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构的性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机构的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行政复议机构是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复议制度是否健全且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与复议机构的设置是否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建设、运作从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算起到1999年《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实施至今，大约经历了十来年的实践，然而复议制度却依然可以称得上是问题多多！笔者在此仅对复议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略陈管见。[i][i]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大致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  

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确立本机关的复议机构或者专职复议人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复议机构，应设立在法制工作机构内或者与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合署办公。”这种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行政复议机构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而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尽管在总体上应该说是吸收了复议制度实践的经验，因而是进步的，但就行政复议机构内容的规定来说，却并没有关于行政复议机构的专门规定，而只是在总则中的第3条对复议机构做了一个简括的规定：“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内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二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按照条例的规定还可以在法制工作机构中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从事复议工作的机构，而复议法则只规定由政府法制部门一并连带着从事行政复议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因为作为复议机构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分别隶属于各级不同的人民政府和不同的行政职能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第12条到第15条集中地规定了复议管辖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行政复议的机关要么是被申请复议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主管部门，要么是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身。  

现实中各级人民政府和各行政职能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主管行政复议的工作机构，没有一套统一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而且主持复议的行政机构完全听命于其所属的行政首长,没有自主决定权；而其所属的复议机关又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活动,不少行政机关将复议工作混同于一般的行政公务，复议活动受行政内部各种关系的影响和干扰较为普遍，特别是一些长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现象，使得复议机构难以充分履行职责，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的多，而变更、撤销的少，复议变成走过场，流于形式。这样就给复议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从而严重影响了行政复议裁决的公正性。而实践中复议机构不独立的问题已经导致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大打折扣，致使行政复议的高效、便民等优点在实践中未能充分显露。因为当事人除非受“复议前置”约束之外，至今选择复议的相对较少，大多都愿意直接选择行政诉讼，而且在复议实践中，复议决定作出于行政机关不利的撤销或改变的决定也寥寥无几，大多以维持了事，这使人们丧失了对行政复议应有的信心，同时使得该种制度设计很多时候流于形式。  

另外，即便是在各级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其组织建设上也十分地不健全。目前,我国行政复议立案数量不足、审理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复议的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确立本机关的复议机构或专职复议人员。行政复议的程序性、技术性较强，要求复议机构和人员保持固定，承办人员具备较高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专业知识。否则，就难以保证行政复议工作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运转。长期以来，除公安等少数部门有比较健全的复议机构和专职人员外，大多数行政机关或者缺乏此类机构，或者不够健全，有名无实。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复议制度的固有功能，也给行政机关和申请人造成诸多不便。  

鉴于上述缘由，为了保证复议机构依法行使复议职权，切实发挥行政复议的积极作用，就应当保证复议机关享有相对独立性，同时认真做好复议队伍的组织建设工作。这里的“独立性”是指复议机构地位要相对超脱，能够保证其排除工作过程中的各种外来干扰。另外，设置公正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及审判机关审查有关行政行为，是我国“入世”议定书的承诺，也是《关贸总协定》第10条的要求。因此，为了履行承诺，实现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必须改变目前行政复议机构不独立的现状，重新设计适应中国国情的行政复议机构。  

（二）复议工作人员存在问题  

我国现实中的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配置亦难以保证复议工作的需要，行政复议的队伍建设差强人意。  

首先，是复议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足，难以应付复议工作的需要。目前有些省份的行政复议处仅有两个人，却要指导全省的行政复议工作，同时办理以省政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案件，显然难以适应工作需要。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个人，使得行政复议工作几乎无法开展。现在大量行政复议案发生在市、县，但很多市、县政府法制机构力量薄弱、专职人员配备不足。有的县、区政府法制机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甚至还是兼职；有的部门只有法制机构的牌子，没有专职工作人员，造成该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无人受理，该办理的案件不能按期结案。  

其次，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复议工作人员中，却又存在着素质不高、专业化不够的尴尬问题。直到目前，我国尚没有法律规范对行政复议人员任职资格作出规定，没有高素质、专业化的复议人员，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复议裁决，因此也就很难使得复议制度的预期价值发生作用。实践中行政复议案件种类繁多，牵扯面广，技术要求较高，因此负责审议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是谙熟各种法律规范，则很难能胜任复议工作。而我国对复议机构人员的任职资格却并无规定，其审理案件的效果便可想而知。由于一些行政复议人员素质问题，造成在作出复议决定时出现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性错误，这些都明显制约着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复议制度的固有功能，给行政机关和申请人造成了诸多不便。  

造成目前复议工作人员的这种问题的一个主要缘由在于相关立法内容笼统、不配套。无论是《行政复议条例》还是《行政复议法》都没有各种配套制度，对于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的组成、任职条件、回避及审议规则等均未作明文规定，这些都影响到复议机构的组织建设，以至影响复议案件处理的客观与公正。  

（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关  

尽管《行政复议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各种法律责任，如对行政复议机构及工作人员和被申请人违法的具体责任的规定，但并没有指明追究该种法律责任的具体机关，其第38条也只是简要规定了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机构的提出建议权。这就使得这种规定在现实当中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存在着虚化的可能最终导致行政复议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四）复议工作缺少有效的经费保障  

目前，各级政府的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基本没有全面得到保障，行政复议机关内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法制工作机构本身的经费就不充裕，更别提有专门的复议经费的保障了。更有甚者，有些部门甚至对行政复议活动所必需的外出调查、核实有关事实证据的差旅费用也难以保证，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行政复议办案质量，给复议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以上复议制度中的这些问题筮须有效解决，而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世界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各项建设活动都不可能“自说自话”，都需要认真地对待、借鉴外国的经验来解决本国的问题。综观各国的类似制度，似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对于我国复议制度的完善比较富有亲和力，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该项制度的情形。   二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  

行政裁判所（administrative tribunals），也称为行政裁判庭、特别裁判所，其叫法不尽一致，还可以称之为tribunal（裁判所）、committee（委员会）、board（局）、commissioner (专员)、division（司）等等。总之就是指普通法院之外，通过议会立法设立的用以解决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纠纷及公民相互之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等其他争议的准司法机构。但是它们是作为行政运作的组成部分而设立的。行政裁判所主要有两个任务：解决个人纠纷,主要是处理土地与财产问题以及就业问题；解决公务机关(通常是政府部门)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在英国设立行政裁判所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理由：公正性、程序灵活简便、经济合理性、专门化和符合社会立法需要。[ii][ii]据统计英国现有各类行政裁判所近70类，数量近3000个，涵盖移民、社会保障、劳动、教育、税收、运输和土地等领域。英国的行政裁判所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财产权和税收方面的裁判所、工业和工业关系方面的裁判所、社会福利方面的裁判所及外国人入境方面裁判所。从整体上来说，裁判所职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法院，甚至其本身已经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  

（一）发展简史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是英国行政法领域一项非常有特色的司法制度。该制度在英国法史上的历史并不长，主要是在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一战以后，才逐步产生发展起来。整体上看来，行政裁判所制度在英国的确立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是20世纪初到二战；第二个阶段是行政裁判所急剧而又混乱的发展，这个阶段是从二战到1958年；第三个阶段是行政裁判所的规范化发展，这是从1958年发展至今天。[iii][iii]  

在英国，最早意义上的裁判所可以追溯到都铎王朝时代。但我们现在所谈的行政裁判所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在20世纪前虽也有些个别裁判所出现，但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裁判所。现代意义上的裁判所，应从二十世纪之初开始追溯。英国行政裁判所的风行，其背景是20世纪初现代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由自由派执政的政府所推进的社会改革。  

根据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而于1958年制定的《裁判所与调查法》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对各类裁判所的组成原则、裁判程序、上诉以及普通法院对裁判所的司法审查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并且第一次规定了全国的裁判所委员会为一个常设监督机构。该法后来经过1966年和1971年两次的修订，就是目前所适用的《裁判所与调查法》。从制度层面来说，1958年的《裁判所与调查法》可以说是行政裁判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为行政裁判所制度的规范发展提供了鲜明的法律依据和良好的基础。从那之后，行政裁判所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其数量直线上升，同时它们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但在英国，对裁判所的性质究竟为行政性质还是司法性质在行政学界与法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且直到今日尚无定论，不过从实践情形来看，似乎裁判所制度的行政因素已经越来越少，而裁判的色彩则日益浓厚。[iv][iv]

 

（二）组织结构及其人员构成  

行政裁判所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是相对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能超脱政治因素而独立地作出自己的裁决。对于任何案件的裁决，其都决不服从行政干预。而要实现这种独立，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其成员不能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裁判所的主席是由大法官直接任命的，或者由部长从大法官提名的有适宜资格的人中任命；裁判所的大多数成员也和政府官员没有直接的联系。裁判所可以是全国性、区域性或者地方性的组织，这要视裁判所所裁判的事项而定。对于行政裁判所的领导模式，裁判所委员会建议：对于专业化的裁判所应更多的适用总裁制（presidential system）模式。让总裁成为裁判所体系中的首脑，对于各个裁判所的工作负有领导责任。  

