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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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纳概括，寻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

历史阶段特征的归纳概括，就是通过对此阶段相关内容的重新整合和抽象，以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强的知识系统，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整体思维和宏观把握能力。归纳概括的步骤是先列出此阶段的重大事件，然后对此阶段的重大事件进行分类整合，抽象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领域特征与总体特征。

1.明清时期中国：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夜，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1）政治上：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强并发展到顶峰；市民工商业者力量日益壮大，但未形成新的阶级力量。（2）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繁荣，统治者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带有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趋势。（3）思想文化上：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理学走向极端，束缚人们思想发展；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小说成为文学主流，京剧产生发展，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4）对外关系上：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关自守，逐渐脱离世界；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中国人民开始反侵略斗争。（5）民族关系：坚决同分裂势力斗争和反对外来侵略，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

2.明清时期西方：从总体上看西方主要国家由农耕文明逐步向工业文明转型。具体来说：（1）政治上：西方主要国家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资产阶级统治与代议制逐渐确立。（2）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迅速发展并进行工业革命，工厂逐渐取代手工工场。（3）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动人们思想不断解放，天主教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日益削弱；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4）对外关系上：进行新航路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拓展国际市场。

总之，通过对明清时期中西方基本史实的归纳概括，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清晰可见，初步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知识系统化、网络化。

二、入乎其内探究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之内在联系及中西方之异同

归纳概括，形成的历史阶段特征，学生获得的历史知识只能是肤浅的、机械的，并不能灵活应用，内化成自己的答题能力。因此，必须加大思维力度，入乎其内，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历史阶段特征进行动态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联系，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以下举例说明：

1.历史阶段特征之内

首先以明清中国为例，一定社会的思想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实质上是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再以明清时期西方为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实质上是政治上资产阶级统治确立、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思想上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当然，像这样的内在联系举不胜举，只要我们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举一反三，必将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把握，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

2.历史阶段特征之间

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及具体表现的异同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明清时期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方面的异同，也轻易的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超越国界，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也使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不同发展态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现象的内在原因不言自明，使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完善，知识应用能力与思维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学以致用，强学生运用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解题之力

研读教材，掌握基础知识，是为了解答具体的历史试题。近几年高考新材料、新角度的试题不断出现，但不管材料、角度如何新颖，许多试题在教材中都能直接找到原型，切记“背景或者题干在书外，答案或者答案的原理在书内”，平时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典型例题，多角度进行训练，以达到学以致用，提高学生运用历史阶段特征解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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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社会；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C91

在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笔下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技术等要素的集合，影响研究者对理论视角的选择，研究对象的确定和研究方法的使用等。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由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认识立场、看法和现实的差异，最终分裂出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和协商民主三种不同的民主模型。

一、何谓国家，何谓社会

或许在中国人“家国”不分的传统文化浸润中，国人很少细细体会“国家”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不过如果在英语词典中输入“国家”一词，很快就会显示出3个同义单词：country、nation和state。一般而言，国家（country）是地理概念，我们常常提到“中国的领土、领空和领海”就是这个意义层面上的含义。国家（nation）是民族概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就是指这个意思。国家（state）作为政治概念，不同的学者、思想家站在不同的立场所给出的定义又各有不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有学者认为：①“是一定疆域之内建立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实施权威公共权力的机构”，文章主要采用作为权威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概念，探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中的民主模型。

源于西方的社会学自诞生起，就针对社会到底是“唯实”还是“唯名”的争论形成两大阵营。社会唯名论者认为社会就是一个空名，没有实在的意义，真正存在的是个人，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应该集中在对个人行为、意愿的诠释。社会唯实论则刚好相反，认为社会是超越个人、有组织、有规范的有机实体，具有突生性，社会共同体的行为动机，我们面临的社会现象、问题都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和意愿。文章接受社会唯实论的观点，假设社会是能够形成公共理性的客观存在。

二、“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和三种民主模型

（一）国家和社会的起源―社会契约论

民主词源于古希腊，意为人民的统治，人民统治的合法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深深植根于国家和社会产生、发展的关系中，要论民主的类型，首先就要弄清楚国家和社会的起源，至少要在逻辑上弄清楚国家和社会的起源。

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把社会产生之前的人类生活状态假设为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许表现为竞争，也许表现为合作，也可能是离散，但是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当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人类行为加以限制，这样的生存状态最终会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文化、规范和制度等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产生强制力的社会要素就产生了，社会开始形成。从野蛮到文明，人类社会的组织范围从家庭扩大到氏族，物质资料的丰富，社会关系由“公”走向“私”，社会上战争频发，单纯依靠文化、习俗和规范已经不能够保持社会平衡，社会发展呼唤能够制衡各方利益的公共权威机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假设，为了能够捍卫自身利益，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交出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威机关-国家，平衡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调节公共资源，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虽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自产生开始就受到来自于学界的诸多质疑，但是却奠定了“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基础。

二、共和主义民主：国家、社会生活一体化

共和主义民主虽然一直没有成为西方民主的主流，但是早在古希腊城邦生活中就得到了实践。共和主义民主要求居民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通过激励的争辩、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强调在理性、责任感和道德的约束下，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决定国家的公共生活。卢梭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合法性出发极力拥护共和主义民主，他认为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有且只有人民的公共意志，一旦国家不能很好地执行人民的公共意志和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就有权国家政权，重新寻找新的人，而共和主义民主的方式，坚持在民，实现集体统治，使得国家能够更好地代表和执行人民的公共意志。如果对古希腊的城邦生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古希腊共和主义民主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国家、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小国寡民是古希腊城邦生活的典型特征，人口不过数万，面积不过百余平方公里，常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和周围的乡村地区共同形成独立的城邦国家，虽然氏族生活已经开始解体，但是仍然可以在城邦生活中找到血缘和地缘的影子。狭小的生活空间，有限的人口，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重叠，国家和社会一体化，为共和主义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国寡民已经遥远。

三、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社会的分化

自由主义民主思想源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时期自由、平等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理想的支撑，在自由主义民主理念指导下代议制等间接民主形式成为西方民主的主要实践模式。在现代性背景下，面对国家（country）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大规模增加，国家（state）日益巨型化和非人格化，国家（state）、社会分化，凌驾在社会之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的社会事实，为保证国家的合法性和公民的基本权益，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出发，②“如何协调作为非人格的、由法律加以约束的权力结构的国家与作为主体权力之承担者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设置一套能够制衡国家政治权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法律制度运作系统”，成为现代民主模型要处理的关键问题。自由主义民主主张将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主张通过代议制等间接民主的形式对国家行为进行监督，让政府按照社会利益规范自身行为，确保国家的正当性。而代议制民主就是指公民选举代表掌握国家的决策权力，目前公民主要通过选举、竞争、投票和公决等竞争性方式选出代表，通过定期选举，定期召开会议的等方式，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国家公共事务，这样民主的过程就变成了竞争利益达成相互妥协的过程。表面上看，普遍平等的投票权和普遍相同的投票机会则保障了民主的公平性，人民的选举保证了立法机构和政治组织的合法性，但是在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国家权力日益被精英团体垄断，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晚期以后，政治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人们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冷漠，社会与国家的矛盾日益凸显。

