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知识产权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药知识产权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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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医药 知识产权 法律保护

一、中医药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

(一)中医药概述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我国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和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

“中医药”是”“中医”与叫药”的合称，“中医”是指中医学的各种理论和治疗方法，中医学形成于中国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的成书为标志。它的内容涉及生理(含解剖)学、病理病因学、诊断学、治疗学、药物学(含方剂)、临床各科和养生学。中医药是我国的宝贵文化财富，也是我国较具有优势的产业

(二)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

1、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是保护传统知识的需要

中医药知识是我国传统知识的～部分。世界四大传统医药体系中，唯有我国的中医药具有系统的理论、丰富的临床实践和浩然的文献，且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医药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瑰宝，它是属于中国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不得将其据为己有。

2、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有利于中医药利用效率的提高

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使得秘方的持有人不得不采取一些限制获取中医药资源及其相关知识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抑制对中医药的开发利用，因为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对中医药进行投资的交易成本。此外，秘方持有人为了防止秘方被他人无偿利用，采取家传的方式代代相传，那些具有特殊疗效的药方不可能被广泛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应当建立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使得中医药文化知识能够得到健康发展。

3、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可以增强中医药业的国际市场地位

中医药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而且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潜力。但是由于我国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致使我国中药业的发展了受到很大影响。我国中草药的出口，大部分是原材料出口，这与中药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而外国企业又利用我国的原材料和大量的药方进行二次开发，销往全世界，占领我国的中医药市场，甚至返销我国境内，打压我国中药民族产业的发展。所以，只有有效的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才能增强我国中医药业在世界上的市场地位。

二、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一)著作权保护

著作权是作者依法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2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这些规定为中医药文献重新整理和汇编提供了著作权保护。

(二)商标权保护

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下，商标不仅是一种商品标记，更是一种无形资产，好的商标具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能为权利主体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现行《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细则》，都没有对中医药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专门的规定，只是有关医疗与药品的法律法规对医药产品尤其是中医药产品的商标权问题少有提及。

(三)专利权保护

专利保护是对药品发明保护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世界各国对药品发明的保护也主要采用专利保护。我国1985年《专利法》刚实施时，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健康的需要，对药品和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不给予专利保护，只保护药品的制备方法，并不禁止他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相同的产品。1993年修改的《专利法》开始给予药品发明以专利保护。

(四)商业秘密保护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商业秘密法，但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5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获得生产或者销售含有新型化学成分药品许可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实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实施保护，任何人不得对该未披露的实验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不正当的商业利用”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劳动法》和《合同法》对商业秘密也做出了相关规定。

三、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著作权方面

现行著作权制度虽然在保护我国中医药类作品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要求具有原创性，而大多中医药创作却缺乏原创性因其大都源于生活、医疗实践，是世世代代相传的既有文化的表现，是否具有原创性常常受到置疑。而且大多数中医药创作尤其是早期创作由集体智慧发展而来，著作权人的认定很困难。

2、著作权制度保护的客体不能超过一定的期限，但中医药知识大都世代相传，大都超过了著作权所设定的保护期，不符合其保护的要求。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规定为作者终生加死后五十年，那么，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则几乎所有的中医药古籍都大大超过了保护的期限

(二)商标权方面

我国商标制度在中医药领域虽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生产厂商意识淡薄。到l995年，我国共有2000万家企业，但仅有50万件商标注册，平均40家企业才有1家注册。

2、药品名与商标名混用。我国企业对药品名和商标名的关系处理不当，导致药品商标纠纷案较多。

(三)专利权方面

由于专利制度并不是我国传统中固有的制度，因而与传统的中医药并无较强的契合性，导致了中国中医药在专利保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1、传统中医药难以满足专利权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个特性中的新颖性，因为大量的传统中医药知识已经处于对公众公开的状态，不具备新颖性。

2、我国《专利法》第25条规定：”不适宜专利法保护的主题：(1)科学发现；(2)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此条规定就使得传统中医药特有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不能得到专利保护。

3、“中医药传统知识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而现行专利制度要求专利技术必须能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从这个方面来看，传统中医药也不符合专利制度的要求。

(四)商业秘密方面

1、我国现行立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法律法规中，而这些不同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主旨和侧重点都各不相同，这些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条文难以保证内容上的统一性、协调性和体系完整性

2、商业秘密的条件过于严格。因为条件太多，符合保护的主体就少，保护的范围就越窄，从而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保护传统中医药。

3、存在不可预期的泄密风险。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药品要想进入市场，必须把有关的秘密数据提供给主管部门。而我国没有规定政府的保密义务，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不负担保密义务，则技术秘密很可能从专有领域流入公有领域。此外，商业秘密还存在着其他重大问题，主要有：(1)缺乏对商业秘密的正确认识和科学使用。(2)违反与权利人的合同约定。(3)以占有为目的的违法获取。包括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采用利益引诱的手段；采用威逼、胁迫的手段；采取违反商业道德的手段。

四、完善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一)建立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

从目前的《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专利法》来看，我国已经建立了与WTO的TRIPS协议相一致的新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缩小有关法规之间的差距与矛盾。纵观我国在中医药方面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除了《商标法》、《专利法》和相关通则之外，还有一些规定，其中有的内容与《专利法》相冲突。如《中医药品种保护条例》，其目的在于保护和支持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但是其中有些内容与《专利法》有相悖之处。因此笔者建议，尽快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二)提高中医药的著作权保护

1、将中医药知识编译为数据库，从而获得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保护的是作者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并非思想内容本身。如果把中医药知识编译为数据库，就可以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2、对于中医药古籍文献的已公开的知识，按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已过了保护期。但很多中医药古典书籍是不可多得的瑰宝，可以考虑对中医药之类的国家历史精华采用特殊对象特殊对待的方法，另定其保护期。

3、中医药企业在其商标设计过程中，应该确定其版权的归属，及时给商标设计人以奖励或报酬，以免后患。

(三)强化中医药的商标权保护

1、强化中医药驰名商标的商标权保护。商标权对于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塑造中医药驰名品牌，才能与国际上的名牌进行较量，也才能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2、重视中医药商标侵权的法律制裁问题。如果在立法中没有法律后果的规定，那么就会导致责任不明确，实践性受限。因此，必须针对中医药商标侵权行为设计具体明确的法律后果与法律制裁，只有极大地增加商标侵权的成本，加大处罚力度，才有可能从源头上治理对中医药的商标侵权行为。

3、增强人们的医药商标法律保护意识。现代法律意识对于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为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具体到商标法领域，药品企业必须具有鲜明的商标保护意识，及早申请注册商标。

(四)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专利保护

针对中医药专利审批周期长的特点，应积极推进相应的专利保护措施，加快审批速度，缩短审批周期。目前，药品专利的审批周期太长，申请人要获得药品专利需要等待的期间过长，不利于中医药的专利保护，可以考虑在修订《专利法》时，根据中医药本身的特点，加快中医药专利审查的速度，缩短从申请到授权的时间。

我国现行《专利法》规定了申请专利必须具备”三性”。然而，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我们应该对它进行特殊的规制，对”三性”标准作适度调整，并尽快制定出比较明确的审查指南，以利于提高中医药专利申请的审查通过率，使中医药专利获得名副其实的、更为周到的法律保护。

(五)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商业秘密保护

1、提高中医药行业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加强对中医药行业从业人员的知识产权的普遍培训，明确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和竞争的武器。对中医药的研究、开发、生产部门的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秘密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对知识产权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

2、强化中医药企业商业秘密管理制度。首先，制定企业保密规划，订立商业秘密的保密范围及企业内部对文件、资料、数据、配方的管理办法。其次，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以合同的方式来约束员工。再次，要加强某些特殊领域的管理工作，对涉及本企业商业秘密的关键部门人员更应有严格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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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大、效率高

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政府主管部门代表、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代表、一线法官代表、专业律师代表、企业及专业媒体代表等共500多位知识产权法学相关人士参加了本次盛会。暨南大学胡军校长、中国法学会张文显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陶凯元副院长参加了本次活动并分别致辞；北、上、广三家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同时亮相并作主题演讲以及众多知识产权专业法官的“组团”参会，成为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

由会长会议、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主论坛和十二个分论坛构成的本届年会，从9月18日傍晚开始至9月20日中午结束，期间还嵌入青年学者优秀论文颁奖和专业委员会揭牌两个特设仪式环节，整个议程紧凑而高效。正如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所言：“广州年会，可谓自研究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刘春田教授对暨南大学给予本次大会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盛赞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的会务安排与接待工作成效。

