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研究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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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身麻醉； 硬膜外麻醉； 全膝关节置换术； 深静脉血栓

中图分类号 R5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34-0036-02

doi：10.14033/ki.cfmr.2015.34.014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患者的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其中，在骨科手术领域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被广泛应用，但是大部分患者术后会出现深静脉血栓的并发症，主要表现为静脉炎、下肢疼痛及肺栓塞等。目前，这种骨科手术导致的下肢的静脉血栓越来越备受重视[1]。相关数据显示，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将高达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不同麻醉方式的选择也会影响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的发生[2]。本文将选取笔者所在医院四年的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为研究对象，阐明全身麻醉和连续硬膜外麻醉两种方法在降低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上的有效性、安全性和适用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4月-2015年4月在笔者所在医院进行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11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经确诊为ASAⅠ～Ⅲ级，男66例，女44例，最小55岁，最大73岁，体重53～75 kg，经彩色多普勒超声等检查，肝肾功能和血尿便常规检查正常；术前血小板、凝血情况及心电图正常。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基础临床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表1。

1.2 方法

治疗组患者采用硬膜外麻醉，对照组患者采用全身麻醉。两组患者术前12 h需空腹，且近期未用药。两组患者需同时建立心率、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和平均动脉压等检测体系。治疗组需要选择患者L2～3作为穿刺点，穿刺成功后再将硬膜外导管向头侧置入管3 cm处，同时注入1%利多卡因和0.25%地卡因9～18 ml，术中用0.5%罗哌卡因维持麻醉。对照组依次静脉注射地西泮0.07～0.09 mg/kg、芬太尼13 μg/kg、维库溴铵0.12 mg/kg等进行诱导麻醉，等6 min后注射异丙酚2～5 mg/kg，再给予1.0%异氟烷同时间隔给予芬太尼辅助维持麻醉（药品均由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提供，批次20150527）。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麻醉前、麻醉后3 h和术后24 h血凝指标变化情况和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麻醉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手术时间；其中，需要记录各点采静脉血行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bg）和血小板（PLC）。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治疗后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分别进行全身麻醉和连续硬膜外麻醉后，治疗组患者的纤维蛋白原与血小板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但凝血酶时间和凝血酶原时间均长于对照组（P

2.2 两组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组患者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10.5%，显著低于对照组的4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两组手术一般情况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麻醉时间、术中出血和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4。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和人工关节技术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骨科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3-4]，本文就全身麻醉和连续硬膜外麻醉两种方式对降低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进行分析，主要有两点差异：第一全麻能降低下肢的血流量，有助于血栓的发生，而硬膜外麻醉能扩张血管，与全麻作用相反；第二全麻能使血液黏滞度升高、红细胞变形降低，则硬膜外麻醉具有相反的作用[5-6]。另一数据显示，硬膜外麻醉患者的血小板和纤维蛋白原含量均低于全麻患者，而凝血酶原时间和凝血酶时间均较全麻组患者长，表明全麻组患者的凝血情况严重，更易发生深静脉血栓。虽然药物治疗能够使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有所下降，但是严重疾病、老年患者以及部分大手术等高危人群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依然很高。因此，需要从形成深静脉血栓的原因着手，找到合理而安全有效的方法来值得临床推广。

目前，对于血栓形成的初期，炎性细胞、血小板、静脉内皮细胞等之间的调控及相互作用，造成纤容及抗纤、凝血及抗凝系统失衡，从而使得机体微环境向有利于血栓形成的发展机制并未完全明确，尚无比较可靠的深静脉血栓早期诊断及预测标志物。与深静脉血栓形成有关的因素有很多，常见的有年龄、肥胖、深静脉血栓病史、肺疾病、骨折史、水肿、感染等因素[7]。

在不考虑客观因素的情况下，连续硬膜外麻醉用于骨科围术期具有连续镇痛效果好、术中出血量少、肌肉松弛好等优点。虽然全身麻醉对全膝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有推动作用，但是在实际临床上术前常伴有支气管炎、高血压、心肺功能弱等的患者机体代偿和耐受性差[8]。

综上所述，随着连续硬膜外麻醉和人工关节技术的日臻成熟及对骨科中常见的全膝关节置换术认识的深入，硬膜外麻醉大大降低了患者深静脉血栓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临床疗效，且具有在骨关节外科领域中巨大潜力。

参考文献

[1]张苗芳.不同麻醉方法对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的影响对比[J].中华高血压杂志，2015，23（1）：16-17.

[2]李云龙，王华，叶慧仪，等.不同麻醉方法对下肢骨关节手术患者围术期凝血功能的影响[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3，7（8）：9-10.

[3]刘达，张译，张波，等.不同麻醉方式对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血液流变学及 DVT 的影响作用[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4，24（31）：79-82.

[4]陆文博，杨世忠，邵学泉.全身麻醉与连续硬膜外麻醉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围术期血液保护及深静脉血栓发生率的影响[J].中国医药报，2013，10（35）：109-111.

[5]陈虎，曹力.麻醉方式与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及预防[J].实用骨科杂志，2011，17（4）：336-339.

[6]姚杰，孟尽海，王文娟，等.不同麻醉方法对骨科手术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3，35（1）：29-31.

[7]何汉良.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J].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14，20（6）：59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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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脑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认识人脑是21世纪科学界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欧盟人脑项目组在预研报告中认为，如果勇于应对该挑战，就能从根本上了解人脑的本质，开发脑部疾病的新疗法，并发展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型信息通讯技术。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超过500种脑部疾病，包括从偏头痛到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症。据一项权威研究估计，2010年，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直接受到至少一种脑部疾病的影响，这对欧洲经济产生的成本接近8000亿欧元。

目前，脑研究的主要障碍是脑研究及其数据的零散性。现代神经科学研究虽然成就斐然，却缺乏系统性，其产生的数据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层次上描述了不同物种的不同脑部区域中的脑组织。现今迫切需要整合这些数据，形成一个统一的多层次系统。

二十年来，信息通讯技术与生物学的融合程度已经足以使这一理想变为现实。新的测序和成像技术以及显微镜技术的应用使我们对脑的观测能力发生了革命性飞跃。云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使我们可以集成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团队和临床医疗机构所产出的数据。神经信息学则提供了新的方法，以分析这些数据，创建和共享细致的脑图谱，确定知识空白区，并预测目前仍缺少实验数据的参数值。超级计算机使我们有可能从生物学角度以前所未有的详细水平建立脑模型，并进行模拟。这些技术能够极大地加速人脑研究进程，并为防治脑部疾病的新疗法，以及可能带来产业、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新型计算技术开辟新的道路。

二、欧盟人脑项目的四大研究目标

欧盟人脑项目组在预研报告中提出，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脑科学研究必须成为欧洲的一个战略研究领域，该项目将为这种新型脑研究模式奠定技术基础，推动不同学科间数据和知识的融合，促进各群体为实现对脑部的新认识，开发脑部疾病新疗法，并发展模拟人脑的新型计算技术而共同努力。欧盟人脑项目提出了四大目标，即数据、理论研究、信息通讯技术平台和应用。

1.数据

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已产生了海量实验数据，正在进行的一些大型研究计划将使新的发现不断涌现，但要构建多层次的人脑图谱并统一人脑模型，仍缺乏大量知识。因而，欧盟人脑项目的首要目标是产生和解释那些从战略角度经过选择的、从其他来源不太可能获得的数据。欧盟人脑项目在预研阶段已经确定了三大着眼点：一是多层次的鼠脑结构，为人脑图谱和模型的开发提供重要信息，因为许多的鼠脑研究成果适用于所有哺乳动物。二是多层次的人脑结构，以产生从战略角度经过筛选的人脑数据，并与鼠脑数据进行对比，找出差异。三是脑功能和神经元结构。

2.理论研究

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就不可能解决神经科学数据和研究过于零散的难题。因此，欧盟人脑项目提出，应包括一项针对理论研究的协同计划，重点关注脑组织的不同层次关系中所蕴含的数学原理，以及人脑获取、再现和存储信息的方式。

3.信息通讯技术平台

欧盟人脑项目的第三个目标是创建一个信息通讯技术平台集成系统，使之能够开启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新型脑研究。欧盟人脑项目组提出，应建设六个平台：

（1）神经信息学平台。为神经科学家提供技术能力，使其能够更容易地分析脑的结构和功能数据，构建多层次的脑图谱。这将为研究人员提供新的途径，以填补目前阻碍对人脑实现整体认识的数据和知识空白。

（2）脑模拟平台。大型脑模拟平台在整个人脑项目中将发挥核心作用，它为研究人员提供建模工具和模拟器，使研究人员能够整合鼠脑和人脑多尺度模型中的大量异质数据，并模拟鼠脑和人脑的活动。

（3）高性能计算平台。为欧盟人脑项目和研究团体提供大脑建模和模拟所需的计算能力，平台需包括最新、最强的超级计算技术（达到百亿亿次级的运算水平）和全新的交互式计算和可视化功能。

（4）医学信息平台。该平台在有效保护病人资料的同时，汇集医疗档案和专有数据库中的临床数据，使研究人员能够识别特定疾病过程的生物标记。研究人员一旦掌握检测疾病和对疾病分类的生物学方法，就能够了解病因并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法。

（5）神经形态计算平台。为研究人员和应用开发人员提供硬件和设计工具，使他们能够以人脑结构和原型应用为蓝本，开发全新的紧凑型、低能耗装置和接近人脑智能的系统。

（6）神经机器人平台。为研究人员提供工具，使其能够在模拟环境中将复杂的人脑模型与机器人相连接，并将机器人可以学会的行为与人体和动物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4.应用

欧盟人脑项目的第四个主要目标是展示其建立的平台对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价值，引发项目之外的研究群体掀起研究热潮。其应用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综合性的认知原则。研究人员在系统地剖析控制具体行为的神经回路，模拟各级脑组织中的基因缺陷、病变和细胞消亡，并建立药效模型的项目中，应使用脑模拟平台和神经机器人平台。其最终目标是建立模型，模拟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而独有的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这样的模型将代表人类认识所取得的根本性进步，并将可以直接应用于医学和其他技术。

（2）认知、诊断和治疗脑部疾病。研究将发掘医学信息学平台、神经信息学平台和脑模拟平台的潜力，以发现与特定疾病过程对应的生物标记，从而认识和模拟疾病过程，预防和治疗疾病。新的诊断工具将可能在疾病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之前做出更早诊断，并根据具体病人的需要开发新药，测试新疗法，即“个性化医疗”。这项研究还能降低代价高昂的后期试验失败率，减少新药开发成本。目前每种新药的开发成本约为10亿欧元。

（3）未来计算技术。人脑项目搭建的高性能计算平台将使研究人员能够开发出将神经形态装置与常规超级计算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技术。借助神经计算技术平台和神经机器人平台，研究人员将能建立拥有巨大潜在市场的应用原型，其中将包括用于家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机器人，以及用于汽车、家用电器、制造业、图像和视频加工以及通讯技术领域的数据挖掘和控制器这类“无形的”但同样重要的技术。

三、欧盟人脑项目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

欧盟人脑项目认为，它将极大地加快进程，实现对脑结构和脑功能的多层次认识，提高脑部疾病的认识、诊断和治疗水平，发展脑科学启示下的新型信息通讯技术，将对欧洲科学、产业、经济和社会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

第一，人脑项目的数据和信息通讯技术平台将有助于解决神经科学研究零散的难题，为形成对脑结构和脑功能之间关系的全新认识开辟道路。该项目希望使研究人员有能力应对现代神经科学面临的一些最重大的挑战，包括学习和记忆力、神经编码的本质、甚至是知觉和意识的神经元作用机制等。

第二，将对医学产生重大影响，加快研制更好的诊断工具，确定更好的治疗方案。由于脑部疾病造成巨额费用，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进，如更早期诊断、延缓神经退化性疾病中认知能力下降的疗法等，也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脑部疾病新药具有庞大的潜在市场规模。新药研发成本的降低和成功率的提高将为制药业带来重大好处。

第三，将脑研究与信息通讯技术相结合，将有助于确定计算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超级计算技术领域，欧盟人脑项目希望，由其开发的新型交互技术、可视化技术、多尺度模拟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将推动为产业界和消费者提供新的服务，并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使超级计算机能够为更广泛的学术和产业部门服务。

第四，将为紧凑型、低能耗系统的开发开辟道路。这种系统基于神经形态计算和神经机器人的研究，从长远来看，具有实现模仿人脑智能的潜能。欧盟人脑项目认为，这些技术的潜在应用范围和战略意义与过去五十年间驱动欧洲发展的传统计算技术不相上下，而该项目将引领这些技术的发展，并为确保欧洲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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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认知的本质及规律，揭示人类心智奥秘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包括知觉、注意、记忆、动作、语言、推理、思考乃至意识在内的各个层次和方面的人类的认知活动。认知科学是建立在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共同关心的交界面上，即为解释、理解、表达、计算人类乃至机器的智能的共同兴趣上，涌现出来的高度跨学科的新兴科学。

2认知科学的起源及发展

2.1认知科学的起源认知科学起源于古代，基本上以思辨式的研究为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了认知科学的基础研究，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朗盖特第一次在论文中使用“认知科学（CognitiveScience）”一词。1977年，著名的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CognitiveSci－ence》创刊。1979年，在著名的斯隆基金会的资助下，由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哲学界著名的学者SchankR、CollinsA、NormanD等人发起，联合其他学科对认知进行深入研究，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加州共同成立了美国认知科学协会，并将权威期刊《CognitiveScience》确定为认知科学学会会刊。美国认知科学协会的成立标志着认知科学的诞生［9］。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的名牌大学及科研院所纷纷成立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并创刊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认知科学学术期刊，如《CognitivePsychology》、《Cognition》、《CognitiveNeuroscience》。上述种种努力，使得认知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前沿学科［10］。

