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处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行政处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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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各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

1、制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

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职能设置，区司法局设行政处罚职权执法主体1个。执法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其中运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的法条共10条，细分为70项87档。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10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司法行政执法行为，积极推进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定权改革和优化我区软环境建设，加强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约束和监督，形成公正准确、科学详尽、分层、决策和管理落实的行政处罚权机制，结合我部门行政处罚执法实际，制定《区司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见附件）。

2、划分最低限度处罚标准、中间限度处罚标准、最高限度处罚标准

依据《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幅度标准》中有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幅度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确有应受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当事人主观过错、消除违法行为后果或影响等因素，划分为3档，即最低限度处罚标准、中间限度处罚标准、最高限度处罚标准。

（1）当事人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情形，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择最低限度处罚标准给予行政处罚，但不得低于法律规定的处罚最低限度：

（一）主动退还全部违法所得，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制定整改措施，并及时改正的；

（三）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查处其违法行为的。

（2）当事人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情形，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择中间限度处罚标准给予行政处罚：

（一）主动退还部分违法所得，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制定整改措施，并及时改正的；

（三）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查处其违法行为的。

（3）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没有上述从轻情节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择最高限度处罚标准给予行政处罚，但不得高于法律规定的最高处罚限度。

二、建立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各项制度

1、建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公开制度。将区司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标准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裁量结果应允许社会公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2、建立行政处罚释明制度。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对当事人的申辩意见是否采纳以及决定中有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应当予以说明。

3、建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法律审核制度。加大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审核力度，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行政处罚建议后，应经局法制工作机构进行法律审核后才能报局领导签发。未经局法制工作机构审核的，局领导应不予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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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和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税收法律、法规日趋完备。但是，在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中，税收执法不严，处罚不力，执法主观性强、随意性大等执法不规范现象仍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在税务行政处罚工作中，由于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和执法水平等原因，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对同等、同类型的税务违法案件课以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处理。这种做法一方面引起了纳税人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容易使纳税人对税收法规产生误解，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进程。本文仅对进一步规范税务执法，如何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阐述一些粗浅认识。

一、当前税收执法中税务行政处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税收执法人员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直接影响行政处理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从税务干部队伍收管理的现状看，素质问题始终成为制约队伍建设和税收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干部队伍文化层次、学历层次和专业层次不高，缺乏专业人才，使我们的税收执法工作成为形式，始终停留在过去“开票罚款”老路子上。很多同志，尤其是一些老同志片面地理解“执法就是处罚”，在处罚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一些主观的、客观的因素制约，在环节之间，权力之间形成制约脱节，加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导致个别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有的重情轻法，随意降低处理格次，甚至滥用自由裁量权，裁量不当，畸轻畸重，使税收执法工作有失公允。

（二）税收征纳环境不优，直接制约税务行政处罚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公平的法制环境。在市场经济中，税收法律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少数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和税务行政处罚工作中，不能客观、公平地对待每一纳税人，征税与纳税之间不能完全对待，税收执法服务工作不到位等现象，不仅影响了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还损害纳税人的合法利益，这便是对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的明显不公，容易导致偷逃避税等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容易使一些纳税人产生抵触情绪。在市场经济中，法制经济要求税务机关必须承认并尊重纳税主体的税收权利，处罚必须公正、公平、公开地进行，以优化税收环境，提高纳税意识，规范税收秩序，共同营造良好的征纳氛围。

（三）税务行政执法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直接影响行政处罚的统一性和标准性。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务违法案件处罚标准作了一定程度的细化，同时也给予税务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基层税务机关执法本身的规范和监督，如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制定的偷税案件行政处罚标准，对纳税人采取擅自销毁账簿或者隐匿账簿、会计凭证的手段进行偷税的行为，处以所偷税款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法律赋予税务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目的，是为了使执法主体能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幅度内，根据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情况更准确地体现法律的立法宗旨。但行政处罚中处罚自由裁量权并不是任意裁量权，税务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的裁量行为，从形式上看不管处罚数额多大似乎都是合乎法律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尽管上级局在处罚的标准幅度方面做了一些比较细的规定。但还是有较大的处罚空间，往往容易寄生收人情税、罚人情款等腐败问题。

二、造成税务行政执法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腐朽思想侵蚀，价值观念变形。少数税务人员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是产生执法不公、税收处罚不严的主观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呈多元化和开放性，税收对经济领域的介入具有广泛性和渗透性。税收所处的环境日趋复杂化，税务人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也日益频繁。社会上一些消极意识、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气“侵蚀”着税务人员，少数人受错误的价值观念诱导和制度以外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滑进金钱之上、唯利是图的误区。那种认为“靠山吃山，靠税吃税”的观点，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变形的反映。

（二）征管改革滞后，制度不配套，致使管理环节出现漏洞，是引发执法偏差、执法不严、以税谋私的客观原因。目前由于受一些主观的、客观的因素制约，征管改革的步伐参差不齐，相关内容也不可能一次性到位，税收管理缺乏透明度，在环节之间，权力之间未形成制约，出现“漏洞”，让税务执法不规范者有机可乘，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方式单一，查处偏宽，少数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是引发执法和处罚不公的间接因素。目前税务部门在改革中，机构设置不可能尽善尽美。极少数单位目前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使一些规章规章制度尽管三令五申仍形同虚设，对已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有的领导持“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对同志所谓“负责”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实施“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监督弱化，处理偏宽，致使某些思想素质不高的蜕化变质分子，有恃无恐，铤而走险，严重损害了税务部门的社会形象。

三、对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执法监督，建立制约机制，确保税务违法处罚标准的实施。执法监督是厉行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正确执行税法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执法监督，建立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典型案例库，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必须有高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与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保障。在具体的典型案例库细化处罚标准执行过程中，负责审理案件的人员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既要做到业务精、定案实，又要做到对号准、把关严。同时，建立健全税务行政违法案件内部集体会审复审制度，对税务行政处罚权力运作的过程实行全程监控，并与听证、责任追究、廉政建设和树立“法治型”国税机关等一系列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和有关活动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监控网络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税务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性，不断提高税务人员自身素质，防止并及时处理一切违法与不当行为，保证行政处罚细化标准真正落实到实处。通过执法监督可以及时发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问题。如何在税法规定的幅度之内更准确地运用处罚标准，打击税收违法，做到既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又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笔者认为税务机关实施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在坚持合法的前提下，可参照国际惯例和《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对纳税人的税务违法行为，根据其违法情节的轻重，一把尺子量到底，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

