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机制范文
时间：2023-06-22 09:49:1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决策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关于,尽快,建立,政府,重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力的加强，政府决策涉及的范围和金额不断增大。政府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但决策实施的结果往往有不确定性，未必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有的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1．行政决策系统运作模式不健全
作为行政决策主体的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通常既是决策的制定者，又是决策的执行者，而各级人大在实际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身兼两职”、缺乏行政决策的公共权力和非公共权力监控体系等现实情况都不利于形成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互制的机制。
2．追求政绩导致盲目决策和草率决策
在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中，某些决策者由于盲目追求目标，往往只看到决策的积极结果，而忽略乃至漠视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广东亚运会期间免费公交政策，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产生的负面效果却是当时决策者未预料到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对一些重大决策项目更是不经充分论证就匆匆拍板，导致有的工程投资了几个亿，却在实施过程中半途而废。
3．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缺失
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权力和责任相分离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倡集体决策是民主的体现，但也可能造成集体负责而实质上却无法负责的状况。决策的成败未与决策者个人荣辱得失、升迁降免直接联系，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不严格，这往往都导致决策者以经验缺乏为理由，不经慎重论证作出决策。
要保证政府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合法、科学和民主，减少决策风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必须避免政府行政决策的盲目性，提高行政决策的效率。
为此，我们建议：建立完善行政决策的风险评估机制，避免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产生失误。
1．明确界定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范围
规定凡涉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发展规划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政策，涉及公共利益或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及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政务事项，都应列入风险评估范围，具体如：政府重大投资项目、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公用事业价格调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
2．详细规定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实施
建议通过调查问卷、专家访谈、公众听证会等方式，从公共财政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和环境生态风险三个主要领域详细分析决策的正反面效果，以此作为政府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其中，公共财政风险评估主要考量政府财政的承受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聚焦相关利益群体的生存保障构成因素；环境生态风险评估旨在检测决策是否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行政决策风险评估主要评估的是决策的不可行性，根据内容的不同可分别由相关政府机关联合专家、专业风险评估机构实施。对于存在一定风险但仍属于可实施范围内的行政决策，应把握好出台时机，提前制定预防应急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将风险防范的责任和措施落实在决策之前，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避免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
篇2
一、引言：理性行为还是过度审慎？
东南亚金融风波的警示和国内金融资产质量不高的现实，增强了我国金融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意识，各金融机构都把清理金融资产、降低不良贷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上收信贷管理权限，纷纷实施集约化经营，将有限的经营资源集中调配使用，重点投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和优质客户，对地市级分行授予少量的收回再贷款审批权限，对县级支行授予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抵押贷款审批权限。显然，这属于商业银行规避风险、强化内部管理而采取的理性行为，但是当前也存在信贷资源集中的反面评判，认为这是商业银行的过度审慎行为，并因此而造成了借贷、对企业支持不足和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等一系列微观与宏观经济后果。不防套用前若干年的一个热点讨论：货币政策的一致性（consistent）和相机调节性（discretion），或者说是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还是多元目标的选择（Kydland和Prescott；对的讨论，参见谢平2001）；那么，在银行信贷层面上由此产生的两个政策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坚持风险管理的唯一目标（在此，体现为一致性目标和行动），还是既坚持风险管理，同时仍然要求“银行支持企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在此，体现为相机抉择或多目标）？如果选择多元目标，是否存在目标冲突，政策成本如何分担？
那么，具体地，信贷集中对当前的经济运行的究竟如何？应当怎样调整才能使信贷政策更好的服务经济建设？为进一步了解这一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后果，及时确定调整方向，减少负作用。笔者以山西省朔州市为典型，对现有信贷管理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营运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二、宏观周期与微观周期：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营运情况及特点
我们首先实证地观察朔州市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情况。
截至2001年3月末，朔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70725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581.9万元，增长3.4％。据对人民银行山西朔州市中心支行建立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已登录的贷户资料分析了解：
朔州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3月末贷款余额在各行业的分布为：采掘业所占贷款余额为250886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35.47％；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贷款余额为178427.86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25.23％；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贷款余额为45345.19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银行贷款余额的6.41％；制造业的贷款余额为3044.3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4.3％；农、林、牧、副业的贷款余额为19432.64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2.75％；房地产、建筑业的贷款余额为15586.08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2.2％；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贷款余额为15093.53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2.13％；行政事业单位的贷款余额为2997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0.42％；其它行业的贷款余额为51005.95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7.21％；部分破产及配卡企业的贷款余额为98032.75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13.86％。
从贷款对象来看：去年以来在人民银行信贷咨询系统已登录的、且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万元以上借贷关系的企业约为300多户，累计贷款发生额为197340.8万元，占万元以上登录贷户发生额的98.5％。其中：信用度为A级上、贷款额度在千万元以上的优质企业为29家，它们多数从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总计贷款发生额为158902.7万元，占万元以上贷款企业总发生额的80.52％。这些大额贷款都是由省级及省以上金融上金融机构进行考察、评估、批准发放，市及市以下企业只负责向省及省以上机构进行贷款项目推荐，无权批准发放。因此，信贷集中于优质企业。
从企业规模分布看：朔州辖区内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神头第一、二发电厂三大国有大型企业仅占去年全市信贷咨询系统中与银行发生借贷关系企业数量的1％，而这三大企业从多家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却占去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全部贷款发生额的53.49％，其中：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去年以来就向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贷款83530万元，占已登录企业全部贷款发生额的41.6％，占千万元以上贷款企业发生额的52.67％。因此，信贷集中于大型企业。
从上述信贷资金运行情况可以看出：朔州市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资放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贷款权限向总行和省分行高度集中，基层行授权很小；二是贷款额度向少数垄断行业和优质客户集中；三是贷款投向向部分国有和大型企业倾斜；四是信贷对象基本趋同；五是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从表上可以看，宏观经济周期对信贷运行周期的塑造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一地经济结构必然决定该地区资金流向和金融机构的业务类型。或者说，需求决定供给。从朔州市近六年来的经济运行及主要产品产量变动情况来看：
