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论证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辩论论证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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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喘证的辨证；治法及预防调护

1辨证

喘证也常为某些疾病的主要症状之一，但一般来说，诊断并不甚难，但由于患者的体质、性别、年龄以及受邪性质、病位深浅、病程长短，邪正盛衰各不相同，因此在治疗中要特别注重辨证施治。

1.1辨寒热 寒热是辨别病邪性质在机体的反应，凡痰多稀薄，头痛恶寒，或兼恶寒发热，口不渴，苔白腻，脉浮滑此为寒证；凡喘而烦热、咽痛，口渴喜饮冷，痰黄稠粘，小便赤涩，或胸痛，舌质红，苔薄黄，脉数属热证。

1.2辨表里 表里主要是说明病位的浅深，喘证初起多兼恶寒、咳喘、无汗、口不渴、苔薄白，脉浮紧，即属表证；如表邪不解，出现喘促气粗，胸闷咯痰，甚至发热等，即属里证。

1.3辨虚实 虚实是指邪正盛衰对峙而言，虚证每见于体质赢瘦或慢性患者，虚证多见气怯难续，声低息短，动则为甚；又分肺虚和肾虚，肺虚是喘促短气、语言无力、咳声低微、神疲畏风，舌淡苔少，脉弱；肾虚多因喘促日久、呼多吸少、气不得续、动则喘甚、形瘦神疲，肾虚又分肾阳虚和肾阴虚，肾阳虚是喘而跗肿、畏寒肢冷、脉微细或沉弱；肾阴虚则喘咳咽痛，潮热面红、五心烦热，脉细数无力；总之，实证声高气粗、邪气雍盛、病程较短，发病急促以感受外邪为主；虚证则以病程迁延日久、脏腑受损严重。

2治法

中医治疗喘证，不拘一方一法，而是根据临床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种治疗方法。

2.1解表法 喘证初起兼有表证，当先疏邪解表，调和营卫，使邪从汗解，喘证多兼恶寒发热，头身疼痛，脉浮等，有汗用桂枝加杏子厚朴汤（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厚朴、杏仁）；无汗用小青龙汤（麻黄、桂枝、细辛、半夏、干姜、甘草、芍药、五味子）。

2.2清热法 喘而气粗，甚则鼻翼煽动，咳吐稠痰，口渴喜饮冷，胸闷烦躁或发热汗出，舌质红，苔黄，脉浮数，治以宣肺清热定喘，用麻杏石甘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可合定喘汤同用（白果、麻黄、桑皮、款冬花、半夏、苏子、杏仁、黄芩、甘草）。

2.3祛痰法 喘证素有脾虚生痰，痰浊上涌，表现为喘咳痰多，粘腻，胸中痞闷，甚则胸痛，或呕恶，舌苔白腻，脉滑，治宜化痰降气，用三子养亲汤（苏子、白芥子、莱菔子）合二陈汤（半夏、茯苓、甘草）加苍术、厚朴；痰多而涌，不得平卧，便结，用葶苈大枣泻肺汤（葶苈子、大枣）合苏子降气汤（苏子、半夏、甘草、肉桂、前胡、厚朴、当归、陈皮），若咳痰黄稠，量多，喘急面红，烦躁咽干，用泻白散（桑皮、地骨皮、甘草、粳米）加知母、黄芩、瓜蒌。

2.4补法 喘证日久，缠绵不断，即呈现虚证，可分为肺虚，肾虚，肾虚又分肾阳虚和肾阴虚。

2.4.1肺虚，喘促日久，咳声低弱，喘促短气，咽喉不利，口干面红，舌质淡红，脉软弱，动则喘甚，治宜益肺定喘，用参麦饮（人参、麦冬、五味子）加沙参、玉竹、贝母之类；若喘咳吐痰稀薄，时觉形寒肢冷，口不渴是肺虚有寒，治宜温肺散寒，用参麦饮去麦冬，加黄芪、桂枝、干姜、甘草；若食少便溏，气坠感为肺脾同病，治宜补脾养肺，益气升阳，用补中益气汤加减（炙黄芪、党参、白术、陈皮、炙甘草、茯苓、龙眼肉、大枣、醋柴胡）。

2.4.2肾虚喘促日久，呼多吸少，气不得续，动则喘甚，形瘦神疲；肾阳虚，喘而跗肿，形寒肢冷，脉微细或沉弱；肾阴虚，喘咳咽痛，面红烦躁，手足心热，脉微细，舌红。总的治法，是补肾纳气，阳虚用金匮肾气丸（熟地、淮山药、山茱萸、丹皮、泽泻、茯苓、肉桂、附子）合参蚧散（人参、蛤蚧）；阴虚用七味都气丸，即肾气丸去肉桂、附子、加五味子；若虚实夹杂，呈上实下虚之证，证见喘促胸闷，咳嗽痰多，动则尤甚，腰酸肢冷，汗出心悸，小便频数，舌苔腻，脉沉细或濡滑无力，治宜标本兼治，降气化痰，兼能益肾，用苏子降气汤加沉香纳气归肾。

2.5固脱法 本病到后期严重阶段，往往肺肾俱虚，心阳不振，以致喘逆加剧，持续不能缓解，面青唇紫，汗出如珠，心慌，动则心悸，烦躁不安，肢冷，脉浮大而散，乃阳气欲脱之象，治以扶阳固脱，镇摄肾气，用参附汤（人参、附子）送服黑锡丹4.5 g加蛤蚧粉1.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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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桥梁，它在完善知识结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和无可比拟的作用。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都需要以此来构建最完善的知识结构。我们作为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研究生，在诗歌研究中我们同样能寻找到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契合点。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转贴于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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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学课堂 政治课 辩论式学习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全国顺利推进，能产生实践效果的最终还是“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方法。建业外国语中学朱永仁校长践行教育改革，独创“五学”模式，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开发了自己潜在的才能，如表达能力、合作能力、表演能力等，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从而更加认真学习知识。在“五学”课堂中，教师通过互学和示学环节调动学生的参与性，用辩论式学习方法带动学生深入理解概念及内涵，通过课堂辩论，最终生成知识。笔者通过八年级政治课堂上的辩论式学习，总结以下注意事项：

一、辩论题目与生活实际相联系

辩论式学习方法中首先要确定辩题，辩题如何选择呢？八年级上册共四个单元，分别为“相亲相爱一家人”“师友结伴同行”“我们的朋友伴天下”及“交往艺术新思维”。教材中的事例和练习，贴近学生实际生活，辩论资源内容丰富，包括正文、插图、说明材料、名言警句、案例材料、思考练习等。为使辨题能激发学生思考和辩论的兴趣，辩题需有可争辩性、回答有不确定性，进而能激发学生辩论的兴趣。因此，确定辩论题目时，最好能和教学内容有一定联系，尤其是和教学中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有联系。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相亲相爱一家人”中，逆反心理是重要的知识点。逆反心理是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后多见的一个现象，逆反心理过重，会对自身及社会造成危害。为了让学生正确并理性看待逆反心理，从而顺利面对生活中与父母、老师产生的冲突情绪，辩论题目之一为“逆反心理利大于弊VS逆反心理弊大于利”，通过辩论，来培养自己理性看待逆反心理的能力，学会与父母、老师交流沟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因此，本学期辩论题目分单元进行，共有四个题目：逆反心理利大于弊VS逆反心理弊大于利；赏识教育能批评VS赏识教育不能批评；面对外来文化要坚决抵制VS面对外来文化要全面吸收；竞争比合作更有利于个人发展VS合作比竞争更有利于个人发展。

二、研究内容与重点难点相联系

哲学家波普尔认为：“正是问题激发我们去学习，去发展知识，去观察，去实践”。网络生活日益普及，据2011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了《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全国8700万上网人数中，4500万网民是青少年，4500万青少年中有1650万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占到了19%，网络聊天是许多青少年上网的主要内容，多数进入聊天室聊天的青少年大都没有固定的话题，这种散漫的聊天方式，容易影响青少年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注意力；计算机网络挤占了青少年读书和思考的时间；现实中存在不少青少年由于过度地迷恋、依赖电脑网络，沉湎于网络之中，正常学习、生活秩序遭受破坏，学习时间无精打采，学习成绩下降，有的甚至厌学、逃学、辍学。

