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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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初中物理 探究式实验教学 主要环节

一、引言

在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初中物理教学工作者必须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使得物理课堂更加生动有趣,积极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探究式教学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在物理教学中教师要特别注重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师在课堂教学和管理中要善于分析、研究学生的需要层次和结构,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增强学生自我激励、自我调控、自我完善的能力,让学生体验责任感和成就感,在愉快中完成学习任务。探究式实验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学习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研究的课题,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它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实践性、探究性。比课本上的实验难度高,得到什么结果,都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探究的过程和方法,更能充分展现出学生各方面的智力特长,有利于进行多元评估。

二、探究式实验教学

物理教学的探究性是物理新课标的主要特征。传统的实验教学的设计过于强调实验对物理知识的验证。教师要改变实验教学“照方抓药”式的现状,加强物理实验的探究性设计。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发现学习和生产生活中的有意义的物理问题,根据具体情况设计解决物理问题的实验方案,并予以评价和优化;通过实验收集有关数据,并加以科学的处理;通过交流讨论,分析综合对实验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得出科学的结论;初步认识实验条件控制、数据定量处理、模型和假说等科学方法在物理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三、八年级物理探究式实验教学的主要环节

科学探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要素有: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八年级物理教师在实验探究教学中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程序上的“工作单”,让学生学习探究。结合八年级课堂实验教学实际,比较好的形式有以下主要环节: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设计实验―进行实验―分析和论证―评估与交流。探究式实验教学的主要环节,为教师设计教学策略提供参考的框架,为教师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提供了帮助。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涉及全部,也可涉及部分,要根据实际适当安排突出不同环节的探究活动。现在引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物理》第四章第三节(人民教育出版社)加以说明。

提出问题:水在沸腾时有什么特征?水沸腾后如果继续加热,是不是温度会越来越高?

猜想与假设:可能的答案。

水在沸腾时有水泡,有热气,还有滋滋的响声。

水沸腾后如果继续加热,温度会升高/降低/不变。

设计实验:

用酒精灯给水加热直到沸腾。当水温接近90℃时每隔一分钟记录一次温度。在图上作出水沸腾时温度和时间关系的曲线。

分析和论证:

可以从这个实验中得到什么结论?跟你猜想或假设有何差异?

评估与交流:

在实验过程中是否有误差?某些仪器(如烧杯,酒精灯)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若验证结果与自己设想的不同,原因在哪里?在实验过程中是否发现了新问题?是否有继续研究的兴趣?

通过这个贴近生活的实验,学生可以培养发现生活中物理现象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习惯,了解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提高学习物理的兴趣。

四、结语

随着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知识不断更新,这就要求八年级物理实验课堂教学也要与时俱进。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学以提高学生的物理探究能力为目标。教师通过有效启发,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八年级物理教师平时要注意及时捕捉当地、当前的热点问题作为课堂教学内容的背景材料,以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帮助学生较好地掌握知识,了解前沿,更好地提高师生之间的感情、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当然,八年级物理教师,也应该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由于学生学习能力有差异,因此在实验教学中实施探究式教学方法时,教师要能因材施教,依据不同学生得出的不同的实验结果给出学生能接受的讲解。总之,在八年级物理教学中实施探究式实验教学,师生双方受益,但对于实验难度的把握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度的把握也要和学生的掌握能力相一致,这是值得深思的又一个难题。

参考文献:

[1]张义仁.物理[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3.

[2]张宪魁,王欣.物理学方法论[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3.

[3]张立华.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J].中国校外教育,2009:74.

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历史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史

历史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并预测其未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实质在于探求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认识该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高等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大概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提出研究问题

首先，在进行高等教育历史研究时，应分析研究课题的性质、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有关的资料条件。这里应指出的是，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无条件地使用历史研究法，所以要权衡必要与可能。

这里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史观同史料的关系

处理好教育史观同教育史料的关系，是为了坚持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建国以来，史学界在史观和史料孰为重要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我们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即以史料为基础，以史观为指导，首先是掌握史料。

第二，教育同政治经济的关系

教育是历史的产物，受当代政治经济的制约，只须有共同的历史背景，不同国家或教育家，也会产生同样或类似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观点来。如孔子提出启发式教学，古希腊哲学家也同样提出过。近代西方国家先后出现普及义务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也都为了服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各国教育史告诉我们：教育对促进政治经济发展有反作用。英国曾经是世界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一变成为"世界工厂"，执世界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牛耳，但仅仅一百年光景，欧洲大陆的德国赶上了它，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原因之一是英国没有让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像古老的剑桥和牛津大学还作为培养绅士和牧师的场所，而游离于技术革命之外。相反，美国抓住了教育，把智力投资同经济投资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在《美国经济史》一书中总结说"我们不可能做到准确估计教育对工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可以肯定说，这种对人的投资是在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提供有技能的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广大教师智慧同教育家个人贡献的关系。

一种教育经验的传播和理论的建立首先要看到它是广大教师智慧的结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并非无视教育家个人的作用。一种朴素的教育经验，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有的人则不能？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肯定孔子、夸美纽斯是卓越的教育家。

第四，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同特殊规律的关系。

教育发展过程有普遍规律，也有其特殊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着五个阶段。这是一般规律，从而决定了世界教育发展的共同模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国家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又决定了各个国家民族教育发展的不同模式。即使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处于同一个社会形态，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政治体制的不同，也决定了教育形态的各异。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教育体制就不一样。

二、搜集史料

三、对史料进行鉴别、评价

因为搜集史料和对史料进行鉴别评价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所以放在一起说。

教育史料中包括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第一手材料是指从过去保留下来或者目睹或参与了某个现象的个体为记述该现象而创造出来的信息源（如日记、歌曲、地图、一组测验成绩）。在历史研究中，几乎任何一个物件或口头叙述都可以成为第一手材料。 主要有：

（1）文本和其他媒体，文本材料是历史研究最常见的一次文献类型。

（2）口述史。在许多文化中，人们用民谣、传说或其他口头语言形式为后世保留过去事件的记录。

（3）遗物。

（4）定量材料，人口普查记录、学校的预算、上课出勤记录、教师的成绩登记表、测验分数和其他数字数据的汇集都可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有用的资料。

第二手材料：是指某个文件或其他类型的记录信息（如录像带），其中作者讲述了某个自己不在现场的事件或情形。第二手材料的作者叙述依据的是目睹过事件或参与了事件的个体的描述或记录。

教育档案总的说属于第一手材料。档案具有两重性：首先是它的原始性，再则是它的记录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伪造立档单位档案，即档案赝品，应用者要善于鉴别、决定取舍。由于教育问题总是同当代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相联系，所以研究教育问题，除了查阅教育档案，也要查阅与教育有关的其他档案，既要看正面的档案，也要看反面的档案，使问题研究更加客观、全面、深入。

静态的史料固然重要，动态的史料也不可缺少，这就得进行调查、考察、参观、访问。一种教育史实，往往档案中看不到，需要向当事人了解，从他们现身说法中，取得第一手材料。电影纪录片、电视和教育卫星也是动态史料，而且是最生动、最能反映历史真实的动态史料，因而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四、对史料进行分析、解释

（1）历史分析法。所谓历史的分析方法，是通过整理，排比史料，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分析和清理出发展线索，明确其内在的相互关系或因果和关系，论定问题的是非。也就是说，历史分析方法是以观念的形态再现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其特点是丰富性。直观性和具体性。

（2）逻辑分析法。历史研究，必须遵循形式逻辑规范，以它作为定义，推论和判断的一般程序，逻辑的分析方法，正是指运用逻辑学方法去认识研究历史山的教育问题

（3）阶级分析法。在研究教育家的思想时，因为个人是从属于阶级的，任何一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活动，都离不开他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应当把它们联系起来考察。

一定的教育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因此对教育制度，也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

（4）顺向考察和逆向考察方法。教育发展过程具有两种历史联系：一是从既往的事实探究教育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原因。二是从往后的事实探究教育理论和时间所引起的结果。在方法上，前者应用顺向考察，后者则应用逆向考察。

但是过去我们都习惯于应用前一种方法，而没有或减少用后一种方法。实际上这二者对于解释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都是必要的。因为任何时代建立的教育制度，或孕育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和阶级限制，它的全部性质、内容及所发生的作用，它所蕴藏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才能呈现和暴露出来，从而据此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5）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方法

教育发展经历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些过程包含纵向的和横向的两个方面。为要揭示这个发展规律，就得应用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方法。

作为一对矛盾运动，所谓纵向研究，就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引起教育制度、内容等的更迭，它的表现形式是从低级状态过渡到高级状态，而所谓横向研究，就是指，在教育制度方面，它同政治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本国同外国教育的相互关系；在教育思想方面，它同当代哲学、政治和伦理思想的相互关系， 它的表现形式是从分散状态过渡到整体状态。

五、形成研究报告

参考文献：

[1]李文兵.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探微.现代教育科学，2010，3.

