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小农经济；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价格波动；机会成本

一、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小农经济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承包期30年。这种土地制度造成了农村人人有地，但都不多的局面。另外，宪法规定“农民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既不能出卖，也不能转让”；土地的承包权可以转让，但转让期限不能超过承包期限，这限制了长期投资者受让承包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集体土地。对国家征地权的滥用导致了土地的过度征用（蔡继明，2007）。这大大增加了受让承包权的风险。楼惠新（2002）认为有三个因素阻碍了农村土地的流转：土地产权不明晰，土地产权市场不完善，户籍制度限制土地流转。凡此种种使得土地的流转不畅。农民都只耕种自己承包的少量土地，土地很难从种植能力低的人手中流转到种植能力高的人手中。这就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小农经济。

二、小农经济为什么无效率

第一，小农经济损失了规模经济从而减缓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相对于小农经济，规模化生产的好处显而易见：易于实现生产机械化，从而节约成本；规模化经营可以促进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规模化经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新技术的研发。李燕琼（2004）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她通过对日本农业生产规模化的研究发现规模化生产导致了较高的专业化和较高的经济效益。

第二，小农经济导致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和偏高。在物资紧缺时期，国家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这释放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力。随后国家逐渐放开了农产品的价格，使其市场化。市场化了的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使得农民承受了很大风险。为了规避风险，农民开始与当地的龙头企业签订契约以规避风险。然而，市场价格的不稳定使得契约的履约率很低（赵西亮，2005）。据有关资料，农产品相关的契约违约率达到80%（刘凤芹，2003）。事实上，我们认为这种契约是一个零和游戏，且受伤者多是农民而不是龙头企业。无法移除的风险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小农经济会内生地产生价格波动。这源于代表性农民特有的成本结构：农民进行小规模农业生产投入的固定成本（土地成本）很小，这是因为由于流转的困难，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由于小农经济很难进行专业化生产，因而农民选择改变种植作物的种类的固定机会成本就很小（考虑专门方便面制造商该行造汽车将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包括该企业特有的方便面制造技术，铺好的方便面销售渠道等）。这就使得小农经济中农民可以灵活地从种植白菜转而种植芹菜，或者从种植豆角转而种植黄瓜。

另外，也源于农产品行业的特点：靠预期价格下决策，而在下一期获得收益（考虑农民1月份依靠预期价格决定种植大白菜，要到6月份大白菜收获时才能兑现决策的收益）。

由于小农经济的上述两个特点，将会使得大量生产技术相似，依靠自身的预期价格作生产决策的小农以一种难以把握的规律参与到各类农产品生产中，从而造成价格波动。

第四，小农经济将会造成农产品价格偏高。这里是说，小农经济相对于规模生产和专业化经营来讲，将会造成农产品总体上价格偏高。当然，由于小农的预期价格可能与市场价格相差很多，从而使得某类农产品供给过剩而价格低廉。小农经济由于生产效率不如专业化生产来得高，所以平均成本要高些，价格自然也高一些；再加之小农经济自身也不能有效率的安排生产，会进一步拉高平均成本，拉高价格。

第五，小农经济导致耕地利用的无效率。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小农经济损失了规模经济，造成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这都会降低耕地的利用效率。

第六，增加农民转向非农产业的机会成本。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下，以低廉的价格承包土地对于农民来讲相当于一种补贴。根据上文的分析，这种补贴是无效率的，因为这种模式的存在使得土地的流转不畅，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无效率，这些都使得土地的价值远低于土地的潜在价值。作为一种补贴，它还增加了农民转向非农产业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体现在意识层面上。这无益于我国人口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小结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相当于给了农民一种无效率的补贴，用土地作为补贴这种做法降低了作为补贴的土地的价值，并增加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机会成本，不利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产品价格的波动使得农民承受很大的风险；整体上无效率的农产品生产使得其价格高于规模化经营时农产品的价格，给消费者的福利带来损失。

参考文献：

1.赵西亮,朱喜.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商品契约稳定性研究[J].当代财经研究,2005(2).

2.刘凤芹.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J].经济研究,2003(4).

3.蔡继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要[J].东南学术,2007(3).

篇2

一、是由封建经济的基础决定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但是土地的分配又是极不平衡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缺乏土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同地主结成租佃关系。这样一来，佃农和少数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一起，在零星碎割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不息，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生产为主，辅以家庭手工业，而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就这样，农民依附于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周而复始的从事着简单的再生产劳动，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和能力，这也就决定了封建小农经济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保守型。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是由封建政治构造决定的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皇帝就开始高高地踞于权利金字塔的顶端，在他的下面，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形成了一整套上下相承，左右相连的官僚制度，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造――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官员选拔方式也不断完善和发展，由最初的世袭制，到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再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最后到从隋唐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科举制可以说是一大发明，它一方面能够为封建统治者选拔大量的人才进入官僚体系，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为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和晋升的途径，这就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为封建社会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

三、是由封建社会组织决定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在农村是宗法组织，在城市是行会组织。

宗法组织，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这个组织要在尊祖敬宗的前提下，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权利和义务。宗法组织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到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在当时，同姓同宗的村落遍地都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虽家与家分炊，但同一血缘合成了巨大的向心力。一个人的发迹，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相反，一个人犯罪，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这样的精神也体现在历朝历代的法典里，“唐、宋律，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明、清律，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百十，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籍者同罪。晋时举家逃亡，家长处斩。i ”在这种情况下，家族要对个人负责，个人也要对家族负责。由此一来，个人的精神和行为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家族当中，无论是突破还是创新，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家族组织的存在，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曾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行会是以工商业中的行为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结成的互助组织。城市不同于农村，人口流动性大，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奔波，离自己原本的家族组织越来越远，当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失业破产袭来的时候，他们更需要一种集体力量的帮助，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会组织应需要而生。但是，行会的互助是以限制为前提的，工商业者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在《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苏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只许一人，盖规例如此，不欲广其传也。有董司者，违众独收二徒。同行闻之，使去其一，不听，众忿甚，约期召董议事于公所。董既至，则同行先集者百数十人矣。首事四人，命于众曰：董司败坏行规，宜寸以释众怒。即将董裸而缚诸柱，命众人各咬其肉，必尽乃已。四人者率众向前，顷刻周遍，自顶至足，血肉模糊，与溃腐朽烂者无异，而呼号犹未绝也。ii ”这个残酷的故事说明，行会对于其成员的限制非常严苛，行会的这一特点，也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四、是由封建核心文化决定的

