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参与社会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参与社会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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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保险关乎着每一位城镇职工的切身利益，也是大部分城镇职工在工作中最为关心的内容，然而目前还存在着部分企业无法保障职工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险，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过程中不积极的现象，因此采用参与和激励的方式能够有效改善这一问题，确保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

一、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概述

（一）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内容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制度的保障下，国家通过企业或个人等多种途径募集资金，在城镇职工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原因而造成劳动收入大幅减少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确保城镇职工的基本生活。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则是为了明确规范和保障城镇职工能够享有基本生活的权利而制定出的规章制度[1]。

（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作用

首先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能够有效保证职工在因各种因素导致劳动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保障其基本生活。其次，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能够促进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职工的工作生活有了坚实而保障，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自然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做到更加爱岗敬业、将全部的热情和智慧投入到工作当中，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保障企业实现综合效益大幅上升的目的，企业的经济效益上去了自然而然就会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目前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职工参保率低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率较低，企业不能按时为城镇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还有部分企业存在逃避缴纳保险金的现象。首先有一小部分企业在雇用城镇职工时没有与其签订用工合同，也没有提供缴纳社会保险的福利待遇，这也使得很多城镇职工在工作过程中没有保障，城镇职工参保率比较低。其次，有部分企业为了压缩成本，最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选择逃避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金，还有部分企业因为自身效益问题和实际情况，无法按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金，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还并不完善[2]。

（二）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在面对企业逃避和不按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金的时候，没有专门的社保监督机构或者社会服务部门进行追讨和监督，在落实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当中也缺乏专业的人员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检查工作不到位、监管机制不健全也是造成我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对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方面仅仅只出台了一部保障法，对于怎样具体落实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如何对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进行监督和管理则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法律条例。这也使得我国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工作中经常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

三、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参与激励

（一）提高城镇职工的参保率

完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首先要想方设法的提高城镇职工的参保率，在此过程中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奖励和鼓励措施，使其能够正确认识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性，能够做到自觉按时缴纳费用。首先有关部门可以经常深入企业进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企业在此过程中的参与性，与此同时也要提高城镇职工的参保意识，帮助其树立相关的法律意识，利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能够合法地享受应得的社会保障，尤其是保障自身的基本生活权益，在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时注意关注职工社会保险方面的内容[3]。

（二）适当降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金额

通过适当降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金额来鼓励企业自觉主动为城镇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现阶段有很多企业选择逃避或者拖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金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保基金缴费基数连年增长扩大运营成本，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对于一切刚刚开始步入正轨的小公司来说，还没有足够的资金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因此，国家和政府首先可以从宏观上做出调控举措，适当的垫底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金额数，并且对于中小型企业国家和有关部门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扶持，另外，为了鼓励企业能够自觉按时缴纳职工的社保金，可以推行一系列的鼓励措施，比如对于按时缴纳费用的企业可以适当给出一些优惠，比如说可以少缴一部分金额，或者获得一定金额的奖励等等，通过这样的奖励措施来鼓励企业能够深入贯彻落实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

（三）将强监督管理力度

在面对部分企业拖欠和逃避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金额时，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企业的督促和追逃力度，切实保证进而能够顺利缴纳。与此同时，国家和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部门或小组，对全面深入落实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不配合的企业视情节严重给予不同的惩罚措施，情节较轻的可以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对于情节较重的企业需要追究其一定的民事责任[4]。

（四）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保障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能够得到落实的重要条件之一，国家应该及时出台相关方面的法律政策，并且将对企业的鼓励和激励措施也明确记录进去，从而使得企业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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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落实公民权利、提升国民福祉、确保社会和谐、为国民提供可预期未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各国的经验表明，构建这项制度并实施落实，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实施和落实好坏，直接影响这项制度的效用和可持续发展。一项好的社会制度如果难以实施和落实，或者没有实施和落实好，就显现不出其“好”，甚至有可能会走向方面，违背制定者和构建者的初衷。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就我们对中国社会保障的了解而言，其存在的问题既有制度设置不足，又有实施和落实不好问题，乃至两者相互影响。在实施和落实层面，主要是社会治理问题，其对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目前而言，从社会治理角度去探讨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的研究相当不够，本文希望就此做些探索。

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进入社会治理阶段

回溯过去，中国社会保障建设更多地停留在制度变迁和建构上，从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双轨”，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体制转轨时期“残缺型”，再到本世纪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的“底线普惠”。城乡双轨表现为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更确切地说是单位保障，而不是社会保障）。“残缺型”与“双轨”不同的是，有一些原来在城镇体制内享受到单位福利的人因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而被抛出体制，成为体制外的人员，其享受的保障减少了；与此同时，一大批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之所以这是一个残缺型阶段，是因为单位保障制度开始向社会保障制度转变，真正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但是，参保对象存在着明显的户籍、所有制和区域差异，不少人没有被覆盖。只有进入21世纪，国家才意识到过去那种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体制内外差别、所有制差别等是不合理的，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于是开始“广覆盖、保基本”的“底线普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涵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制度、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等已经建立；但是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只限于非农领域；住房保障仅限于城镇居民人口，仅仅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村，政府开展了乡村危旧房改造。显然，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还在进行之中，其中人口“全覆盖”的问题更为突出。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4115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59774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17043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2062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17035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0107万人。另据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截止到2014年10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1907万人（1036.2万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5209.5人（2916.4万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合计达到84222万人，占2014年末全国总人口136782万人的61.54%，还有38.46%没有被覆盖住。其中，全国720万左右公务员和35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没有纳入养老保险，属于单位养老保险，当然他们享受的养老金水平远高于其他许多人群。如果将他们纳入统计，那么当前中国享受养老保险的人数约达到88500万人，占总人口的64.7%左右，还有35.3%的人没有参与到养老保险之中（其中不少是未成年者）。从参保人数来看，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无疑是最多的，即便这个最多的保险覆盖面还有一定的缺口，可想而知，其他社会保险的缺口就更大。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7116.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2%，可以说已经对困难人群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和“应保尽保”。

然而，社会保障制度与实际数据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至少呈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还存在一些没有全覆盖的问题；二是一些制度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并不是所有国民都能享受到全覆盖。这两种情况分别又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继续完善，还没有到成型的状态；另一方面说明即使有了制度，但要惠及全民，还需要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由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来支撑。

这从社会保障建设要实现的目标变化上也可以看出：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从扩面开始，由于存在着双轨和残缺的问题，因此，将原先更多的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的人们纳入到体制内，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扩面，也需要治理跟上，但是相对而言，政府会更偏重于制度修改、改革和创新。在最近10多年中，从理论上看，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具有“全覆盖”的特性，但是不同人群还是有着很不相同的待遇，而且还有一些人没有在实践上真正被覆盖，因此，均等化就成了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目标。但是均等化并不是一躇而蹴的，尤其涉及到社会各主体的参与和合作，就需要社会服务的配套，这些都关系社会治理的问题。没有有效的社会治理，社会保障可能难以辐射到许多更需要保障的边缘人群，难以体现社会公正和透明。因此，均等化与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便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如果说，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还处于制度完善和健全阶段，那么从现在开始，社会治理则成为社会保障建设的关键要求，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进入了社会治理新阶段。

以社会治理视角拓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

社会治理在国外社会保障实践中是很重要的内容和机制。一方面，社会保障需要靠社会治理来落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为服务后者而生的。社会保障大大提升了人们应对疾病、失业、贫困、老龄化等风险的能力，但是这背后需要相应的机制、条件来支持。比如，养老保障确实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经济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养老服务体系，那么提高了的经济能力就无法转化为对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满足（比如照料护理需求）。拿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保险制度，实际上涉及到丰富的社会治理内容，或者说，它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日语中，“介护”是综合“身体照护”和“家务服务”的双重概念，可视为介于“照顾”与“护理”之间的工作，包括身体清洁、协助饮食起居以及家务服务等，而“介护保险”就是通过保险运作的方式，为老年人口提供生活服务常规化的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与年金制从经济上提供必要的经费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的目标不同，“介护保险”的目标是通过相应的生活服务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介护保险”更多与护理和生活照顾相联系。介护保险的实施不仅需要一套规则、标准，还需要一系列的机构，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等。介护是有级别认定标准的，需要认定的机构和专家，所以产生了“care manager”这样的职业，认定之后，由具体的人和机构提供相应的介护服务。这就是一个社会治理过程。

不仅在养老保障方面，在所有其他保障方面，都牵涉到社会治理。医疗保障离不开社会治理。比如，什么样的缴费和报销规定更能吸引人们的参与。不同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影响人们的就医行为，从而决定人们对医疗保障的需求；反过来，医疗保障的报销规定直接影响人们的就医行为，也会左右医院的行为。在实践中，医疗保障牵扯到医院、病人、医院行政管理部门、报销管理部门等多方的关系，反过来建构出相应的医疗资源配置和服务格局。在住房保障上，不同的制度设置也会影响住房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凯梅尼研究发现，不同的住房租赁政策会引发不同的住房需求和购房行为，从而对政府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租赁市场分两类，一类是营利型市场，另一类是社会型市场，认为“营利型租赁市场无法为一般居民提供合适的住房，而国家不愿意采取一种使国营成本型租赁住房填补这个角色的政策，其结果直接影响到了家庭对于住房的选择……剩下的可能性只有两种：一种是租住租金高昂、居住权没有保障的营利型租赁；另一种是购买自己的住房，从而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购买住房的需求。可见，营利型市场策略具有强烈地提高私有住房需求的效用”[2]。不同的理念决定了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塑造了不同的市场，由此产生不同的政府和居民（或住户）行为，构筑市场、政策、政府、社会、居民的互动性治理关系。

