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研究范文
时间：2023-06-25 17:25:0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问题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来中国农民问题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事实上，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变迁，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涉及到如何在人民的时代，成就一个大国的长治久安，至于良心原则、经济利益的考察和计算还远在其次。在笔者看来，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
一
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在现代政治诞生初期就是一个最为尖锐的问题。在数百年的人类现代化史上，正是那些通过考验的国家进入了发达社会，而印度、拉美等国家仍跋涉在泥泞当中，并落入为世人诟病的"万劫不复"的锁定状态。"历史如同画廊，原创品极少，多是复制品。"（托克维尔语）当今中国农民的处境和当年苏格兰贫民的处境有颇多类似。在16、17世纪之交的苏格兰，刚刚起步的工业革命在激发生产力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象：一个自由劳动者终其一年辛苦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马克思关于"羊吃人"的描述并未忠实再现苏格兰的这段历史，事实上，对于资本原始积累所造就的大批贫民来说，他们甚至连一条赖以维系于这个社会的"锁链"都失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格兰贵族和天主教势力对贫民的这种悲凉处境保持沉默。尽管教会人士一再宣称贫民的后代也一样是"天使的孩子"，这些社会的弃儿别无选择，他们只能退出因出生而与之订立忠诚契约的社会。"天使的孩子"埋葬了自己早死的父母，起而杀死贵族和天使的代言人们，抢夺足够的钱财，换取一张去往新大陆的船票，从此断绝父辈们和这个社会的任何约定。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一个政治体并不足够幸运，没有一块天赐的"新大陆"作为这些无路可走的贫民的退出之地，情况又该如何呢？难道让他们选择退出生存本身？
英国思想家洛克因此警告国王们：当立法者试图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洛克强调，就政治的本来意义来说，人民政府的合法权力只要一个正当组成的政府还在起作用就不能加以行使。虽然一个政府是否已经解体，这是个极端繁难和高度智识性的问题，但不要随意挑战人民的感觉和信心。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放弃判断自己的生命是否处于危险之中的权力。一切誓言、威胁和学说都无法作到这一点。在这件事情上，"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判断的权力在人民，判断的方式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感觉。"话语不能阻止人民的感觉。"如果一系列滥权、搪塞和专断都指向一处，人民就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统治之下。洛克向国王们陈述说：当人民身处悲惨之境时，就尤其要制定法律，清楚表明自己爱民的意图，决绝执行法律，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它。否则，当人民开始怀疑时，尽管国王可以凭借各种手段维持统治，但他的政治权力已经消失。这时就不再有政治上的尊卑之分，国家的整体命运将只能交付单纯人数的多少来定夺了。
二
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解答，很多人认为，应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确，这是关键，但这决非经济学功利计算中的幸福资源配置问题，而更是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所谓"王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内在于任何的政制当中，因为任何政制的根本问题都是中央权威如何落实、落实在哪儿的问题。或者法治的政治安排不能允许出现所谓"中的"，更无法容忍把一"国"之"民"在基本权利层面上分隔而治。换言之，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公民个体，这就是政治家们所洞见到的最基本政治原则--人民。这个原则同时意味着，公民个体与中央权威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的政治联系，不容任何地区共同体或人口划分从中加以阻截、切断。"公民"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国家"的概念：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或者一人口群落之公民！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否则国家就无法承受种种冲击和震荡。
美国立国之初，麦迪逊苦心研究了此前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地方权力体制，并写就《古今邦联札记》和《美国政治之恶疾》。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正是即将召开的费城制宪会议的理论基础。在这两篇文章中，麦迪逊委婉表达了对当时各州"民主恐惧症"的痛心，暗示了这种症状必然要带来的最可怕政治后果，即"社稷解体"。在随后的制宪会议上，麦迪逊首先就揭示了现代立国艺术的一项根本原则--人民，他说："反对批准新宪法的人在讨论问题时似乎对人民完全视而不见，从而不但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些不同的政府建制看成是相同的，而且似乎以为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完全不受共同法律的控制。这些先生们的错误必须在这里指出。他们必须明白，政治的权威不管在什么地方行使，只能来自人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迪逊被尊为"国"父而青史留名，今日美国宪法名闻世界的起首句就是"我们美国人民……"。
麦迪逊同时也被公认为人类政治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他打破了在此之前"大国只可君主制"的固定看法，彻底解决了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最要命的政治问题：共和制何以可能长治久安？并且以实践表明了：若要成就真正的政治权力，若要真正地立国，大国无君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一个大国，人民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变革恰恰在这个最要命的点上失落了，并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良机。如何实现农民的国民待遇，建立中央权威与公民个体之间直接的、民主的联系。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决断已经迫切地悬在这个国家的头顶。我们现在所处的危机时刻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时机，甚至可以说：人类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空前重大的决断就等待在此时此地作出了。一个历史上曾经最稳固的君主国家在没有君主的人民时代，要在此刻重新谋求政治权力正当性的基础。
自贾谊《过秦论》以降，中国历代士大夫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一直高度重视，正是出于这种重视，儒家主流历来有以维护大一统为己任的传统。但自1911年帝制、创立共和以来，政治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事实上，我们甚至连大国如何可能共和？无君主何以可能长治久安？这个再重大不过的问题也没有过认真的思考与讨论。主流儒家士大夫的错不在于他们端以维护大一统为己任，他们的局限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未能考虑过无君主可否长治久安这样的问题。但是，就这个问题来说，在西方也只是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才真正提出来。如果人们一味以从传统中发掘出"专制"的种子为乐趣，我们不禁要担忧：中国政治还能找回当年贾谊作《过秦论》时的那种眼光、意志和气魄吗？还能在这样的眼光和气魄中为或者中央权力重新奠定正当性基础吗？
这种气魄和眼光倒可以从德国学者韦伯身上感受一二。韦伯当年对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深为忧虑，他认为一个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的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可怕的内在危险，即它将暴露一个落后民族所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将使一个民族的复兴愿望付诸流水。韦伯身后短命的"魏玛共和"几乎成了政治不成熟的代名词。
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任务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格局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只有集团利益或单单人口群落的考虑，其结果将只能是整个民族的崩解。因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层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大部分问题的关键乃是政治主导层的素质问题。"韦伯认为，这样的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即被纳入一个统一国家经济过程的社会成员必须能够同时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中去。大多数国民无法生活于本国的政治当中，而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机制在韦伯看来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化的状况下才可能运行。因为在这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中，社会整合主要倚靠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英之间的博弈和制衡。一旦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动，政治主导层就必然要面对"国民"的民主问题。因此韦伯认为，不但德国容克式封建贵族政治要走向没落，就连老式的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即英国的政治形态，也未可幸免。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的出台把自己送上了从单纯的自由民族向民主民族过渡的道路，在政治上总是具备智慧、意志和远见的英国政治主导层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如托克维尔所见："请你穿越时空，跟随"绅士"一词的命运，你将看到它的意义在英国随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互相接近、融合而扩大。每一世纪，这词所指的人的等级就更低一点。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美国。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所有公民。它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历史。"大众民主最深刻的政治意义在于：他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整体政治教育的穿透力和渗透力，使各个阶层和人群同时具备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使国民成员养成"责任共担的习惯"，从而具备落后民族所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韦伯指出，这正是政治民族和非政治民族的根本差别所在。
当年，韦伯最感到忧虑的就是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韦伯尤其批评了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错失政治改革的时机。他说："新生代德国市民阶层充斥了"政治厌倦症"，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和"非政治"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德国的历史似乎已经走到了头，上千年的奋斗似乎都已经在今天完全达到。谁会操心问一问未来是否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行尸走肉、坐失良机呢？……事实上，在我们出生之时，历史老人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是以往任何一代都未曾受过的最可怕诅咒--政治侏儒！"对"经济"的夸大强调往往导致人们虚妄地以为时时歧异的经济利益可以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归宿感。这进一步导致了新兴阶层把下层民众排斥于全国性政治过程之外，丧失了把握民族国家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的能力，最终的代价便是无法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这是以后希特勒上台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继承了这种市侩思路的一个侧面，片面追求外在强大，把整个民族送上了军事突围的不归路。德国人的枷锁是在国内铸造的。
三
回头看当下的中国问题，当年韦伯所呼吁的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经不能再有丝毫延误了，和当年的德国一样，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民族国家如何论证并捍卫自己的问题。在当下，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主要面临来自两方面的直截而深远的"非忠诚"挑战。
