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资银行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继2002年东亚、汇丰、渣打、恒生银行等第一批外资银行内地分行获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以来，花旗、德意志、摩根大通和瑞穗实业银行又获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先后有花旗、汇丰、渣打、德意志等银行上海分行和新加坡发展银行等获准QFII证券托管业务和网上银行业务。部分外资银行还相继推出了结构性存款、多币种账户、活期存款账户透支和买方付息票据等业务。经国家外汇治理局批准，上海最近又在全国率先实施外资银行外汇贷款治理改革试点，在沪经营的外资行可自行审核办理外汇贷款利息和费用的收付。

经营特点显著

客户选择趋同。我们在对上海近20多家外资银行的调查中发现，外资银行的贷款对象中有80％—90％的客户是其本国在华的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以及相关的外籍人士。这一方面是因为外资银行是随其本国在上海和江浙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服务而来到上海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往往与其本国银行签订了全球合作协议，其在华子公司将理所当然地选择其母国银行的在华分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本国的企业有可靠的信息和资信评级，可以做出相应的贷款和投资。

业务经营集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其母公司的主办银行也随之纷纷进入中国，为这些老客户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截至2003年7月，上海市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商投资企业贷款余额为54.29亿美元，占全部外汇信贷的79.6％。大多数的外资银行，非凡是欧洲的银行、日本的银行和韩国的银行，批发和公司业务占80％以上。外资银行业务集中不仅表现在公司业务上，还表现在外汇业务上，在34家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中，九成以上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占其全部业务的八成以上。

地区差异性强。在沪的外资银行，无论是在客户方面还是业务取向以及经营战略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如美资银行实力雄厚，客户资源丰富，业务拓展能力强，金融品种差异性大，经营方式灵活。欧洲的银行则表现出了稳健成熟的特征，他们更关心未来的发展空间。亚洲的银行由于文化差异小，进入市场更轻易一些。

人民币融资渠道狭窄。截至2003年7月末，在沪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人民币资产已达418.83亿元，人民币业务已经成为外资银行盈利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外资银行人民币资金的主要来源仍局限于本币存款和同业拆借，分别占人民币负债总额的54.14％和29.17％。外资银行普遍反映人民币融资渠道狭窄，放贷的人民币绝大部分来自于同业拆借。因拆借多是短期资金，因此外资银行很难发放中长期人民币贷款。央行提高存款预备金率后，近期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要求各分支机构停止向市场拆放，这意味着外资银行的人民币资金融资更为趋紧。

在沪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有下降趋势。在沪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的存款余额占比从2001年底的0.99％提高到2003年8月末的1.6％，贷款余额占比则由2001年底的3.92％下降到2003年8月末的2.7％。外资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余额占比由2001年底的11.54％略提高为2003年8月末的15％，外汇贷款余额占比则由2001年底的48.40％大幅下降到2003年8月末的5％。竞争有冷有热

来沪的外资银行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当年就可以开展全面的外汇业务，但对开展个人零售业务的准入顺序不同，中外资银行在竞争方面表现出了如下特点：

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大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竞争。调查中，瑞穗实业、三井住友和日联银行均表示，他们的目标客户仍是日资企业，原因是对其资信比较了解。所以，日资银行间公司业务的竞争就格外激烈。

在外汇结算业务上也是如此，由于同一国家和同一地区的币种相同、业务特点相同，因此，竞争也就更为激烈。

同质业务的竞争大于不同质业务的竞争。同质业务是指那些性质相同，差异化不大的业务，如贸易结算业务，这是上海中外资银行共有的业务。所以，中资、外资、中外资银行间都存在激烈的竞争。企业的偏好，银行的服务水平，地区的渗透能力，以及与其他业务的连带关系都可能成为决胜条件。比较而言，中资银行间的竞争更为激烈。我们应当十分注重这类业务的恶性竞争问题。

此外，在托管、信用卡，咨询服务方面，各外资银行间也有激剧的竞争。当前，渣打银行、东亚银行与汇丰控股以及汇丰控股与花旗银行间也存在全面的竞争。

公司金融业务的竞争大于零售业务的竞争。公司金融业务对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的要求没有个人业务那么多，限制也比较少。目前零售业务开展较好的只有花旗、汇丰几家大银行，且又集中于高端客户。欧洲的大部分银行暂时都不想在中国大陆开展零售业务。目前，已有德意志银行和荷兰银行上海分行开展了个人零售业务。合作逐渐深入

今年，外资银行与中资商业银行多方合作正在进一步加强。

在资本合作方面，外资银行与中资股份制银行合作的意愿强于与四大国有银行。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的外资银行更愿意与中小商业银行进行股权合作，因为他们创新能力强，经营灵活，不良资产率低，有很强的后发优势。如汇丰集团收购上海银行8％股权，随后又参股平安保险公司；花旗银行收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股权，成为浦发行的第四大股东。

在具体业务合作方面，外资银行更倾向于实力雄厚且信誉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如花旗银行为了提高客户资金到账速度，安装了工行和农行的资金清算系统。三井住友等银行也倾向于与中资的大银行合作，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的战略资源更轻易提高其业务处理能力。

从合作意愿上来看，美资和日资银行明显要比欧洲银行强。日资银行和美资银行在个人业务、零售业务、网上业务和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尤为激烈，他们都倾向于与中资银行合作，以缓解网点的不足，比如瑞穗实业就希望与民生银行合作开展保理业务，花旗银行预备和浦发银行在银行卡领域开展合作等。相比而言，由于欧洲银行在经营策略上不预备在个人业务上投入较多，他们与中资银行的合作意愿便不那么强烈。焦点初现端倪

目前，外资银行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和对中国经济的理性预期，仍处于战略布局阶段，但是，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兑现，中外资银行竞争的帷幕渐次拉开，竞争的焦点也初现端倪。

国内优质客户的争夺愈演愈烈。中资行与外资行优质客户的定位都集中于：世界500强在华企业、跨国集团分支公司、信誉良好的三资企业、部分经营情况良好的国有及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个人高端客户。据统计，目前外资银行在华机构的绝大多数的客户对象是其所在国或地区的对华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三资企业，大致比例为50％-60％，中国国内的企业只占10％—20％。甚至有些外资企业，非凡是日资企业，直接在董事会章程中写明，一切外汇业务需在本资银行办理。问题是应设法避免中资银行已经拥有的大量优质客户不断流失的状况，中资银行应设法避免再出现“爱立信事件”。据统计，中国银行业60％的利润是来自10％的优质客户。外资银行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全方位的服务优势，中资银行则有本土优势和现有的政策保护，基于此，对国内优质客户非凡是国内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高端的个人客户的争夺将会日趋激烈，成为竞争焦点。

国际结算业务的较量寸土不让。虽然外资银行在客户资信调查、金融咨询服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上有很强的优势，但是，由于约束较多，比如，目前外资行对中国市场占有的份额有限，非凡是零售业务方面，利润低、周期长、风险大、机会成本较多，外资银行不想过多涉足。

当前，中外银行真正的业务较量就是国际结算业务。这种业务以国际贸易为背景，风险小，操作规范。其客户基础是在华的三资企业，其中部分客户是外资银行从本国带来的，外资银行正是把这批客户作为“抢滩”点，巩固其在华的立足点后，再拓展其他客户群。外资银行凭借金融结算技术先进、国际网点多、操作规范以及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与中资银行抢夺市场。外资银行的进出口结算虽然限制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结算和放款项下的进口结算，但因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大，国有银行受冲击仍很严重。比如外汇汇款外资银行通常1天可以到账，而中资银行要2至3天，所以大型三资企业基本上都在外资银行办理国际结算业务，随着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量的大幅提高，外资银行的国际结算优势会进一步显示出来。

公司业务争夺近于白热化。外资银行大多实行全能银行的经营模式，与严格分业治理的中资银行相比，其全方位的服务易于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业务需求，外资银行竭力与国有商业银行争夺的企业或行业，除了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外，还包括中国的外向型企业，跨国企业、大型集团公司和高新科技企业以及有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因外资银行能为这些企业提供包括现金账户的支付、抵押贷款、融资租赁、职工养老保险计划、消费贷款、企业资产治理和投资顾问等一揽子服务，且有助于其扩大出口，降低成本，所以这些企业会选择那些服务方式灵活、效率高、态度好的外资银行。

在沪部分外资银行已经开始在零售业务方面做好充分的预备，他们布设网点，与中资银行合作，建立信用卡中心，非凡是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进入中国后，将会对国内四大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和消费信贷业务带来极大的冲击。

此外，花旗等8家外资银行抢先注册多项专利，仅花旗就有19项专利进入最后审批阶段，而国内四大国有银行目前只有11项专利。花旗的19项专利有3个共同特点：第一，大多冠以“系统”、“方法”之名，是一些商业方法；其次，他们主要是配合新兴的网络技术或电子技术而开发的金融服务与系统方法；其三，多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发明专利。花旗银行19项发明大多直指网上银行业务，这是外资银行争夺国内客户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径。同时，这些专利申请一旦成功，不仅可以强化花旗自身的服务能力，从专利转让授权中获利，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同台竞争，稍有侵犯就有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最终面临被迫退出市场的危机。

人才竞争决定中外资银行的成败。外资银行的雄厚实力、有效的激励措施和灵活的用人战略以及丰厚的待遇都对中资银行提出了挑战。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央行和政府机关的部分资深职员以及高级治理人才，流失到外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给中资银行带来损失，同时，也为外资银行带来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和无形资产。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对人才的重视远没有落到实处，应当充分熟悉到人才的竞争将是一个焦点问题。