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思想意识领域一统天下。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必然需要统一的思想来维持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儒学的思想观念最能适应这种需要。

第一，儒学的“天道观念”为封建君主专制提供了合法性的解读。儒学所讲的“天”是一种主宰万事万物的力量，而封建君主则是“天”的代言人，君主的权利来自天命，“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iii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有意识地强化这一观念，如皇帝都自称“天子”，而圣旨的开头语常用“奉天承运”等等。这样，就借助“天”的权威竖立起了皇帝的权威，使被统治者不敢站出来反对皇权。这种“天道观念”就是封建统治者所制造的巨大的精神牢笼。

第二，儒学的“大一统”思想能契合专制君权的需要。董仲舒详细地解读了“大一统”思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配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iv ”董仲舒对“邪辟之说”的定义不是学术的争论，而是有违政治方向的言论，因此，所谓的大一统是指“一统乎天子”。儒学的“大一统”思想为维护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反对和制止分裂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儒学的“纲常伦理”为君主专制维护了伦理秩序。董仲舒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发展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发展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纲常伦理为封建君主专制构建了完整的伦理秩序，每个人人都被束缚在这一个等级森严，毫无自我和自由的道德伦理体制中无法挣脱。而自宋明理学的发展后，纲常伦理被提升到了“天理”的神坛，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桎梏愈甚。

以上分析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这四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注释：

i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中华书局，1981：26.

ii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三联书店，1985：479.

篇3

一、要正确界定小农范畴

目前，理论界对小农的界定基本上是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的主要特征是：（1）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2）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3）生产是自给性的，主要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4）生活水平是低下的。

对于上述关于小农范畴的认识笔者有不同看法，其中最关键的是上述界定没有分清小农一般和小农特殊两个不同的范畴。马恩所描述的小农是小农形态在封建社会或是在较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下的小农表现形态，是小农的特殊形态。小农形态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水平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实形态。在当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小农形态，但它已不具备马恩所描述的一些特征，他们不但大量应用着先进的工具和先进的技术，而且生活水平较高等。从历史长河中来考察，笔者认为，小农的一般特征应是：（1）是小块土地的经营者和所有者；（2）以家庭为经营单位；（3）生产有一定的自给性。这里第三个特征是由第一和第二个特征决定的。以上三个特征合起来构成了小农的一般特征。由于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小农形态也在不断发展，但在封建社会中，小农形态取得了广泛和普遍的形态，并且具有了小农的许多典型特征，但仍属于小农特殊范畴。我们决不能用小农特殊来代替小农一般，这是研究小农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小农演进的轨迹

在小农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部分小农已分离于小农系统之外，不属于小农系统，但有一部分仍循着历史的长河而滞留于小农系统内，并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质和量的改变。从历史过程来看，小农系统演进的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现代小农等几个阶段。目前世界上的小农基本处于商品小农阶段，其中某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但还不具备现代小农的全部特征。

在中国，古典小农的兴盛期大约为战国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宗族制度史上的一个“空白时期”，三代宗法已废，中古族权未兴，社会上几乎没有宗族组织。家庭之小而独立，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当时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古典小农大约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在这期间，地中海地区曾产生了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代表的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期和绝大部分地区，小农是主要的经济形式。1978年第七届国际经济史大会古代组绝大多数讨论者认为：“希腊──罗马社会中典型的劳动者是小农，而不是奴隶。”西方许多古史学家，如英国的克罗伊克斯等，也认为希腊──罗马世界总的来说满足“农民社会”的一般定义。

古典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他们是商品生产者，与外部世界保持着频繁的“物的联系”。罗马农民的经济“基本上是货币经济，有关实物交换的很少”，“农民贷币持有者的普及是无庸证明的”。与封建时代的“伪商品经济”中商人凭“关系”致富而价值规律却了无作用的状况不同，古典时代的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与由它派生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作用的。其明显表现就是希腊──罗马经济中的地租率、借贷利率与一般生产利润率之间紧密相关，因此尽管古典时代土地租佃非常发达而且常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自由进行，但地租率却自然保持在很低水平，同样，借贷利率也处在一般利润率以下。

其次，他们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积极的自由公民，他们既摆脱了早期文明时代氏族共同体和贵族父家长的束缚，又尚未落入中世纪宗法共同体与“天然首长”的桎梏之中，因而个性与理性得到初步发展。

当然，古典小农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主，古典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建立在从氏族共同体解体中形成的独立生产者──古典小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低水平基础之上的。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依附很严重，人的个性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方面的能力体系与能力分化未形成的情况下，交换关系的发展不能使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某种属性──劳动力变为商品，相反，却使劳动者自身变成了商品，从而造成古典“自由经济”与人的非自由化趋势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最终使古典经济走向自己的反面：作为古典商品经济基础且无法自给自足的独立家庭经济被包含众多依附者且可以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取代。这样，古典社会便异化为中世纪的宗法社会，而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自由农民也演化为中世纪的宗法依附农民。

宗法小农是小农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宗法小农所属的时间区间大约为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六、十七世纪；在我国为大约为东汉以后至明清时期。宗法式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它是建立在人的依附性上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谈到封建社会时，曾多次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人们常常把这种依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些个人（农民）依附于另一些人（封建主），这显然是肤浅的。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依附关系最深刻的本质在于交换的缺乏导致的“个人尚未成熟”、个人依附于共同体，亦即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等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导致了共同体一般成员对共同体人格化身的依附。共同体（通过其人格化身既“保护”其成员使之免受竞争，减少风险的打扰，又束缚其成员以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并赋予其不能自由摆脱的某种等级身份）。

其次，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平等与同一等级内部的平均主义，构成这种依附关系之下的分配关系的二位一体的两个特征。这是一种“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只有在共同体解体，独立的个人所有权与“纯粹的私有财产”产生后，这种分配才会被以所有制关系和“一切劳动产品、能力与活动进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分配所取代。于是“剥削者的公社与被剥削者的个人”间的对立，才能演变为两种“个人”（有产的剥削者与无产的被剥削者）间的对立。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的不平等才能演变为按资分配的不平等，而等级壁垒内的“平均主义”（份地制等等）才能消灭，并为公民基本权利与竞争规则的平等所取代。

