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履职监管评价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28 21:12: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管履职监管评价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7-0111-04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银监会2006年初颁布了《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行政许可方面的监管法规,为银行监管部门实施高管人员市场准入行政许可事项提供法规依据;使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但是,比较国际上银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的先进做法,目前我们对银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和履职监管方面还不尽完善,监管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一、国际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方面的经验
在美国,注册新银行机构时推荐拟任高管人员必须考虑其银行从业经验、其他商务经历及财务来源状况等方面;同时,为人正直、诚信和有责任感等良好品行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金融监管当局对拟任人进行背景调查的工作相当细致,包括过去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以及是否具备稳健经营银行的经历或经验。
在新加坡,银行高管人员的产生须经过两名社会名望很高的业内知名人士的推荐,还须经过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同意。高管人员的稽核工作由审计部门完成,审计部门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具备很高的独立性。董事会内部通常还设立一个提名委员会,负责讨论和确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提名及相关事宜。高管人员在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上任。
在香港地区,香港金管局对银行董事、高管人员除在学历、从业经验等方面严格审查外,还非常重视对其道德操守的审查,主要审查其是否存在不良记录,包括是否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公开谴责等。如果存在不良记录,金管局一般不会同意其担任高管人员。
二、我国在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对比国际上的做法,我国在高管任职资格监管方面还存在着与新的监管理念和要求不适应之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有效性。
(一)高管人员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银监会虽然已在监管部门推广应用“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管人员监督管理系统”,但从使用情况看,系统采集的高管信息仅限于金融机构申报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时的高管基本信息,日常监管中发现高管人员以及银行从业人员的不良记录无法及时采集导入系统中;同时,由于该系统用户权限的限制,不同用户通过该系统所能掌握的高管人员信息是有限的。从商业银行角度看,由于银行间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未建立,金融机构对有不良记录的高管人员的约束未形成合力,一些有“污点”的高管人员在商业银行未做出准确结论前离职,而另一些银行未经严格审查就聘任其为高管并向监管部门申报。因此,在任职资格监管环节上容易出现盲点,给有不良记录的人提供逃避处罚的机会。
(二)任职资格审核缺乏统一、量化的标准
《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颁布对高管任职资格所应具备的学历和从业年限等方面“硬条件”制定了明确的标准,但对品行、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软条件”未制定可执行、可量化的标准,给监管部门较大自由裁量权,审核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目前,各地监管部门进行高管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知识、经验和能力的考核采取不同的方式,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和考核尺度均由各地监管部门自行选择,对于考核方式是否科学、考核内容是否合适、考核标准是否合理、考察结果是否准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不同银监局、银监局不同监管处室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软条件”的准入标准把握都不一致,有的监管机构对拟任高管采取考试形式核准,有的采取监管谈话形式核准,有些则通过考试、谈话综合方式核准,有的甚至只要“硬条件”具备即可通过审核。高管准入标准把握各异,难以保证客观反映拟任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真实水平,难以保证准人工作的公平、公正。
(三)审核的主动性、全面性存在不足
现有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监管,是由申请人提出申请后,监管部门再开展资格审查的“坐门等客”的做法。审查人员在现有制度条件下难以对拟任高管人员品行等方面“软条件”有充分的了解,对其真实的情况知之甚少。同时,商业银行常常以工作需要人事安排尽快到位为由,要求监管部门加快审核的节奏,甚至以临时负责人的形式让高管人员提前到岗,实际履行高管职责后才向监管部门申报任职资格审核。这种倒逼做法实际上使监管部门在任职资格监管上处于被动位置。
在任职资格审核中,监管部门重视自身考核了解的情况,审点大多停留在对从业年限、学历、申报材料要件齐全等面上“硬条件”合规性审查,而对拟任职的高管人员“软条件”等了解不充分、不全面,难以避免那些硬条件完全具备的庸才或存在道德风险的人混入高管队伍。
(四)金融机构申报材料的客观性需改进
多数商业银行出于让拟任高管人员尽快、顺利地通过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人事安排尽快到位以便开展工作等方面考虑,向监管部门申报拟任人的综合鉴定材料中对拟任人的评价通常是多肯定工作成绩,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反映较少甚至未提及,无法客观、全面地评价拟任人的品行、能力、工作业绩和存在的不足。同时,商业银行在离任审计独立性方面尚不充分,离任审计报告的客观性受此影响。主要原因:一方面,高管人员的离任审计报告主要来自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而审计部门虽然在机构形式上基本做到独立设置,但难以真正做到独立履职。一些机构对离任审计主观认识不到位,对高管人员任期的经营情况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离任审计程序化、走过场。另一方面,各银行对拟任高管人员的人事安排在先,离任审计在后,审计报告通常只起到对人事安排的辅助说明作用。客观性不足的综合鉴定和离任审计报告作为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一定程度上造成监管部门的判断不准确。
(五)高管人员履职监管的有效性薄弱、退出机制尚不健全
当前,银行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日常监管主要停留在高管人员市场准入工作方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情况的动态监管不足,退出机制尚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没有统一的、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和量化标准;对金融机构违规问题处理上,普遍存在处罚机构的多,处罚高管人员的少;经济处罚的多,取消任职资格的少。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监管
的有效性不足,退出机制不健全,高管人员违法违规成本较低,无法起到警示作用。
三、加强高管人员监管有效性的对策措施
针对高管任职资格监管存在的问题,福建银监局经过不断探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做到高管市场准入工作的科学、规范、公平、公正。
(一)建立“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系统”,为任职资格审核提供查询平台
为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诚信、合规意识,加强对银行从业人员的监管,科学有效地实施案件专项治理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也为监管部门查询银行业从业人员诚信记录提供信息查询平台,福建银监局2007年基于银监会内网信息平台开发了“银行业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系统”。系统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设置不同的用户权限,银监局监管处室和银监分局的用户均可通过内网以各自的用户身份访问不良信息登记系统,在各自用户权限范围内进行数据导入、手工录入、信息查询、信息修改等操作。监管部门在非现场监管或现场检查中发现的从业人员不良信息可及时收集并导入系统;同时,监管部门按季向被监管机构收集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统计报表并导入系统。系统采集的每条信息至少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任职机构、职务、不良信息类型(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党纪处分等)、处罚或处分简要原因、不良信息具体内容、撤销或变更情况等要素。
系统正式推广应用以来,已采集福建省银行业从业人员各类不良信息记录近500条,为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提供了重要手段。通过系统全省联网查询,信息共享,基本上解决了当前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变动频繁、异地交流力度加大情况下,高管人员监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避免个别高管人员在当地违规,再异地任职及“带病”任职等情况。
(二)建立任职资格考试题库,促进考核公平、公正
为了全面、规范审核拟任高管人员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公平、公正地实施对拟任人“软条件”的考核,福建银监局从2006年开始建立任职资格考试题库。考试范围统一确定为与银行业相关的法律、银监会颁布的法规指引以及作为银行业高管人员应知应会的金融业务知识,重点考察拟任高管人员掌握金融法规、业务理论知识的情况,并向商业银行公开。通过细分题型,组成相对独立的主观题库和客观题库,在考前由分管局领导随机指定主观题和客观题各一份,组成一套“高管人员任职资格考试试卷”,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对考试不合格者,采取补考、建议金融机构调整拟任人等方式,促进拟任高管人员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对于个别拟任人虽然通过考试尚不能全面考核评价其真实的从业经验和能力,约见其进行任前监管谈话,并访谈相关部门,摸清情况,努力做到真实反映拟任高管人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三)注重监管工作联动,加强依法、合规监管
为掌握任职资格审核工作的主动性和全面性,在对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严格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以及《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法规的规定,依法、合规地进行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建立福建银监局行政许可事项内部工作流程,在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注重加强与非现场监管处室、现场检查处室以及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对于在监管中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或发生案件的金融机构,暂停受理其高管任职资格审核申请,待落实整改、实施问责后再做受理。所有高管任职资格审核事项,负责高管市场准入的处室均要向拟任人原任职机构的监管部门征求监管评价意见;拟任人曾在多个金融机构或岗位任职的,向其最近一次任职所在地监管机构征求监管评价意见;对于最近一次任职时间在一年内的,还要向再前一职位任职所在地监管机构征求监管评价意见。通过征求监管部门的监管评价意见,多渠道了解拟任人品行、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等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法规所规定不得担任高管人员的情形。
(四)加强问责制,提高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为了确保商业银行申报任职资格审核材料的客观、真实,福建银监局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材料真实性的审查,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审核中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情形,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强调综合鉴定、审计报告等材料必须根据拟任人实际从业表现、业务经历做出明确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结论;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审计独立性,促使审计制度化、规范化。在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对商业银行申报材料存在疑问,采取质询申请人、约见拟任人谈话、要求拟任人或曾任职机构做出书面解释、重新申报客观真实材料等方式,把好材料真实性关口。
(五)加强对高管人员培训工作,加大履职监管力度
为了提高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政策法规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牢固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福建银监局从2007年开始定期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紧密联系经济、金融形势和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涉及金融法律法规、银行监管理论、业务风险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创新等多方面。每期高管培训班都精心挑选商业银行的业务专家和监管部门相关人员对高管人员授课,并结合福建银监局举办的“金融创新大讲堂”进行,让高管人员有机会聆听来自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学者的精彩交流,开阔视野。目前,共已举办16期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培训班,对福建省辖内2077名高管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有效地提高辖内银行业高管人员政策法规水平和业务技能;同时,也增进了同业间的经验交流与沟通协作。
四、相关建议
(一)改进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进一步完善银监会《金融机构董事、高管人员监督管理系统》功能,增加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模块和高管履职监管评价等日常监管信息,避免不宜担任银行业高管的人员走上高管岗位。在条件成熟时,可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业间共享的金融业高管人员监管信息系统,形成金融业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平台,解决跨部门的高管信息不对称、沟通共享不充分的问题,从而有效提高高管任职资格监管效率。
(二)试行公示制度,规范任职资格监管