为使青少年了解网络交往的特点及利弊，能分析上网成瘾的心理因素，在“网络交往新空间”一课中，我把辩题设定为：网络对中学生影响利大于弊VS网络对中学生影响弊大于利。通过辩论，学生对上网有清醒的认识，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合理分配时间，用科学的态度上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正确选择网上信息，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影响。

三、团队合作与教师指导相结合

辩题确定后，由班里各团队抽签选择正反方，辩论式学习要求学生在辩论中团结合作，互相配合，而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和辩论中又需要学生分工负责，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因此，在组织辩论的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做好分工，各负其责，在辩论中又要团结一致，整体作战。

政治教师要结合政治教材的内容，针对辩题，搜集整理资料，数据、名人名言、身边的时事新闻等作为论据，分析现实社会及生活中活生生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或事例，尤其是要善于将当今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时政热点与书本中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生动、形象地相结合起来。通过准备辩论的过程，使学生背记重点难点，最终生成知识。教师不仅要重视学生在辩论中学到了什么知识，提高了什么能力，更重要的是要重视组织辩论的过程，要为学生提供方法指导，让学生学会收集、分析、归纳、整理材料，掌握一定的辩论技巧，提高文字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四、全员参与与现场调控相结合

哲学家波普尔认为：“正是问题激发我们去学习，去发展知识，去观察，去实践”。在教学中，采用辩论式教学形式，激发学生辩论兴趣，把学生放在教学的主置，倡导主动的多样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的思想、意志、情感和行为方式得到同样的尊重，给予学生足够的展示自己才华、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机会。辩题的确定与准备需要全班同学参与，只是分工不同，让学生成为积极、主动的求知者。

辩论式学习中，全员参与的同时，需要老师的现场调控。学生在最初的辩论中会稍显兴奋，而滔滔不绝或者语言攻击，辩论时间不能有效控制，实际辩论中经常出现如跑题、语言攻击、超时等影响辩论正常进行的现象，教师要及时引导，保证学习活动顺利进行。因此，在以辩论形式进行的教学活动中，我们要充分尊重学生、信任学生，给学生以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和自主学习时间、空间，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适时提供帮助、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能放任不管，不仅关注学生的辩论内容，更要引导和调控学生的思辨能力。

总之，在建业“五学”课堂中，辩论式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促进了学生的良好品德的养成。课堂教学中民主的氛围，教会了学生尊重他人，团结他人，学会合作与竞争，产生时间效率观念，有利于学生社会化的发展。“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辩越清”，辩论式学习冲破了传统的教学样式，给学生尽情表达、积极参与决策、自觉参加活动的机会，同时也为学生提高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组织能力等社会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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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担保法》第20条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据此，当主债务上附有抗辩权时，保证人就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抗辩权。然而该条未提及当债务人享有的不是抗辩权，而是事实抗辩或是形成权时，保证人能否向债权人行使这一权利，导致适用范围上的争议。对此作一认真探讨实为必要。

设甲向乙订货，丙作为甲的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丙履行保证债务之前，丙得知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系乙胁迫所为，依法可予撤销，则：(1)乙向甲要求履行合同，而甲(向法院)诉请撤销合同，后来乙就向丙要求履行保证责任，丙是否可以拒绝履行？(2)若乙在甲行使撤销权之前请求丙履行保证债务，丙能否拒绝履行？(3)若丙得知甲对乙有到期债权可供抵销，在甲未行使抵销权之前，丙能否在相应范围内拒绝向乙履行保证债务？

在上例中，问题(1)涉及的是事实抗辩(甲向乙主张撤销其意思表示导致合同归于不存在，从而取得给付义务不存在的抗辩)，问题(2)和(3)涉及的是形成权(甲拥有的撤销权和抵销权均为形成权)。而依传统民法之通说，抗辩权和形成权并不相同，前者指的是妨碍请求权行使的权利，后者则是指能够消灭请求权的权利；抗辩权和事实抗辩也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权利被妨碍的抗辩，后者指的是权利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的抗辩。如此看来，若严格依据语义解释，只规定了抗辩权的《担保法》第20条第1句对于上述情形似乎并无适用之余地，除非运用某种法律解释方法对其进行解释——“举轻明重”。

二、举轻明重——源自《唐律》的法律解释方法

《唐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所谓举重明轻，指的是如果律文中更重的情节都未入罪，那么情节轻的行为更不应入罪。所谓举轻明重，则指如果律文中规定的更轻的情节都已入罪，情节重的行为就更应入罪。[1]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的运用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对需要规范调整却法无明文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不过在刑事领域，因其分寸难以掌握，在罪刑法定和保障人权等原则的要求下，现代刑法一般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而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唐律中“出罪时举重明轻”的方法也就常在为被告人辩护时得以运用，相反，“入罪时举轻明重”的方法则极少被运用。[2]

举轻明重和举重明轻的方法，本质上是逻辑学在法律领域的运用，因而在私法上也不乏其踪影。在法律解释理论中，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被冠之以当然解释或者当然论证(argumentum a fortiori)，在论证中体现为“尚且……当然”或近似句式。[3]如果“某事实较之法律所定者，更有适用该法规之理由”，就可以根据法律所定的情节，当然地推定该更应适用之情节的性质。“如法律规定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愿负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则行为人具有故意者，当然更应负损害赔偿责任。”[4]罗马法上“四足动物”作为一个经典的法律解释学案例，[5]放到中国的语境下，也是“举轻明重”之理。

关于举重明轻，德国民法实务上早有运用：例如在BGHZ6．290一案，德国联邦法院认为，合法征收尚且(sogar)应予补偿(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三项)，在客观违法征收的情形当然(ers recht)更予以补偿。又如，在拍卖场举手给朋友打招呼的行为是否应理解为应买的意思表示，拉伦茨教授认为“非诚意之意思表示，如预期其诚意之欠缺，不致为人所误解者，其意思表示无效”之规定，可作为否定此项举手为有效意思表示的依据。既然尚欠缺意思表示的非诚意表示尚且无效，在不具表示意识之情形，当然更属无效。[6]

关于举轻明重，我国民事审判实务中有这样一则案例：在“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诉常熟市阪本大金电器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侵权案”的终审判决书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导致该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属于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根据举轻明重的法律逻辑，阪本大金公司复制、翻译、摹仿上海日立公司的‘海立’和‘HIGHLY’驰名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上海日立公司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理应属于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7]

三、请求权效力受阻的层次化现象与举轻明重原则

(一)举轻明重的适用前提是适用对象与参照物之间存在要件与效力上的递进关系

由于当然解释包括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方向，因此在适用时，应首先确定解释的方向，这方向就是法律规定的目的。“然仅就外部份量观察，不得即为当然解释，应就法规目的以决定之。”[8]如果法律规定“禁止牛马通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运力过重损坏路面，那么基于保护路面不被重物损害的目的，比牛马更重的大象自然不能通行。相反，三轮车载着高如山堆的塑料泡沫意图通行，尽管其体积远大于牛马，但在对路面的影响上并不会比牛马严重，因此可以通行。因此在运用当然解释时，必须严格限定参照法条的目的；限定了参照法条的目的，也就可以保证“举轻明重”不至于造成对法条的曲解和滥用。

在此，不妨称法律所举之“轻”为参照物，法律意欲明之“重”为适用对象。关于何者为轻，何者为重，王泽鉴先生指出，所谓“重”者，指其法律要件较宽或法律效果较广，而所谓“轻”者，指其法律要件较严，法律效果较狭。[9]既然是举轻以明重，那么就要求适用对象在法律要件上较参照物更宽，在法律效果上较参照物更广。

《担保法》第20条第1句的目的在于维护保证人的权益，使其避免承担超过主债务人债务的负担，并以抗辩权这种自力救济的方式在相应范围内有拒绝履行的权利。基于这一目的，当债权人的请求权上附有抗辩权(参照物)时，保证人尚且可以据该抗辩权以拒绝履行，那么当债权人的请求权根本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或者附有比抗辩权更强的消极权利(适用对象)时，保证人就更可以拒绝履行。当然，上述推理的逻辑前提在于主债务人的形成权或事实抗辩对于债权人请求权的效力比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对债权人请求权的效力更强；换句话说，一项附有形成权或事实抗辩的请求权的“瑕疵”，要比一项附有抗辩权的请求权的“瑕疵”更严重。下面的分析将证明这一前提的存在。

