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则的本质范文
时间：2023-06-21 09:45: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规则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冲突规范
一、引言
冲突法的理论应该是建立在法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的。对冲突法的界定离不开对其法理学基础的探讨。但是冲突法理论和传统法理学理论却互不相容。
冲突法理论认为，冲突规范是一种特殊性的法律规范。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结构，包括“范围”和“系数”两部分。同时，它既不是实体规范，也不是程序规范。它是一种间接的规范，因而缺乏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明确性和预见性。
而传统法理学理论却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应该包括适用范围、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法律规范可以划分成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性和预见性。可见，冲突法理论与传统法理学理论处处相左。冲突法理论虽然把冲突法界定为一种法律规范，但是它的特征却没有一样是符合一般的法律规范的特征的。
造成这种不相容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冲突法理论界对法理学挖掘不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统法理学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的相对滞后。冲突规范不符合一般法律规范的特征这个矛盾就是由于我国法理学界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认为法律规范等同于法律规则而造成的。
因此，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对于认识冲突法，乃至认识整个法学体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法律规范
探讨法律规范的本质含义及包含的要素，必须先从社会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谈起。
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定社会规范的存在。人们总是希望相互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每个人作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并且作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因此，客观上需要人们依照一定的行为模式行事。
可是，如果只提出某种行为模式而不提供动因，可能不会有人遵守。动因就是指在遵守时赋予某种利益，在违反时施以某种惩罚。深信某种动因的存在是人们遵从某种行为模式的必要条件。信仰宗教的人认为他的行为会导致来世的赏罚；遵守道德的人认为他的行为会引起社会上的正面与负面的评价。正是因为宗教和道德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行为模式，而且还提供了遵守的动因，所以它们才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可见，人类社会之依赖于社会规范，不单单在于它提供了行为模式，还在于它提供了遵守行为模式的某种动因。
行为模式和动因构成社会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行为模式为人的行为提供范本，使人的行为有章可循。动因是这一规范效力的源泉，为人们遵守行为模式提供动力。只有在这一动力的驱使下，人们才会遵照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社会规范仅仅是指某种行为模式；社会规范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即规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规则①；动因可以放在规范以外的范畴去讨论。然而，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生活中的各种社会规范，都是作为行为模式及其动因的统一体来看待的。在人们看来，从事某种行为必然伴随着从事这种行为的理由；一种行为模式能够取得人们的服从，必然伴随着它的动因。而且，如果仅仅从行为模式的角度去理解社会规范，忽略动因的因素，就根本无法认识法律规范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区别。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区别在于：首先，法律规范明确地规定了行为的后果。而道德对行为后果的规定却是模糊的。法律上规定杀人者抵命。而在道德上杀人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肯定；其次，法律还为这种后果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宗教虽然明确地规定了行为的后果，但是却没有为这种后果的发生提供社会基础。虽然《圣经》里规定犯下某种罪行的人要下地狱，但是人间却只有监狱，没有地狱。可见，只有从动因的角度，才能正确地认识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分别。如果社会规范仅仅是指行为模式，那么就不会有法律、道德、宗教规范的分别了。
法律规范的动因由法律后果和社会基础两部分构成。这里的社会基础也可以理解为法律的效力范围。法律后果产生的社会基础是指法律规范在多大范围内能够得到人们的遵从。这其实是指法律在多大范围的时间，空间，和人群中是具有效力的，即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
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往往容易和法律规则所描述的“适用范围”混同。 “适用范围” 是法律规则对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描述。它有时候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效力范围。例如已经被废止的法律虽然也规定有“适用范围”，但是它实际上已经不发生效力了。总之，“适用范围”是一种主观规定，而效力范围是一种客观存在。两者不可混同。效力范围是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正如凯尔森所说：“与法律的约束力或效力内在地联系着的，……是法律作为规范的性质。”①可见，具有一定的效力范围是法律规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属性，是它与法律规则的本质区别。
因此，法律规范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力的将某种后果赋予某种行为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包括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效力范围。三部分缺一不可。冲突法显然不具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这两个部分，所以，它不是法律规范。
三、规则
既然冲突法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那么它就仅仅是法律条文中对法律规范“支离破碎”的描述。冲突法与规定在法规、法典中的其他法律规则一样，是对法律规范某一要素的描述。这些描述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或者习惯法规则被统称为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的概念在我国法界鲜有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是一个概念。造成这种混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习惯用静态的描述法律规范。而描述的方法往往被误解为是与法律规范等同的东西。对于一个法律规范，立法者在法典中一般先是描述人的行为模式，然后表明遵守或违背这些行为模式的后果，通常还在法典的开始处规定法典里所有条款的适用范围。除了法典之外，法官对习惯法规范的发现和认可也是通过这样的静态的描述。这种对法律规范的静态描述就是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同法律规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规则只是对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以及效力范围的描述。立法者的职能是制定法律规范并通过颁布法典即制定法律规则让人民知晓。法律适用者的宗旨是通过这些法律规则的描述来适用法律规范解决争议。法院适用的也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仅仅由于具有描述意义而被法院用来做“”（Reference），读者在英美法系的文章中会经常看到法院“参考”某一法律规则来作出判决，用“参考”而不用“适用”一词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法律规则的描述意义。法律规范如果被废止，法院便不会再去适用，人们也不会再去遵守，尽管描述它的法律规则在形式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改朝换代之后，前朝的法律已经全部失去效力了，只留下几部法典供后人在博物馆里瞻仰。因此，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是能够严格区分的。正如凯尔森所说： “法律创制权威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法律所陈述的法律规则却是叙述性的（descriptive）。”①两者不可混同。
四、冲突法是描述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法律规则
冲突法其实就是关于“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则。与小说对事件的描写相似，“适用范围”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行为四个要素。所不同的是，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的行为是特定的。故事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物，和特定的行为。而“适用范围”是抽象的，它所规定的是一定范围的时间，一定范围的地点，一定范围的人物，一定范围的行为。人的行为如果同时在这四个范围内发生便要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例如某人的行为如果是在领土上施行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做出的、其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并且是在刑法生效之后发生的，那么，刑法就对这一行为发生效力，并将一定的法律后果赋予行为人。那么前述刑法的属地、属人、属事、属时范围就是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法律规则对其的描述就是“适用范围”。
冲突规则里的“范围”和“系属”其实就是对“适用范围”的规定。冲突规则的“范围”是指所要调整得民商事关系或所要解决的法律。这其实是规定了所要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属事范围和属人范围等。例如有冲突法规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婚姻效力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其中“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婚姻效力问题” 就属于“范围”的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属人范围，婚姻效力问题是属事范围。而“系属”是规定冲突规范所应适用的法律规则。冲突法就是指明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①这其实就是对某一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的描述。例如上面那条冲突法就规定了“婚姻缔结地法”的属人范围和属事范围。它其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②这条法律规则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两者都是为某一法律规范设定一定的适用范围。因此，冲突法是描述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法律规则，也就是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则。 “范围”和“系属”这两个概念是没有必要采用的。它们非但没有使冲突法的本质明晰化，反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淆。
在法理学界未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作出区分之前，冲突法一直被误解为一类法律规范。学界还因此发明了许多“特殊”的概念来解释它的“特殊结构”，但是始终不能使之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规范的真正的融为一体。其症结也就在于它根本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属性。本文就通过对法理学理论的重新发掘，试图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以便使冲突法理论与法理学理论相吻合。
参考书目
1. [奥] 汉斯·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2. [德] 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德]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 CMV. Clarkson，Jonathan Hill， Jaffey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 Butterworths， 2002.