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煤电作为能源城市的支柱产业由于受周边煤炭市场及企业开工不足和国家产业政策、山西省限产压库政策的影响，地方原煤产量与销售率逐年下降，亏损日趋严重；电力行业呈现出前三年一路攀升，1998年因用电地区工业不景气发电量顿挫，后因经济回暖拉动发电量再次回升。而乳制品业、通讯业产品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逐年走俏，商品批零贸易业随着城市市场的繁荣呈现出购销两旺的势头，经营效益稳步提高。作为向企业提供主要融资渠道的银行业按照投入与产出、收益最大化原则逐步把效益较差的地方煤炭行业列入信贷投向的退出行业，把回升有望的电力行业、出口创汇、效益较好的国有大型企业�；�；露天煤矿作为信贷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把市场前景看好、经营效益高、有还贷能力的通讯、石油、商品贸易、乳制品加工等优质客户作为金融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针对基层行信贷工作中存在的地方行政干预严重，盲目放贷屡见不鲜，信贷资产质量逐年下降的实际，为规避信贷风险，提高系统经营效益，从1998年开始，将贷款管理权限上收到省一分行级，全面实行集约化经营。这是银行业在当前经济格局下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进行的理性选择。朔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近3年来的经营亏损逐年减少的事实（1998－2000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当年结益分别为一43839万元、－26994万元、－23153万元）也恰恰印证了信贷资金双向集中这一操作方式在短期内的可行性。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周期（包括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周期）使银行信贷相应呈现周期性特征。但是，这是一种微观产品周期，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局部和一般均衡的动态描述都可以给我们勾勒出这样一幅场景：企业在追逐超额利润而进入某一产品市场，其进入随之导致超额利润的平均化，最后实现均衡。问题是，中国的信贷市场是否符合上述经典周期性特征呢？答案一方面是肯定的，银行在追逐大企业、好项目的过程中，的确已经出现了信贷成本上升、进而净利润下降的情况（比如，信贷员为争取好客户不得不向客户提供某些超越信贷交易的便利，这些便利是必须计入银行成本的），成本持续上升会使信贷集中无法无限制扩张，最终实现某种均衡；但是，答案在另一方面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信贷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寡头特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陈磊2001）。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信贷市场的寡头特征持续延续，那么我们的信贷集中就可能不是一个短周期，而演变为一个长周期（因为竞争不能迅速抹平超额利润）。事实证明，我国的信贷萎缩和信贷集中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其长周期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一致性和相机抉择：信贷资金“双向集中”的经济政策含义
当前信贷管理体制下信贷决策基本上来自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和一级分行，市及市以下分支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自主权，也不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经济实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信贷权利向上集中、信贷资金向优势企业集中在微观上层面是一种进步：它至少体现了商业银行的审慎风险管理行为，而“过度追逐风险”（over risk－taking）一直是转轨经济国家银行业无法解决的瘤疾（参见世界银行对韩国、捷克的个案分析；Word Bank 2001）。因此，对于信贷集中不能简单否定。问题在于，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依然带有宏观经济意义，信贷萎缩和信贷集中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关于信贷集中对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冲击，参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课题组2000）。因此，我们在对信贷集中进行规范性分析（信贷集中好还是不好）时，有必要首先分析其政策含义。我们发现，信贷集中是商业银行自身风险管理单一目标的产物，带有动态一致性；如果因为其宏观经济后果而简单否定，必然造成信贷政策的相机抉择性（多目标，既要规避风险，又要商业银行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必然造成多元目标的冲突。我们仍然以朔州个案证明以上命题。
（一）风险管理：信贷资金“双向集中”的直接体制性动因
贷款管理权限上收，资金供给向“大银行”高度集中，资金投向向“大项目、大企业”倾斜，对降低信贷风险、控制盲目贷款、集中资金保重点、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笔者了解到的现实情况看，信贷集中的直接动因还是商业银行规避风险、培育优质客户群的需要。
1.信贷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符合银行资金集约化经营的要求。既避免了过去资金撒胡椒面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抓大放小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集中资金保重点。在扩大资金投放总量的基础上，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了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着力培育了一大批优质客户群，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了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从朔州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去年以来的信贷资金投向来看：一是坚持向交通、邮电、电网建设等基础行业倾斜，如市工行去年累计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5亿多元，使全市交通通讯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体现了“保重点顾一般”的原则；二是积极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市中行近3年累计向国家重点企业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发放流动资金贷款3.3亿元，占该行流动资金贷款总额的74.6％，充分体现了“三优先”的原则。这对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产业、产品政策和货币政策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扶优限劣，集中资金保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效益好的产品有很大好处。
2.信贷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有利于减少贷款投向失误，防范金融风险。前些年信贷审批权在县（市）支行一级，由于基层信贷部门政策水平有限，对上级行信贷原则的理解有时出现偏差，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银行企业经营的软约束，企业不考虑长远利益，一哄而上搞重复建设，导致基层银行盲目放款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信贷资源的粗放扩张使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风险。据统计：1997年末朔州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02861万元，占国有商业银行总贷款的28.68％。而近年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上收贷款审批权限，集中贷款审批额度后，贷款投放真正体现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银行集约化经营程度明显提高，经营效益逐步改观，有利于上级行在更大范围内调整信贷资产结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从而提高金融资产质量，降低金融风险。
3.信贷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有利于在短期内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当前商业银行放款标准主要强调的是短期的现金流量和效益改善，由此带来的利息收入能短期内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并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从2001年3月末朔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来看：一至三月份朔州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盈利686万元，比去年同期多盈利3097万元。其中：朔州市中行系统、建行系统扭亏为盈，分别盈利1750万元和832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1927万元和887万元；市工行系统、农行系统虽分别亏损1442万元和454万元，但比去年同期各减亏102万元和432万元，分别下降了13.13％和48.7％。
4.信贷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集中，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克服行政干预；有利于促进转变经营观念，加强成本核算，提高盈利水平。资金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其他投入一样具有稀缺性。贷款权限上收无疑会增强企业资金约束，促使企业加强资金成本核算，努力提高资金利润率。企业只有转变经营观念，狠抓产品经营，挖掘市场潜力，提高经营效益，才能取得银行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形成投入出效益、效益保投入的良性循环。过去曾出现过“行政定盘子，企业铺摊子，银行拿票子”的现象，政府办银行色彩较浓。企业每年年初找经委、财委，要求相关部门出面向银行发请函，召开银企座谈会、协调会，动员银行为企业生产注入启动资金，年终企业又跑政府向银行要安定团结贷款、工资贷款、还欠贷款。现在银行贷款权限上收后，决策权在上级行，企业知道找政府、经委也难在当地银行协调到资金，只有踏踏实实、开拓创新，努力把生产搞上去，把产品市场拓宽、把经营效益搞好、把企业信誉提高，才能取得银行的信任，才能在市场站稳脚跟。因此，企业普遍认为：转变经营观念，挖掘内部潜力、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才是生存的唯一出路。同时，贷款权限上收后，基层行也有了回旋余地，避免了国行政干预而造成的不良贷款，有效地规避了信贷风险。
（二）增长、激励和系统性风险：信贷资金“双向集中”的负面后果
信贷集中在顾及商业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同时，也对中央银行信贷政策（窗口指导）传导、银行自身操作人员激励机制和长期系统性风险的规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
1.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不利于中央银行货币信贷政策传导。为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商品供应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央银行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企业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封闭贷款的管理办法》，并采取调高县以下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引导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等措施。对人民银行这些指导性政策措施，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照此指导意见办理，对产品有市场、有前景的亏损企业的封闭贷款，各家银行持消极被动的态度，有的行根本不贷，各商业银行上级行对基层行发放贷款控的过死，基层行只有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抵押贷款权限，几乎所有的其它贷款发放都要报经上级行逐笔审批，特别是近年推行的汽车、住房、、高档商品等扩大的内需、刺激需求方面的消费贷款政策，在基层支行贯彻落实受到了严重影响，形成货币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不够协调，商业银行基层行只考虑每笔贷款能否得到上级行批复，无法考虑信贷结构调整，或通过信贷手段引导国民调整，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据对朔州市消费贷款、小企业贷款调查了解：截至3月末，全市共发放各类消费贷款6039万元，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贷款余额的0.85％；小企业贷款占346732万元，为全市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39.1％。其中：个体及私营企业贷款仅为1550万元，占全市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0.17％，由此可见，国家有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开展消费信贷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而是形成了传导不畅或与经济发展脱节。