(二)请求权效力受阻的层次化现象

对于请求权而言，抗辩、抗辩权和形成权都是能够减损其效力的概念。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学说上可谓错综复杂——抗辩和抗辩权时常处于被混用的状态，抗辩权和形成权的关系也不能说有定论——但就本文而言，重要的是三者对于请求权效力轻重的递进关系。

1．抗辩权对于请求权的效力

首先是关于抗辩权对于请求权的效力。通说认为，抗辩权是请求权的反对权，其效力在于妨碍请求权的实现，这既是抗辩权的定义，也是对抗辩权效力的描述。[10]尽管学界还有部分观点认为抗辩权中的永久性抗辩权(譬如消灭时效抗辩权)具有消灭请求权的效力，但这一观点经不住逻辑推敲，已被当代主流所抛弃。[11]主流观点认为，抗辩权并不具有消灭请求权的效力，而仅仅具有永久或暂时妨碍请求权的作用。

关于抗辩权的效力，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分清抗辩权主张之前与主张之后的效力，即区分“附抗辩权的债权”和“已被抗辩权阻碍的债权”。本来按照抗辩权的效力逻辑，抗辩权必须待抗辩权人主张方产生效力，在主张抗辩权之前，单纯附有一项抗辩权的请求权在效力上是没有任何减损的。举时效为例，按照法律规定，消灭时效的经过使债务人享有一项抗辩权，因此已过消灭时效的债权可以说是“附抗辩权的债权”，直到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时，该债务方才成为“已被抗辩权阻碍的债权”。如果借用法国法系仍常用的术语“自然债务”和英美法系倾向于使用的术语“可强制执行性”的话，那么上述推论则相应成为：已过时效的债务在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之前尚为法定债务，直到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之后方为自然债务；已经完成时效的债务在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之前尚为可强制执行的债务(完全债务)，直到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之后方丧失可强制执行性(沦为不完全债务)。然而这个简单和明显的推论并没有被《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所贯彻，这由后来的民法教科书就可看出。无论是德国法系其他国家、法国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抑或我国台湾、大陆的大量教科书，在讲到不完全债务、自然债务、可强制执行性时，均直接以“已完成消灭时效的债务”作为典型，从未将术语精确到“因超过时效期间而被主张时效抗辩的债务”。[12]对于这种将附抗辩权的债权直接归入自然债务或者不得强制执行之债权的观点，除了德国民法学者雅尔曾于1964年著文提出反对外，[13]意大利法官恺撒米拉拜利、包括德国当代法学家莱茵哈德齐默曼在内的欧洲合同法委员会也都提出了批评。他们正确地指出，超过消灭时效的债权界定为一项自然债务是不正确的。毕竟，只要债务人不提出时效抗辩权主张，债权人的债权仍然具有可强制执行性。[14]

2．抗辩对于请求权的效力

这里讲的抗辩指的是狭义上的抗辩，即事实抗辩，不包括抗辩权在内。在狭义上，抗辩专指两种情形，即请求权不存在的抗辩和请求权已消灭的抗辩。例如，被告在订约时无行为能力，且该被告之法定人不予追认该合同的效力，因此当原告诉请被告按约履行时，被告可以合同无效为由主张权利未发生的抗辩；又如，被告对某个有争议的债权业已清偿，在原告诉请偿还债务之时，被告可以债务业已清偿为由主张权利消灭的抗辩。

抗辩一旦被主张，作为其效力对象的请求权就即刻被“揭穿真面目”：根本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因此当一项请求权已经存在对方可据以抗辩的瑕疵时，这项请求权的正当性是有问题的，如果义务人没有注意到该抗辩事实而为给付，事后也可以请求依不当得利返还，因为请求权人的权利根本不存在!从这一点上看，抗辩对于请求权的效力无疑要比抗辩权要大得多。抗辩权对于请求权仅有妨碍其实现的作用，就像是木桩一样，能够阻挡飞来的箭，但并不使箭消失；抗辩则是金盾，请求权这支箭遇之则断。

3．形成权对于请求权的效力

第三个需要甄别的是形成权对请求权的效力。在以权利效力构建的权利谱系中，与抗辩权最为相似的莫过于形成权。1903年即《德国民法典》生效三年之际，泽克尔(Seck-el)发表了关于形成权(Gestaltungsrecht)的学说。他认为，形成权是一个新的权利类型，是一项独立的主观私法权利。[15]泽克尔的这一发现被学界认为是解决了既有权利范畴所不能包含的权利形态之归属问题，扩张了权利的范畴，进一步完善了权利的谱系，是一项“法学上的发现”。[16]形成权概念被提出后，迅速被当时的法学界所接受。发展至今，学说上一致认为，它是指依单方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17]

既然形成权的效力能够确立、变更或者消灭法律关系，自然就能够消灭构成法律关系之要素的请求权。所以，尽管它和抗辩权有些相类似，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有区别，一项形成权的行使具有消灭权利的效力，而一项抗辩权的行使仅仅产生阻碍请求权的效力。[18]总而言之，形成权对请求权的威慑力也大于抗辩权对请求权的威慑力。

那么形成权与抗辩相比如何呢？显然，形成权虽然具有能够消灭请求权的效力，但其前提在于形成权人主张形成权。和抗辩权一样，在研究形成权对请求权的效力时，必须区分“附有形成权的请求权”和“已被主张了形成权的请求权”两组概念。形成权既为权利，就有被放弃的可能，当事人可能主张也可能不主张，如抵销权、撤销权，在当事人主张之前，形成权对请求权的效力是“隐而不发”，尽管有减损请求权效力的担忧，但只要义务人一日不主张形成权，权利人的请求权效力就一日不减损。[19]如果义务人不主张其享有的形成权而为给付的话，事后不得依不当得利要求返还。从这一点上看，形成权对于请求权的威慑力自然也比不过抗辩。

由上观之，抗辩权、形成权和抗辩这三个对抗武器对于请求权的效力存在递进关系。抗辩权对请求权的影响最弱，形成权次之，抗辩最强。换句话说，当一个请求权上附有抗辩权、或形成权、或抗辩时，其瑕疵程度是由轻到重而变化的。

四、举轻明重原则对《担保法》第20条的具体应用

《担保法》第20条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

由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如果主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抗辩权，其效力自应及于保证人，否则，势必使保证债务的强度超出主债务，违背保证之从属性。故自罗马法以来，各国立法例均有明确规定。[20]同时，保证人不因主债务人放弃(无论明示或默示)抗辩权而丧失抗辩权，对此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我国担保法也都有明确规定。[21]我国司法实务亦贯彻这一规定。如果主债务人缺席诉讼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主债务人于诉讼前曾主张过抗辩权，那么就表示主债务人放弃对债权人的抗辩权。但是这种放弃并不影响保证人依法享有主债务人的抗辩权。例如在“香港新建业有限公司等诉上海新建业有限公司等欠款担保纠纷案”中，最高法院经审理认为伟成公司(主债务人)虽然提起了上诉，但由于其无故不到庭参加诉讼，按其撤回上诉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0条第1款即“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的规定，上海新建业公司(保证人)对于伟成公司是否有欠款、欠款多少依然享有抗辩权。[2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债权人的请求权附有抗辩权(而不必是主债务人已经向债权人主张了抗辩权)，保证人就有抗辩权，从而有权拒绝给付。

回到文首的案例。于问题(1)，关于保证人是否可就一项已经被主债务人撤销了的债务拒绝给付。甲既已向乙提出了撤销合同的主张，其债务就因此而消灭，乙对甲的请求权就成为了一项附有抗辩的请求权。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尽管《担保法》第20条只对“因主债务人的抗辩权而享有的抗辩权”作了规定，而不涉及因主债务人的抗辩而享有的其他抗辩，但依据举轻明重的原理，毫无疑问可以得出“因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尚且享有抗辩权，因主债务人的抗辩就更享有抗辩权”的结论。何况，债权人之所以能够向保证人提出请求，依据的是保证债权，确切地说，是保证债权中的请求权。而保证债权以主债权的范围为准，[23]如果主债权本身并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保证债权自然也就不存在或者已经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需要规定“主债务人所有之抗辩，保证人得主张之”，一样能得出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之抗辩的结论。保证人能够据以拒绝给付的抗辩事由，包括主债务上存在权利不发生的抗辩，诸如主债务因违法、无行为能力等；也包括权利消灭的抗辩，即主债务虽曾有效发生，但因清偿、抵销、解除或其他原因已消灭时，保证人亦有权据以主张抗辩权。值得说明的是，瑞士、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对保证人行使从属性抗辩权还增加了善意的要求，即在保证人明知主债务因错误或行为能力欠缺而有瑕疵仍为保证的情况下，否定保证人的从属性抗辩权，保证人仍应独立承担责任。[24]我国《担保法》没有这样的规定。