一方面是来自那些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们。这些操练者只知道一味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景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理想和节操。事实上，不管这种景观被描述得如何象人间天堂，都只能表明经济科学和经济本身已经走入迷途。许多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们天真地以为他们需要顶礼膜拜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商品生产的技术性经济问题，或是分配问题（社会正义）。但在事实上，甚至连这些操练者自己都时时感到了某种绝对压倒这两种价值标准的东西。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经济学是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的。但是一当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就得学会与特殊的地域和民族建立联系。中国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中国的政策，一个中国经济学工作者所使用的价值标准也只可能是中国的标准。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的权力利益。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种政治不是日常的官僚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
另一方面的"非忠诚"挑战来自宗教领域。前文所述的那段苏格兰的沉重历史时期也正是宗教改革开始收获自己政治果实的时期。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世俗政治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面临来自信仰领域的"非忠诚"挑战，众多的信仰操练者们以《圣经》为超越世俗政治的最高准则，在"因信称义"教义的鼓舞下，他们号召所有基督徒平民都有责任随时拿起武器那些"象打网球一般抛扔平民"的国王。他们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随时随地进行反抗的权力，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也因此不再以凭借高度政治智慧才可建立的"正义"原则为根本，而是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作为结果，人们轻易见证了一个"爱上帝也可以爱得血流成河"的时代。
正如卢梭评论的：如果只知道加尔文在宗教方面的改革，而不注意他与此并行的对政治法的贡献，那就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为了反对这种盲目的《圣经》崇拜所带来的激进政治后果，加尔文不无审慎地指出：上帝是通过"下级官员"或者一个特定的英雄人物来抑制专制君主的。加尔文要求下级官员或者特定英雄人物来承担这项再重要不过的政治责任。既然政治决非一桩"修修补补"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就需要经过特别的拣选。对于这样一个崭新的角色，加尔文呼吁把政治当作一种志业来对待，政治家的天职是一项神圣天命的感召，他们在人们当中当享有高度的特殊荣耀，也当享有人们富有见地的尊重。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乃是一门关乎国家整体的艺术。政治家必须把任何社会成员都当作"国民"来对待。政治家决不会单单凭借功利原则或者"良心"原则行事，而应当在任何境况下都以"正义"原则行事。
篇2
【关键词】城郊；失地农民；养老问题
一、城郊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研究现状
（一）研究背景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严重问题，养老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城市郊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缩影，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城和外环线等用地项目的规划修建为特征的新一轮“圈地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现行土地使用制度的缺陷，行政部门操作的不规范和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城郊失地农民在土地非农化转移的收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权益常常受到侵害失去土地，农民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尤其是进入老年后，随着其劳动能力的逐渐丧失，养老问题成为特别突出的问题。
（二）调查过程与方式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城市郊区失地农民-从农村中游离出来的一个新型群体。笔者通过探究其面临的养老困境，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本次调查采用入户调查方式， 调查对象为南昌市南昌县18岁以上的被征地农业人口， 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了解该区失地农民养老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同时对失地农民进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 对未就业的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咨询。本文基于调研数据，通过深入挖掘分析，探讨各种可能的养老路径，为政府提供可行的政策方案，致力于推动城郊的失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二、南昌县城郊失地农民基本情况
（一）年龄分布
在进行的400份随机调查问卷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了36.77%，由于他们已经丧失外出务工的能力，大多在家里做些简单的家务，正在面临养老问题，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们了解一手资料，随机调查中老年人所占比例多达68.66%。
表1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二）性别结构
从性别结构来看，调查的对象多为男性，男性多为户主，对家里的情况较为了解，能够给出较为全面的信息。
（三）文化程度
从调查的对象文化程度来看，小学以下的文化程度占61.66%，初中和高中文化次之，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三、南昌县城郊失地农民养老现状
城郊失地农民，既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们既失去了土地的保障，又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该地城郊失地农民的户口属于城市开发区户口，但其所购买的非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而是新农保，他们虽然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但却只能享有农村居民的待遇，这就注定了他们的特殊性。城郊失地农民养老问题更是一个重要问题，失去了土地这一基本的保障，如何解决今后的养老问题是每个失地农民心里牵挂的大事。
（一）政府征地补偿标准低
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征用土地的补偿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征地补偿=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开发建设基金+安置补助费，按照《南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昌县征用（收）土地补偿办法的通知》征地补偿费标准为水田为31824元-32365元/亩，水浇地为每亩31824元-32115元，其它农用地为11138元-11328元/亩，农村居民点用地为21517元-21684元/亩，村庄工矿用地为11240元/亩，水利设施用地及特殊用地均为11138元-11240元/亩，未利用地为6365元-6473元/亩（以上用地补偿均含土地补偿、劳力安置补偿）1。在调研过程中发现，81.31%的调查对象反应的补偿标准没有达到文件要求。与此同时，政府将土地以征地款数倍的价格卖出，土地升值后的红利让政府和开发商拿走了，农民了解情况后颇为不满。政府给失地农民发放土地征用补偿金的，可以让失地农民一夜之间得到相对可观的收入。由于部分失地农民心态的不健全，滋生懒惰思想，只图眼前安逸，不谋求发展，又不善于理财，出现少数失地农民返贫现象。
（二）失地农民对当前收入现状满意度低
表4 失地农民对自己目前收入状况满意度
在对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进行调研的结果发现，失地以后有15.95% 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收入与征地前相比严重减少，有25.00%的调查对象认为有所减少，31.93%的调查对象认为变化不大，22.87%的调查对象认为有些增加，另外还有4.25%调查对象认为收入同失地前有很大增加。总体来讲，有超过72.88%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土地被征收后，收入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
（三）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民首选养老方式
表5调查对象认可的养老方式
调查的数据显示，传统的家庭养老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养老方式， 43.90%的调查对象倾向于家庭养老，也有17.07%的调查对象倾向于购买养老保险。37.19%的调查对象认为要自己存钱养老，因为儿女生活状况也不是很理想，他们不希望给儿女增加负担。计划生育的推行，独生子女增多，依靠子女进行养老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
（四）失地农民对养老问题较为担忧
表6您对现在或者未来的养老问题担忧吗
调查结果表明，26.87%的调查对象对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非常担心，38.28%的调查对象对自己今后养老比较担心。从养老经费的来源来看，南昌县高新区给达到推行年龄的老人给每人每月120元，国家社保每人每月发放60元，所调查的村庄集体多数财政吃紧，没有能力提供补助，部分村集体提供每月30元的补助，因此，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累计最多每月210元，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看，210元每月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并且随着老年人人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看病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加，虽然都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是自己还需要支出一部分费用，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随着农民的年龄增长，所面临的各种养老问题就越突出。
（五）对现行社会养老保险缺乏信任
从城郊失地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态度的统计情况看，多数失地农民主观上愿意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但是对现行养老保险缺乏信任，村里的部分年轻人告诉我们，即使他们现在交了养老保险金，也要等到退休年龄到了才能领，万一政策变化，自己交的保费就白交了，其中还有部分调查对象认为没必要交保费，认为养老保险的发放标准太低了，不足以让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后养老。还有部分村民对政策不了解，不愿意冒风险，觉得还是把钱放在银行里比较安全。
四、城郊失地农民养老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从调查情况来看，城郊失地农民养老问题具有复杂性，既有制度上的缺陷，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
（一）征地补偿机制不完善
1、补偿标准偏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土地管理法》还规定：“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近十年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飞速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涨势较慢，按《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偿已显然过低。而南昌县征用土地时，给予的补偿费用是固定的，基本标准是11000元/亩，有农作物的再加上一些青苗损失费，这些费用远远不足以保证失地农民的生活。
2、安置方式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这种对于失地农民安置方面的规定明显过于简化过于模糊，对安置失地农民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没有规定调解裁处安置纠纷的责任主体和办法，以及对未负责任者的处罚；也没有随着失地农民身份转变而凸显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失地农民安置责任不清，从而导致部分政府官员对失地农民漠不关心，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也是征地单位普遍采取“一脚踢”的货币安置的重要原因。这种单一的货币安置方式，并不能解决失地农民长久的生计问题。农民失去土地后，将面临经营无门路、打工没人要、办厂缺本钱、就业难度大的困境。
3、政府、开发商与民争利。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具有稀缺性，存在增值的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并不了解土地利用的整体规划，也不可能准确把握土地的市场价值。而土地的征收价格与出让价格之间巨大的利润差异，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逐利动机。失地农民的土地在征用前，政府出价相当的低，而在征地后，土地价格飚升，有的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一亩。作为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理应参与土地的收益分配，而事实上失地农民无法享受到土地的增值利益。