2.2认知科学的发展在认知科学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主要指导理论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按照主要指导理论将认知科学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2.2.1计算理论阶段约为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末，这一阶段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认知即计算”这一经典理论而展开的。其代表人物为丘奇（Church）、图灵、冯•诺伊曼。美国数学家丘奇最早在他的论文《初等数论中的一个不可解问题》中，提出了人类的认知和其它任何具有输入输出关系的函数一样，都是可定义可计算的；图灵在其著名的“图灵机”和“图灵测试”中，进一步表达了对认知和智力的理解，他认为认知和智力的任何一种状态都是图灵机的某一种状态，认知和智力的任何活动都是图灵机定义的可以表达的、可以一步一步地机械实现的“计算”；冯•诺伊曼在“冯•诺伊曼体系结构计算机”中，将人类的大脑思维模拟为中央处理器对一系列指令序列的处理，而将人类记忆的认知信息和学习技能模拟为存储器中存储的数据和程序，将接受信息和改造世界模拟为输入／输出，从而将认知统一在“计算机”这一认知模拟器中，其中心思想仍然是中央处理器对指令的计算。

2.2.2符号处理理论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基于“认知是对符号的计算机处理”的理论，又被称为“计算机处理经典符号阶段”，因为它和当时逐渐发展起来的计算机科学紧密相关。符号处理理论实际上是“认知即计算”理论的延伸和拓展。既然认知是计算，所以它一定是个信息处理系统，并将描述认知的基本单元定义为“符号”；而不同的认知活动都可以模拟为一个计算机程序；因此，人类的认知就是计算机程序对符号的一系列处理，包括输入符号、输出符号、存储符号、复制符号、建立符号结构及条件性转移，从而实现智能。艾伦•纽维尔和赫伯特•西蒙是这个阶段认知科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将任何可被人类感觉器官感知、智能系统分辨、认知功能实现的有意义的认知模式，如图像、声音、文字、语言、意识等，都编码为物理符号，而将人类的某个认知活动模拟为一个计算机程序。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合作开发了最早的模拟人类认知的启发式程序“逻辑理论家（LogicTheorist）”，并在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上，引起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极大轰动。他们进一步研究人类认知中求解难题的共同思维规律，开发出能够求解11种难题的著名计算机程序“通用问题求解器（GeneralProblemsSolver）”，从而将符号处理阶段的认知科学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2.2.3多理论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三种主要的指导理论引领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它们分别是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模块理论、环境作用理论。“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又称“联结主义理论”，该理论把人类的认知模拟为多个人工神经元所组成的神经网络来处理信息，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信息是交互作用的人工神经元的激活模式，信息并不存在于特定的神经元中，而是存在于神经网络的联结中或权重里，通过调整权重就可以改变网络的联结关系并进而改变网络的功能。“模块理论”由福德（Forder）首次提出，受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中的模块化思想影响，福德认为人类认知的主体—大脑，在结构及功能上实际都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高度专业化并相对独立的认知模块，这些模块的结合及相互作用实现了人类的认知功能。因此，认知科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大脑功能模块的划分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环境作用理论”认为，认知科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表达（Represention）和推理（Reason－ing）等认知方法和理论的研究中，还应该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尤其注重认知体所在的环境及现场对认知的影响。人类的认知不只是认知个体大脑的思维活动，还取决于环境，发生在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之中。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MIT的Brooks教授，他的《没有表达的智能》、《没有推理的智能》等一系列的论文，强调了认知体与环境交互作用对认知的重大影响，并以研究成果“人造昆虫”将这一理论推到了高峰［13］。

3认知科学的学科结构及研究方向

3.1认知科学的学科结构当前，国际上公认的认知科学的学科结构如图2所示，它是基于美国科学家PylyshynZ提出的六角形认知科学学科结构图，分布在六角形六个顶点的是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六大核心支撑学科，体现了认知科学是上述六大核心支撑学科共同关注的交界面［14］。这六大核心支撑学科之间互相交叉，又产生出11个新兴交叉学科，分别是控制论、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过程仿真、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语言学、认知人类学、脑进化。

3.2认知科学的研究方向当前，认知科学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认知模型、大脑存储模型及认知计算的研究上。4．2．1认知模型认知模型是指模拟人类认知，从而人工构建出的认知对象、认知架构、认知模拟的统一体。考虑到认知科学研究的巨大复杂性，研究认知科学往往摒弃认知的许多表象，而将认知的实质简化在一个认知模型（CognitiveModel）中，并通过对认知模型的研究来发现认知的本质及其规律。

3.2.2大脑存储模型大脑存储模型是指仿生人类大脑的存储机制而构造出的人工存储模型。人类的大脑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复杂、最合理、最高效的存储系统。模拟大脑的存储机制构建一个大脑存储模型，以这个大脑存储模型为研究对象进行大脑存储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解决以真正大脑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面临的诸多生理和伦理困难，而且可以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大脑存储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人造存储系统的实践中。因此，大脑存储模型的研究有着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

3.2.3认知计算认知计算（CognitiveComputation）是指仿生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对所有认知数据连续进行处理时所采用的全部算法。借助于认知计算，我们不但可以将外部世界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量化、融合、转达，而且还可以把人类的认知机制建模在一个适合认知科学研究的认知模型中，开展认知实验，记录认知数据，计算认知性能指标，发现认知的本质和规律，并最终构建一个具有人类认知功能的“认知机”。

4认知模型的相关研究

4.1符号主义认知模型符号主义认知模型是最传统的认知模型，它的认知对象是符号。符号主义认知模型主要思想是把认知当成对理性符号的处理，借助于不同的产生式规则，对符号进行替换运算。产生式规则被描述成“条件———动作”形式，它模仿了人类在推理和解决问题对应不同条件执行的相应动作。符号主义认知模型的主要代表是NewellA提出的状态算子和结果模型SOAR（StateOperatorAndResult）、AndersonJK提出的思维适应性控制模型ACT（AdaptiveControlofThought）。SOAR是围绕着算子的选择和应用功能来组织产生式规则，其高层结构由控制策略、成果记忆区和工作记忆区组成。基于上述思想的SOAR实现了短时记忆的功能，并且很好地使概念、事实、规则有机结合在一起。ACT模拟人类高级认知过程的产生式规则，产生式规则系统由三个记忆部分组成：工作记忆、陈述性记忆和产生式记忆。产生式规则既可以由工作记忆根据现场情况临时产生，也可以是陈述性记忆存储的以往的产生式规则，还可以是产生式记忆中推理出的新的产生式规则。ACT实现了长期记忆的功能，较好地体现了认知过程中“从做中学”的思想。

4.2联结主义认知模型联结主义认知模型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节点交互网络，各节点与其他每个节点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影响，它的认知对象是在这个网络中传递的信息。联结主义认知模型模拟了人类的思维过程，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的能力。联结主义的典型代表是McClelland等人创立的平行分配过程模型PDP（ParallelDistributedProcessing），又称人工神经网络。PDP模拟了人类的神经网络，其特色在于信息的分布式存储和并行协同处理。虽然单个节点的结构极其简单，功能有限，但大量节点构成的网络系统所能实现的功能却很强大。

4.3脑逻辑认知模型脑逻辑认知模型是模拟大脑的认知机制而非生理解剖结构建立起来的认知模型，该模型包括思维引擎、记忆体和感知及动作缓存机制，力图研究记忆的意识对认知行为的影响。该方面的研究尤其以Calgary大学的WangYing－xu教授最为有名，WangYing－xu教授及其团队自2003年至2011年，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详细阐述了脑逻辑认知模型对人类认知的模拟、脑逻辑认知模型中如何实现认知中数据、信息、知识和行为间的关联。脑逻辑认知模型为计算机模拟自然智能行为和认知方法建立了基础［21］。国内学者提出的基于粒计算的认知模型和机制主义模型同样属于脑逻辑认知模型。

4.4认知模型的最新研究———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一元事件认知模型如图3所示。

4.4.1一元事件认知模型的基本概念（1）认知元。认知的基本单位是认知元，以小写字母x、y、z等表示。及所在行的清晰度等属性值。（4）任务。任务记作j＝｛r｝k，是一个不完整的一元事件描述。（5）方法。方法是任务中缺省的必元或结元，是完成任务后输出的结果。

4.4.2一元事件认知模型的特征（1）本能。本能是一元事件认知模型各功能机构本身固有的操作序列，在满足一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时被触发执行。（2）hlt。hlt是一元事件认知模型的各功能机构的一种暂停状态，此时，它暂停一切操作，等待该功能机构某种本能被触发。（3）box。一元事件认知模型内部的各功能机构内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box，作为存放数据的中间存储单元。

4.4.3认知流程将按时间先后串行作用于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上的一元事件、认识、任务定义为一个认知流程，如图4所示即是一个认知流程例子。5．4．4认知性能指标（1）成功率：认知模型到某一时刻止，完成的任务占提交的任务总数的比例，记作η。（2）潜能：认知模型到某一时刻止，能够完成的所有任务的总数，记作pl。（3）水平：某一时刻，记忆体的水平即为认知模型的水平，记作l。（4）认知量：认知模型在某一时刻，已经存储在记忆体中的认识总量，记作q。（5）认知率：认知模型在某一时刻之前，认知量和感悟及接受的认识总量之比，记作a。5．4．5一元事件认知模型的研究结论文献［22］认为，理想的认知模型随着认知流程的延续，各个认识的属性值呈动态变化，完成任务能够改变记忆体中存储的认识，而认知指标的变化则与记忆体容量的变化线性相关。图5a和图5b分别是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中对应图4的认知流程实验，在容量c＝19时，t9和t15两个不同的时刻，记忆体存储的认识属性变化情况。其中，认识y4的范数由1变化为3，单元数由2变化为8，复杂度由3变化为17，而全部认识y1、y2、y3、y4、y5、y6所在行的清晰度由6、3、5、4、2、1改变为0、4、5、1、3、2；而完成任务的前后，即t9和t15两个不同的时刻，记忆体中存储的认识由6个减少为5个。可见，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中，随着认知流程的延续，各个认识的属性值都呈动态变化，而完成任务改变了记忆体中存储的认识。表1为在t9时刻和t15时刻，容量c变化时一元事件认知模型认知指标的对应变化。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时刻，当记忆体的容量c增大时，各项认知指标都相应增大，而当容量Figure5Cognitionstoredinmemorybankatt9andt15图5t9时刻和t15时刻记忆体中存储的认识减小时，各项认知指标又相应地减小。如认知指标潜能pl，当记忆体的容量c从10增加到19时，潜能pl从20增加到40，而当记忆体的容量c从21减小到19时，潜能pl从44减小到40。可见，认知指标的变化与记忆体容量的变化线性相关。更多的认知流程实验在一元事件认知模型上的结果和图5a、图5b及表1的结果相似，因此综合以上论述，可知一元事件认知模型是一种理想的认知模型。

5大脑存储模型的相关研究

5.1基于神经科学的大脑存储模型基于神经科学的大脑存储模型认为大脑存储认知信息的最小解剖单位是神经元细胞。大脑左右两个半球的表面是一层平均厚度约2．5mm的大脑皮层，由150亿个左右的神经元细胞构成，是认知信息存储的主要场所。大量的大脑皮层损伤病例及通过去除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或对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给予适当的物理刺激（如电流刺激）发现，大脑皮层的不同物理区域存储不同的认知信息。最新的研究发现，位于大脑前部的额叶（Fron－talLobe）区域存储与人类智能及运动有关的认知信息，位于大脑上部的顶叶（ParietalLobe）区域存储与人类的感觉、知觉及语言有关的信息，位于大脑后部的枕叶（OccipitalLobe）区域存储与人类视觉有关的信息，而位于大脑中部的颞叶（Tempo－ralLobe）区域则存储与人类听觉、嗅觉有关的信息。籍此，基于神经科学的大脑存储模型认为大脑的存储机制是将不同性质的认知信息在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分类存储。

5.2基于神经影像学的大脑存储模型基于神经影像学的大脑存储模型利用现代神经影像学技术，对人类认知活动产生的认知信息存储在大脑的物理位置进行定位，对大脑对认知信息的响应强度进行测量，对存储认知信息时脑区各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变化进行观察，从而建立对应的大脑存储模型。这些神经影像学技术包括直接测量与脑神经活动直接相关的生物电磁场变化信号的弥散张量成像DTI（DiffusionTensorImaging）、脑磁图MEG（Magnetoencephalography）、脑电图EEG（Electroencephalography）和事件相关电位（ERPs）等技术，以及间接测量脑神经活动引起的血液动力学变化信号的单光子发射计算层析成像（SPECT）、正电子发射层析成像（PET）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e）等技术。其中，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是在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行脑功能成像的新技术，可无创伤地对神经元活动进行比较准确的定位，并具有比较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及较好的可重复性，通过脑血流、葡萄糖代谢和受体的观察，依据血氧水平依赖性BOLD（BloodOxygenLevelDependent）脑功能成像方法，得到优质的fMRI图像，借助于先进的fMRI图像处理和分析技术，可以更精确地确定各脑功能区以及其内部构造和功能特点，尤其是脑的存储认知信息情况，因此成为目前最先进的大脑存储模型研究手段之一。基于上述的fMRI技术，人们发现了大脑存储认知信息的更精细结构。对短时间内需要存储和操作的信息—即工作记忆，大脑皮层会分配不同的区域存储不同类型的信息或作为操作的临时存储区。如词语工作记忆中信息是存储在左半球后顶叶皮质区（BA40），而词语工作记忆进行复述时，由左半球Broca区（BA44）、左前运动区（BA6）以及左辅助运动区（BA6）作为临时存储区；而空间工作记忆中的信息是存储在脑右半球一些脑区，包括右枕前皮质（BA19）、右前运动区（BA6）以及右脑前额叶腹侧（BA47）；视觉工作记忆信息主要存储在左半球的顶叶和颞叶下部。对长时间内需要存储和操作的信息———长时记忆，大脑皮层也有相应的存储区域。如长时记忆的情景记忆信息是存储在左额叶、颞叶内侧和顶枕区，长时记忆的语义记忆信息存储在左侧前额叶和颞叶的左侧颞中回（BA21）和双侧颞顶区（BA37）［27］。fMRI研究还表明，某个大脑皮层区域存储对应类型的信息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如另外一个大脑皮层区域被切除）它可以代偿存储另外一个大脑皮层区域应该存储的认知信息；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内颞叶体积的缩小与长时记忆中的提取成功率减少有关，而随着人类年龄的增加，内颞叶体积有逐渐减小的趋势，这也解释了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记忆力减退的原因［28］。

