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关系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关系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经济法

经济保障着国家军事建设和国民生活水平，经济法则是国家对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中发生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从作用上体现国家意图，保证经济稳步发展，在法律的规范下，避免出现市场动荡、不当竞争等混乱的现象。经济法律关系即对经济法延伸解释的一部分，是法律关系之一，具有更鲜明的灵活性、政策性和行政主导特性。

一、经济法律关系概述

从定义上来说，经济法律关系是指国家协调或调整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根据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在经济主体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经济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经济法律关系满足在经济法的基本要求，其前提就是以经济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且经济法律关系受经济法的调整;(2)经济法律关系必须符合国家调控规范的社会活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府及相关的经济管理机关具有主导性，即在大多数的经济法律关系中，一方为政府组织，另一方为公民或经济组织;(3)经济法律关系只存在于国家管理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国家利用其职能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4)经济法律关系所包含的领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各个领域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二、经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

同其他法律关系一样的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组成要素也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主体、客体和内容，这三者相互联系，若其中之一发生变化，则相应的法律关系也出现改变。

(一)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法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并能够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法律关系参与者。可以理解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财务的所有者，也是义务的履行者，同时还是客体行为的实施者。经济法律构成要素中首要因素便是主体，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和政府组织，国家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体，不仅行使决策权力，同时也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国家和政府组织这一主体的特点是在行使经济管理权时依法享有推定有效权、社会协助权、先行处置权等。二是经济组织和个人，这一类主体具有利益的独立性，国家颁布经济法，经济法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主体的性质常常决定着经济法律关系的性质。

(二)客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履行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客体是主体权利义务的载体。客体是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关系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依存的，其中一方发生变动，另一方随之变化。客体行为必须符合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国家干预经济的相关行为;二是必须符合相关经济法律、法规内容的行为，客体的行为必须依法进行。客体通常可以分为智力成果、物、经济行为三种基本形式，法律上对它们的定义分别为:智力成果是人们通过脑力创造的精神产品或精神财富，具有创造性、非物质性和公开性，智力成果又称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对物的定义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创造的物或自然物，且由权利主体实际支配或控制的财产，特别的如森林资源和土地开发，也可以看成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客体;经济行为是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为取得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包括一般性经济行为、组织性经济行为、经营性经济行为和职能性经济行为。

(三)内容

法律经济关系三个要素的核心便是内容。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经济法律关系中主体享有的权利和需要承担的义务，间接体现着主体的要求和利益。确定主体和客体若没有内容，则法律关系是不存在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权利和义务。权利是法律赋予人实现利益的一种力量，一般来说，权利是法律为权利主体提供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和保障。对法律经济关系而言，权利是基于主体的地位由法律赋予的经济管理资格。权利的核心是经济利益，权利是为达到某种利益被授予的许可。对于经济管理机关来说，其经济权利必须是法定，权利的法定性必须进行严格规范，否则一旦造成权利滥用将会影响他人的经济利益，且要承担相对应的法律后果。在法律经济关系中，若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或不能使用时，主体可以通过有关机关申请强制保护。义务是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和限制，和权利是相对的存在，义务可以理解为是应尽的责任，是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价值付出。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主体的权利是建立在另一方履行义务的基础上，反之，另一方的义务是为保障一方的利益。如主体拒绝履行义务，则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三、结语

通过对法经济律关系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其要求和内容，不再局限于片面抽象的文字概念，更加深刻的理解经济法，明确经济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全面了解经济法律关系更有利于准确定位经济的调控方向，从而实现保持市场经济稳定，稳步发展国力。

作者:李昆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篇2

一、特岗教师的特殊性

与一般教师相比，特岗教师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与特岗教师的许多法律问题关系密切，是分析特岗教师法律关系的基础。

（一）制度目的的特定性

特岗教师制度有其特定目的。首先，特岗教师制度是为了解决教育均衡问题。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着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及城乡之间的失衡，特岗教师制度正是通过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进一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其次，特岗教师制度担负着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重任。代课教师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很普遍，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还会长期存在。因此，上述教师〔2006〕2号文件强调，要研究制定具体可行的办法，将“计划”的实施与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代课人员问题等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特岗教师制度还承担着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任。教师〔2009〕1号文件指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加大。这就暗含着特岗教师制度还要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从实践看，近些年特岗教师也主要是从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招录。

（二）期满就业的不确定性

特岗教师的合同期限只有3年，3年之后怎么办？根据文件规定和操作实践，服务期满后，特岗教师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选择在当地继续任教。教师〔2006〕2号文件规定：鼓励特设岗位教师在3年聘期结束后，继续扎根基层从事农村教育事业。对自愿留在本地学校的，要负责落实工作岗位，将其工资发放纳入当地财政统发范围，保证其享受当地教师同等待遇。二是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聘于需要补充空岗教师的其他学校。教师〔2009〕1号文件规定：城市、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空缺需补充人员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聘用服务期满的特岗教师。三是重新择业。3年服务期满，特岗教师解除与地方政府的法律关系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择业。

（三）历史性

特岗教师计划的实施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历史任务，一旦这个任务完成，特岗教师制度也就会成为历史。从教师〔2006〕2号文件的规定看，“特岗教师计划”自2006年起实施，期限为5年。教师〔2009〕1号文件没有进一步明确实施期限，但义务教育均衡的目标迟早是要实现的，届时特岗教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二、特岗教师制度涉及的法律关系

特岗教师制度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义务教育均衡的需要，以中央财政为主承担计划所需资金，招聘符合条件的教师到西部地区工作的制度。因此，特岗教师制度势必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特岗教师、特岗教师和设岗学校三种法律关系。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特岗教师计划”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以中央财政为主。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特设岗位教师的工资性支出，并按人均年收入1.5万元的标准，与地方财政据实结算。从2012年起，中央财政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提高为：西部地区人均年收入2.7万元，中部地区人均年收入2.4万元。从职权来说，“特岗教师计划”不改变事权划分。根据这些规定，在特岗教师制度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关系。

所谓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重点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农等公共服务领域。特岗教师计划涉及的资金支付属于专项转移支付。

在“特岗教师计划”所涉及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关系中，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是拨付计划实施所需的主要资金，同时有权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地方政府具体负责特岗教师计划的实施，省级财政负责统筹落实资金，用于解决特设岗位教师的地方性补贴、必要的交通补助、体检费和按规定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政府不安排商业保险）应缴纳的相关费用，以及特设岗位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和招聘的相关工作等费用。同时，地方政府要承担特岗教师工资年收入水平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部分。

（二）特岗教师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从中央文件和地方政府的操作实践看，特岗教师的权利与义务是通过特岗教师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服务协议书或聘用合同规定的。在各地的操作实践中，与特岗教师签订服务协议的地方政府存在着细微差别。如《山西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2012年修订）规定，特岗教师与设岗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聘用合同。《贵州省2011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规定由县级人事、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河北省2012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国家特设岗位计划教师聘用协议书》中的签约主体是设岗县人民政府和受聘教师。就协议内容而言，多是对中央文件规定的复制。

那么，特岗教师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究竟该如何定位呢？对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不管是从协议的签订方式（公开招聘、自愿报名），还是从协议的内容（权利与义务）分析，这种协议与政府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的劳动合同都极其相似，因此将这种协议定性为民事性质的劳动合同更为合适。

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教师〔2006〕2号文件的规定，地方政府对特岗教师还承担着管理任务：特设岗位教师在聘期内，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其进行跟踪评估。对成绩突出、表现优秀的，给予表彰；对不按合同要求履行义务的，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督促改正；对不适合继续在教师岗位工作的，应及时将其调整出教师队伍，并相应取消其享受的相关政策优惠。在各地具体的协议中，还有对不履行聘用合同或不适合继续在教师岗位工作的，应及时终止合同的规定。从表面上看，这种规定非常类似于单方面终止合同权，但这种合同终止权不符合民法旨趣，实际上更接近行政管理权。这也正是导致学界对该类法律关系性质存在不同认识的重要原因。