（二）社保机制不健全，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基础，也是中国农民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农民所承包的土地就是农民的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伤病养老保险的可靠依托。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我国农村实行，在土地均分的原则下，把土地作为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手段。土地的福利作用足以抵消其效率损失，从而为家庭经济的发展及其保障功能奠定了基础，为农民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提供了制度安排。而城市实行的是“高补贴、广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享受就业机会及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险与粮食、副食品、住房等补贴。可是，农民在失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农民的身份和土地的福利功能，但又未同时获得市民的社会保障待遇，结果是国家、集体、社会“三不管”，什么福利、保障待遇都没有。也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保障，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境地。虽然南昌县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但是要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仍然比较困难。
（三）失地农民自身因素
1、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失地农民受传统农耕思想影响较大，失地农民由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还要实现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存在或多或少的不适应。表现在养老保障问题上，对失地农民保险知识、风险防范意识的不够，缺乏对养老的责任感。
篇3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不断地被征用，土地给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很多农民逐渐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转变为城镇化农民，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分析城镇一体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生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提出了解决失地农民养老紧迫性和必要性，最后指出对解决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 ：城镇一体化失地农民养老
我国城镇一体化发展迅速，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占用，很多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转变为城镇化农民，失地农民区别于以往农民和市民，他们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做好农村的老龄化工作，发展农村的老龄事业，争取实现农村老年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目标，让广大农村老年人共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让老龄工作不断提高。
1 我国失地农民的现状分析
失地农民是指在我国城镇一体化背景下，由于国家征用自己承包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我国现阶段，失地农民的队伍逐渐扩大。失地农民在经济收入、养老、就业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生活状况很不乐观，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就业压力大、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近几年，失地农民越来越多，他们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在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工作基本上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非常有限，同时各地的具体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异，统筹层次不高。做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工作已经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重中之重。
2 失地农民存在的主要养老问题
2.1 社会保障问题
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老年人的经济来源有这样几种形式：子女赡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被征地农民养老生活保障（补助）等。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自谋出路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少，而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社会保障已成为失地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03 年国家统计局对失地农民的调查表明，在北京市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中，自己缴费参加养老保险的尚不到三分之一，而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
2.2 子女的养老意识淡薄
我国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自古以来都以家庭养老为主。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价值观发生转变，年轻人生活压力加大、收入低，养老问题成了子女重大负担。特别在农村，子女虽然与老人住在一个村，但对老人不闻不问。
2.3 老年活动经费不足
很多农村经济条件落后，老年人活动的开展受到经费的制约，活动经费没有来源，活动处于空白状态。
2.4 业余文化生活枯燥
近年来农村活动室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相关部门也加大了投入，但是活动内容以服务中、青年为主，如扭秧歌等形式，基本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需求，很多农村老人文化层次较低，文化生活的开展就受到限制。
2.5 收入贫困问题
失地农民的收入明显减少，正在形成新的贫困群体。据辽宁省农调队2004 年对沈阳、抚顺两市14 个县（市、区）670 个农民家庭的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在耕地被征用后，收入普遍减少，有21.6%的失地农户收入水平下降。
3 提高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建议
3.1 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①失地农民的“老有所养”，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三方面，经济供养是基础，保障了老人的经济来源，才能为老有所养提供物质基础。因此，农村老年人的家庭赡养是农村养老的核心与基础。老有所养不仅包括经济赡养，还包括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享受天伦之乐。
②促进失地农民就业。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培训，提升劳动技能和职业素质，可以由乡、镇政府组织相关培训，并发给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同时要求企业录用失地农民，给予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失地农民可以免交个人所得税。
3.2 提升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①开展农村形势和政策教育，有稳定的老年教育场所和时间、课程吸引农民学习保健、用药、法律等知识，倡导相信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使他们老有所学。
②根据市场需求和老年人的意愿，为农村老年人搭建服务平台，让他们继续贡献力量。在农村投资建设适宜他们管理的项目，如农贸市场、停车场、仓库等，补充老年活动的经费需要，让他们老有所为。
城镇化农民的养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如今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仅凭单一的某一方是无法解决的，需要政府、集体、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社会各界应重视失地农民，完善保障城镇化进程中的相关制度，重视城镇化进程中养老问题的紧迫性，积极采取策略，使城镇化农民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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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失地农民；再就业；原因；措施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8010202
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食的获取通过就业来实现，换言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就业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够养活自己，赡养老人，照顾子女。同时，是否就业也影响着一个人能否有尊严地活着，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占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公开表明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2000—2030年间，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有关研究预测会达到1.1亿人。农民以种田为生，失去土地的他们就是失业，需要进行再次择业。大量的失地农民由于思想观念落后，征地不完善，就业技能缺乏等等，造成再就业困难重重。
1 失地农民的概念
失地农民是指农民的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农业户口的家庭人均耕种面积少于0.3亩的统称为失地农民。本文所指的失地农民是被动失去土地的，而不是主动放弃的，并且在失去土地后仍保有农村户籍。那些主动放弃土地，或者在失去土地后变更为城市户籍的农民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2 失地农民再就业现状及影响
2.1 再就业率低，再就业质量不高，稳定性差
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失地农民安置未有统一安排，仅能给予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一部分头脑灵活的，适应力强的失地农民，在得到征地补偿后，进行自主创业。也有进城从事第三产业服务性质的工作比如清洁工、服务员等等。虽然能够快速再就业，但是所从事的工作稳定性差，随时都有失业的风险。另一部分思想传统守旧、无职业技能、无文化的失地农民，闲赋在家，依靠住房出租，在本地打零工维持生活开支，成为了无土地、无工作的两无人员。在这两类失地农民中，后者占了极大一部分。
2.2 再就业渠道少，结构性失业严重
失地农民由于长期务农，就业意识与社会脱轨，不知道如何寻找工作，一般依靠熟人介绍，门店贴出的招聘启事，就业渠道少，无法及时掌握就业信息，造成就业困难。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需要的知识型人才，失地农民掌握的则是种植栽培技能。失地农民的劳动素质不符合现有社会劳动力需求，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劳动需求不一致，结构性失业严重。
2.3 生活水平降低，心理状况堪忧
土地征收后，失地农民主要依靠征地补偿维持生活，意味如果无法及时就业，只能坐吃山空。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降低。土地被征收属于农民生活中的突发事件，生活场景的突然转换，对未知未来的担心、焦虑等，使得他们由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和行为习惯转变为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和行为习惯各种中引起了各种心理不适应的症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明无业失地农民心理异常率高达47.8%，高于国内城市失业人员心理异常28.6%，失地农民的心理状况堪忧。
3 难再就业的原因
3.1 市场宏观环境
3.1.1 房地产过热，失地农民数激增
自2003年起，房地产市场受人追捧，涌现一大批的炒房者，同时也吸引了商人的眼球。房地产商人利用各种办法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建立起一幢幢商品住房，为自己捞起一桶桶金。农民的土地被征的速度越来越快，失地农民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但是大量的失地农民只获得征地补偿费，没有安排新的工作。这些失业又失地的农民只能自主就业，涌向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就业。
3.1.2 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市场吸纳能力有限
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长下滑，内需不足，投资减少。进一步导致劳动力市场拉动就业能力减弱。同时在十二五规划出台以及十召开的背景下，国企将深化改革，用人偏向年轻化，或多或少影响到用人单位需求将偏向年轻化及有创新意识人才。那么大量有才能、有工作经验的待就业人员相比与失地农民，他们掌握着完全竞争的优势。并且企业正逐步由粗放型转换为集约型经营模式，要求高技术人才，对于低素质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越来越小。
3.2 制度不完善
3.2.1 征地补偿制度不完善
众所周知，征地事项以及相关决定会进行公示，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缺少了参与权和决策权，甚至没有知情权。致使土地贱卖，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征地补偿款分配不均等现象频频出现。同时，在征地补偿制度中的安置措施里，会实行村级安置留地政策。然而对于就业这一块，则完全没有提到。这意味着政府会负责失地农民的吃住，但是不管生活水平如何。
3.2.2 国家劳动就业政策不全面