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恶性竞争不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某些银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争夺客户，不顾风险、不顾回、不计成本，打球，有些中资银行对外资银行的人民币同业借款利率不断下降，甚至下浮到30％-40％。如此低的利率在使外资银行获利的同时，也使他们对中资银行的风险意识和治理水平疑虑重重。类似的恶性竞争，只能加大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最终导致系统风险。

中外资银行的差别待遇和经营模式的不同，不利于公平竞争。目前，外资银行享受了部分超国民待遇。从中外银行税收负担差异来看，中资银行比外资银行至少高出五个百分点；外资银行的外汇贷款可以结汇，而中资银行则不可以；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经营地域可以扩展至江浙两省和其他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中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却不可以跨地区经营。这种不平等的情况扩大了外资银行单个机构的经营地域，降低了外资银行的网点成本。毋庸置疑，税收、中间业务治理等，外资银行其实也部分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外资银行混业经营，中资银行分业经营，经营方式的不同带来了竞争力上的差异。尽管外资银行在中国必须按中国的法律要求来做，比如，花旗银行由银监会监管，所罗门美邦由证监会监管，旅行者集团由保监会监管。花旗的代表处、分支机构不能兼营，人员也不能交叉，建筑物要分开。但是，花旗集团内信息共享，网络统一，其保险客户、证券客户和银行客户之间可以相互影响。而中资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却是各自为战，无法共享信息。

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在竞争和风险的考虑上就稍嫌不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我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外币业务、人民币业务、营业许可等方面的限制，履行如下承诺：正式加入时，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在客户对象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可以立即向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全面提供外汇服务，且不需要进行个案审批。正式加入时，立即答应外资银行在现有业务范围基础上增加外币兑换、同业拆借、外汇信用卡的发行、国外信用卡的发行等业务。2003年底开放外资银行对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2006年底，答应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加入后五年内，外资银行将享受国民待遇。三年宽限期很快就到，中资银行在经营目标、治理模式、金融创新和体制改革上都没有根本的改变。中资银行在国家信用的担保下，在各种政策的保护下，依靠其本土优势，仍然占据着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不少人很快就淡忘了“爱立信事件”之痛，放松竞争意识，淡化风险意识。以美洲银行为例，其非利差收入构成就有存款账户服务费、银行卡服务费、信托服务费、交易收入、私有权益投资服务费、贷款销售服务费、证券销售服务费和分支机构及业务销售收人等11项内容。而我国的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分业治理，普遍存在着中间业务起步晚，范围窄，创新能力差，产品单一，缺乏吸引力的问题，中间业务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筹资功能较强、日常操作简单的结算类和类业务。近年来，中资银行加强了金融创新的力度，纷纷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推出买方付息票据和保理业务，同时，央行和监管机构也积极鼓励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减少审批环节，从结算账户到银行卡的推广都给予足够的支持。但是，如若中资银行不从根本的观念上进行改变，不把利润和风险收益回当作经营的目标，没有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以及风险内控机制，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赖以形成垄断的本土优势和网点优势，就会成为桎梏和战线过长的成本劣势。

篇2

关键词：中外资银行合作合作领域合作方式

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和协议关于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表，2007年外资银行已经可以在中国金融市场经营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已经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外资银行基本上实现了与中资银行在同等的经营环境中运营。毫无疑问，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开展激烈的竞争，中国金融业将会面临较大的压力和冲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也为中外资银行的合作双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利益分析

2007年，外资银行已经可以在中国金融市场经营人民币业务，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进入了全面竞争时代。目前，从总体而言，外资银行具有中资银行所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某些方面，中资银行具有相对竞争优势。如果双方进行合作，优势互补，将促进双方更快的发展。

1、中外资银行竞争优势比较分析

中资银行有如下相对竞争优势。首先，中资银行有国家为坚强后盾，有中央银行提供信用手段作为抵御市场风险的保障，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和亲和力，拥有长期、广泛、稳定的客户基础。其次，中资银行在中国运营多年，对于中国国情、文化背景与国内金融市场有着深刻的认识，具有丰富的本土经营经验，尤其是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十分了解，熟悉央行的监管规则与条例，深谙中国市场的规则。第三，中资银行拥有覆盖全国的网络、充足的人民币来源、完善的人民币清算系统及较强的国内市场分销能力，在人民币配套服务上具有优势。

外资银行的相对优势在于资金实力雄厚、资产质量优良，有较高的信誉和良好的市场形象，具有金融混业经营、综合服务的业务优势。同时外资银行金融技术和风险管理水平较高，在产品的开发与创新、高收益和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及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另外，外资银行在全球拥有广泛的业务网点和先进的通讯网络，在境外分销方面具有优势。

2、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利益互补分析

从以上中外资银行的相对优势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外银行都有各自的优势，正好互补。因此，中外资银行携手合作，将各自的优势相结合，做大市场，将极大地促进双方更快发展和进步，实现双赢。

中资银行通过合作至少可获得以下利益。首先，提高技术水平，增强业务拓展能力。中资银行在合作中可以借鉴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金融产品、营销方法和客户服务，推动自身的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进程，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迅速增强竞争力。其次，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我国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引入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外资银行的报表披露、会计和报告方式与国际接轨，中资银行在这方面可以向外资银行学习，从而从整体上提高银行业信息披露的质量。再次，降低了中资银行进入海外市场的门槛，加快业务的渗透与扩展。外资银行的全球网络体系为中资银行开拓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便利。通过合作，一方面降低了中资银行进入海外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也防止了业务发展中与外资银行可能发生的恶性竞争，加快自身的国际化步伐。

对于外资银行来说，在中国加人WTO后的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可集中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业务。外资银行只有与中资银行合作，借助中资银行的资源、网络优势和客户的渊源关系，弥补自身在网点、人民币资金清算及客户信息等方面的弱势，才能迅速实现其扩大业务和产品范围，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发展战略。而且，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外资银行更加注重与中资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层面由初期的同业拆借等人民币融资业务向多领域发展。如花旗银行为了提高客户资金到账速度，安装了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资金清算系统，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也得到了相应的手续费，并获得了人员培训机会，实现了双赢合作。

因此，中外资银行应加强合作、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目前，中外资银行的新动向也说明，中资银行寻求与国际金融业开展合作的战略构想与外资银行寻求中国合作伙伴以拓展业务的意图不谋而合。同时，我国2002年2月4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为中外资银行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可见，中外资银行的优势互补和双赢合作是完全可行的。

二、中外资银行的合作分析

1、中外资银行的合作领域

中外资银行在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互补优势为两者的业务合作奠定了基础。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克服各自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劣势，实现合作双方互惠互利是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强大动力，同时也具有广阔的前景。

外资银行在国内业务，尤其是人民币资金业务方面，更多地需要中资银行的合作，双方合作领域集中在调拨外汇和资金清算服务、转汇款或委托付款、人民币资金拆借、人民币全国(同城)代收代付业务、备用信用证担保人民币贷款业务、人民币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国内外客户调查等多个领域。中资银行可利用自身庞大的网络机构为外资银行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开展提供便利，从中收取手续费，从而把网点优势转化为利润。

而在国际业务方面，中资银行需要外资银行的合作，双方合作领域集中在外币国际清算、外币现钞业务、外币信用卡业务、外币资金拆借等多个领域。尤其是国际贸易融资服务领域，中资银行可以参加多边银行合作体系，实现征信时客户信息的共享，通过银团贷款与信用证担保业务，为客产的国际贸易提供融资便利，同时利用外资银行在世界各地的处理中心、先进的技术平台、专业化的管理以及规模效应，从而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此外，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还可以在投资基金托管领域、消费信贷领域、证券承销业务、银行内部运作机制重组、资金借贷领域、人员培训等领域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互利。

2、中外资银行的合作方式

中外资银行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合作，如在外币国际清算、外币资金拆借、人民币资金拆借、人民币全国代收代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合作的程度也由最初的局部业务初级合作发展为多种业务相结合的纵深合作的态势。根据中外资银行的相对优势，中外资银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合作。

(1)技术合作。中资银行在经营管理和金融技术方面明显逊色于外资银行。外资银行通过提供人员培训、管理服务以及有关国际通行惯例的专业技术等方式的技术合作，将有助于提高和改善中资银行的运作机制，完善中资银行的内部管理体制。外资银行则可通过技术合作加深在中国市场的认识，为进一步在中国开展业务奠定基础。目前，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已在技术方面的进行合作，中国建设银行已同多家外资银行达成了技术合作协议，这些外资银行将为中国建设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援助。

(2)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外资银行为了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结成战略伙伴，也是中外资银行合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过去，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主要集中在现金管理方面。中资银行大都与外资银行签署了协议，双方互相提供清算、资金折借等服务。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已同多家外资银行(包括花旗银行、JP摩根大通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等)达成了技术合作协议，现在这种战略合作正在向基金管理方面拓展。近年来，中国的基金业发展速度较快，中资银行大多与基金管理公司签署了托管协议，但中资银行在基金管理技术、业务经验、产品创新方面较为落后。通过建立战略联盟伙伴关系，外资银行可为中资银行提供资金、人员及产品设计培训，帮助中资银行建立基金管理服务的运营基础，提高中资银行基金管理技术水平。这种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基金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外资银行在中国业务的拓展。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先后都与JP摩根大通银行在基金管理方面展开了战略合作。而中国农业银行也与德意志银行合作，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客户提供现金管理服务。

(3)股权合作。资本合作必将成为中外资银行合作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产权方面的合作，从中资银行成本收益的角度看，部分分支机构、网点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外资银行进行股权合作，不但可以降低成本、减少管理难度，还可以学习外资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并移植到中资银行其他分支机构，促使其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资本结构，建立科学规范、决策高效、稳健发展的经营机制，从而提高整体管理和服务水平。

