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自然观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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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自然观；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1]。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一、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2-4]。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 “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5]。生态学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者一方面强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学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6-7]。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格仑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仑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8]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9]，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三、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姿态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10]，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的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四、评论

生态学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W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展。

第三，生态学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所建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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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伦斯・布伊尔.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M].岳友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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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6]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

[7]周玉玲.生态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8]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篇2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自然观 生态文明

后现代主义(或称后现代思想)发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是当今西方重要的哲学思想。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反思和质疑了现代主义生态观,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新见解,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生态文化,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依据。

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观念

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内容丰富,意义深刻,深入把握后现代自然观的核心观念,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第一,后现代自然观反对现代主义“二元论”,提出“整体有机论”。它批评“二元论” 将现代人与自然变为对立物,“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①后现代“整体有机论”要求改变现代人的统治和占有欲望,强调人类与总体环境有着内在联系,追求“适度的、自我节制的和完善的价值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的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②后现代学者十分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因为它们实践着后现代“整体有机论”。

第二,后现代自然观批判现代消费文化,要求从过度增长型经济向稳态型经济的转变。后现代自然观认为现代社会倡导“消费主义”错误引导人们过度消费,盲目开采、使用有限的自然资源、生物物种,给自然界带来无穷压力。后现代“稳态经济”理论提出,基于生态系统的更新与同化的平衡状态下,实现“使人口和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经济”。换个角度理解,人类社会生产属于生态系统内部资源、能量之间转换与交流,生态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定了经济建设不能单纯强调数量增长,必须转向以提高质量为目标,稳态经济反对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倡导恢复自然界的再生能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第三,高度关注中国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后现代研究学者欣赏、赞扬中国政府有效控制人口,努力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容量之间平衡、协调,为世界各国做出了表率。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同样饱受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等困扰。中国生态建设是西方有识之士关注的话题,后现代自然观的代表、美国著名学者大卫・格里芬强调:“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的关键”;“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③

后现代自然观赋予的有效启示

将“漠视自然”变为“敬畏自然”。解决生态问题,关键是持有什么样的“生态态度”。现实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漠视自然”态度,指的是冷淡、不关心、不过问、甚至藐视自然存在,其后果是导致生态系统发生紊乱、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社会无法可持续发展;而“敬畏自然”态度,指的是对待自然界持彬彬有礼、恭敬、发自内心的尊敬、感激,不敢逾越界限,它强调深刻认识自然的无穷威力,自然界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与人类休戚与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

将“漠视自然”转变为“敬畏自然”态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条件。彻底克服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消极影响,培养“平等、善待、尊重、接纳、爱惜、保护”的自然观。从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平等关系,逐步过渡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这应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④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者,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外在客观事物及现象紧密联系,共同构成自然界。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也要像其他生物一样,既要利用自然,也要与之进行合作。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资源才能不断扩充,生存条件才能不断改善。

消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对立。不可否认的是,解决包括环境治理、垃圾处理等生态问题,需要依赖科学技术,但是,强调科学力量的同时,必须防止走向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简单将“科学”与“非科学”对立起来。现代化思维以为,生态建设属于科技含量高,专业性强的行业,生态建设必须依靠专家和科学技术,例如,设计、论证、操作各类环保项目;或者创造、革新科学技术治理环境等。后现论批评现代主义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上,“科学”被特权化了,为克服这一缺陷,除了依靠社会精英运用科学技术治理环境之外,还应该有“非科学”的介入。与“科学”相对应的“非科学”,指的是包括人文学科、宗教、西方科学传统之外的其他文化传统。吸引被现代化理论遗忘的、拥有丰富的“非科学”传统的各类群体,贡献环保传统、创造新鲜的环保经验,进一步说,运用“非科学”的最终目标是,极大激发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例如侗族妇女利用淘米水清洗头发、瑶族妇女使用植物染头发等等,这些经验无法纳入“科学”体系,却是防止化学制品污染水土及伤害人体、保护环境的有效方法。

重视实践不确定性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实践标准,强调实践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现代主义思维过分强调了实践的确定性。现代人使用科学技术将主观意志转变为一系列政策、措施,督促实践按照预定方向和目标发展,最终达到预期效果。沿袭科学传统,生态建设习惯于操作既定的方案、计划、规划等,将实践定格在被量化的“操作数字”,例如,要求种多少树、成活率达多少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比例等等。客观上,明确实践的目标,采取相应措施,方能保证实践的成效性,便于考核检查,也防止发生唯心主义的随意性。但是,如果将“确定性”作为生态实践的惟一衡量标准,片面强调实践的确定性,忽视实践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思想的绝对化、死板僵化。后现论重视实践“不确定性”,例如“模糊”、“间断”、“异端”、“多元”、“散漫”、“反叛”、“倒错”、“变形”等,都属于“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蕴含有拓展实践的崭新空间,潜伏着生态建设创新的可能性。

人类的实践对象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就具有“变幻多端”特性。既有可预测的实践“确定性”、也存在无法预测的实践“不确定性”, 人们往往是在客观和主观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生态实践,如果片面、机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有可能引发各种失误。关注“不确定性”意义在于:生态实践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孕育、衍生崭新的环保意识、方法及手段,不能因为实践的“不确定性”游离于人们事先安排好的计划、方案、规划等之外,轻易加以否定和排斥。容纳、把握、利用实践的“不确定性”,为生态实践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制定相应的扶持与嘉奖政策,减免税收,增加投入,调动一切因素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实践与现代化、后现代化理论的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急切需要现代化理论指导,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现代化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但是,谈论现代化建设,又不能忽视后现论的特殊作用,“后现代性概念值得珍惜,是因为它警醒我们注意一系列重大问题。……它迫使我们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争论中放开,在更开阔的视野之下处理历史变迁问题”。⑤