于问题(2)，关于保证人是否可就主债务人享有的形成权而拒绝给付。同样，依据举轻明重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因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尚且享有抗辩权，因主债务人的形成权就更享有抗辩权”的结论。主债务人甲尽管尚未向债权人乙主张撤销权，但是乙的这项请求权已经是附有撤销权的请求权，其瑕疵比一项附有抗辩权的请求权要严重，作为从属债务人的保证人丙当然有权拒绝履行保证债务。不过，因撤销权有除斥期间的限制，所以保证人的这项抗辩权仅仅只是暂时性抗辩权，当甲的撤销权除斥期间经过，丙的抗辩权也就随即消灭。实际上，德国民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是有明文规定的。《德国民法典》第770条第1款规定：“只要主债务人享有撤销作为其债务的基础的法律行为的权利，保证人即可以拒绝向债权人清偿。”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2条规定：“主债务人就其债之发生原因之法律行为有撤销权者，保证人对于债权人，得拒绝清偿。”通过举轻明重原理的运用，我们看到，即便没有像台湾地区民法第742条这样的规定，《担保法》第20条同样也能解决问题。

最后分析一下问题(3)，关于主债务人有对债权人到期债权可供抵销时，保证人是否能够拒绝给付。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界都曾对“当主债务人对债权人有债权可供抵销时，保证人可否据以向债权人主张抵销”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针对保证人得否主张主债务人的抵销权，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抗辩权说”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既然主债务人有到期债权可抵销，保证人就有先诉抗辩权，为免诉讼上的循环，应当认可保证人的抵销权；同时，从“抗辩”的广义解释，也能推导出任何主债务人的抗辩均可由保证人行使之，包括抵销在内。[25]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之。[26]“否定说”认为，赋予保证人有权直接行使主债务人的抵销权，无异于对主债务人行使权利之自由的侵害。[27]“抗辩权说”作为前两种意见的折衷，认为在不能确定主债务人是否行使抵销权时，赋予保证人暂时性拒绝给付的权利(即抗辩权)，既可避免保证人无终局给付义务而仍须先为给付的不利后果，也可以避免“越俎代庖”，对主债务人的权利自由构成侵害。[28]德国民法典采之。[29]

笔者认为，“抗辩权说”较为合理。尽管拉伦茨教授等学者所持的“否定说”有一定道理：主债务人有形成权的，若要类推适用德国民法第770条第1款的规定，必须具备与撤销权相同的特性，亦即，第一，其行使受短期除斥期间限制；第二，其发生源自于债务本身的瑕疵事由；而抵销权不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不具有类推适用的基础，故主债务人有抵销权的情形，保证人不能享有抗辩权。[30]但是，这一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我国《担保法》第20条。首先，我国《担保法》并没有像德国民法那样在“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抗辩权”之一般规则之外，还特别设置一条“主债务有可撤销的事由时，保证人亦享有抗辩权”，这就意味着抵销权并不需要比照撤销权来决定其是否获得适用资格，只需要比照抗辩权即可。抗辩权也同样没有短期除斥期间的限制，而撤销权、抵销权对于请求权效力的影响，都比抗辩权重，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尚且可以作为保证人抗辩权的依据，主债务人的形成权当然也可以，这完全符合举轻明重的原理；其次，以“抵销权之发生并非源自债务本身的瑕疵事由”从而否定保证人在主债务可抵销情形下的抗辩权的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理由在于，即便是作为参照物的抗辩权，其发生也不一定是源自于债务本身的瑕疵。以同时履行抗辩权为例，为了维持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权利属性，德国的主流学说反对“统一的交换请求权说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理论基础”，而强调“双务合同的牵连性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在双务合同当事人各自的请求权相互独立，一方的请求权并不以另一方的请求权为发生前提。否则，若采“统一的交换请求说”，即强调绝对的牵连性，以一方的请求权得以履行作为另一方请求权被实现的前提的话，“同时履行抗辩权”就不再是抗辩权，而被曲解为一项事实抗辩了。[31]既然债权人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并不妨碍对方请求权的发生，也就不能说对方请求权自身有什么瑕疵。实际上，同时履行抗辩权不过是化解债务人履约风险的立法技术的产物。既然抗辩权的发生也并非一定源自于债务本身的瑕疵，那么质疑《德国民法典》第770条和我国《担保法》第20条对抵销权的适用，就形同于质疑这些规范本身，但显然，“否定说”论者是支持上述规范的。

综上，尽管是否行使形成权以结束债权系债务人意思自由，保证人无权擅自行使债务人享有的形成权，但是按照举轻明重的原理，保证人却可以在债务人就是否行使其形成权之前暂时拒绝履行保证债务，即享有抗辩权。

结语

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社会现象都作出具体规定，故在立法时必然要对具体行为模式进行抽象，在适用法律时再对抽象的条文规定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解释。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既是立法技术，也是法律解释方法。运用这一技术和方法，使既有的法律规定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达到弥补所谓“法律漏洞”的效果。赋予保证人以主债务人的抗辩权，无非是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避免保证人承担超过主债务负担的债务。在主债务人享有抗辩权的情况下，保证人尚且能向债权人主张抗辩权，那么在主债务人享有形成权、事实抗辩等比抗辩权更具“威慑力”的事由时，保证人当然有权向债权人主张抗辩权。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民法典》第770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4条、第742－1条的规定百密一疏，我国《担保法》第20条的规定却因粗放型的立法技术意外地更具优越性，从而更适应复杂社会关系的需要。 注释:

[1]见《名律例断罪无正条》(总第50条)。其中关于举重明轻，唐律疏文举例曰：“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关于举轻明重，疏文也有举例：“按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86页；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2]“在唐时，就有人呼吁改革”，但“终唐一世，此原则一直在用”。李广成：“《唐律疏议》的法律解释方法论析”，载《求索》2006年第4期，第117页。

[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344页。

[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5]罗马法规定动物饲养人要为四足动物造成的损失承担严格责任，那么从非洲引进的两脚的鸵鸟造成的损害，是否同样适用？罗马法学家给予的答案是肯定的。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7]见“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诉常熟市阪本大金电器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侵权案”，(2004)皖民三终字第19号。

[8]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51页。

[9]同注[4]引书，第7页。

[10]伯纳德温德沙伊德、西奥多基坡：《潘德克吞教科书》(Bernhard．Windscheid＆Theodor．Kipp．Lehrbuch desPandektenrechts．9 Aufl．，Frankfurt：Rütten＆Loening，1906，S．207)；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李功国：《民法本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11]以典型的永久性抗辩权——消灭时效抗辩权为例，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德国学者施洛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极力主张消灭时效具有消灭请求权的效力，但这一观点抹煞了抗辩权与形成权的界限，埋没了消灭时效应有的价值诉求，被诸多学者所批驳，例如罗特赫伯特：《民法上的抗辩权》［Roth．Herbert：Die Einrede desbürgerlicher Rechts，München：Beck，1988．11－12，p．38－40；OLE，LANDO，etc：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Part III)，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202］。施洛瑟的观点参见彼得施洛瑟：《永久抗辩及补偿关系》［Perer．Schlosser：Peremptorische Einrede und Ausgleichszusammenhnge，JZ，1966(13)，p．428－429］。

[1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3]刚瑟雅尔：《民法的抗辩》［Günther．Jahr，Die Einrede des bürgerlicher Rechts，Juristische Schulung，1964，(3)，S．296］。

[14]［意］恺撒米拉拜利：“自然之债”，载杨振山、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奥勒兰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Ole．Lando，etc：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Part III)，Hague/London/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204］；莱茵哈德齐默曼：《债法》(Reinhard 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769)。

