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主要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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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写实主义；小说；叙事；还原生活原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69-02

1989年大型文学期刊《钟山》第3期开辟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在“卷首语”中该刊写到：“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从这一期起，到1991年第三期，《钟山》共刊出了8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发表了刘恒，刘震云在内的27位作家的作品，“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名称也就被正式确定下来。

还原生活“原生态”是新写实主义小说在叙事上的显著特性。新写实主义小说家们借助于解构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中的政治话语和形而上话语进行解构，建立了一种新的话语背景。在这种被淡化了的政治背景和“非典型”化的话语背景下，通过叙事视角的下沉，流水似的叙事结构，以及叙述者客观，自然而然的叙述行为建构了一种新的“原生态”的民间叙事的叙事模式。

一、解构：传统现实主义宏大叙事

（一）解构策略：悬置政治话语和形而上话语

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它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众多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一起涌入中国。同时，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也出现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倾向，所以对于西方的典型的解构主义而言，中国式的解构主义具有非典型性，准确的说这种解构的特性应该一种解构的倾向。新写实小说家们也选择了解构主义，在作品中表现出了这种解构倾向，而这种解构的倾向则主要针对的是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中霸道的话语机制――政治话语和形而上话语。

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结构倾向体现为悬置式的解构，面对强大的政治话语和形而上话语，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解构策略，不是颠覆，而是悬置，使政治和理想在文本中自然而然的淡化，不再受关注。这种悬置式的解构，不是激烈的对抗，不是尖锐的批判，而是不动声色的，润物细无声的消淡。但是消淡不等于消失，政治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细碎繁琐的日常生活琐事所消解，不再是中心

（二）解构政治话语：“政治”边缘化，“生存”主旋律

新写实小说家首先对宏大叙事中的政治话语进行了解构，在新写实主义的小说中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再以以“载道”为己任，而是把“生存”作为主旋律，表现的是杂乱无序，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对生活细节做展览式的抒写，在只有“食”和“色”的生活中，我们已经完全找不到政治的影子。我们看到的只有小林家馊了的豆腐，印家厚无处安放的烦恼，都是生活的细枝末节。对于零碎小事的的选择，新写实主义小说家在无形中把红色的政治话语置于视野之外，红色的社会主义被灰色的生活所取代，政治不再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新写实小说家们借助于一系列的创作实践，悄悄的完成了对现实的“置换”，政治被了，剩下的只有小人物的油盐酱醋，吃喝拉撒。新写实的小说家们则在整个文本的勾勒上一层一层的涂抹小人物的原汁原味的生活灰色的颜料，直至政治被生活所淹没。

（三）消解形而上话语：集体想象的消失

刘震云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新写实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和50年代的现实主义相区别，50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描写的现实生活是不存在的……”在新写实小说家眼中理想主义被物质冲蚀的体无完肤，尤其是对于处在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而言，理想越来越廉价，淡去了英雄情结。《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调侃大学时候的自己也曾有着雄心壮志，只是现在却觉得“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的一辈子。”小林的理想是收拾完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拷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什么不满足了。小林的的精神特征带有鲜明的反精英，反崇高，反英雄主义，这在精神上无疑出现了“滑坡”，理想被鸡毛蒜皮的生活无端的消解了。

二、建构：“原生态”的“民间”叙事

（一）叙事视角下沉――小人物

新写实小说在叙事视角上钟爱小人物，尤其是来自于民间的有着灰色人生的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没有典型的事迹和突出的社会贡献，他们被淹没在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老婆，孩子种种纷杂的琐事中。与过去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中的“大写的人”相比，新写实小说中的“人”无疑变成了“小写的人”，甚至小到没有名字。《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我们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小林”算不上是一个名字，更像是一个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二）流水似的叙事结构

新写实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打散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链和因果链，抛弃了往常现实主义的那种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中心情节，代之的是一些散在的琐碎的故事情节的乱序状态。新写实小说家们像拆散机器零件一样，将一个个情节和细节的单元铺排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重新架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呈现出十分典型的流水似的叙事结构。小说集中描述了主人公猫子在女朋友家的日常琐事，使读者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可触摸的现实感和逼真感，真切的感受到了自己置身其中的平常而凡俗的生活。

（三）自然而然的叙述行为

新写实小说选择了客观的自然而然的叙述方式，作家退出作品，作家只叙述故事，不在文本中发表意见，在价值上“中止判断”，在叙事态度上尽可能的保持冷静和客观。

《风景》中的七哥不择手段地极力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地位，《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处于而非爱情娶了吉玲，诸如此类的叙述作者只承担叙述功能，不做任何价值评判，这种对于叙述人物和生活的不干预姿态，让读者们在“零情感”的叙事态度中，通过自身的思考去评判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

三、生活“原生态”的叙事还原

新写实小说家们把还原生活“原生态”作为叙事上的出发点，不论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中话语机制的解构，还是对新的叙事规范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在于还原生活的“原生形态”，原汁原味的表现真实的生活。还原生活的“原生态”，“还原”其根本在于不拔高生活，也不贬低生活，生活中的人，生活中的事，按着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流程，进行如实的记录，对生活的琐事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描写，追求生活细节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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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高管层亮相，是在4月初乐视4k生态系统（Le4K）会上。在此之前，乐视内部，从上至下，已经开始了“双组织”的组织架构变革。彼时，超级电视在全行业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线上销量排名第一。在乐视官方看来，以互联网模式重新定义电视，正在“由厂商向用户蔓延”。