近年，各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就业登记制度，把失地农民纳入就业培训，就业补偿补贴等福利政策中。但是缺乏国家统一的规定，将失地农民涵盖在就业体系当中，仍有大量的失地农民无法享受这些福利政策。同时我国政府根据城镇登记失业率对下一年的就业工作进行指导与决策，并没有把农村人口就业登记情况考虑在内。国家的政策导向侧重促进城镇居民的就业，但不一定有利于失地农民的再就业。
3.3 失地农民自身条件限制
3.3.1 择业观不正确，再就业积极性不足
有一部分失地农民由于丰厚的征地补偿，选择投资固定资产如房地产，依靠租金收入生活。而长期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思想上滞后，没有树立正确的择业观，认为“低工资、重劳力、苦脏活”是外来民工的职业，不愿从事服务业而更热衷于一份固定的“体面工作”。并且在择业的过程中对政府和集体的依赖思想严重，想要靠政府和集体解决就业问题，缺乏再就业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3.3.2 文化程度低，专业技能差，缺少就业竞争力
相比于城镇居民，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就业竞争中难以与城镇居民进行公平竞争。再则失地农民本来是从事农业生产，无其他一技之长。专业技能缺乏导致难以适应工业化程度较高企业的用工需求。在企业招收大量的高素质与技能型人才时，形成强烈的冲突。一方面，大量企业存在着用工荒。另一方面，却有许多失地农民找不到工作。低水平的文化水平和劳动素质是失地农民再就业的一大障碍。
4 解决措施
我们从企业，个人和政府三个方面来探讨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问题。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采取的行为必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要求企业无偿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是不合理的。从单个人的角度来说，一己之力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微弱的。在这个庞大的失地农民队伍中，我们更多的是政府来主导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以为公共利益服务为目标，能够统筹全局，给予企业优惠政策，促使企业安排失地农民的就业岗位，而不引起利益冲突。
4.1 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近年，我国就业总体形势严峻，城市吸纳劳动人员能力有限。政府应该调动失地农民的创业积极性，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在小额贷款、税费减免、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扶持和倾斜。在一定可行性下，能够设立这样一个部门，有专员为失地农民创业提供专业的服务，帮助办理各种的贷款等手续，解答创业中的困惑，类似法律援助这样的形式。
4.2 建立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政府没有建立就业服务体系的应尽快建立，保证多数失地农民能够再就业。而已经建立的则需不断完善体系，给予失地农民更好的服务。
4.2.1 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水平
就业培训以失地农民自愿参加为前提，基于失地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等特点，开设不同层次的技能培训班。在培训班进行成果验收后，需要跟踪辅导，确保失地农民切实掌握技能并且解答在就业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培训费则由政府补贴和失地农民各承担一部分，以政府补贴为主。
4.2.2 转变失地农民的观念
在就业服务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转变失地农民陈旧的就业思想。通过设立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部门来进行这部分工作。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部门工作人员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方式来传达这样一种思想：职业是无贵贱之分的，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并且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使失地农民尽快转变观念，增加社会归属感，融入社会这一大家庭中。
4.3 加快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
根据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低，专业技能差等特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为其增加就业机会。在产业政策上，要重视第二、第三产业，适度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增大就业容量。政府应引导企业在招收职工时，优先录取失地农民或者按照一定比例录取失地农民。当然，招收失地农民为职工的企业，也会有一定的奖励。
5 结语
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失地农民这一群体的产生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劳动创造财富，就业开创未来。那么妥善、恰当地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将会促进社会的繁荣与安定。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彻底根除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更系统、更科学的理论体系。我想“中国梦”也该包括失地农民的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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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市民化
一、引言
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近年来是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我国失地农民数量据估计已超过一亿，庞大的群体数量对城镇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着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失地农民问题，力求寻根究底找出问题的根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铺顺道路。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进步的城镇化，而失地农民问题已成为城镇化的瓶颈，因此解决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针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分析；市民化进程中问题的失地原因和现状分析；阻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探；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对策研究等等，近年来又有学者以可持续生计、福利经济学、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大众传媒等新的视阈解读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
二、关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分析
关于失地农民市民化内涵学者们各有观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也有内在和外在属性之分。也有学者直接将失地农民市民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一起囊括在农民市民化中定义的。狭义的农民市民化是指：失地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在户籍身份、权利方面的转变。广义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是指：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不仅身份、角色发生转变，其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内在素质等方面也实现转变。“外在市民化”指农民获得市民身份（户籍）以及市民近似的就业和生活方式；“内在市民化”最主要的内容是失地农民充分获取附着户籍的相关权益、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权利。
三、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失地原因和现状分析
（一）农民失地的原因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模的扩大的需要，政府“强行”征用农民土地导致了农民失地。王慧博认为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城市迅速发展的“要地不要人”的“以地为本”的发展思路。孔祥利、王君萍等认为农民失地的主要途径包括：利益集团非对称性的强占乱建失地，政府政策诱致的组织性失地，农业比较经济效益倾斜的自愿性失地。
（二）失地农民的生存现状研究
通过已有的调查知大部分失地农民市民化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比较差，就业状况不理想，收入少，生活存在较大的困难，甚至生活水平较之前的农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农民被克扣的补偿费用比实际到手的补偿费还要多，生活得不到保障；土地被征用却依然是农民户口，享受不到市民的相应权利；子女的受教育过程存在障碍；心理适应比较困难需要较长过程。
四、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阻碍因素的研究
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受阻的原因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文明的巨大差异。乡村与城市本就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质、生活模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交往方式和价值观，自由闲散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政治参与行为等阻碍农民难以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城市生活。周军和刘晓霞认为城乡二元体制、身份认同、职业转换和文化适应等障碍影响了失地农民向市民化转化。文军在上海郊区调查失地农民时发现农民的被动性与依赖性比较强这使农民很难较快的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
二是农民的文化教育、劳动技能等主观因素等。失地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都在大专以下，劳动技能也还停留在传统的农耕生产上这与现代城市的生产发展的节奏不相匹配。能力的贫困和“可用资源”的短缺使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困难加大。白呈明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受阻是因为农民自身的劳动素质、劳动技能与日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不相匹配，从而无法就业生存。
三是制度保障欠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不合理、相关土地法律不健全、征地补偿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从经济上制约其向市民化转变。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保障标准缺乏弹性等问题，被认为是目前失地农民难以顺利市民化的重要原因。
五、解决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对策研究
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主要是解决农民未来生存发展的问题。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又涉及到城镇化质量的问题。但是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看法学者们又各有观点。
（一）“重建”市民概念，转变身份歧视
“市民”概念应该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不能局限于从城市层面来解读“市民”概念，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农民市民化”也就有相应的更加广泛的内涵。农民市民化的实质在于其思想意识、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本质转变。农民市民化的目标是在城乡一体化基础上最终消除城乡差距。
（二）提高农民的技术能力与文化素质
一般说来，掌握技术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可以帮助人们快速适应新工作新生活，这对失地农民也不例外。白呈明认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完善政府对农村的基础教育工作，以培养有能力有素质的劳动者，加强失地农民自身的能力建设。
（三）改善制度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制度不健全，法律不明确失地农民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补偿安置需要落实到实处，户籍制度的限制也需要改善，徐元明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只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享受附属在城市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和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各种福利待遇。
（四）发展乡镇企业就地市民化方便快捷
先生认为失地农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如何使开发者与农民的双方利益得到共同保障的问题，失地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就是一种“就地移民”或“不离故土的移民”过程。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是要为失地农民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能够自主的用武之地，即是现代工业经济的“新皮”对农村经济的“旧皮”再生的过程。李友梅认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既要为他们保留一定的退路又要加强实地农民的能力建设问题。所谓退路就是要扶持乡镇企业，所谓能力建设，就是要对农民进行相应的培训。
