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刑法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事刑法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以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抗诉的，应继续审理

被依法撤销或注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没有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

本报讯　(记者徐来)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出现当事人申请撤回申诉、达成和解协议、主体发生变化、拒不出庭应诉等情形，该怎么办？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几个具体程序问题的意见》通知中，就上述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

《通知》指出，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后，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当事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如果人民检察院是以生效裁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出抗诉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及时作出再审裁判。

《通知》认为，人民法院对民事抗诉案件、行政赔偿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发现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履行完毕的，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

和解协议尚未履行或者未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民事调解书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

《通知》还指出，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后，发现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自然人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放弃参加诉讼的，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同时，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依法撤销或者注销，没有权利义务继承人，或者其权利义务继承人放弃参加诉讼的，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

篇2

王某系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李某系城市居民。1993年3月，王某与李某签订协议，约定将其所有农村住宅以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某。由于该住宅使用的是农村宅基地，法律禁止此类转让，因此双方未进行产权过户登记。协议签订后，李某即向王某给付了价款并搬入该住宅居住。2002年9月，该住宅由于征地拆迁，李某作为拆迁户领取了房屋拆迁款18万元，并享受拆迁户的购房优惠购买了商品房一套。2003年4月，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判令李某返还拆迁款及购房优惠的折价。

争议焦点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李某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对于李某的这一抗辩理由，法院审理中有以下两种相反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提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一方面，合同无效事由的存在将导致合同无效，既然如此，主张合同无效就不应当受到时间限制。另一方面，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来看，只有债权及债权以外的请求权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而原告向法院请求确认原、被告间的买卖协议无效，是确认之诉，不是请求法院强制被告履行某种义务，故本案不存在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合同已经履行了10年，根据该合同所确立的事实状况相对稳定。如果认可原告主张合同无效不受时间限制，将会破坏已经确立的事实状况，会形成当事人之间的不公正关系，也不利于保护与被告有利害关系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而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在于消除因权利人不行使权利而导致的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因此诉讼时效可以适用于本案。（尹明：“确认合同无效有无时间限制”，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9日第3版）

评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原告王某诉请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是否还能正常行使，是否有效？由于我国当前的民法制度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没有规定明确的时限，因此产生了对此一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然而，根据民法的帝王条款，任何法律行为，都必须符合诚实信用的要求，即便是法律制度上的空白，也可以通过原则来予以补充完善。在大陆法系民法制度上，就存在着专门针对诸如确认合同无效等形成权或请求权性质的权利行使是否有效问题的一项重要司法判例原则━权利失效原则━来弥补立法上的不足，权利失效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从本案的争议焦点及相关情况来看，本案正是应适用权利失效原则的典型案例。笔者拟先对权利失效原则作一简要介绍，再从该原则角度对本案争点作一分析，期能引起司法实务界的重视。

权利失效原则，指权利人在相当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该状态已使利害相对人合理信赖权利不再会行使，为防止权利人突为主张权利而破坏既存的权利事实状态，引发当事人间利益的严重失衡，法院宣告权利人权利消灭或赋予相对人抗辩权以对抗权利行使的制度。溯其根源，权利失效原则最早产生于德国，经德、日等国判例的发展，最终被司法判例确认为一项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原则，它发挥着诚实信用原则之防止权利滥用、平衡主体利益的重要功能，是诚信原则在民法具域类型化的表现之一。结合诸国判例及相关理论学说，权利失效原则的适用应符合以下几个要件：

1、权利人非因客观原因不行使权利。这是权利的外观表现状态，是权利失效原则适用的行为要件。它不因权利人是否知道该权利，或主观上是出于善意或恶意而有所不同，作为一种事实状态，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如果权利的不行使是由于外在的客观因素造成的，权利人主观上并没怠于行使权利，则其行为是符合诚信要求的，不应使其蒙受权利失效的损失。

2、利害相对人对其权利不行使已合理形成相当的信赖。这种相当的信赖或者说确信是否形成的判断，需要考虑多个因素：权利不行使状态所经过的期间，权利行使方式的一般社会习惯、一个正常合理人是否会形成信赖以及表现这种信赖的相关行为事实等等。

3、权利人如果再行使权利，会造成当事人间利益严重失衡。以原权利人不行使权利为基础，权利上现已可能发生了种种法律交往关系，这些关系随着权利的流转和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可逆转，如果权利人突然主张权利，必将破坏现存的权利状态，导致相对人利益的重大损失，危害交易安全与秩序。而权利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是不正当的，不符合民法诚实信用的要求，因此，法律在社会利益与权利人利益的衡量中应当作出原权利失效的选择。反之，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并不损害利害相对人的利益，则无妨其行使，不应适用权利失效原则。

权利失效原则适用的客体，既可是形成权，也可是请求权或抗辩权，其范围不受限制。在民法中，对于权利行使的时间属性规制上，于请求权有时效制度，于形成权有除斥期间制度，这些制度的目的与权利失效原则基本相同，都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稳定民事流转秩序。但后者作为原则，显然更为抽象，适用条件更为严格，客体更为广泛，法律后果亦更为灵活多样。对于形成权的适用，它起补充除斥期间的作用，对于请求权，它发挥着克服时效制度僵化与不足的作用。