“乐视打造的是一个生态型的业务链和生态型的系统。生态型的业务的确需要生态型的组织。”乐视网创始人、董事长贾跃亭这样说。

“星期天会议”应该算是乐视此次组织变革的试水。

去年年底《IT经理世界》杂志深度采访乐视公司时了解到，在贾跃亭的要求下，每个星期天是乐视内部新增的管理层会议，雷打不动，乐视旗下各个业务板块的副总级别高管一共20多人，在宏城鑫泰17层与贾跃亭一起开会。“（大家）坐到一起讨论一个产品的细节，这在其他任何公司都是很少见的。”贾曾这样说。

如果说“星期天会议”还完全是靠贾跃亭的个人意志，推动乐视内部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资源整合、协同合作的话，那么“双组织”管理架构的调整，则是用制度落实乐视已经在重构中的组织管理关系。

外界看到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乐视内部“”，统一思想。

先是今年年初在《2014新年贾跃亭致员工信》里，贾明确表态，希望今年是“协同年”，“协同产生聚变，聚变形成核爆”，首次对内对外明确提出，“生态型业务就必须要有与之匹配的生态型组织”，“打造生态型组织，最重要的是扁平化和网格化“。

在今年3月份乐视总监大会上，贾跃亭继续给乐视中层管理人员“洗脑”：

过去我们虽然在做生态型的业务，组织结构却是专业化分工的，这导致各块业务链条上的同学对乐视生态只是管中窥豹，且不说是否具有协同意识，单纯从操作层面就不具备可行性。当然，还有更加不能容忍的山头主义，办公室政治，部门墙等现象，这些都是严重影响我们前进的桎梏。

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贾跃亭明确提出，乐视“将建立两套并行的组织架构”，即管理型组织架构与项目型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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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众参与 维护 环境安全 重要性 现实意义

一、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形式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从社会学角度讲,是指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我国开展公众参与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相关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已越来越重视,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与环境安全有关的各种活动。公众的范围包括普通群众、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除政府的行政行为和企业的环境安全责任行为以外,其他所有环境安全行为均可认为是公众参与行为。公众参与环境安全的形式主要有2种:(1) 加强自身修养,规范自身行为,自觉地将环境安全思想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2) 影响和督促他人加强环境安全的行为和意识。

二、什么是环境安全

1.环境安全的概念和含义:国际上,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环境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见之于法律和政策文件的环境安全,主要有两种。一是 environmental safety;二是environmental security。这两者在英文中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着重介绍三种环境安全概念。

第一种安全(safety),主要是对人体健康(或卫生,health)和生产技术活动而言,主要指对人的健康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生产安全、劳动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产品、安全设施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生产技术性的安全问题。第二种安全(security),主要是对人为暴力活动、军事活动、间谍活动、外交活动等社会性、政治性活动以及社会治安与国际和平而言,主要指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社会政治性的安全问题。第三种安全,即兼顾上述两种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或广义的安全。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和危害的良好状态。事实上,技术性的安全概念和政治性的安全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环境问题的安全,都以环境资源作为介质或都直接指向地球环境和大自然,因而很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例如,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问题时,往往离不开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是基础,社会政治性的环境安全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后者是前者严重化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后者包括前者。

2.环境安全的内容定义:环境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的方式、手段和途径。是指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着眼于国家环境权益目标,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环境状况和环境利益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一种状态,能够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民的生存繁衍和富裕起到维持和促进的作用,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战争,而不产生危害和负面影响。国家环境安全具体表现为环境的各要素保持完整和完备,国家环境主权独立,国家支柱产业竞争力增强,资源、能源供应得到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经受国内外动荡的冲击。国家环境安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控制的主题是谁;②什么是关键的资源;③控制的范围和程度。按照其包括的内容可分为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环境权益安全和国家环保产业安全。其中生态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中心,环境权益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基础环节,而环保产业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经济内容。

三、我国的环境安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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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哲学分析

一、引言

如果以熊彼特在1920年代提出的创新概念作为创新科学化的起点，在短短的80多年历程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壮观的知识图景。新体系、新视角、新领域层出不穷，以至于如何揭示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廓清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基本架构，加快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发展趋势，成为目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技术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进行的，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是多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形态的技术创新理论总是在该时期主流观念中获得理论支持。其中，哲学作为对经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解释，总是以其特有的学术特性和深刻内涵，能够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方面提供有力的诠释工具。从某种意义而言，技术创新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为哲学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而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技术创新活动准备了分析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理论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技术创新哲学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因此，从哲学方法及技术创新理论演进的互动过程进行考察，西方技术创新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脉络。目前，哲学层面的研究处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边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从而为技术创新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有关文献回顾