从外资银行这一方面来看，其运营都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增加分支机构的高成本以及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得外资银行在短期内不会大范围增设业务网点，因此，外资银行就可以通过产权合作与中资银行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并利用中资银行的地缘及机构优势拓展在中国的业务，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们一般先通过参股合作，然后再利用于自身在管理、技术和全球网络的优势逐步掌握主控权，有些外资银行甚至一开始就期望实现相对控股。在收购对象方面，外资银行更青睐股权相对分散的中小股份制银行，以便其今后实现控股。2002年1月15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公开表示，欢迎外国资本参股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外资的比例在25%以内是允许的。2002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更是为中外资银行的资本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由中国建设银行、香港名力集团、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投资组建的中金公司也为中外资银行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做了有益的尝试，都是直接吸引外资直接参股中资银行进行合作的成功先例。可以预见，以经济发达城市的商业银行为中心，中外资银行将会有更多的资本方面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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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月溪：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战略及中资银行应对措施[J]．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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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银行 本土化 市场 人才管理

外资银行是指在本国境内由外国独资创办的银行。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根据各国银行法律和管理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007年，为践行中国入世承诺，一大批外资银行获批成立。其提供的企业银行服务包括商业融资、企业存贷、资金管理、贸易服务；个人银行服务包括存贷、财富管理以及私人银行、信用卡借记卡等。国内现在主要有以下几家外资银行：花旗银行、东亚银行、恒生银行、渣打银行、美国银行、汇丰银行、华侨银行、满地可银行等。

一、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

据银监会资料显示，近十年来，外资银行资产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9%；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6%，这无不得益于外资银行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

（一）资金雄厚和完善的制度

与中资银行冗余臃肿的政策相比，外资银行以花旗为例，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已经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完善的体制制度和高效率的工作流程。例如在风险评估和内控优势方面，作为从事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各外资银行拥有成熟、完整、高效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机制，并能确保各外资银行在高风险和信息化的经营环境中，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实现其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经营目标。加上长期市场风雨的冲击和悠久的跨国经营历史，为其高层管理部门积累了丰富和有效的风险控制经验。

（二）产品和品牌优势

有明确的市场定位，重视产品的创新，在科学分析客户和细分市场基础上，推出具有吸引力的多样化产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意识强，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创新，并将金融创新能力的高低，作为衡量银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比如，汇丰银行已于2006年7月份在内地推出以港币和美元为主的固定利率按揭贷款业务，并且固定利率贷款的利息是低于浮动利率贷款利息的。永亨、东亚、恒生等银行甚至通过贴息业务抢夺人民币的房贷业务。据有效数据统计，内资银行现有的房产信贷产品只有260多种，而外资银行的信贷产品多达2万多种。重视品牌形象的建设，注重产品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实施品牌战略，增强品牌产品在社会公众中的吸引力。

二、外资银行在中国利润低的原因

尽管外资银行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过程中，自身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五年过去了，外资银行市场占有率未升反降。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2012年末，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93%，而其税后利润只占中国银行业的1%左右。对于解释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外资银行缺乏网点的支撑

外资银行由于在华开设年限短，网点少。网点少，存款就少，存款少，贷款自然就少。加上最近几年整体市场经济的形势不太乐观，零售业务盈利受损便会进一步导致网店扩张迟缓，陷入恶性循环。

（二）产品创新不足，同质化严重

外资银行原有优势在于高端理财、银行卡和网上银行等业务，然而中资银行学的很快，迅速赶超。这就导致了银行间产品及服务同质化严重，外资银行的原有优势难以发挥，中国五大行的盈利能力主要依靠国内垄断和政策支持，外资银行难以寻求政府的保护。

（三）服务创新不平衡，注重高端客户，忽视普通客户

以花旗为例，对公业务服务的是跨国企业和大型企业，对私业务服务的是存款达到50万以上的大客户。从某一程度来说，仅关注了高端客户而忽视了普通客户。而随着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数量不断增加，而在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有限的市场数量下，必然导致竞争的加剧，每家外资银行的单位市场份额趋向递减。

（四）金融衍生品遭到质疑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外资银行最为人熟知的金融衍生品一夜之间被视为“毒物”。负面新闻频出，外资银行信誉遭到质疑。

三、外资银行在华应对策略

（一）产品的创新和本土化

开发外资银行金融理财业务的种类，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投资者在房地产价格过高、股票市场不景气等缺乏投资工具的大环境下，投资金融衍生品是他们最广泛的选择，这一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力。外资银行针对这一市场需求，应开发出更为广泛的金融衍生品满足各个阶层不同消费者的投资需求，并招募本土化的人才对他们进行培训，结合他们的资源更为有效地防止负面新闻频出。

（二）服务创新的本土化

外资银行注重高端客户，忽视普通客户。而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业，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等问题，“影子银行”也日益成为银行业关注的前沿问题。外资银行在高端客户的红海中，单位市场份额骤减的情况下，应注重开发中小企业客户这一蓝海，制定中小企业信贷的不同要求，划分不同的客户群，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占领各个子市场。而在对私业务方面，可设立别的事业部服务于普通客户，与高端客户相区别，如东亚银行的“一元开户”政策和面向不同的消费群体如白领发放信用卡业务。

（三）管理人才的本土化

外资银行聘请本土化的管理人才，不但大大节约了管理资源，使管理更切合当地实际，同时与当地政府关系也更加紧密和融洽；不但培养了大批本土化管理人才、业务人才，使各项政策顺利实施，同时也为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劲；不但使本土文化跟上全球化发展，使内外沟通更加容易，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使文化融合更加和谐，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四、结语

在认识到外资银行的优势和不足后，我们应当结合其优势并充分发挥，正视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着重外资银行的本土化建设，使其更加地贴近百姓生活，不再是高不可攀，唯有如此才是外资银行的未来经济增长点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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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全球金融环境发生改变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日益则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尤其是在银行业的发展方面,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本轮危机过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会发生一定程度转移,以力争扩大客户资源,发挥自身优势,从而大力提高市场份额。

关键词 后危机时代 外资银行 发展趋势

一、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趋势

1.金融危机难以阻碍金融全球化的进程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的两个趋势,金融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抗拒的一个潮流。虽然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波及全球,在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反对金融全球化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大趋势下,金融全球化也将进行下去。但与此前金融全球化进程有所不同的是,危机后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以及发展重心可能会有所不同,且面临的监管环境也将发生变化。

2.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格局重心逐渐转移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欧美等发达国家银行业损失惨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难度较大。而同时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业损失较小,而且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必然会推动金融业等虚拟经济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金融市场的重心逐渐发生转移,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金融市场规模将大幅提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处于加快转变之中。

3.国际银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虽然危机中欧美银行业遭遇重创,很多大型银行亏损严重,且由于货币贬值和去杠杆化而导致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银行业竞争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倾斜,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发展,同时也提升了其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注意到,虽然发达国家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其在全球银行业竞争中的霸主地位并未得以改变,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型银行在全球银行竞争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尤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通过注资、并购等形式,使美国的6大银行和5大独立投行发生天翻地覆的剧变,在全球前25家大银行中占据6席,摩根大通、美洲银行和花旗银行超越英国汇丰银行居前3位。而且日本3大银行也未受重大影响,继续居于全球25大银行之列。

4.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力度将会加大

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监管不力有直接的关系。这次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国家的监管当局都认为危机的发生与监管理念没有跟上金融系统的变化有关。因此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监管在监管理念、监管规则、监管方法等方面开展根本性改革。首先,金融业监管方面将会扩大监管范围,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纳入监管。其次,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约束将会加强,如限制过度杠杆以及加强金融交易信息披露等。未来监管当局会加强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的控制,除纯经纪业务和结算服务外,所有业务均应有资本约束。同时会加强场外市场交易的监管,要加强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产品与衍生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确保各金融市场之间监管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业风险。

二、后危机时代外资银行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全球金融环境发生改变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日益则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尤其是在银行业的发展方面,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

1.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市场潜力巨大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和经济刺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同时,中国的银行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成功的经受了考研,显示出多年来金融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效果。经过危机的洗礼,我们看到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以及危机后全球金融业重心呈现出向亚洲转移的新趋势,这些都凸显出中国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这种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也为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银行市场远未饱和。

2.危机中部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不降反升

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虽然外资银行所受损失要远远大于中资银行,但那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所受到的损失要小很多,甚至有些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更为迅速,与母国银行的业绩形成鲜明对比。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信心和投入都没有受到重大影响。而且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环境相对要简单,外资银行在中国面临的机遇也较好。

3.外资银行在管理与技术等方面拥有强大竞争力

相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很多外资银行在经营理念、产品创新和人才管理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些正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所特有的优势。

在经营理念方面,外资银行一直把盈利性放在首位,而且秉承以“客户为导向”的理念,注重对客户具体需求的调查和沟通,通过细化市场等方式为客户量身定做个性化服务。而且注重盈利性的同时,还强调安全性和流动性,这说明同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商业化程度较高。产品创新也是外资银行同中国银行业竞争的优势。目前,中国国内大多数银行的主营业务依然集中在存贷差方面,利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80%甚至更高,中间业务收益仅占总利润的10-15%。而外资银行的主营业务则是中间业务,而且中间业务收入、资金交易收入和利息差收入约各占三分之一,比较平衡。由于中间业务所具有的高盈利性和高服务性,未来银行业竞争的核心必然将集中于中间业务的竞争。而在此方面外资银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利用其丰富的金融创新经验,在个人理财、现金管理等中间业务领域发展客户群,提高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此外,外资银行还拥有先进的信息技术平台,遍及世界的机构网络体系,24小时快捷的咨询渠道,可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差异服务,这种技术上的硬件优势极其派生的服务优势是对中资银行的巨大考验。

三、后危机时代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1.危机后外资银行遭遇信誉危机,在中国市场份额下降