英国行政裁判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管辖对象不一，所以各行政裁判所的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差别很大，而且没有一部统一的组织法来加以规范——英国不存在一部适用于一切行政裁判所的程序法典。由于各个裁判所的性质不同，裁判所的人员构成也不尽相同。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均衡裁判所”（balanced tribunal），其目的是使成员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这类裁判所由一名独立的主席和两名成员组成。主席一般应具有法律资格，由上议院大法官提名任命。主席要努力去确证案件中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中所存在的漏洞，并决定应采取怎样的步骤来弥补这些漏洞，要特别注重维护在上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利益。裁判所主席或由普通法院大法官任命或从大法官同意的事先准备好的名单中由部长挑选任命。裁判所的其他成员或者由部长任命，或者由裁判所主席任命。裁判所成员的任命途径大致有三种，包括由相关的政府部长或者部门提名；由上议院大法官任命；对于实行总裁制的特定类别裁判所而言，例如社会保障上诉裁判所和产业裁判所的成员，则由总裁任命。部长提名时，必须要考虑裁判所委员会的建议；要免去裁判所成员的职务时，一般要征得上议院大法官的同意。研究表明，相对年长、有时间和精力及经验学识从事该工作的中产阶层的人一般更有可能获得任命。而且很多时候，裁判所还是不得不去接受政府部门的提名，因提名而成为裁判所成员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借给”裁判所的，这会削弱裁判所的独立性。[v][v]现代行政管理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专业性，由此引起的争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专业技术性，因此很多时候必须要求裁判所成员具有专业的经验和学识。行政裁判所的人员组成中，一般既有法律人士又有相关专业人士，这样在案件涉及专门知识时，他们的审理就比普通法官有优势。  

（三）行政裁判所的制约监督机构和救济

作为监督和指导行政裁判所工作的经常性机构——行政裁判所委员会成立于1958年，它可以对受其监督的行政裁判所成员的任命提出一般性建议；它每年提出工作报告，对行政机关具有一定压力；它可以对行政裁判所程序规则的制定提供意见。理事会由16名成员组成, 其中15名由大法官和苏格兰事务大臣任命，且该委员会下设一个苏格兰委员会。非法律专家成员占多数，以保障理事会以一般公众的公平观念作为指导原则；非法律专家成员中包括工业、商业、工会、行政等方面富有经验的人才。此外,议会行政监察专员为理事会的当然成员。根据1971年的《行政裁判所与调查法》的规定，行政裁判所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有：(1)监视、检查相应的各行政裁判所的规章制度与工作情况，并提出报告。(2)考虑和汇报根据该法可以提交委员会解决的有关裁判所的特殊问题。(3)对于提交委员会考虑的或者委员会认为特别重要的有关行政程序的问题或相关事项提出报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职责就是控制并审查为数众多的行政裁判机构的工作情况，并且还有权考虑并报告因制定法规定的由公开调查的运行而引发的事宜。  

根据《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规定建立起的裁判所委员会，本意旨在监督裁判所的组织和运作，其性质是咨询机构，而非执行机构。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政治地位不高和人力、物力的缺乏，裁判所委员会仍然只是一个起不了很大作用的咨询委员会，其权力行使是很有限的。因此，可以说从总体上看，行政裁判所委员会对行政裁判所的监督和制约是软弱的。一方面，行政裁判所本身没有执行权，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本身不具有任命裁判所成员的职能，只是有权对裁判所和相关的调查进行一般的监督。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成员是兼职的——多数没有报酬，而且工作人员很少，预算也有限，不能完全地胜任有效地监督每年几十万起的诉讼与调查活动的工作。  

但是，裁判所委员会的存在至少是有了一个常设的监督组织机构，能够对行政司法的重要问题开展研究和咨询，并且能从一种相对独立的立场发表意见和批评，因此其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裁判所委员会对于政府的任何咨询事项都应给出报告做出回答；也可以对法律所列的裁判所的人员组成提出建议。在任何裁判所程序性规则颁布之前，都必须向裁判所委员会进行咨询；在建立任何新裁判所之前，都要提前征求裁判所委员会的意见。  

当然，尽管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在现实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甚至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但其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各行政裁判所数量众多且十分零碎，管辖不清，当事人有时无所适从；行政裁判程序虽不复杂，但确定性较弱。各种类型的行政裁判由于工作对象不同，适用各自独特的程序规则，造成裁判缺少系统性和规范性；裁判所委员会的职能在实践中过于局限，地位过于羸弱，它的人员和配置的资源都不足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其本身也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vi][vi]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其成功经验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最终促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   三、启示与借鉴：复议机构设置的改革之途  

将英国行政裁判所与我国现有的行政复议机构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如下一些差别：首先，在设立方面，前者是直接根据议会通过的法律而设立的，不是根据国家行政机关的委托立法和部长的自由裁量设立的；而我国行政复议机构是由行政机关依法设立的。第二，在独立性方面，行政裁判所独立于行政机关，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裁决案件，基本不受行政机关的无端干预；而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由于设置在行政机关中，因此在独立性方面的效果就很差，基本不具有多少独立性。第三，在裁决适用程序方面，行政裁判所审理案件是不适用行政程序的，而是采用不完全等同于普通司法程序的简便、灵活和迅速的准司法程序；我国行政复议程序则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只是司法性较之行政性稍稍突出一些。第四，在救济方面，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判所的裁决通常可就法律问题向高等法院上诉，部长或者上级行政裁判所也受理个别上诉案件；这一点与我国比较相似，我国除复议终局的案件之外，都可以提起诉讼，只是我国行政首长不能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而且二级复议在我国也比较少见；第五，在受理范围方面，行政裁判所不但受理行政争议，也受理民事争议；而我国行政复议基本上只受理行政争议，而且还只受理除了内部行政争议之外的行政争议。[vii][vii]当然，英国行政裁判所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专门复议机构的人员专业性、技术性较强，裁判所的成员一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 它的成员既有法律知识，又有行政管理经验，因而能够保证专业权威性。其次，专门复议机构常设，有较强的独立性，因而有助于树立公正、权威的形象，博取当事人的信赖。适用法律和程序比较灵活，不受“判例”拘束，解决行政争议迅速及时等等。  

考虑到我国现行复议机关设置的弊端，借鉴行政裁判所制度，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在此大胆地为我国复议机构改革提出如下构想：[viii][viii]  

首先，在县级以上（含县级）各级人民政府内统一设立行政复议机构，地位上平行于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之所以不主张建立类似英国裁判所那样的机关，主要是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建设情形的考虑。我国已经建立起的复议机构体系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相对独立性，一旦将现有的制度推倒后建立完全独立的复议机构体系，则不可避免地会大幅增加制度改革成本。而针对现有的制度，似乎在政府内部设置统一的平行于各工作部门的复议机构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其开展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比完全推倒重来的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震荡要小的多！考虑到各级政府内部一般都设有法制办公机构，因此复议机构宜在其基础上组建，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乡镇政府的复议事项由于其自身的条件限制，似乎可以直接交由县级政府的复议机构统一受理。同时，对于现有的垂直领导的一些机关（如海关、金融、国税和外汇管理等）的复议，则可以考虑统一交由各级政府的复议机构来受理，因为原有的复杂、混乱的复议管理设置在现实中的运作弊端显而易见。[ix][ix]  

其次，对行政复议机构成员的资格应有严格的限制，必须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专家或者是具备相当社会工作经验及知识的人。不对复议工作人员的资格和条件作出规定，就难以保证复议工作的有效开展。行政复议机构的负责人和一般的成员为专职工作人员, 另外可以考虑聘请一定数量的外面的专家作为兼职工作人员，以提高工作队伍的整体专业素质。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将录用和聘任的工作人员按不同专业设置花名册，供复议申请人自主选择复议受理人员。  

篇2

本文基于修正后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综合模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土地资源和资产管理两项核心职能，统筹部门内部要素与外部影响（评价），从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资产管理、支撑体系建设和部门内部管理4方面出发设计土地行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土地资源管理土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具有养育功能、承载功能和生态功能。土地养育功能指土地为人类社会和生命系统提品所具有的生育和生产能力，保护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土地行政的基本出发点与首要目标。土地承载功能管理重点是促进人口空间分布与土地利用结构、布局相协调，保障居民基础服务设施、住房等基本用地需求，充分发挥土地对经济活动的载体功能。土地生态功能管理关注土地利用对区域生态的影响和人口集聚区（城镇）内部环境质量，要求控制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耕地占补平衡情况、土地整治和耕地质量水平、土地利用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协调程度、单位土地污染物（例如COD）排放强度等应纳入土地资源管理评价。

2土地资产管理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双重属性，土地资产管理是指国家对土地资产占有、开发、利用、流转和收益分配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监督和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国有土地所有权人和社会管理者双重角色下，地方政府土地资产管理的内容包括土地供应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土地收益管理、土地资产评估与地价管理、土地产权产籍管理。其中，土地供应管理和土地利用管理直接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效益，土地供应管理的重点是一级土地市场，土地利用管理侧重于存量土地。土地收益管理的核心是有效平衡（地方）政府、农村集体、农民的土地利益，使土地资本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减少其中的社会冲突。作为土地市场健康发育的重要支撑，土地资产评估与地价管理要解决土地价格失灵问题，避免因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引起土地浪费和住宅用地价格过高加剧社会矛盾。土地产权产籍管理是土地行政最原始、最基础的职能之一，在中国重点是清晰界定国家、集体和农民土地产权。土地市场化配置水平、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情况、存量土地利用情况、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土地收益占地方财政比例、失地农民分享土地收益比例、土地价格与居民收入关系、基准地价公布情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登记发证情况等指标应纳入现阶段土地资产管理评价。

3支撑体系建设土地行政执法、公众参与、信息管理对土地行政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是提升土地行政能力和效率的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土地违法现象的高发期，严格执行土地法律、法规，对违法者实施法律制裁是落实基本国策、促进土地合法合理使用的重要手段。管理手段信息化是提高土地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政务公开和公众参与可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土地行政的了解与支持，二者都有利于抑制欠规范的土地行政行为。违法用地查处率、闲置土地处置率、土地违法案件数量、公众对土地利用规划了解情况、政府网站信息（政务）公开程度、电子政务基础建设情况等指标可用于评价支撑体系建设水平。