话题多、涉猎广

本届年会的会长会议与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几项重要决议：增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宿迟院长与中国人民大学郭禾教授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增设知识产权法院专业委员会、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及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同时选定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为2016年年会的承办单位。

年会的论坛部分在仅仅围绕着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修改与实施、知识产权法学基本理论展开探讨的同时，还增设了知识产权运营、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及游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等产业性、实践性问题的专项讨论。其中有关知识产权法院体制与审判制度创新的相关问题，成为本次年会上的最大热点，包括示范案例制度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作用、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职能定位、法官名额制度下的法官助理制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证据规则思考等具体话题备受关注、并引发热烈地讨论。另绕《民法典》编撰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位阶与作用等话题的讨论，也被知识产权理论界极度重视和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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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产生和发展的高新技术，使得传统知识产权中的三大权利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伸和扩张。比如：版权在信息技术的直接“催生”下，扩大了原有的权利内容，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环境，也带给了传统版权极大的挑战，诸如：权利的保护、权利的限制与例外等传统的版权规定在网络环境中都不得不加以改变、修正，才能适应复杂的网络环境。商标权的扩张则主要表现在对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上，不容置疑的是拥有驰名商标的广大企业，确实一方面其产品质量非常可靠、耐用；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容易遭人侵权。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被授予驰名商标的企业在经营一段时间后，通常会出现产品质量日益低下、企业信誉日益下降的问题，而且拥有驰名商标不应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弱势群体——社会公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理应受到相应的重视。专利权的权利客体在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进步中，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从传统的技术发明专利到商业方法专利、生物、基因*专利，可谓不胜枚举。在这其中尤其是现存的生物、基因都被授予了专利权，更让人不可思议。

此外，在国际公约和各国知识产权立法中，以上三种传统知识产权也纷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首肯。比如：1996年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首次在国际公约中确立了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1998年通过的《欧盟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指令》（EC/98/44），可以说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对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专利保护）规定最全面、最详细的一个地区性国际条约。美国的《联邦商标反淡化法》、中国新的《商标法》等等都分别给予了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因此，可以说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上有着一股“势不可挡”的扩张趋势。在其中，尤以专利权的扩张为甚。

如上所述，专利权的扩张主要表现在不断发展着的新的专利对象上，即：专利权客体。一向作为市场开拓利器的专利，历来都是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垄断市场、驱逐竞争的利器。

专利在不断扩展“疆土”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的1624年英国《垄断法案》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专利权一向只授予技术发明专利。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技术才有可能取得专利权的资格。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的一个授予一种能消化油脂的细菌有机体成为专利品的判例，才打开了生物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大门。此后，微生物、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商业方法与规则纷纷成为了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的专利对象。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这些跨国大公司纷纷凭借手中拥有的这些专利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施压”。尤其是拥有很多治疗艾滋病医药专利的大公司。尽管专利来源和药品原材料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但它们在收取高额专利许可费时，却并不手软。这样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患有艾滋病的人因得不到治疗，而大量死亡。通过以上列举，不难看出，专利权的扩张给发达国家中拥有资金、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利润，而给其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却是“灾难”。一方面，专利权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型跨国公司手中，而这很容易破坏正常的合法竞争，造成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生物专利的授予，即：发达国家生物公司在野生物种和遗传基因资源上的“跑马圈地”，从某种程度上讲，将会严重破坏地球原有的生物的多样性，只会造成生物的单一，而最终会毁灭整个地球。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专利权的这种“极度”扩张，不得不引起注意，引发全人类的质疑。

面对疑惑，我们首先从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整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入手，来仔细研究并领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真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如同其他法律制度的创立一样，也有着深厚的根基，即：将人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以可能的最佳方式组织起来，以对有限的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公平、合理分配的整体性原理。它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的社会和经济性原理。在此基础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才得以最终确立，并延伸分为三个基本宗旨：（1）保护发明人和创造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防止其权利滥用；（2）保护一定的智力劳动投资；（3）鼓励社会创造与发明。可以说，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整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宗旨在于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促进社会的前进与发展。很显然，包括专利权在内的整个知识产权扩张，都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制度创设的宗旨，从而沦落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垄断全球市场的工具，而这也必然会反作用于整个“扭曲”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如有的学者曾经提到的，“牺牲社会公众获取智慧信息的限制是为了使智慧信息得以更多的被表达；牺牲最少的利益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知识产权特别权利必须保护的”正当理由“，也是它正当性的前提。”①事实正是这样，不断扩张的知识产权，必然会失去其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正当性，从而也必然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根基。

通过上面的分析，很明显可以看出，以专利权为首的整个知识产权权利的扩张，其背后是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手中拥有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在获取大量的专利后，便纷纷转向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出售专利、收取高额的专利许可费，从而最终利益受害的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

保护知识产权，不应过分讲究“民族主义”或“打民族牌”，这历来是倡导知识产权强法律保护的群体的声音。确实，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当代，发展经济理应充分重视并保护知识产权，目前给予知识产权正当和必要的法律保护是很有必要的。尊重、保护知识产权也必将对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是不是保护知识产权，就绝对无条件的呢？不是。下面可以从的最基本的社会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来解释。的这条基本原理认为：在特定的社会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独立于经济基础，同时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种，独立于当代社会的经济之上，但又不可避免的要受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因为它毕竟产生、发展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之上，并必然的要受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但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又必然会反作用于拥有特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特定社会。显然，过分对知识产权给予法律保护的制度，因为其脱离于产生该制度的特定社会，从而最终必将损害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过犹不及”作为一句古谚，同样也适用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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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高校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得到了国家和高校的高度关注，先后成立了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在一些高校还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或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例如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现阶段我国中、小学知识产权的启蒙教育基本上属于空白，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基本上没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而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除了法律类和法学类学生必须上知识产权课之外，多数高校只将知识产权课作为选修课开设。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从无到有，从不重视到重视，是一个逐渐发展、强化的过程。然而，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与知识产权强国相比，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其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尚有许多需要探索与解决的问题。

1.1知识产权教育理念落后，重视程度不够

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推崇知识产权战略与理念。尤其是日本，2003年3月成立了由内阁成员组成、首相为负责人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口号，制定了“日本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机构或部门能够完全整合各个部门的知识产权资源。在缺乏总体战略指导的情况下，微观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没有统一目标和制度保障，所以，从国家到企业、到高校都缺乏一个系统的知识产权战略思路。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领导对知识产权教育的层次性认识不足，没有将知识产权教育放在应有的高度。教育理念落后亦是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教育者往往只注重对知识的简单传授，对创造性教育重视不够，忽视了人格的培养。在某些理工科大学里甚至出现了“五重五轻”的现象，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业务、轻思想；重功利、轻素质。这无疑不利于学生视野的开拓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知识产权教育中同样存在着上述的落后理念，表现为在教学过程中偏重法学理论、轻业务实践。据相关资料调查，中国高等学校接受过知识产权教育的学生不足5％。超过70％以上的高校未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教学机构，而且既未设置知识产权教学必修课程，也未设置选修课程。

1.2知识产权教育师资不足，教育水平受限

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教育师资缺乏问题严重影响了知识产权教育的效果。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教育起步较晚，培养的知识产权人才相对较少；社会上知识产权人才奇缺；高校没有紧跟时展潮流，对知识产权教学的师资培训重视不够，加之知识产权师资来源匮乏，这些共同导致了高校知识产权教学师资数量严重不足。即使是已经开设知识产权专业或课程的高校中，任课教师也普遍存在着缺乏专业知识背景和实际教学经验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知识产权学院的10多所高校中知识产权专业教师总数不足500人，其中受过系统知识产权教育或有过海外知识产权学习经历的教师数量更少；而理论研究能力相对较强，具备熟练处理知识产权实务的实践能力的教师则非常少。在未设置专门知识产权院（系）的高校的教学机构中，专职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的人员多则十几人，少则几个人。当前高校的知识产权师资问题必然导致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举步维艰。