篇6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综述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问题及成因
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准确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是提出农民工社会保障改革方向及对策的基点。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相关制度改革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2亿多人。但不容忽视的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处境相当艰难：他们的生活环境普遍较差；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子女就读，费用昂贵；薪金难以按时领取；文化生活单调贫乏；工作安全保障程度低。而这部分人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容回避和忽视的问题。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而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户籍制度问题（这一点将在原因分析中详解）
2.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
（1）劳动报酬：从目前情况看，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限制，整体收入水平普遍低（黄黎平，2006）。据农业部得调查显示，2002年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为5579元，也就是说每人每月的平均工资仅有466元，大约是城镇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半（黄黎平，2006）。
（2）劳动条件：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集中在“3D”（险、脏、难的英文字母第一个字母）职业岗位上，工作条件恶劣（刘丽娟，2006），工作缺乏安全防范措施，各类工伤事故时常发生。
3.社会保险问题
国家支持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险保障理应是全国职工福利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这部分福利只是覆盖城镇职工，虽然近年来开始向农民工延伸，但其覆盖面较为狭窄，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没有社会保障，拿的只有“”工资（彭宅文，2006）。即使有少量的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但在享受保险待遇、投诉索赔、返乡退休等方面，处处遇到难题（黄黎平，2006）。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成因分析
（1）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刘丽娟，2006）。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从根本上起源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黄黎平，2006），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角度讲，他们却是农民工（曾振国，2006）。这种职业身份与户籍身份的矛盾却使他们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从事着工人的工作，却碍于没有工人身份，得不到参加工会组织的权利。由此，他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没有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曾振国，2006）。同时，这种尴尬也延续到他们的子女，使得他们难以享用当地城市的教育资源（曾振国，2006）。
（2）社会保障立法和相应政策的不健全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刘丽娟，2006）。这是因为，一方面，保护农民工的立法数量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虽属“工”，但大多数劳动法规都未提及这一特殊群体利益的保障问题，导致一些用工主题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侵犯农民工的利益。
（3）社会保障资金不足。财力支持不够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刘丽娟，2006）。
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
针对上述不同问题，不同学者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赞同将农民工直接纳入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有关部门应对进城就业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一视同仁，实行同工同酬，执行相同的社会保障政策，即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只要农民工按要求参保、按标准缴费、达到规定的条件，就应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而且，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增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减轻当期基金支付压力。但从实际情况看，在相当长时期内，农民工具有不同于城镇职工的诸多特点，直接将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并不现实。其具体原因在于：农民工是以流动就业、灵活就业为主，劳动关系不稳定；城镇社会保障的缴费标准和享受待遇的条件，超越了多数农民工的实际支付能力；社会统筹基金不能转移，农民工在流动就业过程中会损失一大部分社会保障权益；参保农民工一旦发生医疗和工伤费用，往往难以承受城市过高的医疗和生活费用而被迫返乡，从而无法享受到城镇社会保障的相关待遇。据此，有人说这种做法是“企业尽了责任，政府得了实惠，农民工丢了权益”。
第二种观点是统筹城乡，重新构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着力于建立制度模式全国统一、覆盖城乡居民、城乡和地区保障待遇有所差别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一并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现行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不合理的，不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也不是完善的，制度设计不够科学，覆盖面过窄且扩面难，财政和企业负担重，管理和运行成本高，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长期滞后的局面必须尽快改变，早主动代价也低，而且，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解决约2亿农民工（进城务工约1亿人、在乡就地非农转移约1亿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但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需要，而且也是深化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一次重大机遇。
在《走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一书中，卢海元同志提出的设想方案正与第二种观点不谋而合。他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和城镇化联系在一起，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与解决“三农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出了设想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按照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要求，适当降低费率延长缴费期限，扶持农民工就业和参保，提高服务管理社会化程度，推进基金投资运营市场化，确保基金增值幅度，建立基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增长机制。
（2）建立实物换保障的社会养老保险路径。根据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历史起点的差异和存在“双重经济保障”的现实，农民工应该实施以土地换保障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实物换保障”，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并从城乡两个方向同步推进农民工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3）建立健全农民工退出机制。该观点认为应该建立适应城镇化要求的土地制度，应该进一步探索农村土地制度的多种实现形式，重点通过设立土地银行，实行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确立土地资产化经营的新机制。同时，农村土地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同步进行协调推进。
参考文献：
[1]彭宅文，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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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社会保障；和谐社会
农民工子女社会保障存在许多的问题，涉及到很多的方面。而这些问题又是我们所忽略的，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整个社会的建设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其他的孩子一样都是平等的，为农民工子女生活和学习问题创设更加公平的环境，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成长这是我们必须要实现的。
一、 农民工子女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社会保障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基本生活条件上，基本的就学问题，人文精神方面的关怀，必要的法律保障这四个刚面现在所作出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发现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的相处解决的对策，帮助农民工子女更好的发展和成长。
（一） 生活保障欠缺
农民工到城市中打工寻求更好的生活，子女和家人在家中无人照顾，因此都到转移到城市中生活。背井离乡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生活都是很艰苦的，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没有稳定的居住环境，没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和规律，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不仅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不利，对于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也是不利的。所以在农民工子女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必须予以重视。
（二） 异地教育困境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已经得到了关注的问题，提供良好的就学环境，让学龄儿童和其他的城市孩子一样有受到教育的权利。但是，教育水平的不同，基础教育条件的不同，都让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面临了许多的困境，跟不上进度地区教育差异，与同学相处的不和谐这些让孩子们产生心理的压力，甚至产生厌学的、愤世的想法。异地教育必须对孩子做出积极的引导，让孩子们体会到人文的关怀，树立好好学习的决心，刻苦努力，培养成熟高尚的人格才能够更好的成长。
（三） 缺乏法律保障
虽然对于农民工问题我们国家已经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但是缺乏相对的约束力和强制力的，农民工的子女在公平选择生活和受教育的机会上还是受到很多的歧视和限制的。消除社会排斥，消除抵御排斥，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权利予以更大程度的保障。将农民工和其家人的权利以法律为武器进行保障，对歧视和排挤的想象不仅仅是在道德上的谴责，在法律成面上也应该形成完整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理有据。
二、 农民工子女社会保障策略研究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具体的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有其必然性和紧迫性的。全社会成员应该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都应该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来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政府方面应该提高行政执法的能力，强化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为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创设安定的环境，感受到在城市中生活的存在感。
（一）完善生活条件，保障基本生活