（二）强化典型案例宣传，公开细化处罚标准，营造良好纳税氛围。目前，纳税人税法意识比较淡薄，与税务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有着一定的关系。税收法制建设在抓内部执法人员的法治素质的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如何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则是一项长期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其中，典型案例的宣传，公开细化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也是法制宣传的重要内容。

税务执法机关可通过向纳税人印发典型案例宣传资料，定期举办税务违法案例讲评班，建立典型案例处罚标准互联网站等形式进行宣传，使广大纳税人能明确自己在处理税务事宜时应尽的义务与拥有的权利，牢固树立依法纳税、自觉纳税的观念。同时，宣传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的案例化，标准化，还可以以案释法，以儆效尤，使纳税人了解税务机关执法的原则、程序与内容，增强纳税人的法制观念，达到宣传与教育并举的良好效果，在社会上形成崇尚依法诚信纳税、抵御违法偷税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建立税务行政处罚标准典型案例库，细化处罚标准。笔者认为，对各级税务机关经审理并已做出处罚决定的税务违法案例，采取集体审议的形式，根据每一案例税务违法的事实、性质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本着“过罚相当”并有利于执行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由总局或省局对税务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标准进行进一步细化，分门别类，制定若干具体的细化标准，建立处罚标准典型案例库。该案例库一方面要有利于执法部门在此后的案件审理中，能够从中找到必须遵循的规范标准；另一方面还要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体现“对号入座”与法律监督相一致的原则，但决不是简单的案例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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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做法

（一）多方借鉴，充实基础。为了建立行政处罚裁量执行细则、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按照年初工作安排，20*年8月至11月，我们召集各有关科室负责人，先后研究了《辽宁省民政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市民政局细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编制说明》、《*市*区民政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意见》等对我局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具有借鉴意义的材料。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调研，还通过电话等渠道，了解我市其他县（市、区）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设计及运行情况，为我局建立合理、规范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深入调查，全面研究。结合民政“走百访千”活动，我们围绕民政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这一重点问题，积极开展社会调查，从各个角度，特别是群众的角度对民政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环节、范围、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我市其它市县和执法部门尚未开展此项工作。总体看，我局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还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设计的。

（三）广泛征询，集体讨论。通过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征求各科室意见，有人认为：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法规、规章赋予行政执法人员的职权，过细会束缚行政执法人员手脚，不利于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通过集思广益，我们仔细斟酌度量，最终结合*特色、*民政现状形成了《*区民政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试行）》。

二、存在问题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就像一把双刃剑，如果行使得当，则能实现个案正义；如被滥用，则极易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我局调研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处罚不公。一般来说，民政业务涉及范围广，各执法业务之间无交错关联，执行过程中，不可能由一个人决定裁量。而行政处罚的具体作出者是执法人员，执法人员对法律理解的局限性及受不良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容易出现畸轻畸重、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显失公平的现象。

（二）裁量权运用不当。在执法办案中，法律规定对同一类案件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作出不同处理，执法人员往往考虑相对人的社会地位、政治背景、经济状况等因素，对类似的事实、情节、后果作出不一致的处罚，导致自由裁量权运用不当。

造成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不当行使的主要原因：

（一）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用得如何，和执法人员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我局行政执法人员中，包括取得行政执法证的同志，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行政管理知识培训，理解法律条文比较肤浅，对案件性质和情节的认定，常因个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出现偏差。

（二）价值取向和感情因素的影响。执法人员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特别是价值判断标准如果受到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影响，再加上“人情关系”，自由裁量权就会发生偏差。容易造成轻错重罚，重错轻罚，同案不同罚的情况，最终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三）执法依据与地区实际情况的差异。自由裁量的依据一般是中央、省级单位制定的法律、法规，其实涵盖面广，对基层实际操作的指导相对较为模糊，而地方长期以来管理执行的差异较大，特别是民政执法的几项业务，比如生态墓规格的要求，就可能导致“大家都超标，谁超得多”的情况，最终，使我们的行政处罚裁量工作陷入类似“以五十步笑百步，罚百步不罚五十步”的境地。

三、工作建议

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不是创设新的处罚标准，而是对处罚标准的阶梯化、细化，使行政处罚更具操作性，其积极意义：

一是建立和完善裁量细则，对授权过于宽泛的法律、法规、规章条文进行细化，以弥补法律不周延的固有缺陷，延伸法律的功能和作用，规范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二是压缩了自由裁量的空间，使模糊的规定明确化，将宽泛的幅度具体化，减少了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可能性

三是裁量基准直观，容易操作，对行政执法人员形成约束，有效控制和减少执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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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处罚与行政调解良性互动的现实紧迫性

工商执法人员面对受理的每一件消费纠纷案件，一般都会涉及到行政处罚与行政调解这两种具体行政行为。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处理这些纠纷案件时，往往出现对违法经营者作出了行政处罚，但行政调解却反反复复最后以失败而终止的现象，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了维护，而消费者的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济。如果行政调解成功率过于低下，无疑会对“12315”的权威性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起码没有充分体现行政调解所具有的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法律特点。

基层执法人员常常感到行政调解工作难度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将行政处罚与行政调解充分结合运用，一些执法人员在行政调解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并行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导致不能将运用该程序可能获得的有关证据使消费者获得支持。执法人员过分强调自身的居中调解角色，为保证自身的超然公正地位而全面贯彻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消费者的天然弱势地位，一旦经营者认为消费者难以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时马上主动要求终止行政调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一系列法律规范都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必须依法采取措施，保障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这些法律规范无不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属于天然弱势群体，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依法予以扶持。工商机关在行政调解中的客观、公正、中立。是指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保证争议双方法律地位平等，依法查处经营者违法行为过程中的相关证据。使法律真实更接近客观真实，这些证据无疑将使消费者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这正是依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