5.3基于心理学的大脑存储模型基于心理学的大脑存储模型把大脑当作一个黑箱，通过给被试提供不同的视觉素材、听觉素材及对应的记忆规则，研究被试在该记忆规则下对输入信息的记忆效果，从而把大脑黑箱还原成一个存储认知信息的存储模型。这些不同的视觉素材、听觉素材及对应的记忆规则构成了不同的研究人类大脑存储模型的心理学实验。其中经典的实验有Posner视觉信息编码实验、Clark和Chase句子－图画匹配实验、Sternberg短时记忆信息相加因素法实验、字母转换实验（“开窗”实验）、Peterson和Peterson遗忘进程实验、Waugh和Norman分开痕迹消退与干扰实验、四卡片证真和证伪等一系列心理学实验［29］。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心理学家在关于大脑的存储模型上得出以下的共识：即大脑的存储模型是以Baddeley三成分模型为框架的泛工作记忆模型。Baddeley三成分模型是Baddeley等人最早提出的，他们认为刺激人类认知的信息被分为三种不同的成分，分别存储到大脑中不同功能的存储区中。其中，直接刺激人类感觉器官产生的视觉、听觉等认知信息被称为工作记忆信息，它们暂时存储在大脑的工作记忆区中，如果这些信息不被人类的认知进行处理，则这些信息很快就会从工作记忆区中消失，所以，工作记忆信息又被称为短时记忆信息；当工作记忆信息被人类的认知有意识地进行了一次处理，则生成的信息称为陈述性记忆信息，被存储在陈述性记忆区。而当工作记忆信息被人类的认知有意识地进行了重复的处理，则生成的信息称为程序性记忆信息，被存储在程序性记忆区内；程序性记忆信息存储在大脑中的时间最长，因此又被称为长时记忆信息，而陈述性记忆信息存储在大脑中的时间介于工作记忆信息和程序性记忆信息之间。心理学后续的关于大脑存储模型的研究扩展了工作记忆信息、陈述性记忆信息、程序性记忆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但都基于工作记忆信息，所以统称为泛工作记忆模型。

5.4基于语言学的大脑存储模型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信息交流与存储方式，人类的语言功能受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控制，与大脑的关系极其复杂。很多语言学家从人类语言的组成单位及组织规则的角度，映射大脑对应的存储模型。Elissa等人认为，人类语言的组成单位有音节、词语、短语、句子、段落、篇章，它们都具有声学特征或语义特征，人类语言的组织规则是由小的语言组成单位分层递归地组合建构成较大的语言组成单位，正是不同的组织规则才构成了人类不同的语言。音节是最小的语言组成单位，音节的个数是有限的，人类大脑生来就具有识别和控制发出音节的神经元组织，即对音节的掌握是人类大脑的本能；由小的音节组合建构成大的词语，是后天训练学习的结果，这个训练学习的方式或程序构成了人类语言的第一层组织规则，并被牢牢地存储在大脑皮层中；依次类推，由词语构成短语，由短语构成句子，由句子构成段落，由段落构成篇章都是后天训练学习的结果，这些训练学习的方式或程序被作为人类语言不同层次的组织规则，相继存储在大脑皮层中。因此，基于语言学的大脑存储模型认为语言是不同层次的组织规则（程序）在本能音节（数据）上的运行结果（输出），大脑中存储的是语言的组织规则而非语言本身，任一层次组织规则的改变都可以改变语言本身，但处于较低层次的组织规则的改变对语言的改变影响更大。这种存储模型得到很多语言学家的支持。

6认知计算的相关研究

6.4基于脑电信号的认知计算基于脑电（EEG）信号的认知计算是设计一组认知实验，记录被试对应认知实验中不同认知活动的脑电信号，并通过对脑电信号的计算、分析，提取不同的认知活动对应的脑电信号特征。常见的认知实验有图片刺激实验、数字运算实验、规则提取实验等。被试一般经过挑选，文化程度较高且头发不太浓密的短发成年男性是首选。实验中，被试佩戴电极导数适中（如64导、128导）的电极帽，按要求完成认知实验中的任务。实验过程中生成的脑电信号被与电极帽相连的放大器放大，再经降噪、过滤、采样、A／D转换，最终生成特定格式的文件如．cnt文件，作为基于脑电信号的认知计算的原始数据存储在PC机中。认知计算继续对存储在PC机中的脑电信号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去除坏样本是计算的第一步，比如发生严重漂移的EGA信号或明显的肌电、眼电信号。接着是根据脑电信号对不同认知活动进行特征提取，共空间模式CSP（CommonSpa－tialPattern）是最新的从多导的脑电信号中提取某种认知活动脑电信号特征的有效算法。该算法将某种认知活动对应的脑电信号进行标记，作为Ⅰ类，而把其它的所有信号进行标记，作为Ⅱ类。CSP通过对两类的脑电信号进行训练，得到一个投影矩阵P，P能将两类数据投影到方差区别最大的方向，从而去除了Ⅱ类信号的干扰，突出了Ⅰ类信号的特征。设V是包含两类信号的原始脑电信号，而Z是经过投影之后得到的可供特征提取及分类的脑电信号，则Z＝PV。取A＝（P－1）T，A的每一行向量被称为一个空间模式。CSP的关键是求解投影矩阵P，设供训练的输入脑电信号是一个K×T的矩阵，其中K是脑电数据的导数，T是数据的样本点数，X1是Ⅰ类带标记的训练数据，X2是Ⅱ类带标记的训练数据，X1的协方差矩阵为。

6.2基于功能磁共振（fMRI）数据的认知计算基于fMRI数据的认知计算分为三个步骤：认知活动实验、图像采集、数据分析。认知活动实验同样需要精心设计，所不同的是，为了提高fMRI图像中BLOD信号的信噪比，同一种认知活动的实验需要重复多次，重复的时间间隔称为刺激时间模式，常用的刺激时间模式有组块设计BD（BlockDesign）和事件相关设计ED（E－vent－relatedDesign）。图像采集包括fMRI图像采集和解剖图像采集两部分。fMRI图像通过采用特定的成像序列扫描而获得，扫描与实验同步进行；由于fMRI图像的分辨率和信噪比不高，还需要扫描一幅与fM－RI图像位置完全相同的高分辨率解剖图像，从而把fMRI图像得到的脑区激活信息对应到相应的解剖位置上，解剖图像一般采用3D图像或T1解剖结构图像。数据分析包括对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及计算，以确定不同认知活动对应的解剖脑区。预处理一般包括层间时间校正、头动校正、标准化、平滑等；计算包括原始fMRI图像重建、转换成标准格式、fMRI图像层面时间校正和运动校正、fMRI图像的时间域滤波、fMRI图像的空间平滑、去除头皮外伪影、时间序列时间点数据的标准化、空间归一化或标准化、统计、激活脑区与解剖位置对应等。很多新开发的软件已经能够完成fMRI数据分析的某些功能，如美国Wisconxin医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制的ANFI、Friston等人开发的SPM、美国匹兹堡大学CCN实验室（ClinicalCog－nitiveNeurosciencelaboratory）开发的NIS、商业fMRI数据分析软件BrainVoyage等。

6.3基于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基于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将认知定义为大脑对视听觉信息的计算，它的认知数据就是被人类直接感知和理解的一组图像、语音和文本（语言）等信息。认知计算的目标是从人类的视听觉认知机理出发，研究并构建新的计算模型与计算方法，提高计算机对非结构化视听觉感知信息的理解能力和海量异构信息的处理效率，克服图像、语音和文本（语言）信息处理所面临的瓶颈困难。认知计算主要解决感知特征提取、表达与整合，感知数据的机器学习与理解，多模态信息协同计算等核心科学问题。目前，基于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已经在视听觉信息协同计算、自然语言理解以及与视听觉认知相关的人脑―计算机接口等三项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Google公司已经研制成功集成上述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自然环境感知与智能行为决策能力的无人驾驶车辆，并成功地在加州的公路上行驶了20万公里。

7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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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78-04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 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参考文献:

[1]万迪,乔志林.神经经济学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

[2]朱琪,陈乐优.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的前沿[J].经济学家,2007,(4).

[3]马庆国,王小毅.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马庆国.神经经济学:经济决策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学家,2009,(3).

[5]余荣军,周晓林.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J].科学通报,2007,(9).

[6]马庆国,舒良超,王小毅.创新营销思维――神经营销发现“购买按钮”[J].企业管理,2007,(4).

[7]Terrence Chorvat,Kevin McCabe,Vernon“Law and neuroeconomics”[J].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2005.

[8]Richard Gonzalez,Marc G.Berman.The Value of Brain Imaging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2010.

Neuroeconomics――New Continent in Economics

Liu Zheng, Chen Meimei

(Xuri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篇5

计划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专业建设，形成“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计划的重点任务之一，是要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并且推动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应用。高校在人才培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人工智能尚未成为一级学科，但国内不少一流的高校已经开始通过建立合作实验室、增强人工智能分支教学等方式发展人工智能。

为了解各高校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情况，亿欧盘点了10家在设有人工智能实验室或有人工智能分支专业的高校。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简称计算机系）成立于1958年，在2006年、2012年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以总分满分100分的成绩排名第一。2017年，在 USnews 推出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for Computer Science 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紧随 MIT之后位列世界第2名。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给出的全球计算机学科排名中为例第15名，其排名与得分逐年稳步提升。

计算机系包含了国内计算机专业最全的学科方向，设有高性能计算机与处理器、并行与分布式处理、存储系统、大数据与云计算、计算机网络、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系统性能评价、理论计算机科学、数据工程及知识工程、软件工程、计算机与VLSI设计自动化、软件理论与系统、生物计算及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智能控制及机器人、人机交互与普适计算、计算机图形学与可视化技术、CAD技术、计算机视觉、媒体信息处理等研究方向。

计算机系现设有高性能计算、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件、人机交互与媒体集成4个研究所；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计算机基础与实验教学部等科研教学机构。

计算机系还设有国家级计算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包括：计算机原理实验室、微型计算机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操作系统实验室、计算机软件实验室、计算机控制系统实验室、智能机器人实验室、计算机接口实验室、学生科技创新实验室等。此外，计算机系还与腾讯、搜狗、微软、思科等国内外著名公司建立了面向教学或研究的联合实验室。

北京大学：智能科学系

智能科学系成立于2002年7月，主要从事智能感知、机器学习、数据智能分析与智能计算、智能机器人等方向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侧重于理论、方法以及重大领域应用上。

北大智能科学系依托于视觉听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以实现高度智能化的机器感知系统为目标，在生物特征识别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智能科学系在著名的软件与人工智能专家、我国载人飞船工程软件专家组组长何新贵院士和长江特聘教授查红彬教授的带领下，重点开展机器视觉、机器听觉、智能系统与智能的生理心理基础等研究。以北大智能科学研究人员为技术核心的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是国内唯一能与国外系统抗衡的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提供公安应用全面解决方案的系统，拥有中国指纹自动识别技术产品第一市场占有率。

人工神经网络说话人识别新方法的研究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获得2000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二等奖，入选2000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于2015年3月筹建成立，是复旦大学校内的独立二级研究机构。其前身为复旦大学第一批跨学科交叉国际化研究中心——计算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研究院基于复旦大学既有的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信息学、临床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优势，以计算神经科学为桥梁，着力开展大脑机制解析、脑疾病智能诊疗、类脑智能算法、类脑智能软硬件、新药智能研发、通用智能等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

研究院率先探索打通国际与国内、科技与产业的全链条、全球化产学研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高校培养和储备高端智能人才、发现和培育前沿技术的综合优势，推动产学研源头创新与合作，致力于成为推动脑科学、人工类脑智能与产业应用融合发展的重要科技创新平台。

研究院目前在建五个核心功能平台和一个国际合作研发中心，主要包括：一是以脑高级认知功能的多信息反馈处理机制研究为核心的神经形态计算仿真平台；二是以多尺度多中心重大脑疾病数据库和算法开发为基础的智能诊治数据示范平台；三是依托高端医疗影像设备集群，为生物医学转化研究和信息产业智能化提供试验技术支撑的综合生物医学影像平台；四是以开发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和自组织学习等机器学习算法以及可穿戴设备、类脑芯片、健康服务机器人等为目标的类脑智能软、硬件开发平台；五是集孵化加速、产业联盟、投资基金为一体，为类脑智能创新项目及企业提供应用技术资源和孵化服务的类脑智能产业化平台；六是依托已有的欧洲人类脑计划、美国脑计划等国际合作的数据、学术资源，建设类脑智能国际合作节点和人才培养中心。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10月，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国立自动化研究机构。目前设有类脑智能研究中心、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脑网络组研究中心等12个科研开发部门，还有若干与国际和社会其他创新单元共建的各类联合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另有汉王科技、三博中等四十余家持股高科技公司。

近年来，自动化所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0余项。数量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连年攀升，多年位居北京市科研系统前十名绘制的“脑网络组图谱”第一次建立了宏观尺度上的活体全脑连接图谱；虹膜识别核心技术突破国外封锁，通过产学研用相结合走出“中国制造”之路；基于自动化所语音识别技术的“紫冬语音云”在淘宝、来往等阿里巴巴旗下移动客户端产品中得到推广；“分子影像手术导航系统”通过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安全性及有效性检测认证并进入临床应用；“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分别成功应用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安保工作中，为社会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研制的AI程序“CASIA－先知1．0”采用知识和数据混合驱动的体系架构，在2017首届全国兵棋推演大赛总决赛中7：1的悬殊比分战胜人类顶级选手，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博弈对抗领域的强大实力……