[2]王守义，畅饮婷.历史研究方法短论.晋阳学刊，1990，2.

[3]高时良.教育的历史研究方法述略.教育评论，1985，5.

[4]林伟.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初探.教育学报，2009，4.

[5]邓佑玲，杨阳.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2，3.

[6]王飞，张宝昆.高等教育史研究中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教学研究，2006，11.

[7]李均.开拓历史通往现实之路--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史研究上的建树.教育发展研究，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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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布洛赫；比较史；情怀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39-02收稿日期：2016-05-04

作者简介：卢昕（1994―），女，甘肃西和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社会文化史。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1929年他与吕西安・费弗尔等人合作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成为年鉴学派的开山之祖，紧接着连续发表诸多重要的文章，其理论思想日渐成熟。他一边主办杂志，一边细致深入地研究西欧中世纪社会现状与发展概况，其研究成果《封建社会》的问世促使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报告《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中有关比较史学理论的系统阐述，也成就了他现代“比较史学之父”的美誉。他作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其思想对史学发展影响深远，促使年鉴学派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之一，受到了诸如伊格尔斯、斯托雅诺维奇等美国史家的高度评价，称其“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1]，

认为马克・布洛赫等人的思想“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2]

一、为比较史学辩护的前瞻意识

为比较史学而辩护的前瞻意识是布洛赫基于历史学方法深刻研究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他敏锐地认识到了比较方法在史学领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与突出地位，故而将之前单一、割裂、简单、零碎的比较通过文章进而整合，从而为历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统一、系统的历史学比较方法，他的历史学前瞻意识体现了他广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历史素养、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历史情怀。

现代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现代史学科学解释与分析进行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之一。“它是通过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从而探寻历史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史学方法。”[3]布洛赫指出：“比较方法作用广泛，我认为普及和完善该方法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一项最为迫切的必要任务。”并且他预见：“比较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深入细节研究中去。比较方法的未来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学的未来，就取决于此。”[4]他为比较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今，历史比较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我国19世纪末便已经自觉地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先生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均是代表成果。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一文更是将比较方法利用到世界历史的研究之中，这一切成果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布洛赫早期关于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阐述。

总之，布洛赫的报告《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作为其比较史学理论的扛鼎之作，他通过为比较史学辩护，将比较方法与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比较史学的新视野，体现了其独到的历史情怀与深刻敏锐的历史见解，他值得被赞誉为“比较史学之父”。

二、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

比较是我们认识周围事物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方法之一，认识事物离不开比较，观察事物也离不开比较，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更离不开深入、翔实、细致、严密、反复的比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比较方法的恰当利用紧密联系。要认识事物就要分辨事物，区别、分辨事物就要比较事物，没有了比较便无法明同异，更谈不上认识，比较在于明同异，在于深化认识，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没有比较，理解便也只是泛泛而谈。

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的历史时期相比较。”布洛赫对比较方法极为重视，他指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者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与不同点做出解释。”刘家和先生指出：“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就是对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同时他也直接指出：“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

总之，将比较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方法中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为人类进一步理解与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布洛赫认为：“归根到底，千言万语，‘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三、正确合理的比较

比较在于辨同区异，在于通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在于深化思维。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利用比较方法，比较不是万能的公式，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布洛赫认为：“比较方法不是万能的，科学上没有万能法宝。”

坚持可比性尺度，是比较得以进行的前提。“所谓可比性原则，即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时，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或者联系就不能进行比较。所以，可比性就成为历史比较的先决条件。”比较不是对简单事实的罗列组合，它是建立在翔实细致的分析基础之上。刘家和先生指出：“同异也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布洛赫认为：“人们往往过于相信，或佯装相信，比较方法的目的仅仅在于寻求相似点；人们故意指责这种方法满足于牵强附会的类似，或者甚至不惜通过独断的假设不同的演变中某种说不清的必要的相似以臆造类似的现象。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指责有时是否曾显得合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这样进行比较只能是对方法的恶意歪用。恰当地运用比较方法，相反会察觉不同点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不管这些不同点是原有的，还是都是出自同一出发点，通过不同的渠道而产生的结果。”

由此可见，可比性原则下既要坚持同也要注意异。布洛赫其犀利的眼光从事物的同与异观察出得出同异的重要性，这一点尤为重要。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事物，只要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具有某种共同性、相似性，便有比较的可能性。马克思举过以下例子进行证实：“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他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

归根结底，历史的比较在于明同异，同异也是历史比较得以进行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对事物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比较，才能在整体上把握事物全貌，做出全面正确的认识，布洛赫区同明异的比较史学方法在这一方面对人类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深切的人文关怀

李剑鸣先生指出：“一个历史学家不论自己的治史的具体目的是什么，都不能忘记，史学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绝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癖好或某个小团体的需要。而是要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有助于建设更美好的明天。”布洛赫说：“但愿我们能够结束这种相互不能调解的无休止的从民族史到民族史的讨论。”

布洛赫作为一位有良知且关心人类命运的历史学家，他对自身身处的环境抱有深切的关怀。他立足于20世纪20年代欧洲社会的混乱，站在历史学家世界观视野上呼吁各国关注命运发展，停止无休止的民族乱斗，使用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历史研究，。当时欧洲社会民族国家深陷政治与利益的冲突矛盾中无法自拔，各国的史学发展停留在狭小的民族史领域。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他意识到要扩大历史学研究的领地，就必须打破区域研究的束缚，打破史学发展的分裂状态，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跨学科研究。布洛赫写道：“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对于他谈及的“理解”一词，联系到欧洲混乱的社会环境，主要是在于提醒欧洲各国的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差异，。

总之，布洛赫作为现代“比较史学之父”，从他对人类历史研究的贡献而言，比较史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的思想为年鉴学派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为我们深入学习这一重要学派提供了思想来源，对年鉴学派的学习反过来更有利于我们对布洛赫理论思想的进一步认识，从而深入理解比较史学理论。布洛赫的比较史学具有浓厚的学术意识与时代关怀。

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将比较方法系统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创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之上，他通过对比较史学理论翔实而又细致深入的讲解，使人们认识到比较的重要性，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在历史比较中要坚持可比性原则，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明同异，而明同异也是比较得以实现的条件；最后，他以深切强烈的人文关怀呼吁人类要尊重差异，，为人类社会的交往与发展提供了指导。布洛赫高尚的人文情怀与渊博的历史修养鞭策着我们前进。

杰佛里・巴勒克拉夫指出：“布洛赫从未把眼光扩展到观察东欧的封建社会。这样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封建社会是欧洲特有的社会组织形态，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态。”

因此，对布洛赫的比较史学我们在承认其局限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和学习其他的理论指导，丰富和完善比较史学，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科学的方法理论指导比较，为历史研究服务，为人类社会增益。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篇4

关键词：世界史 重构 全球化 以人为本

对于世界史的涵义，阿克顿给予了经典表述:“我所理解的世界史不同于各国历史的凑合,不是结构松散的东西,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不是记忆的沉重包袱,而是心灵的启发。世界史是一个各民族历史都附属于它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各民族的历史将被讲述,但不是因为它们自身,而是因为与更高级的系列相关,并从属于该系列的缘故,是根据时代和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作用程度来讲述。”1世界历史的人文内涵各要素互相联系，人类五大文明起源虽起源不同，但许多发展规律一样，人类各种族的文明和文化特点不一样，但通过不断融合和交流能取得更大进步。