四、协商民主：国家、社会的互动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开始重新探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提出打破了长久以来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观点，为新的民主模型―社会协商，提供了理论基础。李姿姿认为：③“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核心是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合作关系，强调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发生作用。”这样国家和社会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清晰了，国家可以提供社会私人不能获得的资源、技术，社会可以形塑人民的协商参与能力，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协商民主一般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特定主体通过对话、讨论、商谈、妥协、交易等协商性的方式及机制参与政治的一种民主类型。虽然协商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在公民的参与形式上非常相似，但是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性民主，它的操作除了依赖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外，还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包括主持人在内的明确分工和规章制度，通过强制力的手段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

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我们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但是却始终没有定论。不过，我相信只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模式一定更加有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而协商民主恰恰就是这样一支杠杆：一方面撬动社会，调动公民的热情，主动投身公共政策的制定，避免公共政策的片面化和绝对化；一方面撬动国家（state），决策更加科学化、人性化。

注释：

①伍骏斌.国家与社会：内涵，分化及其范式转换分析[J].理论与现代化，2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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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2014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社会学试题

课程代码：00287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______是社会转型的标志与机制。

A.社会分层 B.社会开放

C.社会流动 D.社会变迁

2.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动因是

A.经济市场化 B.经济技术化

C.经济知识化 D.经济多样化

3.按照依附关系进行分层，这被称为______社会分层。

A.分化式 B.整合式

C.关系式 D.等级式

4.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层次是

A.沿海经济开放区 B.经济技术开发区

C.沿海开放城市 D.经济特区

5.形式上有规范而实际上无规范的状态，是指

A.规范真空 B.规范失序

C.规范迷乱 D.规范软化

6.______主要是指凝聚社会个体并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各种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

A.社会行为 B.社会关系

C.社会植被 D.社会道德

7.基尼系数是测量分配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为______表示绝对不平等，即财富全部集中于一人，其他人没有任何所得。

A.1 B.0

C.0.5 D.0.4

8.传统社会是以______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社会。

A.农业 B.畜牧业

C.手工业 D.服务业

9.______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重要转折点。

A.1949年 B.1952年

C.1956年 D.1978年

10.传统型城市一般是以政治或军事功能为主或兼具政治与军事功能，现代型城市一般是以______为主。

A.政治功能 B.经济功能

C.社会功能 D.文化功能

11.中国宗教信仰的特点是

A.普遍性 B.多样性

C.世俗功利性 D.宗教信仰自由

12.城市结构的扇形模型是由______提出的。

A.伯吉斯 B.哈里斯

C.霍伊特 D.乌尔曼

13.二元经济的概念的提出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A.艾利诺·奥斯特罗姆 B.米尔顿·弗里德曼

C.道格拉斯·诺思 D.阿瑟·刘易斯

14.在发展社会学中，以“市场转型”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

A.历时态研究 B.既是历时态研究，又是共时态研究

C.共时态研究 D.既不是历时态研究，又不是共时态研究

15.以“核心—边陲”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侧重于

A.对社会发展内在动力的研究 B.对社会发展外在制约因素的研究

C.对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研究 D.对社会转型的制度背景研究

16.市场转型以来的社会分层研究源起于______对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社会分层机制的理论探讨。

A.泽尼林 B.倪志伟

C.科斯泰罗 D.罗纳塔斯

17.在“核心—边陲”理论中，“自力更生”指______通过较为强硬的手段推行全面发展计划，促使政治独立、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时并进。

A.核心国家 B.边陲国家

C.半边陲国家 D.发达国家

18.依附理论中的______以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新一代成员为骨干，继承了传统拉美经委会的、反资本主义的传统。

A.革命派 B.保守派

C.改良派 D.中间派

19.发展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

A.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 B.欧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C.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D.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20.社会发展过程，是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体现的是社会发展的

A.多样性 B.渐进性

C.整体性 D.方向性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7小题，每小题2分，共14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1.从动态来看，推动社会分工发展的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和标志有

A.工业化 B.市场化

C.城市化 D.科层化

E.科技化

22.根据存在状态不同，社会失序可以划分为

A.经济失序 B.政治失序

C.文化失序 D.显性失序

E.隐性失序

23.社会组织的结构形式与运行机制也是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一般而言，家长制适应于______的传统社会。

A.社会分工精细化 B.社会分工不发达

C.组织规模较小 D.组织规模较大

E.社会功能不发达

2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品市场根据经济的投入和产出，市场可划分为

A.资金、土地、劳动力市场 B.技术市场

C.信息市场 D.服务市场

E.产品市场

25.民主理论的演化呈现的主要趋势包括

A.从人民民主论到精英民主论 B.从一元民主论到多元民主论

C.从政治民主论到社会民主论 D.从代议制民主论到参与式民主论

E.从资产阶级民主论到社会主义民主论

26.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继罗纳塔斯之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包括

A.权力变型论 B.权力维续论

C.政治市场双重转型轮 D.政治与市场协变论

E.市场渗透类型论

27.“传统—现代”为核心概念的现展理论，其特征包括

A.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发展理论

B.它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划分的基础上

C.“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和转化是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D.它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为前提

E.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为目标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4分，共12分)

28.分化型分化和整合型分化

29.大众文化

30.可持续发展战略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31.简述转型期阶层分化的规律。

32.简述对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表现的理解

33.简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二元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所产生的原因。

34.简述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关系空间变化的影响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35.论述中国在转型期的社会失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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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法的概念

“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和财政支出等；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规定的显性制度，也可能是财政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有待法律确认的隐性制度；最后，财政还可以指一种社会关系，它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从形式层面看，财政法就是调整财政关系之法。按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这种界定方式因为凸现了财政法独特的调整对象，所以可以使财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分。由于这种定义方式颇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涉及到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适应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所有情况。无论是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财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从其调整财政关系这一点找到。也正是基于这个共性，财政法学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延伸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从而形成财政法制史或比较财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广泛适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为前提的。当事物的共性被作为唯一的追求对象时，其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弃。对于身处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家的个人或团体来说，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种与自身发展密切关系的特殊性同样不可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决定其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自从国家产生、法律创制以来，人类共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不同的历史类型，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法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财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君王或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中心，财政权力只是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财政权力并非来自于人民，相反，它们是压制人民权利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法仅仅是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财政政策的一个工具而已，缺乏独立的与民众利益声气相求的价值取向。财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财政支出方面则仅仅停留在技术性层面，满足于统治阶级内部从上到下的管理和监督。