权利失效原则的法律后果，依其所适用权利性质的不同，可分两种：

1、 适用于形成权时，法院得宣告权利人权利本体消灭，权利人不得再为主张。

2、 适用于请求权时，利害相对人得以拥有抗辩权，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主张，但原权利本体并不消灭，相对人若放弃抗辩或自愿履行，权利人仍有权受领，不发生不当得利。

区分不同的法律后果，是为了保证原则与现有制度的有机统一，保持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协调。同时，在具体的个案中，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也不排除法官在确认上述一般的法律效力时，要求相对人给予权利人一定的补偿，以维护个案的公正。

篇3

1.1问题提出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中已出现诸如“浙江村”之类的移民自发安置形式[1,2]，无论是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还是采取自发安置的“移民”，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进入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从“离土不离乡”[3]的就地转移进入全分离的异地转移阶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镇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国城市中将面临严重的移民安置问题。

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去何处？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其次还有文化的适应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但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分析，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对象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从农村来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较长时间、户籍没有迁移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较低但存在预期收益的、待迁移和有长期定居意向的“准移民”。“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是从“人类安置”的主要含义出发，主要是期望从解决移民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角度，来达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的调查特征

本文采取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获得合格问卷459份，（占95.8%）。调查发现：近10～20年来，城市外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当地常住人口。在被调查的外来人口当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岁以下、年龄结构（特别是女性）偏向年轻，70.4%的外来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地区，66.1%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滞留超过1年以上并且有延长的趋势，主要就业于第三和第二产业的非正式部门，目前仍属城市中收入不稳定的中低收入阶层。

2城市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分析

2.1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类型

调查表明，目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类型主要有如下8种（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单位集体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种主要类型分别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计占95.16%。

表1外来人口的现状居住类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类型人数（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废弃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窝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馆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经营用房125.33

d4租临时房屋10.44

d5集体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单位集体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购买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没有回答。

A、寄（借）住。外来人口寄（借）住在亲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条件相对较好，但易激发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长久也不安稳。

B、擅自占住。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废弃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窝棚等。擅自占住实质是对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种临时暂时的居住方式。

C住旅馆招待所。在被调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单位公房、城镇和农民私房、临时房屋以及集体出租屋，这已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赁市场已经形成。住出租屋已经使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尽可能多的人挤住在一间房子里，居住条件仍非常艰苦。

E住单位集体宿舍。比例上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厂均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在一些私人企业则可能是在工场旁边随意搭建一些临时窝棚供工人居住。集体宿舍一般只允许个人居住，当家属随来时只好外出寻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购买住房和G自建住房。这两种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较小。

2.2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为特征

目前外来人口短期安置行为趋向明显。虽居住条件较差，但都表现出极强的忍耐性。实质上多数外来人口在对待住房上只是无可奈何的采取一种暂时的、对付式的办法来解决。

2.2.2居住状况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担租金。②69.7%的外来人口人均实际居住面积低于8m[,2]／人。③多数缺乏基本的设施条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设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独立厨厕，其他为根本没有任何设施的工棚、窝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间分布与景观特征

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可分为聚居式和散居式两种类型，具体又可分为“村庄”聚居型、单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和外资企业，单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证再生产连续进行的一个中间管理环节，居住行为被作为生产行为的一个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将外来人口装了起来；而在外来人口聚居的“都市村庄”，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楼”、“握手楼”随处可见、布局杂乱；村庄基础设施不完善，通风不畅、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窝棚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外来人口不仅本身居住条件恶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赁市场形成，促使“都市村庄”满目扩建；而暂时性短期安置则使城市出现二元结构、形成社区分割，已给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为，应源于中国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所带来的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安置问题所以产生在于现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住房资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外来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内涵与理论应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银行的肯定和参与，使其成为一种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世界性计划[9,10]。

自助是一种与其它建设系统不同的建设方式。住在这种自助式住房中的个人和家庭必须通过自财政、自劳动和自管理等等参与住房建设过程，这可能是完全自发的、也可以由机构组织发起的。自助安置理论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城市低收入移民阶层最基本住房问题来达到在城市安置他们的目的[11～19]。在发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对的是最基本的居住问题；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难于就业而普遍收入低，更进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问题。完全自发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为必然，并严重影响城市发展。有组织的自助安置期望通过移民和机构的努力，在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同时，通过提高文化和社会意识，最终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国，目前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安置，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建立国家和地方的宏观调控体系，使流动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20,21]。这是一个调控过程没有到达安置的层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发挥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开放15年以来小城镇累计吸收了3000多万的劳动力就业[23]。这是宏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较发达的核心区域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城市化过程[24]。由于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区域不仅吸收了本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内地民工[25～28]。这是中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这里，试图构建一种微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来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赖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对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与现状居住类型作交叉分析，结果表明：

(1)在现状三种主要的居住类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滞留时间略长，一般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从事第二产业；擅自占住者以来自湖南和四川的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来自湖南、广东、江西和四川，其他来源分散；虽然多数来源于农村地区，但住出租屋和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来自城镇甚至城市地区。

