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关系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关系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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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效行政行为；特征；法律性质和效力

一、无效行政行为的概念

无效行政行为最基本的问题是概念问题，最核心的价值是承认相对人的抵抗权，是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从行政主体的角度看，为了效率和行政目标的实现，承认行政为的公定力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行政行为违法比较严重，相对人只能在承受严重的后果之后才能通过诉讼或复议来取得行政法上的救济，这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讲又是极其不合理的。因而需要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来弥补公定力理论的不足。要是这一功能得到发挥，相对人的抵抗权得以更好地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了解什么样的行为是无效行政行为。

无效行政行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指由行政主体作出的具有行政行为的外形但因缺乏实质要件而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对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无效行政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形式行政行为。无效是对形式上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效力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其前提是行政行为在形式上已经存在，这一点要求我们把无效行政行为与不存在的行政行为区分开来。第二，无效行政行为对于相对人没有拘束力。这也是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的区别。第三，无效行政行为之中并非没有权利与义务，其实质上的无效性并不必然决定其没有包括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无效行政行为中的权利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若行政主体在这样的行政行为中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义务，相对人可以直接行使抵抗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无效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为相对人设立了义务，说明无效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成立的法律效果要件，是可以成立的行政行为。

在方世荣教授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书中没有“无效行政行为”这一提法，而以“行政行为的无效”来代替这一概念。其表述是：“行政行为的无效是指行政行为具有重大的、明显的违法情形，从而使其自始至终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需要在前述的基础上加上范围和行为后果两个方面。一是无效行政行为在范围上一般限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二是无效行政行为在后果上表现为自始、当然、确定无效。在这里笔者赞同金伟峰教授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概念作出的界定，无效行政行为是指因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违法情形而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

二、无效行政行为的特征

1.无效行政行为的范围上仅指“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

此限定范围是依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说，即其具有外在的“明显违法性”和内在的“重大违法性”，前者指依一般公民之理性和经验所能判断的违法行政行为，后者指其违反了重要的法律法规，该通说在外国的立法上也有体现，比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该瑕疵按所考虑的一切情况明智判断属明显者，行政行为无效。”

2.无效行政行为在效力上表现为“自始、当然和确定无效”

即从行政行为做出时，无需有权机关宣告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公民也没有尊重该行为的义务，并享有对该行为抵抗的权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可以采取警告、逃脱等方式进行正当防卫和对抗；这实质上就是赋予了公民在行政行为执行时 “当时”的救济手段，因其“当时”而不同于复议诉讼等“事后”救济手段。即使在事后的救济手段中，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救济也不受时效的限制，相对人拥有无期限追诉权，即“做出无效行政行为的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得随时宣告或确认其无效，相对人也可随时请求有权机关宣告或确认其无效”。对该无效行政行为，做出机关即使事后进行了追认、转换等补救措施，依然不能被法律所承认而变为有效。“一旦法院宣布某一行政行为在法律上无效，那就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三、无效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具体行政行为因不具备合法要件，在我国行政法学上被称为行政“违法”。按照违法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明显轻微的违法、一般违法和重大而明显的违法。其中重大而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就是无效行政行为。所以无效行政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违法情形达到相当严重程度的违法行政行为。

在关于无效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公定力的问题上，理论上争议较多。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无效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但也有学者认为，所有具体行政行为，包括无效具体行政行为，都具有公定力。笔者认为，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法律效力，不产生对行政法律关系参与人约束的效力，任何人无尊重的义务，不需遵守和执行。所以，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认定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是对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突破，特别是对公定力的冲击最大。从法的安定性和信赖保护角度而言，行政行为都具有公定力，即使违法行政行为在被有权机关确认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有效的。从法治的角度而言，我们也不能过分地保护违法的行政行为，但如果相对人滥用权利，随便将违法行政行为宣布无效而不予遵守，则不利于社会和法治的稳定，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已成为行政行为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难题，需要对行政行为效力理论进行重塑。

四、结语

本文从实现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抵抗权出发，从无效行政行为的概念、无效行政行为的特征、无效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和效力等方面对无效行政行为作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阐述无效行政行为概念时着重分析了无效行政行为与行政行为成立的关系，主张在成立的基础上来讨论行政行为的效力。要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其概念，把“行政行为不存在”、“行政行为不成立”、“假象行政行为& rdquo;从无效行政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剔除出去，防止概念上的混淆。在讨论无效行政行为的效力时，笔者认同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赞同行政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行使抵抗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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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二极管、三极管是电子技术中最基本的器件一样，晶闸管是电力电子技术中最基本的器件。因此，掌握晶闸管的特性，是学习电力电子技术的基础。而且，晶闸管应用广泛，只有掌握其基本知识及特性，才能正确地利用它来制作或维修相关的电子设备。本文结合实验现象，验证、解析晶闸管的关断特性，以求学习者掌握相关知识，从而获得使用晶闸管的应用技能。同时，为电子爱好者在晶闸管应用于弱电，实现自动控制的实际使用方面提供实用的参考素材。

【关键词】晶闸管 关断特性 验证 解析

1 晶闸管的基础知识

1.1 基本知识

晶闸管（Thyristor）是晶体闸流管的简称，又俗称为可控硅（硅控整流器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SCR）；晶闸管是PNPN四层半导体结构，它有三个极：阳极A，阴极K和门极G，图1（a）是晶闸管的实物外形，图1（b）是电路符号， 图1（c）是晶闸管的直流测量等效结构。

1.2 伏安特性

与二极管相比，晶闸管多了一个门极G，门极的作用是控制该管的导通。图2是门极开路时，阳极-阴极电流IAK和阳极-阴极电压UAK之间的关系曲线（晶闸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从图2可见，当UAK>UBO（转折电压）时，晶闸管被击穿，IAK猛然增大。

2 晶闸管的导电特性

普通晶闸管具有单向可控导电性，是一种半控型器件（在门极所加的控制信号，只能控制其导通，不能控制其关断），在电路中起开关作用。

2.1 晶闸管的导通条件

（1） 要加正向阳极电压 UAK>0；

（2）要加正向门极电压 UG>VGT（通常VGT=0.8V～3.5V）。

以上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晶闸管才能导通。

2.2 晶闸管的关断条件

（1） 自然关断：IA

（2） 强迫关断：UAK ≤0。

以上两个条件，只要具备其中之一，晶闸管就会被关断。

3 验证实验

关断的验证：

（1）如图3所示，用整流电源供电于M、N两端：

① 先闭合S，灯泡（HL）亮；

② 断开S，灯泡熄灭；

（2）如图4所示，改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于M、N两端：

① 先闭合S，灯泡亮；

② 断开S，灯泡未熄灭；

③ 如何才能使灯泡熄灭？在②的基础上，做如下试验：

a、用导线将G极和K极碰短路，灯泡依然未熄灭；

b、再用导线将A极和K极碰短路一下，灯泡即熄灭。

4 关断特性的解析

（1）图4电路的实验中，实验步骤③的a说明晶闸管是一种半控型器件，当它导通后，门极G就不再起控制作用；

（2）图4电路的实验中，实验步骤③的b验证了晶闸管的强迫关断条件，即当UAK ≤0时，晶闸管就被关断；

（3）图3、图4电路的实验中，同样是步骤②（断开S），为什么图3电路的灯泡能熄灭，而图4电路的灯泡却不能熄灭呢？

对于图3电路，因为加在晶闸管VT两端的是整流电压，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交替时刻出现0值，如图5所示，即当UAK=0时，满足了晶闸管的关断条件，因此VT被关断，灯泡熄灭。