在共建机构方面，自动化所与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联合成立中新数字媒体研究院，聚焦交互式语言学习、视频和分析等领域；与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EPFL）在京成立中瑞数据密集型神经科学联合实验室，在类脑智能研究方面展开合作；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Q）共建中澳脑网络组联合实验室，在“计算大脑”研究方向上进行远景规划；还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建智能识别联合实验室，在模式识别、无线传感器网络等领域展开合作。

厦门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系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厦门大学就已开始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相继在专家系统、自然语言处理与机器翻译等领域取得过一系列成果。为此，1988年经学校批准成立“厦门大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后于2004年更名为“厦门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2006年12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正式设立“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并于2007年6月经学校批准成立“厦门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系”。

厦门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系现有一个本科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三个硕士学位授予专业（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博士学位授予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目前该系承担多项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福建省科技基金等项目，拥有“福建省仿脑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智能信息技术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厦门大学语言技术中心”三个平台，此外还有“艺术认知与计算”、“自然语言处理”、“智能多媒体技术”、“人工大脑实验室”、“智能中医信息处理”等多个研究型实验室，为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成立于1984年。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兴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不断调整学科方向，形成了高可靠软件与理论、并行与分布式系统、计算机网络、智能人机交互、密码学与信息安全等研究方向。

该院系下设三个重点实验室：智能计算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上海市教委智能交互与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及上海市可扩展计算与系统重点实验室。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微软智能计算与智能系统联合实验室目前是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9月，是交通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多年良好合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发挥各自在并发计算、算法与复杂性理论、仿脑计算、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计算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多媒体通讯以及机器人等领域的优势，实现“使未来的计算机和机器人能够看、听、学，能以自然语言的方式与人类交流”这一共同使命而成立的。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验室累积200余篇，成果发表于CVPR，ICCV，WWW等国际顶级会议上。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南京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起步于1958年，建立了计算技术、计算数学、数理逻辑等专业开始培养计算机相关领域专门人才，1978年在上述三个专业基础上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1993年更名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依托该系师资，先后成立了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研究所、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南京大学多媒体计算技术研究所、南京大学软件工程中心（江苏省软件工程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信息安全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主要科研方向有：软件自动化与形式化、分布与并行计算及新型网络、新型程序设计与软件方法学、多媒体与信息处理、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系统软件及信息安全等。

建系30年来，共承担国家973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等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以及省、部、委科研项目和企事业委托或国际合作的研发项目30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各种奖励80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省部委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项，一等奖8项，二等奖37项。3000多篇，出版专著、教材50多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3项。部分成果被转化为产品，产生了较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创建于1956年，是中国最早的计算机专业之一。在1985年，发展成为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并建立了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2000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成立；同年，建立了软件学院，后经国家教育部、国家计委批准为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目前。哈工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7个博士点和7个硕士点、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一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一个国防科工委创新研究团队。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智能人机交互、音视频编解码技术、语言处理、自然语言理解与中文信息处理、机器翻译、信息检索、海量数据计算、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传感器网与移动计算、高可靠与容错计算技术、穿戴计算机、企业计算与服务计算、智能机器人、生物计算与生物特征识别。

学院有一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包括：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数字视频广播编码传输与接收系统、大规模网络特定信息获取系统、计算机机群并行数据库系统、并行数据库系统、神州号飞船数据管理分系统、穿戴计算机系统、信息安全与实时监测系统、人脸识别系统、视频编解码技术、黑龙江省CIMS应用示范工程、农业专家系统等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中国科技大学于1958年建校时就设置了计算机专业。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将科研力量凝聚在高性能计算、智能计算与应用、网络计算与可信计算、先进计算机系统四个主要的研究领域。

学院的支撑实验室有：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合肥）、安徽省高性能计算重点实验室、安徽省计算与通讯软件重点实验室、 多媒体计算与通信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大超级运算中心和信息科学实验中心。

其中，多媒体计算与通信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人机自然语音通信、语义计算与数据挖掘等方面的研究。人机自然语音通信方面，主要研究中文信息处理、人类视听觉机理、语音语言学等。语义计算与数据挖掘方面，主要研究自然语言驱动的计算、多媒体内容的语义标注、自动问答、语义社会网络、数据与知识工程、隐私保护与管理中的语义计算等。

依托多媒体计算与通信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双方联合实施了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实习生计划、精品课程建设计划、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等，取得了突出成果，探索出了一条企业和高校共同培养优秀人才的道路，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其他高校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

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是由原控制科学与工程系和原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于2013年合并组建的学院。原控制科学与工程系前身是成立于1973年的华中工学院自动控制系，1998年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原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是1978年由教育部和航天部共同批准成立从事图像识别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研究机构。

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复杂系统控制理论、决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电力电子与运动控制、智能控制与机器人、计算机集成控制与网络技术、信息检测与识别、飞行器控制与状态监测、生物信息处理、神经接口与康复技术、物流系统、国民经济动员与公共安全、多谱图像制导、目标探测的多谱信息技术、多谱信息的实时处理与系统集成技术、人工智能与思维科学、信息安全等方向。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是自动化一级学科的重要二级学科。迄今为止，本系在原 “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和“控制科学与工程系”的这两个学科点承担了百余项国家、国防与行业项目。近5年科研经费总额在8000万元以上，包括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和青年基金项目，863计划，国家重大专项、国防重点预研与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省部级科研项目，以及大型工程和企业科研合作项目等。

总结

篇6

关键词：幻忆；错误记忆

一、引言

幻忆现象是一种对未经历事件、场景的“似曾相识”的现象，大多数人都普遍经历过。与错误记忆相似，幻忆也是真实记忆的一种“异态”，因此对幻忆现象的研究不但可视为错误记忆研究的另一途径，并且幻忆的研究也为进一步了解记忆的本质、功能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将近两个世纪里，虽然有着众多学者关注幻忆现象，但由于研究方法和手段的限制（这种现象缺乏明显的、可辨别的诱发刺激和行为表现），它真正进入科学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并且多存在于对于癫痫病患者和脑损伤患者的研究中），至今人们对其缺乏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国内，对幻忆现象鲜有研究。因此可以说，幻忆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其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理论范式、神经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未完善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

1、幻忆的概念及特点

幻忆最初来自法文“déjà vu”， 意思是“已经看见过的” （already seen）， 目前在国内还有“即视感”、“似曾相识感”等译法。幻忆是指任何对目前体验的一种不适宜的熟悉感，并伴随着对过去体验的不确定感。O’Connor 和Moulin （2008b） 认为幻忆的特点就在于它涉及了两种加工过程之间的冲突――熟悉性和理性意识，即对某个场景由于熟悉而发生再认，同时又在元认知层面上意识到这个再认的不恰当性。（例如：第一次去参观朋友的居室，发现眼前的这些情景都很熟悉，认为以前好像曾来过这个地方， 甚至能够预测随后发生的情况， 但理性提醒自己这是不可能的。）

2、幻忆的影响因素

对于幻忆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现在可以认为年龄、梦、教育水平、旅行经历、生理状况和药物等因素都可以对幻忆产生影响。由此基本可以确定幻忆的影响因素涉及了身心应激状态和外部刺激两方面内容，但是对于从哪一个方面来解释幻忆的成因， 研究者仍持不同的观点。

3、现有研究范式及理论解释

幻忆研究的现有范式主要有知觉分离范式（split perception paradigm）、情景再现范式（scenes reappearance paradigm）、单成分元素交互作用范式（single-element interaction）、无辨别再认范式（recognition without identification paradigm）、催眠范式（Hypnosis paradigm）等，常用的有知觉分离范式和情景再现范式两种研究研究范式。以上的研究范式也可将其简单分为阈下知觉的实验研究和阈上知觉的实验研究两类。

用于解释幻忆现象的理论主要有双加工理论、知觉分离理论、记忆理论解释和表征匹配理论解释等。①双加工理论认为：人在进行信息加工时常常涉及了两种不同的但又相互作用的加工系统。对此研究者又持有两种不同观点，认为幻忆是由于两种加工系统之间的不协调或两种加工系统之一的缺失而产生。②知觉分离理论认为：熟悉感和幻忆现象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人的知觉体验被主观的分离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的知觉经验被最大化的加工，而另一部分只得到了很少量的加工（阈上水平和阈下水平）。两部分匹配在一起就会导致一种强烈的熟悉感，而这种熟悉感可能就代表了幻忆体验。包括Titchener和Jacoby的理论、无意视盲理论。③记忆理论假设产生幻忆现象是因为当前的情境与以往的情境有相似的地方，使人产生了熟悉感，但是这种熟悉感是一种内隐的状态，并未激起外显的回忆。个体所形成的内隐熟悉感是形成幻忆的基础。包括来源监测框架理论、情景理论、全息图模型理论。④表征匹配理论解释是研究者从表征相互作用这个角度来研究幻忆现象，认为人脑将经历过的情景以表征的形式存储起来，当偶遇类似的情景时，大脑将以前“旧”的表征与目前“新”的表征进行匹配，产生熟悉感，并且可能进一步引发幻忆体验。包括基于熟悉感的再认理论、典型和类别联想模型两种。

4、神经基础

由于幻忆现象缺乏明显的可观察的行为反应，而又多依赖于被试的口头报告，因此受被试主观判断的影响，而对幻忆的神经机制研究（通过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则可以作为幻忆现象的另一可观测的指标。近年来，研究者对幻忆现象的神经机制进行的深入研究表明，幻忆与嗅内皮质有着重要的联系，同时，海马和杏仁体也会对幻忆产生一定的影响。

5、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对幻忆的研究为错误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研究目前尚处在探索阶段，存在以下的问题和争议，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为以后研究提供了方向。

⑴ 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探讨。 ①已有研究多从相关的角度探讨与幻忆的关系，因此对两者关系的解释较浅，并且是否存在多种因素对幻忆的共同作用尚不得知。②有否其他的影响因素还需继续发掘。③个体差异因素并没有被探讨。

因此应该进一步探讨幻忆现象的影响因素，从已有研究得出的影响因素角度出发，探讨多种因素对幻忆的共同作用；发掘其他的影响因素；探讨个体差异因素。

⑵ 实验范式不完善。完善已有实验范式（多从视觉角度考察幻忆现象，增加听觉、嗅觉等感觉通道的考察；丰富实验材料）；提高实验的生态效度，尽量使用贴近被试生活的实验材料，使实验更贴近自然状态下的幻忆现象，以更好的揭示其发生机制。

⑶ 发生机制的理论存在分歧。对于幻忆现象的不同理论观点存在分歧，不足以解释全部现象。因此应对发生机制的理论进行整合，尝试对幻忆现象的不同理论观点存在的分歧进行近一步考证与整合。探求有否一种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理论观点。

⑷ 对正常成人幻忆现象的神经机制探究较少。之前的研究多基于癫痫和脑损伤患者的神经机制研究，而普通人身上也可以激发幻忆体验， 因此可以从正常人身上去探索幻忆。另外，幻忆现象缺乏明显的可观察的行为反应，而又多依赖于被试的口头报告，因此受被试主观判断的影响，而对幻忆的神经机制研究（通过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如功能性核磁共振和脑电）则可以作为幻忆现象的另一可观测的指标，将有助于科学全面的研究幻忆的神经机制。

三、幻忆现象的应用前景和学术价值

与错误记忆相似，幻忆也是真实记忆的一种“异态”，因此对幻忆现象的研究不但可视为错误记忆研究的另一途径，并且幻忆的研究也可以为进一步了解记忆的本质、功能提供新的方向。

此外，对幻忆现象的研究有助于破除迷信观念，如“时空穿梭”、“前世今生”的理解误区，也对其他常见现象如“一见钟情”等提供一定的解释。同样，幻忆现象也可广泛的应用于广告消费、医疗实践等领域，就如错误记忆一样，有很强的学术及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警.余林.（2011）.幻忆现象研究现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3）：382-389.

[2] 李警.余林. （2011） .déjà vu现象理论及其相关实验研究述评[J].心理学探新，2011，31（1）：64-69.

[3] 任国防.张庆林.（2004） déjà vu现象的心理学解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6）.

[4] Neppe， V. M.（1983）. The psychology of Dé Jà Vu ： Have I been here befor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1983.

[5] Brown， A. S. （2003）. A review of the déjà vu experi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3）， 394413.