1.3知识产权教育层次偏低，知识结构单一

在日本，将知识产权教育视为精英教育；在美国，把知识产权教育放至本科后进行，可见美、日两国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教育，都以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知识产权专门人才为目标。而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层次较低，缺乏相应的学位保障。在我国1500多所高校中，至今只有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几十所院校设有知识产权研究中心，除此之外，其他高校的知识产权教育还基本停留在普及法律知识的层面，知识产权既没有独立本科专业，更没有独立硕士、博士点。即使有知识产权方向的研究生，也普遍是挂靠在法学或其他相关的学位授予点名下培养。美国在开展知识产权教育之初，也是把知识产权学院归属于法学系列。后来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又把知识产权的创造研究放在工学院，把知识产权的保护研究放在法学院，而把知识产权的管理和运用研究放在管理学院。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才把知识产权学院独立设置为二级学科。我国的知识产权学院一般都隶属于法学院，导致知识产权人才的知识体系比较单一。台湾政治大学智慧财产研究所所长刘江彬说：“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整合的。知识产权的教育，应该左手拉上自然科学，右手拉上管理科学，贯穿的主线是法学”。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知识产权课程设置中缺乏理工科知识的课程，大多是知识产权法理知识方面的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大多偏重于法理教育而缺少实务技能教育，缺乏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来设计其教育的特色内容与方法，从而难以系统提升学生对知识产权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能力。

2加强高校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作用与意义

在高校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是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发挥高校的“教育、科研、创新”功能。知识产权是创新的产物，知识产权素质教育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欲望，训练创新的思维，还可以初步训练学生保护、运用创新成果的能力。因此，开展知识产权素质教育不仅是时代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任务，也是对大学生进行创新能力培养教育的载体。

2.1知识产权教育是大学生创新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抓好多方面的工作。而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总书记指出：“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专门人才，而且要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杨叔子院士曾说：“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这强调了大学对学生的教育，既要注重科学精神培养，又要注重人文精神培养。推进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和取得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关键性措施。知识产权是一门交叉学科，知识产权教育能较好地担负起这一使命。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了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必守的游戏规则。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科技工作队伍的生力军，树立知识产权意识，是对他们的基本素质要求，应成为他们的基本素养。而知识产权法律课程则是其人生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职业道德课程。因此，通过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将知识产权意识内化为高校学生的素养品质，是高校学生创新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2.2知识产权教育是高等学校培养创新人才的必然要求

当今国际竞争已经从经济竞争更突出地表现为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其核心就在于谁掌握了某一领域关键的知识产权，谁就能在这一领域取得至关重要的控制权。高校只有培养出更多适应时代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知识型创新人才，才能使他们在今后的激烈竞争中迅速进入相关的科技领域，参与世界竞争。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曾指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人管你创造发明了什么，而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取得法律保护。”即是否取得知识产权。因此，高校应当认真反思所培养的创新人才能否应对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复杂的科技竞争，尤其是科技型创新人才能否利用知识产权这一主要手段以谋求竞争优势。因此，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高校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教育。

2.3知识产权教育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培养知识产权人才的重要举措知识产权战略具有系统结构，尽快培养多层次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一项基本内容。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是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总理指出，要“培养大批懂业务、会管理、熟悉法律和国际规则的专利人才”和其他知识产权人才。高等学校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后备队伍建设，从而为知识产权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应特别指出的是，理工类大学生是知识产权创造型人才的重要来源。理工类大学生作为未来知识创新的主要群体，是未来国家科学技术的主力和栋梁。他们毕业后将直接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等方面的工作，是自主知识产权的直接创造者。只有使广大发明创造者能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促进创新，才能增强创新能力。因此，理工类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如何将影响着我国未来的科技创新能力。理工类大学生还是知识产权中介型人才的重要来源。《专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中国公民才可以申请专利人资格。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领域更多的是要涉及高科技、高技术项目，专业要求较高，有较好的理工科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有关的技术或产品。可见，只有加强理工类大学生知识产权教育，才能有效地培养社会急需的知识产权创造型、中介型人才。

3加强与完善高校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对策

3.1基于大学生科技成果保护，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普及

教育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作为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创新理论、创新思维、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重任。而如何把大学生的科技成果科学、及时地转化成生产力，是摆在每一所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加大对大学生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防止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确保大学生开展科技活动的积极性。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健全保障大学生科技成果转化的体系和机制；二是提高大学生风险保护意识，使转化与保护同步进行；三是以大学生为本，战略化、服务化看待知识产权保护。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建立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屏障，为大学生的科技创新铺平道路，提供支持，最终为国家科技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3.2基于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

在21世纪，知识产权正在成为创造新的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和最有价值的产权形式之一。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是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因此，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在目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工作应该有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基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素质，高校应当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一要组织大学生到科技创新的大环境中参观学习；二要组织大学生直接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三要知识产权教育课程的每个环节应利于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必须将创新意识的培养与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使学生明白：只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发明创造、商标和作品，才能得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这种方式的教育，使学生不仅培养了创新意识，而且增强了法制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人才的培养仅靠知识产权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宽松的创新环境，对学生多维的、综合性的评价体系，全社会的创新大环境，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性转变等方方面面的协调作用。

3.3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多元需求，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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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 制度风险 法律控制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知识产权及风险概述

知识产权，简单来讲就是知识产权人对其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受到保护的专有权利，但是这样的保护是具有时间限制的，即知识产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①。知识产权针对智力劳动成果而言，例如各种发明、文学、艺术作品，此外还包括其他的例如标志、名称、图像、外观设计等都属于智慧型的劳动成果。

当今社会，风险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它们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科技化色彩，知识产权风险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内生”，换言之，知识产权风险来源于本身，这也是由知识产权的内在特性所决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全球化使得知识产权自身的风险及制度风险日益加剧，从而导致知识产权内部发生一系列变化，甚至影响自身的正常发展。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政策激励或者法律保护都无法避免知识产权自身所存在的问题，都无法避免自身潜在的风险问题，而且无论是由于政策、法律制定导致的风险，亦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风险，对知识产权自身都会带来致命打击，因此，如何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完善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是当前一个时期内，我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知识产权法作为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

知识产权存在的制度风险分析

当前，社会中存在这不同程度的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特别是在知识文化领域，随着全球范围内沟通交流的日益频繁，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知识产权风险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各个国家拥有的文化背景、发展历史的不同，每个国家对于知识产权机制的选择也存在诸多差异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

知识产权的客体存在技术风险。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风险高发的社会，而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也正是因为风险社会存在的特征，所以才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可以说，现代风险社会是被人们主观创造出来的，以上论断就源于在人们对于知识的不断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中会给世界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与风险。马克思曾说，人类在不久之后必然会被技术知识所牢牢困住。知识产权制度通常都标志着现代化文明程度，利用法律和制度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当的尊重和保护，不仅是知识产权价值的一种体现，更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标志。保护知识产权和发展现代科技这两者之间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不仅要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同时也要顺应科技进步的趋势。

现代科技与知识风险之间的联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不断探索中，知识产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边界纠纷。这种冲突通常表现在网络技术中，例如网络版权领域经常会出现，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而形成的公共权利与专有权利的界定、数字内容和传播出版领域之间的纠纷，现代化智力成果的发展与传统文化冲突等问题，这些从实际意义中难以区分的纠纷，正是网络技术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专利性会产生一定的负面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技术方面，例如基因专业技术，人们对于基因方面相关的产品进行专利性质的开发与利用，必然会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风险，从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和潜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变化是一种进步，但也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全球化风险。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制度必然会引起全球化的风险。一部分反对全球化的人们主张，这已经逐渐成长为一种帝国强权制度。而对于这些现象的分析，贝克认为，全世界所面临问题基本上是共同的，但是对于社会认同、利益冲突、国家立场等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危机遍布世界各地，对人类的生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但是不能够说这些危机的出现就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而引起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正是全球化的伴衍生物②。它的出现不仅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同时也促进了制度风险的全球化发展，在对待这个问题需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

一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知识产权之间的利益失去平衡，而这种失衡明显的对发达国家更加有利，这种国际知识产权体制的失衡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于专利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处于劣势，造成发达国家的智力产品集中于私人公司。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与国际人权之间存在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根据联合国人权促进小组委员会的相关调查显示，根据协定的部分并没有对于人权的基本性质与整体之间的性质产生影响，而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人权之间的各种法律都包含着明显的冲突。

总结起来，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选择主要来源于法律，但是在本质上也只是以法律的形式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广泛定义，这样的做法既符合自身对于风险社会的选择，又符合自身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律法规等制度不够完善，所以知识产权法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作为支撑，也没有长时间的基础文化作为传承的土壤，如果只是简单粗暴的通过法律移植的手段，结果导致的不仅是收效甚微的一点改变，还有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风险问题”③。