我国的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只有1/3强的国土面积适合人们居住和生活,生态与环保问题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突出矛盾,因此,必须很好借鉴后现代化理论,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和地区曾经发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 错误,另辟蹊径,大胆探索、创新发展思维、路径、手段及方法。提醒世人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理念融合进行“新的合作”,⑥在“环境优先”原则下,建设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四位一体”的生态文明,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为人类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作者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社科部教授)

注释

①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②F・费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载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③⑥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6、43页。

篇3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性别，自然隐喻，人与自然，有机论自然观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5-0048-04

女性主义思潮于20世纪初兴起，最初关注的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以追求女性解放和男女社会平等为目标，并对造成男女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反思。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吸收建构主义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对性别的社会分析中，将性别之间的差别看做是一种“社会性别”之差，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别要远远高于生理性别的差别，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角色被定义为男性的附庸。随着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显现，生态问题进入了女性主义的视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由此形成。生态女性主义将性别社会建构的这种分析视角，通过各种隐喻引入到其对生态问题分析，将现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男权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对“人和自然”两分的机械论自然观。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者对现代科学进行了批判，将理性、客观性等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视为男权为了实现对女性、对自然的“统治”而建构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要解构的正是这些基于“男权”统治思想建构的观念，并把对男权的批判和消除“人和自然”二分的机械自然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从而建立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

一、性别与自然隐喻

隐喻是语言学和哲学中重要的一种分析方式，它是通过将一种熟知的对象借用认识另外的不熟悉的对象。古希腊哲学家就经常使用隐喻来表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亚里斯多德将隐喻定义为一种“通过将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构成的，这一转移可以是从种到属或从属到种，或从属到属，或根据类推。” 〔1 〕 （P149 ）隐喻这种认知方式表达上的模糊和不准确，一直被科学家所批判。随着科学哲学等对科学的研究发现，科学研究中也经常使用隐喻的方法，黑洞、夸克等科学词汇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界定自然现象的，批判科学哲学家使用隐喻认识方式的不确定性在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更是发现，科学家对隐喻的使用在近代科学创立之时就已经大量存在，科学领域对性别、自然、认识方式等的描述都采用了隐喻的方式，正是通过这些隐喻，科学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依据。所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隐喻“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2 〕 （P3-6 ）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隐喻的方式对性别、自然等文本进行解读。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理论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的隐喻普遍存在，女性被认为较男性更接近自然，自然首先被隐喻成一个女性母亲的形象。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引用帕拉萨尔苏斯对女性的描述，女性“以她自己的方式成为地球的一个领域，与地球没有一丁点不同，可以这么说，女人取代了地球，她是孩子被播种和栽植的领域和花园沃土。” 〔3 〕 （P29-30 ）女性之所以被描述为这种孕育自然的形象是基于女性的自然特征。女性养育儿女，将食物转化为乳汁，哺乳儿女成长，自然则用自己的资源生长万物。这些特性上的相似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都是女性更接近自然的物质基础。但女性生理特征与自然的这种相似只是西方文化中女性的一个形象，代表了自然一个慈祥的孕育者的形象。

在西方文化中女性还有另外一种形象，这就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说的邪恶的继母、妖女和女巫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中，女性孕育儿女的那种慈祥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可控制的、野性的、非理性的形象。女性的这种形象在科学兴起之后逐渐被强化，“平和、宁静、仁慈、善良的女神与母亲形象逐渐消失，狂野、无序、混乱、神秘的继母与妖女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 〔3 〕 （P2 ）女性的这种形象被人类用来描述自然不可控制的一面，在男权主导的近代科学看来正是因为自然的这种形象，所以需要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自然，通过理性来控制自然，消除自然狂暴的一面。这种人类通过科学认识自然，使自然臣服于人的观念与社会领域男权对女性的压制，对女性非理性形象的建构一致，“无法无天的妇女如同混乱的自然一样需要加以控制”， 〔3 〕 （P140 ）近代科学就是通过这种隐喻取得了合法性，而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是基于对这种隐喻的认识，认为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中心主义者对自然的压迫直接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性别、自然隐喻的认识方式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两者对自然现象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从而赋予了女性在性别角色中的不同地位。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需要对女性性别重新解读，以此破解科学主义者对自然、性别的隐喻，而女性这个性别是一种社会性别，在生理上男女之前的差别要远远小于社会性别，女性的性别是男权社会下的一种社会建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握“话语权”，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主导地位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对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男女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地位、思维等等都是男权社会条件下，男权强行加在女性身上的。女性成了西蒙·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作为“第二性”的女人是“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以及一整套意识形态，铸造的历史性的女人，女性降为男人的‘他者’” 〔4 〕 （P309 ），男权通过这种方式确定男性比女性在地位上的优越，这种对女性社会性别地位的建构与现在人对自然的设定是一致的。

二、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权”主导的人与自然二元结构的解构

科学主义者对女性、自然的隐喻基于一种二元的认识模式：在社会性别上区分为男、女，男性是主导，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主体、客体，客体是被动的，主体具有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主体是认识和实践的中心，客体本身的价值逐渐被忽视，其价值重新以主体的需要来定义，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认识论模式下成为必然。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男权之所以能够取得女性在价值等级上的优势，取得对自然的优势，是西方认识论上的二元认识结构所致。认识上二元结构根源于价值二元论和价值等级制。价值二元论就是将世界上的事物都区分为对立的两类事物，“并把这两类对子视为对立的（而非互补的）、相互排斥的（而非相互包容的）” 〔5 〕；价值等级制则是将这些对立的两类事物在价值上作出一个高低的区分，“价值等级制则用一种空间意义上的‘上-下’隐喻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并把较高的价值赋予那些处于‘上面’的事物。” 〔5 〕正是根植于西方认识论上的二元价值区分模式，在性别上将人区分为男女，男性被赋予了理性、客观的价值内涵，而女性则被赋予了感性、主观等较价值等级上低于男性的价值内涵。