篇7

关键词 心理温暖；物理温暖；隐喻；温暖；能力

全球变暖的今天.“暖男”这种生物也带着温暖的气息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他们身上有着阳光般的、能给人带来温暖感觉的气质。事实上，“暖”，作为一种人的特质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早有体现。Asch（1946）最早将温暖（warin）与寒冷（cold）描述为个体不同的人格特质，早期的研究认为“温暖――寒冷”的判断在印象形成过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Asch，1946；Kelley，1950）。此后，心理温暖（psychological warmth）这一概念就在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的相关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目前，温暖（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被视作是社会认知中两个基本维度（Fiske，Cuddy，Glike，&Xu，2002），在人们对他人的社会行为进行评估判断时，这两个特质的解释力达到了82%（Woiciszke，Bazinska，&Jaworski，1998），足见心理温暖在社会认知方面的重要性。大量研究发现，心理温暖与正性情绪、情感、行为相联系，如信任、吸引力、同情、关爱、分享等（Ijzerman，Karremans，Thomsen，&Schubert，2013；Kang，Williams，Clark，Gray，&Bargh，2011；Levince&Schweitzer，2015；Meier，Robinson，Carter，&Hinsz，2010）。

1.心理温暖的概念

1.1概念界定

Fiske，Cuddy和Glick（2007）指出个体在形成对他人的第一印象时，第一步就是评估其温暖特质，这种评估在个体见到他人的第一眼就会自主自发地快速产生。研究表明，个体仅需要100毫秒就能通过他人的面部来决定对方是否值得信任（Willis&Todorov，2006）。一个具备温暖特质的个体通常被认为是友好的、善良的和值得信任的，而相对的，一个“寒冷”的个体，常会被视作是自我中心的、好竞争的和不值得信任的。对于一个陌生人的第一印象是否“温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会把对方看作是一个潜在的朋友还是仅仅只是一个路人（Bargh&Shalev，2012）。目前研究者普遍认同，心理温暖主要指一系列会使个体对他人产生好感的特质，包括友好、乐于助人、真诚、善良、诚实等（Fiske，Cuaay，&Gliek，2007；Wojeiszke&Abele，2008）。个体在对他人进行感知判断时，心理温暖起着核心作用，其与感知到的他人意图、动机和可信任性紧密相连（Fiske，Cuddy，&Glick，2007；Reeder，Pryor，&Wojciszke，1992）。

综合而言，心理温暖是能诱发个体积极的交往动机及行为的一系列展现友好交往意D的特质的总和。

1.2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

Harlow和Zimmermann（1958）在其经典的恒河猴实验中，发现即使幼猴仅能从铁丝“母亲”处获得食物供给，幼猴仍更愿意依偎在在温暖的绒布“母亲”身边而非铁丝“母亲”身边。在此情境中，可将绒布“母亲”视为幼猴的情感依托，而铁丝“母亲”则是幼候的食物来源。由此看出，从“母亲”处得到舒适温暖的物理接触对于幼猴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它对食物的需求。Bowlbv（1969）得出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幼儿对来自于看护者（caretaker）的直接物理接触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求。学者们在后续的研究中指出物理温暖会引发内心的温暖感受（Niedenthal，1999），例如洗一个热水澡可能会唤起幼年时受到关爱的记忆。因此，探究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内在的联系是必要的（Williams&Bargh，2008）。

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的联系首先在认知神经科学方面得到了证实。研究表明，实际温度感知与心理温暖和信任之间存在认知神经方面的联系（Insel&Young，2001），大脑在处理物理温暖和心理温暖相关信息时，脑岛皮质（insula cortex）均被激活（Meyer-Lindenberg，2008）。最近的研究通过fMRI技术，证实了人们在感受心理温暖和物理温暖时，脑部激活的神经元存在重叠，重叠部分主要分布在中脑岛（middle insula）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Inagaki&Eisenberger，2013）o

Williams和Bargh（2008）最先对心理温暖和物理温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作者设置了两组同质大学生被试，一组手握热咖啡，一组手握冷咖啡，一段时间后要求被试对目标人物的10种特质做出评价。结果发现，手握热咖啡的被试相比于对照组（握冷咖啡）会做出更加温暖性的评价。

第二个实验中被试被要求手捧或热或冷的治疗垫一小会儿，然后让他们判断这个产品的质量，之后让被试选择一种礼物作为实验报酬。结果发现，手持热治疗垫的被试倾向于选择可以赠送给朋友的礼物，而手持冷治疗垫的被试则更多地选择奖励给自己的礼物。该研究表明，身体上的温暖可以促进个体对人际交往中温暖的感知以及个体的“温暖”行为。此外，Dimmock，Jackson和Clarke（2013）发现，运用启动效应向被试呈现与温暖有关的词汇也会提高个体的“温暖”行为及人际温暖感知。

在另一方面.心理温暖也同样会促进对物理温暖的感知。当人们感受到他人的友好、亲近时，对外界的温度感知会提高（Ijzerman&Semin，2010；Steinmetz&Mussweiler，2011）。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脑中想象关于温暖的特质，就能知觉到更高的环境温度（Szymkow，Chandler，Ijzerman，Parzuchowski，&Wojciszke，2013）。此外，Bargh和Shalev（2012）发现，物理温暖与心理温暖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可置换性（substitutability），即物理温暖与心理温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转化，例如人在孤独时会更倾向于洗一个热水澡，这一行为将减低个体孤独感，增加对他人心理温暖的感知。

现有的研究对心理温暖和物理温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认知神经层面上，两者有着共通的神经机制。实际作用过程中，物理温暖正向影响心理温暖，感知到的物理温暖越高，个体的心理温暖感知以及个体“温暖”的行为发生概率也会随之提高；反之，心理温暖也同样会正向影响个体对环境温度的体验。在日常生活中，两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转化，可见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尽管围绕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对两者关系的假设还相对简单，有待进一步探究。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关系的研究将会是心理温暖研究领域一个长期的热点。

2.心理温暖相关理论

2.1概念隐喻理论

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如此理所当然地用“冷”、“暖”来形容人呢？Asch（1958）提出大多数抽象的心理概念都是基于现实的物理经验隐喻化而来的。Lakoff和Johnson（1999）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化，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metaphor theory）。隐喻意指人们使用具体的、有形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来理解并阐述抽象、无形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简而言之，即人们用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具体的概念（如“暖”）来形容抽象的心理概念（如“热情”）。此外，该理论认为隐喻起源于早期的身体经验，人们在日常活动中的相关性，使其自然而然的应用了隐喻表述。隐喻是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

心理温暖即属于概念隐喻理论中的温度隐喻，人们常会习惯性地运用温度概念去形容社会交往中的互动行为与个体的情感体验。根据概念隐喻理论，心理温暖的概念是从个体熟悉的、具体的温度体验中提炼发展而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何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会在多方面联结影响。同时，对于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反过来证实了概念隐喻理论的合理性。丁毅，纪婷婷，u文谦，刘燕，冉光明和陈旭（2013）总结以往研究，归纳性地提出隐喻一致性效应与隐喻补偿效应阐述了温度隐喻的作用机制。隐喻一致性效应指提供给个体温暖的体验，就能使人们在处理和判断温暖性社会信息时出现与隐喻相一致的心理变化.这在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之间的双向正向影响中得以体现：隐喻补偿效应主要反映的是身体上的温暖会对心理上的寒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即Bargh和Shalev（2012）所提出的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的可置换性。

2.2社会认知中的两维模型：温暖与能力

在社会认知领域，学者们对人们会依据何种维度评估他人继而形成印象这一问题有着诸多探讨（Abele&Wojciszke，2007；Eagly&Steffen，1984；Singh&Teoh，2000；Wojciszke，2005）。Fiske，Cuddv和Glick（2007）通过社会心理学实验研究、民意调查和跨文化比较研究得到的证据，开创性地提出温暖（warmth）与能力（competence）是社会认知中的两个基本维度，此两维模型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也在社会判断、印象管理等方面得到了验证（Abele，Cuddy，Judd&Yzer-byt，2008；Cuddy，Fiske，&Glick，2008）。Fiske，Cuddy和Glick（2007）认为温暖是与友好、可信赖的、同情、善良等特质相关的维度，是一种利他特质；而能力包括了智力、技能、创造性、效率等，是一种自利特质。Cuddy，Glick和Beninger（2011）指出在印象形成时，温暖维度暗示了他人对自己的社交意图，而能力维度回答了他人是否有能力实施其意图这一问题。温暖与能力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错杂的关系，佐斌，代涛涛，温芳芳和滕婷婷（2014）认为，它们之间可能是晕轮效应所支持的正向关系，也可能是补偿效应和影射效应认为的负向关系，还有可能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交互关系。

人们在进行社会判断时，首要的是对温暖维度进行判断，即对温暖维度的评估要优先于对能力维度的评估，其原因在于对于温暖的判断决定了个体的接近――规避趋向（approach-avoidancetendency）。具有温暖特质的人更能使人觉得安全和可信赖，也就理所当然地会使人愿意接近交往。在进化发展的视角下，与温暖的人交往更有利于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发展（Cacioppo，Gardner，&Berntson，1997；Peeters，2002）。一个社交意图不友好的人（不具备温暖特质的个体），即便其没有能力实施其社交意图，也会使人感受到社会生存上的威胁感。此外，对于温暖维度的评估不仅是首要的，也是更为快速产生的。在认知层面上，人们对温暖信息表现得更加敏感，在词汇判断任务中，相较于能力相关词汇，人们会更快地对温暖相关词汇做出反应（YbaiTa，Chan，&Park，2001）。

心理温暖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中阐述的温暖――能力两维认知模型。从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出发，心理温暖属于此理论中的温度隐喻，它是从个体熟悉的、具体的温度体验中提炼发展而来的，隐喻一致性效应与隐喻补偿效应解释了物理温暖和心理温暖之间的关系：温暖――能力两维结构模型模型认为温暖（warmth）与能力（competence）是社会认知中的两个基本维度，温暖是能展现良好社交意图的利他特质且在社会评估中存在优先性。而能力是展现实现意图可能性的自利特质，两者往往以组合形式出现产生作用。概念隐喻理论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为心理温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合理的理论支撑。

3.心理温暖的影响结果

3.1情绪反应

目前学界关于心理温暖对于情绪影响的研究，主要以温暖――能力的两维结构模型为基础展开。温暖、能力两维度四种高低不同的组合会引发人们不同的情绪反应：崇拜（admiration）、轻视（contempt）、嫉妒（envy）和同情（pity）

（Caprariello，Cuddy，&Fiske，2009；Cuddy，Fiske，&Glick，2004；Fiske，Cuddy，Glick，&Xu，2（X）2）。

一个同时具备高温暖特质与高能力特质的个体几乎都是社会中高地位的成员。高地位群体常常被视作是社会参照群体，社会中的其他个体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并会产生崇拜这一情绪反应（例如贵族群体；Fiske，Cuddy，G|ick，&Xu，2002）；而当某一个体被视作冷漠且缺乏能力时，他在社会中往往就只能拥有低地位，这些游手好闲而又冷漠的人通常会遭受到轻视甚至歧视（例如穷苦的罪犯；Dijker，Koomen，Heuvel，&Frijda，1995；Fiske，Cuddy，Glick，&Xu，2002）。上述两种组合是相对极端的，所引发的情绪反应也相应极端。

另外两种组合是相对矛盾而中和的，即低温暖/高能力组合与高温暖/低能力组合，其引发的情绪反应也是相对矛盾而中和的。拥有低温暖/高能力组合的个体通常也是具有高地位的、成功的，然而，他们的冷漠常显得带有敌意。社会中的其他个体渴望获得他们的高地位，但又因其冷漠只能对他们敬而远之，由此引发嫉妒的情绪（Fiske，Cuddy，Glick，&Xu，2002；Lin，Kwan，Cheung，&Fiske，2005）；相对地，高温暖/低能力的组合，例如大部分年长者，他们通常都是真诚和友好的，使人乐于接近，但却可能因衰老丧失能力及地位。这样组合的个体常会使人感到同情（Cuddy，Nor-ton，&Fiske，2005；Cuddy，Fiske，&Glick，2007；Fiske，Cuddy，Glick，&Xu，2002）。最近的研究发现，当通常被视作低能力的肥胖个体具备温暖特质时，他因低能力而被歧视、厌恶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即温暖会引入相对积极的情绪反应，中和他人对其极端的消极情绪（Levine&Schweitzer，2015）。

对不同文化的聚类分析表明，在现实情境中，绝大多数个体被认为是高温暖/低能力或低温暖/高能力的相对矛盾组合（Fiske，Cuddy，Glick，&xu，2002），即高嘏/高能力或低温暖/低能力所引发的崇拜或轻视的极端情绪反应是较为少见的。基于此研究结果，今后基于温暖――能力两维结构模型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相对矛盾组合，并且尝试考察新的矛盾情绪反应。

3.2行为结果

心理温暖往往与正面的积极行为相关联。温暖的人会更乐意去帮助他人和进行分享（Ijzel3nan，KaiTemans，Thomsen，&Schubert，2012），人们也相应地更愿意与温暖的人进行社会交互（Rodebaugh，Bidak，Vidovic，&Moscovitch，2016）。

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表明，脑岛皮质在处理心理温暖和信任的相关信息时起到重要作用（Rolls，McCabe，&Redoute，2008；Sanfey，Rilling，Aronson，Nystrom，&Cohen，2003；Todorov，Baron，&Oosterhof，2008）。而Kang，Williams，Clark，Gray和Sargh（2011）的研究表明物理温暖会促进信任行为。辛自强和徐啸尘（2013）也发现处于“温暖”（高于舒适温度）房间内的被试较“略冷”（低于舒适温度）房间内的被试而言，在假想信任博弈中愿意给予被信任者更多金钱，有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综合考虑可以推测心理温暖对信任行为也应有促进作用。

基于温暖――能力的两维结构模型的研究表明，温暖和能力的不同高低组合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积极的/被动的）。温暖维度是首要评估的维度，它反映了他人的社交意图，通常会引发主动的行为：主动的帮助（active facilitation）或主动的伤害（active harming）；能力维度是次要评估的，引发被动的行为：被动的帮助（passive fa_cilitation）或被动的伤害（passive harming）。两个维度间的交互则会引发复合的行为反应。高温暖/高能力的人会得到他人的主动的帮助，且他人会更愿意与其联合（被动的帮助）；低温暖/低温暖的人则会遭受两种不同的伤害，他们常被攻击或侮辱（主动的伤害），在社交上也容易被他人忽视（被动的伤害）；高温暖/低能力的人则会受到较为矛盾的对待，人们会愿意去扶持他们，但在社会交往中却不会太多关注他们；低温暖/高能力的人同样会被矛盾对待，人们会故意地嘲讽伤害他们，但在关键时刻又会与他们联手（Cuddy，Fiske，&Glick，2007；Cuddy，Glick，&Beninger，2011）。

3.3组织情景中的影响结果

Cuddv，Glick和Beninger（2011）基于温暖――能力两维结构模型的视角提出：对于温暖――能力维度不同的判断结果，会影响各方面的组织决定，包括聘用、角色定位、任务分配、绩效评估、升迁等。决策者在决定选用何人至某一特定岗位时，常常是以其对应聘者的温暖――能力的评估结果为主要依据，即应聘者的个人特质是否匹配岗位需求。例如，被认为是高温暖/低能力的人，通常会较适合承担类似客服人员的职位。