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君权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财政问题上。封建君主的横征暴敛激起了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市民革命由此爆发。如英国的历次革命均因国王滥施税负而起，最终为人民通过议会争得“课税同意权”；美国的革命则发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缴茶叶税，最终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基于这个前提，财政法的宗旨和原则都较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财政被定义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其次，财政权力不再是一种单纯用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同时也在此范围内受人民的监督；再次，财政的民主基础备受重视，人民通过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权成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最后，财政法的功能开始转向保障财政的民主统制，财政权力的失范成为关注的重点，人民的基本权利开始凸现。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法明显不同于君主专制时期的财政法，尽管它们都符合在调整对象方面的共性。

社会主义革命在部分国家胜利后，尽管消灭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为人民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传统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实施并没有为人民如何授权、如何规范和监督的权利提供太多的机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被定性为人民的利益当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权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时，也曾因为不受限制和监督而酿成大错。财政法虽然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旧会变成保障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具体的表现是，大量的财政法规由政府执法部门制定，财政的民主统制被视为毫无必要的妄谈；财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规范财政权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国家政策；人民不仅难以实现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在具体的财政执法中也难以得到程序的保障。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财政法未能走出权力的阴影，其先进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财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调整财政关系的形式共性当然必要，因为这有助于界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解构，可以构建财政法的活动范围与内部体系，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财政法学来说，仅仅满足于此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揭示出财政法更深层次的内涵，对我国目前的财政法治建设也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故此，财政法的概念还有待于从时代特性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从实质的层面出发，我们认为，现代财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以增进全民福利和社会发展为目标、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具体内涵包括：

（1）民主是财政法的制度基础。财政法的民主性体现为，财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组成代议制机构，也可以直接通过全民公决行使财政权力，决定和监督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与的关系表现为，财政法涉及到公权力的分配，因此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运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都是财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财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就此而言，财政法其实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化。

（2）财政法的目标在于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尽管广义的财政法包括税法、费用征收法等可能导致公民向国家让渡财产的领域，但从整体上看，财政法应该是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为基本宗旨的。无论是财政收入法还是财政管理或运营法，其除了保证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权力侵犯人民基本权利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规范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经济发展。即便是财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据除了相关法律规定外，还在于通过调整资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气周期以及保证合理财政支出等职能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并最大可能地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财政法的目标不仅在于体现宪法基本权利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在于从量上扩大权利的覆盖范围及实现程度。

（3）财政法以财政关系为调整对象。财政关系其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拟制，它指的是财政行为未经法律调整以前所引发的经济关系。通过对财政关系的分析，可以划定财政法的内部体系框架，理清财政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从而确定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二、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通常情况下，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既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制度，还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关系。财政行为着眼于财政主体的动态过程，财政制度着眼于财政运转的外在环境，财政关系则着眼于财政现象的内在联系。动态过程受制于外在环境，但也是外在环境的创造力量，而内在联系则是对动态过程和外在环境更高层次的概括，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时以财政关系为最优。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财政职能的理解不同，财政关系的范围也随着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也仅限于筹集收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很少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预资源配置。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为了应对危机，财政的职能开始不断扩展。首先，财政应当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有效配置资源，然后保证财政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财政活动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财政投融资的规模、结构，并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其次，财政开始通过自身活动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再分配，以缓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如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实施社会保障等。最后，为解决市场自发运行中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开始实施，如在经济过热中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压缩财政支出，而在经济萧条时则通过减税等方式培育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加大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由于生产和生活都通过财政进行控制，不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或生产周期波动，因此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也就将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完全包容在内。另外，由于财政活动无所不包的禀性，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与金融都呈现难舍难分的关系。如，国家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仅可以取走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而且还包括折旧基金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款的拨付也都是通过财政直接进行的。这样，企业财务的独立性就会完全丧失，从而依附于国家财政。又如，银行不能自主从事贷款业务，却必须按照财政的意图为相关项目提供建设资金，银行存款成为财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也被称为“第二财政”。

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财政职能的探索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进步。第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被视为独立经营的商业主体，其财务关系与财政关系完全分开，财政只是在投资和利润分配时才与企业发生联系。第二，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也已经理顺，财政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引导银行发放贷款，但是不能进行强迫。财政关系的范围至少将商业性货币资金关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开始显现，开征个人所得税、实施社会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场失灵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性，财政开始主动寻找反周期的对策。如为了消除经济疲软，我国近几年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财政改革实践中开始接受公共财政的观念，财政的活动范围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据此作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对设计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单位，财政不再对其提供资金；对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等介于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单位，财政不再全额承担其费用，差额部分由其通过收费加以解决；对于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领域则不断增加投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员，现在又在逐渐向农村推进；在财政投资方面，对于竞争性产业，财政不再作重点投入，财政资金开始明显地向基础产业、幼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活动范围的一条准则，公共财政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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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性质；历史性；教学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10-029-1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认为历史课程的性质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也就是说历史课程具有历史性、人文性、基础性、课程性。其中，历史性是其最典型的特性。历史课程这一性质特征对教学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人教版教材为例拟就历史课程的历史性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浅谈拙见。

一、借助历史课程的历史性处理历史知识

超强的时序性是历史课程性质的重要表现。当前高中历史教学打破历史学科的传统体系，以模块为框架，以专题为单元，以中外合编为体例。虽然更具综合性、独立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但也削弱了历史课程的时序性特点，致使 “关公战秦琼”渐成普遍现象。因此，高中历史教学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时序性思维。

1．帮助学生按年代顺序理解历史事物，熟悉各种特定的时间架构。学生既要知道西汉在东汉之前，也要知道美国独立战争早于法国大革命；既要知道梭伦当选为首席执政官是在公元前594年，也要知道这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初等等。

2.帮助学生明确某种历史叙述或历史故事的时间结构，理清它们的发展脉络。在模块教学体例下，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经常需要教师对教材内容适当整合，强调结构的整体性和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性。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提炼一个“主题”，将前后知识融会贯通，学生才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3．引导学生根据时间顺序展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明白当时人们的行为和意图、事情的前因后果及其时间联系。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不同含义及产生区别的原因常常使学生困惑。这就需要教师引领学生沿着时间顺序展开历史事件，探究不同时期人的行为意图，就能得出由于时间不同背景各异而导致二者人文主义内涵不同的正确结论。

二、借助历史课程的历史性处理“非历史知识”

新课改承载着全新的教学理念，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等都被引入中学历史课程。与此相适应，新教材也加入了一些能够代表人类科技文化水平的典型成就，这在必修三《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艺术》等专题中都有集中体现。无论哪方面的成就都不是一两节课可以讲清楚的，教师在处理这部分内容时如果面面俱到，不仅教学时间不允许，还冲淡教学主题，所以需要教师用历史的而非纯科学的、文学的视角处理知识：注重科技文化的产生发展历程及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感受先人智慧的伟大、感悟人类文明的深邃与优秀；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世界认同感等等。

