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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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海洋环境污染的刑罚处罚为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海洋污染事故的处罚手段对海洋污染力所不逮，并重点阐释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仍然存在的环境污染犯罪刑罚处罚的具体不足，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刑事责任体系设计、加大刑罚处罚力度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 海洋环境污染 刑罚处罚 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韩琦，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81-02

一、海洋污染事故的刑罚适用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从国家环保部每年在《中国环境公报》中公布来看，海洋污染事件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仍处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2011年发生的渤海湾溢油等事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的处理，仅停留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上，而该案就学理而言并不排除刑法的适用。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一案中，bp公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大压力下，不但更换了公司总裁，同时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充分说明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当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法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都对海洋环境污染做出相关规定，但为何却对频发的海洋污染现象起不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所不逮，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名包括污染环境罪等15项具体罪名，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条件，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未将海洋污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兜底。笔者以为，立法者当初希望通过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追诉范围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入刑法调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范围越来越小，必然导致如海洋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游离于刑法控制之外。

 

从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来看，大都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虽然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环境污染罪中规定了危险犯。一方面，环境污染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以环境污染罪论处；另一方面，该罪成立的条件是污染环境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但实践中，污染环境既可以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是继发性或渐进性环境污染，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缺乏环境污染危险犯的规定，势必对包括海洋环境污染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不利。

 

（二）刑事责任体系设计有待完善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追究往往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忽视刑法保障机制的惩罚作用，在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往往都以行政处罚解决，但行政处罚远低于环境恢复的费用，手段在功能上显然无法与刑罚措施相提并论，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结果多数由国家来买单。

 

从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体系来看，一方面，当前刑罚体系缺乏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虽然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另外还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只有自由刑和罚金。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国外对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大都在刑罚处理外也进一步明确如民事补偿和环境恢复义务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可见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定刑的种类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问题上，由于环境污染犯罪大多发生在工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类犯罪的重要动机，所以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具有重要的预防和惩治作用。但是，我国刑法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仅仅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等，与此同时并没有对罚金的数额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数额往往较低。

 

（三）刑罚处罚力度过轻

在追究渤海湾溢油事故责任方经济赔偿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3条，责任方最高罚金只有20万元，既难以起到震慑企业不犯类似错误的作用，也远难抵消给当地渔业、旅游业、海岸景观、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损失。可见，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罚程度却明显过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较中得出。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并且五人以上轻伤的”是构成环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显然，在危害程度一样甚至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况下，当下刑法对其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明显轻于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而且环境污染罪危害结果不仅深远而且难以估量，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的损害，而且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资源破坏具有难以修复性，甚至不可逆性。因此过轻的刑罚只能使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使刑罚的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

三、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拓展刑法处罚范围

根据刑法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行为过窄，迫使我们必须扩大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调控范围。一方面，应该将海洋环境因素都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考虑到其独立特殊性和重大影响性，应增设独立的“污染海洋罪”，通过刑法规范的指引和规范功能，使社会公众普遍地确立

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应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危险犯。考虑到包括海洋污染在内的危害环境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因此刑法将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降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成立标准，将危险行为犯罪化，有利于通过刑罚适用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将某些环境犯罪的规定严格责任，要求那些从事环境相关活动的人负有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严加防范的特定义务，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引起危害环境结果的行为，就无须考察其主观上有无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因此，建议今后修改刑法时，对海洋石油污染等行为增设环境污染罪的危险犯，当污染行为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则加重处罚。

 

（二）完善罪刑罚体系

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的犯罪的刑罚设计要受现有刑罚体系的制约，即在我国现有的刑罚种类条件下，事实上已经没有增设刑罚处罚方法的余地。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适用资格刑，由于环境资源污染犯罪的刑罚种类有限，建议将来通过修改刑法扩大刑罚种类的范围。

 

另外，由于石油溢油等所导致海洋污染犯罪多为多为贪利性犯罪，因此还要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罚金刑的规定加以完善。如通过判处罚金刑剥夺犯罪所得的经济利益，从而有效预防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虽然刑法已经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罚金刑做出了规定，但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具体的罚金数额和确定标准。根据《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该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对此，我们建议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在考虑犯罪情节时除了应把握污染环境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犯罪事实、性质及对环境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等因素外，还应当评估被污染环境的修复成本，判令犯罪分子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支付必要的费用；与此同时，根据《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还应把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考虑进来。只有综上因素纳入到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罚体系中，才能有效防止因罚金数额过低而不能发挥罚金刑所应有的作用或者因数额过高而致使判决难以维继的情况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罚金刑的功能，也符合罪行平衡的刑法原则。

 

（三）加大刑罚处罚力度

如前文所述，当前我国刑法对环境污染刑罚的处罚力度显然不够。对比我国刑法的相关罪名的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力度普遍轻于各类财产犯罪的刑罚力度，普通的侵权财产犯罪的最高法定刑可以达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大都采3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严重的也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环境污染犯罪法定刑设置明显轻于财产型犯罪。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尤其是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法定刑，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其对海洋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当，从而才能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李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4]徐祥民，吕霞.环境责任“原罪”说——关于环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再思考.法学论坛.2004（6）.

[5]李艳岩.突发环境事件立法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3）.

[6]阳东辰.公共性控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省察与实现路径.现代法学.2011（2）.

[7]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论《侵权责任法》与环境责任法的关系.法学论坛.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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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  环境犯罪  环境刑法  完善

        1 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 体系更科学 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 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 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 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 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 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 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 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 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 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 立法体例上的缺陷 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 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 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 “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 刑罚上的缺陷 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 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 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 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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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犯罪构成政府严格责任环境人权危险犯

一、环境犯罪构成理论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犯罪日益增多，环境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确定环境犯罪的核心还是采用刑法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已不合适。因为环境犯罪不仅是一种新型犯罪，更为重要是环境犯罪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对环境破坏的更为严重，而刑法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底线其在环境犯罪领域的作用就更为突出。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依据刑法来处罚损害环境的行为并不多见，这主要是环境立法不完善，而环境犯罪又有着不同于传统犯罪的新特点，适用传统的理论已不适应环境犯罪发展的需要。目前，在环境犯罪的主体上，只规定有自然人环境犯罪和单位环境犯罪是不全面的。在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上，以传统的故意和过失来定性是否适合环境犯罪值得探讨。传统的刑法理论要求主观归罪，但对于环境犯罪来说，在主观定性难度大而且复杂时如何适用是一个问题。在环境犯罪的客体上，通说认为客体是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这一学说有其合理性，但并未体现环境犯罪客体的本质。此外，我国环境犯罪客体有倾向于环境权的趋势。在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上，我国刑法以处罚结果犯为主，少数规定处罚行为犯，没有关于危险犯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环境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确定环境犯罪的核心还是采用刑法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二、环境犯罪构成理论存在的问题

