门对上游的污染企业无行政执法权的问题，而是上游的环保部门为何有权不使的问题。

其次，在跨区域环境污染损害问题上，即使赋予下游的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出于我国向来有官官相护的传统，下游的环保部门有多大的动力会将处于同一个系统的上游的环保部门推上被告席？我们暂且不论这一诉讼是否违背行政诉讼“民告官”的基本性质。造成跨区域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环境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权的配置未能尊重流域环境本身的特性，因而，应对之策是在遵循生态系统管理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合理设置环境管理机构和科学配置管理权。

（四）复杂环境损害案件的存在不是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

首先，行政处理手段与司法裁决在化解纠纷上各有优劣，对违法主体多元、因果关系复杂、公私益交融的复杂环境损害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案件本身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具体的解决方式，单独强调司法在解决复杂环境损害案件中的重要性并无依据。

其次，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因诉讼目的之异从而在诉讼制度的安排上应有较大差异，希望借助一次公益诉讼就将主体多元、因果关系复杂、公私益交融的纠纷一并解决实在是公益诉讼不能承受之重。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司法裁决在化解复杂环境损害纠纷中比行政处理方式更优，更容易平衡各方利益，结果更公平。但也只能得出此类案件更适合运用司法程序来化解，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一司法程序的启动者应为环保行政部门的结论。

（五）设置行政前置程序无法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

曹文指出：“环境行政职能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为了防止其怠于行政职责的履行，立法上也应设立‘行政程序前置’，即要求环境行政部门对职权范围内的环境公益侵权行为，穷尽执法行为仍然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时方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借鉴防止滥诉的行政前置程序为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设置一个过滤程序的建议很有创意，但笔者却认为没有可行性，根本无法起到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的功能。原因在于：

第一，导致环境行政执法不尽人意的原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在这个过滤程序中，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只有证明自己穷尽了其行政职能仍无法解决环境公益受损时法院受理才具有合理性，即只有在环保部门客观不能的情况下才应当赋予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而将环境行政职权的失效区分为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和不主动履行职责推卸责任的“主观不能”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司法实务中却根本难以加以区分。因为环保行政部门为了推卸责任避免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总是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主观不欲履行职责寻找客观不能的理由。因此，法院在司法技术层面无法区分行政职权失效的真正原因是否为客观不能，从而无法决定是否应该受理。

第二，行政前置程序发挥过滤怠于行政职权之诉功能的前提是影响环境行政职权失效的根本原因为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因素。确实，我们无法否认当前环保部门的职权状况存在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的事实，但这种“客观不能”是否为环境行政职权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人性假设理论中我们一直将政府及各级行政机关看成全能的“理想人”，这种人性假设误区引导我们将作为监管者的环境执法主体设定为绝缘于私人利益、部门利益而纯粹追求环境公共利益的“生态人”。而事实上他们也是追求私人利益、部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不会在环境公共利益的增加和环境社会成本的降低之中获得收益……与此相反，环境行政部门、执法人员与企业的利益具有相关性，在这种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环境行政部门和执法人员往往会想方设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充与满足，从而易于受到被监管企业或人员的‘操纵与控制’。”因此，导致环境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环境执法主体的自身利益与公众的环境公共利益之间缺乏关联性，从而缺乏严格执法的动力和主观意愿，而非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因素。

第三，如果环保行政部门真能证明自己已经穷尽了执法行为，却仍然无法解决环境公益受损问题，那么环保行政部门在证明自己已经尽职尽责的同时其实也意味着环境行政执法的使命和功能已经完成，剩下的应该是需要发挥社会公众及司法权运行对行政执法不能所致的环境公益受损的弥补功能了。

因此，从前述理由均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从逻辑上看，行政管理权运行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而非行政部门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前提。从人性假设的角度来看，行使环境行政管理权的环保部门并非全能的“理想人”，而只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正因为环境公益本身的特殊性，更难以寄希望于仅仅凭借环保部门本身的自律来寻求环境公益的实现。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确实应强调其工具性价值即该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但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是内在统一的，偏离制度设计的目的性价值而去追求工具性价值不仅会与制度本身的属性不符，而且最终也无法实现其工具性价值。因此，在一般情况，环保行政部门不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原告资格的确有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权之嫌。

曹文的论辩显得异常苍白无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论点固守着环境管理的行政命令型传统模式，陷入将政府及环保行政部门作为全能“理想人”的人性假设误区，并过于迷信环保行政部门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而对其作为管理部门的有限理性却缺乏应有认识，并忽视了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基础地位。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厘定

环境公益诉讼在原告资格上突破了传统诉讼中与被诉标的之利害关系的限制，学界认为公民个人、环保团体、环保行政部门、检察机关等众多主体均可能成为潜在原告，从而导致对上述主体的原告资格争议不断。许多学者从各潜在主体担任公益诉讼主体的优劣比较中得出环境行政部门、检察机关应当优先获得原告资格，司法实践中也屡屡有由行政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但笔者认为，仅仅从各潜在主体本身的角度来探讨公益诉讼主体的顺位难免有失偏颇，因为各潜在主体担当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劣势只是影响主体资格的外因，而公益诉讼制度本身的属性才是决定原告资格选择的内因，决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和顺位的根本因素是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因此，应当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本质属性、价值取向来考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和顺位问题。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预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来看，环境管理公权力运行在应对环境损害问题上的失效是需要构建该制度的基本前提。

环境公益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市场机制在环境公益的提供和配置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自发对环境公益进行有效调节，市场机制在环境公益的充分供给和合理配置上的失灵为政府公权力介入环境管理提供了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赋予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职权成为必然。如果享有环境行政管理权的环境行政部门始终代表着环境公益并勤勉履行职权，则环境公益的供给大体上是充分的，环境产品的配置基本上合理，环境保护的现状应该逐渐好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和环境质量整体上的持续恶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佐证了我国目前环境管理权运行在环境保护上的失效。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正是源于行政执法机制在环境保护上失效这一基本事实。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再强大的行政执法权也会存在执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即使美国政府也“永远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执法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监控每一个污染源”。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即使环境行政部门始终代表环境公益并勤勉履行职权，环境行政部门的行政决策也有可能存在失误，信息不对称、环境监管的高成本等因素决定了环境行政部门的理性是有限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并非都会导致环境公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作为监管者的环境执法主体并非是始终代表环境公益的“理想人”，环境行政部门也是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经济人”，当其部门自身利益与环境公益之间缺乏关联性时就会失去严格执法的动力甚至基于利益而与污染企业合谋，从而导致行政执法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失效。