社会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物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具体地说，社会治理有多层涵义：第一，参与者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包括个人、制度、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等；第二，它们针对的是共同事务，社会保障就是这样的共同事务；第三，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需要许多方法，有了这些方法，不同社会主体就可以就不同的看法和利益进行折可、谈判、妥协和调适，最终达成合作；第四，社会治理是一个不断的持续过程；第五，在治理过程中会有一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有可能是事先的安排，也可能是治理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它们既是社会治理的依据又是社会治理的产物。就此而言，社会保障从制度建构到落实，显然是离不开社会治理的：社会保障“广覆盖”，是牵涉到千家万户、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共同事务，在管理这个共同事务中不同社会主体有着不同的想法、利益和需求，如果没有一系列综合的方法和制度安排，或者这些方法和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地统合各个社会主体的利益和需求，那么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就不能形成合作行动；当然，在冲突中也许会找到合作的方法和制度。

由此，我们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探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着重于制度―行动的关系问题：行动是否按制度规定的路径进行？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制度的演变？一个理想的制度就是让行动按照制度规定的要求进行，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能有效地反映和满足行动者的需求；是值得信赖和可预期的，即制度性信任和确定性；有着严格的、透明的、合理的规定和标准；有强大的技术、经费和组织支持体系。但是在现实中，行动经常会出现偏离制度的现象和问题，其原因可能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因为其他因素有可能比制度本身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制度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社会治理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和实施、运行轨迹，找出完善和发展方向。

制度―行动的张力：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核心治理问题

中国已经构筑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劳动保障等确保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制度，因此笔者拟以其为重点剖析对象，从制度和行动两个维度来探讨中国社会保障的运行轨迹。从制度到行动，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过程。虽然我们建构了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就如愿了，就能确保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了。我们既要拷问这个制度是否合理，又要分析制度是否落到行动上。

《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和实施，意味着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正式确立。这个法律从价值、基本原则到缴费、支付、基金运作、监管和惩处等，都对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作了规定。但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个法律所构筑的社会保险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影响到实际运行。

1.一些法律条文过于笼统、抽象，难以操作和实施，或者不利于操作和实施

《社会保险》总则确立的社会保险价值是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但是，怎样才算是共享发展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呢？法律对此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也没有在后面的具体条文中给予科学的规定和解答。又比如，总则规定个人监督单位缴费、社会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但是，个人怎样才能真正地监督单位缴费呢？社会怎样监管基金呢？社会又是谁呢？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监管呢？抽象的、笼统的规定表现为，执行主体不明确、具体执行过程不清晰、具体标准缺乏等，由此给社会保险运行制造了许多麻烦。当前，对中国社会保险费负担是否太重问题，社会有很多的讨论，这自然牵涉到如何共享发展成果问题。而这是一个在法律上甚至在理论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企业普遍觉得，现在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缴费标准太高，企业负担太重，要求减负；而作为社会保险经费管理者，政府又觉得要维持社会保险经费的可持续性，缴费比例不能太低。目前，中国社会保险费用基本上是由单位或雇主和员工或雇员缴纳，五项保险缴费占据了工资的35%左右，而最近几年工资收入增长快，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负担。一些企业为了规避负担，想方设法不跟一些员工签劳动合同，不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不仅损害了社会保险法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员工的社会权利，降低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2013年国家卫计委对全国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均不到其人口总量的1/4”，其中养老保险只有22.7%，医疗保险为23.6%，工伤保险达到24.8%，住房公积金为8.7%。[4]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数字，比如北京的不少理发店都没有给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企业瞒报员工数量和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社会保险费法之规定，政府、社会和个人是有权监督的，而现实是政府的权力尽管是清晰的，政府却没有精力和能力对所有企业实施监督；个人和社会的权力则缺乏实施机制，根本没法对企业进行监督，因为法律没有对此做出具体的规定。目前，“举报、查询”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监督手段，员工个人做此事面临许多障碍乃至代价，得不偿失。比如，“举报”得不到回应，员工有可能会被企业解雇，甚至会被以各种理由减扣应得的工资，乃至面临人身报复； “查询”也得不到社保部门的配合和支持。“社会”的形式比较虚，没有相应的载体，也缺乏社会组织帮助员工实施监督的案例。所以，个人和社会监督在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起不了实质作用。当然，企业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也与一些临时性、流动性员工对参与社会保险不感兴趣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们不感兴趣并不等于他们不需要，只是他们发现，自己缴费参加社会保险，如果流动到其他地方，或者回到家乡，他们办理转移接续手续繁琐，部分社会统筹被扣留；于是，选择宁可不参加，不想去面对这些麻烦。

2.技术性问题制约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良好运行

任何制度都有一整套技术来支撑，没有技术支撑的制度是无法运作起来的。同样，《社会保险法》对社会保险制度做了许多的技术性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本身存在技术性问题，反过来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其中，统筹账户是按照单位或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来缴纳的，技术性问题就出现了：职工人数怎么确认？职工工资总额包括哪些项目？工资总额的比例又是如何确立？正如上文指出的，一些企业或单位为了减轻社保负担，就瞒报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因而直接影响到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这种瞒报的背后原因不仅在于没有统计手段，更关键的是缺乏组织技术，也就是说，职工不能独立组织起来参与监督、管理和表达，这就是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所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中小民营企业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技术性问题，降低给职工缴费的比例。同样，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在缴费和养老金待遇上的技术性问题，是绝大多数参保人员选择100元缴费档的主要原因，而且有不少中青年农民头一年缴费让老人享受到基本养老金后第二年就不缴费、不参保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设计让他们感受不到早缴费、早参保的好处。而且，他们更意识到缴纳100元在收益上是最好的，但是100元档对于养老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当下，不仅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激发人们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也存在让参保人员吃亏的问题。有网民揭发城镇职工养老金有若干猫腻，如缴费15年拿不回成本，60%的替代率只是平均数等；推迟离退休年龄，增大对老百姓养老金的剥夺等。而不管揭秘科学与否，不管农民选择社保档次甚至不连续投保的行为是否理性，如果一个制度无法有效调动人们的行动，我们首先需要质疑的就是这个制度。比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国家推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旧农保），但是由于采用商业保险模式，激发不起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这次新农保增大了国家的投入，比如基本养老金由国家承担，有效地激发起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在设计缴费档次和享受水平上仍不能给予农民长期收益的稳定预期，从而降低了他们投保的热情。如果一个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为人们提供长期的可预期获益和信任，这样的制度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支持，就有趋向衰败的危险。

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制度建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而不是相反，那么其完善只能是在自下而上的博弈中进行的。与制度产生张力的行动，有助于推动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但前提是需要一套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它们能反映和表达对象的需求，向上传递真实的信息和压力，倒逼政府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改革创新。目前制度与行动的缺陷在于：最了解信息的基层政府没有动力向上传递全面信息，更不能反映民众的需求和不满；广大民众有表达、上传的强大愿望，但缺乏相应的途径。上级决策部门往往在没有强有力的依据，或者说局部依据的前提下，建构所谓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其中不免夹带着部门的“私利”，由此出现上级决策部门认为政策和制度非常合理，基层政府一味地去完成任务而缺乏修正的权力和动力，于是政策到了民众那里只能是被动接受或者消极抵抗。

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实施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为了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政府将老人享受的基本养老金权利与子女参保行为挂钩，一些中青年农民为了父母享受基本养老金，不得不选择了参保，但是他们对缴费参保能为其未来养老带来好处并不看好，因此他们选择了100元档。基层的社保协官员也认为，这种行为是理性的。还有一些农民由于没有持续缴费的动力，随时断缴的行为经常发生。对于一个制度运行来说，出现这样的一些行为，是很大的威胁，但是基层政府并没有将这些信息及时向上传递，当然，也许它们认为即使反映了，也未必获得重视。而民众更没有机制去反映他们的想法和需求，这就难以有效地促进一项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这实际上反映的正是社会治理的缺位问题。

不仅养老保险制度如此，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一项保障制度从抽象的原则规定到具体的技术路径设计乃至实施，都会影响到参加者的行为，而参加者的行为一方面是对制度的反思性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其利益和需求的体现。由此制度与行为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张力，合理的逻辑是社会治理走上了前台。广义地看，在任何国家，社会治理应该贯穿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技术路径的设计和具体实施这样的全过程，从而有可能解决各种失灵和张力问题。正如有学者所强调“普世公共福利的散布和社会民主与劳工运动的兴起之间的相应关系”[5]。尽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似乎与此关系不大，社会问题的倒逼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被动的、缺乏积极的建构性。

由此可见，只有以社会治理的视角去观照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才可能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即构建强有力的社会治理机制。