完善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法规可确保对高管人员日常性、持续性监管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维护监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由于现有的《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已无法完全适应现实工作,银监会应尽快出台新的《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任职资格审核操作细则,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监管范围、任职条件、日常管理、资格终止等监管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对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标准应更具体化,将审核重点从静态监管转向静态与动态监管相结合,即除审核其“硬条件”外还需深入调查了解拟任人的品行、业务经历、管理经验、对将从事工作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并对这些审核内容有明确的
工作要求。
实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公示制度,把银行业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准入审核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在审查之初,针对拟任人所在机构设立举报箱、电话、电子邮件等渠道,让群众能够及时反映拟任人存在的问题,借助群众的监督帮助监管部门把好准入关。
(三)建立统一题库,确保审核公平、公正
实践证明,采取闭卷考试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各银行业高管人员学法自觉性,能相对公平地对拟任高管人员进行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审核。建议银监会建立任职资格准入考试制度,做到“凡任必考”;同时,依靠各级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的力量,征集试题,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考试题库和考试大纲,明确具体的考核标准。各级监管部门在进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时,通过网络随机抽取试卷进行考试,确保审核的公平、公正,有效避免考试走过场现象,规范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管理。
建立高管后备干部人才库,将高管人员资格认定工作作为常规性、持续性工作来抓。凡具备从业经验,符合学历、从业年限等基本条件的高管后备人选,商业银行可有计划地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审。经审核通过的人选纳入高管后备干部人才库,以备商业银行根据工作需要从人才库中筛选符合条件的拟任人进行申报。监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管工作对纳入人才库的拟任人进行持续跟踪考察,以达到主动监管、提早介入的目的。
(四)完善履职监管,督促高管勤勉尽职
银监会应建立对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机制,统一制定对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办法,按期对高管人员进行履职情况考核。对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可灵活运用各种考核手段,突出考核重点,把防范风险、案件治理、不良资产下降、经营成果真实性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高管人员的工作业绩、经营绩效、是非功过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与实事求是的结论。对于在履职评价中发现存在问题的高管人员,监管部门可区别情况对其采取考试、告诫、建议调整岗位、取消任职资格等形式,促进高管人员注重日常履职行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大对高管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建立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行为规范准则,按照准则要求对高管人员的从业行为进行严格的教育、培训和约束;督促高管人员诚信守法,勤勉尽职,稳健经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重点加强三个方面培训:一是政策法规培训。通过组织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学习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其政策法律水平和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自觉性。二是经营管理能力培训。通过组织参观学习、经验交流、专项培训等形式进行经营管理能力培训。三是风险防范能力培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分析各类金融风险的类型和成因,举一反三,使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能够清楚每项业务的风险度,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管法规汇编[z],法律出版社,2008,
[2]白钦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篇2
一、银行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江西银监局成立以来,认真贯彻银监会“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紧紧抓住法人监管核心,围绕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推动法人银行业机构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目前辖内法人银行业机构已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基础架构,风险管理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以改革促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实际运行中,各治理主体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科学决策的公司治理机制仍未真正建立,其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司治理架构不够完善,基础保障作用未发挥。健全的组织架构是公司治理发挥效能的基础和保障。目前江西银监局辖内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尚未完全建立科学的分权制衡公司治理架构。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中实行对省联社和股东大会的双线负责制,弱化了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经营理念。
(二)主体运作不够规范,影响制衡有效性。目前辖内银行业机构股权结构多元化带来的制衡作用仍不明显,部分银行业机构在实际运作中各治理主体履职缺位、越位、不到位,职责边界模糊的现象依然存在。如部分银行业机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形同虚设,该开的会不开,董事履职意愿不足或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难以在董事会或专业委员会上提出建设性意见,影响董事会决策有效性。
(三)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削弱决策科学性。目前辖内银行业机构普遍存在经营目标制定不科学,考核指标未落实合规优先、风险挂钩理念,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制度落实不到位,考核机制未充分体现激励相容原则等问题,使得机构经营发展战略有失审慎,重发展、轻管理,间接导致不规范经营。
(四)内部监督不够到位,制约公司治理质效提升。目前因提名机制、薪酬机制、人员素养等原因,辖内银行业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没有行之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
二、推进公司治理建设,力促全面转型发展
当前辖内银行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健全治理架构,夯实发展根基。银行业机构要立足战略高度,将公司治理建设作为改革发展中的一项基础工程常抓不懈,对照银监会新颁布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认真评估现有公司治理架构存在的不足,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间,在建立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科学决策的公司治理架构上不断体现进步度,夯实发展基础。城商行要加快推进董事长、行长分设,构建分权制衡的公司治理基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明确法人权利和层级委托关系,逐步推进省联社行政管理职能的淡化,消除公司治理中的体制。
(二)优化股权结构,规范主体运作。要进一步清晰界定并通过制度安排来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尤其是董事会和高管层的职责边界,明确董事会负责制定机构发展、风险管理、资本管理等重大战略并对银行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高管层负责具体执行战略和日常业务的经营管理,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确保做到公司治理边界清晰、权责明确、制衡有效。要通过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来优化股权结构,规范股东权力义务,从而推进各治理主体厘清职责边界。要进一步完善“三会一层”的沟通协调机制。从股东大会到董事会、董事会到高管层的决策传导机制要在实践中逐步理顺,层层建立明确的报告路线,确保决策层及时、准确地获取执行情况的信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以增资扩股为契机,选择性引进当地涉农龙头企业和支持认同“三农”战略的民营企业投资入股,适度提高股权集中度,改善股东结构和质量,弱化内部人控制。
(三)改进考核体系,强化激励约束。要结合市场定位和战略发展目标,建立各治理主体长、中、短期利益相融,多种类、多层次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在适当的条件下推行股权激励。充分发挥绩效考评对转变发展理念、树立合规意识、提升风险意识的“指挥棒”作用,重点解决高管人员薪酬短期化的问题。要根据风险暴露期因素严格设定高管人员绩效薪酬分期支付和重大风险损失扣回制度,将薪酬与风险紧密挂钩,约束高管人员承担其任职期间造成的风险和损失;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弱化利润增长和业务发展速度等考核指标,提高风险、合规类指标占比,逐步建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和效益约束机制,从而切实转变风险管理和业务增长方式,真正体现绩效考评对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导向作用。
篇3
全面深化改革下的新挑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任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个是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分类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制企业的监事会受股东委托,“检查公司财务”和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监督制衡机构。由监事会代替股东专职行使监督职责,是股东权益保护的必然制度选择。监事会的治理功能,首先是要保护股东利益,防止“内部人”独断专行,背离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其次是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的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制衡机制的重点在于监督,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第三是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发生,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的任何不实都是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公司财产的实际减少也威胁债权权益安全,监事会检查公司财务,就是要防止公司违法失信行为的发生。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求国有企业更多地通过股权改革,增强活力和动力。混合所有产权结构的公司监事会,应贯彻“同股同权同利”原则,有效履行股东赋予的监督权,平等保护公有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平等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治理制度基础。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产权改革,国企监事会面临从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股“一股独大”,向混合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发展的新挑战:国有股代表出任的监事面临从对国资股东负责转为向全体股东负责,国家公务员身份向股东监督人的角色转换。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提出了国企科学分类和国资分类监管的改革新方向。按照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国有企业将划分为市场导向的竞争类企业,以及非市场竞争的功能类或公共服务类企业,并实行分类治理、分类监管;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责,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切实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这既是本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也对分类强化监事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竞争类国企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和公众公司的重点,市场化运作程度高,强化了董事会独立决策的治理功能,监事会也要同步增强监督董事决策行为、评估发展战略、定期审读财报、评价高管绩效、检查关联交易和监督内控运行等履职新要求,迎来了全面提升履职能力的新挑战。非市场竞争的功能类或公共服务类企业治理构架要比竞争类企业简化,监事会作为出资人机构的监督代表就更需要加强监管:功能类企业监事会要突出完成特定目标任务的过程监督,重点是政府投资资金、各类营运成本或费用的控制,监督重点任务(或工作)的进度、质量、安全等;保障类企业监事会应能适应“公共产品/服务和成本控制+引入市场化机制”的企业运行模式并进行当期监督,要检查监督政府购买服务、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特许经营、政府授权经营,以及PPP(政府与企业长期合作协议)等运作过程的合法性和程序性,并通过独立发表监督检查意见和建议,保障企业“保公益、惠民生”营运目标的顺利实施。
此外,“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企业用人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国企重大信息公开”改革内容,也对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独立监督作用和有效监督公司决策行为、管理者经营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以“实、独、效”创新监事会
应对新挑战,做实监事会。为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新要求,遵循产权约束对治理环境建设的客观规律,国企监事会体制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创新。
一个方面是外派监事会体制和“一对多”工作模式(主要适用于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明显难以适应发展混合经济对股东利益保护的内在要求,需适时进行变革和改造。另外,即使是上市公司监事会,如果缺乏独立性和监督有效性,也存在被“弱化”和“虚化”的可能性。例如,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指数均值为57.35,低于董事会治理指数均值10个百分点。因此,必须按照平等保护产权原则,创新国企监事会体制。