基于当前行政调解工作的现实情况，为了避免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一步提高行政调解的成功率，树立“12315”的权威性，在处理消费纠纷案件时应在行政处罚和行政调解之间，建立一种协作互动机制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二、对建立行政处罚与行政调解良性互动机制的设想

(一)工商机关与消费者建立证据收集协作制度

从本质上讲，由同一消费纠纷引起的行政调解和行政处罚所针对的客观事实也是同一的。无论是行政调解还是行政处罚，都必须建立在对该客观事实调查清楚的基础上。现行法律规范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应对自己的申诉主张提供证据，工商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依法收集证据。这些规定总的目的就是要使客观事实清楚明了，如果能在工商机关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规范高效的证据收集协作制度，无疑对行政调解或行政处罚都非常重要。实践中消费者所提供的申诉材料会成为行政处罚所需要的案件线索。在处理申诉过程中，工商机关与消费者应及时加强沟通会商，根据个案实际情况确定消费者可以举证的范围，对确因客观条件不能举证的，由工商机关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依职权予以补充。

通过工商机关与消费者采取及时有效的证据收集措施，一方面使消费者在行政调解过程中由于具备了充分的证据，能更好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即使行政调解失败而转入民事诉讼程序，工商机关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所收集的相关证据材料，对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也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消费者作为重要当事人，所提供的不同种类的证据材料，将使工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具备更充分的事实依据，消费者积极有效的举证行为将大大降低工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执法成本。

工商机关与消费者之间的证据收集协作制度应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协作启动时间应在受理申诉以后，结合行政调解和行政处罚法定期限确定截止期：二是合理界定与消费者之间的证据收集分配范围，要根据个案实际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予以确定。

(二)将行政调解程序中经营者的行为表现纳入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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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行政处罚 移送 监督 刑事 涉嫌犯罪

一、涉罪案件的移送简析

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之间衔接不畅，实践中容易脱节，使得我国目前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的犯罪打击不力，应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很多被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了事。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最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涉嫌犯罪案件（以下简称“涉罪案件”）移交上，因为实践中，大部分行政处罚发现的涉罪案件都是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畴。因此，解决好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的涉罪案件移交问题，是合理构建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基础。所以本文所称涉罪案件移送，主要是指向公安机关进行案件移送。

所谓涉罪案件移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一是它体现的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对接，是国家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交接和配合。这是它的本质特征。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并不是平行线，不是绝对独立存在的，双方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是需要找到交点的。

二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打击行政执法过中发现的犯罪行为，由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大多是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所以涉罪案件移送准备打击的也主要是这些方面的犯罪。

三是它的关键点是执法者查处并且认为该案件“涉嫌犯罪”。这是启动移送程序的核心。“涉嫌犯罪”的认定主体是执法者，是他们综合执法收集到的证据结合相关法律判定的结果。

二、我国行政执法案件移送现状和分析

（一）移送主体界定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据此，移送的主体应该是行政机关。

200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移送规定》），该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

该规定的移送主体，包括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至于《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受委托的组织是否具有移送的主体资格，《行政处罚法》和《移送规定》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他的行政法律、法规也没做出具体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道路运输条例》等在法律责任条款里一般作如此表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建设、交通、环保、农业等不少行政部门都是将法律、法规授予自己行政执法权限委托给下属的事业单位进行，如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就是将行政执法权委托给下属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成都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正因为这样现象比较普遍，而法律、法规又没有对受委托组织的移送作相应规定，当受委托组织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发现有涉嫌犯罪案件时往往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该依什么程序处理。因此，受委托组织是否享有移送主体资格这个问题亟待解决，以弥补法律、法规的缺位。

（二）案件是否“涉嫌犯罪”认定困难

行政案件移送与否最核心在于认定案件是否“涉嫌犯罪”。《行政处罚法》、《移送规定》等法律、法规都没有对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如何认定认定“涉嫌犯罪”作出具体规定，立法层面缺乏认定“涉嫌犯罪”的程序和标准、依据。执法者在权限内处理的案件符合什么情况应当被认定为“涉嫌犯罪”，怎么去认定是“涉嫌犯罪”，现实生活中这些都依赖于执法者的自由裁量。

对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需要极强的专业知识，需要有刑法学理论作为基础，甚至需要有比较丰富的刑事办案经验。时代的发展，新型犯罪活动的出现，也客观上增加了对犯罪认定的困难程度。再者，行政执法人员一般注重对行政执法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平日对于犯罪案件的接触和研究有限，而司法机关又不可能介入行政执法案件的办理程序，这些都给行政执法者认定案件“涉嫌犯罪”制造了不小的困难。另外，在“维稳”的这个大政策背景下，有些执法者为减少麻烦，担心将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会激化社会矛盾或者由此引起群体性事件，往往都以罚代刑，结案了事。还有，从道德素质方面看，个别执法人员面对利益诱惑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容易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进而导致他们采取以罚代刑或者不移送方式来解决问题。

（三）涉罪案件移送环节存在不足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三十八条都只是粗略的规定发现有涉嫌犯罪的行政处罚案件要移交给司法机关。至于移送的程序，该法未作任何规定。为了加强行政执法和司法之间的对接，明确和规范涉罪案件的移送，200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移送规定》。该规定比较详细地对涉罪案件的移送做了规定和阐释。这个规定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法律失位和制度空白，为两者的顺利对接运转提供了可操作的法律空间。但是这项规定本身存在的一定的不足，何况截止今日十多年已经过去，社会高速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困难，都对处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问题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总体说来，涉罪案件移送程序衔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1.案件移送前，能否做出行政处罚；案件移送受理后，法院作出裁判前，能否做出行政处罚均不明确。关于能否在案件移送前或者是案件移送后，法院裁判前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和《移送规定》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我们只能根据这两部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推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从本条规定我们能看出法院作出司法裁判前，行政机关作出行政拘留、罚款处罚是被承认的，并未被禁止。这个时间段包括案件移送前和案件移送受理后，法院作出裁判前。不过行政处罚种类仅限于行政拘留和罚款。而《移送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可以看出该规定是承认了案件移交前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但是行政处罚种类还包括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以及法规、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对于案件移送前能否进行行政处罚，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常模糊甚至出现空白，这样造成了实践中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对接出现的很多问题和漏洞，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办理。对于案件受理后，法院作出裁判前能否追究行政责任，《行政处罚法》和《移送规定》也没有具体说明，相关规定的表述也略显模糊，实践中因为无法可依，出现了很多隐患，使得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难以实现无缝对接。