社会治理与社会保障的积极建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英国等欧洲福利国家出现反对国家主导福利供给的声浪，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由此被引入社会福利供给领域，出现分权和为使用者赋权的参与式服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英国和德国在福利上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即所谓分权；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到扩大使用者的权利的重要性：“如何确保使用者有发言权，不仅是坐下来开开会而已，而是表达他们的需求，决定哪种水平的服务最符合他们的那些需求，并选定服务应该如何供给，又是由谁来提供？让使用者涉入决策过程、服务供给，甚至设施和服务的管理，所有这些全都需要仔细思量。”[6]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呈现碎片化特点，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决策权，目前正处于不断向上级政府集中的过程，这里也存在如何分权和集权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比英国、法国、德国的分权更为复杂，中国的权责更不明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规划上地方政府没有什么权力，都是归于中央；但是，在落实中地方政府要承担职责。由于中国政府层级过多，即使在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权责不明，因此经常出现有权的地方政府不需要承担责任，而没有权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基层政府）则要承担责任的现象。结果是，不承担责任而有权的政府，往往不顾具体情况出台与现实不相吻合的政策和制度规定，给无权有责任的地方政府制造了“落实难题”。而为了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制度规定，没有权的地方政府往往会采用一切手段去运作，以至于经常损害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把社会保险缴费与其他政策捆绑使用，扭曲了自愿参保原则和精神；反过来，参保者也会采用一些手段去规避甚至对抗地方政府。这使得一个本来为民造福的制度，却演变为民众负担、官民摩擦，损害社会互信和秩序。因此，如果说欧洲国家的议题是分权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在社会保障建设上面临的主要是责权明晰问题。只有责权明晰的不同级政府，才能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有效推进中国社会保障发展。

如果说分权、权责明晰旨在厘清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关系，那么，为使用者赋权的参与式服务则是厘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比欧洲国家更急迫。从社会治理角度去看，中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虽然也确认多方责任、社会和个人监督参与等，但是在技术落实上缺乏路径、机制，尤其是缺乏权利和需求表达机制，行政管制色彩浓厚，社会治理几乎缺席。这种状况容易导致共识不够、信任不足、合作缺乏、团结意识差、投机心理强等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持续发展的问题；反过来，也说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社会保障建设的重大瓶颈。从制度―行动来看，社会治理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社会保障建设和实践：

1.在制度改革上引入社会参与、协商讨论（乃至辩论）机制

当前在中国，有两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具争议、最缺乏社会共识：一项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另一项是延迟退休年龄。这两项改革之所以引发那么大争议，关键在于它们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特别是作为现有制度受益者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担心改革会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利益。而延迟退休年龄则引发另外三种担忧：一是国家把养老问题转嫁给民众；二是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有权者）利用退休年龄延迟而更长时间地占据岗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三是增大年轻人就业困难。当然，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退休年龄延迟都会引发争议，问题不在于争议，而在于争议解决机制，即让不同意见者有表达、交流和达成妥协的机制。

首先，政府要向社会充分地释放改革意图，增加社会的了解。其次，政府应鼓励社会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让不同方案进行辩论、比较，相互取长补短；媒体、民众皆可通过各种平台参与讨论，使得方案更好地体现民众的想法和需求。再次，经过全社会辩论而形成的改革方案，还需要经由人大进行辩论，以立法形式确立。“各色各样的服务使用团体，让这个议题变成福利辩论中不曾稍歇的焦点。”[7]也就是说，辩论是赋权使用者的重要机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和表现形式之一。要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获得更大的社会共识，各种改革方案的比较、辩论以及社会参与等势难避免，如此才可能化解制度与行动之间的张力。这应该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常态，也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2.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上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明确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解决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有利无权无责、无权无责也无利的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是责权利不清的充分体现。由于责权利不清，在社会保障的实际治理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摩擦问题，比如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险转移接续中，有关管理部门只想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缺乏相应的责任意识，给转移接续设置了重重难题；而农村流动人口无处申诉，有关责任人和部门又得不到有效的制裁。这反过来大大地降低了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保的积极性，也降低了他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制度上“去地方化”、行动上“地方化”。所谓制度上“去地方化”，是指不要以县区、市为社会保障统筹单位，应建立全国性基本社会保障统筹和以省域为补充社会保障统筹的双层制度，从而减少政府责任主体，强化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责任，达成责权清晰、合理匹配。所谓行动上“地方化”，即中央和省级政府将运作权力和责任应委托给县市区，服务下沉到乡镇、街道乃至村社，各种费用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一部分转移支付，特别针对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另一部分用于向基层政府采用购买服务方式，签订合约，建立相应的监管和责任机制。

3.社会保障建设离不开社会、民众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合作

虽然《社会保险法》和其他社会保障政策都将民众、社会组织纳入到治理和运作中，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实际治理和运行中，社会治理和民众参与缺乏有效的技术路径和机制，现有的企业三方谈判机制和基层社会自治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促进社会保障建设的作用。国家需要专门就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保障建设，开展专题研究，将协商民主辩论、互惠共赢机制引进来，真正为民众赋权，不仅让他们成为社会保障的消费者和使用者，而且让他们参与改进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保障与民众需求的连接。人口流动、社区和村委会行政化、社会组织发育不良、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民众参与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不能有效地表达他们的社会保障需求并监督、评估社会保障，使他们成为被动的使用者和消费者。一开始不少人对参加社会保障并不积极，尤其在农村和农民工群体当中，不少人对社会保障依然不信任。因此，在政府社会保障部门与民众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并在基层社会构筑社会保障协会，让民众参与协会，以协会的形式实施对社会保障运行（比如缴费、报销等）的有效监督，使他们意识到社会保障确实能实现社会共济、济困解难、共享利益、改善生活质量，才会积极推动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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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开始，中国保监会在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的基础上将公司治理监管纳入监管体系，这标志着我国目前已基本确立了以偿付能力、市场行为公司和治理结构为核心的保险监管体系。保险公司治理的监管推动了保险公司治理工作的展开，保险公司治理已成为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司负债治理的主体是投保人，但被保险人缺乏信息和保险的专业知识，通常会把部分负债治理权委托给政府（比如保险会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于是政府就成为被保险人的人。因此，政府干预成为保险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保险公司的负债治理也就更特殊。由于保险公司负债的主要成分是责任准备金，所以责任准备金评估是保险公司负债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保险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包括治理目标的特殊性、经营的特殊性和治理原则原则的特殊性。下面从这三个角度探讨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目标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一）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目标的特殊性 一般上市公司通常强调以股东利益至上，关注股东利益最大化。由于债权人具有较大的治理权，这些公司面临的主要治理问题是股东和高管层之间的冲突或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问题。对于股份制保险公司而言，被保险人希望保险公司审慎经营稳而保障未来的索赔责任的履行，而股东则倾向利用保险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活动获得高回报率，两者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又由于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成为保险公司治理的重要特殊目标。因此，保险公司既要保证股东的利益又要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于是保险公司面临的主要治理问题有：一是股东与高管层之间的冲突；二是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冲突。

责任准备金计提根本目标是保证对被保险人赔付责任的履行。然而，责任准备金存在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希望多提责任准备金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会降低股东的回报率，而股东则希望公允评估或少提责任准备金。这样，责任准备金评估就成为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焦点。因此，需要通过公司治理来协调责任准备金的评估。

（二）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经营的特殊性 保险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包括高财务杠杆、债权人的高度分散性、保险合同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与一般公司相比，保险公司的财务杠杆较大，以我国已上市的三大保险公司（包括人保、太保和人寿）为例，三家公司在2011年的资产负债率平均水平比国内一般上市公司的平均负债率高42.27%，这表明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利益冲突更严重。在解决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的问题时，债权人的高度分散会产生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从上述三家公司的情况来看，保险客户超过千万）；而保险合同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会造成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度较高。这些严重问题的存在说明，被保险人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他与股东之间的严重利益冲突。于是，鉴于被保险人在与股东博弈过程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政府就自然成为被保险人利益的人。因此，政府干预是保险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

从责任准备金评估的角度来看，政府干预责任准备金评估的具体方式是，代表政府的保险监管部门制定一套关于责任准备金评估制度，并通过偿付能力最低要求，强制保险公司更谨慎的评估责任准备金。鉴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在通用会计目的下，会计准则的制定部门（如财政部）也会对责任准备金的评估提出一定的谨慎性要求（如要求在评估责任准备金时考虑风险边际），但是由于在通用会计目的下，会计准则的制定部门主要代表了股东的利益，因此要求的谨慎程度低于保险监管部门的要求。

（三）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原则的特殊性 OECD于1999年了针对一般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指引》，在2005年又了针对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指引》。从这两个文件的内容来看，后一个文件的包罗面明显宽于前者。其中最重要的不同是强调了精算制度和内控制度，而精算制度是保险公司独有的重要制度。精算制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责任准备金的评估和保险产品定价。

三、公司治理与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的内部控制

（一）建立责任准备金评估的数据与资料基础 主要涉及数据和资料的分类标准，数据和资料的核算口径、数据和资料的记录、数据和资料的调整、与数据和资料相关的岗位设置、数据和资料的信息系统对接和沟通。