做实监事会的另一个创新要求是,要在国企分类中找准监事会的功能定位。以上海国资实践为例,首先,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对于已实现整体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不仅要确保国有股股东的权益,而且要平等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这类企业监事会定位于依法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当董事、高管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在要求其予以纠正的同时,必须向董事会、股东大会反映,或直接向证券监管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报告。而对于尚未实现整体上市的市管国有企业,监事会参照上市公司监事会运作规范,增强对企业的市场化运作进行有效监督。
其次,在上海的非市场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对于功能类国有企业,监事会通过有效监督,确保企业按质按量完成政府特定功能任务;而公共服务类国有企业的监事会通过有效监督,确保企业高质量地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这两类国有企业中不设置董事会的企业,监事会侧重于对管理层的监督,对企业定期经营报告进行审核,提出书面审核意见。涉及政府财政资金在公共行业和民生领域的使用,公共服务类企业监事会每季度要进行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报告。
应对新挑战,增强独立性。公司有独立运行的日常监督检查机构和制衡机制,才能够获得广大股东的信任。监事会发挥监督制衡功能,必须真正独立于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层,才能既保证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也保证公司分设的权力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运行。改革实践中要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使其摆脱董事会或管理层的控制性影响,主要措施有五个:
首先,监事选任的独立性。《公司法》对公司监事选任的提名要有明确规定,可以考虑规定由监事会自身负责提名,或由股东大会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提名,尽可能摆脱监事会从属于董事会的状况。
其次,监事会组成结构的开放性。通过引入相关利益者代表,从制度上改变监事会成员身份和行政关系上不能独立,其薪酬、职位都由管理层决定的状况。把监事会改造成独立于大股东的各利益相关方的联合体。除大股东代表外,中小股东代表必须占有一定比例;可设立外部监事或独立监事制度,以市场化方式引入中介机构的财务、法务和审计等专业人员,也可吸纳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的代表,改善公司与主要债权人和利益相关方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再次,监事会代表全体股东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履职评价。强化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人事聘免建议权,也可将部分董事的提名权交给监事会,监督制约董事、经理违法违章和损害公司利益的职务行为。
第四,公司财务报告编制后定期交监事会审核。监事会提出的问题和审核意见具有经营责任追溯力。
此外,还要保证监事会的经费。监事会活动所需之日常经费,应规定事先单独列入公司预算计划,按照预算制度独立开支。
应对新挑战,强化有效性。确立监事会在公司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强化监督有效性的必要措施。这首先要求做到以监事会为主体,整合公司监督资源。通过加强监督信息沟通和组织力量整合,形成一套规范的监事会工作制度和流程,包括责任认定、报告、评价考核和信息沟通等。其次是形成共同监督的合力。建立监事会与国资监管部门、企业内部各监管部门(尤其是财务、审计、监察和法务等专业监督职能部门)、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协同监管平台,监事会是协同监管平台的责任中心,通过完善企业内外联动监督机制,发挥多方共同监督的协同效应。再者,在母子公司管控体系中构建股东资本监督链,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监督的系统制衡,形成适应集团化运作的资本约束和系统化的股权监督机制。
强化监督有效性的重点之一,是监督公司决策行为。国企分类改革以后,出资人监管机构依法向规范建设的董事会授权,董事会是公司重大决策的责任主体。监事会要着力强化企业重大决策行为的过程监督,对企业投资、举债担保、产权变动、财务预决算、重大项目招标等决策过程进行监督。这包括:要监督公司是否建立了明确的重大事项决策制度、程序和责任追溯机制;要对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进行动态监督,其中包括决策的前期准备、决策的形成过程、决策的申报审批等;要对战略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监督,防止有损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决策行为发生,为战略发展保驾护航。
例如,上海汽车是上海国资体系中资产整体上市的大型企业集团,面对国内外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公司加强与世界著名汽车公司的合作,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快速发展的战略,为了保障高强度战略投资项目顺利推进和有效实施,上汽集团监事会对公司发展战略实施“战略体检”,从战略看规划、从规划看投资、从投资看预算,检查并评估战略管控的标准、流程和有效性,并对重点战略项目上海通用五菱开展后评估,评估归纳通用五菱快速发展经验为:成功=战略+体系+文化;另外,公司监事会还对战略实施中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开展评估。上汽集团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有力地推进了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上海汽车连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2013年以整车年产首次破500万辆的显著业绩,蝉联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行列之首。
篇4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发了银行业的激烈竞争,而这其中各家银行不约而同选择了将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寄望于人才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来提升内力,保持长盛不衰。一方面银行需要从千军中觅得良将,另一方面银行精英期盼从万马中脱颖而出。如何减少伯乐相马的搜寻成本,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用呢?制度使然,别无它法。西方有句谚语:好制度使鬼变成人,坏制度使人变成鬼。上个世纪九十年生的巴林银行破产案和日本大和银行的巨亏事件无时无刻都在警示我们要重视人才制度的建设。完善的用人制度可以发挥聚宝盆之功效,将人才洼地变成人才高地,提高银行竞争实力。基于此,本期《银行家》月度论坛邀请多位业内专家,共同畅谈中国银行业人才制度建设,本次论坛由高广春主持。(按嘉宾发言顺序编排,其观点仅代表本人,与所在单位无关。)
伍旭川: 对中国银行业人才的思考
目前中国银行业如何定位人才?
首先从专业的角度来考虑,一般国际部门引进的人才都有特别的专长,而业务部门对人才提出的标准是业务要精、外语要好、国情要晓。最近几年的金融系统引进了大量人才,但是人才的流动性也很大。尤其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出的高额年薪等优越条件吸引了来自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政府机构的人才。人才的标准一定要定位清晰,包括从基层业务部门到中层管理部门再到高管人员,而且在工作中考核的标准要有所不同。
其次要健全人才挖掘的各种机制。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金融机构纷纷招兵买马,人才竞争空前激烈。有时一家银行招聘十几个员工,吸引两三万人报考。如何将最适合岗位的千里马选,这就涉及到选聘机制的制订和完善。目前各家银行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采取自己培养的模式,这增加了人才的可塑型,可以更好适应自己的银行文化与业务流程。另外银行内部的培训要充分重视。尤其是很多大银行都有自己的培训中心,甚至好几个,除了休闲娱乐之外,更要发挥充电之功效。做好培训的前提是要有一整套的培训计划,培训教材,培训师资力量,对口的课程。引进人才机制不可或缺。尤其最近几年华尔街风波,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破产增多,许多人员包括硕士、博士等面临国外竞争压力回到国内就业,这就要求我们的人事部门能够尽量多出一些伯乐,发现这些千里马。
最后就是人才的考核、激励、约束。合适的岗位、合适的工资一定要与优秀的人才匹配,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考核目标,个人目标,公司目标,团队目标,包括企业文化理念的建立都很重要。关于美联储的人才引进机制及国外的金融机构用人标准,可以和我们政策研究室及战略发展部进行更多的交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王 飞:监管制度与外部环境
从监管部门和营造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商业银行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核心人才梯队建设将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通过推动商业银行健全现代企业体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奠定银行核心人才梯队建设的根本制度基础。当前,我国大型银行改制已经基本完成,各地中小银行蓬勃发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却还步履蹒跚,“形似神不似”,与现代企业的标准仍存在一定差距。为此,监管部门持续通过窗口指导、董事高管谈话、列席会议等方式,发现银行在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督促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今后,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督促银行厘清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和股东大会的职责边界,加强履职能力建设;指导银行做好董事履职评价工作和核心人才梯队建设。
二是通过市场准入“管高管”来推动银行业人才队伍建设。高管准入执行“三考”和“三承诺”。“三考”,即考试、考核和考察。通过考试看高管人员是否具备所需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通过考核个人职业经历、履职表现看其业务能力、职业操守和有无不良记录;通过考察面试看其综合素质和职业潜能。“三承诺”,即董事、高管人员在履职前要书面作出的三项承诺保证,承诺没有未清偿的个人债务,承诺诚信守规、履职尽责,承诺遵守监管规定并定期报告履职情况。监管部门正着手编写高管、董事任职资格考试试题题库,其中很注意人才梯队的问题,按层次区分难度和覆盖面,讲究循序渐进,各有所专,这对全行业都会起到很好的“指挥棒”作用。
三是通过解决当前存在的薪酬问题,合理优化激励约束机制,推进银行人才队伍建设。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薪酬管理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如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国有商业银行无论是高管薪酬还是职工薪酬与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存在较大差距;银行内部收入差距拉大引发使得内部矛盾加剧;薪酬结构不合理,基本薪酬占比过高,导致薪酬的激励作用不足;薪酬激励与风险挂钩不足,偏重短期激励,缺乏长期激励。这些问题不仅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争议,也给银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风险隐患。为此,监管部门加强了商业银行薪酬监管,在监管部门的职责定位、我国薪酬管理的基本现状、现有的政策法规要求以及顺应国际先进理念与趋势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成为第一个规范我国银行业薪酬机制的重要文件,将对银行的人才队伍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通过推动银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转变业务模式,推动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监管部门也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动银行实施业务模式转型工作,其中人才建设就是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要改革选人用人机制,发挥人力资源效用,为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型奠定智力基础。逐步建立科学用人机制,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逐步打造优秀人才队伍。建立复合型的职业培训体系,持续提高员工的岗位技能,同时建立中高级后备人才库,实行动态管理,组建国际化后备人才团队,加快引进战略性紧缺人才。
五是通过加强外部监管,特别是对人的监管与处罚,加大责任约束,强化责任追究,从而影响银行的人才梯队建设。近年来,监管部门对银行人员,特别是高管的处罚力度有所加强,很多事项都开始与“帽子”、“位子”挂钩。例如,对于案件的防控,明确责任在总行和省分行,要做到人员该开除就开除,案件该移送就及时移送,且责任上追两级。这些势必会对银行的人事任免、考核、培训以及纪律、风险教育产生很强的外部约束。
总之,人才是银行生存发展的根本,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做好银行核心人才梯队建设意义深远,也符合我们的监管宗旨和导向,应继续花大气力抓实、做好!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张春子:核心人才梯队建设――商业银行战略转型支点
核心人才梯队建设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非常及时,以下谈几点个人看法。
银行经营环境正在发生巨变
今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银行经营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几年,中国的商业银行顺风顺水、高歌猛进,两三年总资产就翻一番,净利润更是几倍的增长。到今年一季度末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方面说明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地提升;另一方面也与良好的经营环境有很大关系。
但必须看到,银行业经营发展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减排压力增大、贸易保护主义和债务危机肆虐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从国内来看,“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增大、通货膨胀上升等问题都使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这对银行是很大的挑战;二是监管标准大幅提升。中国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出台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在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逆周期缓冲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时间和内容规定,这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未来经营发展是一个巨大鞭策和压力。
强化核心人才队伍建设是商业银行应对新挑战的战略选择
突破经营发展的困境,走向科学发展的新时代,是国内商业银行共同思考的重大问题。银行是一个知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金融服务企业。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创新纬度越来越广,信息技术、法律、心理学等各方面知识运用越来越多,这不再是一项传统工作,更不是简单的“烟酒”交际操作就可以做到的,需要综合型人才来支撑。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好,利差比较高,只要能喝酒、懂交际就能完成很好的业绩,成本就是营销费和员工的身体健康。但现在资源越来越紧张,客户越来越挑剔,信贷闸门越收越紧,为明天银行的利润做准备,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一环。怎么打造一支核心人才队伍呢?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要更新人才管理的理念。传统人事管理主要管人,包括给你发工资、奖金,然后考核、评价,而从未来银行业竞争发展的视角来看,应该从人事管理向战略性人事管理转型,要综合考虑银行战略发展对人才的各方面需要,进行科学的超前性管理。
