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举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举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评估 资产

资产评估准则是资产评估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积累的高度浓缩，是维护评估行业声誉的行业规范。衡量一个国家评估业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其评估准则体系的成熟度。由于我国的资产评估行业起步较晚，评估准则的制定相对滞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知识创新步伐的不断加快，无形资产对社会经济进步的推进作用日益突出，对无形资产评估的研究已成为近些年来评估中的热点。为规范无形资产评估行为，我国财政部于200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评估准则，即《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本文通过我国与国际评估准则中无形资产评估准则的对比，试图发现我国无形资产评估准则的不足，并为之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提高我国无形资产评估的质量。

评估方法是实现评定估算资产价值的技术手段。在评估方法的选择上，收益法是无形资产评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方法。无形资产的存在主要是通过其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体现出来的，运用收益法衡量它的价值高低是适合于大多数无形资产评估业务的。将利求本是收益法的基本技术思路。

理论上，市场法和成本法都可以用来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但两者使用较少的原因如下：其一是无形资产的个别性、垄断性、保密性等特点决定了无形资产的市场透明度较低，再加上无形资产市场不发达，交易不频繁，使其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可比实例，不满足市场法的应用前提条件，运用市场法评估无形资产有诸多的困难；其二是由于成本法的技术思路和评估视角的缘故以及大部分的无形资产不具备实物形态这一自身特性，评估师很难全面估计其成本和经济性贬值。而且无形资产成本与收益的弱对应性，成本的增减并不意味着无形资产价值的增减，加之会计准则中又将自创无形资产的研究阶段的支出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中的管理费用，这些做法都使得成本法不一定真实反映无形资产的价值。所以成本法不一定是最快捷、最有效和最安全的方法。

一、相同点

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与国际无形资产评估准则都提到了评估的三大基本方法――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而且都简单地阐述了三种方法的试用前提条件和注意的事项。比如对于市场法，二者都说明了其使用条件是必须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和可比的交易，而且都说明了要根据被评估资产与参照物的不同对被评估资产进行交易条件、交易时间等方面的调整。

二、不同点

笔者认为两者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两者包含的方法数量不同；二是两者在准则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三是两者对方法的详尽程度描述不同；四是两者否有举例说明。

（1）两者方法数量的不同。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中对评估方法的规定较为传统，只有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三个方法。而国际评估准则中除了我国规定的三大方法外，还根据无形资产的特性对收益法进行了细化，将收益法细分为了许可费节约法、增量收益法、超额收益法和税收摊销收益法，再加上市场法和成本法，其评估方法总数为六个。

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性质，因此会有适用于其自身的特殊的评估方法就比如说在不动产评估中的第四种评估方法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源自资产评估假设中的非真实性条件假设，假定在建工程已经完工，按其完工的状态进行评估可以防止对不动产客观价值的低估。不同的无形资产更是有着不同的获利特性，笔者认为国际评估准则中规定的这几种方法更能体现出无形资产能够获取超额收益的特点，也更加的灵活。就拿增量收益折现法和节约许可费折现法来说，这两种方法的本质都是收益法，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评估对象取得超额收益或现金流量的途径和方式。对于增量收益折现法，其增量现金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价格的溢价，一个是成本费用的节省。通过将这些增额现金流用该无形资产的特定加权资本成本折现可以得到其税后公允价值，由于无资产的摊销可以节税，再将这一部分加回到刚才得出的现值中就可得到该无形资产最终的价值。对于节省许可费折现法，拥有某项无形资产的许可权，就意味着可以节约该无形资产的许可使用费，所节约的该无形资产的许可权使用费就成为了企业所有者的一种收益，折现后即可求得其价值。

因此，对于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其带来的超额收益经过折现后可以确定无形资产的价值，那么从相反的一面来说，无形资产给企业节约的许可费和企业所得税的折现也可以作为无形资产价值参考。所以说国际评估准则中规定的方法更全面，更有其独到之处。相比而言我国的准则中则比较笼统，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2）两者在准则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国际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中的评估方法位于注释中，而我国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中的评估方法为准则的一部分。

关于无形资产评估准则细化的问题，国际评估准则采取“准则（standard）+注释（commentary）”的结构模式，准则部分具有封闭性、固定性或格式化，内容较少，而注释部分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依据需要解释的问题多少自由拓展，使得无形资产评估准则部分十分简练，增强评估准则的可读性和灵活性。相比而言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有较为详细的准则但是没有注释，阅读起来比较乏味，可读性较差，操作性较差。我国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属于准则的一部分，为准则的第五章，而在国际评估准则中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属于注释的部分内容，而不是准则的内容。评估方法在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中的篇幅适中，但是在国际评估准则的注释中却占据了70%左右的篇幅。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评估方法在资产评估理论中的重要性，而且也能看出国际评估准则在编写过程中做到了详略得当。相比之下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则显得过于规整，每一章的内容大体相当，没有做到详略得当，灵活性较差。此外，国际评估准则中注释的作用很类似于财务会计报告中报表附注。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如果想更多地去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仅仅靠阅读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这四张报表是远远不够的，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资料都隐藏在报表的附注中，比如说上市公司的一般情况、上市公司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及重要事项揭示等。因此报表使用者要关注附注。与此类似，在国际评估准则中，准则的内容较少而注释的内容较多，因此准则的使用者可以在注释中获得大量的灵活性较强的信息。

因此，国际评估准则的制定很人性化，制定的人员知道评估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在何处，明确了什么样的无形资产应该如何正确地评估，做到了重点突出。相比而言我国的评估准则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

（3）两者对方法的描述详尽程度不同。国际评估准则中对评估方法的论述和说明比较详细和实用，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典型问题的代表性，而且原则性限定较强。国际无形资产评估准则更明确的提出了三种评估方法使用的程序、参数的设定及选择、验证以及对评估过程中所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

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国际无形资产评估准则的详尽程度。第一个例子是市场法中有关调整系数的问题。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中只是说了“对可比交易案例和被评估无形资产以往交易信息进行必要调整”，但并没有展开说明。而在国际评估准则中，把这种调整分成了定性调整和定量调整。因为在评估实务中，的确有一些差异是难以量化的。国际评估准则中也对不能定量调整的情况进行了举例说明：一是商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与其相关的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上，二是药物专利的价值在于其有更大的疗效或较少的副作用。市场占有率和疗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此只能进行定性分析。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评估方法选择的问题。在成本法中，国际评估准则中有这样一句话“The cost approach is mainly used for internally generated intangible assets that have no identifiable income streams”。这就说明在国际评估准则中，对无形资产评估方法的选择是有先后顺序的，收益法是优先的选择，当然这也是由无形资产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在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中，这三个评估方法几乎是并列的，虽说把成本法放在了评估方法的最后一个且与之相关的内容不多，但并没有说明选择评估方法是有先后顺序的。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协同价值的问题。国际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在收益法中提到了协同收益，在进行无形资产评估时要考虑这一部分并进行相应的扣除，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没有涉及到这一部分。

篇2

一、明确让学生“学什么”

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会制定教学目标，但大多目标都围绕教科书呈现出的具体内容而制定，只有一部分针对的是间接学习内容，但这一小部分却最能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为此，教师要以变易角度为出发点，从间接的学习视角分析课本中的教学意图，追问课本中的某一项内容。这不但可以让学生感知、记忆，还能让他们明确概念、理解问题。只有弄清楚“学什么”，才能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如教师可以借助新旧会计准则教学生如何学习会计实务内容。可以就如何核算无形资产进行研究，因为新旧会计准则中的标准不同，旧的准则提出的是依据法律程序申请，然后将注册费与律师费等借记为无形资产的账户，贷记为银行存款等账户；新的准则提出的是将开发研究项目支出的费用分为研究阶段与支出阶段。

二、重视学情调研

每个学生不同的学习基础与自身能力形成了个体差异性，变易理论注重的是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问题，针对差异性进行分析，研究出导致学习成果不同的原因。教师在课堂讲授知识的时间有限，无法面面俱到。若想在课堂时间帮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必须要做好课前准备，有针对性的讲解，把主要时间利用在容易让学生产生误解的地方，对他们了解并熟知的方面可以进行简化处理。与此同时，教师对每个学生的了解，是课前测试的判断依据，测试内容可以是教学内容里的题目，也可以放在课后练习。如教师在讲无形资产内容前，可以对学生提问“无形资产是什么？”根据学生的各种回答，可以判断出他们的理解程度，对那些难以理解的内容，教师去重点讲解，使学生对一些知识点的理解更加透彻。此外，对以往教学中学生表现出的状况进行分析，如课上发言、课堂测验等，也可或多或少总结出他们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偏差，教师可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展开有针对性的辅导教育。

三、合理应用典型例子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举例子”的方法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教学内容，把握教学内容相关属性，主要表现在举例子或分析典型例题，这是教师常选择的方法。典型例证分为正例与反例。如以无形资产的知识来讲，正例可以为“李四发明一项水变油的技术”，他的邻居学会后并申请了专利，李四得知后状告邻居，而专利局的人却说谁先申请的谁才是发明者，由此，学生才会深刻了解“申请在先”的法律政策。此外，有些例证不一定非由教师提供，学生的错误答案也可作为反面例子，以此引导出正确答案，让学生经历自主探究的过程，将正确的知识铭记在心。

四、引导学生重视关键属性

教师按照变易理论确定教学目标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某种预设，这与实际的教学课程还存在一定区别。在教学过程中，如何选择例证引导学生注意某些特点及如何结合例证来提问、讲解，将决定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习到什么。如，教师在讲授会计职业道德时，从正面举例之后，又举了一个会计挪用公款的反面例子，当学生议论纷纷时，立即强调挪用公款的后果，使学生深刻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以及会计职业道德内容，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其实，不同的角度会引起不同的学习效果，适宜举证并做好引导，可以发挥例证在教学中的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教育界的新课程改革在不断深入发展。在职业高校的会计教学中，应用变易理论这一新型教学方式已经势在必行，一线教师作为领路人，必须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断改进与创新，根据教学目标、落实教学任务，根据学生差异性的特点，结合变易理论，灵活创设因人而异的教学情境，优化教学效果，引导学生重视典型例证后反射出的教学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在愉悦轻松的环境中学习，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会计这门学科的质量，为社会输送更多的会计人才。

