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哲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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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

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篇2

【关键词】哲学基本观点思想品德课渗透教学方法论

哲学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教育的课程，同其他政治课一样不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课，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课。讲清哲学原理是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是讲清理论的归宿，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怎样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哲学原理，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的趣味性、实用性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在教学中单凭空洞的理论说教、不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不结合学生实际是不可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的。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地、适当地贯彻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初中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课应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人文素质。WwW.133229.CoM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学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

笔者认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思想，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对初一学生进行“锻炼坚强意志，积极对待挫折”的教学时，可向学生提出“挫折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思考题。多数同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坏事。”首先应肯定学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然而，也有人能战胜挫折，成就一番事业。如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又如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研制炸药屡遭失败，甚至因此失去了亲人，但他坚定不移，继续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请学生思考：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挫折？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体会到挫折是有负面效应的，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挫折能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这时，适时地进行点拨小结，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挫折一样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使学生懂得了培养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重要性，对学生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违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识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违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违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违纪违法的事，不思悔改，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经常打架、破坏公物，还逃学到网吧或游戏厅上网玩游戏，没有零花钱就偷拿同学的钱物或敲诈小同学，经老师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罪，犯点小错误没事。后来，因偷窃邻居的财物被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所劳动教养。但劳教回来后，仍恶习不改，一次因参加一团伙抢劫被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导学生分析王某“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上的“量变与质变”原理。指出大量的违纪是违法的前提和准备（量变），违法则是违纪的必然结果（质变），违法之后不思悔改，继续行窃，就是在做量的积累（新的量变），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再次发生质变）。

在仔细的分析中，使学生认识和理解了违法和犯罪的联系，懂得没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有“小错不断，大错必犯”的道理。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以防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又如，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九年级教材中有多处体现。“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对外开放的必然。教学中，可一方面介绍党的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获得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等观点穿插其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既看到内因，又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使学生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内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外部条件（外因），引导学生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开放的必要性进行理性的思维，懂得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入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征、认识特点和理解能力，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例，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实践中表明，在教学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一，寻找机会，适时渗入。在进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时，我们要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揭示出相关的哲学思想，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由特殊具体的知识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体会到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指导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把握尺度，适当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毕竟不是哲学原理课，我们只是想让学生对哲学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与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哲学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方式予以介绍即可。让学生在对比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增长学生的智慧，使学生更灵活、更聪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避免脱离学生的实际将哲学原理讲深讲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第三，循序渐进，逐步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特别是九年级教学内容蕴涵着许多哲学思想，如普遍联系的观点、矛盾分析的方法、量变质变原理、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等。我们一方面渗入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要启发引导学生经常运用已了解的哲学原理学习新的内容，达到温故知新。在经常运用中，加深哲学思想的理解，使学生懂得哲学并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

篇3

关键词： 《高等教育哲学》 “高深学问” “以人为本”

一

“高深学问”贯穿于《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始终，并围绕“高深学问”形成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布鲁贝克立足于“高深学问”这一基点，提出：“在二十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然而，这种对知识的探究不仅是闲逸的好奇了，只有越来越精确地知识验证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量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是它的客观性或独立性、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教授们依据这一原则力求得出“不受价值影响”的结论，尽力排除所有的感彩［1］。强调政治论的人则认为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即政治论哲学强调“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这两种哲学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冲突不断，或此消彼长或“并驾齐驱”［2］。

二

尽管这两种教育哲学观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忽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作用，远离了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领域。这不可避免地淡化了长远的责任意识。这种对人的忽视，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完全不重视人，而是说它所重视的是“经济人”、“政治人”，却不是“完整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高等教育要超越社会现实文化，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根本的还是取决于高等教育能否超越自身，追寻被工具理性文化所遮蔽的本质和本体价值，使高等教育真正是属于人的教育，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完美的人的教育［3］。

高等教育何以存在？人是生命存在物，但人的生命存在和动物的生命存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4］“人是一种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价值生命，是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统一体。”人的价值生命的获得，不能通过基因遗传，而是通过社会遗传、文化遗传。而社会、文化的遗传是由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来完成的。康德在其著作《论教育》中写道：“动物终身为本能所支配，只有人是需要教育的生物，而人因为教育而成为人，发展人，人的目的是‘做人’。”人的这种生命特性在高等教育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高等教育的主体是有一定思想，并已形成一定价值观的人，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将是一种和他们未来生活一体的、内在的东西，是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对生命的一种更高程度和层次的提高，是生命的一种升华，是获得超自然价值生命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所以，高等教育的几点只在于生命本身，因生命而发生，生命才是高等教育的“家”。高等教育当以人的生命为基点来展开，任何偏离这个基点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或是多教育的异化。

高等教育因人的生命而发生，离开了生命及其活动，就没有了教育。人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体现自己的生命，完善自己的生命。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理解生命的内涵，尊重生命的逻辑，倾听生命的律动，不断地创造条件，促进生命的发展，提升生命的意义，增大生命的价值，创造新的精神生命。高等教育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自我创生的超越性发展，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应然”为理由的不断超越的过程，是生命自组织的过程。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高等教育从各个方面充分印证和展示了人的生命特性。所以，只有把追求自由、幸福、公平和生命质量的不断提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5］。

三

理解高等教育，不能离开生命，不能离开人。高等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立足于人生命的视角，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人的生命特性和教育的关系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基础［6］。

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指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存在时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后者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史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至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目的”。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二十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6］。

四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对人的关怀和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探索高深学问、促进政治文明、提高经济效益的高等教育功能。这就意味着必须自觉地重新思考和认识高顿成教育价值观上可能有的偏颇和片面化，平衡地看待经济成就、民主和公民意识、生活的自主豁达等重要的人生目标，力求使自己平衡全面地获得所有这些人生意义的取向。因此，现代高等教育哲学应“以人为本”，即不仅要始终关注当代大学生当下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关注其未来发展潜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人文见长”，亦即培养的学生，既要有谋生技能，又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懂得何以为人，为何而生。总之，哲学为学，现实为实，哲学与现实总存在差距，教育则是解决二者难题的方法。只有当魅力的教育与智慧的人结合时，教育才会更具魅力，人才会更加智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是将人具体地塑造成某种工具，而是使人成为存在的人、不断发展和超越的人。高等教育要引导人走出自我中心和欲望的藩篱，将他们的兴趣引向更宽广的社会、生活和创造的领域。因此，高等教育哲学应“以人为本”［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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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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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6］［8］郭芳芳.高等教育哲学应走向人――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质疑［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篇4