一、背景

20 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史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导致“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 2,各国各地区的史学研究得到不断普及和深化。一方面西方历史研究的地域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二战后西方学者“对世界上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3。世界史重构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寻求新秩序，史学也寻求一种“新秩序”――重构世界史。人类深刻地感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苦难，故要从中汲取教训，大战后国家之间重组利益。历史研究领域也紧跟时代步伐，完善理论体系。二是苏联的解体促使史学家把眼光投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苏联解体带来雅尔塔体系的瓦解，中国吸引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眼球。三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下各种新的史学方法出现的推动。计量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性别史学等相继出现。科技的进步使我们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先进的方法。四是全球化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史学研究也走向世界，从多角度多层次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史。

三位历史学家思想所产生巨大的影响：斯宾格勒、柯林武德、汤因比、克罗齐。马克・布洛赫《为历史辩护》也是体现。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确定了文化史研究的思路。在他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进步的史学观念。在他们高瞻远瞩的历史研究推动下孕育了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本杰利，即在张广智先生的这本书里谈到了全球史的一些开创者的情况。

全球史的研究火热是一种表现现象，其实质是人的觉醒，人的思想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所谓“全球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非理论基础。“全球史”跳出了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框架,“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4。同时“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5。运用跨学科的比较分析方法来揭示在传统“世界史”和民族国家历史架构下常常被忽视的人口迁移、环境变迁、帝国扩张、技术转移乃至传染病扩散等历史现象。另外，“全球史”将自然历史、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纳入研究范围。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的拓展和进步。

1、威廉・麦克尼尔

麦克尼尔在《世界史》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文明的起源与四大文明的定型”、“文明的平衡状态”、 “西方主宰世界”、“走向全球大一体”。麦克尼尔相信,编纂一部全人类各个部分、各种文明密切相关、相互交流、休戚与共的世界历史,是有助于减少国际冲突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社群史》是公认的全球史奠基之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地位，被誉为“革命性著作”。《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在军事史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开创与指导意义，“无论依据何种标准来衡量，都可称作是一部学术杰作。”个人觉得它是人类历史研究领域扩大的表现，也是人的不断进步的表现。这些著作不在只关乎帝王将相，也关心黎民百姓，不仅关注欣欣向荣的历史，也关注历史的黑暗的一面，不仅仅关注富丽堂皇的历史，也关注不登大雅之堂而有用的历史。麦克尼尔与巴勒克拉夫思想是互相影响的，只是谁更明确提全球史观，深层原因是当时所处时代决定。

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1955 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他的“全球史观”的思想。1976 年问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更明确地将这种看法阐明为“全球史观”。其提到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贯穿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这一理论和方法的经典之作则是其《当代史导论》一书，而对于世界史研究同仁也具有影响。

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指出“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我们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巴勒克拉夫也明确指出“中国和地中海地区在若干个世纪里经历的道路实际上是彼此独立的、互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硬要将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这样来重现他们的历史必然会严重违背历史真实性。”6

“全球历史观”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文明，用“全球史观”重构世界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抛弃了传统的国别汇编的世界史框架结构。如吴于廑说：“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7吴老的观点是常思常新，我们要站在一定的高度，跳出自己思维局限，全面认清历史发展的事实。从世界整体出发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代史学导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全球性眼光和新的视野，还在于方法上的革新。另外，这也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有悖，却不失独到。“这部著作的最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宏观世界史体系理论，……在这里，全球史观与世界历史新体系合二为一，统一于巴勒克拉夫的史学思想体系之中。”8

3、L.S.斯塔夫里阿诺斯

19 世纪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古奇在总结19 世纪的西方史学时说,那时“历史的范围一直在逐渐扩大,直到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自然界的影响,经济因素的压力,思想和理想的起源和转化、科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文学和法律的贡献、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群众的命运,这一切现在也同样要求历史家的注意。历史家必须不断地观察生活,也必须全面地观察生活”9。历史研究总是与人类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

斯塔夫里阿诺斯致力于世界体系的创新，出版了《全球通史》、《全球冲突：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的生命线》等重要著作，以构建符合现时代、体现“全球历史观”的新的体系。“他已完全脱开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念。他的思想发展正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扩张所带来的反省”10。

张广智先生在书中归纳了四种世界史类型。一是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二是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三是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四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四边形思辨型的世界史。这是一种历史解读。新时代下，当下的全球史观的特征呈现如下：一是重点考察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内部结构的构成和演变。二是观察的视角不一样。全球史是站在月球看地球的全球视角，属于三维立体的范畴，有强烈的空间感，关注的是历史的整体发展、横向联系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三是研究的方法有不同。全球史研究超越了历史学范畴，涉及人种、生物、生态、地理、气候、坏境、疾病海洋等许多其他学科的领域，除了实证的研究方法外，还有其他学科的方法，如比较分析法。四是治史的观念是以人为中心，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整体考察。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世界史的研究应体现出全球性，还应显示出当代性。全球性不但体现了当代性，也是世界史的灵魂。斯氏的著作没有完全避免西欧中心论的窠臼，这是其个人局限性使然。

4、杰里・本特利

在新全球史运动之前, 全球史写作的主题多是沿着两个思路写作， 一种思路是从宏观的范围对文明的命运的跨地区研究和反思。前一思路的代表作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另一种思路则是全球史掩盖下的国别史或者地区史。

《新全球史》按时代特征、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文明间交流的程度和全球化的进展情况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分为七个阶段。其七个阶段代表着紧密联系的几个历史时期,构建了世界历史的框架。

《新全球史》自觉突破强调、文化排他性、社会特殊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特别关注不同传统之间的联系、交流和互动,强调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当作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这种部分的划分不可避免夹杂着很强的理论性一种划分规则。但是事实是历史有时不遵循这些规律和理论。在全球运动的总趋势中,本特利强调互为因果的三点: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是这里还忽视了或者说没有强调的是人本身的因素。

在这些交流形式中,跨地区的技术传播、农作物传播、病毒传播容易一些,而文化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可能最大,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都持抵制的态度,主动推进文化融合的事例在历史上非常少见。因为人都有自身的秉性，而且在最初都是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从而也就不能认识其好的方面且为自己所用。其英文原著的书名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中的encounter 不仅指“交流”,还强调“冲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交流和融合有正面的效应,也会有负面效应,经济摩擦、文化矛盾的出现在所难免。这一观点在《新全球史》一书中表达得也较为充分。

三、反思与评析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其新的世界史观的影响下，在西方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和具有个性特点的世界史著作次不赘述，全是全球史观著作的重要发展表现，却都是在其框架之下的一种阐释。

在国际学术界，全球史学派的创始人当推马克思，150年前马克思关于全球资本对新型市场的开拓发展，已将全球紧张密关联起来的论述，为全球化的现实所证明。“全球史学派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编纂潮流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来。”11 年鉴学派提出“整体历史”（总体史）与“历史综合”的口号，是历史学走向整体化而又不失史学自身特点的一个范例。《碎片化的历史》讲的就要防止历史碎片化。让历史有之细化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也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历史，黑格尔说过：“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这也赋予我们以自己的思维汲取教训，不断总结和整理历史，注重历史的整体性，意义重大。

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学派的“如实直书”值得借鉴。社会史研究也很是火热。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全球眼光下研究历史表现。人要有开阔的视野，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下还得注意自然发展、人的个性和多样性，跨学科研究。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因素，关注人文，关注自然。

全球史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其早期代表人物布洛赫就指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12我们要实现自己的愿望，要认清自己，告诫自己是为什么，从而拥抱整个世界。

注释：

[1]Breisach, Ernst,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320.