参考文献：

篇3

论文摘要:奥运体育场馆营梢战略的制定必须基于对内外部营梢环境深入分析，重点解决好以下战略问题:构建什么样的业务结构，选择什么样的目标市场，如何进行市场定位等。能否处理好主营业务与其他业务的关系、商业化与公益性的关系、无形资产经营与有形资产经营的关系，将是有效战略管理的关键。建议:建立经营业主联盟以促进业主的协作;加强场馆无形资产的开发与利用;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中介的紧密合作;加强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

北京奥运会后，“鸟巢”、“水立方”、五棵松体育馆等奥运场馆设施及相关无形资源将如何利用和运营，在北京奥运会前就已成为外界所关注的热点。一年多来，北京奥运体育场馆已经举办了一些名赛(如意大利超级杯赛)、名会(如“魅力中国”夏季音乐会);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日均接待游客近9万人次，北京奥运体育场馆在市场化运作的初期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场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对营销环境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开发系统、科学、有效的营销战略体系。

一、北京奥运体育场馆面临的营销环境

奥运体育场馆市场化运作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而长远目标是在更好地满足大众休闲、娱乐、健身等需求的基础上，培育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树立场馆的知名品牌，实现场馆的可持续经营与发展。同其他营利组织一样，奥运体育场馆的市场化运作必须重视和形成系统、科学的营销战略和经营模式。营销战略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营销环境客观、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营销环境的分析可以分为内部环境分析和外部环境分析两部分。其中，内部环境分析主要围绕自身资源条件来进行，而外部环境分析涉及经济、文化、政治法律及产业竞争环境等方面。从一定时期看，北京奥运体育场馆及其经营业主们面临的营销环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我国体育运动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相对滞后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体育运动的社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是提升奥运体育场馆利用率和经营效益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人水平不断提高，消费不断升级，休闲、娱乐、健身的需求日益增长，体育消费行为日益成熟，但我国体育运动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仍较低。例如，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足球职业化运动，在初期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足协管理的“错位”、“缺位”和“越位”，使这项极具群众基础的联赛几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滞后性，不仅制约了我国体育运动整体水平的提升，而且必然影响到场馆业主和职业俱乐部的合作，限制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等。

(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了中外文化、体育、商业交流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弘扬和丰富了奥林匹克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增加了对中国客观、正面的认识，推动了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友谊。可以说，北京奥运会为中国旅游业实行了一次空前的全方位的大型促销，极大提升了中国旅游目的地形象。中外文化体育的交流，必将推动中外企业间的商业合作，为奥运场馆的市场化运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三)奥运体育场馆经营主体多元化有利于提高场馆经营的灵活性和效率

北京奥运体育场馆的建设大都采用了国际先进的BOT方式，即在场馆的建设中引人民间资本进行建设，场馆建成后，政府允许其享有一段时期的经营权及经营收益，之后政府无偿收回经营权。这种方式将场馆建设和赛后运营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场馆经营的灵活性和效率，但这也决定了不同场馆运营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分属不同的业主，例如，“鸟巢”的业主单位是北京中信联合体，“水立方”的业主单位是北京水立方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现状很有可能造成业主无序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等问题。此外，在对场馆的商业化改造中，为了获取政府的经费支持，各场馆业主难免不发生竞争。

(四)专业管理人才和大型体育场馆的运作管理经验缺乏

北京奥运体育场馆业主大都缺乏大型体育场馆的运作管理经验，更缺乏国际体育产业运作管理的经验，政府部门有必要为场馆业主搭建国际体育交往的平台，使其较快适应国际体育产业的竞争。长期以来，体育场馆管理人员主要由退役运动员以及设备维护人员构成，运营管理人员比例少。体育场馆由于缺少“通体育、懂经营、善管理”专业人才，难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北京奥运会后，为了能充分合理利用奥运体育场馆，应尽早实施人才战略规划，大力培育专业管理人才，加强专业化管理团队建设，提高经营业绩和综合效益。

二、北京奥运体育场馆业务结构的构建

奥运场馆经营业主必须在考虑自身资源、条件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业务结构。“鸟巢”、“水立方”、五棵松体育馆等北京奥运体育场馆拥有的战略资源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大类，其中有形资源主要指比赛场地及场馆内的商业设施等;无形资源则包括场馆品牌形象、场馆冠名权、场地广告牌经营权，以及广泛深人民心的奥运精神和北京奥运形象等。基于这些资源可以发展体育、演艺、会展、旅游、店铺租赁等服务业以及拍卖场馆冠名权、广告牌使用权等无形资产运营业务，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图1)。但不管是哪一个体育场馆，其核心业务必然是与体育有关的业务，演艺、会展、旅游、店铺租赁是辅助业务，而无形资产经营业务是延伸业务。

(一)体育业务

体育场馆的属性决定了发展体育产业是各大奥运体育场馆经营的支柱。没有体育业务的发展，其他业务很难发展起来。除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并获取一定的门票收人外，场馆业主还应积极发展体育健身、体育培训、体育旅游、体育商品交易等相关业务或交叉业务。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建立与国际体育组织密切合作和与国际体育中介广泛接触的工作体系，积极争取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主办权;争取国家体育管理部门的支持，推动国内重大赛事在本场馆举办;研究制定推动国际体育组织和体育中介入驻场馆的实施方案;促进场馆经营与职业体育赛事的联合;充分利用奥运品牌和会展设施，打造体育商品交易中心。

(二)演艺业务

进行场馆改造，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活动，提高奥运场馆利用率和增加收益。“水立方”的高利用率正是基于演艺业务的发展而实现的，奥运会后该场馆的文艺演出活动几乎没有停止，其中，大型全景芭蕾舞剧《天鹅湖》连续上演51场，大型水幕声光交响音乐会已演出120多场。发展演艺业务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融会世界先进文化为核心，实施赛后体育场馆的改造，建设有特色的艺术中心、影剧院、音乐厅等场馆设施;组织实施奥林匹克文化节、北京国际艺术节、北京电影节等大型文化活动，形成文艺演出季;促进演艺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三)会展业务

发展会展业务，是提高奥运场馆利用率和增加收益的又一重要途径。对于“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场馆的经营业主们来说，发挥北京的文化科技优势、商务优势和首都优势，重点引进学术性、商务性、政务性会议，提升会议服务的档次和水平，是发展会展业的战略方向。此外，业主们还应积极引人一批国际知名度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展会，积极创办一批新展会，增强着名展会的根植性;制定、完善会展引进与筛选机制;加强和国际专业会展公司的合作。

(四)旅游业务

可重点发展观光旅游、休闲娱乐旅游、体育旅游等业务。为发展旅游产业，场馆经营业主们应积极策划一批旅游与体育赛事、演艺活动、商务会展相融合的项目和活动;围绕旅游产业的发展，实施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加快完善停车场、无障碍设施、指示牌、电脑查询、公共卫生间等服务设施;采取多种合作方式，加快建设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加快完善购物、餐饮等服务设施建设。 转贴于 (五)无形资产经营业务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以冠名权、豪华包厢、场地广告牌为代表的无形资产开发收人是大型体育场馆重要的收人渠道，能否有效开发无形资产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北京奥运场馆经营的成败。但无形资产经营业务必须以其他业务、特别是体育业务为基础，如果体育业务和其他业务搞得不好，不能吸引大众的参与，不能提高场馆的利用率，场馆的媒体功能将得不到充分发挥，冠名权的商业价值也将大大降低。建立科学的冠名企业筛选机制，是开展该项业务的关键。

三、体育场馆经营的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

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选择目标市场并明确市场定位，是奥运体育场馆加强战略管理的又一关键环节。从一年多来的运作情况看，一些场馆以举办国际性大型体育赛事、或世界着名会展或高端会议为目标，而另外一些场馆则以举办各种层次的体育赛事、会展、会议为目标，换句话说，有的场馆采取了集中性营销战略(如“鸟巢”)，而有的场馆采取了差异化的营销战略(如“水立方”)。对于各场馆业主来说，在目标市场选择上存在错位，有助于避开激烈的市场竞争。

选定了目标市场，还要进行市场定位。市场定位解决的是关于如何参与市场竞争、树立什么样的竞争优势的战略问题。因此，市场定位战略关系到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展。但从目前情况看，北京各大场馆的市场定位(服务特色)都不是很清晰，外界并不清楚业主在追求什么。这种现状不利于场馆竞争优势的培育和长远发展。

场馆经营业主在选择目标市场和进行市场定位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对自身资源条件进行审视的基础上，选择目标市场并进行市场定位。业主选择的目标市场应有助于自身资源条件的充分利用。经营业主在对自身资源条件进行分析时，不仅要重视比赛场地、商业设施等有形资源，更要重视场馆品牌形象、与职业俱乐部的关系、与国际体育中介组织的关系、体育产业运作经验等无形资源，因为无形资源的作用更大、更长久。从目前情况看，北京奥运场馆经营业主拥有的无形资源情况均不太理想，特别是与职业俱乐部的关系尚未理顺，与国际体育中介组织、国际会展公司的关系尚未建立。这种资源状况决定了走高端路线(举办国际性大型赛事、国际大型会展)在短期内是很难成功的，“鸟巢”的经营现状就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要突出体育的中心地位。与其他类型的场馆不同，体育场馆必须立足体育运动，脱离了体育，或者说忽视了民众的健身娱乐需求，各种业务都很难成功开展。譬如，某体育场馆可以利用场地及有关设施举办体育器材展销会、运动服装展销会、体育图书展销会，但如果去举办爆破器材展销会、夏季时装展销会或计算机图书展销会，就可能得不到市场关注和认可。