卡林·沃伦为这种男权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结构之间的隐喻进行了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卡林·沃伦设计了A、B两个序列 〔6 〕，A序列用来推理人如何确立对自然的优势即人类中心主义者的逻辑模式，这个逻辑推理的起点是通过价值对立的二元划分，将“具有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能力”的人与没有意识的植物相区别，以意识的存在作为价值等级判断的标准，人因为有这种意识能力，取得了“在道德上的优越”。卡林·沃伦认为正是这种“道德上的优越”为人对自然的支配提供了道德依据，她称这种逻辑为“统治逻辑”，通过这种从价值二元区分到价值等级再到统治逻辑的推理，人类中心主义者得到了人对自然统治的合法性。B序列的逻辑推理与A序列相同，只是将主体换成了男女两性，B序列同样首先从价值二元将女性认同为“自然”和“身体”的范围，男性则是完全的不同的以“人”和“心智”存在，男权主导下的社会就是这样通过价值的二元区分将男女之间做了“人”与“自然”、“心智”与“身体”之间的区别，这样的区分在价值等级上将男性在社会等级以及在认识自然中的地位建构为高于女性，“心智”对“身体”，“人”对“自然”取得了支配的合理性。这样，社会领域中男性能够支配女性，自然界中人能够支配自然。

卡林·沃伦通过这个逻辑推理隐喻了西方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逻辑。而在卡林·沃伦看来这些都是男权社会中男权主导的一种“社会建构”而已，是男权的一种体现，价值二元、价值等级、统治逻辑等确立二元结构的依据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都是男权的一种建构，目的是在社会领域将女性设置为男性的附庸，女性处于劣等的被支配地位，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则是将人确切地说是男性作为对自然的一种主体存在，自然只是为了人而存在，这也为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提供了道德依据。男权通过建构价值二元、价值等级等此类原则将女性与男性、人与自然等进行二元的、不对称的区分，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是源于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元结构。

人与自然的区分在古希腊文化中已经存在，文艺复兴中“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不管是在古希腊文化中，还是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没有形成生态女性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的形成是从笛卡尔开始。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命题，将“我”作为论证外在世界存在的唯一依据，外在世界的价值要凭借“我”去定义，思维是“我”的本质，“除了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之外，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东西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属于我的本质。” 〔7 〕 （P27 ）除了思维的特性之外，笛卡尔哲学中“我”还是一个实体。

“我”的主体地位在笛卡尔那里得到了确立，成为一种区别于客体的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元结构划分的直接结果是人类知识也被划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而知识的正确性要求主体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认识客体，这就是科学所称的“客观性”。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科学的这种认识模式“被笛卡尔用来与男性气质的观念与认识活动联系在一起，以确保主体的自主性。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尔思想的背后动机是幼童摆脱母亲的潜意识，借助于对‘客观性’的构建而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亦即成为父亲的角色。” 〔8 〕 （P15 ）笛卡尔的主客二元结构为近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而生态女性主义者极力反对的就是这种二元主客认识结构和由此形成的男权主导女性、人统治自然的观念。

将人和自然看作对立与控制的关系是二元论的典型表现。生态女性主义在承认人与自然的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消除那些分裂式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理解，更多的是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自然中的人类个体以及其他生物个体乃至自然物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要想共存，所遵循的正确逻辑不是斗争，而是合作。我们要用这样一种理性观念去取代旧的主人理性，“这样一种理性开始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生物生命之间彼此不相容的丰富差异性，并且能够和其他人一起参与到生命共同体的伟大对话之中。” 〔9 〕 （P196 ）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

在男权的主导下，人与自然被建构成完全对立的两极，在这两极中人是自然价值的主体，人类成为自然的中心，这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二元结构的解构就是要消解男权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思维结构，从而消除男权对女性、人对自然的压迫，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而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基础，也造成现在的生态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所做的正是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恢复自然本身的价值，从而建立一种有机论自然观，进而取代现代机械论的自然观。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是对古代自然观的适度回归。现代自然观认为自然并不具有超出经验描述之外的任何神秘的属性，凡是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和说明的都是无意义的。这种现代的自然观和古希腊的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以及宗教神学的自然观相比，消除了自然的神秘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预言和控制，但这一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另一方面满足不了人类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生态女性主义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和评价古代自然观中蕴含的合理因素。比如，古希腊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可以使人类对自然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等等。当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真正诉求并不是要完全回到宗教神学的神秘世界观中去，而是要为现代自然科学所过度祛魅的自然重新赋予意义和价值。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的核心就是要恢复自然自身的价值。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采用隐喻的方法将有机论概括为：“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 〔3 〕 （P2 ）卡洛琳·麦茜特对自然有机论的定义中包含着以下含义：首先，自然是一个具有自我价值的系统，自然存在的价值不再是以人作为尺度；其次，自然是有序有规律的、设计好的系统，但与机械论将自然界定为一种设计好的系统不同。在机械论看来自然是被动的，自身并不具有自我运行的能力。所以，机械论总是在寻求自然的最终推动力和规律的设计者，为此早期机械论不惜寻求“上帝”的力量，直到最后“人”取代了上帝，自然成为客体，自然的作用只是“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人在这个自然沦为客体的过程中，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在机械论者看来，人甚至“为自然立法”；再次，有机论还强调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所需的一切，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将自然隐喻为女性的一个原因，女性为婴儿生命的成长提供营养，自然则为人类生存的发展提供资源。由此看来，生态女性主义者并不反对人对自然的开发，只是在强调自然自身价值前提下的一种开发；最后，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将人作为自然中的一种存在，苏珊·格里芬更加明确的认为人就是自然。

再次，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控制”转向“敬畏”。在有机论自然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机械论中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压迫，更加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敬畏”在西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是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的价值已经被提出。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世界万物都是有“灵”的，世界是“处在不断的生长过程中的有机体，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均是从这个有机体中生长出来的。最原始的‘自然’概念指的就是这种生长过程。” 〔10 〕 （P107 ）这也是人对自然最早的直觉，这种直觉决定了在对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在一种“敬畏”中认识自然，对自然“敬畏”的存在也使得人类不能毫无顾忌地开发自然。人对自然的“敬畏”在男权社会下被打破，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也被忽视，卡洛琳·麦茜特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讲“自然之死”，“宇宙的万物有灵论与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的死亡”，而这是科学革命对人类最深刻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不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而是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这种伦理观念的基础即为“生命是躯体、精神与灵魂的三种意义层的统一，而不是三种序列”。〔11 〕自然同样是具有“生命”的，也是由以上三层构成的，人不比自然更高级，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种新的“自然伦理”，从而为新的社会前景和新的伦理改变世界提供了力量。为了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生态女性主义者告诫人类，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类在利用自然维持自我生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自然本身的价值，在自然面前保持一种“敬畏”。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做的就是对男权这种建构的思想基础——二元思维进行批判，在解构这种二元思维的同时，强调建立一种新的有机论自然观，以此来重塑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伦理关系，从而恢复自然的价值，消解人类生存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 杨通进.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J〕.广东社会科学，2003（4）.