三、借助历史课程的历史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任何学科都应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依归，但历史课程有其独特性。以历史学知识为载体的历史教学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评价等能力，从而增强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透过历史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而历史中的因果性、关联性无处不在，分析任何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种现象，都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发展历程、历史评价及历史影响等因素，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中需要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评价，渗透着能力的锻炼与提高。在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供材料、创设情境，铺路搭桥，引导学生分析历史，比较异同，概括前因后果，总结经验教训，使其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提高阅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

四、借助历史课程的历史性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历来就是历史学与历史教育最具有内聚力和发散意义的内容。”历史教育应承担起新课程人文教育的首要任务，正如《课程标准》所强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必须全面实现其教育功能，在提高现代公民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课程标准》提出的公民教育目标形成了新的历史教学理念，对历史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具有重要影响。提高公民的人文素养，就要培养公民的民主观念、社会参与意识与能力，培养公民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观，这些都包含在历史课程内。例如可以通过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启蒙思想等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自由、民主、平等意识；通过古代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教学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通过宋明理学的教学锻造学生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品格和气节，促使学生去追求作为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福利国家的教学增强学生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意识等等。

历史性是历史课程所特有的性质，关注课程性质，更新教学理念，指导教学实践是课程改革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篇6

关键词：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现象解决对策

初高中教学的衔接关系到中学教育承上启下的过渡。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许多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形成了对高中教学严重脱节的现象。在这一现状下，关注初高中教学的衔接，使初中教学与高中教学形成合力，对高中历史教学来说，是提高教学效益的必须。

一、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的现象

只有对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的现象有清醒的认识，才能针对性的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大体说来，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教师教学取向差距较大

1、由于中高考的考察侧重点不同造成的差距

中考在考查知识和能力的同时，更注重渗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总体上教学内容少，知识难度不大，考试要求较低。而高考不仅重视历史基础知识，更重视考查学生对基本能力的掌握；重视“冷点”，关注“热点”和焦点；关注生活化素材。由此，不难看出中高考考察侧重点不同会造成教师教学侧重点的差距较大。

2、学生年龄特点造成的教法差距

由于初高中两个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不同，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及历史课堂教学模式都会有所区别：初中阶段的历史学习应当体现历史的生动性和文化底蕴，注重学生的感性体验，要尽量多提供形象的图画或视听材料，创设历史情境和历史氛围，感染和吸引学生，激发他们学习和思考的兴趣。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应该体现历史的深刻性，重视历史的“明智”功能。学习方式应以探究式为主，教科书提供思维材料，提出问题或者给出不同观点，不给出现成的结论，训练学生思维的发散性、求异性、深刻性，达到“学史明智”，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二）课程内容和形式上的脱节现象

在课程内容上，初高中历史课程有所脱节。初中课程改革在“改变‘繁、难、偏、重’的现象，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方面取得了成绩，见到了效果。但在初中阶段历史知识体系系统性的弱化、基础知识大量减少的前提下，高中课程却出现专题化和学术化的迹象，使得初高中历史课程之间的距离骤然增大，学生们就需从相对“低幼化”的初中课程进入比较“专业化”的高中历史课程”。同时，初中对世界历史的要求大大降低，尤其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内容很少，导致学生对欧洲重要封建国家的产生缺乏了解，进而很难理解高中课程中这些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度的由来、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实际上现在高中教材涉及到从世界古代到当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问题，都将成为高考的内容，这无疑提高了世界历史的地位，因此，新课程下高中世界历史教学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从教材编排结构来看，初中为通史框架，高中开专题课提高。高中新教材“模块－专题”的编排方式宏观性强，便于对同类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但忽视了历史的时序性，难以反映历史的全貌，会给教学带来不少困难。而目前初中教材叙述方法比较简单，语言通俗易懂，直观性、趣味性强，重视学生的参与活动，结论也容易记忆；而高中教材叙述比较严谨、规范，抽象思维要求明显提高，知识难度加大，且习题类型多，解题技巧灵活多变。此外，与老教学大纲相比，初中新课标已经将教学难度大大降低，而高中新课标不再要求学两门通史，相比之下，高中新课标对学生的要求不是降低反而是提高了，导致在学生的初中学习与高中学习之间形成了比较高的门槛。

（三）学生学习积极性存在差距

高中历史新课程要求学生要有较高的学习积极性。但是，从学生的表现看，他们在初中形成的对于历史学科的学习态度与高中的要求之间存在很大反差。浙江省初中阶段是以《历史与社会》课程来实施历史教学的，但中考是开卷笔试而且，历史和社会科目合计才100分，使不少学校对该学科缺乏足够的重视，师资参差不齐，教学方法简单，甚至简单到了一节课依次叫上几个学生来读上几段文字就算完事，在师生中形成“《历史与社会》是‘副课’”的观念，根深蒂固。实际上学生在初中《历史与社会》课程的学习中很容易养成对教师的过度依赖，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甚至连基本的记忆能力也得不到发展。进入高中后，很大一部分学生认为“历史学习完全没有用”，对自己的历史学习要求也不是很高，同时会考、高考都采取闭卷笔试形式，在知识的深度与系统性上的要求要远远高于中考。这种差别严重的影响到了高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现象的解决对策

就高中教学而言，解决初高中历史脱节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升入高中后，学生要实现学习方法的转换，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升华，知识的结构化，甚至适应、接受全新的教学风格。从新课程的实施环境来看，笔者认为应该从下列方面来探求解决对策。

（一）教师转变观念――解决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现象的根本

从教学现状来看，我认为转变教师的观念是解决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现象的根本。这种观念的转变实际上是教师对自己角色和教学理念的重新认识、定位。

1、角色观的转变

教师角色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由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行为模式，教师的角色转变不仅意味着教师要以自己的角色作用来们实现新课程的有关要求，而且要通过教师角色的转变来更好地解决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的问题。在新课程中，教师应实现以下角色观念的转换：

（1）由课堂控制者变为促进者。教师应从过去仅作为知识传授者这一核心角色中解放出来，把教学的本质定位师生共同学习、共同体验、共同感悟、共同成长的生命历程，是一种对话、一种沟通，是合作，是“跑道共建”，是以教促学、互教互学。教师不仅帮助学生获取知识，更是与学生一起分享对课程的理解。

（2）由教学权威转化为组织者。即指教师由“知识的权威”转向“学生学习的服务者”、组织者、学生学习条件的创造者。具体到每一课，应表现为：引发问题情境，同时在内容上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在方式上组织学生的小组合作、交流探讨、成果汇报等形式，然后教师以引导学生互评、教师总评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可资借鉴的问题解决思路与模式。