对于图4电路，因为加在晶闸管VT两端的直流电压是恒定的，不会出现0值，如图6所示，即始终有UAK=0 ，不满足晶闸管的关断条件UAK≤0，因此VT不会被关断，灯泡继续亮。

（4）如果给图4的整流电路加一个滤波电容C（如图7所示），则实验结果就会跟图3电路一样。

因为加了滤波电容后，M、N两端的电压波形如图8所示，即UAK始终没有出现0值，不满足晶闸管

的关断条件UAK≤0，因此实验结果就会跟图4电路一样（S断开VT也不会被关断，灯泡继续亮）。

可见，在使用晶闸管时，不能轻易给电源加滤波电容。

5 结束语

晶闸管是一种开关元件，其基本的用途就是可控整流。大家熟悉的二极管整流电路属于不可控整流电路。如果把二极管换成晶闸管，就可以构成可控整流、交流调压、逆变、电机调速、电机励磁、无触点开关及自动控制等方面的电路。小功率晶闸管常用于弱电的自动控制电路，作为可控开关使用。而大功率晶闸管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并且其工作过程可以控制，被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设备中，是典型的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器件。

掌握晶闸管的特性，在使用时就能游刃有余，且对学习电力电子技术会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1]马宏骞.电力电子技术及应用项目教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12）.

作者简介

符庆（1962-），男，海南省文昌市人。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现为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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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特长谈一些看法。

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培养21世纪建设人才的需要 21世纪人类将进入多极化、多元化冲突的时代。我们要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迎接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要在前进的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我们就必须花大力气培养21世纪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已是全党全民的共识。

教育怎样培养跨世纪的人才教育理论家普遍认为，我们培养的跨世纪人才必须具备以下基本素质：一是能够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人才；二是能够参与全球性竞争与合作的人才；三是能够主动适应、积极推进甚至引导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人才。

这就是说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呈现为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的特点。

为此，基础教育应遵循中小学学生心理和生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着重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中小学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阵地。宏观到素质教育的原则，微观到课堂教学的要求，都要靠学校去操作、去落实。实施素质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对世纪之交的教育改革，既要以本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为基础和出发点，同时也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在国内外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本地区、本学校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研究工作中，要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角度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素质教育问题。例如，在办学方向上，中小学要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保障教育目标的实现。

在培养的要求上，应使学生有基本的政治思想观点、基本的道判断能力、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生存的基本能力等。学校的管理上，既要维护中小学校的常规管理制度，又要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健全新的管理制度。

在队伍建设上，要注意提高校长和教师的素质。一是要完善培养培训机制，提高校长和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二是要建立政策保障机制，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使校长和教师队伍建设朝着更健康的方向迈进。县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应根据时代要求和学生的年龄心理发展规律制订素质教育的子目标及其具体实施措施，使素质教育具有可操作性，并具有特色。

教育督导评估是促进中小学教育摆脱应试教育影响走向素质教育的有效机制。

对中小学校进行督导评估，应注意遵循以下原则：即导向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原则、激励性原则等。督导评估要避免主观性、随意性。今后，我们在督导评估方面应做细致的工作，扎实而有成效地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培养各级各类建设人才。

发展学生个性特长是培养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人才的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仅需要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科学、医务、理论、文化、新闻、法律、外事、军事和党政工作人才，而且更需要数以亿计的工业、农牧业、商业筹备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劳动者。素质教育就是为培养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人才打基础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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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观违法论/客观违法论/责任能力/犯罪构成

违法的概念反映着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的认识，对法律规范性质的不同认知不仅影响着违法的评价对象、评价标准以及违法与责任的关系，同时也制约着犯罪论体系的建构。关于造成我国耦合式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建构差异的缘由，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诸多争议。笔者认为，造成两种理论体系差异的根源在于：一方面两者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性质理解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两种体系所建构的基础不同，即违法观念不同。而对于后者，我国刑法学者则着墨较少，鲜有论及。

一、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

违法是指行为与法规范或法秩序相悖的情形。对于违法有主观违法论和客观违法论之争。客观违法论认为凡与法规范相抵触之行为，无论其为自然现象、动物所致，还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皆属违法，法的目的是国家为了维护客观的社会秩序或利益，肯定“无责任之不法”的概念。主观违法论认为法的目的是国家通过法规范向行为人传达特定之命令或禁止意思，通过具有能正确理解法规范且有履行能力之人的行为，来保全特定之利益或社会伦理秩序，从而否定“无责任之不法”。

首先，客观违法论认为法规范从认识上可分为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而法规范的根本任务在于保障人们外部的共同生活秩序或利益。为此，法规范首先为评价规范，凡与法秩序相悖的情形皆属违法。因此，违法不仅指可归责之危害行为，即使有责任能力之人不可归责的危害行为亦属违法。此外，诸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动物所实施的侵害行为亦具有违法性。其次，法规范为决定规范，决定规范以评价规范作为前提，只有在对某种行为(客观的外部形态)作出是否具有价值的评价之后，才能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评判。客观违法论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加以割裂，把法规范看成一种没有具体指向的(adressenlose)客观的评价规范，从而将动物的行为、自然现象等也纳入违法的评价范围，故而受到主观违法论的批判。

主观违法论把法律规范理解为命令规范，法律规范的受命者必须是能够理解法律规范的内容和意义，并且能够根据这种理解来选择、控制自己行为的人。为此，违法的判断对象只能是具有责任能力之人的行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由于不具有责任能力，不能正确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与后果，其行为同自然现象一样，不具有违法性。由于主观违法论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作一体化理解，对违法和责任不加以区分而受到客观违法论的责难。

违法概念之争可溯源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于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黑格尔认为，所谓不法，就是特殊意志自为地与普遍意志不同，表现为任意而偶然的见解和希求，而与法本身背道而驰。普遍意志即自在的法，特殊意志指直接的人的意志，不法分为“无犯意的不法”、“诈欺”和“犯罪”三种。由于受到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法哲学以及“无犯意之不法”概念的深刻影响，19世纪中叶，客观违法论在德国法学界处于通说的地位。