〔6〕 Warren Karen J.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J〕.Environmental Ethics，1990（2）.

〔7〕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8〕 管文婷.女性主义关于科学客观性问题的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

〔9〕 Plumwood Val.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篇4

 

1计成及《园冶》概述

 

1.1计成

 

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明万历十年即1582年生。然“不知所终，卒年未详”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喜好绘画并远近闻名。众多画家中尤爱荆浩和关仝。受良好教育，对诗词绘画有相当素养，同时游历大江南北，中年时期回到家乡吴江，开始了园林设计，并创作了《园冶》一书。然其一生未成就功名，艰辛坎坷。

 

1.2《园冶》

 

《园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1本造园理论的专著。由计成所著。全书共分为3卷，235幅附图。主要内容为兴造论和园说2部分。其中园说又分为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10篇。

 

2《园冶》生态美学思想的溯源

 

2.1中国古代诗画的生态意境

 

中国是一个崇尚自然的国家。中国的诗画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诗人、画家向往自然风光，把这种感情寄托在诗词及绘画上，通过诗画所创造的“意境”超越自然山水的空间限制，来达到心灵的满足。在众多诗画中，留恋、赞美自然景观的可谓比比皆是。在这些诗画中更是亲近自然，吟咏自然。这些诗画所表现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并非人类要征服自然。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正是生态自然观的体现。在生态保护观中更是不乏诗句。王建的《寄旧山僧》中 “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以及《题金家竹溪》中的“山头鹿下长惊犬，池面鱼行不怕人”，都劝诫人们应保护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荆浩，关仝是计成所追寻的2位著名画家，其绘画风格对计成产生深厚的影响。自然在园林设计上更是深受启发。荆浩北方山水画鼻祖，画风大气且严谨。关仝师从荆浩，画风朴素，形象鲜明且充满灵气。这些绘画的风格、意境及构图对计成后来创作《园冶》产生了深远影响。

 

2.2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代道家和儒家思想中都含有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具有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道家主张“天人合一”，这种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之后由董仲舒发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在改造大自然时，应尊重大自然自身的客观规律，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不能以人的意识为转移。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同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同生态美学思想不谋而合。从《园冶》一书看，“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核心思想以及“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手法，都是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他所主张合于义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而这种思想在《园冶》中更是有所体现， “随曲合方，当要节用”。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思想对《园冶》的创作有着深厚的影响。

 

2.3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风尚

 

《园冶》成书于明晚期，在这一时期，明朝崇尚审美趣味，力求摆脱知识义理的束缚，追求自然之趣，新奇之趣。正如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这种自然之趣，新奇之趣也是计成所追求的趣味。崇尚自然的生态审美风尚必然与《园冶》息息相关。

 

3 《园冶》生态美学思想的体现

 

本文从4个方面论述《园冶》生态美学思想的体现：生态自然观、生态保护观、生态节制观、生态审美观。在生态自然观上，主要从《园冶》一书的核心思想及造园手法上表现。在生态保护观上，主要分析在造园过程中对动物及植物的保护。生态节制观上，从园林考察、规划及资源的利用上进行分析。在生态审美观上，从计成本人所表现的审美来叙述生态审美观在《园冶》一书中的应用。

 

3.1《园冶》中生态自然观的体现

 

3.1.1“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核心思想。在生态自然观中，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环境创造人，同时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劳动也创造新的环境。这个过程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人类不能一味地去征服自然，应以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前提。全书的核心思想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一思想贯通于全书之中。一切以这句话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延伸和具体运用，是生态自然观的具体体现。古人“企图逃离城市宫室……去过乡村士绅的生活”，然而，当他们真正生活到山林之中则会感到孤独寂寞，于是选择了把自然景观引进自家庭院的方法，开始了造园。造园要创造一种宜人的环境。这种环境要满足人的需求，然而要做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则需要人与自然的高度配合，只有两者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宛白天开的目的。而这种思想理念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也是生态自然观的完美体现。

 

“虽由人作”中“人作”是表现人要创造环境，是人与大自然融合的过程。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但要做到“宛自天开”。显然包涵着对自然环境利用和自然资源索取的“度”的内容。就需要去保持自然风貌，保护自然环境。不仅在外在上做到与自然的一致，更深一层需要人类去保护环境、珍惜资源，达到外在形式与内在心灵共同对自然界的友好态度，共同去接受大自然，即不是一切以人类为中心，又不是单纯的自然化，正是生态自然观的完美诠释。

 

3.1.2“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手法。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就是说园林设计要因地制宜，巧而得体。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巧而得体?计成曰：“‘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即随地势、地形进行设计，砍掉有妨碍的树木的枝桠，将流动的泉水引入石上，景观要相互借用，适合建亭处建亭……这就是“精而合宜”。从全书的造园手法看，很多方面并不是完全按照人的意志进行建造。在园冶卷三造园组景中，强调“合宜则立”“临机应变而立”、“随意合宜则制”、“制亦随态”、“随形而弯”，这种“随机”、“随意”、“随态”、“随形” 都是生态自然观的体现。

 

3.2《园冶》中生态保护观的体现

 