在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逐步呈现，在国际贸易体制中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国内环境瞬息变化，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所以在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按照国际公约中对于知识产权进行必要的保护。此外，发展中国家经验不足，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处于过渡成长时期，未建立健全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同时，政府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验不够，对于相关法律条例也未进一步落实，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知识产权风险的发生，法律与实际保护相脱节。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文化风险及生态风险。当今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应用，对于知识产权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说法在于知识产权在为人类创新技术方面创造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专利保护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技术的负面性与风险之间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无法解决工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重新进一步改进优化制度方面不合理的因素，或者从根本上建立更加符合时展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制度。这样的做法是基于对于法律风险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相互存在的背离关系而提出的，也就是说，对于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制度与法律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以及在今后一定时间内依然会促在的潜在威胁。

文化领域中社会风险的表现。对于文化领域存在的各种社会风险，主要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文化制度不同，世界文化各不相同之间的冲突。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正在形成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对于国际社会来看，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语言、生活方式、宗教等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领域之间的文化不同，根据国际保护体系制度之中存在的缺陷问题，TRIPS的协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对于文化保护具备非常重要的独创性，但是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却不够重视。对于法律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国外发达国家对于法律精神和制度非常重视，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势多种多样，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也有着相对应的法律进行保护。④对于现在实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一些国家利用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进行着不为人知的文化侵略的勾当，而且在占有和损害其他文化的文化类型的同时，还对于传统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独创性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导致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一些国家更是利用自身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有利地位，以知识产权保护名义对文化的进出口贸易进行垄断，造成很多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困境。

文化领域中生态风险的表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包含很多含义，例如社会、经济、文化等。对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危机不同于自然灾害的多样性。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主要来源于人为因素，这些人为因素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质。最主要的特点在于，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权利严重失衡，导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越来越完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文化资源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缺失越来越严重。

知识产权以及法律制度风险控制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企业正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面临了不小的阻力，其主要的阻力来源于海外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截止为止，一些国家恶意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使得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其中最著名的是通领科技在国外的知识产权案纠纷，主要的原因在于通领科技生产的产品，未获得美国立维腾公司的专利权，审判结果是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地方政府将诉讼驳回，中国企业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通领科技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在美国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设置知识产权壁垒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企业被美国拒之门外。由此看出，我国企业在面对国外的知识产权壁垒的纷争中占据劣势。

许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谋取暴利，甚至不惜滥用知识产权，寻找这方面的管理漏洞，从而导致在发展中国家职权滥用的行为十分猖獗，并因此成为了跨国公司打压中国的工具。例如丰田诉讼吉利、思科诉讼华为等案件。这些案件的发生都给我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尽管有着TRIPS的协议保护，对于权利持有人在滥用知识产权方面有一定的防范措施，但是我国关于治理滥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始终没有完善，而且缺乏相应的执行能力以及监管举措。

我国知识产权不断的受到侵害，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问题上不够重视，同时凭借对先进技术以及知识产权制度的有利地位，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进行不正当获取，以此来获得知识产权。例如，我国的传统中医药领域由于没有完整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造成发达国家的滥用与盗用，这不仅对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危害，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造成巨大的打击。

知识产权法制控制策略研究

第一，法律控制尊重国际化知识产权发展。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手段是管理知识产权的三驾马车，其中立法手段是其它保护程序的前提，也是最根本的保护层。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的领域愈来愈广，基于此，国家应该出台更为全面详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比如，可以出台一些类似于专业法，著作法能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知识产权的发展溯本清源的话都是风险所引起的，所以说，在这一制度的构建当中，还需要对知识产权风险的辨析度进行提高。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公平公正、完善搞笑的知识产权新秩序，这一新秩序的建立需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下要充分尊重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以发挥其作用。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建设方面，我们应该保证每一个环节与理论都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所提出来的，而且完全的与主观判断相一致。而且，伴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不断完善，对于风险的选择也会趋同。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一定要保证对于风险辨识能力。所以，对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于建立一个完整的、高效的、公平的知识产权新秩序。其中，世界知识产权的新秩序的建立要在全进球知识产权秩序的基础之上，对于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一定要有制约的作用，还要保证在新秩序之中发达国家对于别的国家知识产权的秩序要做到充分的尊重，并且能够正常的发挥出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⑤。还应该通过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各种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完善知识产权的新秩序。还要注意防止跨国公司利用新秩序的滥用知识产权。针对这一点可以通过补充和完善反垄断法得意实现，从而有限防止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出现滥用现象，不给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留下可乘之机。

第三，建立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领域保护制度，是将公、私利益进行区分的关键节点。虽然说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对一种私有权利的保护，但是这并不是知识产权的最终目的，知识产权的终极目标对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的保护。但是，知识产权对私权保护确是对公众利益保护的基础，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目前，国家法律层面下的公共领域主要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就是保护期满的知识产品，再次就是没有实际要求的知识产品；然后就是社会的共有知识、思想、理论等。在这个层面的公共领域之内，可以对科学技术，可以自由的借用科学技术，自由使用标记和相关符号，并且还能够运用功能强的设计思想等，这些都是知识产权的公共性特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私人知识财产的不断膨胀，公共知识财产却在逐渐萎缩，这就造成了私人知识利益与公共知识利益之间的冲突。对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护，既体现了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更有利于社会对日益扩大的私人知识产权的控制。知识产权权利扩展、利益失衡，是风险社会法律制度完善的难题，知识的过分产权化会使得资源被过分瓜分，社会发展失去系统平衡。

综上，本文通过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对于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基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方面，从制度风险和法律控制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出，我国要想在国际市场中真正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仅有简单的制定法律和规范还不够，最主要的问题在与提高相对应的政策防范意识、法律规定的执行能力以及对潜在危机的和缺陷的预警能力，提高风险的识别能力以及在全球竞争中争取合作共赢的措施。

（作者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注释】

①吴汉东：“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②谢钟：《产业安全视角下中国农业外资并购法律审查研究》，武汉大学2012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③廖志刚：《知识产权与自由贸易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④张英：《专利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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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知识产权；黔西南；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195-02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传统文化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传统文化又是一种与现代知识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传统文化产生的年代久远、传承方式特殊、处于相对公开的状态，加之权利主体不明确，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无法对传统文化提供有效的保护，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传承与发展的危机之中，因此，本文拟对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

传统文化的保护理念与现代知识产权存在着冲突，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能实现传统全面的保护，因此需要更为有力保护方略进行强势保护，这种制度设计并不是仅仅停在制度设计层面，而是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实施对传统文化的全方位的保护，明确传统文化的保护战略目标和价值。传统文化的国际国内保护实践证明，传统文化的保护不能仅仅依靠私法，而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强调公权力在传统文化法律保护中的责任与作用，建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宣示国家对传统文化保护的立场、态度、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对传统文化持有者进行激励，对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进行保护，对传统文化的侵害行为进行制裁，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因此，制定渗透着公法与私法精神的特别法来提供更有效的保护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同时，基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的紧迫性以及制度设计的成本与效益的分析，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法律保护制度，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微调，以尽可能地适应传统文化的性质特征。

一、国际、国内研究背景

1976年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建立《突尼斯版权示范法》，首开非洲国家在本国版权法内建立起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机制的先河。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WIPO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进一步承认了进入其民间文学艺术范围的对象都应作为原住民知识产权受到保护。2000年，WIPO组织成立了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简称WIPO政府间委员会），通过会议，WIPO的成员国已经宣布要强化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手段建设、尊重传统文化，对利用传统文化的收益进行公平、公正的分配，同时，WIPO政府间委员会也宣称要建立保护传统文化的特别法律制度，并提出了保护目标、客体、权利主体等要素。

菲律宾已经逐渐形成了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体系，由宪法、行政法和特别法组成，在这些法律中根据需要为权利主体设立了两个权利：一是国家和国家所有权，赋予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宏观都督管理权以及传统文化的对外；二是传统社区权，包括进入传统社区攻取相关传统文化的控制权、商业化开发传统文化的事先知情同意权和利益分享权、涉及以相关传统文化的参与决策权等。

哥斯达黎加对传统文化法律保护的研究主要贡献在于其在原住民及其社区的广泛参与下制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法》，该法宣示了与生物有关的传统文化受到知识产权或专门登记制度的保护，并成立了一个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农民及原住民参与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与监督该法的实施。

印度则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文献化和数据化，以印度的民间草药为例，印度建立传统文化数字图书馆。为了防止传统文化被窃事件的发生，为已进入公共领域的草药建立数字信息库以确保有关在先权利。这项工作为有关药用和其他用途植物（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的传统文化进行收集归档，以为建立一个便利的计算机数据库作出准备。这类数据库将使得全世界的专利管理部门都能够查找和审查专利是否已经普遍应用过或是否存在在先权利，从而避免为“误授”专利。同时，印度的努力也引起了南亚诸国的关注，为保护地区传统文化，南亚诸国计划共同建立一个传统文化数字图书馆，还将对相关法律加以修改，防止传统文化遭到商业专利的盗用。