从目前文献看，技术创新与哲学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得到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从技术创新的方法论角度出发，陈杰通过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存在性、特征性和应用性问题的研究、阐述，论证了科学哲学能够对创新理论研究进行理论支持这一基本观点。匡勇兵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创新”：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积极能动的过程；它在实践中体现矛盾问题的精髓和真理性。哲学与创新紧密相连，所以要用哲学来指导“创新”，以便早日实现构建创新型国家的目的。(2)从技术创新的主体角度出发，柳洲、陈士俊、王梅认为，技术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复杂系统，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通过硬件、软件、协同件和人的非线性作用，技术活动系统表现出实践性、人本性和系统性等特性。相应的，在以技术活动系统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应当“以人为本”，注重管理对象的系统性、实践性；同时，通过灵活的组织管理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在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联合高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吴跃平提出了一个理解和描述各种传统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传统。认为技术传统构成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生存方式的构成中技术传统不仅是一个技能共同体，而且还是生存共同体，它所完成的是文明的伦理功能，是支撑德性社会的世俗基础，考察技术传统能够给知识、技术、世界、生存等概念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3)从技术创新的价值角度出发，夏保华指出，技术创新的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赵建军批判了自马尔库塞以来的技术理性概念，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4)其他的一些观点，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则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的专著，提出了技术创新本质论、技术创新活动论、技术创新能力论等观点。谢友才、胡汉辉对技术产业标准进行了哲学解析，提出企业技术创新应当遵循其客观性和主体性，应当重视对路径锁定的突破，对标准重新组合。

上述文献从多个角度就哲学与技术创新关系开展研究，提出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观点。但我们梳理这些文献后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是截面的、横向的，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演进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嬗变关系进行纵向、演进的理论分析仍然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从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出发，来尝试探讨技术创新理论诞生以来的历史演变的哲学基础。

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伟大起步——技术工具为主要特征

192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逐步发展成影响最大的一种科学主义流派，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等流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力图实现一切科学的大统一，把实证主义经验论传统与对科学理论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应过问经验以外的问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从实质上看，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分析，强调“科学的统一”，符合现代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趋向。逻辑实证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直至1930至1940年代。如果我们把该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的方式、哲学发展的趋向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特征比较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1950年代是战后经济恢复期，整个消费市场供不应求，因此技术是从科技发展开始，是一种技术导向的、线形的、自发的过程，市场只是被动地接受技术成果，表现为技术推动过程；在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供求日渐平衡，营销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市场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市场拉动过程。无论是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线形特点体现得十分明显。无论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需求影响因素比较单纯，技术还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需求以及科学主义哲学的合理性论证，该时期的创新理论中的物本主义特征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在人类经济社会中诞生了：(1)熊彼特首先提出了技术创新概念。1920年代，熊彼特将创新分为：开发新的产品；采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创造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这种创新观十分明显是基于企业经营全过程解构后的提升和改进；(2)Mes-thene认为技术是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组织；(3)Kline和Kash指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用它来完成而没有它就不能完成任务的系统；(4)Void认为技术是为达到特殊目的显示于物理对象和组织形式中、基于知识应用的系统。上述理论都将技术创新作为典型工具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西方主流哲学的影响。在大规模生产时期，效率成为首要目标——不仅合法，而且合乎理性和道德——科学主义哲学观已经论证了其合理性。在此种情形下，对于一项为了获得潜在的市场效率，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创造新的商业价值的技术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认可。

在这个时期，技术创新注重技术知识、规律的运用，技术被看成是“人造物或知识系统”，技术的效用(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尽管技术创新理论者也谈论技术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在政治或社会价值被附加于某项技术之前，技术始终是中性的，是由人类理性追求的不受时空和环境制约的知识。创新者和企业家单纯地从提高生产效率出发，都属于线形模式，是内在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典型反映。这类技术观受到了包括技术实体论在内的其他观点的批判。这个时期技术创新理论片面地把技术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归约为单一的、中性的和目的性的工具，无视技术质的复杂性、社会性，无疑是片面的。同时，虽然技术实体论和技术的社会批判论等对其批判和反思，认为技术是在其中人与非生物发生各种各样关系的生活形式，是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理性达到并且(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有着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把技术看成某种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则是严重忽视了技术的工具属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四、结构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高峰——系统综合为主要特征

19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可以自我调节，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结构中各个部分可按一定的规则转换。无所谓进化发展。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1)整体性才能说明各个构成部分的本性及其真正的意义；(2)强调深层结构，认为只有把握了深层结构，才能把握现象后面的本质；(3)强调结构的客观性，认为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结构“命定”的，强调结构是具有自调性的有机整体。与此同时，世界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自然科学经历了由原子主义研究方法向系统一结构方法的转变，采用客观主义立场和系统一结构方法，将研究对象模型化、程序化、数学化，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拓扑学等模式使知识形式化。结构主义与技术创新开始较长时期的互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主要有：

到了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通货膨胀和需求饱和给企业造成变革的压力，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线形模式已显得过分简单，无法描述实际生活中成功的科技创新活动。实践表明，科技和市场的结合是技术创新成功的保证，这种结合需要同时强调技术推力和市场拉力的配合，被称为耦合模式。自此以后，耦合模式的技术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其后，随着技术创新规模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人们对技术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耦合模式为集成模式所替代。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一个从技术、到产品、到市场的循序过程，而是一个战略集成的并行过程。即研究开发、产品研制、成品制造和市场销售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序列，在实际上则要求这些环节相互反馈、综合集成。最后，这一模式进一步发展为第五代的集成和网络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的特征。这一时期出现过一批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和用不同方法阐述技术创新理论的学派，将这些技术创新看作为一个系统，创新者需要从整体出发。研究技术与市场、企业、产业关系，通过对创新系统的把握，进行正确的定位、研发和市场推广，以便达到最佳的创新目的。这个阶段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先后诞生了：(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2)拉卡托斯的科学“硬核”和保护带理论；(3)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模仿论；(4)门斯的技术创新论；(5)卡米恩和施瓦茨的市场结构论；(6)诺思的制度创新论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理论。虽然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上述理论大都从市场、产业、企业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探究技术创新，将系统论作为其哲学基石。以系统方法作为其分析框架，表现出显著的结构主义哲学方法的痕迹。

