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归责原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处罚归责原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仪容风纪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要注意加强自身素质修养，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做到仪表整齐、风纪严整、举止端庄、言行规范。

(1)按规定统一着装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上岗时必须佩带交通行政执法证件，着装整齐，不准着短裤、背心、拖鞋，不准赤脚、挽裤腿、披衣、敞怀。不准将标志服转借给着装范围以外的人穿着。

(2)交通行政执法标志服的着装人员，不准染发、纹身；男同志不准留长发、蓄胡须、留大鬃角，女同志不准留披肩发、描眉、涂口红、染指甲等。

(3)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禁止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不文明饮酒和酗酒，酒后不准执行公务；不准着装在公共场合饮酒；不准接受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宴请或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各种场合饮酒；

二、文明服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恪守职业道德，做到语言文明、态度和蔼、平等待人、服务热情。

(1)不准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态度冷横硬、训斥、冷落、刁难、打击报复。

(2)不准说脏话、粗话、禁语，不准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争吵，不准辱骂行政管理相对人。

(3)执法过程中，除危及执法人员人身安全而采取的正当防卫外，不准殴打行政管理相对人，违反者予以开除辞去。

(4)行政审批、办证、征费、处理违章等“窗口”上岗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工作时间内不准脱岗、串岗、聊天，不准利用计算机进行网上聊天、玩游戏。

三、严格执法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要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依法行政，秉公执法。

(1)“窗口”单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持有效的交通行政执法证件挂牌上岗。不准无证、无[文秘站:]牌或挂无效证件上岗。

(2)行政审批、办证、征费等交通行政执法人员不准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审批申办事项推诿扯皮，无故拖延时间；不准超过法定政务公开、承诺服务的时限要求；不属职权范围的事情，应向申办人作出解释。

(3)不准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越权审批、越权检查、越权处罚，不准代其他部门拦截车(船)、检查、罚款、收费、扣车(船)、扣证。

(4)不准超标准收费、搭车收费和故意漏收费。

(5)不准私自查扣车船，不准擅自对查扣的车辆和船舶放行；执法过程中，不准违反规定单独接触被管理对象。

四、廉洁从政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廉政规定，做到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不。

(1)不准收受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纪念品、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2)不准接受行政管理相对人安排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和外出考察活动，不准接受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其他设备物品。

(3)不准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和违反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规定，不准截留、挪用、私分罚没款物。

(4)不准参予或变相参予各种经营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亲友从事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所(队)领导的亲属、子女不准参予其职权范围内经营活动。

(5)不准超越职权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五、违规处理

(1)违反第一点(1)(2)(3)、第二点(1)(2)(4)、第三点(1)(2)(3)(4)(5)、第四点(5)项规定的，第一次批评教育，第二次离岗培训，培训期间只发基本生活费；第三次调离执法岗位或辞去。

违反第二(3)、第四(1)(2)(3)(4)项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辞去。触犯刑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执法人员违反本规定，单位领导不按规定向上级反映情况或知情不报的，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

本规定由X__市交通局负责监督实施。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为进一步加强对交通行政执法队伍的监督管理，规范执法行为，推进交通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树立和维护交通窗口行政的形象，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本规定适用我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

一、仪容风纪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要注意加强自身素质修养，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做到仪表整齐、风纪严整、举止端庄、言行规范。

(1)按规定统一着装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上岗时必须佩带交通行政执法证件，着装整齐，不准着短裤、背心、拖鞋，不准赤脚、挽裤腿、披衣、敞怀。不准将标志服转借给着装范围以外的人穿着。

(2)交通行政执法标志服的着装人员，不准染发、纹身；男同志不准留长发、蓄胡须、留大鬃角，女同志不准留披肩发、描眉、涂口红、染指甲等。

(3)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禁止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不文明饮酒和酗酒，酒后不准执行公务；不准着装在公共场合饮酒；不准接受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宴请或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各种场合饮酒；

二、文明服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恪守职业道德，做到语言文明、态度和蔼、平等待人、服务热情。

(1)不准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态度冷横硬、训斥、冷落、刁难、打击报复。

(2)不准说脏话、粗话、禁语，不准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争吵，不准辱骂行政管理相对人。

(3)执法过程中，除危及执法人员人身安全而采取的正当防卫外，不准殴打行政管理相对人，违反者予以开除辞去。

(4)行政审批、办证、征费、处理违章等“窗口”上岗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工作时间内不准脱岗、串岗、聊天，不准利用计算机进行网上聊天、玩游戏。

三、严格执法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要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依法行政，秉公执法。

(1)“窗口”单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持有效的交通行政执法证件挂牌上岗。不准无证、无牌或挂无效证件上岗。

(2)行政审批、办证、征费等交通行政执法人员不准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审批申办事项推诿扯皮，无故拖延时间；不准超过法定政务公开、承诺服务的时限要求；不属职权范围的事情，应向申办人作出解释。

(3)不准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越权审批、

越权检查、越权处罚，不准代其他部门拦截车(船)、检查、罚款、收费、扣车(船)、扣证。(4)不准超标准收费、搭车收费和故意漏收费。

(5)不准私自查扣车船，不准擅自对查扣的车辆和船舶放行；执法过程中，不准违反规定单独接触被管理对象。

四、廉洁从政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廉政规定，做到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不。

(1)不准收受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纪念品、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2)不准接受行政管理相对人安排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和外出考察活动，不准接受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其他设备物品。

(3)不准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和违反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规定，不准截留、挪用、私分罚没款物。

(4)不准参予或变相参予各种经营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亲友从事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所(队)领导的亲属、子女不准参予其职权范围内经营活动。

(5)不准超越职权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五、违规处理

(1)违反第一点(1)(2)(3)、第二点(1)(2)(4)、第三点(1)(2)(3)(4)(5)、第四点(5)项规定的，第一次批评教育，第二次离岗培训，培训期间只发基本生活费；第三次调离执法岗位或辞去。

违反第二(3)、第四(1)(2)(3)(4)项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辞去。触犯刑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篇2

证券市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监管的，它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监管的一个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数百年历史经验教训，使人们终于确立了市场并非万能的理念，促成了现代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并直接催生了证券法制。在证券市场的维护上，政府的目标就在于保证证券市场的有效、连续和公正地运作，保证参与交易各方的合法利益。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的手段主要体现在追究违法行为人（上市公司和／或董事）的责任之上，在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追究的过程中，通常追究的责任人为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在这里，之所以要追究董事的责任，这是因为，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就必须要规范董事的行为，董事作为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人员，其通常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强化董事的责任，才能更好的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现代法律责任由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不同责任形态的功能虽各有侧重，但均具有惩罚和救济功能以及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威慑功能。具体到规范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的行为上，刑事责任旨在惩罚严重违法行为人；行政责任旨在惩罚一般违法行为人；民事责任旨在赔偿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显然，前两种法律责任侧重于对违法行为人的惩罚，发挥着重要的威慑功能。民事责任的首要目标在于受害人获得赔偿，但也具有阻却违法的功能。

虽然在三种责任中民事救济应当占居重要地位，但由于我国证券民事救济立法的结构，证券民事赔偿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对于众多的证券违规行为，如果按照刑事证据标准去定罪，又面对着罪行认定方面的严格要求，行为人虽然从事某些违法行为，但由于难于举证等原因将可能免于刑事处罚。因此，短期内行政监管之下的行政责任还将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

然而，追究上市公司董事责任的立法根据是什么，对董事的处罚应具备何种法律要件，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应适用怎样的处罚程序，以及董事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应予免责等却是上市公司董事责任追究亟许需研究的现实问题。本课题和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和实务上的分析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意见和相应的立法建议。