是故，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传统诉讼机制的突破，借助司法的力量，敦促公权力机关勤勉履行行政职权，对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包括一般市场主体的排污行为、生态破坏行为和公权力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填补传统救济机制对环境公益救济的缺位，以维护或增进环境公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制对象主要是公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环保行政部门怠于行使行政职责的行为。因此，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来考察，作为该制度规制对象的行政主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最佳原告。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本质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选择

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信托作为一种财产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的古埃及，而“公共信托”理论传统上被用于解决公用海域和航行、捕鱼及商业水域问题，其基本理论源于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学纲要》指出：根据自然法，空气、流水、海洋及海岸为全人类共有，为了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用之目的而通过信托方式由国王或政府持有。公共信托理论后来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美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指出，所谓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英美学者通常认为信托是一种信任关系（ fiduciary relation-ship），在这种关系中，信托人为了他人利益而享有该特定财产的法律上的所有权，该他人作为受益人则享有该特定财产的衡平法上所有权。受托人享有的主要是一种纯粹管理性权利，受益人则拥有纯粹的收益权利。1970年，美国学者萨克斯将公共信托理论引入到环境保护领域，他认为“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它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信托关系。”根据这一理论，清洁的空气、纯净的水等公共自然资源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国家作为这些信托财产的受托人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必须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保护和管理这些财产。在公共信托法律关系中，政府作为公共信托财产的管理人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进行管理活动的，因此，一旦受托人有怠于履行其职责的行为，公众作为公共自然资源衡平法上的所有人，有提起关于公共信托的空气、水和其他资源的诉讼的起诉权。由于公共信托理论“始终要严加防范公权力对公共信托财产的侵蚀。因此，如何制约公权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信托财产是公共信托理论的核心。”

建立在公共信托理论基础上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目标是维护环境公益，实现途径是通过诉讼对所有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进行监督，既包括私主体的危害行为，也包括公权力机关的危害行为，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可以是私权对私权的监督或者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然而，公共信托理论的核心是“如何制约公权力”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信托财产”，而我国环境管理公权力运行的失效是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前提，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制对象主要是公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环保行政部门怠于行使行政职责的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而不是相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直接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在性质上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自不待言，即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穷尽行政手段的行政前置程序仍然意味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是私权对公权的一种监督，原告提起诉讼前需告知负有职责的行政主体，这一程序设置的目的之一便是督促有责的公权力机关全面履行职责。私权对公权的监督比我国传统的公权对公权的监督效果更优①。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和质的规定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原告应为公民和环保团体。“了解该污染源的公民或者环保组织常常是违法排污行为最经济、最有效的监控者”，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正是源于这一认识。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取向逻辑演绎出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管理行政、秩序行政逐步向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为特点的现代行政转向，新公共行政鼓励公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中，从而使公共行政更响应公众呼声。以行政机关为中心和行政权力的单向行使为全部内涵的传统行政日益转向更注重人权和民主的现代行政。“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现代行政管理手段的权力性、强制性色彩减弱了、淡化了，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民主、协商的品格，体现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合作的精神。”民主价值在公共行政中逐步取得核心地位，“如果行政的确是当代政府的核心，那么21世纪的民主理论必须拥抱行政。”

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权威型环境治理模式正是传统管理行政的写照，这一治理模式在实践运行中陷人多重困境：环境法的约束力被软化、运动式执法、政府基于利益与企业结盟、权力寻租乃至“以权代法”现象在环境保护领域十分常见，为有效化解当前环境治理面临的诸多困难，环境治理模式必须转向新型的公共治理模式——“一种与权威型环境治理模式相对的民主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框架下，公权力机关、企业、公众和环保团体等多个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命令一服从”型的垂直关系，更包含着“协商一合作”的横向关系，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环境治理的民主化及其实现程序”，“将公共权力、公共行政过程置于公众持续且直接的参与和表达之上”。任何法律的创制都凝结着人的法律信仰并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使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也不例外，环境公益诉讼是民主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下以法律形式为落实公众参与而开辟的一条新路径，环境民主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于“政府在对环境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缺乏与公众进行充分联系和沟通的动力，导致公众的环境利益诉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环境利益诉求不能充分吸纳到政府治理的考虑之中。如果没有正当合法的机制安排，这类环境利益诉求和互动合作只能采取体制外的形式。”为了避免对秩序价值的冲击，必须在民主价值的引导下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公众和政府之间能有效地沟通和协调。环境公益诉讼正是通过放松对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使个人和环保团体都有机会踏上这条沟通之途。在此意义上，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大门之外的所谓公益诉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

社会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的集合，环保团体具有的公益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等特征，无疑比分散的单个个体更能胜任公益诉讼主体角色，而从诉讼动力来看，环保团体也是最有可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勇敢者”，“在公益法团体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更应该是获得社会正义的工具。他们关注公共问题而不是私人问题，着眼于改变而不仅仅是支持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支撑下，环保团体成为大多数国家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力量。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环保团体的起诉资格，并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这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该条款对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设置不甚严谨，该条款规定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设置的条件之一是“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但却没有明确“无违法记录”的具体范围，如果对这一限制性条件做宽泛的解释则对于社会组织过于苛刻，因为警告等最轻微的处罚也是会记录在案的违法行为，而对于一个存续五年以上的社团来说，要找出可以处以最轻微处罚的行为并非难事，这就为法院和有关机关选择性地阻却部分环保团体的起诉埋下了伏笔。而且，有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并不影响社会组织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及提起公益诉讼的能力。

结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对行政管理权的补充而非替代，寄希望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应对环境公权力的不足并进而对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进行矫正是公益诉讼制度不能承受之重。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本质属性及该制度的民主价值取向均推演出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起诉主体为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但笔者并非否定公权力机关在特定情形下成为原告，公权力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唯一情形是出现了“勇敢者缺位”，即环境损害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有关部门穷尽行政手段仍不能阻止该结果，又无公民或环保团体提起公益诉讼，这时公权力机关可以被赋予原告资格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完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第一，立法应当尽快赋予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第二，将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环保团体的限制条件作严格解释，即将“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限定为对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构成影响的“重大违法记录”，并对具体情形进行列举，以免误伤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第三，明确公权力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替补主体的范围和起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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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谦．环境民主权利构造的价值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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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针对性地提高科技政策的质量，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下的科技政策的内容结构，并从中发现问题的所在。在笔者看来，科技政策的内容可以拆分为三个维度：首先是科技维度；其次是政治伦理维度；第三是政策价值维度。以往我们制定政策，仅仅考虑一项科技政策所涉及的主要科技问题，而很少关注与此相关的政治伦理维度与价值维度，导致即使政策问题诊断准确，而政策运行结果却很糟糕的局面，这才是我国科技政策制定质量长期低下的主要原因。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疏漏，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制定范式决定的。通常来说，我们的科技政策制定主要是行政部门牵头，组织或者委托某个专家组来完成政策草案，在此基础上，行政部门再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修改意见。由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专家面临职业选择的两难困境：如果完全转向技术性的发展轨迹，在官僚系统内部就会被边缘化；如果完全行政化，久而久之，则不可避免地造成技术水平的整体下降，从而无法制定出高水平的政策。为了弥补这种困境，行政部门基于特定的心理偏好，选定的专家组也基本上是具有高度趋同偏好的一群人，他们对行政部门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导致政策制定无法从根源处弥补政策内容的制度性缺失，从而促使政策制定模式锁定在一种习惯性陷阱中。为了打破这种怪圈，亟需引入一种外部智力资源，既可弥补行政部门知识退化的不足，又可以越过既定群体的习惯性偏好的陷阱，这种力量就是独立的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