这个时期技术活动的社会性、系统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技术活动作为具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结构系统，对其各个要素的理解把握也应放在与其他要素的联系中。二是指技术活动的系统性是指技术活动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应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对它加以理解和管理，从而实现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以及有效的技术传播和应用，所以，所有现实的技术创新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都受当时、当地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人才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SST”(技术社会形成理论)的研究也表明：技术“是社会的产物”。正是在环境的影响和选择下技术活动才得以开展，并进而发展。当然，技术对外部环境也有较强的反作用，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自然的面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影响。鉴于上述深刻的技术社会内涵，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考虑社会系统各类因素，积极适应社会系统的内在、客观需求。

五、生态进化哲学背景下技术创新理论的现代观点——动态演化与价值理性为主要特征

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全球流动、知识经济重要性上升、消费者个性化已经展露其独特性，对传统经济形态的运行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完全冲破了以往技术创新理论所确立的分析架构。技术创新活动亟需获得新的解释。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欧文·拉兹洛把21世纪黎明之际的变动不居的环境概括为“进化巨变趋势”，也即当前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构成了今天纷繁复杂，涉及包括家庭、社团、企业、城镇、都市和国家，甚至还包括区域之间和洲际之间的跨越全球的复杂的、生态的和演化的系统。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特征非常突出，而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着眼，把全球的社会和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在不影响系统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系统进行必要的简化。描绘出系统整体进化的基本轮廓，以此探索全球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生态演化理论开始在经济社会各类研究领域大大扩充地盘。为此，在实践中科技创新人员必须掌握进化论方面的知识，把握今日技术、社会和生态环境日益密切的联系，认清造就这些更大系统的趋势，把握技术发展潮流，这是在当今有高度复杂的技术生态群体中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关键。

首先，技术动态演进特征更加显现出来。目前，技术生态理论、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演化理论的提出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技术创新理论的生态进化的哲学特征。 这些理论从空间、时间演进中的不确定、复杂的整体动态发展中来把握一个国家、地区技术创新的变动趋势。从演进角度探讨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技术发展特征和战略，成为当代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在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或地区尤其需要这种视角。技术创新演化思想是以探索技术系统深层次的、长期的进化和发展为目标，从整体水平出发描述技术系统进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它舍去了局部，而将能够代表技术系统整体的特征保留了下来。技术创新演化观念给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整体和全局的视角，它是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看待技术系统演变的新思路，提供了一条认识普遍存在于周围世界的、发生在系统内部、驱动事物变革原动力的基本线索。技术创新演化强调了惯例、创新和环境选择在技术对国家或地区创新成败兴衰中的影响。

其次，技术生态系统特征得到重视。当代环境资源问题促进了生态与绿色技术的诞生。技术创新作为技术与社会融合发展的产物，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来讨论技术创新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只有在一定社会自然环境系统中技术才有内在价值和理性。夏保华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工具价值、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技术社会学家平齐和比克提出技术社会建构论，用技术创新多向模型替代线性模型。他们指出。对于一个人造物，通常有若干社会群体与之相关，每一社会群体对该人造物提出各种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有几种新概念，如“技术系统”、“创新者网络”、“创新共同体”、“技术经济网络”等等，旨在揭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建构“新社会”的本质。

再次，技术价值理论探讨得到重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上述功能的发挥也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促使人们对科技发展特别是技术创新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当前，专家学者对技术创新应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认识开始重视。因此，陆续提出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技术创新的价值原则，将“绿色”、“循环”、“再生”等理念体现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对技术的理性价值研究起步较早。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最早确立了技术理性概念，并把它等同于韦伯的工具理性。随后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芒福德等西方人文主义学者，以及贝尔、格里芬、怀特海、福柯、费雷等后现代主义者，还有拉普、费恩伯格、新卢德主义等现代技术批判主义者，也都遵循着这个传统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通过对技术理性化内在演化机制的分析，以及技术理性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的揭示，赵建军口]把技术理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分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根源，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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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学校发展的历史规律，构建适应时展要求的学校行政班子

人类探寻自身发展的奥秘，习惯从历史中获取规律，生发智慧。人类进入十八世纪中期以来，历经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电力应用于工业领域，自动化取代工业化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一些集团、一些国家把握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机遇，实现了自身历史的质的跨越，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推动了社会迅猛地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作为处于基础性、先导性的学校教育，却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席卷全球，信息网络化、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已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也加快了发展和变革的速度。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对教育的改革，一场全新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学校文化管理正扑面而来，实施学校文化管理已成为新时期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不同的学校，由于其所处的环境不同，必然存在自身文化的差异。而每一种文化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环境。作为新时期的学校行政班子成员，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敏锐的时代意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强烈的责任意识、主动的协调能力，高效的工作水平、自觉的学习态度和淡泊的名利思想。据此而选拔和任用符合时代要求的行政班子，是实现学校文化管理转型的关键所在。同时，学校必须建立一个体系完整、权责清晰、福利较好、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减少竞争的文化管理机制是实现文化力强的行政班子队伍的基础和保障。