一、关于董事行政处罚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意见

（一）应准确界定上市公司董事的法律地位

确定公司董事责任与处罚的核心在于准确界定董事的法律地位，而认识董事法律地位的关键是搞清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各国立法和理论对公司和董事关系的定位各不相同，世界各国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其一，受托人说，既认为董事是公司的受托人。

其二，关系说，即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人。

其三，与信托兼有说。

其四，委任关系说，即公司为委任人，董事为受任人，委任标的是公司财产的管理与经营。

其五，特殊关系说，即公司董事与公司和股东的关系是特殊的关系。

前述几种学说都有其各自的立法背景和法律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在我国，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定位于特殊关系更为贴切。这种特殊关系既不能直接适用民法的法律规范，也很难用信托关系或委任关系加以说明。公司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由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则被授与广泛的管理公司事务和财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是法定的权力，它既不同于权，也不完全符合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原理，而是一种新型的权力。董事对公司、对股东都负有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这些义务的性质是法定的，非一般人的义务或受托人的义务所能够包括的。换句话说，现代公司中的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无法用现有的任何一种单独的法律关系原则来概括，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二）应体现董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

责任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而承担义务的同时当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法律的一般原则，这一点也应体现在董事责任的制度上。由董事的法律地位所决定，董事既然享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负有相应的义务，也就承担相应的责任。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董事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与其享有的权利不甚对称，在法律规定上，董事的义务和责任比较明晰，而董事的权利则较为模糊，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通常只有对董事会整体职权的一般规定，而没有对董事个体权利的具体规定。实践中，董事负有的义务较多，而享有的权利较少，常被追究责任，却较少享有权利，特别是有些董事未得到公司给予的多少报酬，但承担了很大的责任，这也使得一些董事不服受到的处罚。因此，《公司法》修订时，增加关于董事权利的具体规定，包括董事的报酬请求权等，将是非常必要的。

（三）应注意董事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协调

董事所承担的义务可分为公法义务和私法义务。公法义务直接指向的是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私法义务直接指向的是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董事的公法义务由法律设定，董事的私法义务除公司法、证券法中有所规定外，也由公司章程规定。属于公法义务的，如不得虚假陈述、不得操纵市场。属私法义务的，如董事的忠实义务和诚信义务。董事违法或违反义务的行为，可能是违反了公法义务，也可能是违反了私法义务，违反公法义务的救济手段是行政责任，违反私法义务的救济手段则是民事责任，而刑事责任追究的既可以是违反公法义务的行为，也可以是违反私法义务的行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各有不同的法律功能和适用范围。行政责任对应的应是违反公法义务的行为，保护的是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而不是董事所有的违法行为。对于纯属私法义务的违法行为，如违反忠实义务和诚信义务的行为，应由民事责任予以追究和救济，而无需追究行政责任。

目前，加强和完善民事责任制度已得到学界和立法、司法等各个方面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但同时也应认识到，由于公司和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特殊性，尤其是其受害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损失认定举证方面的困难，民事责任的追究有着相当大的难度，而刑事责任只适用于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无论从责任适用的普遍性，还是从责任适用的可操作性和便捷性来看，行政责任的追究都具有不可忽视也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国证券市场是新生的尚不成熟的市场，采取的是典型的统一监管模式，加之十几年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都决定了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行政责任将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手段。所要关注和研究的是如何健全和完善现行的行政责任制度，规定更为科学、合理的行政责任的实体要件和程序保障，更好地发挥和实现行政责任应有的法律功能。

（四）应合理界定应予处罚行为的范围和证券监管机关的处罚权限

1、应予处罚的行为应是证券法上的违法行为。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董事责任的追究，应以证券法、而不应以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为直接依据。上市公司董事的违法违规行为，有的属于证券法上的违法行为，有的属于公司法上的违法行为，有的既违反公司法，也违反证券法，有的属于上市公司董事特有的违法行为，有的则属于各种公司董事共有的违法行为，它们都构成上市公司董事行政处罚责任的行为要件。但由证券监管机关处罚的行为只应限于证券法上的违法行为，而不应包括公司法上的违法行为。一般来说，违反公司法的行为多是由工商行政机关给予处罚，这种行为通常都是与公司注册事项相关，如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变更时未依法通知和公告或办理变更登记、未依法清算等，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事项，究竟由哪个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公司法中并无具体规定，根据国家机关的职能分工和行政处罚权的一般划分方式，不同的违法行为应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负责处罚，如违反公司法规定，在法定会计帐册之外另立会计帐册的行为，似应由财政、审计机关处罚，将国有资产低价或无偿分给个人的，似应由国有资产的管理机关或产权代表机关处罚。上市公司因没有其他归口管理的主管部门，由此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证券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全面监管的格局，似乎只要上市公司发生的问题，都由证券监管机关负责，只要是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都由证券监管机关处罚，证券监管机关似乎成了所有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也都成了证券监管机关管理的事项。这种情况虽有其客观原因，但并非是合理和正常的状态。证券监管机关只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它不应以市场主体、而应以市场行为来确定监管和处罚的对象，即以证券法所涉及的行为作为其监管和处罚的范围。

2、应予处罚的行为应是有具体处罚条款的行为。对董事的处罚，不仅是董事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而且，还必须是证券法中明文规应受行政处罚的责任。证券法中规定应予处罚的行为通常都是董事违反公法义务的行为。如同刑法实行罪刑法定主义一样，行政处罚法实行的是处罚法定原则，即任何行政处罚，都需依据具体的处罚条款作出。在证券法中，对某些行为作了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违反这些规定显属违法行为，当然应施以行政处罚，如现行法律中未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应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予以补救，以使所有的行政处罚都有法可依。

（五）应区分董事的类别并确定相应的过错责任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类型未作区分，但实践中，董事因其来源、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的不同，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类别，目前，最主要的董事类型有以下三种：（1）普通董事（2）外部董事（3）独立董事。

在公司法对董事类型不作区分的同时，实践中对董事的责任也未根据其不同的类别而分别追究。只要发生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只要存在应追究董事责任的事实，就对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或参与此项行为的所有董事追究责任。而事实上，不同类别的董事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本来是有所不同的，独立董事就享有其他董事所不享有的特殊职权。同时，各类董事其履行职责的环境和条件也存在差异，内部董事直接参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而外部董事大多只是参加董事会议，一般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业务，其对公司事务的了解和信息的获得是不完全对称的，按照科学、合理的处罚责任的归责条件加以认定，不同董事对同一个董事会行为的主观过错也不总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不加区别的对不同类型的董事追究同样的责任，是过于简单和不甚合理的，也不符合法律责任追究的一般原理，这也正是实践中，有些董事不服处罚的又一重要原因。

（六）应将影子董事和法人董事作为董事行政处罚的对象

第一，关于名义董事和影子董事的责任。名义董事名义上为董事而实际上受命于影子董事，并不真正行使董事权利；影子董事名义上非为董事，也不以董事身份行事，但事实上拥有董事权利，能够支配名义董事的行为。在我国，事实上也有名义董事和影子董事的存在。在增强对董事监管和处罚的力度时，有的董事为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隐居幕后，安排无管理能力并无实权的人名义上出任董事，或者直接行使董事的各种权利，只是不挂董事的名分。此种情况下，名义董事应承担责任当然无庸置疑，但影子董事同样不应逃脱法律责任的追究。鉴于有些董事为逃避法律责任而成为影子董事的现实情况，更有必要明确规定影子董事与其他董事相同的法律责任。第二，关于法人董事的责任。法人董事是由法人组织而非自然人个人担任公司的董事。尽管我国公司法没有涉及到法人董事，但实践中法人董事的现象却实际存在，尤其是许多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上市公司的董事往往由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委派，他们的行为和意见并非出自其独立的思考判断，而是出自其所代表的大股东的态度和意见，代表大股东的利益，成为人或代表人。虽然法律有可能对董事的行为课以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究，但幕后起关键作用的法人董事因不是自然人却不承担任何董事责任。这种责任分配上的严重失衡需要通过未来的立法加以解决，明确地承认和肯定法人董事，并参照国外立法先例，规定法人董事应与其代表人连带地承担与其他董事相同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将对约束、遏制控股股东的过度行为和有效地追究董事的责任起到重要的作用。