6. R.H. Graveson， Conflict of Law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weet 1974.
篇2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认知这个概念，但是在社会领域中提到的许多典型行为正是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反映。本文主要对社会认知的定义、作用与儿童发展特征等方面作简单介绍。
一、什么是社会认知
1.社会认知的定义
对社会认知的界定有许多种，通常我们比较倾向于采纳沙兹（Shantz，1984）的定义，即社会认知通常是指对人、自我、人际关系、社会群体、社会角色和规则的认知，以及对这些观点与社会行为的关系的认识与推论。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认知在内容上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认知活动，第一是关于个体的认知，包括对自己和别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如感知、注意、记忆、思维、情感、动机、意向等）及思想观点、个性品质等的认识；第二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各种双边关系的认知，如对权威的服从、友谊、冲突、合作等关系的认知；第三是对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认知等，如对社会规则、职业、集体中不同角色等的认知。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幼儿的社会认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下列典型行为的描述就涉及幼儿社会认知的发展：关心尊重他人，能注意到别人的情绪，知道父母的职业；在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中，感受规则的意义，并能基本遵守规则；在提醒下，能遵守游戏和公共场所的规则，等等。
2.社会认知的条件
对于学前儿童而言，完成一项社会认知活动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存在、需要和推论（Flavell，1975）。
“存在”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一种基本认识，即知道社会领域中某一特定的事实或现象是作为生活的可能性之一而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学前儿童而言非常重要，如果幼儿还没有意识到人是有着诸如感知、思维、动机等心理活动的，那么他就不可能试图去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想法，更不可能去推测他人内心世界的感受了。例如，只有当幼儿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着情感，能够意识到这种情绪的存在，他才能认识情绪，从而推及别人也有情绪。
“需要”是指试图进行某种社会认知行为的倾向或觉察到的需要。换言之，儿童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情绪，也知道别人有情感体验，但是他并不清楚在什么特定的场合或特定的时间需要去觉察他人的情感体验。要成功进行一个社会认知活动，儿童首先要知道做这件事的必要性。例如，幼儿为了加入角色游戏，必须知道该游戏的规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任何社会认知过程都是思维的过程，人们最终形成的对他人的认知结果几乎都是一个推论。儿童要进行成功的社会认知活动必须具备推论能力，因此所谓“推论”指的是涉及成功执行某些形式的社会认知所必备的思维能力。例如，幼儿可能觉察到了母亲面有不悦之色，由此推断母亲不高兴了，并且试图推测母亲不高兴的原因，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当然，幼儿的观察力和生活经验都很有限，他们还只能做出初步的推论。
综上所述，社会认知发展是正在形成中的关于各种可能的心理状态和活动的觉知（存在），也是一种发展中的关于个体何时和为何应该试图认知这类对象的觉知（需要），还是各种用以认识这类对象的认知技能的发展（推论）。
3.学前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表现
儿童的社会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早期表现又是什么？众多的研究都表明，人类第一个社会关系――依恋，便是儿童社会认知的发端。学前儿童社会认知发展表现在能力的提升与知识的获得两个方面，其中能力的提升主要是指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和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
心理理论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能力，是指个体对自己或他人的内在心理状态与外在行为的认识能力，表示儿童对心理世界（mental world）的理解能力，即儿童是如何理解推理、信念、意图和目的等心理现象的。比如，儿童是否意识到心理世界和非心理世界之间的区别――思想是存在于我们的心理世界中的，并不是现实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儿童心理理论就是儿童对自己或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理、推知他人的意图和信念、通过推测心理状态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
观点采择能力是指儿童能够认识到对于同一个事物或事件，别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并试图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看待问题的能力。观点采择能力是与个体的去自我中心化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去自我中心的发展而发展。应该说，心理理论的发展与观点采择能力的水平密切相关，幼儿只有对心理世界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后，才能意识到他人的立场、观点可能与自己不一样，从而去了解他人的立场、观点，体验从不同立场看待同一个问题。
学前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通过教育获得了关于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规则、社会角色和社会群体及其关系的相关知识。这部分内容与幼儿所处的地域、社会和家庭环境以及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密切相关，是他们形成对社会关系看法的基础。
简言之，社会认知是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一环，是幼儿对于个体（自己）与他人的心理世界、群体内部与群体间的关系的认知与看法。
二、社会认知的作用
社会认知对于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社会认知是儿童建立最初人际关系的基础
研究表明，婴儿最初的社会关系――依恋的形成机制便是以社会认知为基础的。在其后的发展中，幼儿的人际交往都建立在对他人的认知之上，幼儿只有看懂他人的表情、行为，才能理解对方，才能发生有效的人际互动。
2.社会认知是儿童了解社会的基础
幼儿在社会领域的学习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了解社会结构，理解不同社会角色的作用，并且认识到不同场合的社会规则，只有在此基础上，幼儿才会产生尊重他人、遵守社会规则的行为。
3.社会认知是儿童获得社会的基础
儿童的社会行为水平与其社会认知水平高度相关，行为水平有赖于社会认知的水平（庞丽娟，2002）。一般而言，一个不能理解周围社会关系、不能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与评价的儿童，他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很难做到合理。反之，良好的社会认知能力能帮助学前儿童获得正确的相关信息，并以此指导、协调自己的社会。由此可见，社会认知对于幼儿社会性发展，尤其是社会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学前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年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认知是广义认知的一种，是认知对象局限于社会领域的认知活动。因此，社会认知发展的特点本质上与儿童认知发展的特点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社会认知对象具有特殊性，因此它也有其特殊的规律。
1.学前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总体特征
学前儿童对心理世界的认识同样遵循认知物理世界的规律，即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概括，由不稳定到恒常性获得。在社会认知领域，儿童对于他人观点的认知从外在行为判断向内部想法推论发展。例如，3岁的幼儿在判断周围人是不是喜欢他时，是以外表行为作为判断依据的，他会说老师喜欢我，因为她抱了我一下，因为她拍拍我的头，等等；到了5～6岁，幼儿会这样表达，老师喜欢我，因为我很聪明，判断的标准从外在的转向内在的。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在社会认知中也逐渐表现出思维的抽象性。他们能将不同的人抽象到人类去理解，而且既能理解人类的共性，也能理解人类个体的特性，例如不同省份、不同民族人群的特质等。5～6岁的幼儿会理解少数民族儿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外貌和特征，但是他们都是中国人。与此同时，儿童还逐渐发展起一种关于自己及他人具有稳定性的概念，了解到人的某些特点是跨越时间和情景而稳定不变的，如性别角色及气质特点等。幼儿在6岁的时候获得了关于性别概念的恒常性，即人的性别不会随服饰、形象或活动的改变而改变。而在3岁以前，幼儿甚至会认为性别是不稳定的，虽然我现在是男孩子，但是长大了我要做女孩子。
由于认知对象与物理世界不同，学前儿童社会认知发展又具有特殊性。例如，学前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在速度和水平上更易表现出差异性而非同步性（庞丽娟，2002）。学前儿童对于自我、社会关系以及他人的情绪情感、行为动机、个性品质等的认识不是同时开始的，而且发展也不是等速的。研究表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认识他人到认识自我，再到认识相互关系；先认识情绪，然后认识行为，最后认识心理状态；先认知身体，然后认知心理，最后认知社会。例如，儿童在还是婴儿时就能感受到情绪状态，但是对行为的认识就要相对晚一些，对他人行为原因和意图的认识要到3岁后才开始，4岁时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但是对他人行为的归因要到5～6岁时才开始。除此之外，学前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受环境、教育、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更大。很多研究都证实，儿童智商与观点采择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在儿童的一般认知达到一定水平后，个体社会认知能力就会更多地受到环境、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幼儿园教育能对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或者主要照料者往往更注重儿童认知的发展，而对社会认知的发展则相对忽视，幼儿园教育则更为全面，并且更注重幼儿对社会规则、社会角色和社会事件的理解。
2.学前儿童社会认知具体表现的年龄特点
学前儿童对于他人、自我的内心世界以及群体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认知呈现出如下年龄特征。
（1）3～6岁儿童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认知特征
3岁左右的儿童开始知道每个人内心都有愿望，愿望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儿童认识到，个体如果实现了愿望，就会表现出满足、高兴；如果没有达到愿望，就会失望。
3～4岁儿童能认识到人的大脑中会发生思考，人不仅有愿望，还有信念，即对世界的看法。
4岁以后的儿童能认识到信念和愿望能决定行为，而且越来越相信信念对行为有重要影响。
（2）3～6岁儿童对他人想法与观念的认知特征
对他人想法与观念的认知，心理理论与观点采择理论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归纳出3～6岁儿童对于他人想法与观念的发展特征。
3～4岁儿童还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场理解对方的想法与观念，但是知道别人的想法和自己不一样。
4～5岁是转折期，儿童开始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看法。
5～6岁的儿童开始试图站在他人的立场理解对方的观点。
（3）3～6岁儿童对社会事件和社会规则的认知特征
根据皮亚杰道德判断发展理论和柯尔伯格的相关研究，学前儿童对于社会环境、事件和规则的认知受到道德实在论的影响。皮亚杰在20世纪20年代分别使用自然观察法和对偶故事法来考察儿童对游戏规则的制定、完善、认识和执行的情况，儿童对过失和撒谎的道德判断，以及儿童的公正观念。根据这个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学前儿童对于社会规则的认知特点。
3～4岁儿童对社会规则已有初步的认知，能做简单的道德判断，判断时往往依据后果的大小，而忽略背后的动机。
4～5岁儿童知道更多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并且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反应。
5～6岁儿童能够从事物背后的动机来进行道德判断，但是仍然相信权威。
（4）3～6岁儿童对社会角色的认知特征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担当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个社会角色都有其权益、义务与规范，而社会角色规范是指角色扮演者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因此，对于社会角色的认知是学前儿童社会领域学习的重要内容。
3～4岁儿童知道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对职业开始有了初步的认知，但是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
4～5岁儿童知道更多的职业及其特征，并开始对不同社会角色形成基本观念，比如领导、家长等。
篇3
去年年底，《中国式相亲》节目在东方卫视首播，第一期节目成功率高达60%，两对年轻男女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中牵手成功，彼此满意。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比收视率更火爆的网络争议，最激烈的观点质疑这种“父母陪儿女相亲”的相亲形式是“传统的倒退”，是“换了包装的包办婚姻”。面对质疑，节目监制刘原回应称：“我们的初衷只有两个，一是促成良缘，二是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际沟通。”