第二要差异化的管理。人才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人才对各方面能力需要是不一样的,比如高管层需要的主要是战略管理,对市场和监管政策的把控能力,形成理念和思想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中层管理人员来说,主要是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够上传下达,按照上层的指令组织基层开展有效的工作,这是对中层干部或者中层管理人才的要求;第三个层次是操作性的专业人才,比如说开展理财业务,要有广博的金融、法律、心理学、行为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对不同人才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金融机构对人才管理要差异化。
第三要有长远的核心人才规划。作为一个银行来说,它要永续经营,甚至打造百年老店,这就需要围绕银行长远发展做出相应的人才规划。银行的人力管理部门要了解银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愿景,市场定位,业务经营策略。搞清楚到底需要什么人才?需要多少这样的人才?然后评估现有的这种人才储备能否达到这个要求?达不到应该怎么办?是自己培养还是招聘?怎么招聘?这些都是需要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第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要处理好内部人才和外部人才的关系,这非常重要。任何企业都可能存在这样的思维定势,外面的人是人才,而企业内部的人,由于天天见,对其长处熟视无睹。另外人才招聘以后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包括待遇、有效沟通、各方面管理和关心,这需要全面的思考。
第五是强化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一要加强人才的业绩管理。比如使用EVA、标杆考核等方式;二要优化组织架构。不管体制机制怎么变,运行体制和操作流程的还是人,特别是一些核心人才,因此在强调以客户为中心的同时,在体制机制的变革上也要考虑员工特别是核心人才的期望。
(作者单位:中信银行研究规划部)
方 容:核心人才管理突破的方向
从某种程度上说,引入不良的人力资源要比一笔不良资产严重得多,核心人才的定义不能简单局限于学历、资历、经验的要求,它必须围绕银行战略来定义。每个银行都会基于对自身现状的客观认识、对市场机会的判断、对客户需求的把握,来制订差异化的银行战略,这种差异化就会决定不同的银行对自己核心人才的标准各不相同。同时,银行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也有不同层级的理解,比如我们民生银行提出民营企业、小微客户和高端客户,这三个并列层级的战略,他们在某个角度上又相互联系,这就对核心人才的把握提出更大的挑战。
我认为核心人才的管理要实现大的突破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公司治理。
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董事会这个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战略的规划、风险的规划、业务的规划,但真正突出人力资源管理规划的并不多,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从最高层面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之间的关系。此外,经营层一定要加大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必要时可以建立超越人力资源部门之上的委员会机制,它能够在全行层面上形成一个共识,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人力资源部一个部门的认识就能够落实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共识是一个重要基础。
第二是更新理念。
这个理念不仅仅是针对公司战略的贯彻和执行,还包括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解,覆盖的范围很广,包括我们分支机构班子、中层甚至基层员工的理念。他们既是人力资源的被管理者,也是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管理者的责任,机构越庞大,人员越多,形成一致的认识和行动就显得更加重要。
第三是体制上的突破。
首先是培养机制。如何从外部招募转换成一个核心人才的内部培养机制,这需要有长远的核心人才梯队建设规划。我们曾经去香港分行调研,其人才的市场化机制非常明显,每年约有20%的人在商业银行中流动,一个稳定的内部培养机制能够让我们在市场化条件成熟时,主动应对核心人才流失的问题。
其次是激励机制。我们要重视全面激励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能只着眼于物质激励,物质激励只是全面激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一家银行只依赖物质激励来留住其核心人才时,到一定阶段,边际效应是要逐渐递减的。核心人才往往关注的还有职业发展、充分的信任和授权、专业培训的机会、荣誉激励、企业文化等过个层面,针对核心人才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完善全面激励体系建设,是吸引和保留核心人才的重要手段。
最后是管理机制。“人是最具有能动性的无形资源的载体。”我们需要在核心人才的选、用、育、留上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挖掘核心人才的潜能、激发他们的热情去为银行的战略服务,包括创新的意识、学习型组织构建等等,实现客户所看重的真正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石丽萍:我们构建人才队伍的经验
我行作为一家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银行,无论是业务经营、风险管控,还是企业文化建设,这几年发展都很快,品牌知名度也大幅提升,这与领导班子的带动、全体员工努力地工作、品牌的上升是分不开的。业绩在逐年上升的同时,员工的幸福指数也在不断提高。
市场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竞争,什么是人才?我觉得只要是适合本企业需要的就是人才,能促进银行业务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就是人才。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环境都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对于我们来说,怎么构建人才队伍,这是一个关键。我们的做法有三点:首先是实施校园招聘,这几年来招聘的都是本科以上的高学历的毕业生;其次是实施社会招聘,从当地的国有银行引进;第三是自己培养人才。不论是招聘也好,还是引进来也好,都要进行培养教育。从培养的角度来说,我们分为许多层面,包括操作层面,业务层面、管理层面等。我们请北京理工大学等大专院校专家对全行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管理能力、业务营销、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系统的讲授。针对操作层面的人员我们开办夜校,并且要求各个分支机构确定了每周的业务习练日。在柜员招聘中,我们以派遣制的方式从当地的职业技术学院招聘一些形象好、服务优、综合素质高的一些柜员。在人才选拔中,我们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竞聘的原则,无论是哪个岗位,会计主管也好,中层干部也好,我们根据岗位需要确定选拔条件以后进行报名,审核,公开竞聘,笔试面试。请市外的院校出题,请相关部门来监督,请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关于薪酬激励,我们也是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聘请了专家做了薪酬改革方面的工作,并已开始试行。
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我们确立了以“创造幸福,携手成功”及“忠诚/智慧/团队/阳光/审慎”等企业使命与核心价值观。以创建幸福银行为目标,对外让储户感到幸福、让中小企业客户感觉到幸福;对内让股东及员工感到幸福,员工的幸福指数不断的提升,公正公平的环境促使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做好一个企业,不是为了追求一个短期的利益,而应该是怎么样让这个企业能够基业常青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主要做法就是培养人才,给员工创造最大的平台,让他们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商业银行)
何义尊:核心人才是商业银行未来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
人才是铸就事业腾飞的支柱。对于商业银行来讲,从开始的关系营销,靠客户经理维系客户关系,到现在的产品营销、服务营销,依旧是依靠人去研发产品、提供服务。北京银行在过去十五年的发展中一直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紧紧围绕全行战略发展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建设方针,实施国际化人才强行战略,建立起以“赛马”为核心、以“育马”为基础的开放竞争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着力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环境,构建人才成长长效机制,打造德才兼备、忠诚敬业、团结协作、专业精湛的员工队伍,初步形成了一支国际化、年轻化、专业化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团队,成为业务持续发展、盈利能力不断增强、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有力支撑。同时,我行品牌化、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也为优秀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现阶段银行发展速度迅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市场环境,构建一支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人才队伍是商业银行的立命之本。核心人才如何准确定义,如何有效筛选核心人才,有没有把最适合的人放到相应的岗位上,是每个商业银行都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挑战。
我个人认为,核心人才管理应从三个维度考虑,即战略化、体系化和全员化。
首先,核心人才管理要有一个战略性的高度。核心人才的管理要与商业银行的战略发展相匹配,将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获得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与推动,才能更加更好地为业务发展服务。企业文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战略性也表现在企业文化的宣导方面。作为一家区域化、国际化发展的城市商业银行,目前北京银行已在全国10大中心城市设立分行,在我国香港地区、荷兰阿姆斯特丹设立代表处。核心人才的管理要结合地方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实现企业文化的完美落地,真正成为业务发展的有力支撑。
其次,核心人才管理要有一个体系化的概念。从选、用、育、留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以我行为例,根据业务运作模式与战略发展对各类人员专业化要求,为员工设置了多条职业发展通道,建立严格的任职资格管理体系,从员工入行开始,严格考核管理,加大培训力度,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并与薪酬激励机制挂钩,形成“能力导向、业绩核心”的职业发展体系。
最后,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尤其是核心人才的管理,这一定是全员化的行为。人力资源管理绝对不简简单单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事。各个层级的领导都需要有深入的理解和统一的认识,才能真正把核心人才的管理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北京银行)
田效勋:完善银行人才制度
银行仅仅是选准了人还不行,还要建立一套用人制度。人才制度的竞争甚至比人才的竞争还要根本,因为制度和环境好,自然就能留住人、吸引人。人才梯队建设也一样,作为银行高层,要着力建设一套确保人才辈出的制度和机制。人才梯队建设的目标是保证人才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形成一个人才池,各个层级都有相应的梯队。这就像鱼塘里养鱼,人才梯队实际上就是让这个鱼池子里的鱼很多,而且符合要求。养鱼首先就是寻找鱼苗,实际上就是我们初级人才好苗子的选拔,有潜力后备的选拔;其次是鱼苗放在鱼池以后不能任其自己成长,要喂好鱼,这就是人才培养。鱼喂大以后就要吃鱼,对于企业来讲就是我们要选拔出合适的人才使用。另外,还要确保养鱼人有积极性养鱼,这就是如何调动各用人部门单位重视人才开发的问题。
为什么关心核心人才呢?银行的资源是有限的,要把资源集中在影响战略的事情上。按照美国康耐尔大学斯奈尔教授的定义,核心人才是价值高、又稀缺的人才。所谓价值高,就是指和战略的关联度高。因此,重视核心人才梯队建设,就是一种战略举措。
选拔核心人才苗子,不能光看业绩,更要侧重能力评估。自从2004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将评价中心技术用到银行经营管理人才的选拔上,跟踪了这么多年,觉得效果不错,是传统组织考察方法的有益补充。评价中心技术的核心是情景模拟技术,就是将银行经营管理中的情境设计为考试题目,如文件筐、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等,对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候选人进行测评,考察其系统思维、领导能力、管理能力等潜能。
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个“721”原理。70%靠岗位锻炼,如重要任务安排、轮岗等;20%靠上级和导师的指导;10%靠系统化的培训课程。银行核心人才的成长是有一定规律性的,有些岗位需要多类别、多层次的实践锻炼才能成材,不是靠培训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要培养核心人才,就需要进行职业发展规划,要在组织层面进行系统设计,引导人才主动谋划自己的发展,并和组织的发展结合起来。
如何鼓励用人部门培养人才梯队呢?除了从人才使用上进行要求之外,要把人才培养纳入绩效管理体系中来,从制度上确保用人单位重视这项工作。
篇5
周行长:人民银行昆明中支开展综合执法大检查工作,主要有几点考虑。首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一系列重大金融理论和实践变革,中央银行在逆周期调节、宏观审慎管理、系统性风险防范和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广泛公认。其次,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后危机时代的履职要求,提出推动“两管理,两综合”的工作,要求各分支机构要在加强新设金融机构开业服务与管理工作基础上,逐步开展以重大事项报告为核心的营业管理工作,以及对金融机构的综合评价和综合执法检查工作,全面系统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管理与服务。鉴于此,积极推动“两管理、两综合”工作,是中央银行依法履职的重要体现,是保证货币政策传导的客观要求,是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改善区域金融生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中央银行为金融机构提供高效、优质金融服务的切实保障。第三,开展“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央行自身的履职能力、积极改善履职环境,有力地保障云南省经济金融稳健运行和发展。对金融机构而言,无论是新设或在营机构,能够通过此项工作,进一步加强与中央银行的沟通与联系,加强与人民银行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获得人民银行提供的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为云南省金融体系功能不断健全、金融市场不断壮大、金融安全不断提升贡献各自的力量。第四,从各级人民银行履职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反映的情况看,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履行国家和人民银行的金融政策和法规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仍有必要通过系统、全面、规模化的综合执法检查工作,来加以引导、规范和改善。上述情况都表明,开展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执法大检查,既是人民银行自身正常履职的工作需要,又是进一步夯实云南金融发展基础,支持云南经济发展的内生要求。
记者:请问周行长,人民银行昆明中支是如何保证此次综合执法检查工作能够按照既定的方案展开,在既确保检查质量的同时,又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为此都做了哪些工作?
