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产业研究范文
时间：2023-06-27 18:00: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药产业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山西 医药产业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2-160-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及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转变，山西经济传统的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必然面临着因需求增长放缓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山西经济当前面临着转型发展和培养接续产业的重要任务。而医药产业作为一项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低污染高回报的产业，成为山西经济转型发展可能选择的重要接续产业之一。山西发展医药产业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山西医药产业当前已形成包括化学原料药及制剂、医疗器械、中药药材等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医药生产体系，涌现出了亚宝、振东、威奇达、康宝、普德、安特、太行、博康等20多户制药优势企业；拥有1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9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山西医药产业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资料显示，近20年间（1990—2011）山西省医药产业保持了年均15.33%的增速，远高于同期山西经济的11.3%的GDP平均增长速度。鉴于以上背景，本文对山西医药产业的全要素增长率进行分析，以便从更深层次了解推动山西医药产业增长的动力，为山西经济转型发展和接续产业的选择提供依据。
二、理论方法与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研究投入产出中劳动和资本投入所没有解释的增值部分，它是产出价值剔除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贡献后的残差部分，表示经济因为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产出增值。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1957年计算得出，因此也被称为“索洛残差”。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当前已经发展出了以索洛残差法为代表的参数法和以数据包络分析为代表的非参数法等多种方法。本文在分析山西医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时，采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索洛残差法进行分析。
假设山西医药产业的生产函数为：
Yt=AtKtαkLtαL （1）
其中，Yt表示山西医药产业t年的总产出，At表示t年的技术水平，Kt和Lt分别表示t年资本和劳动的投入，αk和αL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到公式如下：
InYt=InAt+αkInKt+αLInLt） （2）
再假设山西医药产业为规模报酬不变，即有αk+αL=1，（2）式可以进一步变形得出：
In（Yt/Lt）=InAt+αkIn（Kt/Lt） （3）
对方程（2）或（3）进行回归，我们可以得到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αk和αL。则此时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TFPt=■ （4）
第t年的TFP的增长率为：
tfpt=■-1 （5）
三、数据说明及回归分析
1.数据说明。计算TFP及其增长率所需要的数据包括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一定年限的时间序列数据，这些数据的获取介绍如下。首先，产出数据，选用山西省医药产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作为产出数据，并用山西医药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其次，劳动投入数据选用山西医药产业劳动力年末从业人数数据进行度量。再次，资本投入数据使用戈登史密斯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核算。其中在确定基年资本存量时直接用杨格（Young，2000）采用的10%的比例去除1990年山西医药工业的投资数据得出；折旧率也采用杨格（2000）所假定的6%的折旧率；当年投资选取山西医药产业各年的固定投资数据，并用199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不变价换算。最后，上述全部数据全部取自公开出版的《山西省统计年鉴》及各年的山西省统计公报，时间区间选择为1990年—2011年。
2.回归分析。对1990年—2011年山西医药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整理，并对InY、Ink和InL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解释变量Ink和InL的单整阶数不相等，因此，转而对数据In（Yt/Lt）和In（Kt/Lt）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后发现，以上两个数据序列为一阶单整的，并通过了协整检验。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的数据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
In（Yt/Lt）=-0.046InAt+0.86In（Yt/Lt）+0.93ut-1
（-1.76） （10.94） （10.77）
R2=0.96 F=247.38 DW=1.36
其中，括号中数值为系数的t检验值。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结果比较理想，R2值达到了0.96，可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拟合效果较好。回归得出的αk值为0.86，则αL=1-αk=0.14，从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大小可以看出山西医药产业的发展更依赖于资本投入的增长。
四、TFP及增长率分析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将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带入公式（4）和公式（5），可以计算出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表1（见162页）中给出了1990年—2011年山西省医药产业的TFP指数和TFP增长率，其中1990年的TFP指数为100。
从表1可以看出，山西医药产业的TFP指数在1990年—2011年这22年间整体来看是稳步上升的，但在1998年—2004年这几年有一个先快速上升，再迅速下降的大幅波动过程。与此相应，山西医药产业的TFP的增长率在这22年间是不断波动的，在1998年到2002年有个大幅波动过程。图1（见162页）给出了1991年到2011年的TFP增长率曲线，从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出山西医药产业TFP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根据TFP增长率的变动特征，我们可以将1991—2011年细分为三个时期，来具体的分析山西医药产业的TFP增长率及其对总产出的贡献率。首先，从1991—2011年这短时间整体来看，山西医药产业TFP的平均增长率为2.53%，而医药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5.33%，TFP的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16.5%，也就是这段时间山西医药产业的增长中大概有16.5%是生产率水平提高的结果。其次，从细分时期来（下转第162页）（上接第160页）看。1991年到199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TFP的平均增长率为9.99%，医药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2.92%，TFP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77.32%；这一时期较高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与诸多技术水平较高的医药企业的进入有关，山西一些著名医药企业集团，如安特制药、振东制药及同星制药等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开始生产。1996年到2007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山西医药产业的TFP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率为9.45%。这一阶段同时也是山西医药产业TFP增长率大幅波动的时期，1998年到2002年出现大幅波动。这种波动应该与1995—1998年末实施的GMP认证有关，同时也可能与1998年山西亚宝药业集团的建立与之后几年的快速发展有关系。200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山西医药产业的TFP增长率为-8.13%，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78.27%；这种TFP增长率下降的情况可能与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有关。从这三个细分阶段来看，山西医药产业TFP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是在不断下降的，这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一点。
五、结论
通过对山西医药产业1990年—201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本文计算了山西医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医药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笔者发现，山西医药产业的TFP是在波动中向前发展的，波动主要集中在1998年到2002年间；但就整体而言山西医药产业的TFP是稳定增长的，这21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53%。从TFP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91年—2011年者21年间，山西医药产业的TFP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16.5%；说明在全部的产出增长中，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5%。但是一个不好的趋势是，从三个细分阶段的数据来看，山西医药产业的TFP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地下降。最后，本文分析发现，山西医药产业的TFP的增长率及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与山西医药产业重要企业的进入关系密切，似乎对山西医药产业这样产出规模较小的分析对象而言，技术较高的、大规模企业的进入对TFP的提高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该假说正确，创造条件、采取优惠政策，吸引技术先进的大企业集团的进入就是提高山西医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佳途径。但鉴于文章的分析目的，本文对此并没有作相应的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 肖光恩，刘秋慧.湖北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其分析——基于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J].长江论坛，2009（5）
[2]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摘，2003（2）
[3] 刘艳君，李慧茹.河北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篇2
【关键词】 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外包广东省产业发展
前言
生物医药产业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高科技产业,它同信息技术、先进材料术并列成为决定未来的三大最重要高科技术产业。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也把生物医药产业确定为前沿和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广东省是医药大省,“南药”更是广东省的骄傲,广东医药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利税、产品销售收入多年来稳居全国首位,均超过全国总量的1/10。广东省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寄予厚望,在《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把生物医药作为积极培育的“战略产业”,提出支持生物技术、现代中药等领域的创新研发和重大产业化项目,试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广东新药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十二五期间,广东省继续实施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期间将投入约5亿元人民币重点引导和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核心技术发展。《广东省十二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强调“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增强产业竞争力”,并将生物技术药物、疫苗和诊断试剂、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设备和医用器材作为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重点。到2015年,广东要基本建立起一个门类齐全、技术先进、产业链较为完整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体系,全省生物医药产业实现总产值1800亿元,实现增加值600亿元,年均增长15%左右。
研发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单纯活动,它是一个研发协同与交互网络,具有高效信息搜索能力、研发网络的学习能力和技术外包的集合体[1]。在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不能仅仅依靠自己进行独自研究和开发,要保持企业的持续增长绩效就必须整合外部资源和实施开放式创新[2]。生物医药研发的主要特点就是耗资大、周期长、风险高,而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外包的商务模式能有效缩短生物医药研发周期、节约研发成本、分担研发风险,能有效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发展,因此成为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战略性选择。近年来,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研发外包服务市场规模迅速增长,据统计,2005年全球制药行业研发活动中的外包比例为24.7%,约1/4的研发工作选择了外包途径,到2010年外包研发支出占研发总费用的比重提高到40%。
2 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外包发展现状分析