（三）特岗教师和设岗学校的关系

特岗教师与设岗学校的法律关系更为复杂。一是设岗学校与特岗教师之间不存在法律方面的协议，二是设岗学校不向特岗教师支付劳动报酬，三是设岗学校无权解聘特岗教师。那么，特岗教师与设岗学校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特设岗位教师聘用后的日常管理与考核主要由设岗学校和设岗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每年度结束，各设岗学校要对本校特设岗位教师的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定考核等次，并报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存入其工作档案。单从这种管理规定我们还不能明确特岗教师与设岗学校的法律关系。《关于印发河南省2012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和岗位设置的通知》规定：特岗教师由设岗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派遣到设岗学校，并由设岗学校安排一线教学工作和进行日常管理。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特岗教师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然后由地方政府派往设岗学校工作，特岗教师与设岗学校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交流教师与任教学校的法律关系。

特岗教师与交流教师虽然地位相似，但存在许多不同。第一，交流教师与派出学校之间要么是劳动合同关系（未来的趋势），要么是人事关系（传统意义上），但特岗教师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很大争议。第二，交流教师的服务期限与服务内容经协商确定，特岗教师的服务期限与服务内容是法定的。第三，交流教师服务期满后，要回到派出学校工作，特岗教师服务期满后则需要重新择业。

三、特岗教师制度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特岗教师的法律地位模糊

特岗教师的法律地位本身就是模糊的，其在设岗学校工作，但是签订协议的主体却是地方政府。虽然这样可以彰显地方政府对特岗教师的重视，但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角色与民事主体角色的混同。从学校法律地位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越来越明确，应当作为劳动合同的主体。但在特岗教师制度中，设岗学校作为独立法人，只能行使对特岗教师的管理与考核，却无权解除聘任关系，自主用人权受到限制，与法人制度的要求不相符合。

（二）同教同酬方面的问题

特岗教师制度还涉及同教同酬方面的问题。特设岗位教师在聘任期间，执行国家统一的工资制度和标准；其他津贴补贴由各地根据当地同等条件公办教师年收入水平和中央补助水平综合确定。在现实操作中，由于特岗教师的服务期较短，与设岗学校的“依附”关系尚未建立，部分设岗学校将特岗教师与其他教师区别对待：福利发放标准不一，“三险”完全由个人交纳，至于住房更是无法保障。另外，地区和学校收入状况不同，不同地区和学校特岗教师的福利待遇也呈现出明显差异。

我们在看到特岗教师不能与设岗学校、设岗地区教师同教同酬的同时，也要注意逆向意义上的同教不同酬。实施特岗教师制度的县多为贫困县，许多地方的教师工资收入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特岗教师的工资水平可能会高于比自己工作年限长的老教师，更不用说高于在教育岗位上辛苦工作多年的代课教师了。这种逆向的同教不同酬也容易引起在岗教师的不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规避矛盾，不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发放特岗教师工资，这又进一步导致特岗教师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特岗教师队伍的稳定。

四、提醒与建议

特岗教师是国家为解决教育均衡问题、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出现的新生事物。特岗教师受聘于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建立聘用关系，为设岗学校提供教学服务，其权利义务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文件确定，其工资报酬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目前，特岗教师的法律地位还不是很明确。现行制度下，在特岗教师与地方政府就协议的履行发生纠纷时，参照地方政府聘用劳动合同制人员进行处理较为合适；在特岗教师与设岗学校发生纠纷时，参照交流教师的相关制度进行处理能够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

篇3

为了更清晰和深刻地理解法律关系的元形式，我们首先应当明了有关法律关系的若干原则：

1.法律关系具有三项基本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形式和法律关系所指向的行为。

2.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谓的“人”是法律上的人，即法律主体。所谓的“物”是指非法律主体的客观事物。法律上的人并不一定仅仅就是我国法律上的自然人与法人两种，一些国家的古代法律曾经将神庙和动物也拟制为法律主体，在分析法学的观念中，这也是法律上的人，因为法律上的人不同于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人，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法律的拟制，它只因法律的拟制而产生，而不因其它。[注释]

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法律主体与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然而，人们在认识和分析法律有关系时，常常忽略这一原则，走向歧途。如关于“物权关系”的一种学说就认为，“物权关系”是人与物之间的法律关系，物权就是对物的权。其实，物权的本质也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过物权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物的所有权人与一切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已。

3.每一种法律关系都指向一种行为，它是对于这种行为的规范关系，这种行为可以与物有关，也可以与物无关，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

4.每一种法律关系都具有一种规范形式，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形式，即法律关系的元形式，是两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关于某一行为（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的规范性关系，而不是一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或多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复合关系。

关于这一原则，权力——责任关系需要特别说明，例如在甲与乙之间，甲有权力，乙有责任，甲能够决定乙与丙之间的法律关系，尽管这里涉及到丙，但是，这里的权力——责任关系仍然只是存在于甲和乙这两个法律主体之间。

5.法律关系的结构可以这样的公式来表示：N＝F（xy），其中N＝法律关系，F＝法律关系规范形式，x＝法律关系的主体，y＝法律关系所指向的特定行为

6.在法律关系的元形式中，一方法律主体承受法律利益，另一方法律主体承受法律负担，法律利益表现为（狭义）权利、无义务（自由）、权力、无责任（豁免）四种形式，相对应地，法律负担表现为义务、无权利、责任、无权力四种形式。

法律利益就是广义上的的权利概念，见下文。

7.一个法律主体和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或多个法律主体与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化约为若干的法律关系元形式。

这一原则就像数学中一个原则：“任何数都可以化约为质数之和”，只不过数学中的质数是无限的，而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却只有四种。这一原则也象物理学中的一个原则：“任何物质都可以化约为原子组合的形式”。

五、与法律关系元形式相关的法律术语之阐释

每一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包含两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四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则涉及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这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相反关系、关联关系和矛盾关系（注：法律上的相反关系和关联关系是霍菲尔德提出的，而法律上的矛盾关系是G.L.Williams教授提出的，那么，法律上的矛盾关系是什么含义呢？让我们举例说明，例如（狭义）权利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是指，在甲与乙之间，如果甲有（狭义）权利，就意味着乙没有自由，即“一方有（狭义）权利，另一方就没有自由”，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不可能共存于一个法律关系的元形式之中，这就是（狭义）权利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下列图式所示：[注释]

法律上的相反关系

权利

无权利

无义务（自由）　义务

权力

无权力

无责任（豁免）　责任

法律上的关联关系

权利

义务

无义务（自由）　无权利

权利

责任

无责任（豁免）　无权力

法律上的矛盾关系

权利　无义务（自由）

义务　无权利

权力　无责任（豁免）

责任　无权力

下面，我们对八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及其法律术语作具体阐释。

权利——义务

这里的权利概念是狭义的权利概念，而在一般的法学文献中，“权利”是一个大箩筐般的词语，其内涵繁多，歧义丛生。除狭义的权利概念外，本文所谓的权力、自由和豁免等概念也均有权利一词的指向范围之中。

所以，关于“权利”一词在法学话语中的使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狭义上的权利概念是指，在一方法律主体（甲）必须为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法律关系中，另一方法律主体（乙）所处的法律地位，即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具有要求一方法律主体（甲）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正当性；而广义上的权利概念则等同于法律利益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狭义的权利概念，也包括本文前面所界定的权力、无义务（自由）和无责任（豁免）三个概念。

狭义的权利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十分抽象的理念，是一种无形的规范关系，令人难以直观把握，但在实践中，它往往通过拥有（狭义）权利的一方法律主体的请求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法学史上，法学家通过“请求”这一形象的概念来把握（狭义）的权利概念。例如，在英美法系，法学家用“claim”一词来表示狭义的权利概念，而在大陆法系，民法学家则用“请求权”（Anspruch）的概念来表示狭义的权利概念。但是，严格说来，用一个形象的行为来演示一个纯粹理念上的规范关系是一种不严谨的做法。