在黑格尔将不法划分为“无犯意的不法”、“诈欺”与“犯罪”三种形态之后，对于违法的构成要素是仅限于行为的客观层面抑或包括行为人的主观层面以及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是否有本质上的差异等问题，德国法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867年，德国学者阿道夫·默克尔在其出版的《刑事论文集》(第1卷)中发表的题为“刑事不法与民事不法的关系”的论文中，首先提出命令理论与主观违法论的观点。同年，耶林教授在其《罗马私法中的责任要素》一书中，提出“客观违法论”与“主观违法论”这一相对概念，并且持客观违法论的见解。1867年至1890年，在默克尔教授与耶林教授的引导下，德国法学界关于违法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应当予以统一理解还是分别加以考察上。在此辩论期间，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之争大体上可以归结为违法与责任统合说之下的争论，也就是说学者们并未明确意识到要将违法与责任分两个阶段加以考察。

1881年，李斯特在其出版的《刑法教科书》中，将犯罪概念区分为违法与责任两个层次，初显了违法与责任的区别。至此，刑法理论中的“归责”逐渐摆脱了中世纪以来传统日耳曼法的结果责任思想，转而强调“责任原则”。相对于此，民法学说中的违法概念则朝“肇因原则”方向发展。至1890年，特别是在1896年德意志民法典制定以后，德国学者不再重视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分合问题，而是在各自的法领域内，进行违法理论的探讨。在此背景之下，勒夫勒教授在1901年发表《不法与正当防卫》一文，以刑法上的正当防卫作为基础来论证违法概念的内涵。其观点获得了诸多学者的支持，客观违法论一时成为德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鉴于当时的德国刑法学界对于违法与责任并未加以严格区分，持客观违法论的学者对于法规范性质的解释也不尽圆满，再加上自古以来的法理学普遍存在将法规范视为命令的思想，依此容易推导出主观违法论的观点。在1903年至1905年间，费尔内克、爱德华·科尔劳施、多纳等人再次提出主观违法论，并使之再度得势。1906年，贝林格教授出版了《犯罪论》一书。在该书中，贝林格教授将违法的评价对象定位于行为的客观层面，而责任则与行为的主观层面有关。贝林格教授的观点经过迈耶、戈尔德斯密特、麦兹格等诸多学者的整理与发展，进一步得到完善并重新取得支配性地位，在1910年至1920年间，客观违法论成为德国刑法学界的通说。

“法律规范的本质是谋求共同生活秩序有所规律，在这一点上，主观的违法论与违法性的本质是相一致的”。传统的客观违法论将动物的行为以及自然现象纳入违法的评价对象，确实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调控能力范围。刑法的评价对象应当设定在人的行为之上，非人的行为或无意识的行为应当排除在刑法的评价对象之外。规范首先面向一般的法共同体成员，然后才是面向具体的个别行为者。随着规范要素与主观要素的发现，特别是目的行为论的提出，有些持客观违法论的学者改变了原有的观点，将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进行了有机分离。客观违法论立场的变化，使得其关于违法性的认识与主观违法论相比更为科学、合理，实现了将“思想世界与效果世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纵观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基本上是在客观违法论的基础上加以建构的，主观违法论被大陆法系刑法学者普遍认为是一种落后的、过时的违法认识论。

在客观违法论内部，虽然学者们对法规范的性质以及违法的判断对象等有所分歧，但他们坚守着违法性判断基准的客观性以及违法性与有责性在判断上相分离这一底线，从而有别于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作一体化理解的主观违法论。

“关于违法性的判断对象，主观主义持主观违法性说，客观主义持客观违法性说。主观违法说认为，法是命令规范，而命令只能对有理解其内容能力的人才有意义。这就要求必须是有责任能力者的行为，才可以作为违法看待。所以，违法判断的对象是行为人的主观能力和意思”。我国有些学者将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之争归结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是对违法的认识论之争，是理论产生之初的混沌之物。19世纪末，德国法学界对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的内涵及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作用还没有达到比较清晰了解的程度，客观违法论在理论界尚未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代表主观主义者持主观违法性论，客观主义者持客观违法性论，如主观主义的代表者李斯特就持客观违法论，后期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宾丁却为主观违法论者。李斯特、贝林格等在创建古典犯罪论体系时，严格区分了违法性与责任，主观违法论被抛弃，客观违法论逐渐获得了其相应的历史地位。所以，笔者认为不能将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之争作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的一个方面。客观主义认为刑罚处罚的根源是危害行为，主观主义认为刑罚处罚的根源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行为只不过是人身危险性的征表。两者在确定责任的依据上有所不同。为此，笔者认为，持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刑法学者们大都坚持了违法与责任分离这一底线，两者之争为客观违法论内部之争。

二、我国刑事违法观为主观违法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源于苏联的刑法理论。刑事责任能力作为犯罪主体的要素(当然也是犯罪成立的要素)以及犯罪构成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不仅为刑法学界所接受，而且这种观点也影响到法理学界，一般违法的构成基本上是按照犯罪构成模型加以确立的。由于责任能力是违法的要素，所以不具有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侵害行为，不构成违法。这种观点成为我国法学界的通说。

我国通说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处罚性为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因此，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而非犯罪成立的一个独立判断要素。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违法性不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是犯罪特征之一，整个犯罪构成实际上是刑事违法的构成。”

我国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构成要件的性质定位于必须是能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特征，且将四要件置于同一层次之内。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也同时决定着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着犯罪的故意与过失，责任能力乃是故意与过失的前提，“罪过心理决定着犯罪主体的性质。罪过心理是主体要件的具体体现，是运用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实际结果。行为主体正是通过罪过心理与其行为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主观联系，才成为犯罪主体”[9]。因此，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别于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

笔者认为，我国的违法观应为主观违法论。为此，对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与主观违法论进行对比分析，从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线索上进行恰当的论证是必要的。

1.法规范所作用的对象。主观违法论者认为法规范为命令规范，法律规范所作用的对象必须是能够理解法律规范的内容和意义，并且能够根据这种理解来选择、控制自己行为的人，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此，违法的判断对象只能是具有责任能力之人的行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由于不具有责任能力，不能正确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与后果，其行为同自然现象一样，不具有违法性。我国法学界一般将责任能力的本质理解为行为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能够控制自己行为，从而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无责任能力之人由于不能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及性质并控制自己的行为，故在行为之时，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其行为不构成违法与犯罪。“法律所规范的，法学所研究的主要是受意识控制的行为。人们可能会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而做出某些行为，但这些行为不是法律所规范的对象，也不是法学所研究的对象”。因而，两者在对法规范所作用的对象上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强调无责任能力之人不能理解法规范的意义，不是法规范所作用的对象。