从政策制定角度而言，一项高质量的科技政策，不仅需要对科技问题进行正确处理，还要高度关注此项政策涉及的政治伦理问题，即是否符合伦理原则，比如无歧视的公平原则、对于政策手段与目的的伦理约束等；对于大多政策受众来讲，该项政策的价值原则包含两方面的体验：政策体现的价值观与政策受众的价值观是否趋同，这是政策获得社会认同的基础。其次，任何科技政策的制定背后都涉及到资源的配置问题，所有政策在资源配置上都应该最大限度上达到提高整个社会福祉的目的，力争符合帕累托最优模式，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就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政策不能体现这个价值原则，那么政策出台后的社会运行阻力会快速上升，导致政策效率无端损失。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们亟需设立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以此来保证政策内容的科学维度、伦理维度与价值维度被同等重视，这也就是所谓的结构诱导性均衡。科学顾问委员会原本是美国在二战后期开始尝试的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初衷是利用政府外部的智力资源为总统提供全方位的科学咨询与建议，并参与重大决策。因此，美国学者希拉·贾萨诺夫把科学顾问委员会称作“第五部门”，由此可见它的巨大作用。它的正式建制化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情，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这项制度创新对于政策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独立的政策建议与咨询机构，它的最大功用就是拓展了政策问题视野并遏制了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中的过度自由裁量权问题，以及为日益增多的各种与科学有关的争议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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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公共管理的内涵

针对新公共管理的内涵，胡德从管理过程的角度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

（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

（2）明确的绩效标准和测量。

（3）格外重视产出和控制。

（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

（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

（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

（7）强调资源利用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我国学者张成福和党秀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新公共管理以自利人为假设，基于公共选择人理论及其交易成本理论，以传统的管理主义和新泰罗主义为基点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点在于：强调经济价值的优先性、强调市场机能、强调大规模使用企业管理的哲学与技术、强调顾客导向的行政风格。”这种观点简洁而又抓住了重点，概括了新公共管理的实质内涵。

（二）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是重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即是通过绩效评估和绩效衡量，推动绩效持续改进的活动。通过绩效指标的设计，对政府的活动和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估，从而追求政府管理的经济、效率和效能，落实政府责任。二是主张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由于政府机制存在本质上的缺失，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即政府失灵。而新公共管理主张引入市场机制，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弥补政府治理的弊端。竞争机制的应用还可以打破政府的自然垄断现象，促使其提升效率。三是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方式。传统的行政模式主要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不同，排斥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应用于公共部门中。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借鉴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比如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效率导向等等四是强调顾客导向。顾客导向的理念主张将企业管理中顾客至上的精神应用于政府管理，以顾客需要为施政方向，以顾客的满意为目标。政府以顾客为导向，改变了传统上政府的权威心态，重新定位了政府职能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一）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必要性

1.对改革开放来中国历次行政改革的回顾和问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推行了很多轮机构改革。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行政改革是在1982年，主要是针对机构臃肿、部门职责不清、工作效率低下等方面。故这次改革以“适应工作重点转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核心。第二次改革开始于1988年，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等。第三次改革发生于1992年，为了适应党的十四大上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政企分开、精简机构编制等几个方面。第四次改革是在1998年，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等。第五次改革是在2003年，主要是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等，以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政府机构改革伴随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虽然中国的行政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联系起来，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之后的几次改革作用明显，但仍没有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依然存在政府职能配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另外，这些改革缺乏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指导，也没有很好的运用新公共管理。我国一直未能走出行政改革中存在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所以合理运用新公共管理推动我国行政改革势在必行。

2.中国现阶段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行政部门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弊端。第一，行政部门缺乏绩效管理。比如政府不以绩效为导向，导致政府事务庞杂、效率低下、机构臃肿等。由于预算约束不足和缺乏成本与收益的考核，很多地方政府变成了纯粹的“吃饭财政”，造成人员膨胀和预算支出过多。第二，政府管制太多，市场发展不充分。政府职能范围过于宽广，包办所有事务，成了竞技场上的“运动员”而非“裁判员”，限制了自由市场的发展，政府失灵严重。再加上政企不分，使得市场自由发挥的空间受限、市场参与不足。政府的自然垄断排斥了市场的竞争，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比如国企的问题。另外，很多可以民营化的产品和服务却被政府牢牢控制。第三，政府的官僚体制问题严重，导致管理的恶性循环。政府的决策权威集中化，使执行人员自由裁量权较少，不能适应环境的需要。讲究层级节制，束缚了行政人员的个性发展，从而影响行政效率。总体来说，中国行政部门的问题集中在低效率和低效益。这些问题都与行政部门缺乏管理理念密切相关，亟须政府运用新公共管理加以解决。

（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改革中的普遍应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效益，增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时也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所以，这些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行政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行绩效管理。在行政管理中引入了绩效管理中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有利于减少政府部门的资源浪费现象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并落实行政人员的责任。同时，绩效管理提供了一个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平台。政府把绩效的信息公开，便于公众了解和监督，并反映自己的意见。二是借鉴市场的力量，推动公共服务民营化。市场机制是改善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借用市场的力量改造政府，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效益。由于政府机制存在本质上的缺失，难免出现政府失灵，比如成本与收益的隔离、内部性问题等等。而市场机制的应用可以改进政府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状况，减少政府的失灵。三是合理运用企业的管理技术，建设企业型政府。大规模的借鉴企业的管理技术和哲学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实际中，政府中的很多公务人员办事拖拉、敷衍塞责，导致效率低下和民众的不满。所以，可以利用企业管理中的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绩效管理等先进的管理经验来促使行政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和效益，建设企业型政府，以实现高绩效的政府。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即服务于人民的政府，以人民的满意为政府的施政目标。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看，也就是把民众视做顾客对待，政府人员应全心全意为其服务。而当前，我国官员腐败现象频发，部分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不是为造福社会，造成了官员的信任危机。所以，必须严惩腐败，规范官员的公共行为，提高其公共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