周行长:综合执法检查是推进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抓手,是实现“两管理、两综合”工作连续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对辖区金融体系的健全和稳定发展,皆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同时此次检查是银监分设以来,人民银行昆明中支组织的业务最全、机构最广、人员最多的一次现场检查。依据综合执法检查实施方案的要求,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结合辖区实际,采取多项措施全力抓好综合执法检查工作,确保检查工作的顺利实施。
首先,为全面落实和完成此次综合执法检查任务,人民银行昆明中支党委高度重视,把综合执法检查纳入2011年度重点工作和重大举措来抓,专门召开党委会、行长办公会研究部署此项工作,要求各部门、各州市积极参与和配合,并对综合执法检查工作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据此,人民银行昆明中支成立了综合执法检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检查工作。各州市人行也积极响应,均成立了由行长任组长的综合执法检查领导小组。其次,此次综合执法检查采取“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和“两级联动、同步进行、交叉检查”的方式进行。为确保检查取得预期成效,提升检查技能,人民银行昆明中支在加强业务培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为现场检查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全省的综合执法检查中,实行了七个方面检查标准的统一,各检查组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统一的操作流程,人民银行昆明中支和各州市人行在方案制定、现场检查、处理处罚等环节都严格依法行政。同时在准备工作中多次强调检查结果,要求综合执法人员检查人员遵守廉政纪律,从被查单位反馈的情况表明,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的检查人员严格遵守廉政纪律,没有一例不良反映,有效维护了央行形象。第三,在统筹协调,加强沟通方面,建立了以纵横两线为依托的检查信息传递、反馈和互动的畅通渠道,确保了综合执法检查工作务实高效的开展。第四,在州市层面的综合执法检查的方法上,探索了异地交叉检查的新模式,来实施综合执法检查工作,实践表明,州市人行异地交叉检查,实现了检查权与处罚权的分离,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实践,有效发挥了综合执法检查的最佳成效。
记者:请周行长介绍一下,人民银行昆明中支的综合执法检查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
周行长:人民银行昆明中支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统一部署了全省综合执法检查工作。年初向全省印发了综合执法检查实施方案。并从人民银行昆明中支机关、各州市人行、昆明各县(市)人行抽调341人组成19个检查组,于2011年5月6日开始,对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338个网点进行检查,内容涉及货币信贷、金融统计、支付结算、货币金银、国库、征信管理、反洗钱、外汇八项业务,昆明地区还开展了金融信息安全调查。据统计,人民银行昆明中支在综合执法大检查工作期间,全省19个检查组共开展进场会谈182场次,调阅资料46354份,询问证人1900人次,调取证据11942件,离场会谈173场次,归档文书182份,形成《事实认定书》、《检查意见书》等400份,查出问题2281个。出具法律意见书110份,下达《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220份。共对110个银行金融机构罚款258.7万元,其中:支付结算业务96.2万元、征信管理63万元、反洗钱42万元、国库35.2万元、金融统计18.5万元、货币金银业务3.8万元。给予警告161家次,约见谈话128次,通报39次,风险提示41次。提出整改意见2281条。昆明地区金融信息安全调查发现风险点352个,风险提示22份。
记者:请周行长谈一下,此次人民银行昆明中支的综合执法检查工作,对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前的经营管理和今后的发展有何裨益?
周行长:综合执法检查只是众多促进云南金融业健康发展方式中的一种,检查不是最终的目的。人民银行昆明中支拟以此为契机,通过依法检查、合规处罚等方式,切实促进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夯实各项基础工作,确保云南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从全省反馈的情况来看,本次综合执法检查工作,对促进基层央行实现在地方党政有地位、在金融系统有威信、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碑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正向的作用。
人民银行昆明中支组织的综合执法检查,强化了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在政策执行上和业务发展方面的指导,促进央行政策的有效落实,督促金融机构增强执行央行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通过检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认清了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和服务职能,进一步提高了执行和落实央行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更好地服从人民银行的协调管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合规经营奠定了思想基础;金融机构以此次检查为契机,针对发现问题“促整改、促规范”,进一步优化系统流程,强化内部监督检查,加强了内控管理考核,全面提升了系统业务操作规范性、制度执行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高度重视人民银行昆明中支组织的综合执法检查工作,纷纷成立了以主要负责人为首的领导小组,从检查取证到后续整改等各个环节积极配合人民银行的检查工作,在现场检查期间就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并表示要把本次执法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在所辖机构开展一次全面的自查和培训,夯实执行制度的基础,确保经得住人民银行检查。据统计,整改期间,共计有125个被查金融机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内部处理,对主管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经济处罚63.6万元,解聘高管1人,行政处分112人次,通报批评个人68人次,通报批评机构网点20个,内部绩效考核扣分72人次,扣减绩效3人次,诫勉谈话8人次,责令书面检查3人次。
人民银行昆明中支组织的综合执法检查,在有效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的同时,人民银行在地方党政和金融机构的权威和形象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提升。如普洱市、大理州分管经济的副市长、副州长多次亲临检查一线看望慰问检查组,对综合执法检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人民银行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对于促进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意义重大,同时要求各金融机构认真对待人民银行的业务监管检查工作,进一步强化依法合规经营意识,妥善处理好经营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立足省情,放眼未来,抢抓机遇,发展共赢。
篇6
一、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可能带来的信贷风险
1.短期考核目标与信贷长期风险之间的矛盾。股东往往要求银行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以此作为考核和检验银行高管任期(一般一个任期为3年左右)目标完成情况和个人绩效的依据。在利润最大化的任期目标要求下,银行高管只能选择做大当期利润,在存贷款利差占主要利润来源的条件下,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发放高收益的贷款,增大利息收入,使利润增加。而银行信贷风险的主要特征就是风险的滞后性和长期性,很容易导致任期内的短期行为倾向,只顾多追求短期利润,而少考虑信贷的长远风险。
2.小股东利益与大股东关联贷款之间的矛盾。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是常常存在冲突的,资本多数决定原则时常成为大股东谋取私人利益、损害银行利益或小股东利益的工具,尤其是商业银行中,由于小股东没有占据着控制支配地位,小股东的利益总是暴露在控股股东的强权之下,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控股股东根据关联企业集团整体经济利益所做出的决策以及关联企业内部之间的不正当交易的侵害。小股东在无力对银行进行有效控制时,他们往往希望和愿意充当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他们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期寻求更多的资本回报。但少数对银行具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往往不看重银行的分红,而是希望利用控制权实施关联交易,从银行通过贷款等手段尽快取得超过投资额的回报。如果个别大股东利用这种管理权参与信贷决策,不顾信贷风险而将贷款投放于与大股东有关联的企业,很有可能形成风险贷款,影响银行的安全。
3.银行高管的政治命运与银行贷款安全之间的矛盾。我国商业银行的高管多为政府行政任命或由政府提名、股东大会通过,这样就使得银行的高管实际上具有非常复杂的身份和多重目的,但听命于政府是其最佳的选择。在政府协调贷款(因为按市场程序无法完成贷款时政府才会出面协调)时,这些高管难免会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政府的代言人,帮助政府实现借款意图,而置银行风险于其次。[1]在这种情况下发放的贷款,很难说能够保证贷款的“三性”。
4.股东知情权与信贷监督不够之间的矛盾。按《公司法》规定,股东有权知道所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但在现实中,股东往往很难知道银行的经营实情。为此,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必须定期进行信息披露。但由于一些银行怠于披露和出于尽可能少披露的意图,往往不能充分披露,股东很难从信息披露报告中了解银行的贷款发放情况,更无从了解每笔贷款的风险情况,也就很难对银行的信贷经营实施有效监督。
5.约束不力与信贷责任之间的矛盾。目前大多数银行对信贷责任有一定的责任追究,如责任终身制、扣发奖金等,对从事信贷工作的人员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是一笔贷款从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回收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流程链上所有人的共同操作方能实施,出现问题贷款很容易相互推卸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笔贷款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十亿元,如果发生风险而产生损失,不是一二个信贷人员有能力赔偿的。
二、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防范信贷风险的对策建议
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在于这个行业的高风险性,防范、控制经营风险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职能。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健全将严重影响信贷资金的安全,必须在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下,加强对信贷风险的控制。
1.将信贷风险纳入任期考核范围。要完善商业银行的内部契约,尤其是对高管的激励和约束相关的契约,在对银行高管进行任期目标考核时,不能仅以利润为主要指标,要计量贷款风险损失。考核期前对贷款按五级分类进行风险损失计量,到考核期结束时,要重新确认贷款风险损失,风险损失增减额与银行高管薪酬挂钩,并严格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的结果和拨备覆盖率要求计提风险拨备,按提取风险拨备后的利润考核。这样可以避免以不良贷款换取银行短期利润的做法。
2.用“企业宪法”限制关联交易。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山东银行系统调研时强调“防范关联交易风险是银行良好公司治理的重要标杆”。[2]股东可充分运用“企业宪法”——公司章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公司制度安排上约束关联交易的风险。在银行的章程中要对贷款的投放和管理单列专门的章节,进行特别的约束。要明确规定银行的关联交易数量和表决权限,例如,规定一般关联交易必须由董事会审批,重大关联交易由股东大会审批,而且在审批过程中,要实施关联股东的表决权回避,并强化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通过降低审批效率、提高审批门槛、增加审批的独立性来防范关联交易风险。在银行高管违反章程规定发放关联交易贷款时,股东可以行使撤销权,并可追究相关人员的赔偿责任。