（3）由教学实施者变为合作者。合作者角色是指教师以平等的身份，用合作的方式与学生共同完成教学任务。这种角色应主要体现在引导学生对问题的探究过程中，即当教师把某个问题变成了学生孜孜以求的要得到解决的问题时，教师要以平等的、朋友的身份与学生互帮互助，互相鼓励与启发，最终求得问题解决。

2、教学观的转变

教学观是教师对教学本质和过程的基本看法，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帅作用。传统教学观是单向性的，包括“传授知识”和“应付考试”。新课程强调的是互动培育式的“发展能力”、“端正态度”、“教书育人”的教育观。教学观的转变，对初高中教学的衔接有现实意义。

（1）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对现实的人文关怀，教学作为中介，力图传达历史的人文内涵。教师应重视德育功能与教学的结合，明确历史教材、教学和考试只是认识历史的一种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使学生终身受益。

（2）强化世界文明史观。高中新课程教材无疑是大大提高了世界历史的地位，但高中生世界历史知识基础的贫乏也是不争的现实。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高度重视世界历史教学，正确看待世界文明中心的问题，要以世界为全局作综合安排，不能局于一隅，要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尽可能的帮助学生拓视野、补基础，提高学习世界历史的兴趣和能力。

（3）转变历史教法观。新课程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旨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培养学生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但这并不是对传统学习方式的放弃或否定。教师要善于根据教学实际，灵活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创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从而影响、引导或决定学生的学习方法，提高课堂学习效益。

（4）树立学习型、合作型的教学观。初高历史教学脱节，要求教师在自我反思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初中历史教学现状，加强对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了解，从宏观上认识与把握中学历史课程，并展开与初高中同行、伙伴乃至和学生的合作，以一种学习的态度、合作的意识开发课程资源，改变“孤军作战”的工作状态。这也是新课程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要求。

（二）调动学生活动――解决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现象的关键

教师对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的程度如何，是实现初高中教学衔接的关键。为此，高中教师不仅要成为高中课程的开发者，还须要熟悉初中历史教学状况，能初步分析初中学生的学习特征和思维品质，尤其是内在需求，进而合理的寻求教学衔接的切入口。这是实现初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前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调动学生主要体现在调动学生思维活动的主动参与上，我认为最好的实现途径是解决问题，即把教师设计的疑问成功转化为学生心中的疑问，直至激发学生的兴趣。下面以“问题解决”模式为例来探讨初高中教学中的衔接。

1、于看似无疑处设疑

这里的无疑，仅仅是指在浅层次理解与分析上的“无疑”。再往深处想，或者换个角度思考，新的问题就会出来，这就是于无疑处设疑的内涵。“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的斗争”专题“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与“中国军民维护国家的斗争”两课内容其实就是对初中教材“汇入工业文明大潮的中国”一课内容的再现，主要强调知识和情感目标，对学生而言，难度不大，也没有太多的新意。教师在处理时可以合为一节课完成，以课后“自我测评”的三个问题的解决为主线，即可完成教学任务。一堂课就可以平淡无奇甚至沉闷的上完，学生也能按照预期的那样掌握结论。如果教师将初中教材课后“中国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为什么一再失败？”这个开放性问题的引用到教学中，通过讨论的形式让学生去解决，势必会引发“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这个问题设置的意义在于：能让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新的兴趣，并主动进行串联、再加工，得出自己的结论，突出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而三维目标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得以整体性的体现、巩固。在讨论总结的时候，教师还可以留这样一个问题让学生课后思考：“如果现在的中国也遭到侵略，遭遇会和近代中国一样吗？”

2、于枯燥乏味处引疑

在教学中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教材在编写上显得枯燥乏味，讲起来往往催人欲眠，使教学难以进行。这就需要教师开动脑筋、积极探索，于枯燥乏味处设疑，激发学生兴趣，活跃思维。高中教材“百家争鸣”一课是直接介绍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用平铺直叙的方法讲解，学生是很难适应的。而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除了有“变革与争霸”作铺垫外，在“百家争鸣”目开始时也有这样的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原来垄断在贵族手中的文化教育逐步扩展，形成了一个拥有学识的文士阶层。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士人们为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四处游说、讲学。”相比而言，初中教材更能让学生接受。教师应该抓住这一学情，在导入时适当唤醒学生的初中知识记忆，强调“动荡与变革”这一社会特征，让学生按四大学派分组，对思想家、思想主张、影响分类归纳。对学生而言，这个环节必定是枯燥的，于是接着抛出现实问题“如果你是班干部，你如何对待学生上课说话的现象？”请每组派代表回答，学生的思维必定会活跃起来。在小结的基础上设计下面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思想流派呢？为什么能形成“百家争鸣”现象呢？学生会有短暂的沉思，教师再适时引导：同学们可以想想初中教材是怎么介绍“百家争鸣”的背景的？这样引导后，学生的答案会多种多样。这时教师不能急于表态，而应这样引导学生：同学们说的都较好，但在深刻性与全面性上还欠下功夫，老师希望你们在认真思考后，以组为单位再交流与分享一下，然后把你们的成果展示给大家。这个问题解决后，马上再作进一步的提问：“百家争鸣”局面对后世有什么影响？这样就会既能使课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又能让学生探究、分析、评价、辨伪等思维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3、针对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设问

在理解教材的关键处设问，关键处即那些对学生的思维有统领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方。如在“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专题，虽然学生学习了三课知识，可如果没有比较，就不会对各国政治制度有准确的把握，整个专题教学的重点难点就难以突破。初中教材的“资产阶级革命：新体制的创立”课后“自我测评”第1题就为这种比较提供了情境化、实例型的思路和样本。教师在借鉴的基础上，可设计此类问题：在近代，同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英王乔治二世否定内阁建议导致政治危机，而德皇威廉二世则成功罢免了第二帝国的缔造者、首相俾斯麦；同为共和制国家，美国总统由民选产生，而法国总统则由参众两院联合组成的国民会议选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问题提出后，学生们就会围绕各国代议制的确立和特点等问题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课堂气氛肯定会非常活跃。这是因为这些问题非常形象、具体，也问到了点子上，能激起思维的波澜，会很自然的把学生带到探究问题的情境中，使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