的确，这个相亲节目的“中国式”有两重含义，一是强调以“结婚为目的的相亲”；二是注重“父母在中国传统婚恋中发挥的无可替代作用”。这种质疑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青年一代追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潮中，反抗权威、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重要性的呼声越来越强了。
事实上，金星主持的“中国式相亲”与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存在本质不同。包办婚姻的决策权通常属于父母或者其他亲属，缔结婚姻的首选原则是家庭的价值，忽视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对婚姻根本没有决策权。“中国式相亲”节目让年轻人和长辈在一起对话，通过规则的设计让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念的机会。父母和媒人只是提供建议，并不拥有替孩子做决定的“专权”。而且，与包办婚姻相对的自主婚姻实际上也不完全排斥社会性的考量，自主婚姻的择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过滤和筛选的过程。中国人在自主择偶的过程中，尽管择偶标准日趋多元化，也开始偏重爱情的浪漫成分，但总体上同类婚姻和择偶梯度的特点仍然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例证也告诉人们：背景或出身相近的男女在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认同方面更容易取得一致，同类婚姻能减少冲突并保持婚姻的相对稳定；择偶时男性大多倾向于寻找和自己条件相当或条件较低的女性，女性也大多倾向于寻找条件相当或条件较高的男性。婚姻选择裸的现实是：人最终是在社会规则的大框架下确定自己的位置，产生婚姻期望并完成角色实践。
以结婚为目的的相亲对象总要组建起家庭。爱情是两个人的私事，婚姻则是至少关系两个家庭的公事。在社会学家眼中，“家庭是一种对资源、照顾、责任和义务的共享”。由一对法律上已婚夫妇、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基础，但父母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主干家庭在中国的比例也不低。婆媳关系历来复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差在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情境中不断扩大，“我坐在你对面，你却在玩手机”的最远距离让亲子沟通变得更为艰难。现有第三方帮忙搭建代际沟通平台，开启一个良好的开端，何乐而不为？
尽管婚姻和家庭在现代条件下正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们仍然是基本的社会制度，婚姻仍然是家庭的基础，婚姻的实质是一种伦理关系，而不仅仅是两性关系。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家庭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充分实现和完善化。
2016年12月12日，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他强调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希望大家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篇4
道德力量衰落
传统农村是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单位，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频繁互动中，建立了亲密关系和相互的了解、信任，形成了共同的习俗惯例、规范和道德观念，从而构成了支持这些非正式社会规范运行的舆论环境。其实这些均可归纳在道德的范畴之内。这些道德范畴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渗透到农民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行为和意识的一部分、成为约束农民行为的道德力量。如果有人逾越了自己的位置与角色所“规定”的行为边界，就会被认为是行为越轨而受到村庄普遍的舆论鄙视并承受着心灵羞愧的惩罚和自责。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随着“村庄共同体”被打破，村庄逐渐成了陌生人社会和半陌生人社会，利益原则成了乡村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纬度。先前乡村社会既有的行为范式、价值观念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产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呈现某种紊乱无序状态。诸如：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村庄不再有共同的荣辱、是非、对错、善恶的判断标准，不再有地方性的共识、规范和伦理。农民们现在可以逐渐不再受道德力量的约束，不再受乡村道德舆论的谴责，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干许多违反乡村道德规则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的事。
人情关系异化
人情关系是人的一种内心深处的需求和精神的寄托。传统农村人情往来是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使每个农民及其家庭形成特定的“人情圈”。改革开放后，利益因素的侵入已在不断地侵蚀着乡村社会人情关系中的感情因素和亲密感，农民们逐渐以物欲化、工具化的角度来看待人情关系，基于社会交换中的情感支持、互惠规则的人情关系逐渐变得麻木、冷漠，村民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导致了乡村社会村民间的信任危机，其反过来又促使乡村人情关系更加疏离。
此时的人情与人情关系已失去了人情的本真意蕴，由人们自由、自主的本质活动而蜕变成为一种被迫的、扭曲的、片面的活动，一种人们用以谋生、维持生计的手段。异化或物化了的人情交往活动不仅失去了属人的自由的本质特征，而且使得人情关系变得更加势利、冷漠、虚伪而世故，从而也就部分丧失了人情所应有的价值。农村熟人社会实质上已处于“解体”的状态。
民俗传统消失
传统民俗是乡村特有的文化遗产。民俗是一个民族尤其是农民的精神图腾，其发挥着巨大的整合功能，承载着村民的精神归宿和身份认同。人们在这样的活动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的盛行，人们关注于金钱和利益，传统民俗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尤其是随着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农村空巢化突显，其实质是农村成人的集体缺席，加深了农村的民俗危机，许多民俗仪式如各种生活仪式（喜宴仪式、婚礼仪式、丧礼仪式）、各类手工制作（脸谱、木版年画、剪纸、刺绣、草编、面花、纸扎）、乡间（艺人）技艺绝活、表演评论等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找不到传承的对象。民俗的流失在不断地吞噬着农村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
可以说，随着乡村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公共精神的丧失，农民们沉溺于对物质与利益的追逐，已经不知道用什么价值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农民的精神逐渐无处可依。这不仅极大冲击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地位，并使在乡村社会中产生具有同一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价值体系逐渐“瓦解”和趋于“崩溃”，使其越来越失去自身的意义而走向消亡，内聚力消弭，村庄也越来越成为一盘散沙。
篇5
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但男人们藏私房钱的下场，却一如既往的酸爽。调侃之余，亦不禁深深担忧：这样管教男人，到底是把他当老公，还是当儿子？
有人会问，那男人攒私房钱是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花在其他女人身上吗？为了背着老婆搞小动作？还是心里有小算盘？
其实哪有那么复杂，男人藏私房钱，无非是因为老婆经济上管得太严，身上没钱。
在电视剧《老公们的私房钱》中，郑妈妈的一句话，将男人藏私房钱的本质，上升到了质的高度：“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一个跟你在一张床上一张被子下睡了几十年的这个男人，他是个骗子！”
在她的观念里，男人藏的不是私房钱，而是小秘密，是藏着心眼、备着二心、蓄意出轨。于是，郑妈妈郑重其事地嘱咐三个女儿：要把老公看住，必须从私房钱查起。
三个姐妹开始缜密筹划，声东击西，引蛇出洞，发起了私房钱大战。一场又一场闹剧之后，三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纷纷陷入信任危机：大闺女家冷穑二闺女家离婚，三闺女家分居。
私房钱确实查出来了，可是，感情也没了。
当信任不再，亲密不存，夫妻之间犹如猫捉老鼠，一个虎视眈眈，另一个心惊胆战，婚姻还有何轻松和幸福可言？
有人说，婚姻是一场博弈，谁先赢得先机，谁就占据制高点，拥有主导权。
在心理学上，这句话严重模糊了工作规则和家庭规则的界限。竞争与合作、控制与征服，是权力游戏、社会规则；而家的规则，是珍惜。抵达珍惜的唯一途径，是理解和接纳，也是寄予彼此最适合的空间。不分界限地使用权力规则，污染婚姻的亲密，只会让两人变得疏远、冰冷，甚至逃离。
安东尼・伯恩斯导演的《甜蜜地狱之家》中，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将权力游戏在家庭生活中玩得游刃有余的女人。
男主人公拥有上市公司、住着别墅、开着豪车，可是，他所有的私房钱不超过七千美元。妻子对丈夫的控制，远不止在金钱上。孩子上什么学校，全家去哪里度假，买什么车子房子等都由她决定。看似完美甜蜜的家庭，却很少有肆意的欢笑，发自内心的欣赏。长久的压迫，使丈夫急需一个可以喘息和做回男人的机会：漂亮的女职员稍微给点温柔和崇拜，他就被俘获了。
好男人犹如风筝，无论他飞得多高，线始终都会在家里，放出去也能收回来。那些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能秉持忠诚的男人，本质上就不是什么好男人。而女人如果需要靠这种方式，来保全信任，那她的一生，都将充满艰辛和失败。
每一个想管住男人的女人，其内心都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可能源于婚姻中确实有过的背叛，也可能源于孩提时没有构建好安全感和信任感，无论是哪一种，真正需要治愈的，都是女人自己。
生活中，私房钱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在每个财产不分离的家庭，当公共支出无法满足自身生活应酬之需时，都会产生私房钱。
男人需要私房钱，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喝点小酒，滋养下娱乐爱好；在同事聚餐时抢着买单，满足下虚荣心；在特别的日子，给女人一点惊喜和甜蜜，体现下丈夫的情意。
女人也需要私房钱，受委屈的时候，可以血拼犒劳下自己；闺蜜、家人的重要日子里，可以表达下浓浓的爱意；平淡的生活里，可以偶尔为婚姻添置些浪漫的小物件，满足小女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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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希腊法；古罗马法；礼教
一、古罗马法的自发发展
古罗马由氏族发展起来，后氏族分裂演变为家庭。在早期城邦中，家庭与城邦相互独立，二元分离的社会结构导致法律治理也是二元的，即家庭社会以习惯即“法”维持秩序，而城邦的治理则依制定的“法律”。二者相互不干预，“法”高于“法律”。可见，在古代罗马的私法实践中就存在朴素的自然法观念，这为罗马法学家接受希腊的自然法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罗马城邦政体最初为王政形式，据《学说汇纂》记载，罗马城建之初，一切由君王统辖。而君王的权威是以削弱贵族势力而来的，这遭到贵族势力的抵制。于是王联合平民对付贵族，矛盾升级。公元前510年，最后一个王塔尔奎尼遭到贵族的驱逐，王政被共和政体取代。但共和制的建立使平民的待遇更差了。随着平民斗争的日益高涨，贵族不得不做出政治上的退让，城邦权力分化。公元前367年设立的裁判官接掌与民事司法有关的职权，裁判官开始相对独立地负责执掌民事法律。这确保了法的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非政治性。
《十二表法》颁布之前，古罗马贵族与平民适用的是不同的法律。这种情况从中间阶层出现后开始改变。由于富裕的平民与贵族的长期交往，贵族和平民均不反对制定统一的法律。由此，《十二表法》就逐渐被制定出来，且又因为贵族不愿与平民共享“神法”而平民也最痛恨贵族自持的宗教优越感，所以《十二表法》就以一种罕见的世俗化的品格面世了。
随着法律知识的传播，学习和运用法律不再是祭司贵族的专权，但这不足以使一个法学职业阶层出现。在共和时期，法律是除了军事以外最容易实现人政治野心的捷径。想要入主政界，军队履历、成功的法庭辩护都很重要。对知识分子而言，似乎只有法庭辩护这条路。这就吸引了很多学习、精通法律的人，甚至成了社会的风尚。学习法律的人除了从政以外，还有的从事教授、咨询和著书立说，这就是后来世俗法学家的来源。
古代法都具有属人性，罗马亦如此。那么，罗马如何处理与外来人民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分了两个阶段：一是《十二表法》的颁布，贵族放弃了法的专属性，与平民法律一体化；二是《卡拉卡拉告示》颁布以授予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以罗马市民籍。这两次突破使罗马法发展为帝国统治下的共同法，为罗马法的普适效力奠定了基础。这其中，“衡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衡平”就是那些罗马法中被视为普遍适用的规则，这些规则后来形成衡平规则，与条约一起附着于市民法外构成一套规范体系成为万民法的来源。衡平的实践和万民法的出现，为以后罗马法成为世界性的法律埋下伏笔。
二、希腊文化与罗马法的联姻
马其顿被打败后，希腊成为罗马行省。希腊文化迅速传入罗马，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期。其中斯多葛学派对罗马的影响最大，尤其是罗马的上层社会。原因在于斯多葛主义比较通俗易懂，它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与罗马民族的传统较吻合，它倡导的世界国家的主张与当时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的现实相符，迎合了统治者的愿望。梅因进一步指出，“出现于这新希腊学派门徒前列的，一定是罗马法学家。”因为斯多葛学派的核心理论包含一种自然法思想与罗马传统“法”的自然性、不可改变性存在共鸣。法学家作为罗马上层社会传统捍卫者，其保守的作风更易接受其倡导的顺应自然生活的训诫。
必须指出的是，罗马法学家只在形式上学习希腊文化。他们所关注的是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希腊文化的哲学本质。即借用的是名义而不是本质。自然法思想的引入逐渐改变了罗马法学家对万民法的认识，从蔑视到重视、推崇。到了古典时期，裁判官通过“衡平”的方法创制“诉讼程式”的法律学已经成为发现法的主要手段。
三、关于民法传统的历史基础的读后感
古罗马与古代中国一样都有一套社会规范系统，他们最初的功能也近乎一致，但二者又代表不同的文化，一个发展出了“法制文明”，另一个则形成了“礼教文化”。究其原因，第一，二者的社会结构不同。古罗马从一开始就存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且平民相争的是一种公权力，与贵族之间不共享宗教。第二，古罗马鼓励工商贸易，这种经济结构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成，法更易于统治社会；而中国长期抑商的农业经济造成了熟人社会的产生，礼更受统治者青睐。第三，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于体制之内，更热衷于为统治阶层服务，也更倾向于研究伦理、道德。我国古代法家一开始推行严刑峻法，这不仅引起了贵族阶层的抵制，也使得被统治者反感。因此法家推行的法并不受欢迎。，“礼”比法更站得住脚。