2.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被排除在违法与犯罪研究之外。我国刑法学者一般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不构成犯罪，是因为不具备犯罪主体要件，通过犯罪构成加以排除的。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尽然，如果说是通过不具备犯罪主体要件加以排除的，那么，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是否具备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如果说具备，又如何理解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之间是“一存俱存、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说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那么13周岁与14周岁的人实施的故意杀人在客观方面有什么差别？所以，笔者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是在犯罪构成之内进行研究的，而是被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正如特拉依宁指出：“关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可以在解决是否杀人、盗窃、侮辱等任何一个犯罪构成的问题之前解决。责任能力通常在犯罪构成的前面讲，它总是被置于犯罪构成的范围之外。”

此外，我国关于共同犯罪成立的理论以及教唆犯等等，都是强调犯罪主体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有这些都可以间接地说明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是违法与犯罪的研究对象。

3.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主观违法论由于强调“有责之违法”，故而，依此所建构的犯罪论体系形成“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与违法性”或“行为与违法性”的二元结构，有责性为违法性所吸收。我国通说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处于同一层次，在形式上有别于主观违法论的二元犯罪论结构，但在本质上两者没有什么不同。造成形式上不同的原因在于构成要件反映的性质不同。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在建构初期，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强调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二元论，构成要件该当性为评价的对象，违法性与有责性为对象的评价。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为事实判断或违法类型的判断，而非纯粹的价值判断。“所有法定构成要件都有单纯的记述性特征；在这些记述性特征中，法律评价并未表达出‘违法性’(不法类型)的意义”。这种建构的目的在于避免价值判断过于提前，在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和防止法官罪刑擅断。

苏联学者在建构社会主义犯罪构成理论的时候，认为犯罪构成是犯罪的法律特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是社会主义刑事立法所规定的每一个犯罪构成的必要特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决定着犯罪构成的存在，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也就意味着不存在犯罪构成。正如特拉依宁所指出的：“在犯罪构成学说的范围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个问题作详细的研究。”

正是基于对构成要件性质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大陆法系主观违法论的犯罪论体系为二元体系，苏联和我国则为一元体系，即犯罪构成四要件处于同一层次。

4.法律后果。主观违法论者认为，无责任能力之人的危害行为虽不构成违法，但其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可对其实施保安处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虽然不构成犯罪，并且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我们可以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其采取收容教养等必要的“社会保护措施”。

我国法学界对于违法的理解与主观违法论存在着诸多一致之处，窃以为我国通说的违法观可以定性为主观违法论。我国通说的违法构成要件处于同一层次内，因而，违法的判断对象是具体人的行为，这一点不同于相对的客观违法论。相对的客观违法论认为，违法判断的对象是行为，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确定行为的法律性质，而非从具体的人来判断行为的法律性质，即“法律原则首先是为我们所称的法律上的正常人所设定的”。责任的判断是确定具体的人具有非难可能性。

“这种基于行为与犯罪人格双重考虑的犯罪构成只在刑罚部分发挥了实效，人格本身只是对量刑有实质性影响的要素。但在定罪部分却仍脱不开单一的行为中心论的羁绊。因而，也只是停留在了人格责任论的‘半截子’人格刑法学，具有不彻底性”。持此观点的学者在建构自己的人格刑法理论时，虽都涉及人格，但由于建构的理论基础不同，因而两种理论中的“人格”本身缺乏对话的基础。建立在客观违法论中的人格刑法学是通过对违法行为(行为主体为客观的人)的研究，揭示掩藏在行为背后具体的人格，责任的程度应与人格的非难性相适应，以克服行为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不足。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处于同一层次，犯罪主体为具体的人。该学者忽视了两种人格刑法学建构的基础不同，将不同的问题扯到同一层面并加以批驳，如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从具体人的角度去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时，其精心构筑的人格刑法学体系必然顷刻间轰然倒塌，重蹈主观违法论的窠臼。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在进行违法性判断时，判断的对象为行为，人与责任相联系。正如耶赛克所指出的：“违法性是客观的尺码，因为规范命令适用于任何人而不顾其威望，因此，无需考虑行为人的罪责能力和动机的价值或非价值，而是按照一般的标准确定违法。”

三、以主观违法论所建构的犯罪论存在的问题

我国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的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研究之外，强调“有责之违法”，故某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也就构成犯罪，刑事违法和犯罪具有相同的内涵。对违法观念以及对犯罪构成要件性质的理解不同导致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的犯罪论具有不同的结构体系和研究进路。

客观违法论由于在对违法的认识上将违法和责任实现有机的分离，与主观违法论相比在认识论上更具有科学性，在理论诠释上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对此，马克昌教授也认为，主观违法论在违法性的评价中也包含责任的评价，犯罪概念就成为是仅由单纯的违法行为成立的。在这方面，客观的违法性论是优越的。但是，“如果说过去‘违法性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种观念居于支配地位时，还能认可客观的违法性论的成立，那么，现在在承认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要素的情况下，客观的违法性论就不宜予以肯定。比较起来，似不如主观的违法性论可取”。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由于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构成以及共同犯罪之外，导致在一系列问题上不能够提供合理的解说。

1.不能合理地阐释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意义。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为，要么是合法的，要么是违法的，而不存在着什么中间状态，即中或“半截违法”，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的侵害行为如不纳入违法的评价对象，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则无法解释我国刑法典对于因年龄或精神病而欠缺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侵害行为规定了惩治措施——收容教养和强制医疗。在法律规范之外寻求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并根据社会危害性而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保安处分，显然与罪刑法定所确立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立法精神相违背。

此外，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传统理论认为，无责任能力之人不能成为违法与犯罪的主体，其实施的危害行为自然也不具有违法性。在理论的发展逻辑上，对其自然不能实施正当防卫，故我国通说的“限制适用论”不属于当然解释，而为例外解释。

2.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将共同犯罪的主体定位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及其行为排除在共同犯罪成立之外，容易产生刑罚处罚上的空白。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明知正在实施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在犯罪过程中不具有支配性地位时(间接正犯)，我们一旦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及其实行行为排除在共同犯罪成立之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实施的帮助行为则无法定性，则会产生处罚上的间隙。

3.容易产生量刑上的不合理。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与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共同犯罪”，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或胁从犯地位时，按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不构成共同犯罪，对行为人只能按单独犯罪进行量刑，对其不能适用“从犯”、“胁从犯”的法定量刑情节，显然与我国《刑法》第61条所规定的量刑根据相矛盾。

4.逻辑上的混乱。我国《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该条文中的“犯罪”的主体显然是指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而非教唆者。既然通说的观点认为教唆所有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都应从重处罚(只不过因教唆的对象不同，行为人分别构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那么，也就是说10岁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亦可实施“犯罪”。为此，通说的观点一方面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构成犯罪，另一方在他人教唆的情况下，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却又可以实施“犯罪”，显然在逻辑上相互矛盾。

四、结语

各种犯罪论体系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相比，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及其行为排除在违法与犯罪之外，导致我们在运用诸多的刑法条文时存在着困惑。诚如我国有学者所言：“我国现有法学著作几乎都把自然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作为是否构成违法的条件，这是失之偏颇的。它混淆了违法的构成条件与违法责任的承担条件。”

针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所存在的问题，笔者主张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为模型重塑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以犯罪本体要件作为犯罪成立判断的起点，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及其行为纳入犯罪成立的判断过程。通过犯罪成立的多层次判断和犯罪概念内涵的多元化(根据刑法典中不同的语境，我们可将“犯罪”理解为“具备客观违法性的行为”或“具备犯罪成立所有要件的行为”)，上述问题则可迎刃而解。

注释：

[1]川端博.刑法总论二十五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9.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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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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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童德华.规范刑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62-65.

