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经营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公司经营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法定代表人：何之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徐燕，南京联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宝强等19户。

诉讼代表人：钟宝强，住江苏省南京市娄子巷166号502室。

诉讼代表人：杨远馨，住江苏省南京市娄子巷164号302室。

诉讼代表人：程道德，住江苏省南京市娄子巷166号301室。

诉讼代表人：夏秀兰，住江苏省南京市娄子巷164号402室。

被告：江苏盛名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娄子巷166－2号。

法定代表人：戴国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李为民，金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戴宜敏，江苏盛名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

原告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房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房产公司）、钟宝强等19户因与被告江苏盛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名公司）发生房屋侵权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等诉称：原告居住的楼房，底层为被告所有，二层以上的产权为原告等所有。被告擅自在其底层拆改装潢，为架设夹层而深挖屋内地面将基础梁暴露在外，用膨胀螺栓把槽钢固定在楼房框架和四周墙体上，明显加大了楼房主体的负荷。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等的住宅墙体开裂，层面渗水，水管漏水，严重影响了原告等的居住安全。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等作为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恢复房屋原状，并对受损的楼房主体结构和给排水系统采取补救加固措施。

被告辩称：被告是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对属自己所有的房屋进行装潢改造，所有工程都是经过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报有关行政机关批准后进行的，并且得到了房屋安全鉴定机关的鉴定认可，根本不侵犯原告们的权益。原告们所称的损害是楼房质量问题，与被告的装潢改造无关。原告们所诉无理，应当驳回。

法院一审查明：

坐落在南京市娄子巷164号、166号和166－2号的钢筋砼框架结构六层商住楼，建于1992年。底层为商业用房，层高4.2米，建筑面积362.04平方米，产权属被告盛名公司所有。二至六层为居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后，已由原告房产公司和原告钟宝强等住户分别所有。

1998年3月，被告盛名公司装修底层房屋准备增建夹层时，把钢筋砼框架柱之间的填充墙全部拆除，将地面下挖0.9－1.2米深，使部分地梁裸露，由此引发纠纷。同年6月，盛名公司委托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处（下称安鉴处）就其增建夹层的安全性进行鉴定，结论为：夹层施工对楼房主体未造成明显的结构性损坏，目前不影响居住和使用安全，但夹层的设计、施工中存在问题，建议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此后，盛名公司按照安鉴处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整改，并于同年9月再次委托安鉴处对其增建夹层的新设计方案进行鉴定，结论为：现经持证设计单位出具的正规施工图，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建议施工期间加强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同年11月，江苏省建设委员会抗震办经审核，同意盛名公司的增建夹层方案；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区分局消防科经审核，同意盛名公司按所报图纸进行施工。原告房产公司和原告钟宝强等住户不同意盛名公司按照设计方案施工，于1999年1月提起诉讼。

审理期间，被告盛名公司领取了南京市规划局颁发的准予在南京市娄子巷166－2号室内增建夹层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法院委托安鉴处对原告钟宝强等住房所诉住房损坏的情况进行鉴定，结论为：该楼房属基本完好房屋。钟宝强等户住房出现的墙面瓷砖、拼板、阴角等处裂缝问题，并非因盛名公司增建夹层造成。建议盛名公司对底层公共部位大平台楼梯间的墙体裂缝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

以上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娄子巷166－2号室内夹层改造施工图、鉴定报告、建筑夹层改造工程抗震审查表、建筑设计防火审核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交费凭证等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原告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户与被告盛名公司属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好相邻关系，共同维护所在楼房的安全。盛名公司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增建夹层，新的方案是由有资质的部门设计，并得到建设工程规划和抗震、消防等行政主管机关的审核同意。盛名公司如能在严格监督下按照批准的施工质量标准组织施工，楼房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主张二至六层房屋的损坏是因盛名公司增建夹层所致，盛名公司已经提供了与己无关的证据，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再没有提出反证。对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基于这一理由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施工对相邻方造成干扰，盛名公司自愿给钟宝强等住户每户补偿1000元，应予准许。据此判决：

一、被告盛名公司对楼房底层公共部位大平台楼梯间墙体裂缝部位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疏通下水管道。由原告房产公司和盛名公司共同委托监理部门负责现场监理，监理费用由盛名公司负担。

二、被告盛名公司给付原告钟宝强等住户每户1000元补偿费。

原告钟宝强等住户不服一审判决，以原起诉理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证据充分。

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和原审原告房产公司因对不动产享有的所有权，与被上诉人盛名公司结成不动产的相邻各方。不动产相邻权是对不动产所有权的限制和延伸，是与不动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没有不动产所有权，则谈不上不动产相邻权。因此要正确解决不动产相邻纠纷，就必须正确把握相邻各方的不动产所有权形态。

过去我国房屋所有权的形态是，一幢独立的房屋由一个人所有（即一物一权）。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一幢独立的房屋由多人所有（即一物多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房屋建设投资者建立的一幢独立房屋，必须具有基础、框架、承重墙体、隔板、顶盖、走道、阶梯、门窗、各种管线以及必要的活动场所等，才可能区分出供不同的人分别独立使用的一定空间。这两部分必须结合在一起，房屋才能独立存在。而只有该房屋独立存在，供人分别独立使用的一定空间才能发挥其功能。当一幢独立房屋具备了可供区分出独立使用一定空间的物质条件，房屋建设投资者将这些空间分别转让给不同的购买者，从而使这幢房屋为多人所有时，房屋的建筑特点决定了每个所有权人取得的是房屋区分所有权，这是与一物一权形态下的房屋所有权不完全相同的权利。在转让房屋区分所有权的合同中，虽然只载明转让可供区分使用的空间（以下简称专有部分），但这不意味着基础、框架、承重墙体、隔板、顶盖、走道、阶梯、门窗、各种管线以及必要的活动场所等部分（以下简称共用部分）没有转让。如果没有共用部分的转让，则专有部分不会成为可供转让的财产所有权客体。只是由于共用部分必然随专有部分一齐转让，所以无需在转让合同中对随同转让的共同部分一一登记。

房屋区分所有权首先是指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对整幢独立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共同设施的共有权，其次是指每一个房屋区分所有权人对特定空间的专有权。房屋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是一种不可分割、只能随同专有权的转让而转让的权利。权利人有权按照共用部分的种类、性质、构造、用途正当使用共用部分，有权分享整幢房屋或者房屋的共用部分产生的收益，有权制止对整幢房屋或者房屋共用部分的任何侵害。权利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需尽的义务是：维持共用部分现状，不得请求分割；维护共用部分的正常使用状态，不得侵占、改动或破坏；负担合理分摊的维护共用部分正常使用所需的费用。在这种权利形态下，由于整幢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共用设施为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共有，全体区分所有权人需要对整幢房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他们在此之可以形成团体的法律关系；由于房屋的特定部分为各区分所有权人专有，区分所有权人需要对其专有部分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区分所有权人与其他人形成区域所有的法律关系；由于各个区分所有权人都对特定的空间享有相当于独立房屋所有权的权利，每个区分所有权人对与其相邻的其他不动产所有权人形成相邻法律关系。

坐落在南京市娄子巷164号、166号和166－2号的六层商住楼，是由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原审原告房产公司和被上诉人盛名公司区分所有。各区分所有权人既对各自的专有部分享有独立的所有权，又对整幢楼房及其共用部分享有共有权。专有部分，是指由建筑材料组成的四周上下均为封闭的建筑空间。除此以外房屋的其他部分（包括底层地板以下的掩埋工程），应属共用部分。对共用部分的任何改动，应以不违背共同利益为前提，并须经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同意，否则即构成对其他权利人共有权的侵害。

被上诉人盛名公司虽然是在其专有部分增建夹层，但是其增建夹层的行为利用了属于共用部分的梁、柱和地板以下的掩埋工程，使梁、柱的负载加大，地梁裸露，是对共用部分的非正常使用，影响到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共同利益。盛名公司增建夹层的行为虽然得到行政机关的批准，但这只能说明行政机关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不认为该行为能给社会造成危害，可以实施。由于增建夹层需要利用房屋的共用部分，而房屋共有部分的所有权由全体区分所有权人享有，不是由批准的行政机关享有，因此增建夹层的行为应否实施，必须由盛名公司征求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意见。盛名公司以是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对属自己所有的房屋进行装潢改造为由提出没有侵权的辩解，不能成立。无论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的房屋是否损坏，无论该损坏是否与盛名公司有关，盛名公司在没有征得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利用共用部分给自己增建夹层，都侵害其他区分所有权人的共有权。故钟宝强等住户以盛名公司侵犯了产权人合法权益为由提出的上诉，应予支持。盛名公司应当拆除夹层，将下挖的部分恢复原状。原审判决对各方当事人的房屋所有权形态未作分析，就以相邻权的法律规定解决本案纠纷，是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盛名公司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底层共用部位大平台楼梯间的墙体裂缝，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和疏通下水管道，是正确的；但以房产公司、钟宝强等住户的房屋损坏与盛名公司无关为由，判决不予支持房产公司、钟宝强等住户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应当改判。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于2000年7月21日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

篇2

[摘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是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的根本保证。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保险业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宗旨，是为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及全社会的安定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中国保险业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方针，是城乡并重、东西南北中并举。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鲜明特色还表现在资产产权结构、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经营方式、产品结构等方面。