（二）识别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中的重要显著风险 主要涉及五种重要风险，即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准备金评估假设和方法的合理性、计算误差、评估结果与管理层最佳估计之间的差异程度和责任准备金信息披露的合规性。

（三）评估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 针对第二个环节发现的重要风险，在风险评估后采取以下措施来控制这些风险：（1）调整和纠错数据；（2）聘请同行对准备金评估假设和方法的合理性进行评价；（3）对计算结果进行回顾；（4）管理层重新评价自己的最佳估计值并查找差异产生的原因（4）调整信息披露政策以满足合规性要求。

（四）评估与检验责任准备金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报露其最终相关信息 （1）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上述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内部控制是否有效主要决定于三个层次的权利和责任的配置。这三个层次包括岗位层次、部门层次以及高管层次。（2）从岗位层次来看，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内部控制的四个环节都应有关键岗位开放和权利开放，否则权利和责任匹配的不合适会导致使责任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的内控过程形同虚设。从我国目前的保险公司内控制度来看，精算责任人有评估责任准备金和向董事会报告评估结果的责任，同时具有拒绝签字和向保监会报告异议的权利。因此，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内控制度在关键岗位层次上并不是很匹配，这将导致对精算责任人的激励有所不足，并可能引发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3）从部门层次和高管层次来看，责任准备金的评估过程中面临的治理问题是，这些部门和高管层的权利和责任如何配置。按照我国保监会的《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基础数据、评估与核算内部控制规范》的规定，精算部门负责责任准备金的评估；财务部门应及时准确提供费用等财务方面的基础数据，参与准备金评估有关的重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确定，参与准备金评估流程及内控的设计；承保、理赔、再保、信息、投资等有关部门的责任是，积极配合准备金评估与核算职能部门的工作，及时准确提供准备金评估所需的数据和资料，并对可能影响准备金评估结果的业务流程变化情况及时通报相关部门；负责稽核监督的部门的责任是，加强准备金基础数据、评估与核算内部控制工作流程的监控和审计，对于发现并查实的违规行为，应协同相关部门及时向合规部门和合规负责人进行通报。可见，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评估内控制度在部门层次上责任配置较完善，涉及所有保险公司的重要部门，但缺乏权利配置的具体规定。

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在高管层次上，非寿险业务准备金基础数据、评估与核算管理工作由保险公司董事会或同等权力机构承担最终责任。保险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准备金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但没有匹配相应的权利（如保险公司法定代表人追究准备金会计信息提供部门失职责任的权利），并缺乏负责结构的规定（如什么岗位和部门向保险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准备金基础数据真实性以及对准备金评估与核算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实施、维护与监控由保险公司总经理负责。从该规定可知，目前的制度对最终责任和权利的配置比较匹配，但对保险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却缺乏权利配置的具体规定。

四、保险公司治理对责任准备金评估的影响

（一）公司治理环境角度 我国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评估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经济体系具有“新兴加转轨”的特征，在这一特征背景下，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典型特征是政府干预、法规体系不完善以及内部人控制。在如此治理环境中，保险公司完善治理机制的意愿不强，保险公司治理转型只能靠政府推动，保险公司治理转型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这就造成我国保险公司治理仍处于“行政型治理为主，经济型治理为辅”阶段。根据保险公司治理转型阶段的特殊性，尽管政府干预可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法规体系不完善和内部人控制的条件下，按照本人已有的研究结论，保险公司会对负债结构选择适应性安排，因为保险公司预期到，即使出问题被发现处罚也不严重，所以体现在责任准备金评估方面的问题就是保险公司随意低估责任准备金。按照本人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对于一般企业，稳健的会计会将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而由于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保险公司几乎不会破产，因此破产成本很低，对股权融资成本影响很小，这就导致股东不关注责任准备金稳健性。

（二）股权治理角度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股权比较集中，主要掌握在少数几个股东手中，而且控股股东的性质多为国有。在2011年，在前述三家公司中，除了平安，其他两家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7%而且具有国有控股性质。因此，在这种机制下，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缺乏外部股东的制衡作用。

（三）董事会治理角度 目前我国保监会出台了关于保险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文件，对保险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要求高于国内一般上市公司。但是，谢晓霞和李进（2009）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与保险公司的业绩无关，因此独立董事也就不会影响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

（四）经理层激励机制角度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职业经理人的平均薪酬为609万元，远远高于一般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的平均薪酬。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保险公司普遍存在预算松弛问题。基于本人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预算松弛在我国本质上是问题。根据这一观点，在不完善的经理层的激励机制条件下，我国保险公司的经理层有强烈的动机操纵预算过程，而操纵预算目标的重要手段就是调整责任准备金从而降低预算要求。

（五）机构投资者治理角度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机构投资者通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抑制公司控股东掏空行为。然而，由于我国上市保险公司只有6家，并且保险公司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特殊性，目前机构投资者主动参与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情况比较少而且兴趣较小，因此，在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中，机构投资者治理机制还没有发挥作用。

（六）经理人才市场机制角度 我国保险经理人才比较匮乏，董事长的变更比例比一般上市公司低近25个百分点，而总经理几乎没有发生更替现象。因此，人才市场的声誉机制对责任准备金评估的影响很小。

参考文献：

[1][美]布鲁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有关非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议题》，《精算通讯》2004第4期。

[2]郑石桥、王建军、张伟：《基于关键岗位开放和权利开放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

[3]张伟、王海洋：《债务期限保证作用的传导机制》，《经济管理》2013年第7期。

[4]李刚、张伟、王艳艳：《会计盈余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

[5]郑石桥、张伟、李薇：《管理层预算松弛原因及后果研究—基于深沪两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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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制社会；责任保险；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法律风险是新世纪除自然灾害之外的最大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社会矛盾、社会纠纷日益尖锐，民事案件发生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保险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解决法律纠纷的有效方式，在法制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日益显著。

一、责任保险发展及优化的基础

1.国家法制化建设

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就不可能有成熟的责任保险，换句话说，只有将责任风险上升到法制层面、构建法治化社会，才能真正推动责任保险事业的顺利发展。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法治化进程，尤其是近年来，法治化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也初具模型，这为责任保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2.责任规则原则的发展变化

有L险才会有保险，风险越大越需要保险的支持。从本质上来说，责任保险取决于民事责任的归责。最初我国实行过错责任制原则，也就是说不是致害人的过错其便可免受法律惩戒，但是，这会给受害人维权带来显著困扰。鉴于此，各个国家开始尝试过错责任推定、无过错责任等原则，归责原则的变化直接加剧了人们的责任风险。

3.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使得责任保险的具体地位得以明确。市场一方面可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可作为重要的法治治理力量。在市场角色、政府角色职能分工明确、定位清晰的环境中，责任保险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市场“买单”的法律治理方式，必然会减少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与赔偿风险。

二、责任保险的发展及优化

1.严格按照保险行业客观发展规律进行优化

责任保险的发展必须严格按照保险行业客观发展规律。就我国保险行业来说，最需要强调的就是遵循这个行业的发展规律。站在保险行业的起源与发展进程角度，坚守经济损失补偿职能是社会分工对该行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险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责任保险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偏离保险业的基本职能，大量研究实践证实，若失去了对保险职能的继承，便失去了保险业的发展基础。故而，尊重保险行业的发展规律，承继保险行业的基本职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是责任保险发展的根本方向。

2.摒弃一险独大观念

目前来说，我国各个保险公司基本上都集中精力经营车险这一个险种，企业对车险驱动也形成了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而上世界发展较为成熟的家庭财产险、货运险、企业财产险等险种被边缘化，责任险更是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车险一险独大的现状严重阻碍我国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新形势下，必须积极走出车险一险独大的惯性思维，加强保险行业的业务结构调整，促使责任保险的发展进入正常轨道。

3.产品要与时俱进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化的发展，我国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生活领域、文化领域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种法律风险并存，这就需要在细分客户与市场的基础上，强化责任保险的开发与研究。笔者建议，在重视交通工具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之外，在其他领域积极注入新鲜元素，积极开发与时俱进、适销对路的产品。在责任保险产品的研发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法律风险以及其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基础责任保险的成熟度，全面提升客户信心。与此同时，还可在国家财政、政策等支持下，积极转换自身角色，全面提升自身掌控保险的能力，向着市场化方向迈进。

4.加强针对性营销

首先，充分利用各种数据资源加强市场划分，合理定位目标群体与经营项目。例如，结合市场结构以及责任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重点选择某种责任险市场，并将其作为主攻的方向。

其次，充分利用大数据精准定位客户群体，然后充分利用社交平台、网络媒体等工具进行针对性营销。通过针对性产品服务，进一步提高保险产品以及保险服务的准确性。

5.拓宽服务内容

现代保险服务业这一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拓宽了保险行业的服务内容，在传统商业保险补偿服务的基础上，该行业又被赋予防灾防损、公共治理的功能。也就是要求责任保险积极参与到公共治理领域，全面提升保险行业的现代化服务职能。故而，责任保险需要积极拓宽自己的服务方式与服务内容，与此同时，责任保险与加强与媒体、医疗卫生、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统计等部门之间的联系，积极建立共享的数据信息服务平台，进而为社会各行业提供全面的责任保险服务。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责任保险发展及优化的基础为切入点，从客观发展规律、观点改变、与时俱进、针对性营销、服务内容等多角度入手，详细论述了责任保险的发展及优化策略，多方面入手，旨在促进责任保险制度健康、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许飞琼.法治时代责任保险的创新与发展[J].中国保险，2016（04）.