在国内，有学者主张特别保护机制应分为四个层面：首先，对国家和社会公众有重大意义，非少数民族持有并且还未广为人知的传统文化，应该认定为国家所有，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例如，我国的景泰蓝、宣纸等制造技术，他人若要使用必须经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其次，对明显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由民族自治机关或者其他组织行使权利。再次，对尚未公开的传统文化，如祖传药方，由其持有者行使权力，对这类知识的使用要经过持有者同意。最后，就是那些已经处于公有领域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在这些传统文化上设定任何财产性权利都不切实际。因此应当允许公众对这些权利进行自由无偿地使用，对这类传统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其他人尤其是外国人在这上面获得知识产权。还有学者则主张结合其他国家已有经验，如印度、秘鲁等国，创建传统文化的特别保护机制。

二、黔西南州的民族文化现状

贵州省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西南部，毗邻云南和广西，境内以布依族、苗族为原住民，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黔西南保有着十分丰富和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布依族的传统民间文艺表达和苗族的服饰及舞蹈是为代表。

（一）布依族传统文化。黔西南州布依族有极具民族传统的歌舞、节庆、习俗，布依族音乐"八音坐唱"有"声音活化石"、"天籁之音"之称，享誉海内外。彝族舞蹈"阿妹戚托"被誉为"东方踢踏舞"。布依族"八音坐唱"、布依铜鼓十二则、查白歌节、土法造纸、布依戏、布依族勒尤、布依族高台狮灯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在苗族服饰方面。苗族服饰也是当地的一个特别文化现象，包含多种多样的文化价值。作为传统资源中的传统手工艺，在苗族的服饰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传统资源中的传统手工艺，在苗族的服饰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在黔西南州，生活着不同类的苗族同胞，其服饰也不尽相同。这是一片独特的文化风景，苗族服饰里有很多愿材料都是使用当地所产的材料，其银装饰品的确制造工艺和图案的绘画、刺绣技巧都是苗族人经过世世代代的不断改进而来，而现在非该地区的一些个人或者商家在表演或者其他方面的用途上在使用苗族服饰，则是对苗族服饰文化的扭曲。但现在对苗族服饰有关权利的保护也没有健全的法律基础，致使很多苗族服饰外传和亵渎，甚至致使很多苗族服饰的手工艺技术被泄露。

如今，传统知识因缺乏时尚性而遭遇年轻人冷落甚至抵制。对年轻人而言，传统的和旧的方法、知识及祖辈沿袭下来的生活习俗已经过时；利用传统手工技能制作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传统知识及做法正在走向衰落。从现实社会的情况来看，年轻人（据笔者自己及考察的情况看，主要是1980年后出生的人群）不愿意承袭传统所导致的不仅仅是传统知识自身的消亡，而且还致使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优良传统的传承受到了严重威胁。在黔西南州的兴义市、望谟县、贞丰县等，现在的年轻人除了上学的，几乎都外出打工挣钱，这样，留守村寨的只能是老、弱、病、残者。

三、我国法律对传统资源保护的困境

传统资源要得到有效保护，法律制度应该是核心环节，要使得法律能够很好地保护传统资源，首先要对传统资源的权利范围进行确认，包括对其所属群体赋予什么样的法律权利，以及这样的权利怎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分配，进而实现传统资源权利的应用、转化、授权使用等方面。如前所述，传统知识资源和知识产权是有一定的共同性质，但是又具有其特殊性，这就影响到了法律对其进行权利设置。

由于传统资源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时间性，因而对其所确定的法律权利也是无期限限制的，法律应致力于保护该权利的永续性和价值性，而不能规定一定的保护期。但是对这些权利的实施及监督状况、资源的适当保护和利用的法律措施，应当按期限、事项等经常性的进行。

由于传统资源具有地域性，这就是决定了基于传统资源的权利的专有性，这个是知识产权具有的共同性。因而在权利的保护和防止侵犯时，在归责原则上应采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即一旦发生了损害，法律就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在权利主体主张其对传统资源所具有的权利在不知情或保护不利的情况下被侵害时，应当由被控告的一方负责举证，证明其对所使用的知识资源具有合法、有效的权利，其权利来源和权利本身是没有法律瑕疵的。否则就构成了对传统知识资源权利的侵犯，应当承担法律上的侵权责任。

权利主体和客体不具有确定性，因而对权利内容的确定是法律保护资源的必备内容。除了财产权利所应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绝对权利外，对某项具体的传统资源所具有的权利范围、权利主体、权利的利用和保护制度、法律措施的监督制度和侵犯权利的责任追究制度等，应当由法律或相应的规章做出规定，使该项具体的而又不具有确定性的传统知识得到法律上相对确定的保护。

四、传统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构建思考

用何种模式保护传统资源，是国际社会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题。笔者认为，在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里面进行适当的修正及增加，我国的知识产权法规要尽快修改完善。

从已经形成的制度及纲领性文件中可以看出，“知识产权+特别利+反不正当竞争”的综合保护模式将是未来的必然选择，其中“特别权利”机制有可能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接受的核心保护模式。所谓“特别权利（suigeneris）”，指的是类似于知识产权，但又不包括所有权的一种保护模式，这种保护模式将赋予权利人某些禁止权与受益权，从而使其可依法禁止其他人针对受保护的资源实施某些行为，或者在实施相关行为前以某种方式征得许可或同意。当其他人因利用受保护的资源取得收益时，权利人有权按照一定比例或方式获得利益。至少在涉及传统知识及传统文化表达问题时，发达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了对授予相关资源以纯粹私权的反对意见。这表明，即使保护传统资源的法律制度能够最终建立起来，相关资源保有者也不可能通过私权机制完全阻止其他人对其拥有的传统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而只能阻止某些损害性的使用。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源保有者将有机会从资源利用者手中分享到合理的利益。这种利益分享机制将提高资源保有者进一步保护与传承相关传统资源的能力，从而真正实现传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由于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对传统资源保护的断层，所以，可以综合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分别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与专利相关的制度。主要针对依赖传统资源而申请的相关专利权利，要尊重传统社区的应有权利，并且将与申请的专利有关的传统资源持有人列为“共同权利人”。

（二）与商标有关的保护。这里主要是对于那些基于传统社区里特别的物质、地理标志如：兴义市的万峰林布依族风情村、贞丰县的布依族节日等，建筑标志如：苗族服饰的牛角头，苗族的吊脚楼等，而对申请商标权利的主体进行限制。

（三）与著作权有关的保护。将那些在民族地区已经公开的传统知识、文化表达形式通过文献出版以期得到著作权的保护。

（四）与商业秘密有关的保护。在黔东南地区，有许多民间传统资源的保持人是基于家里上辈的秘传而得，秘密性就是他们的最大价值，一旦公开便可能丧失其价值，所以只能以终于秘密的方式来保护，并且结合《合同法》有关规定，对民间传统资源的秘密转让拟出相应的有利于传统资源持有人的原则和条款，

（五）地理标志。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慢慢形成的，由于特定地区的气候、水土等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所以该地区的生物产品具有特定的、与其他地区类似生物所不同的品质特征。从目前来看，TRIPs协议对葡萄酒和烈酒提供了高标准的地理保护，印度等国要求对传统资源有关产品如印度香米等提供保护。

（六）应该明确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以便于对民族村寨传统资源开发和保护事宜进行管理。要禁止在旅游区景点大面积复制民族村寨，民族村、民俗村、民族主题公园等在有关部门审批时要应该严格审查，并且到知识产权部门登记备案。

五、结语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资源既面临了空前的展示和发展机遇，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商业化挑战。如何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下，认真对待传统资源的丰富性及其利益群体多重性的复杂特征，采取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及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资源保护模式，是我们每一个关心传统资源的有识之士面临的重要课题。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心中的目标却殊途同归，那就是：承认传统资源的特点和价值，满足传统资源持有者的实际需要，制止不公平和不公正使用，促进尊重，鼓励创新，实现利益分享，最终实现传统资源的优化传承，实现传统资源的和谐发展，为民族传统资源的传承和人类文化多样性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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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科斯塔斯.杜兹纳著 《人权的终结》[M]郭春发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

【3】《文集》[M]第八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月版。

【4】 达里尔・A・波塞等：《超越知识产权――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争取传统资源权利》[M]，许建初等译，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5】 戴永盛著《商业秘密法比较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冯俊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儿哲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7】 贵州师范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编 《农业传统知识权利保护与案例收集》[M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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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 治理多元主体 中介组织