Torelli，Leslie，Stoner和Puente（2014）的研究发现，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更倾向于对组织中高地位的人做出温暖性的评价，并且更倾向于通过温暖性的行为来争取职位提升。同时，温暖的人更容易被视为拥有更高地位的人。该研究证实了在集体主义氛围的工作情境中，人们关于个体是否具备温暖特质的评价结果会影响到对其未来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的预估，从而影响个体在职场中地位的高低。

Swencionis和Fiske（2016）在最新的研究中也探讨了温暖特质与地位的关系。研究发现，面对地位不同的对象时，人们的印象管理策略不同。具体地说，为了对抗基于地位的偏见，在跟下属比较时，人们更愿意降低自己的竞争力且表现得更加温暖；在与上层比较时，人们会采取相反的策略，即为了更好的与比较的目标匹配，人们会降低温暖使自己表现得更具有竞争力。

现有的对于心理温暖的影响结果的研究.主要以温暖――能力的两维模型为框架。现有研究表明，个体对他人温暖和能力特质的评估结果会诱发个体特定的情绪反应与行为反应。高能力/高温暖的个体会得到他人的崇拜、主动的帮助与被动的帮助；高能力/低温暖的个体会被嫉妒，通常得到他人主动的伤害与被动的帮助；低能力/高温暖的个体易被同情，受到主动的帮助与被动的伤害；而低能力/低温暖的个体会遭到歧视，遭受主动的伤害与被动的伤害。在两维模型之外，学者们已经逐步尝试在组织情境下开展研究，探讨了温暖与地位在组织情境下的关系。

4.总结与展望

心理温暖在社会认知、人际交往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心理意义。以认知神经层面的证据为基础，大量的研究发现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存在错杂的关系。概念隐喻理论中的隐喻一致性效应与隐喻补偿效应可以解释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学界对于心理温暖在人际互动中的效应做了诸多探讨和研究，并主要以温暖――能力两维结构模型为根基。基于该两维结构模型的研究得出四种不同的温暖、能力组合能引发不同的情绪、行为反应，在组织情境下更有着其独特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对心理温暖仍能进行更多的挖掘，拓展其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今后的研究可从改善现有研究不足、拓展已有研究思路以及深入探索心理温暖在其他情境中的效应三个角度入手深化对心理温暖的研究。本文依此提出以下六点发展方向。

4.1关注心理温暖研究的跨文化意义

现有研究的一大不足在于对心理温暖的跨文化一致性讨论不足。大量的关于心理温暖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情境下展开的，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值得怀疑。国内学者高宁和牛盾（2015）参照Wil―liams和Bargh（2008）的实验设置所进行的汉语语境实验结果表明，对物理温暖的触摸不能引发中国被试的人际温暖行为倾向，作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中英语境的差异。Cuddv，Fiske和Glick（2008）在对于温暖――能力的两维结构模型的研究中也提出不同的文化对两个维度的感知不同。社会认知方面的研究往往存在着文化差异，并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应该对现有研究进行跨文化检验，以后的研究应关注存在的文化差异。

4.2脱离温暖――能力的两维结构模型探索心理嘏的效应

基于温暖――能力两维结构模型的心理温暖研究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成果，例如性别、受教育水平、收入会影响对两个维度的感知（Benntt&Hill，2012）。在影响结果方面也证实了温暖和能力的四种不同组合对情绪、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结果（Cuddy，Fiske，&Glick，2007）。然而，现在研究过度地强调温暖――能力的两维结构模型，针对心理温暖其本身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结果的探讨仍主要是围绕在其与物理温暖之间关系、对两者间隐喻关联的实证研究，研究框架有所局限。心理温暖的心理意义不仅应在温暖――能力的两维结构模型中探索，更应拓展其独立的影响。例如，心理温暖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有着密切的相关（Meier，Robinson，Carter，&Hinsz，2010），今后可以考虑从此角度出发深化心理温暖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的研究。

4.3探寻心理温暖的其他影响因素

对于心理温暖的影响因素及结果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今后可以继续拓展此研究思路。影响因素方面，大量的现有研究探讨了物理温暖对于心理温暖的影响。然而，物理温暖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心理温暖这一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其影响过程及机制仍需进一步的探索。此外，社会认知领域的其他相关变量对于心理温暖的影响还没有得到探究，有关心理温暖的影响因素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白。例如，Fay和Maner（2012）研究认为社会依恋、身体空间距离与物理温暖体验有着深层的联系，可以推测性地考察社会依恋与身体空间距离对心理温暖的影响。

4.4丰富心理温暖与其对立面的研究

目前，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尝试探索心理温暖与其对立面的关系，提出了心理温暖新的研究思路。现有研究证实，社会排斥会引发人们寒冷的体验，甚至导致皮肤温度的降低（Ijzerman，Gallucci，Pouw，WeiBgerber，Doesum，&Williams，2012；Zhong&Leonardelli，2008）。此外，Bargh和Shalev（2012）发现体验到较高孤独感的人会通过寻求温暖的物理体验来缓解心理不适。“冷”和“暖”是一个对立面，目前的研究多探讨心理温暖与积极的社会交往关系的研究，今后可以考虑围绕心理温暖与社会拒绝、社会排斥等方面之间的联系进行交叉研究，深化对心理温暖的心理意义方面的探索。

4.5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深化心理温暖的研究

从认知神经科学层面所得证据入手进行深入的实证探索是心理温暖研究领域中的惯常思路，对于心理温暖与物理温暖的联系的研究即是从认知神经科学方面出发的。心理温暖今后的研究方向也可从丰富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据中挖掘。脑岛皮质已经被证实与处理心理温暖相关信息有关（Inagaki&Eisenberger，2013；Insel&Young，2001），事实上该脑区在处理大量的社会情感方面（信任、爱、羞愧等）信息起到重要的作用（Eis.enberger，Lieberman，&Williams，2003；Kross，Egner，Ochsner，Hirsch，&Downey，2007；MeyerLindenberg，2008；Rolls，McCabe，&Redoute，2008；Sanfey，Rilling，Aronson，Nystrom，&Cohen，2003；Todorov，Baron，&Oosterhof，2008）。通过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发现，Kang，Williams，Clark，Gray和Sargh（2011）的研究表明物理温暖和心理温暖均会促进信任行为。研究者可从与脑岛皮质相关联的社会情感信息入手，考察心理温暖与此类积极情绪或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填补该领域的实证空白。

4.6深入探索心理温暖在组织情境中的作用

对于心理温暖的研究，已经慢慢地延伸到了其他领域，心理温暖在组织情境中的研究已得到了初步的成果。Torelli，Leslie，Stoner和Puente（2014）的研究揭示了在集体主义氛围高的组织中，具有温暖特质的个体，会因为他人对其的未来工作绩效和未来工作能力的评估的提高而获得相对较高的地位。我们可以沿此研究方向进一步探讨温暖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影响机制。举例而言，Bunderson和Reagans（2011）认为地位源于个体被他人或组织尊重或敬重的程度，其中来自领导的尊重或认可显然更为有力。那么一个具有温暖特质的个体是否能通过其友善的交往意图与行为增进与领导的关系（1eader-member exchange）来获得领导的认可，从而获得相对更高的地位呢？是否又有某种边际条件影响此影响过程？对于温暖和地位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心理温暖在组织情景下的作用。

结合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组织中的另一基本概念权力与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依此，也可进一步探讨心理温暖与权力的关系。Thye，Wilier和Markovsky（2006）认为权力和地位之间存在互相增强的关系，即高地位能增强组织中成员的权力。未来研究可从现有研究出发，探讨温暖、地位和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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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细节；创新；国家队教练员；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教练员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1-1558-03

2006年7月，由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主办、总局干部培训中心承办了国家队教练员体能专项赴美国培训班，先后赴美国体育高水平大学、职业俱乐部、一些项目的美国国家队、美国国家体能协会、国家级科研及教学部门进行学习和观摩，具体地学习了美国体能训练的基本原理和最新的训练方法与手段。通过对其竞技体育系统化操作的切身体会，在感叹美国竞技体育科学化训练水平之高的同时，也发现了我们过去习惯的训练理念和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与差距；提高了对专项体能训练规律、方法及其价值的认知水平；提高了训练创新的动机、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明确了体能训练发展和突破方向。通过培训启示我们，以科技为先导、提高科学化训练水平对于备战2008年奥运会有着重要意义。

1美国竞技体育机制的构成

1．1美国的奥运机制与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不同，美国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的选拔工作一般是通过美国各运动协会的选拔赛来完成，选拔赛一般在奥运会开幕的前半年开始进行。除极个别运动项目外，绝大多数项目不设常年集训队。运动员平时的训练比赛经费需要自筹，只有正式组建国家队后，国家才提供专项训练比赛经费。以科罗拉多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例，该中心每年运转经费高达2亿多美元，国家不投入一分钱，其运转经费主要依靠商家赞助和个人捐助加上平时举办各种训练营、培训班和接受个人付费训练为主要经济来源。但是单项协会点名的运动员到此训练，所有食宿训练费用全部是免费的。并且该中心所属的医学康复中心，为国家队运动员提供免费服务，主要服务项目有医疗、康复和科研测试，其中科研测试内容主要是科研人员根据自己的科研项目来进行，教练员的测试要求也能得到满足。各项目国家队很少有频繁的、系统的生化测试，比如游泳队就很少进行乳酸测试，基本不进行CK、BUN、T、HB等测试。总得感受是美国各层次教练员更看重训练的“艺术性和个人创造性”。国家队的教练班子组成也很简单，一般设有一名主教练和2～3名助理教练，另外，国家队训练基地都有专职体能教练和医学康复机构。教练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体能教练负责体能训练，教练负责专项技术训练，伤病和科研测试由有关医学康复机构负责。教练组不定期也就运动员的培养进行讨论、分析，然后分头实施，其主要原则还是以主教练为主，发挥教练员的个人独创性是其基本出发点。

1．2美国的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在美国，无论是大学生队、俱乐部队还是国家队，都十分重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在处理训练与文化教育的关系时，其根本的原则是训练需要必须服从于受教育需要，这一点是绝对的“硬道理”。在大学生队，如果运动员的学习成绩不合格，就没有资格参加训练和比赛，教练员甚至主动与文化科教师沟通以监督运动员的学习，而且大学校队的运动员的平均成绩还要优于其它学生。教育程度高保障了运动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认知能力和专项智能。在观摩中我们的普遍感受是美国各层次运动员的训练自觉性和计划理解与执行能力都很高，不需要教练员或强制性的管理制度来约束。训练后的管理是运动员的个体行为，教练员基本无权干涉，崇尚个体自由和尊重个人权利是美国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精髓，但“只有规律才能给你自由”的理念已经深入到美国教练员、运动员的骨髓。与个人自我发展和利益紧密挂钩的明确的训练动机与目标决定了运动员的训练和自我管理的自觉性，使他们在处理训练和训练外的生活关系时能有效把握自己。所以，在拥有充分自由空间的同时，运动员更看重规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价值，在训练和生活行为上更加自觉地遵循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美国大学生队和职业俱乐部队的运动员选拔没有固定的选拔模式和统一的选拔标准，基本上是校队或俱乐部队的教练到下一级别运动队自行物色需要的运动员（如大学到高中队，俱乐部到大学或高中队）。由于美国大学、高中和社区体育运动比较普及，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材比较多，所以选拔途径多、选拔面广阔。为吸引杰出运动人材，大学或俱乐部都以优厚的条件来吸引运动员，如大学以提供助学金来吸引运动员，职业俱乐部则以高额薪水来吸引运动员。选拔过程中，主要以教练员的个人观察结合试训为主要选拔依据，一般不进行所谓的选材测试，也没有固定的选材测试标准，到队后一般都是进行形态和基本素质测试，标准由教练员或俱乐部自定。国家队的选拔主要采取选拔赛的方式进行，每届奥运会后不久，各单项运动协会就公布选拔标准（以选拔赛成绩为依据）和选拔赛日程。

1．3美国的教练员培养机制从大学生队、俱乐部队到国家队，美国各运动队教练班子的组成一般包括主教练1名，助理教练2～4名，体能主教练1名，体能助理教练1～4名。美国运动队一般没有专职科研教练，但是，其主教练包括体能主教练基本都是生理学或心理学方面的、硕士，其自身具有很高的科研能力和项目规律认知能力，以及学习、掌握和利用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和科研成果能力，而且随时可以寻求国内外有关高水平各学科专业人员的帮助。各队主教练的任用主要采用合同制的方式，对主教练的选拔没有固定模式，主要是由各协会根据教练员的执教经历来选拔。美国体能教练的培养系统非常完善，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美国体能协会拥有3万多名会员，仅大学队就拥有专业训练水准的体能教练2000多名（具有国家体能协会颁发的体能教练证书）。体能教练的资格认定也比较严格，一般要考察教练员的受教育背景，执教经历和参加国家体能协会的培训并考试合格者才颁发体能教练证书。