中国的保险业和中国的其他行业一样，发展是硬道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则是发展中国保险业的根本出发点。而把保险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则是研究中国保险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法。这是因为，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一样，保险也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保险的共性是指适合于任何保险的一般原理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保险的个性是指保险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特殊表现形式。所以研究保险的发展既要研究保险发展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更要研究保险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特殊的实现形式。

中国保险正是保险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与通过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保险的特殊形式而实现其发展的。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保险发展之特色。因此，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保险发展的特殊形式，才能找到中国保险发展道路的特色，才能开辟中国保险发展的新空间、新领域，才能使中国的保险沿着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下去。

中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可以概括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保险发展具有哪些特色呢？

一、在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根本宗旨上的特色

这一特色可以概括为：为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及全社会的安定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是中国保险发展及根本目标和根本宗旨。这是由于中国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的。这一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讲政治、讲大局。所谓讲政治、讲大局集中体现在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出发，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指导思想和最高宗旨。

中国保险业讲政治、讲大局集中表现为，中国保险业的全部活动包括保险产品设计、展业、承保、防灾、理赔以及保险资金运用等各项活动在内，都必须以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安定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为最高宗旨。具体言之，中国保险业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保险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社会效益包括社会文化、社会道德以及社会思想意识等在内的社会后果。保险公司和其他任何企业一样，也必须讲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就保险公司自身的发展速度、规模与效益的关系而言，必须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然而，就保险公司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而言，则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保险公司自身的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保险公司自身的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并且要有利于社会效益原则。正确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应当是在服从和有利于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处理好保险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

保险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国民经济是整体，保险经济是局部，国民经济是大局，保险经济是小局。保险经济的发展必须服务于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讲政治、讲大局，就必须坚持保险经济的发展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则。保险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包括金融体系内部的银行业、证券业等部门之间分工协作，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要实现保险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

（三）处理好保险保障形式与其他各种保障形式之间的关系

保障形式是由风险的性质和特点、经济形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同的风险性质和特点，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式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与其相适应的保障形式。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经存在的有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互助保险、合作保险、自保和商业保险等多种保障形式。上述各种保障形式在客观上都有其各自相适应的保障领域，并形成一个风险保障形式系统，共同完成对全社会各种风险保障的功能。商业保险只是其中的一种保障形式，完成一种特定的保障功能。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保障形式主体之间的根本利益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根本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性，就为各种保障形式主体之间自觉地建立起一个社会经济保障系统工程体系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于各种具体的保障形式其中包括商业保险形式来说，社会经济保障系统工程体系就是整体，就是大局，而各种具体的保障形式就是局部，是小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一方面各种保障形式主体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和空间内完成自己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各种保障形式主体之间又要积极主动配合，加强协作，共同完成社会经济保障的功能。就商业保险形式而言，一方面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开拓创造新产品，提供新保障，创造新的市场生长点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加强与相关保障形式的配合与协调，实现商业保险的保障作用与整个社会经济保障系统工程体系的保障作用的统一。

（四）处理好保险行业与保险公司之间以及保险公司相互之间的关系

就保险行业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言，保险行业是整体、是大局，保险公司则是局部、是小局，保险公司的盈利和发展必须服从而且要有利于保险行业整体的发展，做到保险公司与保险行业的利益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保险公司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做大和增强保险业的整体规模和实力，推动全社会保险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就决定了保险公司之间既要有正当的、合法的竞争，更要有密切的协作，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五）处理好保险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的关系

保险增长与保险发展是保险变化的两种形式。保险增长主要是指保险数量的增加和保险品种的增多；保险发展不仅包括保险数量的增加和品种的增多，而且还包括保险制度、保险机制、保险市场和保险文化的发展与完善，以及保险增长与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诸多社会公益问题。保险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共同实现保险变化的关系。保险增长是保险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保险发展则是保险增长的归宿。在当今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保险发展是保险变化的主旋律，要坚持保险增长要有利于和服从于保险的发展，在有利于保险发展的条件下，积极促进保险增长，实现保险增长与保险发展的高度统一……

二、中国保险产业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在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方针方面的特色

中国保险产业在这方面的特色可以高度概括为：城乡并重，东南西北中并举。这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现有约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约占35％，农村人口约占65％。从全国的产业结构的分布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第一产业的农业都集中在广大农村。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由商业保险提供的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因而大力发展我国的城市保险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同时也表明农村、农民和农业即所谓“三农”问题仍然是在我国社会结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农民、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更需要通过商业保险形式（含合作保险、互助保险）得到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

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把保险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中，从而使中国城市保险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忽略了农村保险业的发展，使对农村、农民和农业保险的供给滞后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对保险的需求。

鉴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在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地位，迅速发展农村、农民和农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为农村、农民和农业提供经济保障，则是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之一。因而大力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含合作保险、互助保险），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为农村、农民和农业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是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保障形式。为此，在保险产业发展方针方面，应当提倡城乡并重的方针。所谓城乡并重是指在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应当把发展城市保险和农村保险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同时鉴于农村保险存在着特殊的困难和阻力，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一是对农村保险实行包括政策支持、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在内的重点支持政策。二是应当下大力气，研究国家和政府应当采取哪种或哪几种对农村保险的支持政策。三是保险实务界应当研究开发适合于农村的保险产品和经营方式，积极主动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

东西南北中并举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概括地说，是东部比较发达，西部比较欠发达；南部比较发达，北部比较欠发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把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在东部和南部的开发上，因而，中国的东部和南部经济发展比较快，社会进步的幅度也比较大，而西部和北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与此相伴随的中国保险业也呈现与经济发展相类似的状况，即东部和南部保险业发展的比较迅速，而西部和北部保险业的发展比较缓慢。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确定把西部和北部作为大开发的重点。随着这一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国的西部和北部经济必将会出现热火朝天的大发展局面。西部和北部的经济大开发，需要商业保险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为了适应中国西部和北部大开发的需要，中国的保险发展政策应适当加以调整。在继续关注东部和南部保险发展的同时，要更加关注西部和北部的发展，原则上讲，应当实行东部和南部与西部和北部同时并举的方针。同时并举，是指二者都要发展，但二者并不一定处于同等地位，可以实行倾斜政策。但这种倾斜政策的倾斜方向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政策的倾斜方向。就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应当实行适度的向西部和北部倾斜的保险发展政策。这种倾斜包括在资金、人才、物资和科学技术方面对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扶持和支援，同时也包括给予西部和北部地区更宽松的保险发展方面的方针和政策。

三、在保险资产产权结构方面的特色

中国保险资产产权结构的特色应当是以国有保险资产产权为主导，多种保险资产产权同时并容的产权结构。具体说，就是国有保险资产产权必须在整个国家保险资产中占主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国有保险资产产权、集体所有保险资产产权、境内居民所有保险资产产权和境外居民所有保险资产产权并容的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最突出的特色：一是国有保险资产产权在国内保险产权中居主导地位。所谓主导地位是指国有保险资产产权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发挥调控和引导方向的作用，可以影响和左右整个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大方向。二是集体所有保险资产产权应当在整个国内保险资产产权结构中占有适当的地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占有重要地位。三是各种保险资产产权同时并容，其中外资保险资产产权应占有适当的比重，这种保险资产产权结构也是由中国的客观实际即特殊国情决定的。

众所周知，资产产权结构首先与社会性质直接相关。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和要求国有保险资产产权在全国保险资产产权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其次，资产的产权结构是与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紧密相关的。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和水平形成与其相适应的资产产权结构。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极不平衡的，是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资产产权结构的多样性。就保险资产产权结构而言，可以有国有产权、集体所有产权，同时也必然存在着境内居民所有产权和境外居民所有产权等多种层次的产权并容结构。而中国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适应集体所有的保险资产结构，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集体所有的保险产权应当有所发展，占有适当的比重。

四、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及保险公司规模方面的特色

中国的特殊国情还决定了中国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和保险公司规模方面的特色。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方面，应当实行在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公司占优势的前提下，各种形式的保险公司同时并存，但在一定时期内合作保险组织和互助保险组织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保险公司规模上应当在大型的、综合性的集团公司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实行大中小同时并存，而中、小型保险公司应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因为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和保险公司规模是由保险市场的需求状况决定的。打个比方说，保险需求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好比是地球上的水域状况：有海洋，有大江、大河，也有小河流，与其相适应的航运工具有航空母舰，有万吨巨轮，有小火轮还有小舢板。中国的保险市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层次性决定了中国保险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中国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居民收入较高，需要综合性大规模的现代化保险业，而中国的中小城市中的居民收入还不够高，特别是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广大农村中的居民，它们的经济收入相对更低。他们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些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子女受教育保障等等最基本的风险。这种风险性质及其保障需求的特点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保险组织形式，而合作保险、相互保险等组织形式比较适合解决这种类型的特殊风险。因此，在中国还必须花费很大力气来发展合作保险和相互保险等适合于中国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居民需要的保险组织形式。

在保险公司规模上，必须发展一些集团化的、综合性的、大型的保险公司。因为这既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保险业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但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仍然需要有大批的中小规模的保险公司来满足广大居民的保险需求。因此，在中国，无论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上，还是在保险公司规模上都不能强求一律，一味追求大而全的保险公司，而应当是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保险公司同时并存的同时，更要注重中、小型保险公司的发展。