高血压病是常见的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一种心血管疾病，近几年的临床实践发现，高血压发病年龄日趋减小，也就是高血压有年轻化趋势。目前治疗高血压主要从调整不良生活方式以及药物治疗两方面着手，药物治疗是把血压降至正常的重要手段。但据Inter Asia在我国抽样调查35～47岁高血压患者资料显示，血压控制率仅为8.1％。[1]由于本病病程长、控制难、服药时间长，不易根治，多需终身服药是本病防治的难点，其原因除医生正确诊断与治疗方案外，患者是否有良好的服药依存性，按医嘱及时足量服用降压药物是能否取得理想降压效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患者在住院期间多数能遵守医生确定的治疗方案接受治疗，并能认真地服从医护人员实行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在用药方面执行力是最高的，但是病情好转出院后的中青年患者院外用药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康复。现将我们对中青年高血压患着的不同心态采取的健康教育对策总结如下：

1 针对病人不同心态有的放矢实施教育，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取得病人的信任，共同建立一种指导—合作—共同参与型的护患关系，使病人乐于接受护士传递的信息并深信不疑

由于患者主观感受疾病的危害越高时，采取遵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护士要了解患者对高血压病的态度和信念，清楚患者的想法和影响病人治疗的因素，有针对性的帮助患者充分认识到治疗的目的和意义，以及遵医服药的重要性，调动患者自身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其依从性。

1.1 我行我素、满不在乎型。存在此种想法的病人多数年纪较轻，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平素身体健康，症状较轻微，不影响生活娱乐。认为医护人员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对服药控制血压及疾病发展没有充分的认识，此种病人潜在的危险更大，极易发生心、脑、肾等多种脏器的并发症。对这种病人要讲解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及对健康的危害，引起病人的足够重视。年轻病人对知识的理解接受能力较好，可以向他们详细讲解心脏血管的解剖生理在身体中的重要作用，使病人迅速改变观念，主动接受治疗。

1.2 自暴自弃、精神颓废型。平素身体健康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得了这种终身性疾病，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指望了，整天唉声叹气，郁郁寡欢，对治疗预防不积极。此时要提醒他们对父母，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并介绍病愈病例，鼓励他们互相交流感受，使他们对治疗、预后充满信心。

1.3 焦虑恐惧型。病人过于注意自身疾病，感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每天小心翼翼，这类病人多数在四十五岁左右，身兼多重角色，思想负担重，顾虑重重。对这类病人，首先要做好亲属的思想工作，请他们积极配合，共同关心开导病人，使他们感受到温暖与被尊重，介绍经过按时服药、适量运动、饮食控制等积极治疗后症状消失，血压控制理想的病人，通过真实病例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1.4 工作狂型。这类病人多是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对工作认真负责，对自己的身体满不在乎，即使出现症状也不休息，经常忘记吃药。对这类病人要指导亲属督促其吃药、休息，反复讲解，实例举证，只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可以更多更好的工作。这些病人多数在领导岗位，要注意教育方式、语气、态度等，做到既达到教育目的又提高护理满意度。

2 根据患者生活情况和个性化的原则，寻求对患者最佳的药物和剂量，医护合作，共同加强用药指导

中青年患者大都有一定的医学保健知识，在服药过程中常自我诊断，当情况好转时就擅自停药或减少剂量，这样会大大影响治疗效果，有时甚至会增加抗药性或产生药物不良反应。故医护人员应通俗、简明、肯定的说明各个药物的服用时间、用法、用量及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药物的停止时间等，要告知患者高血压病人的血压多数靠药物维持，且多需终生服药，在无检测血压的情况下，切勿擅自停止治疗，以免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

3 丰富健康教育内容，使病人乐于接受。

高血压患者要保持平和心境，避免生气，激动和过于劳累。做好健康教育，要同时调动患者家属的积极参与，使患者自觉地采取有利于健康的行为，提高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正确理解治疗方案，打消顾虑，并取得家属配合，支持和监督患者依存性接受治疗，同时要告知患者和家属不能随意听信广告、宣传和一些所谓新药，避免服药后产生不良影响，同时要指导患者合理的饮食、生活起居和各种功能训练，帮患者谨遵医嘱规范性用药，达到各种药物治疗的最佳时限，保证院外中青年患者的用药安全。

4 全程教育模式

由于高血压药物治疗是一个长期甚至终身过程，健康教育要延续到病人的生命全过程。所以医护人员必须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患者入院时要帮助患者熟悉环境，稳定情绪，是他们有安全感、信任感，从而建立平等、朋友般的护患关系，并留下病人的详细通讯地址、电话，为预防联系不到病人，还要留下联系人的详细地址、电话，出院时给予详细的书面指导，出院后定期电话指导，必要时家访，可定于出院后一，三，六个月，以后每半年一次，解答患者出院后出现的问题，定期询问服药和血压控制的情况。这样不仅提高了健康教育效果和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也增加了病人对医院的信任，扩大了医院的知名度。

服药依从性是评价患者是否按照医嘱进行治疗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的高低直接影响高血压患者的治愈率和控制率。[2]因此，加强医护人员对患者服药依从性的认识和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临床工作中护士不应过分强调患者如何去做，而应重视通过医患、护患之间的互动关系调动病人的主动性，最终提高患者的血压控制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总之，通过对出院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不同心理状态的分析，并针对性进行健康教育，提高了患者服药的依存性，从而帮助病人树立正确的态度，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最大程度地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 脑出血；抑郁；护理干预；CRP；Cor