2体育科研与科学训练的关系

2．1美国体育科研系统的组成美国没有政府办的专业体育科研机构，很少有某科研机构专门从事竞技体育科研。但有关大学体育系或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和各种性质的运动医学康复机构的专业人员具有很高水平的科研能力，其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国家教育部和卫生总署，主要科研方向集中于大众健康和行为表现方面。美国的竞技体育的运作主要是市场化的自主运作机制，由于美国人十分关注健康，喜欢运动，所以其自发的社区体育、学校体育、职业体育运动十分普及，而且水平较高，这些为组建高水平的国家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尽管其体育科研方向很少指向竞技体育，但由于其研究出发点主要针对人的体育行为与健康关系，科研成果对竞技训练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加上其教练队伍的高素质，有关科研成果向竞技体育转化的效果很高，很多看似很基础的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在指导竞技训练过程中发挥了巨大而直接的作用。各层次运动队的训练理念和方法比较先进，主要得益于其先进的科研成果和高效率的成果转化应用能力。美国体育科研的研究方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 从社会实践需要来确定研究方向，如健康需要、行为表现需要等，很少搞空洞、抽象的泛哲学化的研究，很多看似很前沿、很基础的理论研究都对直接或间接指导社会实践具有较高指导价值；2) 在既定的研究方向上实施长期的系统化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到理论应用研究到成果推广转化过程的研究，往往一个研究者终生“从一而终”；3) 研究方法手段的科学化程度较高，生态学效度较高，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设计合理、多学科多手段联合研究、研究环境模拟和实验对象行为贴近社会实践；⑷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效果较好，很多研究成果已经直接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科技先导”作用，如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已经在指导力量训练、技能训练中得到广泛应用，科研成果的应用已经导致其在训练理念和方法方面的领先。

2．2科研在训练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大学生队、俱乐部队还是国家队的训练，教练员对科研监控方面的认识和操作与我们有着巨大反差，最主要的特征是其很少进行系统、长期和高密度的科研监控，各层次运动队没有专职科研教练，表面上看似乎美国教练对科研监控和营养恢复方面的依赖程度不高，但其对伤病的预防意识非常高。一般情况下，各运动队很少进行常规科研监控，导致此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1) 体制因素，由于没有相关经费和机制保障，所以其难以系统开展有关工作；2) 认识因素， 教练认为没有必要，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美国国家游泳队教练的话最有代表性，即“不要嫁给血乳酸”。其更看重训练操作的艺术性和独创性；3) 训练因素，各层次运动队的教练都十分重视恢复对竞技能力形成的价值，在训练负荷的设计上一般不追求持续性大负荷量的训练而更重视负荷节奏的科学把握，各层次运动队的训练负荷不大，从大学生队、到国家队其周训练总时间一般在15～20 h，训练节奏把握较合理，训练性疲劳不明显同时自然恢复比较充分，所以其对科研监控和营养补剂的依赖程度不高。

2．3当前美国体育科研的前沿性研究马里兰大学健康与行为表现学院在体育科学研究领域位居全美前列，突出表现在运动技能的神经－生理－心理机制研究和基因研究方面。在运动技能的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上，其将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神经生理的理论与方法、生物力学技术、光电视频技术等与动作行为进行整合性研究，探索运动技能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其研究方向的前沿性和整合性研究设计方法的先进性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学习、启发和借鉴价值。在基因研究方面，马里兰大学基因实验室的有关研究也处于前沿性地位，其对基因与有氧和无氧耐力关系、与红白肌关系、与肌肉力量关系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提示，在不远的将来，基因选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3对训练中生理负荷与心理负荷的认识

3．1训练负荷的设计与控制美国教练在训练负荷设计与控制方面的认识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其基本的认识基础是：训练负荷施加过程是一种身心应激过程，该过程的主要生物学效应是一种对组织结构、机能的消耗破坏过程，竞技能力的增长是在训练后的恢复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训练过程本身并不能产生能力的增长，它只是能力增长的刺激因素，而科学的恢复过程才是实现竞技能力增长的关键。因此，训练负荷的合理设计，特别是负荷节奏的合理把握是实现竞技能力增长的根本性前提。相比较而言，美国教练在狠抓训练质量的同时，更重视恢复的训练学意义。美国各运动队并不过多关注训练量的大小，一般不搞大起大落式的负荷强度设计。美国运动员过度训练性疲劳发生率很低，每堂训练课后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恢复，这样的设计有两个明显好处，即保障每堂课的训练质量和充分实现超量补偿性的能力增长。在训练设计过程中，美国教练特别重视伤病的预防，从大小肌群平衡性力量、柔韧、协调、灵敏性的均衡设计到负荷节奏的把握，其主要出发点之一都立足于预防伤病的发生，而不愿意因训练和负荷设计不当导致伤病发生后再想办法治疗伤病。

3．2心理学理论在训练中的应用美国的教练普遍关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在训练设计、队员培养和管理方面的应用，如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动机培养、对训练目标的合理设定、对心理定向的合理把握、专项智能的培养、意志力的培养、团队凝聚力培养等等。美国教练对运动员的心理负荷及心理疲劳也非常重视，其基本理念是要让运动员目标明确、头脑清晰、心态平和而愉快的从事运动训练，自觉而主动地严格执行训练计划，以充分发挥运动员的训练主体作用，实现训练质量效果的最大化。因此，激励性自主性训练气氛的营造、训练课结构的多元化设计、宽松的自主管理措施的应用、训练负荷节奏的合理设计等都渗透了如此理念。在严格规范地执行训练计划的前提下，训练课气氛活跃，运动员表现得心态稳定、精神饱满。

4启示与思考

4．1我国运动员培养方面尽管我们的运动员的训练十分刻苦，有些项目的运动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但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大部分运动员在受教育程度、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对专项的理解和自主训练执行能力、综合性智能方面（不是智商）、自我设计自我管理方面、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这种不足经常会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表现出来，如很多运动员只会机械执行训练，比赛表现能力低于训练表现能力等。训练过程是以教练员为主导、运动员为主体的以人为本的操作过程，它是需要在认识、计划、过程、管理、评价、系统等方面高度科学化的过程。训练结构和谐、机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内部环境和谐、训练单元与训练外环境的和谐是科学化训练过程的保障。因此，运动员的认知能力，专项智能，完善人格是科学化训练的基本保证，要懂训练、会训练、会比赛（训练能力与比赛能力具有本质性差异），善于用心训练，尽管训练的外显行为体现于肢体运动表现，但训练的效果是头脑，体能、技能、心理智能的综合反映，这是我国运动员需要整体提高的地方。

4．2我国教练员培养方面必须承认，我们大部分项目的教练员与美国各层次运动队教练员的执教能力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1) 受教育程度的差距，美国各项目主教练基本都是硕士以上学历，而且都经过严格的系统教育；2) 认知能力和方式的差距，主要体现为狭隘性与开放性、近视性与超前性、片面性与系统性思维的差距等；3) 知识学习与驾驭能力的差距；4) 科研能力的差距；5) 问题应对与解决能力的差距；6) 专项训练规律认知和把握能力的差距；7) 训练设计与操作能力的差距；8) 训练教学组织方式和队员管理能力的差距，包括填鸭式教学与启发互动式教学的差距，强制封闭式管理与引导开放式管理的差距等。作为教练员，首先要学会学习，提高认知能力，要有训练是多学科共同参与完成的意识。教练员的训练经验固然重要，应在此基础上，遵循项目内在规律，依据运动员个体特征，科学设计，科学控制，全面提升运动员的综合竞技能力，实现运动潜能最大化，从而达到训练质量、效果最大化。所以今后不断加大教练员培训力度是提高教练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

4．3我国体育科研方面尽管我们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取得了十分不菲的科研成果，但总体来看，我们的科研工作主要体现在科研服务与保障层面，而在“科技先导”方面的成效还不是十分显著，我们的总体科研水平和前沿性的科研成果与美国同行相比具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1) 选题方向脱离实践；2) 研究思维相对滞后，超前性研究不多；3) 研究方法单调、科学化程度不高；4) 科学研究的系统化程度不高；5) 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不高；6) 多学科联合研究能力不足、机制不畅；7) 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益不高。尽管在有些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距，但我们不能丧失信心。我国运动健儿在国际大赛上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一些传统优势项目上令所有对手恐惧，这正说明我们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正视差距并不是否定一切，真正能够认识到差距所在，理清思路，才能明确日后突破和发展方向。

5小结

对美国竞技体育训练的设计与控制以及体育科研的动向与发展的深入了解，使我们对于训练理念、科研动向又有了新的理解和更新。取长补短、把握方向、辨别正误、减少错误，以科技为先导，不断创新，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将会使我们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道路更加宽广，步伐更加稳健。

参考文献：

［1］ 杨桦，等著．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重要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2］ 王卫星，蔡有志，编著．体能―力量训练指南［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3］ 张英波，编著．现代体能训练方法［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篇9

【关键词】 脑象图； 精神医疗； 客观诊断； 大脑高级功能； 心理测量

世界卫生组织的“2011心理卫生地图”调查了184国，结果显示，当前世界各地的精神卫生状况已经不容乐观，精神疾病约占全球疾病负担的13%[1]。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居民中心理疾病患者约占20.8%，人数已超过心血管病，跃居我国疾病患者首位。其中主要疾病为抑郁、焦虑障碍、人格障碍等。据WHO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率只有9.5%[2]。心理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比较注重生理健康而忽视心理健康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一问题过于乐观，认识不足，甚至讳疾忌医。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一份题为《精神卫生：新观念，新希望》的报告指出，精神障碍问题往往被低估，2/3的精神障碍患者从不进行治疗[3]，而社会污名[4]、社会歧视[1—3]和病耻感[5]成为患者拒绝治疗和康复的最大障碍。全世界范围内，每人每年的精神卫生费用不足2美元，在有些低收入国家，每人每年精神卫生费用不足0.25美元[1]。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就全球而言，每年每人平均只花3美元在心理卫生。在贫穷国家甚至只有25美分，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加大对心理疾病治疗方面的人力和财力投入[1]。

以心理疾病中最突出和常见的抑郁症为例。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患，预计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2大疾病。抑郁症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脑疾病，影响到全球20%的人群[6]。据预测从2010—2020年以致残水平和社会花费计算，抑郁症将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成为第2位疾病[7]。有超过1/10的人不知道抑郁症属于精神障碍[5]。由于抑郁症的病症常常被躯体的病痛所掩盖，9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全国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足20%。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8]。

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似乎存在一定的误解。非洲的一项公众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精神疾病是医学问题，而认为精神疾病或与压力有关，或与意志力缺乏有关[1]。另一方面，患者尤其是重症精神病患者常否认自己有病，拒绝交谈、隐瞒病情，收集资料不易正确、全面等客观原因，以及有的心理治疗者只看症状（尤其是只重视精神症状）就下诊断，不顾及其他等主观原因，导致精神疾病的错误诊断[9]。很多精神疾病无确切实验室生物指标可寻[9]，这种医学诊断上的漏缺导致精神疾病的诊断曾被人认为是单纯的伦理价值判断[9]和“被精神病现象”[11]。可见，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已迫在眉睫。

1 精神疾病的诊断手段

1.1 常用诊断手段

1.1.1 通过咨询师对来访者及相关人员的观察、交流与了解 从诊断依据上看，目前大多数临床心理诊断所采用的工具为工作用诊断标准，又名操作性诊断标准。其实是一套汇集国内外精神科专家诊断经验的总结。从症状学、病程、严重程度，鉴别诊断4个维度拟定特定精神疾病的不同标准。

1.1.2 标准化心理量表测验 主要包括精神疾病的症状量表和一般的心理测验。比如用以评定抑郁症状的Hamilton抑郁量表（HAMD）[12]、抑郁自评量表（SDS）[12]、Zung抑郁量表[14]，评定焦虑症状的Hamilton焦虑量表（HAMA），评定精神病性症状的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15]、精神疾病预测量表（MDPS）[16]等都是症状量表。评分越高，症状越重，有某种疾病的可能性，但并不能诊断就是这种疾病[15]。症状量表并非用于诊断疾病，而是用在确定疾病诊断后进一步评估疾病及症状群的严重程度[17]。

同样心理测验也是作为精神障碍诊断的辅助工具，如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MMPl）在鉴别常见精神疾病中可为临床医生提供一定的参考[18]，韦氏智力测验如智商小于70为诊断精神发育迟滞的重要依据[15]；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过低常有老年痴呆症的诊断价值[18]。但大多数心理评估只是对被评估者心理状态的测定，有的可作为评定有无精神疾病的参考而并非疾病的诊断依据[15]。

以上两种常用手段主要是专家依据经验进行的主观诊断手段。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十分严谨，但在具体的操作与判断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1.1.3 多轴诊断系统 多轴诊断系统，即通过综合临床障碍诊断、人格障碍与精神发育迟滞诊断、躯体疾病诊断、心理社会和环境问题诊断、整体功能诊断等各轴的综合评定做出诊断。更确切地说，多轴诊断系统是一种诊断理念[17]。

1.2 客观诊断手段 精神疾病的发病与大脑的功能有关，而复杂的心理活动也都与大脑密切相关[19]。随着分子遗传学、神经生物学和神经精神药理学等学科对于精神疾病研究的深入，对如何确定精神疾病的核心成分成为最为关键的环节。迄今为止，对于多数精神疾病的诊断尚未提供十分肯定的有参考意义的生物学指标，传统的量表评定仍然是诊断的重要参考依据[16]。客观诊断手段的匮乏使得医生无法对某些精神疾病做出确切诊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高科技手段正逐步在精神医疗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以下对目前主要的客观诊断工具作比较。

1.2.1 基因检测 以遗传学和神经科学为研究背景。从人类基因组中寻找与脑部失常的指标。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人患自闭症，那么另一人患病的概率是60%。这些数字远远高于一般人患这2种病的风险（普通人精神分裂症患病概率为1%，自闭症为0.2%）。许多精神疾病是多个基因所致。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基因完全相同，但有些双胞胎并没有患相同的病。对于所有精神疾病，基因是重要的因子，但基因不等于命运[20]。