但为什么与古罗马社会结构相似的古希腊也没有发展出发达的私法呢？第一，古希腊没有一支世俗法学家队伍。虽古希腊实现了法的公开化和世俗化，但在这过程中，祭司集团的法律权威也被摧毁。第二，古希腊的审判体制与古罗马不同。第三，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不利于私法的滋生。
在古罗马，世俗法学家从祭司贵族脱胎而出，后随着祭司法学家的世俗化，他们的权威也被世俗法学家继承。而在古希腊，法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也摧毁了祭司集团的法律权威，大量法典的颁布使法在形式上实现了公开化和大众化，更主要的是古希腊的审判体制也民众化了。审判对专家集团的依赖被消除，也就扼杀了对诉讼和法进行研习的社会动力。
另外，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社会伦理都较早地实现了“哲理化”，抽象哲理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的伸缩性和指导性弱化了对具体规则的需求。而古罗马是一个缺乏抽象思维和哲学思想的民族，罗马人比较务实，这就导致了法经验以具体规则的形态大量衍生和积累，却无法升华和简化，并导致了社会对具体规则的依赖。后期希腊文化的引入，罗马人也只是学习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古希腊相较于古罗马而言，反而失去了壮大私法的机会。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中原：《欧陆民法传统的历史解读―以罗马法与自然法的演进为主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 赵明：《虚实隐显之间―罗马法与希腊精神》，现代法学，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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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英汉语中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
如动植物词汇、颜色词汇、地名词汇、数字习语等通过对比分析英汉部分词汇的文化内涵,展示中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人重理性和逻辑思维,汉民族重悟性和辩证思维,通过让学生了解这种思维习惯上的文化差异。体会其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 进而学习英语语法,减少中国式英语的错误 ,在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教师还要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以英语思维模式学习英语 排除母语文化和母语思维的干扰,按西方人的观念和思维进行有效的交际,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学生广泛收集适合自己的阅读材料,如各类报刊,文摘 杂志等,通过大量的阅读 学生可以开阔眼界,有助于在深层次上对异域文化有所了解,教师可以借助此幻灯片,娱乐电影等,增加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 。
2.英语教学应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提高英语教学效果
交际能力不但包括对语言形式的掌握 而且包括对语言使用社会规则的了解和熟识 ,英语教学中教师应遵循语言分析和文化比较相结合的原则 注意对比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要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的语言不但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交际规则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学英语的学生不但要了解而且要深入学习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风俗习惯 交际规则,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 教师还必须不断引导学生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使他们逐步提高对本国文化的认识,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把握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
2.1 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
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2.2 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一直以来
小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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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术界对在研发环节进行合作的产业联盟(国外称为研发联盟，即R&DConsortium)进行了大量研究(如VinodKumar&SunderMargun，1995；Hagedoorn&[BFB]Narula，1996；Chatterji，1996；Dutta&Weiss，1997；Sakakibara，1997，Odagirietal，1997等等)，这与发达国家产业联盟的实践特点有密切关系。个别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产业联盟进行了研究(如JohnAMathews，2001)，研究的视角也是技术研发合作。最近几年，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的在技术标准环节进行合作的产业联盟，国外对此类产业联盟(国外称为StandardConsortium，或Standard-SettingOrganization)的研究也大量出现(如CarlShapiro，2000，2001；MarkALemley，2002；AndrewUpdegrove，2006等等)。国内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研发联盟的理论(如李东红，2002；钟书华，2004等)，但是未见到对国内产业联盟实践的调查研究报告。
本课题组对中关村二十余家产业联盟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收集了部分国外的典型案例。本报告在综合国内外实践形式的基础上，对产业联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归纳出产业联盟的五类实践形式。
一、产业联盟的概念、特征和理论
(一)产业联盟的概念
根据国内外产业联盟的实践，我们认为产业联盟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间组织，为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而设立。产业联盟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产业联盟是企业间组织。在产业联盟中，企业仍然保持独立性，产业联盟是在独立企业之上的组织形式。产业联盟可以吸收学校和研究机构参与，政府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企业应当是产业联盟的主体。
产业联盟具有正式的法律形式。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可以是书面的合作协议，也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如公司、各类非盈利组织。
产业联盟有特定的产业目标，为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或环境。产业联盟是为特定产业目标设立的组织。产业联盟的目标通常是解决具体的产业共性问题，如研究某些共性技术，设立某项技术标准，打造某一创新产品的产业链等。产业共性问题可以是某一区域或国家内产业共性问题，也可是全球产业共性问题。
产业联盟具有明确的存续时间。由于产业联盟的目标是特定的，一旦设定的产业目标完成，产业联盟就要解散或转型。
(二)相关组织比较
产业联盟与行业协会是两类不同的组织。首先，二者的目标不同。产业联盟为特定目标而设立，如共同研发某项技术。行业协会成立时一般不设特定目标，只设定“促进行业发展”等一般性目标。第二，成员组成不同。行业协会受到地域的限制，一个地域层级的一个行业设立一个协会。产业联盟不受地域限制，成员可以跨地区甚至跨国，同一地区的同一行业也可能产生多个产业联盟。多数产业联盟需要挑选成员。第三，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不同。行业协会一般为正式注册的非盈利社团组织，治理机制明确规范。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多种多样，如合资企业、正式或非正式的非盈利组织等，且各类组织的治理机制差异很大。第四，存续时间不同。产业联盟在完成特定的目标后就要解散或转型，行业协会则长期存在。
产业联盟与企业联盟(或企业战略联盟)有联系也有区别。法国学者皮埃尔?杜尚哲(PierreDussauge)和贝尔纳?加雷特(BernardGarrette)提出了获得广泛认同的关于企业战略联盟的定义(《战略联盟》(CooperativeStrategy)，皮埃尔?杜尚哲(PierreDussauge)、贝尔纳?加雷特(BernardGarrette)、李东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企业战略联盟是独立企业间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联盟以共享资源和能力为基础，以共同实施项目或活动为表征。企业战略联盟不包括企业单方面实施的项目或活动、单独承担风险和收益的活动，如许可生产等。产业联盟可以看作是企业战略联盟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为目标。企业战略联盟的目标既可能针对产业共性问题，也可能正对企业问题，但实践中绝大多数是针对企业问题。二是成员数量较多，常常由产业中众多企业组成。企业的战略联盟多数是两家企业间的合作，少数是企业间的多边合作。
(三)产业联盟的理论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协调生产的主要资源配置方式。在企业内部，生产依靠行政管理来协调。在企业外部，市场价格调节生产，生产的协调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实践中，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企业间组织，产业联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产业联盟这种组织形式而不是通过企业或市场来解决问题呢？一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产业联盟形成的原因。
外部性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产业共性问题内部化的组织。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产业共性问题，产业联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方式。在单个企业看来，产业共性问题是外部问题。随着企业对产业共性问题的重视，企业自觉建立产业联盟，产业共性问题就成为产业联盟的内部问题。当前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政府政策与产业联盟的结合。外部性问题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标，政府通过制定支持产业联盟的政策解决产业共性问题常常可以取得较好效果。产业联盟是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组织，政府通过支持产业联盟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往往比直接干预生产活动更加有效。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业联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节省成本。科斯(RonaldH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两种方式的运行都是有成本的，市场方式需要支付市场交易费用，企业方式需要支付企业组织费用。合理的企业边界处于“边际组织费用=边际交易费用”的均衡点。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主要由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经常性三个因素形成。产业联盟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产业联盟可以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也可以节省企业组织费用。例如，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可以减少市场交易中专用性资产的不确定性，同时企业专业化分工可以避免公司内部投资带来的组织费用过大问题。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企业本质上是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资源具有“异质性”和“非完全流动性”两个重要特性，因而企业拥有稀有、独特、难以模仿的资源和能力，这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当企业遇到行业共性问题时，单个企业往往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足够资源，包括：技术、市场、资本、知识产权、品牌、公共关系等等。产业联盟是企业共同投入资源解决产业共性问题的有效工具。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成长过程中，难以单独依靠自身力量达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产业联盟可以帮助联盟内企业共同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如联盟成员通过联合采购、联合销售、联合开发或者共同投资基础设备等达到规模经济。产业联盟形成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还具有一些特殊优势：企业可以集中在核心业务上，可以避免规模扩张带来的大企业病，可以保持多方面的灵活性等。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企业共同学习的平台。由于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企业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企业通过学习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以谋求竞争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国之内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开始寻求合作以提高竞争力。企业参加产业联盟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学习，包括联盟企业间的互相学习和联盟企业共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二、产业联盟的实践形式