无权利——无义务（自由）

这里的自由概念与我人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不尽相同，它纯粹是对义务的否定，它是指在一方法律主体（甲）无权利要求另一方法律主体（乙）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法律关系中，另一方法律主体（乙）所处的法律地位。而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则不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而是一种复合性的法律关系，它不仅包含上面所定义的自由概念，同时还包含狭义的权利概念，例如，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的“公民的迁徙自由”概念，它一方面包含公民可以自由迁徙的含义，即他人或政府无权利要求公民不自由迁徙，另一方面，它也包含公民有权利要求他人或政府不干预其迁徙自由，即他人或政府有义务不干预公民自由迁徙的含义，甚至包含公民有权利要求他人或政府积极协助其自由迁徙，即他人或政府有义务积极协助其自由迁徙的含义。在现实生活中，一种自由如何仅含有“可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概念，而不含有“请求他人不干预”以及“请求他人积极协助”的概念，那么，它是形同虚设，无实际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本文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在逻辑上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

所以，关于“自由”一词在法学话语中的使用，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总结：狭义的自由概念是指本文所界定的与“无权利”相关联的、与“义务”相反的自由概念，而广义的自由概念就是指上述的我们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

在英美法系，一些法学家如霍菲尔德用“privilege”来表示本文所界定的自由概念，而用“liberty”表示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理解的自由概念。

权力——责任

法学家对权力概念的发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在英国第一个比较明确地将权力（power）概念从权利（right）概念中提炼出来的法学家是萨尔蒙德，他指出权力可以是公法性质的，即公权力，也可以是私法性质的，即私权力。

公权力与私权力都可作进一步的分类。在公法中，如果实施权力是一种义务，那么这种权力就是职权（ministrialpower），如是实施权力是一种自由，那么，这种权力就是裁量权（discretionrypower），（注：Dias：Jurisprudence，fourthedition，Butterworths1976，p.57.）但是，这里的职权和裁量权概念就不是纯粹的权力形式了，而是复合性的法律概念，因为它们中掺入了其它元形式如义务和自由。在私法中，决定他人法律关系的权力通常称为authority，而决定自己的法律关系的权力通常称为capacity.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许多法学论文中，强制力被视为“权力”特别是“公权力”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歧途，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歧途，然而在这个歧途中却挤满了法学学者。这一歧途之“歧”就在于：它将对权力这一法律概念的分析引到社会学的路途上了，却抛弃了法学自身的方法，即规范分析的方法，将一种法学上的规范关系变为一种社会学上的事实关系，实在有“张冠李戴”之嫌，因为规范关系纯粹是理念世界中的关系，不掺杂丝毫强制力的成分。

本文中责任概念与一般的汉语法学文献中的责任概念的差异就更大了，在后者，所谓责任是指违反了既定的法律规范后所导致的法律上的不利。而在本文中，责任则是指一法律主体的法律关系的设定、变更和消灭决定于另一法律主体的法律行为这样一种法律关系。

无权力——无责任（豁免）

这里的豁免概念与国际法上的豁免概念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不尽相同，后者主要是指“法律规定的例外”，这种“例外”可以是义务上的例外，免于某种义务，当然，也可以是责任上的例外，免于某种责任，即无责任，但是它决不仅仅是指“无责任”状态。[注释]

六、权利[注释]的元形式：一种基于法律关系元形式理论的分析

由于权利概念在法学中的极端重要性，对权利概念的分析特别是对权利的基本类型的区分是法学的一项基础工作，以上本文关系法律关系的元形式的分析也为权利概念类型化奠定了基础。[注释]

上文已经指出，每一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都包含一种法律利益与一种法律负担两上方面，法律关系中的一方法律主体承担法律利益，另一方法律主体承担法律负担，而所谓法律利益就是（广义的）权利的概念，因此，每一种法律利益实质上就是一种（广义）权利的类型，所以，相对于法律关系的四种元形式，（广义）权利也具有四种基本类型。由于这里所谓的（广义）权利的四种基本类型的区分是以法律关系元形式为基础，以权利的形式四种基本类型的区分是以法律关系元形式为基础，以权利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为标准的，所以，以下本文也将（广义）权利的基本类型称为元形式。如下：

相对于法律关系元形式之一即（狭义）权利——义务关系，（广义）权利元形式之一就是（狭义）的权利。

相对于法律关系元形式之二即无权利——无义务（自由）关系，（广义）权利元形式之二就是自由（无义务）。

相对于法律关系元形式之三即权力——责任关系，（广义）权利元形式之三就是权力。

相对于法律关系元形式之四即无权力——无责任（豁免）关系，（广义）权利元形式之四就是豁免（无责任）。

在权利概念的分析史上，以上四种权利类型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被人们认清的，而是经过数代法学家立足于经验材料的细致分析后而达致的。早在三个世纪前，霍布斯在批评科克（EdwardCoke）时就指出beingbound和beingfree的差异，而边沁在《特定的法理学的范围》（TheLimitsofJurisprudenceDefined）一书中也区分了claim和liberty两个概念，尽管此书直到1945年才出版。边沁的门徒奥斯丁也做了同样的区分，这实际上都是本文以上所说的（狭义）权利与自由的区别。1862年温德夏特在其著作《潘德克顿》（LehrbuchdesPandektenrechts）中区分了（狭义）权利与权力的概念，1878年Thon在《法律规范与主观的权利》（RechtnormundsubjektivesRecht）一书中区分了Anspruch请求权（相当于狭义权利）、Genuss享益权（相当于自由）和Befugung权力三个概念，1883年Bierling区分了Anspruch请求权、Durfen可为权和Konnen能为权三种权利形式，1902年萨尔蒙德区分了claim、liberty、power三种权利以及duty、disability和liability等概念，直到1913年，德裔美籍法学家霍菲尔德做了一个集大成的工作，在萨尔蒙德的分析基础上增加了豁免（immunity）的概念，终于完成了权利分析的完整体系，他的论文已成为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学习法律分析方法的入门教材，而法学院图书馆中那些汗牛充栋的有关法律权利的论文与著作，几乎没有不提及霍菲尔德这个名字的，霍菲尔德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认识法律权利的路途上的一座绕不过去的桥梁。

下面，我们继续思考了一个问题。以长于思辩为特色的德国民法理论将权利按所谓“法律上的力”也区分为四种类型，即请求权、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尽管在表面上，这与本文以上所分析的权利的四种元形式十分相似，那么，差别是否存在呢？厘清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后将法律关系元形式的方法引入民法研究时，可以扫清许多概念上的障碍。下面，我就作一简要的比较分析。

1.请求权（Anspruchrechte）与（狭义的）权利概念

请求权的概念是德国法学家温德夏特创制的，上面已经指出，请求权与（狭义的）权利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其义都是要求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权利。但是，民法学上的所谓“请求权与其基础权利关系”理论使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一理论说明，请求权的概念主要侧重于它是因原权利受侵犯而生的一种救济性的权利。[注释]而不是侧重于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元形式，尽管“请求”二字形象地标示着它是一种独特的权利形式。所以，请求权的概念不能与本文所界定的狭义的权利概念画等号，正如“公民”的概念，尽管它也指人，但它也决不能与“自然人”的概念画等号。

在使用请求权的概念时，“请求权”这三个字还令人常常将请求权概念幻觉为：如果某人有请求权就是意味他有实施“请求”这一行为的权利，从而将“请求权”与“请求的自由”两个概念混淆了。在许多情形下，某人不具有请求权，但不能据此否认他的“请求的自由”。这一问题在诉讼法的理论上就表现为胜诉权与诉权的关系问题，在诉讼法上“不具有胜诉权”并不意味“不具有诉权”，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这里不再赘述。