[15]同注[12]引书，第10页。

[16]汪渊智：“形成权理论初探”，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第94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7]［德］卡尔拉伦茨、曼弗瑞德沃尔夫：“德国民法中的形成权”，孙宪忠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第491页；汪渊智：《民法总论问题新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

[18]同注[13]引书，第193页；［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徐建国、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19]形成权虽然足以消灭权利，但必行使之后始生消灭之效果，因此与权利不发生之抗辩和权利消灭之抗辩(二者合称事实抗辩)有别；形成权之行使能够消灭债权人的权利，因此与仅有拒绝给付效力的抗辩权不同。戴修瓒：《民法债编各论》，何佳馨、杨艳点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注2。相同的观点见尹腊梅：《民事抗辩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第195页。

[20]参见《普鲁士邦法》第一部第十四章第310条、《德国民法典》第768条、《瑞士债法》第506条、《法国民法典》第2036条、《意大利民法》第1927条、《苏俄民法》第245条，等等。

[21]例如，《德国民法典》第768条第2款规定：“保证人不因主债务人放弃抗辩权而丧失抗辩权”；台湾地区“民法”第742条第2项规定：“即使主债务人抛弃其抗辩权，保证人仍得主张之。”

[22]见“香港新建业有限公司等诉上海新建业有限公司等欠款担保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四终字第13号。

[23]《德国民法典》第767条第1款第1句明确规定：“保证人的义务以主债务人的现状为标准。”

[24]见《瑞士债法》第23条、《法国民法典》第2012条第2项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3条。

[25]持此见解者主要有史尚宽、郑玉波和王泽鉴等学者。见史尚宽：《民法债编各论》，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908页；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841页。

[26]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立法上采之。《日本民法》第457条第2项规定：“保证人可以通过主债务人的债权，以抵销对抗债权人。”台湾地区民法第742－1条规定：“保证人得以主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之债权，主张抵销。”该条系台湾立法机关为了杜绝争议而于1999年债法修订时增设。

[27]拉伦茨、戴修瓒等学者采此见解。例如戴修瓒先生认为，与抗辩不同的是，所有的形成权，包括撤销权、抵销权和解除权，是否行使乃主债务人本人的权利，若保证人亦得行使，未免干涉主债务之权利自由；须有法律明确规定，保证人方能行使主债务人的形成权，或方能据以抗辩。戴修瓒：《民法债编各论》，何佳馨、杨艳点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此外，关于对台湾地区民法第742－1条的批判，还可以参见杨淑文：“论连带保证与连带债务——‘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一五号民事判决评释”，载中国台湾《法学杂志》第25期，第23页。

[28]德国学者持“抗辩权说”意见者众多。阮芳：《民法上抗辩权之研究》，中国台湾政治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5页。此外，《德国民法典》第770条第2款(“只要债权人可因抵销债务人的到期债权而受清偿，保证人即有同样的权能”)、《瑞士债法典》第121条(“主债务人有权对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抵销的，担保人可以拒绝向债权人履行”)也都采用的是抗辩权主义。

[29]《德国民法典》第770条第2款规定：“只要债权人可因抵销债务人的到期债权而受清偿，保证人即有同样的权能。”该款所称“同样的权能”是指与第770条第1款之“可以拒绝向债权人清偿”同样的权利，即抗辩权。——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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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法学理论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工作繁忙,我们对法学理论研究,局限于就案论案,遇到有关问题现找资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略了案与案之间的融会贯通,对涉及的法律问题,缺乏抽象性的理论思维。因此,需要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法律论证时,就不能对所运用的法学理论深入展开,不能全方位、深层次的分析论证问题,缺乏严谨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要改变这种状况,实现法学理论的综合提高,一是加强法学理论学习,鼓励法学学历再教育;二是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在机关的司法实践中,加强可行性论证,又要把出现的问题和经验进行及时的预见和总结,实现理论与实践互动,做到边学边用,学以致用。

二、细化公诉实务

1.制作阅卷笔录,要求把预审卷宗重大涉及定罪量刑的所有事实和证据全面反映出来,对于同类证据要特别注意将矛盾和不一致的细节记录下来。

2.案件审结报告,不仅要提出论证意见,还应当将对全案审查工作作出总结,对需要说明的问题作出解释,不仅要列明定案的证据,还要对这些证据的证明力进行系统分析,对单一证据可采取程序,做到心中有数,并最终确定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据。

3.书制作要求格式规范,必备要素齐全,符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文书格式(样本)》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2条规定指控事实准确、完整、表述要求精练,线索要求清晰。在事实部分之后,准确写明证据的名称、种类;理由概括、精练、定性准确,运用法律条款必须全部列明,特别注意总则条款的适用和犯罪要件的体现。

4.法庭讯问提纲,要求明确讯问的目的,且围绕构成要件;讯问应注意重点突出;还要注意对出现被告人翻供、沉默、答非所问等情况设计问题。讯问语言规范,问话力求简练。

5.法庭举证提纲的制作要求围绕构成要件,选择科学的示证方式,举证不求全,但突出重点,应按照明确的线索进行举证。语言规范简练,举证应对讯问的重点内容有所呼应,并指出可能需要质证的内容。有时还需要说明列举证目的取证过程。

6.公诉意见书要求格式规范,内容全面,结合事实、充分论证,得出结论,分析要有理有据,尤其注意对证据之间的关系做证论,适当加入法治教育内容,文字表达力精练,突出感染力。

7.答辩提纲,包括两部分,辩点预测和答辩论述。第一部分尤为重要,要求预测全面,该预测的辩点预测不出,庭上难以应对充分,必然陷入被动。常见的辩点通常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预测:一是法律运用,包括重罪与轻罪、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二是事实证据方面,一般在质证时就会有所体现;三是法定从重、从轻情节方面;四是在一些酌定情节方面。

三、突破平面辩论模式

过去我们在法庭上辩论,只是就法论法,既停留在“平面”层次上,缺乏系统性,已不能适应新的更高公诉辩论要求。

1.论理。包括“法理”和“情理”的论述。“法理”主要是指对法律规定、法律依据和相关法学理论的论述;“情理”则是从情理上分析,要求公诉人在论法的同时学会从感情出发,从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出发去展开论述,力争从情理上也能打动、说服法官做出裁判。

2.叙由。即在辩论中在对事实做出适当的论述。要追求客观事实的情景化和过程事实细节化,叙述应尽可能形象、生动、突出重点、突出冲突,可以用戏剧化的手法再现事与非、利与害、德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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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化学问题的概念

真实化学问题指与化学相关，且没有现成结论和解决方法的实际问题。真实化学问题可以来自日常生活、化学实验、互联网、课本。例如以下的这些问题。

问题1：学生做盐的性质实验时，在碳酸钠溶液中加入硝酸银溶液，产生白色沉淀，再加入稀硝酸，白色沉淀应该全部溶解。但是，一部分学生的沉淀却没有全部溶解。

问题2：为什么洁厕剂中的无机酸通常使用盐酸而不是硫酸？

问题3：微信中流传食醋能去除蔬菜中的残留农药，食用小苏打包装袋上写着小苏打能去除蔬菜中的残留农药。

问题4：用土豆能鉴别加碘盐和无碘盐。

问题5：洗发剂和护发剂的酸碱性。

上述问题1来自化学实验，问题2来自日常生活，问题5来自化学课本。问题3、4是互联网中与化学、生活相关的传言，一种网络传言。

（二）新知识探究教学存在的问题

使用探究的方法学习课本中的化学知识，如质量守恒定律、二氧化碳的性质、水的组成等等，称之为学习（或探索）新知识的探究。学习新知识的探究教学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难以组织有效的课堂讨论。学生面对的是未知的化学知识，等待解决的是陌生又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不是现实中学生熟悉的问题。而且，45分钟的时间限制，学生没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背景资料，没有时间准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离开熟悉的情境，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与经验，学生就提不出有争论价值的观点，只能被动地应付教师的提问。其次，不利于学生进行探究中的论证（argumentation）。论证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含义，名词的论证由主张或结论和这些主张或结论的辩护（或理由、支持）构成[1]。动词的论证指运用证据来辩护自己主张的过程。论证是科学探究的一个要素，也是科学探究的一个特征。学生要学会运用证据辩护自己作出的解释，学会评价别人的论证、进行反论证[2]。科学探究中，收集证据后，利用证据和掌握的知识、经验解释提出的主张，判断主张的合理程度，证实或修改甚至推翻主张，得出最可靠的结论，这是一个（科学）论证过程。学习新知识的探究，有正确的结论和探究方法做参照，提出和结论一样的猜测，收集的是少数和结论一致的证据，然后顺利地得出唯一的结论。结果，科学探究中不可缺少的论证被排除在外。