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对外来人口应该加大关注的程度，及时了解他们生活中需要，嘘寒问暖。在基本的生活设施上应该予以满足，帮忙寻找合适的居住生活环境，帮忙解决孩子的生活条件，让孩子们在积极的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成长。政府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该在政策上予以更多的优惠和帮助。可以组建一对一的互帮团队，让有意愿的城市生活的家庭帮助农民工子女，让农民的子女在城市的生活中不再孤单，真正的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乐观向上。通过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来实现在心灵上的熏陶，营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二） 实现教育条件改善，实现公平求学
教育是农民工实现自我走出生活困境的重要渠道，农民工子女属于特殊的流动群体，不能够很好的接受到教育。城市中的学校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接收收到很多条件的限制，导致孩子们没有收到公平的受教育的权利。针对城市殊的群体，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应该克服更多的困难。学校应该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解，在基本的教学内容完成的同时发掘学生身上的潜能，让农民工子女参与到感兴趣的特长学习中。在教育费用上，适当的减免学费，给予表现突出的同学给予奖学金的支持。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学习的兴趣，树立积极的学习目标，在学校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交往的能力。学校和社会应该为农民工子女适应社会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做出努力。
（三） 健全法律条例，实现权益保障
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基本权益更应该收到基本的保障，子女的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在城市中就医的条件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条件等。农民工群体想要融入到社会当中，但是这个道路是艰难的，真正的融入到社会中去还是受到很多的不公正待遇和束缚的。维护自身的权利，保障农民工和家人的权利急需建立一套以立法、执法、司法为基本要素的法律保障机制。在执法范畴上，要求政府积极为给付义务与有效抑制行政不作为、公民充分行使“自”与科学构建程序制度；在司法范畴上，要求建立救济成本的政府“分摊”机制和推进“权利具体化”救济的司法改革。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待遇，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自觉的去捍卫，坚信社会的公正，法律的公平。
农民工子女的生活保障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并且做出积极的努力，孩子是祖国的希望，让孩子能够有良好的生活保障和生存环境，对社会生活充满和信心，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实现自我，这是我们的社会所期望的并且也是要不断努力的目标。（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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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农民；生态意识；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S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6-0007-1
1 农民生态价值意识缺乏
生态价值意识，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对生态环境的价值追求以及对生态环境利用的价值尺度。自然界任何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过度的开发自然资源，大自然必会对人类加以“报复”。只有合理的对生态环境进行改造开发，才能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笔者在此次调查期间发现，当前农村地区农民普遍生态价值意识缺乏，绝大多数农民只注重自己眼前利益而忽略对环境的可再生保护。其中再被问到“您是如何看待土地的使用的”，有71.2%的人回答“只要有收益，不在乎土地的使用寿命”。可见，人们在对待某些环境问题时优先考虑的还是自身的利益。通过对农民生态意识的调查，笔者认为，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环境，只有对自然合理的，有节制的利用，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对范家村、篡集村两地农民生态意识的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农民的生态价值意识缺乏。
2 农民生态科学意识匮乏
生态科学意识，是一种要求人们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去指导实践生产、生活的思想方法。生态科学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增强对环境保护的力度。笔者通过调查显示，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相对落后，农业生产技术也相对落后，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经济的落后，农民在进行日常生产的同时不注重运用科技手段进行日常工作，出现了宁可多次多金雇佣劳动力作业也不愿一次性投入购买设备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现象，例如在此次调查中问道“您家里是否在使用沼气”，有近半数的农民选择了“用不用无所谓”可见，农民的生态科学意识匮乏，他们还不能意识到运用科技的手段在能有效利用废弃资源的同时既能保护环境也能节约支出。
3 农民生态责任意识淡薄
责任是一种职责和任务。身处社会的个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条文，带有强制性。人们生活在自然中，生态责任意识更是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生态环境能否得到保护，关键取决于广大公众能否意识到自己对生态保护的责任，城市居民如此，信息闭塞的农村地区更应提升对生态保护的责任感。由于农村具有比较天然的土地和天然的居住环境，人们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显得更为直接，在调查中问及：“您认为当前农村环保工作是谁的事”时，竟有93.2%的农民认为，当前农村环保工作是政府的事情，无法意识到“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大部分农民认为只要耕好自己的地，种好自己的田，提高自家的收入，周遭的环境问题与自己无关，大部分的农民由于受世袭思想的影响还停留在认为土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另外，在被问到：“您认为使用化肥、农药的作用”时仅有2%和1.2%的农民选择了“污染土壤及水源”和“污染空气”。可见农民的生态责任意识淡薄，对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和污染的潜在危害不十分清楚，导致部分农民时刻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正是由于思想上的落后，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4 农民生态审美意识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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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 农民 土地关系
农民土地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问题，作为“三农”问题核心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看似通过一系列生产关系调整，推动，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进程等手段已经解决了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但从实际发展看，新形势下随着经济新常态下，国民经济进一步放缓，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入进行为农民与土地关系又带来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事关农民切实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因此将这些研究的更加深入能够为“三农”问题解决提供一些借鉴思路。
一、新形势下农民与土地关系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一是政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新形势下农业转型升级，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农村土地流转速度进一步加快，这对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土地流转过程中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过多介入，将使用权流转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措施，对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水平理解过于片面，只注重土地流转规模不注重土地流转效益，将土地流转与村干部和机关关不责任制考核相结合，用行政手段实现土地使用权流转既严重影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现状，又违背了农民自愿原则。
二是农业相关企业与专业种植大户过度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为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建设，国家大力支持农业相关企业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并鼓励种植大户实施规模化经营。但鼓励和支持的前提是符合地方农业发展实际。特别是一些村级组织为发展经济与农业相关企业合作，对农户土地实施收回或租回承包地，也有些地方土地通过租赁、承包或入股方式让农村将土地参与到企业和种植大户的规模生产之中，由于这种方式符合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各级基层组织都进行支持和配合，一方面能够为农业生产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组织营销方式；另一方面还能够为农民增加收入。但这种以土地产权关系转移作为前提的经营生产，进一步削弱了农户的承包啵农民的部分收益权丧失，加速了部分农民成为“失地者”，一旦企业经营失败，农民直接面临无地无业的风险。
三是以开发名义的圈地行为严重侵害的农民权益。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城镇化扩张需要土地，工业建设也需要土地，房地产开发也需要土地。而这么多土地显然政府储备用地是很难满足需求，政府只能通过低价征用甚至其他变相手法向农村获取土地，更有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售开发商，大发土地财。
二、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需要把握几个重点
明确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遇到得各种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就需要进一步深入农业农村改革，明晰土地权属，创新土地产权交易平台，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从这几个方面深刻把握农民与土地关系，合理结局双方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是要明晰土地权属。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土地使用用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企业租地、合作社入股、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等行为已经严重打乱了以为基础的土地最初用途。因此应该重新对农村耕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进行重新确权颁证，进一步明晰土地权属，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一方面要对当前农村承包土地进行重新确权颁证；另一方面要对宅基地进行重新确权颁证，此外还要对未到户土地进行重新确权颁证，在充分尊重法律政策和村民自愿的原则下，充分运用村民自治机制，将土地权属搞清楚，为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打下基础。
二是创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从农业转型升级看，土地使用权流转已经成为土地制度改革重要方向。一些农户已经开始自愿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还有一些农民也愿意将土地使用权以入股、分红、组建合作社等方式让渡给其他组织，实现土地流转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趋势。为此，政府应该顺势而为，创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宽交易渠道，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另一方面要简化交易程序，加快审批步伐，缩短审批时限。此外还要扩大交易内容，将宅基地、承包地和建设用地都纳入进来，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和服务力度，推动市场化农村土地流转有序进行。
三是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得到稳步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提升，部分农民仍然愿意留在农村生活，在对原有宅基地和居住环境改善的前提下，享受农村清静无为的田园风光。与此同时部分进城务工人员也希望通过一定的政策来实现与城里人平等的公共服务。为此，应该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要针对进程务工人员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予以保障，让进程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社会待遇和社会保障。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通过相应配套措施的有效实施，既能够保障农民收入稳步提升，同时也能够让农民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