(1)生物医药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生物医药科技服务的市场化和企业化运作机制逐步健全。广东省政府鼓励企业开展生物医药技术研发和测试外包服务,推进新药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药物安全监测以及医疗保障等标准化外包服务业的发展,重视提升专业服务水平,促进生物医药科技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构建网络化和连锁化的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体系。例如,2009年广州成立了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GZBO),旨在改变以往生物技术外包服务业散点式状态,满足区域行业发展需求,整合各家技术优势,促进成员间合作交流,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专业服务体系。GZBO的发起单位有20家,聚集了广州地区较为强大的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资源,主要包括广州生物工程中心、广州金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博济新药临床研究中心等。为保障GZBO的组织规范和运行效率,GZBO设立了专业技术委员会和业务发展委员会,聘请了一批技术与经济领域专家为联盟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和国际市场业务拓展指导。GZBO的成立将与北京和上海形成很强的互补性,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华南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利。[3]
(2)打造生物医药技术服务外包基地,构建生物医药技术服务大平台。广东省政府打造生物医药技术服务外包基地,按照国际标准要求,进一步完善广州、深圳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服务外包综合配套设施建设,推进华南(国家级)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技术服务大平台建设。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为例,其结合自身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积极推动大型生物医药研发平台项目发展,打造东莞及周边城市生物技术创新链,努力发展成为中国生物科技产业新的增长极,在生物医药服务产业重点打造了三大技术服务平台:一是专业技术类平台,如新药筛选、安全评价、模式动物实验研究等;二是技术支撑类平台,包括实验动物中心、药品检测中心、专业孵化器、公共实验室;三是专业咨询和服务平台,如合同研发外包服务机构(CRO)、医药咨询和信息服务公司,可依托体外检测、生物芯片及其他先进诊断技术提供研发服务和技术支持。
(3)整合优势资源,完整的生物服务外包产业链逐渐形成。广东省生物技术外包产业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优势,例如,广东在中药研发方面技术力量雄厚,科技资源丰富。最突出的是现代中药研制开发系列规范的实施与关键技术发展及应用在全国较为先进,其中药技术创新链之完整,在全国绝无仅有。又例如,广州有三大动物饲养基地,仅在动物实验方面,如新药临床实验的病理、毒理检测条件就十分突出。同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其体制、思想、方法创新不断,对于有效孵化生物经济,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完整、合理的产业链,做大做强广州生物技术外包产业非常有利。
篇3
关键词：医药产业；结构调整；药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6-0186-02
医药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疾病谱的变化，人们对医药服务的需求发生改变，带动了医药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教育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药学教育应培养高素质的药学服务人才，适合医药产业的发展。医药产业主要包括药品研发、药品生产、药品流通、药学服务四个环节。人力资源和技术进步是影响医药产业发展诸多因素中的两个主要因素。人力资源因素一般包括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和素质结构两个方面。当经济水平较低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以及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将有助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产业升级影响更大的因素是劳动力的素质结构。医药产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高素质的人才更是产业发展所必须的，而提供高素质的药学人才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药学教育。技术进步因素对医药产业的作用体现在生产技术结构的进步与变动方面，一旦发生技术变革，产业结构将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技术进步不断拓宽劳动对象，使产业部门不断细化、新的产业部门不断产生[1]。技术进步还不断地引发人们新的医疗需求，从而使新需求成为新医药产业的萌生，致使医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2010年11月，工信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了《关于加快医药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未来国家医药产业结构将向优质化、学术化、集中化、国际化四个方向调整，“优质化”重质量；“学术化”重寻证研究；“集中化”重GMP、GSP认证；“国际化”重品牌创新。因此，在新形势下未来药学专业人才需具备生产质量控制能力、循证研究能力、临床用药服务能力、创新药物研究能力等。医药行业发展在新的产业规划布局刺激下变化，人才的供应无法实现同步提升，必将出现供应缺口。医药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药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促使其改革。研究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和药学教育的关系，可适时根据医药产业的新知识、新技术和调整方向来修订药学教育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使学生知识结构更适应产业需求。
一、医药产业的发展水平决定药学教育的规模和结构
药学教育主要是为医药产业输送人才，因此理论上医药产业的发展水平对于药学教育的规模和结构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一，医药产业的规模决定了药学教育的规模。各类药学人才是药学教育输出的产品，而医药产业就是药学教育最大的客户，决定着对于药学教育产品的需求数量[2]。根据市场供需理论，如果医药产业的需求大于药学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就会吸引更多的高校开设药学教育，使药学教育规模不断增加。反之，则会导致教育过度，造成药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和教育成本的浪费。
第二，医药产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药学教育的层次结构。医药产业各个环节、各个子产业的职能不同、任务不同、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不同，决定了药学教育设置不同层次的院校以及不同的学科专业和招生等级。新药研发环节需要高层次研究型人才，药品生产环节需要工程型、技术型人才，药品销售环节需要技能型人才；各产业市场份额的不同影响高校各专业的设置，决定了不同专业人才的输送数量。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数量关系和质量要求决定着高校学科结构的数量和质量结构，新药研发、化学药、中药以及生物药品的生产、临床药学服务等需要的人才在知识结构方面各不相同，影响了各高校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培养模式的选择。
第三，医药产业的发展决定了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方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是医药技术未来发展的趋势，生产环节所需人才在数量上会适当减少，但水平层次要求则会越来越高；随着新药研发战略由“仿制型”逐渐向“创制型”转变，需要更多的人才从事新药创制研发工作；医药产业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知识、新技能丰富了药学教育的知识体系；随着人们对于合理用药意识的增强，临床药学服务的全面开展势在必行，药学服务型人才就业前景广阔。
二、药学教育为医药产业提供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虽然药学教育受制于医药产业发展水平，但同时药学教育又对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药学教育能够为医药产业提供所需人力资源，这是由药学教育的教学功能实现的。人力资源是一个重要生产要素，而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医药产业，对于人才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从新药研发到工业化生产，从药品流通到患者用药，实现药品预防、诊断、治疗的作用，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相应的药学人才。
第二，药学教育能够为医药产业提供知识与技能，这是由药学教育的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实现的。药学教育不仅通过培养人才为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而且它还通过各种科研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医药产业发展提供各类知识、技术和产品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在我国，高等学校是新药研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把药学教育的发展与医药产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但要提供人才支持，而且要贡献科学知识与技能。
第三，药学教育的规模和结构是推动医药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药学教育数量上的不足会导致医药产业的人力资源供给不足，教育结构上的不合理会导致医药产业局部的人力资源供给出现问题。某个环节可能出现人才供给失衡现象而无法有效地推动医药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药学教育与医药产业协同发展策略
1.构建合理的药学教育结构。合理的药学教育结构是保证药学教育与医药产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药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对医药产业结构和药学教育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本文对构建合理的药学教育结构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严格控制研究型大学进入药学教育领域。目前我国新药研发水平不高，使得医药产业没有能力消化大量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结合产业现状和教育成本，应当严格控制研究型大学进入药学教育领域。
第二，大力发展药学高等职业教育。目前，医药产业市场也存在着“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两种格局，而打破这种局面，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就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采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因此，药学教育应以实践技能教育为重点，以实际岗位需求为出发点，为药品生产、药品流通、质量控制、临床药学服务等环节培养大批高等职业技能型人才。
第三，严格控制中药学类专业的规模。目前，中药学类专业规模均超过化学制药类专业的规模。同时，随着生物技术制药产业的赶超，使得这种专业规模布局与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不能适应。对药学服务类人才的大量需求，也迫使药学教育向临床药学专业方向侧重。
2.开设新专业。医药产业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向相关领域扩张，必将需要新的专业来与之相适应。药学教育可以在现有学科基础上根据医药产业结构的发展和调整开设相关专业。高等药学院校可以根据产品关联、技术关联和服务关联三条思路来开设新专业。与药学专业产品关联的专业有化学、生物科学、医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等；与药学专业技术关联的专业有食品科学、环境科学、化妆品学等；与药学专业服务关联的专业有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信息学、法学等。如民族药学专业可整理和研发我国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化工药学专业可将药学专业技术用于化妆品行业和化工行业；农药学专业可将农业和生命科学有机融合；信息药学专业可将信息化技术用于药学服务的发展。上述专业都是药学相关专业，可培养医药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医药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人才支撑。
3.做好药学专业认证工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专业认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证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能够相互适应。依靠药学行业协会（学会）或组成权威的中介机构，加强对药学专业认证评估力度，定期公布专业评估结果，真正实行专业设置的优胜劣汰，保证专业教育质量。社会力量参与专业认证能够及时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执业资格对毕业生的能力要求、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其他信息直接反馈给学校，使学校及时关心了解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提出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在高校的支持和配合下，建立以药学行业协会为主体的独立药学专业认证机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药学认证体系的首要任务[3]。
4.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责。第一，教育管理部门发挥指导、监督、协调作用。药学教育要适应医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管理部门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药学教育发展规划来保证药学教育的结构。教育部门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高校制定不同的人才质量考核标准，监督药学教育人才培育的质量。政府可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力量，均衡药学教育地域差异。
第二，医药院校应重视医药产业调整，针对人才需求变化来调整药学教育，保证药学教育与医药产业协调发展。做好角色定位，密切关注医药产业发展动态，根据市场需求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第三，医药企业应提供人才需求方面的信息并对药学教育提供有效反馈，以便药学教育能适时调整培养方案，使教育能适应医药产业的发展；同时医药企业应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勿盲目考虑名牌学校和高学历，而应根据招聘岗位需求来考察学生的匹配度。
参考文献：
[1]王虹，陆冰蕊，张华凯.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机理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14）：12-13.