（三）真实化学问题探究与新知识探究教学的区别

真实化学问题探究和学习新知识的探究不同。前者不仅能引起学生的好奇，也是校外许多人关心的问题。学习新知识的探究是一种外加的学习任务，解决真实化学问题很大程度是出于自觉的生活需要，能给日常生活提供一定的帮助。探究真实化学问题除了复杂程度、运用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深度外，本质上和科学家解决实际问题一样。另外，教师事先经历了解决问题的过程，有亲身的体验，有助于指导学生。总之，和学习新知识的探究相比，真实化学问题探究更有助于调动参与者（学生和教师）的探究主动性，更有助于设计科学论证与课堂讨论。解决真实化学问题的探究和学习新知识的探究的区别如表1所示。

二、真实化学问题探究教学的主要过程

（一）前期准备：问题的筛选与设计

发现真实问题后，一般不适宜直接交给学生。教师要亲自动手实验，经历一遍完整的探究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熟悉探究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评估问题的可探究性，最终设计出适合学生的问题。以前面的问题1为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究问题。实验中部分学生发现异常现象后，由于异常现象有多种合理的解释，无法立刻给出明确的答复，当时只告诉学生可能是药品问题或者是实验操作问题。课后教师通过实验检测到碳酸钠溶液中的氯离子。原因是碳酸钠固体含有微量的氯化物，微量的氯离子和银离子就能产生显著的白色浑浊现象。

教师经过亲身探究后，将问题1改为：上次做盐的性质实验时，一部分同学发现一个异常现象：在碳酸钠溶液中加入硝酸银溶液，产生白色沉淀，再加入稀硝酸，白色沉淀没有全部溶解。通过探究解释遇到的这一异常现象。探究所需药品：①待检测的稀硝酸、碳酸钠溶液、硝酸银溶液；②用于检测的稀硝酸、硝酸银溶液、氯化钡溶液、稀硫酸；③盛有碳酸钠固体的原装瓶子。

为了得出不同的探究结论，在待检测的稀硝酸中，有些组的稀硝酸含有氯离子，另一些组的稀硝酸不含杂质，碳酸钠溶液都含有氯离子（药品本身带来，不是准备实验时特意加入）。但是，为了避免问题过于复杂，待检测试剂中没有混入钡离子和硫酸根离子。重新设计问题后，与初始提出的问题相比，减小了问题的发散程度，更适合学生探究，但依然是个真实的问题。

（二）问题解决过程

真实问题解决过程除了包括平常科学探究的主要环节外，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要学习解决问题的背景知识与技能。例如，食醋能否去除蔬菜中的残留农药的实验，要学会残留农药的检测方法；回答土豆是否能鉴别加碘盐，要知道加碘盐中的碘是什么物质。第二，强调运用证据的论证和交流与评价。运用证据的论证是利用证据为主张（猜测与结论）辩护的过程，交流与评价是口头讨论或辩论的过程。下面主要论述运用证据的论证和交流与评价这两个环节。

1.运用证据做出论证 得出暂时的结论

以问题1为例。回顾盐的性质实验情境，出示编写的问题。指导学生联系氯化银和硫酸钡等物质性质，提出各种猜测（探究记录单见表2）。设计实验、收集证据。然后根据证据进行论证，得出暂时的结论，如表2所示。

表中只列出部分猜测和辩护，有的猜测没有在表中出现。如，猜测4：碳酸钠溶液中含有硫酸根离子，同时稀硝酸中含有少量钡离子；猜测5：稀硝酸中含有硫酸，同时，硝酸银溶液中含有钡离子；猜测6：试管没有冲洗干净，残留有氯化物；猜测7：使用的水中含有氯离子；猜测8：碳酸钠和硝酸银反应后，滴加的稀硝酸的量不够。“我的辩护”包含结论和支持结论的证据，除了实验证据外，还有另外的证据（装碳酸钠固体瓶子上的标签注明含有氯化物），但是没有列出理论（化学理论知识，如氯化银和硫酸钡不溶于稀硝酸）证据。

2.交流与评价 确定最终的结论

每个组初步得出结论后，不同小组针对提出的主张和结论进行讨论，然后是师生之间的总结性对话。

篇7

[关键词]墨子；辩论；语言艺术

[中图分类号]H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9)01―0066―03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出现的第二位文化伟人，开创了墨学，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明鬼等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墨子四处游说，言传身教，广征博引，以理服人。墨子的辩论与众不同，技巧高超，既不像孟子那样气势奔放、咄咄逼人，也不像庄子那样纵横跌宕、变幻莫测，而是朴实无华、推理严密。墨子的辩论讲科学、重事实，有理有据。“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以辩来别同异、明是非，形成其独特的“墨辩学”。墨子的辩论用词准确、语言缜密、百无疏漏，这在先秦诸子中是首屈一指的。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墨子辩论的语言艺术。

一、墨子辩论语言的表达特色

语言是辩论的物质手段。先秦时期，诸侯争霸称雄，造就了大批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论辩家，他们的论辩语言各具特色，有的言简意赅，循循善诱；有的恣意纵情，奇特浪漫；还有的驳难离析，淋漓尽致等。墨子的辩论，语言简朴、平实，准确、生动。如在《墨子・非攻下》中，针对许多好战的国君常借商汤、武王的征伐行为，为自己的掠夺行为辩护，“今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战为不义，非利物与?昔汤放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辩驳道：“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在这里，墨子明确区分了“攻”与“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其语言准确击中对方要害，墨子以简朴平实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可谓一字千金。

墨子的语言不但准确，而且精炼。《墨子・修身》篇说“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就是要求论辩语言要精炼。有一次墨子的弟子禽滑厘问他：“多言有益乎?”墨子回答：“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辟然，而人不听之。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墨子十分精炼地说明了墨家反对说大话空话，但不反对说有用的进步的合时宜的话。

墨子的语言不但简炼，而且生动感人。例如，有人反对墨家“兼爱”的思想，并再三向墨子发难。因而墨子与他们展开辩论，《兼爱下》记载了这次辩论，对方说墨子的“兼爱”主张虽然好听，但不实用，“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墨子立刻反驳道：“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墨子认为如果“兼爱”思想只是好听而不实用，别说你们，就连我自己也要对它进行批判、指责，并进一步指出，哪有好东西只是中看不中用呢?墨子的语言简明生动，在先秦诸子中，是无与伦比的。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墨子的语言“意显而语质”，也正是总结了墨子辩论的语言特色：准确、简炼、质朴、生动。

二、墨子辩论语言的逻辑技巧

墨子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辩论博大精深，涉及到哲学、文化、逻辑、语言、思维、心理、角色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强大的逻辑力量，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就先秦时代而言，中国形成有自己独特特点的关于思维本质与规律的理论，墨家的思维形式结构论是中国‘辩学’或‘名学’的奠基。”墨子在辩论中创造性地制定了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学说，揭示了逻辑所构成的这三种思维形式的区别。墨子的辩术是我国古代辩论科学的精华。《墨子・小取》所谈“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及“以名取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假”、“效”、“譬”、“侔”、“援”、“推”，以及《墨子・大取》讲的“故”、“理”、“类”等，都成为墨子的辩论法宝，体现了他高超的辩论语言技巧。下面从“假”、“譬”、“援”、“推”四个方面探讨墨子辩论的逻辑技巧。