二、把握学校文化管理的本质，发挥学校行政班子在学校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学校文化管理是以“发展美”为教育理念，以师生双向成功与成才为目标，以全面优质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依托，以能量流、信息流、物质流为内容的一种新的学校管理形态。它是基于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之上的学校管理，具有人文性、生成性、系统性、发展性的特征。

在当今的学校管理中，存在着以“时间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学校和以“特色项目”为主要特征的学校。这类学校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学校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的认识上走向了极端。它们虽然在以高考成绩为主要评价指标的社会中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始终在社会和学生的两个关键评价维度上难以达到较高的认可度。其问题的根源就是把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的“偏差”（泛指某方面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至，而未真正总结出学校管理的发展规律，忽视了学校教育资源各要素之间在人的教育进程中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作用而导致的。

学校行政班子要充分认识到学校管理的本质所在，对教育现象中的是非曲直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准确的“拿捏”，充分发挥学校班子成员在文化管理中的引领、示范、监督、评价作用，有效整合学校资源，把握学校发展进程，促进学校和谐、健康地发展。

三、把握学校文化管理的内容，建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校文化场

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任何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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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价值观 生态文明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要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转变人们的价值观。

一、从生态文明发展史看价值导向的作用

生态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如何确定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而人的存在依靠世界观指导，具有价值导向，由世界观所决定的价值观对生态文明的形态起着重要作用。

人的价值观产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价值观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文明形态。

农业文明的出现，人们价值观开始转变从对自然的敬畏转向了不断征服自然。人类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自然的对抗者，那个时候的思想者逐渐的产生了诸如天人合一一类的难能可贵的学说。这一时期虽然有些地区也有滥砍乱伐过度垦殖等现象，使生态失衡，但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从自然界攫取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给人类生存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危机的根本就在于人类忽视与自然的和谐，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大肆的攫取自然，工业文明的整个体系都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掠夺的基础上的。要改变人类自我中心的价值观，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的建立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生态文明观是崭新的文明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观提出了挑战。生态文明观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生态文明更关注生态的演变，而与传统的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的文明分割有较大区别，因此使用生态文明的狭义解释，更为恰当。

生态文明的提出，使人类开始意识到人类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不能以人类自身的眼前利益为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发展。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功利与幸福及其程度的界定又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三、价值观对构建生态文明的意义

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的总和，其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构建的关键是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看待问题的世界观转变了，也决定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从原始社会的蒙昧，到农业社会的过度垦殖，工业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都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认识每一个社会阶段文明的钥匙都是价值观。

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问题是人类价值观的选择。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自然生态平衡和谐为目的？人类发展是以目前自我的财富增长的眼前利益为主，还是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光来看问题？对这俩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动。传统的工业文明是一个索取自然、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地球资源的消耗，造成局部的生态灾难。我国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是靠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实现的。中国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党和政府对治理生态保护环境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兴建了大批生态智力和环境保护工程。我国的生态环境却仍旧呈现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好转与恶化并存”的特征。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一些地方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作祟。他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他们为了个人局部或一时的利益，不惜破坏生存环境。 一些地区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建立科学发展观，要彻底改变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环境可以无限容纳污染的旧观念；摒弃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惟一指标的做法；改变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自觉破除不合时宜，不利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是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只有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们的价值观才能转变。才能从长远利益来看问题，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原来粗放的生产方式，采用集约生产方式。只有转变成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价值观，人们才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样就把呵护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家园变成自觉行动，这样才能建成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系统，创造出合乎科学发展理念的现代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魏智勇赵明主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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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理论视角看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

(一)关于现代社会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春晨指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消费主义。通过符号消费，消费主义强化了身份伦理，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中国政法大学赵庆杰指出，现代性社会以世界祛魅、个人主义、价值多元、未来主义为主要特征。同济大学邵龙宝指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困惑主要表现为知识观的分裂、荣辱观的倒错和成功观的迷惘。

(二)关于现代社会伦理问题的特征

韩国伦理学会会长徐圭善指出，要描述现代社会伦理问题的特征，首先要回答“是否每个社会问题都与伦理问题有关?”全球化和信息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所有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与之相应，伦理学的研究方向从个人伦理向社会伦理转变，我们必然要更多地关注伦理、道德与法律、制度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刘曙辉讨论了时空距离与道德义务的关系，认为时空距离与道德义务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伦理学领域偏颇性与公正性之争。天津医科大学郭卫华指出，要有效化解道德焦虑引发的精神困扰，必须恢复“情”的伦理功能、重建伦理秩序和重拾“意义”。浙江大学张彦认为，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之一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建立起道德认同。

二、从历史视角看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

(一)儒家与现代社会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都圣达分析了儒家伦理的道德正当化理论。吉林大学曲红梅分别从理论根源、具体设计和对家庭成员或同胞的态度对孔子和克吕西波的道德世界主义进行了对比研究。浙江财经学院亓奎言指出，孟子认为我们对他人的爱有等级差别，且随着与我们关系亲近程度的降低而减少，神经伦理学为孟子爱有差等的思想提供了现代科学的临床和实验证据。