2.支配权（Herrschaftsrechte）与自由的概念

篇4

【论文摘要】劳务派遣制度是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一种新的制度，它是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育和完善的产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本文结合实际，从法理学和经济分析法学方面分析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便于以后进一步完善。

“没有市场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市场”。劳务派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为适应人力资源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断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精简冗员，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为此，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制度作了法律上的规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法律规范不健全，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劳务派遣制度实施过程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劳务派遣制度

经济学上的“制度是指多个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的集合，是经过交易多次重复形成的。”劳务派遣制度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迅猛发展于90年代，是随着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逐渐发展的，是我国用工制度的重大改进。各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结合单位的用人规模和规律，核算投入与产出及盈利(即经济学上的效率)，反复博弈和试错，决定单位的经营原则和用人制度，逐渐形成劳务派遣制度。劳务派遣合同是劳务派遣制度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劳务派遣是劳务派遣单位根据实际用工单位的要求向其派遣劳动者，由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与实际用工单位签定劳务派遣协议的一种灵活用工方式，它涉及三方主体：劳务派遣单位或劳务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它实现了劳动力的拥有者与使用者相分离，便于用工单位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及时招收或者辞退人员。

二、劳务派遣制度的法律分析

1．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

由《劳动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可知劳务派遣单位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用人单位，被派遣劳动者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另一方—一劳动者，至于实际用工单位是属于用人单位一方，还是属于劳动者一方，《劳动合同法》没有明确说明，仅在第92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劳动合同法》第59条还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由此可知，双方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是以派遣协议为媒介的劳务关系，双方通过协议平等协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从这方面考虑，有点类似民事法律关系。

2．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劳务派遣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它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合同，其一，合同具有灵活性和短期性，劳务的替代性很强。其二，派遣公司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属于生产单位，它是靠收取服务费正常运作的公司法人，经营的对象表面上看是劳务，本质上是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力，劳动力是否是经营对象，理论上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三，双方签定的劳动合同涉及第三方——用工单位，合同的履行要在用工单位进行，派遣单位无法直接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考核和实施劳动保护。但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法定的用人单位，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法律关系，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派遣单位的其它劳动者同等的权利，包括缴纳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特别是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地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以维持其正常的生活。

3．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存在直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劳动者在用工单位要服从用工单位的统一管理，听从安排，遵守劳动纪律。至于它们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法》也没有强制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必须签定劳动合同或者有关协议，双方也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用工单位仅仅是劳动力的使用者和管理者。为了确保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劳动合同法》第62条专门强制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行的义务。实践中这种义务用工单位很难履行，其原因是有劳务派遣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劳动合同法》第66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劳务派遣的时间很短，是重复可替代性劳动，不需要任何专业技术要求，不需要上岗培训，用工单位的目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短期用工，大都是一次性临时用工，随意性很强，法律的约束形同虚设，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很难得到法律的救济。

三、劳务派遣制度的经济分析

劳务派遣制度涉及三方利益主体：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他们组成一个利益链条，他们是“谋求自我利益极大化的理性主体”，他们的目的试图使自我利益极大化，并尽量减少代价和损失。作为理性主体，在社会行动中，三方主体都坚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既有合作又有利益冲突，在作出行为选择时候，优先考虑选择的行为值不值、划算不划算，从利益上反复考虑和琢磨。

1-劳务派遣公司的利益初衷

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公司是公司法人。他们设立公司是盈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的利益(利润)来源是来自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是由被派遣劳动者创造的。劳务派遣公司要生存和发展须具备：其一要有大量的在本公司注册登记的适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劳动者；其二需要有用工的用工单位，即劳动力的需求市场。具备这些条件，公司才能运作，目的才能实现。

2．用工单位利益所在

用工单位作为劳动力的直接使用者，力争降低各种各样的用工成本，包括招收录用劳动者的费用、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即减少投入。相反，一旦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招到合适的劳动者，置法律于不顾，则尽力提高对劳动者的使用强度，如加班加点，加大工作量，目的是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

3．被派遣劳动者的利益诉求

被派遣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通过派遣公司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对自己的选择行为作一个比较和权衡，寻找自己利益的最大值，实现劳动力价值的最大化。首先考虑每月的工资多少，合算不合算，每月工资除了生活费、房租、交通费等等各种费用以外，能挣多少，他要和同行业的劳动者比较。如果是零利益或者负利益，被派遣劳动者与派遣公司不可能形成交易，签订合同，双方要进行谈判，寻找利益的平衡点。

篇5

[论文关键词]法律监督 内部关系 概念

一、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概念

“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指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关系。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共同构成法律监督职能，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属于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范畴。二是指法律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检察系统内部各功能主体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或者为了保障和促进法律监督职能而形成的关系。这两层涵义是有联系的。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应当由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所决定，理应是对它的全面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层涵义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不过从本文写作的目的来说，从第二个层面来界定法律监督内部关系更为恰当。因为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最终仍然要通过构建合乎其要求的主体关系来实现。此外，主体关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且要考虑更多的要素，这些要素虽然与权能之间的联系无关，但是对权能的有效发挥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此，本文中的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采用第二个层面的涵义。

这一涵义包括了以下两层内容：

1.法律监督关系是指检察系统内部各个功能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是一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语，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如在哲学领域，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起主动作用的事物。法学中的主体是与法律关系一词紧密联系的，确指法律关系中的人。如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文中的主体并不考虑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而是特指所有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业务部门（机构）和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这些部门内的职能人员。

2.法律监督关系是指各个功能主体之间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或者为了保障、实现法律监督职能而产生的关系。每一个功能主体在对外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难免要与其他的主体发生关系，比如下级与上级、侦查与批捕，等等。为了确保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施，在检察系统内部还存在对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部门，它们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实际内容。

学术领域对每一个概念的界定都与界定者的研究目的与研究范围直接关联，本文的这种界定也是由本文的写作任务和目的决定的。本文的出发点不是要从一个超然的角度来阐述、介绍或者评价检察系统的内部关系，而是要研究如何使法律监督主体与法律监督职能更为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换言之，就是要研究解决如何更好地促进检察系统提升整个系统的法律监督能力，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而一个系统能力的提升不仅仅取决于单个个体的能力，同时取决于多种内部结构与关系的协调和处理。正是这些对于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来说是必须解决和协调的关系组成了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外延，这也是笔者对法律监督内部关系进行上述定义和界定的理由和根据。这同时也体现了研究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重要意义。

二、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分类

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内部关系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既有相同性或者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据此，对主体进行分类，以此作为进一步分析和归纳的前提和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进行了四个向度的分类：

（一）第一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内部关系的现实性程度。据此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1.应然关系。本文中的应然关系又包括两种类别，第一种是从社会发展和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客观要求出发得出的应然关系，不妨称其为理想型关系；第二种是综合上述客观要求、当前的客观实际状况即实现要求的客观条件得出的应然关系，不妨称其为现实型关系。2.实然关系，即当前内部关系的实际状况。

（二）第二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发生关系的主体之大小，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四大类：1.个体与部门、机关之间的关系；2.部门之间的关系；3.部门和机关之间的关系；4.机关之间的关系。

（三）第三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发生关系的主体之级别，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1.级别相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2.级别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四）第四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主体之间发生关系的时点。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1.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前发生的关系；2.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中发生的关系；3.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后发生的关系。

上述四种不同分类下产生的类别关系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一是彼此在外延上往往存在交叉。如机关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履行职能之前发生的关系，也可能是之中、之后发生的关系；既可能是同级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同级别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的类别关系可能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处理原则和方式，比如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关系与同职能的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原则是相同或相似的。三是同一类别关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处理原则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同是上下级部门关系，侦查职能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在处理原则上就存在差异。

总之，内部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一方面需要我们条分缕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归纳、整理和概括，对共性的东西进行归类和抽象。为此，根据上述分类，笔者拟定了如下的行文思路：以对理想型应然关系的研究为起点，通过对实然关系的调查和分析，最终