[2]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4]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5]钱乘旦：《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6]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55-266页。

[7]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历史卷〉作》，见《吴于廑叙述论著自选集》，第86页。

[8]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 ，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859页。

[10]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

[11]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12]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参考文献：

[1]（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英）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张宇宏译.当代史导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英)约翰・伯瑞著，范祥涛译.进步的观念[M].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4]（英）斯塔夫里阿诺著，吴象婴，粱赤民，书慧，王梁赤民，审校.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魏凤莲,统校.新全球通史(第三版上下）[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7]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篇5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篇6

【关键词】历史学;后现代主义;客观性;主观性;思维方式

有着丰富内涵的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关注的主要是其“在文学理论和历史学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运动”[1]“修订第三版序言”，7的部分，它对历史学有不容忽视的冲击，尤其是质疑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及还原过去的能力。国内历史学界有不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著，王晴佳教授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的渊源和它对历史学的主要影响，并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启发了某些后现论家。[2]何平教授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则提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因其重视文化的政治作用和阶级关系的文化唯物主义倾向，而在英国被称为“文化”。[3]秦晖与金雁二位教授在《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认为，的人的异化理论，“显然已触及现代社会中自由异化、理性异化、科学异化等问题，因而在当代西方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4]下文的主要目的是简略地讨论历史学如何用自身的方法来批判性地应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一、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别强调“历史学家作为历史著述和解释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和“用于传达历史学家思想的语言的重要性。

它认为历史学是“无法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的，“由此对历史学能够提供任何种类客观真理的能力提出质疑”。[1]“修订第三版序言”，7后现代主义者用以批判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是，“具有高度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和假设不仅存在于历史资料中，而且存在于历史学家用于表达他们思想的语言中。”[1]自然科学常被人们用作评价历史学的参照物，然而，“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19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相比通常的假定而言，科学知识实际上是较少确定性和客观性的。”[1]建立在过去的实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观”虽然在外行人的认识中占有某种支配地位，对科学家的共同体而言却不再具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了，“归纳思维和被动观察，不再被视为科学方法的标志。”[1]如下的共识已难以回避：“对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所有观察都具有选择性，因此都以一种假设或理论为前提，不管它是如何的缺乏逻辑一致性。”[1]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还有着其他或许更本质的相通之处，“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是知觉、观察和实验，即，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事实；而知识的全部真实性所根据的‘感觉’除了采取确认的形式，即，当它们就是历史以外，它们本身并不是知识。”[5]因此，基于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比，而从过度质疑人的感觉的可靠性和记录的准确性的角度来否定历史学的存在意义的历史怀疑论，将不免陷入困境。那么，科学与历史的研究的意义都将从此降低吗？对于并非将科学当作现代神像来膜拜的人来说，若恰当地坚持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话”，[1]科学研究不会因为存在主观性、不确定性而失色。而这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可以、也应该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增进人类的智慧与知识作出贡献。

二、要进一步解答历史学如何在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世界中自处这个复杂的问题，按照历史研究的逻辑，应该从历史地认识产生于特定时代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开始。

如其名所示，理解“后现代主义”要从理解“现代主义”开始，这里仅把与这篇文章相关的那部分“现代主义”归纳为“支撑了现代工业社会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演进”的核心信念，即“对进步的信念和对训练有素、理性研究功效的信念”。[1]然而，理性与科学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却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为经典科学所描述的程序化的世界。人性在这庞大的自动机中被扭曲，‘规律崇拜’具有了一种新宿命论的色彩。”[4]“理性”也由人这个主体的一个部分，异化为奴役人的“抽象外在形式”和“凌驾于理智之上并奴役理智的权威”。[4]随着“自由竞争高度发展带来了工具理性背后的价值非理性，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泯灭了对人生价值与终极关怀的追求，社会地位的剧烈动荡产生人的失落感、彷徨感与孤独感”，[4]世界大战、生态危机、极权统治等“现代病”日益引发人们的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便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及其思想基础了，表达了一种“对新理念的追求和从前一代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愿望”[1]的后现代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必须特别注意，后现代主义是依附于现代主义之上的，它是一种“反抗性现象”，[1]一种“批判的理论”即“现代批判主义”，[4]一种“反抗理性异化的‘理性重构’运动”，[4]而非关于崭新的时代的完整蓝图。以电脑程序来比喻的话，后现代主义是重要的更新补丁，但不是新一代操作系统，它的良好运作必须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的基础上。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已被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所困扰的西方社会发出的“走出现代化”的呼声，是对科学、理性、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最高价值取向的修正。[4]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并不是那么适合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充满了宗法农民文化残余的中国社会。[4]当今中国的历史学者及其历史研究，难免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缺乏维特根斯坦哲学中那精细分析与波普证伪主义中那种严格逻辑的基础，而更多地与我们民族传统的模糊思维、原逻辑思维的非理性特征混在一起”。[4]在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追求独立、客观、中立、逻辑严密性的历史研究思想和方法仍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贸然于后现代的解构与叛逆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是很危险的。显而易见，在没有借助理性的拐杖站起来、没有借助理性的灯火指引方向的状态下，把理性贬低乃至抛弃，人们就依然是匍匐在黑暗中胡乱摸索的，自由的历史研究不过是海市蜃楼。

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某些批判应该虚心应对，例如，它强调了在历史研究中完全实现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按照某些规则描绘世界意味着接受某些价值观念而拒绝其他价值观念。

此类认识有助于学者宽容地对待不同的思想理论，因为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人类思想的产物，那么就不应该简单粗暴地按照贴上的标签来处理了，这对于丰富历史学的内涵是有极大好处的。同时，这种后现代观念事实上也驳斥了那种要求历史学者不关心理论以趋近客观状态的理论，因为既然主观的思想在历史研究领域中不能彻底排除，那么“‘摒弃思想’的做法实际就是摒弃‘思想的严肃性’，是狡猾地把价值给予最庸俗和矛盾的思想。”[5]这就提醒历史学者们要时刻保持清醒与意识的独立，用一种容易引人误解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来描述的话，就是“历史永远应当严格地进行判断，永远应当力求主观，而不被思想所参与的冲突或其所冒的危险所搅乱。因为只有思想本身才能越过自己的困难和危险。”[5]历史学者不应该盲目畏惧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因为其中也有着可确定性。肯定主观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表达、理解、解释的完全任意性。首先，一切文本都有其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这意味着不仅要认真研究语言这种媒介，而且要确定作者的背景、文本产生的条件，预期的读者，那时的文化观以及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关系。”[1]其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文本，“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基础、概念范畴和用词模式”，[1]它们不仅提供了表达意思的丰富的工具，而且使它们的使用者因为使用它们而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不得不遵从一定的规则，“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特殊性中确定这些规则，并在解释资料时充分考虑这些规则。”[1]最后，最重要的是人性中存在的可延续的相通之处，这是人类交流的关键基础。基于上述三点，人们可以确信，至少部分地理解某些带有主观性的历史记录是可能的。

四、带有主观性的历史研究和文学有所区别，因为“历史”不仅是具体的、可以质疑的知识，还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要初步认识这种历史性的思维的特殊性，可以从考察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开始。历史上，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不是单一不变的。以欧洲中世纪的“神圣的共同体”为例，其中的人们之间通行着一种“同时性”的概念——“把时间看成很接近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标示它的多是带有神圣性质的“预兆与成就”。[7]而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则共享着另外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同时性是横向的，与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是“由时钟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7]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存在差异及可变性的观点，可以帮助阐明以下的事实，即与对时间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是可变的，因此它也是特殊的，其存在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维护；另一方面，把历史看作是一条由时间串联起来的“无尽的因果锁链”[7]，是历史性的思维的一项基本的特征。[1]上述的基本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可以分为两个要点——在认识和实践上把人与社会看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统一体的假设”[1]和“一种对理性的实质性地运用，它的基础是因果关系模式。”[1]不论事实是否如这种思维所设想的那样，现代社会的运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上的，“如果了解过去的抱负被完全放弃，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确定现实是如何形成的。”[1]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生活的融合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学家’”。[1]人类在生活中的各个不同方面极大地依赖历史性的经验——“作为一种确认我们身份的手段，作为了解我们潜能的线索，作为我们对他人印象的基础，以及作为未来可能性的一些启示。”[1]不仅对于个人是这样，对社会集体来说也是如此。失去这类经验——亦即是历史地形成并保有的知识，否定它们的价值，就像失忆一样。举例来说，人们可以不相信某些受政治影响的记述，但如果否定整个历史思维产品的价值亦即同时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那么也得否定公司的票据、报告存在的大部分意义。毫无疑问，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报告、票据也是历史记录，即便满是数字的票据，也可能有造假、失真；而且，数字与公式的意义、关系仍要由语言文字来说明。简而言之，专业历史著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下的经济文件之类的记录一样也逃不掉。进一步来说，记忆也是一种历史著作，历史著作也是一种记忆，对待记忆的方式可以使如何对待历史著作的问题得到参考，怎么对待历史著作也会影响到怎么对待记忆，因为它们共享着同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地考察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话，会发现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这里略为辨析两点：一是，历史作为一种分享经验的手段，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不熟悉的事物的“记忆储存库”和“文化资源”；这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无法通过亲历而直接获得的，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止人们了解异国的特色，如同不能让人们放弃知晓邻居亲戚的信息一样。[1]二是，认为历史不会照原样重复因而借鉴意义不大的看法，并无多少价值——“历史学是有关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清单”，[1]具体的事例中的某些思想或许具有跨时空的相通性；人们在利用经验的时候，通常也不是照搬，而是在理解和运用中对其进行拆分、组合、再加工。历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及其成果，就是这些思想和供使用者组合、改装的经验的零部件的重要来源。总而言之，“历史”不仅是具体的知识，还是一种几乎充满着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维方式。历史学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是其产物；另一方面，它也会影响人们的历史性思维。历史学的存在和意义，是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一种保证。下面的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挑战由社会因素促成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这种行为就像专门祛除白内障的眼科医生。”[1]“错误的陈述”不仅指具体的解释，还可以包括用来得出答案的思维方式，“白内障”则是妨碍人们合理地运用历史性的思维的障碍。缺乏实际操作——历史研究——的话，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的相对的规则是难以理解的，其中的问题也得不到充分的检验和修正；长此以往，人们不仅难以治愈“白内障”，甚至连自己生了病也不容易察觉到。如果历史学的追求事实的可能性，以及用时间与因果的链条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的思维方式——而非仅仅是应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某些具体的结果——被否定，那么现有的社会大概就会崩塌，然后形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五、在对历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还直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注入了颇具活力的新因素。