2.资金供给渠道的高度集中，造成企业审贷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贻误商机。据对朔州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权限及审批程序调查了解，中长期贷款全由四家商业银行省分行考察、评估、批准发放，500万元以下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虽说实行规模管理，但据调查了解：截至各省分行都未按年或按季为二级分行核定本年度的贷款指标，只有各地市行将辖区内申请贷款的企业资料上报了省分行，在批准放贷的同时，才将放款的规模一并下达到地市分行，至于500万元以上的流动资金贷款授权都在省级分行，地市分行收回贷款后，其指标省分行全部上收，企业申请再贷款程度和新贷款基本一样。对新开户企业贷款更是特别困难，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和地方都提出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过去没有贷款的企业或新组建的企业需要信贷支持，而上级行对基层行所管的企业一般只有上年的企业资料，没有新申贷企业资料，理所当然也就无法得到信贷支持，基层县（区）支行只有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抵押贷款权限，其它贷款均需逐级上报审批，企业申请一笔50多万元的贷款，先由信贷员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相关资料，写出书面报告，交支行审贷委员别或审贷小组）集体审批。支行一般每周只开一次审贷会，若人数不齐，得事后补签，或延期到下周办。上报后，又是一轮信贷员、科长、审贷委员审批，最后报省分行上审贷委员会审批，如农业银行省分行审贷委员会还得派出专人到地市进行实地考察、评估、然后再上会决定。这样折腾，一笔贷款从企业申请、县支行收集相关资料，再逐级上报上级行，到贷款发放最短也需6－7个月，企业等拿到贷款，市场信息与经济运行的实际已发生变化，商机大失。如朔州市煤炭运销公司，原一直在某行开户，经营效益较好，对贷款能按期还本付息，但在2000年5月归还了该行1300万元贷款后，上级行当月收回了此指标，企业再申请贷款时又重新按程序逐级上报，报到省行后，省行认为煤炭为信贷投向退出行业，申请贷款不予批复，造成煤炭运销公司生产经营缺乏周转资金，也使该行失去了一家守信客户，反过来也贻误了该行的信贷贷商机。
3.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责权利不统一，有报基层信贷员的积极性。贷款指标由上级行管理，大量的贷款向“大企业、大项目”倾斜，审批权在一、二级分行，而整天与众多企业打交道的基层行只有申报推荐权，没有决策权，即使有授权也只是10万元以下的质押贷款。其它贷款均需逐级上报审批。可是，贷款一旦发放，基层行的信贷员就成了贷款第一责任人，如果出了风险，信贷员就得下岗限期收回贷款，谁还愿意去当信贷员�；�；第一责任人？如在农业银行朔州市牛舍区支行开户的平鲁区凡水沟联营煤矿1995年该行贷款3笔，金额18万元，贷款方式为质押，1996年因矿井大面积起火，矿井报废，企业破产，贷款沉淀，其贷款责任人受到牵连，被扣除6个月责任目标津贴。其它相关人员工资收入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因而多数信贷人员深感信贷工作责任重大，普遍存在“慎贷、恐贷”的心理，对发放贷款积极性不高。
4.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导致信贷对象过于狭窄且严重趋同，潜在系统性风险相应增加。据人民银行朔州中支信贷咨询登记系统资料显示：2000年3月以来，全市获得贷款的企事业单位共311户，仅占已登录实发卡和配卡企业数的14.33％，其余85％以上运行基本正常且可能有贷款愿望的企业未能得到贷款，这就造成企业间资金状况苦乐不均，相当部分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资金非常紧张，而少数企业获得的贷款超过了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将信贷资金投向了非生产领域。据对朔州辖区内的平朔露天矿、神头一、二电厂三大国有企业获得贷款情况了解，这王大企业向境内多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计贷款达378375万元，占全市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53.49％，且这些企业都有把资金投向自办第三产业的现象。金融机构这种竞相把贷款投向“大企业、大项目”，而且客户群体严重重叠趋同的现象，从单个金融机构来看，这些客户不会发生流动性，有利于金融机构规避风险。但从金融机构总体看，金融部门信贷投向和客户群体高度集中，潜在系统性风险相应增加。如朔州市金融机构过去纷纷都将信贷资金投向辖区的支柱产业�；�；煤炭行业，近几年，山西煤炭由于受周边煤炭市场的冲击，销售不畅，积压严重，再加上1999年省政府为提高煤价，减少煤炭积极压自燃造成的资源浪费，对生产规模小的乡镇及部分县办煤矿关停并转，使全市国有商业银行7亿元多元贷款出现周转困难，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形成风险，对辖区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带来了大量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符合“短视理性预期”（myopic rational ex－pectation，参见Sargent 1987），即过度考虑当前风险规避，没有充分前瞻地认识今后的风险集中问题。
综合以上信贷资金双向集中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将资金供给向“大银行”集中，资金投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倾斜的信贷管理操作方式在短期内对规避信贷风险，提高银行经营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银行实现经营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但任何一种选择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永远正确。因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银行目前信贷投放中评选出的优质客户只能讲其在近期内经营效益良好，有较强的还贷能力，但随着企业发展周期中高峰的过逝，随着周边环境的变迁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逐步调整以及加入WTO后世界经济的冲击，现在的优势也许将来会为劣势，目前的优质客户将来可能成为劣质客户。前期朔州市煤炭行业由于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和周边煤炭市场的冲击，县以下小煤矿纷纷关停并转，给银行造成大量无法挽回经济损失的事实恰恰应证了这一论述。因此，从长远经营来讲，资金供应渠道与贷款投向“双向集中”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必然会造成资金投向“点面脱节”，资金流向与经济增长需求错位，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群严重重叠趋同，潜在系统性风险增大，因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严格按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微调现有信贷管理方式，下功夫着力培植一大批具有自身特色的优质客户群，分散信贷风险，提高经营效益，才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长久性最佳选择。
四、政策建议：市场化原则下的“长期一致性”选择
以上个案分析显示，信贷集中是商业银行的理性行为，必须得到决策当局的尊重。但是，信贷集中从长期看，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激励机制建设，造就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也不利于国家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从上看，我们不能简单采取压迫商业银行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否则将造成行政干预、商业银行再度陷入不良资产增量的泥潭和高的道德风险，这显然不符合国有银行商业化的基本改革方向。因此，相机抉择式政策是不可取的。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政策，设定利益导向，使商业银行自愿地分散信贷资源配置润时，继续坚持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促使其改变信贷决策上的短期理性行为，以降低长期系统性风险；另外，决策当局必须打破信贷市场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寡头局面，促进市场的竞争性，缩短微观信贷周期。以上手段可以归结为市场化的“长期一致性”政策选择，换句话说，鉴于商业银行是金融机构中最脆弱的环节，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唯一的主题，其他政策目标必须且只能依靠诱致性（非强制性）制度创新来实现。具体建议如下：
1.中央银行要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各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消费信贷，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对商业银行信贷过度集中行为及时进行预警预报。一是中央银行应根据《关于开展个人消费贷款指导意见》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消费信贷业务发展规划，牵头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个人客户信用信息系统，把个人信用记录、职业生涯并与储蓄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登记等结合起来，制定个人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实现全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还要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健全信贷管理体制，在规范管理、开拓创新、优化服务上做文章，在继续办好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当前国内外消费潮流，分析大众消费心理，积极探索新的消费信贷品种。尽快建立中间担保机构，为一般居民提供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贷款担保，促进消费信贷业务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中央银行要引导商业银行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信息中介作用，及时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品、市场、经营管理、新技术的推广与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把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现有贷款结构的调整力度，对有市场，预期经济效益可观的中小企业合理信贷资金需求予以适当的倾斜，努力规范信贷管理，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力度。三是及时对商业银行信贷过度集中行为进行预警预报。首先要严格要求各家商业银行按照资产负债管理要求，控制信贷集中的风险，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信贷过分集中行为提出道义劝告；其次要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已经建立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作用，定期对银行贷款投向进行分析，对系统性或区域性的信贷集中进行预警预报，并采取有效措施和对信贷集中进行控制。
2.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使其能够提供覆盖全社会各经济主体需要的、有效的金融服务。一是对现有中小金融机构进行规范整顿，改革重组，以发挥其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主力军作用。目前全国有近百家的城市商业银行，更多家已划归到信用联社的城市信用社，要通过改革重组、规范整顿促进其结构调整和经营水平的提高，并通过一定的政策扶持，如不良资产的政策性化解、利率浮动权限等，帮助其消化历史包袱，壮大资金实力，最终达到充分利用现有机构，支持经济发展的目的。与此同时，也要松动市场准入，允许组建适量不带官方色彩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以加强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服务；这里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是要尽快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增强中小银行的信用度，并对国有大银行的垄断性进行纠偏。二是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为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降低风险。我们认为，在目前中小企业取得贷款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担保公司（或基金）的建立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对其运行机制应该进行改革和完善。首先是政府资金要进行市场化运行，避免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同时要通过严格违约成本和违约代价，防范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其次，要多鼓励行业内企业相互担保的做法和民营担保制度，并促进其进一步规范运作；再次，借鉴西发达国家，逐步建立担保的再担保制度，如日本的中小企业贷款贷款保险公司。
篇3
关键词:消防、职业道德、行政执法、执法程序、对策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fire control institutions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n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and then targeted proposed law enforcement of the law enforcement set up quality, regulate the correct law enforcement procedures and enhance the moral quality, perfect law enforcers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system solutions.
