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纠纷典型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纠纷典型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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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年制高职 离异家庭 学生 心理特征 干预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7-0245-02

五年制高职招收的学生是初中毕业生，他们的年龄都在十五六岁左右，正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阶段。随着近年我国离婚率显注上升的趋势， 升入五年制高职的学生中，父母离异的情况竞高达10%。父母离异给学生带来了持久深远的负面影响，他们在心理、认知、个性、学习等方面常出现严重偏差。

目前，国内许多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处理和分析，得出相应的特征、干预方法等成果，这类研究固然可以反映出离异家庭学生的综合特性，却对具体学生、具体案例描述较少，能提供给高职学校一线教师借鉴应用的案例不足，对实际生活中关于学生的教育引导帮助不大。本文是笔者自身经历和经验总结，通过展示典型案例，希望能为高职学校从事一线教育管理的教师提供一些帮助。

1 五年制高职离异家庭学生受到的成长影响及外在表现

离异家庭的学生心理会受到来自父母、自己和社会的交叉影响。

1.1来自父母和自己的影响

离异家庭的父母在离异前不可避免地经常出现吵架、打架等情况，父母间的冷言冷语、针锋相对，会使孩子形成诸如是“自己做错了”、“自己是多余的”等想法，这些想法会逐渐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显现出来的是学生严重不自信，但又不停的做事，希望得到肯定，然而在得到肯定后，还是不自信，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自卑。而有些离异父母即使在离异后还是相见如仇人，在孩子面前不断诋毁对方，让孩子不厌其烦，产生想尽快脱离家庭的想法，显现出来的是说话、行为成人化，故意装作自己是成人，虚张声势，有些甚至故意惹是生非，让父母为自己吵闹的更加严重，并在观看父母吵闹中，寻找短暂快乐的复仇感，而过后又会陷入深深的空虚和痛苦中。学生会表现出极度自信和极度自卑两种极端情绪，可以说是“天使与恶魔”的合体，一方面积极向上，争优争先，另一方面却时刻有着破坏一切，易怒暴躁的表现。

1.2来自社会的影响

离异家庭的学生因为父母会受到周围邻里的注视、同学的议论和老师的关心，而邻里的悄声议论、同学的同情或是嘲笑、老师的过度关怀都会对学生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学生会陷入复杂情绪中，周围人过度的关怀使其越发骄纵自己，周围人的同情或嘲笑使其越发冷漠，他们会慢慢怨恨社会，变得没有同情心，对别人不信任，心里产生阴暗面。

受到父母、自己和社会的综合影响，五年制高职离异家庭学生的外在表现，主要有自卑、暴躁、易怒、缺乏信任、易受伤、自制力差等，每个学生并不是只存在一种表现，通常都是几种并存的。

2 五年制高职离异家庭学生典型案例及干预方式

笔者在接触的学生中，遇到了很多离异家庭的学生，他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下面将围绕二个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所采取的干预方式及效果。

2.1没自信、爱说谎的小J

小S是个小帅哥，外表阳光健康，自立能力很强，可是平时总爱耸着肩。初识他时，我觉得这就是个阳光大男孩，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单纯、毫无心机，于是在新生入学初选班长时选择了他。小S做班长期间，只要是吩咐给他的事情，都可以做的很好，但作为班长应当自觉做的事情却差强人意。随后出现的两件小事更加让我注意到他，第一件事是在检查宿舍时，他主动交出了一只打火机，并声称是捡到的，学校是明令禁止吸烟的，一般只有抽烟的人才会有打火机，而那只打火机比较新，没有磨损，再说捡打火机干什么呢？在我的再三询问下，他坚称是捡到的，这让我对他有了些怀疑，但因为没有证据，而他又拒不承认，只能暂时作罢，但是我的心里对他有了点看法：这是个能说谎而且很会说谎的孩子，这一定不是第一次，但他说谎也证明了他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害怕所以坚持说谎。第二件事是他私自将不能带到学校玩的游戏卡带到学校，被发现后声称是学长告诉他可以偷偷玩，所以才带的，这反应出他的侥幸和有意逆反的心理。随后，我和他及他的父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了解到了他家庭的情况，父母离异，随母亲一起住，母亲管教极严，总担心儿子学坏，但又不会表达自己的母爱，对外人总是赞扬自己的儿子很棒，而面对自己儿子时却只有贬低。久而久之，小S就形成了表面自信、内心自卑的极度反差心理，不管是说话、做事都透着矛盾。父母离异前经常争吵，让小S慢慢感觉父母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在阳光的心里，出现了阴暗的角落，希望通过做些违反规矩的事情获得父母的注意。小S之所以能把谎言说的像真话，也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承认了，只会引来父母更多的争吵。

因此，在了解到小S的这些情况后，我先和小S的父母恳切的谈了小S的情况和问题。然后向小S表达了我想让他继续做班长的信心，告诉他表率和责任的含义，并请他的父亲用行动高诉他表率和责任，请他的母亲用行动和语言高诉他：“母亲爱他”。在得到小S父亲和母亲的支持和配合后，我为小S制定了“班长养成计划”，全面支持他在班级中的威信和形象树立，小S也比较配合。在小S毕业时，他已经变得真的是阳光的男生了，而且他最后也亲口说出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谎，并告诉我他永远都会记得“表率和责任”！

2.2不相信别人的小H

小H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与其他学生也一样。可是，小H一开口，所有人就都知道，这是个极度不相信别人的人。开学已经一周多，班级里所有人都把书放在教室抽屉，只有小H每天用书包将一大摞的书背来背去，我告诉他：“你可以把书放在抽屉里。”结果，他问我：“老师，如果我把书放在抽屉里被偷了怎么办？如果被偷了，老师要负责啊！”我只得跟他说：“好的，老师负责。”结果他只放了一天，又背起来了。看到他的这样表现，我感到这个学生是属于极度没有安全感，因为所有人的话他都不信。于是，我联系了家长，没有意外，这还是一个离异家庭，跟着母亲居住，母亲工作比较忙，平时照顾不是很到。父母的离异给孩子心理造成很大伤害，因为缺失了父亲的角色，这个学生逐渐变的没有安全感。随后，我又观察了一阵子，发现除了没有安全感，其他方面这个学生还是没什么异常的。

于是，我就针对他的情况，为他组建了一个“朋友圈”，将平时与他交好的同学调到他的周围，让他感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安全的，通过我的行为、语言告诉他我是值得他信任的，让他逐渐信任我，并且在他每次不相信别人时，直接明确指出，让他知道。久而久之，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告诉我，他以前没注意到自己不相信别人，现在被指出后才发现。后来，在我和她的“朋友圈”的鼓励和监督下，他慢慢开始习惯信任别人，信任大家。虽然毕业时，他告诉我，他偶尔还是会有点不信任别人，但已经不会觉得所有人都是危险的，不可信的了。

3 总结

总之，在当前社会离婚率呈增长趋势的今天，我们应当更加关注离异家庭学生的心理情况，及时进行干预和引导。五年制高职学生招收的是初中毕业生，年龄和心理都未完全成熟，更加需要老师的积极引导。关注并做好五年制高职离异家庭学生的心理特征分析及干预研究，能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周敏娟，姚立旗，王蕾敏，徐继梅.离异家庭初中生个性特征及相关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9（5）：321-323.

[2]常艳春.离异单亲家庭对子女成长的不利影响[J].家庭与家教， 2004，（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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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XX下发的《关于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对策的通知》的要求，XX妇联及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现将化解对策汇报如下：

1.强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把维护性别平等作为预防婚姻家庭纠纷重要内容,推进男女平等意识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营造有利于男女平等的公共舆论和社会氛围，增强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进而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

2.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加大《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宣传教育力度,以各类“主题日”、“纪念日”活动为载体,结合“三八”妇女节等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大喇叭、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创新宣传载体和阵地,加强新媒体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增加婚姻家庭类法律法规内容在新媒体公众号的频次和篇幅,通过微视频、微访谈、微案例等符合新媒体传播特点的方式开展普法活动,为建设和谐婚姻家庭关系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3.创新活动载体，深入挖掘模范夫妻的典型事例。组织模范夫妻下社区以身说法，弘扬家风传承，发挥最美家庭、五好家庭、文明家庭的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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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政法委的指导下，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吸收一些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还有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行各业德高望重的人士，壮大协会力量，让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构筑起维稳工作的新平台。为强化对协会工作的领导，为协会配备了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同时，强化对会员的培训，定期举办培训班，聘请专家授课，提高会员按章理事、依法办事的能力。对协会会员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成绩突出的由镇党委、政府予以表彰奖励，充分调动每一位会员的工作积极性。

在工作中，协会会员发挥社情民意信息员作用，注重提前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协会会员乡情熟、消息灵、渠道广，在各行各业中有较强影响力，群众有事愿意和他们沟通、商量，会员掌握信息迅速。建立信息报告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协会及时与会员沟通，派出所、综治办等部门及时与协会沟通，对一些不稳定因素提前介入，超前化解。协会会员发挥矛盾纠纷调解员作用，及时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协会会员威信高、处事稳重、群众信服，通过他们协调处理民间纠纷，制止化解群体性事件，确保了矛盾不扩大、纠纷不升级。一年来，协会已协调处理各类民间纠纷120余起，有效化解了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协会会员发挥法律法规宣传员作用，主动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协会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全镇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主动配合部门，开展法律知识进村、进企业、进家庭等活动，使广大群众学法、懂法、守法。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行使权利，通过合法途径，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广大会员用身边的典型案例和朴素的道理，现身说法，现场说教，以事明理，起到了教育一批、稳定一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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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是今年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年

来，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区关于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一系列文件和会议精神，我区扎实工作，不断创新，强化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和职能作用，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使我区的人民调解工作得到了开拓性的发展。

一是指导方式得到了创新。全区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张岐为主任，区司法局和区人民法院有关领导为副主任，各乡镇、街道分管领导为成员的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加强对全区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解决人民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在成立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的同时，在全市率先向乡镇、街道派遣人民调解指导员，指派11名法官和1名司法干警到全区13个乡镇、街道以及西湖街道担任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员，以结对子的方式，为乡镇、街道调委会提供法律咨询，加强对疑难纠纷调解的指导；又如把有关法律、法规和调解工作的操作程序、调解协议范本、格式文书制作成软盘。拷贝至每个调委会，规范调委会的各项工作制度。于此同时，我区还及时召开各种会议，总结部署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及时指导工作。五月份，全区召开了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区委副书记张岐作了重要讲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炬作了人民调解工作报告，区法院郑重圭院长就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讲了话。会上西溪街道、灵隐街道庆丰社区、三墩镇司法助理员交流了经验，还对在20__年人民调解工作中表现突出的25名先进集体和26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我区的人民调解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月份，结合同志为“枫桥经验”批示四十周年，我区又召开了纪念同志为“枫桥经验”批示四十周年暨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推广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在学习深化枫桥经验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二是宣传工作得到了强化。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涉及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矛盾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具有法律效力。我区利用这一契机，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将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案例编印成《人民调解工作资料汇编》，下发给各调解组织用作学习资料和办案依据；以问答的形式制作了人民调解知识宣传画报，在全区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宣传栏里张贴；还将市局统一制作的人民调解制度送到各个社区，把调解员的姓名、照片、有关制度上墙公开。各乡镇街道也利用各种途径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文新街道德加、星洲等社区积极运用社区网站宣传人民调解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宣传积极把矛盾纠纷引导到人民调解的轨道上来解决。如我区灵隐街道调委会刚成立，被伤害赔偿纠纷困扰了半年的两位当事人就主动上门要求进行调解，并在街道调委会支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化解了纠纷，促进了邻里和睦，也降低了成本。