(2)在外来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现状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专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滞留时间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滞留时间较长的（1～3年）主要采取F，滞留时间更长的主要采取E和G；从事第一产业的主要采取G，从事第二产业的以E比例最高，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则以F和G比例较高；目前储蓄水平越低的（1万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储蓄水平相对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来自湖南、广西和贵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来自距离较远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则以E、F和G比例最高，而来自距离更近的广东其他地区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亲采取A寄（借）住。

显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馆招待所更接近暂时性短期安置行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单位集体宿舍属过渡性安置行为，F自己购买房屋和G自建房屋则表达较长期的迁移安置倾向。

3.3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单位集体宿舍、F住自己购买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类型的外来人口可能导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开展自助安置试验。有两种结果：其一是导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为移民收入积累、家庭牵制和城市适应等问题失败返回来源地城镇安置或农村；(2)自助试验主要有个人和机构两种启动方式。由于外来移民收入两极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条件下购房安置，一些开展个人自助建房安置；机构自助的发动者可以是企业、地方和社会组织，国内的或国外的；机构自助是解决问题的主体。(3)在空间层面上，合适的自助安置试验应从发达地区的城市（镇）和大城市的中间及圈层开始。在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储蓄收入、文化素质还是城市适应性，移民通过自身积累都会得到提高，其结果：一部分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城市（镇），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购房安置形式进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适应问题回返来源地城镇安置，当然仍有部分返回农村。

适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龄在19～29岁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专以上），目前在该地区已滞留一个较长的时间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储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万元以上，来自距离最近的地区和反而来自距离相对较远的省份的外来人口。

3.4住房发展与自助教育

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产计划将是可行的。但同时要使自助超出单纯的自助住房生产，关键是在自助住房发展计划中开展自助教育。

通过教育和培训，不仅希望为成员提供住房和服务设施，而且在于促进一个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设如影相随同时进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发展时间表

附图

a-A介绍自助合作的规则、组织和功能，介绍机构和自助组织法，讨论成员地位和职责；b-B了解住房规划设计、财政和资助、建设和建筑、组织和管理，讨论并参与规划设计；c-C小规模住房建设的方法、设备和工具使用、建筑技术和合作技巧的理论与实践培训；d-D住房扩张、环境和住房维护、住房资源利用的技术培训，参与成员管理会议；e-贷款偿还、会计知识培训，沟通技巧和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教育等等。

通过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其次学习与建筑相关的技术知识，提高资金运用和相关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自己的动机期望，认识个人

权利和社会责任，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并激发个人潜能；增加与社会的联系，提高移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自助住房建设的过程因此成为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过程，自助住房生产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安置模式。

4外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内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将会出现，与以上对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农村；城市化人口来源非来自农村的就地转移而是异地转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发动的主体来自“下”，即城市化发展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社区和农民群体及个人，以自有和自筹资金为主。

4.2外来移民安置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4.2.1外来移民安置与城乡经济发展

在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试图建立一种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在国家鼓励自助安置的政策和减少农村土地对外来人口的牵制作用下，通过自助提高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实现劳动力的空间异地转化，农村规模经营和规模经济发展。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将大大促进城市非正式经济发展。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来移民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及移民素质等都会得到提高，移民在就业中逐步从就业于非正式经济部门转向就业于正式经济部门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没有实施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从这个角度看则长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经济的发展。

4.2.2外来移民安置与城市空间的有序评价

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是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的，这将意味着实质性的城市空间扩张。如果空间位置选择得当、组织合理、整个开发过程在非完全商业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将实现城市空间的有序发展。由于在自助过程中鼓励自助组内密切的家庭联系和住房合作建设的开展，通过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质素加强移民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将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间连接度”[29]提高，如果通过诸如自助教育、自助规划和计划、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组织过程，对内部连接度已较高的住房活动［D=D（资金、土地、设施等）］、产业活动［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动［S=S（教育文化、社会意识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属性和类型结构进行组织，将实现空间的有序发展，形成等级的移民安置空间（图1）。

附图

图1对自助安置模式空间有序发展的认识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与城市社会空间整合

由于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励团结的自助来进行住房建设和相应的活动，可以预见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将再次成为移民在自助中的联系纽带，移民文化将在异地得到发展。自助安置必须充分考虑与移民文化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引导不当，在自助中发展的移民文化现象将对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自助教育下发展的移民文化与在自发的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将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自助教育使移民无论在与职业、收入相关的经济层面上，还是在观念、城市文化认同和心理的归属感等文化层面上，其城市适应性将得到大大增强。结果将首先使外来移民在“精神”上实现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会意识上的质的变化，将最终促进移民与城市的整合，由社会隔膜和社会分割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将大大缓和。

4.3移民安置与城市化发展

在国家相关政策作用下，经过内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来移民为发动的主体。资金来源于国际援助、国家长期贷款，并以自助机构获得的信用贷款和自财政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自助住房建设中同时必须开展自助教育和培训，从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设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三种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出现（图2）：

附图

图2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应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通过自助住房建设脱离农村、居住城市，在发达地区的村镇、城镇和城市三个层面实现劳动力空间转化；其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反馈。城市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过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使城市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其三，在自助教育过程中，移民城市适应性增强、观众转变、文化和社会意识提高，在“精神”上成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间扩张、经济结构转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构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订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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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规定》

 