篇4
关键词： 生物医药产业园珍奥核酸生物谷 共生思想
中图分类号： R 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共生思想是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建筑理论，该理论涵盖了历史与未来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内部与外部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等多个领域，主张对被现代建筑所抛弃的双重含义和多重含义的性质进行重新评价，并发展继新陈代谢时期形成的中间领域理论，是对世界建筑趋于多元化潮流趋势及对技术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信仰的修正并将城市、建筑与生命原理结合起来，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该思想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如表1），（1）已成为当代建筑计师及规划师新的参考理论。
时间 理论框架 理论实践
20世纪60年代 新陈代谢、开放结构概念 以面向未来的高技术建筑来表现“成长”和“代谢”
20世纪70年代 中间领域和模糊理论 开创了城市和建筑中的“灰空间”
20世纪80年代 共生思想 开始对“共生”的概念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
表1“共生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 ―笔者自绘
大连市金州新区于2010年7月正式组建大连先进装备制造业园区，规划建设面积31平方公里，以“五园一区”的规划模式进行产业布局（如图2），着力打造以珍奥核酸生物谷园区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等项目，力求形成符合园区特点的、独具园区特色的主导产业发展模式。大连珍奥核酸生物谷（以下简称为“生物谷”） 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基地。以“产业园”的开发模式，作为促进环境、资源、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载体。
2.生物谷规划设计思考：
2.1场地诉求：生物谷位于大连金州新区，规划范围为丹大高速公路以东、金七路以西的三角地带，临拓展8、9号城市干道，北侧临广阔的农田绿地（如图1），总用地面积38万平方米，分为A. 图B两区，A 区30万平方米、B区8万平方米。地形为缓坡丘陵，呈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间低地貌。场地要求合理解决场地排水及土方量的竖向设计，北侧未开发农田土地的利用与保护，注重园区与城市相交界面的对话表达。 2.2功能诉求：分析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的各项资源制约因素，明确园区主导产业和特色，将产业特色与园区的生产、游憩、生态和图（1）生物谷微观区位
服务功能有机结合，既要合理的划分各产业功能区，又要避免功能区的纯化所带来的空间单调性，在功能的“集”与“散”中取得平衡，生物谷用地由生产用地、辅助设施用地、行政办公用地、生活区用地及绿化组成，对应功能区即生产区、物流区、办公区、生活区及绿化景观。功能要求综合考虑生物谷产业链条顺承与场地规划的优化关系，兼顾生物谷功能区与市政网络的关系。
2.3空间诉求：生物谷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生物产业基地，产业链条涵盖细胞工程、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五大生物工程技术，兼作为全国工业旅游的示范园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达20万人次。园区空间形态因产业特点而种类多样，性格特点力求整体空间的共生性、产业功能空间的承接性、共享空间的易达性及趣味性。
2.4生态诉求：生物谷基地位于大连市东偏北方向，呈缓坡地貌，周围植被良好，北侧临未开发农田，有较好的自然景观，南侧濒临缸窑河干流，南北发育汇水支，冲沟发育良好。生态要求对场地原有生态系统做合理保护的同时，结合基地气候特点及场地功能布局，探究绿色节能设计的可实施性，促进生态平衡。
3.生物谷规划设计对策
3.1基于“原场地(历史)与新规划（未来）”的共生，明确技术需求，合理选址布局
黑川纪章在“共生思想”里强调：“功能的纯化、广阔的空地、绿化、阳光和新鲜空气被当做现代化的口号为人们所接受，进而成为世界共同的现代化城市目标，但是在现今生命原理的时代，这种合理的功能分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1）避免功能的不合理分离，生物谷由办公区、生产区、生活区、物流区组成。生产区是园区的核心区，占地面积较大；办公区是园区与城市交流的平台，是园区的形象窗口，将其置于园区 主体轴线的最高处，突出其宏伟的气势；物流区是为生产服务的后勤区域，根据生产需求分布在生产区周围；生活区包括疗养院及健康管理中心，位于场地的北侧区域，濒临城市道路和农田，具有便易的交通和优美的环境。场地南部为集中的景观绿地带，以延展的水面为主体，附设公共交流与游走空间。几大功能区相互依附共同组成了生物谷的总体功能布局。
3.2基于“局部与整体”的共生，突出产业特色，促进功能完善
3.2.1功能布局
黑川纪章在“共生思想”里强调：“功能的纯化、广阔的空地、绿化、阳光和新鲜空气被当做现代化的口号为人们所接受，进而成为世界共同的现代化城市目标。” （1）避免功能的不合理分离，生物谷由办公区、生产区 、生活区、物流区组成。生产区是园区的核心区，占地面积较大；办公区是园区与城市交流的平台，是园区的形象窗口，将其置于园区 主体轴线的最高处，突出其宏伟的气势；物流区是为生产服务的后勤区域，根据生产需求分布在生产区周围；生活区包括疗养院及健康管理中心，位于场地的北侧区域，濒临城市道路和农田，具有便易的交通和优美的环境。
3.2.2交通规划
结合产业链条及城市的市政系统，交通分为内部交通和外部交通两部分，并以“人车分流”的方式组织。内部交通主要指产业内部的物质传递、副产品的交换交通需求，以及废弃物的运输；对外交通主要指产业与外部产业联系的交通需求，包括办公区的人员流动、展览中心和健康管理中心对外商业部分。“内”“外”动流线的分区合理布局，使不同功能区达到“动态均布”的布局模式。 场地内道路分为两个等级，主干道路宽为12米，呈南北向，次干道宽为7米，沿各厂房、建筑群周围布置成环形路，与三个出入口协同满足功能的需要。厂区道路的布置满足生产、运输、安装、检修、消防及环境卫生的要求划分功能分区,并与区内主要建筑物轴线垂直或斜交设置，呈环形布置。办公区的交通系统为人车分流模式，车行系统在建筑结合机动车道布置，步行系统通过广场、步行道、连廊组成有机体。集中停车规划为两个区域，北部办公区设地下停车空间，满足日常内部职工与外来客流的停车需要；北部生产区规划大型机动车停车场，满足生产运输的要求 。
3.2.3景观设计
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园的景观格局主要以生物制药生产功能特色为出发点，采取“双轴四区一带”的布局模式。通过线性的带式景观，突出强调景观轴在生物谷空间的统领作用，在“线性”景观的基础上嵌入“点式”景观，在景观的肌理上，采取“软景”与“硬景”结合的策略。着力打造 面积充足的开放性景观空间，通过沿街水面的设计，形成厂区内灵动的水面景观，并向东西逐渐延伸，以点带线、以轴带面，与原有自然生态资源共同构筑完整的绿化网络，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绿地系统。
3.3基于“人与技术”的共生，塑造生态产业链的属性空间
生物谷的空间布局实质是生物医药产业的空间物化，（2）根据功能的布局，生物谷打造的性格空间主要有生产区的产 业链条物化空间及可供游人参观的通透的线性流动空间、办公区域及沿主体景观轴延续的开敞性共享空间、南侧水面的 园 区向城市渗透的过渡空间。在城市干道金七路的城市空间界面上 ，布置科技馆、健康中心、接待中心三组不同性格建筑，作为广场过渡的表达。图（2）生物谷总平面图
3.4基于“人与自然”的共生，促进生态园区持续发展
基于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将生态设计引入园区规划，环境因素成为设计的关键点，它要求在产品开发的所有阶段均考虑环境因素，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引导产生一个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系统（2）。生物谷基于大连地区四季分明、空气湿润、降水集中、季风明显、风力较大的气候特点，在设计初期，根据场地的高差分布，合理的布局园区功能空间，使土方量达到最少，从而减少对原始地貌的破坏，在产业运营期间，生物谷产业内部形成生态可视的可持续设计策略，坚持产业链条的运营主线，通过原材料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及废弃物的合理“变质”，促使“生物链”的自然合理流动。通过软景、硬景与生态设计的结合，践行生态产业园的生态效应。结合大连地区气候特点，附设雨水收集装置，与中心水域景观结合，形成良好的水循环利用。生物谷内的道路照明系统均附设太阳能板，通过太阳能与电能的转换来提供照明。
4.结语与展望
生物医药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规划带有极大的综合性，不只是简单的土地利用规划，还要涉及到生物医药技术、景观、生态、旅游宣传等多方面，因此要加强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及跨学科的实践。使得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园能更好的发挥其带动医药产业腾飞的作用，以建立更完善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格局。珍奥核酸生物谷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本着尊重自然原貌、发挥自然优势、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着重考虑人为因素与场地的关系。对园区功能分区合理布局，妥善解决内外交通流线的互干扰问题，结合景观对场地进行合理规划。本次设计仅是对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园规划方法的初探，在某些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究及调整。
参考文献：
（1）[日]黑川纪章新共生思想覃力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2-13
篇5
关键词：医药产业；创新效率；空间分布特征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5.001
近几年来，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许昭宾（2012）孙虹，俞会新（2012），茅宁莹等（2012）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我国主要省份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郑洁（2008），谭晓东（2016）等则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进行了医药产业创新效率的测度。现有研究着重于对效率水平的评价，而对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较少，因此本文将医药产业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SFA方法评价两阶段的创新效率，并对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
1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评价