4部门内部管理土地行政专业性强，关系到国家和公众利益，部门勤政廉政情况、人力资源管理、学习及创新能力、行政效率、公众满意度与土地行政绩效息息相关。其中，勤政廉政、专业技能熟练的人员是土地行政绩效提升的人力基础。学习及创新能力是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新的土地问题和挑战的必要条件。行政效率、公众满意度（或公众诉求）是衡量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标志。应将土地部门腐败案件（或违法违纪）涉案比率、本科以上人员比重、人员学习培训频率、制度规范制定或研究性成果数量、管理经费占部门财政支出比重、土地行政人员占辖区总人口比重、公众投诉或行政复议诉讼数量、窗口服务满意度等用于部门内部管理水平评价。

5评价指标遴选综合考虑数据可获性与可靠性，应用层次分析法，通过专家咨询和隶属度分析，筛选、构建土地行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1）。专家包括30名从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的高校教师及15名地方国土局处（室、科）负责人。专家咨询过程中，采用半开放式问卷。首轮咨询时共设计80个评价指标，经过专家咨询和分析调整，删除了“中低产田整治比例”、“单位土地化肥施用量”等16个指标；补充“闲置土地占建设用地总量比例”等5个指标对5个指标进行替换，例如将“耕地潜力利用率”调整为“粮食单产”，“失地农民分享土地收益比例”用“被征地农民参保覆盖率”替代；剔除10个隶属度小于0.2的指标；最终选择59个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与标准值

1指标权重确定采用判断矩阵和直接评分法确定指标权重。首轮专家征询时，45名专家通过判断矩阵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打分；次轮征询时专家参照上轮咨询结果平均值直接打分；多轮咨询后得到平均指标权重（表1）。专家咨询结果显示，土地资产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权重较高，分别为0.3637、0.3240；支撑体系建设和部门内部管理权重分别为0.1703、0.1420。子准则层中，土地养育功能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土地供应管理、土地收益管理、信息化建设与政务公开、公众诉求与满意度等权重较高。

2指标标准值理论上，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主体功能定位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应采用差别化的土地行政绩效评价标准。由于研究区域各县（市、区）主体功能上差异不大，本文采用统一评价标准。根据不同指标的地区（时期）分异特征及土地管理的要求，分别采用目标值法、极值法或平均值法确定各类指标标准值。

评价分值计算方法

无锡市土地行政绩效评价

1数据来源

（1）统计数据。无锡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地方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土地管理数据通过市级和县级国土局相关处室调查，或整理部门统计资料、研究报告取得。（2）调查问卷数据。公众对土地行政窗口服务满意度、公众对土地利用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法规认知度、公众对土地行政部门的整体满意度调查问卷在各区（市）行政服务窗口随机发放，由接受了土地行政部门服务的公众填写，每个区（市）发放问卷30份。部门人员对本单位满意度调查由随机抽选的土地行政人员填写，每个区（市）发放问卷10份。

3.22004年-2009年无锡市土地行政绩效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2004年-2009年无锡市土地行政绩效改进明显（图1）。2004年综合评价分值为68.73，2009年为88.47，上升19.75。对加权后准则层评价分值进行分析发现，土地资产管理水平提升对2004年-2009年无锡市土地行政绩效改进的贡献为11.30，贡献率高达57.2%；其次为土地资源管理，贡献率为16.6%；支撑体系建设和部门内部管理对期间土地行政绩效提升贡献率接近，分别为13.3%、12.9%，说明期间无锡市土地行政绩效提升主要得益于土地资产管理水平的提升。从子准则层评价分值来看，2004年-2009年无锡市土地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土地收益管理、部门学习及创新能力、土地行政执法、土地资产评估与地价管理、土地供应管理、土地利用管理的改进较明显（表2）。（1）从土地资源管理来看，森林覆盖率从18.70%提高至26.20%，单位城镇工矿用地COD排放量从0.69t/hm2下降至0.44t/hm2，土地的生态功能得到较好的维护；通过土地整理等手段，土地的养育功能基本得到稳定，粮食单产从5649kg/hm2上升至6772kg/hm2；随着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力度加大，农村居民点用地逐步减少，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土地承载功能稳中有升。（2）土地资产管理进步主要体现在：①市场机制在城镇土地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更地好发挥，土地招拍挂出让比例从21.24%提升至78.05%；②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上升，城镇工矿用地地均GDP从373.03万元/hm2提高至803.55万元/hm2；③土地收益分配向民生用地保障、失地农民安置倾斜，被征地农民参保覆盖率从67.81%上升至97.32%，城镇保障性住房用占住宅用地供应比率从33.00%提高至61.00%。

（3）从土地行政支撑能力建设来看，土地违法案件数量从760件减少至109件，闲置土地处置率从21.95%上升至56.52%，土地执法能力和公众参与水平提升明显。（4）从部门内部管理来看，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力度加大，参加学习培训人次比例从5.85%提高至15.74%，加上高学历专业人才不断引进，土地行政的人力资源支撑不断改善。同时，评价结果也显示无锡市土地行政应更加注重土地资源养育功能管理。由于耕地补充受到后备土地资源限制，2009年土地资源管理评价分值出现负增长。同时，无锡市应注重城乡人口、土地的平衡，促进城镇工矿用地扩展与城镇人口协调发展。

32009年不同市（区）土地行政绩效比较

2009年无锡市各市（区）土地行政绩效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特征（图2）。综合评价分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宜兴市（82.87）、滨湖区（79.05）、江阴市（78.75）、三城区（77.23）、新区（76.53）、惠山区（74.97）、锡山区（72.58）。从未加权准则层评价分值来看，部门内部管理评价分值的地区差异最显著，最高分值（江阴市88.47）比最低分值（惠山区63.11）超出25.36；其次是土地资源管理，最高分值（宜兴市87.84）比最低值（三城区64.73）超出12.21；第三是土地资产管理，最高分值（江阴市80.95）比最低分值（锡山区69.65）超出11.30；管理支撑体系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分值与最低分值仅差8.41。从加权后准则层评价分值来看，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资产管理、部门内部管理和管理支撑体系对土地行政绩效评价分值的地区差异贡献度依次递减。

对子准则层评价分值进行考察发现，各市（区）在学习与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管理、土地养育功能管理、土地资产评估与地价管理、勤政廉政状况、土地生态功能维护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表3），不同市（区）土地行政的优势与需要加以改进的方面也不同。例如，江阴市在民生保障（包括被征地农民参保、城镇经营性用地与住宅用地价格与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控制）、人员素质与技能培训，宜兴市在土地整治与耕地补充、土地生态建设（森林保护、单位城镇工矿用地COD排放）、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锡山区在建设用地规模控制与效益提升、协议出让土地定价，惠山区在经营性与住宅用地价格与居民收入差距控制、闲置土地处置，滨湖区在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与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调整、土地生态建设、城镇存量建设用地开发，无锡新区在新增城镇工矿用地节约用地管理、土地行政人员素质与能力，三城区在单位城镇工矿用地COD排放控制、存量建设用地开发与供应上具有各自的优势。同时，江阴市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少、城乡建设用地中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过高、（现行人口与土地统计口径下）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不够协调、单位城镇工矿用地COD排放量过大导致土地资源管理评价分值较低，改进土地资源管理绩效的重点是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优化产业用地结构，降低单位城镇工矿用地COD排放量。惠山区应加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力资源建设。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资产管理、支撑体系建设和部门内部管理4个方面出发，构建了县、市土地行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无锡市近年土地行政绩效提升主要得益于土地资产管理改进，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土地收益管理、学习及创新能力、土地行政执法、土地资产评估与地价管理、土地供应管理、土地利用管理的进步较突出。从不同市（区）来看，部门内部管理的地区差异较显著，但土地资源管理对市（区）之间土地行政绩效评价分值差异的贡献最大。不同地区在学习与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管理、土地养育功能管理、土地资产评估与地价管理、勤政廉政状况、土地生态功能维护等方面差距较大。

篇3

关键词:并购;隐性知识;整合;实现机制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一些企业率先抓住了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积极投身于海外并购,涌现出了一些令国人吃惊的“蛇吞象”的案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四川的腾中重工欲收购悍马等,这些案例的出现,使并购再一次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关注。然而尽管企业热衷于并购,但并购成功率是非常之低的,我国近年来并购成功率还不足三成。并购成功率低与整合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并购整合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并购整合过程和整合内容两个方面,有关并购整合内容的研究主要涉及人力资源、文化、组织结构和财务资源等操作层面。而直接研究企业并购中知识整合问题还比较少,专门探讨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问题研究则更为缺乏。知识作为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尤其是以个人经验、感悟、组织惯例等形式存在的隐性知识资源,是企业并购整合中最需要整合的资源。本文将从并购的具体环境和隐性知识的特性出发,建立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实现机制。

二、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

(一)并购企业中的隐性知识

并购中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显性知识是可以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达的知识,它的特点是容易识别、传播和共享。在组织的知识库中,这类知识仅占了知识整体冰山的一角,大部分知识是难以用文字编码、难以表达的,隐含在个人、团队和组织之中,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和行动才能体现,如经验、诀窍、观念、团队默契和组织文化等,这些就是隐性知识。这类知识只能被演示证明它的存在,学习这种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领悟和练习(德鲁克,1999)。综上可知,隐性知识有两大特性:难以言传性和对载体的依附性。除此之外,隐性知识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隐性知识具有收益上的难以度量性。隐性知识主体对于自身所掌握的隐性知识的收益很难把握,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进行主观上的估计。并购企业在挖掘目标企业隐性知识时,也很难度量这些隐性知识给未来新的组织带来的收益。

2、隐性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性。隐性知识的积累必须以一定的隐性知识存量为基础,缺乏相关隐性知识的积累,企业将无从习得和吸收其他新的知识。

(二)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类型

从横向来看,隐性知识需要在并购双方各职能部门之间转移和传播,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部门,这是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鉴于隐性知识的内隐性和难以传播性,为隐性知识分享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人员的内部流动、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机制、实施内部学习和培训等。