3.健全信贷责任约束机制。在目前的信贷审核(批)委员会制下的集体决策机制,事实上已经成了银行推诿信贷风险责任的托辞,一旦发生不良贷款,很难去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应当从信贷业务人员到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建立更强的信贷风险责任约束机制。一是实行信贷人员(包括分管信贷的高管)准入制,实行严格的考核上岗制;二是健全信贷风险责任约束机制,建立严格、明确、公正、长效的信贷投放风险责任追究制及其责任认定指标体系,明确信贷政策、贷前调查、复查、初审、复审、会审、贷后管理等岗位人员及分管信贷的高管在贷款投向、投放、管理、回收中各自的责任范围。当贷款出现风险时,按照有关责任认定指标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进行认定,分清信贷资金出现风险的实质性原因,明确责任,分别给予行政处理、下岗收贷、降级、赔偿、禁入信贷职业、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3]
4.引入公共治理的方式。信贷风险的广泛性和隐蔽性,要求银行能够从全方位、多时空、多角度防范风险,而银行的信贷人员有限,有必要调动最关心银行信贷风险的广大股东共同关注。而在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股东不可能经常对银行的贷款安全行使监督权,要引入公共治理方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帮助银行防范信贷风险。
(1)股东质询制。针对小股东不能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对银行贷款安全知之甚少的情况,银行股东大会应制定股东对贷款的专门质询规则,规定股东可以定期针对银行的贷款情况向经营层提出质询,以增加股东对贷款安全、收益和流动性的了解,并可增加经营层和信贷人员的责任心。
篇7
本次调查历时3个月,以《银行监管统计数据质量管理良好标准》为基础,设计调查要素215条,发放调查问卷122份,通过座谈会、现场督导等多种形式,深入调查辅导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数据质量管理基础薄弱
统计团队力量尚未形成
首先,数据质量组织领导方式粗放。
从理事会层面来看,除省联社外的121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中只有望城农合行等6家机构在风险管理机制规划中涉及数据质量管理,桂东农商行等38家机构将有关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要求写入行社章程,其余77家机构的数据质量管理规划为空白;60%的机构理事会未考虑督促内审等相关部门定期对数据质量进行有效的检查和评估,40%的机构开展了涉及数据准确性的内审、稽核等常规检查,但未纳入理事会议事日程。
从高管层层面来看,全省仅先导农商行及芙蓉、雨花农合行3家行自我描述在《统计管理办法》中建立健全了数据质量管理机制。36%的机构缺乏高管层对数据质量管理从机制、分工、评价到问责的明确规定,61%的机构明确了数据质量职责分工,部分涉及问责办法。
从主管领导层面来看,主管统计的领导分工基本明确,对统计工作的财力、物力保障充足。88%的行社能够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主管统计工作的领导。98%的行社主管领导在统计经费和专用设备等资源调配方面能给予有效支持,但在建立分工协调机制和部署重大监管统计事项方面则存在明显不足,29%的行社没有建立分工协调机制,33%的行社未能提供与分工协调相关的文件,机制建立流于口头描述。
此外,部门设置五花八门、授权不全面、履职不充分,归口管理存在明显缺陷。
其次,岗位设置严重不足。
从归口管理部门来看,50%以上的行社归口管理部门未设置监管统计专职岗位,9%的行社岗位设置没有制度性规定,统计岗位人员数量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监管统计工作需要。从业务部门来看,各行社业务部门没有设置专职统计岗位,一般由业务人员兼职,63%的行社缺乏制度明确兼职岗位的统计职责。从AB角设置来看,各行社AB角设置混乱,难以有效发挥岗位作用。从统计岗位的配套建设来看,各行社均能满足统计岗位培训、系统设备维护等费用支出,但65%以上的统计人员表示监管统计岗位的薪酬水平与一般岗位一致,无法吸引和激励统计人员。
此外,团队建设亟待加强,主要表现在人员数量难以保证需求,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培训明显不足等。
同时,本次调查认知不足折射出组织、人员力量的薄弱。经对收回调查问卷逐条整理分析,发现被调查对象提供的26125条调查信息中,有4548条信息结论与事实描述不符,调查结果总体修正率达19%,农商行、农合行、县级联社的分类修正率分别为17.1%、17.4%、19.3%。
制度框架尚未搭建
业务制度普遍缺失
从调查来看,湖南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制度建设刚刚起步。从管理制度类型来看,以统计管理办法为主,个别行社同时制定了统计工作考核办法。从管理制度内容来看,不够科学合理,内容普遍不全面,较多涉及组织管理、监督检查、数据质量考核、部门职责等内容,协调机制、安全保密、系统保障等方面基本未涵盖。从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来看,已建立管理制度的60家行社中,有11家认定自身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
业务制度普遍缺失。当前,湖南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业务制度建设的现状是:122家被调查机构中仅有5家机构涉及业务制度的制定。业务制度的普遍缺失也造成了业务制度的内容、评价与更新、制度备案等多项数据质量管理标准无法评价。
项目归属关系的概念尚未形成。为确保统计项目的内容、方法和口径统一,明确统计项目的取数路径,早在2008年初,湖南银监局就明确要求,各机构根据监管统计指标与本单位会计科目及相关账簿“逐表逐项”进行对照,编制书面的归属关系和取数路径,以便于报表填制人员规范操作。从调查情况来看,湖南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对项目归属关系至今缺乏准确定位,部分机构认为列明归属关系即是按照银监会监管报表填报说明填制报表,部分机构期待省联社在系统中统一制定。
系统建设处于起步阶段
数据质量监控体系不健全
湖南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由省联社统一建设开发,目前在线运行的系统有综合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新农保系统、大小额支付系统等。其中综合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能够提供部分统计源数据,2012年6月信贷管理系统完成了二期升级改造,按新国标增加了贷款行业标识,增加了1104系统和人行大集中系统所需的部分数据要素。正在开发的财务管理系统,将进一步增加监管统计数据源。
数据质量监控体系不健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日常监控体系不健全。一是数据质量监控机制未建立。从省联社到各家县级行社均未建立完整的流程监控制度和差错纠正制度。二是数据源质量监控需改进。各行社业务部门对归口管理部门提出的数据源质量问题整改较为及时,整改完整率达70%,数据源的重复性差错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数据源质量监控缺乏制度约束,90%以上的行社没有明确数据源信息录入标准,66%以上的行社没有对数据源信息进行有效的复核,仅有45%的行社不定期开展过信贷、财务、资金营运等专项检查。三是归口管理的全面监控不足。55%的归口管理部门未对监管统计数据进行全面跟踪,33%的行社仅对一些重要、异动较大的数据进行监测。对报表的审核局限于表内、表间校验且高度依赖于银监会报表模板和客户端设定的校验公式。客户风险系统报表基本维持“谁统计,谁负责”的模式。53%的归口管理部门没有制定数据日常考核制度。部分行社由于部门职责分工问题,造成归口管理部门未能有效履行监控职责。四是数据质量监测不到位。85%的行社未建立与报表频度相适应的数据质量监测台账,已建立台账的行社完全依赖于手工记载,基本不涉及问题的成因分析。
第二,数据质量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统计现场检查能有效提升银行数据质量,促进银行统计制度的贯彻落实。从内控层面来看,70%的行社未将数据质量检查纳入内控合规体系,75%的行社归口管理部门未向内控合规部门提出过数据质量检查的建议,74%的行社内控合规部门未对数据质量进行过专项检查。内控检查的缺失,造成数据质量缺乏有效监控,管理问题难以反馈到行社高层。从归口管理层面来看,在制度建设上,79%的行社未建立监管统计现场检查制度。部分行社对统计归口管理部门统计检查的职权、方式和内容等方面有所涉及,但未具体规定监管统计现场检查的具体内容、程序、报告、处理和整改等事项。从业务层面看,没有制度规定相关业务部门须对业务范围内的监管统计数据源质量进行检查,但在实际工作中,43%的行社业务部门以各种形式对数据源进行过检查,其中37%的行社实际工作中仅风险管理部对信贷基础信息进行过不定期检查。
第三,数据质量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可以促进银行监管统计工作改进和提升。当前,湖南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统计考核力量普遍较弱。首先,省联社统一制定了《湖南省农村信用社县级联社经营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用于湖南省农信社县级联社的年度经营目标管理考核,赋予业务管理部数据质量、制度建设以及操作流程的考核权限,但是归口管理部门考核权威性不足。其次,业务部门的数据源质量考核体系尚未形成,81%的行社业务部门没有制定数据源考核制度,数据源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再次,考核激励约束不够,62%的行社未将考核结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已纳入绩效考核的行社数据考核占比在10%~30%之间,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篇8
关键词: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效能 全员安全 风险管控 执行力
一、目前我国仍处在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特殊时期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连续5年下降,2015年各类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2010年分别下降22.5%和16.8%,其中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55.3%和46.6%。尽管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持续好转,但形势依然严峻。这主要表现在安全发展理念尚未牢固树立、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全社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不强等深层次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薄弱,传统和新型生产经营方式并存,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和产能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新技术广泛应用,新业态大量涌现,增加了事故成因的数量,复合型事故有所增多。而随着城市规模日益扩大,所带来的城市建设、轨道交通、油气输送管道、危旧房屋、玻璃幕墙、电梯设备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也成为安全领域的新挑战。
二、国有企业安全管理中存在的几大问题
1.人的观念行为滞后。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许多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不在于制度的缺失,而在于人的安全意识淡薄,思想上的麻痹大意。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冒险违章作业,自持“技高人胆大”的无知无畏心态,嫌麻烦、认为只要小心点就没事的侥幸心理普遍存在,有时甚至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冒险行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人的思想意识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许多落后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漠视规则,漠视生命,是造成事故的根源之一。在企业中还有一个怪圈,越是最危险的岗位,越是低技能的人在干,把低技能的农民工放在高危环境中搞人海战术,致使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风险进一步增大。
2.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一提安全,无论是谁,都说重视。但很多时候只停留在口头上,雷声大雨点小。企业领导对安全管理的思想认识不深刻,对于生产安全的管理不够认真,领导不严、下级不细,安全生产工作只停留在应付性工作布置上,最终导致了安全常常只是口号而已。而另一些企业认为,合法合规生产就是安全的,企业负责人、管理者和操作人员取得了资格证就是安全的,有合乎国家标准的各种评价报告、安全资质就是安全的,实际上,这些只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说是底线和最低标准。惨痛的事故教训告诉我们:要防范事故企业必须严格安全管理。