知识产权首先是一种私权，市场成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激励主体。同时，知识产权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政府必须介入知识产权的供应和管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模式因权力的单向性和一维性而走入困境，以开放协商、分散治理为特征的公共治理模式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笔者认为针对公共领域的公共治理模式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本文提出知识产权治理这一概念，提倡社会主体积极让人知识产权产品供给从而形成多元治理机制，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认为应当明确界定多元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合理构建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主体三者的良性合作机制，以实现知识产权的善治目标。

一、知识产权治理概念

罗豪才教授认为：“所谓公共治理，就其构成而言，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元素与广泛的公民参与元素整合而成。”开放的公共管理具备集体选择优势，公民参与拥有个人选择优势，将集体选择和个人选择进行整合的治理模式能兼具两者的优势。把这种治理模式引入到公共产扫领域中来，就形成了知识产权治理。笔者认为，所谓知识产权治理，是指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过程中，基于多元化参与主体平等协商、良性互动而形成的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知识产权治理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强调多中心的治理，政府不是唯一的权力来源；其次，强调政府和社会的合作，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再次，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最后，在治理手段上，政府摒弃单一的权力手段依赖，积极开发新的管理工具，以不断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本文主要从治理的主体多元性特征出发来研究知识产权治理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知识产权治理的本质特征所在。这种研究不仅关注于多元参与主体，还关注于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知识产权治理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府主体，包括正式政府组织及政府授权的组织。二是市场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等基于利益驱动而从事知识产权创造的主体。三是社会主体，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中介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社会组织。

二、实现多元治理的依据

(一)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对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并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或者可能是以一种对整个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方式进行，市场机制自身并不足以实现所有的经济职能。”这种市场失灵现象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垄断。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独占权和专有权，是一种法定的垄断权利，但在市场经营活动中，这种法定的垄断权常常被滥用，滥用形式包括拒绝许可、搭售行为、差别对待、掠夺性定价、过高定价等行为，其目的在于限制或阻碍正常的市场竞争，最终会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市场主体缺乏投资动力，导致知识产权产品供给不足。对于一些基础领域和战略领域来说，由于研发周期比较长，投资比较多，投资效益不确定，投资风险比较大，很多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投资。这样在市场机制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利益驱动力来带动市场主体进行相关知识产权的创造。第三，知识产权保护目标的异化。由于专利丛林现象的存在，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组成专利联盟实现内部的专利交叉许可，专利由最初的激励创新的工具异化为阻碍竞争的工具。中小企业由于技术基础相对狭窄而较少得到机会与大型公司实行专利交叉许可，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第四，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跨国公司拥有的知识水平和技术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市场信息交流的不完善导致市场交流的时滞及中间产品供给的不稳定”，技术产品价格难以反映出真实的市场供需，这源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因此难以依赖市场本身而得到改善。上述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表明知识产权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能仅仅依赖市场，必须有其它力量的介入。

(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政府失灵

有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事实上，市场失灵并不能为政府干预提供充足的理由，政府本身同样存在着失灵现象，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政府不见得能做得更好。美国学者沃尔夫认为：“在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使私人的不良行为变为符合公共利益行为的地方，可能也很难构造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这一任务。”反映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管理效率不彰。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存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种机制下存在着多头执法、政出多门、执法部门之问缺乏有效沟通等等弊端，降低政府知识产权管理效率。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专利申请量大幅度提升、专利管理人员素质低下、专利管理人才缺乏等因素也导致知识产权管理效率低下。第二，决策信息缺乏。在信息爆炸时代，政府由于难以充分占有相关知识产权信息，从而导致决策失灵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三，公共政策失效。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时，政策供给往往并不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来自政府自身的判断。由于政府的决策能力有限，往往凭长官意志决策，或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影响，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失效，政策与实际市场需求相脱节。第四，寻租与腐败。在知识产权领域，政府的大规模介入同样会产生寻租和腐败问题。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等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方面，企业在争取政府官员的政策支持过程中极有可能通过寻租活动以获取较其它企业更为有利的资源。

(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要求实现多元治理

知识产权领域内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要求寻找其他途径实现有效治理。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学者主张引入社会中介组织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缺陷。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中介组织并不能作为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基于资源不足、人才缺乏等各方面的因素限制，它们只能作为有限的替代途径。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尝试多元治理模式，比如欧洲专利局针对当前专利系统失灵的现状，对2025年的专利系统提出了四种规划方案：以市场为导向的灰色方案、以国家为导向的红色方案、以社会为导向的绿色方案和以技术为导向的蓝色方案。其中任何一种规划方案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而是市场、政府、社会和技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而协同产生效用。当前，社会主体的在知识产权治理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不仅包括商会等行业协会还包括知识产权服务组织，如专利机构、商标机构等。这些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在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了知识产权治理过程中促进知识产权合理流动和扩散的重要社会力量。因此，在当前如何发挥知识产权中介组织的作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之间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使三者在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同时形成一个多元治理结构，是当前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多元治理机制的构建

(一)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地位及其功能

1．政府的地位及其功能

笔者认为，当前政府在国家知识产权治理中应当居于主导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有着日益重要的地位。我国企业在推行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和公共需求，“这些公共需求无法或难以依赖企业自身满足，因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政府无疑还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代表国家的合法政府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依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有必要积极维持和发挥政府在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当前任何削弱政府地位的企’图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政府重要职能之一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在知识产权领域内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改革和完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采购政策等各项相关政策等。在制度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但由于立法比较分散，并不能适应高新技术发展和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要求。因此政府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第一，继续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并逐步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接轨；第二，加强和改善知识产权执法建设，实现行政执法和司法模式的良好对接，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第三，提供资金，打造企业知识产权产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平台，如在大型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信息通讯等领域，政府直接资助以提供公共产品；第四，督促企业和各级地方地府积极推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第五，打造电子政府、数字政府，加强政府的信息化建设，以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平台；第六，组织科研攻关等。

2．企业的地位及其功能

企业是知识产权战略中的核心力量。企业是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是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主要主体。当前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如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国际竞争能力较弱、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企业整体经济实力不强、相关知识产权政策有待于进一步改革、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产品的能力和动机非常有限。

要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可以通过几下途径进行：第一，加强知识产权的组织管理，并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以形成自身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由懂技术、会管理、精通知识产权法律和国际规则的人员组成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制定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防御措施，专责把握技术研发动态，关注与本企业有关的国际技术的发展新趋势，处理涉知识产权事务；第二，加大资金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注重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的知识产权体系化；第三，加强国际交流，开展国际合作与研发，建立技术战略联盟等；第四，加强产学研的合作，以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此外，还要加强知识产权意识的培育和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养。

3．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地位及其功能

知识产权中介组织是提供知识产权产品补充和推动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成了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将研发、推广与应用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要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评估、交易咨询和诉讼等中介服务机构，提高服务水平、拓展服务功能。同时要加强对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信息咨询服务，突出专利事务所、商标事务所的职能，细化评估标准，推动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向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知识产权中介组织是知识产权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越是发达的地方，知识产权中介组织越是活跃。当前在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对这类机构和服务认识不足，没有形成接受社会服务的观念，企业习惯性地接受政府服务；二是社会自治能力不强，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发育不成熟，本身支撑能力不强，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必须积极培育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增强其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能力，并加强对其引导、规范和管理，使其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过程的重要力量。

(二)多元参与主体合作机制的构建 首先，推动政府、企业及社会主体的合作。这种合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到企业和社会主体的知识产权活动中来，为其提供政策支持，协调各方关系，必要时为之直接提供资金支持。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制定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来协调企业与社会团体之问的利益关系，促进和加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推动“产学研介”战略联盟的建立。第二，政府通过采购行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其竞争力。在企业投资失灵的领域政府直接投资提供知识产权公共产品。第三，完善社会中介服务支持体系，大力促进孵化器的发展。第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等等。

另一方面，企业和社会主体可以充分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企业、社会可以用其拥有的市场信息或专业知识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企业和社会主体可通过听证会或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参与政府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决策过程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使政治系统的政策产出更具有合理性和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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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卷中国设计界和文学界的抄袭之风打击着中国时尚行业和文化市场，时至今日，这股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抄袭之风正迅速向中国医药行业蔓延，如果不立即从司法、行政、社会等各个层面立法进行保护和引导，势必将给中国的医药行业带来灭顶之灾，使医药行业成为继中国设计界和文学界后又一个重灾区！