根据产业联盟内企业间合作的环节，可以将产业联盟的实践形式分为五类：研发合作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产业联盟、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一)研发合作产业联盟
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简称研发联盟)是以合作研发产业共性技术为目标的产业联盟。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各国企业和政府日益重视联合研发产业共性技术。企业共同投入资源组建研发联盟，政府对研发重要技术的联盟常常给予资金支持。研发联盟有利于集中研发资源、实现能力互补和分担研发投入的风险。
国内外存在大量的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的案例，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和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竞争中采用的研发合作产业联盟(范宝群:“在战略高科技产业建议加快建立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6年。)。1976~1979年，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富士通、日立、三菱机电、日本电气和东芝5家主要的日本半导体公司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VLSIconsortium)，合作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帮助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产业赶超。1987年，美国政府出资支持IBM、TI、Lucent(AT&T)、DigitalSemiconductor、Intel、Motorola、AMD、LSILogic、NationalSemiconductor、HarrisSemiconductor、Rockwell、MicronTechnology和HP等13个主要半导体公司组建半导体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SEMATECH)，合作研发半导体产业的先进制造技术，帮助美国半导体企业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竞争地位。
(二)技术标准产业联盟
技术标准产业联盟(简称技术标准联盟)是以制定产业技术标准为目标的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传统上是由政府或政府认可的权威机构来制定。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标准对企业竞争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传统的技术标准制定机制难以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由产业界主导的技术标准产业联盟大量涌现，成为技术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发达国家对技术标准产业联盟采取了积极的鼓励态度，如美国的有关法律要求政府积极采用产业联盟制定的技术标准。
1997年，国际上主要的电子制造巨头和美国内容提供商共同发起成立了DVD技术标准联盟，核心成员包括日立、松下、三菱、先锋、飞利浦、索尼、汤姆逊、时代华纳、东芝、JVC等10家国际巨头，共同制定DVD的技术标准(DVDForum网站。)。
(三)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
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简称产业链联盟)是以完善产业链协作为目标的产业联盟。产业链合作联盟以产业企业纵向合作为主线，也不排除部分环节上竞争性企业的共同参与。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的目标是要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以与采用不同技术或不同技术标准的产业链开展竞争。
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是典型的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2001年3月中国提出的TD-SCDMA成为第三代移动通信3个国际标准之一，但是起步较晚的TD-SCDMA技术标准在产业化上遇到巨大挑战：未建立成熟的产业链前，运营商和消费者不愿采用。2002年10月，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大唐电信、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普天等8家电子通信企业共同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促进产业链的协调发展。目前会员增至38家，覆盖了系统、终端、芯片、测试仪表、软件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TD-SCDMA网站。)。
(四)市场合作产业联盟
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简称市场联盟)是以共同开发利用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联盟。市场合作产业联盟以产业中企业横向合作为特征，以共同开发利用产业上下游资源和市场为目标。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包括竞争性企业间的产业联盟和网络性企业间的互补合作的产业联盟。
我国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信息产业出现了大量的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共同学习境外的新技术，联合与上下游企业谈判，共同商定产品接口规范等。台湾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对岛内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JohnAMathews,TheOriginsandDynamicsofTaiwan’sR&DConsortia2000。)。
(五)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简称社会规则联盟)是以改变或建立社会规则为目标的产业联盟。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社会规则问题，如有些社会规则制约了创新产业的发展，有些社会规则的改变可能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产业内的主要企业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社会规则的改变，形成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1988年，美国苹果电脑、戴尔、微软、惠普、思科、IBM、英特尔、Adobe等信息产业巨头发起成立了商业软件联盟(BusinessSoftwareAlliance，BSA)。该联盟为非盈利组织，目标是促进全球的软件版权保护和正版软件的自由贸易。该产业联盟与美国政府合作，直接或间接介入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贸易政策(BSA网站。)。
三、全球产业联盟兴起的原因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全球产业联盟呈快速发展趋势。产业联盟快速发展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变化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是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两大引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表现出如下趋势特点：
市场层面的变化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出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本地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即本地市场上本土企业要和全球跨国公司直接竞争。二是企业市场的全球化，即原来只在本土市场生存的企业越来越重视国际化经营，以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
产业层面的变化趋势。区域产业集群现象日益突出，推动了产业的全球分工布局；产业链越来越长，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内部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许多高新技术产业表现出技术和资本密集的特点，创新的投入大、风险高；技术的融合推动产业间的融合，即产业间出现技术共用、业务交叉、产品融合的趋势；技术标准对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大。
企业层面的变化趋势。企业为应对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战略上越来越专注于核心竞争力，在业务上不断重组以提高公司的效率；企业的专业化发展趋势使得企业日益依赖整个产业的发展环境，企业在战略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外部化特征。
科技创新层面的变化趋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研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相互之间的转换周期越来越短，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日益重要；发达国家推动建立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的竞争成为企业竞争乃至国家竞争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结构变化导致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
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即单个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和产业的发展环境。产业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共性技术的研发。全球化促使企业和政府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市场开放前，国内企业在共性技术上的竞争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后，国内企业在共性技术上的重复投入可能降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促使各国开始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一些国家将共性技术研发作为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的重要内容。另外，技术进步的加快也促使企业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以降低创新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技术标准的制定。根据国际化标准(ISO)的定义，技术标准指“一种或一系列具有强制性要求或指导，内容含有细节性技术要求和有关技术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让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或者进入市场的要求。”技术标准本身是公共产品，但是部分技术标准特别是信息产业的技术标准包含了大量知识产权，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武器。技术标准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其形成过程中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协商(依据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1991年联合的第二号指南(ISO/IECGuide21991)之《标准化和有关领域的通用术语及其定义》：“标准是为了所有有关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为了实现最佳的经济性，并适当考虑产品的使用条件与安全要求，在所有有关方面的协作下，进行有秩序的活动所制定并实施标准的过程”。)。
产业链配套。产业链配套指产业内企业通过产品上下游合作共同为用户提品或服务。由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技术越来越深，技术投资越来越大，单个企业没有力量完成整个产业链投资。产业链配套是发展中国家产业追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已经主导了产业链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新产品必须与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竞争，产品链相关企业投资的信心常常不足。
中小企业的市场门槛。中小企业的市场门槛指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包括企业是否达到必要的经济规模以完成规模采购或实现规模经济的生产或服务，企业是否具有必要的市场能力等等。本地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压缩了本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境外市场的潜力也为本土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应对挑战和机遇的关键是中小企业是否能跨越起码的市场门槛。
新技术产业相关的社会规则。产业发展的社会规则指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社会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等。这些社会规则阻碍或促进产品的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如一国只有制定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或政策，社会组织和个人才会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环境保护产业才能够发展起来。
产业共性问题对产业联盟产生了客观需求。由于单个企业缺乏解决产业共性问题的积极性或能力，产业共性问题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或者由企业组成产业联盟来解决。政府政策与产业联盟相结合是重要发展趋势，即政府通过支持产业联盟的发展来促进产业创新。产业联盟是市场导向的组织，其效率比政府直接干预要高。