第三，场馆经营业主在做出市场定位决策时，必须处理好商业化和公益性的关系。商业化是手段，公益性是基础。如果没有了大众的普遍参与，商业活动的开展将失去坚实的基础。因此，业主在积极筹办商业活动的同时，也必须考虑举办一些带有公益性的、能够吸引大众广泛参与的活动。

第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弘扬奥运匹克精神、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推动体育运动职业化国际化发展，等等，这些主题都是场馆经营业主进行市场定位很好的选择，但它们叫的都太大或太空，需要细化才能突出经营特色。例如，“弘扬奥运匹克精神”的理念可以细化为发展绿色体育或科技体育，这样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同。

四、进一步推动北京奥运体育场馆市场化运作的建议

(一)建立经营业主联盟以促进业主的协作

建立北京奥运体育场馆经营业主联盟有以下好处:首先，建立业主联盟可以使场馆从单纯的竞争关系转变为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避免业主的无序竞争及项目的重复建设，减少资源浪费。其次，建立业主联盟有利于体育赛事和其他大型活动的开展。第三，建立业主联盟有利于理顺政府与业主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与社会相互沟通、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共创双赢的机制。

(二)加强场馆无形资产的开发与利用

冠名权、豪华包厢、广告牌等无形资产的开发能够给奥运体育场馆带来巨额收人。以鸟巢为例，如果开发冠名权和豪华包厢，每年可能给鸟巢带来近1亿元人民币的收人，这对鸟巢的赛后运营、对奥运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开发、利用冠名权的过程中，经营业主一方面要加强市场宣传，让企业认识到场馆冠名权蕴含的巨大广告效应和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围绕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责任感、市场声誉等因素，吸收政府代表、媒体代表、公众代表、职业俱乐部代表、学术代表共同参与，建立冠名企业筛选机制。

(三)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中介的紧密合作

体育业务的健康发展是奥运体育场馆实现市场化运作的基础和保障。而发展体育业务的关键是利用现有体育场馆，不断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仅可以提高场馆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能够带动体育旅游、体育商品交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场馆冠名权的开发利用。而要提高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可能性和密度，除了要争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加强对外宣传外，还应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着名体育中介的紧密合作，促使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篮球竞标赛等国际性赛事在北京奥运体育场馆举办。

篇4

被政治刻意分隔而急速发展之经济与跛行的政治社会领域，这两者间的矛盾正在现代的中国逐渐表面化，而两者间冲突的裂隙早晚将导致中国现有制度的解体。亦即，此种认知正广为流传。特别是第二次（1989年）以后，「对民主化／人权的压制、「迟缓的政治改革等形容词即成为传播媒体谈到现代中国时的“惯用语”。

然而，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中，藉由实施被称为「基层选举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即村长）选举制度，农村地区正以远超过一般理解的速率，进展着制度性的“民主化”。在中国民政部的协助下，我与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天儿慧教授，于1996年8～9月进入四川成都、重庆郊外的农村，进行有关当地农村选举的制度整备状况，及其实际运用实态之现场调查之后，使笔者逐渐朦胧地浮现出如下的印象。

现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令人刮目相看。因为在市场化的进展之下，中国农村的农民逐渐“觉醒”。根据这次的短期调查发现：秘密投票、无记名投票的投票制度比我们预想的更为落实。即使在选举实施的过程中，也很难找出权力单位直接介入的痕迹，虽然是在同样的规定制度下，但是此项选举与几乎处于机能不全状态的都市住民自治组织（即都市的居民委员会主任）选举大相径庭。首先必须接受的是，农村民主化的制度性进展，已达到一个远超过上述一般人理解的水准。

然而，此项制度终究过于浮面，在农村住民的选举行动背后，传统家族．宗族意识或「利害关系所凝固的党的政治意图等，反而反映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北京中央政府仅在农村认可此种「沉静的民主化究竟有何意图？是因为有自信能控制农民？还是试图「疏解包括都市部在内的不满？原本在广大的中国即有都市．农村二元性构造的显著地域性偏差。在此种情况下，此种基层选举制度能延伸至何种程度？究竟此种进展对广域的中国社会将造成何种影响？

若依照此种问题意识，则包括都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在内总称为「基层选举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其制度性整备的情况和实际的运用实态，即能显示转型期中国的住民自治现状，且直接呈现其酝酿的问题。此点对开发中国家——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是提供能测试其现实进展的绝佳资料。

因此，本报告系在理解调查对象地域的个别性和局限性的前提下，用以概观全国的总体情况，而于其间切入此次的调查结果（注1）。此外，在比较都市居民委员会的情况之后，笔者亦尝试简单地掌握其全盘的意义。

村民委员会成立的历史

首先，笔者在此略述做为选举对象的村民委员会之成立经纬。

一九八二年宪法第111条规定「居住地域设立各自的居民委员会及村民委员会，是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此条所规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若包含其萌芽阶段在内，大致可区分为三个时期。

萌芽阶段（1980～85年）

依中国民政部资料记载，为因应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展的新情势，在广西等地区「自发性地形成农村中的自治组织（注2）。在由集团农业解体为个体农户的过程中，各农民间基于必要的自我防卫，于是「自然发生自治组织。但是，由于制度的撤销，政府方面基于行政考量，为防止从前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在转型为农工商联合公司等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因旧有「政社合一制度的解体而形成行政空间的“真空化”，从而有此种制度的产生。

82年宪法规定此种村民委员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是中国宪法史上的一大创举。根据这条规定，各地逐渐试办村民委员会。其后，根据『政社分离与乡政府设立通知（1983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更进一步将此种动作扩展至全国，至85年2月时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总数已上升至94万8628个。但是，此阶段的村民委员会是以人民的调停活动、维持治安或公共卫生活动等为主要的活动内容，其组织制度亦无任何规范，故可说是处于农民考量现实的自我防卫优先于制度的阶段。

因此，这个萌芽阶段果真系因农民的自发性而浮现？或是应该视为上级为避免行政真空状态而进行「指导，进而发生的全面性潮流？此点关系着村民委员会组织规定的性格，亦是形成选举制度的基本视点。

法的准备阶段（1985年～1990年8月）

对于此种实际状况，首先是各地地方政府为加以因应，而于此时期陆续整备地方性法规。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于1988年6月1日起施行于全国。在1989年末，在上述视点的基础上，于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实施村民委员会干部的选举。在福建、浙江、甘肃、湖北、贵州、湖南等六省，更制定各个省级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

其间，四川、山东、江苏等虽于1988年举行村民委员会选举，但其法源依据只不过是各地的地方性法规，是由县乃至于乡层级的人民代表选出手续略加若干修订后，再予以个别实施而已。因此，本阶段村民委员会干部的改选时期并不统一，具体的实施方法亦无法一致。

制度化阶段（1990年以后）

制度化阶段始于民政部接到『中共中央「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转达的通告，而于全国展开村民自治示范点（最初选定59个村落）开始。以此为肇端，中央命各省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做为地方法规，并将其扩大至16省，总计在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内，展开村民委员会组织的制度化。

在实际选举方面，由于上述第一次选举的时点并不一致，故第二次改选选举时亦是由各省、市、自治区个别实施，因而屡见同一省份的选举时期亦不统一的事态。然而，在此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各层级第二次村长改选选举的准备已确实落实。例如，各省政府以自身或省民政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向地区行署、县、市等有关实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通告，甚至县、市政府、办公室亦向基层下达更具体的选举实施方案。此点除将其具体化之外，同时亦浮现统一化的动向。代表性的事例为山东省。在省民政厅的积极运作下，向管辖地区规定「程序、选票、表格、验收、发证、建设的「六大统一。

在此种基础上，基于人民代表选出手续，各地终于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相关的专门规定，而有关各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所揭示的选举实施原则，即于各省级乃至县市层级予以确定。

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

所谓农村基层选举，系指由选民直接选出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在选举的过程中，除选举方式的选择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选举机构、选举资格和候选人的选出与决定等。

1选举机构

此处所指的「选举机构乃是实施、监督与运作选举的主体，其名称依地域而有「村选举委员会、「村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村选举工作小组等各自不同（注3）。若由村民委员会改选选举原本的趣旨来看，福建省那种以改选前的村民委员会自身担任「选举机构的情况属于例外，比较普通的方式是成立针对该次选举的专责机关。

因此，此时最受瞩目的是村级选举机构的组成。一般而言，其成员为3人～9人左右，但几乎都是由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所构成，而党支部书记则担任选举机构的组长（或主任）指导选务工作（注4）。例如辽宁省义县的选举规定中，明记村级选举机构是由党支部及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共5～9人所构成，而浙江省宁波市则规定：「一般以村党支部书记担任主任，再加上村民组长、村民代表及村内德高望重者5～7名组成。

若由党支部系统和村民委员会这两项对立的外部思考来看，党支部系统有无进行「指导即是检验选举制度民主性的条件。然而，几乎皆以「充分发挥村党支部指导的核心作用，强调村党支部对村民委员会改选工作的指导为目的（注5），并无将党支部书记排除于外的事例。

就此而言，「选举机构自身的选出过程即是问题，但此点亦无全国性统一规定。基本上，其组成存在下列各种方式。a．由村民会议乃至村民代表会议推荐（吉林县梨树县）；b．由乡级人民政府乃至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名，而于村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山西省古交市）；c．由村民代表会议推荐（江苏省、?西省、山东省等）；d．由党支部指名（浙江省）；e．由村民团体指名（内蒙古）f．由村民小组推荐（河南、黑龙江等）。在此次调查的重庆市事例中，则是采用上级乡（镇）选举委员会决定村民领导小组的人选。