篇5

一、局部高风险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界定

本意见所称局部高风险行业是指煤矿、非煤矿山（含井工开采矿山）、修建施工企业。从业人员是指与煤矿、非煤矿山（含井工开采矿山）、修建施工企业树立劳动关系或存在现实劳动关系的一切人员。

二、局部高风险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工伤保证经办部分

工伤保险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详细经办，增补工伤保险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试点经办，试点成功后具体推行。

三、资金征缴

（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伤保险费的征缴。

1.煤矿企业工伤保险费的交纳规范。

（1）对正常出产煤矿、整合期保存出产线的煤矿，依据《采矿答应证》上载明的规划量，以每吨煤3.5元核算昔时应交纳的工伤保险费。

（2）对整合、扩建和技改时期的煤矿，依据《采矿答应证》上载明的规划量，按正常出产煤矿交纳规范的70%交纳工伤保险费。

（3）对新建时期的煤矿，按《采矿答应证》上载明的规划量，按正常出产煤矿交纳规范的50%交纳工伤保险费。

煤矿企业交纳工伤保险费的工夫为每年第一季度，准则上一次性缴清全年工伤保险费。确因资金周转坚苦的，可以分两次缴清。为鼓舞企业增强平安出产治理，有用防备工伤变乱的发作，缴费规范执行每年浮动一次，详细方法另行制订。

2.非煤矿山企业工伤保险费的交纳规范。

对露天功课的非煤矿山,按三类风险行业规范一次纳企业一切职工全年工伤保险费。对井下功课的非煤矿山,对比煤矿企业规范予以征收。对确因资金周转坚苦的非煤矿山，可以分两次缴清任务保险费。

3.修建施工企业工伤保险费的交纳规范。

以工程项目合同价(含追加合同价款)的15%确定缴费基数,依据工程的分歧风险类别执行分歧的缴费费率。个中：除去工程为1.4%；土木匠程、房子修建、路桥建筑工程为1.2%；线路管道装置、装饰装修工程为1.0%；综合性修建工程为1.3%。

（二）贸易保险公司增补工伤保险费征缴。

1.煤矿企业增补保险费的交纳规范。

（1）对正常出产煤矿、整合期保存出产线的煤矿，依据《采矿答应证》上载明的规划量，以每吨煤1.5元核算昔时应交纳的工伤保险费。

（2）对整合、扩建和技改时期的煤矿，依据《采矿答应证》上载明的规划量，按正常出产煤矿交纳规范的70%交纳工伤保险费。

（3）对新建时期的煤矿，依据《采矿答应证》上载明的规划量，按正常出产煤矿交纳规范的50%交纳工伤保险费。

煤矿企业交纳增补保险费的工夫为每年第一季度，准则上一次性缴清全年增补保险费。确因资金周转坚苦的，可以分两次缴清。为鼓舞企业增强平安出产治理，有用防备工伤变乱的发作，缴费规范执行每年浮动一次，详细方法另行制订。

2.非煤矿山企业增补保险费的交纳规范。

对露天功课的非煤矿山,按三类风险行业规范的50%一次纳企业一切职工全年增补保险费。对井下功课的非煤矿山,对比煤矿企业规范予以征收。对确因资金周转坚苦的非煤矿山,可以分两次缴清增补保险费。

3.修建施工企业增补保险费的交纳规范

以工程项目合同价(含追加合同价款)的15%确定缴费基数,依据工程的分歧风险类别执行分歧的缴费费率。个中:除去工程为0.7%；土木匠程、房子修建、路桥建筑工程为0.6%；线路管道装置、装饰装修工程为0.5%；综合性修建工程为0.65%。

四、待遇规范

（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伤保险待遇规范。

企业职工发作工伤变乱后，享用《工伤保险条例》、《省施行〈工伤保险条例〉方法》规则的工伤保险待遇。一至四级伤残职工和工亡职工，也可经工伤职工或工亡职工亲属请求，与用人单元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并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署和谈后，一次性结算工伤保险待遇（对曾经开端领取长时间性工伤保险待遇的职工或供养直系亲属，不得从新选择一次性结算工伤保险待遇），详细规范为：

1.经劳动才能判定委员会判定为一至四级伤残品级的工伤职工，以受伤时市上年度职工均匀工资为基数，一次性付出伤残津贴金、伤残津贴、生涯护理费等。规范为：一级16年；二级14年；三级12年；四级10年。

2.因工灭亡职工，其直系亲属可享用一次性丧葬津贴金和一次性工亡津贴金。一次性丧葬津贴金规范为6个月市上年度职工均匀工资，一次性工亡津贴金规范为54个月市上年度职工均匀工资。

契合《因工灭亡职工供养亲属局限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证部令第18号）的供养亲属，可一次性享用供养亲属抚恤金。规范为：爱人5万元，其他供养亲属3万元。一次性付出的供养亲属抚恤金总额不得超越职工工亡时市上年度职工均匀工资的10倍。

（二）贸易保险公司工伤增补保险待遇规范

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则补偿应由企业承当的工伤职工一切待遇，另加工亡一个职工3万元的补偿。详细如下：

1.灭亡职工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信息库内，经劳动保证部分认定为工亡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分公司补偿3万元用于处置工亡者的善后事务。工亡职工亲属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请求一次性结算工亡待遇缺乏20万元的，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分公司补足20万元给工亡职工亲属。

2.停工留薪期（停工留薪期执行社会保险相关规范）的工资、生涯护理费、伙食津贴费、交通住宿费。

（1）停工留薪期工资按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均匀工资规范付出。

（2）一至四级工伤职工生涯护理费、伙食津贴费日规范为不不变期130元，康复期90元；五至六级工伤职工生涯护理费、伙食津贴费日规范为不不变期90元，康复期90元；七至十级和无伤残级别工伤职工生涯护理费、伙食津贴费日规范为不不变期90元，康复期30元。

（3）工伤职工因伤情需求转外就医的交通住宿费按规范付出（详细规范另定）。

3、五至六级伤残职工由贸易保险公司按《工伤保险条例》按月付出工伤职工的伤残津贴或按省《关于施行〈工伤保险条例〉方法》付出一次性工伤医疗津贴金和伤残就业津贴金。

4、七至十级伤残职工按省《关于施行〈工伤保险条例〉方法》规范补偿一次性工伤医疗津贴金和伤残就业津贴金。

（三）工伤职工和工亡职工亲属取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贸易保险公司待遇补偿后，不得再向用人单元讨取超出《工伤保险条例》、《省施行〈工伤保险条例〉方法》、《关于鼎力推进农人工参与工伤保险的意见》规则的待遇。

五、组织指导及任务职责

为做好市局部高风险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工伤保证任务，市人民当局决议成立市局部高风险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工伤保证任务指导小组，由市当局分担指导任组长，市劳动保证、安监、煤炭、建立、经贸委、公安、监察、财务、审计等部分担任人及贸易保险公司首要担任报酬成员，对此项任务进行组织、协谐和催促指点。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安监局，由市安监局担任人兼任办公室主任，担任详细协调、催促任务的展开。各县、区（市）人民当局也要实在增强组织指导，成立响应的指导小组，各级各有关部分要齐抓共管，推进此项任务有用展开。劳动保证部分担任制订详细方法，完美各项政策，标准劳动关系，增强劳动监察，处理参保注销、工伤认定、劳动才能判定、基金治理、工伤保险待遇付出等；安监部分担任催促当地区局部高风险企业参与工伤保险和增补工伤保险，对未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与工伤保险或未足额缴费的单元，不予核发平安出产答应证，并担任代收煤矿和非煤矿山企业工伤保险费；建立部分担任催促当地区修建施工企业参与工伤保险和增补工伤保险，对未参与工伤保险或未足额缴费的修建施工企业不予核发施工答应证，并担任代收修建施工企业工伤保险费；贸易保险公司担任征收企业增补工伤保险费，按时足额付出相关待遇，并参加工伤变乱查询和劳动才能判定；煤炭治理部分担任供应煤矿企业的相关信息；经贸部分担任催促企业增强内部任务治理；公安部分担任协助企业维护不变；监察部分担任对本能机能部分任务状况进行效能监视；财务和审计部分担任对基金平安的监管和审计。

为进一步细化落实本《意见》规则的处理顺序、待遇规范等相关事宜，由市劳动保证部分牵头，会同市安监、煤炭、建立、贸易保险公司等部分和单元，尽快制定《市局部高风险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工伤保证施行细则》。

六、如国度出台新的工伤保险政策，按新的政策执行。

篇6

1.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科室、中心、（局）负责人为成员的“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有兼职工作人员，负责具体工作，我局落实了综治工作经费，确保了我局各项综治工作顺利开展。

2.领导小组提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思想认识，对全局的综治工作在年初就进行了部署，把综治工作纳入各项工作的重点之一，进行统一安排部署。