本文根据创新产出成果的差异将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流程划分为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其中技术研发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新技术的形成，因此选取药品专利申请数（PAT）作为产出变量，以医药制造业R&D人员全时当量（RDP）与R&D资本存量（RDC）作为投入变量；成果转化阶段其实就是将所获取的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取收益的过程，故选取医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NPR）为产出变量，以医药制造业从业人员数（EMP）、转化经费支出（EXP，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购买国内技术与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之和）、专利申请数（PAT’）作为投入变量。
为了对创新效率进行评价，本文构建了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两阶段SFA模型如下，其中β0为常数项，β1.2.3为变量影响系数，Vit-μit为复合误差项，i表示省份，t表示时期。
（1）技术开发阶段
lnPATit=β0+β1lnRDPi（t-1）+β2lnRDCit+（Vit-μit）（1）
（2）成果转化阶段
lnNPRit=β0+β1lnEMPit+β2lnEXPit+β3lnPATi（t-1）+（Vit-μit）（2）
本文的研究对象除、青海和新疆之外的28个内陆省份，考察期为2006-2015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等。运用Frontier4.1软件，计算得出2006-2015年，我国28个省份的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
2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上一节的创新效率求算结果，对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
2.1新效率的时序特征
图1中展示了2006-2015年间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和发展趋势。
从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的均值来看，技术开发阶段创新效率的平均值为0.394，而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均值为0.331，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始终低于技术开发阶段，两阶段创新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仍存在60%-70%的效率损失；但同时也说明我国医药产业的创新效率仍存在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的空间，如果我们可以努力提高各省份的创新效率，那么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产出在现有基础上还可以分别提高60.6%和66.9%。
虽然从整体来看，两阶段创新效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技术研发阶段的效率值从2006年的0.307变为2015年的0.484，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水平则从2006年的0.189变为2015年的0.475，虽然转化效率始终低于研发效率，但相比之下，转化阶段的效率提升幅度更大，发展速度相比于研发阶段更快；同时也说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医药产业已初见成效。
2.2创新效率的省际差异
如表1所示，医药产业技术开发阶段，创新效率最高的省份为天津，其创新效率值达0.784，最低的省份为内蒙古，其创新效率值仅为0.118，天津的创新效率是内蒙古的6.6倍。而在医药产业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创新效率值为0.666，创新效率最低的省份为海南，效率值为0.080，北京市的创新效率是海南的8倍多。
图2和图3显示了我28个省份医药产业两阶段平均创新效率水平，从两条线的形状中可以看出，两阶段高低效率的省份分布存在差异。技术研发阶段，在全国28个省份中，高于创新效率均值水平的省份有10个，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而东部地区的、中部地区及西北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创新技术效率处于全国水平之下。成果转化阶段，高于创新效率均值水平的省份有12个，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低于创新效率平均水平的省份主要为中西部省份。同时，在两个阶段中，低于均值效率的省份数目均高于高效率省份数目，也说明各省份创新效率在较低水平集聚。
2.3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
根据新经济区域划分方法，将28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
2.3.1东部地区
由表2中两阶段创新效率最大和最小的省份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的10个省份中，天津、海南的技术研发效率相对较高，河北和北京的研发效率较低；北京和福建的成果转化效率较高，而海南和广东的转化效率最低。从北京和海南的两次上榜中也可以看出，这两个省市的两阶段效率协调性相对较差，在以后的发展中要注重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协调发展，避免顾此失彼。此外，从效率均值与变异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在成果转化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各省的效率水平差异较小且水平较高。
2.3.2中部地区
由表3可知，中部地区医药产业技术研发阶段的领先省份为湖南和山西两省，较为落后的是江西和河南两省；成果转化阶段中领先省份为湖北和湖南，落后省份为山西和河南两省，两个阶段综合来看，湖南省两阶段发展较为协调且水平相对较高，而河南医药产业两个阶段均相对落后，山西省两阶段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最为严重。两个阶段的变异系数相比于东部地区较小，也说明中部各省份医药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均衡，技术研发效率均相对较高，而成功转化效率均值仅为0.242，中部地区应进一步加强对技术成果转化方面的政策支持和要素投入。
2.3.3西部地区
在西部的9个省份中，技术开发阶段，云南和贵州的效率水平较高；成果转化阶段，重庆市一家独大，云南紧随其后，而内蒙古的整个医药产业的发展均显乏力。此外，西部地区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变异系数为50%左右，各省份间产业发展水平严重失衡。
2.3.4东北部地区
东北地区由于只有三个省份，此处不再列表对比。整体来看，三个省份的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水平较为接近，两阶段创新效率均较低且不相上下。
2.4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空间分布的可视化
为了更为清晰、直观地感受两阶段效率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本文采用GeoDa 1.4.6软件，绘制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空间地理分布图，如图4和图5所示。其中，、青海、新疆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省份由于数据缺失，未在地图中显示出来。
从上面两幅图中可以清晰发现，我国医药产业的技术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在各省份间的分布很不均衡，即存在效率水平的分层；同时，创新效率存在空间上的集聚态势，即效率水平相近的省份间相互临近。在技术研发阶段，高效率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中部邻接省份间的效率水平也大体相近，而低效率省份集中在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整体的效率分布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在成果转化阶段，低效率省份依然集中在西北和东北部地区，但是高效率省份则向东迁移，天津、山东、江苏、福建等东部沿海省份成果转化处于较高水平，整体效率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
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分布的不均衡，说明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的空间布局仍不甚合理，同时也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人员队伍的素质、创新要素投入力度、技术创新管理体制等密切相关。在技术研发阶段，西南和中南部的省份得益于天然药物资源优势，利用有限的创新投入创造了相对较多的创新产出，而东部地区创新要素的投入力度较强，但是在对要素的利用效率上仍存在^多的浪费和损失，以至于出现产出与投入的不匹配。而在成果转化阶段，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集，药企集聚，市场广阔，得益于庞大的用药群体，药品新产品上市后更容易占据市场，获取收益并实现成果的有效转化；此外，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于新技术和新经验的引进、消化和吸收能力较强，同时广阔的发展环境和优越的工作环境也吸引了大批创新转化人才。正是由于资源、环境和制度上的差异，才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3研究结论
本文对我国医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从时序特征来看，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均较低，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始终低于技术开发阶段，我国医药产业的创新效率仍存在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的空间；从省际差异来看，两阶段创新效率的省际差异明显，研发效率水平天津最高，内蒙古最低，转化效率水平北京最高，海南最低；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在成果转化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中部地区两阶段效率发展较为协调；西部地区在技术研发效率水平较高；效率空间分布图直观地展现了两阶段创新效率“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不均衡分布特征。
参考文献
[1]许昭宾.贵州省民族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DEA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24（16）：811.