随着环境破坏现象越来越多，而环境犯罪对环境的破坏更为严重，环境犯罪问题已不容忽视。实践中，由于环境立法不完善，用刑事处罚解决环境犯罪问题适用困难，而环境犯罪构成是确立环境犯罪的核心，必需这四方面配合紧密指导立法才能更有效的制止环境犯罪。

(一)环境犯罪主体不完整

在环境犯罪的主体上只有自然人环境犯罪和单位环境犯罪是不完整的，因为除此之外，政府的某些行为对环境的破坏比自然人环境犯罪和单位环境犯罪更为严重。就环境本身的特点来说，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原貌，而政府的导向对环境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分为中央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中央政府机构体现国家意志，因此不宜作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而地方政府机构如果可以作为环境犯罪的主体，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更有效的规制，减小环境污染的程度。

(二)环境犯罪主观方面不完善

传统的刑法理论要求主观归罪，而对于环境犯罪而言又有其特殊性，从实践中可以看出单纯的故意或过失不能有效的解决环境犯罪问题，有些环境犯罪在主观方面上的认定有困难时，往往会使这些环境犯罪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有学者提出引入民事侵权责任中的严格责任，但严格责任本身涵义是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如果引用将会是对传统刑法最大的挑战。还有学者提出在实践中认定环境犯罪可以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这一做法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又能弥补有些环境犯罪在主观方面认定困难的问题，因此值得深入探讨如何具体运用，来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

(三)环境犯罪客体未能体现本质

在环境犯罪的客体上，通说认为客体为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这一学说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却没有完全揭示出环境犯罪客体的本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犯罪客体问题，因此在环境立法上也影响量刑，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环境犯罪。此外，我国环境犯罪客体有倾向于环境权的趋势，但环境权作为客体很抽象也很宽泛。

(四)环境犯罪客观方面不完善

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得其因果关系的认定更为复杂，使用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对环境的保护是不利的，在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上，我国刑法以处罚结果犯为主，少数规定处罚行为犯，没有关于危险犯的规定。由于环境被破坏就很难恢复原状，如果只处罚结果犯和行为犯，那么环境被破坏后的刑事救济对环境本身来说是无用的，而如果在环境犯罪中增加对危险犯的规定，对环境的刑事救济才更有意义。

三、国外环境犯罪构成理论的借鉴

日本通过了公害罪法，建立了独立于一般刑事立法的特别环境刑事立法，在主体方面，处罚法人环境犯罪，它是大陆法系中最早在环境刑事立法上确立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国家。在主观方面，处罚故意犯罪也处罚过失犯罪。在客观方面，确定了对过失危险犯的处罚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运用。

德国作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它的环境刑事立法以刑法典中的专章规定为主，还有就是散见于行政法中的环境附属刑事立法。在主体方面，在附属刑事立法中处罚法人犯罪;在主观方面，不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德国刑法中规定，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要构成犯罪，就必须要具备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仅有危害结果而无主观过错是不能构成犯罪的，这也就是不承认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在客体方面，环境生态是其犯罪客体，从中可以看出，它的犯罪的客体已从单纯的财产权、健康权、生命权扩展到环境生态;在客观方面，规定了环境结果犯、抽象危险犯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英美两国属普通法系国家，由于以判例法为主，因此无独立的环境刑事立法，它们的环境刑事立法主要是附属刑事立法，英国环境刑事立法比较早，两国在环境刑事立法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却也存在差异，但在总体上两国的原则和构成理论还是基本相同的。从主体上看，英美两国都确立了法人的犯罪主体地位，处罚法人环境犯罪。在主观方面上，英美两国也要求主观归罪，把主观上的罪过作为犯罪的一个必要要件，但同时也承认罪过推定原则。

四、我国环境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构想

(一)增设地方政府机构成为环境犯罪的主体

政府机构的一些不当行政行为对环境的破坏比自然人环境犯罪和单位环境犯罪更为严重，因为政府作为主导者如果破坏环境将远远超过个人和单位，除此之外，如果政府导向错误，还容易引发一些法人单位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行为，而这些又由谁来买单，所以，政府在环境破坏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政府机构分为中央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中央政府机构体现国家意志，如果作为主体，将是国家能否成为主体的问题，这在国内法上是行不通的，因此不宜作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而地方政府机构却可以成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这对规制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更有效，使地方政府受到约束，也能有效的控制一些单位环境犯罪。因此，把地方政府机构纳入到环境犯罪的主体中，对环境的保护更加有利。

(二)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对比

严格责任原则也可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或绝对责任原则，它原是民法中传统侵权法的一项原则，是指在特殊民事侵权中，只要发生了侵害结果，则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在刑法中引入的严格责任原则，则主要是针对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方面而言，具体到环境犯罪方面，是指认定环境犯罪行为时不考虑犯罪罪过即故意或过失，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危害环境的行为和发生了损害环境的后果，即使没有任何罪过也要受到刑罚的处罚。这一原则对提高人们对其行为的注意程度，谨慎地利用环境资源，最大限度地防止因主观罪过难认定而使犯罪行为人逍遥法外，从而预防严重环境事故的出现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这一原则如果引入环境刑事领域必将是对传统刑法最大的挑战，这一原则是与刑法基本原则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这就使得环境犯罪必需要脱离传统刑法而且在适用上必须严格限制范围。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先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在其能以有力的证据说明其没有罪过的情况下才予以免责，否则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认定环境犯罪可以变通适用这一原则，这一做法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又能弥补有些环境犯罪在主观方面认定困难的问题。

(三)构建环境人权

在环境犯罪的客体上，通说认为客体为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这一学说在某种角度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全面，没有完全揭示出环境犯罪客体的本质。环境犯罪如果说侵害的只是国家的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那么环境犯罪就不十分严重。而实际上，环境犯罪有时破坏的是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其后果十分严重，其侵害的不仅仅是一种管理制度，而是人作为主体的生存环境。

人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是指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就其实质而言又是一种法律权利，并且人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环境权满足作为一项人权的构成要件，环境权具有不可或缺、不可剥夺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形态。所谓基本人权，是指那些不可或缺、不可剥夺，不得转让的权利。从环境权和人权发展的历程来看，它们所体现的理论依据和内在精神是一致的，环境权的存在价值及法律地位具有不可包容的独特性，环境权落实人权的权利形态具有不可或缺性。我国环境犯罪客体有倾向于环境权的趋势，但环境权作为客体其内涵是很宽泛的，环境权内容不只包括保护人类还包括保护与人类共存的其它生物，但保护其它生物本身还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类。因此，笔者认为将环境犯罪的客体定性为环境人权更能体现其本质，这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四)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