三是组织建设得到了全面规范。今年二月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区选择三墩镇、西溪街道作为乡镇、街道调委会建设的试点，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开展试点工作。在乡镇街道调委会建设试点中，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群众自治性，严格控制行政人员在调解委员会中的人数，要求调委会中懂法律的社区志愿者占大多数；在制度建设上，建立了岗位责任、例会、考评、业务登记、 档案统计等一系列的制度；在工作程序上，做到严格规范，对每一起纠纷的调处根据其性质特点，制定了受理、告知、调查、通知、调解、制作协议、送达、回访等一系列规定。到三月份，三墩镇、西溪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如期完成。我区及时推广两个试点的做法和经验。全区其他各乡镇、街道在认真学习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加快调委会建设步伐，5月28日灵隐街道调委会正式成立，至此我区十三个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全面完成，提前完成了任务。在乡镇、街道调委会建设过程中，我区一方面规范制度和程序，另一方面对调委会的组成人员、调委会产生方式等方面更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操作，积极引导、大胆创新。如我区灵隐街道调委会的组建，一是通过选举形式产生街道调委会，由群众选举自己的组织；二是街道调委会的主任由社区法律志愿者担任，真正体现了街道调委会组织的自治性。这一做法已在全区逐步推广。在此同时，各类调解组织紧密结合实际，大胆创新调解方法，一是采用庭审式调解。我们要求乡镇、街道调委会和有条件的基层调委会专门设立调解庭（室），按照民事法庭的样式设有调解主持人、调解员、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座席，另设有旁听席，体现了人民调解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二是网上道德评议庭。利用社区网站设立“道德评议”论坛，通过典型事例的讨论，对身边不文明、不守法、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评判和辩论，让群众去制约这种行为。三是模拟道德法庭。利用网络将法律不适宜调整的道德问题以模拟法庭的形式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辩论，根据《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等道德规范来进行调解。区局还根据农村撤并村、村改居及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建设的现状，根据司法部75号令的规定，对全区各类调解组织进行了规范了整顿，统一实行了各类调解委员会由区局统一备案制度，大力开展了调解组织的规范和整顿工作，撤消了27个企事业单位中组织涣散、人员欠缺、制度不健全、工作不落实的挂牌调解委员会，规范和完善了41个基层调解委员会。目前全区共有调解组织202个，其中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13个，村级调解组织98个，社区调解组织79个，企事业单位调委会8个，集贸市场调委会4个，各级调解组织共有调解干部922人，调解信息员3254人，形成了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错、运转正常、功能互补、齐抓共管的调解组织网络。

四是队伍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我区采取了统一计划、分级组织、集中考试、持证上岗的方式对全体调解员进行了培训，全面提高基层调解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为组织好各级各类调解主任的培训，区局专门在人民调解经费中拨专款8万元用于培训。在6月15日至28日，分三期对全区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调委会主任和司法所人员共275人集中进行了培训。参训的同志，系统学习了中办发（20__）23号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以及人民调解格式文书的制作等内容。区委副书记张岐亲自为培训班动员、听取学员的经验交流、为调解主任颁发上岗证、作培训小结。参训的同志一致认为深受教育，不仅增长了业务知识，对提高实际调解工作技能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次培训班是历年来办得最好、收获最大的一次。全区各类调解组织的761名调解员也由乡镇街道进行了培训，由区司法局统一组织进行了考试，并对培训合格的922名调解员颁发了上岗证。通过培训，使全区人民调解队伍的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民间纠纷的调处工作提供了队伍素质的保障。

五是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区人民调解的受理范围已从公民之间的民间纠纷扩展到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并且逐步扩大到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民间纠纷的调解，特别是参与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所引起的民间纠纷的调解以及重大疑难纠纷的调解。如台湾的龚先生，91年在杭州市区以他人的名义置房，现在办理“三证”时发生了纠纷。古荡街道调委会接受了龚先生的申请，经调查取证，多次协商，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起涉台民间纠纷，就在短短的10日内得到了解决。又如留下镇石马村农嫁居妇女土地承包待遇问题，涉及到45人，她们多次集体上访，因政策原因，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5月份，区委张岐副书记亲自带9个部门的领导到留下镇调研时，我局提出用人民调解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被人民法院作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探索予以采纳。留下镇调委会介入后，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现大部分人签订了调解协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今年6月30日文新街道发生一起火灾，使两家企业受损，该街道调委会受理了这次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索赔标的为90万元的纠纷调解后，通过大量的调查取证，使纠纷得到成功调处，最终赔偿金额为25万元。

六是工作成效得到了充分体现。今年来，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调处民间纠纷682起，调处成功674起，防止群体性闹事事件8起670人，防止非正常死亡3起3人，防止民转刑案件9起14人，没有发生因民间纠纷调处不及时或调处不当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民转刑案件、群体性闹事和群体性上访，为我区政治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明显社会效果。特别是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从建立开始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调处了一大批重大疑难纠纷，截止九月底，全区十三个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地调处疑难复杂纠纷33起，其中损害赔偿纠纷24起，涉及赔偿金额180余万元，赔偿金额在五万至十万元的有4起，十万元以上的有7起，最大的一起赔偿金额达30.0910万元；生产经营造成的噪音扰民纠纷1起，涉及人员56人；群体性涉法纠纷1起，涉及人员45人；家庭、邻里纠纷6起，涉及人员41人；涉外纠纷1起。如：周浦乡调委会成功调处了一起三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赔偿金额达到30余万元；蒋村乡发生了一起因几名孩子玩耍，造成一农户铁门倒塌，致使河南在该乡打工的一名四岁的儿子死亡，乡人民调委会主动介入进行调解，避免了一起群体性闹事事件；北山街道调委会及时调处了一起涉及四十余万元标的家庭纠纷，防止了一起民转刑案件。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区人民调解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不断提高，被杭报誉为“民间法庭”办“民间大案”。我区灵隐街道调委会就成功调处了一件标的达10.5万元，历时半年之久的民事纠纷，杭报6月16日用了较大篇幅予以报道。区法院还审结了首例请求履行调解协议案件，认定西溪街道文天社区调 委会达成的有关夫妻离婚后女方抚养费问题的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判令被告履行。

七是活动载体得到了有效的开拓。首先是扎实开展“四有五无”活动。我区根据市司法局的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在全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开展“四有五无”活动，即：有组织调解、有人员调解、有经费调解、有场所调解和无因民间纠纷引起的非正常死亡、无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民转刑案件、无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群体性闹事、无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上访、无推卸责任将矛盾纠纷上交。到目前为止全区有65的调解组织达到“四有五无”标准，年终我局将对达标的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其次是大力开展优秀案例评比活动。从五月份开始，我区开展了人民调解工作优秀案例评选活动。通过优秀案例评选，总结经验，树立典型，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增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全体人民调解员的素质，锻炼和培养出一支懂法律、精业务、会调解的骨干队伍。在优秀案例评选过程中，各类调解组织和广大人民调解员，紧密结合各地矛盾纠纷的实际，严格按照司法部75号令规定，积极开展对重大疑难纠纷的调解工作，使一批目前，全区经过各乡镇街道司法所的评选，已经有一批工作规范、程序到位、并具有一定影响的重大、疑难纠纷的调解案例已上报到区局。我区将通过进一步的评选后，精选部分有指导意义的优秀案例进行汇编，下发到全区各个调解组织，并将优秀案例作为今后人民调解员培训的教材。再次全面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活动。我局在今年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活动，广泛发动基层司法所、各级调解组织和广大调解员对我区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调研，撰写调研文章，组织专门人员对调研文章进行评比。通过开展优秀调研文章评比，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全面了解我区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制定对策和整改措施，研究和探索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子。目前，优秀调研文章的评选、汇编工作正在进行。

二、强化职能，扎实工作，全面推进基层司法行政的各项工作。

1、化基层基础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队

伍建设。在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同时，区局大力强化基层基础建设，一是区局根据省政府152号令及市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全面加强司法所建设，经过区局的积极工作，目前全区13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全部正式建立，并都刻制了专门印章。二是全面做好司法所人员的换装工作，全区20名司法所工作人员统一换发了20__式司法行政制式服装。三是加强对司法所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管理，区局先后三次组织全体司法所人员，采用以会代训的方法，组织司法所人员学习有关政治业务知识，学习法律规章，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四是结合法律服务所、法律者年检注册工作，针对我区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队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顿和教育，为了全面加强对法律服务所的内部管理和法律工作者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区局还建立了法律服务所季报制度，对法律工作者办案、收费、质量监督卡回收情况进行及时了解和跟踪调查。

2、重排查、强职能，为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积极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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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三争三实”的总体要求，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结合省厅和市局部署的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法润春风行动”，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发展中，进一步拓展法律服务领域，提升法律服务质量，努力打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司法行政系统，更好地为我县经济赶超争先、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实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二、活动时间

2014年3月——2014年5月

三、活动内容

1．农民工法律维权行动。开通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集中办理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案件，集中化解农民工讨薪纠纷，全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组织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集中开展送法进劳务市场、进工地、进车间、进园区活动，宣传劳动合同签订、证据保全、防范诈骗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解答农民工的法律问题。在人员相对集中的车站、医院、商场等地设置法制宣传点，投放《务工人员手册》、《民生热点·实例说法》等资料，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牵头科室：法援科、公律科、法宣科，配合科室：基层科、公证处、县调处中心调处科）

2．村（居）干部法律素质提升行动。在驻村“第一书记”素质培训班、村（居）委会主任培训班、大学生村官“两委”负责人素质提升培训班中，举办“依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讲座，提升村（居）干部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意识。（牵头科室：法宣科）

3．法治文化惠农行动。编印法治文艺剧本发放到全县演出团体，通过形式多样的法治文艺演出，让群众在轻松娱乐的同时，学习到交通安全、赡养老人、谨防诈骗等方面的实用法律知识。编印土地流转、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农村法制广播稿，提升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牵头科室：法宣科）

4．消费维权公益行动。发挥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作用，开展消费维权宣传及咨询服务，对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事件及时作出反应，积极参与重大疑难消费纠纷案件调处，提升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的质效。（牵头科室：公律科，配合科室：县调处中心调处科）

5．法律助残专项行动。结合5·18助残日，开展法律助残惠民活动。举办法律助残巡回讲座，为新增的残疾人发放法律援助“一卡通”。开辟公证助残绿色通道，残疾人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优先办理，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上门服务（遗嘱公证视具体情况而定），残疾人可向公证处预约节假日和非工作时间办理公证，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牵头科室：法援科、公证处）