[2]孙虹，俞会新.河北省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创新能力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10）：8590.
[3]茅宁莹，张帅英，褚淑贞.基于DEA方法的我国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J].中国药房，2012，23（5）：391394.
[4]郑洁，杨昌辉，徐晟.基于SFA的我国医药制造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4）：5862.
[5]谭晓东，陈玉文.基于SFA方法的中国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评价[J].中国新药杂志，2016，25（13）：14611465.
[6]周煊，程立茹，王皓.技术创新水平越高企业财务绩效越好吗？――基于16年中国制药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8）：166179.
篇6
关键词：河北省医药企业；集群模型；创新成长
产业集群化已成为产业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重要的趋势，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同处于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形成产业集合模式。产业集群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侧面扩展到辅产品的制造商，以及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近年来，在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湾、华盛顿、圣地亚哥和北卡罗莱纳研究三角园等五大生物技术集群，已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欧洲莱茵河上游谷地的跨国生物谷，已成为欧洲生物技术的中心。我国国内的一些医药企业也呈现出集聚发展的现象，如吉林通化医药城、上海张江“药谷”、北京北大生物城、广州国际生物岛等。医药是河北省的传统优势产业，历史悠久，企业众多，各项经济指标在国内名列前茅。目前，既迎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领域的激烈挑战。河北省的医药企业如果能够依托集群，充分利用集群的优势效应，将有利地促进企业的创新成长，达到单个企业所不能及的成长速度。
一、依托集群发展是医药企业创新成长的有效途径
集群内聚集了许多同质和关联度很高的企业群体，集群中实践活动的“面对面交流”的有利条件支持着知识、人际关系在不同机构之间的顺畅流动；集群具有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企业的经济行为往往根植于共同的圈内语言、背景知识和交易规则；集群的网络特征则有利于知识外溢，也有利于集群内的知识开发和创造。集群内垂直联系的企业、水平竞争的企业、中介机构、教育与研究部门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使新观念、新技术、新知识相互扩散，有利于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升级。在集群内可以促进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的交流和合作，并能够在知识和信息的积累过程中充分地开发企业的智力资源，提高知识构建和组织竞争能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医药产业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创新是不可或缺的竞争优势来源。事实证明，创新始终是国际制药巨头们的战略发展重点，也是其立足的根本。比如新药的研发，一大特点就是周期长、技术环节多、风险大，新药开发所需的各个技术平台在创新过程中存在逻辑关系，组成产业的创新链。在集群内部，创新链中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集中和协作将发挥出增值效应、加速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因此，依托集群发展是医药企业创新成长的有效途径。
二、河北省医药产业集群结构
河北省是一个传统的医药大省，化学原料药和中药材加工及中成药的生产有一定优势，具有建设主导产业的基础和条件。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中成药与中药饮片、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生物制药、医药批发、连锁药店、零售、流通，具备良好条件、产业链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医药产业体系，成为我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末拥有规模以上入统企业158家，其中大型企业3家、中型企业28家、小型企业127家。根据河北省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特点，我们可以构建医药产业集群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河北省医药产业集群结构模型
(一)集群内企业已初步形成交错型的产业价值体系
河北省医药产业集群内的主要制药生产厂家发展历史较长，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实力。从图1可以看出，这些企业之间联系密切，竞争与协作同时存在。集群企业带动了上游的化工原料、包装材料、药材种植业和下游的药品批零企业、药房等相关支持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交错型的产业价值体系。地处环渤海区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给河北省医药产业集群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支持系统和技术力量雄厚的研发支持系统，医药物流系统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将为河北省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助推器作用。
(二)企业依托产业集群创新成长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从河北省医药产业集群结构模型中可以看出，存在供应系统、生产系统、物流系统、流通系统、研发支持系统等较为完善的集群构成体系，但是缺乏良好的资源规划而尚未发挥最大的效率。许多企业之间关联度不大，在产业链上形不成上下游关系，在行业技术或产品原料、市场方面也形不成竞争关系，它们之间在技术创新、获取市场信息方面缺少交流，缺少竞争，每个企业面对市场都是孤立的，在信息交流、市场营销、物流服务等方面形不成共享网络。每个企业的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都高，企业活力受到限制，创新效率不高。
三、基于集群的河北省医药企业创新成长对策
(一)明确定位，实施资源整合创新
越来越多的国际医药集团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部的优势资源，重新定位、配置企业的内部资源。比如，为了节省药品研发支出，提高效率，降低风险，推动本土化发展，跨国制药企业将研发网络进一步扩大到临床资源丰富、科研基础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研发外包比重不断提高。据估计，2005年全球制药业研发外包(CRO)市场达到163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36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3%。
南方一些成功的产业集群，例如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很快，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产业链的培育，在一条产业链上，有最终产品，有半成品，有原料，如果把一个产业链构筑起来，可以为另一条产业链提供配套和服务。如果能把产业链做好做大，产业集群的优势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吸引了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产业链，有这样的配套能力。河北省的医药企业应当根据集群的供需状况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对自身的资源进行规划整合，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核心资源集中于某一领域，既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又为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做有效的支撑。比如石家庄市政府规划要发展医药物流和医药金融体系，未来发展潜力很大，企业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着重于利用集群的优势资源，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二)利用集群的优势效应进行技术创新
医药企业是河北省的重点发展产业，多项经济指标在国内名列前茅。要保持在医药这个“永远的朝阳产业”的竞争地位，就必须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集群的发展尤其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生和扩散的。技术创新的产生离不开企业所拥有的创新资源和知识存量，产业集群中存在着社会资本，使得在产业集群各主体之间的知识产生溢出效应和共享。正是基于集群网络的结构根植性和文化根植性，一旦有新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群内传播、溢出和渗透，从而则将一个创新活动发展成一群创新活动。
因此，企业应发挥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利用集群的学习和创新效应，有效整合科研院所、工程和医学临床机构等资源，加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扩大在集群内的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根据国家十一五医药行业发展规划和河北省未来的医药产业发展方向，首先应加快建设高新生物制药工业园区，进行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产业化水平；其次应把握住国际医药市场一批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药品专利到期的大好机遇，加快产品、产业化技术研发，加快创新药物和特色非专利药的研制；三是结合传统中药优势发展现代中药，加大药材的规模化生产和中药现代化技术开发，研发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小、质量稳定可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品种，努力在国际市场上增强河北品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陶守强.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成长及成长模式[D].浙江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篇7
一、药品质量管理理念
药品质量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如何有效控制药品质量一直是医药界积极探索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国内医药界认同药品质量是生产出来而不是检验出来的理念，近年来国内强调企业是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人。
QbD是质量源于设计的简称，强调设计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是科学的、基于风险的全面的药品研发质量管理理念，是从产品研发到产业化过程的精心设计，是对产品特性、生产工艺与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透彻理解。药品质量=f(药物、辅料和制造)，药品质量是因变量。药物与辅料的特性、如何配伍以及如何制造决定了药品质量。在研发水平高、较早实施cGMP和药品监管严格的欧美发达国家在近年提出QbD质量管理理念，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在国内，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已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针对申报生产的工艺与实际生产采用的工艺存在较大差异的问题，将批准生产的环节向后推移。2008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研究的技术指导原则(一)》，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监管。国内企业学习和树立QbD药品质量管理理念，有助于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和保证药品质量，有助于解决药物制剂产业化问题。
二、重视工艺放大效应的影响
各类制剂各个具体品种的工艺放大效应的程度是不同的，需要考虑的重点也是不同的。比如，粉末直接灌装硬胶囊的工艺放大效应一般比较小；一些溶液型小容量注射液灭菌前的工艺放大效应一般不大；而乳剂、脂质体、微球、一些固体制剂和缓控释制剂等则由于属于多组分、多相系统，涉及多相搅拌、挤压、混合等多单元的操作，其工艺放大效应就大得多，在工艺放大过程中受设备、操作条件和工艺参数的影响很大，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物理状态变化程度难以预测。
为了保证试验药品在临床阶段所验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在生产、上市时得到重现，药物制剂工艺放大过程必须保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需要加强一些品种的体外释放度与体内吸收度相关性的试验研究，在工艺放大试验过程中必须对制剂的释放性能进行监控。对于工艺放大效应大的品种，其生产规模应该逐步放大。在国外，在对缓释微球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时，一般每次扩大至前一次的2倍量，并对每一次扩大生产的微球的各参数进行评价，进行相关验证，确认产品质量是否都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甚至还在一定阶段进行生物利用度(BA)或生物等效性(BE)评价。中试和产业化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艺放大过程，它关系到申报工艺是否能应用到大生产，关系到产品质量的重现性，直接影响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如果在工艺放大过程中发生比较大的变更，应该重新进行BA或BE试验，甚至需要重新进行临床研究和重新进行稳定性等相关研究。