从纵向来看,隐性知识需要在价值链的不同主体之间传播和扩散,纵向的隐性知识转移比横向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它必须克服主体间知识接受能力和接受意愿的差异,同时还要面对组织的障碍和冗余、错误知识的干扰。因此,在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相互信任和基于协同的商务环境至关重要。

(三)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障碍

1、隐性知识本身的特性、隐性知识本身的模糊性、内隐性、复杂性以及无序性是导致并购双方企业主体之间隐性知识交流障碍的主要因素。

2、并购组织层面的因素。对于并购企业,其组织成员来源的异质性、知识能力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都为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不仅要关注知识主体的利益,还要考虑到知识转移情景方面的因素。并购双方文化的差异、组织之间惯例和规则的相似性、行业关联度、并购前双方绩效差异、员工的学习能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并购后隐性知识整合的效率和效果。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过程中,面对两家企业在文化、管理、技术和品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李书福就提出了要保持吉利和沃尔沃的相对独立性,吉利与沃尔沃未来的关系是兄弟而非父子。

3、并购进程组织方面的因素。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内部除了我们熟知的企业规章制度、合同、协议等有形契约,能够在企业所有者和隐性知识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明确的利益与责任关系之外,还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契约关系――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心里契约可被看作是组织和雇员之间隐含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的总和(Levinson,1962),它会在组织和员工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关于双方责任的各种信念和主观心理约定。这种契约关系虽不像合同契约等有形契约那样清晰可见,但却会对组织成员产生巨大的影响。

并购不仅打破了组织原有的制度契约,还打破了员工的心理契约。在很多情形下,并购都会造成生产率下降、信赖度降低、士气低落、员工身心受损以及掌握关键技能的核心员工大量离职等等,另外,组织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冲突、控制权利的争夺、组织结构的不协调等,也都会在并购整合过程中出现――这些所谓的“并购综合症”的出现,势必会对隐性知识整合造成巨大的影响。

大量并购案例研究显示,并购初期并购双方知识转移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且主要是并购企业到目标企业的单向知识转移。因此,有效的并购进程就显得极为重要。并购进程组织方面的因素包括并购双方参与整合的程度、程序的公平性、并购双方的关系、沟通机制、整合经验和决策者的态度等。这一切都有赖于并购企业的有效组织和高超的管理。

三、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内在机理

知识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挖掘组织内部的各种知识以及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动态关系。相对于一般企业内部的知识整合,并购组织内部的知识整合不仅要把生产经营实践中新生成的知识整合到企业的知识库中,还要把目标企业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先进的技术、管理、生产等知识整合到新组织体内,使之成为新组织宝贵的资产。

由于知识和人才的不可分离性,保留人才和传承知识是一脉相承的,即人才的流失也就是意味着知识和技能的流失。为了吸引和挽留员工,并购方除了利用工资待遇、职务和头衔等物质条件之外,还要通过建立独特的、可被并购双方成员接受的企业文化以及宽松、融洽的组织氛围来吸引人、感召人、凝聚人。因此,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是包含在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之中的综合整合过程。而这些整合过程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在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在认真研究并购企业中隐性知识特性、类型、整合障碍的基础上,构建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模型(见图1)。

该模型借鉴生物菌群发酵的思想来说明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过程。在隐性知识整合模型中,我们把并购双方的成员看作是生物发酵中的“菌株”,企业文化则看作是催生“菌株”快速发酵的“酶”,其是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催化剂;把组织环境视作是“菌株”生存的环境,显然要使菌株快速成长,需要“酶”和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与之相类似,并购企业隐性知识的整合,也需要借助文化整合、组织重构等推动人力资源和技能的整合。只有这三方面共同作用,才能最终实现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该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在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的作用,为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隐性知识整合提供佐证。

四、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实现途径

(一)人力资源整合是并购整合的重心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如果认为并购可以‘买到’管理,就是一个基本的谬误,买家必须为可能失去被收购公司的高层任职人员而做出准备”。隐性知识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它会伴随着核心员工的离开而流出企业。

并购企业要充分共享目标企业的隐性知识,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吸引和挽留被收购公司的员工,使其愿意留在企业中,为企业发展效力,这样,并购方才能有机会获得目标企业的知识资源。就连通过并购而迅速崛起的思科公司在总结并购经验时,也谈到“我们真正购买的是人”,离开了人员,那些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二)文化整合是实现隐性知识整合的基础

隐性知识难以言传,但这并不是说隐性知识绝对无法言说,日本著名的知识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教授(Nonaka,1991)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他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隐性知识是能够显性化的,并指出:“将隐性知识显性化”,仅仅“意味着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说明隐性知识是可以表达的,但是隐性知识的表达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它需要员工对其所在的团队或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并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组织氛围。而这种员工对组织的依附关系恰恰需要企业通过长时间的文化建设来建立,需要并购组织通过文化整合来重筑员工和组织的心理契约。因此,并购双方文化的整合是其进行隐性知识整合的基础。

(三)组织重构是实现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的重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的一种联系机制。任何一个典型公司组织都是由许多员工群体以及人与人之间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企业并购后,通过组织设计重建这种联系机制是非常必要的。隐性知识转移的困难不在于知识的难以表达性,而在于其转移的组织依赖性,隐性知识只有在适应的知识情景下才会转化为能力。因此,并购后的组织重构是并购企业进行隐性知识整合的重要条件。

五、结束语

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并购企业的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和组织重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本文借鉴生物菌群发酵模型,构建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模型,较好地阐明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内在机理,并将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与隐性知识整合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王.企业并购整合――基于企业能力论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魏江.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后整合管理[J].科学管理研究,2002(2).

3、Nonaka,I.Takeuc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彼得・F.德鲁克著;杨开峰译.知识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9.

篇4

【关键词】行政诉讼 协调 和解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运行现状

理论上对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20世纪80、90年代,行政法管理论的行政机关无处分权说在理论界占上风,强调“公权力不得处分”,认为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只能对被告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据此直接裁决,无权要求行政机关对原告让步,否则构成行政违法。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因带有调解性质遭到否定。2000年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由否定行政诉讼调解到赞成行政诉讼调解,从而肯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主要理由如下:一、行政权绝对不可转让、不能妥协的说法,只是学理上的一种假设,事实上公权行使远比行政领域更加严格的刑事领域都可允许辩诉交易。二、司法实践中存在普遍的变相调解、协调处理,与其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进行规范,使之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①三、从域外制度来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调解(和解)已是行政诉讼程序终结的方式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ADR运动发展迅速,推动纠纷解决方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行政立法逐渐明确协调和解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由20世纪80、90年代的排斥调解(包括协调和解),到本世纪初提倡协调和解,将其与民事诉讼调解相提并论,后来通过《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撤诉的概念、适用条件,为与撤诉制度密切相关的协调和解机制提供间接法律依据,巩固了制度空间。此外,《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协调和解案件的范围。

司法实践开始探索行政诉讼协调和解。2006年以来,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理论界对行政诉讼调解(和解)的宣传,各级各地法院广泛深入地开展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在制定协调和解规则方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在协调和解模式方面,福建宁德中院总结了多主体、多角度、多对象、多方式的协调模式,提出了七种协调方法:党政授权协调法、借力协调法、提前介入协调法、左右联动协调法、换位思考协调法、利益衡量协调法、层级协调法等。②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法律支撑不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只是从完善撤诉制度方面予以间接的法律支撑。由于相应立法的缺失,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不能形成有效约束,如果事后一方违约,则诉讼之前的冲突局面又重新出现,当事人和法院因此付出的财力、时间等都归于“沉没成本”,甚至因此发生二次冲突。③

对行政诉讼和解调解机制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各地的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协调解决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法律规范,做法也是多种多样。一是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二是没有统一的范围;三是没有统一的程序规则;四是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法。

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抵触心理直接影响协调和解的成功与否。当事人对协调和解的理解和认识是影响协调和解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行政机关出于维护其行政行为权威性的考量,在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的情况下,不愿主动与行政相对人和解而自行纠正错误。而作为原告的被诉行政行为相对人大多是公民,往往以弱势自居,只要法官着手协调和解,就习惯性对协调和解持抵触情绪。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得法官难以开展协调和解工作。在行政诉讼中,大多数案件均有第三人参加诉讼,进行协调和解时,除考虑原被告双方的权益之外,还必须兼顾第三人的权益,这种利益冲突元素的增加,往往会导致“三角利益关系”的不可均衡,从而使得协调和解工作难以进行。④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的优化构建

修改《行政诉讼法》,确立协调和解制度。鉴于建立和规范协调和解机制已经成为司法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难以为属于司法制度或诉讼制度范畴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因此,应当修改《行政诉讼法》,给予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缺失多年的“正式名分”,使其走上规范、高效、稳定的轨道。在修改过程中,可以考虑按照200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将《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修改成“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适用调解。可调解的行政案件的范围和调解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此外,还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不违反、不违背公共利益或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对行政案件调解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⑤

明确自愿合法为协调和解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本质上就是由法院主导的合意解决行政纠纷机制,合意是其纠纷解决的正当化基础,由此引申出自愿原则;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的主导就意味着被诉行政行为、和解协议要接受合法性审查,故产生合法原则。诸如法律地位平等、公平合理、诚实信用都可以从自愿合法原则中引申出来,不必将其作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原则。而有限协调、程序规范以及和解的实效性更多的是协调和解规则所需注意的技术性规范。

合理设置协调和解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协调和解案件的大致范围。在立法时,可以采取先列举后归纳再排除的体例,即先列举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所作的行政裁决、行政确权等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补偿和行政合同等行政案件,以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合法但不具有合理性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协调和解,然后以“其他适宜和解处理的案件”作为兜底条款,在从排除的角度规定法律、法规、规章有关禁止性规定或者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不适宜协调和解的,不适用协调和解。⑥