（七）董事行政处罚责任的追究应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董事的行政处罚责任应以董事主观上的过错为要件，如果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同时，对于董事过错的认定，应实行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即只要董事实施了违法违规行为，就推定其属于故意或过失所为，但如果董事能够证明其不存在任何故意或过失，则可以认定董事没有过错，从而免除处罚责任。这种过错推定责任与一般过错责任的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承担，一般过错责任是由责任的追究者举证证明董事负有过错，而过错推定责任则是由董事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董事行为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多数责任的追究通常都是基于董事的过失，而认定董事过失的核心问题是确定董事注意义务的标准和要求。就实质审查来说，董事的注意标准很难具体化，只能是抽象的，即董事应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应有的注意，而作为善良的管理人，董事既不能低于常人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也不能要求所有董事都具有专业人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但董事应达到一个合格、适任的公司管理者应有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这是所有董事应达到的最低注意标准，具有这种能力者所应知而未知则构成过失。当然，这一最低的共同注意标准只是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认定董事是否存在过失的标准，这并不排斥对某些具有专业知识、能力或特殊经验的董事适用更高的注意标准。比如，对于会计事项，一般董事难以知道和发现的问题，具有会计知识和经历的董事就应该知道和发现。对于法律事项，一般董事难以知道的错误或问题，但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背景的董事就应该知道。

根据上述注意标准，实践中存在的以下情况就不能成为否定过错、推卸责任的理由：

（1）能力不足。

（2）信息不对称。

（3）相信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出具的意见和报告。

（4）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5）股东支配或外部干预。

（八）应十分重视董事行政处罚的程序性问题

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对执法而言，严格遵守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应置于与案件实体正确处理同样重要的地位。法律上的实体问题虽是内在的，但实体上的公正和正确却是相对的，程序上的问题虽是表面的，但程序上的规范和严格却是绝对的。对董事的行政处罚应切忌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程序至上”，虽不能作为董事行政处罚的原则，但对程序问题确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监管机关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董事处罚程序并严格规范自身的执法行为。关于处罚程序，应注意调查与决定的分开，包括机构分开和人员分开，由监管机关内部不同的机构和人员分别行使处罚的调查与决定两种职能，通过调查、决定两个层次的监督制约，防止调查人员先入为主，减少错误的发生。关于处罚的执行程序，应注意贯彻“罚执分离”的原则，即作出处罚决定和执行处罚决定的机构和人员分离。关于处罚的复议程序，应当贯彻“复议机构和人员与处罚机构和人员分离”的原则，按照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申请、受理、审查和决定等程序，全面审查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关于董事行政处罚的几点立法建议

（一）在《公司法》中增加董事权利的具体规定

针对目前所存在的董事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与其享有的权利不对称的问题，在《公司法》修订时，应增加关于董事权利的具体规定。应明确规定在董事会会议之外，董事应享有董事会的召集权、提出议案权、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和提出议案权，公司管理人员任免的提议权、公司管理事务的质询权、财务帐册的查阅权，报酬请求权等。

（二）在《证券法》或相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中增加对某些行为处罚的规定

在《证券法》中，对某些行为虽有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而无相应法律责任条款的规定，如擅自改变招股说明书所列资金用途（第20条）、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第76条）等，这些行为既然为法律所禁止或强制，如有违反，就应施以行政处罚，但现行立法并无具体的处罚条款，因此，应尽快通过相应的立法予以补救，这种补救可以通过《证券法》的修改，也可以通过行政法规或规章加以规定。

（三）提升关于上市公司董事行政处罚规定的立法层次

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设定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只能由法律设定。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可以由行政法规设定。行政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对于尚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行政规章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处罚。

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了六种行政处罚的方式：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收入、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但《证券法》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的处罚方式却只有三种，即警告、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而事实上，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董事行政处罚的方式涉及通报批评、公开遣责、警告、没收违法收入、罚款、取消上市公司董事资格、行业禁入等七种。这些行政处罚很少依据《证券法》作出，而多是依据行政规章，有些则是依据《通知》、《办法》、《规定》等规范性或政策性文件。因此，应尽快提升这些处罚规定的立法层次，将其纳入法律或行政法规之中。通报批评和公开遣责两种处罚虽可解释为类似警告的一种处罚，但最好也应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加以规定。

（四）建立董事行为的声明程序和机制

认定董事是否存在过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法律技术问题。美国最近制定的公司改革法案，确定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判断董事主观过错的标准，如果董事根本未进行其所声明的行为，即根本未对公司的报告进行审查、或没有向公司外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披露内部控制系统设计和运作的重大缺陷、弱势，披露以往发生的、牵涉公司要员的欺诈行为、或并未对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则当然可以认定其存在过错。如果其虽然进行了其所声明的行为，但结果仍存在欺诈，则仍然要根据“竭尽注意义务”的传统标准来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我国可设置类似的董事某些重大行为的声明程序，一方面警示董事严格履行其法定职责，另一方面对董事过错的认定提供一个初步的形式上的标准。

篇3

关键词 义务教育 受教育权 教育行政处罚 适龄儿童

作者简介：王波，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适龄儿童进入了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着因父母不送适龄儿童入学导致其无法正常的进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现象。虽然我国的教育法已经较为详细的规定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校、家长、社会以及政府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现实的实施中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本文将就几个具体问题做详细探讨。

一、适龄儿童不上学应归责与家长还是儿童

依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国国籍的适龄儿童，依法平等的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由此可以得出受教育对适龄儿童即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更是应当履行的义务。并且从义务教育的起源来看，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这种义务应当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①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基于此来说适龄儿童不上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所以应当归责与不上学的适龄儿童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当知道适龄儿童多属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囿于年龄，他们大多心智未完全成熟，不能正确的认识不接受义务教育这一行为的性质，并且不能正确的预见不上学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基于此，适龄儿童应当是无责任能力人，并且也不应当对不接受因父母不送其入学而导致其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的行为负责。既然儿童不应当对此负责，那么对儿童有监护义务的父母理应对此承担责任。《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适龄儿童的父母有义务送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一旦因父母不履行此义务导致适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责任应当归于父母而非责及儿童。②

二、父母不送适龄儿童上学该由谁来管

在笔者收集到的案例中，对父母不履行送适龄子女入学的行为，多由当地政府或学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父母履行送子女入学的义务。从表面来看学校和政府似乎都应当对此事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立足于我国的现行法律，到底应当由谁来管合适呢？根据《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五十三条规定，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未采取措施组织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或者防止辍学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适龄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行法律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了适龄儿童能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应当归当地乡镇政府或者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父母不送适龄儿童上学应当归政府管理而非学校。那么此事归政府管有无法理基础呢？笔者认为，国家规定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从是为了使使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保障和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从而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基于此，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履行一个国家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一旦不接受义务教育即违反了其对国家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权利对这种违反义务的不正常状态进行矫正，使其回复到正常合法的运行。但是抽象的国家不能直接出面对此进行管理，因此，作为国家的代表，政府此时应当出面对这种情况进行管理，拨乱反正，使其重归于应有之正常状态。但是出于效率的考量，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应当对此事负责，而是规定与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关系最近的乡镇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此负责。在家长不送适龄儿童上学的情况下，学校可不可以基于其职权对此事进行管理呢？笔者认为，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及法理的角度来看学校均无权对此事进行干涉。首先，从现行法律的角度来看，义务教育法只是规定了学校有义务接收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并别为其提供合理的学习条件，并且对违反规定的学生有一定批评权，却没有规定当学生不如学或辍学时学校有权利对此事进行管理。根据公权力行使应当是法无明文不得为的原则，笔者认为此事学校是无管理权的。在已经发生的诉讼案件中，学校也当然的不具有原告资格。