[中图分类号] R743.3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7-0093-03

脑出血是中老年人群高发病，是我国因疾病死亡、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卒中后抑郁（PSD）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占脑卒中患者的20%～30%[1]，临床特征主要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思维迟滞、睡眠障碍等，PSD 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预后，增加卒中后致残率及病死率。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表明C反应蛋白（CRP）和皮质醇（Cor）均与抑郁的发生呈正相关[2]。特定而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负性情绪，减少抑郁的发生，同时可对血清中的相关指标进行良性调节。本实验通过观察特定护理干预对脑出血康复期患者抑郁评分的影响，分析干预对血清中CRP和Cor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11年1月～2013年1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脑出血康复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240例，其中男134例，女106例，年龄51～75岁，中位年龄62岁，平均（63.76±7.35）岁。诊断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并经头颅CT/MRI证实。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史的患者；②伴有严重内脏器官疾病的患者；③近6个月家庭中有重大变故的患者；④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或不能正确理解量表中内容的患者。按照入院顺序及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20例，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1.2 护理干预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照专科疾病护理常规进行护理，包括：①偏瘫肢体的康复训练：根据患者的病情转归合理安排康复训练，如偏瘫肢体的功能位摆放，肢体被动和主动功能锻炼，并且在专业康复技师的指导下进行器械练习，增进康复训练的效果。②日常生活活动训练：根据患者偏瘫肢体功能恢复情况，让患者进行吃饭、洗漱、穿衣服等日常生活活动训练，训练时注意肢体的功能位的保持，并且逐渐增加精细活动的训练。③加强基础护理：保持适宜的病室温度、湿度及安静舒适的病室环境，及时更换床单位，保持床单位的平整、清洁、干燥，定时更换，防止压疮的发生。④落实健康教育：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高血压脑出血的基本病因、高危因素、运动方式、合理饮食等，提供患者及家属正向疾病导向。

观察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加用特定护理干预，包括：①积极的心理干预，主要应用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分四个阶段进行（每周3次，每次1个小时，共4周）。第一阶段（第1周）为心理诊断阶段，护理人员与患者和家属形成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通过沟通找出患者内心的不良心理问题的原因，努力发掘根源，并确定患者需要解决的主要心理问题；第二阶段（第2周）为领悟阶段，针对第一阶段我们确定的心理问题及其成因，使患者积极主动面对问题；第三阶段（第3周）为修通阶段，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主要包括患者对不良心理问题的原因、神经功能缺损以及愈后周围人们对其态度的改变，让患者可以主动寻求帮助，使患者对其固有观点进行内心自我辩证，努力纠正自己；第四阶段（第4周）为再教育阶段，也是治疗的巩固阶段，让患者强化治疗效果，并逐渐养成与错误理念进行辩论的方法。②放松疗法：应用放松疗法、音乐疗法等帮助患者学会自我调节方法。放松疗法包括头部放松法、四肢放松法等，每日3次，每次30分钟。音乐疗法可选择舒缓的轻音乐，如《步步高》、《茉莉花》等，音乐疗法能够缓和交感神经的过度紧张，减轻压力反应，降低对当前应激事件的敏感性。干预共进行4周。

1.3 抑郁量表的应用

选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纳入对象进行评定，分数范围是20～80分，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重。均由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进行调查，时间为25～30 min。

1.4 CRP和Cor的检测方法

CRP和Cor的试剂盒均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RP的检测应用免疫比浊法，Cor的检测应用放射免疫法。严格按实验步骤操作，并均由同一技师完成，以减少误差。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采用SAS 6.12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比较应用t检验或χ2检验，以α=0.05为检测水平。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抑郁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抑郁评分明显降低，而对照组无明显变化。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抑郁评分比较（x±s，分）

2.2 两组护理干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表3 两组护理干预满意度比较[n（%）]

2.3 两组干预前、后血清中CRP和Cor变化的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血清中CRP和Cor的表达差异不明显，干预后CRP和Cor均下降，但是观察组患者血清中CRP和Cor的下降值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4。

3 讨论

脑出血患者康复期时常存在负性情绪，主要表现为抑郁。有研究认为抑郁患者血清中CRP和Cor的表达上升，并对加速抑郁的进展有明显作用。CRP是主要在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反应蛋白，由细胞因子如IL-6、TNF诱导的肝脏细胞产生，参与局部或全身炎症反应，是反映炎症或组织损伤的重要指标，其血清水平的高低反映动脉病变炎症反应的强弱[3]。CRP与脑血管疾病的密切关系主要在于神经组织损伤及修复性反应时，CRP通过经典途径激活补体系统，产生大量终末产生物，损伤神经系统的认知功能[4，5]。虽然血清细胞因子与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机制尚未明确，但有研究发现，免疫系统作为大脑的一种弥散感觉器官，可以与大脑形成双向联络网，随着免疫细胞的激活，可以导致大脑发生变化，进而出现情感、认知及行为的改变，而血清细胞因子，尤其是CRP和Cor参与了神经-内分泌-免疫过程，亦可能参与了抑郁症状的发生过程[6]。CRP和Cor均以某些特殊的转运方式到达脑组织发挥对神经细胞营养的调节作用。多种因子可对晨间的Cor进行调节，使Cor对急性心理应激的反应相对迟钝，引起抑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发生。也有观点认为，神经细胞中去甲肾上腺素和5-HT激活后引起应激源的刺激作用明显增强，HPA轴亢进，垂体分泌旺盛，肾上腺产生Cor增多，抑郁情绪加重[7，8]。因此CRP和Cor与抑郁情绪具有直接相关性。

本实验的研究结果显示特定护理干预对脑出血康复期患者的抑郁有明显调节作用，提示临床中可以针对性地对患者开展干预，也可以对抑郁程度重的患者普遍应用。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率较高就充分证明了护理干预的有效性，通过对观察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降低，战胜疾病的自信心提高，抑郁程度明显降低。实验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血清中CRP和Cor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下降，提示护理干预可以有效地调节与抑郁相关的CRP和Cor表达。CRP异常表现时可通过对下丘脑或杏仁核的刺激使HPA轴活性增强，促进抑郁的进展，CRP异常表达是引起情感相关细胞因子级联反应的始动因子，血浆中CRP的改变可以促进抑郁的发展[9]。抑郁水平直接影响自主神经失衡的程度，因此有效地应用药物或相关干预措施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神经系统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系统，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有效缓冲心理应激，唤起患者的适应机制[10]，使血浆中CRP和Cor的表达下调，对治疗或改善脑出血患者抑郁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1，12]。