[8]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49.

篇5

【关键词】大学生；个性特征；心理健康；相关

一、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概述

心理健康是一种持续良好的心境，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身心感觉良好，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情绪积极稳定协调，健康的自我意识，人格和谐健全，人际关系良好，热爱生活和学习与现实保持良好接触。个性特征是指个人生理基础之上在社会环境、家庭、教育下所形成的气质、性格、能力、兴趣等心理特征的总和，是个体在其心理活动中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一个人的心理面貌。

二、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1.研究方法与对象。本调查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以长春师范学院在校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发放问卷150份，收回问卷140份有效问卷106份(男16人、女90人)。2.测量工具。艾森克个性问卷，简称EPQ问卷包括四个维度：神经质维度(N)、内外向维度(E)、精神质维度(P)和掩饰性维度(L)四个分量表。临床症状自评量表，简称SCL-90，包含九个因子，分别是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3.数据分析。将所得的两份问卷结果输入长春师范学院实验室系统，得出测评结果，再将结果进行整理，采用SPSS1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4.结果。大学生EPQ各维度与SCL-90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艾森克量表中因子E与SCL-90的抑郁因子有较强负相关且差异显著(P﹤0.05)；因子N与SCL-90的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6个因子有较强的正相关且差异显著(P﹤0.05)；因子P与SCL-90中躯体化、敌对、偏执因子有较强正相关且差异显著(P﹤0.05)；因子L与SCL-90中因子相关性不大。见表1．

三、讨论与结论

表1结果显示：大学生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有相关关系。其中E、N、P三个因子与SCL-90的九个因子有不同程度的相关。其中内外向维度E与抑郁有较强的负相关，偏执与精神质的负相关正性格开朗的人不易抑郁；神经质维度N与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均有较强正相关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神经质又叫情绪的稳定性，如表1结果显示说明情绪不稳定的大学生更易出现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等问题；精神质维度P与敌对和偏执有显著正相关，提示性格孤僻、不合群的学生容易对他人产生敌意，其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非黑即白的绝对性思考。精神分析认为偏执是否定与投射防御机制的表现，过度偏执的人存在着明显的个性缺陷。性格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不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培养较好的性格可以是一个人保持较健康的心理状态。建议和不足：本研究初步探讨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取样范围比较集中，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更大区域抽样，且不同人口学因素背景下的样本数量应尽量对等，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不高，需要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保健的宣传与教育，积极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加强对学生辅导员得心理知识培训，加强对学生人格的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人际心理氛围，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篇6

基金项目 科研苗圃（MP2009-17）

摘 要 目的：通过分析支气管哮喘患儿发作期的中医证型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为临床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治支气管哮喘发作期患儿180例，回顾分析其中医证型与临床特征相关性。结果：痰热闭肺型哮喘是主要的证型，分布具有极大的偏态性，过敏、感染、遗传因素仍是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要因素。结论：支气管哮喘患儿发作期中医证型与临床特征关系密切，值得我们注意。

关键词 支气管哮喘 儿童 中医证型 临床特征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CM of bronchial asthma in children when exacerbation and the clinical features

Chen Wenxia，Zhang Yan，Song Guihua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College Children's Hospital，450000

Foundation research nursery （MP2009-17）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exacerbation of TCM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Methods：July 2008～July 2010 attack of asthmatic children treated 180 cases，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linical syndromes characterized by relevance.Results：Asthma is a lung phlegm off the main syndromes，skewed distribution with great resistance，allergies，infections，genetic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asthma.Conclusion：bronchial asthma in children with clinical syndromes characterized by the onset of a close，it is worth our attention.

Key words Bronchial Asthma；Child；TCM；Clinical features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按2003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修订的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诊断[1]，2008年7月-2010年7月收治支气管哮喘发作期患儿180例，男132例（72%），女48例（28%），男：女比例为2.6：1，年龄3～12岁，平均（6.86±3.30）岁。中医哮证辨证与分期（型），根据1998年第五版《中医内科学》的分类方法，发作期分为寒痰伏肺、痰热壅肺、外寒内热、肺实肾虚四型。

调查方式：采用回顾性的调查方法，对患儿的一般情况、发病季节、发病时间、诱发因素、既往诊断、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等情况与中医临床分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比较。

统计学处理：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患儿第一次发生哮喘的年龄≤3岁者122例（67.7%），其中男94例，女22例；3～6岁者36例（20%），其中男21例，女15例；>6岁者24例（13.3%），其中男17例，女7例；第一次发病

发病原因及诱因：呼吸道感染124例，占68.6%，天气变化（受凉、灰尘）86例，占47.8%，饮食不当（蛋奶、海鲜、油腻、生冷、夜间饮食多）71例，占39.4%，运动52例，占28.9%，个别与家庭装修、吸烟及燃烧煤有关。

个人过敏、家族过敏情况：既往患婴儿湿疹者123例（68.3 %），过敏性鼻炎46例（25.6%），鼻窦炎41例（22.7%），荨麻疹8例（4.4%），药物过敏11例（6.1%），不同程度食物不耐受140例（78.3%），其中鸡蛋/牛奶多见；父母中有过敏史者80例（44.4%），祖父母及父母中有哮喘史者42例（23.3%）。

既往发作时诊断情况：既往诊断支气管哮喘的80例（44.4%），曾诊断或考虑过哮喘130例（72.2%），但治疗用药均未按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方案）规范化治疗。多按肺炎、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反复呼吸道感染、免疫功能低下等反复治疗。