探讨和构建现实型应然关系。以第二种分类产生的四种关系作为分析各种内部关系的基本框架，在对每一种关系的分析中，再根据第三、第四种分类对各种具体关系进行探讨。

三、衡量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优劣的依据和标准

要探讨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应然模式，首先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依据什么能够断定我们得出的这种模式就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应然模式？这就如同我们判定一个党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然在先的要有一个标准和依据。笔者认为，判定某种模式是应然模式的依据在于：它能够使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和谐且更好地得到履行，充分发挥其作用。因为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使命和设置的意义就在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个依据和标准又可以具体分化为四个内涵：

（一）各项权能在运行中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和立法设置该项权能的目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一项权力最初都是基于管理某种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即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集权时代，权力为私人所有，其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性质也并没有被抹煞。相反，任何忽视了权力服务社会之客观任务和性质或者用权不慎的王朝，终会被社会和人民所抛弃。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个人作为一级主体，通过古典个人主义的繁荣获得了与社会这一主体同等的地位与价值，权力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在此基础上日益得到重视。每一项权力的设置都应该是为了管理或者解决某种公共事务，这是社会和立法设置该项权能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权能得以更好履行的基本标志也就在于它能更好地实现社会设置它的目的和赋予它的任务。

（二）各项权能在实际运行中能够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具有效率观和效益观，司法活动也不例外。这作为法律监督权能履行得更好的标志，无需多言。

（三）各项权能之间能够实现一种有效的配合，形成一种高效的整体合力

与其他刑事机关不同的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具有多样性，从侦查、批捕到起诉，还有诉讼监督和职务犯罪预防。这些权能之间会存在某些联系，比如某种对立、制约或者互长关系等。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些客观联系，在此基础上对各项权能进行组合和优化配置，即有可能形成一种高效的整体合力。通过这样的组合与配置，每一种权能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四）法律监督各项权能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形成一种良性的整体合力

篇6

（一）出口企业倾销主观目的之欠缺

倾销是指一国的商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而使得另一国国内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受到损害的行为。其构成要素之一就包括出口国商品需是以低于正常价值或者公平价值的价格在进口国销售的。

笔者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暗含的条件，就是这种以低于正常价值或者公平价值的价格在进口国销售商品的行为，是出于出口企业的一定主观目的的，即这是其自主决定，自发选择的，自己承担可能的后果，自己享有可能利益的决定。

倾销的目的是被予以考量的，在学理上按照倾销目的与持续时间的不同，可以将倾销分类为：持续性倾销，偶发性倾销与掠夺性倾销。这三种类型的倾销中，都明确了倾销需要出于一定的目的，即“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进行了倾销。那么可以确定，出口商的主观目的在倾销时是否存在，是被予以考虑的。至少在进行反倾销立法之初，立法者是意在这种主观目的被加以考量的。

倾销的构成需要三个要件，要件之一要求进口国产业受到的损害、威胁或者阻碍，是由于低价销售造成的，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在汇率倾销的语境下，进口国产业受到的损害，是否是由出口商刻意低价销售造成的呢？

如果主观目的是倾销构成要件的隐含条件，笔者认为，在强调因果关系的同时，必须强调给进口国产业带来损害的低价销售是由于出口国生产该类商品的一个企业或者数个企业甚至是整个行业联盟刻意为之的。

因此，倾销被视为出口企业所为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为各国国内反倾销法和WTO规则所禁止。反倾销措施也成为各国保护本国市场，扶持本国企业强有力的借口和理由。因为在认定倾销行为构成的同时本身就包含了对实施倾销者的确定，否则如何确定反倾销税的最终承担对象？倾销主体持有不正当的主观目的，并实行了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如果不对其进行应有的制裁，那么就法理上来讲，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如果是因为一国政府实行的货币汇率政策导致了汇率被低估，从而影响了出口国商品在进口国的价格，造成了低价销售，是否能构成倾销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此情景下，出口企业既没有不正当的主观目的，也没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导致出口国商品在进口国市场上产生倾销后果的是出口国政府之货币政策，该结果既非出口企业导致的，也非其可预见的。

（二）法律关系主体之混淆

一国货币的汇率，只有根据本国授权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才有权力调整干预，或者操纵。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政府行为，出口企业是无法直接操纵一国货币汇率的。既然这种目的直接来自出口国政府，附加于本国企业上，那么极有为了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刺激经济，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这是一个笼统的目的，即不区分企业、不区分行业，也不区分领域，甚至不区分该商品出口与否。

试想，如果是出口企业出于不正当的主观目的，进行了低于商品正常价值的低价销售行为，构成了倾销，那么不论有多大的长远利益，何时能够实现，在进行低价销售的同时该企业也需承受一定程度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是其自愿承受以换取更长远的利益的。而在政府汇率政策导致低价销售的情形下，即使出口企业需承受某种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并不是其自愿承担的，而是不得不承担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汇率政策与企业的价值取向之间完全是大相径庭的。出口企业也没有进行“寻租行为”的心理状态，完全是被动地接受政府政策，没有拒绝的余地。那么这种出口企业可能享受到的某种优惠也只能属于事实结果，而不是“法律行为”。

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此举主要是为了稳定亚洲的金融形势，但客观上以我国各种出口企业的利益损失为代价。这种汇率政策很显然是违背了出口企业意志的，更谈不上尊重出口企业的主观意愿了。

出口企业是无辜的，如果进口国对出口企业实施反倾销，向其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这对于出口企业是非常不公平的。进口国没有理由对出口企业没有实施的行为进行制裁，而出口企业也没有理由为其不能决定，甚至是被动接受的本国政府汇率政策买单。

因此，导致进口国产业损害的原因并不是出口企业的低价销售，而是出口国政府致使汇率被低估的汇率政策，也就是说进口国产业损害与出口企业低价销售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被阻却了。但这一现象长期以来都被理论界忽略了，笔者认为，与其从汇率被低估造成的货币换算问题上入手对反汇率倾销行为进行驳斥，倒不如另辟蹊径。从本质上，将出口商品的低价销售与进口国产业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彻底割裂开来，将出口企业从倾销中剔除。因现如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反汇率倾销立法化，那么此主张至少可以有效的保护出口企业免受进口国反倾销制裁。

对于出口国货币汇率被低估能否造成进口国产业损害，这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与思考。有学者认为“非法的汇率操纵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正常汇率干预行为的误用。尚且没有证据能证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会对美国产业带来直接而显著的影响。但主流观点仍坚信这种影响是存在的。

如果从更为严密的法律角度进行论证，笔者认为，汇率倾销不仅可以单纯从因果关系上进行阻却，而是，汇率操纵与反倾销措施两者之间天然就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以中美为例，假设为了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使得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造成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可以在美国国内低价销售，这一低价销售使得中国出口的商品低于其正常价值，并给美国企业带来了损害。通过这样一个层层衔接的逻辑关系，中国政府的行为在满足各种要件后，构成了汇率倾销。

在捋顺这种逻辑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汇率倾销是政府造成的，是一种政府的行为，该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出口国政府，而不是出口企业。而由于在各种论著和文章中，频频地使用“一国”、“他国”、“贸易伙伴”或者“出口国”等表述，我们理所当然地忽略了出口企业在这种法律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实际上倾销制度设立之初，所约束的恰恰是出口企业的行为，而不是出口国政府的行为。因此能被施以反倾销措施的，也是出口企业，而不是出口国政府。所以在倾销的法律制度下，最终承担所有惩罚性关税是出口企业，而不是出口国政府。如若出口企业进行了倾销，因而为其出于不正当的竞争目的，所为的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受到制裁付出代价，这体现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精神。

但反汇率操纵与反倾销两种措施组合形成的法律畸形组合，却是让出口企业“代人受过”，在法律的框架下这很显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理念，而导致这一混乱局面的，是进口国政府及利益集团对法律关系主体的刻意或者不经意的混淆。因此出口国货币汇率被低估，不管与倾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都不能对出口企业征收反倾销税。