Keywords: fire, professional morality and law enforcement, law enforcement procedures,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TU9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消防行政执法是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将消防法律、法规适用于特定对象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推进消防工作法制化，创新和推进消防社会管理，减少、消除火灾隐患、预防和减少火灾发生，保障社会单位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有效途径。随着《消防法》、《行政许可法》、公安部第106、107、108号令等相关法律、规定的制定和实施，消防行政执法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行政的意识已有明显增强，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消防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大批火灾隐患得以整改。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消防执法人员执法素质不高，执法不严，执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情代法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还有一些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和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干扰，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下面谈一下本人的一点看法：
存在的问题
一、消防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不规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放任自流等现象较为严重。
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消防执法人员对消防违法行为以某种借口，该罚不罚、不该罚却重罚、以罚代停、以罚代改等现象特别突出，他们执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罚款，一味追求罚款数额，完成罚款任务。他们这么做也就出现了平时执法很轻松，几乎不去社会单位检查，而到了逢年过节忙得不亦乐乎，这为火灾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二是，超越职权严重，执法动机不良。某些执法人员为了与单位或个人的一些矛盾，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执法工作中做手脚或越权使用权力。如某单位存在四项违法行为，而消防执法人员在第一次检查时只提出两项，责令其整改，发现未按要求整改的，便对其实施处罚，第二次检查时又提出两项问题，责令其整改，如果发现其未改又对其实施处罚，这样一来单位就不能及时的彻底整改问题，从而造成了单位长期存在火灾隐患。
二、执法过程中的执法依据不准确，违规执法。
现行消防行政处罚程序是：依法对单位进行检查，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经调查取证后立案，进入处罚程序，并告知处罚的种类和享有的权利，经审批后做出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复议的途径和时限，被处罚人履行完处罚决定后结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两套案件程序，一种是网上办公系统，一种是纸质案卷，而两种处罚程序的内容和格式还不一样，这样一来一件消防行政处罚案件耗费了大量的警力和时间。虽然消防行政处罚在不断的改进，但是也表现出消防行政处罚程序、法律文书的不规范性、随意性。这些规定在实践中束缚了执法人员的手脚，使一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严肃的处理。为提高行政处罚效率，可参照香港的做法，简化消防行政处罚程序。香港的消防部门没有处罚权，只有检控权，防火员在防火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需要处罚的，可将控罪和证据直接上告法院，法院开庭审判确认后即可作出判罪。被处罚人慑于法院的权威，一般都会老老实实接受，及时加以整改。这种操作方式充分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消防部门省去了组织听证和复议的环节，大大提高了消防执法效率。 三、行政执法机关职能相互交叉，权责划分不明，执法中推诿扯皮现象严重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体制、立法等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一些执法部门职能相互交叉，权责划分不明，导致执法中“撞车”或扯皮。如房屋室内装饰问题，安监、质检部门依照有关法规有监督管理权，规划建设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也有监督管理权，而当发生问题时，部门之间往往又互相推诿。又如食品和药品的监督管理，属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但这方面的广告又归工商部门管理，一旦出现食品药品的虚假广告，消费者受了欺骗而找主管部门时，也容易发生“两不管”的情况。
四、执法者的素质较低
一些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意识不高，对消防行政执法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和充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致使一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力的查处，火灾事故隐患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整改。特别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相继颁布，对消防执法工作的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一些消防执法人员为了减少麻烦，避免当行政诉讼被告，在消防行政执法中，可罚可不罚的不罚了，该重罚的从轻了，从而削弱了执法力度。与此同时，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消防执法过程中，有些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有关的法律、法规没有理解透、掌握好，自身法制意识不强，执法观念淡薄，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在执法工作中，不是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按照法定的程序办事，以致于出现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手续不完善，使用法律文书不规范等问题。
消防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法治”意识差，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没有科学的认识和准确把握法治的基本内涵。在法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治国方略的今天，人治的传统观念仍没有完全摒弃，权力行政、人情行政、身份行政较为盛行，“以权压法、以言代法、越权执法、以罚代法、行政执法权力商品化”等现象时有发生。
二、对消防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制约力度不足，甚至形同虚设。在消防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执法责任制落实不够，特别是对执法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有的公安消防机构根本没有执行。内部监督不力，考核、评比与德、勤、绩联动机制不完善;执法人员违法违纪行为，在处理时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没有起到规范、惩戒和教育的作用。
三、执法为民的思想树立不牢，对人民缺乏感情，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安消防部队是公安机关的一个重要警种，担负着消防监督执法的重任。因此要牢固树立“人民消防为人民的思想”。但是当前我们有些消防执法人员对“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模糊不清，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法治意识不强，在思想上没有摆正人民与执法人员的关系，即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所以在消防监督执法中有对待群众冷、硬、横、推等现象。
解决目前执法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提高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素质
牢固树立执法者的执法观念，长期开展宗旨与意识教育，转变观念或者定期不定期的培养消防执法人员的道德修养，把立警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落实到每一个干部，切实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和人民感情基础，让每一个执法者带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去执法，带着对人民深厚感情去执法，平时我们社会也应该加强对法制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增强人民的法制观念，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二、规范执法程序，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公安消防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完善的消防档案，对每一起案卷，每一次活动都应进行整理装订，建立一个完善的档案样本，让每一个消防监督员都应熟知档案的建立和装订程度，对具体对象做出一个正确合理的选择和判断，从而更加准确贯彻消防法律的意图。
三、提高执法者的素质
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知识的培训，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各级行政机关要有计划地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学习行政诉讼法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学习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操作规程，熟悉有关的法律条文和行政执法中的有关程序，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四、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规范执法行为，也是消防执法部门依法行政的有效措施
一是针对当前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严明执法纪律，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使执法权限确定化，执法责任明确化，执法程序公开化。二是各级公安消防机构要切实执法质量评议考核制度，充分发挥法制、督察部门的监督作用，适时开展消防执法内部检查、考核，做到及时发现和处理消防监督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不能等到发生了重大火灾事故，再去被动的追查处理。三是要接受社会单位和人民群众对公安消防机构的监督，实行公开办案，杜绝问题的发生，使消防执法工作沿着健康发展的法制轨道前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 《北京市消防条例》
篇4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回流决策；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12307
一、引言
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1]，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有利于两者的无缝对接，实现人的城镇化。当前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除了具备农民工群体回流的一般性因素外，还包括群体回流的特殊性决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源于其异质性特征直指其回流决策，从而影响并制约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虽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代际回流差异显著[2]。但是，却鲜见将新生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作为检验指标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针对回流决策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整个农民工群体或代际比较，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或停留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3-4]，或止步于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建议[5-6]。此外，研究层次多集中于影响回流决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保障碎片化等宏观因素，或家庭决策与风险分摊等中观因素[7-8]，缺少微观个体层面的具体分析[9]。诚然，劳动力流动与社会保障接续或风险成本是促使农民工返乡回流的重要方面，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0]。在微观视角下，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凸显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根源。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微观个体的异质性特征是否对其回流决策产生影响？尤其是置于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制度背景下进行决策，自身特点与个体偏好是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诱因吗？同时，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是提高收入水平[11-12]，那么，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中，收入边际效用的影响力是否改变？收入水平对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如何？尽管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但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基于此，本文以新型城镇化改革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为切入点，拟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用异质性特征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回流决策。
二、异质性特征与研究假设
异质性特征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主要的特征，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分析比较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在回流决策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等与第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基本特征，也兼备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体现为禀赋异质性、环境异质性和偏好异质性等方面。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有利于避免新生代农民工引流政策异化对农村乡镇工业成长、县域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本等基础的侵蚀，优化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条件。
1禀赋异质性
禀赋异质性体现其人力资本特征，反映劳动力构成差异对回流决策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差距明显，本文通过4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异质性：一是受教育年限，反映基础教育资本的一般知识能力情况；二是技能级别，体现专业技术资本情况；三是非农就业年限，反映经验、技能积累资本情况；四是更换工作频次，反映职业迁移资本情况。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具备了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新生代农民工应对非农就业风险的化解能力也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使他们不再一味追求在城市就业，而更倾向于在本地就业或创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异质性决定其回流决策，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禀赋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回流意愿越强烈。
2环境异质性