由宗法小农向商品小农演进，其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就是人摆脱了“公社”的“自然联系”，从“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单个的人”。这一过程也就是从自然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随着交换手段的社会力量，亦即市场力量的扩大，共同体解体为个人，同时伴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财产关系“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于是自然经济中的人的依赖关系也就消失，而演变为市场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而使宗法小农演变为商品小农。

商品小农形态是小农系统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大约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在中国大约产生于明清以后，但真正的开始时间应当是1978年以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大多数都是商品小农形态；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正处在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形态，有的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中国目前仍处在商品性小农阶段，而且以后可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

商品小农的运行基础是商品经济。在这种经济形式下，一方面是“人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是逐渐建立起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被普遍地以按资分配所代替。契约关系也逐渐成熟，竞争规则也日趋平等。同时，小农系统本身也在不断分化和分解。随着货币经济与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依赖纽带”，从而把“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的“单个的人”。到这时，“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而财产关系才“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而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所带来的人的个性的飞跃成长，正是近代文明得以冲破封建樊篱而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辉煌的工业文化的全部基础！

但是，商品经济虽然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但它的极端发展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造成人的异化，亦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异化，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来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真正地翱翔在广阔的天空。所以，商品小农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就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决不是依附的。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一些特征。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小农的现代化。至于未来中国的小农会具有什幺样的新特征，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实践会对此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三、小农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小农的命运，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落后和过时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货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许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是毫无问题的。”

然而，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小块土地所有和经营依然存在，并没有被消灭，农民家庭经营的规模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变化和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方式，这是为什幺？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小农有一般形态和特殊形态。过时的是小农特殊形态，而小农一般形态是一个较稳定的范畴。马克思所讲的是封建社会的小农的特殊形态，而这种特殊形态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小农的特殊形态所代替，而小农的一般形态仍然存在着，并不断得到发展。

2、是由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资源禀赋状况对小农系统的演进起很大作用，尤其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最为重要。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果多余的人口不能得到有效地转移，其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便显的相对便宜，而土地要素就相对昂贵，根据西方经济学最优要素组合原则，只能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性的经营方式最有效。所以，小农生产方式是在特定资源状况下经济系统自组织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随着资源状况的变化，小农系统也会变化和发展，有些小农会分离于小农系统，而有的则会仍留在小农系统内。

3、家庭经营是适合农业生产的较好形式。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农业的劳动过程只有获得了最终成果后，才有可能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给予准确的评价。同时，由于农业中有所谓“农忙”与“农闲”之分，这就要求农民有更多地支配时间的自由。所以，农业选择家庭经营，绝非偶然。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改变的只是农业的运行环境，如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的市场体系、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体系等等，而农业的家庭经营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4、在多风险环境下产生的自组织结构一般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功能，小农系统便是如此。小农形态一般面临的风险较大，如自然风险、经济风险、人为风险等等，这些风险累计起来，使得小农系统较其它经济系统面临更多的风险。在多风险环境下，小农系统一方面增加了分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小农系统的自我保护功能得到了加强；从而使小农系统更趋稳定性。所以，这种较强的自我保护功能使得小农系统能较好抵抗外来经济行为的侵袭，历尽千年沧桑而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四、小农如何现代化

1、什幺是小农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性概念。它与“现代性”不同，它不是指后者所象征的那个静态的文明结构，而是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同理，小农现代化也就是小农持续不断地演进过程，它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生产技术的进步，它是小农系统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小农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各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

2、小农现代化的一般途径

（1）通过规模化、组织化来改造。这样改造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将会使一部分小农分离于小农系统之外而不再具有小农的特征，我们把这种途径故且称为非小农化方式；另一种结果是小农仍保留小农的分散、独立、小规模的外壳，但小农之间已通过某种共同体或经济联系形式将它们联系了起来。这两种方式都是改造小农的有效途径，到底选择那一种方式要考虑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较好的选择应当是后一种方式。

（2）土地制度建设是小农问题的核心变量。

为什幺说土地制度建设是小农问题的核心，原因是：①土地是小农最基本的生产资料；②土地是小农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③土地是小农生活的最主要保障；④不同的土地制度形态使小农具有不同的命运选择。所以，土地在小农经济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土地制度建设也就成为改造小农系统的关键变量。那幺，什幺样的土地制度是最有效率的？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是保证小农系统有效性的基础。首先，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有助于农民增加对土地进行中期和长期改进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土地权利在一个季节内一般是稳定的，因此，地权的不稳定对于农业短期投入（化肥）或创新（良种）来讲，还不是一个障碍，但对于土地的中长期投资而言，地权的明晰和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对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只有当土地持有者确信他们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收入能得到补偿时，他才会有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其次，比较明晰和稳定的土地权利将会提高农民贷款的机会。土地的固定性和不可磨灭性使得土地成为理想的贷款抵押品。稳定性表明权利的可转让性，会增加土地持有者的信用价值，对农业长期信贷尤其如此。再次，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还有助于增加土地市场的流动性。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之间的技能没有太大差别和地区间的移民与非农业就业机会有限使得使用者之间的土地转让可能没有太大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专门化生产的出现和其它市场的有效运行，转让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的价值和重要性就会上升。地权的稳定和明晰通过提高使用者合同的稳定性和降低合同的执行成本，促使土地从生产率低的人手中转移到生产率高的人手中，从而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土地产权的稳定性，还有助于减少土地纠纷，有助于减少土地流失和防止其它影响土质的环境恶化。第五，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有助于提高小农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可提高农村社会的稳定性。

篇4

其实国外在军机的研发上也是国家立项、国家拿钱，然后大家分任务，有研究所、有设计院、有企业。那么，我们跟人家差在哪了呢？答案是民企。民企是大工业、规模化的基础，而我们之前没有重视，因此缺乏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有军有民，才能使国家投的钱在更多的企业上形成效益。所以在西安航空基地，我们支持民企为国企做配套，分享资金和技术，进而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业链。

从民企的角度讲，他们天生具有活力，但有时却很短视。比如在入驻园区时，往往选择投资环境、政策环境，但却少问了自己一句：我到哪个地方去适合做这个产业？就像一棵树，应该生在南方，你非把它栽在北方一样，它长起来肯定不如南方。这棵树更多考虑的是谁给我的钱多、谁给我的服务好、谁给我浇的水多，结果最后浇水就被浇死了。