（三）结语

笔者认为，对反汇率倾销制度的假设与构想，本身就不免法律上的缺陷和矛盾。反倾销制度设立的宗旨和本质就不是为了规制出口国政府行为，现行的反倾销法律体制不足以将汇率倾销的概念囊括进来。汇率操纵与反倾销措施之间的所有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都被阻却了。这是应对“反汇率倾销”措施的较为一劳永逸的办法。

参考文献：

1、朱广东：“美国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的内容及启示”，《对外经贸实务》，2011年第2期，第93页。

篇7

一、法律实践中关于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几种表现形式。就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我们主要发现存在几下几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情形，为逃避公司或个人债务而发生的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已经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或冻结且明确要求不得转移的股权进行转受让的行为和为了防止公司股权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措施而为的公司股权转移行为。第二种情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司负责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将公司或企业的股权转移到自己个人名下或者自己指定的人员（包括虚构的人员）名下的行为。第三种情形，为谋取个人利益，国有公司或企业的直接负责人或管理者将国有公司企业低价折股卖给第三方的行为。第四种情形，为了逃避债务或转移资产，通过虚假评估的形式用劣质公司的资产或股权去置换优质公司股权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资产或股权置换”行为。此外，还包括其他比较隐蔽的公司股权转受让行为，如利用表面形式合法的所谓公司重组或管理层期权设计模式等变相转移、稀释或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

二、关于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构成要件或法律特征。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与合法转受让公司股权是一个相对立的概念，二者具有不同的构成要件或法律特征。通过实证分析，我们认为，构成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具有以下的法律特征：（一）转受让主体的动机或目的违法，对转受让双方主体而言，不管是为了逃避债务、还是为了私自占有亦或为谋求其他的非法利益，其主体为转受让行为的动机或目的是非正当的、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二）转受让的标的是代表一定财产性权益的公司股权，而非其他有形的机器设备或物品资产或财产。（三）转受让双方所采取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从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的手续看，似乎不存在任何瑕疵或违法之处，但是背后往往存在假冒其他股东签名或盖章、搞虚假评估报告或虚假审批手续等违法行为。（四）公司股权转受让双方往往存在私下串通行为，且公司股权转受让行为明显侵害了第三方利益（包括转让方或公司的债权人、公司其他股东）、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变相侵吞集体或国有资产）。（五）股权的受让方往往对所受让的股权没有支付任何实质的合同对价或支付的对价与获得股权所对应的实际资产利益差异巨大。（六）在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行为中，往往有法院等司法机关、工商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介入，如司法机关作出虚假的关于公司股权的判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违规出具审批手续、工商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故意错误登记等，使非法转让公司股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关系异常复杂，不容易分清。

三、关于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所可能引发的几种法律责任。从目前法律的规定看，对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即可引起民事方面的责任，又可引起刑事方面的责任，还可引起对个别国家机关或工作人员的行政赔偿或处分责任。（一）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一般是确认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无效或可撤销行为。（二）关于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比较复杂，根据转受让双方的目的或动机差异、所采用的股权转移的手段、所侵害的法律关系或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不同，一般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涉嫌触犯的罪名包括：1、拒不执行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罪（刑法第313条）；2、隐藏、转移或变卖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或冻结财产罪（刑法第314条）；3、贪污罪（刑法第382条，对国有企业或公司负责人将国有企业或公司股权转移到个人名下的行为）；4、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对非国有企业或公司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将非国有企业或公司股权转移到个人名下的行为）；5、国有公司、企业或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人员徇私舞弊罪（刑法第169条，对国有企业或公司负责人将国有企业或公司股权低价转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三）关于行政责任的承担情况实践中比较少见，一般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符合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非法进行变更登记所引发的行政责任，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滥用行政职权所引发的行政责任等。我们在处理公司事务的法律实践中发现：对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实践中基本是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或其他非法律手段（如通过媒体报导，有关人员主动纠正错误等）来进行解决的，通过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或通过追究行政责任手段解决问题的非常少见。

四、目前法律对打击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行为所存在的不足和无奈。我们目前无法回避的一些事实是：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过转移股权进行债务逃避的行为日渐普遍；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或控股股东不经公司股权或股份持有人许可直接私下转移小股东工商登记股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原本属于集企业性质公司产权最终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企业的股权主要转移到控制集体企业的领导或亲属名下；国有企业资产每天都在大量流失，其中违法或不规范的股权转受让行为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主要途径方式。对股权转受让行为，其间会涉及到相当多的法律专业知识，对有关人员所采用的股权转受让手段的合法性问题，一般社会公众很难作出判断、很难发挥其有效的监督作用的。实践中，通过追究民事责任的方式来解决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问题，往往会拖上个一年半载，费时费力最终可能对违法者们无关痛痒，起不到很好的解决问题作用。若通过刑事手段，往往更加困难，除非涉及到国有公司或企业还有点可能，因为司法部门害怕卷入不必要的民事或经济纠纷，对涉及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向来就反映比较冷漠，好象公司股权根本不是什么财产似的。就连刑法第271条和第382条规定中所指的公共财务是否包括公司股权的问题，不少司法人员都存在疑惑，更不用说去让他们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了。至于追究行政责任的问题，则与“民告官”有联系，启动程序难，打赢官司就更难了。法律对非法受让公司股权的惩罚更是名不见律典。所以，对打击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行为，我们的立法和执法都存在严重不足，我们的执法环境更是让想严肃执法试图打击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行为的举措变得更加无奈！

篇8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对策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群体对法律、法规、法律关系的反映形式，表现为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和外在行为，包括法律心理、法律知识、法律态度和法律信仰四个基本要素。大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才能很好地守法、用法、护法，从而担负起国家法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为了较为客观准确地了解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分析高职学生对法律问题的观点和态度，为高职院校对加强学生的法律教育提供有力的参考，“思政课视角下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研究”课题组特别设计了反映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对象涉及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安全职业技术学院等几所高职院校的在校学生400人，其中文科类学生100人，理工科类学生300人，一年级学生200人，二年级学生200人。问卷的内容包括学生对现行法律了解的程度、对法律信仰的程度、对守法的态度、诉讼意识、法治观念及法律意识培养途径等，共计24个小问题。 

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有基本的法律知识，对一般的法律问题有较为正确的看法本次问卷涉及的法律基本知识题，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都比较容易。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如何评价你自己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认知”的问题，认为“了解和比较了解”的学生占57%；对于“你是否关心你周边看到或听到的法律事件？”的问题，回答“关心”的学生占53.4%，回答“偶尔关心”的学生占43.5%；对于“你听说过法律援助吗？法律援助是免费的吗？”的问题，回答“听说过”的学生占64.8%；对于“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你会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吗？”的问题，回答“会，而且严格遵守”的学生占84.5%；对于“你对人们抓到小偷后围而打之的现象怎么看？”的问题，认为“打人违法”的学生占92.2%。这说明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大多数大学生不但具备法律意识，而且遵纪守法的意识较强。 