在重庆郊外花溪镇建新村的事例中，由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共青团、妇女连盟等7人组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在象耳镇龙庙村则由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长（2名）、基层干部及村民代表合计五人组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如上述二例，在其它调查的村镇当中，党支部书记（乃至副书记）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

2选举资格

关于村级选举的选举资格，基本上不离宪法及其它法规所规定的一般选举资格。以重庆市为例，其规定为「满18岁以上之村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水准、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间，均有选举资格。但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除外。（第10条）。然而其实态并非如此单纯。

因为中国有户籍制度的存在，因而有符合宪法规定的选民，却因不是该村村民而不能成为村级选举选民的事例。因此，具选举资格者虽有义务进行选举资格登记，但因其户籍并非登载于该村，故须以其转入该村之日为准据，始得认定其选举资格。

在重庆市的事例中，「因工作、婚姻及家庭等事由，在本村居住半年以上，且善尽村民之义务者，虽未转入户籍，亦得进行选举登记（第12条）。此项规定有居住半年以上和履行村民义务的要件。在居住期间的规定方面，沈阳市规定为「半年，此为同属长期的部分，而在较短期间方面有福建省及临汾市的「选举日10日以前。

此外，选举资格者名册的发表一般为选举日10日以前。以重庆市为例，其规定为「选举资格名册须于投票日20日以前公布，这是属于其中期限较长者，但若依北京中央政府民政部之主张，则鼓励于投票日30日以前公布选民名册（注6）。

3选举方式

在选举方式方面，我们可就差额选举、直接选举和秘密无记名选举来探讨。

所谓「差额选举的意义是指正式候选人人数超越议席的形态，若候选人人数与议席相一致时，称为「等额选举（同额竞选）。无庸赘言地，如欲表示选民意愿而给予选择可能性时，当然是以差额选举的形态方能呈现更高的民主性。做为全国层级法规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关于差额选举的实施，但各地所订该法之实施办法则逐渐整备。然而，其中一部分地方因「误解差额选举方式会分散选票，而认为此点是选举的失败，竟有鼓励等额选举方式的规定。其别是村民委员会主任亦有规定须等额选举者（注7）。

然而，差额选举之所以成为问题，其原因是出在选村民委员会干部的具体手续上。亦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议席（即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是否将三种选举的内容个别举行，乃是问题之所在（注8）。全国性法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一般由村民直接选出，此点几乎是普遍性的规定，但「一般由村民直接选出则似可包括由村民代表会议或各户代表间接选举的规定在内（如福建、?西、青海、河北等）。

的确，以中国的现状而言，若虑及人口流动性之高，分散型居住形态或农民的政治成熟度等，对于部分地域存在倾向间接选举方式一事，绝非有何不自然之处。例如在出外劳动者高达50％的农村中，村内残留者多为儿童与老人，此时当然只能考虑变通的办法。此外，于交通不发达地域实施选举大会时，其所伴随的困难亦极易想象。更何况要寻获容纳全体村民的会场设施亦极困难。同时，在意识较低的村落中，亦有于选举时以「误工补贴之名支给具劳动填补意义之选举实施津贴，但若村的财政无某程度的余裕时，事实上此点必将是不可能达成。

另一种因应中国的状况而采用的方式，即是「流动选举站和委托投票的形态。在重庆市的事例中，其选举办法第24条及25条中，规定以不识字者或不在者为对象的投票制度。至于「流动选举站则是「在不方便前往中心会场、投票站进行投票时，得设置流动投票箱。对于各个投票箱应指定3名以上的投票监察员负责事务。（第23条）。

篇5

概括性的规定可请求解散公司的事由，是为了这种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能够适用于各种应予解散的具体情形，以免列举性的规定挂一漏万，留有空白，“重大事由”、“不公平侵害”等规定即属此例；而具体列举可请求解散公司的事由，既便于股东据此提出请求，也可为法院司法提供一个参照、判断的标准，且遇到未被列举的情形时，法院可据此把握概括性规定的精神，《示范商事公司法》§14.30 对僵局、压迫、滥用公司财产等的列举可资参照。规定可选择的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是因为公司解散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破坏性太大，如其他较为缓和的救济手段也能满足股东的请求，则对各方都有利，不至于为了保护一方的利益而对他方利益造成本可以避免的侵害，而替代性救济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其他股东或公司买断该股东的股份。一旦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公司就进入清算程序，经过清算，如果公司有剩余财产，则各股东有权依其出资比例取得相应财产。

（二）关于退股：围绕案例二展开的讨论在农业公司诉投资有限公司、商地公司、房地产公司撤资纠纷一案中，原告农业公司以其出资设立的投资有限公司的选址改变为由，向法院请求解除出资人三方签订的协议、抽回出资，即请求从公司退股。但因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牵涉政府行为，而政府在一审过程中决定不在海南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使投资三方设立的公司丧失了存在条件，所以在一审、二审过程中，法院都认为原告实际上是请求判令公司解散。对于判令解散公司的请求，一审法院的态度与曹某诉华信佳公司一案中法院的态度相同，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则进而认为该请求不属法院主管范围，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农业公司的起诉。

我国立法缺乏判决解散的规定给股东造成的困境及立法建议，前文刚刚述及，这里列举农业公司的案例，并不是为了证明问题的普遍性而再次重复问题，而是为了（1）针对二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探讨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意义及对法院的要求；（2）由该案例引入对退股权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有权利必有救济”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障权利与赋予权利同等重要，没有保障的权利对权利人没有任何意义，而保障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行使民事诉权获得私法上的救济。在英国的“救济先于权利”的普通法传统中，救济更作为首要的考虑得到强调。在日本和意大利，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受到《宪法》的明确保障。

我国的传统是强调义务，轻视权利，以“无讼”为社会的理想境界，虽然“法治”逐渐受到重视并被上升到“依法治国”的高度，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第13条得到肯定，但实践中当事人的诉权受上述传统的惯性等因素的影响，有时仍被有意或无意的加以限制。《民事诉讼法》第108 条规定了起诉应具备的四项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在这四项条件中，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的含义的理解，成为判断法院应否受理当事人起诉的关键。

在笔者看来，应将其理解为对诉讼性质的规定，是指民事主体因民事法律所调整的事项发生纠纷而提起的诉讼，以区别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纠纷，而不能将其理解为当事人的请求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为“找法”是法官的职责，不是当事人起诉的条件。农业公司的退股请求属于民事纠纷，法院应该受理，法无明文规定不能成为其驳回起诉的理由。与“有权利必有救济”一样，“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审判”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由法院来解决具体争议，是因为司法权的特质决定了它是一种较为合适的解决争议的机构，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认为，对于没有浓厚的正当程序传统的国家，将民事争议的裁判权从法院转移出来，授予行政机构、国家仲裁机构或类似机构的解决争议方式弊大于利。

《法国民法典》第4 条规定“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为理由，拒绝裁判”，其原意在于表达法典万能，任何问题均可于法典内找到答案，无需考虑其他法源，但立法者对法典的盲目自信终为事实击破，该条后成为法无明文规定时，法官可在法典之外另觅根据加以裁判的依据。

这一演变过程，符合“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因为赋予当事人诉权的目的在于以此为手段得到救济，而非以该诉权为最终目的，如果享有诉权的结果仅仅是可以得到“因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则失去了赋予诉权的意义。面对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法官首先应思考的是是否存在法律漏洞，即存在“法律体系上之违反计划的不圆满状态”，“只要一个生活事实正义地被评定为不属于法外空间的事项，亦即属于法律应予规范的事项，那么如果法律（A）对之无完全的规范，或（B）对之所作的规范互相矛盾，或（C）对之根本就未作规范，不管法律对与它类似之案型是否已作了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言，便有漏洞存在。要之，在法律漏洞的认定上，重要的是一个应被规范的生活事实，根本未被规范，或未被作妥当的规范。”

篇6

一、举报案件的特征

掌握当前涉税举报案件的特征，是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举报查处工作的基础。定性分析当前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提出防范措施。通过对20__年元月至20__年6月共查结的112件（次）各类涉税举报案件的分析，发现当前涉税举报有如下新的特征：

（一）举报形式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化。

已往，涉税举报主要是信件形式，我们查处的这112件（次）案件举报形式明显地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化。这112件（次）案件中，信件88件，占78.5；电话15件，占13.4；来访9件，占8.1。电话举报作为一种快捷方式，被举报人广泛运用，这种方式不受时空限制，便利、及时、全天候，有利于时效性要求高、突发性强的案件的查处。而直接上门来访举报，举报人由幕后走向前台，更是人民群众法制意识增强的具体表现，这种举报内容更详尽、线索更具体、方向更明确，查处更容易。

（二）署名举报案件比例逐步增加。

两年来，我们共查处20件署名举报案件。其中：03年6至12月3件，04年9件，05年14件，呈逐年上长趋势。署名举报除了反映偷逃税的一些线索外，更多地会对查处结果提些要求，署名举报的反复性强，一旦达不到举报人想象中的结果，再次举报，向上举报的几率较大。因些，对署名举报案件查处，思想上要更加重视，选派人员更要精干，查前有预案，措施方法要得当，定案前要向举报人通报查处的初步结果，征求举报人意见，基本一致方可结案。

（三）非国有经济成为涉税举报的主体。

从经济性质看，这112件（次）的举报中，国有0件，股份有限公司36件，外资3件，个体45件，其它经济性质28件，这其中属集体的仅为4户。这个特征在县（市）级地区是这样，地（市）级以上国有、集体的比例会有增加。

（四）重点税源户是查补税款的主要来源。

112件（次）涉税举报案件中，有重点税源户22户，有20户被查出有问题，查补税款的比例更是高得惊人，查补税额1888.68万，占112户总查补税额1978.06万的95.48。