6．特殊人群帮扶行动。认真排查了解全县特殊人群困难家庭和子女情况，协助解决居住、就业、低保等问题，对“两类”人员家庭中的孤儿开展帮扶。组织开展送法进监所活动，宣传吸毒、赌博等危害，在县看守所、拘留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为服刑在押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牵头科室：基层科、法援科，配合科室：法宣科、公律科）

7．矛盾纠纷化解攻坚行动。认真组织参与重大案件化解活动，集中化解一批疑难矛盾纠纷。对婚姻家庭、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的矛盾纠纷优先受理，实现联动联调。开展调解“培训月”活动，组织开展调解员巡回培训，联合县妇联组织一次婚姻家庭纠纷村级调解员专题培训，提升镇村两级调解员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牵头部门：县调处中心）

8．“122”法律惠民行动。各律师事务所主任牵头组织律师为挂钩镇、村（居）提供法律服务，帮助解决假种子、假农药、有害食品等侵权纠纷，积极介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涉农事务，帮助当事人完善法律文书和经济法律行为。资助贫困学生的学习生活，直到完成学业。组织律师进敬老院“献爱心、送温暖”，为孤寡老人上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牵头科室：公律科）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组织，加强领导。县局成立以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润春风行动”主题活动领导小组。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司法所、局机关各科室要高度重视，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按照活动要求，落实工作措施，加强组织协调，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二）明确职责，立项推进。“法润春风行动”，既是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具体实践，也是对司法行政队伍服务素质和能力的一次大检验，各相关部门要根据有关工作部署，结合实际，制订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具体内容、推进措施和责任人，规定完成时限、质量和责任，确保活动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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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及城市化的推进，我国社会的整体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传统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逐渐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基层村民进行独立生产、生活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进而，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管治”功能也进一步被压缩。由此，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村落共同体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理论界及实务界也开始对乡规民约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那么，在现实乡村纠纷中，纠纷解决的模式如何？现代法治在纠纷解决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这，就是本文笔者想要探讨的法律问题。

一、乡村社会纠纷的基本概念

乡村社会纠纷，指代在我国乡村地区发生的民间纠纷形式。而乡村社会纠纷研究，一直是我国法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理论话题。作为司法研究的重要方面，村落纠纷研究实际上反映的是现代法治在我国的生存及发展现状。从这一点来看，村落纠纷研究意义重大。在乡土纠纷研究过程中，不仅可以总结出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正义”，同样也能够根据乡土居民面对纠纷的现实选择，预测我国乡村法治的可能性的发展前景。

一般来说，解决乡土社会纠纷，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不可偏废其一。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一方面有益于乡土纠纷的解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乡村秩序的“失范”。与现代市民社会的纠纷形式不同，乡村社会的纠纷存在以下具体的特点。

首先，村落纠纷事务集中于纠纷主体之间的日常琐事。这种日常琐事，在乡土社会纠纷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一般来说，乡村社会琐事纠纷所涉及的是纠纷主体之间的微小的利益瓜葛。拌嘴、争吵、打架等是这类纠纷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这类纠纷当中，纠纷发生的时间持续性较强，有的时候法律标的也并不十分明确（如村民之间单纯的口角之争）。纠纷事务内容的琐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采用法律的手段解决乡村纠纷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其次，纠纷主体之间的信任衰减或破裂是引发乡村纠纷的重要原因。在乡土社会中，一次纠纷的引起，大多是长期矛盾累计，一时激化的结果。这种矛盾的激化，实际上是纠纷主体之间信任衰减或者乃至破裂的结果。在传统乡土纠纷当中，个体之间的信任破裂与较大的利益冲突有关。同时，也应当注意，这种主体之间的纠纷也反映着个体之间对于传统乡村道德（仁义礼智信）及乡村秩序的维护。

再次，纠纷主体在“理”与“力”上的错位，加剧了乡村纠纷的形成与恶化。从现实中来看，纠纷主体既占有“理”（法理、事理、情理），又占有“力”（财力、权力，或者还有一定程度上的智力）的情况是不多见的。由于“理”与“力”在实际纠纷中，极容易产生错位现象，所以，纠纷的产生及扩大也就成为了可能。纠纷主体一方，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力”的增长，即使在“理”上占有一定优势，也无法及时的实现属己的纠纷利益。

二、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基本特点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纠纷不同于市民纠纷，那么传统乡村社会村落纠纷的解决也不同于市民纠纷的法律诉讼的解决方式。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村落纠纷中，人情关系在村落纠纷发挥着重要的消解作用，个人修养以及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村落纠纷的解决。与此同时，村民在应对纠纷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在司法救济上的“小农心态”，即无讼心理。

（一）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对纠纷的消解

在传统时代，我国是传统的乡土社会。这种乡土社会以“熟人社会”为特征，每个人都按照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与他人发生关系。在村落纠纷中，人情关系对于纠纷的消解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这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形态，村落纠纷在萌芽阶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遏制。在这个意义上，本来要发展成为纠纷的矛盾萌芽被“人情关系”“面子思想”控制在未发成形的状态。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纠纷发生过程中，因为人情关系（宗族情感或者是邻里亲情、友情）的存在，主体之间的纠纷始终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就体现了熟人社会作为矛盾“控制阀”的社会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纠纷的解决阶段，熟人社会的深度发育也为第三方居中调解提供了现实条件。在现实情形中，A与C产生纠纷，B作为A、C共同的可以信赖的熟人（或亲人，或朋友），在AC实际的纠纷解决中实际扮演着重要的居中调解角色。这种纠纷化解方式，为乡村社会纠纷的解决模式产生了重要的深远影响。

（二）道德围场：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道德高至

在传统乡村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个人修养以及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村落纠纷的解决。在一般法理学的论述当中，我们知道，道德与法律是调节个体行为的两个重要维度。而在传统乡村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道德发挥着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也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1949年建国以前，我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是典型的以宗族道德、家法为基础的士绅社会（在这里，也可以称之为“道德社会”或者“宗法社会”）。“皇权不下县”，士绅群体作为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威维系着乡村社会的基本运行。一般来说，士绅群体知识水平高、阅历丰富、社会威望较好，在居中调解解决乡村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国以来，士绅群体逐渐消亡。但是，乡村社会中的道德权威，包括家族长老、教师等，其在乡土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息讼”的角色。

（三）法律诉讼：村民应对纠纷过程中的无讼心理

反观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法制史，“无讼”是我国传统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历史的因袭，固然与专制社会统治力量强大，限制司法救济有关。同样，这也反映了我国传统民众对于诉讼这种公力救济方式的回避。当然，这种无讼心理在村民应对纠纷过程中表现的更为全面。

一方面，司法救济成本过高，村民难以负担。对于乡村纠纷来说，如果采取诉讼解决的公力救济方式，这就会产生相应的诉讼成本（具体可包括，时间、金钱、人力成本等等）。而对于传统农民来说，金钱（农民自身较少的生产资料占有）与时间（农耕生产需要大量时间付出）这两者都是他们所缺乏且看重的。另一方面，村民这种无讼心理源于自身对于司法救济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与司法机构本身的公信力有关，同时也有对司法机构实际裁判结果的心理落差有关。

三、个案引入――现代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法律分析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的乡村纠纷当中，道德约束和人情关系这两者有助于防范纠纷的产生，控制及化解纠纷。法律，在传统乡土纠纷当中一定程度上扮演的是“备份选择”的角色。只有当纠纷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纠纷主体无法实现和解的情况下，法律诉讼才可能上升成为纠纷主体可以参考的一种纠纷解决策略。这也体现着传统乡村社会对于选择公力救济的“滞后性”倾向。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尤其是2002年农业税取消以来，农村社会大量劳动力解放了出来。在乡村纠纷中，突出变现为传统道德衰落，利益分歧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纠纷的直接引发因素。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法治精神的下沉，乡土居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村民在纠纷事件中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村民委员会或者说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在化解乡村纠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居中调解作用。下面，笔者将通过引入一起亲身经历的纠纷个案的方式，对现代乡土社会纠纷的解决模式进行全面、系统地法律分析。

H省S县N村村民马某与夏某两家是邻居，住房坐北朝南，南邻马路。两家东西院墙之间有一条3.3米宽、62米长的南北走向的胡同，胡同北侧是该村的基本农田。郑某于2009年在胡同北侧的基本农田里建起一座二层小楼，并将该房作为婚房为孩子娶亲。2015年4月，夏某修建房屋，在旧有院墙基址的基础上向西扩33cm作为新院墙的基址（并未超出宅基证载明基址）。这引起了马某、郑某的不满。

在一次纠纷中，马某、郑某将夏某打伤，夏某住院，共花费医疗费5169元（扣除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夏某聘请律师，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马某、郑某主动示弱，村委会介入调和。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协议载明：1.马某、郑某赔偿夏某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合计11000元整。马某、郑某双方平均分担（每人5500元）。2.夏某在旧有院墙基址的基础上向西扩15cm作为新院墙的基址。3.马某、郑某支付赔偿金之后，夏某不再提起诉讼。调解人为村委会主任张某。至此，此次纠纷解决。

从这个典型的乡村纠纷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相互交织，道德、人情与法理互相影响。与传统乡土纠纷解决模式不同，法律开始作为一种现代乡村纠纷的必要选择，已经在消解乡土纠纷，维护乡村秩序，推进乡村治理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传统道德式微，利益分歧成为乡村社会纠纷的直接因素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传统道德的衰落使得道德在乡村纠纷当中的“控制阀”作用变弱。而伴随着传统道德的衰落，农村地区的“重利主义”思想则有逐渐抬头的趋势。这种“重利”，主要体现在村民重视财产性利益。而现代乡村纠纷，也主要围绕着财产性利益的分歧而展开。

在本纠纷当中，矛盾的引发起源于“2015年4月，夏某修建房屋，在旧有院墙基址的基础上向西扩15cm作为新院墙的基址”这个事实。马某、郑某对夏某私自西扩的行为不满（虽然夏某向西扩建并未超出夏某宅基证载明基址）。

首先，对于马某来说，因为马某、夏某相邻而居，两家东西院墙之间有一南北走向的过路胡同（3.3米宽、62米长），夏某新建院墙向西扩33cm（院墙建成后，新胡同的宽度为2.97m）势必会造成过往行人、车辆向西压进，这就有可能产生对其宅基及院墙造成侵害的潜在危险。

其次，对于郑某来说，其修建房屋居住的位置位于胡同北侧，该条南北走向的胡同是其外出行走的唯一“出路”（H省地方方言，意指通向主干道的小路）。夏某新建院墙的基址在原有基址的基础上向西扩建后，新胡同的宽度为2.97m。由于胡同较长，而宽度变窄，很明显，院墙建成后，会对郑某及其家人的道路通过权造成损害。

案例当中，虽然夏某向西扩建院墙是在自家宅基地之上的合法建设行为，且没有影响其他人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但是这仍然引起了郑某、马某的强烈反对。纠纷的核心就在于，夏某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马某、郑某的合法权利造成潜在的威胁。