总之，脑出血患者康复期时积极应用心理干预，可以有效地缓解抑郁情绪，同时可以有效降低血清中与抑郁相关的CRP、Cor表达，患者满意率高，在临床中可以积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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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论述了古代哲学“精气合一”到中医学中精、气涵义分离的演变，揭示了中医学中“精”与“气”的根本区别在于：“精”为人体最基本的物质基袖与本原而无调控之用；硕士论文“气”为调控维护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而不是最 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本原。古代哲学气分阴阳、阴阳和则万物生化的辫证调控思想在中医学得到充分合理的继承。中医学“气分阴阳”最大的意义是在气为人体调控之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人体之气的调控之道。

中医是古代哲学科学化的产物之一，又通过其科学哲学化不断丰富和充实古典哲学的内容并推动了古典哲学的发展。“气”、“精”与“气分阴阳”为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与指导思想，中医学对它们进行了演变和传承。

1.古代哲学的气、精及中医学涵义的演变1.1哲学之气的涵义与精气合一古代哲学之“气”的涵义是非常复杂的，气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摄了广泛的义项与外化形式。曾振宇川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的“气论”分门别类地加以剖析。认为古典哲学之“气”是一个模糊、驳杂而游移的概念，具有泛生命性、泛伦理道德性、直观性和前逻辑性等“四大特质”，其内涵与外延都不清晰，只是一个“前哲学”的概念。这种中国古代哲学中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的特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气学理论是诊释自然、生命、精神、伦理、社会、人事等多维世界哲学规律的思维载体，“气”的概念虽然“辞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却以它“大一统”的独特优势达到了古人经世致用与认知追求的价值目的。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释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要而言之，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气，是指占空间，能运动的客观存在”。去粗取精后可以看出，气的最终涵义有“元素与本原”物质之义[4〕，一方面气为天地万物之基本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本体“元素”，是 存在于宇宙中的运行不息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具有构成万物的“质料因”；并且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调控、维系着万物发展变化从而具有“动力因”。另一方面气为宇宙万物之“本原”，为化生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这种“元素与本原”的观点反映在古代历代“气本论”哲学思想中。持“道本论”的道家、持“理本论”的程朱理学家在认识气方面，则否定气的“本原”部分，把道或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但保留了气“元素”部分的涵义。古典哲学中也有“精”的概念，但与气的概念基本是统一的困，如《管子》有“精也者，气之精者也，”“一气能变曰精”，《淮南子》有“烦气为虫，精气为人”，可见精与气概念的统一性，有时精是指气的精华部分，总属于气的范畴，所以哲学中常“精气”并称，都是存在于宇宙中运行不息且无形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元素与本原”物质，如《易传？系辞上》说“精气为物”。古代哲学精气的思想渗透到中医学中，对人体的本原与物质基本的认识无疑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1.2中医学中气、精涵义的区别与关系中医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体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中医学之气、精主要指人体之气、人体之精，它本身的精气概念是为了自身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而生，所以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医学的人身之气“是人体内的活动力很强的运行不息的、无形的极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气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着人体内的新陈代谢，维系着人体的生命进程。气的运动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故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其运动来维系和调控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在人体这个系统中，气是一个具有调控动力作用的流通物质及信息的载体。中医学人体之气的概念的形成源于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法与观察体悟，并受到古代哲学精气思想的渗透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之气的“元素”的部分含义，以“元素”中的“动力因”特点为主，即主要表现为调控作用，作为“质料因”的涵义是不完整的，气只是基本物质之一，并不是“最基本物质基础”，气是不断运动的，不能直接凝聚为人体脏腑和代谢形体等有形物质，只能通过其不息的运动来促进和调控精、血、津液等基本物质的化生。正因为如此，人之本原也不可能来自于气，中医学之气已无“本原”之义。人体之精的概念，《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7版中的定义是“由察受于父母的生命物质与后天水谷精微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精华物质，是人体生命的本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狭义上讲，精为来源于父母生殖之精、即先天之精，如《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这是人之本原的含义；广义上讲，它包括生殖之精、水谷之精、血、津液、髓等一切精微物质，且“精一般呈液态储藏于脏腑之中或流动于脏腑之间。”所以精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如《素问？金匾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学人体之精的概念源于古人对“生殖之精”的认识，并受到古典哲学中精气思想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中精气“本原”与“元素”的双重涵义，但它继承的“元素”部分的涵义也是不完整的，只有其中的“质料因”，而没有“动力因”，也就是说精只构建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而没有推动、调控、维系作用的含义，这和气的“动力因”为主的特点形成互补。看来古代哲学之“精气合一”的气学理论渗透到中医学中，其气的“本原”与“元素”的涵义被作了新的调整与分配，中医学人体之气主要是继承了“元素”中“动力因”的涵义；而人体之精继承了“本原”和“元素”中“质料因”的涵义，这样中医学精与气的涵义与作用有了不同而分离开来，从而构建了人体大致模型：在以精为最基本物质与本原的基础上，以气为人体信息调控、维系的物质力量。因为气的无形性、不断运动性的特点与精的有形性、相对静止内藏的特点，二者因而构成阴阳关系：气为阳，精为阴。二者互相化生、互相依赖而存在。一方面气可化精，气可通过调控运动促进精的生成；另一方面精又可化为气，精虚则无气。

2.古代哲学“气分阴阳”思想及中医学对其传承2.1古代哲学“气分阴阳”的思想及意义气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与元素”，它化生天地万物，并推动、调控、维系万物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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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弥补中国古代哲学知识的匮乏突破入门难的瓶颈