在《园冶》中更可以看到计成对动植物的保护观念。《园冶·相地》中说“新筑易乎开基，只可栽杨移竹;旧园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花。”容易规划的新建筑，只能栽植易于成活的杨竹。翻新改造旧园，原有的古树木发芽，繁花似锦，自然更具时间感，更有韵味。当代景观设计师俞孔坚在设计上也是坚持保留原有老树木，通过实际行动发扬着生态保护观念。这种保存古树，翻新旧园的现象表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及保护。《园冶·相地》中“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桠不妨封顶。斯谓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看出，自然景观得到了尊重，植物的存在优于建筑，建筑要避开古老植物，合理保护植物，植物的生长周期远远长于建筑，是有生命的自然景观。因此其存在优于建筑，优于亭台楼榭。

 

计成的园林里动物是无可或缺的对象。“好鸟要朋，群麇皆侣”、“养鹿堪游，种于可捕”、“看竹溪湾，关于壕上”、“送涛声而郁郁，起鹤舞而翩翩”、“隔林鸠唤雨，断岸马嘶风”……这种人与动物如亲如故的场景令人陶醉。与此同时可以看到计成在造园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动物的生活环境。如在《园冶·掇山·金鱼缸》中“如理山石池法，用糙缸1只，或2只，并排作底。或埋、半埋，将山石周围理其上，仍以油灰抿固缸口。如法养鱼，胜缸中小山。”这种方法更加接近鱼群原来的生活环境，让鱼类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而不单单只是为了人的审美。

 

3.3《园冶》中生态节制观的体现

 

在园林的建造中要做到生态节制，“就应该考察所造园林之地的地形地貌，然后因地制宜，合理地规划原有地形地貌，同时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自然资源对其进行合理的安排布置，尽量减少对原自然环境的改造及自然物栖居环境的破坏”。

 

《园冶》开篇兴造论中“故凡造作，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建造房屋，首先就要考察基地，有所规划，然后再根据地基进行房屋的建设。考察地形，因地制宜，可以更好地节约时间、节省资源只有按照原有的地基建造房屋才更加合理，才能在以后的建造过程中避免浪费。在《园冶·相地》中“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在地形高的地方可以建造亭子，而在低洼之处可以挖掘池塘，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同时也可以节省自然资源。《园冶·兴造论》中“随曲合方”就是根据地形来建造建筑，这种尊重自然的做法可以更好地节省自然资源，同时能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4《园冶》中生态审美观的体现

 

《园冶·屋宇》中“境仿瀛壶，天然图画，意尽林泉之癖，乐余园圃之间。”体现了对“天然”的追求，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同时受中国古代诗画的影响，计成的《园冶》也具有如画的审美性，中国诗画是诗人画家心灵向往的精神世界，中国山水画“本于自然，高于自然”，计成撰写《园冶》时，语言精妙之处，更是如诗如画。《园冶》的审美思想得到了提升，不是一切为我所用，也不是纯碎的自然化，而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自然与人融为一体。

 

4 《园冶》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接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贯通于全书。从生态自然观上，应正确处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建造宜居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不能妄想征服自然。应结合自然，营造诗情画意的景观。在生态保护观上，应该去保护自然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纵观近几十年来的生态环境，人类无休止地破坏，为了建造房屋而砍伐的树木不计其数，淡水资源严重缺失。越来越多的动物濒临灭绝。《园冶》中的“好鸟要朋，群麋皆侣”是人们奢侈的画面。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而如今应为动物打造一个栖息之地。在生态节制观上，需要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爱护自然资源，做到节约而反奢侈。在造园中，则需要设计者合理的规划，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更好地节约自然资源。

 

在生态审美上，作为21世纪的人类，面临着文化的多元化和更多的诱惑，在众多的选择中，应该注重良好精神世界的构建。

 

5结论

 

《园冶》是中国古代造园智慧的结晶。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对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更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全文从生态自然观、生态保护观、生态节制观、生态审美观4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园冶》生态美学的体现。重读历史，希望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友好画面。同时意在通过此文，让人们明确《园冶》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吸取经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来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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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实践方式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

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刻的剖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私有制与异化劳动是人与自然矛盾关系塌陷之源。劳动活动是实践的主要方式，劳动产品就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化的产物，却与劳动者相对立，最后对象化还要受对象的奴役。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马克思深入到了异化劳动的核心，劳动活动的本身的异化。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是在劳动者强制被迫下进行的劳动。马克思提出劳动的异化后，又提出了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在这里说到的类，就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一般性质，类的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通过劳动才能达到自由。但是异化劳动却使这种关系倒了过来，劳动不再是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而是人类维持自己生存的一种手段。①马克思发觉异化劳动是人类精神痛苦的根源，劳动者的异化正是在人与人以人与人的社会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同样是异化劳动，不同阶级在生活中的异化也是不同的。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得出，正是私有制和异化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塌陷。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也逐渐利益化。当资本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的时候，生产的盲目性，资源能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成为生态危机的首要问题。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前提

1.实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首次提出了实践的世界观思维方法，按照这种世界观，世界在本质上看来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实践就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自然界的人化过程，也是人的自然化的过程。现阶段，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践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先在性和独立性，同时指出，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自化自然改造成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人类通过实践创造性的改变自然，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可以将自化的自然转变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自然界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也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加以物化。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人与自然才可以逐渐的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只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人与人，人与社会才能够实现和谐发展。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换句话说，实践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

2.不恰当的实践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以来，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资源能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和污染物的过度排放也导致了生态危机恶化。这些问题都集中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恰当的实践方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后一条说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在这里说明，哲学家们在解释世界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有改造世界的实践行为。这种实践行为的可行性必须建立在遵循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如果人类的实践行为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产生偏差甚至相违背的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出来。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利用客观规律对自然界和人类进行改造后的结果，但是，科技的发展和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吸引下，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感逐渐被征服感所取代，尤其是在科技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的索取和肆意排放，导致生态问题日益加重。归根结底，生态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的危机，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说，生态危机也是人类不恰当实践方式产生的后果。