(二)道家与现代社会

西北大学王永智认为道家哲学以自然的终极关切、智慧的生活、本真的生命和道德的社会，为现代人过上更有意义和尊严的生活树立了“方向标”。杭州师范大学朱晓鹏指出，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道通为一”的万物平等观、自然无为的行为态度和知止知足、热爱生命的人生观。

(三)佛教与现代社会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潘卡基·莫汉(Pankaj Mo-han)指出，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一部分，基于种姓的特权和歧视可以在宗教上获得证明。种姓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发生改变，它严格的结构及其对印度人心灵的影响逐渐变弱。20世纪，所谓的“贱民”在安贝德卡(Ambedkar)的带领下逐渐接受佛教，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共同体——新佛教徒，他们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成功地挑战了上层种姓的政治权力霸权。

三、现代社会的应用伦理问题

(一)经济伦理

上海财经大学夏明月分析了劳动伦理的三重维度，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维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陈伟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上海师范大学刘妍指出，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了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路径。上海师范大学马晓翼分析了当代中国消费伦理观念的变革。韩国上元高中金美德则分析了名画市场中的伦理问题。

(二)政治伦理

浙江工商大学陈寿灿指出，人的尊严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其保障离不开一定的现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市民社会。韩国忠北大学赵日守将政治义务分为特殊－非自愿的要求、特殊－自愿的要求、一般－非自愿的要求和一般－自愿的要求，并分别分析了政治义务的连带理论、相互作用理论、自然义务理论和自制理论的优缺点。韩国清州教育大学尹建荣探讨了现代社会领导阶层的道德性问题。南方医科大学林楠从个体实践维度、群体实践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论述了廉政伦理建设。

(三)社会伦理

韩国交通大学洪容熹分析了社会不平等的功能主义理论及其局限。北京科技大学马晓燕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作为承载着社会关系生成与构建的重要场所，空间日渐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原生场域。河北师范大学闫世东指出，社会权力的存在与运行必须遵循正当性原则，而判断社会权力正当性的依据是“权利”，即社会权力的存在与运行是否有利于权利的实现与保障。温州大学戴海东和卓高生指出，公益精神呼吁对生命的珍爱、心灵的升华、尊重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关照，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有着重要作用。湖南理工大学彭柏林分析了当代中国公益慈善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即诚信问题和参与公共慈善活动的道德自觉性问题。

(四)环境(或生态)伦理

北京交通大学路日亮指出，目前人类文明正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换，文明范式的转换必然要求人生存方式的转变，生存方式的转变又需要新的伦理规范。韩国京仁教育大学金显洙探讨了将社会契约方法应用于环境问题的前景，指出社会契约方法可以作为环境伦理的社会伦理基础。韩国西原大学崔文沂分析了生态伦理的能源路径。韩国首尔教育大学边淳庸研究了生态持续性与生态伦理的意蕴。

(五)体育伦理

韩国伦理学会会长徐圭善指出，很多体育伦理问题不能通过培育运动员的个人品质来解决，因此，现在人们需要更多地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分析。上海体育学院龚正伟厘清了美国体育政策演进的背景、过程和基本内容，探讨了美国体育发展壮大的规律，力图为中国体育发展提供参照。江西师范大学吴瑾菁指出，足坛反腐事件反映出体育道德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职业伦理意识淡薄、道德行为示范和价值观的迷失，其原因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个体的因素。

(六)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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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公寓文化的内涵

宗晓武认为，高校学生公寓文化作为群体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文化，是一个多成份、多层次、多内容的复合体。高校学生公寓文化通过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与社会主义文化发生认同，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高校学生公寓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功能、养成功能、睿智功能、审美功能、激励功能。包括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

周鸿刚认为，学生公寓是学生相对集中，其思想和行为问题表现最直观、交互影响最大的场所，也是检验学生思想工作和素质教育成效最具有说服力的窗口。

甘果认为，以学生公寓为主要载体，以学生群体为主体，以公寓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具有多元素、多层次的有机复合体。

刘晓东认为，学生公寓文化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特殊的场所文化，是高校学生在宿舍内以价值观为核心，并以承载这一价值体系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氛围，是长期形成的有特色的宿舍规章、宿舍精神、文化活动和文化环境的总和。

归纳可见，高校公寓文化是依托学生公寓形成独特的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构建传播正能量、积极向上的公寓文化氛围，涵盖制度建设、精神建设、活动建设、环境建设等，开展与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文化活动，包括环境、行为、制度、精神等层面。

二、高校公寓文化的特征

张庆国提出大学生公寓文化具有感染性、稳定性、约束性、个异性、流变性等特征。

刘益星、姬孟丹提出，公寓文化具有潜在教育性、灵活多样性、约束性等特点。也有学者认为公寓文化具有教育潜在性、参与主动性、风格独特性。

贺治成、李辉提出，公寓文化具有主体与客体的互融特征，认同与超越的发展特征，个体与整体的同步特性。

冯立磊提出，高校公寓文化的特征有自主性、多元性、潜在性。

归纳可见，学者提出的特征因面向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张庆国面向公寓文化的精神，而冯立磊面向公寓文化的参与者以及文化种类而阐述。因此，在看待公寓文化特征的时候需要依据着眼点的不同而有看法与理解。