（三）多元评价――让学生热爱历史学科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往往会决定课堂教学的效益高低。学生在回答包含一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因素的较为开放的问题时，往往会偏离教师预期的思路与模式，如果教师坚持唯一的评价标准，那么评价的后果可能不仅无助于促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还会对情感态度造成伤害。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就是变单一的评价为多元的评价，即首先从较大的范围内肯定学生的解答，让学生在情感上接受教师的引导，然后再根据问题本身的需要向学生提出期待性的目标。例如这类评价，“对于这个问题，你能站在对社会负责的角度去思考，说明你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学生，老师相信这会推动你不断的创造自己的人生辉煌，也会推动你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请你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还可以引起你怎样的思考？”，不仅是在范围上的多元，即在较大的范围内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角度多肯定学生，使之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还是在评价构成上的多元，既有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的角度的评价，还有对问题本身的评价与引导。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会收获知识与能力，更会获得对于这门学科的良好的情绪体验。实际上，初高中历史课程评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初中阶段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重视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而高中阶段既要促进全体高中学生在科学素养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又要有利于高中学生的个性发展，注重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过程性评价。教师应对初高中课程评价体系的连续性有充分的认识，才可能实现对学生的合理评价，达到评价目标。

总的说来，初高中历史教学的顺利衔接能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知识的结构化，学习方法和能力的转换，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升华。在新课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下，我们教师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做好初高中教学的衔接工作，才能使历史学科不断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真正实现历史的人文价值。

参考文献

1、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学科实施意见》[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6．

2、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学科教学指导意见》（高一上、下）[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6-12．

3、李丹．《新课程理论与实践》[M]．青海教育出版社，2005．

4、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刘旭．《听课、说课、上课》[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7．

6、王少非．《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师专业发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刘向荣．《在课程改革背景下提高历史课堂学习效率的探索》[J]．《教学月刊·中学版》，2004，12．

8、陈其．《高中历史知识和教学体系浅议》[J]．《历史教学》，2004，12．

篇7

关键词： 科学技术 人文精神 和谐发展

一、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依存与斗争

1?郾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同属于一个大文化

有学者说：“技术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技术是在文化中形成的，文化的差异会造成技术的特征和发展的状况不同。技术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物质文化或‘器物’文化的核心标志，甚至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类别。”［1］的确如此，当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处于这种分类时，它们是相互依存彼此渗透的，在大文化的领域里和谐共处发展。

首先，科学技术里的人文关怀处处可见。虽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对人类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冲击性的影响，并且科学技术在军事特别是杀伤性武器上的运用使得恐怖事件、地区性事件数量急剧增加，将人类又笼罩在了战争的阴影之下。但是事实上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关怀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也没有分离过，现实生活中的恶性只是由于人类的贪恋，以及对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造成的，其本质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好坏。而事实上，科学精神一直内蕴着人文智慧。科技的发展使人在自然界中赢得了生命自信和价值认定。科学精神把人从神的阴影和宗教的束缚中解决出来，获得了独立性，人的认识能力、感知能力、实践创造能力在认识和改造外在世界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人类在创造和改造的对象身上反观到了自己本身的能量，看到了超越人类生命的控制力和创造力。另外，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科学理性导引着经济的高效运作，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制化、程序化；而且科学精神更成为新道德观念的基石，改变着人的精神生活，这些都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蕴含的理性文化带给人文智慧的瑰宝。

虽然技术理性强调物质需求的优先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支配，强调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和可操作性，但是技术理性带来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高度发展，促进了现代工业与经济的飞速增长，也因此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代议制民主，使得神话与宗教的社会生活更加世俗化，从而使更多的人接近宗教，找到心灵的归属，这是科学技术对人文精神作出的第一大贡献。此外，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打出了反对宗教神学的旗帜，而这一时期的口号正是“理性与人性”，而此时的理性与人性在反对宗教束缚上具有相同的含义，它们都是科学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在统一体。同时，财富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为人文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功劳。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释放了人类的能力空间，无论是精神领域还是物质生活都高度拓宽，人类发展也进入的新的世元。我们的生活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一次次飞越而飞越，这是科技精神对人文智慧发展作出贡献的有力证据。

其次，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引向作用。技术理性是以支配自然为前提，集中于工具选择领域的有限理性，人生意义、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等问题都被排斥在这一领域之外。但是从最初科学技术的产生过程来看，技术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人类的发展为目标的，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而存在的。正是人文精神的发展促生了科学理念、科学理性、科学方法及科学精神。但是技术的僭越，技术理性的恶性膨胀，以及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限制恶性应用造成了当前人类的生存困境，要想摆脱当前的困境，使人类重新踏上通向美好家园的道路，就必须将人文精神重新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中，用人文指导、适当抑制技术理性的僭越和恶性膨胀，让人文精神与技术理性相互融合，引导科学技术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使科学技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而人类在应用科学技术时更要全面理解技术的含义，从长远的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处理科学技术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体现人的价值。只有在这样的人文指导下的科学技术，才能使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又可以促进人文精神领域全面、健康、快速地发展。

2?郾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与斗争

文艺复兴时期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在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人们对理性的理解趋于片面化和狭隘化，以至于科学技术理性最终与人文精神相分离。“从近代哲学开始，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关系就被打破了。经验论的发展导致生活世界的实证性和可简约性，唯理论的发展则导致了人类个性的丧失与窒息。它们所考察的对象和依据的标准都是事实而不是人的全面本质――早期人文主义者眼中与神性和动物性相区别的理性了”。［2］尽管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们为重新界定人的本质而不停地努力，却依旧无法抗衡科学技术带来的辉煌的成就。科学技术肆无忌惮地控制和支配着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它甚至上升为人们价值判断的标准。人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追逐目的的手段，同时又被科学技术反控。于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彻底被撕裂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在现代社会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当技术的发展与工具的运用使人的欲望得以满足，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成为社会进步的唯一衡量标准时，人类进入到了对科学、对技术、对工具的顶礼膜拜时期。科学精神表现为：技术统治了人类生活与精神领域。而更为可怕的是当功利原则、实用原则被人们运用时，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格的残缺。“这种技术对人伦智慧的漠视，工具对人文关怀的阻隔，必将造成的是人类良知系统的沦丧，引发社会的道德失范，人的信仰失灵和个性的扭曲与萎缩”。［3］

当人沦落为技术的奴隶与工具的附庸，丧失了自我反省与批判的能力无法超越自我的时候，作为科学精神指导的人文精神也就彻底被摧毁了，这也必将导致科学精神的一同失落。

二、科学技术、人文精神的和谐共处与发展

人类发展的历史作为最好的例子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精神是现代观念、现代文化的主干。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精神只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向度，而不是所有向度，它不能解决人类精神领域和灵魂归属问题。“科学所勾画的明晰简练的认识图式省略、忽略、遮蔽了许多东西，使其在探索人的心理、情感、意志等领域时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对需要以理解、体验、直觉等去认知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难以深入探究。科学认知与价值认知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都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4］

另外，不管对科学技术与人文孰一孰二的问题如何争论，也不管悲观主义者如何担心科学技术会带来多少副作用，人类都将一如既往地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只是在利用科技服务于社会时，要尽力让科学技术拥有更多的人性。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应通过改变经济秩序来改变文化结构，进而通过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突出宽容、协作、公平、开放意识等价值，重构人文精神和人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的各种能力，创造出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为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提供了条件；而人文精神的丰富与发展又为人类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伦理和道德基础，也为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提供可能。我们相信，随着科技与人文的发展，人类有能力而且可以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科技与自然的关系，科学合理地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与自然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肖峰.论技术的文化形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2.