反倾销是遏制不正当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若运用不恰当，则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白手套，此时对反倾销进行司法审查就显得尤为重要。反倾销司法审查就是对反倾销这种行政行为进行司法救济，由独立与调查机构的法院来对反倾销的合法性进行再审查。

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首次在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第53条中予以明确，但是这些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实践可操作性，加之反倾销的行政案件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远非一般行政诉讼所能解决，这样，在人世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它不仅是我国为履行人世承诺的又一重大举措，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对于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当今世界各国中以美国和欧盟的规定堪为表率。本文正是在研究美欧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新颁的这一司法解释进行了探讨，希望有助于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活动的规范化。

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应扩大

 

对于司法审查的范围，美国法律规定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有两类，主要体现在《美国关税法》第516a(a)中，一类是不发起反倾销程序的即时判决；

另一类是已公布的最终裁决。其中对于第一类，有以下三种情况：l、由商务部作出的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2、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的不存在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妨碍的裁决；3、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的不审查基于情势变迁的决定；对于第二类，主要表现在美国不对临时性措施的裁定进行审查，只限于已公布的最终裁定，有如下四项内容：1、由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后肯定或否定性的裁决；2、商务部根据出口商所作的协议而停止调查的决定；3、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依《美国法典》第19卷~1671c(h)或~1673c(h)作出的损害影响的裁决；4、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协议是否已完成消除损害性的决定。

欧盟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效之诉，另一类是不作为之诉。所谓无效之诉是指当事人通过诉讼，请求法院做出关于欧洲议会、理事会所颁布的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不具有效力的宣告。而不作为之诉则是指当理事会或委员会因未能采取行动而违反欧共体条约时，各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其他机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使法院确认此项违法行为。但是此诉必须有一个“预先提起程序”，即原告必须在获悉共同体机构不作为违法行为之后一定时期内，向共同体机构提出请求，要求其履行某种行为以遵守法律的规定。只有当共同体机构在接到原告的提请2个月内仍未采取一定行为，原告才能向法院提起不作为之诉。

由此可见，欧盟不仅可以对调查当局的最终裁定提起司法审查，而且还可以对初步裁决提起司法审查，而美国则不予受理，可见，欧盟规定的范围更加广泛，此外，双方均可以对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欧盟对于调查机构的不作为之诉还规定了一种类似行政复议的必经程序，即“预先提起程序”，以防止滥诉的出现。我国《规定》在第一条中，便开宗明义的指出，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四类反倾销行政案件：“(一)有关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二)有关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三)有关保留、修改或取消反倾销税以及价格承诺的复审决定；(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反倾销行政行为。”我国的这一规定借鉴了美国的终裁审查原则，也就是说，对于倾销及反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的初裁不在司法审查之列，这主要是因为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决并不会影响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不具有终局性，同时如果司法机关连初步裁定这样的行政决定都要一一过问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行政机关的活动造成阻碍，必然会损害行政活动的效率，更何况还有行政救济的存在呢，所以笔者认为我国这一款的规定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规定》并没有对申请反倾销调查的不立案调查的决定做出是否受理的规定，从国外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普遍做法和法治要求来看，也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从逻辑上来看，《反倾销条例》第27条中规定的终止反倾销调查决定也是一种最终的行政决定，既然最终的行政决定都应该进行司法审查，为何又将其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呢?这样无疑会给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留下了缺口，其公正的目标显然是打了折扣的，所以笔者认为，在《规定》的第一条中还应该加入一条法院受理的范围：“有关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

二、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的界定应该明晰化

 

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即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的确定。按照美国法典' 1667 (9 ) (1994)的界定，凡不满反倾销裁决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起诉，对主管当局的裁决提起司法审查。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四类:(1)被调查的外国生产者、出口商，美国进口商等;(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的外国政府;(3)美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商、批发商等;(4)被认可的代表生产同类产品的美国工人的联盟以及同类产品的生产者的行业协会。由此可见，美国对利害关系人的规定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而欧盟关于诉讼主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欧共体条约》第173条，主要包括成员国、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欧盟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人，他们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对于是否是成员国的国民以及是否有永久居住地或经常居住地没有限制。但是欧盟规定，只有那些同国外出口商有关联交易的国内进口商才有诉权，而独立的进口商一般不具有原告资格。同时，在欧盟的法律里，有一个“特权原告”(privileged applicants)的概念，如各成员国、理事会和委员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修订《欧共体条约》第173条之后，连议会和欧洲中央银行也成为了特权原告。