完善协调和解程序规则。首先,建立以当事人申请为主的启动机制。应以当事人申请启动协调程序为主,法院依职权启动为辅,以体现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促进合意的形成。此外还可考虑制作《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程序提示书》,对协调和解的目的、原则、和解协议的效力、协调和解工作程序等事项进行详细说明,以起到释疑解惑、正确引导当事人心态、提高协调效率的作用。其次,建立相对调审分离的程序。相对的调审分离,就是把庭前协调程序与审判程序相分离,确定不同的协调和解主持人及法官分别进行协调。由于前后审判人员视角不同、切入点不同,当事人通过换位思考,认识可能发生转变,从而增加协调机会。当然,在相对的调审分离的情况下,不能放弃庭中协调、庭后协调。第三,建立圆桌审判的审判环境。在协调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抗心理能否得到极大地缓和,影响着合意的达成,关系着协调效果的好坏。因此,有必要借鉴圆桌审判模式,为协调和解创造一个庄严而又相对宽松的氛围。

明确和解协议效力及其瑕疵救济。首先,明确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协议是混合性法律行为,有关公法事项的部分是公法契约,有关民法事项的部分具有私法契约的性质。关于公法契约部分,服从公法法规、公法原则;关于民事契约部分,服从私法法规及私法原则。⑦对于和解协议效力可规定,行政诉讼和解成立后,即产生诉讼终结之效果,并产生与诉讼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其次,规范和解协议的救济途径。基于协调和解协议前述的契约性,其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可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之规定。另外对协调和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之救济,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即和解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时,当事人得请求继续审判。为了维护已经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当事人请求继续审判应当自和解成立之日起30日不变之期间内为之,当事人对于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知悉在后者,自知悉时起计算。和解成立后经3年者,不得请求继续审判。但当事人主张权有欠缺者,不在此限。(作者单位:重庆市酉阳县法院)

注释

①刘高林,徐继超:《行政诉讼调节制度理论讨论述评》,《求索》,2009年第3期,第135页。

②“闽东经验――宁德中院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调查”,《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17日。

③白雅丽:“论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第163页。

④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whfy.省略/remark.ap?id=2704,于2010年5月18日访问。

⑤徐静:“行政诉讼中协调和解机制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22日,第38页。

篇5

一、“非典”时期的准行政主体

医疗机构在平时属于公益机构、事业单位，但在“非典”时期必须确认其准行政主体的属性，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理由如下：首先“非典”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内国家的一切工作都围绕遏制“非典”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凡是有利于遏制“非典”，救治人命的措施都必须立即采用。赋予医疗机构享有一定范围内的行政主体的职权，有助于医疗机构更好利用国家行政权完成遏制“非典”救助人命这一艰巨任务。其次从行政主体产生的途径看，有法定的行政主体也有授权的行政主体，医疗机构具备授权性行政主体的条件：它是依法成立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工作人员，具备进行技术鉴定和技术检查的条件，符合授权行政主体的资格。最后任何一个机构的权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国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赋予一些不具行政权限的主体行使一定的行政职权，也可以剥夺一些行政主体的行政权限。尽管医疗机构在正常时期并不具有行政职权，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在“非典”的特殊时期，国家可以通过法定途径，使医疗机构享有一定的行政职权，成为准行政主体。这样医疗机构在“非典”时期通过法定授权就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公益机构和事业单位同时又是享有一定行政职权的准行政主体，医疗机构的职责必须根据其在“非典”时期的双重属性进行界定。

二、“非典”时期的准行政职责

医疗机构在“非典”时期具有准行政主体的属性因而享有行政主体的一些职责。从其内涵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职权、义务和责任。由于医疗机构的双重属性因而就决定了其行使的职权与行政主体职权有一定的区别：在平时是公益机构，“非典”时期是准行政主体，职权范围必须与遏制“非典”，救助人命有关；行使行政职权时间只能是在“非典”的特殊期间里。其行使的行政职权与职业特点是有紧密的联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留置病人权力、强制治疗权力、检察病人权利。医疗机构在正常时期从事的是公益事业，属于事业单位，医患关系应该属于民法上平等主体这间的关系，病人到哪个医院就医，找哪个医生就诊完全取决于病人本身意愿，医疗机构不得强制病人到指定医院去就医，更不得强行留置病人。因为留置病人势必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主体，宪法和行政法有严格的限制，不能随便授权。在正常时期医院是不能对病人进行留置，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因为医疗机构不是宪法和行政法上享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适格主体。但在“非典”时期，一方面为了救治患者的生命，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更广大的社会民众免受“非典”的传染，医疗机构应享有留置病人的权力，这种留置具有行政上的强制性，但这种强制又是不完全的行政强制。是在坚持说服基础上的强制，强制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公民而是为了救助其生命，因而医疗机构留置病人具有明显的职业特点。留置病人的目的是为了对其进行检查和治疗，如果通过检查确定患者属于“非典”就应对其进行强制治疗，强制治疗决定了病人在治疗与不治疗上不具有选择性，在何家医院治疗也不具有选择性。因为对付“非典”最有效的方法是集中治疗，隔离治疗，以避免“非典”患者对社会其他公民产生传染。由于“非典”具有传染性，为了保护更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非典”患者必须接受强制治疗，在指定医院进行集中治疗。强制治疗、集中治疗从表面上看是限制患者的选择性，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治救患者和维护最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是兼顾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由于兼顾了两者利益因而个人的意志自由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医疗机构为了履行其治救患者和维护社会人众利益的职责，应赋予其对患者强制观察、强制治疗的权力。

三、“非典”期间权责

篇6

关键词 认证机构；增值审核；重要性；措施

中图分类号 F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71-(2012)072-0210-01

我国于1988年了等效采用ISO9000系列的第一版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标准，1992年起步开展认证认可工作至今已发展二十余年，国内已有几十万企业成功拥有了各类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体系认证行业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无秩竞争和获证企业写一套做一套的“两张皮”现象较为突出，认证证书的含金量、认证行业的声誉正在受到影响。如何通过增值审核提升认证活动的有效性，更好的为获证企业服务， 是认证机构目前需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1 增值审核简析

1.1 何谓增值审核

ISO9000：2005对“审核”的定义为，“为获得审核证据并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以确定满足审核准则的程度所进行的系统、独立的并形成文件的过程”而对增值审核，国际标准化组织并没有详细的定义，只是提出了指南性意见，“虽然第三方认证审核员在如何满足ISO9001：2008标准方面不能提出推荐意见，但鼓励和刺激（不是要求）组织超越标准要求是可接受的和好的方法。审核员提出的问题可为组织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使之了解质量管理体系怎样能变得更有效率和有效。”根据本人在工作和实践中的体会，增值审核就是指认证机构在对获证企业提供管理体系系列标准服务基础上，更深一步地帮助获证客户增加实力，提高业务水平的一项增值活动。

1.2 为何要进行增值审核

1.2.1 获证企业对管理体系认识不足

有些参与认证的企业引入管理体系标准的目的若是仅仅为了拥有证书，以此来获得参与投标、洽谈合同的资格。审核流于形式， 企业并没有真正了解学习到管理体系的精髓，例如企业内部进行内审时，纠正预防措施和数据分析多数中小企业都做得不太好，审核中很少发现企业有真正自主针对体系运行中的问题采取纠正预防措施的，对体系运行中采集的数据则很多都是光统计不分析，而且数据采集方法往往缺乏有效策划，不能识别出真正影响企业体系运行绩效的数据。审核中发现企业对内审活动的作用存在很多偏见，对内审员的素质要求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很多内审都往往流于形式。

1.2.2 审核员对企业了解不足，审核深度不够

ISO 9000：2005对“审核员”的定义为，“经证实具有实施审核的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人员”GB/T 19011中与审核员有关的三项原则分别为：1）道德行为：职业的基础。诚实正直、严谨、保守秘密，是每一个合格的审核员应具备的道德情操，也是对审核员的基本要求；2）公正表达：真实、准确地报告。这项原则是每个审核员应尽的责任。审核员在审核过程中的审核发现，得出的审核结论，编写的审核报告均应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审核活动的真实情况，在审核过程中发现的疑难问题，及审核组与受审核方之间的分歧，应如实向有关各方报告；3）职业素养：在审核中勤奋并具有判断力。这是要求审核员应充分认识到自己执行审核任务的重要性，珍视与审核有关的各方对自己的信任。但实际上，在审核过程中，某些审核员审核前不认真阅读受审核方的管理体系文件，不了解其工艺流程、过程、适用的产品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也不准备审核检查表，不管受审核方是否属于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和专业，就匆匆进人现场开展审核活动。审核方法比较呆板，侧重于文件和记录，现场观察不重视，沟通少，每次开出的不符合报告表面化形式化，使审核过程沦为鸡肋。

1.2.3 获证企业不满足于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对审核有更高的要求

ISO9001国际标准是一个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工具，适用从事国民经济各类经济活动和具有不同规模的组织，规定了通用的质量管理体系基本要求，不针对各个行业的具体技术特点规定详细要求，也不对适用的各种质量管理专门工具给予具体规定。有些企业经过几年的管理体系标准的认证，根据自身的发展要求，不仅仅局限于管理体系认证， 提出更多针对行业自身特点的要求。一些大公司还结合自身需要对供方实施第二方审核，这些第二方审核很多都以第三方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作为基础，同时结合或补充自身对产品、服务的具体质量和控制要求，形成对供方质量管理体系的第二方审核专门要求。面对客户新的要求，如何及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仅仅是每年进行一次审核远远达不到，对客户进行增值审核迫在眉睫。认证的深化，针对性更强，是认证客户对认证机构提出的新要求。

2 如何开展有效的增值审核

2.1 加强与企业的沟通

包括与最高管理层的沟通，对企业文化，生产工艺流程的了解等。最高管理层对企业实施管理和控制，他的决策质量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收集与掌握审核企业相关的背景材料，如产品标准，相关生产工艺等，充分理解被审核方的期望、战略、目标及其企业文化。做到真正的“想企业之所想”，企业对认证过程得到充分认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全员参与，管理体系认证真正落到实处。

2.2 加强认证机构审核员专业素质的培养

认证机构对审核员的培养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能和从事审核工作能力的提高上，如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其指南等，审核准备工作能力、实施现场审核能力、整体评价能力、编写审核报告能力、跟踪与监督能力等，以适应审核工作的需要；审核员要明确自己的角色以及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偏离角色；应严格自律，保持良好的审核员形象。

2.3 按照企业需求设计专业的培训课程

ISO或一些专业性国际组织针对行业特点，在通用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基础上，制定了专用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并建立了相应的认证方案，以增强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和认证的针对性。例如，ISO了关于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的技术规范ISO/TS16949、关于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的标准ISO13485，国际航空质量集团（IAQG）推出了航空制造行业质量管理体系的标准AS9100/EN9100，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了关于ISO9001在电子电器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控制中应用的标准IEC/QC080000等。在掌握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细分，提供更专业的行业知识指导。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认证机构进行的增值审核，既是解决审核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良方，也是认证行业的发展趋势，增值审核对认证行业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不断的摸索，学习与沟通，并总结在审核过程当中遇到的实践问题，对认证机构的服务进行完善，更好的服务认证企业，提高审核水平。

参考文献

[1]ISO 9000:2005.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J].