从大企业的角度看也一样。世界500强只是面上的现象，它们并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是金字塔的塔尖，在它下面有横向的分层、纵向的分工，有巨大的产业集群。如果它有1000亿美金的销售，很可能有800亿是供应商贡献的。要构建大产业体系，仅仅靠国企是不够的，它们还要承担国家任务，那就应该让民企进来，它们为国企配套服务，同时又利于自己创业、自己发展，也能最早从产业开放中受益。这也就是为什么西安航空基地近500家企业中85%都是民营企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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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循序渐进；自然属性；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048－03

一、我国农业问题现状

农业问题是目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地矛盾尖锐。我国现有13亿人口，9亿在农村。虽然多种农业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农业资源极为稀缺，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0．07公顷，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其中，中低产田占2／3以上，水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4左右。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分布极不平衡，华北和西北地区严重缺水。除土地资源外，我国人均占有草地面积约为世界平均的1／2；人均木材蓄积量不到世界人均的1／10。

2．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制约造成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

3．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的运行环境不佳、运行机制缺乏活力。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以后，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实现了粮食的大幅度增长，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联产承包造成的农民原子化问题日益突出，单个的小农经营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农业社会化程度低，农业产业化运行环境不佳，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失。农村的小农经济同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农业面临着诸多问题，有经济问题，有自然问题，也有体制问题。它们集中反映在收入、分配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发展上。这些问题互相影响，相互制约，综合作用使我国的农业问题更为复杂。

二、解决我国农业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农业特质地位

首先，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交织决定了农业天生的自然弱质性。农业生产是农业与自然、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生产系统，也是一种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生产过程。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过程使得农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状况，使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如2000年仅干旱和洪涝就使全国受旱涝面积达4866．5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3163．2万公顷，绝收944．9万公顷。而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则决定了农业必须依赖于人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投入。农业生产所需固定资产多，且生产周期长，技术进步滞后使得投资于农业的经济效益远远低于非农产业。

其次，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农业生产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质地位。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是由市场调节的滞后性所决定的。市场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的调节是通过当前的市场价格进行的，而农业生产自然周期长的特点导致它对价格的反应要大大落后于市场价格。农业生产结构、规模和品种的调节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反映在农产品市场上就是供需之间实现大体的平衡是很困难的。

最后，农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农产品作为满足社会基本生活需要的初级产品，其需求弹性较小、可替代性低，使得农产品价值实现的难度大，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自身的作用来实现农产品的供求平衡。农产品市场供求波动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其他商品，如果农产品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价格的上涨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农产品的这些特性使得农业生产者缺乏稳定的增加投资的预期，往往造成农业投入不足，如果政府不对农业进行保护，就极易造成农业生产的萎缩。总之，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这些都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呈下降趋势。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资源由低效益产业向高效益产业的转化，这样农业部门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资金，甚至还难以阻止本来就稀缺的农业资源反向流出。

农业生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农业是一个不同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特殊产业。它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只有利用国家财政、信贷等政策，建立完善的弥补农业弱质性的机制，才能增强农业综合实力，吸引农业投入。而这些制度的建立完善必然是个长期的过程。

(二)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分析

在工业化过程中，工农关系处理不当必然引起工农失衡，从而使工农业表现为不同的质态特征，形成城乡工农二元经济结构格局。所谓二元经济是指国民经济一方面存在庞大的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传统部门或农业部门，另一方面存在用现代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现代部门或城市工业部门的状况。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提供无限制的劳动力供给。由于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内部，劳动力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并在人口远大于所需人口数时，使得边际效益几乎为零。农业生产者的工资不再是等于边际效益，而是维持生活的基本量。刘易斯同时认为，工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经济效益及所获利润多都远远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劳动者的收入高于在传统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在城市工业部门中较高工资的吸引下，剩余劳动力自然会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被城市工业吸收完毕之前，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随着城市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出现工农业对劳动力的竞争性吸引，从而也迫使农业向现代化迈进，最终形成现代工业占主体的一元经济结构。

在我国，农业发展问题是二元结构的一个主要方面，二元结构的转变首先是农业由传统落后状态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二元结构转变的动力也在于农业部门的加快发展。然而，二元经济的转变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次才是一个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它内涵在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

的过程中，是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历史性衔接。

三、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思路――循序渐进、主次分明、由内而外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农业的发展受到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制约，其复杂性决定了农业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是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渐进过程。因此，我们试图解决农业问题时也应吸取经验，掌握规律，循序渐进。

(一)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比城市化更为综合和全面，应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方针。但是要注意不能将其庸俗化。比如，将统筹城乡发展理解为城乡追求一样的发展水平。事实上，城乡差别将永远存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否则就是用片面的城市化思维看问题。或者，仅仅将统筹城乡发展理解为城市支持农村。事实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有保持农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农村的发展已经暴露在城乡逐步互通、市场逐渐统一、国内国际联成一体的背景之下，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等重要议题上，我们的招数必须要有涵盖城乡的整体视野，否则就不能持续。还有的人将城乡统筹发展仅仅理解为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的统筹，忽视了城乡环境、功能、文化上的统筹。城乡统筹发展要追求的应该是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的互相补充。只有科学地把握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城市人口郊区化、农村生活城镇化、城乡逐步一体化的前景才会逐步展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二)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慎重

当前，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国家拥有所有权而农民占有其使用权。现在土地流转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现有的土地所有制度挫伤了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因此，有大批学者主张应该改革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实行私有化。但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成为当前我国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在城市尚无能力吸纳大部分破产小农的条件下，承包制而不是私有制必然成为农村的基本制度选择。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轻率地实行土地私有化，因而在延缓了小农分化速度的同时，也缓解了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尽管这种选择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确实是明智的。在无法为农村无地农民找到生活来源之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无力承担九亿中国农民的基本保障之前，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必须慎重。但是慎重不等于无所作为，当前农村土地利用问题突出矛盾最集中的是我国城市建设征用农村土地引发的社会问题。其核心是被征土地升值收益公正合理的分配问题。土地升值收益分配涉及城市政府、失地农民、地产商和市民四方。四方利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把握征地补偿标准、土地价格水平和开发利润率合理的“度”，既需要克服理论方法、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障碍，也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深化改革。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