2.案件移送手续存在争议：

首先，没有明确规定案件移送和受移送机关的具体承办机构，不仅容易造成移送和受移送机关内部机构相互推诿，而且影响案件移送的办理进程和效率，浪费行政资源。

其次，《移送规定》第六条规定：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下列材料：（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二）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三）涉案物品清单； （四）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五）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由于没有统一案件移送相关文书格式和内容，实践中，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有时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和调查报告、物品清单的制作样板和填写内容上无法达成一致。另外对于“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没有做出相应的界定，也容易让双方产生争议，影响案件的移交和办理，甚至会成为公安机关推脱受理的凭据。

最后，有关涉案物品移交后的强制措施问题法律、法规没有做明确规定。原行政机关对涉案物品采取的强制措施诸如扣押、查封等，该如何处理存在争议。有的地方案件移交后，行政机关不再过问；有些地方解除强制措施，但将扣押、查封的财务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不理公当事人；有些地方行政机关则要求当事人在场，然后解除强制措施由当事人签收，随机公安机关再介入采取强制措施。总之，关于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模式处理。

（四）对公权力机关监督、问责措施难以有效落实

虽然《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甚至用了一半篇幅来对涉罪案件移交的监督和追责做阐述，但是现实情况中，监督也好、问责也好，往往难以落实。一是行政机关上级、检察院等监督机关知情渠道不畅通，难以有效参与到日常的行政执法和涉罪案件移交中去；二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往往缺乏力度，毕竟是同一个系统的上下级，日常联系紧密，相互之间容有利益关联。

三、涉罪案件移送改进措施

应该说从本文前面的论述来看，我国行政处罚涉罪案件的移交还存在很多不足和漏洞，需要大力的改进和完善。

（一）排除受委托组织的移交主体资格，明确界定移送主体的范围

本人认为，受委托组织不应当享有移送的主体资格。

一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组织本身是没有执法权限，它在委托权限范围内所做的任何行为都是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因此，它不应当享有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主体资格。

二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为了防止受委托组织滥用权限，侵害委托行政机关的合法权益，同时健全和完善委托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受委托组织也不应当享有移送的主体资格。

三是一些受委托组织人员力量不足、人员业务素质不高，而且该组织本身的财力、人力不足。它们若享有移送的权限，势必造成很多错案。另一方面，为了规范行政权运行，保护相对人的切身利益，防止受委托组织报复打击相对人、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委托组织的移送权限也应当受到限制。

因此，本人认为受委托组织不应当享有移送主体资格。受委托组织在执法过程中若发现有案件涉嫌犯罪的情况，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将情况及时报告给委托行政机关，由委托行政机关进行审查、监督。若委托行政机关认为确属于涉嫌犯罪案件需要移送，再由委托行政机关同相应的司法机关对接处理。

若委托行政机关认为不属于涉嫌犯罪案件不需要移送，而受委托机关认为属于涉嫌犯罪案件需要移送。此时，受委托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向司法机关进行举报。

（二）完善对“涉嫌犯罪”的认定

行政处罚涉嫌犯罪案件的已送，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行政机关通过调查取证，判断案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因此我们需要审慎的完善对“涉嫌犯罪”的认定。

一是要提升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对刑事相关法律政策的学习。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培训，注重对涉罪案件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和把握，尤其是对“涉嫌犯罪”的认定问题，要加以掌握和研究。突破执法人员知识单一化的瓶颈。这样有利于日后对涉罪案件移交的办理。

二是加强同公安、检察院等机关的联系和交流，定期开展联席会议，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同时注重同律师行业的交流合作。对于涉嫌犯罪案件的判定出现困难，行政机关难以决策时，可以向公安机关、检察院、律师等进行咨询。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近期开展的执法情况和出现的疑难问题，向公安、检察院等机关进行通报，有条件可以引入律师的参与。

三是完善执法内部监督制度和问责机制，减少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行政不作为的可能。加强内部的执法监督，对违反规定以罚代刑、不按规定调查、移交案件的执法人员要启动追责程序进行处理。

四、案件移送环节的健全

（一）明确案件移送前，能否做出行政处罚；案件移送受理后，法院作出裁判前，能否做出行政处罚

本人认为，在案件移交前，行政机关认为案件涉嫌刑事犯罪可以先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然后按照相关程序移交公安机关，并将行政处罚的相关情况向公安机关作通报。案件移送受理后，法院作出裁判前，不宜再进行行政处罚。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打击报复；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加重当事人的义务。最后，如果该案依法进入了审判程序，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充分考虑行政处罚情况，以防加重对当事人的惩处。

（二）案件手续必须统一、规范

1.本着有利于处理案件的原则，确定办理案件移交的具体对接机构，防止内部推诿，优化行政资源。

2.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和调查报告、物品清单的制作样板和填写内容尽量规范和统一，这样减少移交和被移交单位之间的争议。对于“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尽量做较清晰界定，这样会使案件移交手续更加具体、齐全。

3.原行政机关对涉案物品采取的强制措施诸如扣押、查封等，在随着案件移交办理应该合理处理。建议在与公安机关之间办理移交手续时，通知当事人在场，行政机关现场解除强制措施，然后再由公安机关启动新的强制措施。

五、健全监督、问责制度

篇6

《行政处罚法》为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程序审查提供了科学的法定依据，但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程序上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瑕疵)，这种行政处罚行为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并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上的正确性。如果予以撤销，将会使违法者逃脱法律责任，使公共利害受到损害。而且也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主张对此类行为不宜撤销，这种程序上有缺陷，但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正确性。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撤销的行政处罚行为，称之为程序瑕疵行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如何界定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和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