总之，新形势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和农业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可以说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对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治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该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农村农业改革，进一步落实土地确权工作，搭建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交易平台，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推动农民与土地关系沿着正确、合理、科学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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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世华，郑永清，王其同，唐守才.新形势下失地农民土地产权界定及补偿标准测算[J].水利水电工程设计，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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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困;结构性贫困;农民家庭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尽管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是在扩大，收入不平等现状还在加剧。以原来的贫困线标准，全国的贫困人口在不断的减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物价水平的上涨，贫困线的重新划定，国家的贫困人口还具有一定规模，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很多。如何解决农民家庭的贫困问题，除了继续采用过去已有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外，从农民家庭结构不同导致贫困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寻求精准扶贫对策，以实现新一轮扶贫目标，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贫困
贫困是相对于富足而言的，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物质生活贫乏的现象，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当然，相对于复杂的生活现实来说，这个定义往往显得过于简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诸多的分歧和争议。为了解决歧义，学者们又提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概念。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状况。绝对贫困往往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绝对贫困往往是与缺吃少穿、露宿街头、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乞讨甚至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相对贫困则是相对于正常的生活水平而言。 一般地说，如果一个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低于全国中等水平的一半，就可以说他或他们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1]。
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2]很明显，这是从绝对贫困的角度对贫困做出的界定。
笔者认为，绝对相对原理告诉人们，绝对寓于相对之中，要通过相对表现出来。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贫困作为人们物质生活贫乏的现象，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它的绝对性体现为“物质生活贫乏”，而这种“物质生活贫乏”又具有相对性，一是相对于一定的时空，二是相对于“物质生活富足”程度，贫困正是通过这种相对性才得以体现。现代的贫困不能用过去的贫困标准来度量，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也不能用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来度量，同一时空内离开“物质生活富足”程度作为参照，贫困也反映不出来。
（二）贫困标准
贫困标准又叫贫困线，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3]。
世界银行1981年开始进行消费和收入贫困测算，收集了33个国家的贫困线，依据1985年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消费支出，于1990年提出了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2008年，世界银行根据75个国家（其中包括转型国家）的贫困线数据以及2005年购买力平价，对1天1美元贫困线进行了重新修订。根据这次估算，15个最不发达国家贫困线的平均数为1天1.25美元，75个国家的中位数贫困线是每天2美元。扣除15个最不发展的国家，其余60个国家（含转型国家），贫困线的中位数相当于2.5美元/天[4]。据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5月9日报道，贫困问题专家经过初步计算发现，根据最新购买力平价标准，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原来的12亿锐减到不足6亿，这种结果显然不能客观反映全球的贫困状况。因此，世行拟大幅上调贫困线标准，负责贫困与收入不均研究事务的荷兰经济学家彼得・兰尧认为，世行贫困线应该从目前每天1.25美元提高到1.75美元[5]。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在1985年、1990年、1994年、1997年由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测定。其他年份则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中国最后一次详细测定绝对贫困标准是在1997年，采用了世界银行推荐的确定贫困线的基本方法。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最低营养需求。我国采用每人每日2 100大卡热量作为最低营养需求。（2）计算食物贫困线。利用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根据30%最穷人口的实际消费价格和消费结构计算出能获得最低营养需求的食物支出，该食物支出为食物贫困线。（3）计算非食物贫困线。采用世界银行的马丁法，利用计量方法找到“低”非食物贫困线和“高”非食物贫困线。（4）计算贫困线。食物贫困线+“低”非食物贫困线=低贫困线。达到低贫困线的农户，能得到基本食物和一些最必须的非食物消费。在低贫困线上，农户食物消费支出达到85%。食物贫困线+“高”非食物贫困线=高贫困线。（5）确定农村贫困标准。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低贫困线作为农村贫困标准，用来衡量农村贫困，反映贫困分布、特征和变化[6]。
2008年以前，我国按照人均年收入设定了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两个贫困标准，2008年将两者合一为国家扶贫标准，随物价变动而调整。2008年为1 067元，2009年为1 196元，2010年为1 274元。2011年起，按照2010年不变价，将标准调至2 300元，折合365美元（1美元=6.3元人民币），达到世界银行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依据这个标准，2011―2014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分别为12 238万、9 899万、8 249万、7 017万[7]。
（三）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属于农民结构性贫困的范畴。关于什么是农民结构性贫困，理论界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下面笔者就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中有关农民结构性贫困的观点做一个简单梳理。
刘鹏提出了中国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受历史、政治、经济、人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积淀的全能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人治精神的传统社会结构，在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与普适性的秩序、具法治精神的现代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形成了独特的转型社会结构及其经济绩效。中国当前这种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阶层的畸形生存状态，是受体验结构与制度结构之间缺乏弹性和张力、结构内部存在着深层缺陷的条件下产生的，人们称之为中国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8]。
朱慧涛提出了“农民工的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城市流动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是社会流动的主体。他们在整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处于一种结构性贫困状态，其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物质贫困、结构性体验贫困、结构性法治贫困、结构性制度贫困[9]。
郭英勇和国务院扶贫办国平提出了“中国农民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们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和体制而造成的当前这种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阶层的畸形生态状态下产生的农民阶层的贫困称之为中国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并且认为不平等的二元城乡结构，僵化的土地使用方式，乡镇政府对农民的过渡汲取;不思进取的意识形态，传统社会的统治方式，理念和制度创新的滞后;权力结构缺乏弹性，农民缺乏法制和社会保障，公务人员的行政观念及激励约束上存在的问题等是农民结构性贫困的主要成因[10～11]。
李钢等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概念。他们将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分为自然性结构和可变动性结构。自然性结构包括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住房结构、地域结构;可变性结构包括劳动力结构、文化结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12]。
笔者认为，农民结构性贫困除了以上对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农民工的结构性贫困、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农民结构性贫困、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等问题进行研究外，为了达到精准扶贫的效果，还应当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进行研究。这里所说的“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指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
二、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状况及成因
岳阳县云山乡位于岳阳县东北部，北抵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东抵临湘市詹桥镇，西接甘田乡，南邻毛田镇和铁山水库。全乡辖15个行政村，1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2万。土地总面积4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6 400亩，山林面积4万亩。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12 262万元，人均10 218元，只占该县人均GDP的3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982元，只占该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72%，是岳阳县的贫困乡之一。以国家贫困标准人年收入低于2 300元计算，云山乡目前还有贫困人口1 500多人，占总人口的12.5%。笔者随机抽样入户调查了该乡省级贫困村――联盟村的大兴、五■、细条3个村民小组的38户农户，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状况及成因进行分析，基本情况如下。
（一）人口结构性贫困
人口结构性贫困主要反映在人口的数量、质量、年龄结构不同三个方面：
1.人口数量结构。38户农户中，贫困户13户，非贫困户25户，分别占总户数的34.2%和65.8%。其中一人户5户，全部为贫困户;二人户8户，4户贫困，占50%;三人户13户，4户贫困，占30.8%;四人以上农户中没有贫困户。从人口数量结构分析，人口少的农户贫困户占比高。
2.人口质量结构。13户贫困户中，因户主体弱贫困的4户，占30.8%;因户主患病贫困的8户，其他人患病贫困的1户，分别占贫困户的61.5%和7%。从人口质量结构分析，家庭人口健康的，没有贫困户。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农户户主体弱或患病，占到贫困户的92.3%。
3.人口年龄结构。13户贫困户中，只有4户有1人为劳动年龄人口，其余9户均无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占贫困户的30.5%和69.5%。非贫困户中，全部或有2人以上为劳动年龄人口。从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导致贫困的又一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多。
（二）劳动力结构性贫困