篇7

[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应对当前存在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的解决措施。政府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力量，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并不断推进经济健康发展。在政府众多职能中，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的是经济职能。所以，推进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就成为重中之重。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121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0-0-02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国经济快速向前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及经济结构仍存在诸多问题。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必要性

1.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错位，不断扩大有效供给，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提高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从理论方面来分析。萨伊认为，供给自然会创造需求，供需之间不会发生严重的失衡。然而，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人们发现供给是没有k法自行创造需求的。凯恩斯认为，导致经济发生衰退的原因是因为总需求的不足使得供需不平衡。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加大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加强对需求的管理，也即需求侧。这一时期，人们认为调节总需求可以使经济有效、平稳运行。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所提出的需求管理已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由此，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出现滞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供给不足，政府过多的经济干预和过多的规章制度加重了企业负担，使企业的供给能力下降，从而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错位，致使经济运行中出现滞胀问题。所以，政府管理市场要从侧重需求管理向侧重供给管理转变。

从实际存在的问题方面分析。改革开放后，我国凭借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优势，实现了经济大发展。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土地等要素价格的提升，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不断显现。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低端产业的产能过剩和高端产业的发展短缺。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发展，我国在制造业这样的低端产业上发展迅速，对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不足。这导致我国对低端产品的供应量远远大于需求量，而对高端产品的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其需求量，从而出现产能过剩，僵尸企业众多等问题。二是私有物品过剩和公共物品缺乏。随着我国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人们对私有物品的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同时，人们对基础设施、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需求也不断快速增长。但目前，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仍有待提高。三是消费结构不合理。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人均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近年来，我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最大客户，许多非理性消费的现象开始出现。但在我国农村地区，还有7 0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他们具有消费的欲望，却没有相应购买力。我国经济结构中现实存在的矛盾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成为必然。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各类制度政策的创新及制度供给。在过去，我国政府通过需求管理确实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从长期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健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待调整，在影响着长期发展的供给侧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供给约束”及“供给抑制”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政府转变经济职能。

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指政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履行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上的规划、协调、服务及监督的职能。它包括收入分配的职能，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职能，市场管制的职能及资源配置职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包括以下几方面。

2.1 构建“宏观经济政策三角”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政策实施方式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构成。其中，产业政策是一种长期的管理供给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来提高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我国过去实施的产业政策多数是“倾斜型的产业政策”，即政府往往会预先将一些产业定为一定时期的主导产业，集中大部分资源对其进行大力扶持。市场经济有着自然的优胜劣汰规则，它会自动淘汰效率低的产业。但是，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社会信息资源，它的这一倾斜式的政策会使劣势产业生存下来，从而扰乱产业竞争环境的公平，最终导致产业结构错乱。所以，政府要改革和创新其产业政策及具体实施方式。新的政策要着眼于整个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要支持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发展，更好地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

货币与财政政策主要调节的是社会总需求，使其与社会总供给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只注重对供给方面的管理，也要对需求方面进行适度管理。所以，政府在改革和创新产业政策的同时，也要对财政政策进行适度调整。财政是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工具。政府要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即减少生产建设性支出，增加民生支出，促使政府从生产建设型向民生服务型转变。

2.2 完善制度供给

制度是强制执行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属于一种公共必须品。完善制度供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目前，我国政府在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府部门对企业进行的一系列行政审批增加了企业的时间、金钱等各项成本。二是政府部门五花八门的收费制度也加重了企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供给能力的提高。三是许多领域还存在高门槛现象，这使得许多民家资本被拦截在外，损失了许多潜在的供给能力。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要理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要放弃要素价格和配置方面的不当干预，加快统一资本要素市场的构建，使市场机制把稀缺的资本要素配置到优质产能及战略性产能上，从而促进企业供给能力的提升。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使政府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次，要促进政府简政放权，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简化企业进行各方面的注册审批事项流程，为企业发展提供制度优势。再次，政府要完善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推进创新是促进供给侧改革，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供给能力的有效措施。要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主要的就是依靠科技发展。最后，政府要注重建设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对知识产权进行重点保护。政府还要加强对金融方面的支持，完善成果转化，在培养人才团队方面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3 结 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我国企业的供给能力，解决当前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问题。而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职能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政策和制度对市场进行调节和监管，从而为企业提供一个秩序优良的发展环境，以促进供给能力的提升，最终解决当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卢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与地方政府实践探索――以浙江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6（10）.

[2]成德宁，陈锦云.双管齐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观察[J].中国国情国力，2016（4）.

篇8

关键词 思想政治 实践 教学 机制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Thinking on Build Voca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chanisms for Practical Teaching

ZHANG Hongshu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438002)

Abstract Buil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vocational schools practical teaching mechanism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e truth of students to ensure that teaching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help meet the new era of social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talent,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schools. Mechanism to build practical teaching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oncept of improving education, building theory and practice-based faculty; optimize the course struc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create a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ology; prominent social practice, to build a large open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comprehensive means to build a diversified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mprove the teaching of practical protec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teaching; mechanism

高等职业学院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摇篮，思想政治教学对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实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纵观全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学，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教学内容陈旧，脱离实际，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的教学方法陈旧，一直沿用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缺乏感染力；有的习惯于讲述空洞的理论，难以形成良好师生互动关系，导致学生不相信政治理论的科学性，教育效果不佳。加快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学体系改革，构建高职思想政治实践性教学机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1 构建高职思想政治实践性教学机制的意义

所谓实践性教学，就是创设良好的实践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感悟真理，激发其践行真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达到“知行合一”，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培育思想政治合格的人才。具体讲，有两层涵义：一是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强调实践活动，改变填鸭式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二是将思想政治教学内容融入社会实践中，构建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大课堂，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思想政治实践性教学机制是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强化政治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形成以实践教学模式为主的教学管理制度与教育体系。构建高职思想政治实践性教学机制有利于增强学生对真理的可信度，确保教学取得良好效果；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有利于满足新时期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推动高职院校健康发展。

2 构建高职思想政治实践性教学机制的基本途径

2.1 提升教育观念，建设理论实践双师型师资队伍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引导学生接受先进思想熏陶的主力军，其教育理念的先进性与否直接关系到构建高职思想政治实践性教学机制的成败，因此要加强思想政治学科师资队伍建设，坚定不移地提升教育与教学理念，培养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的教师队伍，确保实践性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其一，要优化教师队伍。精选政治理论素养高、社会实践能力强的教师充实到思想政治学科教师队伍中来，一些具备先进教学理念的非政治专业教师亦可从事政治教学工作；同时，将少数只懂理论、不懂新教学方法的教师进行转岗，创建一支精干高效、一技多能的师资队伍。其二，要建立思想政治课兼职教师队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高职院校应与时俱进，创新思路，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创建思想政治课兼职教师队伍，既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动专职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也有利于实现高职教育与社会需要无缝接轨，培养学生快速适应社会的能力。可聘请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聘请擅长组织党团实践活动与宣传教育活动的政府与人民团体工作人员，聘请从事社会教育和法律普及教育的专家，担任兼职政治教师。其三，要加强对教师队伍培训。除外派教师培训和内部培训外，要鼓励教师走出校园，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开展教研活动，重点转变教育理念，学习教学方法，提高业务能力。

2.2 优化课程结构，建立实践性教学内容体系

教材与课程是教学活动的依据，对教育效果有重大的影响。加快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步伐，优化课程结构成为现实的需要。一要优化课程内容。突出案例教学内容、综合实践内容、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内容等，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困惑，创设良好的实践环境，满足学生多方面需求。二要调整课程结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实践课及校园活动实践课的比例可为2:1，而理论课也应创设便于学生实践的教学情景，教师精讲时间与学生活动时间比例达到1:1，让学生充分体验政治思想理论正确性与科学性。三要增设思想咨询与思想诊断课程。建立于类似于“心理咨询”的活动性课程，突出强调师生互动性，针对学生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出现的问题及学生对社会现象出现的疑惑，开展思想引导和答疑活动，着力解决学生思想认识问题，帮助学生正确看待现实生活的不良社会现象，避免思想摇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2.3 改进教学方式，创建实践性教学方法体系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纯碎的理论讲授，不仅枯燥无味，难以提高学习兴趣，且易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缺乏现实指导意义。课堂教学中，应创建实践性教学方法体系，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与探究性，促进教学相长。可增设“新闻评述”环节，要求学生搜集热点新闻，如中东北非形势、药家鑫案件、陈光标捐款等，课堂进行评述，教师给予引导，既可抓住学生的兴奋点，培养学生关心社会意识，又可激活课堂气氛，提高思想认识。可增设辩论课，针对社会现象，结合政治观点，以小组对小组方式组织辩论活动，提供课堂实践机会，促进思想火花的碰撞，在深刻的交流中达成共识，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与公共道德水平。可开展情景模拟表演训练课，指导学生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案例，编写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情景剧或小品剧，组织课堂演出活动，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接受政治理论的熏陶，体验正义的力量，促进其自觉提升思想观念，践行正确的思想理论。可结合学生普遍对现代信息技术感兴趣的特点，课堂适当插播反面警示性与正面典型性视频，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学生严格要求的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总之，要广开思路，融入演讲、辩论、表演等活动，创设学生参与实践的课堂环境，让学生“动”起来。