例如，“认识到语言强加给使用者的结构性限制”，引导历史学家去发掘表面的历史文献背后的社会文化、潜在的意识。[1]此外，后现代主义既然指出历史叙事中存在大量文学因素，一些历史学家就受此启发，“将历史编纂视为一种文学形式并乐于进行试验性创作”。[1]后现代主义还帮助历史学开拓了一些发展前景广阔的新研究领域——它“将话语解构为一种形式的文化权力”，使人们明白“历史编撰本身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刺激人们关注在过去的主流研究之外的对象，如女性、“落后”的社会及文化等。[1]总的来说，历史学者应该用历史学的眼光去审视后现代主义，用批判吸收的态度去面对后现代主义，在不可避免的主观中更加严格地分析材料与完成作品，在不断的实践中修正和巩固建立在时间、因果关系之上的历史思维，并且勇于在新的领域中进行开拓及锻炼。这样一来，即便失去了一些具体的“科学性”，却保持住了一种更为重要的科学的研究精神。

参考文献：

[1]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J].东岳论丛,2004,25(1):11~19.

[3]何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2(2):115~119.

[4]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5]贝奈戴托•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彼得•伯克.文艺复兴(第2版)[M].梁赤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篇7

[关键词]滨下武志 网络模式 海域模式 地域模式 亚洲区域观

滨下武志先生现任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任中国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学术》的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1998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所长。滨下武志先生曾任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教授。

滨下武志教授早年在东京大学专攻东洋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在日本属于亚洲学派，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江户时代主要有三种学问，即国学、汉学、兰学，东洋学一说是西方学术进入日本以后才有的提法，其在原有的汉学基础上，借用西方学术的话语系统，展开对东亚历史的研究。从西洋的角度来研究亚洲，京都大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而日本学者杉原薰治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属于西洋派角度；川胜平太治日本史的研究，属于国学派或者日本派。滨下武志教授属于汉学派，治亚洲史、东亚史和中国史研究。滨下武志教授以上海为研究突破口，研究亚洲的国际性商品——中国的物产。对白银比价的变化的研究，论证国际性、区域性和地域性的金融变化问题——货币、钱庄和票号等关系。因此，滨下先生的研究以上海为突破口集中在中国和亚洲现代化问题。历来的关于中国近代金融问题的研究，多注重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问题，滨下先生则主张从地方和地方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比如南方与北方的关系，以江南一带为核心来研究中国的近代化。滨下先生试图从亚洲的角度来研究亚洲内部关系以及亚洲与世界（外部）的关系。

滨下武志先生的核心史学思想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亚洲的近代化（日本的学者的习惯用法，中国的学者也沿用了这一用法。但由于罗荣渠教授的贡献，中国的学术界采用了现代化的用法，亚洲近代化是指亚洲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的动因来自自身的危机，东亚的内生机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东亚体系。因而，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与“冲击——回应”论不同的“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一理论是以“朝贡贸易体系”和“地域经济圈”为基石和支柱展开的，这样，建立了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亚洲区域的研究模式”。[i]

全球化与本土化研究的可能性

1． 超越“西方中心”观

过去，历史研究是以“西方中心论”占主体地位。比如对于亚洲现代化研究一直占主导观点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1]：“主要是将西方视为是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片面冲击着非西方世界的停滞社会结构。” [2]通常认为就成为亚洲现代化或近现代史的转折点，而这正是从西方看东方的视角。

事实上，根据琉求历代宝案的记载认为，1838年，道光皇帝的上谕表明清朝自身试图对以往的朝贡以及朝贡贸易进行一个大的转换。[3]中的朝贡体系问题反映了亚洲经济圈的变化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真实情况。鸦片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中央权威与南方商人的商业利益之争。道光皇帝在1838年就曾试图改变原先的朝贡贸易体系，因而在近代的变局中，所谓西方主动而东方被动的一贯说法未必是实情。中外学者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每每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4]这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人们开始真正关注战后世界史的巨大变化――对19世纪中叶以来以欧洲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普遍性与现代性：欧洲的自我认识等同于世界认识的观念提出质疑，开始探求新的历史视野和研究方法。” [5]因此，不仅要对西方中心观进行检讨，而且要对非欧洲的世界重新进行评价和认同。对于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西方中心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诚然，西方有西方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在此背景下总结出其相应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适合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的，但未必适合于东亚世界。

2．亚洲模式的可能[ii]

实际上，世界史的西方中心观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问题，历史研究不应局限在时间范畴，以国家与民族的唯一主体为核心（更为严重的是，原有的历史研究以西方国家与民族为主体）。“既然将历史视为排他性的必要存在的国家与民族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主体，那么历史的方法也就不能仅仅取决于历史叙述的方式，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再是以往的‘历史学’，而是将进入一个根据记录主体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书写历史’的时代。” [3]

要超越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重视而不是忽视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与作用。从亚洲视角来看世界，确立全球化中亚洲的特色地位。全球史学的出现也带来了本土史学、地域史学的勃兴，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重视亚洲或东亚的内在机制的研究，真正认识亚洲的历史，找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恐怖问题、老人问题等等的办法。即要强调地域主义的亚洲，又要强调全球化的亚洲：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与辩证统一关系：不仅要注意全球史学之东亚的本土化，而且更要加强东亚的本土化史学的建设之东亚的全球化。战后东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视野把握，例如，东亚必须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从20世纪英国的衰退、美国的崛起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变动，比如英镑的国际化问题，美元的国际化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人民币的世界化问题。如果美元出现金融危机，亚洲，尤其是东亚、中国该如何应对？亚洲区域经济圈将发生什么变化？亚洲是否要出现与欧元一样的统一货币？等等问题，我们应该提前作好准备。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的解读，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东亚区域化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只能来自东亚区域内部，“亚洲经济圈”理论成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内生机制研究的起点，[6]从而构建了“亚洲取向”的研究模式。

因此，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是“尝试站在‘地域研究’这样的‘空间’视角对历史研究重新加以定位。也就是说，要使历史研究从过去的以‘时间’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转向以‘空间’为主要对象，要站在空间的角度对东亚世界进行重新审视” [3]

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

在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关于亚洲经济圈的运行、转化和发展，以及亚洲近代化的动力和历程等问题，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过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研究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西方世界以及亚洲问题，这是以国家为主的历史观、亚洲观，内容比较简单，并且也不符合亚洲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战后亚洲的现代化发展。而“以地域关系来讨论亚洲的区域模式，特别是历史上的区域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模式。” [7]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模式包括地域模式、海域模式、网络模式、朝贡模式、腹地模式以及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模式等等。由于这些历史模式的存在，构成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其内在纽带和原动力，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亚洲朝贡体系或亚洲朝贡贸易圈。“亚洲经济圈”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两个轴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和南亚贸易圈为基础，以东南亚为媒介，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通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形成的，以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发展壮大，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8]这是历史上存在着的，不可否认，因而必须以此为基础，从西方如何融入亚洲早已存在的经济贸易圈以及如何把它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另一番同等重要的研究。从而形成亚洲的地域研究和区域研究。