（三）新公共管理在中国行政改革中运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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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企业行政人员每天都面临着大量的、琐碎的、不起眼的事务。但是，这些事务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这棵大树上的枝枝叶叶而已。概括起来说，行政管理在企业中主要有管理、协调、服务三大功能；其中管理是主干，协调是核心，服务是根本。究而言之，行政管理的实质就是服务。

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通常称为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行政人事部之类）担负着企业行政管理的组织实施、具体操作，是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是整个行政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

行政部门应该兢兢业业、认真细致地做好种种行政事务工作，把领导和员工从繁重、琐碎的行政事务和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可以集中精力、轻装上阵，研究国内外市场形势，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探讨公司的组织架构，任用公司的各级干部，实施公司的经营方针，解决公司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专心做好每一笔重要业务等等。为了做好纷繁复杂的行政工作，行政部门的领导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茫无头绪地整天瞎忙；或是被领导一会儿支到东，一会儿支到西；结果村村起火，处处冒烟，吃力不讨好，不知道自己整天都忙了些什么。行政部门的领导应该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性，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有自己的主见，能够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做好安排，指挥若定。为了能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建立健全和认真执行行政部门的各项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工作程序以及一系列规范化表格、图表等，从而建立起行政部门的"法治"秩序。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行政人员队伍；同时要搞好科学分工、管理层次和合理授权。一旦行政系统的一系列硬件(如办公设施、生活设施)、软件(如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人员队伍、分工协作和管理层次等等建立健全起来，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象一部自动机器一样运转，只在较少的场合才需要部门领导和上级领导辅以"人治"。一个行政部门的的管理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可以算是有一定水平了。

然而，行政部门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管理水平，那还是不够的。行政部门还必须在"管理"、"协调"和"服务"三方面再上一个档次，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现代企业的行政管理者。

从"管理"方面来说，行政部门不能满足于在日常事务的层次上做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还必须在公司的经营理念、管理策略、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用人政策等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并且高屋建瓴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成为领导不可缺少的"高参和臂膀"。这就要求行政部门的领导者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事务主义者，而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敢创新、有冲力的领导者；换句话说，他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好一个战术家，还要努力做好一个战略家。很显然，也只有一个有思想、懂战略、敢创新、有冲力的人，才能把行政工作做得更好，做得再上一个档次。

从"协调"方面来说，行政管理者不能简单地以传达领导的命令、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为满足；也不能凭借自己在企业的独特地位对各个部门颐指气使，以权压人。行政部门应主动做好上与下、左与右、里与外的沟通，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做好协调。没有充分沟通的协调不成为真正的协调。

从"服务"上说，行政部门要甘当幕后英雄的角色。因为行政服务干得再出色，毕竟是服务于企业的最终目的的。行政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后勤服务工作，永远不要奢望成为企业关注的"中心"。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的关注点不幸竟在于行政部门，那只能说明一点，即行政工作做得实在太糟糕，影响了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影响了企业最终目的的实现，以致于引起大家的关注。行政管理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行政部门最忌讳处处显示自己的存在，与其它部门抢镜头，争荣誉。行政部门应该象一部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这头原料(任务)进去，那头成品(结果)出来；其中的许许多多曲曲折折，都消化在行政体系之内，切忌为自己评功摆好，四处张扬，浪费别人的时间、精力和感情。要反对利用自己对公司资源的支配权只顾为自己谋取私利或便利的行为，特别要反对把行政部门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府衙门。管理是要执行制度的；但执行制度也是一门艺术，并不一定要搞得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特别是在高素质人才集中的地方，更要注意对人的尊重。行政工作要做得有人情味。

二、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及其要求

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主要包括管理、协调和服务三方面的功能；究而言之，行政管理就是服务。就这一点而言，企业的行政管理与政府机关大体相同。但是企业的行政管理与政府机关仍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就在于它是企业的行政管理。企业的行政管理至少有以下特点：

一、企业的行政管理不是独立自足的，它本身并不是企业的目的所在。企业的行政管理即使搞得象一朵花似的，如果不利于充分利用和合理调配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资源，不利于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开源节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加快企业的发展，那也是没有价值的。简言之，企业行政管理服务于企业的根本目的即：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就政府体系本身而言，可以说就是它的目的本身。也就是说，政府机关之所以存在，目的就在于实行行政管理。这就使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往往给人一种"为管理而管理"、不尽情理、不合实际的印象；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企业里，就会比较触目惊心，使人难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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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是把维护最广大群众利益作为卫生行政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维护宪法的权威。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这一原则相呼应，《宪法》第二十七条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努力为人民服务”。可见，我们的每一项具体行政许可行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推进依法行政和深化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依法行政与提高卫生行政部门工作效率统一起来。要加强和创新卫生行政管理，与时俱进，切实转变思想观念。从当前卫生行政许可工作实际出发，不要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简单理解为“管控”，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转变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真正做到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靠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让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卫生管理，主动配合卫生管理，共同改善卫生管理。

优化审批流程，规范行政行为

遵循行政许可“便民、效率”原则，严格审批要件，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限。各个审批环节经手人和负责人都要签字，实行许可“痕迹化”管理。实施卫生行政审批的“三办制”服务：一是对资料齐全，当日能够办结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即时办结制；二是对需要现场审核、不能当日办结的实行承诺办理制（明确审批时限）；三是对利于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实行特事特办制（建立“绿色通道”）。

统一许可标准，适时检查评估

诚然，实现公平是全社会的责任，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措施，那么政府行为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则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规范行政审批标准，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就显得尤为重要！设定行政许可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是1994年出台并实施的，时过境迁，我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抓紧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统一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在落实“下位法服从于上位法”原则的基础上，还不能忘记立法的公平和客观适用性，对于一些特殊机构的命名应当合法合理。《行政许可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许可的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的实施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告该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可见，适时开展许可事项的调查评估意义重大；要制定《卫生行政许可实施检查评估标准》，组织定期评估，对于不利于管理和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卫生行政许可事项及时进行修改完善。