（二）村民法律水平提高，利用法律资源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断增强

在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已有的道德原则逐渐让位于现代法律规则。这也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现代村落纠纷当中，村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在具体纠纷当中，利用相关法律资源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也逐渐提高。

在本案例的纠纷当中，相关纠纷主体在利益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潜在的损害的条件下，都利用了相关的法律资源维护自身权利。夏某在被马某、郑某打伤住院后，第一时间联系律师，分析纠纷案情，为提起诉讼做准备。而马某、郑某得知夏某意欲提起诉讼时，也同样联系在法律行业工作的亲人、朋友，征求应对此次纠纷的相关法律意见，同时也提前对自身参与诉讼所需承担的风险进行评估。最后，马某、郑某考虑到自身参与诉讼的风险与成本较高，故而主动示弱，积极联系村委会进行居中调解。而夏某也通过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实现了自身的合法人身、财产权益。

在本案中，相关纠纷主体都采取有效的方式利用法律应对纠纷的解决。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的不再是传统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理”或者“力”，而是法律事实与法律规则。此次纠纷，虽然并没有以诉讼至基层管辖法院的司法方式解决，但是和解协议的达成充分体现了法理与情理的统一，合法的法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三）村民委员会在乡村纠纷解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0年10月生效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包括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在这个层次上而言，村民委员会虽然不是国家行政、司法机关，但却在实际上履行了化解村落纠纷，居中裁定纠纷权益归属的某种意义上而言“司法”调解的功能。

在该次纠纷当中，马某、郑某在对参与诉讼的成本、风险进行评估以后，主动联系村民委员会进行居中调解，正是体现了村民委员会在现代乡村纠纷解决过程中“纠纷裁判人”的重要角色。村委会（本案例中，实际调解人是该村的村委会主任张某）参与纠纷调解，首先张某对此次纠纷背景及发展过程进行一次全面地询问，进而熟悉此次纠纷的具体情节。然后，调解人张某主持调解，先后听取纠纷双方的纠纷意见及利益请求，从而明确纠纷的主要争议点。随后，根据双方陈述，结合纠纷发生的实际情况，调解人张某提出了初步的纠纷解决方案并听取双方意见。最后，在张某的主持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具体包括，马某、郑某赔偿夏某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1000元整，由马某、郑某双方平均分担（每人5500元）。夏某在旧有院墙基址的基础上向西扩15cm作为新院墙的基址。在马某、郑某支付赔偿金之后，夏某不再提起诉讼。

与传统的乡村纠纷士绅调解相比，现代乡村纠纷的调解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与传统的“家族式”、“家长式”调解相比，现代乡村纠纷调解的程序性更强，更加注重叙事说理的程序性规则。

其次，在纠纷解决中，更加注重运用相关法律法规梳理纠纷、化解矛盾。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村主任张某，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对纠纷争议点进行法律解释，对和解协议的具体条文进行客观、合理的法律分析，这就为依法进行纠纷调解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知识基础。

（四）“无讼”心理的退化：村民公力救济的意识与能力显著提高

传统乡村纠纷解决过程中，由于受“无讼”心理根深蒂固的影响，向司法机关诉讼进而寻求公力救济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这与传统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教化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小农群体封闭、保守的整体心态。伴随着现代法治精神的思想启蒙以及司法机构公信力的逐步提高，诉讼救济开始成为推进乡村纠纷解决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救济方式。

在上述纠纷中，在受到人身损害之后，夏某在住院期间即寻求律师服务，意欲提起法律诉讼。虽然其自身家庭经济并不富裕，社会关系也极其有限（上文已有关于纠纷之中“理”与“力”二者关系的论述），但仍在权益受损的第一时间积极进行寻求公力救济，体现了在现代村落纠纷中，村民公力救济的意识与能力的显著提高。

篇7

（一）男女财产权利平等方面的冲突男女平等，男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在时下中国理论上没有任何争议，国家层面的各种法律法规涉及此问题的立场从未动摇，从法律层面上讲应该是日益完善的。但从民间法的角度看，男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在乡村尤其反映在财产权利方面的冲突从未平息。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习惯法、刊载在法典中的法与老百姓心中的法在妇女继承权方面几乎从未一致过。在大中城市，这种冲突比较缓和，从小城市至农村、山区冲突的数量和质量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反而因为社会财产、家庭财富的增加而使矛盾更加激烈。根据《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下册）》记载：在1985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省内中级、基层法院1984年审结的126件继承案件进行了调查，原告是妇女的共108人，占全部案件原告人数的82%，其中大部分是寡妇和出嫁的女儿。1984年，甘肃省平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抽查了审结的18件继承案件，涉及妇女继承权的10件，占55%。在这之中，已婚女儿主张继承权的7件，寡妇要求带产改嫁的3件。1985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所属的元氏、无极、束鹿3个基层人民法院的100件继承案件调研，其中出嫁女儿要求继承遗产的5件，寡妇要求带产改嫁的36件，共占41%。1987年，江西省部分人民法院审结的167件继承案件中，出嫁女儿因其合法继承权受到侵害而提讼的有78件，因他人干涉寡妇带产改嫁引讼的有18件，两类合计96件，占57.4%。其中反映出的妇女继承权的冲突又可分为出嫁女继承权问题与丧偶儿媳继承权问题的法律冲突。

1.出嫁女继承权问题案例1：出嫁女许秀满诉许仕文继承案。江西省广昌县许达振育有一女许秀满。1968年，许秀满与陈豆生结婚，婚后陈豆生倒插门。1974年，许达振去世，其同族人许仕宽以许达振无子，召集亲族，将许仕文的儿子许名远（当时7岁）立为许达振的继子。1981年，许仕文认为继子应当继承许达振的遗产，把许达振所遗的6间房屋强行封锁，不许许秀满夫妇居住。这种“顶门立嗣”的做法，在民间法上有着长久的历史，但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违背，于是许秀满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继承其父遗产，法院支持了许秀满的请求。案例2：张爱绒诉陈兴录继承案。1985年甘肃省宁县张爱绒的丈夫陈润武去世后，不久，张爱绒和本村的金万库相爱，双方议定男到女家，共同抚养张爱绒与陈润武所生的两个孩子。他俩到乡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后，陈润武的远房兄弟陈兴录，从宗祧家族观念出发进行阻挡。他强行带走两个孩子，将张爱绒的3头牛和2200斤粮食拿走，并将张爱绒的住房锁上。陈兴录扬言：“她要走叫她走，想带走家产，领走孩子，拉去牲口，我拼命也要和她干”。陈兴录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张爱绒对其所生子女进行抚养管教的权利，侵犯了张爱绒的财产所有权和继承丈夫遗产的合法权利。张爱绒为此提讼。

2.丧偶儿媳继承权问题案例3：曹雁秋诉赵佩珍等继承纠纷案。上海市卢湾区曹雁秋是被继承人曹湘瀛夫妇的女儿，赵佩珍是被继承人的儿媳。1944年，赵佩珍的丈夫曹俊辉去世。此后，赵佩珍抚育一子曹承基，一女曹静梓，并仍与公婆曹湘瀛夫妇一起生活，部分负担公婆的生活费用。1966年以后，曹湘瀛夫妇的生活困难，全由赵佩珍赡养。1977年，1980年，曹湘瀛夫妇先后去世。1982年4月，地方政府发还曹湘瀛名下的征地款3133元，曹雁秋与赵佩珍为继承此项遗产发生纠纷。曹雁秋诉至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于1982年8月25日判决：曹湘瀛夫妇的遗产3133元，由曹雁秋继承783元，赵佩珍继承1567元，曹承基继承470元，曹静梓继承313元。这样处理，保护了长期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的利益，社会效果很好。

（二）在农村妇女土地分配及收益权方面的冲突2007年以来，江苏省妇联在该省各地先后收集了173份村规民约，持续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村规民约中的男女平等问题”的调查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0%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着“外嫁女户口被注销或强制迁出，难以获得承包地或征地补偿”的现象；43.8%的人认为，“农村妇女离婚或丧偶后户口被注销，难以获得承包地或征地补偿款”；33.4%的人认为农村存在“分宅基地分男不分女”的现象。在173份村规民约中，没有一份对妇女平等获取土地等经济资源的权益做出明确规定。例如，某村规定，男方到女方落户的，女方有兄弟的不予落户，有姐妹无兄弟的只准落户一人。这说明多子户娶媳可全部落户，有女无子户招婿只准一个落户，不能做到男女平等。案例4：王某未分土地补偿款案。2001年，王某从长沙县某村民组嫁出，户口及承包责任田均保留在原村民组，且一直在履行相关义务，去年10月，该村土地被征用，村民组获得一定数额的土地补偿金，村民组制定了将征地补偿金分配到村民个人的方案，每人可拿到12000元补偿费，但村里规定，出嫁女没有份，因此，王某未分得土地补偿款。案例5：覃异华诉花坪村案。2012年6月27日，广西象州县象州镇花坪村村民覃异华等19名妇女向报社反映称，为配合象州县政府建设教育园区，花坪村出让10余亩土地，获补偿金60万元。5月29日，花坪村村民小组长将这些款项分配给村民，每人获5500元。然而，覃异华等19名妇女却没有分到钱。对此，村民小组长称，按照“村规民约”，该村凡是出嫁了的妇女均不属于花坪村人，不得参与分配。覃异华表示，她们均是土生土长的花坪村人，尽管已出嫁，但户口一直没有外迁，且一直居住在本村，有固定的住房及责任田，村中修路等，她们也交纳相关费用，履行村民义务。但是，嫁进村的妇女及其子女都能参与分配。为此，覃异华等19名妇女向县里有关部门投诉，要求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权利，能参与集体土地出让的利益分配。

（三）流动妇女土地权益难保障2012年1月18日，由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流动妇女土地权益状况调查》。本次调查采取个人访谈形式，调查了1044名进城务工妇女，年龄段在20岁~49岁。在全体被访者中，有18.8%的人表示在农村没有土地，13.5%的人表示在娘家婆家从来都没有分到土地，31.8%的人表示因婚变失去土地，9.1%的人表示土地被征用，3%的人表示土地被他人强占。总的来看，流动妇女失地的主要原因是婚姻变迁。调查显示，由于农村土地分配以户为单位，农村女性在未出嫁时虽然名义上有土地，但户主绝大多数为父辈男性，实质上其土地权属是虚化的，而且她们一旦接近婚龄，就面临着失去土地的风险。重庆某县的一个村，甚至曾经出台过这样的村规：外出未婚打工女要想领到土地转让补偿金，要先到医院做“贞洁鉴定”。出嫁有失地风险，未嫁也有失地的风险。调查显示，流动妇女出嫁后在娘家的土地让渡给亲属的比例为23.5%，被集体收回的为49.6%，仍归本人的为20.2%，但也只是空挂名而已。到婆家后，在婆家村拥有土地的占51.2%，没有土地的占43.1%。对妇女财产权问题台湾学者林端博士认为，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制定《中华民国民法典》时，因受西方民法中男女享有平等继承权规定的影响，做出了中国男女享有平等继承权的规定。但70多年过去了，这项当时极具进步意义的法律，在今天的台湾地区实施困难，特别是乡下，父母还是不愿把遗产留给女儿，许多女儿被迫签下放弃继承书，原因是这项规定严重违背了中国传统民间法的规则。由此可见，在婚姻家庭立法方面，立法工作可以引导，但很难超前，任何超现实主义的立法，终将因其背离现实而落空或打折。同时也表明，在民事私法领域没有本土民间法支撑的法制改革，因为缺乏普遍的民意，在执行中要么打了折扣，要么被束之高阁。