五、在保险经营方式方面的特色

中国在保险业经营方面的特色是，集团公司应是集团公司统一管理，专业公司分业经营；兼业公司应是以本业为主兼业为辅；就全中国的保险市场而言，应是分业经营为主。这种特色是由保险经营性质、特点和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所谓保险经营的性质是指保险业的专业经营、兼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各种经营方式的特殊性质。保险专业经营是指保险公司专门经营保险业务；保险兼业经营是指保险公司除经营保险业务外，还兼营一些银行业务、证券业务等非保险业务；保险混业经营是指保险公司同时经营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和资金管理等保险业以外的金融业务。对保险集团公司而言，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根本区别在于各业经营成果的占有和分配原则及各业的资金管理原则。如果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和资金管理业务的经营成果归各个专业公司所有和分配，各自的资金和财产由各专业公司独立支配和运用，这种情况还是属于分业经营，只不过是各专业公司集中在一个集团公司内部，由集团公司统一指挥和管理，可谓集团公司统一管理，专业公司分业经营；如果是各个专业公司的经营成果归集团公司所有和分配，同时各专业公司的资金和财产由集团公司统一支配和运用，这种情况是属于混业经营的范畴。

所谓保险经营方式形成的特点，是指保险经营方式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随意选择的，而是由保险公司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以及由保险公司所经营的产品的特点所决定的。对保险公司经营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国内金融和保险监管机关有关金融和保险经营方式的行政规定及监管能力和国家有关金融和保险经营方式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保险公司选择经营方式的内部条件，主要是保险公司自身的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保险公司要根据本公司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状况来决定自身的经营方式。

有关影响保险公司经营方式的具体国情就宏观上讲主要是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还处于建立和形成阶段，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育很不完善，国家保险和金融监管机关建立的时间不长，监管经验和监管能力还不够丰富和强大，国家有关保险和金融经营方式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就微观上讲，大型综合性的保险集团才刚刚建立，内部管理制度、经验和人员素质及管理水平尚在提高和发展中，特别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小型的专业保险公司或保险组织。上述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出现混业经营、兼业经营和分业经营并存的趋势。而在现阶段甚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会出现集团公司实行统一管理、专业公司分业经营、兼业公司以专业为主兼业为辅，整个市场以分业经营为主的局面。

六、在保险产品方面的特色

中国在发展保险产品方面的特色是在继续发展已有的保险产品，引入国际先进的保险产品、先进技术和创造新产品的同时，重点发展保障型的保险产品，大力开发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供保障的保险产品。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保险产品结构取决于该国的保险需求结构。一个国家的保险需求结构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风险是保险产生和存在的自然基础，而某些风险又具有国际性质，所以，国际上的风险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以及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国际保险产品的发展状况，对国内保险产品的需求结构会有一定的影响。有些产品例如海上保险产品、火险产品、车险产品、核电保险产品等等都具有国际性质。这类产品各国之间都具有通用性，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保险产品需求结构，从而决定我们必须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保险产品和先进技术。就中国国内而言，影响保险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国民经济的结构及其发展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居民的风险意识、风险观念及风险取向、国内居民的伦理观念及道德水准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和保险监管水平等等。其中直接影响中国保险产品结构最主要的因素有两点：

一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总水平还不算高，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在城乡之间和东西南北中的空间上发展很不平衡，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居民收入普遍得到提高，但总水平仍然不高，且在不同的居民中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就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面临的最现实的风险仍然是吃、穿、住、行和医药及子女教育费用的保障问题。他们的主要保险需求是对上述最基本的生存风险的保障。这就决定了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把保障型的保险产品作为国内保险市场发展的重点，应当集中主要精力、财力和技术力量开发、研制和销售那些保费相对较低，保障程度相对较高的产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

二是我国的“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我国发展中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举国上下共同努力，而保险业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既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新领域、新空间和新途径，同时也是中国保险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中国保险业必须下大力气开发为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提供经济保障的为“三农”服务的保险产品。

[参考文献]

[1]。政府工作报告[R].200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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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机动车辆挂靠经营，是指个人(以下简称挂靠车主)出资购买车辆，以客货运输企业(以下简称挂靠单位或挂靠企业)为车主登记人户，并以其名义进行客货运输经营，由挂靠单位提供适于营运的法律条件，如客车经营线路、货车各种营运手续等，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或有偿服务费的经营方式。

实践中，机动车辆挂靠经营脱胎于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其运营模式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性，并潜藏了巨大风险，这种不规范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就财产保险公司而言，如何在不规范的市场中寻求发展，如何掌控机动车辆挂靠经营的风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行业开放催生挂靠经营

1983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提出了“有路大家行车”、“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政策，犹如惊天春雷，迅速催生了我国公路运输业发展的春天。

尽管如此，集体、个体运输户却始终面临着没有运输经营权的政策。与此同时，国有公路运输企业凭借掌控的线路和运输资源，极力排斥集体、个体运输户。集体、个体运输户亟需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国有公路运输企业又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发展难题，因此双方都有着合作的迫切愿望。

鉴于此，1995年交通部召开全国培育和发展道路运输市场工作会议，会议认为“通过挂靠，能够达到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符合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够加大汽车运输的覆盖面，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采取限制、排挤的措施都是错误的。”应该“允许国有运输企业接受社会、个体运输户挂靠经营”。由此，挂靠经营从幕后走上台前，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客运企业普遍实行的经营方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挂靠经营方式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推动了运输市场从国有一统天下、主体单一、毫无个性的行业，快速演变成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经营主体多元、经营方式灵活多样的格局。截止到20__年底，全国公路客运车辆达到128.40万辆，其中挂靠车辆占营运客车的85以上，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90。挂靠经营有效缓解了运力不足的矛盾，解决了人民群众出行难、乘车难的问题。

挂靠经营潜藏巨大风险

由于挂靠车辆的产权大多不属于运输企业，经营权又承包或出租给个人，资本的逐利性使挂靠车主把经济效益最大化放在了第一位，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公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公路运输经营主体多、企业规模小、运输组织松散、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市场混乱等现象依然突出。曾被作为道路运输业发展新模式的挂靠经营，也颇遭业界批评。

一是行车事故频发，挂靠经营存在安全隐患。从被挂靠单位来看，尽管大多数国有道路运输企业在行车安全管理上采取的措施较为严格，但在挂靠经营模式下，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况且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收取车主挂靠费后便万事大吉，以包代管，包而不管。更有甚者，对挂靠车辆根本没有任何安全管理措施，对车辆只提供办证、年审、维护等服务，甚至有时候发生行车事故也无从知晓。

从挂靠车主来看，绝大多数车主安全意识淡薄，车辆的各项成本，包括安全管理成本等被压缩到极点，车辆技术状况差，超载、超速、躲避安检等无所不用其极，处处存在隐患，行车事故频繁发生。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客车发生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中，挂靠车辆的肇事比例多达90。因此，挂靠经营模式潜藏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二是市场秩序混乱，挂靠经营较多违规行为。挂靠经营引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造成经营行为不规范。实践中，一些挂靠车主往往不按许可线路运营，不遵守法律法规，车辆外挂、异地经营、恶性降价、非法运输、违规经营等现象较为普遍。

三是服务质量较差，挂靠经营突显诚信危机。从道路客运市场来看，由于客运门槛低，挂靠车主不乏文化低、素质差的社会闲杂人员，拉客、宰客、甩客、卖客、倒客以及欺行霸市等屡有发生。挂靠经营追求的是单车经济效益最大化，往往置服务质量、市场信誉于不顾。

从道路货运市场来看，一些货运车辆带病上路、违法运输、野蛮装卸、监守自盗，甚至连车带货“人间蒸发”现象时有发生，道路运输市场诚信度不高。

四是车辆产权模糊，挂靠经营潜藏法律风险。挂靠车辆的产权关系不明晰、经营主体不明确，使得由车辆产生的法律责任难以认定。司法机关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案件时，常常遇到挂靠企业与挂靠车主之间的责任认定问题。

司法实践中，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所有权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既然机动车辆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都为挂靠企业所有，那么挂靠企业就理所当然成为诉讼主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按照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原则，虽然挂靠企业机动车辆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均为企业户头，但经营权却归个人所有，挂靠企业实际上并不拥有车辆所有权，并不实际控制和运行该车辆，也不直接从车辆经营中获取利益。因此，挂靠企业不应该承担责任。第三种观点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认为车主应为诉讼

主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挂靠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保险公司对车辆挂靠经营的风险防范策略

保险实践中，与挂靠经营相关联的保险产品主要有机动车辆保险、公路货物运输保险以及承运人责任保险等。从近几年的经营情况来看，我国保险行业机动车辆保险的赔付率整体偏高，部分保险公司车险业务处于亏损边缘；公路货物运输保险业务发展不够规范，赔付率相对较高；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理赔压力较大，通融赔付案件时有发生。导致上述业务质量不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保险公司对挂靠经营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承保了大量的风险性较大的保险标的，进而导致理赔环节的被动。

围绕机动车辆挂靠经营开展的各险种业务已形成一定规模，保险公司应该对机动车辆及其公路客货运市场进行细分，有必要将机动车辆挂靠经营作为一个独立的标的市场来重新梳理现有的业务结构，以此降低相关险种业务的风险水平。

目前，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正确处理规范和发展的矛盾，要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规范，并在规范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

如前所述，机动车辆挂靠经营的模式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个独有现象，其存在本身充分说明我国机动车辆登记管理和道路运输市场还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就保险公司而言，是等市场规范了再发展，还是在不规范的市场中努力寻求发展呢?