三、依据现行法律该如何处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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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雨燕工作单位：广东省委党校法学部

适用环境行政拘留的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包括直接客体与间接客体,前者指国家、有关组织或自然人的环境权益,后者为国家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管理秩序。正确区分与认定环境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有助于准确把握行为性质,避免在立法或执法活动中陷入法律工具主义的泥淖。例如,5广州市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规定(草案)6专家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规定: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故意损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依照5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6(以下简称5治安管理处罚法6)第四十九条予以处罚。对于故意损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行为,准用5治安管理处罚法6第四十九条关于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规定予以行政拘留,这显然是将该环境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环境管理秩序混淆为了公私财产权。然而饮用水源保护标志其财产价值几何,以至于需对故意损毁者处以行政拘留如此严厉之罚种?无疑,立法者对相关环境行政违法客体的认识错误,导致了上述准用性规范的援引失当。

适用环境行政拘留的违法行为其主观方面应为故意。需要指出的是,此种主观故意系指违法行为人对于其实施行为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属于违法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而决意并以意志努力支配实施该种行为的心理状态。[1]至于行为人在明知其行为违法性并决意实施的前提下,对实施该行为所可能导致的特定危害结果是否具有主观故意)))即是否明知以及是否希望或放任该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在所不论。1.行为故意的具体内涵一是在认识层面,行为故意要求行为人对于违法构成要件中的时间、地点、行为对象、行为客体、行为性质、行为方式等事实要素以及行为的违法性具有清晰、明确的认知,而不存在阻却违法责任构成的事实认识错误或法律认识错误。如行为人因管理混乱或工作疏忽,误将放射性废物作为一般污染物排入水体严重污染环境的,由于其对自身行为对象及性质存在着明显的事实认识错误,因此不具备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观故意,从而也不应追究其非法排放危险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政拘留法律责任。又如,行为人世代深居老林,不知老虎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野生动物而予捕杀,因其对自身行为是否违法存在法律认识错误,同样不具备主观故意,不应追究其非法猎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政拘留法律责任[2]。二是在意志层面,行为故意指行为人决意并以积极的意志努力支配构成要件行为的实施,即行为人在明确认识其行为事实及违法性的前提下,以其自由意志决意实施该行为,并积极支配其主观意志外化为客观行为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认识层面符合行为故意特征的心理状态,其于实施违法行为的意志层面均应为直接故意。不难理解,当行为人受主观意志支配而实施其已有明确认知的某一行为时,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人类生理活动,该行为便将必然发生而非可能发生,因此相应的,行为人对该行为发生所持的心理态度也不可能为过于自信的过失或放任的间接故意。三是行为人对其违法行为所可能导致的特定危害结果是否具有预见性以及是否希望或放任其发生,并非我们在认定其违法主观故意时所要考察的因素。如在非法排放危险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下,行为人对于排放危险物质的行为事实及其违法性均有明确认知,并决意实施该行为,但对于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特定危害结果,却往往持过失心态,此时仍应认定行为人具有行政拘留责任要件所要求的违法主观故意。2.行为故意的法理基础强调仅对基于故意而实施环境违法的行为人科以行政拘留,无论从报应或功利的角度而言,均属应然的制度安排。从报应的角度来看,故意环境违法者系明知其行为事实及违法性而决意实施该违法行为,具有更强的化的主观恶性,因而在法律评价上也更具有可责难性。从行政处罚过罚相当的法定原则出发,鉴于环境行政拘留的责任属性,应将其适用对象仅限于故意行为而排除过失行为的适用。学界对此亦不乏相同观点:,,过失行为之处罚是否应较故意行为为低?基于行为人主观恶性之差异,本于比例原则,在处罚之额度上,即应有所不同。如-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七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行为,不问出于故意或过失,均应处罚。但出于过失者,不得罚以拘留,并得减轻之。.即本此旨。[3]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对故意环境违法行为人科以行政拘留,能够使立法者在行政处罚的经济性和预防违法的边际回报之间取得最大限度的合理均衡。一方面,对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环境违法者而言,制裁所发挥的预防功能仅在于督促其适当提高审慎注意程度,如果对其科以行政拘留如此高昂的违法成本,有限的边际回报远难弥补激增的行政成本,最终将严重损及行政处罚的经济性。另一方面,仅对故意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环境违法者科以行政拘留,其预防功用又明显不足以遏制故意环境违法的心理诱因。因为在故意实施环境违法的情况下,即便行为人对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危害结果具有希望或放任发生的主观故意,上述危害后果也通常并非其违法动机之所在。故此,亟有必要将行政拘留违法预防机制的作用对象由结果故意前溯至行为故意。由此带来的预防理性违法的边际回报亦将显著高于因实施行政拘留而额外支出的行政成本。3.行为故意的表达形式在将行为故意确立为环境行政拘留主观要件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探究该主观要件于实定法之具体表达形式。在下文所论应予行政拘留环境违法行为的客观方面中,如拒绝、阻挠现场检查、私设暗管偷排、稀释达标排污、涂改伪造监测数据等环境违法行为,由于其违法客观要件中包含了逃避监管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行为人明知故犯的主观状态已然不言自明,无须立法再对违法主观要件予以特别规定。而对于非法猎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排放危险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等其他应予行政拘留的违法行为,则有必要在相关环境立法中以适当形式明确规定其主观要件。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在相关环境行政处罚立法的总则部分对适用行政拘留的主观要件作出原则性规定,又或是在相应环境违法行为的具体罚则中增列一款故意实施前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的规定。同时,鉴于执法实践中上述违法多属故意为之,为有效节减行政资源与提高行政效率,在违法主观要件的符合性判定上可采取故意推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行为人反证其并非基于违法故意而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始得豁免其行政拘留的法律责任。