(三)完善对农业的财政金融扶持以及农村义务教育是现阶段政府的首要任务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长期目标。农业的特殊性和我国目前农村小农经济的现状决定了，单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单靠市场化的手段无法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政府必须进行扶持。政府的工作中心是加大农业公共品的投入力度。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对农业进行扶持，改善农业生产关系，建立农业产业化体系，让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分立的生产过程组织起来。完善农业科技研究、试验和推广体系，加快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同时，提高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这些措施是现阶段可行且必要的措施，在不触动那些比较敏感且对经济社会冲击较大问题的基础上，能够较快地提高农民的收入、健全农业的社会化体系、促使我国农村由原始的小农经济向产业经济过渡。

1．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目前，我国农民整体素质不高，严重阻碍农业科技、农业技术的推广。同时，低素质的农民也成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建立的瓶颈。提高我国的农民素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是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农村教育水平薄弱，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只能依靠政府。在目前政府财政紧张，无力负担的情况下，可以由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直接扶持的手段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九亿农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

2．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和道路交通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道路交通、通讯电力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这些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产品，私人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入，即使是有能力进行小规模的投资开发，也很不经济，质量上也难以保证。但是，这些公共产品和科技信息，却是农业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是必要的。同时，由政府统一提供的农田水利设施也要比一家一户打井经济得多。

3．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

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4．支持建立农村小额信贷业务

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资金技术支持。当前，我国对农业的金融扶持远远不够，由于农业的自然属性和风险因素，造成了资金的非农偏好严重，农业发展得不到资金的有效支持，同时我国农村小农分散经营的经济现状也阻碍了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目前，我国农村消失了几十年的高利贷又死灰复燃，利率往往高达20％以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正常金融渠道的缺位。2003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14．8％，但是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用的贷款余额不到6％。政府应支持建立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完善农业社会化保险制度，从政策上引导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手段为我国农业发展借力推手。

第一，健全、完善农村银行体系，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加强政策性的业务力度。当前，商业银行纷纷退出农村领域，农业发展银行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农业政策性信贷的重任，重点放在农业生产资料短期贷款、农产品库存贷款、农村公共品贷款上，低息为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提供资金，切实对农业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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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开发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综合国力的迅速攀升，农村科技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农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的生机，产生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城市的人力资源出现缺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恰好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为此，近些年来，我国的大中城市包括县城都用尽了大批的农村务工人员，有农村务工人员组成的人力资源大军再建设现代化诚实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生力军作用。那么，如何分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并提供更好的对策呢？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巨大，向城市转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取向

据有关统计，2000年至今，我国平均每年大约有1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这个数量是很大的，而且从目前城市用工的情形看，农村劳动力向诚实专一的这个统计数据在未来几年不会低落。2011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我国共有人口数量为13.79亿，其中农业人口为8.3亿，占比为人口总数的大半，其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共计1.45亿人。但在我国的小农经济时期，包括在农村经济改革初期，农村生产力水平有限，而且农民的意识是被束缚在家乡中和土地上的，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存现状，而且城市的生产力水平也有期限，尚没有像现在一样急需大批农民工给与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援，而且国家的政策导向上也并未给予向今天这样的支持。因而，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下向城市的大量转移既要看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要看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职业技能训练。我国的第二产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于人力资源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农村劳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为52.4%，其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为14.3%。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直接导致了就业能力不足，出现了企业招工难和劳动力就业难的奇怪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职业素质不高，就业能力差。因此首先，在城市就业中竞争力不足，就业率较低。其次，整体就业工资待遇水平不高。最后，就业缺乏长期的稳定性。问题之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就业的地域和产业相对集中。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占农村人力资源的68%，而中西部城市的人力资源就业较少，人力资源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这主要是受我国东西部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相对集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从业人数的57%。制造业和建筑业具有劳动强度高，对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低，工资水平较低的特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基本上是15：1:1.发达国家的从事产业的比例基本上1:4:9。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在选择就业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收入和就业的区域，而对于就业后的劳动强度和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没有更多的考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存在不稳定性。我国现有1.4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生存状态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如同候鸟一般迁徙，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造成这情况的主要原因有经济原因和政策原因。在经济上，首先，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由于文化素质过低，竞争力不足，工资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生活成本增高，实际收入与城市生活支出存在差异，无法负担城市生活费用。其次是职业的稳定性不强，缺少长期稳定的职业支持。最后是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和农村人口实际负担能力的巨大差距，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定居城市的进程。在政策上，首先是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阻碍。其次是教育和医疗保险等政策上还存在这城乡差异，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转移。因此形成了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的局面，外出务工人员无力携家带眷，造成了农村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农民工“临时夫妻”、“性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进一步开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应采取的对策

一要注重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合理分配城乡教育教学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幅度提升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通过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职业技能培训，开展校企联合培训，以市场为导向，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降低培训成本，减少农民工负担。加强了人员的技能素质，提高了人员的生产熟练性，全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文化素质。二要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机制。人力市场通过对各地区和企业用人的需求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从而提供及时和准确人力资源的供求信息；通过建立人力资源档案，提供网络人力资源平台，畅通人力资源供应渠道；通过建议和指导合理分配各地区人力资源，对人力资源经行合理分流。人力资源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可以为人力资源的培训方向和就业方向提供准确的讯息，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三要增强城市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容纳能力。首先发展城市经济，增多城市的工作岗位，给与更多的农民工以进城务工的条件，是的他们可以有选择的武功，不至于仅仅局限于脏、累、苦的岗位，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长期稳定的工作岗位，具有按劳取酬的工资水平，增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能力。其次，建立和完善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使城市能够为农民工提供子女就学、生病就医、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保障，逐渐达成农民工和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各方面的平等待遇。

作者:孙小红 单位：吉林市人才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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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影响；发展目标；生产规模

加强农业产业化对农村经济影响的探讨与研究，有利于提升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促进现代农业的稳定发展，逐渐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需要对农业产业化的相关内容有着必要的了解，正确地看待其对农村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寻找出合理的途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为相关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扩大农业产业化影响范围，也将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更多要求。

一、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分析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渐提升了我国农业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对各地区农村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及发展理念的转变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当前我国对农业产业化予以了更多的重视，主要在于：（1）实现农业产业化，有利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逐渐形成农业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优化各种农业资源配置；（2）实现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占有率，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促使其能够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各种发展要求；（3）实现农业产业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保持现代农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水平，为创新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优化未来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这些方面的内容，客观地说明了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同时，农业产业化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资源利用效率，增强资源整合效果，保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良好性。