(一)“假”式反证法

《小取》：“假者，今不然也。”《经下》：“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下》：“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霍也。犹氏霍也。”“假”就是假使、假若、假如、假设，指在论证一个命题的时候，先假定与这个论题相反的命题存在，然后根据这个命题的虚假来证明原来的论题的正确性。简单地说，“假”就是为了证明某个论题，就先假说它为相反的论题并由此推出错误来的证明法，即我们今天说的反证法。“它是通过确定与论题相矛盾的判断(即反论题)的虚假，然后根据排中律，由假推真，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的一种论证方法。”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墨子强调，要注意假定的命题必须是错误的，才能证明自己的论题是正确的，即“假必非也而后假”，否则，不但不能证明自己的论题，相反，倒证明了论敌的论题。例如，要证明狗是没有姓的，就假定狗姓霍，而霍是霍氏人的姓，姓霍的人是不允许狗姓霍的，他们会反对这个荒谬的命题。于是，就证明了狗是没有姓的。又如在《节葬下》中，说当时的贵族统治者主张实行“厚葬久丧”，“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厚葬久丧”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墨子对此用“假”驳斥了厚葬久丧者的谬论：“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晏退；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人，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纫。”为了批驳“厚葬久丧”，先假定它是对的，让国人都去遵守、执行，然而依从了这种主张。将会给国家造成一系列的恶果，执政者无法正常治理朝政，士大夫、农夫、百工、妇人都不能各司其职，根本无法富贫众寡，由此证明了“厚葬久丧”的荒谬。

(二)“譬”式证明法

《小取》：“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譬”就是譬喻，是说明道理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它不同于一般的举例和形象比喻，它所举的事例必须是双方已知和公认的，而且必须以承认此物与他物属同类为前提，否则就不能达到“举他物而以明此物”的证明目的。《荀子・释难篇》：“谈说之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譬喻就是因为直言不能将其事讲清楚而产生的，对于别人不信之“故”用譬喻来讲明。所以墨家将其借来作为“明故”的证明方法，这正是王充在《论衡・目纪》中所说的：“何以为辩，喻深以浅。”墨子喜用譬，也善用譬，他根据不同的“譬”式要求，经常采取三种譬式证明法。第一，取像于其物，以说明一般的规律。如《墨子・所染》：“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墨子认为，人的思想

犹如一块白布，时刻受周围环境熏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善人则善，染于恶人则为恶，比喻习染可以改变人的性格，交游不可不慎。第二，取譬于成事，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如《墨子・耕柱》：“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县子硕问墨子谈辩、说书、从事三种为义的方式中，哪种最重要?墨子以现实生活中人人皆知“筑墙”一事为譬，巧妙地说明，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墙筑起；为义和筑墙的道理一样，喜于谈辩的就谈辩，长于说书的就说书，善于从事的就从事，只有谈辩、说书、从事三者同时并举，通力合作，才能达到为义的目的。墨子如此譬喻，形象生动，使人有推窗观日、开门赏月的明快之感，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第三，以寓言作譬，以明辨义理。如《公输》：“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墨子以寓言作譬，铺张扬厉，步步进逼，穷理析义，不容不信，终于使喜好攻战的楚王不得不大呼“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运用“譬”式证明法，或说理以阐明自己的主张，或驳斥以攻破敌人的谬论。或譬醒以激发他人的觉悟，取譬明理，把精当的论述与摹拟形象的描绘融合于一体，既给人以哲理上的启迪，又给人以艺术上的美感。

(三)“援”式推论法

《小取》：“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孙诒让据《说文・手部》所云：“援，引也。”解释为“谓引彼以例此。”“援”就是援引例子，即引彼证此，这种推论方法，就是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

墨子“援”式推论所用的前提必须是对方说过的话或行过的事，或者是某人说过的话(如“圣王之道”、“先王之书”、“古书之言”)或行过的事并已为对方所承认和肯定了的。根据这个前提，墨子进行推论。如在《鲁问》中，鲁阳文君对墨子说反对“食其子而赏其父”的恶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墨子道：“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在此，墨子以鲁阳文君所深恶痛绝的恶俗――“食其子而赏其父”作为前提，巧妙地推论出“杀其父而赏其子”同样是恶俗，有力地鞭挞了鲁阳文君好攻伐，使人民战死，又从而赏之的罪恶行经。这样的类比，入情入理，雄辩有力。

由于墨子的“援”式推论只要求其“然”必须相同，而不要求其“所以然”也相同，如只要承认“楚人非人”与“白马非马”这两个命题属于同类性质的命题，就可以由“子之然”类比推出“我之然”，至于为什么要承认“楚人非人”或“白马非马”的原因和根据等，就不便追究。所以，在使用这种推论方法时，可以暂时难倒对方，使自己获胜，但却不一定得到真理。

(四)“推”式推论法

《小取》：“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推”就是类推，类推是就同一类型的事物中，把还没有取得判断的这一部分和已经取得判断的那一部分相比较，从而给这一部分也定出判断来。“是犹谓”(这如同说)是用来表示相同意义的命题可以类推，“吾岂谓”(我难道说)是表示不同意义的命题不可以类推。孙中原认为“推”，“即以对方所不赞同的和所赞同的属于同类这一点为根据，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这是应用矛盾律的归谬式的反驳方式……从推理形式上说，这是一种归谬式的类比推理。”如《天志下》载，“其所取者”“为不仁不义也”；“人人之场圃，取人之桃李瓜姜者”；“穴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布帛者”；“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逾人之墙垣，拘格人之子女者，不义”。所以，凡行窃者即“凡不与其劳获其实皆不义”。据此类推：今王公大人“攻伐无罪之国，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是“非其所有而取之”，故王公大人攻伐无罪之国是不义的。又如《公孟》载，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就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这其实是归谬和类比的结合。

篇8

逻辑严密,框架严整

立论中，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构建严密无懈的理论框架，从而使自己的立论坚实。严谨，无任何漏洞可寻，这是使辩论获胜的关键。如“万家乐杯”电视辩论大赛上，北京大学队与国际关系学院队的辩论题目是：“我国现阶段应该鼓励私人购买轿车。”这一题目的关键是“轿车”“鼓励”和“我国现阶段”这三个词。如何找准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一条强有力的立论思路，这是能否构建严密的攻防体系的关键。最后，作为正方的北大队根据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推导出了这样的思路：现阶段发展轿车工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由于轿车工业“三高一快”的特点，轿车工业被证明是经济起飞最有力的助推器，轿车的质量和产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我国也不例外．要想促进工业发展，必须发展轿车工业。其次，轿车工业要发展，关键在市场。如何扩大轿车市场，最便捷的办法是使轿车“飞人寻常百姓家”。所以，轿车工业同鼓励私人购买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他们再依据其必然的逻辑联系充分论证了“鼓励购买”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充分考虑了对方立论中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即我国的公路交通的拥挤憎况，轿车的私人消费是否会是一种奢华的超前消费倾向），并对此一一作了周密合理的论述准备。由于北大队在立论中充分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确立自己的论证体系，确保了该体系的严整周密，所以他们的立论在实践中既立得起，又防得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出其不意，“破”中求“立”

辩论，说到底是一种知识、智谋的较量，辩论的一方在立论时如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谋，在透彻地分析辩题的基础上，突破对方立论的防线，巧妙地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这样便能大大削弱对方的攻击力。如94长虹杯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南京大学队迎战吉林大学队，吉大队作为正方的立场是：大学毕业生择业的首要标准是发挥个人专长。南大队作为反方其立论思路有很多，比如可以说“首要的标准是社会需要”，也可说“是收入丰厚”“是兴趣”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太平常而可能落人吉大队事先准备好的猛烈进攻中。你说“社会需要”，他讲择业是主观行为，“发挥个人专长”正是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你说“收入丰厚”，他说：对方辩友在养育自己的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以一己私利为先，向人民讨价还价，多么让人痛心和失望！如此，南大队将难以招架。最后，南大队经过缜密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观念：大学生择业复杂多样，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首要标准！并指出，没有证明大学生择业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首要标准，就去强调这个首要标准是“发挥个人专长”，这无疑于在流沙上盖楼。此语一出，举座皆惊。由于南大队的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对方精心设计的立论，吉大队毫无准备，顿时乱了阵脚，以致在规范性发言中几乎未对此进行反驳。南大队在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勇气击破对方的同时，又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论：大学生应以个人的自我完善和推动社会进步为择业方向。如此一来，南大队便很快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收到了十分明显的场上的效果。

另辟蹊径，李代桃僵

当辩论中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在立论过程中就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办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复旦大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首先做了以下设想：如果让他们去辩正方的话，他们就会引入“社会影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在辩论时他们却抽到了反方的签，要阐述“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他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这样一来，他们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气力纠缠在他们提出的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李代桃僵”这一战术的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己方立论中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少下定义，多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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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类比论证 《论语》 讲解分析