金融危机下,因为国外母公司的亏损严重,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也遭遇了巨大的信誉危机。金融危机之前,很多客户被外资银行提供的高投资回报率所吸引,但危机爆发后,这些客户很多都迅速转向中资银行更为安全的投资。为此许多外资银行流失很多客户资源。除此之外,危机发生后中国启动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信贷投放总量增长30%,但外资银行在拓展业务过程中并没有能借势取得发展。中资银行原本就在整个银行业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外资法人银行所占比重相当低,而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进一步下滑,目前市场总份额维持在2%左右。

2.外资银行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环境

虽然中国金融业绝大部分市场都已开放,但外资银行对中国的监管环境依然存在担忧,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将会更加严格。现在外资银行必须要应对不断加强的监管力度,其中包括新账户的开立指引、客户账户余额对账、针对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新限制以及理财产品的推出。这些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对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3.中资银行的竞争将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最大对手

金融危机发生后,同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所受冲击较小,并乘此机会缩小了与外资银行的差距,随着中资银行服务能力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以及其在中国无与伦比的网点优势,外资银行面临着比其他因素更为严峻的形势。在理财、银行卡和网上银行等业务领域,中资银行都在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促使外资银行在优质服务上与中资银行展开竞争,而外资银行在创新方面的能力和优势却因为各种限制而无法完全施展,这使得外资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倍感压力。

四、后危机时代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与策略分析

1.完善东部重点城市布局,加大中西部中心城市的网点建设

2010年是中国经济走出危机后巩固提升的一年,在各项区域发展规划统筹协调之下,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更加均衡和谐的发展。尤其是中央政府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推出,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诸多机会,尤其是对中西部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必然会带动当地对金融机构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以追求金融资源为战略目标的外资银行必然会在完善东部重点城市网点布局的同时,加速对中西部中心城市金融市场的开拓。而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将成为外资银行中西部布局的重点,同时安徽、内蒙古、广西、海南等省区有望成为外资银行青睐的新热点。

2.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加速亚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步伐

虽然亚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要迟缓于欧美银行,但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亚资银行加快了在中国的发展。恒生银行、富邦银行、香港大新银行、马来西亚联昌银行等纷纷加大对中资银行的股权投资。而且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以及EPA补充协议六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和两岸金融合作备忘录的正式生效,东南亚地区银行、香港地区银行和台湾银行都将加大对内地市场的渗透,这也是中国在亚洲经济中影响力不断提高及于亚洲地区经贸联系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亚洲银行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的所表现出的利益诉求。

3.加大农村市场建设力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现象,即外资银行“下乡”,汇丰、渣打开设了多家村镇银行,而花旗也在湖北公安县、赤壁县和大连瓦房店等先后设立多家贷款公司,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广大的农村市场,这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但为农村市场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有非常单薄,这种尚待大力开发的农村市场,将成为外资银行业务发展的新机遇。

4.业务发展突出自身优势,加大中小企业市场开拓

在具体业务实施开展方面,未来外资银行将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深入挖掘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和加强风险控制,同时会加速银行卡、个人消费贷款和中小企业融资等业务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外资银行逐渐由多年来重点面向大型企业集团等高端客户的战略转移为亲民策略,这是因为外资银行认为中国中小企的融资困境对金融机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契机。因为一方面中国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对金融服务存在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如果想加快在中国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庞大的中小企业客户群,以此来破解网点稀少、客户资源欠缺以及存款和贷款额度的政策限制等方面的劣势。外资银行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和国际清算系统,帮准中小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中小企业拓展业务,规避风险。

参考文献:

[1]刘鹏.后危机时代欧美银行业的几个趋势.中国金融.2010(6):69-70.

篇5

关键词：外资银行;信贷可得性;中小企业融资;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5）-0071-07

一、 导 言

由于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1，2］。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摒弃金融管制或者金融抑制政策的做法，加快对本国金融部门的改革和开放，以促进金融发展。这些努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外资银行进入管制的逐步撤销，从而使得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进入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理论与政策争论。

在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利弊得失的众多争论中，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一国总体信贷水平尤其是对东道国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水平的影响的争议格外引人注目。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外资银行在这些发展中的东道国信贷市场上不断提高的市场份额所引发的人们的推断。正如表1所示，在2000-2004年外资银行的信贷增长率在除泰国等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以外的主要新兴市场的经济国家都保持在高位水平；另一方面是由于东道国的中小企业的确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实中在发展中国家融资困难恰恰是制约这些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障碍。如表2所示，通过对国际金融公司针对80个发展中国家的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融资困难在制约各类规模企业成长的11个关键障碍排序中排名都非常靠前，针对中小企业的情况更是如此，其排名仅次于税收和管制因素处于第一位。

支持外资银行进入的人认为，外资银行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监管手段，有助于增进国内银行市场的竞争进而增加信贷的可得性，并能够比国内银行能够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风险的分散化［3，4］。而反对者则认为，由于距离等方面的缘故，从经营策略上看，刚刚进入某国的外资银行往往将其经营对象瞄准东道国的三类目标：跨国公司、本土大公司和本土高价值人群，即所谓的“摘樱桃”效应就是对这种经营特点的最好概括［5］。进而，东道国国内的中小企业是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信贷服务的。与此同时，东道国国内银行也不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6］。因为国内银行此时正面临着外资银行的巨大竞争压力，自身正经历着经营成本提高，盈利空间缩小的困境，从而使得这些银行很难抽出精力去给那些经营规模不大、贷款需求零星分散、信用不健全，且抵押品不足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由此，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没有解决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相反，却有可能加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而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外资银行仅仅将其经营对象瞄准高端消费者是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还尚无定论［8］。实际上，只要国内银行能够继续贷款给信息更加不透明但获利颇丰的企业，就不会存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损失，并且外资银行的进入将导致一个福利增进型的市场分割格局。而另一方面，如果外资银行进入的结果是将一部分国内银行驱逐出国内信贷市场，导致很多信息不透明企业的融资受到约束，总的信贷总额就有可能下降，能够获利的投资机会将会丧失，社会福利就有可能恶化。

对上述情况做出理论解释正是本文的工作。本文在拓展的Stein［9］和Detragiache等［10］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解释外资银行进入和国内信贷供给水平的模型，从市场均衡结果、社会福利、成本效率等几个角度对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今后的银行部门进一步的开放改革有所启示。

表1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信贷的累计增长率（2000－2004年）

单位：％ 国

别[]外资银行[]国内私有银行[]国有银行[]泰国[]－10[]Na[]2阿根廷[]－9[]61[]60哥伦比亚[]38[]109[]86土耳其[]67[]114[]159匈牙利[]113[]129[]53韩国[]223[]80[]27智利[]247[]106[]114墨西哥[]555[]－46[]Na

注：Na表示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IMF和BIS问卷调查。表2 各类规模企业的成长障碍排序 排序[]所有企业[]小企业[]中等企业[]大企业1[]税收和管制[]2.87[]税收和管制[]2.90[]税收和管制[]2.96[]政策不稳定[]2.712[]融资困难[]2.81[]融资困难[]2.88[]融资困难[]2.86[]税收和管制[]2.63[]3[]通货膨胀[]2.80[]通货膨胀[]2.87[]政策不稳定[]2.84[]通货膨胀[]2.624[]政策不稳定[]2.80[]政策不稳定[]2.80[]通货膨胀[]2.81[]融资困难[]2.595[]汇率风险[]2.53[]街头犯罪[]2.60[]汇率风险[]2.56[]汇率风险[]2.466[]腐败[]2.53[]腐败[]2.60[]腐败[]2.50[][]2.45[]7[]街头犯罪[]2.5[]汇率风险[]2.52[]街头犯罪[]2.43[]腐败[]2.458[]反竞争行为[]2.37[]反竞争行为[]2.43[]反竞争行为[]2.37[]基础设施[]2.389[]有组织的犯罪[]2.32[]有组织的犯罪[]2.39[]基础设施[]2.27[]有组织的犯罪[]2.3110[]基础设施[]2.28[]基础设施[]2.24[]有组织的犯罪[]2.26[]反竞争行为[]2.2011[]司法效率[]2.14[]司法效率[]2.11[]司法效率[]2.16[]司法效率[]2.18

注：障碍程度：1.没有障碍，2.较小障碍，3.中等障碍，4.较大障碍。

资料来源:Schiffer and Weder（2001）［7］

二、 相关文献综述

在一个信息完全的竞争市场上，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进入无疑具有福利增进的效果。这些银行拥有先进的技术、更多的分散风险的机会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因而能够以更加优惠的利率向企业提供信贷并增加整个市场的信贷容量。然而如果银行对借款者质量的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的，银行就必须对各个借款者进行甄别和监督。如果外资银行仅仅在监督信息披露较好的借款者方面拥有优势时，外资银行进入对信贷可得性、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就是混同的。

（一）理论研究方面

Stein［9］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用高层管理者和基层信贷员之间的距离约束（包括文化和地理两个方面）对外资银行在信贷决策上的谨慎行为进行了解释，认为正是这种距离约束导致了对信息更加不透明的中小企业的贷款的减少。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10］的理论模型认为在监督高端借款者上拥有优势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该部分借款者获益，但其进入可能恶化其它借款者的境况并且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降低，另外该模型还表明如果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越大，则该国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就越少。Petersen和Rajan［11］从关系型信贷的角度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总信贷水平的影响，认为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场竞争会加剧，以往建立起来的关系型融资关系就会受到破坏，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会降低，社会的总信贷水平也会下降。但Dell’Ariccia和Marquez［12］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却得出了恰好相反的结论，认为当国内银行面临着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时，国内银行会通过向建立了关系型借款关系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使得市场的总体信贷水平上升，所有借款者都将从外资银行的进入中获益。国内王博［13］根据转型时期我国银行和企业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包括家庭――企业――银行的三部门两期模型，讨论了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以及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同效果，认为允许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总体信贷水平和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二）实证研究方面