二、农业产业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分析

1.农业产业化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将会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保持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加快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高各种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具体表现在：（1）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三农”问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依然是国家战略部署的工作重点，而农业产业化目标的实现，将会拓宽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思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优化既有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强化其创新意识，为现代农业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奠定坚实的基础，促使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能够达到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2）在农业产业化的带动下农业经济将会走上科学的发展道路，提高各种农产品生产加工效率的同时增强产品质量可靠性，促使农村经济能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构建出新型发展模式，实现传统农业产业格局的转变，为农村经济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调动农民主动参加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的积极性；（3）在农业产业化影响下，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的经营方式，分散农业生产风险，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安全稳定性2.农业产业化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理念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带来了各种专业性指导，使其生产计划实施更有针对性，逐渐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将会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可靠的保障。具体表现在：（1）在农业产业化的影响下，将会使农业与其它产业按照合理的方式进行有效地结合，让更多的专业性强、竞争水平良好的企业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以产业链的形式带领农民参加各种生产活动，间接保护了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2）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下农村生产效率将会逐渐提高，以股份制合作制的方式指导农业开展生产活动，逐渐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3）在农业产业化的推动下各种农业自然灾害能够得到有效地预防，降低了农业生产各种风险的发生率，为农民增产增收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保障。3.农业产业化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目标，有利于提高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实现农村经济与市场体制的相互融合，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良好性，间接地推动城市化进程发展。在农业产业化形成的过程中，农村经济将会与工商业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多元化，间接地促进我国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

三、促进农业产业化形成的各种途径

1.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优势，带动现代农业发展。拥有专业的生产基地，实现区域化生产，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需要充分地发挥龙头企业的优势，结合区域农业生产的实际概况，增强农业生产基地建设的良好性。同时，需要结合当地市场的实际需求，大力发展当地特色的各种农产品，提高这些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并结合相关农业资源的优势，促进农业生产区域化，带动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2.提高创新生产技术利用效率，保证农业生产的良好性。作为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保障，科学技术实际作用的充分发挥，可以逐渐地加快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实现农业产业化。因此，需要注重创新生产计划的合理使用，像精加工技术、降低能耗技术等，加快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保持农业生产模式的创新性，促使各种创新生产技术能够达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要求，保持农业生产的良好性。同时，需要指导农民掌握各种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这些农产品的市场份额。3.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农业产业化的形成，满足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加快现代农业进程，需要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的实际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持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因此，需要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农业产业化目标的实现提供专业性指导，加快传统生产理念的转变，实现创新农业生产模式构建，逐渐增加各项农业生产活动开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各级政府应充分地考虑农业产业化形成的实际需求，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加大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的扶持力度，确保农业生产计划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确保现代农业的稳定发展，逐渐实现农业产业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采取必要的措施逐渐形成农业产业化，有利于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加快现代化农业建设步伐，确保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保持农村经济发展良好性的同时满足农民的各种农业生产需求，增强和谐社会的发展稳定性。因此，未来农业发展中应重视农业产业化对农村经济影响分析，灵活运用各种措施实现我国农业产业化，促使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能够始终保持在更高的层面上，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同时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参考文献：

[1]余涤非.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战略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2,（06）.

[2]霍焰.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互动研究[D].吉林大学,2013,（03）.

[3]薛永刚.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13,（10）.

[4]陈德梅.农业产业化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D].湖南大学,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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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院后勤生活服务引进的社会组织(购买)，能够弥补后勤自身不足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引进(购买)的导入期，专项经费投入不足，引进力度不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这需要学院后勤生活服务机构改变惯性思维，在增加校园市场公共服务项目時，优先考虑引进(向社会购买)。也需要将后勤服务部门引进社会资源进行常规的计划，以减少领导意志带来的不稳定性。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长效运行机制，加速推进校园市场后勤生活服务社会化改革;即全面放开，公平、公正的向社会招标，施实以经济合同和目标管理为基础的甲乙方契约式的创新监管服务模式管理。校园餐饮服务的市场化、企业化日趋成熟，修复高校餐饮业和市场的效率基础，完成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转型。同时利用这一个平台，社会组织也应该有意识地转变其管理、运行机制上的自由化，散漫化的倾向，克服和摆脱“小农经济意识”，养成文明习惯，用行业规范、公共道德来加强此间的交流、合作，整体融入学院规范化管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社会资源，引入"许可准入制"和"大宗物资集团采购管理"的方式，从流程上彻底扭转食品原材料由各个供货商提供造成的安全隐患，促使学院大宗食品的采购过程置于阳光下，有效遏制了学院食堂食品采购渠道杂乱、采购过程不规范的现象。盘活资产，创造效益，提升优质服务，理顺校园餐饮业和各类门面经营服务工作，牢固树立为师生服务的理念。对于社会组织(社会资源)来说，学院后勤部门本着互信、发展、共赢的合作原则，运用市场资源和手段，在为学生提供公益服务的背后，享受一定红利应该是其发展之路中的应有之义。

二、校园餐饮业契约式服务经营管理，必须强化成本的监督，确保质优价廉

高校食堂成本核算管理是一门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食堂釆购计划、物资管理、生产加工、定价销售等食品加工生产全过程。必须建立一整套成本核算管理的规章制度和财务监管要求，并严格按照规范化作业流程运作。随着高校后勤生活服务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食堂已经从过去的保障服务型向服务经营型转变，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是对外发包招标。但是由于学院食堂的目标消费群体的特殊性，承包经营的管理模式也造成了不少高校食堂的垄断经营，“以包帯管”忽略了食堂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核算监督工作。为此校园餐饮业契约式服务经营管理，就如何降低伙食成本和稳定伙食价格，是摆在当前高校食堂经济运行中的重中之重，必须抓好以下三个关键环节:

1、合理控制不同经营性质或服务实体在高校餐饮服务中的利益空间，对校园市场实施甲乙方契约式合同的规范履行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力。

当前高校食堂呈现多元化的经营模式，遵循高校餐饮服务的教育属性，保持食堂伙食价格的相对稳定，切实维护好部分特贫困生的切身利益，坚持微利保本的经营原则。正确处理高校食堂承包商的利益最大化与高校食堂服务性、公益性之间的矛盾。甲方则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对服务质量的监督和跟踪服务。