三、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我国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都要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而不恰当的实践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为此，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人类的实践观念和实践方式。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在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的指引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这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为我国生态实践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也是认识和实践在生态文明中最直接的体现。马克思唯物自然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主要有：

1.为我国认识到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唯物自然观特别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为我们分析生态危机根源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二十世纪末期，人类在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强调，在人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务必尊重自然界的规律，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否则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想要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一个合理的“度”，社会实践中这个“度”主要分为“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就是自然界内在的联系和客观规律，而“人的尺度”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尺度，人类只有在尊重“物的尺度”的基础上才能满足人类的价值和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还极力反对那些把人与自然相分离的理论。由此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只有立足在马克思实践的人化的自然观的基础上，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和良好的发展。

2.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指南目前，我们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在马克思唯物自然观的理论指导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主要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马克思认为人类一刻也不能停止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生态文明的建设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环境保护提供物质基础和手段。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每一次科技革命都能极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资源的消耗，经济的科技化也可成为某些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节约资源能源的消耗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和积极成果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应。为此，我们不应该像法兰克福派那样放弃科技的使用，而是应该更努力的发展科技来减少甚至消除旧的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次，要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在私有制社会，人类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更多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社会权利，这种情况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多的是为了人类对他人的征服。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只有从根本上消除私有制，变革生产方式，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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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学;生态危机;生态

一、生态学及其生态学

生态学(Ecology)这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ikos 本意为住所或者是“栖息地”,若进一步详细解释为“关于居住环境的科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最早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科尔在1866年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提出,书中明确的提出: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是对达尔文所提出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生态(Ecological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这个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的一个活跃生长点,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不补充和发展,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对当今社会尤其是科学发展理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从几个方面对“生态学”进行分析:

1.“生态学”的产生有其重要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越发对现存环境的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生态学”的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为了寻求解决生态问题,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生态问题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学”。

2.“生态学”虽然从产生到现在历经的时间很短,但作为当代西方重要流派,它不仅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与其特定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它有重要的思想渊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有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等。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合适和最佳方式,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的同时,也批判了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生产队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并从不同层面对人与自然地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说明,他们主张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强调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也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去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既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实现部分,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马克思曾说“那些现实的、有形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实现是以人必须首先承认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忽略了自然规律为的存在,那就只能导致对自然地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从而会限制甚至是取消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对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曾说“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的劳动是不以一切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实现的永恒地自然必然性。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恩格斯说“动物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

总之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作出如此经典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劳动在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生态”的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中更好的理解“生态学”的内涵。

二、“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

对生态危机成因的研究时“生态学”理论中较为有深度和特色的部分,它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技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刻的剖析。长期以来,人们常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或者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技的发展,生产力高度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背负上“原罪”的的性质,“生态学”反对把科技在现代化中的消极效应当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反对其“生态危机”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

举个例子:“刀子”产生本身并无过错,只是当它沦落为用于“谋财害命”的手段时,它才是有罪的,而它用于“饮食”方式更多的只是方便和美化菜肴。“生态学”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定位技术的生态与人类学的后果,就必须对它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简而言之科学和技术仅仅是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地手段,科学与技术本身并不代表日益增长的对外部自然的“权力。它们本身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只是当人们用其当作掠夺自然地的工具时才突显出来,而追求其源,表现在它们对于控制紫日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的行为的潜在影响。这种人的行为是包围着人类整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中发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中的合理性被当作是人自我控制的工具,其中包含和谐的要素,超越出于不安全和恐惧感而对自然事件施加相异和敌对力量的倾向,追终其因是“人”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因而,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越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作出贡献,所以不能单纯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罪恶”,而追其根本原因,生态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实际上时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本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控制自然地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详尽的了解“控制自然观念”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控制自然观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及其形成过程在“生态学”创始人――威廉・莱斯的作品《自然的控制》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在宗教传统的束缚下人类对技术最初的经验形成的内心期望和恐惧助长了一种宿命论,依靠它人们逐渐地接受了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又担心着从它手中爆发出无法控制的邪恶,特别是犹太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在所有地上的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这样他不必畏惧自然中某些反对者的阻挠。因而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人是地球的主人,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在宗教神话的无限“权力”中得以确立,同时,莱斯在书中还特意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培根哲学的最基本要素。

总所周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背后影射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地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为可能,即知识可以使人们的思想文雅、大度、适度和柔顺,而无知使人们粗暴、专横和抗逆,知识的进步免除了人与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如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他们认为控制自然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在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控制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富有成效的结合,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本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所有的自然物质才能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从上面短短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论理论理解的十分的深刻,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地控制所扭曲,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而其因此所带来的广泛的无穷的对抗和争斗。

总之,上述详尽的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也深化了其对“环境”的影响,要想深刻的理解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不能简单的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片面的分析,也不能单纯的把其最根本的原因仅仅的归结为控制自然论。虽然我们从此角度来考虑能从侧面揭示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成因并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生态等问题提高深刻的启示,但是把“控制自然论”中的“宗教”问题也异化为“危机”根源却是狭隘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更进一步讲,“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其产生的根源更应该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方式去寻找,从多种因素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探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控制自然论”对我们最终寻求生态危机成因的根源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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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216-02

现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受到全球的普遍关注。尤其是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却出现了诸如水土流失、干旱缺水、荒漠化、沙尘暴、酸雨、赤潮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执政党和政府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努力“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新的目标。但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虽然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更离不开生态文明观念的支撑。”[1]所以，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自然是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关键目标之一。当代的大学生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同时也担负着推动社会发展以及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使命，他们理应有与未来发展相适应的观念，理应成为具有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生态文明素质的人才。所以，深刻理解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重要意义，厘清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内容和相关的基本要求，探索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实践途径，对于引领全社会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不断提高其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解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需要加强的重要意义