一方面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信贷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国内银行信贷影响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国内总信贷水平的影响呈现混同性的特征。一项关于企业家的调查研究表明，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企业的信贷约束水平将会降低［14］。Giannetti和Ongena［15］对东欧国家的研究同样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所有的企业都会获益，虽然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大企业的获益更为明显。Papi和Revoltella［16］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信贷主要是提供给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因为对当地私有部门信息的评估非常困难，很多企业缺乏透明性甚至无法得到相关信息，外资银行通过“摘樱桃”行为，挑选最优质的借款人，尤其是来自母国的公司。Clarke等［17］通过对拉丁美洲国家信贷行为的研究表明，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相比在平均水平上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更少，虽然这在拥有较大外资银行份额的国家并不是事实。Weller和Scher［18］利用BIS的银行业统计资料，对107个发展中国家在1985-1997年间的外资银行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整理，结果发现，虽然有些国家在外资银行进入后，其国内信贷有所增加，但另一些国家则相反，与外资银行的进入并行的现象是东道国国内信贷的减少。在最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10］表示在一些贫穷的国家，外资银行参与程度越高，对私人部门的借贷就愈少。外资银行渗入愈多的国家，信贷增长也愈慢、信贷的可获得性降低。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中存在这种负面效应。

其它关于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借贷行为的国别研究包括Bhattacharaya［19］研究了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韩国的国内银行市场，结果表明允许外资银行进入能够增加国外资金对国内项目的资金资助。Goldberg， Dages和Kinney［6］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中，外资银行的信贷资金供给行为(包括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Haber和Musacchio［20］对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验的分析表明，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信贷尤其是私人信贷水平将会下降。Mian［21］通过对巴基斯坦8000多份商业贷款的调查研究表明，国内银行同外资银行相比对信息不透明企业的贷款更多，并且在收回违约债务方面的成功可能性更大。Gormley［22］通过对存在外资银行的地区和不存在外资银行的地区的借贷行为的比较研究发现，处于顶端的10％的企业将会从外资银行的进入中获益，而其它企业将经历大约7.6%的信贷可得性的下降。

本文将发展一个理论模型以解释在监督高端客户方面具有优势的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借贷市场均衡、信息不透明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以及社会福利、成本效率的影响。

三、 基本模型分析

（一） 基本模型构建

假设市场上存在两类行为人，一类是银行，另一类是企业，时期仅有两期。并且假设银行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银行拥有充足的资金供给并且资金的供给成本被标准化为1。企业风险中性，并且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拥有好项目的企业，其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Eh，另一种类型是仅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Es，第二类是仅有坏项目的企业Eb，并且我们假定这三类企业的在全部企业中的占比分别为λh,λs,λb，则λh+λs+λb=1。同时我们假设企业类型是私有信息，也就是说每个企业都知道自己的类型，但市场上的其它参与者都不知道，且企业除了能在银行获得融资以外，没有其它的私人融资来源，银行可以提供无限的资金供给。

拥有坏项目的企业Eb在第一期拥有一个初始投资为1的项目，该项目在第二期会以概率π获得收益Rb，假设Rb>1，同时假设该项目具有负的净价值，即πRb1。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假设好项目和坏项目在获得成功时的收益相等，即假设Rb=Rg=R>1①，但二者在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上存在差别。

假设银行存在两种在事前监督企业类型的技术：一种是银行通过检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抵押品等会计信息来识别Eh的硬信息监督技术，此时要花费成本Ch，通过该技术银行可以将企业Eh同企业Es和企业区Eb分开来，但该技术无法区分企业Es和Eb。为了识别Es和Eb，银行还必须监督诸如企业家才能等软信息，此时要花费成本Cs，且Cs>Ch。

（二）仅有国内银行的均衡分析

在项目开始融资的第一阶段，银行将为其潜在客户提供一系列利率和监督战略的组合契约，例如银行可以提供一个利率和无监督成本的组合契约、一个利率和仅监督硬信息的组合、一个利率和监督软信息的组合契约等等。而各个潜在的借款者可以选择一种银行提高的契约组合或者拒绝借款。此时将形成四种可能的均衡结果。

① 假设好项目和坏项目的收益相等仅仅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放松该假设不会改变模型的基本结论。

第一种结果为混同均衡结果。此时没有任何监督并且所有企业都接受这个结果。此时银行为了实现盈亏平衡所要索取的利率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rp=1[]λh+λs+πλb=1[]π+(1-π)(λh+λs) （1）

为了让所有的企业都接受这个混同均衡结果，项目的收益必须足够大，即满足条件R>rp。并且没有其它更具吸引力的利率，由于监督企业硬信息比监督企业软信息的成本更低，因此满足该情况的一个充分条件就是：

rh=1+ch>rp（2）

当监督硬信息的成本相对于由于借款给拥有坏项目的企业所造成的潜在损失足够大时，该条件自动满足。

如果该条件不被满足，混同均衡将不是最终的均衡结果。银行将监督大企业的硬信息来吸引企业Eh，并索取利率rh。而在Eh企业能够将自己成功的分离出去的情况下，银行既可以通过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Es并仅借款给Es企业，形成第二类均衡结果――分离均衡，也可以通过不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Es，形成第三类均衡结果――Es和Eb混同的准混同均衡。而在项目的收益不能弥补银行监督软信息的成本或逆向选择的成本时，形成第四类均衡结果――借贷约束均衡，此时仅有Eh企业获得融资。

当且仅当条件条件rs=1+Cs

p=1[]λs[]λs+λb+πλb[]λs+λb

=1[]π+(1-π)λs[](1-λh)（3）

对比式（1）和式（3），并且注意到λh>0,1-λh-λs>0的事实，易证λh+λs>λs[]1-λh，因此混同均衡的利率水平rb总是小于p，因为在非混同均衡下Eh类的企业被甄别出来并且被排除在混同均衡之外，此时银行必然要面对一个更加恶化的借款者的集合。

四种均衡的结果总结如下：

A．混同均衡，如果R>rp且rh>rp，此时为混同均衡，所有的项目都获得了融资，并且没有任何监督成本被支付。

B．分离均衡，如果rh

C．准混同均衡，如果rhp,并且rs

D．借贷约束均衡，如果rhrh,并且R

（三）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信贷市场均衡分析

考虑外资银行进入的情况，假定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相比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在监督拥有硬信息的企业Emh上具有成本优势，用Ch-δ表示，但由于关系型贷款、地理、文化、习俗等原因而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Es上存在劣势，其成本用Ch+δ′表示，其中δ>0,δ′>0。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当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提供服务方面不存在差异时，企业会选择到本国银行借款。

很明显，前面提到的四种均衡结果的结论依然成立，除了在rh的定义中将银行监督拥有硬信息时所花费的成本Ch替换为Ch-δ，相应的其它情况亦是如此。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拥有硬信息的企业Eh以更大的概率被分离出去，混同均衡变得更加不可能。在仅有国内银行的非混同均衡中，由于结果不依赖Ch，因此当这三个可能结果出现时参数取值并不发生任何变化。

下面让我们考虑信贷在本国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的配置。如果均衡结果依然是混同均衡，此时没有任何监督成本发生，则外资银行拥有的良好的监督硬信息的技术则是无关紧要的，所有企业将仅从国内银行那里借款，形成国内银行供给所有市场份额，而外资银行不提供任何信贷的结果，此时总的信贷总额为1。而在其它情况下，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Eh，由于在外资银行处能够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将在外资银行处借款，而其它企业则在国内银行处借款。在准混同均衡条件下，总的信贷总额为1，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在分离均衡的条件下，总的信贷总额为λh+λs，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λh[]λh+λs；而在信贷约束均衡D下，信贷总额为λh，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1。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借贷市场的总体信贷水平呈下降趋势。实际上由于Eh和Es在各国比例上的异质性，这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至于一个国家究竟处于上述讨论的四种均衡结果的哪一个，则主要取决于监督成本的大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外资银行的份额越大的国家，国内的私人信贷就越少。

四、 外资银行进入的成本效率

和社会福利分析

（一）成本效率与外资银行的进入

如果我们用管理费用（overhead costs）来表示成本效率的指标，在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经济的均衡从混同均衡向其它均衡演化时，管理费用必然上升，然而这种上升却不一定是福利恶化的。

考虑成本效率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关系，该模型的结果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不同均衡类型下的成本效率与外资银行进入状况的关系可详见表3。

表3 成本效率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关系 []混同均衡[]准混同均衡[]分离均衡[]信贷约

束均衡[]监督成本与

总信贷的比率[]0[]λh(Ch-δ)[]λh(Ch-δ)+λsCs[]λh+λs[]Ch-δ外资银行

市场份额[]未定[]λh[]λh[]λh+λs1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如果经济的均衡是从准混同均衡向分离均衡演变，则监督成本就会上升。而随着外资银行份额的不断提高，均衡将由分离均衡向信贷约束均衡演化，相应的监督成本则会出现下降。实际上，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均衡位置的不同，我们无法就成本效率和外资银行进入份额得出任何一成不变的确定关系。

（二）均衡的福利分析

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初始均衡必然并非社会最优，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否减轻市场扭曲，增进社会福利呢？结果是未定的，主要原因是在外资银行进入的情况下，拥有软信息的企业Es的境况不但不会变好，而且有时会变坏。