（四）国家婚姻法与民间婚姻法的冲突在我国西北回族聚居区，结婚的形式有三种，一是领取国家法定的结婚证，二是举行世俗的婚礼（摆婚宴），三是举行伊斯兰教的教礼（念“尼卡哈”，或写“伊扎布”）。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形式来缔结自己的婚姻。尤其是回族乡村，女子十六七岁出嫁，男子十八九岁娶妻，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不够法定婚龄，甚至不够已经针对回族降低了婚龄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中规定的男20岁，女18岁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22岁，女20岁），无法办理结婚证，乡村大部分回族青年选择了教礼加世俗婚礼。在乡土社会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婚姻形式，为乡土社会广泛认同。但它引出的问题是，一旦婚姻出了问题，离婚、一方死亡，这时处理家庭财产关系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就显现出来了。而此时，依据国家法的一方显然获得了绝对的优势。村民在处理生活事务时，对法律的遵守有极强的选择性。当各方都以自己的利益选择法律时，村民利益的冲突就表现为法律之间的冲突了。案例6：吉某诉李某案。1999年冬，安徽省凤阳县石塘村发生了一起案，新娘吉某在婚礼不久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状告新郎李某。原来该婚姻为家庭包办，新娘本不愿意，在家人强说下勉强成亲，但却在当晚拒绝与新郎同房，随被。该案如以民间法的视角看，充其量是家庭矛盾，抑或家庭暴力。但2000年6月6日，凤阳县人民法院以双方未领取结婚证，没有合法的夫妻关系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定李某罪成立，判决有期徒刑3年。

（五）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当代民间习惯法的第一表现形式是村规民约（在这一点上笔者与谢晖教授的看法正好相反。见其作《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东岳论丛》2004年7月）。村规民约可以说是民间法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有稳定而明确的文字表达形式（无论以何种语言、文字），他们都有着特定的制定机构———村民大会，还有执掌机构———村委会，有着自己一套立法、执法乃至司法的机构。这也是它能够在民间运行甚至是强有力运行的原因。

二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调适

就目前总体来看，民间法并不总是与国家法相冲突，就是在本文上述引用的西北地区偏僻回族村落的村规民约，其在大方向上也声称遵守宪法、法律。尤其在公法范围内，民间法有意无意地停止在公法的边界之外，而更多调整的是私法领域中的婚姻家庭、继承、收养、邻里关系以及劳动生产等范围内的事务。国家法在这些领域有时不如民间法更有效，更能够获得社会认同。因此如何发挥民间法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江苏省宿迁市法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一）法庭综合运用国家法与民间法处理纠纷案例7：张用军继承案———东部地区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协调的经典案例（《今日说法》2012年9月3日，《真假女儿》）2012年5月25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居民张用军因车祸身亡。随后围绕着张用军的后事处理遗产继承等问题，死者的堂弟张用道和死者的姐姐张运平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并诉诸法院，双方都主张继承遗产，处理后事。如果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姐姐张运平应该继承赔偿款，但按当地乡村习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张用军是不能在张运平的主持下安葬在张家祖坟的，同时，张运平也无法将弟弟安葬在夫家的墓地。如果让死者的堂弟张用道继承并处理后事，又有违现行继承法。最终，宿豫区人民法院运用调解的方式，促成双方达成协议：由张用军的堂弟张用道安葬张用军，安葬费2.2万元包干使用，张用道方面继承遗产的30%，张运平方面继承遗产的70%。在僵持了43天之后，张用军终于入土为安。而就法律而言，这是一次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妥协或合作。而把二者联系起来的纽带，恰恰是国家的法庭。对于一味排斥民间法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在民事私法领域中，公民对规则的认同，是要比规则本身“公正”更重要的事情。公民对一个民事案件判决的认同，常常是由于它符合了公民心中所认同的民间法规则。因此，在民事权利救济中，合意重于公平，约定大于法定。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民间法的许多东西全部归于落后、封建糟粕来对待，努力在一切领域推行从西方移植来的国家法。其结果是新的法制未能矗立，旧的秩序却已破坏。先生早在50年前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后果，指出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村产生了副作用，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礼治秩序（当然礼治并不都是好的，如祥林嫂的故事———笔者），却没有能够建立起新的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更重要的条件是当地群众的认识、思想观念的变革。否则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旧的礼治秩序被破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贺卫方先生对此也深感忧虑：一方面，立法变成了单纯的国家行为，一般的组织、团体不得染指法律的制定，国家的法律成为强势“话语”，民间的法律愈发削弱。另一方面，国家法的民俗基础被极度忽视，更有以立法改造直至摧毁民俗的情况。一些我国民间长期遵守的行为规则在没有严肃论证和立法辩论的情况下被禁止，殊为可叹。

（二）西部民族地区宗教人员运用民间法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况西部地区多元法律的存在使得西部社会成员尤其是少数民族有了进行多重选择的可能性，在处理纠纷时，他们大都倾向于选择双方都自愿遵循的规则，选择有可能获得更为有利后果的规则。也就是说，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来选择“交易成本”最小，但收益最大化的规则是西部少数民族解决纠纷的一种经验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实践理性。一般而言，由于他们考虑到在运用国家制定法时的不经济，以及由于知识的局限（国家法与民间法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资源）而不能预测要引起的风险以及相应的机会成本（如审判久拖不决、判决不能执行等）。因此，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优先动用本民族的习惯性法律，而将国家法予以置换或规避，即所谓“私了”。观察发现，在更多的情形之下，国家法被民间法规避乃是当事人基于某种“法律经济学”的考虑，即“理性”考量国家法与民间法两种争议处理机制的成本和收益，最终可能会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民间法来处理纠纷。下面便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案例8：甘肃临夏清真老王寺教长祁海明阿訇告诉笔者：1996年8月，一个郊区回族老太太进城走亲戚，不料遇到车祸无常（死亡———笔者）。城里亲戚不知她来，乡下家里以为她已经到了城里。车祸现场无法收拾，当地交通警察也不知如何处理，担心因此出现大的民族纠纷，因为肇事方是一位汉族司机。但天热“埋体”（回族指遗体———笔者）无法久放，最后交警部门找到老王寺请求帮助，祁海明教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带领寺里的“满拉”（学经的学生），按照回族葬礼的标准规程送了老人，许多天后老人的子女赶来，在悲痛之余，为老王寺能够主持自己老人的入土仪式感到庆幸。同时在祁教长的调解下，他们也很快与肇事方达成后事处理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演化成民族纠纷的民事案件。案例9：甘肃广河县（回族自治县）交警大队，深感处理交通肇事纠纷的困难，决定适应当地居民大部分是回族的特点，聘请当地著名阿訇参与交通事故的后事处理。过去行政部门处理交通事故面临一大困难，他们只能依据行政规定来确定事故赔偿额，而这与被侵害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期望往往相差较大，常常处理不下去。阿訇们手持两端，运用自己的宗教知识，特别是凭着自己的崇高威望，往往能够通过调解把相互对立的双方的工作做通，使他们达到和解，由此用非诉讼方式解决了大量的诉讼问题。案例10：2006年11月22日7时左右，一辆昌河车驶至宁夏吴忠市上桥牛家坊村一队时，司机张某为避开从路边窜出的一个小孩，将路边一农户的铁大门撞倒，大门将恰巧从门后经过的回族户主马老汉砸伤，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突临灾难，马老汉家人悲痛欲绝情绪激愤，这时道道渠清真寺阿訇何振贵等人迅速赶到现场，经及时调解，有效制止了矛盾的激化，并促使双方达成了12.8万元的意外身亡赔偿协议。在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宁夏形成了以赵万刚、段文海、康伏海、王金玉等阿訇为代表的一批调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团队，在基层、在民间有效地化解社区纠纷，减少社会矛盾，避免大的社会冲突的发生，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民间法向国家法的转化及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吸收在法律多元的当前中国社会中，民间法并不是独立地存在着，它在与国家法的相互博弈中，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并且为国家法制的完善发出需求的信号，使立法机关及时地知道国家当前最需要什么样的新法律、新制度来给经济及社会发展护航。而且一旦时机成熟，在民意基础广泛时，国家法将吸收民间法中的某些部分，将其上升为国家法。通过对民间法的考察，将比较常用又与现行法律可相协调的内容上升为制定法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一个协调契机。其实，将民间法上升为国家法是近年来国家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1999年继春节之后，清明节、端午节也已经进入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彰显了国家法对民间法的认同和吸纳。在宁夏，从2010年起，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立法，将伊斯兰教传统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定为宁夏的法定节日，全区各族公民各放假2天。这是国内少有的针对一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节日立法放假的情况。此前，1981年宁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之外，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大幅放宽了回族公民的婚龄，使法定婚龄与实际婚龄有所接近，扩大了适婚人员数量，增加了婚姻法保护的家庭。与此同时，把阿訇的社会调解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给予支持。近年来，宁夏有计划有系统地在清真寺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本寺教长、阿訇或寺管会主任担任调解员，并制定了书面化的工作制度，使得这种民间法的适用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增加了这部分民间法适用的稳定性和可监督性。下面抄录一份吴忠市吴南清真小寺民族宗教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吴南清真小寺民族宗教纠纷调解委员会工作制度》（节选）（吴南清真小寺位于宁夏吴忠市利通区，该文件为笔者2011年10月做田野时抄录）

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所在单位、家庭住址等。

2．发生纠纷的情况，包括发生纠纷的时间、地点、原因、后果以及赏罚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和要求等。

3．纠纷的调解，包括调解的时间、地点、方式、次数、主持调解人员和参加调解人员的姓名，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收集了哪些证据，以及调解人对纠纷的看法和处理意见等。

4．调解结果，调解结果包括调解成立和不成立两种情况，不论哪种情况均应进行记载。调解成立的，主要记明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调解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调解不成立的，也应该记载不成立的主要原因。

5．对不属于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或调解不成功的纠纷应注明移交的有关部门和移交的承办人。……由以上制度可见，这种民间法的内容，由于有国家的支持，在一些地方已经起着准司法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程序是现代的或时代的，但这些宗教人员在处理纠纷时所依据实体法常常是古老的、传统的、民族的和宗教的。这样的搭配似乎不沾边，但它确是当代中国西部乡村社会的法律现实。乡民们生活在或高或远的国家法治下，同时也生活在须臾不离的民间法治之中。就回族而言，有回族的地方就有清真寺，有清真寺就有阿訇。他们不但在本地服务于乡民，还随着乡民的流动前往东部、南方开放城市继续他们的职业。例如在广州就有青海化隆县马阿訇，他在广州不但调解当地人与化隆回族之间的纠纷，还调解化隆回族与广州其他外来人员纠纷，同时还代表化隆回族与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从而备受化隆县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关注。被化隆县政府驻广东省办事处临时聘请为调解主任，没有工资，也不享受相关的待遇和级别，在广州的化隆人称他为马主任。