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主要是以结果犯为主，少数情形规定有行为犯，并没有危险犯的规定，就环境犯罪本身的特殊性而言，行为人一旦着手实施了犯罪，就将对环境产生破坏而且有些破坏难以恢复或者消除和减轻对环境的破坏需费时费力，那么环境被破坏后的刑事救济对环境本身来说是无用的，而如果在环境犯罪中增加对危险犯的规定，对环境的刑事救济才更有意义。但是，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必须要掌握好尺度，首先，危险必须是现实的而非假想的危险。其次，必须是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引起此危险才行。再次，这一危险极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还有就是危险犯最好适用于公共危险，因为只有对于公害来说规定危险犯才有必要，因此在立法上必需要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的适用范围为公共危险，其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才能更有效的发挥刑法保护环境的功能，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环境。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大问题，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刑法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底线，在环境问题上更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完善环境犯罪构成理论势在必行，只有理论的完善才有可能转化成实际的立法，更好地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资源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赵秉志，王秀梅，杜澎.环境犯罪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4]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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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尹某、于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起不移交刑事案件导致60余亩耕地被毁坏的案件尘埃落定。这是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平台，所办理的一起典型的职务犯罪案件。2012年以来，该院共同过“两法衔接平台”发现职务犯罪案件13件21人。

该院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着力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形成执法、司法合力，截至2013年底，建立了覆盖17个行政执法部门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正式联网运行，从源头上解决了监督不到位、不接受监督等问题。该院把联席会议作为信息交流的常态形式之一，采取联络员例会和专题会议的形式进行，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互通信息，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推进工作，对于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2013年以来，共召开联席会议6次，就打击非法采砂、非法占地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问题召开专题会议5次。

该院将两法衔接工作作为市检察院确定的“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活动”的重要抓手，通过对行政执法台账和信息平台录入案件的审查、分析，及时发现并监督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建立提前介入制度，对案件重大或需追究刑事责任的，会同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案件的调查，提出补充、完善证据建议，共同研究问题，确保案件质量。2012年以来，共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40余件，监督行政机关移送案件57件，提前介入行政执法案件5件。

该院建立了移送案件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线索的，同时向检察机关备案。主动跟踪行政机关移送案件，深挖立案监督线索，共对行政机关移送案件开展不立案监督16件，公安机关审查后全部立案侦查。与公安机关建立刑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做到全程无缝监督，保证监督实效。

该院坚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资源保护、涉农惠农等领域作为两法衔接工作的重点领域，牵头联合公安、环保、食品药品监管、卫生、水利等部门，开展了危害民生刑事犯罪专项立案监督、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监督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监督活动，形成打击违法犯罪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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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法 责任 归责原则

一、环境法律责任概念

关于环境法律责任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对其环境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环境法律责任与环境违法行为紧密相连，只有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人，才承担法律责任，即环境违法行为是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前提，环境法律责任则是环境违法行为的必然后果。”王灿发教授在《环境法律法学教程》中认为“环境法律责任是环境法主体因不履行环境义务而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本文给环境法律责任下的定义是，环境法律关系的责任主体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环境行政和民事合同的约定，破坏了法律上或合同中的功利关系或道义关系，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环境行政法律责任

（一）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存在

行为的违法性是构成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法学界对“违法”涵义的解释有“主观违法说”和“客观违法说”两种。前者立足于行为人行为，凡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即构成违法；相反即使该行为侵犯了应受或者已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如果行为本身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的，也不构成违法。后者则以行为效力为着眼点，行为侵犯了应受或已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即使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范，也构成违法。

（二）环境违法主体具有相应责任能力

环境行政责任的承担主体既包括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责任，又包括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实现环境行政责任的机关比实现环境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机关还要广。它包括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另外因为一些特殊的障碍使环境行政责任难以实现时，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协助实现。

（三）行为的危害后果

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承担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选择要件之一。在环境行政法有规定时，才作为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传统的行政法要求损害必须是对人身和有主财产的损害，而现代的环境行政法则扩大了这种损害的范围。

（四）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环境行政责任的选择条件。在法律规定不以危害后果作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条件的场合下，不存在确定因果关系的问题。相反如果法律规定以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作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的条件的情况下，必须确定危害后果与环境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损害结果是环境行政责任的选择构成要件。在要求有损害后果时，行为人要承担行政责任，行政机关就必须要证明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一）环境民事责任理论与实践

在我国，环境民事诉讼因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停止侵害之诉、排除妨碍之诉、消除危险之诉、恢复环境原状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

1、民事诉讼资格

对于民事诉讼原告的资格，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判例一般都要求原告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但是由于环境损害具有特殊性，其广泛性、积累性、持久性和环境污染损害救济诉讼的专业性等性质，许多国家出于保护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的需要，扩大了公民的诉权，并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民事诉讼资格的限制。

2、授予环保等社会团体和环保局以环境民事诉讼权

“集团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形式。他作为一种典型的扩大诉权的诉讼形式，如今在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按照传统的理论，“集团诉讼”的原告都应该是受害者，非受害者不能参与到集团诉讼中。团体诉讼的力量雄厚，态度一般比较强硬，有能力与大公司周旋，并且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法院与政治家往往非常重视，不敢怠慢。比起个人的干预力量，效果要好得多。因而在国外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被广泛采用。

此外，一些英美法系的国家基于自己的法律传统，以“公共信托”理论授予环境保护局代表联邦、州长代表其所在的州寻求相关的民事诉讼救济的权利。比如美国的环境保护局局长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相对人停止违反许可证的行为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在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一般都要求受害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即提出加害人有过错、有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及受害人本人没有过错等证据，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但在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这样的“举证”，受害者往往是难以做到的。长期以来，我因一直实行“双方举证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相结合”的原则，立法上并没有规定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即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定的，由被告举证。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事实上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四、环境刑事法律责任

环境刑事责任是环境犯罪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它因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产生，因司法机关的追究而被实现。相对传统的环境刑事责任理论而言，在环境刑事责任的产生和实现过程中，现代环境刑事责任理论的突破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环境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即环境刑事责任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方面和客体等方面。

（一）环境刑事责任主体方面的发展

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法人充其量不过是法律所拟制的 “人”，它没有法律所允许的合法目的以外的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自然也没有犯罪能力。以法人的外观形式作出的犯罪行为实质上是操纵法人或有关享有法定职权，或被法人的决策者授予职权的自然人的犯罪行为。从刑罚的处罚功能来说，对法人不能处以自由刑和生命刑，充其量只能判处其罚金、责令停厂、关闭。而这些功能，行政责任同样可以做到。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法人的外观形式作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环境犯罪行为，危害现象日益严重。由于法人环境犯罪的危害远远大于单个自然人环境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而且法人在若干例外情况下为规避其责任，常有利用第三人的行为以掩护或转移自己责任的事实。所以法人最终也成为环境刑事责任主体。

（二）环境刑事责任主观方面

刑事责任的主观方面是指环境责任人对其自身产生社会危害性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有的心理状态。各国在刑事立法上一般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我国的刑事立法也采用了此归责原则。作为解决我国环境资源问题最严厉的刑事法律也是如此，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采用了无过错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指在没有排污行为与环境危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果该排污行为先于环境危害后果存在，而且危害的严重程度与污染排放的数量与浓度在统计上呈正相关，被告又不能证明环境危害结果并非由其排污行为所致的，即可推定排污行为与环境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目前，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已为一些国家的环境立法所采纳。