有较强的正义感，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假如你有参加勤工助学或利用课外时间在社会打工的经历，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你会怎么办？”的问题，回答“利用法律手段解决”的学生占61.1%；对于“当你因为违反校纪而被学校给予相关处分，但是你觉得学校的处分过重时，你会采取什么途径加以挽救？”的问题，回答“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申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学生占85.5%；对于“当你参加相关勤工俭学活动时，你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意识吗？”的问题，回答“有”的学生占72.5%。这说明大多数大学生不但具备正义感，而且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较强，能正确行使权利，对自己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极力维护，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通过调查也发现一些突出的问题（1）对法律诉求的信心不足。大学生的法律诉求信心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法律诉求抉择的潜在决定因素，是其法制观念的重要体现。对于“在最近信用卡或手机等积分活动很火时，你好不容易积够了足够的积分，当去领取宣传单上许诺的奖品时，却发现上当受骗了，你会怎么做？”的问题，37.8%的学生选择“持无所谓的态度，私下里抱怨，再也不参与类似活动”；对于“假设不幸遭劫或被盗，你会报案吗？”的问题，回答“不会，报案也没用；会，但对挽回损失不抱太大希望；不会，司法机关不能提供有效保护”的学生占50.3%。这说明学生对执法机关能对自己实施有效保护表示怀疑，学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提高了，但并不一定会带来大学生法律诉求信心的增强。（2）在法律意识中有明显的本位意识。大学生在具有较强法律意识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本位意识，反映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利己主义和务实主义。在现实中，当法律正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舍弃法律正义而先行选择保护自我。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当宿管科门卫因最近失窃案件的发生，在你出入时拦住你要强行搜查行李时，你会怎么做？”的问题，回答“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搜查出入学生的行李，但也不会采取任何举措，仅私下抱怨两句”的学生占21.2%；对于“你急需一辆自行车，一天你恰好在街上见到有人在卖自行车，且价钱很便宜，你也很喜欢，但车子似乎来路不明，可能是偷的，你会买吗？”的问题，回答“会”的学生占24.4%。这些数据透露了大学生思想中比较明显的本位主义意识。（3）在法律认识与行动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学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较好，有法律知识，且了解法律规定，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和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其对法律的认知产生偏差，在行为上往往感情用事，甚至丧失理智，从而忽视法律的客观存在，违法违纪以致酿成恶果。如前所述“会买来路不明的自行车”的问题，说明有近1/4的大学生在法律行为和认知上存在偏差，揭示了大学生因一念之差导致违法违纪的根源。 

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现状的原因分析 

传统法律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历来有“重道德、轻法律”的历史传统，这与儒家提倡的“礼治”、“德主刑辅”的思想有关，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两千多年来，受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在我国民众中形成了比较牢固的“重道德、轻法律”的观念意识。高职学生也不例外，问卷调查显示，有65%的学生认为道德比法律更重要，在被问及“你大多数时候以什么标准评价事物”时，有78%的学生评价标准是“公共道德”，只有22%的学生评价标准是“法律”。 

高职学生的身心发展尚不够成熟大学生思想开放、视野开阔、反应敏感、关注社会，特别是新闻媒体披露的一些重大法律事件，常常成为他们议论的热点问题。但受年龄小、心理不成熟的局限，他们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时，喜欢就事论事，缺乏动态的、辩证的、全面的眼光，导致思想和言论偏激，行为易走极端。在接受调查的高职学生中，有95%属于“90后”。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对于当今中国权与法的关系，选择“权大于法”的学生占43%，他们认为当官的人、有钱的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甚至有35%的学生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还远远不具备法治国家的条件”，“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大，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学校、教师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的方法不当目前，高校对学生的法律教育主要是通过法律课的教学进行的，即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该课程的教学中，有的教师为了使学生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疲于赶进度，只能简单罗列、堆积知识点，忽视了对大学生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培养和教育，忽视了引导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将学生法律素质的高低等同于法律知识的多寡，结果是教师讲授的法律知识不少，但学生只是记在笔记里、划在书本上，并未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导致部分高职学生对法律“知而不信”，大大削弱了法律教育的效果。 

提高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建议 

实施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1）通过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推理和辨析，将理论、案例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模式。（2）实施角色体验式教学，经由不同情境的模拟和各种角色设定，引导学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发表看法，从中学习法律知识，体会法律的作用，培养法律情感。（3）利用现代传媒、网络等工具，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使学生自觉地认识事物、获取知识、探究真理，培养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浓厚兴趣。（4）实施法律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兼顾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共性和个性需求，形成多元化的法律教育形式。（5）开展法律意识及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大学生法律心理交流座谈会，针对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引导学生的心理向健康方向发展，及时掌握其法律意识的变化和发展趋势。（6）开设高职院校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引导学生在获取最新法律资讯的同时，学会控制自身情绪，增强社会应变力，学会正确处理现实与愿望的矛盾、认识与行为的差异。 

篇9

【关键词】企业；法律事务；管理

我国企业关于法律事务的管理从无到有，这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目前，由于企业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各企业都十分重视关于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部分企业采取聘用法律顾问的方法或企业内部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的手段，以达到管理企业发展中的相关法律事务的目的。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提倡发展企业中的法律事务管理，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社会、国家的稳定。下文将阐述法律事务的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策略。

一、企业发展中法律事务管理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在企业发展中法律事务的管理是重要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把法律事务管理的研究作为了最重要的内容，这不仅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原则，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法律来管理企业，必将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能力，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下文将具体阐述企业发展中法律事务管理的重要性。

（一）保障企业的发展。在企业发展中，必然要面对很多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企业在做出某种决策时，很可能就会产生失误，而这种失误很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严重影响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都涉及法律，如：企业的成立、企业的投资、企业的运营、企业的财务等，这些方面只有得到法律的保护时，才能降低其风险，让法律为企业保驾护航，才能保证企业的资金、市场、信誉不受损害。特别是在当下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时常发生，企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法律手段，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发展。

（二）符合市场经济的特点。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如：法制、自由、开放、公平等特点。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企业的发展只有符合市场经济的特点，才能保证企业的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发展中必须加强法律事务的管理，才能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才能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在世界上的众多发达国家中，普遍对法律的重视程度较高，使得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我国企业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致使在国际合作中明显的处于劣势，这不仅使我国企业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受到制约。

（三）法律自身的意义。法律具有社会属性，能够在企业的生产、生活中都能发挥其职能，目前，企业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人数众多的商业活动需要法律的维护才能顺利完成。法律的规章众多，这要求企业的发展道路必须保证依法进行，这样企业才能合法经营。法律的不断完善需要根据企业发展状况进行增减，而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要依靠法律的内容进行修改，法律与企业需要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才能共同进步。

二、企业发展中法律事务管理的现状

我国企业发展中关于法律事务管理的时间较短、经验较少，虽然我国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已经初见成效，但其中存在的问题较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下文将对企业发展中法律事务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法律事务管理部门的不完善。我国部分企业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法律事务管理的部门，但这些部门的执行能力有限；还有部分企业甚至没有相关的法律事务管理的部门，企业的法律事务的管理还存在空缺。同时，企业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使得法律事务的管理工作不能如期进行。由于企业对法律事务的不重视，导致其设置的部门也没有实质性的成效，在企业受到法律事务的困扰时，不能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企业不得不承担巨大的法律风险，降低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二）企业中缺少法律人才。企业的法律事务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管理，但由于企业缺乏法律意识，导致聘请的相关人员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员，不能完成企业法律事务的管理，并且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只有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才能完成企业中法律事务的管理问题。目前，部分企业由于没有做好法律事务的管理工作，致使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企业的生存面临着挑战。

（三）缺乏法律管理的应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它是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资源，能够降低企业存在的危险。但在目前的企业发展中，法律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全方位的应用法律来管理企业，部分企业，只有企业遭遇法律危机时，才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的企业运作中，没有依据相关的法律进行工作，这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四）企业法律顾问的缺陷。部分企业没有设置相关的法律事务管理部门，而是通过法律顾问来帮助企业解决其法律事务，但企业的法律顾问存在一系列问题，致使影响企业的发展。

首先，企业中的法律顾问仅对企业的部分工作进行指导。法律顾问不是企业发展中的一个部门，不受企业发展的限制，企业只有需要时，才对法律顾问进行咨询，然后，法律顾问给出一定的建议，但当企业没有对其顾问进行交流而就做出了某一错误的决定时，对法律顾问是没有相关追究责任的。

篇10

摘要: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都市旅游推动了当地旅游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综合现象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现代化的国际旅游大都市需要更加完善和成熟的城市服务功能,其中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国际旅游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以上海为例,提出上海大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体系及发展对策。