［2］欧仕金，李红钦.现代技术的人文关怀.天中学刊，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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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摘要：司法权威和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

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现代法治理念和纠纷处理制度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给养，司法的权威性理念难以形成，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的支持，权威性的司法制度也难以确立。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这种西方社会结构对西方诉讼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并构成了西方司法权威文化的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市民社会独特的权利观念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制的确立和发展形成了权力制约的政治体制，从而政府乃产生于人民的授权，其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价值理念得以制度化。因此政治权力应当分立和受到制约的民主文化也就随之产生。这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构成违宪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石，使得违宪审查的司法权威获得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

一、权利意识确立了司法调整的权威性地位

毋容置疑，权利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术界对法律文化的界定有诸多差异，都有其合理性。但在我们看来，法律文化主要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复合体。而所谓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的表征、是权利意识和观念的总合；同时，权利本位在法律制度中得到确认，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主流并构成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丰富的内涵表现为摘要：权利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内涵不同的价值取向，以确证、弘扬权利来表现其理性的诉求；权利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其深厚的伦理基础，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它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因而又是一种和义务本位的文化相分野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当权利和权力发生冲突时，它强调权利的优先性，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并提供权利救济制度的保障。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人的平等性、主体性和自律性。契约不仅在私法领域成为人们缔结各种社会关系的合法形式，而且在公法领域也成为平衡配置权利和权力的合法性原则。因此，权利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固化为对抗制的政体模式，因而在司法程序机制的构造上奉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权利文化在经济制度上物化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体系，弘扬契约自由的精神。

权利文化是理性的产物，以对自然、社会的科学熟悉为基础。从熟悉论的角度看，人类的熟悉活动包括对自然的熟悉、对人本身的熟悉以及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布置的熟悉。人类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都是和这些熟悉的深度和广度密不可分的，权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制度产品自然也不例外。历史越往前推，人类熟悉的局限性就越大。在人类的初生时代，我们的祖先屈从于自然权威的摆布，对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没有科学的熟悉。由此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分离，人成了自然之神的奴隶。另一方面，古人也难以熟悉人的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真谛，比如对梦的惧怕以及把对死者的梦见解释成逝去的祖先在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复活，由此造成了人和自身的分离，人成了祖先之神的附属物，将逝去的祖先人格化、神化，成为古代人类熟悉的特征和原始宗教的本质。为了对付严酷的自然，人们自发结成群体，在和自然的抗争中显示了巨大权威的强者取得了群体的保护人的地位，加之原始宗教情结的作祟，这些强者成了自然之神和祖先之神在尘世的化身，依附于强者的客观需要和人类熟悉的局限性促成了古代依附性人际关系的布置。这些强者起先是家长、族长、酋长，后来则表现为摆脱了血缘联系而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首领——国王、君主、皇帝等等。这样，一个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比较稳定的古代社会结构产生了。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的集权控制，经济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因而作为人类熟悉局限性的自发产物而后又被自觉地以法律维护着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熟悉的局限性。于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神灵、依附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观念植根于古人的熟悉之中，并受到古代社会制度力量的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难以萌发权利意识，更不消说以权利为中心来对人际关系作制度布置。换言之，古代的法律追求不可能是“权利本位”的，而只能是“义务本位”，于是伦理规范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手段，司法的主要功能是对严重违伦理的行为处以刑法，在这样的目的指向下，司法不可能通过对权利的保护、通过对权力滥用的制止来显示其权威。显然，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制度布置排斥了司法的相对至上性，阻却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对人的熟悉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的，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特个体和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社会存在物，因此人的本质属性不是对他人的依附性，而是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独立性要求不依靠于他人，必须由平等作为前提。主动性要求行动自由，而无论平等和自由都必须通过权利加以表现，也必须通过权利才能实现。主体性要求就变成了对权利的需求。因此，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本质以及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合理布置来实现人的本质，无疑权利诉求正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布置形式。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上定位人，就必然要求重新布置人和人的关系，即变原来不平等的人身隶属关系为平等自由的关系，要求以权利为中心来调整社会关系。权利文化的核心是权利意识。西方权利文化的发生和演化是和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法治意识密切关联的，并通过自然法的历史演进表现出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成了论证法律和权力合法性的理论资源。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社会契约的理论形态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

权利观念在古希腊的正义学说中就已经有了萌芽，在古罗马私法体系中也有了初步体现。位于在半岛之上的古希腊，是一个从事海运的商业社会。商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文化运动，推动了古希腊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使得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契约意识成为古希腊公民参和城邦政治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希腊神话中正义之神和专司法律和正义的女神是古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最初的权利意识的象征。后人于1863年至1864年在克里特岛发现公元前5世纪的歌地那法典，载有有关人、家庭、奴隶、担保、财产、赠和、抵押、诉讼程序条文70条。权利由习惯而来的观念到歌地那法典的形成标志着希腊城邦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有权利文化的萌芽。古希腊的权利文化是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的有机整合。希腊很早就熟悉到

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的相互依存性。他们都通过积极参加城邦管理、决策和法制建设活动来保障自己的私法权利。和这种古代法治社会相适应，古希腊生发了以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智者学派的约定论。他们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闻名的人类学命题，突出了人的理性地位。在智者看来，法律的权威和人们之间的约定有密切的联系；法律是人们为了防止相互残杀，避免趋于灭亡的一种维系力量，而建立在法律之上的城邦政治则体现了公正和谨教，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最好的方式。柏拉图认为法律是正义和理念的产物，是个人行为正义性和城邦国家正义秩序的保障。亚里士多德则从“人是城邦动物”的论题出发，强调城邦和法律的绝对至上性权威。希腊化时期，注重个人主义的伊壁鸠鲁继续和发展了智者学派的传统，把约定论思想发展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法律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协议，人们缔结契约的目的是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而斯多葛学派的法律观，超越了城邦国家的范围，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宣称自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超越人定法的普遍效力。

古希腊法律及其权利观念对罗马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罗德岛的海商法、雅典的债权法和诉讼法都曾被罗马法所借鉴，希腊有关法的概念以及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学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权利文化在罗马私法中获得更为典型的表达，罗马人形成了法律人格平等、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等观念构成了西方近现代私法的精神支柱。雅典宪法以及某些民主制度对以后欧洲国家的公法及其私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致古希腊被人们看作是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的故乡。由于希腊各城邦囿于长期的对抗战争，使得希腊发达的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没有向当时的世界进行有效的传播，因而，第一次法律全球化运动的使命落在亚历山大的肩上。“希腊化时代”，城邦法律文化演化为希腊化法律文明，适用于希腊人及其定居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古代近东其他一些国家的希腊化居民。从载有契约、申请书、诉讼案件的记录等的羊皮纸和碑文的解读中发现，这些国家在私法方面适用当地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在国家政制及其组织等公法方面适用征服者所带来的殖民地法。可以看出希腊城邦时代的权利文化在希腊化世界里施加极其深刻的影响。