（三）环境刑事责任客体方面

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指由环境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并为环境犯罪行为所侵犯或威胁的环境保护的社会关系。在环境污染事故中，首先遭到侵害的是环境，环境只有在被侵害后才对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造成损害或威胁。也就是说，环境的损害是环境犯罪的原生结果，而由环境损害造成的其他损害则是环境犯罪的派生结果。因此环境权益排除在环境刑事责任的客体之外，不仅与法理不通，而且对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权益是不利的。随着环境犯罪现象的日益增多，具有保护社会权益功能的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把危害环境罪的犯罪客体扩充至环境及其环境要素。

（四）环境刑事责任客观要件方面

环境刑事责任的客观要件是指应负环境刑事责任的行为所造成社会危害的客观事实的总和。包括危害行为、危害情节、危害后果以及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突破和发展的客观要件主要是危害后果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个方面。

1、危害结果

由于许多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常常是连续的，持久的。其行为通过广大的空间，与其他包括自然原因在内的其他因素进行累积性的复合反应后，才产生危害后果。而且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它并不因为环境行为的停止而停止，在短时间内往往难以消失。由于恢复遭受损害的环境要花费巨大的经济代价，而有的破坏往往是无法恢复的，且环境质量遭受损害往往会严重危害一定地域内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因此如果只是惩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结果犯，不仅不会促进全体公众的福利，反过来会导致厂群关系和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紧张。因此一些国家在惩治环境将染和破坏的结果犯的同时，在新制定或修改的刑法中规定了行为犯和危险犯，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危害结果可以不作为实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定行为就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2、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法律规定损害结果的发生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必须要件时，往往需要确认环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理论要证明环境污染与生态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之间的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有时甚至不可能。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刑事责任领域也是这样，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责任领域的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应用于刑事责任领域。

五、结语

环境法多样的责任形式不仅决定了它只能按法律责任的不同性质分别适用归责原则，同时也使得环境法律规范的适用产生了大量的责任竞合问题。环境法是整合了多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法律部门，其责任规范分别具有行政法、民法和刑法性质，因此就出现了在同一法律部门内部非冲突性法律责任的并存。虽然出于保护环境和充分救济环境侵害受害人的目的，分别执行这些不同规定的不同部门法性质的环境法律责任的会使相关的环境权利救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同时这也可能使不法行为人承受多重责任，受到多种惩罚，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因此，如何协调适用三种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更好地解决环境法律责任竞合问题，建立系统性的环境损害责任机制是当前我国环境法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5.

姚锐敏，易凤兰.违法行政及其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l]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叶必丰.行政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常纪文.环境法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周坷.环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8]张步洪.行政侵权归责原则初论 [J].行政法学研究，1999.

[9]常纪文.环境法律责任原理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10]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5.

[11]周训芳.环境法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12]姚锐敏，易凤兰.违法行政及其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13]王曦.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第一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篇6

关键词：行政从属性，独立，环境法益，刑法

 

（一）独立的环境法益的提出

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人们的利益。环境刑法的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而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人们共同享有的生态利益即环境法益。传统环境刑法侧重于保护人身和财产性法益，即只有人类生命和健康及其财物的法益因环境破坏而受到损害或威胁时，才考虑适用环境刑法。而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即环境生态利益。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应将环境法益作为保护的重点，将环境法益受损害作为判断环境犯罪的基本标准，方能体现对环境保护的真正关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突破功利的价值观和绝对的行政从属性，反映环境要素的独立存在。

独立的环境法益的提出是整个环境刑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基础。在法理学中，价值的意义来源于对伦理的判断，它是建立在人类对于自然事物的认知基础上的产物，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类对事物就会产生相应的价值判断，并产生相应的价值观。传统的环境观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之初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在惩治环境犯罪中需要保护的法益。它是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利益角度去考虑环境要素存在的价值，即被以经济利益评价的环境的价值是停留在其“使用价值”的属性上。在该类概念指导下，必然导致对环境及资源的恣意污染及掠夺性开发。

（二）我国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的现状

法律包括刑法不是思辨王国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刑法的目的、理念、原则与具体的制度设计，无不打上社会发展模式的烙印。环境的恶化不仅威胁着现存一代人的生命，而且威胁着未来世世代代人的生命。为数众多的环境犯罪造成的生态损失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但是人们长期被经济发展的迷雾所笼罩，总是视而不见，这不能不算是一种人类历史上的“刑法悲哀”。免费论文。

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是指法律所保护的，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和主体而构成的为生物生存所必要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的总和。免费论文。各国的法学界也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作为自己保护的社会利益。环境刑法也开始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法益作为自己保护的独立法益。并且，刑事责任的产生不需要以对人类的损害为必要条件。免费论文。同样以德国环境刑法的发展为例，德国刑法学者也认识到传统的环境刑法不能保护人类社会免除环境犯罪的侵害。很显然，由于功利的法益观，人们在没有直接侵害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的范围内，仍然可以不受刑事处罚地损害环境。因此在这个方面，刑法也应发挥“禁止性”作用，在传统的环境概念下制定的这类刑法，是不明智的。

相比较而言，我国环境刑法对于独立环境法益的价值保护仍没有充分的体现其独立价值观。从我国1997年制定的刑法在结构上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置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体例来看，立法者还没有建立起对环境的独立法益保护的意识。从所有的规定来看，该刑法是以造成人的生命或财产的损害或造成环境的严重损害的行为为对象的。究其根本仍是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是以人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现行立法现状的分析反映在我国打击环境犯罪方面，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停留在对人的利益的侵害的水平上，没有超越环境经济价值的范畴。

（三）从行政从属性展望独立环境法益之刑法保护的未来

独立环境法益的“独立”应当被理解为减少环境刑法中行政管制色彩，减少行政权对环境刑罚权的绝对影响，增强环境刑罚权在环境犯罪中的打击力度。在传统刑事制裁体系中，环境未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保护对象。尽管某些破坏环境行为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制裁，但是传统的观念并没有将环境破坏行为视为超个人利益的行为，而仅将环境破坏行为当作违反一般生活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传统观念的认知与法律形式上的意识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按照传统刑法理念的保护模式来解决环境犯罪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内在的困难，反而更加暴露出一些实际问题。独立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要求在环境刑法体系的构建中突破环境刑法固有的绝对的行政从属性的特征，方能体现环境要素的独立地位。