注重效率，增强公信力

便民高效是《行政许可法》的价值取向。便民高效原则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提高时间效率，减少工作拖延。二是提高物质效率，降低经济消耗。正义无价，但实现正义的资源是有限的。以最低的经济资源消耗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要求。卫生行政许可机关应当合理配置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三是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减少不合理制度的负面作用。一个人的工作效率高低只影响到该人的贡献，而一项不合理的制度会在更大范围内影响效率，可能造成社会影响。行政许可具有较强的时间性，这就要求卫生许可工作人员要有较好的执行力，没有执行力就没有执政力，没有执政力就没有公信力。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天经地义！要提高卫生行政效能，增强卫生行政部门的公信力，从卫生行政许可服务做起，建立《首问负责制》、《行政许可责任追究制》，加强对许可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坚持政务公开，所有卫生行政许可项目的《审批服务指南》上网公开，群众通过上网就能对许可项目的审批规范一目了然。为便于监督，各级卫生行政审批机构要主动将新办结的许可事项，及时移送到各相关监管部门，并将所有许可信息按时进行网上公示，真正把政务公开落到实处，自觉地接受各界监督。

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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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保护与管理，履行对《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责任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鼓浪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以下简称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是指列入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核心要素，是鼓浪屿遗产价值最突出的物质见证。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根据权属情况，分为以下三类：

(一)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管理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包括直管、代管、托管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

(二)其他单位或私人管理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包括其他单位自管、私人管理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

(三)其他列入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场所、遗址。

第三条　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基本方针，确保鼓浪屿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发挥文化遗产的公益性。

第四条　本办法涉及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管理工作所需相关经费纳入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部门预算。

第二章　保护管理与监测机构

第五条　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以下简称鼓浪屿文保机构)在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保护管理工作中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和落实有关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政策;

(二)加强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日常维护、修缮利用和监管工作，并定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有关报告;

(三)编制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方案，研究制定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利用相关政策法规;

(四)组织编制实施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规划，对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相关单位(以下简称业主方)的维护、修缮、利用方案等进行初审，协助业主方按文物保护等级进行报批，经批准后开展相关工作;

(五)监督业主方在批准范围内开展相关活动，加强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竣工验收评估工作;

(六)制定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巡查制度，建立专业的巡查队伍，开展定期巡查工作;

(七)指导和监督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监测工作，协调其它涉及保护管理的部门或机构配合完成各项监测工作;

(八)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保护工作，对在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中按规定要求开展工作的，可适当给予补贴;效果突出，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具体奖励程序和标准参照《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执行。

第六条　非国有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所有人应向鼓浪屿文保机构报备房产权属证明材料。

第七条　各驻岛其他单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保护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工作。

鼓励居民委员会建立群众性的自治保护组织，对文化遗产核心要素进行保护。鼓浪屿文保机构应当对群众性保护组织的活动给予指导。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义务，均可以向鼓浪屿文保机构及相应文物行政部门提出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和管理的建议，有权检举、揭发和制止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八条　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监测机构(以下简称监测机构)，负责全面开展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日常监测工作，建立遗产区核心要素的档案库和数据库，为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监测机构在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监测工作中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监测数据的采集、整理和分析等具体工作，定期汇总监测数据，交由档案管理部门统一保管。

(二)构建具有鼓浪屿特色的监测指标体系，明确监测指标和预警阈值，合理设定监测频度。

(三)细化监测对象、确定监测范围和监测分级，做好鼓浪屿监测预警系统与国家监测平台的衔接，实现互联互通。

(四)实行人工巡查制度，并纳入监测系统平台统一管理。与业主方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遵守监测工作流程，做到规范操作，文明巡查。

(五)及时向鼓浪屿文保机构及相应文物行政部门上报监测对象出现的异常或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六)依照相关规定，对阻碍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监测工作的业主方，造成监测工作无法开展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七)鼓浪屿文保机构授予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业主方在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监测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积极配合监测机构人员入户开展正常监测工作，为监测工作提供便利，主动反映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本体现状。

(二)发现监测对象出现异常或可能出现安全隐患时，及时告知监测机构，未经许可不得私自实施维护工作。

(三)保护监测设备，发现监测设备损坏时主动告知监测机构，未经许可不得私自拆修监测设备。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日常维护与修缮

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的日常维护，是指在维持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外观和内部结构不变的基础上，针对轻微损害所做的巡视检查、保洁、小修保养等养护工作。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修缮，是指在不改变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外观和内部结构的情形下，对建筑本体所必需的结构加固处理和维修，包括结构加固而进行的局部复原工程、对建筑的外立面进行整修以恢复原貌的活动等。

第十二条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日常维护与修缮工作，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小修保养及修缮工作必须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相关保养修缮方案应报鼓浪屿文保机构初审并按文物保护级别报相应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维护、修缮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接受鼓浪屿文保机构及相应文物行政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十四条　鼓浪屿文保机构应优化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维护、修缮的管理审批机制，提升工程的研修深度和实施水平，培养专业队伍，形成反应快速、高效的维护、修缮机制。

第十五条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所有人、管理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开展日常维护和修缮。属国有产权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由管理人负责修缮、保养;属非国有产权的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属非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鼓浪屿文保机构及相应文物行政部门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鼓浪屿文保机构及相应文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

所有人委托他人或单位管理和使用的，应当与管理人签订协议，明确维护、修缮的责任及相关权利让渡等条款，并向鼓浪屿文保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业主方委托政府修缮或自行修缮建筑，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鼓浪屿文保机构给予奖励：

(一)列入年度保护整修计划并及时申请修缮;

(二)修缮设计方案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并按规定程序经相应文物主管部门审批;

(三)修缮工程严格按设计方案进行施工且未发生安全事故;

(四)工程完工后及时进行竣工验收，并验收合格;

(五)修缮工程的施工费用经财政审核机构审核并作出工程造价决算意见书。

第十七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修缮，业主方委托鼓浪屿文保机构统一进行修缮的，修缮经费由鼓浪屿文保机构承担。

自行修缮的业主方按财政审核机构出具的工程审核决算价向管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批后，由鼓浪屿文保机构根据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所属保护级别给予奖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最高可给予不高于工程审核决算价80%、50%和30%的奖励。

第四章　保护与利用

第十八条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利用工作应符合《鼓浪屿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等相关要求，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除可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作其他用途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鼓浪屿文物保护机构批准，并向相应级别的文物行政部门和人民政府进行逐级报批。

第十九条　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不得转让、抵押，用于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

第二十条　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业主方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经营活动的，应当签署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签署前，应当报鼓浪屿文保机构批准;并逐级上报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合作协议有效期不得超过5年。属于租赁设立民办博物馆的，依照《国家文物局关于民办博物馆设立的指导意见》办理。

第二十一条　非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用作其他用途，以及涉及转让、抵押、合作、出租、出借的，事先由所有人向鼓浪屿文保机构备案。用作其他用途的，还应符合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引进符合鼓浪屿业态扶持政策的优质项目入驻。