首先，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加强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生态文明观念是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要求和体现，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纳入道德关怀，自觉承担起对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体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新境界，体现了人类自我完善的新发展。”[2]在当代社会中，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构成必然包括认知、树立及践行生态文明观。而且，能不能具备牢固而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和生态道德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大学生素质全面发展以及融入社会状况的重要尺度。对高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观教育的不断加强，有助于提升高校大学生生态道德素质、深化他们对生态文明观念的认知，促进他们践行生态道德，进而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第二，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是高校德育发展的时代要求。

目前，我国多数高校重视专业环境教育，但忽视环境普及教育，特别是传统的德育教育中没有把环境道德素质作为21世纪大学生必备的素质列入培养目标，这使得高校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形成良好环境道德素质的必要知识基础，导致一部分大学生的生态环境知识匮乏，生态文明观念意识淡薄。 但是高校的大学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自觉地把生态文明观念作为行事理念，自觉地使自己的生态道德意识得到提高、生态道德习惯得以养成、生态道德人格逐渐形成，特别是这些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直接且紧密相关。因此在高校的品德教育中将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与巩固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对高校德育提出的时代要求。

第三，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加强是科学发展观落实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用来统领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一种战略思想，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在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观的基础上并认真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问题、经验和教训，同时以为思考的理论指导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对生态文明建设起的是根本的思想指导作用，建设和实现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举措和归宿所在。所以，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生态文明观念的支撑，培养社会公民的生态意识和正确的生态文明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1]。高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对社会的生态意识有重要的影响，他们也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力量之一，所以，高校中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努力培养大学生使之成为具有良好的生态道德素质、生态文明观念，同时还能拥有符合永续发展的专业技能，这对使全社会拥有生态文明的理念及普及生态文明的科学知识，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探讨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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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根源

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自然、人、社会是有机整体发展的，并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对抗的认识论根源，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一是经济效益的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在尽可能地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处在优先地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首先，经济总量发展迅速。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其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50年只有62亿元，同时，以2008年为例，该年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尽可能地对自然开发和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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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神学影响下的生态描写,有利于重新发现和认识神学中的自然观。通过研究生态描写与神学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神学通过影响作家及作家群体的自然观进而影响到文学中的生态描写,在这个基础上引导我们辩证考虑神学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建构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美国,神学主要表现为清教思想。1620年,清教思想伴随着“五月花号”和一批清教徒来到美洲。第一批清教徒虽然才登上这块大陆,他们却坚信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把他们送到美洲这块处女地上。他们要把美洲这块荒野之地变成乐园,变成伊甸园,“restore the lost paradise,and build the wilderness into a newGarden of Eden。”但新大陆直到十六世纪才被发现,它是否也和旧大陆一样属于基督教神学的范围里?如果不属于,则清教徒们宣扬的神意就无法成立,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变得不合法,因为早期的开拓者“以神意来使在新大陆的种种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殖民扩张合理化”。所以早期的清教徒积极内化新大陆,使之被纳入基督教神学的范围里。

    他们把这块处女地和创世纪的伊甸园相比较,美化这片土地。美化美洲的思想在早期的美国文学中的表现是大量自然环境的描写,描绘这块土地的优美自然环境、丰富的物产,是一个“a promising virgin land”,把其描绘成创世纪的伊甸园。

    约翰·史密斯在《新英格兰记》中详细地描绘了美洲的海岸、森林和气候,展现了一个富饶和广阔的新大陆,宛如一个如伊甸园般的花园,后来很多人都是看了这本书,来到美洲。菲利普·弗瑞诺特别热爱新大陆的自然风景,他的很多诗作都着力于刻画自然风景,也表达了他对自然的崇拜之情。流传较广的是《野金银花》,在诗的前两节,诗人被一朵美丽的金银花所吸引,“fair flower,that dost so comedy”,他对它的美赞叹不已,进而又说这一切的美,都是自然的功劳,“bynatures selfinwhitearrayed,shebadethee shunthevulgar eye。”这朵野金银花也可以被看成是未被开发的新大陆,“矫美花卉得以生存的地域环境则用以比喻远离旧大陆尘嚣的美洲新大陆,”新大陆的美还隐藏在素装下,没有被发现。约翰·克里夫古尔的作品《来自一个美国农夫的信》里,通过一个美国农夫,向旧大陆介绍美国。美国农夫认为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这里平等、丰饶富足,把美国描绘成人间天堂。蒂莫西·德怀特的抒情组诗《格林菲尔德山林》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山水风光,让人犹如身处乌托邦的田园中。

    还有很多作品尽管在具体描述对象方面有所不同,但讴歌和美化新大陆成为这时期文学的主旋律。这种美化是基于清教徒内化新大陆宣扬清教思想的需要。美化往往具有主观性、选择性,与现实相差甚远。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拓史》中记载了许多人因受不了新大陆的严峻环境或遭到攻击而死去,在《莫尔顿的讲述》中,说早期的清教徒身处“险恶而荒凉的荒野,到处是野兽和野蛮的人。”

    清教思想不仅把早期的美国文学吸引到新大陆的风光上,还引导很多作家用神学的思维来观察自然环境、自然中的万物。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所以大自然的美妙都彰显着上帝的伟大。

    诗人安妮·布雷兹特听到蛐蛐的鸣叫,认为这是上帝的象征,是对上帝的赞颂。作为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认为自然万物是上帝的化身,可以从自然中感受到上帝,他经常到树林中祈祷,和上帝交谈,甚至他认为能看到“非同寻常”的圣子的荣耀景象。

    荒野描写也是早期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描写的一个特点。当时新大陆还没有被充分开发,有着大片的荒野。所以早期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描写很多都是关于荒原(或荒野)的描写,未开化的大自然的描写。