一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附属于行政法而被称为行政犯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行政犯又被称为法定犯，“原来没有违反社会伦理，而根据法律被认为犯罪者，在由于行政取缔的目的被认为犯罪的意义上，成为行政犯。”这种附属于行政法的刑事犯罪行为，一般认为必须以该实行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规规定为前提，如果构成犯罪，则称之为“行政犯”。由于我国刑法典制定的比较晚，而且制定刑法典时基本不存在其他刑事法律规范，所以在刑法典中规定了相当多的行政犯罪。对行政犯罪制裁的前提是取决于行政法规范的规定或行政机关的决定。学者称之为“行政刑法之行政从属性”。我国1997年制定的刑法典中从第338条到第345条，均以违反相应的环境资源行政法规为前提。

另一方面，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或者说是调整因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不论是行政关系、监督行政关系，还是“行政主体行使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抑或“管理职能”都容易发生变化。因此，传统行政犯的行政违法的前提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使对该类行为的认定、处罚和预防处于不稳定状态。

所以，在环境刑法领域中行政法的变动或行政立法的疏漏将使伦理上认为对环境法益侵害的行为难以纳入犯罪行为。实际上，《刑法》第114条中“放火烧毁森林的行为”在实质上应属于危害环境和资源的犯罪，显然不再以行政不法为前提，已走向了刑法独立处罚环境犯罪行为的道路。基于以上的分析，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行政法与刑法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前提下，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有益的。这是构建严密的环境刑法保护，完善刑事立法的需要，对于环境法益的保护尤其是重要的。所以，如果仍过分执着于环境犯罪行政犯化，坚持绝对的行政从属性，那么在欠缺行政法规定或行政法的基础违法时，则会出现不能以刑法从事环境保护的局面。而实际上，虽然很多学者都对行政犯与自然犯划分的理论进行探讨，但还是不够清晰。随着环境刑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对环境犯罪行政犯化的结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林娅.环境哲学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韩德培．环境资源法论丛（第1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韩德培．环境资源法论丛（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篇7

关键词：环境犯罪； 刑事立法； 危险犯

环境犯罪这个概念是对环境犯罪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概括。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对“环境犯罪”的定义并不相同，目前世界各国对“环境犯罪”如何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界说。环境犯罪范围的确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刑事立法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环境犯罪的定义有广狭义之分。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广义上的环境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律，污染或破坏了环境，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狭义上的环境犯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律，污染或破坏了环境，造成了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或情节严重的行为。［1］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的飞速发展，环境侵害愈演愈烈，环境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虽然《刑法修正案（八）》重点修改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及其他环境犯罪条文，并且对非法采矿罪的修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预示着我国环境犯罪将朝着情节犯的方向发展。但若在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中增设危险犯的规定，不仅能弥补行为犯的不足之处，而且能预防结果犯的滞后现象，对及时有效的进行环境保护有重要的意义。［2］

1 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刑事立法现状

英美法系国家把环境犯罪危险犯界定为对环境要素本身产生的危险，此所谓“危险”是针对环境法益而不是针对个人法益而言。这样的规定是把那些对环境的法益具有严重危险的行为和行为人未尽到注意义务的行为都纳入了刑罚规制视野，实现刑罚的提前介入，强化刑罚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尤其是日本设置环境犯罪的危险犯的目的大多指在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个人性法益，这种规定对避免刑法在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上过于高调和张扬十分有利，也能回避环境犯罪在因果关系认定上的难题。然而这种模式会导致环境刑法对环境各要素的保护有所疏漏，且“危险”在具体罪状上的确定也成问题。我国也如此，现行《刑法》第六章中的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包括行为犯和结果犯，没有危险犯的规定。

2 环境犯罪危险犯确立的必要性

2.1 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是由环境犯罪的特点和危害决定的。

2.1.1 违法性。环境犯罪的构成必须以违反了保护环境的法律为前提，具体表现为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如刑法分则具体罪名中的“违反国家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等等。从类罪的角度分析，环境犯罪的行为违法性应表现为：违反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这里的“法律”应做广义理解，包括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决定和命令，及我国已加入的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等。环境犯罪的违法性特征决定了违反环境保护的行为未遂或既遂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破坏，严重的甚至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因此确立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有利于实现刑事处罚的提前介入，增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效率。

2.1.2 社会危害性。环境犯罪构成于客观上须具备危害环境的行为及危害环境的后果。“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实际危害或现实威胁。”［3］侵害环境的行为由污染行为和破坏行为构成，不仅应包括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损害，还应包括对环境的严重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才是环境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而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仅是环境侵害的后果之一，且是间接后果；各种生态危害才是环境犯罪的直接后果，而且是比具体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更为严重的后果。因而，确定环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考虑构成环境整体的所有要素，尤其是环境犯罪的潜在危害性。

2.2 确立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我国刑法规制现状的发展方向。 从现行的刑事立法上看，《刑法修正案（八）》对非法采矿罪进行了修改，取消了体现刑法行政从属性的行政前置，并将该罪的既遂标准由结果犯改为情节犯，明显降低了非法采矿行为的入罪门槛。不仅表明国家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来规制破坏环境的行为，也预示着“人本主义”立法理念向“环境主义”立法理念的转变。将结果犯作为某些环境犯罪的既遂标准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且这种以实际损害的产生为认定犯罪的标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是，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导致其行为的危害性和涉及面都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在我国环境犯罪既遂标准的认定上，结果犯与情节犯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情节犯是我国现行刑法的一大特色，一般而言，犯罪动机、对象、时间、地点、手段、结果、行为人主观恶性等均可纳入其中，其无疑是可以适应环境犯罪的特殊性的，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情节犯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击犯罪，但同时也使得刑法对某些犯罪的规定显得十分模糊。这种模糊规定使得其必须与具体的犯罪行为相结合才能得以适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难以形成科学的统一认定标准，只能通过法官的自由判断来实现。这有可能上会导致刑法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时也难以避免实践中的司法擅断，以致司法腐败丛生。因此，在这种结果犯和情节犯不能完美的实现刑事立法目的时候，危险犯的规定无疑会解决这些难题。

2.3 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有利于犯罪的预防。 刑法的本质决定了刑法具有预防和保障的基本功能，“它一方面通过威慑力量抑制犯罪倾向，另一方面通过反复的和日益强烈的责难，强化和稳定公民的法律意识”。［4］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无法替代性决定了对于环境保护也必须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预防为主原则是指对环境问题应当立足于预防，防患于未然。对开发利用环境的活动，应在事前预测和防范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危害，这应是环境保护的重点，以便能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类健康及财产的安全。当今社会下，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在生产力提高、科技进步的巨大冲击下毫无招架之力，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环境保护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环境和生态遭到污染和破坏，而不是在污染和破坏发生后才进行拯救和弥补。如果刑法是在环境权益受到实际重大污染或破坏时才介入，则人类社会付出的代价将非常大，甚至有些是不可逆转的，如土壤的污染、地下水的污染、物种的灭绝等。因此，积极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实际上是遵循了生态发展的客观平衡规律，既可以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又能有效地惩治犯罪。