剽窃者的自辩

药品说明书作为特殊商品——药物的必备说明文字材料，是药品不可分割的组成文件，任何好药如果没有药品说明书将不能销售和使用。抄袭剽窃者常常会找各种华丽的遮羞布为自己辩护。

一、药品说明书是药监部门许可证件，属有行政性质的文件，不适用于《著作权法》的保护条款？

事实上药品说明书的书写要求和结构体例等具体格式虽是由国家SFDA作出要求，但凡有基本科学常识的人士均知晓，即使是同一试验群体、同一类药品，在重复试验时都不可能出现高度完全相同的科研数据。因此药品说明书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字作品，应该受到司法保护。

二、混淆“独创性”和“科学性”这两个概念，以药品说明书不都具有高科学性为借口，不适用于《著作权法》的保护？

判断作品是否有独创性，应看作者是否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是否是作者独立构思的产物，而不是对已有作品的抄袭。因此作品的独创性并不要求作品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也不要求作品必须是首创的、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很容易理解，制造盗版手机、电器、汽车、重工等科技产品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但却不能深刻理解服装设计、摄影、文字作品、绘画等作品的抄袭剽窃。著作权中药品说明书正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肆无忌惮的剽窃将对中国医药行业产生致命影响。

三、说明书对数据的使用属于对事物的“客观描述”，故不具有独创性？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原研药品中的数据并非是对已存在的客观事实的“发现”，而是对科学试验这一创造性劳动“映射性的表达”，基于表达内容的独创性、并基于表达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性，必然得出原研药品中的数据的独创性和受著作权法保护性。

生死存亡之秋

中国医药行业正处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加强对原研新药的药品说明书及原创性科学试验数据的保护，对医药行业的未来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重要意义。我们是选择一直跟在欧美医药行业的后面靠仿制抄袭维持生存，还是积极创新做大做强、走出国门，关键在于国家、政府、司法、社会能否对科技创新给予有效支持和保护，只有保护才能激励创新，只有保护才能科技发展，否则中国医药行业可能没有出路，没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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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医药的好奇与兴趣，张晓瑜在高考志愿单上填报了中国海洋大学药学专业，怀揣对药品研发的懵懂憧憬，他如愿以偿走进了药学圣殿，设想自己以后会成为一名医药科研工作者。然而命运的安排总是神奇的，大学三年级时，张晓瑜和当时的女朋友也是他现在的妻子相遇相识。据张晓瑜说，他的妻子本科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专业，在她的引导下，他认识到知识产权作为朝阳行业所拥有的巨大潜力，同时国内对医药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的需求也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如果拥有药学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复合背景，在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经过深入调研和慎重考虑之后，当身边其他同学都忙着报考药学专业研究生时，张晓瑜毅然选择了报考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由此跨入知识产权领域。硕士期间，他师从黄武双教授，专门研习国内外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操作实务。

毕业后，张晓瑜进入国内知名医药企业江苏豪森药业集团工作，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在合适的时机进入到与自身相契合的知识产权工作平台当中。自加入江苏豪森药业负责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至今，张晓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风险预警与专利诉讼应对等工作的实战经验，建立了企业知识产权布局与管理制度，使豪森知识产权拥有量和PCT国际申请量均迅速提升，目前已为公司累计申请医药发明专利近400项，PCT国际专利60项，获得国内专利授权110余项，获得欧美日等国外专利授权近80项，豪森药业集团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如今名列医药行业前茅，足以彰显张晓瑜为民族医药企业的创新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夯基础 建体系

初入豪森，张晓瑜在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之路上也是历经磨练，从流程、费用、项目到各种实务工作都做过。他坦言，那段时间虽然工作压力比较大，但确是成长最快的阶段，也是让他深刻明白医药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阶段。

作为民族医药企业，豪森在研制创新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哪怕再重磅的药物也无法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深谙这一道理的张晓瑜意识到搭建豪森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于是他在2014年升任专利部部长之后，在总结豪森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着力搭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体系的构建远没有想象中的简单，需要张晓瑜全面了解企业各个业务部门的核心业务，而且他要对豪森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都有比较清楚的把握。从策划到最终实施和改进的每一个环节，张晓瑜亲力亲为，负责组织架构的设计、协助管理层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梳理各部门关键知识产权业务及管控节点、协作流程的商议、业务部门的协调、体系文件的审核以及体系运行时各部门的考核等工作。经过了近两年策划、实施、检查和改进的PDCA循环过程，最终在2015年底完成了整个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搭建，其中包含31份制度管理文件，涉及公司十几个业务部门，70余类中间记录文件，并且这一体系在2016年5月经过第三方现场审核顺利通过国标认证。

张晓瑜介绍说，该体系的特色是立足国内医药企业的发展环境，结合豪森“仿创结合”与“国际化发展”的企业发展战略，综合医药领域知识产权工作的特殊性建立起来的一套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该体系涉及公司的职能部门比较广泛，包括研发、市场、法务、信息和内控等部门，同时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且通过该体系串联了公司各事业部、各部门的知识产权协作关系。足以想象他在其中花费了多少心血，耗费了多少精力。豪森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建立确实使得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豪森的知识产权创造水平明显提升，专利布局的策略应用更为广泛，专利申请数量比制度实施前提升了近一倍，知识产权风险管控机制也得到有效实施，提升了产品的研发效率，降低了项目开发的侵权风险。

迎诉讼 防风险

为豪森搭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水平之外，张晓瑜还主动迎击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挑战，多次成功应对跨国药企发起的重大知识产权诉讼，化解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风险，相关案件在医药知识产权领域起到重要影响。

他曾多次作为委托人或V讼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高院、广州中院等代表豪森出庭，目前已成功无效5项跨国医药巨头的核心专利障碍，其中“胃肠基质肿瘤的治疗”（即“格列卫”案）发明专利案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评选为2015年度十大无效案例。其的“氟维司群案” 也是豪森成功扫除药品研发中核心专利障碍的典型案例，在此次诉讼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首次引入技术调查官，成为国内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重要里程牌事件。

此外，张晓瑜为有效清除企业医药项目研发的知识产权风险，还多次代表豪森针对原研药企布局的核心专利障碍主动发起专利无效挑战，并取得成功，使公司产品能够顺利提前上市，也促进了国内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实现了国内医药企业从被动应战到主动挑战的成功转变，增强了公司对知识产权制度和专利信息的运用能力。

在工作中，张晓瑜向来乐于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他认为，医药领域本身就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谁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洞察先机、把握机遇，谁就能从竞争中优先胜出。而主动出击的做事风格能够使他用最直接的程序来消除或明确法律风险，从而有效避免企业产品面临不正当的市场竞争，实现企业知识产权成果的价值收益。因此，他不畏迎接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之路上的一切挑战。如他所言，挑战的存在是自己当初迈入这个行业所预见和期待的，也是能真正体现知识产权工作价值的重要方面，而他愿意从事这样有挑战性的事业。

申专利 创联盟

在豪森，张晓瑜的主要工作是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成果，但他不仅是企业的知识产权经理人，还拥有职务发明人的身份。他先后申请了7项国内发明专利，其中4项获得授权，这几项专利主要涉及公司几个产品的药物制剂、新晶型及制备工艺方面的发明专利。在参与发明的过程中，他对相关技术进行了全面的背景检索，梳理了技术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并与技术人员共同讨论相关专利技术的开发思路，提供了开发建议，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实验室与技术负责人一起商讨技术的改进方案，最终这几项技术顺利开发成功。而张晓瑜也充分体会到了参与研究发明的乐趣，并从中感受到在其他工作中无法体会的另一种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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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各种传染性疾病也快速地蔓延于全球，人类对药品的需求也随之变得更为迫切，而由于对药品实施专利权的保护，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很多人由于经济原因而无力购买治疗疾病所需的基本药品，这与国际社会所大力提倡的人权保护显得格格不入。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权和作为人权的生命健康权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在协调二者的关系上，药品专利制度本身的完善和新药品的研发是关键。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全球化的慢慢推进、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各种传染性疾病也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于全球，从而使得人类的身体健康问题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近年来，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全球每年有数以千万的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药品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药品的价格可以单独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及时治疗某一特定的疾病。所以，在防止和控制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公共健康事务的能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国内的医疗卫生体制较为完备，各种疾病容易及时得到控制。同时，在治疗和药品开发方面的技术优势也使得发达国家处理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也相应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其处理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相对薄弱，导致其人民无力购买一些必需的药品。而造成药品价格昂贵的原因往往与药品专利权的保护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说，对药品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真正实现国际社会所大力提倡的人权?传统的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人作为个体与生具有的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的权利等;新的人权观则认为，人只有在民族的自主生存条件下和社会的发展中才能真正享有人权，因此，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也成为当代人权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不论人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之下的，它都不应受到时间或者地域的限制。