要准确理解一门学科的真正内涵，必须具备必要的上源知识。所谓上源知识，指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产生、形成的知识源头，是学习、研究、应用该学科前提。中医学的上源知识体系包括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药物的性味归经理论、方剂的配伍理论等，无不是建立在哲学体系之下的。离开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就失去了根本和精髓，就只是一堆松散的原始经验[1]。因此，中国哲学正是认知中医的上源知识，是认知中医的法门，也是中医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而在目前的中医研究、教学过程中，非但不重视反而排斥哲学，甚至将其视为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古之习医者，多先研习释、道、儒等流派的经典著作，然后再研习医学专著。具备了良好的上源知识基础后，“迁移”更快，入门容易，对中医的理解、掌握更为准确和迅速，大大地提高了成材率，缩短了成长周期。北宋时期的名相赵普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民间亦有“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秀才习医生,只用一五更”之说，讲的都是这一道理。因此学习中医学,中国哲学是必修的基础课程和桥梁课程[2]。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曾言：“医者诚能深于哲学，其诊病之际，直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3]可见，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医学入门之砖，更是晋阶之法。今之教育，从幼儿开始，已难觅古典哲学教育的踪影，中学阶段又多以数理化为重点，到了大学阶段学，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生对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是异常陌生的，接受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思维非常困难，整体思维、辩证论治思想很难确立，更遑论牢固。到毕业之时，相当一部分还在中医门槛之外。及至硕博士研究生阶段，不但未及时补上中国哲学知识的空白，反而普遍用西医的手段来研究中医，与传统中医方向渐行渐远。难怪一些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不无感慨地讲道，现在中医院校的硕博士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哲学基础知识的熏陶，普遍存在源头知识的欠缺。解决这种“入门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中医教育模式，及时补上中国哲学这一课。

2注重古典哲学的熏陶首重道家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包括道、儒、释三家。起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道家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4]，敏锐地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家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科学、艺术以及医学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植根于以道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壤之上[5]。比如以道家的道气论、无为论、辩证观、直觉思维、气化理论等哲学思想为基础，《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则正是基于道家“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的思想而建立的；根据“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医治疗疾病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驱邪的趋向等因素，顺应其势，从最近的途径以驱邪外出，达到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以免扰乱更多脏腑[6]。在治则方面又提出了“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的治疗原则。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因此，王礼贤指出：道家哲学乃中医之根。中医理论不仅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其代表著作《黄帝内经》本身更可作为一部道家学术之发挥的著作来读[7]。因此，要读懂中医学的基本内涵，具备一定的道学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例如，和法是方剂学“八法”中难理解的治法。道学中的“和”有4层含义：一是从事物规律上讲，“中”即为“正道”，为自然必由之路；二是从事物变化上讲，“和”即为度；三是从空间上讲，“中和”含有“生化”之义；四是从时机上讲，强调“不得己”而为之。据此，可将“和法”分为狭义和广义、相对和法三种。狭义和法指的是和解少阳；广义和法则包括表多种治法的组合的“生化”过程；而相对和法则指和法使用的度[8]。因此，在入门之前，粗读一些诸如《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亦可有意识地将一些道家基本思想贯穿进来。学习的目的不求至精至深，但求得其大旨，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医有关问题的基本内涵和来龙去脉。

3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

以前的两千余年，中国的医学体系中，中医独存独盛；而后，中西并存，以中医为主；及至今日，西医渐占上风，在社会医疗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一些学者（主要指西医学者，也包括部分非正统中医学者）常以西医的观点来评判中医的观点、治疗方法以及临床疗效，得出不能准确反映中医本来面貌甚至歪曲中医中药的说法，更有甚者提出“废除中医”的极端论断。如此大环境下，中医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渐受到挤压，传承和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医者的生存与发展，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是不容逃避的现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吕炳奎就曾针对当时中医现状沉痛表示：“现在的中医院，除少数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方向外，大部分已经名不副实了，名义上还是中医医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是在门诊上用点中药，病房已经完全西化或半西化了。”60年后的今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更盛。反映到中医学教育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学生入校前对中医缺乏了解，入校后缺乏兴趣和动力，毕业后就业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对未来中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摆在中医教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让他们认清中西医各自的思维特点，各自的长短处所在，并从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医学体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刘泰逢教授曾撰文指出“中西医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其哲学基础的差异”[9]。因此，应该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从哲学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并将其贯彻到日常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等不同环节，循序渐进地实施，强调长时间的熏陶，力图扭转认识上的漩涡。

从哲学源头来看，西医源于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属于海洋文明，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力图通过明确的范畴和思维掌握各个事物间的细微规律；而中医学起源于东方哲学，主要发源于中国，属于大陆性文明，强调无区别，注意寻求普遍真理，寻找事物的总规律[10]。二者在研究对象的层面、研究的方法、方向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西医支持生命的物质层面，认为生命由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组成，其规律系实体之间的规律，具有稳定性，需要用分析—还原的方法获得。认知过程中，借助现代化技术和方法，依次从个体水平、脏器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逐步展开。中医则支持生命运行的自然整体层面，认为生命的规律系自然的整体运动关系的规律，具有变易性和包容性，需要依靠体察和领悟，用综合的方法来认识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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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一直有自己的医学科学，它珍藏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指导下，通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对中医科学性持否定态度者，坚持狭隘的科学观――科学实在论。认为自然科学是唯一的科学，而哲学、社会和人文等知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科学研究的惟一方法就是理性分析方法，只有经得起逻辑、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方法检验的理论体系才是科学。据此而论，有人认为中医学作为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体系，具有人文性、社会性的学科，不能得到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检验。

2 科学的基本特征

辞海中关于“科学”的定义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并具有以下特征：

2.1 理论指导

任何合理理论体系都是遵循着一定的具有普适性的逻辑方法而构建起来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主要包括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类比与想象、抽象与理想化、观察与实验、归纳与演绎等等，而且每一种方法在理论的构建中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2.2 客观性

科学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探索的是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这就决定了真正的科学必定是面向客观事实、立足于客观事实的。同时，一切科学理论是否正确，也只有在实践中与客观事实相对照，接受客观事实的检验，才能加以判别。

2.3 重复性、可验证性

科学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规矩是：任何一个实验事实，至少也应该被另一位研究者重复实现，否则就不予承认。可重复性特色是可检验原则的具体化，它在行为和功能方面，对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能性原则做出保证。

3中医的科学性

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个争论，主要源自于东西方传统科学在生成论与构成论上的争议上。中医是东方意义上的科学。中医学集中体现了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科学的特征。我们应该敢于承认中医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即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不能数学描述，不能实验检验。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医是一种宽泛意义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模型论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新概念，用这个新观念来审视中医学，我们可以得出中医学是科学且是模型论科学的结论。中医的科学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中医是基于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指导）