2.4 突出社会实践，构筑实践教学开放大课堂

认为，实践出真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构筑实践教学开放大课堂，有助于学生相信真理，验证真理，践行真理。要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社会调查活动，结合学生实际拟定调研方向，如各类职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调查，企业员工要什么样的思政政治素质，人才市场对人才的思想素质要求等，要求课题小组撰写调研报告，将调研成果分类评级，列入学习成绩评定范围。开展观摩学习活动，组织学生分期分批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参观访问，认真聆听基地工作人员的报告与讲解，做好学习笔记，撰写心得体会。要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社区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假期到社区参加义务扫除、到农村参加义务植树、到工厂参加短期实习等，让学生在劳动中感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体察社会劳动者的优秀品质，增强爱国、爱家、爱劳动的意识。当然，这也需要加强校企合作，需要学校和教师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为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思想教育提供更多机会。

2.5 综合多种手段，构建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对教学活动和学生学习态度有明显的导向功能，应摒弃单靠试卷评价学生的做法，构建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可将学生自我评价、同学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党团学生会组织评价、政治教师评价及书面考试结合起来，综合考评得出学生的成绩；可将学生在思想道德方面的日常表现、课堂表现、参与社会实践的表现、参与校园活动的表现与书面考试成绩结合起来，以增强评价全面性与客观性；可将学生日常社会调研报告成绩、作业情况、心得体会材料与考试成绩结合起来进行评价，作为政治课考试得分依据；可增设“不知情面试考察”情节，创设“老人晕倒”、“交通事故”、“学生纠纷”等情境，让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身临其境，观察处置态度，评判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高低。当然，更要关注学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思想表现，有些学生文化基础薄弱，理论考试成绩较低，但在救助同学、见义勇为等现实活动中表现突出，其日常行动已表现出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应当给高分；而有些学生虽考试成绩优异，但现实生活中表现不佳，受到校规校纪处分或治安处罚，现实生活未反映出较高的思想素质，不应给高分。

当然，构建高职思想政治实践性教学机制还需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增加实践教学设施，增建实践基地，健全实践性教学保障机制。最关键的是，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政治学科建设，创新思路，从师资队伍、教材课程、教法改进、评价制度等多方入手，促进政治教学向实践化、实效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教学会 《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性教学组织和运行研究》 2009B173 ，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郭明.论高校政治教学的实践性.北京大学学报,2010.

篇9

本文通过分析并购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来分析并购产生的动力，并加入时点因素，用路径依赖法分析企业在过去时点的并购决策是否会增加未来并购的可能性，同时在基于通过分析协同程度的大小的基础上，给出了企业并购的具体决策方法和实证。

关键词：并购决策；路径依赖法；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9-0088-04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的企业兼并历史虽然只有十几年，但发生的兼并案例已上万起。不少企业通过兼并获得了快速成长，通过兼并奠定了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但也有很多兼并以失败告终。无论对成功企业的成功经验，还是对失败企业的教训总结，都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用以支持企业进行并购决策的评价体系，这对于指导企业进行科学、理性并购，研究量化决策的数学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组织经济理论、福利经济学、企业行为理论、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发展，企业并购理论进展非常迅速。在这个领域中理论假说林林总总。从宏观领域上看，陈宏民和AnmingZhang（1994）从企业兼并行为对社会财富的增进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方面进行了研究。吴健中、汤澄（1997）对企业横向控股兼并作了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解决了横向兼并规模和企业横向控股兼并效益评估的问题。宏观角度对并购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战略出发，研究并购对企业的意义。交易成本理论通过垂直一体化对企业并购作出了解释。国内学者则多从国有企业控股权转让、外资并购和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探讨解释跨国并购影响因素以及研究企业扩张因素对于跨国并购决策的影响（王燕梅，2003；林红，2003；潘爱玲、任刚，2003）。微观角度的研究多见于对兼并的结构研究（冯春燕，2003）、兼并定价决策机制，支付方式，目标选择和文化整合研究（吴志军，2002；胡玄能，2001；尹红婷，2001）以及制度、法律环境研究层面（吴进良，2000）进行探讨。

总体而言，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对企业并购活动的系统评价体系，现有的各种评价多定性研究，少定量研究，就是有也主要是从少数几个财务指标进行评价，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同时对于企业面对并购目标的并购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也未多见。由于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在并购目标选择上又缺乏系统、科学的量化方法，企业在消除并购盲目性、利用并购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途径方面困难重重。

本文通过分析并购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来分析并购产生的动力，并加入时点因素，用路径依赖法分析企业在过去时点的并购决策是否会增加未来并购的可能性，同时提出了计算企业间协同系数的具体方法。

一、 企业并购中的决策支持模型

假设有并购方B和并购备选目标S，B拥有资源b，S拥有资源s。在并购前B每年可盈利gB>0，企业S年可盈利gS>0，假设并购完成后并购体每年盈利为gB+gs+v，这里我们将v设为协同系数。当v≥0时称资源b和s互补，或称企业B和S具有协同效应（synergy）；当v

为保证并购决策是不可逆的，我们假设资源的再销售价格为0，同时资源具有无限长的使用期（无折旧）。定义PB、PS为资源b和s的市场价格，r为折现率。

首先我们分析企业B在时点t-1没有进行并购的情况下在时点t的并购决策情况。此时企业B面临四种选择：放弃资源b且不并购S（b0）；放弃资源b且并购S（bs）；保存资源b且不并购S（bb）；保存资源b且并购S（bM）。这四种选择所能带来的利润分别是RBO (t),RBS(t),RBB(t),和RBM(t)。有：

RBO(t)=PB-gB/r

RBS(t)=PB-gB/r+gS/r-PS(t)

RBB(t)=gB/r

RBM(t)=gS/r+v/r-PS(t)

只有当RBO(t)=PB-gB/r>0，即gB/rRBM,RBO>RBS,且RBO>RBB时，并购方B才会考虑放弃资源b且不并购S。

只有当RBS(t)=PB-gB/r+gS/r-PS(t)>0，即PB>gB/r-gS/r+PS(t)，且RBS>RBM,RBS>RBO，且RBO>RBB时，并购方B才会考虑放弃资源b且并购S 。

只有当RBM(t)=gS/r+v/r-PS(t)>0，即gS/r+v/r>PS(t)，且RBM>RBO,RBM>RBS,且RBO>RBB时，并购方B才会考虑实施并购决策。

在图的白色区域中，由于RBO=RBS=RBM

结论一：显然在时点t企业B做出的最优决策是资源b和s的市场价格PB和PS，以及v的函数。i为B的最优状态，RBi=max{RBS,RB0,RBB,RBM},i∈{S,0,B,M}。

二、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法的精髓在于考虑时间要素，即时点t的均衡状态取决于时点t-1所发生的具体事件。

假设企业B在时点t-1面临的是PB(t-1)>(gB+v)/r的情况，在时点t仍然是PB(t-1)(gS+v)/r时兼并S。

如果企业B在时点t-1面临的是PB(t-1)(gB+v)/r，则其在t做出的最优决策是并购S，当PS

结论二：由此可见，当(gB+v)/r

对具有协同效应的企业并购决策进行类似分析可知当gB/r

三、协同系数的判定

既然通过比较收购方和备选目标资源的市场价格与其年收益，以及协同系数的关系，便能帮助管理者做出并购决策，那么两企业资源间协同系数的确定则是制定最终决策的关键。

我们可以用一个灰色关联度决策模型来判定协同系数。灰色系统理论可用于经济预测、决策和控制等方面，灰色关联度决策就是通过确定备选目标指标与收购方企业指标的类似程度，从而确定协同系数值。

1. 数学模型的建立

并购目标选择灰色关联度决策模型为：

ξ′=ξ・W

其中ξ′为m个目标企业（包括S企业）的结果矩阵；W为n（在这里n是所有基因素的总和，包括企业的年收益）个考察指标的权重分配矩阵，即W=(w1,w2,…,wn)T；ξ为各指标的评价矩阵，可表示为

ξ=(ξij)m×n=ξ11ξ12…ξ1n

ξ21ξ22…ξ2n

…[]…[]…[]…

ξm1ξm2…ξmn

其中ξij为备选目标企业ui的第j中决策因素指标vj与相对最佳目标企业u*的第j个指标的关联度。

2. 最优方案关联度计算

设决策论域U时备选目标企业集合U={目标1，目标2，…，目标m}={u1， u2， …，um}。记V是因素指标的集合V={指标1，指标2，…，指标n}={v1，v2， …， vn}。

目标企业ui对因素指标vj的属性值（指标值）记为rij （i = 1， 2， …， m; j = 1， 2， …， n）。因此，mn个rij得到目标企业选择方案的因素指标值矩阵R为