适用环境行政拘留的违法行为客观方面,即行政拘留应当具体适用于哪些种类的环境违法行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种研究向度探寻应予行政拘留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基本外延。1.基于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一般需要基于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一般需要而应予行政拘留的环境违法行为,一般具有以下三大特点。其一为共有性,即并非环境行政领域所独有,在其他部门行政法领域亦普遍存在,只是由于特定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为国家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管理秩序(即5治安管理处罚法6所保护的社会管理秩序在环境领域的具体化),因而才被纳入环境违法行为的范畴。其二为间接性,即该类违法行为往往并不直接体现为对特定或不特定主体环境权益的现实的、具体的侵害,也不直接造成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客观危害结果,而是通过破坏国家环境管理秩序间接危及环境权益的实现。其三为严重性,即该类违法行为无论从主观恶性、手段方式、情节后果等主客观方面来看,其严重程度已明显超过一般的妨害环境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也正是从上述特点出发,对该类环境违法行为适用行政拘留亦成为制度选择的必然。结合我国5治安管理处罚法6关于妨害行政管理秩序的一般规定以及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来看,此类应予行政拘留的准环境违法行为主要有:阻碍环境执法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5治安管理处罚法6第5条第1款第2项);扰乱环境执法机关工作秩序(第23条第1款第1项);扰乱矿区等企业单位生产秩序(第23条第1款第1项);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损毁环境执法机关依法扣押、查封的财物(第6条第1项);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环境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第6条第2项);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环境监管许可证件(第52条第1项);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环境监管许可证件(第52条第2项);盗窃、损毁环境公共设施(第33条第1项);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猎捕野生动物(第32条第1款)等。2.基于环境保护与监管的特殊需要基于环境保护与环境监管的特殊需要而应予行政拘留的环境违法行为,即各种具有常态性、恶意逃避环境监管的违法行为。从环境立法的正面监管依据出发,结合环境执法实践来看,此类环境违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连续或继续非法排污、私设暗管偷排、以稀释手段达标排污、涂改或伪造监测数据等[3]。对其适用行政拘留的正当性基础可从以下两方面得以证成:首先,此类环境违法行为往往在事实上造成国家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的制度落空,进而严重危及环境安全。其次,对上述环境违法行为适用行政拘留一般还须同时具备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等进一步标识其必要行为量度的责任构成客观要件。有关行为量度通常包括:经纠正后拒不改正、经行政处罚后一定期限内累犯、违法持续时间较长、非法排污总量或超标比例较大、非法排放国家禁止性的危险物质、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特定区域非法排污等,甚至不妨包括足以危及环境安全的高危情形,但不必包括严重污染环境的显性危害结果,以保持两类违法行为之间整体的责任均衡,避免出现行政拘留适用条件设定上的畸轻畸重。3.基于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协调需要基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协调适用及有序对接而应予行政拘留的环境违法行为,即行为方式的外在特征已基本符合环境犯罪的罪状描述,只是在违法标的数额、违法获利金额、违法情节、危害结果等行为量度方面尚未达到表征刑事犯罪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对此类环境违法行为适用行政拘留的可归责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刑罚轻缓化的政策语境下,精密构建环境违法自由罚与环境犯罪短期自由刑的梯次级差,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无缝对接,以防轻纵尚未构罪的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其二,通过环境违法自由罚的合目的性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刑罚适用疲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三,审慎选择情节严重但尚未构罪或无须追究刑事责任的环境违法行为作为适用行政拘留的突破口,在客观危害方面符合等量报应的惩罚根据。结合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6(以下简称5刑法6)关于环境犯罪的现行规定,根据不同个罪的犯罪构成标准,可将应予行政拘留的相应环境违法行为细分为以下两类:(1)与环境犯罪结果犯相对接的环境违法行为由于此类环境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包含了5刑法6分则所列明的法定的社会危害量度,且多数均有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了具体的刑事追诉标准,因此,与之行为方式相同但尚未构成犯罪的环境违法行为,只要在行为量度上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即可予适用环境行政拘留。此类环境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与5刑法6第228条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第338条污染环境罪,第339条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34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第341条非法狩猎罪,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第343条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第345条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相对应的行为。鉴于此类与环境犯罪结果犯相对接的环境违法行为,其法律责任以行政处罚为常态而以刑事处罚为补充,因此,在相关实证立法中其罚则规范的结构形式一般可表述为:违反本法规定,,(指违法行为的具体构成),处X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处X日以上X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X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与环境犯罪行为犯相对接的环境违法行为对于环境犯罪行为犯而言,理论上只要基于主观故意而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均应构成相关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根据刑事优先的法定原则,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与环境犯罪罪状描述具有相同行为方式的环境违法尚可适用行政拘留的制度空间。然而,5刑法6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限制性规定实际上又为此预留了立法缺口;同时,为在法律适用中具体体现5刑法6第13条的出罪精神,通过司法解释对刑法典中有关行为犯补充规定其最低构罪标准的情形也并不鲜见。如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法释[2]3号)便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物品罪等多类法定的行为犯规定了事实上的起刑点。此外,5刑法6第37条关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更是为环境犯罪行为犯所对应的环境违法行为适用自由罚而非自由刑提供了可能。从而与环境犯罪行为犯的罪状描述具有相同行为方式,但不以犯罪论处或免予刑事处罚的环境违法行为,由于其社会危害量度已达到相当之严重程度,一般可由公安机关径予适用环境行政拘留。此类环境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与5刑法6第339条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第341条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第344条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及其制品罪相对应的行为。不同于前述环境犯罪结果犯的是,此类与环境犯罪行为犯相对接的环境违法行为,其法律责任应以刑事处罚为常态而以行政处罚为补充,因此在相关实证立法中其罚则规范的结构形式一般可表述为:违反本法规定,,(指违法行为的具体构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由公安机关处X日以上X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X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X元以下罚款。

笔者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分别从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角度全面论证了对相应环境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拘留的正当性基础。其实,上述关于环境行政拘留应然适用要件的法理逻辑和推演结论亦可被充分借鉴于对行政拘留一般适用要件的规范研究。本文主旨并不在于说明或强调环境行政拘留相对于一般行政拘留的特殊适用要件,而旨在研究解决环境行政违法这一特定领域内应当对哪些环境违法行为适用行政拘留的立法论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循着主客观相一致的论证思路,以其他行政违法类别为对象蓝本,探究经济、社会、文化管理等领域内行政拘留罚种的适用要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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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民事责任。

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指在一般情况下构成该类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过错、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四方面。结合证券市场司法实践，本文将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列为：责任主体、操纵者主观过错、操纵者客观上实施了操纵违法行为，操纵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害事实、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

一、责任主体

基于投机博利或转嫁风险的心态而持续性进行违法爆炒、恶炒，甚至联手托市或共同打压目标证券的行为人均应成为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的主体，具体包括发行人、发起人、上市公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证券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二、操纵者主观过错

一般认为操纵市场主观为故意。英、美、德等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已经放弃了谋取利益的主观目的，我国新《证券法》也删除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主观目的要件。故意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难以被察觉。而操纵市场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操纵行为科技含量高，操纵手段隐蔽使得行为外观与正常交易行为无明显的差别，判断标准和方法专业性加强，这些都不是处于市场弱势地位的受害者能力所及的范围。同时，操纵市场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追究操纵者民事责任的目标不是要求在知道有操纵行为的情况下不进行交易，而是要求不能从事操纵行为，因此，操纵证券市场者使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凡实施了《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规定的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买自卖、蛊惑交易、抢先交易、虚假申报、特定价格、特定时段交易等市场操纵行为的，除具有法定免除事由外，均推定其具有操纵证券的主观故意。

三、操纵者客观上实施了操纵违法行为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违法性已为《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所认定，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侵害他人权益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论文格式法律规定对操纵证券市场的违法制裁包括刑事制裁、行政处罚和民事索赔。依我国证券法相关规定，操纵市场行为主要有：一是连续交易操纵，又称连续买卖，行为人通过单独或合谋利用资金、持股或信息优势联合或连续买卖，进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证券交易量。其特点：利用资金、持股、信息优势，交易具有连续性，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的程度具有限制性。二是相对委托，又称对称，行为人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进行证券交易，进而达到影响证券交易价格、证券交易量的目的。其特点：证券的相互买卖具有同种性、交易方向在交易时间与交易价格上具有相似性。三是冲洗买卖，又称洗售，行为人通过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从而实现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交易量得目的。实践中，冲洗买卖通常由同一行为人同时委托两家证券公司就同一证券进行价格相同数量方向相反的买卖。

此外还有蛊惑交易、抢先交易、虚假申报、特定价格或特定时段交易的操纵方法。鉴于操纵证券民事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对于操纵行为的证明责任，若按通常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不能满足法律公平的要求。但若操纵市场行为己经被中国证监会或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有关刑事处罚判决所确认，则原告可直接凭上述决定或判决事实而主张民事赔偿。因此在证券市场尚不完善的时期，行政处罚前置无疑是合适的选择。

四、操纵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

操纵行为造成的损失应是确定的差额损失和实际损失，原则上不含账面损失。损失可按证券实际的合同价格或交易价格与如未受欺诈证券的真实价值之差额的方法来计算。应包括利息损失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的间接损失。对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因操纵行为而被停止交易时，投资者的损失客观存在却难以确定，为保护其利益，推定损害事实存在，以该股票停止交易前一日的收盘价为基准计算损失。