    荒野描写所依循的荒野观与清教思想密切相关,甚至是来自于清教思想。罗德里克·纳什于1967年发表《荒野与美国精神》(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一文,就是探讨美国人对荒野的态度。美国人的荒野观主要来自于欧洲大陆。而欧洲大陆的荒野观主要来自基督教。在基督教中,荒野往往是作为天堂的对立面出现,意义往往被否定,甚至是被诅咒的。《圣经·创世纪》中说道上帝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罪而发出诅咒:“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因此,根据这一解释,我们不难得出蛮荒之地是受神诅咒的地方。但犹太,基督又认为荒野是可以过渡到乐园,处于人世与乐园之间,是用来考验上帝选民的中间地带,所以为了到达乐园,就需要开拓、征服荒野。在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荒野观的影响下,清教徒们积极开拓荒野,以建立乐园,把这一切都当成是上帝给予的考验和使命。玛丽·罗兰森在《遇劫记》中将自己被印第安人劫持,看作是教徒经受考验的经历,她经历了劫难之旅,终于使她在“荒野”中领悟了“宁静”,从魔鬼化身的力量中领悟了上帝的神圣。

    这种荒野观下的荒野描写,在早期的美国文学作品中一方面表现为描绘荒野的险恶、荒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积极宣扬拓荒精神,征服荒野。

    威廉·布拉德福在《莫尔顿的讲述》中描绘了早期的清教徒眼中的荒野,他们眼中的荒野是荒凉、险恶的,“由于夏天已经过去,天地间的一切都在他们面前呈现出一幅饱经风霜的景象。而且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树林和灌木丛,显得十分荒凉和野蛮。”

篇10

关键词：环境 陶艺 自然 自然意识

21世纪是一个公共艺术到来的时代。随着公众参与到公共事物中去的主动性大大加强，艺术与公众的距离也将越来越近。现代陶艺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正积极参与到公共艺术建设中。艺术理论家皮道坚先生在《拓展眼界的当代陶艺》中指出：“在当代艺术的诸多方式中，现代陶艺是唯一具有原始性、现代性和公共性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他在文中还指出，由于陶艺语言的“天然公共性”，使陶艺成为当代艺术联系社会和公众的一个重要通道。由于陶艺在历史上具有的“天然的公共性”如普及性、日常生活化，以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与公众所产生的亲和力，使它更容易地介入公共空间，介入环境艺术。

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热潮，公共艺术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态势。陶艺由于材料的独特与艺术语言的多样化，使它更容易参与到公共艺术中，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环境陶艺”也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环境陶艺和环境雕塑一样成为目前公共艺术中，运用较多的艺术形式。然而环境陶艺的出现与其他环境艺术形式一样，由于受到创作者现代主义观念以及城市建设中决策者公共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环境陶艺并未像想象的那样健康的发展。审视当前的环境陶艺的现状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自然意识，有些决策者和创作者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缺少对城市的人文、历史、生态等多方面考虑。一些景观的设置完全属于权宜之计。在公共艺术中增强自然意识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延续。

一、自然意识在现代环境陶艺创作的重要性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西方现代陶艺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它也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点。现代主义崇尚科学与理性，张扬了人作为世界主宰的“主体性”价值和意义，在承认现代主义对于推动文明进步和创造舒适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现代主义在不懈的创新激情支配下，在不断地向自然攫取的过程中，使自己陷入重重的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自然与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下中国的城市环境建设正进行着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有些城市在几年之间就面目全非让人来不及适应，过去树立的不锈钢雕塑等街头景观慢慢地在消失，换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树木、草地。人们在拥挤的城市空间中，更渴望贴近自然。自然意识在现代人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了。环境陶艺的创作者多数从事现代陶艺创作，在他们艺术创作中都有较明显的现代主义表现色彩。过于注重个人风格的表现，过于强调作品形式趣味，忽视了作品与环境的联系，甚至形成较强烈的视觉反差，就不能起到美化环境的目的。比如，景德镇就是一个较典型的城市。景德镇历史文化悠久，彰显其文化个性的陶瓷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重要材料和手段。这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陶瓷绝不仅仅是一种材料，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化的历史符号。将陶艺这种艺术语言引入到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形成景德镇特殊的城市面貌和独特城市文化个性方面是极为有利的。这本是件好事，但当你发现街头巷尾到处是景观陶艺，或者在破烂不堪的一堆建筑物前放置一组环境陶艺，甚至连交通工具红绿灯柱都用青花来装饰时，你会觉得这些景观并没有让你感到视觉的愉悦和神情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城市建设决策者和环境艺术设计者自然意识淡薄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作为构成人类精神寄托和文化审美的环境陶艺，是城市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户外大型陶艺及其景观陶艺的设计，应该考虑到对城市生态自然环境的适应与爱护，尽量避免对生态和土地的任意占用、改变和破坏。只有人们能从城市长远的、健康的生态理念出发，在陶艺的形态及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进行变革的思考，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交融和共生的陶艺形态。

近些年，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就是提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城市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为了美好生活而聚集在城市，但长期的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城市生活忽视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如今，以人为本的问题已提到了当代城市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这是当代城市文化的最广大受众为主体的城市建设的自觉。在这个时代主题的要求下，增强自然意识对当下环境陶艺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对环境陶艺创作的启示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来源于老庄的道家思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章二十五》），并不是说“道”之上还有“自然”，而是说“道”之法是“自然”，就在于“自然”。这样，“自然”就作为道的根本法则，根本性质确定下来了。庄子对天道的种种追问，如“天其运乎？地其处乎？”“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都在于揭示“道法自然”的宗旨。以境界为美，以体验为审美，以自然为美的极致，这是道家的美学体系，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的美学体系。显然，道家不仅是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也确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体系。道家美学的自然观的最基本含义是反对雕琢造作，提倡化工成物。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有见识、有贡献的理论家和艺术家无不以“自然”为美。传统美学思想构筑了中国古典园林和环境的审美理念，它体现出来的亲近自然，以自然中的山石花木抚藉心灵的审美思想是值得传承的。现在，城市建设越来越强调生态性，城市规划留有大片绿化用地、景观用地、自然生态区等，这既给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创造了更大的舞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环境陶艺艺术应该从传统美学思想中得到启示，因地制宜，顺物自然，使艺术作品更好地融入到环境和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