3.按照条块结合、层层落实责任的原则，我局于年初与分管副县长签订了综治工作责任书，同时与各科室、中心（局）负责人签订了《责任书》，签订率达100%。

4.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认真执行《局社会治安安全防范制度》，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各股室、中心（局）认真落实综治各项工作，做到了年初有安排部署。2009年2月召开综治工作会议，对全年综治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对2009年度综治工作优秀股室、中心、（局）进行了奖励。

二、解决各项涉及综治维稳工作的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好社会稳定的职责。

一是扩大就业渠道，增强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截止目前，全县共提供就业岗位（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238个；下岗再就业人数达555人，是去年同期增长的300%，培训创业再就业人员350余名，农民工技能培训2100人，通过争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岗位，加强下岗人员、创业人员、农民工等的各种培训，提高了就业率，减轻了我县的就业压力，从实际上解决了就业引发的社会矛盾，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稳定；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让广大参保者老有所养、病又所医、工伤赔偿有保障等。截至目前，参加失业保险527人，参加养老保险2948人，发放金额2159837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9502人(在职人数7584人，退休人数1918人)。企业参加工伤保险860人，生育参保630人。三是加强劳动用工管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7件，调结7件，办结率为100%，涉及农民工人数400余人，协调支付拖欠农民工290余万元；签订劳动合同296人；各类企业职工工伤认定9件，赔付金额6.5万元。我局通过大量的开展就业、创业、养老、医保等实际工作，进一步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加强内部防范，主动参与整体联动防范工作

1.建立和完善了干部值班制度和部门制度，落实了人防、物防的各项安全措施。我局和各股室、中心(局)、档案室及其它重点部位进行严密防范，设立了防盗报警器、消防栓，加强了门卫值班力量。

2.积极参与辖区整体联防工程，配合辖区派出所、社区共同搞好联防，认真履行职责。

四、有计划地在全系统内开展“平安创建”工作。

1.我局开展了“平安创建”活动，并对“安全文明科室”、“安全文明家庭”进行表彰。

2、年初以来，机关干部利用各种机会，以健康向上、活泼有益的方式组织干部开展学习法例法规活动。

篇7

按照县综治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坚持“打击为主、预防为本、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方针，从工作实际出发，切实履行职能作用，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使我局的综治工作稳步向前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我局对年初以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报告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综治工作领导

1.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科室、中心、（局）负责人为成员的“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有兼职工作人员，负责具体工作，我局落实了综治工作经费，确保了我局各项综治工作顺利开展。

2.领导小组提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思想认识，对全局的综治工作在年初就进行了部署，把综治工作纳入各项工作的重点之一，进行统一安排部署。

3.按照条块结合、层层落实责任的原则，我局于年初与分管副县长签订了综治工作责任书，同时与各科室、中心（局）负责人签订了《责任书》，签订率达100%。

4.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认真执行《局社会治安安全防范制度》，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各股室、中心（局）认真落实综治各项工作，做到了年初有安排部署。2009年2月召开综治工作会议，对全年综治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对年度综治工作优秀股室、中心、（局）进行了奖励。

二、解决各项涉及综治维稳工作的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好社会稳定的职责

一是扩大就业渠道，增强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截止目前，全县共提供就业岗位（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238个；下岗再就业人数达555人，是去年同期增长的300%，培训创业再就业人员350余名，农民工技能培训2100人，通过争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岗位，加强下岗人员、创业人员、农民工等的各种培训，提高了就业率，减轻了我县的就业压力，从实际上解决了就业引发的社会矛盾，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稳定；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让广大参保者老有所养、病又所医、工伤赔偿有保障等。截至目前，参加失业保险527人，参加养老保险2948人，发放金额2159837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9502人(在职人数7584人，退休人数1918人)。企业参加工伤保险860人，生育参保630人。三是加强劳动用工管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7件，调结7件，办结率为100%，涉及农民工人数400余人，协调支付拖欠农民工290余万元；签订劳动合同296人；各类企业职工工伤认定9件，赔付金额6.5万元。我局通过大量的开展就业、创业、养老、医保等实际工作，进一步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加强内部防范，主动参与整体联动防范工作

1.建立和完善了干部值班制度和部门制度，落实了人防、物防的各项安全措施。我局和各股室、中心(局)、档案室及其它重点部位进行严密防范，设立了防盗报警器、消防栓，加强了门卫值班力量。

2.积极参与辖区整体联防工程，配合辖区派出所、社区共同搞好联防，认真履行职责。

四、有计划地在全系统内开展“平安创建”工作

1.我局开展了“平安创建”活动，并对“安全文明科室”、“安全文明家庭”进行表彰。

2、年初以来，机关干部利用各种机会，以健康向上、活泼有益的方式组织干部开展学习法例法规活动。

篇8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已成为我国整体金融系统的瓶颈,具有不同于城市商业金融的特质,尤其在目前农村金融改革进程中,为了构建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充分竞争,满足农村金融有效需求,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强化农村金融监管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和城乡二元分化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决定了现阶段农村金融经营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低,由此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亏损严重、资本严重不足、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使得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短板”。农村金融的监管无论在理念、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整体金融或者商业金融的特殊性。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有效竞争不充分,农村金融机构功能错位,农村资金回流,农民融资困难等问题要求建立具有多元化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有效竞争,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宽松的准入政策、过于复杂的农村金融局面以及难以对农村、农业经济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的缺陷均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稳定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

一、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法理基础

格莱珉银行创立者·尤努斯认为,金融权利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也是一种人权,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法哲学研究中的人权理论将其划分为应有的人权、法律上的人权和现实中的人权三个层次,农民的金融权益便属于应有人权的范畴,不仅可以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角度得以证成,而且可以通过对其在现实中的享有和实现来评价和检验一国金融法律的质量和状况。首先,包括金融融资、获得农业保险、参与并实现合作金融等各项权利的农民金融权益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正式的确认和肯定;其次,无论进行融资、获得农业保险抑或参与合作金融,都需要在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中得到保障和制度支持;最后,对农民金融权益的关注和保护,决定着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基本理念的转化。因此,可以说,从法学的层面上,运用权利理论对农民的金融权益状况、原因和保护进行权利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寻求法律的保障,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核心。

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

1.我国农村金融监管资源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现有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具有诸多方面的缺陷。具体到农村金融体系,目前主要的监管机构为银监会,而且地方银监分局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属地监管机构。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具有机构小链条长的特点,绝大多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都设在县(市)及乡(镇)和行政村,在其辖区内只设有监管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并不具有独立的监管主体资格,而且一般仅有3—5人的监管人员,应对辖区内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已是困难,再加上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以及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参与,监管资源更是难以为继。

2.监管体系混乱,非正规农村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1)传统商业性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受银监会监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也由银监会监管,但其在资产规模、市场定位、资金运作、员工构成、贷款审批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均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重大差别,难以根据一元化的监管体系进行简单处理;(2)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比照《商业银行法》执行,监管责任由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共同担当,其效力通过县联社—省联社的模式由联社体制来贯彻,但公司治理改革未能完成,省联社的行政管理和基层社的公司治理之间冲突加剧;(3)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无需接受银监会的审慎监管,由省政府指定省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试点,实际情况是,由省金融办把试点的权限再次下放到县政府,负责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督管理的则为当地工商局;(4)合会、私人钱庄等非正式金融形式缺乏相应的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总体存在较大风险。

3.金融改革以及监管方式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手段,忽视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性培育。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轨迹即可说明这一问题,而我国农信社的改革过程仍然忽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力量,未能给农民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和改革保留必要的制度空间,而是采取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出台一揽子改革方案,然后由各地去执行的方式,使得农信社的合作金融机制完全未能体现农民的自主参与意愿。

4.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监管体系除前述已经论及的外部监管系统缺陷外,其内部治理、控制和行业自律等监督体系均存在缺失。

三、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借鉴

构建完备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农村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很多具有发达农村金融体系的国家均具有完善和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

1.美国以农业部为政府监管主体,辅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内部治理结构控制以及农业保险的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业保险体系组成。其中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均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管辖。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则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专门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包括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这四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各自独立、职能各异。在美国,各种信用社协会或合作金融多达几十个,这些行业协会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行为规范,进行自律管理。美国联邦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存款统一实行强制保险,具体业务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经营的储蓄协会保险基金承担,并承担对投保金融组织的监督。

2.法国“半官半民”体制模式。法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是从下而上逐步形成的,相对较为稳定。法国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主要由国家农业信贷银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信贷合作社三级构成。其中地方信贷合作社是基层组织,直接由个人成员和集体成员入股组成,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则由地方农业信贷合作社组成,同时以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农业信贷银行作为合作金融的中央机构,对合作金融的运作提供最后的保证。1945年,省级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了全国农业信贷联合会,作为省级农业信贷银行在国家一级的代表,参与决定农业信贷政策。除此之外,法国的农业保险体制也相当发达,并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相对应地设置了三个层面的农业互助保险机构。

3.日本“相互配合型”的协调机制。在日本,对农村金融实施双重监管:一是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以实现整体风险调控;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林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包括农林水产省下设金融科对农林中央金库的监管,农林水产省在六个大区设置农政局对辖区内县信联的监管,以及都、道、府、县农政部对辖区内农协合作金融部的监管。另外,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日本还设立了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组织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和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制度措施。