从对美国和欧盟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的规定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他们都对原告资格的范围放得比较开，一般都包括被调查的外国生产者、出口商、进口商，只是欧盟限制进口商必须与国外出口商有关联交易，因为独立的进口商可以将征收的反倾销税转移到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同时，美国还将利害关系方扩展到“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并且十分重视工人联盟以及同业协会的作用，并赋予外国政府原告资格，这是欧盟所没有规定的。欧盟略显保守之处还表现在它对于“特权原告”的规定，其原告资格主要来源于其地位，其着眼角度主要是为了维护欧盟自己的反倾销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也对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其中原告是“与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利害关系人是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被告则限定在“做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可见，我国对于“利害关系人”的规定基本上是与欧美的规定相接轨的，并且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是我国并没有对进口经营者进行分类，也就是说独立进口经营者也享有诉权。笔者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进口经营者是反倾销税的直接承担者，一旦若被征收了反倾销税，为了能够确保利润，他必然会将高额的税负转移到进口商品上来，这必然会使其在商业价格激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可见征收反倾销税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本不应该征收反倾销税，损害了其合法利益，他当然有理由成为原告。根据美国法典的有关规定，外国政府也可以成为原告，《规定》里面显然将其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旦涉及政府，便可能引起的不仅是国际经济方面的纠纷了，还可能转化为国际政治纠纷，这样既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在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程序机制刚刚启动和不完备的情况下，就更不应该像欧美那样作扩大解释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规定》中指出“其他具有利害关系的组织”，这个组织包不包括美国法里所说的“同业协会”呢?笔者认为是包括的，同业协会在国外反倾销应诉中的作用已经有目共睹，而在国内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中也理应成为带头人。至于被告，《规定》只是以概括性的语言指出是做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一般认为有三家：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有学者提出，关税税则委员会不应列入被告，因为它从始至终都只是起到“橡皮图章”的作用，只是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做出决定的，只有名义上的决定权。笔者不那么认为，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9条、第38条、第46条、第50条的规定，虽然关税税则委员会是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做出决定的，但是关税税则委员会仍然是依据国家赋予其行政权，独立行政，国家经贸委也只是一种建议，所以也应该列入，只是当原告提起诉讼时，可以将其列为共同被告，以防止出现双方互相推诿的局面。总结之，《规定》对于被告规定得过于原则化，含糊其辞，应该具体明确化，以增强实践可操作性和透明度。

三、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应当专一化

 

对于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欧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美国模式是在原本的法院组织体系外另设专门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院进行审理；而欧盟模式则与此相反，它仍是在原有的法院组织体系内来进行司法审查，不再另设专门的法院。具体而言，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初审法院是国际贸易法院，而上诉法院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一般只审查法律问题，而不审查事实问题；在欧盟，既可以直接向设在卢森堡的欧共体初审法院(欧洲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反倾销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也可以根据欧盟各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提起诉讼。欧洲法院的职责是对共同体机构所实施的反倾销措施的不合法性进行评价和鉴定，而依共同体法律规定而征收反倾销税，是成员国的事务，对成员国机构征税程序中的不公正行为，相关企业不能通过欧洲法院来进行干预，而只能通过成员国法律来实现其权利。

   我国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主要集中在《规定》的第五条。《规定》的第五条对第一审管辖法院作了如下规定，认为是：“(一)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因为国务院主管部门均在北京，所以实际上也就是北京高院以及北京高院指定的北京中院来受理，其中有一个隐含的信息就是如果不服一审判决，有可能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规定》没有公布前，学术界有过很激烈的讨论，基本上是分为两派主张的，一种是主张美国模式，另一派主张欧盟模式。就目前《规定》而言，采取的是欧盟模式。笔者认为，还是建立一个专门的法院来对国际贸易方面的纠纷予以管辖比较好，反倾销是一个非常复杂、技术化的行政程序，在相关事实判断的背后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政策意识来作为后盾，而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内存在着诸多弊端，如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法官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加之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交往会越来越密切，而我们立法应该做出超前立法，即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以前便预先以立法的形式对这种社会关系做出调整，更何况已经有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作了奠基，不能仅仅因为行政案件与经济、民事和刑事案件相比数量较少，或是考虑与法院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一致而不敢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所以，笔者认为还是设立一个专门法院比较好。

四、司法审查的过程应细化

 

对于司法审查的过程中，欧美也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欧盟采取的法律审的模式，而美国采取的是法律审和事实审相结合的审查模式。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516a(b)(1)条中，规定如果法院认为行政记录或行政案卷不能完全或不能充分支持行政裁决，法院就可以将案件发回，这种事实审并不是事必躬亲，它是在对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对证据是否确实和充分以及是否符合取证程序等进行的裁决，不适用“重新再来标准”，并且法院不应当考虑案卷记载以外的事实，在更多程度上体现出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尊重。至于法律审则主要是行政机关是否违反律规定的程序以及当特定问题含混不清时，法院还应当让行政机关对其所作的行为进行法律解释，以裁判其自由裁量权是否出格，这是美国法上的“法律解释原则”欧盟采取的是法律审，欧盟在司法审查上采取了“司法自限”，欧洲法院是一个区域性的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其管辖权是通过区域组织法律的明示或默示授权，非基于一个国家主权而取得的，所以它一般对事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只对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73条，欧盟审查如下：“(1)没有能力，主要针对欧共体主管机关采取的措施超越其权限的情况；(2)违反基本程序要求的；(3)违反条约或有关适用的任何法律规则(4)滥用权力。”由此还可以看出，欧盟还可以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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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7〕京高法字第117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不服海关处理的行政案件的诉讼程序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意见，即：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10月24日下发的《人民法院审理治安行政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只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治安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其他行政案件，包括不服海关处理的行政案件，仍应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办理，不宜援引审理治安行政案件的“暂行规定”。

篇6

【关键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货运；提单；承运人

国际货运业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和其他委托方或其人的委托，以委托人名义或者自己的名义，组织、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提供国际货物流通领域物流增值服务的行业。国际海上货运因其涉及面广、法律关系复杂，相对于空运、陆运其他货运业务来说，引起的法律纠纷和诉讼最多，由此成为当前判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亟待予以调整和规范。本文主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部分对实务影响较大的4条条款进行分析和解读。