（五）重复、多次举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12件（次）的举报中，有18件（次）为重复举报，占总户的16.07，其中有三件重复举报了三次。其中有两起举报对查处结果不满，转化为多次重复上访。

二、涉税举报的动因简析

当前，大多数人对涉税举报动因的认识比较单一，一直存在着盲点和误区，总是认为涉税举报是民众法律意识提高的结果，都是正义之举，而我们在查处上也一直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观点，其实真正的结果并非如此。很多涉税举报内容虚假，动机私利化严重，稽查部门花了很大的精力，往往是劳而无功，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又给相关企业带来了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为了客观地对涉税举报动机和原因的分析，本文根据实际样本，试着按照举报人与被举报对象的利害关系和主观需求，将涉税举报的动因分大致为以下六个主要类型。

（一）恨怨报复型（A型）

这一类型主要是指举报人与被举报对象之间存在个人怨恨，怀疑对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存在少缴税款，于是观察收集被举报对象的一些经营活动的内容和数据，加上自己的想象和估算。这个类型的举报的有些明显的表象。一是内容喧染，数字含糊，要求直露，情节的叙述充满强烈的报复色彩；二是这种举报一般是信件方式，而且基本上是匿名；三是这种举报往往是工商、国地税、质监、纪委、检察、公安等多部门写，县、市、省多级别寄，目的是致对方于死地，报一己之仇；四是这种举报查实（稽查结果和举报内容相一致）率很低，112件（次）中有33户属恩怨报复型，只有8户有问题，查补税款51.2万。也就是说户数占举报总数的29.46，查补税款只占总数的2.6。

（二）利益冲突型（B型）

这个类型主要是通过破产、重组、改制、清算、辞退、结算、人事变动等一系列活动，带来了当事人双方个人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又没有得到适当地利益补偿，致使原有的利益平衡框架被打破。一些心里失衡，又掌握实情和会计数据的人，就会向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执法机关举报对方在以往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些不法行为。这个类型的举报，有三个个基本特征。一是署名举报比例高，并有多人联名的特征；二是有一定的数据，但准确性不高；三是言辞喧染，目的明确。我们查处的112件（次）中，共有30件（次）属此类型，共查出9户有问题，查补税款244.09万，查实率30，占总查补税款比例为12.34。

（三）行业竞争型（C型）

此类型是指同行之间为了占领区域市场，达到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违反一般竞争规则，给对方造成利益伤害，导致双方矛盾扩大和升级，受损方便采取包括举报对手偷逃税在内的非常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失去市场

和利益。这种举报基本上是匿名，收集的证据相对准确，线索清楚，对被举报对象的生产经营情况较为了解。此类举报我们共查处了41件（次），查出有问题的15户，查补税款1637.87万，查实率为36.59，占总查补税款的比例为82.8。（四）维权护法型（D型）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任何偷逃税行为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部分法制意识强的公民对偷逃税收这一不法行为进行举报，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税法的尊严。这一类型的举报我们一共收到4件，查补税款27.95万。

（五）获奖举报型（E型）

举报人根据举报奖励政策，为了获得经济奖励而向税务机关举报纳税人偷逃税款的行为。这类举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与被举报对象有密切关联的举报，这类举报的准确性较高，方向明确，基本上会有所突破。这类举报还和其他类型的举报共为一体，形成复合型的举报，与恩怨报复型、利益冲突型、维权护法型相结合，但没有和行业竞争型结合过，这是个特征。我们查处的112件（次）中，单纯性的只有1例，复合型的8例。

（六）专业举报型（F型）

此类案件发现两次，此类举报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对企业的基本情况了解不多，只知道位置、产品名称、工人人数、拥有资产等企业在广告和形象宣传中的一些基本数据。二是以所谓亲身经历骗取查处部门信任。往往假称在被举报单位财务工作，亲自签过两张工资表，或者以自己在关键部门所谓的“哥儿们”说法，增加查处部门对举报真实性的误判。三是反映的偷逃税手段都是些稍微有点财务知识的人就知道的基本手段。譬如：对方不要发票就开收据且收入不入帐；用造真假工资表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多头开户转移资金；虚增成本少缴所得税等等。四是署名举报，且把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都写得非常清楚。五是一般不对本地企业举报，对外地一个地区只举一到二户，且国地税稽查部门都同时举报。

另外，还由此派生的五种复合型举报，即BE型、BD型、CD型、DE型、FE型。

三、完善涉税举报工作的建议

无论涉税举报的动机如何，涉税举报反映出的是实实在在社情民意，是群众的呼声和期盼。认真查处好涉税举报，就是构架好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就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要从立足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出发，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抓好重点，控制源头。

根据对当前涉税举报的特征和动因分析，也可把六个主要类型和五个派生类型分为两个大类，即可控型和不可控型，可控型是指内容真实可以事先预防的，不可控型是内容不实无法预料的。基本上每个类型都有可控型和不可控型。只有防止可控型举报案件的发生，才能真正控住源头。一是明确控制重点，即容易发生重特大举报案件重点税源户，重点行业，改制企业，高利润企业等；二是布置重兵把守，征管分局将容易发生举报的重点户，在申报审核、纳税辅导、纳税评估、纳税检查以及票据领购等方面都要派精通业务，责任心强的人员把关；三是加强重点盯防，稽查部门要对控制重点进行重点盯防。

（二）提高认识，强化责任。

税收政策也是党的政策，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都不是抽象的，是通过象税收政策这些具体政策法规反映出来的，从税法的内容和变动情况来看，也无不和党的各个时期经济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无不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人民群众相信和遵守党的政策，也包括相信和遵守税法在内的经济类政策，而取消农业税、对下岗再就业税收优惠及政策性临时性减免税，也是通过税收政策的变动来体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支持。其次，根据举报查实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征管上的薄弱环节，从这个层面上讲，涉税举报反映的问题是我们征管质量的晴雨表，通过对举报查实行业、地区、税种、或某些项目被举报查处的频率来分析评估在征管上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改进工作，达到群众满意的要求。三是查处好涉税举报，事关税务部门在人民群众中形象的问题，人民群众出于对党的政策的相信和支持，把税务部门当着后盾和靠山，反映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对不法偷逃税行为进行查处，是对税收工作的支持。因此，我们要带着责任和感情从事群众举报查处工作，要倾听群众的诉求。要强化举报查处工作责任，确保“三个不发生”，一是不发生与举报人语言上的冲突和情绪上的对立，专人专室单独接待，多体谅和理解举报人的难处；二是不发生任何泄露举报人信息事件，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对发生泄密事件的人和部门要严厉重处；三是不发生举报人不服查处结果的重复举报，要确立举报无小事思想，主要领导要件件过问，要选择政策业务强稽查经验丰富的人员，成立专门的举报查处小组，专司举报案件查处工作。

篇7

    根据2009年8月韬睿惠悦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告,金融危机后美国DB型计划投资策略有了调整。针对85家有代表性的公司中高层财务管理人员进行的调查发现,2008年6月,41%的公司已经对其DB型资产配置进行了调整。到2010年,这些公司会基于2008年的资产配置,减少他们的目标股票配置达10%,这是一次对长期持有水平的较大调整。2008年与2010年DB型计划投资政策的调整表现为,减少股票配置达10%,债券与其他类别的资产比例逐年有所增加,如图1所示。同时,这份研究报告也反映了DC型计划投资策略的调整。2008年6月,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51%的公司已经对计划进行了基金增减,基金增减的类型和规模如表1所示。在这些已经对养老金计划进行基金增减的公司中,约有64%的公司同时进行了基金增添和删减的调整;约有22%的公司增添了新的基金;约有2%的公司删减了现有的基金,约有13%的公司保持原来的基金类型与规模。从以上调查数据可以看出,2008年6月,DB型计划有51%坚持固有的战略性资产配置。在已经调整和计划进行调整资产配置政策的公司中,调整的趋向是减少股票的配置比例,增加债券和其他资产的配置比例。而DC型计划则有62%坚持战略资产配置(注:包括已经进行投资政策调整但仍未改变资产配置的公司),在已经对计划进行增减的公司中,明显的变动是删减国内股票基金和增加国际股票基金和生命周期基金。