三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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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经济在不断飞速发展的同时，受到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文化思潮变革等因素影响，一些社会关系与矛盾纠纷趋于紧张和复杂，存在某些不安定的隐患、不和谐的因素，影响了基层的社会和谐和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旺苍地区乡镇的矛盾纠纷研究厘清农村矛盾纠纷呈现的主要现状与特征，并寻找妥善化解之道。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种类

（一）干群之间的矛盾纠纷

1、干部作风问题导致群众对基层组织缺乏信任。由于农村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加之近年来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基层人才的外流造成村领导班子成员素质整体不高成为不争的实事。素质的参差不齐又使农村干部出于理解不同或者个人的私心，在政策执行上时常出现偏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待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对村民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发现的矛盾纠纷不及时调处，或者采用高压政策或“一言堂”，以人治代替法治、从而使小纠纷激化成大矛盾。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引起了双方的对立，基层群众把对个别干部的埋怨转化成对政策的不理解和对村委会的不信任。而群众的上访也让村委会把其划为“刁民”，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2、管理职能与体制问题导致行政效率低下，难以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基层组织网络建设不健全，各项工作条块分割、机构庞大、冗员过多、加之工作人员人浮于事、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等现象时有发生，部门联动协调工作机制作用、群防群治作用发挥不好。一些村社综治网络、人民调解网络不健全，培训机制、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基层工作网络作用发挥不好，对因宅基地、土地、婚姻、邻里关系等引发的民事纠纷不能及时妥善化解处理。矛盾长期得不到化解，基层群众对村委会的不满与日俱增。

3、基层管理存在“一言堂”导致群众民利受到损害。当前，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级集体事务管理中，没有真正贯彻“一事一议”，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就开小会个别干部拍板决定，侵犯了村民的利益从而引发村民不满。村务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群众对干部多心、不放心，有意见，反映村干部吃喝贪占和财务混乱的越级上访问题仍居高不下。

（二）基层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

由于历史原因，基层法治观念薄弱，村民还没有养成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从而导致邻里之间及家庭内部矛盾不断加深。这些纠纷既影响着村内的和谐、民风的纯朴，也使干群关系更一步恶化，群众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

1、因宅基地、林地等引起的物权纠纷。近年来国家始终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加大，各项惠农政策和保障民生举措的相继出台，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自古以来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土地和土地所承载的利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让人眼红。补偿款兑付、林权纠纷、宅基地纠纷正呈逐年增多之势。只要涉及土地权属纠纷往往调处难度都特别大，处理稍有不慎极易引发，激发人民内部矛盾的升级。

2、因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引起的纠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转变，近年来农村离婚率逐年上升，婚姻矛盾逐年升级。伴随“打工潮”青壮后村民纷纷外务工，身处“花花世界”长期两地分居，造成婚姻基础动摇。因离婚、解除同居或赡养、继承、财产分割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因鸡毛蒜皮的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大量涌现。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征

1、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矛盾主体增多，矛盾关系广泛、复杂，往往是国家、集体、个体和多种经济组织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

2、矛盾纠纷复杂化。因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差异性和有关机关的行政行为和办事程序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化。农村矛盾纠纷由从前 “一因一果”向“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转化。现在农村矛盾纠纷不确定性与以前相比大为加强，一个简单的纠纷往往牵扯几人或一个群体的利益，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大大的增加了调处的难度。

3、矛盾纠纷呈现群体化。随着农村法治进程的推进，基层群众民主法制意识越来越强，加之农村矛盾纠纷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涉及面广加上血缘宗亲等因素，极易发展成群体行为，若处理方式不当，或者调处不及时，极易引发。

4、矛盾纠纷的季节性。农村矛盾纠纷常常伴随着春耕大忙，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等时节集中暴发，呈现明显的季节性。

5、解决方式激烈化、网络化呈现对抗性。矛盾之初，村民大多通过向村社或者乡镇干部反映问题，希望能解决纠纷维护自身权益，这时大多简单纠纷都能及时化解。但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纠纷的解决耗时过久，加之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对待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对村民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正当要求置若罔闻。致使当事人失去耐心，认为自己的问题靠正常程序反映根本解决不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只有把事情闹大了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故动辄就大闹。另外，个别基层群众片面追求个人利益，为谋取利益最大化，不顾法律、道德约束，通过网络把歪曲的事实发表在网上，希望通过网络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这些都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当事双方的对立。一些政府部门对待非正常上访事件，顶不住压力片面强调“和谐稳定”，在处理过程中不严格按照法律政策规定，做出过多的妥协让步又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人民群众不信法的恶劣影响，助长了不按正常渠道合法表达合理诉求的歪风邪气。

三、处理农村矛盾纠纷的对策

矛盾纠纷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积极预防和及时化解基层矛盾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调处机制，从实际需要来看，当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充分发挥法制

宣传、教育疏导功能,促使群众学法、守法、用法。一是加强对农村重点普法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大对村社普法宣传工作的指导力度，将普法宣传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各个环节。二是积极探索法制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把普法工作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新农村建设等结合起来，创新“法律七进”活动形式，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系统性和社，！会参与性。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开展送法下乡、法律咨询、法制讲座等活动。完善普法平台建设，深入开展“法律七进”、“法律明白人工程”等活动，充分利用“网络普法”、以案说法等形式，增强普法宣传的互动性和趣味性。通过培训学法骨干，达到以点带片，以片带面的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提高广大农民群众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动性。从而形成了“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全民参与，共促法治”的“大普法”格局。三是要把农村法治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将依法调解贯穿于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全过程，在调解过程中加强法律宣传工作，全面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形成依法表达诉求和维权的氛围，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还要将“宽以待人”的传统文化贯穿于调处矛盾纠纷具体案件的全过程。主动营造仁和礼让的调解氛围，以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和民间谚语、典型案例等说服、教育当事人，引导双方当事人在调处过程中冷静分析，宽容，促使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积极引导当事人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调处结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最终达到握手言和。2、健全制度, 强化指导，确保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实效。基层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指导作用,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帮助村级自治组织健全村务管理制度, 着力提升基层各项事务的法治化管理水平，做到决策民主、内容合法，程序规范，形成了村级工作运作有序、村干部行为规范，村级制度较为完善的工作局面。同时乡镇政府要把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建立科学、合理考核考核体系，把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与新农村建设、“依法治理”等相关考核结合起来，制定相关奖励政策，建立起一整套的奖惩体系，为矛盾纠纷调处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3、扎实开展依法治理工作、减少基层矛盾纠纷的发生。要以“会前学法”制度为抓手，继续坚持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学法考试等制度不放松，全面提升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法律素养，推动“法律七进”、“依法治理示范乡镇”创建等各项工作高效开展，确保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廉洁自律、依法行政、不损群众利益。要加强对村主要干部培训工作，规范党务、村务行为,加快基层民主化进程,从根本上减少或杜绝了因村务管理混乱而引发矛盾纠纷。

4、深化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化解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

（1）提高认识，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努力把大调解工作向纵深推进。要深刻认识到大调解工作是为“第一要务”服务这一本质，站在发展的高度认识大调解工作，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要深刻认识到大调解工作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牢固确立“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千方百计提高调处成功率，努力为基层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维护基层群众的合法权益 ；要深刻认识到大调解工作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调解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们必须积极适应国家法治化进程的需要，有力地提升大调解工作社会效果，增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实效性。

（2）着力构建 “大调解”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在健全组织网络的基础上,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种资源,形成上下联动,立体防控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的预防、排查、调处机制，定期对各类矛盾纠纷、安全隐患和突出问题进行全面细致排查，及时掌握人民群众诉求和矛盾纠纷产生的成因，分析研判各类不稳定因素，建立化解工作预案，健全快速反应机制。通过加大部门间配合力度，创新大调解工作格局。探索调解工作向专业化、行业化发展。创新调解新模式，推动调解队伍专业化、社会化建设。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格局，逐渐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倡导和支持一般民间纠纷向非诉讼解决渠道分流。切实建立起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机制，努力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牢牢把握调解工作的主动权。

（3）建立协调机制,实现三大调解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乡（镇）村两级调解组织在矛盾纠纷预警、控制、调处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信息员建立全方位的预防机制。着重“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早预防、早介入、早教育、早调解，达到早消化、早控制、早转化、早结案，把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把可能转化成巨大影响事件的矛盾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效控制矛盾纠纷。对排查出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实行“领导包案制”落实责任人，避免矛盾纠纷激化扩大，对化解纠纷工作不力致使矛盾激化，纠纷扩大的责任人追究责任。还要定期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矛盾纠纷 “大调解”五进活动 ,通过现场调解以案释法等形式,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守法意识和明辨是非能力,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发生。逐步规范，加强三大调解的联动机制建设，规范调处程序，加强诉调对接、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打好“组合拳”，确保三大调解密切配合,有机衔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把调解工作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实现好。

5、健全法律援助渠道。健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畅通诉求渠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拓展援助渠道，扩大农村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范围，确保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总之,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矛盾纠纷成总体上升趋势,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对排查出来的各类矛盾纠纷，要进行认真地分析研判并妥善处置，发挥大调解“为政府分忧、为分流、为法院减负、为公安减压、为群众解难”的积极作用。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调处矛盾纠纷的经验,积极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持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不断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李杰《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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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在局总支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按照“抓基层强基础、抓重点展亮点、抓创新求实效”的工作思路，夯实了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拓展了人民调解“四有五无”创建活动，规范了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工作以及社区矫正工作，尤其是在打造平安*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以人为本抓队伍。我区现有司法所10个，司法所人员52名，大专以上文化的有41人，占总人数的80%。法律专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有19人，占37.25%。人民调解委员会257个，人民调解员1629人；其中，镇、街道调委会10个，村居调委会88个，企业调委会96个，事业调委会24个,区域性行业性调委会11个，其他调委会13个。

以中央提出的加强“两所一庭”建设和省厅、市局提出的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市局年初召开的司法行政暨基层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出台了《关于开展司法所工作人员岗位练兵活动的意见》（拱司〔20*〕22号），明确了练兵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参加对象、方法步骤和具体要求，变原来程式化的考核为灵活的竞赛式的考核方式，促进了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学习自觉性。20*年10月23日，专门组织了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工作培训班暨岗位练兵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内容涵盖了民商、刑事、婚姻家庭、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归正安帮等内容，增强了学习培训的趣味性、灵活性和实效性。积极开展了人民满意站所创建活动，在区纪委组织的基层满意站所评比中，半山、米市巷司法所荣获了“人民满意基层站所”的称号。康桥等6个司法所达到市级规范所标准，其中大关等5个司法所被命名为省级示范司法所。此外还组织7个镇、街道司法所长及5个社区村的调委会主任到四川成都市温江区天府司法所考察学习。