1　对第四条的分析解读

该条款规定货代企业以承运人人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应充分取得承运人授权，这就明确了实务中经常可见的OPEN HOUSE提单的不合法性。OPEN HOUSE提单通常是货代企业以本人名义代承运人签发提单以满足委托人在单证上的某些特殊要求。根据《规定》，委托人可以以货代企业未取得承运人授权而主张货代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因此，货代企业应严格禁止代签OPEN HOUSE提单的行为。

2　对第七条的分析解读

该规定是对现有货代企业流程影响最为明显的一条规定，明确了若委托人未履行其应尽的付款义务，货代企业可以在未经合同约定或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下，行使留置相关单证的权利，但是对于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有重大影响的提单等运输单证则禁止扣留。此条规定一出，其被货代企业认为长久以来实务中的“付款买单”行为即将终止。所谓“付款买单”是货代企业与未签订固定运输合同委托人之间的一种付款方式，类似于国际贸易中的D/P付款交单，通常指委托人在付清运费或相关杂费后从货代企业处取得提单的行为。而《规定》第七条明确货代企业不可置留提单，委托人可以在任意时间向货代企业请求交付提单而不必及时履行付款义务，这将会给货代企业带来极大的收款风险。这是因为提单几乎是货代企业与委托人之间交接的唯一的委托人自身不可复制的单据，除去提单，货代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置留的单据。虽然《规定》第九条确认委托人支付费用的义务，但是没有明确支付时间和方式，货代企业想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类争端仍然困难重重。

对策：

（1）货代企业为降低自身收款风险，可以积极与委托人签订运输合同。《规定》指出，在有明确合同约束的条件下，货代企业可以置留一切单证。但是，货运行业竞争激烈，中小型货代企业在大型货主前的谈判能力值得商榷，还需货代企业加强与委托人之间的沟通协商能力。

（2）在接受委托时明确以书面形式通知委托人在付款之后交付提单，并且要求对方书面确认；否则，拒绝接受委托。但是在进口业务中，尤其是CIF条款下运输，货物实际上已经由国外安排承运。如果委托人（通常为收货人）迟迟不对进口货代作出确认，此通知是否具有强制法律效应尚待进一步探讨。

3　对第八条的分析解读

首次明确实际托运人较契约托运人有优先取得提单的权利。长久以来，在FOB条款下，货代企业该向国内实际托运人还是向国外签订运输合同契约托运人交付提单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规定》采取保护货物所有人利益的司法政策，明确货运企业应优先向实际交付货物的卖方交付提单。

4　对第十一条的分析解读

首次明确货代企业有谨慎选择无船承运人的义务。在实务中，有少数货代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将委托人的货物交给不具无船承运人资质的公司承运，进而造成托运人的利益损失。《规定》明确该货代企业应对其不当选择承运人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同时，在FOB运输条件下，无船承运人通常由国外指定，这就要求货代企业自身在接受托运人委托时需采取谨慎手段审核被指定无船承运人的资质，要求对方提供营业执照、无船承运人资质证明等相关文件，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杨志刚，王立坤，周鑫．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实务、法规与案例[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296-300，308-317.

[2] 王义源，曾觊．远洋运输业务[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266-286.

[3] 王鸿鹏，许路，邓丽娟．国际集装箱与多式联运[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4：108-132.

篇7

论文关键词　刑法案例教学　师生互动　教师对抗　模拟实训

刑法案例教学法，是指在刑法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典型的刑事案例为载体，引导学生探寻其中蕴含的法律关系，在互动讨论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掌握相关刑法学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

刑法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刑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参与式和民主式教学，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广泛应用于刑法教学之中，有利于改善我国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重理论讲解、轻实践培训；重法条注释、轻法律精神培育；重教师讲授、轻学生能动性；重考试、轻能力；重考试分数、轻素质提高”的缺陷。

一、运用刑法案例教学法的实践意义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国内各高校法学专业一般从大一学年就开设刑法学课程，对于刚接触法学课程的学生而言，社会经验不足，法律意识不强，面对抽象的法律规则往往不知从何入手。运用刑法案例分析法开展教学，促进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互动，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启迪其创造性思维，帮助学生消化理解刑法知识和原理，活跃课堂气氛。

（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让学生搜集、分析、讨论案例，在抽象的法学理论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联系，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查阅资料、知识运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开拓创新等综合能力。

（三）检查教学效果、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参与案例分析与讨论的情况，及时了解学生对刑法学相关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准确作出教学效果评估，肯定成绩、找出不足，进行反思，有针对性的更新教学理念、完善教学方法，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为搞好刑法案例教学，教师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关注法律实践，提高自身素质。

（四）提高学生就业率

法学毕业生就业时常面临难就业或专业不对口的窘境，一个重要原因是处理法律实务的动手能力差，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运用刑法案例分析法开展教学，注重培养学生法律思辨能力，分析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助于帮助学校提高学生就业率，提升社会声誉。