第二十二条　经政府部门投资修缮、布展及管理的非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鼓浪屿文保机构应与所有人签订协议，明确权利让渡等有关事宜。所有人转让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应履行事先签订的协议，偿还政府部门前期投入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修缮及布展资金，同等条件下政府部门有优先购买权。

第二十三条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利用工作必须遵守不改变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原状的原则，业主方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拆除文化遗产核心要素。

第二十四条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中属鼓浪屿文保机构管理的，由鼓浪屿文保机构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保护和利用的具体工作，按《鼓浪屿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等相关要求，发展鼓浪屿文化产业，引导鼓浪屿业态升级，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鼓浪屿文保机构借用非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作为申遗展示场所的，经鼓浪屿文保机构与业主方协商，签订租赁协议并支付相应租金，明确维护、修缮的责任、展品保存的义务及相关权利让渡等条款。对业主方自行管理的展示场所，鼓浪屿文保机构按鼓浪屿申遗活动项目以奖代补暂行规定及鼓励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给予相应补贴。租赁协议期满后，由鼓浪屿文保机构按约定收回政府投入的各类资产。

第二十六条　对危害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安全、破坏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鼓浪屿文保机构及相应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依据情节轻重，会同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五章　其　他

第二十七条　同一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可享受多项政府奖励、补助或补贴时，可择优享受，但最终获得的合计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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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  行政管理  功能

企业的行政工作涉及到企业内部卜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沟通和协调。行政管理的厂‘度，涉及到一个企业的全部运作过程;行政管理的深度.又涉及到许多局外人难以想象的细微末节;行政管理的重要，是因为它是领导和各部门、众员工之间的桥梁;行政管理的敏感，是因为它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一

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概括起来说.行政管理在企业中主要有管理、协调、服务二大功能;其中管理是主干.协调是核心，服务是根本。概言之，行政管理的实质就是服务。

行政部门应该兢兢业业、认真细致地做好种种行政事务工作，把领导和员工从繁重、琐碎的行政事务和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可以集中精力、轻装上阵，研究国内外市场形势，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探讨公司的组织架构，任用公司的各级十部.实施公司的经营方针，解决公司所}印商的重大问题，以及专心做好每一笔重要业务等等。行政部门的领导应该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性，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有自己的主见，能够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做好安排，指挥若定。为了能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建立健全和认真执行行政部门的各项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工作程序以及一系列规范化表格、图表等，从而建立起行政部门的“法治”秩序。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行政人员队伍;同时要搞好科学分工、管理层次和合理授权。一旦行政系统的一系列硬件(如办公设施、生活设施)、软件(如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人员队伍、分工协作和管理层次等等建立健全起来，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像一部自动机器一样运转，只在较少的场合才需要部门领导和上级领导辅以”人治”。

然而，行政部门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管理水平，那还是不够的。行政部门还必须在“管理”、“协调”和’服务”三方面做好工作，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现代企业的行政管理者。从“管理”方面来说，行政部门不能满足于在日常事务的层次上做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还必须在公司的经营理念、管理策略、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用人政策等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成为领导不可缺少的”高参和臂膀”。这就要求行政部门的领导者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事务主义者，而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敢创新、有冲力的领导者。

从“协调”方面来说，行政管理者不能简单地以传达领导的命令、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为满足;也不能凭借自己在企业的独特地位对各个部门颐指气使，以权压人。行政部门应主动做好上与下、左与右、里与外的沟通，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做好协调。没有充分沟通的协调不是真正的协调。

从“服务”上说，行政部门要甘当幕后英雄的角色。因为行政服务干得再出色，毕竟是服务于企业的最终目的的。行政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后勤服务工作，永远不要奢望成为企业关注的“中心”。行政管理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行政部门最忌讳处处显示自己的存在，与其它部门抢镜头、争荣誉。行政部门应该像一部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这头原料(任务)进去，那头成品(结果)出来;其中的许许多多曲曲折折，都消化在行政体系之内，切忌为自己评功摆好，四处张扬，浪费别人的时间、精力和感情。要反对利用自己对公司资源的支配权只顾为自己谋取私利或便利的行为，特别要反对把行政部门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府衙门。

二

企业的行政管理至少有以下特点:

(一)企业的行政管理是为经济效益服务的。企业的行政管理如果不利于充分利用和合理调配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资源，不利于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开源节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加快企业的发展，那也是没有价值的。简言之，企业行政管理服务于企业的根本目的.即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二)企业行政管理注重内容和实质。通常，企业的行政管理往往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对行政管理的诸多制度、程序、环节、形式、图表、文件等进行剪裁和调整，使之变得精练、实用、简洁、便利、省时、省钱。

(三)企业行政管理要讲究实效。虽然我们不能说要直接用企业经济效益来衡量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也就是说，不能直接对某个具体的行政行为问“你这种做法能为企业赚多少钱”;但是，企业的行政管理还是比较直接地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企业行政管理的着眼点在于充分挖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司的各种资源，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开源节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加快企业发展。

(四)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企业的行政管理往往根据公司实际发展需要经常进行变革、增删、剪裁、变通，因而带有很强的灵活性，比较能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公司实际。

(五)企业行政管理要为企业的.’前线”服务的色彩比较明显。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人员在企业中比较“低调”，行政部门为技术、业务等一线部门服务的关系一般比较明确。

企业行政管理的上述特点就给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企业的行政管理必须时刻着眼于为企业的经济利益服务，反对”为管理而管理”;必须坚决摈弃形式主义，切实讲究实效;必须大力讲究勤俭节约.反对大手大脚;必须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和可能，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方法，一切以公司利益为最高原则，反对食古不化、因循守旧;最后，企业行政管理最终要落实到确立服务观念，克服老爷作风和衙门习气，切实搞好服务上来。

三

在企业的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完全摈弃“机关习气”.完全凭主观意愿办事的”游击作风”。企业中没有系统完整的规章制度、上下左右的明确分工、明确而充分的逐级授权和环环相扣的工作程序;或无章可依.或有章不依;由于没有制定出成文的“公道”和”规矩”.造成企业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相扯皮.互相推诱;你争我夺，辩论不休;或遇事不议.或久议不决，或决而不行，或行而不果;重复讨论，重复决定.重复劳动;朝令夕改.朝秦暮楚。企业处于一片“打乱仗”状态.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和员工士气，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

另一种倾向，是一些“机关作风”较重的企业行政管理干部，完全不考虑公司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搞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把一个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变成了旧时代的“衙门”。这同样造成极大浪费.降低工作效率和员工士气，影响企业效益。