三、影响药物制剂工艺产业化的原因
制剂工艺的实验室阶段一中试一小规模生产一规模生产的顺利过渡是建立在前期全面、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整个过程都需要大量投入，需要有富有经验的技术团队，需要具备相应的配套设备和仪器等。
在药品研发过程中，药物制剂工艺开发研究是一个重要环节。大部分国内制药企业或相关研究机构由于研发投入少、研发条件不完善、研发水平不高，再加上原辅料来源少和时间紧等原因，在实验室阶段的试验次数和试验量有限，对处方工艺研究往往不充分，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各种处方工艺因素的研究不深入。一些制剂技术转让项目很少被考虑到工艺放大效应、原辅料来源与质量以及设备适用性等因素。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制剂的申报工艺存在缺陷，而实验室处方、工艺不成熟往往给中试和产业化研究带来极大困难，常在中试放大和产业化时变更处方、工艺。
在发达国家，产业化研究阶段开始得比较早，在Ⅲ期临床试验开始前试制品批量已经达到较大生产规模，而采用生产规模的试验样品也是获得客观可靠的药物动力学和临床等试验数据的前提条件，虽然这将大大增加研发成本；此外，产业化研究和相关验证由专门的部门负责，在具有各类设备仪器(包括生产设备)的专门场所研究完成，在产品获得批准后将比较成熟的、规范化的工艺规程移交给生产车间。相比较，国内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制药企业不具备这种模式，缺少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弊端十分明显。在生产车间试生产时出现工艺技术问题，常常搅乱正常的生产秩序和GMP管理，影响产品质量。
四、建议
针对国内存在的药物制剂工艺产业化问题，研究机构和制药企业首先要树立QbD药品质量管理理念，通过设计来保证和控制产品质量，从开始研发时就要考虑产业化和最终产品的质量。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创造条件解决相关问题，需要有比较长的过程。根据国内的现状，建议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调控，倡导创新，加大研发投入。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必将危及医药产业的发展。相当部分制药企业研发资金不足，低水平重复开发品种的比例很高，造成一方面研发投入少，一方面又浪费研发资源的状况。因此，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和扶植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
2、提高制剂工艺开发研究水平。药物制剂工艺开发研究涉及许多学科知识，同时也是经验性比较强的实验研究。在研究中需要综合考虑工艺处方设计、设备、工艺参数、原辅材料、验证、制剂质量评价和标准制订等方面因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极端的工艺和条件，进行工艺的影响因素试验，从中找出影响工艺和产品质量之间的关键因素，确定相应的设计空间，提高实验室处方工艺的适用性或耐用性，为中试和产业化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加强中试和产业化研究环节。没有经过中试的技术成果往往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直接进行工艺放大或产业化转移的风险很大。中试和产业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必须建立相应的基地并组建相应的技术团队，对具体品种的工艺放大效应作出评价，以完成中试一小规模生产一规模生产的顺利过渡。
篇8
关键词：创意产业 产业环境 创意城市 构成要素
一、创意产业的界定和特征
(一)学术界的观点
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 Industry Task Force，CITF)把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干，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产权，具有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凯夫斯(cayes。2004)从文化经济学角度定义创意产业，并力图构建新的创意产业的文化经济学。他认为，创意产业提供给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霍金斯(Howkins，2006)从专利授权角度出发，认为创意产业主要包括著作权(CoPy-fight)、专利(Patent)、商标(Trademark)、设计(Design)等四项产业，并由此形成了智慧财产。因此，创意产业可界定为：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本质是用创意资本投入把所有产业联系在一起。
(二)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的观点
截至2008年底，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创意产业内涵与外延的提法，依据名称划分成三种：一是以英国政府定义为基础的“创意型”，比如创意产业是以创新思想，技巧和先进技术等知识和智力密集型要素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创造活动，引起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值增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产业：二是以美国政府定义为代表的“版权型”，比如版权产业是生产和分销知识产权的产业，包括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业；三是中、韩等国的“文化型”，比如文化产业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二、产业环境的重要性研究
首先，企业外部环境历来是战略管理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Daft(1988)提出企业外部环境或许比其它因素对组织结构、内部过程及管理决策影响更大，并进一步将企业外部环境中的一般环境细分为科技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其次，和生物体一样。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Moore(1993)首次提出和定义了“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这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企业组织与个人形成的经济群体”，企业所处生态系统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任何一个企业都应与其所处环境共同进化(co-evolution)，塑造一个开放、抵抗力强的生态系统。企业生态系统由企业及其环境构成，这些环境包括企业、政府、供应商、顾客、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
最后，C00ke(1992)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企业及其机构经由以根植性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系统地从事交互学习，并由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eture)和商业创新(Business Innovation)两个关键维度构成。根据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观点。企业是环境的产物，创新环境是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区域创新网络正是这样一种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区域治理结构。
三、关于创意产业环境构成要素研究
国外学者很少直接涉及创意产业环境的构成要素的讨论，但是他们对创意城市产生因素和条件的研究，对本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英国经济学家汤姆・坎农提出。未来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将更主要依靠人的创意和创造力来推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创意的思维和理念将渗透到城市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类城市称为“创意城市”。本文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就创意城市产生因素或条件展开讨论。
(一)急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环境
Peter Hall(2000)通过对比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维也纳、1870―1910年间的巴黎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得出高度保守、极其稳定的社会，或者所有秩序已消失殆尽的社会都不是产生创意的地方。拥有高度创意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旧秩序正遭受挑战或刚被的城市。
(二)三因素说、“3T”理论与“3S”学说
首先，Hospers(2003)归纳出非稳定状态(Instability)、集中性(Concentration)和多样性(Diversity)是创意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一，越是在危机、冲突甚至动乱的时期，越容易出现创造性成就，因此。非稳定状态是引发创意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第二，由空间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能够带来人们信息交流和社会交互所必需的集聚效应，使得城市中创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这只是“创意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第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行业的艺术家相互交流，各个门类的创意设计和信息相互渗透，互相提供机会，形成了互相共生和竞争，多样性为创意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和动力。
其次，Florida(2003)以传统模型为基础。提出构建创意城市的关键要素是“3T”理论：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但Glaeser(2004)认为Florida的“3T”理论是一种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而且Florida关注的是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一些工业化城市，但就全美国来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人们喜欢居住在阳光充沛的地方，而且人们的确喜欢那些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Cm-centered Cities)。Glaeser坚持真正有效的是“3S”因素，包括技能(Skills)、阳光(Sun)和城市蔓延(Sprawl)。
(三)四活力与七要素说
Landrv(2000)强调城市的活力和生命力(Urban Viabili。ty and Vitality)是创意城市的主要测量指标。包括经济活力、社会活力、环境活力以及文化活力等四个方面。他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的基石是：①人员质量；②意志与领导素质；③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④组织文化；⑤地方认同；⑥都市空间与设施；⑦网络动力关系。
部分国内学者也从创意城市产生因素的角度，对创意产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展开讨论。如盛垒和杜德斌(2006)对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中国的上海、香港、台湾等国际著名创意城市进行了对比研究，归纳出创意城市产生的七个条件：①发达的创意产
业；②密集的创意阶层；③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④宽松开放的创意氛围；⑤众多知名的大学；⑥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⑦完善的制度结构。
四、小结
第一，创意产业的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当前经济发展的本质特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商品的个性化需求和文化诉求势必越来越高，经济必然要产生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创意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创意经济。这种创意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满足人们的个体和文化需求方面，另一方面也体现为，社会经济的任何一个产业，通过引人合适的创意，其附加价值就会大大提高。
第二，创意产业是通过“越界”促成跨行业、跨领域重组与合作的全新产业。创意产业已经超越一般文化产业，更加强调文化产业与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的融合和渗透。任意一种创意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通过重塑传统产业结构来完成价值实现。