二、刑法案例教学法更多模式的探索

（一）师生互动模式

师生互动模式，即师生共同参与案例讨论。强调师生互动式的教学理念，是一种改变课堂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的主导地位，创造出师生平等、合作、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师生在知识、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实现教学相长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它的本质是平等与相互尊重。③既包括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为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某个刑法知识和理论，在讲授理论之前先提出一个引例，将案例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和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再由教师总结、讲解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模式，这是在刑法教学中经常运用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学生主导式的刑法案例讨论模式，即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课前自主搜集、整理、分析案例材料，上课时由主讲学生介绍案情，从定罪、量刑、社会影响等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其他学生参与讨论，之后由教师总结点评的教学方法。

笔者在本学期刑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运用学生主导式的刑法案例讨论的师生互动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积极参与，表现出极浓的学习兴趣。过程中始终贯彻“三个互动”，即课前互动、课中互动和课后互动。课前互动是指在教师指导下由主讲学生选择有讨论价值的典型案例，研究案例本身及其涉及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理，师生都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并提前将案例通过QQ群发给学生，使学生充分了解案情，启发学生思考。课中互动是指，在课前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共同参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笔者一般让主讲学生先用五到十分钟时间先陈述案例、提出问题，再其他同学共同分析、讨论案例所涉及的刑法问题，最后由笔者针对案例和学生的讨论作总结发言，更进一步分析案例，补充漏点、纠正错点。指导学生发言、辩论技巧。学生针对教师的总结，也可以提出质疑，大胆发言时行辩论，以求得真知灼见。课后互动是指如果学生对所讨论案例仍有疑惑或有更深的思考，可以课后在学生之间继续讨论，或者请教教师。

在互动教学模式中，教师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善加引导、控制好课堂讨论节奏、避免学生讨论偏离主题。二是要进行合理的成绩评定，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给其打分，在平时成绩上加分，以激励学生学习热情。

（二）教师对抗模式

教师对抗模式、又称同台竞技法，是指在刑法案例教学过程中，由两名以上教师针对同一刑法案例，从不同角度提出观点，互相争辩、学生也可以提出见解、参与案例讨论的刑法案例教学模式。此教学模式借鉴了律师在法庭审判中针对同一案件，根据相关法律，分析案件、提出证据、互相辩论以证明各自主张成立的法庭辩论模式。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把法律视为一种实践理性，强调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能性、职业性的独特理念，④具有如下特点：（1）形式上由两名教师主导，多名学生参与。（2）内容上以案例为载体开展教学。（3）核心环节是教师之间针对同一案例进行辩论。（4）以培养学生法律思辨能力为宗旨。

现以一堂刑法课为例，介绍笔者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

教学内容：刑法案例分析

教学老师:法学系崔征老师和吕天宇老师

教学对象:法学09级本科生

案例来源:杭州胡斌飙车案

案情简介：2009年5月7日晚，19岁的胡斌驾驶红色三菱跑车在闹市区超速行驶，将正在穿过斑马线的25岁浙大毕业生谭卓撞死。

首先由笔者简要介绍案情并提出问题：胡斌交通肇事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当时这个案例新近发生，社会影响很大，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该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积极踊跃发言。几乎全部学生都能准确认定胡斌构成犯罪，但对以何罪名定性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分歧。两名教师对此也存在分歧，分别主张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进行定罪，并各自进行分析和辩论，辩论的焦点是被告人胡斌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故意还是过失？笔者认为胡斌在闹市区驾驶改装的跑车超速行驶，明知可能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而放任可能致人死伤的危险，其行为方式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构成中要求的“危险方法”，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吕老师则认为，胡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超速行驶，造成一人死亡并负事故全部责任，主观方面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在社会危害程度及量刑方面两名教师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危及公共安全；吕老师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案件，只不过由于被告富二代的特殊身份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过重。学生针对被告主观方面和行为社会危害性以及量刑问题也各抒己见。最后笔者总结：通过这个案例帮助学生们掌握分析案例的基本方法，运用犯罪构成的工具，从定罪和量刑两个角度展开，注重疑难、相近罪名之间的辨析，比如本胡斌案中对被告主观方面的把握是准确认定犯罪性质的关键，故意和过失的不同心态在罪名上有很大和差异，量刑上也不同。

这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两名教师同台竞技，使学生对交通肇事案件应如何定罪量刑有了全面、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受到学习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启迪。教学形式新颖，课堂气氛活跃，是学生获得演讲、辩论技能的绝好锻炼机会和途径。

（三）模拟实训模式

模拟实训模式，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活动。通过亲身参与，将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通过分析和研究案例，模拟案件的处理，解释法律规定，掌握案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了解熟悉法学理论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笔者每个学期中后期利用课后时间指导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实训，大致流程如下：

1．前期准备

（1）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利用网络或其他途径（如法院案卷），自主确定案件及参与所需总人数。（2）确定案例后根据具体案件性质进行参加人员的选拔。（3）准备开庭所需要的司法文书，证据材料和手铐等道具，介绍庭审程序，讲解有关的法律基本知识，提供有关的资料和训练辩论技巧。

2．模拟法庭庭审

（1）由主持人通过PPT和播放学生事先自拍的DV短片简要介绍案情，以吸引学生学习兴趣。（2）介绍参加人员。（3）按照我国现行法庭审理的正规模式进行模拟庭审。即庭前准备、宣布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合议、宣判，闭庭的法定程序。