类比论证是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推论两者在其他属性上也有相同或相似，其逻辑形式为：A具有a、b、c、d的属性，B具有a、b、c的属性，所以，B可能具有d的属性，属于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推理。先秦散文常透过比较两种相似的事物，主张因为两事物相似，因此在其中之一成立的现象，在另一事物身上也应该成立的推理过程。这种论证方式常具有相似性、前提暗示性、或然性的特点。在《论语》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常会碰到类比的手法，据笔者统计竟达上百次之多，所以教师在授课时应注意对该种手法进行讲解、分析。

一、相似性，以物性说明品格，类似于比喻和象征，我们应关注其相似的媒介。在讲到这个方面类比时，只要把物的特点说明白了，往往很就能联想到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例如：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第4章》

朱熹则在《论语集注》中说：“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簠簋，皆宗庙盛黍稷之器，而饰以玉，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瑚琏不是单纯的食器，而是宗庙里最为重要的祭祀彝器之一。宗庙乃是能够统摄上至周王、诸侯，下至卿大夫的最高场所。一切与宗庙相关连的东西都是庄重的重要的东西，对政治、宗教、家族都堪有大用。

由此看，孔子以瑚琏比子贡，是说子贡对于国家社稷，乃是大器、具有超才、足堪重用、能裕君民。孔子根据对子贡的了解，说子贡是个特殊才能的人，但清高，不屑于去做普通人能做的事，可是每当国家民族有大事的时候，都能出来担当。

在这里如果我们不了解瑚琏为何物，也就无法解释孔子对自贡的评价了，甚至说不清楚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到底是赞赏还是贬低，当然也就很容易与“君子不器”混淆起来。

二、前提暗示性，类似“以意逆志”，我们可以根据语段其它地方透露出的主旨反推其深意和妙处。例如：

《阳货第十七篇》里记述了宰我跟孔子的一次激烈争锋。争论的辩题是“应该取一年之丧还是三年之丧”？

宰我认为父母去世后，三年的守丧期太久。于是首先发难，“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驳论之“破”很直接。他还借用类比论证，说“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驳论和立论又都有理有据。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守丧期限的礼制与植谷、生火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宰我用类比先设置一个前提暗示道：“旧谷换新谷，旧火改新火”这是革新，革新是不可辩驳的公理。如此一来，孔子要么另起炉灶辩论革故鼎新的话题，要么就显得理屈词穷了。所以此处类比论证应该说用得很妙。最后，孔子无奈得很，只好反问道：“汝心安乎”？

这是诉诸情感，意思是你觉得这样对待去世的父母，心里安宁吗？大概孔子以为这样可以打动宰我，收回原来观点。未料宰我果只回一个字："安！" 后面我们可以想象孔子当然气了个胡子发抖，肯定要狠狠地骂了宰我一顿。但骂归骂，出出气罢了，辩论上却没能以精彩的雄辩说服对方。

--《论语》里最被挨骂和批评的，就是宰我了。总共只有四处对话，每次都被孔子批评。不过，就此例子看来，《论语》里用类比辨赢孔子的宰我是颇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也是长于辩论的。同时他们的这场辩论也是精彩的。

三、或然性，碰到这种类比时，我们可以不比拘泥于任何的“参考答案”，而要积极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感悟，自由阐发，所谓“仁者见刃，智者见智”，只要能提高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即可。

例如：“智者乐水”。语出《论语·壅也篇》，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以山水类比仁者智者，形象生动而又深刻。

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先引导学生对水的特点进行发散性思考。如冯梦龙在《智囊补》里说：“人有智如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还可以举例说水是有感情的，喜则流水潺潺，清泉淙淙；怒则波涛汹涌，撼地摇天。水是有性格的，轻盈而自然，剔透而宁静。在湖泊则温顺恬静，在河海则活跃放达，在天宇则潇洒飘逸，遇冷冽则凝固自守。水是有思想的，总是聚小溪汇江河而成大海，博怀，润泽一切生命而不居功自傲，惠及人类万物而不求回报，宠之不惊、侮之不怨，革故鼎新、历险致远，随器赋形、激浊扬清，导江疏河、奔流不息。——智，犹如水。

这种不拘一格的联想和想象可以引导学生理解：孔子乐水，绝不仅仅是陶醉流连于水的自然之趣，而是通过对水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从中领略人生的真谛，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补充孔子详细阐述了崇拜水的一些理由（见汉代经学家、文学家刘向《说苑·杂言》），如：

（1）水把恩泽传送到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施与世间万物，却不求回报，是无私与美德的典范，像“德”。

（2）水给万物生灵以生命；失去水，生命就枯萎、消亡。只要有水的地方就生机勃勃，美丽动人，像“仁”。

（3）水有极大的包容性，污秽、泥沙、浑浊经过水的荡涤、洗刷，终于消融，化解，还你一个洁净清朗美好的世界，像“教化”。

（4）水无所畏惧，十分勇敢，即使万丈深渊，也会毫不犹豫地化为飞瀑，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像“勇”。

（5）水从高山发源，将无数涓涓小流汇集起来，日夜不息，永远朝着海的目标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表现出生命无比坚强的毅力，像“志”。

（6）水谦虚谨慎，眼睛永远向下，始终趋近卑微的底层，绝不高攀，从不媚上，像“义”。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对水的这些解读没有哪个联想的结果与水的特点联系是必然的。它们只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犹如诗歌的朦胧意境，但这种意境刚好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可以多义地解读《论语》。当然也更增添了《论语》的魅力。

篇10

一、注重先秦诸子散文中精神品质对中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

先秦诸子的高尚道德节操能给我们以指引。孔子为了改善春秋时期混沌的社会局面而周游列国。在周游途中不断受到同样可以称为“智者”的很多人的质疑和非议。假如孔子不是因为有着对社会巨大的道德责任感，也许早就中途放弃，打道回府了，即使他和弟子们困在陈蔡郊外，饿得几乎要死的时候，孔子仍然可以气定神闲地为弟子们弹琴、讲故事。他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他身上最高尚的品质莫过于为了拯救社会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与坚毅。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观点，一生都过着忧国忧民的生活，为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到处游说诸侯，屡屡碰壁也丝毫不言弃。孔孟奉行“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基本准则，他们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闪耀着巨大的光辉，泽被后世。社会文明进步了，也应该把先秦诸子思想中的宝贵一面发扬光大，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才能写出真诚的、能打动人的文章，而不是无病、胡编乱造、假话空话满天飞。

二、用先秦散文的艺术技巧提高中学生的议论文写作技能

运用先秦散文中的各种辩论技巧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训练。

1.比喻论证

诸子散文非常善用比喻论证的方法。比喻的修辞手法能把深奥难以表达的道理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诸子在向诸侯君王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时，为了让国君更好地接受自己的政见，常常喜欢用比喻论证的方法。如《孟子・梁惠王》中，孟子向梁惠王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时就用了“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使梁惠王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施政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必须施行仁政。在诸子散文中，诸如此类的比喻论证方法很多，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在自己的散文中都曾大量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

2.对比论证

对比论证是把正反两个方面的事物进行比较，从而更鲜明地阐述观点。先秦诸子散文中曾大量运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如孟子的《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中，孟子先从正面立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接着从反面推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接着再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归为“仁义礼智”四端，最后引出所要论述的中心。在这篇散文中，孟子正是运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的。

3.假设论证

假设论证是诸子散文中运用很多的一种论证方法。诸子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先假设一种情况，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样使得对方能更好地接受自己的观点。如庄子的《逍遥游》：“且夫水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在这里，庄子就运用了假设论证法，先假设水不厚就无法承载大舟，风不厚就无法承载大翼，从而阐明任何事物都要有所凭借的道理。运用假设论证可以使文章更有说服力，论证结构更严密。中学生在写议论文时可以有意识地使用这种论证方法。

4.排比论证

排比的修辞手法在诸子散文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先秦散文常常运用五六组排比，气势磅礴，显示出诸子的雄辩之风。例如，孔子的《论语・阳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在这里，孔子为了阐述学习的重要性采用了六重排比，使得论证气势非常强。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获得了同样的效果。

5.类比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