应该认识到，尽管近几年来国家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已经加大了清理挂靠的力度，但限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机动车辆挂靠经营的模式在短时期内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市场机会不等人。保险公司必须要转变观念，要在现有不规范的市场中寻找市场机会，通过风险识别，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切实降低保险标的风险，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

二是要对机动车辆挂靠经营的几种不同类型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并制定合理的承保政策。

目前，我国很多保险产品是按照团体业务和私人业务的不同对保险市场进行细分，并制定了差异化的价格。但这种划分仍显粗糙。鉴于经营模式的不同，我国团险业务市场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挂靠经营和集约经营两种。所谓集约经营，就是将运输线路经营权、车辆、人员以及资产进行有机整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经营管理的一种经营方式。与挂靠经营不同，在集约经营模式下，运输企业既是实际车辆所有人，又是运输经营人。

在对保险市场进行上述细分的基础上，保险公司要通过有效的风险识别，将那些安全管理不到位的挂靠车辆从团体保险业务中剔除，或者制定差异化的费率调整系数，以此控制这部分车辆的承保风险。

1.机动车辆保险业务方面，对于管控比较到位的挂靠车辆，完全可以按照团体保单享受优惠折扣；对于内部管理不规范、安全管控流于形式的挂靠车辆，其风险概率反而大于私人营运车辆，因此应注意使用差别费率的方式承保。

2.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方面，挂靠经营模式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究竟是挂靠单位还是挂靠车主，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未达成一致，因此保险公司更要谨慎承保。对于安全管控比较到位的企业，可以视同为集约经营模式，将挂靠单位和挂靠车主同时作为被保险人，将挂靠单位整体对外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为保险标的；对于安全管控不到位的企业，应将挂靠车辆视同为私人车辆，以挂靠车主为被保险人承保，同时严禁按照团体业务保单优惠承保。至于挂靠单位依照法院判决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保险公司则可以通过特约条款的方式予以承保。

3.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方面，应按运输货物性质和价值的不同，分为普通货物、贵重货物和危险品货物。如果挂靠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则可以承保公路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公司在货物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挂靠车辆从事贵重货物运输，可以承保公路货物运输保险，但必须特约承保；如果挂靠车辆从事危险晶运输，由于道路危险品货物运输安全风险较大，而挂靠车辆产权不属于挂靠单位，安全管理难度较大，因此挂靠车辆从事危险品货物运输的风险格外巨大，保险公司应该谨慎承保，或者拒保。

三是要建立安全检查、跟踪与测评机制，做好关键客户的防灾防损工作。

通过有效的安全检查制度，可以及时了解客户的管理水平、安全隐患、车辆技术状况等风险点。同时，要严格对照承保条件，对风险因素增加的客户要求其追加保费；对管理水平不到位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客户，要求其限期整改。通过持续性的检查，可以建立起有效的跟踪管理机制，定期对关键客户进行安全测评，为将来的续保工作提供有效的承保依据。

四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做好挂靠车辆出险后的理赔工作。

如前所述，机动车辆挂靠经营存在市场秩序混乱、运作不规范等先天不足，这给保险公司理赔工作带来挑战。例如，挂靠单位对挂靠车辆并不具有保险利益，但实践中挂靠单位往往就是保单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理论上讲，保险公司完全可以主张拒赔，但实践中，恐怕没有哪一家保险公司会以此理由拒赔。再如，实践中存在大量挂靠车主在没有挂靠单位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直接领取赔款的现象。从形式上看，这构成被保险人以外的其他人员未经授权领款的情形，严格来讲并不符合操作规范，但这又完全符合挂靠经营的实际。笔者认为，基础层面的产业市场不规范，建立于其上的保险市场也难免存在不规范运作之处。因此，保险公司一定要尊重客观实际，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开展理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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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风险；保险经营

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正处于新一轮的试验阶段，深入研究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受生物学特性的强烈制约，具有以下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非生命标的的特点：

一是保险价值难以确定。一般财产保险的标的是无生命物，保险价值相对稳定，容易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在保险期间一般都处在生长期，其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中，只有当它成熟或收获时才能最终确定，在此之前，保险标的处于价值的孕育阶段，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形态，因此，投保时的保险价值难以确定。实务中，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多采用变动保额，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固定的。

二是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保险期限需要细致而又严格地按照农作物生长期特性来确定，长则数年，短则数日；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

三是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定损时间与方法都与一般财产保险不同，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

四是种类繁多，生命规律各异，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难以制定统一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难度；普通财产保险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相对容易确定。

五是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市场风险高，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等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普通财产保险则相对简单。

六是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对农业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农业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农业的主要活动是在露天下进行的，农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可保性差。可保风险的条件是：大量的独立的同质风险；损失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确定的；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非常小。一般财产保险的风险大都符合这些条件，而农业风险与可保条件多有不符。首先，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雹灾、虫灾等，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性。其次，由于农业灾害的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农业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度量。再次，农业风险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相对较大。我国几乎每年必发的洪水灾害都造成高达几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于保险基金来说都属于巨灾损失。

二是风险单位大。风险单位是指发生一次灾害事故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范围。对于普通财产保险，一个保险单位通常就是一个风险单位，只要承保标的充分多，就能在空间上有效分散风险。在农业保险中，一个风险单位往往包含成千上万个保险单位，风险单位巨大。一旦灾害发生，同一风险单位下的保险单位同时受损，使农业风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分散，保险赖以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也是农业风险所特有的。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强度各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首先是风险种类分布的区域性，即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灾害种类，如我国南方地区水灾较为频繁，北方地区则旱灾较为严重，而台风主要侵害沿海地区等等；其次是同一生产对象的灾害种类和受损程度的地区差异性，即由于地理、气候、品种不同，同一生产对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灾害，而且对同一灾害的抵抗能力不同，如同样是水稻，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就有着不同的自然灾害，而且即使是遭受同样灾害，南方、北方不同水稻品种的抗御能力也不同。农业风险的区域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必须进行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这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高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的难度和成本。

四是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保险业务中普遍存在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其生长、饲养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作用，农民购买了保险之后，难免通过其行为增加预期索赔；又由于农村广阔，业务分散，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因此，农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更为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极不稳定，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业务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商品按市场性质可以区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般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私人物品，而农业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也不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主要表现在：

1.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主要特征，即购买了保险的农户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能得到直接的经济补偿，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在其整个消费过程中即保险经营的一定环节上并不具有排他性。例如，防灾防损是农业保险经营的重要环节，是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的主要措施，但在实施防灾防损措施时，不买保险的农产常常可以搭“便车”。

2.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民可任意支配的收入很低，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我国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以来，除了新近成立的几家农业保险公司以外，一直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

3.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虽然在短期内农业保险产品的供需双方可以确切计算利益，但从长期看，由于农产品(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农产品)的需求扩张受到人的生理条件的限制，其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小，引进农业保险后，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使全社会受益。保险公司和农户并没有得到全部甚至是主要的利益。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其边际社会收益，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大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即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是外溢的。

4.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才能在大范围内分散风险，保持经营的相对稳定。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决定了农业保险采用纯商业性经营方式难以成功，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营方式的特殊性。普通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竞争性私人物品，一般采用商业性经营方式；农业保险商品是准公共物品，其“公共部分”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农业保险必须采用政策性保险经营方式。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质就是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净投入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支持。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政府对农民所交保费的补贴比例大都在50%以上，并承担保险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管理费用。以美国为例，按照2000年通过的《农业风险保护法》，政府每年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超过30亿美元，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通过农业保险来实现。我国长期实行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我国目前除对农业保险免缴营业税外，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几乎是纯商业性经营。我国农业保险要健康发展，必须增加政府投入。一是对农业保险实行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等政策，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产投保按品种、按比例给予保费补贴，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适当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同时，对农业保险经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二是尽快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方面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和规定，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三是对农业保险发展予以行政支持，包括保险宣传、协调各方关系等。但是，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要依据本国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第一，逐步减少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这也是“WTO”《农业协议》所要求的)，转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费用补贴，逐步实行以支持农业保险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第二，农业保险实施必然使政府财政用于灾害补偿和救济的支出减少，可将节省的部分投入到支持农业保险发展中；第三，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国家应着眼长远，适当增加巨灾风险基金的积累。国家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有利于调整我国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完善我国农业保护制度体系。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以及农业保险经营的政策性决定了其组织形式有别于普通财产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七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2004年中国保监会提出，在现有发展水平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主要包括：

1.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分别在四川、江苏等地实行的奶牛、水稻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上述两家公司经历了长时间和大范围的农业保险实践，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业务较易开展。

2.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即专门或者主要经营农业保险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如2004年相继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较适合于农业较发达地区，但要解决好股份公司的商业性与农险业务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

3.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公司采用相互保险的形式但又吸收了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和法人治理结构，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等多采用此形式，我国2005年也成立了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形式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低，有利于相互监督防范道德风险，有利于协调政府、公司、农户间的关系，比较适合于农业生产经营比较集中，组织性较好的地区，如黑龙江农垦区、新疆建设兵团等。

4.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市原来由市农委主导的“农业保险促进委员会”即为此种组织形式。“兜底”虽可解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但容易使其放松管理，滋生心理风险；并且，对于巨灾风险损失，地方政府也难以“兜底”。

5.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如2004年10月成立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设立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有利于引进先进经营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由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地方财政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实践中具体采用那种组织形式，则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参考文献：

[1]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2]李军，段志煌.农业风险管理和政府的作用[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庹国柱，朱俊生.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5,(6).