如果我们将社会福利定义为：社会福利＝总产出－投资成本－监督成本。那么考虑非混同均衡的情况，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监督硬信息的成本由Ch下降到Ch-δ，使得混同均衡对于Eh不再具有吸引力，此时均衡结果是非混同的。那么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均衡结果能否发生变化呢，比如从分离均衡变为准混同均衡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当混同均衡被排除掉以后，均衡结果将不再依赖于参数Ch，所有最初的均衡结果是分离均衡的将依然是分离均衡，其它情况亦如此。对于企业Es和Eb来讲，均衡支付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而对于企业Eh而言，由于其支付了更低的利率，因此其境况会变好。所以如果初始均衡不是混同的，则外资银行的进入具有福利增进的效果，但福利收益的分配不是均匀的，它将被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所独吞。

如果最初的均衡结果是混同均衡，且监督企业Eh的成本非常低，则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混同均衡将不再是最终的均衡结果。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Es的成本也较低的情况下，均衡将由混同均衡A变为分离均衡B，此时Eb类企业将不再获得融资，总的信贷水平下降，但其对总的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模糊的。其大小取决于不借款给Eb类企业的收益同监督其它企业所花费的监督成本的大小的比较。其中社会福利会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监督成本Eh可能会小于通过较高的成本对Eb类企业的补贴。由于成本还包括了监督Es类企业的的成本和考虑到Eb类企业的项目获得成功后的租金所形成的机会成本，在Ch=rp-1条件下所发生的由混同均衡A向分离均衡B的变迁如果是社会最优的，那么就必须要求在监督硬信息方面的成本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

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Es的监督成本非常大且逆向选择的成本却非常小的条件下，均衡将由混同均衡演变为准混同均衡C。此时将Es和Eb类企业相分离将是无利可图的，总的信贷水平不变，而由于增加了额外的监督Eh类企业的成本，致使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下降。

在监督软信息的成本和逆向选择的成本相对于项目的总收益R都较大时，均衡结果将由混同均衡A演变为信贷约束均衡D，此时由于Es和Eb类企业都将不再获得融资，总的信贷水平必然下降，然而此时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影响却是模糊的。其大小取决于不再为Eb融资所获得的收益同监督Eh的成本以及失去为Es类企业融资所获得收益的比较。实际上在监督拥有硬信息企业的成本Ch很高时，将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

五、 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借款给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而不是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14］。在本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解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模型，结果表明：由于外资银行在监督硬信息方面具有成本优势，但在监督软信息方面处于劣势，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总的信贷水平、成本效率和社会福利有可能得到改进，但这种结果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一定成立的。对于模型的某些参数而言，外资银行进入的“摘樱桃”效应可能会非常明显，而该效应会减少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增加银行的管理费用并最终有可能造成社会福利的降低。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的国内信贷水平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带来信贷紧缩，也可能带来信贷扩张。在信贷紧缩情况下，外资银行进入在促进东道国国内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又很好的抑制了这些银行的盲目投资和信贷，因此，是有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相反，若外资银行的进入仅仅导致更多信贷扩张作用和市场的过度竞争，则外资银行和东道国的国内银行必将一起陷入“扩大贷款――违约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增加”的恶性循环中，使东道国的经济、金融领域出现过热现象，相应的金融体系则走向脆弱。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要解决在金融开放尤其是外资银行进入过程中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不仅要从增强中小企业实力、建立完善的担保和社会征信体系等增强中小企业自身资信水平的方面出发，还要考虑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背景，解决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不愿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不能仅仅采取国家信贷政策指导、政府政策鼓励等短期的强制性、半强制性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治本的策略，从解决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 “惜贷”的成因入手，通过经济的或半经济的综合手段，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的外部市场环境，促进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主动向中小企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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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银行 本土化 应对措施

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准进入北京设立代表处，这标志着外资银行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至此，外资银行在我国已经发展了30多年，但是外资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影响外资银行在华本土化进程。当今，我国对外资银行限制逐渐放松，外资银行应抓住机遇，分析外资银行在华发展面临的问题，制定正确有效的应对策略，推动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

一、外资银行在华发展面临的本土化问题

（一）高素质金融人才流失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外资银行对争夺金融人才的争夺被视为是中资银行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目前，情况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据普华永道自2005年至今的“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调查可知，发掘和留住优秀的金融人才已经成为了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外资银行高层纷纷选择跳槽中资银行。中资银行的薪水及业务竞争力的提高，对外资银行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外资银行原有的对人才的吸引力消退。普华永道曾调查多家在华外资银行，员工流动率均在10%～20%之间。

（二）银行覆盖区域较小

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的机构数量较少，且大多数都位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汇丰银行是中国区域规模最大、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截至2010年年底，汇丰银行在中国只有106个网点，其中23分行主要设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其他外资银行的网点数最多也就三四十家。2009年年底，中国城市银行中较大的北京银行在北京地区就有150家支行和一家村镇银行，相比之下，外资银行的弱势显而易见。

（三）沟通成本较高，难以发挥优势

中资银行与中国企业有着相同的成长文化背景和长期合作的丰富经验，使得中资银行比较熟悉中国企业的的沟通方式以及对其服务的流程，两者之间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关系。大部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较短，对中国企业的需求和沟通服务方式的了解程度不够，使外资银行的一些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外资银行有着高端理财优势，外币投融资、理财等业务一向是外资银行的强项，然而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纷纷出现零效益和负收益，引起了不少中国客护质疑。中资银行具有长时间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客户数据，并且一贯深受我国各级政府及管理层的信任，这些都是外资银行所不具有的优势。

二、外资银行实现本土化的策略

（一）提高员工忠诚度，防止人才流失

提高员工的忠诚度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必须要从人才的招聘、培养、维持等各方面做起。员工忠诚度的培养要与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要提供不同的管理政策以提高员工满意程度，从而降低人才流失率。要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报酬、建立良好的奖金福利制度;绩效评估要与其他人力资源模块结合起来，构建完整的人才成长体系;建立离职员工面试制度，了解员工离职原因，并且要知道离职员工去了什么公司以及员工去该公司的原因。

（二）提高网点覆盖率，多方位构建渠道

首先，外资银行要积极与中资银行进行合作，而并购中资银行无疑是外资银行本土化的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仍然有一定的限制，一家外资银行要入股中资银行最多不能超过两家，使其收购中资银行有一定限制。外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各有各的优势，外资银行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与中资银行加强合作，吸取经验，尽量实现本土化。其次，外资银行要扩大金融市场。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广大农村一直被金融机构所忽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政府多次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但是中资银行在村镇银行上的布局不积极，这对外资银行进军农村市场十分有利。花旗银行自2009年以来就建立了多家村镇银行，主要为当地村民及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三）打造本土化品牌，联系实际发挥自身优势

外资银行在本国的经营规模和业务范畴不可能完全复制到中国来，因此外资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些自身具有优势的，并且符合中国宏观经济策略的以及符合中国消费者需要的业务范围和产品类型，以便能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外资银行要树立品牌意识，从中国当地市场特点和人文环境切入，深入了解消费者的生活习惯、购物习惯、心理需求，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定位，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来扩大消费市场和带动业务发展。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在外币投资、理财产品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外资银行可结合当地村民的需求及金融政策发挥这些优势。

三、结语

纵观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历程，要实现本土化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一些外资银行不太熟悉中国金融环境，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较短，缺乏对中国国情及文化历史的了解，使其难以真正融入中国市场，实现本土化。因此，外资银行应该深入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扬长避短，优化服务，不断创新，努力解决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推动外资银行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彦，张文娟.中小型韩资银行本土化问题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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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私人银行 发展对策 探究

一、引言

私人银行业务是面向高净资产（HNW-High Net Worth）客户提供顶级专业化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和广泛的金融服务。私人银行业务起源于瑞士，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2007年国内开始正式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时，众多外资私人银行也纷纷在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但整体来看，发展势头并不强劲。

二、外资私人银行业务开展情况

表2：外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开展情况

表中反映了主要几家外资私人银行业务情况，通过这些数据和各外资银行的网站信息，外资私人银行在我国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资产准入门槛相似

可以看到，除了花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以外，其他银行都将私人银行业务门槛定在100万美元。这样的规定，使得客户在选择私人银行服务时能在同一资产水平下比较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私人银行。

（二）外资银行总数较少

在中国境内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相对较少。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政策的限制，2007年开始外资银行才可以从事个人人民币零售业务，原始客户资源较少。这大大增加了其在中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难度。另一方面则受到客户对银行品牌的认知的影响。高端人士在选择私人银行时，首要考虑信誉和品牌，因此，许多不为客户熟知的外资银行并没有在国内开展此项高端服务。

（三）业务开展区域集中

外资私人银行主要定位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三座城市，在近几年也未大规模在全国拓展。主要是因为这三座城市的高净值人群较集中，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聚集了大多数私人企业主类型的高净值人群。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也聚集了最顶尖的金融专业人才为高端人士提供专业化服务。

三、外资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制约因素

整体而言，国内私人财富管理市场还面临着资本市场不发达、资本管理、金融分业经营等限制。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关法规制度限制

国际上大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都是在混业经营的条件下开展的，而我国目前仍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外资银行发挥其在私人银行业的优势条件。同时，我国尚未建立专门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管理办法和监管制度，对外资银行来讲，业务开展更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尺度。私人银行业务开展相对混乱，面临较大的风险。

（二）现有客户资源较少

由于长期的经营和扩张，中资银行已经建立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可在现有客户中直接挖掘符合条件的高净值人群。然而，外资银行的个人零售业务起步于2007年，存在着起步晚、扩张慢的问题。客户资源较少直接影响了外资银行私人银行的利润与发展空间。

（三）本土化需求尚未充分满足

私人银行业务是泊来品，在国际上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但是少数外资银行在国内开展业务时仍采用其在国外的经验模式，这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国内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消费需求。