环境异质性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客观条件，反映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由于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城市融合程度以及社会保障风险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环境的制度限制和市场歧视。在现实中，一方面，一旦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发展周期处于调整阶段，首当其冲的就是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群体就必然面临失业，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在城市没有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风险化解机制，其退路就是回流，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不具备务农技术，不具备传统农民的特征；另一方面，城市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未能供给平等的就业保障权益，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强度、就业质量和就业援助等政策环境中处于从属地位，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更趋于主动保护自己的权益。基于此本文通过4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环境异质性：参加社会保险与否、身份定位、每周工作时长以及签订劳动合同与否，并提出研究假设2：
H2：环境异质性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并且其流动向制度限制少或市场歧视弱的城市集中。
3偏好异质性
偏好异质性体现其对利益诉求的个体偏好。农民工回流决策特征存在代际差异主要体现在非农就业驱动力、流动或返乡就业等偏好方面，分为生活型、经济型和发展型并存三类[13]。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从单纯地要求实现基本经济利益权益向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主要动因是为了提高收入水平或改进生活方式，注重经济价值，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价值观已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水平，更倾向于职业发展和生存环境，追求经济收入与职业发展并存的就业标准，其利益诉求从经济型转向了生活型与发展型并存或发展型[14]。基于此本文通过3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异质性：经济利益型、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与此相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更倾向于留在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尤其是对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新型城镇化不仅满足了他们对公共服务和就业方式的偏好，也避免了其在就业层次与自己的个体偏好存在差距时“用脚投票”引致的高失业率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受其偏好异质性的影响，并且倾向于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主动回流。
三、检验模型与研究设计
本文实证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2―201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组织的针对湖北省武汉市青年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形成了16―35岁处于就业状态的768条具有完整观测信息的数据库。武汉市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均较为发达，进城农民在行业和区域分布均匀，在农民工流动问题上兼具流出地和流入地双重特性，因此，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问题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为了检验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因素，本文构建了Logit回归模型：
log[Decisioni，t/（1-Decisioni，t）]=α0+
α1Endowmenti，t+α2Circumstancei，t+α3Leveli，t+
α4Chenglireni，t+α5Marigei，t+εi，t（1）
在模型（1）中，因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您决定在哪里工作”的二元哑变量。若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到本地或乡镇就业，视作回流，取值为0，选择在城市就业则取值为1。自变量分别为Endowment、Circumstance和Level。控制变量引入婚姻状况Marige及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Chengliren两个变量。各主要变量的指标含义及测度如表1所示。
本文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农村税费过重、想外出多生孩子、城市收入高、村干部作风恶劣、家乡封闭保守、对当地的职业不满意、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城市生活条件好、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不愿意干农业、呆在家里没事干等）12个虚拟变量指标描述偏好异质性，但每个变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偏好。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三个公因子，并依次分别命名为经济利益型、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
由表2可知，样本中有73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就业。在禀赋异质性层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050年，430%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年限高于样本均值，在获得技能水平方面，230%的新生代农民工具备初级以上技术水平，具有更换工作经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750%。在环境异质性层面，480%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4小时，有44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份应该是城里人，有550%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合同签署率达到了500%。在偏好异质性层面，均值为0000，标准差为1000，服从标准的正态分布。控制变量方面，有780%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成为城里人；680%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了自己的劳动所得；婚姻状况均值为0380；42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样本均值。
随后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禀赋异质性层面，回流决策与受教育年限、非农就业年限、更换工作频次指标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8、-0071和-0060，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3、-0071和-0060，三个指标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与回流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具备较高人力资源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到本地或者乡镇就业，技能级别指标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46，没有通过相关分析的显著性检验。这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回流现象基本契合，在一定程度上为假设1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性证据。环境异质性层面中的是否参加社会保险、身份定位、每周工作时长以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指标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1、-0071、0100以及0077，且四个变量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回流决策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制度环境的影响方向有正有负，市场歧视与回流决策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至少达到5%，即劳动力市场越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越希望在城市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假设2提供了初步的支持，但仍需进一步证实。表2还显示，偏好异质性层面中经济利益型指标没有通过相关分析的显著性检验。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97和-0113，且显著性水平均达到1%，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69和-0114，显著性水平为10%和1%，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均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过程中，越看重生活环境或职业发展，越倾向于回流。这与假设3的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控制变量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和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指标与回流决策之间显著负相关，二者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74和-0087，且显著性水平均为5%。这意味着已婚或不愿意成为城里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离开城市就业。
2异质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回归分析
本文研究异质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内在联系，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1）从度量禀赋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来看，文化程度较高、工作经验丰富和更换工作频次相对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选择回流。从模型（1）―模型（8）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出，受教育年限、务工年限和更换工作次数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技术等级或职称的系数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年龄构成集中在16―35岁的青年阶段，多数样本达不到评定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年龄，然而年龄在职称评定中具有重要影响，技术等级或职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很难体现出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结合表2和表3的分析结果得出假设1通过了检验。
（2）模型（2）―模型（5）中环境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模型中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长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市场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确实存在显著影响，工作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就业。参加社保变量的系数在8个模型中对回流决策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身份定位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身份定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影响，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流。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即签订了规范就业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稳定就业，符合实际状况。综合考察变量系数的显著效应以后得出假设2通过了检验。
（3）从度量偏好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来看，模型（6）―模型（8）中回归模型没有发现经济利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均为负，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和5%。这表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偏好对其回流决策有显著影响，且越倾向于生活环境或者职业发展的群体，其就业选择越倾向于回流。这为假设3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此外，没有发现交互效应对解释变量存在影响。综合考察变量系数的显著效应以后得出假设3通过了检验。
（4）在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显著性水平达到1%，这意味着改变未婚状况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回流。此外，表3还显示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成为城里人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就业。
纵观这8个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务工年限、每周工作时长、生活环境型及婚姻状况等4个变量对回流决策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然而，职业技术等级和经济利益型两个变量未能体现出显著的影响。这可以说明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回流决策中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并不是特别看重。此外，技术能力的高低也不会影响就业地点的选择，即较高技术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样也可能选择回流，而较低技术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可能会选择在城市继续务工。除这两个变量以外，其他变量都能对其回流决策给予不同程度上的解释。
3异质性特征与收入水平的分组样本回归
为更进一步检验收入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本文依据回流决策变量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城市样本组和回流样本组两个组别，并进行分组的回归检验。在此回归模型中，对收入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后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测度与前文回归模型一致。结果如表4所示。
禀赋异质性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两样本组中受教育年限、务工年限和更换工作频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两组系数值差距不显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等级或职称对收入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年龄或资历在技术水平或职称评定中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构成方面处于16―35岁之间，多数人达不到评定技术水平或职称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认证体系的不完善，技术水平或职称在应用上具有狭窄性和主观性，导致等级相对较高的人群集中于一些传统部门，因此，即使无职称有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这些回归结果说明，无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哪里就业，禀赋异质性指标对其收入水平都具有显著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倾向于远离城市，依然能够依靠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为研究假设1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经验支持。
环境异质性指标中，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和身份定位变量对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城市样本组的回归系数小于非城市样本组，这表明城市的制度环境对收入的影响更小。劳动力市场指标只有每周工作在城市样本组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如果希望在城市获得更高的收入可能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分组回归检验表明，环境异质性对收入水平存在解释力，但不是全部，新生代农民工如果希望避免环境异质性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可能会选择在城市就业。这为研究假设2提供了间接的经验证据。