(三)政府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产业联盟的
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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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内部制度；法律制度；衔接互动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3-0099--06
一、对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二元结构论的突破
所谓公司内部制度，是指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行業特点，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指引下，以规范化制度文本的形式确认和调整公司内部关系，是公司内部适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和。公司内部制度建置好比是“公司立法”行为，即以成文化形式针对内部“人”和“事”的建规立制，确立稳定而普遍的行为依循之准则，从而形成一定的“规范秩序”，实现公司的规则之治。公司的这些制度规范具有强制性，员工应当尊重和遵守它们，违反规则的行为会导致惩罚性后果。西方法律多元化学者认为，如果说强制性规则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法律秩序”的存在的话，那么企業中就当然存在着这种秩序。作为一个社团性组织，企業的存续和运营必然要求其为自身创设具有强制性的、所属人员一体遵循的规则，用以判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如此就形成了企業内部的“法律秩序”，每一个企業也就成为一片拥有真实“法律秩序”的领地。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它指明了公司内部制度同国家法一样但却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着规则化治理和型构社会秩序的功能。事实上，它们不仅仅具有规则的效力，而且各国法院一般都承认合法制定的公司内部制度可以成为司法办案的依据，为法院所采信，决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但不能就此认定它们为法，因为法与非法之间应当有明确的界限，并非所有成文规则都具有国家强制力而可称之为法，也并非可以作为司法办案依据的就都是法，在法律缺失时，政策、习惯、道德也可以作为司法依据，但它们显然不是法。这里所谓的“法律秩序”只是一种比喻用法。公司内部制度是一种民间社会规范，是城市生活中的商事自治规则。
作为民间社会规范，公司内部制度同国家法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民间规范与国家法的二元结构，呈现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动的上下位阶规则系统的新范式。公司内部制度同传统民间社会规范相比有诸多不同特征，比如它产生于陌生人社会而不是熟人社会，它是一种制度设计而不是自然生长形成，它表现为系统化的成文规则而非不成文规则等等。但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区别在于它同国家法形成衔接关系而不是冲突关系，尽管现实中存在对法律的规避甚至背离，但衔接与协调是其必然的主导关系。中外学者的诸多研究都表明，传统民间社会规范常常游离于国家法之外，甚至经常呈现紧张乃至冲突关系，原因就在于传统民间社会规范的形成是独立于国家法的一个自然过程，因此冲突在所难免。而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已然深深地嵌入了法制的框架之中，是在法律许可下的一种制度建设，在内容和程序上要受到法的指引。
公司内部制度相对于国家法而言，既具有严格的从属性，又具有广泛的自主性，这是由公司内部制度既要受到法律调控这一法治原则、又必须自主调处内部关系这一公司自治原则所共同决定的。其中，从属性是首要的，如果违背法的规定将直接导致公司内部制度的无效；自主性是必要的，否则公司将丧失存在的商業价值。澳大利亚学者艾兰（carleton K.A11en）曾提出作为附属立法一种形式的自治立法说，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双重特性。他认为社会中还有大量的法人，它们存在于政府系统之外，并被授予了为自身制定细则的权力，这就是附属立法的另一种形式自治立法。这些法人制定的规则具有明显的自治性，因为它们仅直接对特定法人成员产生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规则需严格地受制于司法审查。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股份公司的章程。
这里的从属性，是指国家法对公司建立内部制度授予创设权或者作出强制性约束，违犯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轻则导致制度因违法而无效，重则公司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实际上，公司面临的制度规范由内外两个方面构成——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环境是公司的外部制度，是指社会存在的、用以调控生产生活和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及其结构，包括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公司的内部制度，是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规则，是公司自身的制度选择，它至少应当具备两大目标：一是提供一种结构，二是提供一种机制，制度的规范结构和规则机制共同构成制度的形式和实质。在法治社会中，公司的外部制度环境主要是法制环境，公司的内部制度安排是在法制的许可和指引下展开的，两者应当协调互动，共同构成规范公司活动的制度保障。“如果说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主体走出自身而参与市场经济时所须遵照实施的基本规则，那么，企業自身的那些使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具体化的制度规范，则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業在进入市场经济领域之前所应遵循的初始化的制度规范，和企業在走出市场经济领域之后而修缮自身时所应接受的规制。”
这里的自主性，是指在守法遵规的前提下，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意志、理念和判断不受干涉地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公司自主“立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業法人自治精神的基本体现。法治经济尊重私域社会中主体合法的自由意志，保护私权利的自主行使不受非法干涉，遵循任何私权若非法律特别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应当也必须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其中包括自主制定内部制度的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或者作出规定，公司就可以自行进行制度建置甚至制度创新。
当然，公司不同类别或者不同职能部门的制度建设所受到的法律规制的力度是不同的，这取决于该事项可能对于市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程度。在公司某些领域，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较多，法律精神侧重对公司的监管；在有些领域，法律规范以任意性为主，法律精神在于为公司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服务。若根据两者联系的程度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紧密型、适度性和松散型三种衔接模式。
二、公司内部制度与法的紧密型衔接
在法人治理和人力资源领域，衔接关系是第一位的，因为前者涉及公司的权益分配与制衡，从而影响到市场生态环境；后者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公司内部制度安排面临从紧的外部制度环境。
（一）法人治理制度
作为公司内部制度的“宪法部门”，法人治理制度与法发生最为紧密和直接的关联。就像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问题，宪法部门是法的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法一样，法人治理制度也规定了公司的根本问题，即组织结构问题，其核心在于设计公司的利益制衡机制，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责、权、利的分配与构成，从而确保公司经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上，成为公司权益分配的依据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因而法人治理制度居于公司内部制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公司对治理制度的内容是不可以随意规定的，因为它们的内容将影响市场主体的地位、性质、交易安全和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因此国家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此多有规定。实际上，国家法与公司制度的衔接最初也产生于公司治理领域特别是公司章程。
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宏观框架应以本国公司法的规定为主要依据。公司法以强制性规范规定公司基本的机构设置及其权限划分。比如，公司章程是公司中的宪法，为各种治理规则之首，各国公司法都规定了公司章程中的必要记载事项，公司章程不得通过约定排除或变更这些规定。我国对于上市公司的章程有更为严格的规范，如《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等规章，对章程内容的框架设计做出专门指导。在章程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上，我国《公司法》、德国《股份法》、美国《示范公司法》等都提出基本要求，公司章程需要确认和细化这些法定内容。当然，还有大量的其他治理制度，如公司治理准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制度、投资者关系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此都有各种专项规定。
（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由于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因而公司在劳动关系和劳动条件等主要方面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制度约束。在法治社会，人力资源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作为生产要素的规则化表现上，也体现在它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经济大萧条后，政府开始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通过法律手段对公司行为进行引导和监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公司内部率先受到法律规制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因为劳动关系不仅是公司和商業的问题，也是民生和社会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文明。如今世界各国对劳动就業和社会保障都非常关注，尤其是在英美和欧陆的福利化国家，非常注重对公平就業、雇员的权利、薪酬福利、辞退限制、职業安全与卫生、退休金管理、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劳动关系、劳动条件问题给予立法和司法保护。比如，就劳动关系而言，各国劳动法从企業劳动制度的建设义务、建立程序、备案或申报制度、劳动者周知义务等方面对人事管理制度予以直接规制，同时通过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内容对公司制度的内容进行确认从而形成契约化的间接规制。如今，是否能够在劳动就業和社会保障方面形成合理、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已经成为检验政府和政党执政能力的基本标准之一。
尽管经过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在劳动就業方面的法律制度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国家法毕竟是解决社会一般问题的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规则，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必须经由企業这个媒介予以有效实施才能实现，纸面上的法必须经由企業转化为现实中的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规则才能产生实效。因此，公司人力资源制度承担着高度的法治化要求，公司必须严格根据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规则文本，把国家的法律原则具体化为合法用工和保护员工的日常管理规则。以我国为例，任何公司制定人力资源方面的制度，都需要熟知八个方面的法律依据，包括劳动就業、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与休假、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業培训、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可见，公司能否合法合理地制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仅关系到公司的人力资本效用，也关系到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有效实施，劳动争议的有效解决，进而关系到员工和公司合法利益的实现，经济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三、公司内部制度与法的适度型衔接
财务领域和生产领域涉及金融安全和民生安全，公司相关制度既有同国家法对接的一面，又有较大的自主空间。法律对企業内部制度的指引主要在于设定業务标准，比如会计标准、质量标准、内控标准等，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和运作，企業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自主地进行制度安排。