2、加强原材料集中釆购管理，是堵塞食堂原材料流失漏洞的重要措施。

要克服承包之后经营过程的监督工作不到位，监管工作趋于形式化，为此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成本核算管理机制，关注管理盲点，才能够使食堂成本核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准确性，同时体现管理效益的提高，特别原材料验收多方监督与出入库物资预算性管理，也是提高食堂核算效率和管理效益的重要环节。3、避免和减少生产资料的流失、浪费现象，是提高节能降耗效率，从而推进食堂节约化生产。高校食堂就餐人数多，营业总量大，每天需消耗大量的生产资料(含水、电、气)，通过对食堂成本核算测量分析，计算出不同经营性质服务项目直接成本和各种间接成本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有比例，并科学合理确定伙食成本和定价准则;在生产服务过程中，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防止物资流失，减少原材料浪费，是把好食堂成本核算的重要关口。

三、校园餐饮业契约式经营服务管理，完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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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代差异；孝文化；社会结构变迁

Abstract: Chinese filial piety culture from primitive society development so far, through history,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idea and behavior.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scientific statistics, and consult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 have come to the same point i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and filial behavior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four gener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ing influence factors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The study found, modern filial piety culture constantly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essence,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future development,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will be accompanied by their own stability, continuity and variability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Keywords: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filial piety culture;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世代即年代，世论形成于20世纪，致力于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群体的世代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以及代际关系性质、代际互动模式、世代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问题。①所谓世代差异,是指一代人以上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生活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的冲突、隔膜与对立,也叫世代隔阂,简称“代沟”。②中国传统孝文化强调仁爱、顺从，孝几乎被认为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而新孝道则强调自律性的道德原则，强调亲子间应以良好的方式互相善待对方。③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是通过家庭自身还是社会来表达孝道文化，孝的履行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在我国，随着小农经济的瓦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在家庭和社会中老人的地位越来越低，现在许多年轻人不讲孝道，不愿意赡养自己的父母。

本文的调查数据通过问卷和访谈两种形式所获得，问卷发放数量为160份，访谈50份，发放的地域分布在长三角一带，包括南京，上海，泰州，苏州，常州，南通，回收有效问卷114份，回收率为71.3%，有效访谈48份，回收率为75%。选择性地抽取了60后，70后，80后，90后作为被调查者，且考虑了各世代被调查者的性别和文化程度。

①注释：出自沈杰《青年、世代与社会变迁：世论的源起和演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7页。

②注释：出自孙维海《浅谈世代差异的形成与调试》，理论观察，1991年05期。

③注释：出自叶光辉，杨国枢著《中国人的孝道》，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问卷和访谈数据显示，在不同世代的孝文化观念方面，60、70、80、90四个世代主要有以下相同点和差异性：60后在尊敬和赡养父母的基础上，比较注重成家立业，光宗耀祖。文化程度普遍为初中，对家庭和家族的观念比较深刻。存在少部分啃老、不尊老、不赡养老人的现象。70后文化程度集中在中学水平，经商的人更注重精神上尊敬老人，生活中陪伴老人，为老人排忧解难。80后较为注重在观念上尊敬老人，在行为上孝敬父母。90后主要为大学生，无经济来源，更加注重精神上关爱老人，帮助长辈做事。从60后到90后，这四代人几乎都把尊敬老人，赡养老人放在了孝的范畴，然而在由远及近的世代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越接近60年代的人越支持将“顺从老人”理解为孝。

在不同世代孝文化行为方面，60后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较少，70后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最多，80后基本上对父母没有经济支持，反而需要父母提供经济支持，90后多为学生，无经济收入。在与父母的情感互动方面，60后，80后与父母的联系较为频繁，90后相对来说与父母的联络最少。

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这四代人孝文化的差异呢？让我们试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作分析。

有文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需求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人口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结构变迁对于孝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继而影响了不同世代人的孝观念，孝行为和孝情感。④

改革开放开放了许多人的观念，自此，人们的社会需求变得更加现实，理性，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人们满足了自己基本的生存需求后，其发展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老年人追求安稳闲适的生活，青年人追求新奇多变带来的刺激。这种大环境下的文化氛围使得不同世代的人能够大胆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相反，却也使得现代的青年人越来越忽视家庭为本的旧观念。此外，随着就业竞争的激烈化，整个社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敬孝也需要物质支持，与经济收入脱不了干系，当青年人面临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时，物质层面的敬孝行为自然会大打折扣。同时老年人为了给子女创造社会竞争的良好条件，心甘情愿地在家中承担各种家务后勤工作。尽管不同世代的考虑有所不同，但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其传统的孝观念都有所淡薄。

④注释：出自龚维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16-21页。

随着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处于社会两端的人们的社会阶层意识愈加明显。贫富差距给很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增加了无形的压力，使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较少地关注家庭，在家中敬孝。

篇10

【关键词】区域文化；中原文化；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

Abstract: ZhongYuan culture is one of the key regional cultures in our country, which has immense impacts on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talent aggreg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nd features of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talent aggregation, this paper has expounded the characters of ZhongYuan culture and its impacts on the technological talent aggrega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reformation of ZhongYuan cul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henomenon of talent aggregation to turn to the effect of talent aggregation.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ZhongYuan culture; technological talent; aggregation effect 

一、引言

科技型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群体，其作用发挥如何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才流动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既能够产生1+1>2的经济性效应，也可能产生1+1<2的非经济性效应。这两种效应的产生无不与人才聚集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这里的区域环境包括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等。

区域文化环境是影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和提升的重要因素，不同特点的区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化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研究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区域文化环境的对策，对于提高中部地区的人才吸引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经济管理学界对中原文化的研究[微软中国1],多集中于中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3]，很少直接研究中原文化与区域内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之间的关系，无法指导人们运用区域文化对人才聚集效应进行管理，影响到科技型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作用机理，提出了改良中原文化以推动科技型人才聚集经济性效应产生与提升的对策，旨在充分发挥中原地区科技型人才的作用，增强中原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分析

在区域要素边际收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引致和驱动下，科技型人才会从边际收益较低的不发达地区流向区域边际收益较高的地区，使科技型人才呈现出局部集中的特征，形成了人才密度大于其他地区的聚集现象。因此，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型人才的流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按照一定联系，在某一地区（物理空间）或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类现象。