偏好异质性指标中，生活环境变量在两组样本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显著性水平至少为5%，但回流样本组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城市样本组。这表明，相对于城市样本组，选择离开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偏好越倾向于生活环境，收入水平越高。在城市样本组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异质性越倾向于生活或发展，收入水平越低。这些回归结果表明，倾向于生活环境而离开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可能并不低，即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即使回本地就业也不一定比在城市就业的相对收入低。此外，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地点在哪里，经济利益都不是决定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这为研究假设3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4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提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尝试：
（1）调整回流决策。前文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衡量其回流决策，但是这只是当前的回流决策，为了验证异质性特征对回流决策的长期影响，本文将回流行为代替回流决策重新估计模型，采用当前就业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城市就业赋值为1，表示不愿回流，否则为0，表示具有回流意愿。调整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禀赋异质性层面，技术水平或职称仍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3个因素均对回流决策产生显著负效应，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没有变化；衡量环境异质性的四个因素均对回流决策产生显著影响，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没有变化；偏好异质性中生活环境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前文将偏好异质性特征的12个维度通过提取公因子综合为3个维度进行测度，这种处理方式在操作上显得比较方便，然而，可能抽象了不同维度的具体特征。另外，也使得在模型中难以检验不同需求偏好的有效性，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每一项偏好异质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具体作用，本文对这12个需求偏好维度指标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指标分别进行回归。模型中除了农村税费过重、家乡封闭保守和受教育机会少维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9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0%的检验。由于受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列出模型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本文贡献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根据已有文献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将其划分为禀赋异质性、环境异质性和偏好异质性，并以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制度背景提出研究假设。其次，构建了一个基于异质性特征的Logit回归模型，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768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研究假设。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越高，回流意愿越强烈；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环境因素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定；而个体偏好中经济利益边际效用的影响力下降，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回流。此外，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对其收入水平影响显著，同时，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与以往针对农民工回流的传统文献不同，本文将回流决策问题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从整个农民工群体缩小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深化了农民工代际差异的理论认知，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诱因。其次，本文以我国深化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切入点，揭示了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的内在联系，从而为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微观制度建议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与经验证据，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贡献了新路径。最后，本研究针对回流决策、收入水平和异质性特征的研究，也为新型城镇化、社会保障改革等政策引发的微观治理效果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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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启动法治政府创建活动。按照市推进法治政府示范市建设的要求，借鉴全市四个创建法治政府示范区县的经验，结合实际，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二）推进依法行政公报制度。建立行政执法情况、行政复议与应诉情况、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行政执法、行政复议与应诉、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三）健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进一步加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力度，采取自学与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一）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准确把握合法与合理的关系，进一步清理并精简行政审批项目。积极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工作。加强对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督管理，深入落实行政审批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开展行政审批项目评估工作，选择1—2项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按照程序调整审批项目。
（二）切实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在公布区级部门行政权力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减行政权力项目，建立行政权力动态管理机制，加快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构建权责清晰、程序严密、运行公开、制约有效的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机制，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三）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大力推进决策公开，深入推进办事公开。进一步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保证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全面和准确。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做好依法申请公开工作。
（四）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突发事件监测和信息收集机制，强化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准备，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三、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一）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序。
（二）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制度。完善重大决策评估机制，通过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三）健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贯彻落实《市国家公务员行政过错行为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坚决制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促进决策权力和决策责任相统一。
四、规范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工作
（一）完善规范性文件评估制度。开展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工作。规范性文件公布施行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要及时收集分析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选择1件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评估。
（二）强化规范性文件管理。严格落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加大规范性文件网上查询系统，构建规范性文件查询、监督和有效期预警体系。
五、规范行政执法，提高执法水平
（一）开展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示范活动。制定《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示范活动实施方案》，推动区级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不断提升行政执法水平。
（二）深化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明确从轻、从重、加重的行政处罚情形，并予以公布，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三）认真开展执法监督检查。深入开展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食品安全、安全生产、劳动保障、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专项整治和执法检查。完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案卷评查等各项制度，量化标准和考评办法。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
（四）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资格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制度。建立行政执法人员档案，完善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建立行政执法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六、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及时化解行政争议
（一）依法受理和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严格依法受理和办法行政复议案件，凡是符合受理范围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都要依法受理和办理。
（二）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改进行政复议受理方式，完善网上受理行政复议制度，进一步拓宽和畅通行政复议渠道。改进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方式，综合运用书面审查、实地调查、听证、和解、调解等手段办案，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加大行政复议人员学习培训力度，提高行政复议能力水平。
（三）做好行政应诉工作。继续加强法院行政审判机构联系，完善与行政诉讼协调对接机制，继续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高度重视司法监督，严格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
七、完善社会自治功能，健全矛盾防范和化解机制
（一）推进基层自治。扩大基层自治范围，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提高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创新基层自我服务体系和矛盾自我化解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二）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规范和管理。规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清理规范中介组织，建立健全对社会组织和监督机制。
（三）扎实推进行政调解工作。按照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的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调解规章制度，完善行政调解联席会议制度，加大行政调解工作力度，妥善化解各类行政争议和纠纷。加强行政调解人员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能培训，提高行政调解人员的业务水平。依法做好工作。
八、落实依法行政工作责任，加强法制队伍建设
（一）落实依法行政报告制度。机关各科室、直属各单位要向局办公室报告本部门、本单位推进依法行政的进展情况、主要成效、突出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篇6
[关键词]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效率
所谓行政管理效率,就是在圆满完成行政机关的使命与任务的基础上,投入的工作量与获得的工作效果之比。行政管理效率应该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是功效与价值的统一。行政管理效率就是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适应人的需要和特点,顾及社会因素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充分发挥和利用人的内在潜能而获得最佳管理效果。行政效率是政府管理的有效性问题,它既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衡量政府职能的尺度,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够创造有序的内部环境,为单位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繁荣。那么,如何在当前政务工作任务量多,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切实提高政府工作的行政管理效率呢?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作出以下探讨。
一、树立先进的管理理念
任何一个行政管理低效的政府决不是一个合格的、能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府。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前提就是管理理念的更新。
在旧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影响下,长期以来形成的旧观念和行为方式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制约了行政管理的效率的提高,为了政府机关的健康良性发展,就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陈旧的、不利于工作的观念。
首先,要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以往有很多行政管理干部,忽视行政管理知识的系统学习,想当然地认为行政管理就是简单的“人管人”,这也就是行政管理效率难以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毕竟摈弃这种错误观念,而要树立科学的行政管理理念,以规范化、步骤化、人性化的方式重视行政管理干部的培养和行政管理科学知识的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脑,促进工作的实效的提升。
第二,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政府管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具有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对于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仿效作用。 20世纪末以来,用企业管理理念改造政府服务行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实践内容。