    二、尝试化解企业年金投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使DB型计划的战略资产配置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计划举办者减少了股票配置,提高了投资组合中固定收入型的配置和久期来化解风险。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的大型计划举办者有77%增加了负债驱动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至10亿美元之间的中型计划举办者继续保持和增加负债驱动投资的各占38%和37%。[1]负债驱动投资不是一种投资产品,而是一种投资策略。其核心在于通过更能准确反映负债状况的收益率基准来衡量负债,根据负债价值来安排养老金投资,从而降低跟踪误差所导致的风险。负债驱动投资策略利用资产负债管理技术,使养老金资产与负债密切联系、较好地匹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养老金投资目标的实现。2009年以后,DB型计划的投资在降低风险、注重安全性的前提下,尝试实施动态投资政策。所谓动态投资政策是指随着养老金计划资金积累状况的改善,将追求回报型的投资(如公共股权、另类投资)转向债务匹配型投资(如美国国债、掉期交易、期货),从而减少养老金计划的风险。2011年怡安翰威特公司(AonHewitt)的调查显示,接受访问的DB型计划举办者中有15%在2009年一定程度上实施了动态投资政策。2010年,21%的计划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动态投资政策,29%的计划预计在未来实施动态投资政策。2010和2011年均有38%的计划举办者减持国内股权。2010和2011年均有20%的计划举办者选择增持全球股票,13%的计划举办者选择减持。2010年,21%的计划举办者增持替代资产的投资,10%的计划举办者减持。而2011年相应的比例分别为19%和8%。尽管当前的信贷息差缩小,长期公司债券仍是债务匹配型的资产选择。32%的计划举办者表示将增持长期债券,24%的计划举办者预期增加公司债券的配置,13%的计划举办者预期增多政府债券的持有。[2]与此同时,举办DC型计划的企业也积极采取措施减少需承担的风险,主要是增减计划的投资选择并采取更严格的方式管理信托投资风险。关于DC型计划的投资选择,《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404(C)款规定,举办DC型计划的企业要为员工提供至少三个“核心”投资工具以供选择。2003-2005年,401(k)计划每年提供投资选择的平均数量都是14种,所以后来将这类投资选择称为“广泛的投资选择”,这是相对“默认投资选择”而言的。《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第624条规定,雇主可以引导DC型退休计划的资产投资“合格的默认投资选择”(qualifieddefaultinvestmentalternative,QDIA)。合格的默认投资选择有四类,其中包括生命周期基金和生活方式基金。2007年10月,美国劳工部就《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关于DC型计划中合规性默认投资选择进行了解释,其中规定计划参与者和受益人投资于所规定的合规性默认投资选择,这些投资者必须被提供例如投资内容说明书等相关资料,还应被告知能从何处获得其他适用的信息,例如共同基金的附加信息说明。金融危机爆发后,DC型计划举办者调整了投资选择的数量,2009年投资选择的平均数为15个,比危机前有所增加。由此可见,DC型计划调整广泛投资选择时,多数是增加选择,少数是减少选择。同时,更多的DC型计划主办者向参与者提供默认投资选择。在韬睿惠悦所调查的公司中,93%的公司提供了默认投资选择,而生命周期型基金成为了首选的基金类型,如表2所示。生命周期型基金是DC型计划主办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针对多数计划参与者并不具备做出复杂投资决定的技能,而引入的一种终生投资方案。按照该方案,参与者选择与自己预期退休时间相符的基金,不必做出持续性财务决策,而包括选择资产类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平衡投资组合等工作则由基金经理人承担。默认投资选择的基金类别受法律限制,相对比较集中,这对计划举办者减少风险有利,也对投资默认选择的计划参与者有利,使他们避免在广泛投资选择面前无所适从。以DC型计划最主要的一类401(k)计划为例,2009年与2005年相比,默认投资选择的基金类别相同,资产配置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图2所示。稳定价值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所占份额急剧减少,平衡基金的配置比例基本保持不变,而生命周期型基金、生活方式基金以及专户理财成为了自动加入型计划首选的基金类型。2009年,57%的自动加入型计划选择了生命周期基金。DC型计划举办者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除了增减投资选择之外,还采取更严格的方式管理信托投资的风险。截至2009年底,25%的拥有DC型计划的公司实现投资咨询服务合约重审的规范化,35%的公司重新协商投资费用或(和)管理费用;43%的公司向计划参与者进行附加的信息披露。

篇8

【关键词】支付不能 资不抵债 停止支付

破产原因，也成破产界限，是认定债务人丧失债务清偿能力，当事人得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以启动破产程序，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法律事实。日本学者认为，破产原因是“作为破产宣告而显示出的财产状态恶化的事由。”破产原因是法院对债务人宣告破产的法律根据，也是破产案件受理的实质条件，所以说，破产原因的存在是破产程序开始的前提。

纵观当前各国关于破产原因的立法例，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列举主义，一种是概括主义。英美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通常采用列举主义，即将债务人应受破产宣告的事项一一列举，凡债务人实施列举行为之一者，便可以进行破产申请。另一种是概括主义，大陆法系国家诸如德国，日本，奥地利等通常采用这种方式，比如法国法系将破产原因概括为停止支付。这两种立法例各有利弊，列举主义明确，具体，便于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认定，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其弊端也很明显，缺乏弹性，现实经济情况千变万化，再详尽的列举也不能穷尽灵活多变的经济形式，涵盖面窄，容易滞后。与之相反，概括主义涵盖面较为广泛，赋予法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当事人较大的判断空间，但是正因为它概括，抽象，不易为当事人和法官所掌握和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容易造成司法不公正现象。

我国破产立法在破产原因方面采取概括主义立法例。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2007年6月1日实施的新的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同时，该法第7条规定，债务人有本法第2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个人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将“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作为破产原因不妥当，因为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经营管理不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可能会因为不可抗力，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仅仅规定由经营管理不善引起的无力清偿，势必会增加债权人举证的困难，因为经营管理是企业内部的事情的，作为据外人的债权人不可能很清楚，也很难举证，同时，如果债权人申请破产，但是债务人无力偿债不是由于经营不善原因引起的，那么可能因为不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法院不予受理，这样就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目前，根据国外的破产立法，破产原因的规定一般有三种，一是支付不能，二是资不抵债，三是停止支付。

支付不能是指债务人因缺乏清偿能力，对于已届清偿期而受请求偿还的债务无法偿还的客观现状，也称为不能清偿或无力清偿。支付不能的构成要件是：1.丧失清偿能力。清偿能力是有财产，信用，技能等因素综合而成的，即债务人穷尽所有的手段仍然不能清偿债务，才构成支付不能，如果其财产不足以偿债，但是其还有信用，劳务可以用来偿债，就不构成支付不能，所以此种破产原因不适合自然人破产，因为自然人可以用其良好的信用，技能，劳务来偿债。2.不能清偿的必须是到期的无争议的债务，并经债权人提出清偿要求。如果债务不到期，或者说虽然已经到期但是债权人并没有提出清偿请求，即使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也不构成支付不能。同时双方要对债务是否存在，其数额，是否超过实效等方面没有争议。3.支付不能不限于金钱债务，也包括能用金钱替代的非金钱债务。因为非金钱债务比如劳务可以转化为金钱赔偿，所以说无论金钱债务还是非金钱债务，债务人支付不能时，都可以构成破产原因。4.必须是对债务持续性的全部性的不能清偿，不是一时或者暂时的支付不能，是全部不能清偿，不是对某一特定债务或者少数债务不能清偿。

资不抵债是指债务人的负债超过其实际资产，即“消极财产”的估价总额超过了积极财产的估价总额的客观状况。一般来讲，单纯的债务超过不能构成债务人破产的原因，因为，即使债务人债务超过，但是如果他有预期收入，或者有一定的信用可以融资，完全可以及时清偿到期债务，就不能启动破产程序。

停止支付是指债务人以其行为向债权人作出不再清偿到期的全部债务的意思表示。停止支付的构成要件包括：（1）债务人只需要以主观意思作出停止支付的外部行为即可，不论其财产的真是状况，即使债务人实际上有足够的财产支付债务，只要债务人有不予支付的意思表示，即为停止支付。（2）必须是到期的并且经债权人请求的金钱债务表示停止支付。对非金钱债务的不履行，续待转化为金钱债务要求时，才属于停止支付。（3）须是对债务持续性的全部性的不能清偿。这一点同上面的资不抵债，不再赘述。（4）须是表示不再支付的主观行为，不管这种表示是明示还是默示形式，如果债务人关闭店铺，隐匿不出等默示行为也是典型的停止支付。其实债务人停止支付不一定是丧失了偿债能力，可能是怠于履行债务或者说是故意不履行债务，法律这样规定极大的减轻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是有积极意义的，债务人也可以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债权人的认定，比如债务人可以证明其有足够的财产偿债，或者其不履行债务是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理由，来推翻债权人的推定。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在构建我国自然人破产原因时，采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做法，在债务人出现“资不抵债”或者“停止支付”时，可以推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当然债务人可以举反正加以推翻。根据破产法草案第4条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清理债务。债务人停止支付债务的，推定为不能清偿。这个规定就很全面、合理、可操作，法人和自然人破产同样适用。

参考文献：

[1]汤维健.企业破产法新旧专题比较与案例应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03.

篇9

关键词 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实证选举权 权利的限制于剥夺

选举权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之所以强调耳熟能详的选举权是因为“选举，是民主的源头，选举权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石，堪称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选举是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活动，常被看做政治过程的核心，也被完全看做是实践中的民主，是人民控制其政府、选择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剔除不称职者的主要手段。

“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温总理所说的人民的尊严当然不仅仅是指吃饱肚子的尊严，也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尊严，这也是切实保障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选举权的意义所在。正确把握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或者说我们对待选举权的态度，这是进一步保障选举权能够实现的逻辑起点。宪法学界对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有过充分的研究，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我们不否认这些研究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应然的、纯理论的角度上进行讨论。选举权之所以特别于其他权利是因为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但是选举权的特殊性并不能否认其作为众多权利之一所具有的普遍性。在现代宪政国家，只有经过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权利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选举权亦如此。因此，我们认为选举权具有双重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选举权是公民当然的权利，不可限制于剥夺；而从实证分析的视角看，选举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法治建设和制度保障的基础上，被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政治权利之一。

一、选举权的法律性质综述

关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宪法学界存在不同的学说和观点。这些学说和观点包括：早期权利说、公务说、二元论和政治权利说。

（一）早期权利说

早期权利说，又称为固有权利说或个人权利说。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早期权利说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社会契约思想和人民主权理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是公民当然享有的，与生俱来而且不可转让的权利，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为表达他们的公共意志，都有权参与主权的行使；参加选举就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因此人民应当享有选举权。这种学说的历史的功绩在于启发和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证成了国家起源和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二）公务说

公务说又称义务说或社会职务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授予公民选举的资格,要求选民以国家的名义必须行使选举权。选举权是国家依据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公民的义务，公民必须依法履行选举职责,否则应承担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该学说起源于法国的国家法人说，但在德国得到了完善。p·拉班特认为，“选举权的形式必须有赖于公民组成‘选举人团体’，而该团体实际上也属于一种非常设的国家机关，专门履行选举产生另一种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这种国家机关的公务。”g·耶里涅克以国家法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将“公务说”发展为“权限说”。其主张“人们在选举中作为‘公民’而成为国家机关，故尔不可能拥有‘权利’，而只可能拥有作为国家机关的‘权限’ 而已。质言之，选举权并非‘选举的权利’，而是‘选举的权限’罢了。”义务说的形成主要受到了社会连带主义理论的影响。公务说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形成的，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是公务说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意志自由，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嫌疑进而影响选举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二元说。