二、多管齐下抓宣传。按照市局要求，今年上半年将学习宣传贯彻执行《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作为今年司法行政工作的重头戏，于20*年3月6日下发了《学习宣传<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活动月方案》（拱司〔20*〕6号）。确保宣传活动中思想认识到位、计划措施到位，经费保障到位，体现出领导重视、部署周密，载体丰富、氛围热烈的特点，达到了“以虚促实，推进工作”的目的。

在活动中，各镇、街道充分发挥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地开展了宣传工作，做到了“规定动作做强，自选动作做新”，营造了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宣传氛围。帮助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人民调解制度，主动关心、支持和参与人民调解，提高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一是印发宣传资料。在活动期间，全区共印发宣传资料15000余份。如：通过在《*法苑》刊印《条例》12000份，分发到全区广大居民手中；二是在区政府大厅、食堂、区人民法院、各镇、街道主要办公场所以及各个社区、村，企业事业调委会张贴宣传画500多张；三是在全区主要公共场所、政府机关、街道办事处门口悬挂横幅60多条；四是发动社区、村制作黑板报90余块；五是各镇、街道编印《条例》学习宣传简报10余期；六是在《*法苑》、《*通讯》、《钱江晚报》、《杭州日报》刊登了《条例》宣传活动的文章；七是制作*区宣传《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的图板12块，其内容包括：前言、概念和原则、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纠纷的申请和受理、不公开调解、简易调解和庭式调解、案例、协议的法律效力、人民调解的指导、组织网络以及人民调解的优势等，图板突出了知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一目了然，通俗易懂，特别是组织网络和人民调解的指导把《条例》内容与*区的实际融为一体，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回答了什么是人民调解，如何申请人民调解以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等问题，并在各镇街道主要公共场所巡回展出，虚实结合、方便群众。其中米市巷街道还以条例宣传月活动内容专门制作了一套幻灯片；八是组织了《条例》知识153题有奖竞猜活动；九是在上塘、米市巷、小河、康桥等地举办了多场《条例知识》培训讲座，有的街道还召开了居民代表座谈会，对《条例》进行了学习；十是各镇、街道分别开展了一次疑难纠纷、社会不安定因素排查和疑难纠纷调处研讨活动；十一是举行了《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宣传暨人民调解员宣誓仪式，将宣传活动推向了。4月14日，在运河广场举行了《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宣传暨人民调解员宣誓仪式，省司法厅基层处副处长陆德兴、市司法局副局长钱红旗、基层处副处长胡燕、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冯国明、区政协副主席陈林海、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俞银新以及各有关镇、街道分管领导等应邀参加仪式。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冯国明在仪式上就加强《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提出了要求。市司法局副局长钱红旗代表杭州市司法局就贯彻《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提了要求。在仪式上，还为区联合调委会的调解员颁发了聘书。全区100名调解员代表进行了集体宣誓。镇、街道、村（社区）、企业的调委会主任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激发了调解员的光荣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扩大了居民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认知度。此外，在宣传月活动中，10个镇、街道开展了一次疑难纠纷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排查活动，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400余起，调处成功390余起。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营造了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宣传氛围。宣传活动帮助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人民调解制度，主动关心、支持和参与人民调解，提高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在市局组织的评比中，取得了第二名。

三、调防并举抓实效。*年12---*年11月份排查民间纠纷2379件；调处民间纠纷2379件；调处民间纠纷成功2324件，成功率97.7%;其中最多为邻里纠纷1133件，调解成功1122件，成功率99.01%;其次是婚姻家庭纠纷459件，调解成功448件，成功率97.7%;第三是损害赔偿纠纷233件，调解成功227件，成功率97.4%;第四是“三养”纠纷55件，调解成功55件，成功率100%;第五是施工扰民纠纷47件，调解成功43件，成功率91.5%;第六是宅基地纠纷42件，调解成功35件，成功率83.33%;第七是继承纠纷35件，调解成功35件，成功率100%;第八是劳动33件，调解成功33件，成功率100%；第九是债务纠纷15件，成功12件，成功率80%；第十是合同纠纷13件，合同调解成功12件，成功率92.3%；第十一是征地拆迁10件，成功9件，成功率90%；第十二是村务管理3件，调解成功2起。成功率66.67%；其他无名纠纷288件，成功278件，成功率96.53%。防止群体性上访13件821人，防止群体性械斗6件192人，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3件3人，防止民转刑案件2件2人。调处重大疑难纠纷222件，成功219起，成功率98.65%；排查社会不稳定因素257，调处254起，成功248起，成功率97.63%。

一是创新机制，积极发挥矛盾纠纷排查的预防功能。下发了《关于做好20*年度人民调解“四季保平安”活动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通知》（拱司〔20*〕34号）。先后推出了以降低村民建房风险为目标的村民建房联保机制；以服务、维权为重点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机制；以邻里和谐小聚会为形式的城市居民和谐共处机制，以整体联动、协同作战为特色的联防联调联处的“三联”机制等，构建了预防矛盾纠纷激化的第一道防线。

二是规范操作，不断提高人民调解的规范化程度。《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按照条例的要求对人民调解的法律化程度进行了探讨，一是制作了《人民调解工作格式文书范本》；二是编制了《人民调解格式文书制作的要点及应注意的问题》的幻灯片；三是在小河街道试行了《人民调解员积分计奖考核办法》，作为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激励机制的具体措施，《*通讯》以“小河街道的和事老不好当”为题报道这项激励措施试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四是在区人民法院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工作室作为*区人民法院与区司法局共同推出的便民窗口，既是区人民法院和区司法局联合开展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平台，也是区联合调委会调处纠纷的工作机构，又是区人民法院与区司法局联席会议的常设指导机构，同时也是区人民法院和区司法局联手培训人民调解员的基地。工作室设立方便了老百姓，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审判资源，减轻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缓解了审判力量的不足矛盾；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用人民调解的灵活性弥补了诉讼中法律适用的不足；宣传了人民调解工作，提高了人民调解的公众知晓度；建立了长效培训机制，为培训人民调解员提供了基地。一年来，10个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员先后在工作室参与了实习和培训，发放各类宣传资料近3000份，共受理和调处民间纠纷121起，涉及标的1500多万元，解答群众咨询300多人次，省高院院长应勇、市司法局局长洪慧萍等领导先后考察后，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全市推广。五是组织了人民调解优秀案例和调研文章撰写和编印工作。全区共撰写调解案例28个，调研文章近20篇。其中，邬春光、钟建娟分别制作的两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在首届全国优秀法律文书评比中分别获得优秀奖；严洁如、邬春光等撰写的《对20*年以来*区调处农村非正常死亡纠纷的调查与分析》分别获得了省法学会省高院省司法厅共同举办的人民调解研究会研讨成果三等奖，省司法厅组织评选的优秀调研成果优秀奖，市司法局组织评选的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杭州市司法局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四个奖项；邬春光等撰写的《关于人民调解程序和卷宗制作的调研报告》获得杭州市司法局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上塘街道司法所等撰写的《完善企业人民调解工作之构想》获得杭州市司法局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优秀调研成果优胜奖。康桥镇等6个调委会和湖墅街道仓基社区孙国强等6名调解员分别被市司法局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三是安心扶志，充分发挥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的扶助功能。我区现有归正人员总数414人，其中刑释人员5年内有371人，当年回归56人。解教人员3年内有43人，当年回归10人。归正人员五年内重新犯罪8人，当年内无归正人员重新犯罪。安置归正人员388人，安置率93.72%。其中城镇籍人员总数358人，安置农村籍人员总数30人，创建安置基地共14个，共安置归正人员57人，当年安置归正人员12人。创办安置实体1个，安置人员10人；当年得到社会救济的归正人员共54人，其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7人，列入五保对象的1人。在册矫正人员131名。在工作中坚持“安其心，扶其志”的工作思路，为归正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融入社会铺好路，搭好桥。各司法所普遍开展了“高墙送温暖”、“送法进监狱”活动，《人民调解》、《东方法苑》、市安置帮教动态等以《小韩和他的群丰果园》报道了我区和睦街道的帮教故事。全区实现了当年无归正人员重新犯罪和矫正人员再犯新罪的目标。20*年6月21日，我区召开了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协调会议，会议就我区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讨和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我区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分工和社区矫正“三延伸”工作，区人民法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的分管领导和相关业务科、庭、室以及10个镇、街道的司法所、派出所分管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点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衔接难和管理难等问题，会后，我区的社区矫正工作有明显的加强，矫正对象从原来的60名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31名。

篇10

内容提要: 婚姻瑕疵纠纷的诉讼路径不仅应当解决，而且完全可以解决，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却未予解决。这是一大遗憾。建议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相关条文予以修改补充，明确规范婚姻瑕疵纠纷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简称“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这一解释与最初稿的条文相比，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解释三的不足与完善 

    解释三现行条文与最初的条文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即删除了“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的内容。删除上述内容很有必要。否则，就会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相冲突。因为现行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同时，婚姻行政诉讼也难以解决婚姻瑕疵纠纷。

     但解释三第一条只是解决了瑕疵婚姻不属于无效婚姻问题，没有解决瑕疵婚姻最突出的“诉讼难”问题。因而，该规定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补充完善，明确规范瑕疵婚姻的诉讼路径。为此，笔者建议，对原条文作如下补充修改：

    当事人因婚姻登记瑕疵起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对于不属婚姻法第十条或第十一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得按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处理 。

    对于不属法定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婚姻登记瑕疵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提起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

    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对结婚登记效力提出异议，主张婚姻不成立或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离婚之诉与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合并审理，先确认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然后处理离婚问题。对于确认婚姻不成立或无效者，则直接处理子女、财产问题。 

    在上述修改条文中，第一款是在原第一条的基础上修改的，主要是增加了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这样更加全面。同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第二、三两款是在原条文基础上增加的新内容，即在民事诉讼中“一揽子”解决婚姻纠纷。其中第二款是解决瑕疵婚姻的诉讼路径问题，第三款是解决婚姻诉讼的合并审理问题。增加二、三两款，既非常必要，又完全可以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解决，切实可行。

    二、规范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必要性 

    （一）规范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是满足人民司法需求的当务之急

    在司法实践中，婚姻瑕疵纠纷“诉讼难”的问题十分严重。如2008年常先生以妻子持虚假身份证登记结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结2001年的婚登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i][1]］ 1989年5月19岁的李女士用姐姐的身份证与吴某登记结婚，2009年10月李女士向金湾区法院起诉离婚，则因结婚证与李女士姓名不符，一审、二审均驳回起诉。［[ii][2]］1995年陈美未到婚龄，便冒用姐姐陈丽的身份登记结婚。2008年6月陈丽陷入了“重婚”之嫌，便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妹妹和妹夫的婚姻，因超过行政诉讼时效，被法院驳回。陈丽被迫又打侵权官司，法院判决妹妹和妹夫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iii][3]］但陈丽打了两场官司，其 “重婚状态”，依然没有解决。由此可见，目前民事诉讼不受理此类案件，而行政诉讼又无法解决，当事人将完全丧失救济途径。如上述案例1 和案例3因过行政诉讼时效被驳回起诉后，当事人则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案例2民事诉讼被驳回后，1989年的结婚登记，也显然超过了行政诉讼时效。当事人也将彻底丧失救济途径。