R=(rij)m×n=r11r12…r1n

r21r22…r2n

…[]…[]…[]…

rm1rm2…rmn

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因素指标值对目标选择的影响，计算时应首先将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即对R中的元素rij进行归一化处理，得R′=(r′ij)m×n，由于在指标设计时，有意识地将各因素均选择为正指标（在表意时均为越大越好），故其中

r′ij=rij/rjmax,rjmax=max(r1j,r2j,…,rmj)j=1,2,…,n

式中rjmax为相对最佳目标企业u*的第j中决策因素指标值，即从本质上说，一个备选目标企业ui就是n个因素指标的映射，即ui=ri（v1， v2， …， vn）。因此，当这n个因素指标值确定的时候，这个备选企业也随之确定，它构成n维因素指标空间V中一个离散的目标企业。所以进行多目标决策就是比较空间V中各备选目标企业与相对最佳目标企业的关联度。

根据模糊数学和灰色系统理论，目标企业选择最优方案关联度是在空间V中某一目标企业ui考虑因素vj时与相对最佳目标企业u*的相关性大小，采用下式度量：

bij=ρmaximaxj|r′ij-1||r′ij-1|+ρmaximaxj|r′ij-1|,i=1,2,…,m；j=1,2,…,n

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每一层次中各个因素对上一层次因素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以相应的权数，即每个因素对于上层因素重要性的确认隶属度。第一层次因素权重集W = （W1，W2，…，Wk）（k为第一层次因素的个数）；第二层次因素权重集Wx= （Wx1，Wx2，…Wxp）（p为各一层次因素中分别包含二次因素的个数，p = 2或3），同理，基因素权重集Wxy= （Wxy1，Wxy2，…Wxyq）（q为各一层次因素中分别包含基因素的个数，q = 2，3，4或5）。

本体系中，权重集的确定采用AHP法。其基本步骤是：在因素层次划分模型的基础上，采用1―9（比率标度进行同层次两因素间的相对比较，构造判断矩阵M，这一过程可由若干专家来进行。求解判断矩阵M的特征根问题Mw=λmaxw，其解w （特征向量）即为同一层次各因素相对上一层次某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并进行思维一致性检验。自下而上将每个基因素所属的一层和二层的权重与该基因素本身的权重相乘，便可得到评价指标权重W=(w1,w2,…,wn)T（n = 1， 2， …）。

4. 综合评价

ξ′=ξ・W=(ξ1,ξ2,…,ξm)

其中ξi=∑nj=1ξij×wi,i=1,2,…,m。

ξi越大，说明备选目标ui越接近相对最佳目标企业u*，即第i个目标企业由于其他备选目标，并可据此排出各备选目标的优劣顺序。因此ξi最大者对应的备选目标应为最佳目标企业，即当ξi=max（ξ1，ξ2， …， ξm），目标企业ui最佳。

对于并购方B和并购备选目标S，考虑模型：

ξ′=W・ξ

根据上式的物理意义，ξ′为正值表示两企业间具有协同效应，其数值越大说明协同效应越明显，ξ′为负值说明备选目标S在该项指标上越接近并购方企业B，其绝对值越大替代作用也就越明显。

由此可知协同系数

v=ξ′・gBwgB

四、实 证

我国某石油企业出于战略需要，考虑在5家备选目标企业中选择并购对象。为了简化过程，选择的标准暂不考虑本企业与备选目标企业间的优势互补等协作效应，而仅从目标企业自身实力的优劣进行判断。则有U = {备选目标1，备选目标2，…，备选目标5} = { u1， u2， …， u5 }。 对这5家企业的评价将采用30个指标，同样为了举例的便利，我们仅选取第一和第二大类中的6个指标以做示范，它们分别是V111油气产量、V112开采难度、V113探明储量、V114储采比、V221科技贡献率和V222科技投入强度（如表1）。即评价因素指标集合V={油气产量， 开采难度， 探明储量， 储采比， 科技贡献率， 科技投入强度} = {v1， v2， …， v5}。

参考文献：

［1］ 陈宏民，Anming Zhang.企业间的横向兼并与国际贸易［J］.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应用，1994，(3).

［2］ 吴健中，汤澄.我国企业横向控股兼并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系统工程学报，1997，(3).

［3］ 王燕梅.跨国并购与大型国有企业改造［J］.经济纵横，2003，（2）.

［4］ 张玉珍，王方华.石油石化企业上游并购多目标灰色关联度决策模型及应用［J］.上海管理科学，2005，（1）.

［5］ 潘爱玲，任刚.跨国并购与公司治理的互动关系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6］ 冯春燕.企业并购方式、动机及支付问题探讨［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3，（3）.

［7］ 吴志军.企业并购中的管理整合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2.

［8］ 胡玄能.企业并购分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1.

篇10

关键词因子分析；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

中图分类号O212.4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粮食，不仅是维持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食品，而且还是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战略物资，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国家自2005年起开始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了粮食收购政策.在粮食集中上市期间，当市场粮价低于最低收购价时，由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挂牌敞开收粮，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其他市场主体收购行为，实现支撑市场粮价、保护农民收益的目的；当市场粮价高于最低收购价时，则不启动粮食收购政策.政策总体目的在于对市场粮价形成托底效应，并通过稳定粮价来保护农民种粮收益[1].

粮食收购政策已经成为了国家保护粮食生产的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但是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省区，政策执行的效果却不尽相同.对于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评价，兰录平[2，3]运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对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及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作者还分析了政策在设计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从优化政策设计、提高执行效果、完善配套措施三个方面，对粮食收购政策提出完善建议.张建杰[4]以小麦为例对执行省区与非执行省区产出的粮食总量、结构与效率进行动态及静态比较，表明小麦收购政策的托市效应较为明显.沈旭东[5]以江台为例，阐述了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分析了执行粮食收购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粮食收购政策的建议.徐欣[6]以小麦为例分析粮食收购政策的效果及执行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执行效果对各利益主体的影响.如何客观评价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将因子分析法运用于综合评价方法，克服了传统评价方法在处理指标高度相关和权重设定上的缺陷，所构造的因子得分模型适用于对评价对象的静态比较[7].张原[8]以区域信用环境评价为研究对象，以构建区域信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核心，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区域信用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构建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模型，并用因子分析法对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价.

2评价模型构建

2.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现根据各因素对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对评价粮食收购政策的影响因子进行系统分析及整合.国家实行粮食收购政策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以及保障粮食市场供应.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及粮食种植面积越大说明农民种粮积极性越高，则进一步说明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越好.机械化水平（如：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拖拉机配套农具）越高，说明农民在粮食种植方面的投入越大，也说明政策的执行发挥了效果，所以本文认为也可以将机械化因素作为衡量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因素.同时本文认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高低也会受到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并且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综上所述，本文以农业产量、机械化和经济效益3个维度的相关指标作为评价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则，为方便计算，结合已有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选取额度，筛选以后，本文从上文指出的几个方面，构建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本文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2.2评价方法―因子分析法

根据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影响执行效果的因素较多，为体现不同影响因素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程度，需要对每个影响因素的相关指标进行权重划分，得到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指标.为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价.

通过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指标原始变量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所以u价指标并不能直接用于对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分析.

本文运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进行因子分析的拟合检验，以确定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统计量用于探查观测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性.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是一种检验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检验方法.进行KMO检验的结果显示KMO值为0.785，因此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太大差异，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为198.180，df为28，sig（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可见球形假设被拒绝，说明指标间并非完全独立，取值是有关系的，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法计算提取公因子前、后各变量的共同度，包括各变量对应的初始共同度和提取因子以后的再生共同度.根据初始解计算出的变量共同度，表示的是将所有变量都作为公共因子时的共同度，所以数值都为1.提取一定公共因子后每个原始变量的共同度数值也都接近于1，说明每个原始变量对提取出的所有公共因子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也说明提取的成分描述变量的效果让人满意.

表3所示为方差解释表，显示了主成分、初始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等信息.该表中，成分表示因子序号；合计为特征值，其大小反映公因子的方差贡献；方差的为特征值占方差的百分数；累计的为特征值占方差百分数的累加值.提取平方和载入列为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的1个因子的特征值、占方差百分数及其累加值.由表可看出2个因子其解释力就能达到99%以上，已经包含了基本所有的信息，说明效果较为理想.

因子载荷矩阵是因子分析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该表可以明晰的看出各变量的因子归属.本文运用主成份提取法和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 3 次迭代后收敛.进行了因子旋转后的表4更好地对主因子进行解释.表中给出了旋转后因子（或成分）与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按系数由大到小排列），可以看出经过旋转后相关系数已经明显地两极分化了.第一个主成分与指标变量

从因子得分矩阵及主成分得分表达公式可以得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包括农村经济效益和农业产业规模两方面.且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大中型拖拉机对第一主成分得分影响较大.第二主成分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化方面，且农业排灌柴油机的使用量对第二主成分得分影响较大.

本文选取河北、山东、江苏、黑龙江、湖南、四川、安徽7个省份2014年的数据，对这7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中F1得分、F2得分和F得分，可以得出安徽省的F得分最高，F2得分在示例省份中排名第一，而F1得分排名第二，说明安徽省可以从增加第一产业的投入和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两方面提高粮食收购方案的执行效果.而河北省虽然F1得分排名第一，但是F得分却排第五名，究其原因是F2得分较低，运用综合得分法对其进行分析，可得出河北省急需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四川省的F得分在示例省份中排名最后，F1得分也是排名最后，F2得分排名第三.说明四川省亟待提高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且可以从加大对本省第一产业的投入和增强农业机械化程度这两方面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黄青青，胡亚光.基于农户视角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应研究――以江西为例[J].价格月刊，2016（8）：29-33.

[2]兰录平.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效应的实证分析[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45-49.

[3]兰录平. 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效应和问题及完善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5）：3-7.

[4]张建杰. 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果的评价[J].经济经纬，2013（5）：19-24.

[5]沈旭东. 江台：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问题与建议[J].中国粮食经济， 2015（12）：55-57.

[6]徐欣， 陈洁， 张照新.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效果、存在问题与对策――对江苏省的调研报告[J].中国粮食经济，2007（11）：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