四、完善现行农村金融监管法律的构想

1.针对农村金融的特质,建立不同于城市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实践,总是将农村金融机构当作一般的金融机构看待,仅仅要求投入金融资源,没有足够认识到农业作为产业的独特性和由此产生的城市和农村金融之间的显著差别。实际上,农村金融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其本质主要是贴近农民,而不是贴近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监管首要主体的银监会,在农村金融监管中具有监管资源不足,难以贴近农村、不了解农村金融现实需求,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农村政策之间不具有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极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局面。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经验,我们应当以农业部为主导,同时厘清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设置目标和宗旨,在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农业部之间建立顺畅的国家产业政策的表达和执行机制,并通过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导向、补充和支持等作用,构建农村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同时可以在财政部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建立辅助机制。

2.健全完善金融同业公会,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我国于2005年底成立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金融工作委员会,应当引导协会发挥职能作用,建立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和管理办法,完善同业公约及规章,将那些监管部门不宜管,而被监管机构又需要的工作,尽量交由协会负责,实现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与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3.注重农村金融主体的内部治理和控制,自下而上地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内控制度建设是建立有效监管体制的关键,也是有效监管的基础。农村金融监管中内部治理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基层合作金融组织中自愿入股的成员通过完善的治理结构,形成、表达并且实现自己的意愿,同时,由于基层成员是最为贴近金融需求、了解融资状况的主体,使得对于资金发放、运用以及贷款的回收等事项具有最为直接和灵活实用的监督管理作用。另外,就农村金融本土力量的培育和发展方式而言,应该是把选择权交给农民,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摸索,自下而上地生成一套成功的借贷模式和本土金融组织形式,更好地挖掘和满足当地不同形式的金融需求。

4.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一是针对农村金融监管进行理性立法,设立可以作为农村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机制,将已在农村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纳入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减少非正规金融活动对农村金融监管的消减效应;三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实现农业保险的支农功能;四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完善农村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

参考文献:

[1]张燕,吴正刚,杨依凡.论农民金融权益的法律保障与实现[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27).

[2]应寅锋,赵岩青.国外的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34.

篇9

治安承包就是将其整体治安或某项治安或某个要害部位、重点项目的巡逻看护、安全管理，以每年一定价格的方式承包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并签订合同，明确责权利，严格奖惩兑现，从而达到维护治安和安全的目的。可以说，治安承包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台，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不可避免地给社会治安带来一定影响:广大工人、农民、个体业主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经营自后，人、财、物的流动更加频繁，对组织、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松散，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和行政强制手段逐步弱化。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以及价值观念转变带来的影响，原来实行的干部带班巡逻、义务巡逻、联户联防等治安防范措施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社会治安防控机制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严重脱节，基层社会治安防范工作需要寻求新的出路，这时，治安承包制度应势而生。

在农村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多，治安任务也变得更为繁杂艰巨，迫切需要加大治保工作力度。而且，农村原有的治保组织和工作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农村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致使农村群防能力减弱，治安形势恶化。而治安承包制度的出现则满足了农村治安的需求。治安承包制度将治安防范以合同的形式承包出去，不仅弥补了农村警力的不足，也维护了农村地区的安全稳定。

实行治安承包制度也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实行治安承包的一些地区，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例如河南方城县在实行治安承包后，治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该县政法委副书记吕长春介绍，自1998年以来，全县治安案件发案率急剧上升。最严重的小史店镇，1999年发生盗窃、抢劫案件上百起，杀人案件8起，死20人。治安形势的恶化促使该县的领导决定在小史店镇试行治安承包责任制。在试点的2000年，小史店镇仅发生刑事案件11起，比上年下降60%，一跃成为该县同类乡镇中治安状况最好的乡镇。

二、对治安承包责任制的评析

（一）治安承包存在的正当性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有人提出质疑，主要质疑的是治安承包的正当性。理由是治安管理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只能由国家机关行使。治安管理的承包是政府对其公共职责的放弃，容易引发大量的非法行为，甚至还会加剧社会的混乱。从新公共管理理论、社区警务理论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来讲，治安承包有其存在的正当性。

1.治安承包符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启了以“新公共管理”为导向的行政改革新时代。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用市场的方法再造政府，提出了“多元共治”的理念，强调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反对政府包办一切。在公共治安中引入竞争机制、市场机制，可以改变公共治安低效率的状况，提高公共治安生产者的积极性。虽然公共治安应该由政府提供,但是引入了竞争机制,把部分公共治安的生产以契约的方式委托给行政机关中的个人，甚至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生产,其目的就是要提高公共治安的供给效率,以更小的成本提供更好的公共治安服务。治安承包就是这么一种改变公共治安生产的新尝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加之社会控制机制尚不完善,社会治安形势日益复杂，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公共治安服务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因此，要善于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把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热情发挥出来,实现公共治安的社会化、市场化。

2.治安承包社区警务理论的核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盛行“社区警务”理论。社区警务是一种依托社区、立足社区、依靠社区、服务社区的新型警务体制，同时也是在社区内实行治安管理和防范的一种新的警务理念。社区警务理论提倡社区群众以多种形式参与治安防控工作，共同研究、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社区警务的核心是改善和密切警民关系，通过警民合作，共同预防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就目前的治安承包而言，既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也不是纯粹的民间活动，而是警察职务行为与居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政府主导下的各种社区治安资源和社区治安力量的有效结合。

3.治安承包符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要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等手段，打击犯罪，积极消除产生犯罪的原因，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治安承包利用经济利益杠杆，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的积极性，发挥了“群防群治”的优势，并且采用契约的形式，使权责利明确，将治安防范落到实处。治安承包不但符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从效果上看，也达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的，可以说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形式，它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二）治安承包中遇到问题及解决办法

1.承包事务内容需明确界定。社会治安涉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原本应当由专门性的行政机关进行治理。如果要承包出去，到底哪些治安事务可以由私人力量进行承包？治安事务的承包是否存在？明确承包事务的范围应是完善治安承包制度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治安防范事务：治安防范的承包内容包括私权范畴的事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治安巡逻等，但其中的治安巡逻却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又属于私权的范畴。治安巡逻是指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依法组织实施的一种巡查警戒活动。在我国进行治安巡逻工作的既有专门的巡警队伍，又有由各种民警、武警等组成相对固定的警察队伍，还包括由民警和居民组成的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

部分非强制性治安管理事务：治安承包不能承包那些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行政强制措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调查及处罚等事务。只能承包治安管理权中的一些具有业务性的管理权，如户籍管理、暂住人口的登记和发证、房屋出租管理以及治安调解等，这些管理权虽属公权力，但不属于国家强制管理权。

2.严格选定治安承包人。承包人的选定一定要慎重，因为承包人承包的内容是治安防范工作，要履行巡逻防范、维护地方平安的职责，承包人的素质不仅关系到治安承包制度的成败，更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承包人的选定,应通过招标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志愿从事治安保卫工作,并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人。同时，公安机关要发挥监督审查的作用，对承包人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进行必要的审查，确保其能够胜任工作。选定承包人后，公安机关要对其进行培训，使其具备行使治安防范工作的能力。

3.要签订治安承包合同。治安承包是以合同的形式明晰承包人的责权利，可以说承包合同是治安承包责任制的中心环节。承包合同不是一般的合同，而是带有一定的管理职能，对治安防范承包人职责权限的界定，必须严格遵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严防越权、越规行为发生。

4.要对治安承包人进行考核。考核是检验治安防范承包人履行协议情况的有效形式。考核标准是整个考核机制最关键的问题。考核标准可坚持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硬性指标主要是指发案量、抓获违法嫌疑人数量等。单纯地以发案量等硬性指标来衡量治安承包的绩效并不是合理的，相反地，应该以软性指标――即公民的满意度作为绩效评估的主要标准。因为案件发生与不同季节、不同时段有密切关系，以确定的数量指标来衡量不确定的事实无疑欠缺科学性。这些内容都要在治安承包合同中加以明确。对于全年达到合同规定要求的治安承包人要予以奖励，对平时不负责而出现问题的治安承包人，要与其解除承包合同。

5.筹措治安承包经费的途径。承包经费的来源必须合法，不能搞硬性集资、摊派增加群众的负担。目前，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解决承包经费的办法。例如河南方城县公安局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出了四种途径：一是直接兑现货币，有能力出资的采取这种形式；二是实行实物折价，把承包费换算成树木、粮食等；三是用集体机动地、荒山、荒滩承包权抵换承包费；四是以工代费。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照顾了不同层次不同条件的发包人、承包人。

另外，山东聊城市还实行了“治安保险”的新办法。一是面向城区居民的“社区治安保险”，由居民与社区、社区与人保公司分别签订治安承包责任协议和保险协议，每户居民每年缴纳36元费用，分出4.4元办理社区治安保险，保险金额为3000元，并免费为每位社保队员提供总额为1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二是面向农村的“契约式联防保险”，由每户村民每年缴纳治安联防费30元，分出10元作为保费，由保险公司承保家财险，保险金额1万元。上述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试点社区和村庄群防群治的经费问题，调动了当地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积极性。治安保险的做法不仅解决了治安承包费用，而且也解除了承包人的后顾之忧。需要注意的是，治安承包一定要遵循“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承包费用的筹集一定要建立在人民群众自愿的基础之上。