关键词: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信息网络化

现代化的国际旅游大都市需要更加完善和成熟的城市服务功能,其中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国际旅游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经济高度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对旅游业提出了完善旅游系统信息流通渠道、加快信息化进程的要求。以城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为核心,具备旅游导向、咨询服务、宣传促销、市场调研、形象传播、旅游购物等多种功能的现代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构建,是21世纪旅游城市(特别是国际旅游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衡量城市旅游功能系统是否完备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对上海市旅游咨询中心、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及全市22处旅游咨询站点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分析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演绎与功能结构,提出上海大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体系及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指为游客(特别是散客)、市民提供诸如信息咨询、投诉、救援等服务功能的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相关服务设施与机构总称。主要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问询处)、咨询服务热线、旅游信息网、咨询信息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旅游宣传资料展示等服务界面及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相关机构,共同承担采集、编制、旅游信息,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旅游救援与投诉帮助、票务预订等服务功能。它的存在极大地便利了游客与市民的外出旅行,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依据划分标准不同,可以将其归纳为六种构成类型。(1)从服务范围划分,包括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站点、区(县)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集散地或旅游景区(点)访客中心(问询处);(2)从服务内容划分,包括综合型旅游咨询服务站点、专项型旅游咨询服务站点;(3)从服务界面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问询处)、咨询服务热线、旅游网络服务、咨询信息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旅游宣传资料展示等;(4)从服务市场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国际访问者站点、外国旅游咨询服务站点;(5)从服务形态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在线旅游咨询服务网;(6)从服务周期划分,包括固定式(常设)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流动式(非常设)旅游咨询服务站点。

二、上海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分析

作为一个每年接待几千万散客旅游的国际大都市,应具备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的城市功能。通过咨询服务体系与各方游客共享上海都市文化、都市商业、都市风光的资源,可以宣传上海旅游设施和旅游环境,展示上海改革成果和都市新风貌。咨询服务体系的构建,将在强化政府职能,完善都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同时,对都市旅游市场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对都市商业发展、文化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对咨询服务体系的建设、运作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依托其服务载体为城市接待游客,方便出游提供服务,带动相关行业的繁荣发展,充分发挥都市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市场的繁荣。

(一)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演绎

近十年来,通过大力推进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改善旅游信息服务手段、优化服务功能、规范服务质量,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发展阶段(1998-2004年),工作重点在于为旅游者提供高科技、电子化的手段旅游咨询服务所需基础设施的建设。规范发展阶段(2005-2007年)工作重点在于相关法制与标准化建设、提升服务能级与管理质量、深化发展模式等。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功能结构

1.服务项目。国内外旅游咨询服务功能差别不大,一是咨询、二是服务,其服务项目可归纳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对上海现有旅游咨询服务站点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服务项目及供给程度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整体来看,公益性项目供给程度较高,而经营性项目供给程度欠缺;(2)行李寄存服务项目需加强,仅28%供给程度,便民服务与旅游救援等项目供给程度较低,未达到六成,其中郊区旅游救援,因条件限制而严重缺失;(3)经营性项目在票务预订、酒店客房预订、出售旅游产品和线路等有较好供给程度;而大部分项目供给的相当不到位。

2.空间布局。各区(县)旅游咨询服务站点设置是按行政区落实,自行选址。选址主要依据因素是客流规律占28%,交通情况占26%,周边环境占30%,地形特点占6%,城市规划要求占8%,服务对象占2%。然而,根据以上因素考虑确定,缺乏对市场需求、功能定位、服务项目等分析(图1);就全市而言,缺少统一的科学规划,各站点设置与市场脱节,服务目标不够明确,数量、类型配置缺少合理。如:人民广场、南京路步行街、火车站、飞机场、海港及其它交通枢纽(除上海南站外)等客流量较大地区咨询站点缺失;浦西与浦东相比极不平衡,站点数之比为10:1。随着上海都市旅游的发展,许多旅游景区、街区、商业繁华地段等地区都已逐步被开发利用,吸引越来越多旅游者,现仅有22家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数量明显不足。3.免费信息。对全市现有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提供免费信息资料收集、分类、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咨询服务站点提供的资料种类有限,大多数为上海市旅游事业委员会制作的免费信息,以及部分旅游企业制作的宣传资料,各区(县)旅游局可提供的信息很少;(2)内容较陈旧,以文字介绍性信息居多,数量高达96%,而具有实用价值信息(如上海市交通图、景点图等)很缺乏,地图类、影像制品类仅占3%和1%;(3)外语免费信息也多为英语和日语的版本,其分别占外文资料语种类型的80%与17%,其他小语种很罕见。

4.运作机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实行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结构,上海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业务上对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进行指导和监督,提供各站点信息种类多,内容丰富的定期或非定期的免费信息资料,同时,兼有旅游网、旅游热线、旅游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等旅游信息咨询界面的开发、管理及旅游委政务网、机关处室业务网站维护和新项目开发。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建成后均实行属地化,根据需要自行选址设立站点,开展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业务。在提供公益功能的前提下,各旅游咨询服务站点结合所辖区资源条件、市场需求及自身特点等,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从事拓展业务,探索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服务运作模式,前两者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力强,核心是如何协调好公益性与经营性问题;后两者业务依附性强,核心是如何充分发挥咨询服务功能问题。

三、网络化:上海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

都市是以其整体属性以及能提供一系列专业化功能和服务而吸引旅游者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科学、完善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正是发挥大城市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为适应上海都市旅游发展需要,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将应从规范发展阶段向创新发展阶段转型,遵循在布局上的网格化、运作上的差异化、手段上的多元化、营销上的一体化、管理上的标准化等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构建以旅游热线、旅游网、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组成的四级纵向层面的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体系,以高科技、电子化的手段为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和系列服务;同时,链接上海旅游的政府门户网站、旅游统计网、导游信息管理系统、旅游会展网、旅游节庆网等多项横向信息网络共同组成信息服务系统,形成同国际化旅游城市接轨的为海内外游客服务的公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

(一)实现公共旅游信息服务与旅游电子商务有机结合

上海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负责旅游咨询管理,建立集中式公共旅游信息数据库,行使建设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统、提升旅游产业信息化水平、推进政府电子政务发展等社会职能。同时,通过投资、合资、引入风险资金等多种形式,从事旅游网旅行服务,提供旅游信息增殖服务,开展旅游电子商务。这样既能整合资源,充分挖掘都市旅游信息资源的价值,也能通过开发旅游电子商务使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统的建设得到稳定、持续的支撑。

(二)建立旅游数据采集中心和旅游接待基础数据库

旅游数据采集中心主要功能是实现对上海市各旅游企业的信息采集和数据管理,实现对旅游市场全面掌控,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上海旅游接待情况,整合接待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对上海旅游接待基础数据库的挖掘、统计分析,实现对旅游情况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和预警,为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三)加强基础信息支持系统建设、提升旅游热线能级

加强基础信息支持系统的建设,为应用系统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支持。充分利用基础系统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旅游热线规模,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项目。如:旅游信息咨询要覆盖各种相关旅游要素;处理游客各类预订业务;提供自动导游服务;提供个性化旅游线路的设计;及时提供旅游投诉咨询和受理反馈功能;自动提供旅游紧急预报信息;提供GIS旅游地理信息导航;提供人性化的信息配套跟踪服务和延伸服务。

(四)完善旅游网、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和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

丰富上海旅游网的网络旅游产品,提升电子商务比重。在游客集中区域增加旅游咨询服务站点的设立,同时设立一定数量的旅游问询处作为补充。在高星级宾馆和交通窗口实现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的全覆盖,同时在本市游客流量较大的品牌经济性连锁酒店、地铁、重要商业区,部分居民小区等处增设立一定量的旅游触摸屏。继续丰富信息内容,提高时效性,使游客能够尽可能方便及时地得到各种旅游信息服务。适时建设中小旅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长三角旅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长三角旅游城市信息化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