3.安全管理效能低。后工业化时代,国有企业走向了多元化发展道路。地域多元,企业跨区域、跨国界生产经营;产业多元,多领域经营,新业态大量涌现;股权多元,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个投资主体转变。随着国有企业不断整合重组,管理层级增多,导致决策和管理的针对性差,决策要求在贯彻执行中也往往逐级递减,企业管理层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不能完全传递到生产作业一线,增加了安全管理、决策、协调的难度,这些都对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4.安全管控能力不足。管理资源匮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安全管理没有及时调整和跟进,企业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较弱,在企业规模扩张,设备技术更新,人员增多,风险增强的情况下,根本无力应对,只能是疲于应付,企业的安全管理往往靠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和其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程度去影响。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力。虽然很多企业的安全管理制度比较完善,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制度去实施,在作业施工中,标准低、毛病多、习惯性地违反安全制度这些行为常常发生,许多基层员工对于施工作业程序、安全操作规范毫不在乎,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现场安全管理的松散。
内部安全监督检查不深人。现在基本上每家国有企业都有安全监管体系,但相关职责却不明确,管理与监督两种职能混为一谈。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职能常常只由一个人承担,基层的监督检查没有执行彻底,往往停留在表面,深层次存在的问题还是发现不了。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近年来,国有大型企业基层岗位用工捉襟见肘,且现在的务工人员思想开放,接触信息广,流动意愿强,对于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下降,致使企业用工缺少稳定性,不利于企业开展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有些企业为了满足生a经营的需要,新进员工往往未经培训就上岗作业。而更多的企业对于安全教育培训却只停留在表面,对于员工真正需要掌握的安全知识不重视,大部分依靠以往不科学的经验操作,简单的安全培训不能达到真正操作中需要的安全要求,未实现全员、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埋下了安全隐患。
三、国有企业安全管理实践与思考
1.树立全员安全理念。尽管事故是多种不安全因素耦合和不安全行为累积的结果,但是要防止事故发生,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人:人决定一切。所以只要把人管理好,那么事故发生的几率就能降至最低。安全生产工作要树立全员安全的核心理念,不应仅依靠安全管理部门抓安全。不少人习惯性地认为只有相关领导、安全管理部门负有安全责任。其实,安全生产直接关系着员工的生命健康、家庭幸福和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企业中的每一位负责人,每一位员工都参与进来,否则提安全生产则没有任何意义。
如何做到全员安全,一是要强化全员安全培训。以提升员工安全能力为导向,开展员工危险辩识能力、安全操作能力、应急避险能力的三大安全能力建设,规范企业员工入职安全教育,落实重点岗位安全培训,强化员工日常安全教育,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工作中的重点,突出事故案例型、安全技能型的宣教培训,抓安全思想系统性、经常性教育,建立健全员工培训档案,切实提升安全教育培训实效,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二是要让员工积极参与安全管理,自主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采用《员工安全手册》,对应员工岗位安全生产职责,明确各岗位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事项的工作要求、标准,结合岗位安全自查,岗位安全培训,细化量化各项考核指标,推行全员安全目标考核激励,切实提高员工的安全履职能力和履职积极性,从思想深处筑牢执行观。
2.用责任打造根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责任是关键,要从深化企业各级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责任入手,进而推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形成,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建立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推进“知责、履责、尽责、问责”,日常照单监管,失职照单追责。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员工干什么,怎么干一清二楚,杜绝推诿扯皮。对企业来说,落实各个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安全的重要保障,不仅包括企业内部员工,还要落实承包商、相关方的责任。
在此基A上,要确保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通过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将安全生产责任分解落实到基层单位和部门,基层单位、部门再以责任书的形式落实到班组,班组将责任落实到员工个人身上。责任书应根据各级人员的职责进行区分,明确安全生产的责、权、利。
实行全员安全考核激励,对应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建立相对合理的评价标准,细化量化各项考核指标,除与年度绩效考核相挂钩外,探索建立更为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增强安全生产的内生动力,推行以“正向激励”为主的管理机制,进一步激发员工主动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
3.靠系统解决问题。安全生产,不能跟着问题跑,围着事故转,必须转变理念,确立系统管理的思想和主动安全管理思想,建立科学、高效、管用的安全管控体系。所谓安全管理系统化,就是从“从”“机”“物”“法”“环”五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而设计的,规范生产行为,使各生产环节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将管理的各个环节具体化、标准化、数据化,并通过PDcA持续改进,不断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近年来,推行的企业安全标准化和HSE体系,就是通过有约束力的操作规范、管理规范,保障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标准可依,构建行之有效的共管机制、检查机制、教育机制、应急机制、奖惩机制等常态化的日常安全管理机制,切实发挥标准化的基础作用。
4.构建高效的安全管理体系。建立一个设置合理,运行顺畅、精干高效的安全机构是提升安全生产执行力的重要条件。体系建立的原则是:一是要统筹兼顾,分工明确、分级管理;二是要协调高效,能依靠制度自主运行;三是生产指挥、检查、监督互相制衡;四是要在事故预防和应急指挥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基本内容包括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层次分明,形成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明确责任和权利,配备具有相应能力的专业人员,制定和落实规章制度,畅通信息沟通渠道。
在实际管理中,国有企业要建立分层级管理体系,清晰各层级安全管理机构的职能界定,强调一级对一级负责,在管理中各有侧重,有所区别,实施各层级对应的有效管理,提高管理的效率。要切实落实各级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委员会、领导小组)的管理职责,集团总部负责研究制定安全生产理念、目标、规划、标准和制度等,总体规划本安体系建设,监督指导和考核评价各级子分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子分公司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和集团总部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深入推进本安体系建设,监查指导和考核评价所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等。基层单位负责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突出加强风险预控,体系“落地”、现场管理、安全基础、教育培训、标准执行、制度落实等。
5.突出安全风险管控。安全管理即是和风险作斗争,组织准确地认知风险,使风险从可控到在控,风险尽在掌握之中,才能说是真正安全的组织。以危险源辨识、评价和控制为安全管理核心,建立安全风险预控体系,通过制定安全风险评估标准标范,全面排查、辩识安全风险,确定安全风险等级,明确落实管控层级、责任单位和管控措施,实施危险源监测、预警,切实融人到员工岗位标准化作业流程,推动安全生产规范、有序、高效开展。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构建从各级负责人到从业人员分级管控的事故隐患排查责任制,着力从体制、机制、制度上确保管理有效,确保排查整治闭环、常态、规范化运行。重点是推动安全检查清单化在岗位安全检查中的应用。在危险源隐患点排查建档的基础上,与各岗位职责相配对,通过岗位清单检查日志的形式固化在每个岗位,形成每天对岗位危险源、隐患点进行排查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使企业各层级、各主体对安全管理对象、重点、依据、途径、方法了然于心,解决管什么,如何管、自主管的问题。
6.提升安全执行力。无论我们制定了多么完善的安全生产制度,如果不能去执行,只将它用来应付检查,那么这些制度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企业安全管理执行,需要4个方面来保驾护航:一是制度从严,安全制度需要以人为本,不能脱离实际,要强化制度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它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各项制度要能够相互联系一致,避免因条例的不严密、不准确而造成执行困难;二是管理从严,落实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培训,抓好各项制度及操作规程的有效推行和实施,加强基层单位、下属企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的监管工作,将落实执行情况列入年度考核内容,确保各项制度及操作规程执行到位。在制度面前一视同仁,任何人违反了制度,都必须按照制度规定作出相应处理;三是分析管控从严,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则要仔细分析,找出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然后再进行整改,杜绝发生类似的安全事故;四是处罚从严,当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无论什么人违反了相关规定都应该处罚,不能有所姑息。
篇9
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联合国相关部门也正在研究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但该体系恐怕五六年出不来,还得靠我们自己”。
2012年6月,银监会出台了《绿色信贷指引》,在信息披露、信贷风险、流程控制等方面首次做出了相关规定,给出了监管部门将日渐重视绿色领域的信号。据上述银监会部门负责人表示,此刻他们正逐步深化细则,以期尽快颁布绿色信贷统计标准。
倒逼绿色“国标”
“目前我们只有行里自己的标准,来源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对鼓励类产业和限制类产业的规定,将明确为绿色领域的产业全放进去了。”工商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殷红表示。
有一些专家指出,连国家发改委自身恐怕也很难界定的所谓绿色产业,产业支持政策上易出现偏差,当下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窘境就与政策脱不了干系。银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很难把握标准,才会屡屡出现“漂绿”现象和信贷风险。
“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都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