三、提高高校公寓文化建设的意义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管理的若干意见》指出：“学生公寓不仅是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还是课堂之外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改进和加强学生公寓的管理，是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学校的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的稳定。”

赵建军认为，公寓文化具有较强的熏陶作用，公寓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刘明明认为，高校学生公寓文化建设对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形成具有基础作用，高校学生公寓文化建设对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高校学生公寓文化建设对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具有调节作用。

归纳可见，高校公寓文化的意义十分重要，是高校教育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在实践中需要重视提升高校公寓文化，使其蔚然成风，为高校育人工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高校公寓文化建设的最高层次。

四、高校公寓文化存在的问题

刘晓东认为，住宿条件及室内设施的改善，为学生公寓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学生社区形成，给高校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服务不到位，进而影响大学生参与宿舍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对学生公寓文化建设重视力度不够。设施的先进和完备与旧宿舍的老化和生活服务设施不齐全的状况并存，客观上给学生公寓文化建设带来不良影响。重管理、轻教育，限制了大学生公寓文化功能的发挥。注重宿舍物质设施建设，忽视宿舍精神文化建设。学生公寓文化建设总体水平低，对学生公寓文化建设的研究不够。

吴春红认为，领导重视不足，是制约公寓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安全意识淡薄，是严重制约公寓文化建设的因素；公寓内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缺失和不足；教育、管理、育人、服务相脱节是制约公寓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因素。

黄朗等认为，文化建设力度不够，影响公寓育人作用。制度不健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存在盲点。队伍建设落后，不能满足公寓社会化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

高校公寓文化存在的不足可以归纳为”“三阶段九维度”的问题，初级阶段（基础构建）：设施建设、制度建设、管理服务；中级阶段（文化引领）：包括文化引领、重视程度、主动参与；高级阶段（精神建设）：精神建设、自觉改善、网络认同。

五、提高高校公寓文化的对策

提出的途径大同小异。赵建军认为，加强学生公寓文化建设的意义：公寓文化具有较强的熏陶作用；公寓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公寓文化建设：建立公寓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公寓文化建设要与大学生的行为规范教育相结合；公寓文化建设要与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公寓文化建设需充分发挥学生自治的作用；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创建公寓文化建设新模式。

目前，国内高校都非常重视文化育人的作用，特别是学生公寓文化建设，初具规模。

浙江农林大学打造的是生态型学生公寓，建设生态大学，结合学校的特点，构建良好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生态基础、生态型公寓文化建设需要生态性的师生群体队伍、多样化的公寓活动等，楼体建设、楼层建设，不论是在物质基础、管理体制和政策方面都大力支持了学校生态型。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通过公寓这一重要的育人阵地，发挥环境育人、文化育人的功效。通过建设3C 楼层、三色传媒、博雅之家、创意走廊、儒商?道等实现环境的熏陶，通过“免检寝室”、“学习型寝室”、“文明寝室”三类寝室评比等实现软环境的建设，提高良好的环境对学生正向的影响。

湖南科技学院是以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和谐发展，将构成公寓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寓管理队伍，美化学生公寓的环境，加强学生的自我管理等措施，加强公寓文化建设。

归纳可见，有些高校结合自身特点，建立健全一些管理制度，并将提高高校公寓文化的措施付诸实施，各有千秋。不过，大多是硬件的改善和软件的提升入手，两者结合程度不够紧密，仍处于初级层面到中级层面过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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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会对先人

1992年的秋天，北京开了一个会。会上通过了执政党的政治报告，保护环境被列为十大任务之一。

有人说，这是绿色政治的萌芽，也有人说，这表明中国的环境恶化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老外们好像格外敏感。他们担心，12亿人口的发展热会加速中国生态系统的解体。

地球另一端的西方人似乎特别关心中国的二氧化硫和温室气体排放，他们知道，中国和他们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屋顶。

东边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更加着急。据说，日本人耗资102亿日元为中国修建环境监测中心，是担心中国的环境恶化会殃及他们的城池。那么生息于其中的中国人呢？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自己的家园。

1674年，一个名叫瓦特的英国青年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从此撩开了工业文明的序幕。近两百年后，一支英国船队又把这一新文明用枪炮轰进了古老的中国。从此中国人心中植入了一个工业化之梦。这个梦是和着创痛和耻辱种下的。受工业文明的刺激愈深，对这一文明的向往愈烈，赶超愈切。当中国大陆结束了内战，建立了国家，中国人便以十倍的热情，把建立中国工业体系的梦想变成现实。

我们引进了工业文明的生产体系，也引进了工业文明那无视自然的傲慢。

这种傲慢与中国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政治色彩交织在一起。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展开了对自然的讨伐。当古老的土地上矗立起座座厂房，我们是那样欣喜地去描画那如林的烟囱和滚滚的黑烟，那样热情地讴歌那黑色；当小高炉需要木炭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砍倒那一片片树林，包括屋旁的小树；当罗马俱乐部的教授忧心仲忡地提出“增长的极限”，我们正以气吞山河的豪情，把500里的滇池和800里的洞庭湖填去一半。