中医学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以中国古代哲学、古代医疗技术为理论和方法，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说为核心形成基本的理论体系，以辨证论治为基本的诊断、治疗体系，以中药、方剂、针灸、气功等为主要治疗手段，有自己独立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之上。

3.2 中医是具有科学的客观性的特点

中医理论的客观性在于它的实践性，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古代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源自于《黄帝内经》。

《内经》一书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R床实践。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以及“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的记载，是对人体水液代谢过程的形象描述，成为后世治疗水肿病从肺、脾、肾三脏入手的理论基础。现代治疗肾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多从调治肺、脾、肾入手，其理论来源显然出自《内经》。再如，“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素问・生气通天论》），是指过食梁厚味容易使人罹患疔疮类疾病。从现代临床来看，糖尿病足的发生、痛风病的关节肿痛，其发病无一不与过食肥甘厚味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素问・五脏别论》中“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观点，即为后世“诊脉独取寸口”的来源。

3.3 中医是经受检验的有效医学（重复性、可验证）

中医的理论自古以来都基于气、阴阳、五行学说，通过五行、脏腑经络学说，从人与自然界的整体观、人体自身的整体观看运动的规律性问题，施行辨证论治。例如，疾病中运用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收集资料，以得出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及病机给出相应治疗。如对于失眠患者，失眠在中医上称作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一类病症，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汉代张仲景把不寐分为内伤与外感，中医认为肾阴不足不能上济于心，心火独旺，故心烦不寐，心悸多梦，肾精亏耗，髓海失养，则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方用六味地黄丸合交泰丸滋阴降火，交通心肾。在中医治疗疗效显著。再如从1700多年前张仲景的《伤寒论》开始，中医就已经有了防治流行性外感疾病的经验。后来随着中医对外感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入，到了明清，又有了吴又可的《瘟疫论》和吴瑭的《温病条辨》，形成了中医独特的温病理论。中医诊治的关键在于辨证论治，而这些辨证论治的理论及方法历传两千多年，的确是中医战胜非典的有利武器。这些就是中医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实验经验不断总结保存下来的可重复验证的一个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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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事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授课教师的现状

在授课教师方面，教授哲学课程的教师几乎都是毕业于综合性大学的人文专业，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也很难在教学过程中将哲学与医学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专业课教师也普遍缺乏人文科学知识，尤其是哲学知识。由于医学专业知识庞大而复杂，许多专业课教师在理论课教学中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在有限的学时内，主要通过教师单方授课将知识灌输给学生。然而，医学各门课程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如果没有哲学思维的引导，学生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所学知识的精髓，易学而又易忘，将已学内容无法深刻理解并记忆，新内容学习起来也很吃力，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医学教学也经常会出现专业课教师“反复温故”的情况。此外，授课教师在完成课堂教学后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基础与临床的科学研究中，也同样忽略了哲学思辨能力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及指导意义。

2.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的现状

在当前医学生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中存在突出问题。首先，学生受既有理论的束缚，不敢对书本、教师说不，满足于接受与背诵现成的结论；思考问题的思路单一，缺少思维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哲学思辨能力的欠缺极大地限制着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次，由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医学生的专业学习任务比其他专业学生更为繁重，没有时间去进行哲学思维的拓展，当然也无法将各门类专业课知识相互联系，相互交融，更不能将所学的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医学知识融会贯通。此外，相对于感性直观、有现实实效性的医学理论，哲学思维则更为抽象，大部分学生没有足够的去重视它，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去探究。以上3点对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来说，矛盾尤其明显。学生既要学所有的现代医学基础和临床知识，同时又要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的内容。由于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的巨大差异，如果没有哲学思维、思辨的引导，让学生将两种医学体系融合于自身，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都会提到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两种不同医学模式要结合在一起？”、“学中西医结合就是西不西，中不中。”调查统计表明安徽中医药大学10－12届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毕业生中，对于“经过五年的本科学习，你认为什么是中西医结合？”问题的回答中，有56％的学生回答就是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或手段去解释中医；有49％的学生认为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很难真正结合在一起；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对中西医结合的未来发展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很难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具有整体性的把握，也很难将中西医结合发扬光大。这种现象无疑严重影响了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的未来发展。以上3个方面决定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生在哲学思辨能力、知识整合能力、创新能力上有待进一步地提高。思辨能力是医疗能力的核心，是临床医生科学素养的集中体现。而在高等医学教育中普遍缺乏相关的内容和指引，使得学生不会思考，不愿思考，极度缺乏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能力及发展潜能。对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他们很难自发自主地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融合于自身。没有二者的有机结合，他们就不能创新地发展中西医结合事业。因此，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中学生哲学思辨能力的探索，对培养具有批判精神、创新思维能力的新世纪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中加强哲学思维能力培养的探索及意义

1.加强哲学思辩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对中西医学整体内容的把握

现代医学的各门基础课程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加强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运用事物的普遍联系的哲学观去学习相应的课程，进而才有可能将知识融会贯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穿针引线”，运用跨学科的综合问题组织教学，运用辩证哲学思维打破学生的思维框架，训练学生从普遍联系中思考问题，让学生在前后学习的内容中架起桥梁，对学习内容进行思维加工，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知识。比如将现代医学中具有普遍联系的概念—“平衡”（如生物化学中代谢的协调调节与代谢平衡、免疫学中的免疫自稳及生理学所强调的稳态）与传统医学中的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相互类比并建立哲学上的关联；又比如介绍被誉为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新方向、终极目的和最高阶段的3P（Prevention，Prediction，Personalization）医学。其强调的“Prevention（预防）”就完美的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Personalization（个性化治疗）”更是体现了中医中辩证论治的思想。通过相关内容的讲解，将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这两种表面上的矛盾对立体通过哲学思维中的事物普遍联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探索的热情。此外，作者所在院校正在积极探索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医学课程体系改革，就是从局部与整体的联系中把握医学理论。在实验教学方面，积极探索基础医学实验课程之间的整合，增强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开设了一个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让大肠杆菌能在含有抗生素的培养基上生长，要求学生利用辩证思维及综合思考的能力，将微生物学实验中的细菌的培养与分子生物学实验中质粒的提取与转化结合起来，增强学生利用多学科知识综合设计实验的能力。