尽管绿色环保是全球公认的未来方向,但何谓真正“绿色”,国际上也缺乏清楚的概念,具体到每个国家的态度与方案也不尽相同。
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环保事件,促使银监会加快制定绿色信贷国标。2009年,由于陕西省凤翔县东岭冶炼公司的长期污染,导致当地851名儿童出现血铅超标;2011年,国家环保部在各地排查的1930家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及回收企业中,取缔、勒令停产及整顿了近1600家;2012年9月,曝出全国“铝业巨头”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四年内发生过9起泄露泥浆事故。
“‘国标’何时出台、如何出台?这就是关键所在。”曾刚指出。
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表示,银监会眼下正在起草的有关绿色信贷统计文件,也可能成为除资产质量和收益状况等商业性指标之外,监管部门评价银行优劣的全新维度。
绿色信贷“国标”是否会真正为监管部门所用,关键就在于其范围的宽窄。“概念太窄了会有失公平,太宽了就失去政策激励的意义。”曾刚说,“此次‘国标’必须具备产业和行业上的差异化特征”。
面对“搞金融的人不懂技术,搞技术的人难懂金融”的现状,只负责金融领域的监管部门,进行跨行业、跨产业、跨部门之作,实属不易。
跨界难题
通常,环保企业尤其新兴产业企业都具备一定的高科技特征,企业运营中工业标准、能耗技术会涉及大量的新兴科技和方法学,以致于绿色产业的制定会涉及到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国家能源总局、住建部、交通部和铁道部等多个国家部委。因而,绿色信贷的统计也很难完全由银监会一家独揽。
“目前,我们的原始依据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及其他相关联的国家级文件。此外,各大部委有关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具体细则,也是主要的参照依据。”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做到项目环境效益可测量、可报告与可核实,是此次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
据悉,绿色信贷统计工作已经初步完成,目前正处于征询各部委意见和建议的阶段,预计今年底将开始在各银行进行试行,明年可能开始正式实行。
专家担忧,由于各大部委之间难以协调关系和平衡利弊,银监会只能在其间不厌其烦地“找最大公约数”。
例如,进行水资源研究的部委专家很可能希望将绝大部分与水相关的项目都录入绿色信贷之中,而进行电力研究的部委则提倡将更多的电力项目列入其中,各利益相关方势必会因此产生一些难调和的矛盾。
“先有产业政策、后有金融规划,这是常理。缺乏发改委来率先制定绿色产业标准,绿色信贷的出台不会太顺利。”上述专家认为。
据介绍,“国标”目前初定“十二五”规划中的三个重点领域为必须支持的绿色领域,即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业。
其中,制造业拥有国家提倡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诸如硅钢生产等传统产业升级的部分,再加上技术装备行业中效率高、智能化的技术升级设备等,以及能效服务贷款,都可被列入绿色信贷的范畴。
此外,碳排放达标且能耗合格的绿色建筑项目也应该被认为是绿色信贷。相对于公路交通来说更环保的轨道交通,亦可能列入绿色领域。
“这并不代表完备的绿色信贷概念。我们仅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在努力探索和完善中。”中国银监会统计部专题分析处调研员李晓文说,一个制度并非开始就趋于完美,常常是先摸索,而后逐步规范。
成本博弈
然而,专家指出,绿色信贷发展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政策或风险,而在于商业盈利。
在曾刚看来,2005年欧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形成后,业界的呼声和兴奋度非常高,普遍认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付出一定成本来挽救人类环境,这是高尚且理所当然的事情。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垮了人们的良好愿景,也凸显出碳交易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将所有人的焦点重新集中到了如何维系生存之上。由此,曾一路高歌的碳金融市场出现颓靡。
“这是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绿色经济势必具有外部性成本,会比普通经济模式高出一部分环保成本,相当于用现在的钱来购买未来。”曾刚称,“当欧美经济危机持续至今、失业率居高不下时,绿色经济自然会在全球范围内低调起来”。
外部性成本的存在,让绿色信贷至今仍遭受银行的本能排斥。前述专家也认为,唯有在项目盈利能力上下功夫,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银行积极性,避免仅靠“漂绿”来凸显其企业社会责任的现象发生。
“银行不能做慈善更不能无视风险,因而我们考量项目的首要标准还是商业回报能力。”兴业银行可持续金融部一位负责人坦言,尽管身为国内唯一的赤道银行,兴业银行也无法回避盈利问题。
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按照政府的财政参与度和市场机制的发挥程度,绿色项目的盈利能力大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即自身能产生现金流,只需少量政府补贴就能良性运作的项目,比如污水处理等。第二类是完全可以纯市场运作的项目,有着较为诱人的商业前景,几乎不需要政府补贴,比如水泥余热发电、城市新能源公交系统等项目。第三类则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诸如国家对山河湖海的治理项目,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承销债券来解决资金问题。
“经济效益最明显的第二类项目,才是银行应该更多介入的领域。”上述高管称。
但对于第一类和第三类项目,相关专家认为应该从国家补贴方面来寻找解决办法,因为市场80%的外部融资均来自于银行,银行每年好几万亿元的贷款余额具备很强的杠杆作用,如果政府能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补贴,则会引导银行向该行业有所偏倚。
如果直接给银行贴息或者允许税前提取拨备,以及在坏账核销程序中给予银行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有效刺激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篇10
【关键词】商业银行;合规风险;长效机制;防控
一、合规、合规风险的概念
关于合规的概念,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对合规的含义进行了如下明确:“合规是指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与法律、规则和准则相一致”;“合规风险”指的是:银行因未能遵循法律法规、监管要求、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已经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
二、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从银行业内控管理现状看,合规经营、合规管理、合规文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各类违法、违规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大案要案,给银行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声誉风险。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很小的合规漏洞都可能造成银行的巨大损失。邯郸农行金库窃案中,库管员盗取现金数千万元,如此巨大数额的现金,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转移,因此犯罪分子同时发展了数名同犯,在不短的时间内,整个银行都没有发现异常。1995年,有着23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突然一夜之间宣布破产倒闭,事后李森对自己的过往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对于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仍觉得很不可思议。伦敦总部的人应该知道我的数据都是假造的,这些人都应该知道我每天向伦敦总部要求的现金是不对的,但他们仍旧向我支付这些钱。”从李森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当中不应仅只有李森一人违规操作的原因,亦有周边人对李森的违规操作视而不见原因,更有管理监控缺失的原因。银行的制度不可能完全没有漏洞,内控制度执行不力,工作人员防范意识不强,就会为犯罪分子提供客观的条件便利。
三、当前基层行合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未能正确处理好业务发展与合规经营的关系
在经营管理中重业务营销、轻风险防控,重经营业绩、轻管理细节的意识依然存在,容易产生风险事件。
(二)员工的整体素质有待增强
一些基层机构对各项制度规定和业务知识学习不够,没有把警示教育、制度教育、流程教育作为一线员工每天的必修课。部分员工思想上对风险防控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对业务操作流程不够熟练,对风险的把握不够准确,在业务操作过程中规范性不强,极易产生操风险事件。
(三)风险防控的制度措施有待完善
现行的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常态下内控管理和风险防控的要求,应根据管理和风控要求,不断对办法制度进行修定和完善,为基层行风险防控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
在银行的平常经营过程中,侧重预先的风险防范,事前决策和结果执行的合规抓得紧,而事中监督和事后反馈环节的合规力度相对较弱;目前仍存在有章不循、“屡查屡犯”现象。对合规考核、问责、诚信举报等持续需要改进的后续制度建设相对弱化、合规管理的长效机制建设有待深化。
四、如何建立商业银行防控合规风险长效机制
机制是使制度能够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配套制度。它的基本条件:要有比较规范、稳定、配套的制度体系;又要有推动制度正常运行的“动力源”。良好的合规风险管理文化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基础,也是银行企业文化构成要素长效机制,即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长效机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一是明确合规风险防控责任。要建设好银行的合规文化,首先要从高层做起,高层合规能起到榜样作用,要强化高管人员“合规创造价值”及“以内控促管理,以管理促效益”的理念,树立合规风险防控责任意识,形成全行上下齐抓共管、整体联运的合规风险防控格局。大力营造遵章守纪光荣、违规违纪可耻的良好氛围,将“全员主动合规、合规人人有责、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渗透到全行员工的日常行为中,渗透到每个岗位、每项业务操作环节中,促使员工自觉遵循法律、规则和标准。
二是持续加强合规风险防控教育。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管理也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内控合规文化理念,每年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内控管理教育活动,培育和弘扬诚信至上的内控合规文化氛围,进一步提升全员合规风险防控意识,全面提升员工职业素养,增强全行员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三是建立有效的奖惩约束机制。实行内控管理问责制度,把合规风险防控工作纳入经营行和业务管理部门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将合规管理成效与考评机制相结合,增强对违规问题的自查自纠能力,加大对违纪违规、特别是“屡查屡犯”行为的处罚问责力度,对出现有违规行为的实行“零容忍”并坚决按有关制度规定进行问责和处罚。通过对违规违纪行为和相关人员的严肃惩处和定期通报,警醒员工队伍,真正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同时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对合法守规行为进行表扬和奖励,切实做到奖惩分明,对报告或避免重大合规风险的给予表彰奖励。形成合规人人有关、人人有责的健康局面。
全面抓好风险防控措施落地。切实抓好不同时期的重点领域防范措施的落地。同时发挥合规审查、履职监督与监督评价的作用,通过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高风险机构、岗位和环节的排查,健全完善制度流程和系统控制,多措并举防止风险输入扩散和交叉传染。同时加强合规安全教育,强化员工异常行为管理。
参考文献:
[1]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2006,(10)
[2]刘晓勇.《清华金融评论》关于健全银行风险管理机制的探讨,2015,(08)
[3]徐瑾,杨继绳.《中国经营报》警惕“权力市场经济”,2010,(11)
- 上一篇:公司职工代表履职报告
- 下一篇: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