（一）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公司财务会计处理原本属于自主经营的内部管理事务，公司如何具体操作则与法无涉。但是会计实务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司财务信息的混乱，会计师听命于公司管理层而在账面上调整资本价值的事例屡见不鲜，因此法律的介入成为必要。这一转变同样始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之后。松散混乱的财务会计实务、虚假的会计信息被认为是导致30年代美国资本市场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之一。经济危机爆发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当时企業会计事务中的一系列弊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为了平息社会各界对会计职業界的不满，稳定市场秩序，国会于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整肃公司的会计行为。该法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有关会计规划的权利。实践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制定权授予了职業团体，由它们制定会计准则。由此，英美法系国家逐步形成了在国家法认可和支持的条件下由职業团体或民间机构制定并会计规范的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通过立法来规定企業财务会计的行为规范。
在当代商界，“财务指标成为法律确认的监管标准”。这是由于企業生产经营的社会化联系日益广泛，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的金融秩序；也由于企業的会计操作直接决定了会计信息的真实与否，财务会计活动记录往往是国家征税的依据，同时它又直接涉及不参与企業管理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还由于企業之间也需要运用相同的会计语言进行经济交流。因此，会计制度不仅仅是公司内部事务，更是必须由政府加以规范、指引和管理的目标和对象，国家有必要对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提出基本的業务准则。各国企業，在建立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体系时，都需要遵循大量的法律、法规，做到财务会计合规操作，否则企業将受到处罚，至少也会在解决纠纷的司法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企業、企業和企業之间的国际交往等需求日益增多，国家在制定企業财务会计规则时还必须考虑同国际惯例的接轨。
公司财务会计职能部门的業务可以分为财务和会计两大块，两者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所以与国家法的衔接程度也不同。财务属于公司理财行为，只要不违反国家金融法的规定，公司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自主地制定财务管理制度。会计侧重记录功能，其基本职能是核算和监督，目的是要得出一本“真账”，法律监管趋于严格，各国公司在建立会计管理制度时都需要遵循大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做到合规操作，否则将受到处罚，至少也会在解决纠纷的司法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我国《公司法》设有专章“公司财务、会计”，规定企業财务会计管理方面的一般原则；《会计法》对企業提出了建立会计内部监督制度及其应当符合的法定要求，此外还有一系列财政部的非常细化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需要公司遵守。
（二）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这原本也属于公司自主管理事项，如何管理、用什么样的标准管理，取决于市场竞争环境、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商業伦理道德。但是随着生产过程越来越关乎工人的人身安全，产品质量越来越关乎公众安全健康，随着资本利益同公众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并且不断激化，进而演变为社会公共问题，各国开始致力于寻求如何以最佳方式发挥政府在产品质量监管中的作用。毫无疑问，市场机制和法治模式是最有效的途径。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国对企業生产和产品质量的立法规制蔚然成风，多数国家制定了全面的法制体系和标准来规范企業的生产，国际行業组织制定的ISO系列质量认证体系也获得了多国法律认可。国家通过引导和监督企業建立健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流程，从源头上确保产品符合基本质量要求。
国家法对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的调整范围，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为企業提供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要求的原则性框架和基本指向。在国家法这个框架之中应当填充什么样的具体制度，由企業根据自己生产和产品的特点自行设计和执行。二是，从给企業设定法律责任的角度提高企業违法成本，促使企業运用包括制度化管理的手段来保障产品质量，履行社会责任。
由于生产和产品质量管理涉及多方面问题，制定这部分的管理制度也需要细分为几个方面，才能形成健全、完善的生产和产品管理制度体系。在这些方面中，有些同国家法的衔接要求不突出，比如生产部门的组织和权责规则不存在法律依据问题，物料采购管理方面的规则一般应重点注意《招标投标法》，仓储和物流管理一般应重点注意《消防法》。而另些则由于其关涉基本人身权利，或者具有外部效应，与社会群体利益有关，因此国家法不仅提出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而且对公司制度可能涉及的内容还提出具体的法定要求，公司必须在全面了解国家法的规定的前提下，建立相关管理制度。比如，在安全生产和生产设备管理方面，公司应注意《安全生产法》、《职業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产品质量管理方面，公司管理制度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标准化法》及其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
四、公司内部制度与法的松散型衔接
市场营销、技术研发、行政总务等领域主要属于企業自主经营、自主创新的范围，只要企業遵守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相关法，就可以极大地享有自主进行制度安排的权利，外部制度环境较为宽松。
（一）市场和营销管理制度
这部分管理内容一般分为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三大方面，是公司直接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行为，在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侵犯公众权益的前提下，国家法原则上不进行过多干预。企業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时，只需注意不同《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相抵触即可。当然，对于特殊产品，国家法会有特别规定。比如在婴幼儿配方奶粉行業，为了保护婴幼儿的身心健康，促进母乳喂养，国际有关组织和我国都了规范性文件，禁止企業进行有碍母乳喂养的市场营销行为。经营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業，在制定市场推广和销售管理相关规则时，不得违反1981年第34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WHO Code），我国已经成为守则的签署国；不得违反我国《食品广告暂行规定》（1998）和《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1995）。此外，中国广告协会2008年的《奶粉广告自律规则》，也是相关企業应当自觉遵守的行業规则。
（二）技术与研发管理制度
高科技企業通常都设立独立的技术和研发部门，一般公司则可以独立设置也可以在生产部门下设技术和研发机构。如何组织和进行技术研发工作，是公司自主创新问题，法律的任务在于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保护，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司在这一领域制定的管理制度，应当重在管理和激励，并且不违背《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三）行政和总务管理制度
这部分管理事项比较繁杂，相关的规则文本也很多，比如办公室管理规则、公文处理规则、会议管理规则、档案管理规则、车辆管理规则、办公用品管理规则、保密管理规则、安全保卫管理规则、消防安全管理规则等无以尽数。由于这部分内容主要属于公司自主的行政管理事项，国家法无须干涉，公司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决定本公司的内部行政管理制度。当然，仍然有一些法律需要公司引为注意。比如在制定档案管理规则时，需要了解我国《档案法》（1996年修改）和行政法规《档案法实施办法》（1999年修改）的规定。
篇10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摘要]维果茨基认为游戏的核心要素是想象和规则。想象将儿童的视觉世界转化为意义世界；规则能促进儿童自我规范的发展与道德的萌芽。游戏是介于婴幼儿时期所具有的一种全然情境限制与成人思考之间的过渡性阶段。游戏使儿童的发展定向于未来，是儿童规范自身又解放自身的辩证工具，是儿童成长为“人”的必经路途。想象与规则在发展初期相互依赖，共同在游戏中“安家”，但在发展后期，想象和规则与游戏“分家”，在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另立门户”。经过儿童期，游戏看似解体了，但仍然在两条主线中得到了表达。想象发展成了文化创造的基础，规则成为调控文明的“杠杆”。
[
关键词 ]游戏；想象；规则；维果茨基稿件编号：201410080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现状与革新研究”（编号：BHA110048）
通讯作者：席海燕，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e2336123@163.com
关于游戏是什么，教育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生物学派、精神分析学派、认知发展学派、人类学派游戏理论。然而，诸多游戏理论要么以隐喻的方式回答游戏是什么，要么从价值角度观照游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如霍尔认为游戏是重现祖先生物进化的过程；福禄贝尔认为游戏是儿童内部存在的自我活动的表现，是连接个体和上帝的桥梁；格鲁斯认为游戏是对未来生活的预备；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也才完全是人。”若仔细审视，就会发现不同学派在论述游戏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他们都给游戏裹上了一层糖衣，从外部对游戏加以描述。而对游戏本质的认识需要一种解剖术，需要从内部探析游戏究竟是什么。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维果茨基，虽然只留下了简短的12页关于游戏及游戏对儿童发展影响的论述，但“仍然是非常有创意和影响力的，而且超越他的时代”。
客观地讲，赋予游戏以最高意义的学者莫过于维果茨基，他认为“游戏创造出了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在游戏中，儿童所作所为始终超出他的平均年龄，超越他日常的行为；在游戏中他似乎是比他自己高出一个头。在放大镜的焦点下，游戏以浓缩的形式包含了所有发展的趋势，并且游戏本身是发展的一个主要泉源。”游戏在维果茨基看来是儿童发展的第一所学校，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价值要高于教育对发展的价值。维果茨基为什么要赋予游戏如此重要的作用呢？他是如何得出这样的论断的？对维果茨基而言，游戏究竟是什么？游戏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游戏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游戏会发展到何处去？什么是游戏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对于整个童年期而言，游戏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溯到维果茨基分析游戏时所用的方法论以及由此作出的整个分析过程。
一、维果茨基研究游戏的方法：过程分析法
“当维果茨基开始接近科学心理学时，他主要是一个方法论专家，而不是一个致力于发展具体理论的心理学家”，因为他试图将的思维方式引入到心理学当中，为心理学研究寻求一种规范的方法论。在《思维与言语》中，维果茨基尖锐地指出：“心理学的危机首先就是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的危机，这一危机使当时的许多心理学研究都烙上了二重性印记。这种二重性来自科学在积累实际材料方面每前进一步，它在理论揭示和阐述方面倒退两步。”在《研究方法的问题》一文中，维果茨基开门见山地指出：“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以适合于提出研究问题的新方式，其所要求的研究方法远远地超过了简单的修正先前已经被接受的研究方法。”在该文中，维果茨基具体阐述了新的研究方法——过程分析法的特征：“(1)分析过程，重新去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即将过程倒转，回到它最初的阶段；(2)是解释性的分析，而不是描述性的分析，也即是能够展现出真实、原因或动力关系的分析，而不是只列举出一个过程中所呈现出之外在的特征，就像水流的速度其实并非决定于河床和河岸，它的本质取决于流体动力性的规律一样。(3)对已被固化的行为进行发展性的分析，重返发展的根源，重新建构在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关键时刻。”
虽然过程分析法并非专门为研究游戏而设，但毋庸置疑的是，维果茨基肯定是在他所创立的总方法论的指导下研究游戏的。维果茨基创立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过程分析法、机能系统分析法、单元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类似于将承载意义的词作为分析言语和思维的“单元细胞”，维果茨基将想象与规则视为解剖游戏的“单元细胞”。维果茨基强调，作为分析产物的单元不同于元素，它具有整体所固有的一切基本特性，它是所分析对象的意义承载体。游戏的分析单元——想象与规则并不是机械地存在，而是类似太极中的阴与阳相互依存辩证地存在，即想象的情境衍生规则，规则也包含着想象的情境。在确立了游戏的分析单元后，他进一步考察了游戏中想象与规则的发生和发展，并简要勾勒了游戏中的想象和规则对儿童的发展价值。统揽维果茨基的整个著作体系，可以发现游戏中想象和规则的发展轨迹是由最初的交织关系发展到后来的独立关系。也就是说，作为游戏基本特征的想象和规则，在其发展初期相互依赖，共同在游戏中“安家”，但在发展后期，想象和规则各自与游戏“分家”，在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另立门户”。
二、想象：将视觉世界转化为意义世界
“游戏与非游戏之间到底有何不同？游戏之所以为游戏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区别维果茨基与其他学派游戏观点最重要的不同之处。”维果茨基认为，想象是分辨游戏与其他形式活动的准绳之一。
（一）想象：进入意义的飞地
婴幼儿行动时的动机与知觉是统合的，对事物的知觉与意义的统合既形成了婴幼儿发展的整体性，又导致了情境对婴幼儿的限制。维果茨基认为，人类知觉作用的结构可以用物体／意义比例的方式象征性地表达出来。这种比例表示，人类所有的知觉作用都是由总括的知觉作用所组成的，而不是隔离的。对婴幼儿而言，物体在物体／意义的这个结构上是占支配地位的，意义则附属于物体。但在某个时刻，这个比例就倒转成意义／物体，知觉作用的结构彻底被改变，意义压倒物体占支配地位，物体附属于意义。