篇10

[内容摘要]要使我国国有保险公司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化网络式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网络型、扁平型的组织结构。股份制改造的方式可做如下选择：同业公司合并成立新的股份制公司；同业或不同业公司交叉持股；外资金融机构参股。目前，必须把股权结构的合理化作为现有国有股份制保险公司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较快发展。从1980年至1997年的17年间，我国保险业保持了年均37.6％的超高速发展态势，与1997年保费收入世界排名前25位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33％相比，超过27倍多。但应该看到，经营风险问题（如寿险公司巨额利差损的存在）也日益凸现出来。国内的保险学者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多将其归咎于粗放型经营方式在保险公司尤其是国有保险公司的长期实行，使得浅层的保险需求得到相当程度的释放。因此，他们呼吁各保险公司，特别是国有保险公司尽快通过险种创新、拓宽资金运用渠道等方式使保险业走上快速健康发展道路。但实践越来越表明，经营方式的转变不应也不能替代产权制度的改革，倘若不在产权制度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中国保险企业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彻底消除，经营方式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转变。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新形势下，要使我国国有保险公司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股份制改造不失为理想的选择。

在开放的充分竞争的保险市场环境中，对国有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股份制是一种十分迅速而有效的集资方式，可以迅速扩充资本金，增强企业实力

资本实力是保险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最重要的法码，而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与国外大公司相比，资本规模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目前我国民族保险业的资本总额只有200亿人民币，而最早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美国国际保险集团的股东权益是271亿美元，至于在我国设立合资公司的德国安联与法国安盛保险公司，其股东权益分别是261亿美元与150亿美元，实力悬殊可见一斑。中国在加入WTO后，保险业将面临巨大的开放保险市场的压力，中国的保险企业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发展壮大自己。股份制企业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是一种迅速积聚和集中资金的有效组织形式。股份制保险公司多元化的资本供给机制，不仅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改变国有独资公司资本极度短缺的被动局面，还能将经营风险分散给各个投资者，为保险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制度条件。

（二）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和企业财产形式，有利于提高资本运作效率

股份制企业实现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产权关系明晰、权责清楚，使企业在市场中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主体。分工和专业化有利于提高效率，现代股份制企业通过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并把管理职能专业化到经营者身上，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经营效率；股份制是一种开放性的企业制度，企业的资本募集，企业管理人员的聘任都面向社会，自由选择，同时股东可以自由变换身份，管理人员也可以在企业内外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了产权主体和管理主体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克服一般企业因产权主体和管理主体无法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股份制企业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为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同时，股份制企业的管理专业化所带来的较高效率，可以部分抵消企业因规模扩大所导致的管理成本上升。因此，与其他企业形式相比，股份制企业更有利于提高资本运作效率。

（三）股份制实现了资本的社会化，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所有权约束，抑制人的道德风险

对国有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使银行、证券公司、其他大型公司甚至个人也成为保险公司的股东，拥有一部分所有权。有多元股东的制衡，易于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摆脱社会包袱轻装前进。再者，引入机构投资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所有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现象。因为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银行、证券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它们对保险公司财务报表的识别能力远远大于政府官员，从而迫使经营者自动调整其行为，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靠拢。而且，在股份制企业中，委托人也有动力去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使得保险公司经营者意识到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其所有可选择的行为路径中机会成本最小的。过去，我国国有保险公司激励——约束机制长期缺乏，经营者在理性支配下，自然会选择追求非货币收益最大化这条机会成本最低的道路。而激励——约束机制之所以迟迟建立不起来，就是因为在企业背后缺乏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所有者。股份制保险公司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独立行使各种企业管理权限，排除政府行政干预。股份公司的战略决策通过董事会形成，决策的内容能够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从而可以避免政府部门不当干预造成的战略失败和决策的滞后效应。

（四）股份制改造为国有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机制创造了基本的制度条件

企业经营机制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我调节方式的总和。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必须转换经营机制，在法人产权基础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保险也是一种商品，股份制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在经营时，要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利用市场的各种信号对市场供求变化做出迅速反应，适度权衡收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就是建立和健全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对国有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为其经营机制的转换提供了产权基础和组织保证。

（五）股份制经济是开放型、国际化经济，有利于保险企业的全球化、一体化发展

如今金融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国际保险资本通过股权变更的形式实现资本重组，既是国际保险业务的结构调整，同时也是国际保险公司经济实力的重新形成和市场地位的重新确定。股份制是吸引外资的一种灵活、受欢迎的形式和渠道。股份制经济的国际化，是跨国集团公司发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股票的发行和交易的国际化，形成了财产关系的国际化；股权的国际性渗透，形成了国际性经营关系。股份制改造有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合作，提升管理水平。我国保险公司要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要利用外资保险公司先进的保险管理经验，较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出售股权获得与外资保险公司的资产联系。

（一）对国有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其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

1.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化网络式股权结构

国有保险公司在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充实和不断增强资本实力，建立多元化、网络式股权结构。多元化股权，是指国有保险公司股权由多种性质的所有制经济主体持有，公司的职工也可成为自己公司的股东。国民经济体系中多种所有制通过多元化持股被并入到公司的股权结构，在公司内部混合生长，相互促进。这样，有利于增强中资保险公司适应国民经济运行的能力，有利于保险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大规模资本的合理集中，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21世纪知识经济提供的机遇。网络式持股，一方面是指中资保险公司和那些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起支柱性作用的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的相互持股关系；另一方面是指中资保险公司和那些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主渠道作用的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持股关系。建立网络式持股结构的目的，是将国民经济体系中保源最充足的经济主体转化为保险公司的保障对象。多元化网络式持股有可能成为中资保险公司适应未来高度竞争性市场环境的主要制度安排。

2.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所有者、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按国家法律规定的责、权、利关系构成的组织结构。本质上是所有者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股东会与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它拥有财产管理权、经营决策权、生产经营的指挥权和监督权。企业的领导制度必须全面行使这些权力。这种企业的领导制度不是实行横向分权制度，而是实行纵向授权制度。企业民主管理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基于公司股本结构，依据股份权利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委托的契约制度关系。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员作为组织系统发挥作用是公司治理的内在需要，也是市场机制、市场竞争作为外在压力的必然产物。

3.建立网络型、扁平型的组织结构

企业组织体制的结构类型是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决定的。过去，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就形成了一种以纵向管理为主的金字塔式的企业组织结构。国有保险公司也不例外，现行的组织结构仍是垂直状、多层次、总分公司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组织结构是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因为这种组织结构形成的等级制度，强调的是纵向联系而缺乏横向联系，权力和信息都由金字塔顶端流向底层，信息的传递、战略决策的执行、战略决策的监督方面都是低效率的，无法适应瞬息万变、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国有保险公司必须以现代股份制为基础，以资本权力为核心，适时改革现行的金字塔式的总分公司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网络型、扁平型组织结构，以彻底解决多层次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行为不对称，从而风险责任不对称的问题，为高效率市场化运作创造条件。网络型组织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横向联系发达，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耗费、更佳的效果传递信息。发展网络组织是当今世界上改革管理组织结构的一大趋势。

改革现行的组织结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改革现行的总分公司式管理体制，成立一定数量的全资、合资的子公司，建立新型的母子公司。强化总公司的管理职能，弱化省市级分公司的职能；总公司直接管理地市级分公司；地市分公司以下只设展业办事机构，以减少中间管理层次。母子公司管理模式可以突破任何形式的行业和地域方面的限制，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综合经营。（2）条件具备时，将国有保险公司发展成以保险业为主、跨行业经营、综合性、大型的跨国公司。

（二）现阶段国有保险公司产权明晰的途径是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可有多种选择

国有保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产权问题，产权不改，核心矛盾就得不到解决，只有先改产权，建设好法人治理结构，再抓管理，治理绩效才能有根本的改变。

1.同业公司合并成立新的股份制公司

选择几家相关公司，先进行资产评估，每一家公司的资产经评估后折股，然后合并，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出现，原来公司的资产在这家新公司的总资产中各占一定比例。

2.同业或不同业公司交叉持股

同业或不同业公司间相互参股或交换股票，形成紧密型的集团。可以采用现有公司资产存量折股并相互交换股票的办法，换股比例可以根据国家政策而定，这些合作公司经过资产评估后，相互交换一定比例的股票。经过交换股票，各有关企业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关企业。这种紧密型集团同松散型集团是不同的，后者在产权上没有沟通，只是在技术上、管理上协作。大型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交叉持股结构，有利于抵消经营环境急剧变化而造成的冲击效应；通过兼并、收购、退出等股本变更行为，可以很好地适应保险业发展本地化的要求，有利于在保险市场上高效率地配置保险资源。

3.外资金融机构参股

与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营，建立股份制中外保险（集团）公司。通过外资公司硬预算约束的产权，制约公司的经营运作，强化产权之间的监督，提高产权运作效率。具体做法是以国有保险公司的资产（含无形资产）折算股份，外资入股时，根据其投资数额的多少，折算成股份，但是不能越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