如何研究亚洲区域内的关系？亚洲经济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模式？通过对东亚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为核心的所形成的网络与体系历史研究来确定。滨下武志教授认为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由网络模式、海域模式和地域模式等构成。

1、 网络模式

网络模式是从网状结构出发，考察点与点结合的经纬关系来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发展。“以经济史而言，网络市场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但如果严格的解释是网络居于中介地位，使制度可以权宜改变而较为弹性的作法。” [7]滨下先生特别关注对“中介地”研究、朝贡体系和华人网络研究。

首先，“中枢地”研究为亚洲地域研究的起点：以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马六甲、琉球为中心而形成地域关系。这是“亚洲经济圈”研究的基础，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亚洲经济圈的地域中枢地位和金融中枢地功能。因而，滨下武志教授重点以上海和香港的研究为中心，考察华南与东南亚的地域内的、地域之间的区域关系。例如，从人、物、财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在把握地区之间关系之时，首先考察地域圈中各地区的结合部所形成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从而建构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一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成。正是由于这些中枢地的存在使亚洲的地域圈相互影响而形成“亚洲经济圈”。它们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朝贡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数世纪以前中国开启的朝贡制度，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整合系统，涵盖了亚洲和东南亚。朝贡制度不仅包含两个国家的关系，在某些时候更包含着一个像卫星似的朝贡关系——曾几何时，越南向老挝和高丽索取朝贡，而向中国朝贡的国家也派遣朝贡团到日本，琉球的国王在清朝/德川年代，也分别与江户（东京）和京师（北京）有朝贡关系——从而在整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关系” [9]

这种网络关系与西方的以国家为主的国际关系不同，朝贡网络秩序则是一个涉及内部与外部的广域空间模式，体现着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相互关系，塑造了亚洲的大地域主义：“牵涉宗主权和周边的主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南北关系、中心与周边的关系、大陆的开闭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各种相互关系的变化，导致现在的亚洲演变成以南方为主、以周边为主、以海港和海关为主、以地方为主的时代，以及未来以华南为主的可能性等。” [7]

再次，华人与华侨网络是亚洲地域研究的主体之一，空间展开的重要主体。华商对亚洲的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前后的中国商人仍然十分活跃，上海、广东商人在神户、横滨、京都等城市投资设立棉纱厂，以上海为核心的经济流动对日本商人形成巨大冲击，成为日本近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日、朝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三角贸易关系。华商在东亚（含东南亚、东北亚）的纽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在东亚历史体系中，华人网络模式是近代亚洲的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0]

2、 海域模式

注重对亚洲海洋的研究是滨下武志教授学术的重要思想。亚洲区域模式的一种形式。

首先，“以海域融合为主的观念来说明亚洲的历史，比过去以土地为主的观念可以涵盖更多的地区和呈现不同的内容。亚洲海域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海、黄海、南海，从印度洋到澳大利亚大陆有西里伯海、阿拉福拉海、珊瑚海、塔斯曼海等以上各海域连续起来，使得海洋与半岛、岛屿之间互相联系，构成历史上中心与周边的关系。沿海的作用性和以国家为主的地域关系不同，它是以海域为主关系。特别是亚洲的海域关系，比其他的大陆如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等更为绵长。”[7]这是亚洲特色，也是海洋亚洲的重要内容。

其次，海洋的历史或海洋问题研究与陆地的历史或陆地问题研究相比，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沿海问题，如海关、移民、贸易、港口、沿海城市关系、沿海城市与港口关系（如上海与宁波、香港与广州、新加坡与马六甲）、沿海宗教信仰（如妈祖信仰）、民间和官方的交流与冲突关系问题等。因而，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模式研究成为海域模式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7]

第二、跨海问题，如跨海商人集团（如宁波商人）、跨海城市关系（如上海与长崎）、跨海经贸往来、跨海货币流通、跨海移民和劳务、跨东海的历史作用问题等。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九州之间的商贸联系，就比宁波与中国其它地方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值得研究。由此，可以形成跨海网络交流，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城市之间和地域之间可以进行“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老人问题”等的交流。

第三、海与海之间的问题，如东海与南海之间的问题，广州与东海之间的交流，广州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因而，腹地模式研究也是这一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7]

再次，对海洋问题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陆地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结合，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儒家文化从北而南的传播和海洋文化由南向北的传播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它反映了亚洲区域模式的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从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儒家意识和海洋意识形成互动的、良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亚洲区域的传统意识不仅有利于东亚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认识，而且它是东亚的重要传统资源，是东亚社会的发展的积极因素。

3、 地域模式

地域关系和地域经济圈的研究体现着地域模式思想，地域模式是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的核心内容。这是区别于历来以“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之间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进而又成为演变种种历史史实的舞台。在后者研究中，在“国家”和“国际”之间找不到“地域圈”的领域研究的可能。

由于以国家为主的分析框架掩盖了亚洲的地域关系，因而必须把握亚洲这种具有复合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的内在联系就成为地域模式研究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研究经济史时，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史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己的认识中去寻找本身的位置。” [8]

如前所述，又由于拥有在地域圈中各地区能够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的连接，促使这些地域圈与朝贡贸易圈的共同作用形成亚洲经济圈。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一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成。这些地域圈相互以新加坡、马六甲、琉球、香港等为中枢而交叉存在。亚洲经济圈的存在是亚洲历史的存在。因而，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地域模式研究，是亚洲研究的一种新的取向。

4、 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

探讨亚洲内在的联系，应把亚洲作为一个区域和整体来把握。过去在对亚洲现代化进行研究时，学者总是从外因方面（如冲击—回应论）去寻求把握亚洲近代史的契机，或者仅仅孤立地从各国的内因方面去寻求，把亚洲史的面貌仅仅看作内容各异的国别史的简单总和，而没有把亚洲当作一个有机联系、互相影响的区域性的整体来把握。事实上，亚洲历史上自身存在着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一个历史体系：由于网络模式、海域模式与地域模式等的共同作用，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相关的朝贡关系，各种关系的作用形成了“亚洲体系”。“只有以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并将其作为历史探讨的对象，从中寻求把握世界史进程的契机，同时通过对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媒介体的各国历史的把握，才有可能对近代亚洲取得正确的认识。” [8]因此，滨下武志教授的视角是从“地域性”到“区域性”再到“全球性”的线索展开的对“亚洲经济圈”理论和“全球化与东亚区域历史”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样，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形成了亚洲取向的研究视域，真正地超越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域。即“通过对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 [8]

滨下武志教授围绕近代中国对亚洲的关系、对欧洲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考虑数百年以来的历史背景所给予这些关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不能看成是可以用单纯的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说明。在此需寻求的视野，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它应当在意识到历史上认识主体的同时，去描绘出同时代人的时代认识，并将之与现代的认识主体的课题意识进行对比和质疑，由此，去辨别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脉络，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的再构成的任务。这种视野，就是以探求历史学规律的“总体史”为目标，而且也是历史研究在今天得以存在的理由。[8]

评 价

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反映了近20年来史学研究的新转向——多元的全球史学的发展。其学术影响非常大，引起了日本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6]尽管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如美国学者柯文[9]与日本学者中村哲[11]。“虽然目前滨下武志教授的理论和观点并不为同仁所认可，而且在某些观点上还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可以说，即使是不同意滨下武志教授看法的学者，也认为‘亚洲经济圈’理论的提出很有意义，特别是关于亚洲是一个有机体制的假定，以及亚洲是一个统一体的构想，对于亚洲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具有相当的意义。” [6]

滨下武志教授是以亚洲为中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同时又吸收了“全球史学”观点，[10]形成了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这种研究特点表现为：第一，亚洲连续性的研究是考察亚洲自身的历史连续中的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第二，亚洲整体性的研究要从体现历史纽带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整体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延续性的亚洲近现代；第三，亚洲空间性的研究是将近代史改变为从历史空间进行把握这样的课题，实际上是将至今为止从时间顺序之中探讨历史现象因果关系的历史研究，改变为更加注重从空间领域，注重从空间模式提示方法的角度进行研究。[8]在此基础上寻求亚洲内部的互动，寻求亚洲与欧洲的近代互动。亚洲区域模式论不仅考察了近代中国对亚洲的关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而且考察了亚洲对欧洲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研究是要建立一种多元的亚洲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以一种模式为中心。避免单一化而尽量“存异求同”：“正是主体自我认识与再生的力量，而由于将‘他者’放入视野，使得历史研究再一次注意原先所忽视的领域，不再将西方概念化为单一实体的同时，也解构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同质化看法，而异质多元并存的文化思维，使得依据‘近代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叙事结构与主题，转为‘全体人类’。这种‘无国界’（超越国家的区域）或‘越界’（国家、种族、性别、族群）思维的‘后国家时代’新史观，正为世界史写作开启了新的论述方向。”[2]