    这里所列举的只是进入法院诉讼程序的几个典型案件，但它反映的问题具有普片性。同时，还有很多案件因法院不受理而没有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四处奔波，纠纷无法解决。如当阳市一女子身份证被人冒用结婚，奔波4年不能结婚。［[iv][4]］有的甚至无赖时，通过媒体呼吁，以寻找办法。如金某的妻子出走8年，则因妻子身份有问题无法离婚。金某便通过《台州日报》信息，希望好心人能帮他出主意，让他早日离婚。［[v][5]］ 有的女性不能与丈夫离婚，干脆与他人同居、甚至重婚。［[vi][6]］

    可见，尽快解决婚姻瑕疵纠纷“诉讼难”， 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势在必行。人民法院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应当将其作为落实司法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当务之急，及时加以规范和解决。 

    （二）通过民事路径解决婚姻瑕疵纠纷，是行政复议不能、行政诉讼无能的必然要求

    1、所谓“行政复议不能”，就是婚姻瑕疵纠纷，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在 过去没有无效婚姻制度时，民政部门可以撤销婚姻登记，事实上起到了补充无效婚姻制度的作用。但现行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制度，为了防止扩大无效婚姻的范 围，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等取消了民政部门任意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目前，民政部门只能受理和撤销法律规定的受胁迫结婚一种。 同时，民政机构要处理此类纠纷，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结婚登记，都必须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也就是说，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因而，对于婚姻关系纠纷，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处理，是各国的通例。［[vii][7]］

    2、所谓“行政诉讼无能”，就是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有效地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至少有十个方面的缺陷（笔者另有专文），包括行政证据规则、行政诉讼时效等都不适用婚姻瑕疵纠纷。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一点，即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在同一婚姻关系中，涉及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需要同时作出判断时，行政诉讼更是无以应对。如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9年的行政判决撤销了一起 1993年4月的婚姻登记案。［[viii][8]］本案虽然撤销了婚姻登记，但当事人在1994年2月1日前即同居，构成了事实婚姻。行政判决仅仅撤销婚姻登记，则与实际婚姻关系相互矛盾。可能会使当事人误以为双方已经不存在婚姻而另行结婚构成重婚。

    由于婚姻登记机关和行政诉讼不能和无能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民事诉讼就是必然选择。

    （三）通过民事路径解决婚姻瑕疵纠纷，是现行婚姻制度的内在要求

    我 国过去一直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登记违法案件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因而，在离婚审判中不可能遇到婚姻无效的问题，当事人也不可能在离婚中提出婚姻无效的主张。但现在不同，现行法律设立了婚姻无效制度，而且婚姻无效统一由法院管辖。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不仅会在离婚诉讼中涉及到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还 会涉及到在同一诉讼中合并审理离婚与婚姻无效等不同诉讼请求问题。如一方起诉离婚，另一方反诉婚姻无效或不成立，或者一方请求宣告婚姻无效，另一方主张婚姻有效，请求离婚。这必然要改变过去单纯的离婚诉讼程序，需要将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合并审理，一并解决。因而，婚姻诉讼的合并审理已成为现行法律的必然要 求。而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合并审理，只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 

    三、规范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可行性

    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范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婚姻瑕疵纠纷的诉讼路径，具有可行性。无论是从现行法律体制上考察，还是从司法实践中检验，民事诉讼路径都是切实可行的。有人认为，笔者提出的上述方案虽然可行，但需要修改法律后才能实行。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婚姻关系确认之诉和婚姻案件合并审理，这在现行法律制度中都有根据，不存在法律障碍，完全可以付诸实施。

    （一）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其充分的法律根据和理论根据

    1、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其充分的法律根据

    “婚姻登记瑕疵”，是指在婚姻登记中存在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因而，它主要违反的是婚姻登记程序，所涉及的评判标准是婚姻的程序要件，所涉及的婚姻性质不是婚姻的有效与无效问题，而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婚姻法第8条是关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规定，是判断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法律根据。婚姻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根据该条规定，依法登记，并取得结婚证，婚姻则成立。反之，婚姻登记严重违法或者欠缺婚姻成立的必要要件，婚姻则不成立。

    因而，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现行法律体制上没有障碍。而且，确认婚姻关系之诉也是落实该条规定的需要，否则，对于涉及婚姻登记程序的纠纷就难以解决。

    2、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其充分的理论根据

    在民事诉讼法上，也有确认之诉。婚姻关系确认之诉在民事诉讼中没有法律障碍。而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设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这也可供我们借鉴。

    3、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不仅有法律根据，而且实践中缺其不可

    确认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并不是可有可无问题，而是缺其不可。没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不少婚姻纠纷，则难以解决。如发生在北京的一起登记后没有领取结婚证一方死亡的案例。双方所争议的就是这个婚姻登记程序是否完成，婚姻是否成立。这只能用婚姻法第8条关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标准判断，不可能用其他标准判断。又如，妹妹使用姐姐身份证与赵男结婚。姐姐与赵男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也只能适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 再如，有关事实婚姻是否存在或成立的纠纷，也只能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理论解决。比如一方说是同居关系，另一方说是事实婚姻。要解决双方的争议，也是涉及事实婚姻是否成立问题。 实践中，的，还很多情形，需要需要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存在，不一一列举。 

    （二）婚姻案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合并审理

    1、婚姻案件合并审理有法律根据

    尽管婚姻法和民事诉讼法没有直接规定婚姻诉讼案件合并审理，但婚姻案件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法上有充分根据。婚姻案件属于民事案件，民事诉讼法第126条关于合并审理的规定，当然适用婚姻案件。比如原告认为婚姻有效提出离婚，被告反诉婚姻无效或不成立，这当然要合并审理。

    目 前，在离婚诉讼中，对一方主张婚姻无效或不成立时，之所以要驳回起诉，要求当事人另行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婚姻性质判断错误，认为婚姻无效或不成立属于 行政案件，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实际上，无论是违反结婚的形式要件，所引起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争，还是违反结婚的实质要件，所引起的婚姻有 效与无效之争，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关于婚姻性质或效力之争，都是典型的民事案件。而且如前所述，这类纠纷，行政机关无权处理，行政诉讼无能处理，只能通过民 事诉讼程序解决。

    2、婚姻案件应当合并审理

    为了尽可能在同一诉讼程序中统一解决因同一婚姻而发生的各种不同请求，避免或减少因对同一婚姻关系多次提起诉讼而致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长期地、经常地处于不安定状态，婚姻关系案件以一次解决为原则。对此，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亦有规定。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包括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主要有三个好处：一是避免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二是避免相互矛盾判决；三是经济简便，方便当事人诉讼，节省司法资源，符合当前能动司法理念。

    而且，对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合并审理，这也是民诉法的基本要求。对于婚姻案件来讲，更是如此，对于同一婚姻关系，不能分别审理，以免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因而，婚姻案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合并审理，属于强制合并审理的案件。

    （三）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婚姻瑕疵纠纷切实可行

    在民事诉讼中解决婚姻瑕疵纠纷完全切实可行，而且可以克服行政诉讼的弊端。

    1、可以将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合并审理，一次解决。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集中审理，一次性解决纠纷。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和并审理，还可以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附带之诉与婚姻之诉合并审理，集中一次性解决。

    2、在民事诉讼中，没有诉讼时效的障碍。对于婚姻无效，在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不受一般诉讼时效限制，有请求权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具有相同性质，亦不受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在法理上非常明确，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民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婚姻瑕疵纠纷没有诉讼时效障碍。

    3、 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判决功能障碍。对婚姻诉讼纠纷按民事案件处理，主要审查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其评判标准与行政诉讼不同，一些有程序违法瑕疵的婚 姻，只要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在民事上可以认定婚姻成立有效，这可以弥补行政诉讼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功能不足的缺 陷。

    4、 在民事诉讼中不存在相互否定和矛盾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就离婚、婚姻有效与无效等一并提起，或者提起反诉。法院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诉讼合并审 理，避免矛盾判决。如原告提出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被告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有效；或者原告提出离婚之诉，被告可以反诉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或者反 诉婚姻无效。如在同一婚姻关系中，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并存时，行政诉讼在撤销登记婚姻时，与有效的事实婚姻形成相互矛盾。但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可以合并 审理，同时解决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避免相互矛盾判决。  

    5、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如婚姻无效的类推等，都只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

    6、在我国审判中已有成功判例，实践证明，婚姻瑕疵纠纷完全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解决。如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赵光武登记结婚。2009年12月， 刘红玲准备起诉离婚时，因涉及到自己与赵光武的婚姻及其姐姐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到底如何认定问题。经法院释明，刘红玲将离婚之诉与婚姻关系确认之诉合 并提起。其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刘红玲与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并同时要求法院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子女由刘红玲 抚养。

    宜昌市点军区法院合并审理后，于2010年4月 判决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刘红玲与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 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 不成立。现刘红玲与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刘红 玲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遂判决如下：一、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准予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三、子女赵寒晶 由刘红玲负责监护。

    本 案判决的真正价值在于：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成功地解决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尽管对认定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会有争议，但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婚 姻登记瑕疵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比行政诉讼更科学，更顺畅、简捷、彻底。可以将相关的婚姻 诉讼合并审理，“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这充分体现了体现了现代先进司法理念，是能动司法的好典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婚姻法在实体方面的立法有长足进步与发展，取得了可喜成就。［[ix][9]］但婚姻诉讼程序立法还相对滞后，至今没有建立家事诉讼程序（人事诉讼程序）。这种立法现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因此，我们呼吁，应当尽快建立家事诉讼程序。在家事诉讼程序尚未建立前，应当先对目前亟待解决、而且完全可以解决的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予以规范，以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

   

     

 

 

 

注释:

  ［[1]］《妻子持假证登记结婚丈夫起诉被驳回》 ，2010年01月04 日《北京晚报》，fawu365.com/html/zx/2010-1/4/10142213105054952.html

 

  ［[2]］《20年前用假身份结婚现想离婚一二审败诉金湾一妇女违反结婚登记程序处境尴尬》zh5156.com/article/article_2699.html

 

  ［[3]］《泉州：婚龄不足冒用亲姐身份登记 姐状告妹“讨名字”》 2010年04月16日，news.163.com/10/0416/17/64dl8lab00014aee.html 。

 

  ［[4]］《奔波4年为何拿不到结婚证楚天都市报》，2007年09月06日 17版，ctdsb.cnhubei.com/html/ctdsb/20070906/ctdsb96197.html

 

  ［[5]］《林远锦“丈夫想离婚 妻子却说没跟他结过婚”》，2008年3月19日《台州日报》。

 

  ［[6]］王礼仁《男女平等的法律并不是最好的法律——以女性从政和婚姻诉讼为视角》，《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7]］李明舜《民法典的制定与结婚、夫妻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

 

  ［[8]］《哥哥冒用弟弟身份结婚 嫂子起诉结婚证被撤》，010ls.com/hunyin/gegemaoyongdidishenfenjiehun_saoziqisujiehunzhengbei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