第三,树立管理为中心服务的理念,树立高效务实的工作态度,把行政管理的工作重点瞄准为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这个中心任务上,做好一系列的辅助工作,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行政管理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和着力点,加强行政管理工作的有序性和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将先进的管理理念作为工作的先导,合理运用各种现代管理知识、方法,切实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二、创新管理机制和改革管理体制
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以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也为此一直在调整管理机制、改革管理体制。“十六”大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当前的改革中,我国行政管理的机制,正在由过去的产品经济型,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型。表现在:管理的体制从集权向较为分权转变;管理的职能从一统到底向宏观控制转变;管理的方式从内部向外部转变;管理的方向从目标性向兼顾行为性转变;管理手段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如此的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利于政企分开、政事分离,充分发挥政府行政管理的指导性、引导性职能,全面提升行政管理水平。
首先,要积极促成政府内部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政府内部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保证。在企业某些部门之间,由于权责不明确,又缺乏良好的沟通协调,工作上不是相互支持,而是互相掣肘,在部门之间利益有差别,甚至会互相顶牛、僵持,造成工作推诿扯皮、拖拉延误。外塑形象,内强素质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办事效率,工作质量从一个方面说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因此要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政府的行政决策机制的转变目标为政治上和谐执政、经济上和谐发展、文化上和谐进步、提供公共服务和谐一致。因此,要借鉴现代行政决策的基本程序,创建民主形成决策程序和制度,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保证决策程序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此外,可以建立刚性的决策责任机制――问责机制。问责机制不强化,难免“问责”成“休假”,故必须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落实到位,从而有利于管理层次的明晰和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三、加强行政管理队伍的素养
建立一支高效、公正的行政管理队伍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又一重要途径。
第一,要加强领导的管理素养和管理水平,提升领导艺术。(1)提高决策艺术。科学化、民主化是领导行政决策的目标,领导必须统观全局,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洞悉事物的发展本质,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运筹帷幄,从而产生驱动力及提升组织绩效。(2)提高组织艺术。领导者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组织力量为目标而奋斗,以提升组织运作的凝聚力,全面提高行政效能。(3)提高思辨艺术。作为领导者,不仅要不断学习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亦要培养良好的思辨能力,掌握辩证的唯物主义理论知识。(4)提高自身魅力。领导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素养和优秀的政治修养,完善的人格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迎难而上、不屈不饶的工作精神,从而带领团队开展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行政的有效管理。
第二,要提高一般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素养。(1)要加强行政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要行政人员既要“讲政治”,也要“学知识”,在正确意识形态的领导下,克服、主观主义,为人民办实事,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2)要建立激励、约束用人机制,能者上、庸者下,合理使用人才,把具有不同能力结构的人放在与之适应的岗位上,扬具长远其短,发挥最佳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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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理性决策理念，实现领导决策法治化
这里说的“理性”决策理念，是在大量信息分析基础上，通过逻辑和推理达成目标的一种决策模式，是相对于单凭职业敏感和经验的传统决策模式而言的。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基础就是要造就一种理性精神，培养理性思维，将决策活动纳入法治责任状态，杜绝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无规则制约等现象的发生。这就要求各级工商部门领导班子在决策权力运用、决策方案选择和决策程序执行等方面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操作。首先。要依法行使决策权。行政决策必须在法律授权的基础上，在职责权限的范围内，根据权力责任相统一的原则，认真行使决策权力。避免决策不作为现象。其次，决策内容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之上，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标准，着眼于本单位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决策。第三，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机统一的原则，保证行政工作的相互协调和配合，更好地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工作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二、运用科学决策方法，实现领导决策规范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管理透明性和公众参与性的增强，决策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决策的风险越来越大。要提升决策质量，降低决策风险必须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实现领导决策的规范化。目前决策较多采用定性分析，难以确保决策准确和科学。因此工商部门应加强定量分析，根据调查研究所获得的信息，运用运筹学、统计学、数学、计量经济学、系统工程理论等理论和方法，建立政策分析的数学模型，将定量决策方法与定性决策方法有机结合，使工商部门作出的决策客观准确。
三、遵循动态决策过程，实现领导决策程序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决策呈现出多样化、交叉化、变化快等特点，必须从系统论出发，构建完善的决策程序。决策程序作为整个决策系统的运行模式，是决策系统有效运作并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为确保领导决策程序化，必须遵循动态决策过程，把所在部门当作一个完整有机的系统，决策时既要重视系统内部各部分的协调合作关系，又要强调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通过系统与社会环境间的物资、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决策发挥最大的系统效益。领导班子在作出决策时，要依照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订方案、论证评估、方案选择等基本步骤，将决策过程视为内部决策系统与外部执法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一个输入反馈过程(如图所示)。工商部门要善于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着眼于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和长远发展，通过外部执法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内部决策体制的不断健全来提升工商部门决策的执行力。
四、构建民主决策机制，实现领导决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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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大力推进安监依法行政工作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以十精神为指导，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制定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计划，积极做好安监依法行政工作的统筹规划、督促指导、政策研究和情况交流等工作。
二、加强领导，推进重大行政决策保障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重大决策范围和事项，进一步增强程序意识，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把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和风险评估作为重点，全面规范，防止重大行政决策失误。
三、完善学法制度，切实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水平
完善安监执法人员学法制度，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各类学法培训，高度重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采取自学与集中培训相结合，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习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将法律知识考核、考试纳入年度考评和晋升考核。要重点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岗前培训、日常培训和定期轮训，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开展依法行政专题培训和考试。
实行领导干部集中学法制度。领导班子要开展专题学法制度，制定学法计划，明确集中学法的时间和内容，保证学法的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要重点学习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系统学习安监法律法规，进一步培养安监系统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素质。要建立学法制度，学习与即将提交会议进行审议的议题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增强应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四、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
（一）严格落实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并作为依法行政考核重点内容。不断提高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质量，促进审查工作的规范化。
（二）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监督，加大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和纠错工作力度。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备案登记、情况通报和监督检查制度，杜绝漏报、迟报、瞒报现象。加强备案工作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网上备案审查，提高规范性文件的备案质量和效率。
（三）坚持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向社会公布经清理后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五、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理顺安监部门职能
（一）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配合市政府做好全区第六次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加大对清理后行政审批项目的后续监管力度，对清理调整后的审批项目及时修改、制定行政审批操作规范及其审批流程图并予以公布，巩固流程优化成果。
（二）继续做好扩权强县相关工作。按照自治区要求，及时审核公布调整的扩权强县下放事项，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配合协调解决扩权过程中的相关具体问题，确保扩权事项落实到位，有序交接。
六、坚持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监督
（一）规范执法程序，严格依法执法。安监行政执法主体要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及时梳理本部门安监行政执法事项、依据，规范执法内容，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实行行政执法告知制度，完善行政执法听证程序，加强行政执法的文书和案卷管理。
（二）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不断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和程序，探索建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科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提高裁量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提升行政处罚公信力。
（三）组织开展全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活动和行政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指导县(市、区)和部门开展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和个案监督，引导行政执法机关不断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四）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研究制定行政执法监督局工作规范，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局工作运行机制，明确机构职能、工作要求、工作流程，提升监督能力和监督水平。积极利用科技手段，促使行政监督机制不断健全规范。认真总结、推广各地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验，推动各地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全面开展。
七、加强和改进行政监督和问责机制，提高行政效能
强化安监系统行政执法监督。建立行政执法监督举报投诉机制，公布举报、投诉电话，畅通监督渠道，改进和创新行政执法监督方式。建立执法评议考核机制，完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制度，建立监督检查记录制度，把评议考核结果作为执法人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健全行政执法监察制度，加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强化执法监督检查，不定期进行案卷评查工作，严格实行涉嫌犯罪案件依法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的规定，严禁以罚代刑，确保执法行为合法、正当，文明、公正、规范执法。
八、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强化行政复议权利告知制度，加大实地调查力度，实行重大复杂案件行政复议听证制度，进一步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注重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层级监督在促进依法行政中的作用，对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坚决予以撤销或者予以变更；对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违法行政问题，及时责成有关行政机关整改和纠正。落实对拒不履行、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问责制度，提高生效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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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专题学习、专家授课、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加强《纲要》的学习培训，把握《纲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贯彻落实《纲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跟踪问效和考核评价，充分发挥考核促落实作用，建立法治政府建设年度考核通报制度，对推进工作行动迟缓、措施不力、落实不到位和违反依法行政相关规定的，要及时约谈、责令整改、通报批评。
二、深入推进“放、管、服”，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
（一）全面推行“3+X”流水线审批模式，规范市、县（市、区）两级政府权责清单，将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管方式等事项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开，逐一厘清与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事项、责任主体、责任方式。