关键词：行政处罚、瑕疵、实体、权利。

《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为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程序审查提供了科学的法定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予撤销。但是不是所有的程序违法行为都毫无例外地予以撤销呢？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程序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瑕疵)，如行政处罚决定书做出后应当在七日内送达，行政机关却在第八日才送达给当事人。对这类程序违法行为如何处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多数意见都认为，这种行政处罚行为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并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上的正确性，如果予以撤销，将会使违法逃脱法律责任，使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主张对此类行为不宜撤销。这种程序上有缺陷，但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正确性，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撤销的行政处罚行为，笔者称之为程序瑕疵行为，并据此将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行为划分为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和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由于客观实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许多程序上有缺陷的行政处罚行为，审判实践中很难判定究竟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还是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如执法人员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未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盖公章，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进行调查时，执法人员有1人等等。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有较大分歧。本文所需要探讨的是如何界定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和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学术界关于界定程序瑕疵问题的几种观点及缺陷。

程序瑕疵问题虽然是审判实践中常见的问题，但在学术上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进行过系统研究，仅有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只是散见在一些论著的边角，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观点：

（一）主要程序、次要程序说。根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和正确性影响不同，将行政程序划分为主要程序与次要程序，能够影响行政行为的内容和效力的程序是主要程序，不影响行政行为的内容和效力是次要程序，违反主要程序的行政行为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违反次要程序的是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

（二）不影响实体权利说。认为不影响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不影响行政处罚正确性的程序缺陷是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事后不能补救的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

（三）补救说。认为程序上的缺陷只要事后能够或可能补救，达到未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是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事后不能补救的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

（四）综合说。认为认定程序瑕疵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的大部分内容和主要程序合法，没有侵犯相对人实体权益，且已经或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补救。

作为理论上的探讨，上述观点各有其道理，但无论从审判实践，还是从法理上讲，上述观点都有其致命的缺陷和不足：

（一）主要程序、次要程序说难以操作，什么是具体明确的主要程序？什么是具体明确的次要程序？依据什么样的标准认定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是主要程序，还是次要程序？全凭法官的理解和好恶，它并未提供一个明确的标准。

（二）不影响实体权利说既缺乏可操作性，又外延不周密，实际上有些违反基本程序原则的程序违法行为也不一定侵犯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如听证程序中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这样的行政处罚行为违反了基本的回避制度，但却不一定侵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三）补救说没有提示程序瑕疵的本质，实际上有些程序上的小瑕疵不可能补救，如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7日内送达，却在第8日才送达当事人，而有些严惩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实际上也可以补救，如先裁决后调查，但虽可补救，却不能掩盖其程序上的严重违法性。

（四）综合说既然是上述三种的综合，那么同样存在三种论点缺陷与不足，“具体行政确认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的大部分内容和主要程序合法，没有侵犯相对人实体权益”是软件，“缺乏可操作性，已经或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补救”是硬件，二者结合，将程序瑕疵之外，如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第8日送达给当事人等，不利于保障行政效率。

那么如何正确界定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寻根求源，从行政处罚程序的概念，构成要件入手来深入地分析研究。

二、行政处罚程序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行政处罚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时，表现出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时间包括行为发生的顺序和时限，空间则包括了行为进行时所表现出的方式和步骤。一个法定的行政处罚行为程序的构成，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步骤、顺序、方式、时限。

步骤。程序作为一个过程，是一个步骤一步骤完成的，程序犹如一条锁链，步骤犹如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不可脱节。

顺序。程序虽然由若干个步骤组成，但步骤与步骤之间前后排列有序，不可颠倒。如先表明身份，后实施监督；先取证，后裁决；先裁决，后执行等等 。

方式。完成行政处罚程序的外在表现形式，行政处罚程序的任何一个步骤都要通过一个形式去完成，没有必要的形式，行政处罚程序就无法进行，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等。

时限。行政处罚程序既要保障公正，又要保障和提高行政效率，因此法律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执法程序必须在一定的期间内进行，否则无法保障行政处罚行为的公平与效率。

将上述理论与审判实践结合起来，不难发现：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虽然有多种形式，但无不具体表现在行政处罚程序的四个构成要件上违背了法律的规定：

（一）擅自减少或改变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步骤。

（二）破坏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步骤的先后顺序。

（三）随意改变了或取消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

（四）缩短或拖延要求相对人做出某种行为或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限。

那么，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这四种形式中，怎样甄别哪些是程序瑕疵行为，哪些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呢？深入分析研究行政处罚程序四个构成要件的本质，就能制订出一个合乎客观实际的标准。

三、关于认定行政处罚程序瑕疵问题的几点拙见，根据对行政处罚程序概念及构成要件的分析研究。

笔者认为，违反行政处罚程序步骤和顺序的行为，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程序瑕疵行为；可补救的方式缺陷和行政主体在法定期间内不作为的时限缺陷可能认定为程序瑕疵。

（一）违反步骤与顺序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程序瑕疵行为。

既然步骤是为了保障行政执法程序能够按步就班地完成全部执法过程，那么对于法定程序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不可遗漏和任意改变，因此无论是遗漏，还是改变行政处罚程序的步骤，都说明行政处罚程序没有真正进行完全部过程，难以使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得到充分有效地保障。顺序是按照行政执法由立案到做出决定的规律制定的，是行政处罚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顺序的要求必须是上一步进行到下一步，不得任意改变，违反客观规律性的程序倒置，将混乱执法程序，典型的例证是“先裁决、后取证”不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任何违背步骤和顺序的行为都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简易程序的步骤及顺序是：

1、表明身份。

2、说明理由。

3、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

一般处罚程序的步骤及顺序是：

1、调查。

2、听证（法律规定可不预听证的除外）。

3、决定与送达。

上述步骤缺少任何一项或颠倒上述步骤的先后顺序都构成得撤销的程序违法。

转贴于 （二）可补救的方式缺陷可认定为程序瑕疵

行政处罚程序的方式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直接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表现形式应当是一种要式行为，为了保障、监督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在程序上能够有统一可行的标准，《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执法程序的方式提出了严格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按一般程序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裁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违法事实和证据；行政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期限；交待了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做出处罚的机关和日期，并加盖处罚机关的印章。行政处罚实践中，行政机关程序上的违法较多地表现在方式违法上，方式违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未制作书面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未告知当事人诉讼或起诉期限，未盖公章等等，如何判定方式上的违法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还是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确认方式上的违法是否可以补救，如果可以补救，则相对人在程序权利上受到的损害得到了弥补，并未失去该项权利，可以认为为程序瑕疵行为。补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由法院决定由行政主体补救，也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补救，相对人表示认同；也可以在法院确认的情况下以其他方式补救。补救可以在诉前已经补救完毕，也可以在诉中进行。如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未告知当事人诉权或起诉期限，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此项规定实际上已经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瑕疵的存在及其补救的确认，行政程序是对实体权益的保障，而根据该条规定，相对人并没有因行政处罚决定未告知诉权而失去诉权，其程序瑕疵已经通过其行使诉权得以补救。如果以程序违法撤销该处罚决定，势必造成再次处罚，再次诉讼的诉累，既不利于行政效率，也增加了社会负担。又如行政机关在进行调查时，执法人员只有1人，如果这种询问或调查制作了笔录，当事人同意并签了字或盖了章，说明当事人已认可了这种调查结果，也不宜以程序违法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盖公章的行为，一经送达即不能补救，因而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