发作期根据临床表现归属证型：寒痰伏肺25例（13.9%），痰热蕴肺113例（62.8%），肺实肾虚10例（5.6%），外寒内热32例（17.8%）。

讨 论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期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发病年龄以幼儿期为多，近年来，哮喘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患儿的身心健康。2000年全国统计的哮喘发病较1900年上升64.84%，这与全球的范围内的哮喘患病率普遍升高一致。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哮喘患儿在性别上有一定的差异，180例哮喘患儿中不同年龄段男性患儿较女性患儿发病率显著升高，并且多在3岁之前发病，占67.7%，6岁以前占86.6%，可能与患儿此期免疫系统因入托、入学等因素引起其生活环境发生较大的改变，这对儿童的心理以及生理方面都造成一定程度的适应压力，进而导致免疫系统平衡被打乱有关，与本次回顾分析结果相符。本次回顾分析发现哮喘最常见发病诱因为呼吸道感染（68.6%），其中毛细支气管炎后发生哮喘的几率要比其它各因素导致的哮喘几率明显升高，这可能是由于病毒感染导致气道高反应性而引起的哮喘基因早期表达加速，影响免疫组分成熟的程度，而导致哮喘的发生。所以，防治婴幼儿呼吸道感染、远离各种危险因素对于减少小儿哮喘显得尤为重要；结果还显示既往有湿疹病史的患儿其哮喘发作的几率也明显升高，这可能是由于湿疹患儿体内中间丝相关蛋白较正常儿童水平升高，而这种蛋白又增加哮喘发生的几率[2]，本次回顾分析发现哮喘患儿合并湿疹的占68.3%，可能是哮喘发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同时多数患儿合并有过敏性鼻炎，与近来提倡哮喘和鼻炎“同一气道，同一病变”的概念相符；在小儿哮喘发作中其主要作用的危险因素即为儿童早期的过敏状态，各种原因引起的机体过敏反应都与哮喘的发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在年龄>6岁的儿童表现尤为明显，与没有食物过敏史的儿童相比既往有过食物过敏的孩子哮喘发作的时间要更加提前。除此之外，遗传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致病因素。既往研究发现，哮喘是具有明显家族聚集倾向，为一种多基因遗传病，父母过敏史也是儿童哮喘的中危因素。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哮喘患儿伴家族史者占23.3%，这也证实了遗传因素在儿童哮喘发作中的重要地位[3]，另外，有研究还显示母亲哮喘病史对儿童患哮喘的影响明显高于父亲。Taussing等报道，父母在3岁前有哮喘或毛细支气管炎病史是其后代早期发生喘息性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高危因素，尤其会使尘螨诱发哮喘的可能性增加，这可能是>6岁儿童喘息不易控制的因素之一。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回顾分析方法，调查的患儿为哮喘发作期的住院病例，病人受区域及服药习惯等限制，无法覆盖整个哮喘发作期的各证型，故证型统计出现极度偏态，多集中在痰热蕴肺型，可能与儿童时期体质有关。哮喘患儿的发作因素因证型的偏态，回顾分析结果也多偏在痰热蕴肺型，其他证型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因素，证型之间有无差异等，尚需进一步研究分析证实。为了防止选择性偏倚，应对每一证型的患儿分别进行分析，但鉴于本次回顾研究的儿童支气管哮喘患儿其他证型病例较少，统计有偏差而未进行证型之间统计。

痰热蕴肺证是本组研究病例中的主要证型，明显高于其他3型，是哮喘的证型发生明显转移，出现实质性变化，还是区域影响造成人为的偏差，为什么会痰热蕴肺型儿童支气管哮喘会高于其他3型。仅凭本研究资料尚不能说明哮喘中医辨证发生实质性改变，只能代表本院就诊哮喘患者的证型，由于是回顾资料的研究，不除外临床医师主观意识的偏向，因此，应进一步扩大临床观察的规模，有多中心、多组医师综合哮喘中医临床特点，严格证型分类，以便为以后临床回顾性研究提供研究依据。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科学分会呼吸学组，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常规（试行）[J].中华儿科杂志，2004，42（2）：100-107.

篇7

[关键词] 大学生；微博；使用行为；人文特征

[基金项目]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科研项目“基于在校大学生微博使用特征的企业微博营销策略研究”（编号X11S011）

[作者简介] 金敏，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市场营销，广西 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10-0114-0004

一、引 言

为了了解在校大学生微博使用的行为特点，为企业开展微博营销提供参考，笔者所在课题组以桂林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于2011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对桂林三所高校大学生进行了相关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在校学生，由于一年级新生刚刚入学，所以没有取相应的样本。具体抽样情况如表1所示。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429份，其中有效问卷405份，各班废卷率最高不超过15%。

在调查对象的微博使用行为方面，问卷中询问了调查对象“使用微博的频率”、“上微博主要关注的内容”、“能否通过微博知道某商品购买地点或方便购买方式”、“是否看好微博营销前景”等问题（还有其他相关问题，本文分析主要针对以上几方面）。

在调查对象的人文特征方面，问卷中询问了调查对象的学历层次、性别、专业类别等几个问题。

本文使用交叉表分析和卡方检验、对应分析等方法对调查对象的微博使用行为与其人文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对于企业开展微博营销时进行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等有参考意义。

三、关注企业/品牌官方微博的样本的人文特征

问卷中询问调查对象“上微博主要关注哪些内容”（多选题），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中有21%关注企业/品牌官方微博。显然，这部分群体是企业开展微博营销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那么，这21%的样本在人文特征方面有哪些特点呢？将调查得到的数据输入SPSS软件进行多重对应分析计算，得到的多重对应分析图如图1所示。图1显示，关注“企业、品牌官方微博”的样本与“经管类”、“女生”、关注“娱乐时尚明星”等特征的关系比较密切。

这一结论提示企业开展微博营销时，应更多地关注具备以上特征的顾客群体。

四、能通过微博知道某商品购买地点或方便购买方式的样本的人文特征

问卷中询问调查对象“能通过微博知道某商品购买地点或方便购买方式”，调查结果如表6所示。

那么能否通过微博知道某商品购买地点或方便购买方式与哪些人文特征关系比较密切呢？图2是将相应调查数据输入SPSS进行多重对应分析的计算结果，图2显示：“比较能”与“经管类”、“女生”关系更为密切。

五、看好微博营销前景的样本的人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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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脑梗死； 颈动脉斑块特征； 痰证； 血瘀证

doi：10.14033/ki.cfmr.2017.4.0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04-0118-02

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最基本的致病因素。研究表明，颈动脉粥样硬化与脑梗死发病密切相关，是缺血性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1]。动脉粥样硬化的中医学病机为气血津液紊乱，脏腑功能失调而致痰、瘀形成所致[2]。研究表明，血瘀证和痰证也是脑卒中的主要病理因素[3]。因此，颈动脉粥样硬化与中医痰证、血瘀证分别作为脑梗死的中西医重要的致病因素，可能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本文通过分析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块特征与中医痰症、血瘀证的关系，探讨其相关性，为脑梗死中医痰证、血瘀证提供客观辨证指标的同时，亦能为中医药在脑梗死防治工作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10月-2016年4月于笔者所在医院及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所选患者均经影像学（头颅CT或MR）检查确诊，其中，男66例（55.0%），女54例（45.0%），年龄36～77岁，平均 （62.9±3.3）岁。