二元说又称权利义务说或者权利兼职务说。二元说作为一种精致的理论，乃发端于日本，美浓部达吉和清宫四郎教授是此说的代表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具有权利和义务两种性质。第一，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该权利不是固有的，而是赋予的。但是选举权不同一般的权利，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定的公权利，公民行使选举权也应当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第二，选举权也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或义务。由于选举是以公益为目的，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是一种权利性的社会公务。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是一种社会责任。选举权不仅关系到权利享有者的个人利益，而且涉及到公共利益。因此，行使选举权是履行社会公益的职务，公民不宜任意放弃。根据二元说,既然选举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对选举权的侵犯或疏漏都应获得法律救济；既然选举权权蕴含着社会职务(义务)性质，则不得转让、委托或放弃选举权。国家必要时可采用强制投票制，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该学说把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结合起来，肯定了二者的积极因素，避免了二者割裂现实中权利的义务的内在联系的弊端，具有合理性。但是，二元说并不是从权利和义务各自的特点出发，是侧重于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理论的外在特征的结合，是一种折衷学说。

（四）政治权利说

政治权利说是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首先，选举权是国家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的某种行为，它作为政治权利，具有现实基础。一般来说，选举权具有以下两种要素。一是外在要素。国家法律规定是选举权存在的合法根据，是选举权运行的首要条件，即在现实生活中，哪些人有选举权，哪些人没有选举权，哪些人的选举权被停止等都由法律统一规定。二是内在因素。宪法规定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尺度，它还不是现实的形态，没有公民的主观努力，宪法规定本身是不能实现的。选举权如此，法律规定的选举权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主体的能力。其次，选举权是一种政治权利，并不是一般权利，而且政治权利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选举权作为政治权利，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选举权产生的过程看，选举权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相对性是权力的基本特征；第二，从选举权的目的看，合理地组织权力和有效地控制权力是选举权的基本功能；第三，从选举权产生的社会效果看，选举权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第四，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强调选举权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提高选民的法律地位，摆正“主仆关系”。

二、实证视角下的选举权

我们不否认前述有论证选举权法律性质观点的合理性，但是前述观点不能有效回应选举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的状况。早期权利说和政治权利说从应然的角度描述了选举权，而忽略了选举权的实然状态；公务说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而提出，但是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自由意志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可能性进而不利于选举的顺利运行；二元说试图克服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的不足，但是仅仅从前者的外部特征入手，而且该学说无法解释选举中选民弃权和委托他人投票的法律性质。我们所主张或享有权利有三种形态，即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人们所主张的应然权利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为法定权利才具有实然权利的可能性，而法定权利要变成实然权利需要一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和制度保障。选举权作为人们重要的政治权利也不例外。对于选举权的应然性，古典自然法学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运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等理论论证了选举权的应然性。对此，我们不在这里赘言。

我们主要从选举权的发展历史、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夺和选举权的资格条件等实证角度探分析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一）选举权的历史发展

综观世界历史，我们知道选举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通过流血革命而争取来的。选举权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其诞生于在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下院议员实行自由选举；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以及美国1787年颁布独立后的宪法也开始了自由选举。从有选举至今,选举权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这包括从限制性向普选制发展,也包括从选举权的不平等向平等发展。

从限制到普选是选举权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所谓普选是指,凡是具有公民权者就有选举权，国家对公民选举权的取得不再另行规定资格限制，不以财产、学识、性别等条件限制选民的资格。限制性选举是指，公民要享有选举权除具有公民资格外，还须具备规定的财产条件、教育条件或性别条件等。财产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才有选举权，不具有规定财产的公民则无选举权，而财产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或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等。历史上主要西方国家都有过相关的规定。教育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受过一定教育才有选举权，例如，美国有些州的选举法曾规定公民取得选民资格须经过“文化测验”的条款。性别条件即以男性为取得选举权的条件,女性则没有选举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妇女几乎不享有选举权。

经济向前推进与民权运动的影响导致限制性条件的逐步突破、降低和取消进而推进选举权在各个方面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第一，数量扩展，一些国家最初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比例较小,直到20世纪才算得上普及，如英国；第二，阶级扩展，选举权从上层阶级向普通民众扩展；第三，性别扩展，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基本都享有选举权；第四，种族扩展，例如，美国早期各州的选举权实际上限于白色人种，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被排斥在外；第五，年龄扩展。

从不平等到平等是选举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平等选举权原则指的是每个选民所投选票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所谓不平等是指每个选民所拥有的投票数不相等，或投票数虽相等但其效力不相等。选举权的不平等也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着：其一，投票数不平等。例如，在英国选举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种复数投票制度，即该制度规定，那些拥有固定资产的选举人可以在其住地选区投票外，还可以在其产业所在地或其营业所选区再次投票；其二，投票效力不平等。英国复票制的存在使有产者享有更多的政治特权,造成了选民之间的不平等。大体上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都建立了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

当今世界选举权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妨碍普选权的一些关键问题都得到解决，如阶级、种族、性别问题，即使在中东的君主制国家，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女性参政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在21世纪之初，这种情况也出现了松动，包括沙特、科威特等都在尝试给予妇女选举权。但是我们不否认在当代选举权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二）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得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人的权利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予以限制与剥夺。在现代宪政的国家里，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应当确认和保障权利不可剥夺、不可转让和不可放弃的法律性质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我们既然承认权利是受到法律确认与保障的，就应当承认权利在本质上具有社会的属性，即一个公民在法律范围行使权利从事社会活动，必然影响到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合法权益。这不仅表现在权利与义务本身的相对性，而且反映在权利和义务主体的相对性。从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出发，不能不对权利的行使作出必要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其具有被限制与剥夺的可能性。约翰·密尔亦从理论上论证了限制选举权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应当有选举权，但是扩大选举权和实行普选制必须受教育程度和财产条件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知识条件的限制；不纳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领取救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已经破产、又无偿付能力的人应当取消其选举权。总之，选举权是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所以国家基于国家政治有效运行和国家管理富有效率的考虑，依据宪法性法律可以限制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

首先，选举权的限制。对选举权的限制，主要指为了维护选举制度的有序性，依法对特殊法律主体选举权的享有及行使予以约束或限定。从法理上讲,权利的法律限制表现在两个层次，内在的制约和外在的制约。内在制约是选举权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内在法律界限。选民享有和行使选举权时,可能与其他人的选举权或其他权利发生冲突，为防止权利的滥用，法律对选举权自身具备不侵犯或损害其他权利的规定性。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权利内在制约原理在宪法上的表现。选举权的外在的制约是指根据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对选举权的行使作出必要限制。 

其次，选举权的剥夺。我国宪法规定，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精神，剥夺政治权利的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原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公民都实际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例如，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换句话说，全部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部分公民因法律原因或者其自身精神状况而丧失了这部分权利。

（三）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人们因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组成民主国家生活在一起，人们所享有的权利绝大多数是在民族国家内行使和实现的。所以，民族国家的产生导致了人们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带有普遍的地域色彩，而选举权作为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其地域色彩更加浓厚。选举权是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因为享有被选举权而可能成为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而国家的治理是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和政治经验的。这导致各国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作出比较严格的规定。而选举权仅仅是公民个人政治意愿的表达，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因而其资格条件比较宽松。所以被选举权的资格往往要比享有选举权的资格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这里我们仅仅以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来说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从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及政治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定的限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籍资格。西方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候选人必须是本国公民，并在本国居住一定期限。第二，年龄资格。世界多数国家享有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高于选举权的年龄资格。多数国家规定参议院议员的被选举年龄资格下限为30岁到40岁。第三，职业资格。世界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限制，规定不能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主要是法官、文官、军人、警察、宗教人士等。第四，财产资格。有些国家规定，公民若成为议员的候选人，必须交纳一定数目的金钱作保证，如果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足法定的比例，保证金就被国家没收。不过,一些国家后来逐渐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的规定。第五，居住资格。大多数国家对公民的被选举权规定了居住资格条件。有的国家规定在本选区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才享有被选举权。

虽然我们宪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致的规定，即除依法剥得政治权利者外，凡具有我国国籍的年满18周岁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基于政治实践的考量对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规定了不同的资格条件。我们之所以要规定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行使权利具备一定行为能力的普遍性；二是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的特殊性。在我国，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意愿的表达，而被选举权不仅需要享有权利的主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要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一定权力因而具备必要的能力。这往往要求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严格于选举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会普遍高涨。而选举权（这里仅指狭义上的选举权）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权利，其资格条件必然会更加的合理和完善。

三、结束语

篇10

关键词 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实证选举权 权利的限制于剥夺

选举权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之所以强调耳熟能详的选举权是因为“选举，是民主的源头，选举权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石，堪称一切民利的‘母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选举是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活动，常被看做政治过程的核心，也被完全看做是实践中的民主，是人民控制其政府、选择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剔除不称职者的主要手段。

“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温总理所说的人民的尊严当然不仅仅是指吃饱肚子的尊严，也是政治自由和民利的尊严，这也是切实保障一切民利的“母权”——选举权的意义所在。正确把握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或者说我们对待选举权的态度，这是进一步保障选举权能够实现的逻辑起点。宪法学界对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有过充分的研究，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我们不否认这些研究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应然的、纯理论的角度上进行讨论。选举权之所以特别于其他权利是因为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但是选举权的特殊性并不能否认其作为众多权利之一所具有的普遍性。在现代国家，只有经过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权利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选举权亦如此。因此，我们认为选举权具有双重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选举权是公民当然的权利，不可限制于剥夺；而从实证分析的视角看，选举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法治建设和制度保障的基础上，被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政治权利之一。

一、选举权的法律性质综述

关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宪法学界存在不同的学说和观点。这些学说和观点包括：早期权利说、公务说、二元论和政治权利说。