2.4 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是刑法国际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犯罪作为一种对现实社会产生实际甚至长远潜在影响的特殊犯罪，其社会危害性、危险性与公共安全犯罪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决定了惩罚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必要性，而不能仅仅一味的就强调实害结果的发生。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来看，不再将实害结果的发生作为环境犯罪行为成立的唯一标准，规定惩罚危险犯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在惩罚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方式。在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要的今天，世界各国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环境犯罪的惩罚力度，以确保人类社会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安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事立法中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如日本、德国、美国、西班牙、瑞典等国。在这些国家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中，要数日本的《公害罪法》最为著名了，这是当时世界上首部环境刑事单行法。虽然此法仅仅有七个条文，但在内容上却已突破了传统刑法的理论，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规定了环境危险犯，即将排放的有害物质导致公众的身体健康或生命发生危险作为公害罪成立的要件之一，而不以发生实际损害为必要条件。这种将危险的存在作为环境犯罪行为既遂标准的刑事立法得到了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运用，上述国家将环境危险犯规定于环境刑事立法中是当今国际刑事立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应积极借鉴并运用之。

虽然人类在征服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饱受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资源枯竭等等环境问题的折磨。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得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开始接受“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伦理价值，将环境保护纳入刑罚规制的范畴。在各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中，几乎都包含有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且大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条文大多规定的处罚对象是“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等结果犯，少有甚至没有行为犯的规定。《刑罚修正案（八）》增加了情节犯，但是仍没有关于危险犯的规定。这种环境刑事立法不仅不利于惩罚和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更是环境保护在刑法保护上的缺陷。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中应该增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只有在侵害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时，就将该危害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环境犯罪，从而实现保护环境、打击环境犯罪的现实需要，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主编：《环境犯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从比较法角度》，第1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赵秉志：《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完善研究》，载李恒远、常纪文主编：《中国环境法治》，第22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篇8

关键词 生态法益 传统刑法 现代化

作者简介：耿赫，黑龙江省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环境问题也频频出现，可以说，环境问题正是随着人类发展而产生的一项问题，甚至同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逆反的姿态，如果人们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则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与危害。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人们意识的提升，法律则成为了对环境保护最具效果的一种保护措施。而在现今生态问题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也只有刑法能够成为保护环境的一种必要手段。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对部分资源环境问题进行了立法保护，但是在对其进行细致审视的过程中，却可以看到在刑法中的环境保护方面主要是以财产权以及人身权为衡量标准以及出发点的，忽略了生态法益的融入，而在现今法律的不断完善、社会情况的需求下，生态法益的容易则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是对我国传统刑法所开展的一种现代化变革。

二、生态法益融入刑法的必要性

（一）构建完善刑法保护体系

对于我国传统刑法保护理念来说，主要是以财产权以及人身权的保护为主，其在量刑以及定罪的标准方面主要根据其对于环境破坏的价值以及人身利益破坏程度而定的，具有着一定的强人类主义伦理观。所谓强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就是一种以人们自身需求为主，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对自然存在物进行毁灭的情况，只要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即可。对于这种理论来说，其过分关注人的利益，而没有对生态自身价值产生正确的认识，并因此使环境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并一直受到动物权利论以及生态主义思想的批判。而要想对我国现有的环境刑法保护体系进行完善，就需要对刑法中法益理念进行不断的完善与完备，对于我国原有的刑法来说，其在生态法益的保护与关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欠缺，非常容易使配套的刑法制度出现滞后以及缺漏现象，并因此造成环境犯罪监管的不力，使环境犯罪人员不能够受到应有的惩罚，并因此使我国环境刑法所具有的严肃性以及威慑性受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国在刑法方面能够积极引入生态法益理念，以此带动制度的更新以及体系的完善。

（二）现代社会利益结构变革的需求

利益、法律、法益。在这三者间，存在着一种具有辩证性质的互动关系，通过利益结构的变化，将对法律的更新以及法益的变革产生影响，而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也会对法律所具有的利益进行更好的保护。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环保意识的不断进步，使得我国现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也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并由以前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利益逐渐演变为国家、社会、个人以及生态效益的四元利益结构。而在这种法益结构中，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需要将该种利益理念在我国的法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对我国现行的刑法来说，其所具有的内容完全是以原有的三元利益结构创建的，虽然其中对于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具有了一定的修补，但是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性，显示出我国刑法在生态利益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对此，就需要将生态法益在我国刑法中的独立地位进行确立与体现，以此促进我国社会利益的良好变革。

（三）刑法自身保障属性的需求

刑法所具有社会关系较为广泛，且在处罚手段方面具有着严厉的性质，在对其实施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惩罚人的物质、精神以及身体等产生损失。也正是基于其所具有的严肃性以及严厉性特点，就使得刑法成为了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关键屏障，需要具有更为严密的结构体系促进其良好应用。但是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并因此经常出现部分环境破坏行为得不到应有惩罚、受害者利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对于我国传统刑法中在环境犯罪的尺度以及种类方面并没有将生态法益融入其中，就会使得很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没有针对性的刑法进行规制，并因此使环境生态的保护力度受到了较大的质疑与挑战。同时，虽然民事手段与行政手段是现今对于环境保护经常应用的一种方式，但依然由于其力度过于温和而使很多违法者明知故犯。在民事救济以及行政管制方式在相关方面呈现疲软的状况下，刑法则由于其所具有的保障属性能够发挥出最后保障手段的作用，而现今的生态理念以及环境制度的引入也将促进刑法能够更好的对刑法的环境保障功能进行体现，可以说其已经成为我国传统刑法属性完善的重要需求。

三、刑法保护的扩展

（一）理念的扩展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我国传统刑法所具有的保护理念是以财产权以及人身权为主要保护核心，所具有的三元利益结构并没有对个人利益以及群体利益进行超越，也没有对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环境保护价值的追求进行体现与超越。而要想对现有的刑法制度进行积极的完善与变革，相关的理念可以说是重要的基础，即完成刑法变革其前提都是需要将传统刑法理念实现现代化，以此将刑法保护理念拓展到全人类共有的生态系统之中，在对生态自身价值进行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将刑法法益从原有的三元利益结构拓展至四元法益结构，将生态法益理念良好的融入到其中。通过理念的革新，则能够有效的带动我国刑法体系的变革以及刑法制度的完善，进而使刑法所具有的最后保障功能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能够更好的应用到环境的保护之中。

（二）刑法保护对象的延伸

对于刑法保护对象来说，其主要是指因犯罪行为所产生侵害的、由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而受到以往三元利益结构的影响，我国刑法过于将保护对象局限在具体的人或物之中，在环境犯罪保护方面存在着范围狭窄的情况。面对此种情况，就需要我国刑法能够积极的在原有刑法保护对象基础上将对象范围延伸到水资源、土壤、草原以及湿地等领域之中，以此将刑法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范围与视野扩大到整个生态领域。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其是由很多个部分共同组成的整体，任何过度破坏情况的存在都会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造成影响，并因此对人类的共同利益产生影响。而通过对刑法保护对象的延伸，则会在带动相关立法发展的同时对其环境保护辐射范围进行扩大，以此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三）刑法归罪种类扩充