1.2.2 脑部成像技术 主要属于神经科学研究范畴。具体的技术包括：（1） 核磁共振成像技术（MRI）[17—21]。通过脑部结构的形态测量以及大脑活动情况来分析诊断。（2） 正电子断层扫描（PET）[20]。利用放射性示踪剂来确定大脑定分子的位置并进行定量分析，探测脑部活动图像。（3）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CT）[17—21]。根据人体不同组织对X线的吸收与透过率的不同，摄下人体被检查部位的断面或立体的图像，发现体内任何部位的细小病变。（4） 脑电图（EEG）[22]。通过脑电图描记仪将脑自身微弱的生物电放大记录成为一种曲线图，以帮助诊断疾病的一种现代辅助检查方法。（5） 脑电地形图（BEAM）是通过电子计算机FFT转换技术，将脑部各频段按解剖部位用脑地形图的形式直观显示不同频谱的分布及功率高低，以此来判断器质性或机能性变化及变化范围和程度[23] 。（6）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由声刺激引起的神经冲动在脑干听觉传导通路上的电活动，能客观敏感地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19]。（7）经颅多普勒（TCD），用超声多普勒效应来检测颅内脑底主要动脉的血流动力学及血流生理参数，根据脑血流速度的降低或增高就可以推测局部脑血流量的相应改变[19]。（8）脑象图技术（EEQG）通过一组数学算法，把脑电转化为具有演化特征的动态的大脑图像，通过对图像不同指标的判识来诊断精神疾病。脑影像学检查技术用于临床后， 对疾病的定位、病因诊断常有关键作用[21]。

1.2.3 其他方法 量子共振检测是通过检测人体微弱磁场的电磁波的异常情况来鉴别精神疾病的种类[24]，平稳眼球追踪测验（SPEM）用于精神分裂症辅助诊断，麻醉分析用于癔症的鉴别诊断等[17]。目前客观诊断尚未作为临床诊断的常规，只有遇到意识模糊或者原因不明等特殊情形下才考虑使用这种客观测量。在具体的操作实施方面，涉及费用合理性和灵敏度的问题。

2 脑象图技术主要特点

脑象图技术（EEQG）是在脑电图的基础上，依据混沌动力学原理和脑电图学临床判读规则，通过数据编码分析，将脑电波转化为具有物理性质和示意功能的流体几何图像[25]。脑象图具有整体性、运动性、相关性、演化性以及对初始动因的敏感性。通过对图形特征和图形指标的分类判识，不仅可以用于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诊断，而且可以了解个体的大脑高级认知功能，包括个体的性格和能力特征[26]。这项技术融合了物理学、数学、医学、生理学、哲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是精神医疗诊断手段的创新。

与其他客观诊断手段相比，脑象图技术作为精神医疗诊断具有以下明显优势。

2.1 脑象图技术测试精神疾病灵敏度较高 脑象图帮助人们读懂人类个体的精神世界。它的振荡飘摆、反复迭代、镶嵌套叠、扭结折曲蕴含着个体独特的精神状态信息。通过图形的和谐程度、节奏感、图形的疏密程度、图形的面积等若干个指标可以了解个体的精神势态[27]。通过将特殊类型精神疾病患者的脑象图与正常人的脑象图相比较，找到该类患者的共性图形，为精神疾病患者的删选以及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2.2 脑象图是测试大脑高级功能状态的工具 不唯独用于病理诊断，脑象图还是一种测试个性和能力等大脑高级认知功能的重要工具。一方面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多轴诊断提供生物学依据。美国DSM —Ⅲ推出精神障碍的多轴诊断系统以五轴对每一病例进行评估，其中轴Ⅱ是人格障碍的诊断，但是如何识别与诊断人格障碍以及使用怎样的测验工具是每个医师能否掌握和推行第二轴诊断的前提[27]。另一方面有助于发现治疗精神疾患的有效切入点。从而使测试结果能够服务于诊断和治疗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其应用价值。这一点是其他客观测量工具所望尘莫及的[26]。

比如自闭症患者出现大脑功能障碍[29]，症状是沟通能力和社会互动能力受损，脑象图样本统计可以探索自闭症的特异图型，同时可以找到导致个体心理疾病的人格方面的原因，确认是由沟通能力弱、操作能力弱、认知能力弱、还是兴趣狭窄等因素引起的。

2.3 脑象图测试快速便捷 脑象图测试的整个过程只需要不到20 min。带上电极帽之后，测试不同状态下的自发电位，是非入侵式的测试，对人体无害。在经济上也不需要昂贵的费用。

3 脑象图技术在精神疾病领域的研发成果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脑象图研究中心采集了500例抑郁症患者，并发现从轻度到重度抑郁的脑象图指标，这一研发成果打破了传统的抑郁症临床诊断方法，将大大提高抑郁症的识别率。目前已成功研制抑郁症诊断的医疗器械设备，并已通过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检测，进入医院临床应用。

脑象图技术应用于亚健康人群的脑功能研究并取得初步成果[30]。还与多所幼儿园和某些专门的特殊教育机构合作研究自闭症患者的大脑功能特征及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取得初步的成果，并且实践中得到家长和有关教育机构的广泛认可。

未来的研究将采集各类特殊需要人群的脑象图，通过与常人组的对照分析，获得各类特殊人群的大脑特异性指标，从而为各类精神疾患的诊断提供有力的客观依据。比如，近20多年来精神病学家们都在努力对广泛性发展障碍的亚类别进行区分[31]，脑象图技术通过测试与统计手段可以为此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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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研究团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119-03

跨学科研究是超越学科边界，在不同学科之间整合力量进行的综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在整合学术研究力量，挖掘新的学术增长点，应对重大现实问题方面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已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各项资助都设立了鼓励交叉学科的条款，重大项目更是要以跨学科研究为手段，否则难以解决社会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全国高校业已出现了众多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承担了很多研究项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在传统学科研究根深蒂固的习惯下，跨学科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甚至举步维艰。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国家整理和整体规划的形势下，如何总结跨学科研究的既有经验，同时规划好未来的发展路径，优化组织管理，成为目前的科研组织管理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一、从观念上辨清基础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自觉拓宽研究领域

1.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要研究人的多样性和社会存在的总体复杂性。对社会属性和人性的理解，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古代人做出的回答都是总体性的，那时根本没有近代意义的学科分化。学科分化是自然科学高度发达之后才出现的现象。自然科学要对既定事物做形式化的把握，它的研究对象是既定事物的存在。各个学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系统。单科知识只能对社会某一领域的某一对象、某一层次、某一角度、某一过程等进行研究，彼此之间很难做到互相沟通。胡塞尔在20世纪初就焦虑地判断“欧洲的科学与哲学陷入了危机”，从而导致了人的生活也处于危机之中。而人自身，也就成了“物”化的人。跨学科研究指的是“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之间紧密的和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思想的简单交流到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和各种数据的相互整合，以及在一个相当大的领域内组织的教育、研究”。人文基础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正可以弥补学科之间的人为裂痕，让人的问题和社会现象回复复杂性和完整性的本来面目。

2.人文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基础。目前从事人文基础研究的学者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从根本上抵制排斥跨学科的研究，他们认为基础学科就是应该扎实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耕耘自己的园地，对那些探出自己的学科领域的人，他们就会认为是不务正业，基础不扎实。这批人对当前面临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就相应地缺少思考和应对的能力。还有些学者知道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但囿于自己的学科教育背景，对跨学科研究感到力不从心。这些想法其实都是对跨学科研究产生的误解。诚然，人文学科内部的研究训练是基础，没有扎实的学科研究基础，跨学科研究就如空中楼阁，无从谈起。现在的许多综合性研究大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很强的文科研究基础。以笔者工作的浙江大学为例，教师个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不错的成绩，研究成果的质量方面也是不错的。浙江大学的古汉语文献学学科实力雄厚，就是靠一部部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支撑的。学校也不断创造各种机会鼓励资助教师们的自主科研计划，努力打造思想智库。目前制约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因素在于：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的学科教育和科研训练都是在学科内部进行。如果说，现在本科阶段的宽口径通识教育已经得到扎实推进的话，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壁垒还一时难以打破，这多少限制了研究生和学者的学术视野。

3.人文学科内部已有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如果按照学科边界的远近，可将跨学科研究分为“内源性”和“远源性”两类。在人文学科内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互相渗透，形成“内源性”跨学科研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等知识板块之间进行的交叉研究，就是“远缘性”跨学科研究。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如果说“内源性”跨学科研究早已成为人文学者自觉不自觉在使用的研究方法的话，“远源性”跨学科研究也早已成为一种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比如，“科学技术史”专业，是附设在“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拥有博士生招生资格。学生来自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不同门类。在历史学学科中的“考古学”、“博物馆学”分支，也与科技考古、博物馆设计等远源性跨学科研究，最近，“考古学”在国标法中已经单列为一个一级学科。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中心（CSLC）是985重点建设基金，自2004年开始启动以来，就是一个融科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经济学和神经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机构。目前，该中心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1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参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1项。目前，文史哲基础学科的青年团队和学术沙龙，都会定期举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来自不同学科，带着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学者们在相互交流中扩大了学科视野，改变了传统的方法论结构。但是，这种学术交流活动开放度还不够，大量的学术活动还仅限于学院内部的交流，如果能逐步向校内、校际开放，应该能形成更好的跨学科学术交流氛围。

4.引导人文学科的研究关注综合性的迫切现实问题。从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也就为人文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工作者不仅仅是在自己学科内部按着旧有范式在象牙塔里做文章，还应该在国家的文化繁荣和复兴、为政府提供咨询决策方面贡献力量。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利用与保护、国际关系问题、民生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都需要人文学者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在“大科学”时代，这些问题都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协作攻关。

二、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组织跨学科研究团队

在学科内部进行的学术研究，专注于某个研究对象的某个层次，可能会在事物的局部取得精深的研究成果。若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仅仅依靠一个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去揭示社会现实，则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不能统观全局，难以获取现象的整体面目和未来走向。学科内部的研究无法应对社会提出的系统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古典学院科学已发展到“后学院科学”时代——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要想重新贯通所有的学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说，在后学院科学时代，也很难培养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因此，后学院时代的“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集群化的道路，科学领域集体狂欢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巨型大学的兴起与国家大型研究基地的出现则为集群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集群创新也就是一个大规模科学家群体围绕某个重大科学课题展开工作，且这一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在专业的领域内向着纵深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与水平的时候，需要对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沟通与融合。个人的力量无法研究和解决一些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只能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来实现——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联手，以科研项目为纽带，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一个研究团队就是一群具有互补技能，愿意为完成共同的任务、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相互承担责任的人。现在国内综合性大学的研究所建制中，会有几人到十数人不等的研究人员，因为处于相同的二级学科而组成一个研究团队。在研究所这个团队中，研究人员拥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彼此之间的合作相对松散，研究人员保有个体的独立性。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的特点必须是打破研究所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重组。团队组建的纽带就是研究项目。要组建一个好的研究团队，必须要有一个高度负责、能统领全局的团队负责人。他能在项目进展、人员调配、分工合作等方面进行协调部署，将团队的合作理念贯彻到研究行为中，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中相互沟通相互支持。这样的研究团队，才能够做到超越个体知识局限、超越专业界限，达到对复杂现象的整体透视。研究团队的粘合剂一定的研究项目。研究项目规定了团队的研究理念、研究任务和合作方式。人文学科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是个人兴趣主导的，这就需要团队负责人能够将每个个体的研究兴趣引导到项目上来，通过项目组成员之间不断的交流沟通，达到完成一个重大攻关项目的目的。在这个学术团队中，可以吸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有学术潜力的博士生加入，在项目的分工合作中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指导和规范。跨学科研究团队切忌“形合实分”的研究模式。将一个大的研究项目按照学科分成若干个小项目，大家分头研究，最后将研究成果组合起来。这不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这样研究得到的成果只能是一盘散沙，在质量上得不到保证，预期的研究目标难以实现。必须在团队成员中培养“问题意识”，只有“问题意识”才能超越学科的界限，只有“问题”才能在学科之间游走。“科学进步是由问题推动的，是在问题导向下实现的。问题是贯穿科学研究的主线，是真正的核心和灵魂。”研究者跟着问题走，解决好了问题，也就真正能够做跨学科的研究了。

三、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需要学校管理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对项目进行规划和引导

目前国内的综合性大学，教学、科研、人事、研究生教育等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呈现碎片化。而高校的科研人员，他往往同时在教学工作、研究生培养、青年教师培训、科研团队与研究平台等地方均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因此，要使一位研究人员在跨学科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同时调动其他工作的能动性。这就要求学校管理部门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做好顶层设计，更好地规划和引导人文学科的长远发展。

1.在课程设置上，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跨学科研究素质的培养。很多高校在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已经达成了通才教育的共识。即：为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开设理工农医的课程。但这还远远不够，在这些课程之外，还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开设“跨学科研究概论”等课程，为学生们建构起具有交叉性特点的知识结构，帮助他们树立跨学科研究的意识。受过这种教育的学生以后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能熟练依据实际需要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组合，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学生也能开辟交叉性的学术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

2.青年教师跨学科研究的培训管理。浙江大学人事处对新进教师都要进行学科交叉培训学习。一个人文学科的青年教师必须修习医、工、理、农等学科的三到五门课程。这种培训对于开阔研究人员的视野非常有效。但是为了能让学员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授课偏重于浅层次的基础知识，很多课程进入不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层面。学员们在完成了规定任务之后也很少再去听课，对个体来讲，这个培训也缺少持续性。这也需要管理部门总结经验，更好地让交叉培训课发挥更好的性能。

3.跨学科研究平台的建设与管理。国内高校的基层组织结构（系、研究所）基本上是按照学科门类建立起来的，高校的教学科研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都是遵循这样的组织模式。学科之间的源流、衍生关系很明确，但是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未能得到反映。目前浙江大学已建成的人文跨学科研究平台有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文物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文化遗产研究院等。这些研究平台在团队组建、项目研发、成果等层面均显示出了活力。跨学科研究平台的正常运转还需要学校拨付一定的资金，以项目的形式对跨学科研究项目和团队进行资助，营造一个新颖的学术环境吸引学者们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学校可以直接聘任跨学科项目的研究人员，项目负责人可以不经过院系，直接向校长汇报工作。

在人文基础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中，已经开辟出了许多新兴学科，研究成果在与国际对话与交流中拥有了充分的发言权。可以预见，经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新兴交叉学科能够与传统优势学科比肩共舞，呈现出人文学科的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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