1.2 纳入标准

脑梗死诊断标准参照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诊断标准[4]；中医诊断标准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二代标准） [5]；中医症候诊断标准参照《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试行）。其中，痰证判定标准为单纯痰证者、多型并见但以痰证为主者，血瘀证判定标准为单纯瘀证者、多型并见但以瘀证为主者。

1.3 排除标准

排除脑出血、TIA发作、腔隙性脑梗死、非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脑梗死者、出血性脑梗死；排除X梗死合并其它神经系统疾病者；排除严重精神症状、重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排除严重器官功能衰竭及恶性肿瘤等各种导致凝血机制异常及高黏血症的疾病；中医辨证证型复杂主次不分者也予以排除。

1.4 方法

应用飞利浦公司生产的HD11XE彩色超声诊断仪，对所有入组患者进行检查，患者仰卧位，充分暴露颈部，检查双侧颈总动脉、颈总动脉分叉处、颈内动脉颅外段。主要观察指标有斑块的有无、斑块性质、管腔是否狭窄及狭窄程度。所有患者均由经验丰富的医师专人操作。

1.5 观察指标

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1.0 mm视为增厚，斑块为内膜-中膜厚度>1.2 mm。另外，根据彩超表现，将斑块分为扁平斑、软斑块、溃疡斑、硬斑块。其中，硬斑、扁平斑属于稳定性斑块，软斑、溃疡斑则属于不稳定性斑块。血管狭窄判断标准采用管腔内径法：（血管原有内径-残存内径）/原有内径×100%。主要分为：（1）轻度狭窄（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入组的120例脑梗死患者中，中医辨证为痰证者最多，共47例（39.2%），血瘀证42例（35.0%），其他证型患者31例（25.8%）。在斑块检出率、斑块稳定性方面比较，痰证组与血瘀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与其他证型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脑梗死属祖国医学中风范畴，其致病因素有虚、火、风、痰、气、血六端。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痰瘀致病”理论。王永炎教授认为痰瘀互结是中风的主要病机，贯穿于中风病的整个过程。临床上也常采用化痰、活血化瘀法来治疗脑梗死，收到良好效果[6]。西医学认为，脑梗死的发病机制是在脑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基础上，进而导致管腔狭窄、闭塞，造成供血区域脑组织发生缺血、缺氧性坏死，从而出现相应的神经系统症状。因此，中医痰、瘀证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可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在临床上，常应用颈动脉彩超来评价颈动脉粥样硬化，探讨脑梗死患者中医痰证、血瘀证与颈动脉斑块特征之间的关系，对脑卒中中医辨证理论的研究很有意义。

本研究纳入的120例脑梗死患者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为80.0%，与文献[7]报道相符。其中，中医痰证、血瘀证者居多，共89例，占74.2%。李志君等[8]研究表明脑梗死急性期证候分布以痰浊、血瘀证素居多，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显示，脑梗死患者痰证、血瘀证在颈动脉斑块检出率、不稳定斑块检出率方面均优于其他证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就表明，痰证、血瘀证可能与颈动脉斑块形成有关，增加斑块的不稳定性。在血管狭窄率方面，血瘀证者居高，与痰证组、其他证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血瘀证与颈动脉血管狭窄有关。这也符合中医学对动脉硬化的病机认识，中医认为其病机为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紊乱而形成痰证、瘀证等，痰瘀互结，壅塞脉道，脉络受损，脉道痹阻不畅，而成动脉硬化[9]。痰瘀互结，日久病重，也正符合中医学病久必瘀理论，与本研究血瘀证组血管狭窄率高的结论一致。

目前，脑梗死的防治工作是医务人员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医药在脑梗死的防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辨证是中医药治疗的前提，是保证中医药疗效的关键。本研究认为脑梗死中医痰证、血瘀证与颈动脉斑块形成相关，血瘀证与颈动脉狭窄有关，从而为化痰、祛瘀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的、客观的依据，同时也为脑梗死中医痰证、血瘀证提供了客观辨证指标。

参考文献

[1]丁士芳，张运，张梅.颈动脉粥样斑块稳定性与急性脑梗死发病机制关系的临床研究[J].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2006，15（8）：597-598.

[2]王平平，高利.颈动脉粥样硬化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7，14（2）：125-127.

[3]杨立.1418例中风患者痰瘀证候分布和演变规律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2004，31（6）：17-19.

[4]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1）：379-380.

[5]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l）：55-56.

[6]张敏，丁砚兵.痰瘀同治法治疗痰瘀阻络型急性脑梗死的疗效观察[J].湖北中医杂志，2014，36（10）：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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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沈阳建筑大学；校园植物景观；季相变化；季节性

Analysis of Shenyang Architectural University The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mpus landscape plants

Huang He,Ren Nai-xin

(Shenyang Architec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68)

【Abstract】Shenyang Architectural University for the survey, through literature and field spot survey in the form of the campus landscape plants conduct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to compare the various seasons in the campus landscape plants by showing the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ndscape effects, try to analyze th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scape plants.

【Key words】Shenyang Architectural University;The campus landscape plants;Seasonal changes;Seasonal

1. 沈阳建筑大学概况

沈阳建筑大学原名沈阳建筑工程学院，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校内有珍稀动物、植物10余种，有原生态保护地及大面积地被植物斑块12处，良好水质人工水系1条。校区规划设计体现了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规划布局合理。教学区为网格式、具有东方文化底蕴的庭院组合，有利于资源共享和学科交流。

校园景观是一个采用水稻、作物和当地野草来营造一个校园环境的案例，景观中应用了大量的水稻，庄稼和一些景观植物，在校区规划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原有的地缘文化，学校的建筑风格和景观设计颇具特色，利用乡土野生植物与本地特色水稻作为构景要素之一。

2. 植物景观的季节性

季节性是指生物随季节变化而发生的形态和空间位置变换而形成季节性景观的特点，植物更显得突出。季节性景观是指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续，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的不一样的景观。季节性的景观体现在植物上，就是植物的季相变化。植物的季相变化是植物对气候的一种特殊反应，是生物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

3. 沈阳建筑大学校园景观季节性分析

3.1 校园水稻田的季节性特征。

沈阳建筑大学内的原生态稻田区在校园东南角，在这里建筑与生态、城市与村庄、繁华与宁静完美结合，这块稻田传达了沈阳建筑大学尊重自然的设计理念。稻田校园景观用当地的东北稻和荞麦等农作物为材料，营造出富有独特的现代感和乡土气息的稻田景观。水稻一年四季的景观很不同，它是一种动态的时序的季节性的景观，具有趣味性。