（三）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为的行为可以认定为程序瑕疵行为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时限上的违法行为有如下几种：

1、行政机关超过二年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主体在法定期间内未履行其法定职责的。如采取登记保存措施后，未在7日内及时做出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做出后未在7日内送达给当事人；行政机关未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等。

上述几种时限违法行为中，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意味着行政机关丧失了行政管理权，即使按原程序进行处罚，其行为从形式上看是违反法定程序，实质上是超越职权，人民法院应以超越职权为由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那么对法定时限内不作为行为为什么不能认定为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呢？这是因为：1、行政机关越过法定期限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是如果法院以超期为由撤销该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就等于责令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期限后还要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而且法院以超过期限为由判决撤销，实质上也否认了法院判限令履行法定职责的正确性，这是自相矛盾的。2、“超限”而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法院不可能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而这样导致客观存在的行政违法得不到法律制裁，放纵了违法者，承认了违法状态，这决不是法治所期望的效果。3、行政机关虽然超限，但最后还是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实现了法律上的合法状态，法院再以“超限”为由予以撤销已没意义。因此对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时限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认定为程序瑕疵行为。行政机关未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的行为是较为特殊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行政机关在7日内通知当事人，当事人未提出异议并参加了听证，实际上是对这种违法行为的补救，可以认定为程序瑕疵；如果当事人提出异议，行政机关不予采纳，当事人以此为由拒绝听证，行政机关仍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人民法院应以违反法定程序予以撤销。

四、审理自选处罚程序瑕疵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对程序瑕疵的认定如何表达及处理问题。

对行政处罚程序瑕疵行为，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撤销，但应在判决书的理由部分明确认定其违法性；判决前能够纠正的应限期纠正；不能纠正或无需纠正的虽不作出实质性处理但应向该行政机关或其上级提出司法建议，告诫被告不得再犯。

（二）关于复合瑕疵问题。所谓复合瑕疵是指行政处罚程序出现两个以上瑕疵的行为。对复合瑕疵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如果复合瑕疵中有一项为时限瑕疵。那么一律不宜判决撤销，因为判决撤销既自相矛盾，又放纵了违法，也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复合瑕疵中全部是方式瑕疵，原则上也不宜判决撤销，但对于瑕疵太多、错讹太多的行政处罚行为。从有利于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的角度考虑，也可以判决撤销行政处罚行为。

参考文献 1、姜明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高等教育出版社；

3、1999年10第1版；

4、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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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组决定对部分中层领导职位实行竞争上岗，这是法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我十分珍视这次机会，并以报名参加竞争的实际行动来拥护党组决定。同时，也感谢各位同事、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使我有信心在参与中检验自己的能力、水平，激励自己更加奋发努力做好工作。

我这次竞选的职位是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处长。我的演讲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我对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工作的认识；二是我竞选这一职位所特有的条件；三是工作目标和措施。

一、我对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工作的认识 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工作的目的就是为审判工作服务，具体来讲就是“四个服务”，全心全意为基层法院服务，为审判业务服务，为领导决策服务，为机关工作人员服务。要搞好司法行政工作必须履行好六大职责，一是履行财务管理职责，为法院工作作好经费保障；二是履行物质装备管理职责，为审判工作提供技术手段；三是履行物业管理职责，为审判工作营造良好环境；四是履行机关接待职责，做到热情接待与节约开支相结合；五是履行机关后勤事务管理职责；六是履行指导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和审判庭建设及其他相关工作。司法行政装备工作的服务方向、服务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工作的高标准和高要求，既要从全局、整体、大处着眼，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又要从细微之处着力，把每一件小事做实，常常“细节决定成败”，要从细微之处不断提高司法行政装备工作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二、我竞选这一职位的条件

一是我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工作以后，我都十分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能够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我树立了“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的人生信念；具有吃苦耐劳、不尚空谈、坚忍不拔的品格和意志。我在研究室工作了数个年头，深深体会到法院审判工作的艰辛，树立起了为审判工作服好务的强烈意识。

二是我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回顾这些年的法院工作经历，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我都十分热爱本职工作，在工作中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管干什么从不讲价钱，更不怨天忧人，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由于工作需要，党组决定调我从事网络管理工作，我毫无怨言，积极、全面、系统地学习了相关网络知识，掌握了网络技术，尽职尽责地维护网络的正常运行，耐心地为同志们使用网络排忧解难。在党组的重视和我个人的努力下，从去年3月开始建设到现在，仅用了一年多时间，我院计算机网络的使用效益虽不算全省最好，但应用水平也还是名列前茅，去年获得了省法院的法院信息化建设先进单位。

三是我具有搞好司法行政工作所需的合理知识结构。首先，我具有较为坚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对法院的审判业务较为熟悉，就审判工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要求有较深刻的认识；其次，网络管理工作经历，使我对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提高法院工作的科技含量，提高司法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有较为全面的把握，能为司法行政工作的现代化提供较好的技术支撑。局域网管理、设备维护、网站管理等工作目前我已胜任。网络功能的进一步开发，还任重道远，但只要有领导的重视，有全院干警的支持，我有决心、有信心，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出色。

三、我的工作目标和措施

我们的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工作相比全国法院系统还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位置。只有加快步伐，才能赶上先进法院。我如果能通过竞争上岗，将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抓司法行政工作：