以上两种倾向，都是我们应当大力反对的。行政管理的目的和实质在于为企业的根本目的服务，为企业领导和各个部门、干部员工服务，而决不可本末倒置，否则同样会降低员工士气和工作效率.损害公司利益。

篇9

一

已经建立或正在建设的校本教研制度，主要包含3 方面的内容。

1. 调整上下关系的制度

在学校本位理念的主导下，重新调整教育行政部门、上级教研机构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这一正在进行中的调整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明确提出“学校是教研基地”、“教师即研究者”的理念，并作为普遍要求写进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政策文件中。例如：山东省教育厅早在2004 年8 月，即与普通高中课改同步，下发了《山东省普通高中校本教研制度建设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把学校作为研究基地”、“把教师作为教学研究的主导力量”、“把解决教学实际问题作为校本教学研究的核心”。二是政策意见的配套下发。不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台有关校本教研制度的指导意见，而且市、县（区）相继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例如：江西省教育厅于2003 年颁发了《关于建立以校为本教学研究制度的意见》，2005 年又颁发了更加具体的《江西省建立以校为本教学研究制度2005-2007 年工作计划》。随后，江西省上饶市教育局、南昌市西湖区教育局、广丰县教育局等均相继出台了本地区“建立以校为本教研制度”的相关文件与实施办法。三是有关指导意见、实施办法，除了赋予学校及教师应有的教研职责，鼓励教研活动的创新外，还特别重视专门的教研机构的职能转变，强调“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咨询和专业服务”。有的地区还研制了专门的《教研员工作手册》，加强对教研员的管理。四是为使学校教研活动在启动阶段不致于放任自流，不少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还制定了“校本教研成果考核评价与奖励办法”、“校本教研工作评价体系表”、“优秀备课组、教研组评选条例”等，开展相关的评估活动，对校本教研工作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给予奖励。

2. 调整内部关系的制度

这主要指在学校层面上，对校本教研的价值导向、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运作方式、行动准则、组织形态、成果评价等作出规定，并付诸行动，使校本教研成为大家的自觉行为。其内容相当广泛，绝不仅仅局限于“同伴互动”、“专业引领”、“自我反思”。比如：有的学校教师写反思，校长批反思（校长针对教师的教学反思笔记写“批语”），按学习、工作、研究一体化的原则精心打造备课组、教研组、年级组、课题组等教师团队，尤其重视备课组组长和教研组组长的选拔、任用和考核；有的学校关注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学习行为，“以学论教”，开展“基于学生行为观察的校本研修”，建立关于学生行为的观察、分析与辅导体系等；不少学校出台了校本学习制度、备课活动制度、课题研究制度、新老教师结对帮扶制度、名师工作室制度、成果交流与奖励制度等。

3. 调整横向关系的制度

这是指校际之间、区域之间开展合作研究，形成“联片教研”、“教研姐妹校”、“教研协作区”，结成“教学发展共同体”。例如：2004 年上海八个区（青浦、金山、宝山、静安、长宁、普陀、浦东新区和徐汇）签订协议，合作开展基于教学行动的校本研修，启动“八区联动”校本研修项目工作，打破边界，共同分享教研资源。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城乡教研交流，从过去的“教师进城”，到“送教下乡”，再到现在的“城乡联动”，成为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北京朝阳区同时推出校本教研的“自主模式”（区级示范校独立开展教研活动，并向周边学校辐射）、“联片模式”（音、体、美等小学科校内教研力量不足的学校，开展跨校交流研讨活动）、“支撑模式”（教研力量薄弱的学校寻求外部教研力量的支撑）。上海长宁区教育局推出教师“柔性流动”政策，要求重点学校的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走班式教学”，打破长期以来优秀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此外，优秀教师、骨干教师支教制度，在一些地区也已经逐步建立起来。

二

对于整个校本教研制度的建设来说，上述3 方面的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上下关系的调整是必要前提，没有这种调整，教研重心就不可能下移至学校，学校就不可能创造性地实施新课程。校内关系的调整是主要内容和落脚点，调整上下关系乃是为了理顺学校内部关系，让教师真正成为教学研究的主导力量。横向关系的调整是重要保障。教育行政部门职能转变后出现的管理“空缺”，或者行政不便作为、不可作为的方面，需要民间的立场、非官方性质的校际互动力量加以补充与解决。

校本教研制度建设是对传统教研体制的一种挑战。各地在建设校本教研制度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少值得肯定的创新举措，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行政的不当介入

校本教研制度强调“以校为本”，但在不少地方，校本教研依然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进。从校本教研的目标价值定位、任务内容的确定，到活动过程的展开，再到研究成果的考核、奖励等，都离不开行政力量。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使教研工作回到“行政指令、统一要求、刚性约束、形式检查”的老路上去。教育行政部门、教科研规划部门等多条系统的指令和种种形式化的检查皆汇集到学校，让学校疲于应付，大大压缩了学校的自主空间。

2. 内生性制度的缺失

从制度的制定过程来看，制度有外在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之分，前者遵循自上而下的生成路径，后者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从校本教研制度建设的过程来看，我们比较多地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径，将校本教研的理念、办法强加给学校，或者移植专门化的科研管理办法，开展课题立项、中期检查与成果鉴定活动，导致校本教研制度与中小学已有惯例之间出现明显的对立与反差。教师口头上信奉的理论与他们实际运用的理论不一致，教科研活动成了一种点缀和包装，游离于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之外。

3. 实践之知的压抑

知识包含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谁知道4个方面。对于教学活动和实践性问题的解决而言，最关键的是“如何做”的知识。教师教育的难点、校本教研的重心理应放在“如何做”的知识，即实践之知的呈现、分析、梳理、积累、更

新、共享上。当前的校本教研比较多地追问“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致力于种种正规的科研文本的生产，对实践之知如何呈现、积累、生产、交流等关注不够，对实践工作者拥有的教学技艺、教学智慧关注不够，致使教师的实践之知长期处于被压抑、被批判的默会状态，无法真正流动起来。

三

在校本教研中，问题意识比课题意识更为根本，不能用越来越空洞的“科研课题”冲淡乃至淹没真实的问题意识；实践之知比理论之知更为原本，更直接地切近教育教学的生态，呈现教学活动原本具有的鲜活、丰富与个性；自由空间比“科研规范”更为重要。校本教研追求内在的觉解、自我的敞亮与澄明，教师必须专注于高度的内在自觉与深层体验，而不致为过多的外在功利目的与偶像权威所困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利、淡定从容的读书心境、自由表达的空间就显得十分重要。比如：上海市北郊中学设立“咖啡时间”，让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在校内咖啡馆轻松地谈论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每次教职工大会前20 分钟，让教师抽签上台进行公开演说；鼓励教师自由写作，只要真实就是文章；学校办了一本教师刊物《草根》，作为教师发表文稿和品味人生的园地。