[4]黎已铭.农业保险性质与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分析[J].保险研究,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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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定社会、保障民众、资金融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险业目前实行超常规发展，困扰其发展的瓶颈即投资问题.在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放宽后引起的效益问题、风险问题、资源有效配置等问题，对保险业的长期运营和社会稳定将产生深刻影响，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

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的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有以下特点：

1.投资渠道狭窄，满足不了保费快速增长的需求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各保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8739亿元，其中：银行存款为4550亿元，占52.06%；购买国债1400亿元，占16.1%；购买金融债券占9.48%；购买投资基金占5.23%；其他投资占17.13%。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券已占债券总量的一半，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占封闭式基金的26.3%，保险公司正逐步成为资本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

2.投资收益降低，形成较大的利差损

保险资金投资收益逐年下降，2001年度为4.3%，2002年度为3.14%，与以前年度保单预定分红率5%、6%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利差损。保守估计，保险公司以前年度累计利差损高达数百亿元，已成为企业经营的历史包袱，制约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3.经营方式粗放

目前，保险投资还处在粗放经营阶段，面对庞大的经营资产，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思想，凭经验投资，靠天吃饭的情况比较普遍。国外比较普遍运用的资产负债管理、投资组合理论在国内保险投资领域还处在探讨、摸索阶段，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为空白，没有避险工具，在股票市场对保险投资开放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粗放经营的结果是投资收益呈现大幅波动，不断走低。首先是保险公司收益下降，有些公司甚至出现亏损，引起股东不满，股东信心下降，对公司长期经营会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客户也不满意，因为投资收益下降，造成投资连结保险客户账面价值降低，甚至出现较大亏损，购买分红产品的客户分不到预期红利，出现部分客户投诉保险公司误导的情况；第三，由于保险公司效益下降，出于成本考虑，将会减少为客户提供附加价值服务，对客户服务的深度、广度和质量也会降低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将造成不好的结果，既影响保险公司的信誉，对保险行业也是一种伤害，甚至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使保险失去保障民众、造福社会的作用。

二、国外投资趋势

1.发展趋势

国外保险企业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规模大型化、经营集团化，充分发挥资本并购、投资的积极作用，走上快速成长之路。1998年，美国花旗银行和大型保险公司旅行者集团合并，成立新花旗集团，服务范围涉及商业银行、保险、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基金等金融业务；1999年，德意志银行收购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形成了超大型金融集团；1999年，日本富士银行、兴业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2000年，大通曼哈顿公司收购J．P摩根，成立摩根—大通公司等。欧洲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购并潮此起彼伏，特别是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实施，促进了金融的混业经营，形成了全球金融系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超大型跨国金融集团。保险业在这种繁荣的大背景下，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盈利模式

国外保险业经营、承保利润越来越低，而资金运用投资收益稳定，已成为保险企业弥补承保亏损、产生利润的主要来源。例如在1975年-1992年间，美国、英国和瑞士三国的承保盈利率在—8%左右，而综合盈利率还分别达到5.8%、4.5%和3%。在1996年-1999年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承保亏损率分别为6.5%、5.7%、7.9%、8.3%、14.1%，而由于投资收益率分别为7%、8.3%、9%、5.8%、7.8%，从而保证了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从传统的承保盈利模式向投资盈利模式的转变，标志着保险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涌现，使金融投资具有广阔的选择范围。新经济浪潮的出现，特别是IT技术快速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各种金融工具之间的转换更加便利。保险业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实行管理创新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保险投资的作业方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外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对国内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我国保险投资方式的创新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促进了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对保险投资将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支持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提高人市比例，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明确了保险资金运用主渠道、经营方式和市场地位。

资本市场以其高流动、高收益、高风险的特性吸引了大量资金参与，融通大量资金支持了社会各产业的发展，同时为市场流通资金提供了盈利机会。保险投资深度参与资本市场，与其产生交互相关性，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如此，国内新兴的资本市场亦然。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放宽后，经营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以下几方面将成为重点选择：

1.股票投资

截至2003年末，国内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1285家，数量逐年增加。目前，香港部分银行开通了人民币业务，在内地资金投资香港股市的政策明确后，保险资金还可以投资香港股市。股票市场容量扩大，投资品种增多，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对股票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

在国外，股票是保险资金重要的选择。在日本、欧洲等国家，股票投资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0%-30%，在美国甚止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50%，由此可见，股票市场是保险资金重要的投资场所，保险资金促进了股票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效益，不断创造社会财富。

2.直接投资

按《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不能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国外保险集团迅速进入我国保险市场，对我国保险业单一经营的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我国保险公司目前正在经营转型，保险资金的直接投资有了很快的发展。保险公司转型方向有两个方面：一种是建立保险、证券、银行、信托等功能齐全的金融控股公司，发挥全能金融集团的规模优势、范围优势，占领市场份额，以规模求效益、保数量促质量，如中国人寿、平安保险等建立了集团公司，部分发展迅速的保险公司也正在积极申请组建保险集团，拓展经营范围，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提高；另一种是建立专业化的保险公司，利用专业优势，在行业细分市场上深耕细作，扩大其局部优势，如中国再保险集团等。

保险公司在集团化经营时，要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练好内功，在集团内部建立产险、寿险、健康险等门类齐全的保险子公司，并迅速扩充市场广度、充分挖掘市场深度，把保险根基打牢，这是与其他金融企业、国外保险集团竞争的基础。在保险业务没做好的情况下，盲目建立综合性集团，有舍本逐末之忧，根基不牢，难成大事，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竞争企业的资源和优势，在共同发展中求得保险业更快的发展。如各保险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思路是对的，但要注意充分发挥基金、证券公司、银行的委托理财作用。特别是基金公司，有长期经营的理念，有专业的市场、行业研究人员，有素质较高的基金经理，在2004年一季度的股市行情中，部分基金获得了10%，甚至是20%以上的收益率。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基金公司的专业优势，委托经营良好的基金公司进行理财。

四、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保险公司经营目标、经营方式的转变，给保险资金运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扩大，在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出现相关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营创新

经营创新表现在经营思路、投资工具创新。在保险集团内部，资金运用要制订长期的经营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一是保险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金融服务业，国家支持其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二是保险资金以10年期、20年期的长期资金居多，从资金的性质来看，也要求保险公司资金以长期投资为主。

要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保险公司内部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如考核、评价政策等。目前，多数保险公司的考核、评价以短期考核为主，以一时一事的成败论英雄，严重束缚了保险投资人员的经营思想，使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去长期经营。从保险涉及的社会公众来说，也应有长期经营思想，不要看到投资账户盈利就眉飞色舞，亏损了就不肯善罢甘休。其实保险投资也存在经营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会有比较好的盈利机会与前景。保险资金长期经营对保险公司、社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有利。

投资工具创新是指针对新型的投资品种，选择合理的证券、资产组合，完成获取收益与控制风险的过程。由于保险公司不能直接投资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研究项目投资信托化就显得很有必要，如电力、高速公路、城市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项目，收益稳定、风险较小，非常适合保险资金投资。保险资金不能进行这些项目的股权投资，但如将资产证券化，变成一个个信托产品，保险资金就可购买。诸如此类的金融创新不仅可以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也开辟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

2.资本经营

行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业内公司不断设立、消亡、兼并与资产重组的历程。我国保险业发展至今，各保险公司发展不平衡，在业务规模、资产质量、经济效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本身存在兼并冲动。国外金融集团的进入，加快了兼并与重组的步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险业的兼并风起云涌，造成了德国安联、荷兰ING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出现。我国保险业做大做强有两个标准，一是保险市场规模足够大，有很大的容量，在金融领域甚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有较大的影响；二是保险集团公司的规模足够大，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巨无霸”，积极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竞争，融人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进程。从发展的眼光看，规模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要保证竞争优势，规模也是必须的。可以说保险业的兼并与重组是大势所趋，是发展的必然。

保险业的兼并与重组的过程，也是锤炼保险投资能力的过程。保险投资除了有短期获利能力外，出色的资本经营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资本市场的风风雨雨，更多的是股权的争夺与丧失，资本在流通中变化，在变化中寻求增值机会。保险资本同样具有逐利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风险性，这是保险资金投资时需面对的客观现实。

3.风险控制

保险行业本来就是集聚风险、分散风险的，转移风险、控制风险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投资作为风险高发区，对风险的控制就显得尤其重要。保险投资风险控制程序分为风险预防、风险识别、风险发生、风险消除等。风险预防首先要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投资品种进行指标评价，如设置证券购买的最大数量、最高价格等，进行诸如威廉指数、乘离率、AR指标等相关的技术指标分析，对风险进行跟踪监控，预防风险发生。尽管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投资品种有数量监督、金额管制，那是监管性约束，是不能违反的，但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风险控制金额，一旦超过，便是高风险区，必须降低仓位，作减压处理。其他指标的控制也应做类似处置。

债券在保险投资中占有的比例较高，到2003年末，国内保险公司对国债和金融债的投资金额已达到2230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总额的25.43%。2003年，交易所市场22只国债现券中，只有12只的年回报率为正数。2003年最后4个月内，绝大多数参与国债交易的机构都难逃赔钱的厄运。从票面上粗略计算，全行业的损失金额应在400亿元—500亿元之间。