对于传统的刑罚来说，其在归责方面是以罪行刑罚为原则的，而在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中，则明确了“对于法律中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据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而对于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则不得定罪处罚。”对于该条文来说，其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普通公民起到了权利保护作用，但是在避免法官出现擅断行为的同时也造成了刑法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利。目前，我国刑法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仅仅局限在刑法以及其附属规定中所明确的犯罪行为，而对于没有被刑法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即使其已经对我国社会、国家造成了严重破坏，也由于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而无能为力。对此，就需要我国能够将环境资源破坏犯罪单独成章，通过设立破坏生态环境专项罪责的方式将所有生态环境犯罪划为一类，并在此基础上将原有生态环境的罪名种类进行适当扩充，如湿地破坏法罪、毁坏草原罪、水资源破坏罪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对更为具体、详细刑事立法进行制定。

（四）刑法量刑标准完善

对于量刑标准来说，主要是指对刑罚进行判处与定罪的重要标准。目前，我国，我国刑法的量刑标准一般是在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之后再进行触发，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以及重要环境污染事故罪等，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却缺少对于量刑具体标准的划定，对于“情节严重”以及“重大损害”却没有进行较为明确的细化，很可能因为标准不统一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扩大。同时，传统刑法在环境犯罪量刑的规定方面一没有对生态法益进行充分的考虑，法官在断案时也更多的是根据现有市场价值以及量化标准对其进行裁判，但是对于生态破坏来说，很多犯罪所造成的破坏很可能在很多年以后才开始显现，仅仅以现今的情况以及表面的利益对其进行裁判与量刑很可能使犯罪分子受到的刑罚较轻，并因此同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产生了一定的违背。对此，我国应当对现有的生态保护刑罚标准进行适当的修改与补充，在对生态系统价值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将生态法益理念融入到其中，以此在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同时提升刑法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

（五）刑法惩罚方式的变通

刑法惩罚方式主要是指犯罪分子因对刑法产生触犯所需要担任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对于我国传统刑罚来说，主要有主刑与附加刑所组成，具有着方式单一的特点。为了能够对环境犯罪情况进行遏制、对遭受的损害进行恢复，就需要能够对原有处罚方式进行积极的变通，在原有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罚金等方式的基础上增设公告、恢复原状以及义工等方式来起到更好的环境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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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林业执法；意义；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6.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15-0196-01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orestry Law Enforcement Work

LI Liang-liang

（Qingshan Protection Agency of Songshan District of Jinzhou City in Liaoning Province，Jinzhou Liaoning 121219）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orestry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were introduced.Existing problems of forestry law enforcement were analyzed.Countermeasures of forestry law enforcement work were put forward，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forestry law enforcement.

Key words forestry law enforcement；significance；problems；countermeasures

林业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生态建设最根本、最长期的措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奢望，已成为民生的头等大事。在可持续发展中，林业负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林业负有首要地位。不断地推进林业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加大执法力度，强化资源保护。

1 林业行政执法的含义及意义

1.1 林业行政执法的含义

林业行政执法指的是依照林业法律、法规、规章开展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活动，并依法对违法者进行处理。既包括对实施各项法律规范的具体行为的管理和监督，也包括对违反林业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进行依法处理。

1.2 林业行政执法的意义

一是加强林业行政执法是坚持依法治林方针的基本要求；二是加强林业行政执法是林权制度改革的前提；三是加强林业行政执法是巩固改革成果，促进林业的健康发展的保证。

2 林业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2.1 犯罪认定和量刑标准过低

目前，我国对森林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不一，一般认为森林犯罪包括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以及一些非法收购、运输、加工林木等，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才构成犯罪，但是对于“情节严重”的标准却规定不一。

2.2 缺乏必要的强制执行权力和手段

目前，虽然有法律法规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但是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还没有统一的行政执行法。在执法过程中，由于没有一定的权力和手段，使得经常出现干扰执法或暴力抗拒执法等行为，不仅造成执法工作效率低下，还威胁到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

2.3 执法队伍素质偏低

由于林业工作的范围广、战线长，且执法的客体量大、关系复杂，造成执法的工作量非常大。因此，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高低会直接影响执法的效果。但是执法队伍庞大，执法人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对执法内容、执法程序等不熟悉，影响了执法办案质量[1-2]。

2.4 行政执法机关权责不明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相互协调配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但是受体制、立法等各方面的影响，使得一些执法部门的职能相互交叉，且权责划分不明。在出现问题时，执法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出现执法空白。

2.5 经费投入不足

在林业行政执法过程中，经费投入不足会影响执法效果。一是导致执法行为的趋利性较强。一些执法单位会将罚款充当经费，造成“以罚养队”“以罚代管”“以罚代法”，出现很多执法单位都去争抢某些有利益性的案件。有的甚至会乱收乱罚，“搭车收费”、强行摊派，有的甚至为了小集体或个人利益不惜损害或牺牲群众利益。二是影响基层林业行政执法工作的进行。开展各项工作都需要经费的支持，因此若经费不能保证就会使林业行政执法改革进程速度减慢[3-4]。

3 对策

3.1 统一森林犯罪的标准

在不违反刑法定罪量刑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统一规定相似犯罪的认定标准，并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方面可以通过警告、罚款等措施保护森林资源；另一方面，应该加大惩罚力度，坚决不姑息纵容森林犯罪行为。

3.2 整合林业行政执法力量，实行林业行政综合执法

为了解决林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执法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综合执法。同时，选拔一批专业知识强、业务能力好的高素质执法人员加入林业行政执法机构，加大办案装备投入，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5-6]。

3.3 强化培训和教育，提高林业行政综合执法能力和水平

加大对林业行政综合执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力度，定期开展业务知识培训及体能训练，提高执法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法制意识，提升其整体素质[7]。同时，执法人员要廉洁自律，建立廉政档案，保证林业执法过程中无违法行为。

4 结语

林业执法是保障我国森林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是为我国能够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措施，更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推动作用，目的就是希望我国的林业资源得到保护，避免牺牲后代利益进行经济建设。

5 参考文献

[1] 顾向一.论我国林业行政执法现存问题及其对策[C]//林业、森林与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研究：2004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第一册.重庆：2004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2004：4.

[2] 金霞.加强林业行政执法问题初探[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154-156.

[3] 李相利.浅析云南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之立法研究[J].中国市场，2012（10）：77-78.

[4] 李雨，李卫忠.森林资源的法律保护[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0（5）：224-228.