四、外资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对策

（一）探索发展模式，拓宽客户资源

外资私人银行应充分了解国内高净值人群的研究，不断探索在华发展模式，制定符合自己发展的战略规划，以服务品质为核心，保持服务和产品的延续性，树立忠诚的品牌认知。同时，充分发挥机构内部联动协调的优势，让投资银行与私人银行部门之间共同开发客户，加强交叉销售的力度，这不仅可以满足客户全方位的需求，也可以通过部门之间的交叉销售挖掘潜在客户。

（二）发挥全球化优势，树立国际化品牌

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具有全球的网点支持、丰富的境外市场经验。在满足高净值人群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专属定制化服务方面，外资私人银行可以充分发挥全球化优势，整合全球资源，将国内服务与境外业务对接，满足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企业全球扩展等需求。通过发挥全球化优势，也能体现外资银行私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树立国际化的私人银行品牌，吸引更多高端客户。

（三）立足本土需求，打造高端服务

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时，不能只照搬外国模式，要充分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特点。服务过程中，要全面了解高净值人群的文化背景、心理需求、消费偏好，有的放矢得满足其不同需求。在选定目标客户群时，可优先考虑有海外资产配置需求的为首要目标，将家族财富管理，全球化资产配置，企业投融资等业务作为核心，提供高端服务，打造高端品牌。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中国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等监管机构也应及时出台私人银行相关业务的指导规范和法律法规，规范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共同促进中国私人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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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雅文.高端理财竞争激烈，市场空间几何[N].中国证券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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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外资银行；银行业；影响

一、外资银行的定义

所谓外资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一家外国银行单独出资或者一家外国银行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外国金融机构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代表处。[1]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牙买加体系的建立，各个国家对于金融管制越来越松，均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所以一个国家的银行进入其他国家经营，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外资银行，其中包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营三种结构。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阶段

我国在2006年12月11日开始允许外资进入我国，降低了外资银行的进入壁垒，但事实上外资银行从改革开放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我国。具体有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3）：外资银行的进入示意银行代表处的形式开展的，第一个设立代表处的为日本输出入银行，之后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陆续在我国北京、上海、经济特区等地开设代表处。第二阶段（1994-1997）：我国设立了对于外资银行在国内经营的行政法规，于是外资银行在我国上海浦东地区进行了试点营业。第三阶段（1998-2001）：这一阶段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时期，由于东南亚整体经济不稳定，所以外资银行紧缩了在我国的业务扩张。第四阶段（2001-2006）：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作出时间表决定开放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不断的完善外资银行进入的法规和行业标准，但是这一阶段，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出现了紧缩，究其原因是外资银行更倾向于与国内银行实行合资、合营方式的经营。第五阶段（2006至今）：外资银行获得了国民待遇，于是大量外资银行进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美国花旗银行，其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美国营业部损失巨大，但在华的分支机构获得盈利，帮助了美国本部度过了难关。

三、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一）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有利影响

外资银行的进入是我国加入WTO的要求，根据多年实践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也是有促进作用的。第一，能够降低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我国的大部分银行都以国家为背书发展的，私营银行不多，所以垄断较强，不利于市场竞争的产生，所以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降低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第二，提高我国银行业效率。我国银行由于垄断较为集中，加之老百姓更加相信国有银行，所以导致这些银行效率低下，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产生鲶鱼效应，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效率。此外，外资银行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服务理念，都能够通过其进入我国而带动我国银行想更好的方向发展。第三，能够增大我国银行业产品的差异化。一是，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国有银行有了竞争意识，能够促进中间产品的创新；二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将帮助我国进行了银行业的细分，从而调整了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第四，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使我国流入更多有质量的外国资本，使我国创新型企业更容易得到融资机会。此外，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带来资本外溢、技术外溢、知识外溢等效应，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绩效。第五，有利于促进中外的交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基础，我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本，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促进中外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能够是我国银行业取其长处，避其短处，促进我国银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二）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不利影响

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能够带给我国银行业很多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具体如下：第一，加大了中资银行的经营成本。我国银行业受到外资银行的冲击，则必然在产品创新、科研等方面进行投入，提高了长期的经营成本。此外，中资银行为了确保自己的市场份额，则会设立多个银行网点，就增加了短期成本。第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存在影响。外资银行的进入如果不进行监管，则可能对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外资银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所以不会考虑其政策的外部影响，譬如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拉美国家、韩国，都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但是对其进行监管，对于我国来说也是增加了很多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中资银行的发展也产生了政策性的冲击。第三，造成银行业的不稳定。外资银行一般是集团性业务，有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缺乏有利的监管法律和法规，就导致金融产品较易出现交叉情况，导致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变得复杂。第四，外资银行倾向于向我国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对于我国本土企业和公民提供的服务尚属有限，这不利于我国银行获得外资银行的外溢效应。第五，外资银行由于具有更高的工资，吸引了大量的金融人才进入，我国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的人才竞争一般处于下风，从而导致我国人才出现了外流和外溢，从而不利于国有银行的健康发展。

我国加入WTO承诺了允许外资银行的进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上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等情况的发生，很多外资银行都愿意进入中国市场进行经营。本文从外资银行的定义、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历程两个方面入手，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于我国银行业的有力影响和不利影响，以期对于相关机构能够提供些许建议。

作者:杨惠平 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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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银行；银行体系；阶段性影响；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044－05

一、前言

东道国开放金融体系、引入外资银行是希望引入竞争后提高本国的金融银行业服务水平和素质，满足产业战略发展的需要，是经过谨慎的思考和权衡取舍下的选择。一方面，东道国引入外资银行的收益或潜在收益主要有：第一，通过加剧银行间的竞争可以提高国内市场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第二，促进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行业自律规范的建立和完善；第三，有利于本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本；第四，外资银行金融管理的“技术外溢”，有利于提高东道国金融和银行人才的发展。但引入外资银行并不是没有成本和代价的，另一方面，引入外资主要成本或威胁有：第一，带来很高的竞争压力和成本，外资银行优厚的工资待遇会挖走本国银行的金融人才。国内银行并不一定能在竞争锻炼中成长，反而可能因此萎缩；第二，外资通常倾向于和大型跨国公司或国内大企业往来，国内中小企业获得的融资服务可能会更少；第三，外资不一定按照本国政府意愿行事，可能会削弱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从而威胁经济安全。本文在总结主要学者观点的基础上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提出阶段论的分析方法，以便更全面地看待新形势下银行业外资进入的发展趋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二、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现状

国际上最通用的做法是以外资银行数量与本国银行机构数量的比以及外资银行资产占本国银行机构总资产的比两大方面的指标衡量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程度，并以此考察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受影响、潜在的非稳定性、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的竞争以及外资对金融的纵深程度。一般比例越高，外资参与进入东道国金融银行系统的层面越大，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金融银行的控制力量越强，金融渗透范围也越广，过高的比例会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过低的比例则会影响银行业运作和发展，缺乏竞争、金融开放程度比较低的同时监管水平也缺乏提高的激励。因此，适当的比例能使得外资银行的进入扬长避短发挥其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不会威胁东道国金融银行系统。

表1显示了1996－2003年三个大洲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拉美国家：外资银行的数量比小于资产比，其开放程度很高，外资银行规模大，主要通过收购国内银行的方式进行，外资银行进入金融体系很深。其中墨西哥外资银行资产比达72.3％，数量比与资产比的差值超过40％，在墨西哥货币危机之后外资银行对其进行了疯狂渗透，控制国民经济多个领域，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至今墨西哥政府仍未能控制金融业。中欧国家：外资银行的数量比小于资产比，其开放程度高，前苏联加盟国转轨时期，外资银行进入多、规模大。除俄罗斯外其余国家的比例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亚洲国家和地区：外资银行的数量比高于资产比，外资银行规模普遍小于本国银行，除香港外，东道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存在一定的管制和进入障碍，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待外资更加谨慎。不同国家根据其各自的金融发展程度会有不同的外资进入程度。

按照WTO的约定，我国金融市场已在2007年取消外资银行开展业务的地域和客户群体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进入全面人华的局面，对国内银行的条约保护和过渡期已经结束。截至2006年末，7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分行，另有186家设立了代表处，预计2010年，在华主要的40家外资银行将有20～30家外资银行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员工人数比2006年将增长113％，由16752增至35685名，外资银行在我国的规模和进入程度不断加大，国内银行必须全面面对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从而带来行业结构性变化和不可避免的冲击。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影响

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成本收益分析上，必须进行针对性强、可量化的动态分析，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要有：

(一)竞争效应和效率提高。不少学者都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提高竞争程度和完善竞争功能有显著作用，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通过对市场可竞争程度的影响，将对提高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发挥积极作用(Claessens与Glaessner，1998；Claessens与Klingebiel，1999；Hawkons与MihaJjek，2001等)；由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和外资的进入加剧了行业竞争，Claessens、Demirguc-Kunt与Huizinga(2001)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同时，由于之前国内垄断利润的打破，外资银行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水平。总体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和总成本，说明外资银行进入对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外资银行竞争可能对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产生冲击，从而对银行体系的稳定产生威胁(Boyd、Nicolo与Smith，2003)，主要表现在：(1)外资银行以其优质完善的服务挖走了较多的具有盈利性的市场和财务状况好的客户，使得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遭受冲击(“摘樱桃”战略)；(2)外资银行优厚待遇使得不少国内银行的人才跳槽到外资银行，国内银行人才流失；(3)国内银行多年的混业经营使得其在专业化很强的业务中经验不足，其市场细分和定位也不够专业化。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本国银行体系是相对无效率的并且处于较差的资本状况下，则其对增大的竞争压力的反应可能是从事风险性极高的信贷活动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边际，这将把银行推向倒闭的边缘。