保险资金参与国债交易，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保险公司应进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回避风险。2004年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金融产品创新和利率风险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保险公司具有高超的利率风险管理水平，不仅能减少损失，还能为保险赚取可观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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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资双方在利益和文化上的差异，加之对中国市场由陌生到熟悉，政策环境由紧到松，跨国公司现在更倾向于建立独资企业，或者通过增资扩股在合资企业中取得控股权，以便分享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知识库等战略资源。

尽管按照有关法规，寿险公司只能够合资，而且在比例上也有明确限定，但是，作为外方的国际投资金融集团公司，可以利用合资保险公司中中方在增资扩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而不得不放弃或者是削减权利的机会，乘虚而入，通过合法方式增大股权。

研发中心及人才本土化进程加快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性研发中心达400多家，仅在上海就有100多家，它们既是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支撑，又是聚焦中国市场的研发主体。

保险公司在自己行业和市场中的地位，最终都是通过自身的研发能力而确立的。国际投资金融集团公司一般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对研发方面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正是中方所欠缺的。

混业经营趋势提出监管新课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混业经营在某些产品项目已显露端倪。外方的国际投资金融集团公司已经纷纷从各种渠道分别进入中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如何在分业监管下更加严格地监管由于不断出现的交叉业务和企业本身引出的混业现象，成为监管部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监管难度在提高。

除了混业经营带来的监管难度外，外资保险公司独特的经营方式，也给监管部门带来新的课题。这些外资保险企业有着悠久的经营历史与雄厚的资金实力，可以预见，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前期很可能会采取高投入、低回报或不要回报的竞争措施，运用低价格开拓市场。而这些是中国的保险监管部门尚未遇见的。

保险产品更加丰富

长远看来，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会给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带来不少益处。首先，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将会与中资保险公司展开竞争，这有利于市场结构的改善和竞争态势的加强，有利于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竞争力和服务质量的迅速提高。其次，外资保险公司还给中国保险业带来新的保险技术以及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第三，由于保险中介机构特别是保险经纪人的建立正处于起步阶段，引入外资机构可以为中方带来高标准的中介机构业务模式，并为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提供参照。这些都最终体现为百姓能够得到更加合理和更加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

外资公司将由竞争进入合作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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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受生物学特性的强烈制约，具有以下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非生命标的的特点：

一是保险价值难以确定。一般财产保险的标的是无生命物，保险价值相对稳定，容易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在保险期间一般都处在生长期，其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中，只有当它成熟或收获时才能最终确定，在此之前，保险标的处于价值的孕育阶段，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形态，因此，投保时的保险价值难以确定。实务中，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多采用变动保额，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固定的。

二是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保险期限需要细致而又严格地按照农作物生长期特性来确定，长则数年，短则数日；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

三是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定损时间与方法都与一般财产保险不同，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

四是种类繁多，生命规律各异，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难以制定统一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难度；普通财产保险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相对容易确定。

五是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市场风险高，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等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普通财产保险则相对简单。

六是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对农业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农业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农业的主要活动是在露天下进行的，农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可保性差。可保风险的条件是：大量的独立的同质风险；损失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确定的；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非常小。一般财产保险的风险大都符合这些条件，而农业风险与可保条件多有不符。首先，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雹灾、虫灾等，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性。其次，由于农业灾害的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农业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度量。再次，农业风险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相对较大。我国几乎每年必发的洪水灾害都造成高达几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于保险基金来说都属于巨灾损失。

二是风险单位大。风险单位是指发生一次灾害事故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范围。对于普通财产保险，一个保险单位通常就是一个风险单位，只要承保标的充分多，就能在空间上有效分散风险。在农业保险中，一个风险单位往往包含成千上万个保险单位，风险单位巨大。一旦灾害发生，同一风险单位下的保险单位同时受损，使农业风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分散，保险赖以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也是农业风险所特有的。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强度各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首先是风险种类分布的区域性，即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灾害种类，如我国南方地区水灾较为频繁，北方地区则旱灾较为严重，而台风主要侵害沿海地区等等；其次是同一生产对象的灾害种类和受损程度的地区差异性，即由于地理、气候、品种不同，同一生产对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灾害，而且对同一灾害的抵抗能力不同，如同样是水稻，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就有着不同的自然灾害，而且即使是遭受同样灾害，南方、北方不同水稻品种的抗御能力也不同。农业风险的区域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必须进行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这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高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的难度和成本。

四是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保险业务中普遍存在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其生长、饲养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作用，农民购买了保险之后，难免通过其行为增加预期索赔；又由于农村广阔，业务分散，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因此，农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更为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极不稳定，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业务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商品按市场性质可以区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般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私人物品，而农业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也不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主要表现在：

1.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主要特征，即购买了保险的农户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能得到直接的经济补偿，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在其整个消费过程中即保险经营的一定环节上并不具有排他性。例如，防灾防损是农业保险经营的重要环节，是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的主要措施，但在实施防灾防损措施时，不买保险的农产常常可以搭“便车”。

2.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民可任意支配的收入很低，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我国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以来，除了新近成立的几家农业保险公司以外，一直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受生物学特性的强烈制约，具有以下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非生命标的的特点：

一是保险价值难以确定。一般财产保险的标的是无生命物，保险价值相对稳定，容易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在保险期间一般都处在生长期，其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中，只有当它成熟或收获时才能最终确定，在此之前，保险标的处于价值的孕育阶段，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形态，因此，投保时的保险价值难以确定。实务中，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多采用变动保额，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固定的。

二是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保险期限需要细致而又严格地按照农作物生长期特性来确定，长则数年，短则数日；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

三是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定损时间与方法都与一般财产保险不同，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

四是种类繁多，生命规律各异，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难以制定统一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难度；普通财产保险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相对容易确定。

五是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市场风险高，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等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普通财产保险则相对简单。

六是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对农业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农业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农业的主要活动是在露天下进行的，农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可保性差。可保风险的条件是：大量的独立的同质风险；损失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确定的；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非常小。一般财产保险的风险大都符合这些条件，而农业风险与可保条件多有不符。首先，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雹灾、虫灾等，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性。其次，由于农业灾害的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农业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度量。再次，农业风险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相对较大。我国几乎每年必发的洪水灾害都造成高达几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于保险基金来说都属于巨灾损失。

二是风险单位大。风险单位是指发生一次灾害事故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范围。对于普通财产保险，一个保险单位通常就是一个风险单位，只要承保标的充分多，就能在空间上有效分散风险。在农业保险中，一个风险单位往往包含成千上万个保险单位，风险单位巨大。一旦灾害发生，同一风险单位下的保险单位同时受损，使农业风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分散，保险赖以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也是农业风险所特有的。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强度各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首先是风险种类分布的区域性，即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灾害种类，如我国南方地区水灾较为频繁，北方地区则旱灾较为严重，而台风主要侵害沿海地区等等；其次是同一生产对象的灾害种类和受损程度的地区差异性，即由于地理、气候、品种不同，同一生产对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灾害，而且对同一灾害的抵抗能力不同，如同样是水稻，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就有着不同的自然灾害，而且即使是遭受同样灾害，南方、北方不同水稻品种的抗御能力也不同。农业风险的区域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必须进行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这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高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的难度和成本。

四是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保险业务中普遍存在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其生长、饲养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作用，农民购买了保险之后，难免通过其行为增加预期索赔；又由于农村广阔，业务分散，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因此，农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更为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极不稳定，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业务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商品按市场性质可以区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般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私人物品，而农业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也不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主要表现在：

1.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主要特征，即购买了保险的农户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能得到直接的经济补偿，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在其整个消费过程中即保险经营的一定环节上并不具有排他性。例如，防灾防损是农业保险经营的重要环节，是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的主要措施，但在实施防灾防损措施时，不买保险的农产常常可以搭“便车”。

2.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民可任意支配的收入很低，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我国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以来，除了新近成立的几家农业保险公司以外，一直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

3.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虽然在短期内农业保险产品的供需双方可以确切计算利益，但从长期看，由于农产品(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农产品)的需求扩张受到人的生理条件的限制，其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小，引进农业保险后，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使全社会受益。保险公司和农户并没有得到全部甚至是主要的利益。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其边际社会收益，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大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即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是外溢的。

4.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才能在大范围内分散风险，保持经营的相对稳定。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决定了农业保险采用纯商业性经营方式难以成功，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营方式的特殊性。普通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竞争性私人物品，一般采用商业性经营方式；农业保险商品是准公共物品，其“公共部分”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农业保险必须采用政策性保险经营方式。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质就是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净投入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支持。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政府对农民所交保费的补贴比例大都在50%以上，并承担保险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管理费用。以美国为例，按照2000年通过的《农业风险保护法》，政府每年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超过30亿美元，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通过农业保险来实现。我国长期实行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我国目前除对农业保险免缴营业税外，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几乎是纯商业性经营。我国农业保险要健康发展，必须增加政府投入。一是对农业保险实行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等政策，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产投保按品种、按比例给予保费补贴，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适当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同时，对农业保险经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二是尽快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方面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和规定，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三是对农业保险发展予以行政支持，包括保险宣传、协调各方关系等。但是，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要依据本国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第一，逐步减少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这也是“WTO”《农业协议》所要求的)，转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费用补贴，逐步实行以支持农业保险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第二，农业保险实施必然使政府财政用于灾害补偿和救济的支出减少，可将节省的部分投入到支持农业保险发展中；第三，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国家应着眼长远，适当增加巨灾风险基金的积累。国家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有利于调整我国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完善我国农业保护制度体系。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以及农业保险经营的政策性决定了其组织形式有别于普通财产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七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2004年中国保监会提出，在现有发展水平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主要包括：

1.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分别在四川、江苏等地实行的奶牛、水稻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上述两家公司经历了长时间和大范围的农业保险实践，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业务较易开展。

2.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即专门或者主要经营农业保险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如2004年相继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较适合于农业较发达地区，但要解决好股份公司的商业性与农险业务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

3.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公司采用相互保险的形式但又吸收了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和法人治理结构，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等多采用此形式，我国2005年也成立了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形式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低，有利于相互监督防范道德风险，有利于协调政府、公司、农户间的关系，比较适合于农业生产经营比较集中，组织性较好的地区，如黑龙江农垦区、新疆建设兵团等。

4.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市原来由市农委主导的“农业保险促进委员会”即为此种组织形式。“兜底”虽可解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但容易使其放松管理，滋生心理风险；并且，对于巨灾风险损失，地方政府也难以“兜底”。

5.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如2004年10月成立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设立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有利于引进先进经营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由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地方财政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实践中具体采用那种组织形式，则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参考文献：

[1]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2]李军，段志煌.农业风险管理和政府的作用[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庹国柱，朱俊生.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5,(6).