（一）早期权利说

早期权利说，又称为固有权利说或个人权利说。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早期权利说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社会契约思想和人民理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是公民当然享有的，与生俱来而且不可转让的权利，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国家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为表达他们的公共意志，都有权参与的行使；参加选举就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因此人民应当享有选举权。这种学说的历史的功绩在于启发和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证成了国家起源和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二）公务说

公务说又称义务说或社会职务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授予公民选举的资格,要求选民以国家的名义必须行使选举权。选举权是国家依据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公民的义务，公民必须依法履行选举职责,否则应承担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该学说起源于法国的国家法人说，但在德国得到了完善。p·拉班特认为，“选举权的形式必须有赖于公民组成‘选举人团体’，而该团体实际上也属于一种非常设的国家机关，专门履行选举产生另一种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这种国家机关的公务。”g·耶里涅克以国家法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将“公务说”发展为“权限说”。其主张“人们在选举中作为‘公民’而成为国家机关，故尔不可能拥有‘权利’，而只可能拥有作为国家机关的‘权限’ 而已。质言之，选举权并非‘选举的权利’，而是‘选举的权限’罢了。”义务说的形成主要受到了社会连带主义理论的影响。公务说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形成的，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是公务说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意志自由，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嫌疑进而影响选举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二元说。

二元说又称权利义务说或者权利兼职务说。二元说作为一种精致的理论，乃发端于日本，美浓部达吉和清宫四郎教授是此说的代表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具有权利和义务两种性质。第一，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该权利不是固有的，而是赋予的。但是选举权不同一般的权利，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定的公权利，公民行使选举权也应当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第二，选举权也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或义务。由于选举是以公益为目的，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是一种权利性的社会公务。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是一种社会责任。选举权不仅关系到权利享有者的个人利益，而且涉及到公共利益。因此，行使选举权是履行社会公益的职务，公民不宜任意放弃。根据二元说,既然选举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对选举权的侵犯或疏漏都应获得法律救济；既然选举权权蕴含着社会职务(义务)性质，则不得转让、委托或放弃选举权。国家必要时可采用强制投票制，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该学说把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结合起来，肯定了二者的积极因素，避免了二者割裂现实中权利的义务的内在联系的弊端，具有合理性。但是，二元说并不是从权利和义务各自的特点出发，是侧重于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理论的外在特征的结合，是一种折衷学说。

（四）政治权利说

政治权利说是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首先，选举权是国家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的某种行为，它作为政治权利，具有现实基础。一般来说，选举权具有以下两种要素。一是外在要素。国家法律规定是选举权存在的合法根据，是选举权运行的首要条件，即在现实生活中，哪些人有选举权，哪些人没有选举权，哪些人的选举权被停止等都由法律统一规定。二是内在因素。宪法规定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尺度，它还不是现实的形态，没有公民的主观努力，宪法规定本身是不能实现的。选举权如此，法律规定的选举权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主体的能力。其次，选举权是一种政治权利，并不是一般权利，而且政治权利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选举权作为政治权利，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选举权产生的过程看，选举权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相对性是权力的基本特征；第二，从选举权的目的看，合理地组织权力和有效地控制权力是选举权的基本功能；第三，从选举权产生的社会效果看，选举权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第四，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强调选举权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提高选民的法律地位，摆正“主仆关系”。

二、实证视角下的选举权

我们不否认前述有论证选举权法律性质观点的合理性，但是前述观点不能有效回应选举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的状况。早期权利说和政治权利说从应然的角度描述了选举权，而忽略了选举权的实然状态；公务说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而提出，但是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自由意志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可能性进而不利于选举的顺利运行；二元说试图克服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的不足，但是仅仅从前者的外部特征入手，而且该学说无法解释选举中选民弃权和委托他人投票的法律性质。我们所主张或享有权利有三种形态，即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人们所主张的应然权利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为法定权利才具有实然权利的可能性，而法定权利要变成实然权利需要一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和制度保障。选举权作为人们重要的政治权利也不例外。对于选举权的应然性，古典自然法学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运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人民说等理论论证了选举权的应然性。对此，我们不在这里赘言。

我们主要从选举权的发展历史、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夺和选举权的资格条件等实证角度探分析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一）选举权的历史发展

综观世界历史，我们知道选举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通过流血革命而争取来的。选举权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其诞生于在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下院议员实行自由选举；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以及美国1787年颁布独立后的宪法也开始了自由选举。从有选举至今,选举权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这包括从限制性向普选制发展,也包括从选举权的不平等向平等发展。

从限制到普选是选举权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所谓普选是指,凡是具有公民权者就有选举权，国家对公民选举权的取得不再另行规定资格限制，不以财产、学识、性别等条件限制选民的资格。限制性选举是指，公民要享有选举权除具有公民资格外，还须具备规定的财产条件、教育条件或性别条件等。财产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才有选举权，不具有规定财产的公民则无选举权，而财产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或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等。历史上主要西方国家都有过相关的规定。教育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受过一定教育才有选举权，例如，美国有些州的选举法曾规定公民取得选民资格须经过“文化测验”的条款。性别条件即以男性为取得选举权的条件,女性则没有选举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妇女几乎不享有选举权。

经济向前推进与民权运动的影响导致限制性条件的逐步突破、降低和取消进而推进选举权在各个方面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第一，数量扩展，一些国家最初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比例较小,直到20世纪才算得上普及，如英国；第二，阶级扩展，选举权从上层阶级向普通民众扩展；第三，性别扩展，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基本都享有选举权；第四，种族扩展，例如，美国早期各州的选举权实际上限于白色人种，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被排斥在外；第五，年龄扩展。

从不平等到平等是选举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平等选举权原则指的是每个选民所投选票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所谓不平等是指每个选民所拥有的投票数不相等，或投票数虽相等但其效力不相等。选举权的不平等也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着：其一，投票数不平等。例如，在英国选举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种复数投票制度，即该制度规定，那些拥有固定资产的选举人可以在其住地选区投票外，还可以在其产业所在地或其营业所选区再次投票；其二，投票效力不平等。英国复票制的存在使有产者享有更多的政治特权,造成了选民之间的不平等。大体上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都建立了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

当今世界选举权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妨碍普选权的一些关键问题都得到解决，如阶级、种族、性别问题，即使在中东的君主制国家，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女性参政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在21世纪之初，这种情况也出现了松动，包括沙特、科威特等都在尝试给予妇女选举权。但是我们不否认在当代选举权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二）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得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人的权利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予以限制与剥夺。在现代的国家里，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应当确认和保障权利不可剥夺、不可转让和不可放弃的法律性质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我们既然承认权利是受到法律确认与保障的，就应当承认权利在本质上具有社会的属性，即一个公民在法律范围行使权利从事社会活动，必然影响到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合法权益。这不仅表现在权利与义务本身的相对性，而且反映在权利和义务主体的相对性。从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出发，不能不对权利的行使作出必要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其具有被限制与剥夺的可能性。约翰·密尔亦从理论上论证了限制选举权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应当有选举权，但是扩大选举权和实行普选制必须受教育程度和财产条件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知识条件的限制；不纳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领取救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已经破产、又无偿付能力的人应当取消其选举权。总之，选举权是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所以国家基于国家政治有效运行和国家管理富有效率的考虑，依据宪法性法律可以限制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

首先，选举权的限制。对选举权的限制，主要指为了维护选举制度的有序性，依法对特殊法律主体选举权的享有及行使予以约束或限定。从法理上讲,权利的法律限制表现在两个层次，内在的制约和外在的制约。内在制约是选举权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内在法律界限。选民享有和行使选举权时,可能与其他人的选举权或其他权利发生冲突，为防止权利的滥用，法律对选举权自身具备不侵犯或损害其他权利的规定性。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权利内在制约原理在宪法上的表现。选举权的外在的制约是指根据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对选举权的行使作出必要限制。

其次，选举权的剥夺。我国宪法规定，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精神，剥夺政治权利的理论依据是人民原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公民都实际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例如，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换句话说，全部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部分公民因法律原因或者其自身精神状况而丧失了这部分权利。

（三）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人们因民族、生活习惯、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组成民主国家生活在一起，人们所享有的权利绝大多数是在民族国家内行使和实现的。所以，民族国家的产生导致了人们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带有普遍的地域色彩，而选举权作为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其地域色彩更加浓厚。选举权是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因为享有被选举权而可能成为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而国家的治理是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和政治经验的。这导致各国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作出比较严格的规定。而选举权仅仅是公民个人政治意愿的表达，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因而其资格条件比较宽松。所以被选举权的资格往往要比享有选举权的资格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这里我们仅仅以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来说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从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及政治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定的限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籍资格。西方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候选人必须是本国公民，并在本国居住一定期限。第二，年龄资格。世界多数国家享有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高于选举权的年龄资格。多数国家规定参议院议员的被选举年龄资格下限为30岁到40岁。第三，职业资格。世界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限制，规定不能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主要是法官、文官、军人、警察、宗教人士等。第四，财产资格。有些国家规定，公民若成为议员的候选人，必须交纳一定数目的金钱作保证，如果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足法定的比例，保证金就被国家没收。不过,一些国家后来逐渐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的规定。第五，居住资格。大多数国家对公民的被选举权规定了居住资格条件。有的国家规定在本选区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才享有被选举权。

虽然我们宪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致的规定，即除依法剥得政治权利者外，凡具有我国国籍的年满18周岁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基于政治实践的考量对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规定了不同的资格条件。我们之所以要规定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行使权利具备一定行为能力的普遍性；二是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的特殊性。在我国，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意愿的表达，而被选举权不仅需要享有权利的主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要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一定权力因而具备必要的能力。这往往要求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严格于选举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会普遍高涨。而选举权（这里仅指狭义上的选举权）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权利，其资格条件必然会更加的合理和完善。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