罗马法深刻影响了日尔曼人的权利观念。在日尔曼人那里，习惯权利高于一切制定法是其粗陋的权利文化形态。这同时也是英国人的权利意识的历史观念基础。伴随着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权利观念在十四五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中有了更完整的阐述。但观念要变成现实，需要制度性结构的确认和维护，然而现存的社会结构是客观化了的旧观念，所以首先要打破旧社会的结构，资产阶级革命和商品经济的推动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权利变成现实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性追求，又由于法律是现代社会制度性布置的主要手段，因此，对权利的制度性追求变成了法律的追求，对法律权利的维护和享有成了司法的价值取向，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司法权威才得以确立。

总之，从理性的角度审阅人和人之间的应有关系，社会关系应该是一种权利关系的凝聚。社会关系结构的行政化以及建立在血缘、身份基础上的特权观念和司法权威是大相径庭的。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个人在家族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社会结构基础也就必然要制约和阻碍公民形成独立的人格精神和现代社会的个体自由、平等的品格，否定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驱动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式微，但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观念和诉讼观念也会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沉淀长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阻碍社会主体健康诉讼意识形成和发展的绊脚石，从而也限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司法的权威性。诚然，必须看到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民事习惯，其中有一些反映简单商品经济法权关系的商事习惯甚至具有较大的现代性，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条件的限制，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应有的调整方式受到专制集权和农业自然经济的压抑不可能获得生长的机会和空间。

二、权利意识的制度化推动了司法程序理性化

基于多元经济结构和多元社会利益之上的权利文化内涵的自由、平等观念必然要求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和终局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结构在文化上的产品是“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使法律也成为一般社会生活有序化的主导模式。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个人自由的一部分，伦理评价也日趋多元化，古代社会那种作为权威规范的宗教和伦理已不复存在，一般社会生活的规则治理也只得让位于法律。诚如庞德所言摘要：“所有其它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的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家庭、教会和各种团体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在现代社会中组织道德的功能，它们都是在法律规定限度内活动并服从法院的审查。”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其基本的法律文化精神以特权和依附关系为特征，义务是该社会调整体系的立足点。其工具性有两个特征摘要：一是在社会调整中首先考虑他人的利益，典型地体现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依靠人身依附关系来调解纠纷乃是必然的选择；二是依靠内心的道德强制力、神秘的道德压力来左右人们的行为，这正好和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个人消极容耐的道德要求以及中国古代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伦理的工具特质相耦合。这种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的价值指向显然对社会主体心目中司法权威的确立具有巨大的阻却功能。此外，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质和权力运作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司法观念和诉讼观念，权力至上、官本位的文化精神也制约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司法权威的价值蕴涵和权利本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司法的中立性、程序平等性是权利文化的价值需求。基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权利本位的社会文化是司法权威成长的精神养分和文化基石，而权力本位的法律文化产生不了司法的权威性，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权力本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权力居于司法之上，形成拜权教，司法体现的是行政权威。义务本位以及权力本位文化是身份等级社会关系的反映，而权利本位文化是契约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写照。

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要求建立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要求通过司法审查的权威形式来保护私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害。而司法审查作为阐明或界定权力范围以及限制权力的尝试，在20世纪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作为一种比过去更富有惊异力的工具出现了。正如弗雷德曼所言摘要：“法院不再那么墨守成规，十分热衷于实现公民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权利。至少，法院在整体上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发展。”因此，美国法院的权威在20世纪的急剧提升，和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害，保障公民的权利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的，并且也和司法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密切关联。“过去40年左右是司法革命的年代。当然，无风不起浪。革命的

根源由来于美国司法制度在历史中的地位，或者说司法制度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中所处的德高望重的地位。但仅仅使用历史的或传统的术语是难以解释这场革命的。对此，只要翻开美国宪法就可以找出答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宪法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对美国宪法的戏剧性革新，从形式上讲，主要是来自对一条法条的‘诠释’。该条就是1868年植入宪法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上述变化都涉及对该项修正案中两句短语的解释，即有关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障原则的解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司法审查通过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对司法的权威性起了巨大的推动功能，是司法权威的两个推进器。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较好地契合了权利文化的诉求。

法律要得到执行必须得到社会心理势力的足够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要和原有的文化观念相契合。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普遍的实施，和权利文化的支撑密切相关。违宪审查的文化基础是一种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权利意识。所谓表现型个人主义就是强调自我发展，个人的独特性以及实现个人欲求和目标的必要性，要求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充分考虑每个人的个性，充分考虑社会群体的共性是建立在每个人的丰富的人性基础上的。“人生的重要意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观念。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如指纹一样非凡，如脸部表情一般独特。群体在很多方面只是增加者权利的载体。”这种个人主义在法律层面上的表现就是权利意识日益高涨。表现个人主义和利用法院作为公布扩张或恢复权利的机构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关系。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的显著之处，表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迅速推广。法院权限的忽然扩张超过了单纯的构造改革，并助长了“权利意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缺乏司法审查传统的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德国设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这个法院是新创建的，但现在已变得极其积极和强大，或许在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使大不列颠这一个公认的保守派，近来也因为同欧共体的结盟而静静地发展了一种司法审查制度。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参和了现代世界的技术革命，在这些国家中传统权威被日益削弱，个人主义却不断成长和壮大。在大多数这类国家中个人主义在司法层面上的表现就是运用诉讼程序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利。“立宪主义的爆炸式增长，即新权利的急剧增加(创造)和旧权利的不断扩张，不断向人们阐示着自由的实质及其程度。毫无疑问，这属于个人主义的又一大产物。人们总想最大限度地控制或把握自己的生活权利，并且是多多益善；想得到自我表达的自由、基本性的经济保障、尊严以及尊重；还想要自己的选择权和被选择权倍受保障，以及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正当性。为此，人们就将法院视为实现这些权利的保护神”。于是通过司法追求权利是无数美国人的神圣愿望。美国人十分热衷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论是基本权利，还是对人身伤害提讼的权利。权利意识在美国或许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又似乎不是哪一个国家独特的要素。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现代产业化的福利国家，而且也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权利意识是发挥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竞争性的前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自我权利意识。因之，可以说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是司法权威增强的不竭能源。

三、司法权威和权利文化在相互促进中发展

司法权威的形成和权利文化发展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给司法权威提供了精神动力，是司法权威的文化基石。另一方面司法权威的功能又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