我们引进了工业文明吞噬资源的生产体系，却没有引进利用资源的市场机制。西方技术体制与苏联式的计划体制相结合，是近30年中国工业的主要特征，这种结合的苦果便是效益低下。效益低下意味着单位物耗超常。为达到同样的产出，我们要比别人消耗更多的资源，排出更多的废物。效益低下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从而延滞着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城市人口的转变。人口结构转变的滞后加剧了人口规模的膨胀，人口膨胀又形成对生态环境的超常重复。

当我们经过30年的教训和十几年的摸索，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位置，当我们重新振奋，开始新一轮的发展热，我们发现，历史已给我们留下了环境恶化和人口膨胀这两份遗产。

这遗产规定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空间。

——中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世界平均值的1／8；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4。

——南运河枯竭了，北运河受到污染，全国的湖泊在40年里减少约500个，长江正在变成第二个黄河。全国有18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40个城市严重缺水，几乎所有的水域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

——建国初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3％。40年里已降至12％，每年平均新形成的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000多万亩。耕地每年减少700万亩，草原每年以130万公顷的速度退化。水土流失的总面积达15000万公顷。

——197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仔细查阅了卫星拍照的照片后，惊异地发现占地43.2平方公里的本溪市竟从中国大地消失了，是黑色的烟尘吞没了本溪。

——中国的工业粉尘和煤烟年排放量2000多万吨，工业二氧化硫116万吨，被称为空中死神的酸雨严重威胁着长江以南的许多城市。

中国的环境污染已达到发达国家50、60年代公害泛滥的程度。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60亿元，相当于8次唐山地震。

人的寿命通常要比环境灾难的周期短。摧毁环境的人往往看不到后果表现出来的时候。如果说破坏环境是人这个物种的自杀，那么这种自杀过程是在代际间完成的。

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谋杀！

谁说你不能改变地球

耀眼的广告，眩目的商品，跨国的电影电视……。西方人和日本人将生产线、技术、小汽车、消费方式一起倾倒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以传统工业文明的眼光看来，接受西方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洗礼，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必然而又必要的一环。然而当我们进入绿色文明的视野，却不能不问，这种以高消耗高污染为基础的消费方式是否合理；不能不想，我们这块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土地，能否承受得住这种消费方式所施加的重负？

发达国家消费全世界能量的75％，商用燃料的79％，木材产量的85％和钢产量的72％，而且，工业发达国家还占二氧化硫排放量的3／4，发达国家的富裕生活是靠耗竭全球大部分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来支撑的。这种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在若干年前还被认为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凭证，然而愈来愈多的人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是造成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的祸根。也有愈来愈多的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理想提出了怀疑。一出未来剧，说的是某个享受着现代化设施的人，不得不穿着防紫外线衣戴着防毒面具，靠花钱买新鲜空气呼吸。没有树，没有鸟，没有其他生物……他感到了死寂，感到了恐惧，感到了懊丧。对黑色消费方式的批判和怀疑导致了以绿色为标志的生活革命。

这场生活价值革命首先要求人类自身对消费方式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节制。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把消费方式限制在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资源方式。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低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与之相应的是“适应消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是没有获得发达国家总体高消费模式的能力，而是没有足以支撑这种高消费模式的生态环境。除非我们为了一代人的享受不惜将后代的家底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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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领导权；话语领导权；转向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180—05

一、问题的提出

“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继承并超越这一理论，从而为构建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奠定基础。拉克劳、墨菲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即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再到阿尔都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总是为还原逻辑所纠缠，显而易见，这种还原逻辑妨碍了人们对分化且多元的社会性质的理解，对各种被压迫群体的自主性的理解以及对一切政治认同和斗争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理解。拉克劳、墨菲在这里所说的还原论，是指传统存在的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具体而言。就是传统把一切都还原为经济与阶级，一言以蔽之，“展现出‘一元论的渴望’，试图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深层意义。这种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来理解，其逻辑具有铁一样的规律性，沿着一个严格的进化阶段序列自行演进。”他们进一步指出，“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了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类、性别、民族、时代）消解为阶级立场。者在对待社会群体的多元性时，总是试图将它们归结为受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或‘历史集团’”所以，拉克劳、墨菲认为，上述“一元论的渴望”已无法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阶级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对传统的批判性的解构。具体而言，拉克劳、墨菲从“领导权”概念出发，利用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的学术资源。对传统的主体批判性的解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发生了“后现代的转向”。众所周知，传统的主体是经济或阶级主体，而拉克劳、墨菲就是要消解传统的主体，从而赋予另外的意义。

那么，拉克劳、墨菲的主体是什么含义呢？对此，齐泽克有明确的阐释。他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的主要特征旨在反对预先设定的作为物质本质实体的古典主体观，该主体观支配着社会过程，而不是由语境过程本身的偶然性所产生。同古典主体观相比，拉克劳、墨菲指认，我们拥有的则是一系列独特的主体身份（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主主义等等），其中的意义并没有事先设定，而是通过话语的建构，根据平等系列中主体身份的话语方式而变化。话语的建构规定了所有主体身份的认同。主体身份诸如女权主义、民主主义、和平运动和生态主义。”显然，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主要是指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在拉克劳、墨菲那里，领导权主要是指话语领导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墨菲解构了传统的领导权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拉克劳、墨菲的解构与建构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在对传统的解构的同时，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也就是“新葛兰西主义”理论。

二、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