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二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区域内聚集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才聚集作用低于各自独立作用的效应。产生人才聚集不经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1）人才聚集没有形成人才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仅仅是人才的数量增加了，不能产生人才的规模效应。产生规模效应的前提是聚集的人才必须建立一定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的人才聚集实际仍然为众多独立的人才，是不能产生加总作用的；（2）人才聚集的环境不理想。人才聚集所产生的加总作用是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条件下发生的，失去了和谐的环境条件人才的聚集就会产生不经济性效应；（3）人才的流动性不够。人才的聚集效应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人才的流动是这个动态过程的基本前提。没有人才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动，人才的聚集现象就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也可能形成死水一潭，缺乏活力与激情，甚至出现消极现象，导致了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4）人才聚集过程中各种冲突的产生。人才在聚集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冲突，如若对这些冲突消减和化解不力，就会增加冲突的破坏力，产生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

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的区域内以类聚集，在和谐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发挥超过各自独立时的作用所产生加总效应。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特征主要有：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规模效应、区域效应[4-5]。

三、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中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泰勒（Tylor）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莫大的无形影响。

中原文化就其文化层次而言，属于区域文化的范畴。所谓的区域文化是指居住于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制度规范、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的总称[6]。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文化作为一种软环境，对本区域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和人才对区域文化环境更为重视[7]。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丽·萨克森宁（Annalee·Saxenian）教授在其《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硅谷欣欣向荣与128公路地区日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两地的区域文化差异所致[8]。这一观点证明了，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只看其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除了东部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外，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本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李慕寒、沈守兵将我国的区域文化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两淮文化、吴越文化、江西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等十六种[9]。同其他区域文化一样，中原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原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文化在地域上以河南省为中心，涉及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等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大、涉及人口较多、具有黄河中下游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区域文化。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之滨，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聚居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耕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此外，中原地区位于中华版图的中心，人口密集、人才辈出，地理位置显赫，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很多朝代都建都在河南，对中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原文化依附的制度根基。

对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王保国认为中原文化具有保守、务实、平和、中庸、尚古、安土重生、重人事轻自然等文化性格[10]；杨翰卿认为中原文化蕴涵着深邃的和谐精神与实学精神[11-12]；吴圣刚认为中原文化生态具有根基深厚、整体统一、稳固茂盛、动态发展、人地相关等特征[13]；刘双、刘万云认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人的群体人格特征主要有质直忠厚、勤劳节俭、守乡眷土、崇尚权力等[14]。站在研究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中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稳固执着的本位精神等五方面 。

（二）中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1．“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生活习惯又促使人们养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原文化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般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 “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

对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使人才更加顺从于管理者的规章制度，客观上消减了群体的矛盾与冲突，有利于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便于人才之间相互学习与沟通，容易产生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禁锢了科技型人才的求异思维，使他们难以“离经叛道”，大胆革新，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倾向于引经据典，唯恐越雷池一步。试想，科学研究没有独立思维，没有求异精神，就意味着没有否定与创新。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2．“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渗透与浸染[1]，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15]。“中庸”教化使得在中原大地的社会生活中平均主义的理念、的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深入人心，“贵中尚和”成了人们行为处世的不二法则。

 “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够培养科技型人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而这种精神与意识是人才从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产生和提升人才聚集效应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重大科技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任何一个自然人都很难单独完成，需要多学科人才的通力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团队，是很难完成研究任务的。“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有利于引导成员融入团体，相互之间精诚团结，增强团队凝聚力，实现信息共享，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缩短时间距离，产生和提升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以及规模效应。

当然，这种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处世之道也有其消极作用。它对科技型人才个性的张扬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使他们个体效能的发挥受到限制，而个体效能发挥的不充分自然会影响到整个人才聚集加总效应的产生。

3．“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长久以来，农耕文化养成了中原人民勤劳朴实的品格和讲求实际、实功、实用、实效的务实心理，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促进人才聚集过程中创新效应，特别是技术创新效应的产生和扩散。技术创新相对于科学创新更注重实用，基本上属于应用研究，而科学创新则大多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务实心理影响下，许多科技人员更愿意从事被他们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研究，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也容易形成创新效应。

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也会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会受到到削弱，造成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由于科学研究是技术研究的基础，因此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制约了整个科技型人才聚集的创新效应的增强。

4．“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经济基础是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一个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原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小农经济封闭的组织结构造就了中原文化“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

“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和提升的。因为它强调把团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激发了科技型人才的集体责任感，消减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时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了团体的和谐与秩序，增强了人才聚集的凝聚力和协调性，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与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受宗法观念的制约，中原人的思想缺乏开放性，对外部的一切异己事物持排斥态度居多，形成了较强的保守观念。从秦汉至近代两千多年间，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学术界中，维护传统、弘扬传统的保守派居多，敢于破除传统的改革派却较少。同时，在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所谓的“权威”有着天然的崇拜。在学术研究中，视权威为领头羊，不敢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以致人云亦云，产生了“羊群行为”，而这是学术创新的大忌。没有创新，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就很难产生。

5．“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相当长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地位造就了中原文化以正统自居的优越心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原文化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侵蚀与冲击，但一直保持着其根基与核心不变，从未实现与外来文化真正的、深入的融合。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16]。

“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使人才养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势，导致人才思维与行为的灵活性、机敏性、变通性相对趋弱，适应外界变化的耐力和韧劲较差。此外，它还影响到人才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比较性认识，造成时间观念、节奏意识淡漠，危机感与紧迫感不强。时至今日，中原人的改革创新意识、风险竞争意识都比较落后[17]。因此，在这种本位精神的束缚下，人才不擅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创新效应的产生与提升。同时，这种固步自封的本位精神使得人才之间难以建立广泛而深入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人才的聚集仅仅是量的积累，很难产生质变，当然也就无法形成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五、结语

中原文化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她有其绚烂多彩的一面，对当今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的产生与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原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对中部地区人才聚集效应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制约了中原地区的科技进步，阻碍了中原地区崛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客观地对待中原文化，在充分弘扬其积极精髓的同时，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的各种文化中的有益的成分，兼收并蓄、整合创新，充分发挥中原文化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能动作用。然而，要彻底改变一个地区长期历史沉淀下来的区域文化也是很难的。因此，从科技型人才本身而言，也要主动接受当地的文化传统，淡化自身的文化背景意识，增强对中原文化的适应性[18]，避免产生文化冲突，促进科技型人才聚集非经济性效应向经济性效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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