3.2 校园树木的季节性特征。

树在夏季时候有茂盛的枝叶，在道路两旁能起到非常明显的景观效果，同时阻隔了炎炎烈日的直接照射，而到了冬季，很多树木的叶子都凋零，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枝树干，景观效果大打折扣，但是有的时候下大雪的时候，雪花落在光秃的树枝和树干上，也能形成银色一片的效果，这个时候，植物景观又拥有另外一种美感了。以下的图片（见图1）就是在不同季节下树所变现出来的不同景观。

图1

4. 景观规划设计中的植物景观季相审美

通过对沈阳建筑大学的植物景观的四季变化的研究分析，对植物景观季相审美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景观规划设计中的植物景观季相审美有时序之美，空间之美，色彩之美，意境之美。

景观是动态的，景观的动态包括了日变化、季节变化、多年变化以及可持续儿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演替。植物景观的时序之美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植物景观因季节的差别变现出来的季相变化之美。

通过对季相变化不同的物种进行配置，可营造出形态各异、错落有致的富有变化的自然群落景观空间。通过植物造景，可以形成开敞、闭合等空间。落叶植物在夏季用其茂盛的枝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闭合的空间，阻隔了炎炎烈日的直接照射，而到了冬季，落叶之后则变成了一个半开敞的空间，暖暖冬日透过树枝照耀进来，满足了人们林下活动的需要。同时那苍劲的枝干又展示出来另一种立体的空间之美。

大自然赋予植物令人赏心悦目的色彩美。植物的色彩千变万化，通过叶、花、果、枝条、树干、皮等器官表现出来。科学合理的运用树木的色彩可以使景观设计提高品味，达到融精心于自然的效果。

在配置色彩植物时应考虑季相变化，使园林景观随春、夏、秋、冬四季而变换。要根据不同色彩植物季节物候变化而产生的色、形、姿态等的变化，将不同花期、不同色相、不同形态的植物协调搭配，以延长观赏期。

意境是人们美感和审美意识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对于环境的主观反映、感受、欣赏和评价，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因而景观意境是主观和客观的产物，是景观设计、营建的完成以后，在景观的审美活动中产生的。虽然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情感都会不同，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大自然优美的景色，对丰富多彩的植物表示出喜爱。植物的季相变化是景观意境的一个重要元素。

5. 小结

通过对沈阳建筑大学植物景观的实地调研分析，通过对植物季相学的一定了解，对沈阳建筑大学校园植物景观的季节性特征有了一定的直观了解和理性分析。

在植物景观规划和设计中不能忽略植物景观的季节性特征，好好的利用不同植物在不同季节下的不同形态和面貌，能够使得植物景观在一年四季中呈现出丰富多变的景观效果。

参考文献

［1］ 俞孔坚，2002，景观的含义，［J］.时代建筑.

［2］ 俞孔坚，2009，城市里的丰产稻田――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校园设计，［J］.新视点.

［3］ 王福刚，石铁矛，2009，景观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育人功能――以沈阳建筑大学校园景观设计为例，［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文章编号］1006-7619（2011）01-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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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肾癌；预后；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 R737.1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24-0033-02

肾细胞癌是泌尿系统仅次于膀胱癌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尽管相关辅助检查的检出率较高，但不少患者出现症状就诊，往往已处于晚期。探讨影响肾癌术后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研究表明，糖尿病、高血压、吸烟、肾结石及肾囊肿等因素是导致肾癌发病率上升的危险因素[2，3]。本研究对我院2006年9月～2009年9月收治的186例肾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为临床的防治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06年9月～2009年9月收治的186例肾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行肾癌根治术，手术病理证实，并具有完备的随访资料，随访截至日期为2012年9月。其中男120例，女66例，年龄46～73岁，平均（61.8±4.8）岁；Ronson分期：Ⅰ、Ⅱ期101例，Ⅲ、Ⅳ期85例；淋巴结转移71例；具有合并症患者95例，包括糖尿病22例，肾结石36例，肾囊肿21例，高血压22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未进行化放疗。

1.2 方法

所有患者采用电话、家访及门诊复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随访，询问终点情况，并记录治疗情况。随访工作截止于2012年9月。生存时间以手术日至末次随访时间为准，或至患者死亡。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累积生存率计算采用Kaplan-Meier法，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比较，进行单因素分析，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再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肾癌患者预后的单因素分析

如表1所示，对186例肾癌行肾癌根治术的患者进行随访，分析临床病理资料年龄、性别、淋巴转移、病理类型、肾癌的大小、病灶数、合并症、静脉癌栓、肾集合系统累及、吸烟史、远处转移、Ronson分期等12项可疑危险因素与患者生存率的关系，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3年存活率与有无淋巴结转移、肿瘤的大小、有无静脉癌栓、远处转移、Ronson分期及吸烟等相关（P < 0.05）。

2.2 影响肾癌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淋巴结转移、肿瘤的大小、有无静脉癌栓、远处转移、Ronson分期及吸烟等指标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有无淋巴结转移、有无静脉癌栓、远处转移、Ronson分期是影响肾癌预后的相对独立危险因素。

3 讨论

肾癌又称肾细胞癌，占原发性肾恶性肿瘤的85%，瘤体多为类圆形的实体肿瘤，主要由透明细胞癌构成，其主要来源于肾小管上皮细胞[4]。目前病因未明，研究表明，其发病可能与饮食、放射、吸烟、药物、遗传、肥胖、饮酒等因素相关[5，6]。根治性肾切除术一直是治疗肾癌的金标准，手术范围包括患肾、肾周筋膜及肾周脂肪、髂血管分叉以上输尿管、肾门淋巴结及同侧肾上腺[7]。本文针对行肾癌根治术的患者的预后，探讨影响肾癌的指标，对指导肾癌患者进一步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3年存活率与有无淋巴结转移、肿瘤的大小、有无静脉癌栓、远处转移、Ronson分期及吸烟等相关。本研究将肿瘤的大小以7 cm作为分界，两组的生存率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多因素分析显示，Ronson分期较肿瘤的大小更能预测肾癌的预后。大量的前瞻性研究及病例对照表明[8]，吸烟是导致肾癌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吸烟与生存率相关，可能与吸烟降低机体免疫力有关。但多因素分析未能证实，可能与样本较少有关。肾细胞癌容易发生肾静脉和腔静脉内癌栓，合并有静脉癌栓的患者预后较差，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还显示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下降。与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9，10]。

综上所述，淋巴结转移、有无静脉癌栓、远处转移、Ronson分期是影响肾癌预后的相对独立危险因素。肾癌预后相关因素的深入研究，对评估预后、提供指导、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以及改善患者的不良预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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