第三，创意产业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创意产业首要特征就是人的创造力，因此，创意产业可定义为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内涵，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并通过科技的支撑作用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被产业化的活动的总和：创意产业是依靠人的创造力、技巧及天赋。来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形式。
第四，创意产业的基石是文化。按照创意性质和文化应用的区别把创意产业分为两个大类，即通过赋予历史文化某种新的内涵。从而给予产品或服务以艺术想象力的消费性创意产业；以及探索适合本土文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创新，或者企业经济体制、管理模式应用创新的生产性创意产业。由此可得，每个创意工作者都可以在植根文化的基础上将个人对产品的理解和创意冲动倾注于创作中。所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地位由此奠定。
第五，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意产业存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创意产业是一个智力密集型产业，创意存在于技术、经济和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由于创意知识在转移中不具备排他性，因此，必须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够创造财富。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意产业将面临任意仿制、随意复制的混乱局面。失去利益的保障，也就没有了创意的动力，整个行业都将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通过对上述5个特征的归纳，不难发现，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经济环境、合作氛围、人力资本、文化基石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支撑，而这些要素都是创意产业发展的环境要素。所以。研究者提出：
(一)产业环境的重要性表现在企业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企业外部环境理论、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均强调企业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必须将环境和企业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企业适应和塑造环境的能力。
篇9
关键词：医药上市公司 研究开发 投入产出
药是高技术、高风险的产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依靠技术进步取得竞争优势已成为大势所趋。近年来，自主创新既是我国科技发展路径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据医药行业各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披露情况可以发现，目前医药行业越来越重视无形资产的研究与开发。基于此，在研究开发投入和公司收入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二者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函数关系以及我国医药行业是否已转换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了亟待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1986年Griliches对研发支出与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以1957年至1977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公司规模排名前1 000家作为研究样本。1974年Brand检验了美国1950年至1965年期间111家规模较大公司的研发支出与利润之间的关系。1984年Jaffe研究了1973年至1979年期间432家美国制造业公司研发支出和公司市值的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均表明重视研发投入，加大研发支出，对于促进美国的生产力和公司的经营绩效起着较为显著的作用。
国内有关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刘小玄于2000年采用OLS的方法代替对数生产函数研究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姚洋于1998年采用C-D生产函数的边界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研发费用的影响。然而，在相关文献中专门就医药行业研发支出对营业收入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本文从该角度出发，采用C-D生产函数，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对产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符合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1）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划分标准，筛选出了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之所以选择该行业，是因为通过以往的经验和观察发现，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较大，有五家该行业公司在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强中，也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销售收入仍保持稳定增长的少数行业之一，且其研发投入相关的信息披露相较于其他行业更为充分。（2）2007-2011年五年中连续披露R&D投入的上市公司。由于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上市公司才被要求披露开发支出等信息，因此本文从中又筛选出2007年至2011年连续披露研发投入的上市公司作为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此外，为了进行研发投入的滞后效应研究，本文还剔除了研究期间所需财务数据不完整的上市公司。
本文将462家医药上司公司按照上述标准进行严格筛选，最终获得符合条件的样本公司51家，并收集了255个观测值。手工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提供的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告及其附注中收集了研发投入数据，其他数据源于锐思数据库。
（二）变量的选择与衡量
本文拟采用营业收入总额这一产出衡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这是由于考虑到该指标体现了公司的产后管理水平，例如销售能力、市场预测能力以及库存管理水平等，也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应有之意，从而使得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将研究与开发活动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两个阶段。在研究阶段由于不会产生应予确认的无形资产，因此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在开发阶段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支出应予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部分费用化转入损益。因此本文将这两部分之和作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由于我国目前的企业会计准则并未强制要求披露研发投入的具体数据，因此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研发投入数据均手工采集于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告的附注说明中。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研发支出”项目附注中的“本年增加额”扣除“转入当期损益”后的金额，以及“管理费用”项目附注中的“研究开发费”、“技术开发费”、“研发费”等费用的金额合计数。
三、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构建
1.C-D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的适应性较强，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线性化，使得在实际应用中进行参数估计时将遇到非线性回归的问题，运用该生产函数较难处理。然而C-D生产函数克服了这一问题，属于不变替换弹性生产函数，因此本文选用该生产函数作为研究的基础。
由于C-D生产函数是由美国数学家柯布（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aul Dauglas）根据美国经济增长发展的历史进行的总结，经历了无数次统计验证，非常具有代表性。最初C-D生产函数被广泛运用在宏观经济领域，本文在研究中尝试引用该生产函数进行微观领域的投入产出分析。C-D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Q=A×KαLβ
式中，A为给定的技术水平对产出的效率系数；α为物质资源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人力资源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2.模型数据处理。传统的C-D生产函数通常只涉及劳动和资本两个投入要素，其所应用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本文将研发投入这一指标引入，得到的修正后的C-D生产函数模型为：
Y=A×RαKβLγ
其中，Y为产出水平；R为研发投入；K为资本投入，本文在此选用了固定资产的原值；L为劳动力投入，一般采用职工人数作为衡量指标；A为综合技术水平；α、β、γ分别表示研发投入、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的弹性。为构造线性回归方程，使分析结果更为显著，对方程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后得到的计量方程为：
lnY=lnA+αlnR+βlnK+γlnL
由于研发活动具有持续和积累效应，研发成果的形成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当年的研发投入不一定会在本年产生成效，以前年度的研发支出也可能对当年的技术水平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滞后影响。在滞后影响的研究中，研发投入采用两年的累积投入数据之和，即Rt=rt+rt-1，其中t为所代表的年份。引入滞后影响的累积研发投入指标为Rt-i，代表滞后i年的两年累积研发投入。在此基础上设立的方程为：
lnYt=lnA+αlnRt-i+βlnKt+γlnLt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般地，与研究开发有关的衡量指标包括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其中研发投入主要偏重于从整体上计量研发投入的规模，而研发强度指标适用于进行不同规模公司之间的比较。本文首先对样本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1和表2。
由表1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研发投入的极大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各个样本公司的投入总和也呈现出明显的逐年增长趋势。从均值的统计结果也能明显看出，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研究开发的投入。然而，虽然样本公司的研发投入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其总体水平仍然偏低。由表2可以看出，截至2011年底，低于22%的公司研发强度达到3%以上，而接近一半的公司研发强度尚不足1%。根据以往研究结论显示，只有当公司的研发强度大于5%时才有较强的竞争力；研发强度在1%和2%之间只能勉强维持公司的基本生存；而研发强度不足1%的公司，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极难生存。以上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医药行业自主创新意识较为薄弱，公司研发投入的整体水平依然较低。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研发投入对当年产出的影响研究。根据设立的计量方程lnY=lnA+αlnR+βlnK+γlnL，笔者采用2007年至2011年的相应数据，通过SPSS18.0和EXCEL2007软件进行处理，获得的回归结果如下页表3和表4所示。其中，预测变量为常量、员工人数对数、研发支出对数以及固定资产对数；因变量为对数营业收入。
根据表3和表4的实证研究结果，得到方程lnY=4.356+0.096lnR+0.648lnK+0.296lnL。根据C-D函数的一般假设，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正数，其值小于1；研发费用作为一种投入，将其引入方程之后，其产出弹性也应介于0和1之间。由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研发投入的弹性系数为正数，且相关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企业当年的产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研发投入的滞后影响。根据设立的计量方程lnYt=lnA +αlnRt-i+βlnKt+γlnLt进行研发支出的滞后反应研究，该方程能够显示出研发投入对以后年度产出水平的影响。将i=1、2、3时对应的数据分别带入后，所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