[4]黎已铭.农业保险性质与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分析[J].保险研究,2005,(11).

篇8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迅猛发展，保费收入规模逐年扩大，从2002年的3048亿元到2008年的9784亿元，保险总资产从2002年的6494亿元到2008年的3.3万亿元，保险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但是在保险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诸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其中保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在2008年，诸多财险公司遭受了双重打击：承保亏损和投资亏损。而伴随着新的偿付能力规定的出台更使一些财险公司的经营和生存压力陡增。

面对上述状况。多数公司将注资一亏损一再注资作为公司的生存模式，股东资本强的公司可以通过注资来继续经营，而对于一些中小财险公司，或者亏损程度较重的公司则难以继续下去。显然，这种单纯注资，增加资本金，提高偿付能力来保持持续经营而不追求业务盈利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是不合适的，长此以往，不仅不能摆脱经营困境，还会将公司推向更深的陷阱。

对于当下的财险公司而言，注资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寻找并确定公司的赢利点，形成公司的盈利模式。在市场经济下，不同类型或不同特征的财险公司应该选择不同的盈利模式，在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要选择相应的盈利模式。目前财险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有：

以资本运作为主的盈利模式，主要适用于保费规模比较大的财险公司。伴随着保险公司进入一个稳定时期，保险资金和资产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保险公司除了获取承保利润外，利用股权投资、兼并收购、财务投资等方式也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对于中小保险公司而言，显然不宜采用这种方式，因为稍有不慎则将使公司资金紧张，或陷入巨大的成本包袱中。

通过扩大现金流来盈利是当前各财险公司主要的盈利方式。其实质是将在承保业务上获取的现金流，作为保险投资资金，主要投入到证券市场上获取投资利润。如果承保业务盈利，则公司的利润是承保利润加投资利润，如承保业务是亏损的，则用投资利润来弥补，多余的利润就是公司的经营利润。因此，出现了在车险市场，即使综合成本率已达到100％以上，属亏损业务，保险公司依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收取保险费这样的怪事。2008年保险投资亏损引发的总业绩的亏损就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因为期望用较高的投资收益来弥补承保亏损实现盈利并不一定能实现。过去我们强调保险业要有承保和投资两个轮子，主要是希望政府和法律容许拓宽投资渠道，保证两个轮子的平衡，但现在却又忽视承保轮子，单注重投资轮子，这显然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靠专业化经营来降低销售和生产成本的盈利模式是中小财险公司可选择的盈利模式。专业化经营是指集中公司主要资源和能力用于所擅长的核心业务，通过专注于某一点带动公司的成长。这种盈利方式更有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建立稳固的竞争优势，并且减少因为由于规模铺大而导致的销售成本和机构成本的增加，从而有效的降低销售成本和生产成本，因而它所带来的增长与盈利也会更加健康、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因为该模式可能影响公司的发展速度而被众多公司所放弃，

优化产品结构，进行价值链管理也是财险公司应选择的盈利方式之一。当前国内主要财险公司以车险为主，而盈利空间大的企财险、家财险等业务发展缓慢，积极发展非车险业务，将有助于改善财险公司的承保盈利能力。保险公司价值链就是从展业、营销、承保、理赔、人力资源等，直到价值实现等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和相应的流程。价值链管理的意义就是优化核心业务流程，降低保险公司组织和经营成本，提升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这种模式虽然要求较高，但却能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篇9

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保险部负责人尼盖尔·依斯顿日前指出，中国加入WTO后，保险市场对内、对外进一步放开，保险产品需求将会大幅增长。他认为，随着GDP保持持续增长，中国及亚洲国家将是世界上最可能持久成长和提供非寿险和寿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需求的区域。中国保险市场巨大的急需保险群体，在加入WTO后将使各保险公司在亚洲市场的选择机会更大。因此，世界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将有意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入世后，随着保险市场的逐步开放，蜂拥而入的外资保险将愈来愈多。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19家外资保险公司，27个经营机构正式营业，3家外资公司在筹建之中，另有100多家外资公司在中国建立了代表处。

有关业内专家认为，洋保险的进入不仅带来了管理、营销、服务等多方面的变化，而且对整个中国保险业的结构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改变国有保险公司的传统体制。外资的快速涌入迫使国有保险公司必须加快体制改革。其次，国内保险业逐步向业务专业化方向发展。外资公司凭借丰富的专业化管理经验、成熟的技术、雄厚的资金，迅速占领市场制高点。而国内保险公司也应发挥自身专业特长，从粗放式经营方式向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变。第三是外资保险公司将为中国保险业培训出更多的专业人才。外资公司以领先的经营理念、管理技术、营销手段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这批人才有可能回流到内资企业，提升国内保险公司的人员素质。第四是促使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形成一体化趋势。竞争的加剧，承保利润的降低，将促使国内保险公司由传统的提供保障服务，逐渐向综合金融理财服务过渡，理财管理费和投资收益将成为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司的资产管理水平将成为市场竞争力的主要体现。第五是保险中介行业将赢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外资进入后，市场的旺盛需求将促使开业的保险中介公司越来越多，成为影响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资保险会丢盔卸甲吗

目前全球最大的25家保险公司全部来自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其中任何一家公司所拥有的资产总额都高于我国整个保险业所拥有的资产总量。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均具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经验、灵活的机制和创新能力。

中国入世后，中资保险公司会一败涂地吗?

中国保监会主席马永伟指出，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为1％。据调查，即使在完全开放的保险市场国家，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最多也不过10％，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正在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随着保险法制的不断完善，保险体制的不断深化，相信不需要多久，中国保险企业能够达到与外国企业进行平等竞争的水平。

《亚洲周刊》最新公布的2001年度“亚太地区最大100家人寿保险公司”排名显示，中国内地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3家进入前30位，其中中国人寿排名第13位，平安保险位居第23位，太平洋保险排列第28位。

荷兰国际集团亚太区区域总经理吴志盛说，从新加坡及台湾等地区的经验看，保险市场开放后，本地保险公司依靠自身的优势仍然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同样中国入世后，尽管外资会分得一杯羹，但国内保险公司可以借鉴外资的管理技术、资金运用、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经验，凭借多年形成的品牌信誉、险种特色等方面优势，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目前国内保险公司的业务量仍保持着市场份额的90％以上。前不久，在北京进行的一次市场调查结果显示，有48．8％的人表示，外资保险进京后，在服务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在中资保险公司投保。因此对国内保险公司而言，国外保险公司的进入并不可怕，国内保险公司完全有能力赢得这场胜利。

外资保险开始集体登陆

事实上，中国保险市场并不是从中国加入世贸才开始开放的。就当全球保险业因为“9·11”恐怖事件遭遇重创之时，就有8家外资保险公司同时获得了在华营业执照。

分析人士认为，在9月17日中国入世谈判全面完成一周之后，中国政府为保险市场准入再开绿灯，并且空前多地一次发放8张许可证，显示了中国政府忠实履行承诺的诚意。同时这也意味着外资保险对中国保险业的挑战已经全面展开。

中国的保险市场历来被国际保险业公认为下一个最具开发潜力的市场，因此他们早已对此虎视眈眈，并不惜耗费巨资拓展市场。

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拉开了外资保险公司进军中国的序幕，上海成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市场。此后，开放区域扩大到广州，深圳也有了外资保险营业机构。根据当时有关规定，外资保险在中国申请设立营业性机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即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资产总额50亿美元以上、在华设立代表处3年以上(后改为2年)。

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成功，无疑为外资保险公司顺利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保险业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外资保险公司匆匆涌入的脚步声。

其实，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后，无论它在几年内能得到多少保费收入，相对于他们巨额的全球收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外资保险公司看中的不是这些短期的利益，而是将眼光瞄准了更远的未来。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是他们坚持不懈地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大诱惑。

现在中国保险业人士普遍认为，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将带来三个方面的冲击，这就是流失一部分人才，丢掉一部分市场，初期受冲击较大。

外资保险公司要在中国开展业务，必须要依赖本地人才，因为这是由保险业这一行业的特点所决定的。对外资保险公司来讲，最直接的人才就是目前国内保险业的精英们。由于这些保险公司具有待遇等方面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估计会有大批保险人才流入这些外资保险公司。