五、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

对操纵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采取推定原则。原告在证明操纵行为与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后，法官可以据此直接推定原告的损失与操纵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具有以下情形的，应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一是行为人实施了《证券法》第77条规定禁止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二是投资者投资的是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有直接关联的证券。三是投资者在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实施日起至结束日买入该证券并产生亏损。四是投资者在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实施之日至结束日期间卖出该纵的证券发生亏损。同时，被告则可通过证明原告恶意投资、证券市场固有风险所致损失、投资者在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实施之日前已经卖出该证券或在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结束之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等因素来免责。

依相当因果关系论，投资者根据社会经验和证券市场常识只需证明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可能导致投资者损失，即认定因果关系存在。在证明被告的违法行为可能导致原告的损失时，法官可参考操纵行为和损失发生的时间、操纵行为的潜在作用、连续性和作用范围、影响股价变动的其他因素及其作用力等因素进行认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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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主体的一般原则。根据民法的“权利义务相一致”、“谁行为，谁负责”的基本精神，并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特点，确定诉讼主体通常认为应从两个方面予以把握：一是运行支配；二是运行利益的归属。所谓运行支配是指可以在事实上支配、管理机动车的运行；所谓运行利益，一般仅限于机动车运行本身而生的利益。依机动车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归属确定责任主体，是处理的基本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认定责任主体应以运行支配为主要依据，因为支配足以决定一切。

同时，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川高法〔1999〕454号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试行）》精神规定的有关车辆借用、租用、挂靠、车辆转让未过户、盗窃车辆等等各种具体情形确定主体，但归根结底，不论何种情形所产生的交通事故，其诉讼主体的确定均须以上述二原则为基础。

（二）应将保险公司作为直接诉讼主体。《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尽管该法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请求权，但从该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应为直接请求权。同时《保险法》第五十条关于“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据此，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在被保险人（即车方）所投的第三责任险保额内赔付。结合“两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在被保险人（即车方）所投的第三责任险保额内主张权利的直接请求权，受害人的该直接请求权是依据法律即《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取得，是法定的请求权，并且独立存在。因此，一旦发生诉讼，应将保险公司作为直接共同被告。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关法院，如广东、广西、江苏等地部分法院也在逐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处理并承担保险范围内民事责任的相关判例。

二、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一）该认定书的性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经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后根据事故当事方的违法情形并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所作出事故认定书。因该认定书是在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时将其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因此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此类事故责任认定书常常被法院当然采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其责任认定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与其它书证、物证一样，只能是一种证据，只是与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不同，它是一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根据一定的专业技能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分析与论证来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过程，但均属法院审查的范围，是否属实？是否采信，则须由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其予以审查判断，而不是不加审查一概当然认定采纳。

（二）该责任认定不能作为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道路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的确都以该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认定事实与承担责任的当然依据。但《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却并非如此。因为，责任认定书是根据当事人在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有无违章、有无过错所作出技术认定，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交通事故中有无违章、有无过错及其责任大小的“过错责任原则”。虽在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超出保险公司在其承保的责任限额以外的损失适用过失责任原则并无不当，已无争议。 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二）项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确认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也就是只要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均首先应由机动车一方在超过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部分承担全责。若机动车一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即只要车方能举证证明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才适用的过失相抵原则，以减轻车方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这与以事故责任认定来确认当事人之间整个民事责任及其划分完全不同。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在其承保的责任限额内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过承保责任限额以外的损失再首先推定由车方承担全责，但若其能举证证明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则应适用过失相抵适当减轻车方赔偿责任、赔偿数额。因此，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其责任认定不能作为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

三、关于归责原则的把握。

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民事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就是确定侵权行为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民事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其归责原则的确定和把握是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基础和前提，是司法人员处理侵权纠纷案件的基本准则，不同种类的侵权案件，应适用各自不同的归责原则。那么，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该以什么归责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承担及其免责事由？根据过去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论是机动车之间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所发生交通事故，均以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有无过错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即都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依据进行处理。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适用则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一是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即对于两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担责大小；二是该条一款（二）项规定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即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而言，则是采取的无过失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机动车一方负全责，其但书条款只是一种过失相抵，以此决定是否减轻赔偿及其数额，并不是减轻其责任承担（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确定归责原则、责任承担时应首先分清是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故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这样，对才能准确适用归责原则、准确定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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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下，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的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①行政责任，分为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隶属关系，对违法失职的国家公务人员或者所属人员所实施的惩戒措施，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以及开除等。“行政处罚”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尚不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实施的一种制裁行为。依法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执业许可证书的处罚。②民事责任，它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是指缔约双方，如果其中一方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应依契约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侵权责任则是指相关行为人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应依法承担侵权赔偿的民事责任。③刑事责任，系因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相关社会关系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管制、拘役、判刑，附加刑有处以罚金、剥夺权利、没收财产等。

1.1行政责任批评、警告、纪律处分《处方管理办法》第58条规定：药师未按照规定调剂处方药品，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并由所在医疗机构或者其上级单位给予纪律处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第61条规定：有关工作人员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工作中违反该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53条规定：药师未按照规定审核、调剂抗菌药物处方，给予警告处分。降级、撤职、开除处分《品和管理条例》第72条规定：药学人员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品和第一类、未依照规定保存品和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品和的进货、库存、使用数量、紧急借用品和第一类后未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品和等情形，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处方管理办法》第55条也规定：药学人员违反《品和管理条例》第72条的规定，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医院药事管理规定》第39条规定：药师在执业过程中，药事管理工作和药学专业技术工作混乱，造成医疗安全隐患和严重不良后果、未执行有关的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和规章制度，导致药品质量问题或用药错误，造成医疗安全隐患和严重不良后果、将药品购销使用情况作为经济分配的依据以及在药品购销、使用中牟取不正当利益等的情形，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吊销其执业证书《品和管理条例》第73条规定：处方的调配人、核对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对品和第一类处方进行核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处方管理办法》第56条规定：药师未按照卫生部制定的品和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使用品和第一类以及未按照规定调剂品、处方的情形，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药学人员，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1.2民事责任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39条规定：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5条、第57条、第59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未尽到告知义务、未征得患者或近亲属同意所实施的医疗措施，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及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3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第142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即需承担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75条：销售劣药的，没收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销售药品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91条：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收受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其人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医务人员，由卫生行政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53规定：药师未按照规定审核、调剂抗菌药物处方，情节严重的；私自增加抗菌药物品种或者品规的；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药师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

《处方管理办法》第35条规定：药师具有审核医师处方适宜性的权利，同时第36条、第40条规定：药师若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不规范处方或者不能判定其合法性的处方有拒绝调剂的权利。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药师在执业过程中依法承担管理药品、调剂药品、监督合理使用药品等职责，很少见到所赋予药师的权利，药师只有依法履行职责，只有执行权、建议权，没有决策权，药师职业责任与权利的不平衡，影响着临床合理用药，有碍于合理利用药物资源更好的为人类健康服务。

3问题探讨

3.1处方调剂药师在处方调剂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调剂错误所致不良事件；调剂交代不清造成的用药失当；情节严重的，应依《处方管理办法》第58条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如果引起患者损害，可以援引《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8条所确立的归责原则，第57条、第60条所规定的医疗水平判断，总则部分第16条所规定的赔偿项目等具体条文决定其民事责任的承担。但当药剂人员疏忽，未能行使拒绝调配处方的权力，调剂了不规范处方、用药不适宜处方及超常处方、甚至是错误处方时，在此情形下，医师与药师之间怎样分担责任？现行法规中，没有涉及药师调剂了医师用药错误的处方应怎样承担责任的条款。有时出现医师处方用药不适宜、或是药师调剂出错的情形，但没有引起患者损害，也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只是患者抓住了药师的错误大做文章，提出过分的要求，此类问题应如何处置，药师该怎样承担责任？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此类问题解决起来依据不足。