这里的劳动力指的是有劳动能力并从事劳动的人口。劳动力结构性贫困主要反映在劳动力的性别、数量、素质（文化、技能）结构不同三个方面：
1.劳动力性别结构。13户贫困农户中，9户无劳动力，占69.2%;4户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中，有1个男劳动力和1个女劳动力的1户、1个男劳动力2户、1个女劳动力的1户。25户非贫困户中，男女劳动力都有。从劳动力性别结构分析，贫困户与劳动力性别无关。
2.劳动力数量结构。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有1个劳动力的3户，有2个劳动力的6户，有3个劳动力的16户，有4个劳动力的4户。从劳动力数量结构分析，25户非贫困户都劳动力充裕，人口抚养比低;4户贫困户中，都劳动力不足，人口抚养比高。
3.劳动力文化素质结构。本文对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具有最高文化素质（读书年限）的1人作为代表进行统计：4户贫困户中，有3户文化素质低，接近文盲;1户小学毕业，体弱。25户非贫困户中，18户有人进了初中其中12户毕业，其余7户读书三至六年。从农户劳动力文化素质结构分析，文化素质低也是贫困的重要原因。
4.劳动力技能素质结构。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4户贫困户均无技能;25户非贫困户中，仅2户无技能但年轻会种田，其23户余均有1个以上劳动力有技能（含外出打工）。从农户劳动力技能素质结构分析，无技能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生产条件结构性贫困
农民家庭生产条件主要包括土地、农具、资金和交通。我们调查的大云乡联盟村的大兴、五■、细条3个村民小组均处于丘陵地带，土地贫瘠，人均耕地0.7亩左右。25户非贫困户中，只有2户资金够用，23户缺少资金;13户贫困户中，8户无资金投入，5户缺少资金。25户非贫困户中，完全靠手工工具劳动生产的只有5户，其余农户均以手工工具劳动为主，部分租用机械;13户贫困户中，只有2户以手工工具劳动为主，其余农户完全靠手工工具进行劳动生产。近年来，政府加大通村公路的投入，交通基本通畅。从农民家庭的生产条件分析，人均耕地少、土地贫瘠、无资金投入、工具原始，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四）收支结构性贫困
下面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分析。
1.收入结构。农户的收入主要由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其他收入（国家补贴救济、亲朋社会赠予）四方面构成。38户农户种植和养殖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仅11户非贫困户和3户贫困户有1 000元～2 000元不等的养猪收入。全部非贫困户的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人均收入在8 000元～10 000元左右;全部贫困户的收入都来源于国家补贴救济和亲朋社会赠予。从农户的收入结构分析，有没有人外出打工，是决定农户是否贫困的关键。
2.支出结构。农户的支出主要由吃、穿、住、用、医疗、教育、人情等方面构成。由于农户一般没有记账习惯，调查的数据只是估计数，非贫困户和贫困户的吃、穿、住、用支出就不分析了，仅分析一下13户贫困户的医疗、教育、人情等方面的支出情况。13户贫困户中，没有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一般在500元～2 000元，最高的1户1万元;人情支出中有3户无，其余10户低的500元，高的达5 000元，不得不举债送情。
三、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对策
十以来，就扶贫问题发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重要论述[13]。2013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从2014年起，我国进入精准扶贫新阶段。精准扶贫要有精准之策，根据中央和省、市扶贫工作精神，针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状况及成因，本文就如何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精准界定扶贫职责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极其部门都在扶贫，都有自己扶贫联系点（包括县、乡、村、组、户），建有专门班子，筹集资金物质，实施帮困脱贫，成效十分明显。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极其部门扶贫的职责是不明确的。现在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必须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进行界定，并以法律（如《反贫困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使扶贫工作走上法治轨道，以杜绝扶贫工作中产生的腐败和扶贫不均带来的消极现象。
笔者认为，应该分层次界定扶贫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中央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省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对贫困省进行扶持;省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市、县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中央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市、县（省直管）进行扶持;市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县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省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县进行扶持;县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乡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市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乡进行扶持;乡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本乡贫困村、组、户的贫困问题，将县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落实到贫困村、组、户。
依据以上扶贫职责的界定，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解决的直接执行者应是乡级党委政府，而不是乡以上各级党委政府。因此，中央下派的扶贫干部（包括科技人员）应集中到省，和省扶贫干部一起由省下派到市、省扶贫干部和市扶贫干部一起由市下派到县，市扶贫干部和县扶贫干部一起由县下派到乡，由乡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和乡扶贫干部一起组成乡扶贫工作小组，明确其职责，下派到所在乡的贫困村、组、户，具体开展扶贫工作。
（二）精准确定扶贫对象
依据扶贫职责，对扶贫对象的确定亦应分层次进行。中央确定贫困省，省确定贫困市和直管贫困县，市确定贫困县，县确定贫困乡，乡确定贫困村、组、户，以避免在贫困问题上弄虚作假，戴上“贫困帽”就不想脱的怪现象。精准确定扶贫对象的关键在于贫困标准的确定。本课题主要研究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因此，笔者仅就精准确定贫困农户的标准谈一些初步想法。
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和国家统计局的贫困标准从理论上看是可取的，但具体操作起来是有难度的，主要难在数据的采集和对数据真实性的确认。数据采集难主要难在农户没有记账，数据真实性确认难主要难在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是保密的，为了获得扶贫资金物质，还有可能相互隐瞒收支情况，争当贫困户。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便于操作的扶贫标准。不少省份识别贫困村的标准是“一高一低一少”，即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比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一倍以上，行政村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0%，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少[14]。这个方法简便易行，对贫困农户的确定是否也可采取类似于这样的标准。
根据对联盟村贫困户的调查，在人均耕地不到1亩、土地贫瘠的山丘地区，无一人在外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单一农业生产经营农户，必定是贫困户。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一少一低一无”：（1）耕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左右;（2）商品率低，生产的农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3）无人从事非农产业，家庭全部劳动力均在家从事单一农业生产经营。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农户，就可以确定为扶贫对象。用“一少一低一无”这一标准对联盟村三个村民小组的38户农户的调查资料逐一进行核对，其结果与按照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认定的完全一致，无一例外，25户非贫困户，13户贫困户。
用“一少一低一无”的标准确认扶贫对象与用人均纯收入2 300元的标准确认扶贫对象进行比较，其优点是：第一，公开透明。耕地面积多少、出售农产品的多少、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产业，村民相互都知道。第二，简便易行。不需要算账，只需要符合条件的贫困农户自己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通过―乡政府核准―公示无异议这些程序即可。第三，避免造假。不需要捏造数据。
（三）精准实施扶贫之策
联盟村3个组的13户贫困户的情况表明，农户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需要对症下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是什么贫困就采用相应对策解决什么贫困。
1.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提高养老保障标准，解决贫困农户年龄在60岁以上老人的基本生活来源，养老保障标准至少要能够保障老人生存需要。联盟村贫困户中，每户都有1～2位60岁以上老人，如果能够解决好老人生活来源，可以大大减轻农户贫困程度，至少这部分人可不计入贫困人口。（2）加大农村医疗保障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障力度，解决农户因病致贫的问题。联盟村贫困户中，有9户均有1～2人患病在家，大多无钱医治，去年借钱自付1万元以上医疗费的有1户，如果不能够从农村病医疗保障中得到解决，是没有办法使之脱贫的。（3）对残疾人实施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障基金对丧失劳动能力或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联盟村贫困户中，有两户有残疾人，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责任应由社会承担，家庭无力承受。
2.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1）对不便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还草。贫困农户主要集中在山区丘陵地带，土地贫瘠，丘块小，不便于机械耕作，劳动生产率低。对于不便于机械耕作的贫瘠土地，可以考虑退耕还林还草，农户成为护林护草工人，收入从生态补偿费中支付。（2）为缺少资金的贫困农户解决生产资金。支持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由政府担保和贴息为贫困农户提供贷款。办好互助资金，互助资金由财政扶贫资金、村民自愿交纳的互助金、社会捐赠资金等组成，专为贫困农户脱贫提供资金服务。（3）加快贫困乡村农业机械化步伐。继续加大对贫困村农业机械化支持力度，扶持贫困村建立农机服务合作组织，提高贫困村农户购置农机补贴，为贫困农户提供较低价格的农机服务，改变贫困户完全用手工工具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提高贫困户的劳动生产率。
3.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1）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为贫困农户子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或上技校提供必备条件和生活保障，为贫困农户子女上高中、上大学提供扶持资金。这既是解决部分贫困家庭难以承受的教育支出所需，又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2）提高劳动力技能素质。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保证贫困农户至少一人有一技之长，这是帮助贫困户尽早脱贫的当务之急。
4.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贫困农户一般上有老、下有小，不具备外出务工的条件。因此，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就近务工创造条件，以取得工资性收入。（1）引进资源性产品加工企业。运用贫困乡村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力资源优势，引进资源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在乡集镇创办加工企业，以吸纳贫困农户劳动力就近务工。为此，要加快乡集镇建设，为引进资源性产品加工企业创造必备条件。（2）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贫困地区一般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通乡通村公路也基本建成，完全具备开发乡村旅游的条件。要做好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服务人员培训，支持贫困农户发展农家乐。
5.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分工合作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贫困农户一般缺少劳动力或年老体弱，独立从事农业劳动已力不从心。要鼓励党、团员和种田能手牵头创办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组织，吸纳贫困农户加入，政府从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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