滨下武志教授注意到跨学科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人类学、社会学、社会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注意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网络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形成系统观点，具有横向性的、多元性的、动态性的特点。注意理论与材料的结合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当我们一方面强烈地感受日本近现代上的历史观念；一方面考虑‘作为历史而存在的现在’的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除了切望能洞察那些与现代中国、现代亚洲、现代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方方面面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企求呢？” [8]

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滨下武志教授的研究由于涉及实证性与理论性的多方面研究，特别是理论性研究，由于人力的原因，还缺少力度。这也制约了他的学术影响。尽管如此这也反映了滨下先生对亚洲史重构研究的努力，亚洲本土学者开始重视和审视自己的历史，在全球史学的影响下，破除西方中心观而建立亚洲研究取向的不懈努力，转换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黄俊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交错的亚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

[6] 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北京:历史研究，1999.2.

[7] 滨下武志.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后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0.

[8]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 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8.

[10] 滨下武志.东亚世界的地域网络.东京:山川出版社，1999.

[11] 中村 哲.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篇8

[关键词]环境史 环境问题 历史研究对象 历史认识论 历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环境史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无论是自己的思考，还是同学们的询问，都涉及环境史研究的意义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些心得体会，并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们做过或深或浅的交流。这里，将近年来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总结出来，以飨读者。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对于不同的受众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对于从事环境史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来说，笔者重点强调的是，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具体而言，是从历史研究对象、历史认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一

我们知道，史学界已有人认识到，环境史的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变暖，气候类型的变动，大气污染及对臭氧层的破坏，森林与矿物燃料等自然资源的损耗，核辐射的危险，世界范围的森林滥伐，物种灭绝及其他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外来物种向远离其起源地的生态系统的入侵，垃圾处理及其他城市环境问题，河流与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场所的丧失，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等等。[1] （P2） 上述认识，显然是从历史研究对象的角度对环境史研究意义的一种阐发。简言之，环境史研究大大拓宽了史学的范围，其中一个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学家已经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环境问题或环境灾害纳入史学的范畴，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对人类历史内容之认识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关于这个方面，笔者曾结合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中的一个观点，[2] 谈过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维特在书的“绪论”中说到：“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种现代幻想，即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2] （P7） 针对洛维特的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肯定异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种现代幻想”，但笔者认同，世界历史进程的确催生了这样一种现代思维现象，即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其中一个衡量标尺，是“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体现，则可能是物质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将这种“历史不断进步的发展”认识，全然说成是一种“现代幻想”，肯定会惹来众多的非议，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无需用什么深奥的道理，只要列举凭经验就能感知并触摸的诸多事例，就可以指证洛维特的“现代幻想说”的虚妄。

然而，愚见以为，洛维特的上述说法是有着深刻的道理的，因为，时下的环境史研究几乎可以证明的，不是“现代幻想说”的虚妄，而是“那种现代幻想”的虚妄。换言之，环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确乎是一种现代幻想，因为它可以通过并已通过一个个实证研究，无情地向人们揭示，人类在维系自身存在的同时，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说切断了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这样，不管他如何抗争，到头来未必能逃脱“弑父娶母”的悲惨命运。所以，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类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来以“现代化”为发展方向的历史进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为了现代化进程的祭品。可以说，人类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的同时，也在“自毁长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难与恶；其中最为深重的，可能莫过于人类自己制造的核弹有可能将人类文明及其赖以支撑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还是毁灭”，的确成了问题。并且，今天人类的生死之忧，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样对“人”的生生死死这一个体问题的忧虑，而是对生养人类的大地母亲及其养育的无数生命之存亡的整体问题的思索。因为，如果不讳疾忌医的话，我们就应该坦承，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包含着重重悖论。在一定意义上，人类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存在之链”。创造即毁灭。人类为改善衣食住行所创造的哪一项物质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为代价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们在发明坚固耐久的材料，用它来构筑平整光洁的路面时，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养，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况，这样的材料可能还是以挖空、炸碎山体而取得的。

的确，环境史家所研究的各类环境问题，是一个事关包括人类自身的整个地球的“生死之忧”的大问题。由此，笔者认为，即使环境史研究停留在这一层面，也足以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已惊醒一度沉睡在“发展”、“进步”之春秋大梦中的人类。在人们当下所制定的应对环境问题的各种措施中，不能说没有环境史学家所贡献的智慧。关于这一点，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在《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颇具代表性。

当然，环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应停留在为人类文明大唱挽歌的层面，毕竟，人类所拥有的理性“又是一个最坦诚的监督者，会对人类生存的偏颇行为发出调整的信号”。[4] （P431） 其实，理性在“对人类生存的偏颇行为发出调整的信号”时，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们断不能将它们两者割裂开来。实际上，人类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要求人类自身调整的强烈信号的。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逊……无数先贤往圣的言与行，正是他们在面对人类偏颇行为时所发出的这样的信号。我们既然有志于环境史研究，就不仅要学会倾听和接收这样的信号，而且还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宣扬这类榜样的力量。

从这个方面来说，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一书中，[5] 已经为我们勾勒了如何把握这种“信号”的清晰线索。笔者近几年在这一领域也有所探寻，并拟定了系统研究的计划。目前，已从政府立法和民间环保两大层面着手，指导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导同学研究过英国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针对空气污染的《碱业法》（制碱业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被英国人视为污染空气的大户）。[6] 在民间环保方面，我们目前关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相关内容。譬如：关于美国，有同学研究了以缪尔为首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以平肖为代表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的交锋。[7] 关于英国，有同学研究了“国民托管组织”（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环境保护行动，[8] 有同学梳理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并分析了其活动的意义和影响，[9] 还有同学正在研究和总结“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历史和成就。关于日本，有一位同学从环境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俣病问题，探讨水俣病患者与同情他们的人士的维权行为。为此，他去日本留学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资料，还作了必要的调研工作，从而将一个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积极支持水俣病患者并倡导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现出来。他在毕业论文中，花了一节的篇幅记录了他对旗野秀人的采访。从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这位“怪人”在帮助那些面对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时，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唤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之爱的追求。[10]

2006年，我们编写了《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一书，[11] 该书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纪人类社会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灾害，人们面对环境问题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针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行动。这项工作的开展，从两个方面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从学科层面认识到了环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历史内容，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环境史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譬如物质环境史的同时，还可以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军事史等相结合，从而发展出环境政治史、环境社会史、环境思想史、军事环境史等众多的次分支领域。并且，我们已对其中某些领域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2] 另一方面，我们在思想层面领悟到环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类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剧精神。自近代以来这种悲剧精神的某种体现，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终在与克劳狄斯式的冷静计算相较量。虽然后者可能一时占上风，甚至仍在变本加厉，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人类文明史中，对真实的、有机的“家园”之爱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断；对自然之内在价值的倡导似乎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强音。①

以上是从历史研究对象的层面来谈环境史研究的意义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就历史研究领域和主题的扩大，以及重新探讨与解释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讨19世纪英国的霍乱，[13] 重新解释近代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14] 等，环境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