对于这一冲击，保险业人士普遍认为必须对目前保险公司的体制、机制进行彻底改革，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同时他们也认为，保险人才进入外资保险公司也并不全是坏事，因为这些人在外资保险公司会得到充分的锻炼，但他们在外资保险公司很难达到最高的管理层，因此也有可能会返回国内保险业，近几年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从这个角度看，外资保险公司还为我们培训了大量高级人才。

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肯定会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人们也应该看到整个市场会随着竞争的加剧而迅速扩张，因此这个市场是一个相对的市场，业务绝对量是在增加的。以中国人寿为例，过去它是独家经营，后来加入平安等保险公司之后，它所占的市场份额在逐步减少，但其总量却不断翻番。

股份化——中资保险公司发展方向

外资保险的大量进入，对于中国保险业来讲也许就是一次机遇。

在和外资保险公司的竞争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国有保险公司的体制和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的经营机制问题。

目前，我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三家国有独资的保险公司。由于他们在市场上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因此他们的状态如何关系到整个保险业将以什么样的表现迎接外资保险的挑战。

种种迹象表明，将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改造为股份制保险公司已经成为保险业的共识。在目前股权结构单一的情况下，这些国有保险公司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由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健全，经营机制的不灵活，又使得这些公司在业务拓展上步伐较慢，经营绩效不佳。在这种恶性循环面前，惟一的出路就是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据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改革方案已经酝酿多时，不久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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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 政府补贴 金融市场 资金来源

政府补贴农业保险的局限

（一）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对提高参与率的作用有限

政府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对提高农户参保率有促进作用，但是一些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提高补贴比例并不代表农户的参与率会有相应比例的提高。以美国为例，在1980年以前美国的农作物参保率不到10%，在1980年开始全面开展农作物保险制度，第12次修订《农作物保险法》，将农作物保险作为农业灾害保障的主要形式，并把保险项目扩展到所有农业占重要地位的县，为了提高参保率，该法规定，以作物平均产量的50%和65%为其保障水平的投保农民，政府补贴报废35%。即使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农作物的参保率也没有达到其预期的50%。1989年，美国农作物的参保率为40%，而赔付率却由1980年以前的平均1.01上升到了1989年的1.41，而且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农户对于政府财政补贴的敏感度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主要是因为保费并不是农民参加农业保险所考虑的唯一因素。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首先，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受到其他可选择的风险管理手段的影响，只有那些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且不具备大量资金的农民才更愿意参加农业保险。其次，大量农民是“风险爱好者”愿意自己承担生产风险，而不是转移风险。除此之外，当时的美国还存在着农业保险与传统农业灾害补偿相重复的问题，使农民更愿意把灾害补偿看成是免费农业保险而不再参与农业保险的问题。

（二）经营管理费补贴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

保险公司经营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保险公司的经营中同样存在着逆向选择现象，因此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补贴有可能成为保险公司牟利的手段。

比如保险公司会自觉选择更利于其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经营方式，但这种经营方式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不合理的。市场的供给过剩必然导致价格走低，而由这种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也必然要由农户和保险公司共担。

（三）政府补贴并不是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有效途径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是农业保险在推行过程中的两大难题，主要原因在于通过收集信息资料来减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成本过高。为了确定准确的补贴比例，政府所付出的成本与保险公司获取信息的成本同样是巨大的。美国学者JerryR.Skees于2000年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曾做过如此的评价。即，“如果效率是农业保险的一个实施目标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政府补贴下的农作物保险是成功的”。Halcrow就此提出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是要实行区域性的保险的方法。也就是将参保农户按照县或其他单位进行划分组，拟定补贴比例时以县域而不是单个农户的平均损失为单位计算。由于扩大了赔偿单位，从而降低了保险公司获取信息的成本，而单个农户不再具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动机。但是区域险也并非无懈可击，其问题就在于保护了大部分农户及保险公司的利益，却使那些损失比例高于县域平均水平的农户无法获得充分的赔偿，提高了这部分农户的相对损失。实行政府补贴，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获取更加微观信息的成本，而如果将之交予地方机构，其成本可能会更高。加之由于能够获得政府补贴，农民只需要付出很小的成本就能够获得赔偿，他们更容易放弃预防风险和灾害管理的努力，从而加剧道德风险的发生。

国外政府补贴农业保险的经验

（一）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离不开以法律为基础，农业保险补贴是农业保险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用法律规范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效率的关键。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几乎都离不开循序渐进的立法为基础。在一些农业保险实施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并且这些法律会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得到不断修正。美国自1980年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作物保险至2000年，共经历过三次相关法律的修订，每次修订，都对政府补贴率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见表1）。

（二）适当推行强制性投保以保证一定的参保率

由于保险业经营要求符合大数原则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摊风险的特性，农业保险在实施的过程中有必要选择适当推行强制性投保方式，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这一点也是从国外一些农业保险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讲，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都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由政府提供这种现代化的农业风险管理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无法或难以由农民及商业保险公司自发的达成，不能或不容易形成所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适当的强制性投保是推动农业保险制度迅速发展的有效手段。

（三）不断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农业保险政府资金补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农业保险补贴是长期的投入，这对于任何国家的政府来说都是一种财政压力，因此一些国家在实践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开始寻找除政府补贴之外的资金来源。以美国为例，1987-1995年的年平均巨灾赔偿超过150亿美元，1997年巨灾风险使农业保险业损失超过220亿美元。据推测，每一个灾害事件最大预期损失可能超过500亿美元。单纯依靠再保险市场已无足够灾害能力应对农业灾害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考虑将保险市场与金融市场相结合，把金融市场的资金引入农业保险市场。具体说，它通过发行具有特定约束条件的要求权，并将其直接卖给金融投资者来达到转移风险的目的。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并取得了成功。

对我国推行农业保险政府补贴政策的启示

（一）完善农业保险补贴的基本框架

建立完整的农业保险补贴框架是保证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物尽其用，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农业保险事业方面作用的关键。纵观国外开展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通常会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经营框架，而农业保险补贴依附于农业保险的经营，贯穿农业保险经营的始终，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多层次结构（见图1）。

我国现有的农业保险补贴的基本结构是以政府为主导，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还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农业保险补贴的执行，农业保险补贴与地方财政资金缺乏严格的区分，有必要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完整的农业保险补贴管理模式。

首先，要成立专门进行农业保险管理的国家级保险公司或风险管理机构，这个机构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而是作为农业保险的经营的最高级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农业保险的相关政策，规范农业保险的承保标的，确定各地区的补贴比例及农业损失的理赔标准等，并对农业保险的执行状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同时为各个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或农业合作社提供再保险支持。其次，中央财政预算依然是农业保险补贴的最高级资金来源，直接面对地方财政和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我国现有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保费的机构可以在新的农保补贴框架中继续应用，但不仅要提供直接保费补贴，还要为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及经营管理费补贴。

商业保险公司或农业合作社是具体承办农业保险的机构。虽然完全政府经营的农业保险在起步阶段可以使农业保险补贴尽快走上轨道，但国内外的实践经验都证明，完全的政府化经营往往会导致效率低下，运行僵化，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且不能有效的遏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农业合作社经营的农业保险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发展趋势。作为具体承办机构，可以得到中央及地方两级政府在税收及经营管理方面的补贴，又由中国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业务，这就同时降低了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从而提高其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

（二）农业保险走向金融市场且提升自身造血能力

美国通过农业保险市场与金融市场相结合，引进金融市场资金从而提高农业保险市场自身造血能力，降低了国家财政的压力。美国这种模式是在其农业保险制度已经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实施的，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可能立即引进这种具有相对高风险的资金执行和管理模式，但是，这为我国农业保险将来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标的不断丰富，补贴水平不断增长，如果有新的方法使农业保险市场能够完成自主造血，就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应用于其他国家建设部门。仿照美国的模式，可以由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成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加入到金融市场运营中去，在政府的引领下，运用金融市场的衍生工具，利用资本市场与农业风险的极小相关性特点，适当提高利息率来吸引社会投资。

当然，农业保险要想成功的参与金融市场，就必须促进农业保险技术创新，包括农业保险风险监测技术，农业保险的理赔技术等，使运营制度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提升农业保险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和可持续发展。

（三） 确立差别化的农业保险补贴比例

农业风险的多样性导致了农业生产损失在勘定及赔偿方面的复杂性，这就对政府制定农业保险补贴比例带来了困难。各国在确定其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方面也遵循了不同的原则，如美国的农业保险补贴比例是按照保障水平的不同来区分的，保障水平越高补贴比例越低；日本则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风险发生频率来确定补贴比例的，风险高的地区，通常政府的补贴比例就高；在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亚洲地区，农业保险补贴往往与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如菲律宾就依据农户是否参与贷款来规定不同的政府补贴比例，有贷款的农户被强制要求参与农业保险，非贷款农户享有的政府补贴也要高于贷款农户。

综合看来，政府确立农业保险补贴比例时可选择四种方式：一是按照不同保险费率确立补贴水平，保险费率越高，补贴比例就越高。二是按照地区差异确定补贴水平，这主要考虑了农业风险发生的区域性特征。三是实行固定保费补贴比例，即将保费按照一定比例在农户及保险公司之间分摊。四是按照不同标的提供不同比例的补贴，给予每一单位相同保险标的固定的保费费用。后两种方式虽然固定的对象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实行固定保费补贴比例的。从实施的复杂性上考虑，固定补贴比例的做法也更容易达成。

1.庹国柱，李军.农业保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3.龙文军.农业风险管理与农业保险[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