2.加强哲学思辩能力的培养为医学生批判性、创新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提供不竭动力

哲学是科学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提高医学类大学生抽象概括能力、演绎推理能力和培养创新能力的指导思想。学生具有了哲学思辨能力，才能跳出和超越本学科的局限，对事物的理解才能趋于深刻。例如在分子生物学课程中讲授基因敲除技术时，强调虽然该技术是现代医学研究中研究单个基因的功能的最重要最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手段，但是这种方式过分强调了单一基因的作用，对理解复杂的基因网络帮助不大。事实上，很多耗费巨大的基因敲除实验未观察到任何阳性结果，或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是因为任何特定的基因产物仅是复杂调控网络的一小部分。另外，背离还原论和决定论的基因冗余和基因多效性也使敲除实验的效果大打折扣。正如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说“当我对生命中各个分子都了解清楚时，我对生物的整体图像反而模糊了。”通过以上内容的引申分析，既让学生明确现代医学的优势，同时也了解其不足之处，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为增强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作者所在院校在讲授课程中采用了将相关知识与创新思维实例有机整合的方法。比如在降解蛋白质变性的时候，引入肿瘤治疗的热疗法，将学生在医用化学课程中即学到的碱金属遇水产生的放热反应与肿瘤治疗联系起来，介绍中国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在肿瘤热疗法方面的相关进展，通过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引导学生什么是创新。在讲解PCR技术产生的背景时，强调生物体内的有关DNA合成的理论都已掌握，为什么不能把它拿到体外的试管中进行呢？而穆利斯想到了，并做到了，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通过以上内容的引申，让学生在领略到医学大家创新成就的同时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医学教育也应如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所倡导的那样，让新思想的产生不是教育者给受教育者的，而是受教育者自己得出的结论。因此，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对医学生的创新思维具有启迪与导向作用。

3.加强哲学思辩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本质及方向的把握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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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在中医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对中医内科学中许多的概念和名词术语,乃至临床理论进行阐释,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国内中医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目前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从自然哲学视角来思考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学东渐”的冲击,一些中医药研究领域在引入诠释学的同时,“西化”倾向明显,多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概念、范畴及学科模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的推定,脱离了中华文化的氛围[6]。鉴于此,我们应在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内科学的系统性研究中,用与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医内科学,移植复杂性系统科学中的释义和理论,深入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模式,用现代哲学方法论阐释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为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1对中医内科病证的诠释

2.1.1病证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核心病机、演变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中医内科学多以病的主症来命名,如咳嗽、心悸、头痛、眩晕、胃痛、水肿等,也有部分病名与该病的主要病机有关,如郁病、虚劳、癃闭等。证候指医生观察与收集的患者四诊的信息,主要指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还包括中医诊病所重视的体质、性别、年龄、职业、自然环境(天时、气候、物候、地理等因素)、生活水准、人文生态、此前的诊疗经过等状况,以及各种现代检测的结果,它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是四诊信息表达的人体生理病理反应状态环节过程的概括,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3个基本特征[7]。病与证:病是指疾病完整的过程系统,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环节过程。临床诊疗中,常将病、证二字放在一起讲,这样既能包括某病的临床特征,也概括了病因和核心病机。证与症: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即医生诊病时收集到的患者的异常现象,由症状和体征两部分组成,除了包括患者自我感觉或发现身体不适、异常的表现,还包括由医生观察到和体检出的患者的病理征象,如舌象、脉象及通过色诊、触诊收集到的临床信息,也可参考西医体检所得的信息;而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证研究的重点需要重视对证候动态观察的理解和阐述,通过“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8]、“病证结合,方证相应”[9]的研究思路辨识疾病的证候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以证候为诊疗对象的辨证论治模式进行深入探究,提出“意象诊疗模式”概念并加以阐释[10],从而对证候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探究和动态监测,为病证的诠释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依据,使中医内科病证更加贴近科学,更加易于被现代医学和现代人所接受和认识。

2.1.2对内科疾病病名的诠释

为了便于掌握,我们将疾病首先分为外感与内伤杂病两大类,内伤杂病再根据五脏、气血津液、肢体经络进行分类,当然,疾病所归属的分类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引入诠释学方法对内科疾病病名的概念进行现代诠释,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反复研读,系统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结合现代科研成果,定义其内涵与外延。《中医内科学》教材所列的疾病绝大部分是常见病、疑难病。首先应该对国家规划教材收集的50种内科疾病进行诠释。诠释过程大体有3个层次,第一是疾病的起源。一般来说,许多疾病病名的提及或症状的描述都是在《黄帝内经》中,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以症状或体征描述为主。第二是疾病的充实完善。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众多医家通过诊疗实践,结合鲜活的临证经验,从不同方面补充完善了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预后转归和流行病学特点,为现代疾病概念的规范奠定了基础。第三是系统发展。这个时期主要是指近现代,首先是语言的转化,将古文演变成现代文进行阐述;其次是增加当代中医学者的新见解、新技术;最后是纳入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医案知识库的发掘与循证医学的研究等,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语言、术语、概念进行阐述和解释。当然纳入的过程应重视体现中医原创优势与传统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以“肺胀”为例,“肺胀”属现代难治病,由多种慢性肺系疾患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所致。中医古籍对肺胀的记述颇多,有明显的阶段性,后世医籍对本病也不断有充实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将其作为专门病证,列专篇论述。《灵枢•经脉》篇提出:“肺胀者,虚满而喘咳。”明确了病名,其病位在肺,主要症状有喘、咳及胸部膨满3种。这应该是第一个层次。晋隋唐时期医家开始认识到肺胀属本虚标实之病,详细论述肺胀多由久病体虚,肺脾肾虚损,水停痰凝,气虚气满,痰瘀互结,外寒之邪乘虚侵袭,以致气机升降失调而发。隋代巢元方更是强调肺气本虚,复感外寒之邪是导致肺胀的发病机理,元代《丹溪心法•咳嗽》云:“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提出本病痰挟瘀血证候,并开创活血化瘀法。明清时期进一步整理规范认为,肺胀是一组症候群,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此属于第二个层次。近现代除进一步完善描述其临床症状外,并研究分析肺胀客观上存在着气道高反应性、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肺瘀血等病理状况。若能将其“系统”地纳入,形成肺胀项下的相应条目,则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肺胀的内涵和外延。经过发展,肺胀病的概念为:以胸部膨满、憋闷如塞、喘息上气、咳嗽痰多、烦躁、心悸、面色晦暗、或唇甲紫绀、脘腹胀满、肢体浮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一种慢性虚弱性肺系疾患。其病程缠绵,时轻时重,经久难愈,严重者可出现神昏、惊厥、出血、喘脱等变证与坏病。继之制订肺胀的分期和分级标准,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内容等。从肺胀的病名演变过程看,符合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按照复习文献资料,临证细心体悟;结合众家之长,归纳整理;通过诊疗实践充实修正;纳入现代研究成果,完善肺胀病的现代诠释[11],应属于第三个层次。