与此类似，人类的行动结构也能以行动／意义的比例来表示。在婴幼儿阶段，行动支配着意义，儿童所能够做的远远超过他所能了解的。但在游戏的某个时刻，这个结构会转变为意义／行动，首次产生以意义为决定因素的行动结构，虽然意义仍然必需在行动的结构特征之下所带来的限制范围之内才能影响儿童的行为，但意义会为行动指明方向。比如一位正在玩骑马游戏的儿童，代表着马的棍子一定是夹在两腿间，而不会被抱在手里。
以上两个关键的转变时刻发生在幼儿的想象里。经由想象，意义与物体相分离，儿童虽然看到一个物体，但他做出不同于并且独立于他所看到的事物的行动来。这是逆转儿童与真实的、立即的、具体的情境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在游戏中，事物本身失去了决定性的力量，儿童的行动出自于自己的想法或意念，而非事物本身。想象创造了视觉世界与意义世界之间的距离，并将视觉世界转化成意义世界，这种转化过程即是抽象思维发展的过程、意义运思的过程，也是使儿童更有能动性的过程。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以事物的意义来运思是儿童分享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过程。如同话语中的谓语，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意义是儿童与他人共享游戏的“心理谓语”。“心理谓语”类似于内部言语，它可以省略的形式让游戏圈内的人共同领会。儿童在游戏中不断地编织、吸收、内化这些“心理谓语”，逐渐发展出符号系统，并进而把自己悬挂在经由游戏所织就出的“意义之网”上。
另一方面，行动与意义的分离会发展出意志，这种意志能使儿童自动自愿地延迟满足自己的愿望，使儿童在彼处（意义之地）“观望”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也就是说，儿童虽然有愿望，但他并不立即“真实性”地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是“假装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生成了意义的游戏世界里，儿童能够有意识地选择想要的行动。
（二）想象：与内外部世界共舞
人类有两种基本的认知活动模式，一种是记忆的再现活动，另一种则是想象活动。直接与记忆相关的再现活动能帮助人类适应生活世界，这是一种面向过去经验的认知活动。想象则能组合、改变、再加工过去经验中的元素，创造出新元素和新事物。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认知活动，它使人类成为定向于未来的生物。惜助想象，儿童能在游戏中将已有经验化熟为生或化生为熟，且与游戏有关的经验不仅可以是外部经验，也可以是内部经验。
任何经由想象创造的东西，其元素都来自于现实，来自个体先前的经验。在想象的帮助下，儿童可以吸收、理解、转化他人的、社会的、历史的经验，拓宽自己的主观经验。想象性的事物并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的再生产，而是结合已有经验，创造出全新的、不同的东西。换句话说，任何需要对现实加以艺术性改造，与建构新东西相关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想象的参与。在游戏中，儿童把小木棍当成一匹马，搬几个小凳子拼接成一辆小火车，都是对生活经验的改造。进一步说，游戏就是儿童通过想象对现实的创造性改造。在想象中，儿童的意识拥有了相对的自主性、主动性，儿童能够“随心所欲”地驾驭自己的经验。同理，更深远的、更有渗透力的现实要求意识获得一定的自由，使意识能从立即的感知、外在的现实中抽身而出，[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改变与创造。
想象与内部经验相互作用并影响游戏的表达。“人类不仅可以有天赋般的思考，还可以有天赋般的感情。个体的情感在哪方面都不比其他东西差。”正如科学技术影响外部世界、自然世界一样，情绪直接影响我们的内部世界、思维和感觉，想象与个体的情绪相互作用，一方面情绪按照我们的心境，而非事物的逻辑结构，从现实中挑选、拆分元素；驯另一方面，想象为情绪提供外在的语言。任何形式的想象都包含着情感要素，任何想象结果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情绪是人类内部世界的表达，影响想象和游戏的发生与进展，如想念妈妈的孩子会不厌其烦地玩宝宝与妈妈的游戏。
三、规则：控制自身又解放自身的辨证工具
在维果茨基看来，规则是分辨游戏与其他活动的第二条准绳。每一个游戏都包含着规则，每一条规则都是游戏自带的，它随着想象的情境衍生而来。
（一）规则：界定行为的可能性
在游戏中，想象与规则以辩证的方式存在。维果茨基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游戏中有一个想象的情境存在，就一定会有规则的存在。这种规则不是那些事前就被确定好的规则，而是从想象的情境中衍生出来的规则。反过来讲，只要游戏被某些规则规定之后，最简单的规则游戏立马就变成一种想象的情境，许多行动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不为儿童所注意的事情，在游戏或想象的情境中却变成了一种指导自己行为的规则。如两个孩子玩姐妹的游戏，虽然他们在游戏中所表现的行为和真实生活相差无几，但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在游戏中儿童尝试去达成他们心目中想象的姐妹所应该成为的样子，表现姐妹间行为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游戏的规则。另一方面，为了让游戏继续下去，儿童必须自我规范，不仅要控制自己满足愿望的冲动，还要让自己的情绪与游戏“合拍”。儿童做游戏时总是带有强烈的情绪，但游戏规则会教育孩子不要盲目地服从于情绪，而要使情绪与游戏规则相协调，与游戏的最终目的一致。因而，游戏中的行为与情绪都受规则这只“看不见却又切切实实存在的手”的调控与指挥。
（二）规则：解放自身的钥匙
维果茨基认为，游戏之绝对必要的特质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渴望的规则。在某种观念上，游戏中的儿童是自由地决定他自己的行动的，但反过来说，这是一种虚幻的自由，因为儿童实际上是根据事物的意义来行动的。在被意义与规则限定的自由范围之内，游戏会教导儿童学会放弃冲动，学会自我控制、自我规范、自我管理。在自由与规则的调控下，儿童开始了他们的社会化旅程——自主地掌握行为规范与社会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儿童中的社会与社会中的儿童找到了共通的“家”，游戏中的儿童自成了一个小社会，并内化了大社会的文化。
在游戏中，儿童遵守规则的原因并不像科尔伯格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避免惩罚、得到个人报偿或获取别人的认可，也不是害怕失败，而只是因为遵守规则会带给他内心对游戏的满足感，儿童是自主自愿地放弃立即而随意的冲动来行动的。在游戏里，由遵守规则而产生的自我控制是未来道德行为的萌芽。这样的道德行为不是建立在外部禁止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内部控制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人总是向往好的、美的东西这一点上面的。道德行为应当成为人的本性，应当自由和轻松地去完成。经验表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不乏来自成人的警告、禁令、训斥、打骂以及表扬和奖励。但即使是表扬和奖励也只是更有力量的外部奖励，它无法像游戏一样为儿童提供内部满足。
四、想象与规则交织出游戏的意义
维果茨基认为，游戏与其他活动最本质的不同就在于想象和规则的自主运行。想象让儿童在意义的世界里“游戏”视觉世界，使视觉世界与经验世界共同“栖息”于儿童的世界。通过想象，儿童不仅能改变事物，还能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和实现自己，把自己改造成更有远见的人。规则约束着儿童的冲动与愿望，也正是因为这种自动的约束，才让儿童在游戏中“自如地”实现自己的掌控力，并享受着无以比拟的乐趣。
虽然儿童在游戏中能“天马行空”，但是儿童并不能随意地把一个事物想象成任何事物，儿童还需要事物作为支点来支架他们的想象。反过来说，因为儿童缺乏自由替代的能力，所以他的活动是游戏，而不是象征符号的表现。因而，“游戏是介于幼儿时期里所具有的一种全然情境的限制与成人思考的一个阶段”，就是在意义的世界与视觉的世界之间产生出一种新的关系，即在思考的情境与真实的情境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游戏的本质是过渡性的，是联通婴幼儿时期与成人时期的过渡性桥梁，它使人的整个发展具有了连续性。
在儿童的生活世界中存有形色各异的规则，按福柯的观点看，这实质上是“无穷小的细节与无限大的权力”对儿童生活的规训。生活在这样的“规训”中，儿童的他律性道德、惩罚一服从定向的道德更多地打上了文化的、社会的烙印。惟有游戏，才为儿童创造了“自愿的”规则。儿童遵守游戏的规则是自发的，丝毫没有强迫之意。儿童不仅在行为上遵守游戏规则，在情绪上、心境上亦遵守着游戏规则。可以说儿童整个的身心灵都“自由地”在规则中“游戏”着。
因而游戏具有双重解放的特性：通过想象儿童从具体情境与视觉世界中解放出来；通过对规则的自愿遵守，儿童发展了人性的道德，从他律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面，游戏使儿童的发展定向于未来，使儿童更有能动性。另一方面，经由自愿遵守规则，儿童变得更自控、更自律、更道德、更有人性。儿童在游戏中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儿童既控制自身又解放自身的辩证法。想象与在规则内行动的自由，从内部与外部共同牵引着儿童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游戏永远不会消逝，它永远不会远离儿童，相反它永远与儿童、与人类俱在！因为游戏就是儿童成长为人的路径，是儿童成“人”的必经之路。在此意义上，游戏以浓缩的形式包含了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的发展趋势，游戏是儿童发展的一个主要泉源，为儿童的发展自动地创造出“最近发展区”。
五、想象、规则与游戏的发展轨迹
有不少学者认为，维果茨基所谈论的游戏主要限定为角色游戏、象征游戏、扮演游戏、假装游戏，这实质上是对他的误解，至少是一种狭隘的理解。维果茨基认为，游戏的发展与演变轨迹是“从带有明显的想象情境与隐藏的规则发展到带有明显的规则与隐藏的想象情境”，是从受全然情境的限制发展到成人的符号思维。从横向看，维果茨基所指的游戏范围非常广泛；从纵向看，儿童的游戏跨越了整个童年期。因而，维果茨基是以光谱概念，而非类别概念来谈论游戏的。维果茨基并没有限定游戏的范围，而只是圈出了游戏的关键的、核心的特征，那就是想象与规则。
想象与规则如同游戏的两翼，然而，翻阅游戏的研究史，可以发现只有“规则之翼”真正起飞了，“想象之翼”仍被困在原地。赫伊津哈在其《游戏的人》一书中认为，“游戏就是文明，文明就是游戏”，但这与文明齐翼的游戏的绝对表达力与控制力是规则，具体表现为“游戏创造秩序，游戏就是秩序”。当然，赫伊津哈也认为游戏是一种“意义隽永的形式”，怛他只是发现“游戏与创造性、非功利性思维的神秘色彩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也就是说，游戏与想象力、创造性之间没有包含关系，而只是一种类似的关系。布迪厄亦善于拿游戏类比场域，因为场域和游戏的相似之处在于规则的生成性与变通性，资本的价值由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决定。皮亚杰也将游戏的想象这一特征限定在描述性的范畴内，使后续的学者们在探讨游戏时，虽然都提及想象，但难以客观地看到想象对于游戏、对于儿童发展的价值，更看不到诞生于游戏中的想象在个体整个生命中、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与真实作用，进而使人们对游戏的认识停留在描述性阶段。实际上，想象不仅是儿童在游戏中实现愿望的中介工具，还是整个科学与人文艺术世界的基础。从这个意义而言，游戏能与人类文化、文明相媲美，因为它们的根基与本质都是想象。
想象与规则作为游戏的两个核心特征，它们各自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发展轨迹。想象不断地内化，从在游戏中需要具体的支点来支架到完全内化为符号思维。如果说儿童的游戏在于行动中的想象力，那么青少年以及成人的想象力则是一种没有付诸行动的游戏。规则则不断外化，从隐藏在想象之翼下到独自支撑起游戏的意义。经过儿童期，游戏看似解体了，但仍然在两条主线中得到了表达。想象发展成了文化创造的基础，规则成为调控文明的“杠杆”。
参考文献：
[1]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6.
[2]劳拉·贝尔克，鹰架儿童的学习：维果斯基与幼儿教育[M].古瑞勉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5.
[3][9][10][11][21][22][24][29][30][31][33]维戈茨基．游戏在发展中的角色[A]．维戈茨基．社会中的心智：高层次心理过程的发展[C]．蔡敏玲，陈正乾译，台北：心理出版社，1997:141-163.
[4]麻彦坤．维果茨基对心理学的方法论贡献及其现实意义[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37-141.
[5]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M].余震球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9-20.
[6][7]维戈茨基．研究方法的问题[A].维戈茨基，社会中的心智：高层次心理过程的发展[C].蔡敏玲，陈正乾译，台北：心理出版社．1997:85 -115.
[8]G.G.Kravtsov, E.E.Kravtsova. Play in L.S.Vygotsky´s Nonclassical Psychology[J].Journal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2010,48(4):25-41.
[12]Bert Van Oers. Insripting Predicates: Dealing with Meaning in Play [A].ln The Transformation oflearning: advances in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C].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370-380.
[13][17]Vygotsky. Imagin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ldhood [A].In Robert W. Rieber&A.S.Car-ton(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S.Vygotsky(Voll)[C].New York: Plenum Press,1987:339-350.
[14][15][19][20]Vygotsky.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in Childhood[J].Journal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2004,42(1):7-97.
[16]Natalia Gajdamaschko. Vygotsky on imagination: why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ination is animportant issue for schoolteacherslJl.Teaching Education,2005,16(1):13-22.
[18][23][25][27]维果茨基．教育心理学[M].龚浩然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172-308.
[26]Elena Bodrova, Carrie Germeroth, Deborah J.Leong. Play and Self-Regulation: Lessons from Vy-gotsky[J],American Journal of Play,2013,6(1):111-123.
[28]庞维国．维果茨基的创新观述评[J].全球教育展望，2010,(4):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