3.2参与临床临床药师在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工作中，政策法规的支持力度不够，尽管《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36条第三款规定了药师参与临床工作的职责，但在实施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没有细化药师参加查房、会诊、病例讨论和疑难、危重患者的医疗救治过程中的具体工作，在用药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也仅限于协同医师做好药物使用遴选，对临床药物治疗提出意见或调整建议的权力，药师在治疗团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清晰，职责任务过于笼统而不具体。可以明确的是药师是一名参与者、协作者，不是决策者，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在此情形下，对于因不合理用药而产生药疗纠纷时，医师与药师应怎样分担责任？很难界定。《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36条第二款规定了药师参与临床药物治疗，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开展药学查房，为患者提供药学专业技术服务；医师与药师看起来是协作关系，但如何开展工作？出现问题怎样承担责任？药师是否承担不合理用药的责任？目前还找不到比较适合的法律依据。

3.3用药指导药患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药患双方都是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公民（自然人）或者法人，民事主体双方地位平等[1]，患者用药，药师提供用药指导，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负有的民事义务虽有一些相应规定，但因医师、药师和护理人员的过错，违反安全、有效、经济、适当的原则，导致用药不当，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该怎样承担责任，我国法律对医师、药师、护理人员在用药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对于因不合理用药而产生的医疗纠纷中双方的责任认定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2]，致使对药事纠纷的解决难以找到统一的解决方法。

4建议

4.1完善法律法规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药师在医院药事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还不太完善，患者在药疗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或因不合理用药而产生药疗纠纷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详尽明确，医师与药师之间、药师与患者之间的责任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总结国内学者对医患关系法律属性的探讨，大致可概括为4种学说：“公益学说”、“医疗消费学说”、“侵权行为学说”和“医疗合同学说”。药师与患者法律关系可从“公益说”、“合同说”、“侵权说”3种途径加以解说[3]。也有学者提出另3种学说：契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请求权竞合说[4]。无论适用怎样的学说，可以明确的是医疗机构药师是药学服务最终的实施主体[5]，应该有一部关于药师职业的法律法规，执业药师法或是药师法，规定药师在药学实践活动中的责任、权利与义务；明确医药间、药患间的法律关系，明确彼此的责、权、利，使医师与药师间、药师与患者间纠纷的解决有法可依，制定药学服务工作规范，药学服务标准操作条例，使药师在标准化、规范化的药学实践中执业，依法保护药师的合法权益、同时惩治药师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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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已经日趋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当事人、赔偿程序、赔偿方式等。

（一）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即判断行政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与标准，是司法实务中处理案件的基本尺度。它对于确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承担责任的程度、减轻责任的依据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规定表明，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违法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要不要赔偿，以行为是否违反法律为标准。它不追究行政主体的主观状态，只考察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与法律的规定一致，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这一原则既避免了过错原则操作不易的弊病，又克服了无过错原则赔偿过宽的缺点，操作方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原则。

（二）行政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偿范围包括对侵犯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违法行为包括：①违法拘留或者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②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③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④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⑤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4条规定，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为包括：①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②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③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④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的情形包括：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个人行为，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其职权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的行为。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谁造成损害，谁承担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或行政工作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从事的民事活动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应当由行为人个人承担。②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遭受的损害，是因自己制造假相、欺骗行政执法人员或自己伤害自己造成的，国家不负行政赔偿的责任。如某行政机关违法作出没收公民王某录像机的处罚决定，王某气愤至极而砸毁了自己的录像机。在损害事实上，虽然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违法，但违法决定与损害事实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损害是由王某个人造成的。因此，不存在王某主张国家行政赔偿的可能性。③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侵权损害赔偿范围过窄

1.法律规定的行政赔偿损害事实范围较窄，仅赔偿对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损害，而对于名誉权、荣誉权所遭受的损害都排除在外。

2.在财产损害中，依照《国家赔偿法》28条的规定，只有直接损失才给予赔偿，对可得利益的损失不予赔偿。该条第7款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对于哪些属于直接损失，哪些属于间接损失，《国家赔偿法》并未作明确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予以界定。致使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赔偿范围不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结果不一致。

3.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大部分是列举式的，司法机关在处理赔偿案件中，通常认为只有法律列举的国家才承担责任，没有列举的则不承担责任。如：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问题，只能按照《民法通则》要求赔偿，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在司法实践中会促使人们规避法律而按民事途径解决纠纷。

（二）缺乏对精神损害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30条对精神损害规定了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三种救济方式，实践中难以操作，对受害人来说只起到安慰作用，没有实际意义。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拓宽了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明确了赔偿数额的确定办法，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行政立法却没有相应内容，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权时，对自己受到的精神损害无法请求赔偿。

例如：被媒体关注的“处女案”,县公安局无任何理由对一个无辜少女进行威胁、殴打、非法拘禁，强迫其承认有行为，这对受害人来说，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而最终判决物质损害赔偿金74.66元（《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另外赔偿误工费、医疗费9135元，对受害人500万元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该赔偿金怎能弥补精神上的伤害？但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本案中500万巨额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把行政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摆在了我国司法界的面前。

三、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设与思考

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扩大行政侵权行为的赔偿范围

1.把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扩大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增加对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权利受损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27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笔者认为，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的民事赔偿，相应地，在行政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同样有权取得行政赔偿，应当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

2.将财产损害中的间接损失纳入行政损害赔偿范围直接损失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损失，即违法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必然联系，直接损失具有现实性、确定性，国家应予赔偿。在某些侵权损害中，直接损失很轻微，但间接损失相对较重。比如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的查封、扣押足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间接损失尤为重要。德国的赔偿范围包括：积极财产损失、消极财产损失、非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间接损失是给予有条件的赔偿，由于很多财产的间接损失难以精确计算，间接损失的全额赔偿是根本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应当赔偿不可避免的间接损失。

3.将抽象行政行为的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颁布具有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将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排除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外。实际上，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上浮导致人们受到的损害。笔者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能否给予赔偿，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判断：首先，该抽象行政行为已被确认为违宪或违法；其次，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对象是特定的，而不是普遍的；再次，立法中并没有排除赔偿的可能性；最后，损害必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受害人才能就此遭受的损害请求赔偿。

（二）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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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海洋环境污染的刑罚处罚为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海洋污染事故的处罚手段对海洋污染力所不逮，并重点阐释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仍然存在的环境污染犯罪刑罚处罚的具体不足，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刑事责任体系设计、加大刑罚处罚力度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 海洋环境污染 刑罚处罚 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韩琦，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81-02

一、海洋污染事故的刑罚适用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从国家环保部每年在《中国环境公报》中公布来看，海洋污染事件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仍处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2011年发生的渤海湾溢油等事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的处理，仅停留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上，而该案就学理而言并不排除刑法的适用。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一案中，bp公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大压力下，不但更换了公司总裁，同时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充分说明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当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法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都对海洋环境污染做出相关规定，但为何却对频发的海洋污染现象起不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所不逮，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名包括污染环境罪等15项具体罪名，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条件，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未将海洋污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兜底。笔者以为，立法者当初希望通过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追诉范围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入刑法调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范围越来越小，必然导致如海洋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游离于刑法控制之外。

 

从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来看，大都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虽然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环境污染罪中规定了危险犯。一方面，环境污染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以环境污染罪论处；另一方面，该罪成立的条件是污染环境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但实践中，污染环境既可以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是继发性或渐进性环境污染，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缺乏环境污染危险犯的规定，势必对包括海洋环境污染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不利。

 

（二）刑事责任体系设计有待完善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追究往往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忽视刑法保障机制的惩罚作用，在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往往都以行政处罚解决，但行政处罚远低于环境恢复的费用，手段在功能上显然无法与刑罚措施相提并论，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结果多数由国家来买单。

 