1、加强学习强素质。俗话道“业精于勤毁于随”。我将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抓好学习，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用专业知识的积累增强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同时，认真履行一名中层机构负责人带队伍的政治责任，以多种有效的形式组织开展各种学习教育活动，最主要的是发挥我自己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的优势，加强对同志们的辅导和培训，进一步增强他们利用网络管理机关事务的能力，更好地为法院中心工作服务。

2、科学管理促规范。管理规范化是服务优质化的前提和基础。我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组的决定，在原来打下的良好工作基础上再下功夫，针对财务、网络、机关接待、两庭建设、车辆管理、物资装备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特点，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推动各项工作沿着规范化轨道健康发展。一是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协调，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有关部门在经费方面的支持，落实两级法院审判工作和物质建设的各项经费。在党组的领导和规范下，用好每一分钱，确保干警的福利充分及时到位。二是进一步规范车辆管理，最大限度地满足领导和审判执行工作对车辆的需求；三是进一步规范接待工作，认真处理好热情接待与厉行节约之间的关系；四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努力做到物尽其用，管理有序，该管的管住，该控制的控制住。

3、与时俱进谋创新。我要充分利用自身知识结构上的优势，进一步挖掘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在领导决策、审判管理、庭审记录、诉讼文书制作、司法统计、公文处理、信息处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装备管理、车辆管理、档案管理等审判执行事务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建设完善视频会议系统、通信系统，实现审判信息资料、法律法规信息资料、图像信息资料和其他信息资料的传输、储存和共享；实现审判工作网络化，行政管理智能化，人事管理信息化；将法院信息化管理与整个法院现行管理对接，促进传统管理模式向现化化管理模式转变。不断完善现代化管理手段，逐步实现常规办公无纸化、档案管理电子化、流程监控网络化和庭审记录电脑化，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绩效。

4、优质服务为审判。司法行政工作要树立大局思想，总体意识。在整体上与相关庭室搞好“对接”，树立整体分合观念。做到职责上“分”，思想上“合”；制度上“分”，关系上“合”；工作上“分”，目标上“合”，互相替补，平等相处，全局“一盘棋”，达到整体联动的效果。我将把全心全意的服务意识体现在一言一行中，努力提高服务水平，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日常工作中自觉做到热情服务、主动服务、耐心服务、文明服务，一定做到领导和群众一样尊重；忙时和闲时一样耐心。我将和司法行政处的同志们一起用我们旺盛的工作热情和周到细致的服务，为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为法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全院干警的切身利益奉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篇8

    一、与时事结合,突出教育为本

    高中政治新课程着眼于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思想政治课应该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践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因而,在课堂上,强调理论性的政治教育要秉持其思想教育的本职职能。将教育放在基础的位置上,端正学生的情感态度。教育融于生活,能够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的教育职能。高中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单纯的理论性的教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生叛逆心理和抵触情绪,与之相对应的,将思想政治教学与学生关心的时事相结合,将思想政治依托于学生所处的社会生活中,引导学生由生活中的点滴来学习思想政治知识,通过各种好的典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完成思想政治的教育职能。

    二、以启发为主,建立互动课堂

    在以往的教学体系中,教师的授课方式和课程安排都是几乎一样的,而学生则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学生作为一名课堂的实际参与者,却在预定的教学模式中失去了主动权,他们不再思考、不再质疑、甚至不再关心,而只是一味地规规矩矩的记下考试的重点,背诵的难点。学习成为一个死记硬背、了无生趣的过程。老师与学生在这样传统的模式中达成了难得的“默契”,都被束缚得标准老实,毫无参与性可言,亦无积极性可论。高中新课程标准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学生有着无限的潜力可以开发,而这样的潜力不是在“束缚”的标准教学大纲中可以实现的,它需要更加灵活人性的教育方法来激发,相比于“如何教会学生”,我们应更多的考虑“如何让学生学会”。在思想政治课堂上,需要更多引导学生去思考。探索、研讨等认知活动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得学习成为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启发学生的政治思维能力。教师也可提出良好的具有启发性的例子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以学生为主体,辅以教师引领

    在新课标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有效性受到了质疑。在课堂上,学生往往是“回答者”而非“对答者”。教师和学生原本应当在问答的形式中进行学习,而最后却演变成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这样一来,活动有形式无内容,研讨有架构无内涵,学生还是未在已经改革的课堂收到改革的成效,成为表面上的主体,或者说是虚假主体。这样就失去了思想政治教学的内在职能和真正的价值。表面热闹生动的课堂,依旧无法起到价值引导、智慧启迪的作用。将学生放在主体的地位,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重要途径。真正的以人为本,是将学生看做课堂上的合作者。传统的教学中,老师是传授知识的“海洋”,而现在,学生应当成为汇聚成“海洋”的“小溪”,他们有能力成为主动掌握知识的主体。真正的课堂应该“还给”学生,老师不再是独奏者。这样,学生才能提高积极性,以“演奏者”的身份参与到课堂中。

篇9

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有效实现行政目的而实施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和执法方式的重要变革和补充。司法行政指导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在其职责、任务和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内，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和政策，在司法行政相对方的同意和协助下，通过采取非强制性措施和业务性、技术性指点，实现一定的司法行政目的但不产生>！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在管理与执法领域引入行政指导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转变行政理念。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建立行政指导制度，改变过去管理就是审批和处罚的传统观念，树立起管理就是引导和服务的新观念，在实施行政指导过程中，更加注重与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交流和沟通，更加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愿和诉求，更加注重帮助行政相对人实现良性发展，自觉地将引导和服务作为日常管理的重要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切实将引导和服务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2、有利于完善行政职能。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实施行政辅导、行政建议、行政约谈、执法提示等行政指导，主动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引导其合法执业，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自身行为。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执业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对其进行法律法规宣传，帮助其迅速纠正错误。通过实施行政警示、整改告诫、案件回访、案后帮扶等行政指导，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警示，责令其停止和改正违法违规行为，并实施督促整改和案后救济措施，巩固行政执法效果。将行政指导贯穿于司法行政管理工作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使司法行政职能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

3、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法律服务是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能，法律服务工作的好坏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发展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服务机构不仅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将行政辅导、行政建议等纳入司法行政管理的常规工作，引导法律服务机构树立维权意识、品牌意识、信用意识，为法律服务机构营造一种有利的执业环境，促进法律服务机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司法行政部门服务能力的提升。