一、人权

所谓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必须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人权，在各国宪法上有不同的用语，一般而言，英美宪法学者倾向于称其为“人权”( Human Rights )，以表明它们是人所固有的权利;德国的宪法学者则习惯称其为“基本权利”或“基本权”( Grundrechte );日本学者则习惯将其称为“人权”或“基本人权”;而我国宪法学者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典的用语，称为“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人权是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人类将那些具有最高地位、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在被赋予最高规范效力的宪法规范中予以确认和表达，加以保障与实施的一些权利，强调它们作为人类所固有的、不可侵犯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性质。

从人类生存意义上来说，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最基本的人身权利。生命权是指公民依法保全自己的生命、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生命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或过失剥夺他人生命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公民在自己的生命受到非法侵害时，有权进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依法控告。健康权是指公民依法保护其身体组织完整、维护正常生理功能的权利。健康权的基本内容有:第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在我国，公民的健康权不受侵犯是绝对，只要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一定是违法的;第二，公民在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非法侵害时，有权进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依法控告。其实，生命权、健康权属于生存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所谓生存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是指人为了生存而应享有的权利。在人类的所有需求欲望中，对于生存的渴求是其最本能的欲望，所以，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生存的权利始终是人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首先应当得到肯定与保障的权利。对于生存而言，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既是其自然形式，也是其前提条件，而我们通常认为至关重要的财产权则是生存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因此，在人权理念刚进人人类的思维中时，人类首先主要确立的便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韩大元先生在其主编的《外国宪法》中，谈及法国宪法时，说道:“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可以根据它们与国家的关系类型来分类。借鉴叶林耐克的理论，第一类权利属于‘消极状态’的权利，是‘自由权’，可称之为‘防卫性权利’;第二类属于‘积极状态’的权利，反映了个人参与国家的运作过程，可称之为‘参与权’;第三类权利要求国家作出肯定的行动，属于‘肯定状态’的权利，可称之为‘权利债券’;第四类权利非常重要，指的是要求国家予以担保的那些权利，可称之为‘权利保障权’;最后，作为权利的基础，‘平等权’寻求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全体个人，并且国家应保证每个人将得到平等对待。”而他所说的“权利债券”便包括已被法律承认的健康权。

二、药品专利权与人权的冲突

1、知识产权的性质

知识产权是设定在特定创新性智力成果这种特定信息上的专有权、排他权。知识产权法主要是通过权利限制来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如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强制许可制度等，这些制度在保护权利人专有权利的同时，也照顾到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个人的智力成果，智力成果作为人类脑力劳动产品，具有与物质产品不同的经济特性，包括非物质性、消耗无损耗性、非占有性、累积性和再生性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智力成果的生产是将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成果固化下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其成本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智力成果具有易传播性，并且可以为许多人同时拥有并使用，从事实上说，任何人都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那么，于此情况下，如果没有法律为其提供专门的保护，赋予智力成果创造者以一定形式的垄断或排他地位，智力成果将会被他人无偿使用，个人创造的价值得不到肯定与补偿，其创新的热情也必然会遭受打击，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将无从谈起。于是，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权人对其之力成果享有合法的垄断的、独占的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人未经权利人许可，都不得使用这种智力成果。知识产权人一旦享有了这种排他的权利，便可以自己利用或者授权他人利用，以回收研究开发、智力投人的成本，并获取较高利润。它充分体现了人的劳动价值及人的尊严和自由。其次，知识产权法保护智力成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全社会、全人类的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2、药品专利权与人权的冲突

药品不同于一般的物品，它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保证人类生命健康权基本权利实现所必不可少的特殊物质。由于制药行业比别的行业需要更大的投资，新药的需耗费大量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如果对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护，那么药品研发便成为一种公益活动，而对于制药商而言，如果失去利益的刺激，便难以期望他们继续新药的研发。因此，TRIPS协议将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围扩大到一切技术领域的发明，包括对医药产品和方法授予专利，使得受到专利保护的药品价格大幅度上扬。药品专利权作为一种私有权利，是法律赋予药品专利人的一种合法的垄断权，故将药品纳人知识产权保护的体系中，其本身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从客观上来说，其促进了医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这种适合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并无优势可言，因为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注册商标的绝大多数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却使得欠发达国家增加了发展成本，而且，一些药品研发商和生产企业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借用药品专利权保护之名，对药品进行垄断，大幅度地提高药品价格，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由于经济原因而无法获得一些必需药品，所以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死于各种疾病的比例偏高，而生命权、健康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人人都平等地享有生命健康权，而对药品实施专利，限制药品的获得实际上侵犯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

综上所述，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权和作为人权的生命健康权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专利权固有的垄断性和生命健康权的天然合理性。药品专利权时垄断性的权利，专利权人可以垄断性地控制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左右药品的价格，其昂贵的价格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的居民获得医疗。又因药品的特殊性，即它不是奢侈品，而是保证人类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存在的必需品，所以在无力购买的情形下，人们别无选择，只有放弃生命或健康。此时，人类的生命健康权这项基本人权何以实现?目前，尽管有些疾病是可以得到治疗的，如艾滋病、肿瘤等，但依然有很多人不能获得药物，其原因之一便是药物价格昂贵，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悲剧。《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宣称:“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它明确地表达了人类获取必需药品的权利，可是在这种强势的药品专利权保护体制下，这种基本人权的实现却困难重重。

三、人权与药品专利权的调适

在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上，郑成思先生认为:知识产权对于作为整体的消费者和诚实的竞争者而言都不是障碍，自然也就不会与真正的“公共利益”相冲突。知识产权与人权亦不存在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二者时而表现出来的冲突，我们考虑的是孰轻孰重的问题而非肯定谁否定谁的问题。从人权的基本属性来看，人权是基本的、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普遍的权利，而知识产权主要是保护私人利益和投资的，是可以转让、交易、变更甚至征用的权利。问题并不在于知识产权本身与人权有什么冲突，而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限度以及在行使的过程中如果对人权造成损害，何者应居于优先地位的问题。健康权是人类的基本人权，健康的维持是个人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健康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个人有权获得医疗照顾。与健康相关的药品专利，从根本上说都是有利于健康的，因而是没有任何冲突的，药品专利权人为了获得生产、销售某种药品的独占权，必须研究开发新药，这种研究开发所用周期较长，投资也相对较大，如果没有专利权的保护，则难以激发、支持药品发明，从而也不可能为实现人类的健康权提供足够的医疗条件。专利权人为了收回投资或者为了新药的进一步开发，势必会将药品价格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这与收人较低者充分享受医疗保障的权利产生了冲突。可以看到:一方面，制药工业界将药品专利保护视为其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认为是否能够获得廉价药品关系到其广大民众的生死存亡，这导致药品专利保护问题成为知识产权领域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如何协调与平衡药品专利权与人权的关系呢?

1、药品专利制度自身的完善

药品专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从产权的角度对发明创造进行激励。所以，药品专利制度本身不是获得药品的障碍，且合理的专利制度会促进药品的研发，有助于医学的发展，最终服务于公共健康，使公众受益，但是也不能要求公众为了自身健康权的实现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不合理的代价。可见，药品专利的垄断性保护已经阻碍了药品的发展，这与设立药品专利制度的初衷相悖，不能为了保护药品专利而牺牲部分人的基本权利。为此，各国政府应加强协作，允许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和卫生健康状况，可以对某些关涉大众卫生健康的基本药物实施强制许可。目前，许多政府已经在立法及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药品强制许可已是国际普遍性的作法。强制许可，又叫非自愿许可，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不论知识产权人是否愿意，使用人可以不经其许可而利用其权利客体，但应向知识产权人支付适当的使用费。强制许可通常用于药品的生产，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专利制度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公众可以较容易的获得价格适当的药品。药品的强制许可有利于促进技术革新、技术转让及技术传播，有利于全人类健康权的保护与实现。所以，完善的药品强制许可制度将是解决药品专利制度与人权保护相冲突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决药品专利权保护与人权实现的问题上，除了对药品实行强制许可制度，还应该对药品专利的保护期限作出合理的界定。给药品专利保护以适当而合理的期限，首先可以保障专利权人以足够的时间获得对其发明的投资回收，其次可以为其他社会公众进行进一步的革新创造条件。这个期限届满，该专利即进人社会公众自由使用的公共领域。但是此种保护期限应排除某些特殊情况，比如传染病大规模暴发的情况，其目的即在于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