（二）做好中、省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落实和承接工作。创新监管方式和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推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双公示”制度。
（三）全面梳理和公开公共服务事项目录，逐项编制办事指南、格式文本、示范文本，列明办理依据、受理单位、基本流程、申请材料及常见错误示例、收费标准及依据、办理时限、咨询方式等内容，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办理时限。
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发挥立法引领作用
（一）建立地方政府立法程序，并梳理立法需求，启动政府立法工作。
（二）拓展社会各方有序参与政府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完善立法项目向社会公开征集制度，拟设定的制度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各方面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要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提高政府立法公众参与度。
四、完善合法性审查机制，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
（一）落实《省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定》和《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行政决策事项未经合法性审查、经审查不合法或未按照合法性审查意见修改完善的，不得提请本级政府审议，政府不得作出决策。
（二）严格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制度和有效期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切实解决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不到位、制定程序不规范、公众查询不方便等问题。
五、健全法律顾问制度，提高依法决策水平
（一）在南部县开展健全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改革试点，加强法律顾问队伍建设，完善法律顾问工作机制，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按照中央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新要求，加强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完善公职律师与政府法律顾问衔接工作机制。
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一）探索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探索构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管理，组织清理行政执法人员，全面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落实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
七、做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自觉接受司法监督
（一）建立行政复议案卷评查制度，提高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质量及档案管理水平。建立行政复议、应诉案件分析制度，通过典型案例提出规范政府和部门行政行为的意见和建议。
（二）认真履行应诉职责，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做到有诉必应。自觉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回应司法建议。
八、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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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创建法治政府示范活动”。在县内选择1-2个乡镇作为依法行政工作示范单位，加强工作指导、情况交流和经验总结，带动本地依法行政工作全面开展。乡镇创建法治政府要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主要内容，着力打造便民服务综合平台。要将群众普遍关心关注、涉及切身利益的各种公共服务事项，纳入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规范和完善乡镇依法行政。（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乡镇政府）
2、开展全面清理“红头文件”活动。2009年，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互相抵触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为全县加快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政策环境。清理完成后，制定机关应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未经重新公布的，一律废止。各县级部门和乡镇政府应向县政府报告清理情况。（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县级部门，乡镇政府）
3、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保证政府信息及时、全面和准确，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政府信息的需求，树立政府信息的公信度。重点做好重大决策、财政预决算、重大投资建设项目、食品药品安全、重大疫情、重大自然灾害等与部门职能密切相关、公众关注的深度政府信息的工作。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规范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协调机制、保密审查机制和社会评议制度，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以快捷和便于公众获取的方式，依法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县保密局等，乡镇政府）
4、全面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为确保政府重大决策符合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要求，不断提高决策能力和水平，各级政府都要建立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建立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坚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建立并开展重大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估制度；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县监察局等，乡镇政府）
二、制定依法行政“二五”规划,明确建设法治政府的分阶段目标
5、在对依法行政“一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对照《纲要》和《决定》的要求，针对本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拟定“二五”规划，提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内容、措施、时限，以及责任主体、实施主体等相关内容，形成能有效组织和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体制机制。（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
三、限时完成省政府明文规定的几项工作
6、年底之前，建立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查制度等。县政府要建立健全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专题法制讲座制度、集中培训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任职前的法律知识考查和测试。建立对拟任县政府部门领导职务的干部任职前相关法律知识以及依法行政情况考试、考察制度。（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
7、实施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强化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县级行政执法部门）
四、加强制度建设，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8、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程度，增强政府文件制定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听证制度、专家论证制度。建立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评估制度。（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县级部门，乡镇政府）
9、强化农村制度建设。围绕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加强农村制度建设。根据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情况，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县农业局、县政府法制办等，乡镇政府）
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10、积极稳妥地开展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管住、管好、管到位，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按照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责任单位：县编办）
11、巩固行政审批清理成果，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监察部等部门关于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20*〕115号）要求，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制，巩固行政审批清理成果，建立行政审批标准化体系和行政审批项目动态清理机制，对应清理行政审批事项适时增减，并向社会公布；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相关制度，加强对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督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制定行政审批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建立健全审批责任追究制。（责任单位：县监察局、县编办、县政府法制办、县政务服务中心）
12、依法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突发事件应对体制机制和统一的领导与指挥体系，切实增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责任单位：县政府应急办、县级有关部门）
六、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3、县级行政执法部门要重点依法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对行政执法环节、步骤进行具体规范，切实做到流程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责任单位：县级行政执法部门）
14、加强对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组织开展行政处罚案卷交叉评查。加强行政执法投诉案件的处理。按照行政执法投诉处理流程，进一步规范程序，强化责任，有错必纠，维护投诉人的合法权益。（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县级行政执法部门）
15、加强灾后恢复重建的依法行政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等法规和法规性文件，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行政争议的指导意见》（川办发〔20*〕41号）做好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依法行政工作，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涉灾行政争议，化解矛盾。（责任单位：县级有关部门，乡镇政府）
七、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16、加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强化行政监督、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主渠道作用。要畅通复议渠道，切实解决行政复议“告状难”的问题。完善行政复议相关制度，制定行政复议决定履行督查规定、拟订行政复议能力建设标准，探索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创新。组织开展全县行政复议宣传、培训活动，加强行政复议案卷评查工作的指导和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县财政局等，乡镇政府）
八、强化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
17、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严格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未经听取意见、合法性审查并经集体讨论决定，不得施行。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要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布；未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责任单位：县级部门，乡镇政府）
18、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切实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特别对经济类的规范性文件，如发现乱设行政许可、搞地方保护、阻碍发展的，要坚决纠错。实行规范性文件备案目录公布制度。（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县级部门，乡镇政府）
九、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宣传工作
19、加强以建设法治政府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宣传。发挥新闻媒体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宣传促进作用。采取在报刊、电视等开设专栏、人物专访、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加大对依法行政、创建法治政府的宣传力度，形成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责任单位：县司法局、县广播电视局、县新闻出版局、县政府法制办，乡镇政府）
20、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崇尚法治的观念，培育全社会依法办事的习惯。要在深入分析当前重点矛盾纠纷产生的制度性原因的基础上，探索改进法制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深入基层群众，突出宣传重点，努力化矛盾于未发，防纠纷于未起。法制宣传教育要进一步创新方式，增强针对性、有效性，引导群众通过合法渠道、采用合法方式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履行义务，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法治化。（责任单位：县司法局、县政府法制办等，乡镇政府）
十、加强学习培训，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水平
21、完善公务员法律知识水平测查制度。加大对新录用公务员法律知识测查力度，增加法律知识在相关考试科目中的比重。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定期组织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通用法律知识和专业法律知识培训。（责任单位：县人事局、县政府法制办、县级行政执法部门）
十一、强化领导责任，完善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机制和监督机制
22、切实加强领导。各级政府依法行政领导小组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工作会，学习贯彻国务院、省、市政府有关依法行政工作的规定和部署，研究决定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行政、创建法治政府中的重大问题，形成有效的组织领导机制。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充实力量，加强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协助本级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中的指导、协调作用。（责任单位：县政府法制办等，乡镇政府）
23、建立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充分发挥考核机制对依法行政工作的促进作用。要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并逐步增加其在政府工作目标考评中的分值比重。对依法行政的情况，要考核到政府工作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第一责任人。（责任单位：县目标办、县政府督办室、县政府法制办）
24、强化监督。对不履行依法行政职责，导致严重违法行政案件发生的，严格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切实加强审计监督。加强审计能力建设，履行审计职责，依法独立开展审计监督，发挥审计部门在促进依法行政方面的监督职能。（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县监察局、县审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