2.2对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的诠释

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是指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具有中医内科学学术特点,并构成本学科概念体系的特有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名词、名称、用语,如命门、髓海、阴结、肺胀、消渴、偏头痛、萎黄、脏躁、髓海、蓄血、肝积、淋证、肾风、癃闭、关格、筋痹等。专有名词术语有其自身的含义、使用特点和范畴,而且它在中医内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释中也极为重要,若不能对之进行明晰的厘定,必然会影响学习者对它的准确把握。历代医家从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认知角度提出专属内科学的概念术语,他们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借助诠释学对中医内科特有名词进行辨识的验证,对其演变进行哲学审视,揭示术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及术语原构造者在当时文化环境下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理解和表述,采用现代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对这些术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作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并用科学语言转换为具体的说明,使说明的内容能进入实验过程,从而矫正部分古代医学术语概念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隐喻性的不足,进而不断发掘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在对中医内科名词术语进行诠释时可以参照朱文锋[12]对规范中医诊断名词术语提出的几项基本原则,进行分步骤诠释学研究,一是科学的医学名词术语必须在实质内容上统领其所属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全面收集查阅古代、近代医学文献,并结合临床广泛调研,注重名词术语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二是在初定正名的基础上做出注释,进而按其内涵、外延做出定义性注释,定义有困难的先做说明性注释,力求用词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简明性、单一性、派生词能力强;还应组织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及其他中医临床学科及术语学、汉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整体讨论,完善其现代属性。

2.3对中医内科临床理论的诠释

中医内科理论方法论的构建与完善是关系中医内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遵循形象—具象—抽象思维方法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审视,用现代化语言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升华而后赋以清晰、明确的科学性表述,使其真正融入到现代医学体系中,是中医内科学界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现代诠释学的引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中医内科理论进行诠释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医学系统整体与形象思维的特点,重视症状学观察,证候病机的归纳,重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通过理解重构、思辩创新来发掘传统内科理论中潜在的知识结构和科学内涵,通过翻译的手段实现理念更新,用逻辑、数学语言加以表述,进行科学语言的转化过程,进而采用模式生物实验加以佐证。同时根据对诠释学的三要素之一——应用的理解,我们明确了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因此,中医内科理论的诠释应以实践观点为基础来重建现代中医诠释学,将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基于循证医学临床数据支撑的诠释,采用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等[13],建立中医内科的临床应用模型,通过应用模型证明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以“通因通用”内科临床治疗理论的诠释为例。“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属反治法的内容。原文:“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告诉我们在诊疗疾病过程中要审证求因,辨明真伪,遣方用药时采取顺从疾病外在表象而治的治法,这便是诠释该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医家张子和谓:“君子贵流不贵滞。”着重强调了气机通畅的重要性;高士宗谓:“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此说法不但在前人基础上对“通”的理解做了概念的提升,而且为通法的应用打开了新的思路。在具体临床实践中,医圣张仲景对通因通用治法的应用可谓心思周全,巧妙灵活,其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多处提到“通因通用”治法,如“汗法治汗”的桂枝汤,“下法治利”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吐法治吐”的瓜蒂散,“活血祛瘀法治胎动不安之漏下”的桂枝茯苓丸,等等,这些用法充分扩展了“通因通用”的临床应用范围,同时也表明该理论的应用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医者在诊病时,不再将通法拘泥于下法,凡人体表现出异常通的假象,均可用通法治之,此为第二层面上的诠释。“通”字,《说文解字》谓:“达”也。《辞海》谓:“通,贯通,由此端至彼端,中无阻隔。”就机体而言,在生命活动中,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气机畅达是新陈代谢活动的基本保障,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各方面的功能失调均可导致异常“通”的症状,因此,凡机体各孔窍表现出非生理性“通”的症状,如自汗、盗汗、呕吐、吐血、衄血、泄泻、下痢、脱肛、遗尿、淋证、崩漏、带下、遗精等均可视之为通证,在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的基础上,辨明真伪,将符合形通而实不通的病例纳入到“通因通用”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内,以通为用,以通治之,从而完善对该理论的升级,即诠释的第三层面。此外,又如“肺热叶焦”、“宿痰伏饮”、“心肾相交”、“乙癸同源”这些中医内科学生理病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学意蕴,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另如,“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壶揭盖”、“引火归原”、“利湿退黄”等治疗方法中包含的自然哲学思维以及它们的实质性内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现代诠释。

3中医内科学诠释的原则与方法

3.1崇尚国故,熟读经典

诠释的第一要素是理解,只有明确理解了所诠释的对象,搭造出诠释框架,才能发现框架的瓶颈所在,从而为之输入新的科学元素。就中医内科学而言,要想准确诠释内科学的概念、理论,首先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需要熟读经典,追思前贤学说,只有读懂吃透,才能全面、深刻理解其主旨和精髓。3.2研习原著,勤于临证中医内科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发展,本身也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著作的不断阐释来实现的,因此,临床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它既是诠释的基本手段,也是诠释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取临床疗效,一方面可以使中医内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实践证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内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