(二)监管强化与市场细分。引入外资银行竞争可以产生东道国银行部门监管强化的效应。外资银行的高技术业务和产品促使本国监管当局提高监管队伍的质量与规模，因此无论是对本国银行还是对外资银行都可能提高监管水平。而且，在监管过程中，外资银行通常重视对会计报告等的信息揭示制度。如果东道国银行注意仿效，则信息的透明度会有

所改善。但是，监管制度的是否强化与监管环境的是否完善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政府行为倾向性。而监管环境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往往是外资银行预测在东道国经营、获利的重要影响因素。

普华永道在2005年和2007年对加家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遇到困难的调查发现，监管环境是影响未来变化趋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各银行关注各项法规之间的一致性、协调沟通以及法规的明确性等。目前，理论界就监管制度强化对外资银行的影响进而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讨论尚未有定论，Paul Krugman(1998)认为应加强金融管制以防范危机的产生，而Barth、Caprio与Levine(200la)对107个国家的银行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证明较多的管制会更大可能性地带来系统的银行危机和较低的银行效率，不过，他们没有专门研究微观层面的银行监管与银行效率和稳定性的关系使得该结论仍具有争议。不管争论如何但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取决于东道国监管制度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公平性；监管歧视也是影响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经营的主要因素之一。

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金融市场细分有利于专业化银行的分工细化、市场细分，加大外资银行的进入深度，促进全行业效率的提高；但专业化带来金融工具、手段的过于单一和依赖某些收入。削弱了银行规避风险的能力，造成银行业不稳定性提高。目前，对于稳定性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竞争效应对稳定性的影响，关于市场细分和专业化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文献暂时比较缺乏。

不管是东道国银行还是外资银行都要权衡专业化(分业经营)、市场细分和本企业分散投资、多元化收入对抗风险能力的保证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规避风险稳定客源增加收入为经营目的。

(三)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外资银行是否能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作出贡献，关键之一在于其进入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银行体系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虽然其进入提高了效率加大了竞争，但如果通过渗透、控制国内银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时便危害了国家银行体系的稳定，这种竞争和效率效应是不可取的。学者们对此形成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外资进入危害稳定性：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运用53个国家1980-1995年数据研究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经验关系，得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的结论。但该项研究没有分析外资银行参与和市场集中程度与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关系；Barajas、Steiner与Salazar(2000)比较了金融放开后在哥伦比亚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之间的业绩后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竞争，使国内银行贷款质量下降，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另一派则认为外资进入促进稳定性，并提出了不少的证据：Levine(1999)在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对银行体系危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模型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Peek和Rosengren(2000)指出，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可能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益处，这是因为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东道国提供避风港以减少资本外逃；在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继续贷款，并且对出问题的银行补充资本。叶欣、冯宗宪(2004)通过运用Logist经济计量模型对50个国家(其中包括30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外资银行进入数量的增加将显著减少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的结论。

上述两派虽各有道理并有相应的实证证据，但尚未能有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这类研究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局限：第一，上述研究没有区别系统性危机和非系统性危机作用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不同影响程度，之后陆续有区分研究的文献，不过尚无比较好的可量化方式；第二，虽然研究样本大多选取发生银行或金融危机的区域和时间段，具有代表性，但是会因为危机的众多不确定性以及计量的偏离产生结论的误差；第三，不少研究的模型都选取Logist模型，而模型本身的局限会使得结论分歧较大，并且这类模型大多证明能稳定体系这个结论；第四，外资银行在平时或危机时是否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取决于银行在该国的经济战略和母国利益，宏观的经验证据无法解释各国独特的国情和外资银行的具体微观战略。所以学者们选取不同的国家样本，由于各外资银行采取的策略不同导致即使是同一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也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四)信贷与存款的稳定性。稳定的信贷能保证客户、企业以及整个银行业的信誉，增强危机期间对银行体系的抗风险信心；稳定的存款能够防止恶性事件对存款来源以及转移对银行法人的冲击，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在这点上学界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在稳定性方面，学者们多认为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会使得信贷组合比较单一、存款质量相对较低，同时银行部门的脆弱性上升(Barth、Caprio与Levine，2001b)，只有能迫使准确信息披露和增强私人部门竭尽全力的管制才是最能促进银行效率和稳定的；在竞争性方面，学者们则认为因银行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存款市场的竞争也许会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但主要是错误的政策导致了银行竞争与稳定的协调问题(Matutes与Vives，2000；Cordella与Yeyati，2002)，他们同时指出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与监管措施来规避风险，以防范竞争造成的银行危机。

但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研究，缺乏对外资银行在各国的微观战略、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不同的研究，导致理论结论和现实危机有较大的差距。东道国发生危机后外资银行大规模退出和进一步渗透的现象都有存在，针对本地银行的部分恶性事件时常发生。

表3列出了部分国家危机前后外资银行的信贷和存款浮动，在拉美和东中欧，危机期间存款的上升并没有稳定东道国危机时的银行体系，反而外资银行进一步渗透，并且从该国银行中掠夺了大部分的存款来源，加剧了危机的程度，从表中还可以看出信贷的升降并不以保证东道国银行稳定为基础，而是以外资银行面对危机采取的战略渗透还是收缩而定，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对危机时的悲观预期。

(五)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的收缩业务与敌意收购的倾向性(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在东道国危机时，外资银行采取

收缩或者渗透政策，能否帮助东道国稳定银行体系降低风险，企业微观战略利益和母国国家利益往往高于经济和市场因素，并在各国呈现不同的特征，也就出现了部分学者的国别研究与多样本国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与现实不一致：同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巴西政府能平稳渡过危机后继续发展，但墨西哥的金融银行业却几乎被外资控制。张蓉(2006)通过比较新兴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外资银行数量、源属国、经营管理水平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指出拉美国家外资银行未能发挥效应的一些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未能发挥正面效应的原因――一国引人外资银行必须考虑国家金融初始条件和经济安全。

四、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及银行体系稳定性阶段性影响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道国危机时，外资银行采取的战略是渗透还是收缩是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促发危机的程度又和各国的金融银行发展程度相关：而在非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主要集中在竞争的引入、效率的优化、人员服务、金融创新上，而这些促进因素的代价是东道国广大的市场和低效率缺乏竞争力的本国银行。因此，本文以为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层面或微观层面，也不能使用单一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应采取阶段性研究而非时间性研究，并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初期开放

在东道国金融体系比较弱或刚开放时，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会对垄断、低效率的本国银行业注入一针强心剂，其金融“技术外溢”发挥着明显的正外部性，东道国广阔的市场和潜在利润也是外资不断进入的目的，此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外资银行尚未能站稳脚跟，其微观战略一般会顺应东道国的需要以求得到在该国发展的机会。我国现在就处于初期开放阶段，所以学者们基于我国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研究、普华永道2005年和2007年的调查都能得到积极正面的结论。

第二阶段：成熟和完全开放

由于东道国银行受到竞争效应的影响，逐渐与国际接轨，增强了竞争力和效率提高；同时，东道国政府信息披露不断完善，积累了一定的监管经验，宏观政策促使开放进一步深入至完全开放。外资银行和本国银行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此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同台竞争，相互促进并进一步瓜分或细分市场，外资银行逐步掌握或涉及一些东道国银行无法涉及或处于相对劣势的领域，并拥有对东道国金融银行业某些领域的决定权。Claessens与Glaessner(1998)、Claessens与Klingebiel(1999)、Hawkons与Mihaliek(2001)、Claessens、Demirguc-Kunt与Huizinga(2001)以及叶欣、冯宗宪(2004)和张荔、张蓉(2006)研究得到正向效应结论的发展中国家样本绝大多数都是处于初期开放阶段或成熟和完全开放。

第三阶段：渗透与收缩

当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本国银行与外资银行水平接近，利润进一步压缩，此时外资银行要么采取进一步渗透蚕食国内银行份额保持其经营和利润，进一步控制东道国业已占领的领域；要么收缩业务选择新的东道国，退出在某一东道国的竞争或保持现有规模和水平。此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由于蚕食与收缩、进与退并存，体现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稳定性有所下降。东中欧国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拉美部分国家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由于过渡的开放及政府监管力度所限，本国银行业已被进一步蚕食，不少本国银行都退出竞争领域或被兼并，国家金融稳定性不断下降。Barajas、Steiner与Salazar(2000)研究的哥伦比亚正是处于该阶段，因此得到外资银行使得国内银行贷款质量下降，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结论也是情理之中。

第四阶段：危机时期与敌意入侵

此阶段是在第三阶段积累到矛盾不可词和或遇上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外资银行出于其经济利益和母国政治利益。战略上会倾向于选择利用东道国无暇顾及的空隙采取系列恶意事件打压东道国银行或进一步渗透，通过经济达到敌意入侵的目的，控制东道国的金融银行体系；选择收缩前也会促使资本外逃，不让东道国危机危害自身利益。此时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呈明显的负向作用。墨西哥和阿根廷就是在危机中整个金融银行体系受到外资银行的全面控制，经济发展陷入被动局面(林晶，2001)；而东南亚国家在金融风暴中由于危机程度过深，严重影响外资银行利益，并且上演了亚洲版的“特拉吉效应”，为避免惹火烧身，外资银行纷纷带着资本外逃或收缩业务，没有起到当初预想的稳定银行体系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危机深度和蔓延。

五、结语

通过上述“阶段性”方法的分析，我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随着开放阶段的深入呈现倒“U”型的变化。这是使用时间性分析无法得到的结论，也是学者们研究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有的研究开放时期的前阶段，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的研究危机前后，如哥伦比亚或墨西哥，以此形成了不同的结论。

篇10

    【关键词】外资银行 银行监管 对策

    一、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论文出处(作者):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3]邓静.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