都说思想与他人分享，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实际上彼此思想观念上的融会贯通是相当困难的。人们习惯地认为，他们的思想方法适用于所有地方的所有人，不喜欢与己不同的东西。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先验地表述了对“他者”的否定，导致所谓“主体间性”背后的貌合神离。一些中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学校，滋生了较为严重的专业个人主义，使得思想感情上的彼此接纳显得更加困难。校本教研制度建设应当着力促使校内日常课堂教学的全面开放，改变教室为教师个人的私有空间的观念，变少数教师的示范上课为全体教学人员的公开教学，变教师个人在孤立无援状态下的工作为同事之间的互相协作，教研组、备课组成员集体备课，相互观摩，共同提高。打开每个教室的门，这是一项最基本也是相当重要的制度安排。有公开，才有观摩研讨。每个教师都乐于公开自己的日常授课，才能形成良好的相互观摩的合作文化。当然，在公开场域下，还有一个如何观课、磨课的问题，有一个充实公开教学的内涵、提高研讨活动质量的问题。在这方面，各地已经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听课、说课、评课相结合，一课几议几上，循环教学，对教研过程进行反思，讲述“教研故事”等等。

篇10

企业的行政管理体系，可以说是企业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是以总经理为最高领导、由行政副总分工负责、由专门行政部门组织实施、操作，其触角深入到企业的各个部门和分支机构的方方面面的一个完整的系统、网络。

行政管理体系担负着企业的管理工作；企业中除行政管理之外的工作，都是某个方面的"业务"。行政管理体系推动和保证着企业的技术（设计）、生产（施工）、资金（财务）、经营（销售）、发展（开发）几大块业务的顺利、有效进行和相互之间的协调。

一个较大企业的行政管理体系，其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企业。行政工作在其广度、深度、重要性及敏感性等方面都不同于企业各方面?quot;业务"。行政工作涉及到企业内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沟通和协调。行政管理的广度，涉及到一个企业的全部运作过程；行政管理的深度，又涉及到许多局外人难以想象的细微末节；行政管理的重要，是因为它是领导和各部门、众员工之间的桥梁。

企业的行政管理如此重要，然而却几乎没有人去研究它；这是现今企业普遍感到最头痛的是行政管理，而改进它又不知如何下手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其中的二、三问题作一探讨，期望引起讨论。

一、企业行政管理的功能及其要求

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企业行政人员每天都面临着大量的、琐碎的、不起眼的事务。但是，这些事务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这棵大树上的枝枝叶叶而已。概括起来说，行政管理在企业中主要有管理、协调、服务三大功能；其中管理是主干，协调是核心，服务是根本。究而言之，行政管理的实质就是服务。

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通常称为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行政人事部之类）担负着企业行政管理的组织实施、具体操作，是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是整个行政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

行政部门应该兢兢业业、认真细致地做好种种行政事务工作，把领导和员工从繁重、琐碎的行政事务和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可以集中精力、轻装上阵，研究国内外市场形势，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探讨公司的组织架构，任用公司的各级干部，实施公司的经营方针，解决公司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专心做好每一笔重要业务等等。为了做好纷繁复杂的行政工作，行政部门的领导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茫无头绪地整天瞎忙；或是被领导一会儿支到东，一会儿支到西；结果村村起火，处处冒烟，吃力不讨好，不知道自己整天都忙了些什么。行政部门的领导应该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性，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有自己的主见，能够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做好安排，指挥若定。为了能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建立健全和认真执行行政部门的各项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工作程序以及一系列规范化表格、图表等，从而建立起行政部门的"法治"秩序。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行政人员队伍；同时要搞好科学分工、管理层次和合理授权。一旦行政系统的一系列硬件(如办公设施、生活设施)、软件(如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人员队伍、分工协作和管理层次等等建立健全起来，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象一部自动机器一样运转，只在较少的场合才需要部门领导和上级领导辅以"人治"。一个行政部门的的管理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可以算是有一定水平了。

然而，行政部门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管理水平，那还是不够的。行政部门还必须在"管理"、"协调"和"服务"三方面再上一个档次，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现代企业的行政管理者。

从"管理"方面来说，行政部门不能满足于在日常事务的层次上做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还必须在公司的经营理念、管理策略、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用人政策等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并且高屋建瓴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成为领导不可缺少的"高参和臂膀"。这就要求行政部门的领导者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事务主义者，而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敢创新、有冲力的领导者；换句话说，他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好一个战术家，还要努力做好一个战略家。很显然，也只有一个有思想、懂战略、敢创新、有冲力的人，才能把行政工作做得更好，做得再上一个档次。

从"协调"方面来说，行政管理者不能简单地以传达领导的命令、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为满足；也不能凭借自己在企业的独特地位对各个部门颐指气使，以权压人。行政部门应主动做好上与下、左与右、里与外的沟通，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做好协调。没有充分沟通的协调不成为真正的协调。

从"服务"上说，行政部门要甘当幕后英雄的角色。因为行政服务干得再出色，毕竟是服务于企业的最终目的的。行政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后勤服务工作，永远不要奢望成为企业关注的"中心"。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的关注点不幸竟在于行政部门，那只能说明一点，即行政工作做得实在太糟糕，影响了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影响了企业最终目的的实现，以致于引起大家的关注。行政管理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行政部门最忌讳处处显示自己的存在，与其它部门抢镜头，争荣誉。行政部门应该象一部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这头原料(任务)进去，那头成品(结果)出来；其中的许许多多曲曲折折，都消化在行政体系之内，切忌为自己评功摆好，四处张扬，浪费别人的时间、精力和感情。要反对利用自己对公司资源的支配权只顾为自己谋取私利或便利的行为，特别要反对把行政部门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府衙门。管理是要执行制度的；但执行制度也是一门艺术，并不一定要搞得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特别是在高素质人才集中的地方，更要注意对人的尊重。行政工作要做得有人情味。

管理"上做好协调"，在"服务"上当好幕后英雄的境界，是行政工作的理想境界。由于各种因素，并不容易达到，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之，努力趋近于这种境界。

二、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及其要求

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主要包括管理、协调和服务三方面的功能；究而言之，行政管理就是服务。就这一点而言，企业的行政管理与政府机关大体相同。但是企业的行政管理与政府机关仍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就在于它是企业的行政管理。企业的行政管理至少有以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