以上统计结果显示，研发投入的系数在滞后前两年为正数，且呈现滞后第一年的影响较大，第二年有所减弱，第三年转变为负数的趋势。与此同时，T值不断降低且第三年的T值为负数。这一结果说明，第一，前一期的研发投入和本期的产出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前两期的研发投入和本期的产出水平呈现相关关系，且前一期研发投入和产出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明显强于前两期研发投入与产出水平的正相关关系。第三，滞后三年的研发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为负，且T值也为负数，说明研发投入对滞后三年的产出水平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是由于本文所设计的模型已不适用于滞后三年影响的研究。
四、结论
（一）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整体偏低
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我国超过一半的医药公司研发强度尚且不足1%，在这种研发强度下无法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本文所得模型还显示出我国医药行业的营业收入主要得益于资本的投入，其次是员工数量，而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力相较于资本和人力投入而言仍然较小。这一情况也揭示出我国医药行业整体技术投入不足的现状，表现出了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特征，与知识密集型的国际大型制药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二）研发投入与当年的营业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医药公司研发投入与公司营业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是继资本和劳动力之后，影响企业产出水平的又一重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医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短期性，使得可持续性较差。
（三）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营业收入存在滞后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在滞后的前两年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在滞后的第一年其效果更为显著。企业研发能力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资本投入过程，研发投入的滞后性有利于增加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依靠技术进步获得竞争优势。X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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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医药产业;发展过程;成长轨迹
中图分类号:F4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152-03
引言
描述一个产业的成长过程,常常采用对一国该产业若干年来的发展数据加以观察的纵向研究方法。但这有两个不足:(1)所采用的足够长的历史数据无法得到,无法描述一个产业长期的成长发展过程,尤其是医药产业。(2)即使能够得到某个国家较长时期内的历史数据,一个国家的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也未必能典型地代表大多数国家医药产业所应遵守的规律。因此,产业成长发展的过程通常不适于采用纵向数据进行描述,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横向研究方法,即截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复数国家同一时点医药产业发展的截面数据,来拟合该产业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成长轨迹[1]。
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经验表明,截面数据的结果反映了经济结构的长期调整趋势;库兹涅茨的研究也证明20世纪50年代跨国截面模型与历史增长模型间存在相似性;系统分析理论中的遍历性原理,则从统计理论上对横截面比较分析的可行性给予支持,借鉴该理论,如果产业成长有一定的规律,对一个国家某产业充分长的时间发展轨迹研究与对足够多国家该产业的横向截面比较研究结论是可以互相借鉴的[2]。
医药产品由于其对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特殊作用,很多国家都对其实施严格的监管,在大多数国家,由政府控制医药行业准入,因此,各国医药产业受其他国家的影响较一般消费品行业要小[3]。此外,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显示,市场需求是决定产业生命周期的原动力,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医药产品市场需求的最基本决定因素。因此,医药产业与多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发展的变动趋势[4]。
一、医药产业成长与经济发展
1.医药市场销售与GDP总量
根据《世界医药通鉴》(2000―2003年,上海数图医药科技公司编制)相关数据,本文选择世界35个国家或地区2002年的医药市场销售额与GDP数据,采用横截面研究方法,分别研究医药市场销售额与GDP总量、医药市场销售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美国和日本的总量数据数值很大,为了得到更好的拟合效果,分析中将这两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剔除。EXCEL表格软件分析的观测性结果如图1所示,医药销售额与GDP总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呈近似线性关系,可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假定GDP以外的其他因素为随机干扰项,以医药市场销售额(用Y表示)为被解释变量,GDP为解释变量,建立医药市场规模随GDP变动的回归方程,描述医药产业发展状况。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5]:
用方程表示:Y= 1.981+0.010X
用方程表示:Y=1.981+0.010X
分析结果表明,医药市场销售额与GDP之间存在着高度正向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58。其中,R 2为0.918,调整后的R 2为0.916,方程较好地解释了变量之间的关系。t值较大,方程通过了显著水平1%的t检验,具有统计意义。
根据回归方程,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GDP每增加1 000亿美元,医药市场的销售额将增加10亿美元。医药市场销售额与GDP总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体现了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趋势,变量之间正相关表明,医药产业是一个处于不断上升的朝阳产业,随着经济发展,医药产业将以一个接近直线斜率的比率进行扩张[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医药市场规模与其经济增量之间的比例明显小于样本国家中的总体水平,2002年中国医药市场销售额占GDP总量的0.493%,远低于1%的样本平均水平,中国的医药市场远未得到应有的发展[7]。
2.医药市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医药市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指标是相对指标,它较敏感反映了各种因素影响。为尽可能减弱短期波动性影响,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对医药消费的滞后影响,下面分别选择2002―2003年医药市场平均增长率和2000―2003年GDP平均增长率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参见表2)。
根据上述数据,分别计算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医药市场平均增长率和GDP平均增长率,其中,阿根廷和埃及两个国家的数据异常,将其剔除。医药市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趋势图显示,医药市场的增长明显高于GDP经济增长。大多数样本都显示出这样的特征。其中,阿根廷由于2000―2002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医药市场销售大幅度下降。埃及镑在2001和2002年间进行了一系列贬值,使得其对美元的汇率一度下跌了40%,因此用美元衡量的埃及医药市场表现为大幅度负增长(参见图2)。
医药产业关系到人们防病治病,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基本上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药品质量、品种、数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医药产业是一个兼具防御性和成长性的行业[9]。从一个国家范围来看,由于医药产品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据测算,医疗保健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137%)和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在国家经济处于景气周期时,个人收入增长将拉动个人药品需求增加,医药产业快速增长;反之亦然。医药产业受经济经济波动影响较小而表现出的稳定增长特征与产业增长总体上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特征同时并存[10]。
二、医药产业的成长轨迹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特定产业由于经济增长、社会主体需要的变化和技术上为新的产业技术所代替等原因,必然经历形成、成长、成熟和衰退等发展阶段,对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特征主要通过市场中厂商数量的变化、产业增长速度变化、市场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变化等方面进行描述[11]。
人均GDP常常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35个国家人均GDP数据的顺序排列形成了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序列变量。医药市场增长率可以作为一国或地区医药产业增长速度的替代变量,因此,医药市场增长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特征可以用来描述一定时期内医药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和基本轨迹[12]。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医药产业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当人均GDP低于2 500美元时,医药产业将会保持高速增长的特征,而当人均GDP处于2 500美元～5 000美元之间时,医药产业发展将会放缓,当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以上,科技的开始腾飞和广泛应用,加之人们健康意识和理念开始普遍确立,医药产业又将长期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13]。
医药市场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表明,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医药产品作为满足人们最基本需要的产品,具有很低的价格弹性和较小的波动性特征,同时,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卫生保健基础差、疾病防治手段有限,人们观念陈旧落后,人口普遍呈现较高速度的增长,这些因素都会刺激医药保健方面的需求,推动医药产业高速增长[14]。
但是,人均GDP处于2 500美元～5 000美元之间时医药产业发展将会放缓的结论可能会令人费解。其中可能有样本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所至,但是其间的一些必然方面也是值得深究的。
经济发达国家的医药产业总体上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在人们的基本保障得到较好满足以后,健康保健方面的需求开始迅速上升,从而促进医药产业高速增长。但是,具体样本分析发现,部分国家如日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2002年人均GDP达到31 313美元,其医药市场的增长率很低,1990―2000年,当美国以年均12.2%的增幅增长时,日本的年增长仅为1.3%。可见医药市场与其他市场的重大不同,经济发展对其影响比其它市场要小得多。
高增长性是全球医药产业概貌的主线,因此,医药产业进入了世界众多国家的政府、资本家和实业界人士的战略视野。从产业成长的过程看,医药产业与经济发展在总量上存在长期稳定趋势,从而决定了医药产业是一个随经济发展处于不断上升的朝阳产业。数据研究并未发现医药产业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医药产业总体上以明显高于经济发展速度实现增长的特征非常明显。同时,以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形成的近似时间序列与医药产业增长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医药产业的增长速度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特征:当人均GDP低于2 500美元时,医药产业将会保持高速增长的特征,而当人均GDP处于2 500美元～5 000美元之间时,医药产业发展将会放缓,当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医药产业又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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