1、辅导。是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能和国家相关政策，对特定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审批业务进行指导，并根据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就所涉及事项进行政策宣传、政策解读、政策咨询等重点辅导。

2、建议。是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职能，在日常行政监管中主动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引导其合法执业，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自身行为。

3、约谈。是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执业活动中的突出问题，采取集中或个别约谈方式，对其宣传法律法规、指出存在问题，帮助其迅速纠正违法行为。

4、提示。是行政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投诉情况和日常监管数据信息，为有效防范某种违法行为发生，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宣传、解释法律法规，提前告知各项监管要求，提示、引导、督促其按照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履行义务。

5、警示。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监督检查过程中，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显著轻微、无主观故意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适当方式警示其立即纠正错误，并告知其正确的规范和要求，而不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6、告诫。是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案件查处过程中，责令案件当事人停止和改正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告知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改正违法违规行为的措施，防止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延续，违法违规后果进一步扩大。

7、回访。是行政机关对本机关或下级行政机关查处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回访，指导、帮助和督促案件当事人落实整改措施，巩固行政执法效果。

8、帮扶。是行政机关对因主观或客观原因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有困难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督促整改和案后救济措施。对确有实际困难或合理要求的，认真听取理由并依法决定暂缓执行；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的，督导其迅速纠正，必要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推进行政指导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自愿性、合法性、合理性、公开性、便民性等几项基本原则，注意避免行政指导操作不当，造成违法指导、乱指导、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乱作为等问题的发生。

1、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应以行政管理相对人自愿为前提，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自主选择，通过说理性的沟通，使行政相对人认同和自愿接受行政指导，不得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等方式迫使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不得因行政相对人拒绝接受行政指导而对其采取不利措施。

2、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职责与职能范围内实施行政指导，不能任意地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所实施的指导行为不得违背法律精神、原则和规定以及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不得侵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外，行政指导的依据、内容、方法、程序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等信息应依法公示，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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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权和公民权的作用

以现代国家和个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的关系为大背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地位和作用可谓基本了然。现代行政权是国家得以直接、能动地影响个人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最有效的一支公共力量，社会需要行政权主动地发挥其维持秩序、保护相对一方权利、增进公共利益和福利的积极作用。顺应社会的需要，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授予行政机关各种管理权能及相应的辅手段，从而保证行政机关及时、有效地处理形形关涉公共利益的问题。秩序行政到服务行政、给会行政的演进是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有力肯定，亦是行政法在法律上确认这种肯定的很好例证。当前，法律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两大类行为范式：一是具有直接对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配置和实现产生影响的法律效力的行为，包括赋予相对一方权利或解除相对一方义务与剥夺相对一方权利或课加相对一方义务的行为，其集中体现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二是对相对一方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施予指示性的、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影响的行为，如行政机关就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等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其特点是缺乏法律强制力，自由裁量性和政治性强，在当今政府施政中占较大比重。对上述行为范式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权在现代行政管理过程中主导性的法律地位。然而，行政权的操作者毕竟是同具人类弱点的普通平凡的人而非天使。使普遍抽象的法律规定有机地与具体个案情形结合起来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的认识过程，行政公务人员既需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之意义及规范背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内蕴，亦需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对具体事件的全部情形有清醒、理智的了解。这其中，或者由于客观复杂因素的影响，或者由于公务人员才智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或者更严重地，由于公务人员职业德行和品性上的缺陷，行政权行使的失误或权力的故意滥用都在所难免。这些与人们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合理期望相悖的情形是行政权的消极一面。行政法与身俱来的控权、制权理念就是对行政权潜在的负值效应的反证。当然，鉴于上述两类行政行为的目的和作用的不同，行政权受到法律制约、控制的程度和受监督的形式也就不同。由于前一类行为一旦违法，就会直接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公共利益，故其主体资格、权限、法律法规依据、程序等受到法律严格限定，其特点是权力受法律规定细密、自由裁量有限、受监督的形式具体。一般称之为“消极行政”，其行为准则是不得为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即“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它不仅要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一定范围内，还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对这类行为的违法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法律对后一类行为往往只规定行为模式和实现行政的目的，不设定法律效果，希望通过利益机制和激励机制来调动相对方的积极性，靠政府的威信和政府内部的行政纪律来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只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又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尽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的积极作用，通常称之为“积极行政”。只是这类行政行为一旦失误，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会十分巨大，因而，其仍须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要为行为后果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作为行政权的相对一方——个人和组织的权利与自由（以下概称公民权）的行使亦因主观、客观的原因而具积极和消极的作用。确认公民权利、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而社会文明和进步又是在公民权不断得到确认和保障、人闪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得以尽可能施展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公民在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公民个人追求自己在社会中诸般正当需要的满足的行动基础和保证，个人和组织根据良心和理智自由地行使这些权利，可以不受阻碍地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建立良善健康的社会关系并在其中获得自身利益的实现，而社会共同体亦在整体上迈向更高的文明境界。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人民的斗争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公民权范围日益扩大，法律对权利的规定越愈细密，形成有机的权利体系。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我国，尤其是在近十几年来，在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得到空前的发挥，经济成就已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公民权的积极作用可见一斑。然而，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对公民权限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民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这恰恰是基于对公民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的考虑而作出的限制。每个公民都是社会中的人，他在进行社会交往中必然与其他公民或组织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法律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和自由旨在帮助其相对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意志而不为社会关系中的其他人所阻碍。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民个人超越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或滥用其权利的情形在所难免，这又往往要导致法律欲意保护的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尤其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律调整尚未完善的条例下，由于各种思潮的冲击，利益格局的变化、拜金主义的影响、自律机制的削弱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人违法行为或滥用权利，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因此，法律要求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可能或已经违法行使或滥用的情形予以预防、控制和惩戒。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的错综复杂性，即使公民个人或组织有合法理由地行使各自的权利和自由，有些情形下，也会造成矛盾和冲突，这种对抗的结果同样是社会无法容忍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的无序，同样需要公共权力进行调节。

综上所述，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都具有两面的可能作用，行政法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调动两者的积极因素，最大可能地抑制其各自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