从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体系来看，一方面，当前刑罚体系缺乏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虽然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另外还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只有自由刑和罚金。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国外对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大都在刑罚处理外也进一步明确如民事补偿和环境恢复义务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可见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定刑的种类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问题上，由于环境污染犯罪大多发生在工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类犯罪的重要动机，所以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具有重要的预防和惩治作用。但是，我国刑法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仅仅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等，与此同时并没有对罚金的数额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数额往往较低。

 

（三）刑罚处罚力度过轻

在追究渤海湾溢油事故责任方经济赔偿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3条，责任方最高罚金只有20万元，既难以起到震慑企业不犯类似错误的作用，也远难抵消给当地渔业、旅游业、海岸景观、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损失。可见，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罚程度却明显过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较中得出。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并且五人以上轻伤的”是构成环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显然，在危害程度一样甚至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况下，当下刑法对其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明显轻于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而且环境污染罪危害结果不仅深远而且难以估量，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的损害，而且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资源破坏具有难以修复性，甚至不可逆性。因此过轻的刑罚只能使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使刑罚的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

三、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拓展刑法处罚范围

根据刑法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行为过窄，迫使我们必须扩大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调控范围。一方面，应该将海洋环境因素都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考虑到其独立特殊性和重大影响性，应增设独立的“污染海洋罪”，通过刑法规范的指引和规范功能，使社会公众普遍地确立

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应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危险犯。考虑到包括海洋污染在内的危害环境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因此刑法将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降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成立标准，将危险行为犯罪化，有利于通过刑罚适用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将某些环境犯罪的规定严格责任，要求那些从事环境相关活动的人负有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严加防范的特定义务，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引起危害环境结果的行为，就无须考察其主观上有无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因此，建议今后修改刑法时，对海洋石油污染等行为增设环境污染罪的危险犯，当污染行为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则加重处罚。

 

（二）完善罪刑罚体系

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的犯罪的刑罚设计要受现有刑罚体系的制约，即在我国现有的刑罚种类条件下，事实上已经没有增设刑罚处罚方法的余地。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适用资格刑，由于环境资源污染犯罪的刑罚种类有限，建议将来通过修改刑法扩大刑罚种类的范围。

 

另外，由于石油溢油等所导致海洋污染犯罪多为多为贪利性犯罪，因此还要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罚金刑的规定加以完善。如通过判处罚金刑剥夺犯罪所得的经济利益，从而有效预防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虽然刑法已经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罚金刑做出了规定，但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具体的罚金数额和确定标准。根据《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该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对此，我们建议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在考虑犯罪情节时除了应把握污染环境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犯罪事实、性质及对环境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等因素外，还应当评估被污染环境的修复成本，判令犯罪分子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支付必要的费用；与此同时，根据《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还应把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考虑进来。只有综上因素纳入到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罚体系中，才能有效防止因罚金数额过低而不能发挥罚金刑所应有的作用或者因数额过高而致使判决难以维继的情况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罚金刑的功能，也符合罪行平衡的刑法原则。

 

（三）加大刑罚处罚力度

如前文所述，当前我国刑法对环境污染刑罚的处罚力度显然不够。对比我国刑法的相关罪名的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力度普遍轻于各类财产犯罪的刑罚力度，普通的侵权财产犯罪的最高法定刑可以达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大都采3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严重的也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环境污染犯罪法定刑设置明显轻于财产型犯罪。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尤其是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法定刑，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其对海洋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当，从而才能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李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4]徐祥民，吕霞.环境责任“原罪”说——关于环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再思考.法学论坛.2004（6）.

[5]李艳岩.突发环境事件立法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3）.

[6]阳东辰.公共性控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省察与实现路径.现代法学.2011（2）.

[7]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论《侵权责任法》与环境责任法的关系.法学论坛.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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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行政侵权赔偿是国家在特定情形下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我国相关的法律对其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从行政侵权赔偿的独有特征、归则原则、构成要件、赔偿范围几个方面，对行政侵权赔偿做了阐述和分析，力求在这些方面对其有更为系统和详细的把握。

行政侵权赔偿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国家对受害人承当赔偿责任的制度。

一、行政侵权赔偿的特点

（一）行政侵权赔偿是由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引起的。

行政侵权赔偿产生的原因是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这种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包括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违法的事实行为，即只有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违法的事实行为才能引起行政侵权赔偿，如果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则不会引起行政侵权赔偿，只能产生行政补偿的问题。如果不是在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例如民事侵权行为，也不会引起行政侵权赔偿。

（二）行政侵权赔偿的请求人是合法权益遭受行政侵权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行政侵权赔偿的请求人是合法权益遭受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对象，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论是否属于行政相对人，只要其合法权益遭受行政侵权行为的侵害，就可以请求赔偿。当然遭受侵害的权益必须是法律承认的合法权益，违法权益即使遭受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不能请求行政赔偿。应该注意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的侵害必须是现实的、已经确定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不能引起行政侵权赔偿。

（三）行政侵权赔偿的义务机关是造成行政侵害的行政机关，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侵权赔偿的义务机关为造成侵害的行政机关。而行政侵权赔偿的最终责任主体是国家，因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法律上代表国家，其实施的行政职权行为是代表国家实施的，无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其法律后果都归于国家，国家行政侵权赔偿的责任主体主要表现时赔偿费用从国库支出。

（四）行政侵权赔偿的赔偿方式主要是支付赔偿金。

行政侵权赔偿的赔偿方式以支付赔偿金为主，以消除影响、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方式为辅。

二、行政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

行政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上判断国家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与标准，它对于确定行政侵权赔偿的构成要件、取证责任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94年颁布《国家赔偿法》以前，我国法律界对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大致有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违法原则三种观点。《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最终确立行政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为违法原则，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就是对确立违法归责原则的明文规定。违法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做出职权行为时不论有无过错，只要其职权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并且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了侵害，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违法归责原则中的“法”是指广义上的法，既包括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也包括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违法既包括积极的性违法，也包括消极的不性违法，具体的违法情形如下：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违法了法律原则或者精神；没有履行应该履行的职责等。

三、行政侵权赔偿的构成要件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行政侵权赔偿的构成要件即国家承担行政赔偿须符合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项：（一）侵害必须是由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的，这是对构成行政侵权赔偿的主体要件的要求；（二）损害行为必须发生在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行使其他性质的行为如民事行为，则不会发生行政侵权赔偿问题；（三）损害必须是由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如果是合法的职权行为造成损害，也不会引发行政侵权赔偿；（四）损害后果的产生。损害的发生是行政侵权赔偿责任产生的前提，这里的损害必须是已经产生或者一定产生的，且仅指物质损害和直接损害；（五）损害与违法职权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即损害与违法职权行为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直接关系。

四、行政侵权赔偿的赔偿范围

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或者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对侵犯人身权进行行政赔偿的情形。对人身权的侵犯包括以下几种行为：第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第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第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构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第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第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二）对侵犯财产权进行行政赔偿的情形。第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第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第三、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第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除了正面规定国家进行行政赔偿的情形外，法律还从反面规定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第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第二、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第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原告的律师要对当事人付诸行政侵权赔偿诉讼的行为进行认真审查，看其是否在国家行政赔偿范围之内，如果在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范围内，那么律师就应该告知当事人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告知当事人不应该进行提起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如果被告的律师发现原告诉讼的行为不属于国家应该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范围内，那么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赔偿范围应增加精神损害赔偿部分。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于行政侵权案件也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确认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对于不产生物质后果但引起巨大精神痛苦的，也开始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而大陆法系国家在审判实践中也逐渐开始判决赔偿死者近亲属感情上的损害。目前精神损害行政赔偿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发展趋势。“有损害即有救济”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通过侵权者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既可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又可以对侵权人起到一定的制裁功能，促使其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因此应当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内。

参考文献

[1]《国家赔偿法学》，房绍坤、毕可志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行政法学》，主编罗豪才、副主编湛中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