[5] 肖红缨.对规范林业行政执法工作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2011（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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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的现状已不必赘述，由此而产生的系列反应，例如环境司法专门化呼声，最新《环境保护法》建立的按日计罚、环境公益诉讼等新制度、新规范，以及诸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的修改与拟订，无一不呼吁专业化、高素质的环境法学人才，事实上，一个专业水平极高的民庭法官，或许并不知道如何判决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因此环境法教学在今天，应该提至与民法、刑法平等的地位，它值得用同等的关注与精力去对待。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环境法教学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新兴学科，不受重视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在我国设立较晚，且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现状，往往作为凑学分的选修课。直至2007年，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会上通过了法学学科核心课程共16门，才将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纳入法学核心课程。然而即便如此，仍有许多高校未将其作为核心课程对待。直至今天，环境法仍被教师和学生忽视。

(二)内容庞杂，不易掌控

环境法教学不如刑法学那样具有极为严谨封闭的体系，其内容庞杂，囊括的单行法及相关规范条例多达几十部，涉及领域上及太空、天空，下至土壤、河海，既管环境污染又管资源保护，垃圾、噪声、农药、森林、草原、动物、植物……方方面面。因此在授课中，老师难于掌控教学内容，学生也容易迷惑，找不到重点。

(三)师资薄弱，地位尴尬

由于环境法新兴不久，且学科较为边沿，在高校法学本科教育中，往往是非环境法学专业的教师上环境法课，缺乏专业性，讲述难免干涩片面，不利于教学效果。加之环境法在司法考试中所占比分极少，最多6分左右，在当今大学生应试化、功利化学习的背景下，环境法教学的地位可想而知。此外，环境法由于课程性质，往往设置在第6、7学期，恰逢学生们疯狂准备司法考试和研究生考试的阶段，更加不利于课堂效果，甚至频频出现缺课现象。

(四)社会与实践意义巨大

尽管其现状堪忧，可其实环境法教学的社会与实践意义却不容忽视，甚至在某些方面，其社会意义超越了其他任何一门课程。前文已述，由于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导致的系列反应，社会已经急需懂得环境法知识的法学人才。此外，环境与人类息息相关，与每一位法学学生息息相关。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我们的健康、发展，乃至生存。因此，环境法教学天然地具有社会和实践意义。

二、地区真实环境案例及现状分析教学法的可行性与意义分析

(一)可行性分析

首先，各地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日益恶劣，环境案例颇多，可供课堂使用的案例资源十分丰富。以湖南省为例，今年以来，全省环保系统共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6起，刑事拘留6人;截止5月底，全省共责令停止建设企业177家，责令停产企业912家，责令限期改正或限期治理企业630家，关停取缔349家，处罚违法企业270家，实施查封扣押39起。典型案例也数不胜数，如湘潭市蔡某违法生产有毒物质案;郴州市无证炼烟致害案;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非法偷猎案等等。其次，各地区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本地区环境与资源现状值得放在课堂中，以引起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和本地区环境资源的关注。以湖南省为例，湘江水污染、浏阳镉污染、长沙雾霾、“镉”米泛滥、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及其污染。诸如此类事件或现状，大家耳熟能详，而湖南境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保有量等同样能引起学生关心。具体在各市县，如永州的潇水河流域保护，永州的阳明山、舜皇山、九嶷山等国家级森林公园，其中舜皇山内有巨蜥、穿山甲等珍贵稀有野生动物。作为永州当地高校，完全可以将这些环境资源现状运用于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法等章节内容的课堂。总之，各地有其独特的环境资源现状，也不乏典型的案例或者事件，或好或坏都能为课堂所用。

(二)意义分析

1．丰富课堂教学。

环境法教学容易陷于枯燥乏味，不痛不痒，而大量鲜活的、身边的案例、事件、现状，可以丰富课堂教学。2．引起学生兴趣。本地区真实环境资源案例或现状，以其本地亲切感和天然的吸引力，以实现课堂参与度的最大化和最优化。3．促进教学理念改革。课堂中切入当地环境污染案件，在讲解知识过程中结合本地环境资源现状，不仅能鲜活课堂，还能使学生从被迫接受知识，转化为“我想知道我们省的环境资源现状。”并激发学生们思考，“怎样改善呢?”“如何维持良好现状呢?”除此之外，也培养学生们学以致用、关心身边具体事件、踏实务实的习惯。

4．最大限度实现环境法学科设置目的。

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改革，能突破环境法教学现状与困境，优化课堂效果，实现学科意义。

三、地区真实环境案例及现状分析在环境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前文已述，环境法教学在实践中遭遇很多困境，传统的教学方法之下，难以达到环境法学科建立的目的。寻求适当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建立在案例教学法之上的地区真实案例及现状分析法不仅切实可行，而且极具实践意义。而这一新奇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与一般的案例教学法有什么不同呢?其创新与独特之处表现在具体运用中，从案例的选择、案例的处理，到课后作业布置，地区真实案例教学法都有具体的要求。

(一)案例的选择

环境案例何其多，尤其伴随着“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各地查处、曝光的环境资源案例及事件风发泉涌，然而并非所有案例都能运用于环境法教学课堂，案例的甄选是教学的第一步。首先，最好选择本地发生的案例，如果有高校所在地附近发生的案例最好，这样能充分引起学生关注。其次，最好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湖南省湘潭建发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因超标排污，依法被按日连续处罚，这是湖南省首张按日计罚罚单，具有一定的意义。再次，案例应能引起共鸣，或有一定震撼效果，耳熟能详最好。例如浏阳镉污染案，湖南“镉”米事件等，此类事件能引起共鸣，具有一定的震撼效果。当然，如果本地区无符合条件的案例，而全国范围内有非常理想案例的情况下，应选择后者。最后，案例必须与课堂内容相关。

(二)案例的处理

环境法教学者普遍抱怨的一个问题是:环境法的案例太少了，不像民法、刑法那样，案例信手拈来，且非常利于结合课堂内容。于是传统教学中能运用到的相关案例普遍较为陈旧，有些甚至是20年前的案例，且案件较为繁琐，大都不能引起学生兴趣，丧失案例教学效果。事实上，在环境法教学中，大可不必秉持民法、刑法案例选择的标准，只要是与教学内容相关联，经过适当处理，便能为课堂所用。第一，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环境法领域的案例，往往涉及面非常广泛，甚至大家普遍关注的视角会掩盖其与环境的联系。例如今年8月份发生的天津港特大爆炸事件，大家普遍关注的是灾难的损害、原因、灾后重建及赔偿问题。可其实该案涉及有害化学品的管理与污染防治法，这属于环境法分论的教学内容。所以诸如此类的案例，经过适当语言处理，同样可以运用于环境法教学课堂。第二，巧妙设问，结合内容。设问是关键环节，例如天津爆炸案中，可以设问:危化品有没有特殊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呢?我国目前有无相关法律?从而引出知识，最后可结合所学，引导学生分析本案。第三，留有余味，启发思考。案例所折射的问题，是否启示了我国相关法律的不足呢?该案的处理与国外类似案件的处理相比较，有何启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课堂的最后，启发学生思考。

(三)课后作业的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