那么，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我们又如何把握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世界近现代史基本理论和专题》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讲过“环境史：作为一种反思的史学理论”这一专题。在此笔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这样的问题，当史学工作者受到当代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而着手研究环境史时，他们看待历史的视角有什么变化？他们对史学作出了什么样的新的思考？为此，笔者从认识对象、认识主体和认识中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强调，当我们说环境史学工作者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运动，意识到人与环境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每一个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时，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并深入研究，环境史到底应如何认识人、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笔者曾做过专门的分析。[15] 目前笔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环境史对自然、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和书写问题。对前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高国荣先生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中有一章专门谈及，而且谈得比较透彻。笔者认为，环境史研究者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时期各文明（包括各学科）中的人们关于自然的“实然”认识外，还应该进一步挖掘他们针对人类自己、约束人类自己而赋予自然的“应然”蕴涵。在这方面，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无疑是我们从中汲取思想养分的宝库。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伦理学、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等学说或主张，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定位环境史的自然观，可能会很有启发。在笔者看来，生态价值或自然价值本身，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而是一种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为真即可。谁都能感觉到，人类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赖着大自然的恩泽；迄今，人类也只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滋养的乳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饶有兴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权利和价值作为不争的事实为何在今天非得经过论证还要大力倡导不可呢？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纳什在其著作中已为我们勾勒了这一研究的线索。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在教学中从物质、能量和信息之交换的角度进行了论述，现在看来，我们的认识停留在这一步是很不够的。固然，环境史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必然要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数据资料，① 乃至范畴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应满足于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和对外在关系的认识。我们不要将环境史局限于专门之学，而要首先将其主张的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理念视为一种通识观念，以重新考察人类的历史运动，从而如上文所述，对许多历史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其次，还要将环境史的人与自然互动理念内化为一种情感。这样，在涉及人与自然之关系问题时，虽然我们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胜”的论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们仍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内在的生命关联，人应该践行对自然的无条件之爱，而这种爱是不需要论证和计算的。为此，也需要我们通过研究将历史上本来存在的这类爱与美的言行揭示出来，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三

还有，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认识和分析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对此，笔者从治史原则、叙述模式与具体方法等方面，谈过环境史应有的特色及其推动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譬如，关于环境史的治史原则，笔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这是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出发，并结合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原则而生发出来的。具体而言,“上下左右”是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中的上层、下层，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围的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要素。而对上下左右的有机联系及其历史变迁的认识和研究，因将社会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勾连起来，从而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相比，可能会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或揭示历史的存在。这样，环境史凸现的“上下左右”的原则，即是对传统史学的英雄史观和新史学的“自下而上”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继承”可以从人及其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可以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关于环境史的叙述模式，笔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这是对环境史叙述的立体抽象。其含义是，环境史的叙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种要素，人们通过讲述这些要素之间因相互影响、分合交错而演绎的各种故事，构建了一种立体网络状的历史画面。② 至于环境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尤其是跨学科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述，③ 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问题，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加以把握。对于笔者个人来说，从事环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摆脱环境无意识、增强环境意识的环境启蒙过程。这确实是实情，因为在这之前，笔者从没考虑过自然的意义这类带有哲思的问题，即使对自然有些认识，那也只是人人在与自然打交道时都必然会有的那种朴素的直观的想法。现在，笔者这方面的认识多少有些升华，对自然的爱、对弱者的关怀已内化为自己的心性气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较好地遵循深生态学的理念，俭朴、节制已成为一种自觉意识。这样，笔者从事环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觉、更积极；不盲从、不懈怠。

如果笔者不研究环境史，就产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认识；换个角度说，笔者以前所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并没有教给笔者上述那些可能更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史学智慧。此外，对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功用或现实意义，笔者曾用三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环境史研究是认识环境问题的一条路径，是解构有关环境问题之不当论调的一种方法，是增强环境意识的一个措施。而且，为了将这种认识运用到对现实环境问题的理解之中，笔者还于今年4月申报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百人工程”项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两位朋友，计划对北京市危险生活垃圾的现状展开调查，并从废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们期望，通过关键问题和关键角度，从一个方面切实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危险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置和管理提出具体的建议，并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别是分类回收体系的建设提供决策依据。这一调查计划已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已按计划进行。可以说，这项调查工作的开展，正是环境问题研究者和环境教育宣传者接触现实、了解现实问题的一种方式，也是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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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卡尔・洛维特著，李秋玲、田薇译.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3][美]唐纳德・沃斯特，侯深译. 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J]. 世界历史，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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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著，杨通进译. 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6]郭俊. 1876年英国《河流防污法》的特征与成因探究[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4届硕士学位论文；张一帅. 科学知识的运用和利益博弈的结晶――1906年英国《碱业法》探究[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7]胡群英. 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的首度交锋――1901-1913年美国人关于修建赫奇赫奇大坝的争论[J]. 世界历史，2006，（3）.

[8]宋俊美. 为国民永久保护――论1895-1939年英国国民托管组织的环境保护行动[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9]魏杰. 英国皇家爱鸟协会的兴起、发展及其意义[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2007届学士学位论文.

[10]陈祥. 从日本安田町反公害运动的新模式看地域再生的内涵与意义[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11]梅雪芹主编. 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12]贾B. 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J]. 史学月刊，2006，（1）；刘向阳. 环境政治史理论初探[J]. 学术研究，2006，（9）；刘向阳. 从环境政治史的视野看20世纪中期英国的空气污染治理[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

[13]毛利霞. 霍乱只是穷人的疾病吗？――在环境史视角下对19世纪英国霍乱的再探讨[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14]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许友民、许学征译. 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篇9

【关键词】中外分治 四种模式 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自然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科学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转贴于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发展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第三，世界新闻史应该设计新闻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传播理论也不容忽视，因为正式传播理念决定着传播行为。将此三个层次有机综合，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篇10

是什么因素在影响高中学生史料阅读能力的提升呢？以下是作者就这一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提出几点培养高中学生史料阅读能力的方法，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同仁斧正。

一、影响高中学生史料阅读能力的因素

经问卷调查作者总结得出影响学生史料阅读能力的因素排在前几位的有以下几点：

（1）古文阅读基础差。相当一部分古文史料读不懂，造成后续的史料概括、分析等学习活动根本无法进行。

（2）历史基础知识欠缺。造成阅读史料后不能结合所学知识对史料进行转化，分析等。

（3）学生没有掌握史料阅读、分析的基本方法。从调查结果看，应该是历史学科教师与学生共同造成的，教师平时没有注意到对学生史料阅读能力培养有针对性的示范引领和方法指导，而学生在这方面的练习和得到的训练也比较少，学生平时做一套试卷只做选择题，而非选择题部分（这一部分多是史料分析解答题）多是结合答案看一遍，长期如此，造成基本的史料分析能力欠缺。

（4）对历史学科不重视、学习投入时间少。造成历史学科应有的阅读、思维、分析、探究史料的能力低下。初中历史课在学生眼中、心中是名副其实的副科，中招考试历史学科是开卷考试，初中学生平时很少学历史，到高中时期，又因为学生对文科认识的偏见，很多学生又早早的放弃了历史学科的正常学习，以至于历史课上学生学语文、数学、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二、培养高中学生史料阅读能力的方法和策略

根据前期的调查分析结果，作者提出以下几点方法和策略来培养高中学生史料阅读能力的方法和策略：

（1）课题组和语文学科结合，普及古文和材料分析的一般方法。并建议学生阅读《诗经》《论语》《史记》等文史名典古籍。

（2）强化学生历史基础知识的学习。这些需要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加以强化，对学生的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多提问，多检查，并要求学生利用思维导图的方法掌握基础知识的结构和网络。

（3）结合教学实践，课堂教学中引入微观史学教学法，增强历史学科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兴趣。微观史学是相对于宏观史学而言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是一种“着重研究历史过程中的微小群体和个人及其思想、意识、文化、习俗等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来阐述个人或群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式”[1]，如学习《顺乎世界之潮流》一课在讲解康有为的变法思想特点时，老师如能用多媒体展示材料“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僚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有深厚的理学功底。后来康有为游历香港、上海，接触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法律制度，于是大量阅读西方书籍，逐渐形成了向西方学习，变法救国的思想。”并对康有为的出生地广东南海和中国近代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这节课的难点也就很容易突破了。

（4）多管齐下强化对学生史料阅读能力方法的指导。如教师有针对性的对学生阅读方法学习的引领与示范，结合“问题+提纲”阅读分析方法，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培训。“问题+提纲”阅读分析方法主要解决历史试题中根据史料概括类题目，其步骤为第一步，读试题中设置的问题，根据问题的需要把史料按时间、主体、影响、意义、变化等因素分层次。第二步，把握每层意思，逐一概括再总结提升。

以上是作者就影响高中学生史料阅读能力的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后总结得出影响学生阅读能力的几点因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培养高中学生史料阅读能力的方法和策略，但目前这一研究因作者能力和条件的限制，还有不足和不够深入之处，在后续的研究中作者会逐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