3．指导教师和聘请的法院法官、检察官或职业律师现场点评指导

模拟法庭实训活动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实践空间，有利于培养法学专业学生实务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提高专业素养和综合素养。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模式活跃而有序，学生参与热情高，教师从中也受益良多，也督促教师关注实践，提高自身法律实务处理能力。

三、选编刑法教学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刑法案例教学法成败的关键在于案例的选编和运用。不同模式的刑法案例教学对案例的组织和运用方法不同，前文已论及，此不赘述，仅介绍如何选编案例，好的教学案例应当具备如下特点：

（一）针对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应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需要，有的放矢。不同案例教学模式对案例的要求不同，如学生主导式的师生互动模式由于时间所限适宜选取小案例，教师对抗模式时间相对充裕可以选择有一定争议的中型案例，而模拟法庭由于按照真实庭审规则进行，适宜选取案件内容丰富的大案例。

（二）典型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要注重案件事实与所蕴含法律知识、法律规则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力求真实，真实的案例易激发学生深厚的学习兴趣，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等，学生感兴趣，积极发言，课堂气氛活跃。

（三）启发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必须使案例蕴含具有法律价值和疑难性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诱导学生深入探究，鼓励学生对现有法律知识进行质疑和辩驳。如广州青年许霆案，许霆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万元后潜逃，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具有一定的疑难性，是民事的恶意占有、还是刑事上的盗窃罪或者盗窃金融机构罪？学生对这类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很感兴趣。

（四）新颖性

篇8

法定代表人：杜志刚，负责人。

委托人：沈浩大，江西浩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谭礌，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昌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l50号。

法定代表人：侯江平，总经理。

委托人：尹蓉蓉，江西赣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西省分公司营业管理部，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150号。

负责人：肖晓华，总经理。

委托人：龚有泉，该营业管理部干部。

委托人：尹蓉蓉，江西赣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昌市商业银行，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船山路379号。

法定代表人：宋建成，行长。

委托人：徐鸿明，该银行干部。

委托人：何大年，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江西省长江工贸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沿江大道28号。

法定代表人：吴有保，总经理。

委托人：史应勇，该公司经理助理。

原审被告：南昌市市场建设开发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杨旺水，经理。

上诉人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昌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西省分公司营业管理部、南昌市商业银行、江西省长江工贸总公司及原审被告南昌市场建设开发公司联合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8月2日做出（1998）赣高法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昌市商业银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1999年12月31日以（1999）民终字第154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00年11月14日做出（2000）赣高法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南昌市工商行政管局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圆形大厦又称赣江工贸大厦，位于南昌市沿江路北端，建筑设计38层，总面积63，536平方米，其土地使用权原为南昌市人民政府划拨给南昌市东湖区商品房开发公司。1991年9月16日南昌市沿江北路旧城改造指挥部决定，圆形大厦工程由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开发建设。从1991年12月起，市工商局分别与东湖区商品房开发公司、南昌食杂批发部签订土地转让和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与江西建筑设计院签订工程设计合同，与南昌勘测工程公司、南昌县二建公司签订工程勘察、施工合同。上述合同签订后，市工商局向东湖区商品房开发公司和南昌食杂批发部支付土地转让费和拆迁安置费1024万元，并先后支付设计费1，388，693.45元，勘察工程费、“三通一平”、编审费等3，339，869.36元，共计14，968，562.81元，其中部分款项是1993年3月以后由江西省长江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从大厦指挥部专户转付的。1992年7月9日，市工商局与万寿宫商城百货公司（以下简称商城百货公司）签订《关于共同建设赣江工贸大厦的协议》，约定：赣江工贸大厦预计总投资约1.2亿元，市工商局贷款2，000万元，作为对大厦的投入，组织大厦销售，办理大厦证、照等有关手续，协助商城百货公司组织施工以及工程质量和进度的监督检查；大厦建成后，销售款先偿还双方贷款及利息，所获利润按5：5分成，大厦未销售部分按5：5分配产权。同日，市工商局给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全权委托商城百货公司负责大厦工程资金组织与使用、工程管理及指挥。1992年7月10日，商城百货公司与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赣江工贸大厦由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按包工包料承发包制承建，包括土建、设备安装、装饰装修等工程，合同价款为1.2亿元。之后，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进场施工。1993年2月18日，该大厦正负零工程完成后，市工商局、南昌市万寿宫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万信社，该社1998年1月8日并入南昌市商业银行）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昌市分公司（现分立为两个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昌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西省分公司营业管理部，以下一并称为市保险公司）签订《联合开发三十八层圆形大厦1－10层裙楼工程协议书》，约定：三方对圆形大厦共出资6，000万元进行开发，市保险公司考虑到市工商局、万信社已对大厦投资约2，200万元，为保持同等投资金额，在本协议生效后的当月内先将1，000万元划入大厦基建账户，市工商局和万信社共同补足3，000万元，从1993年3月起，市保险公司每月15日前投入200万元，至投完3，000万元止；市工商局负责大厦的建设手续及有关减、免税费的手续；裙楼所需费用（凭国家有关规定和正式发票）由市保险公司承担50％，市工商局、万信社承担50％，三方承担整个筹建工作；第一期工程指整个10层以下的裙楼工程，市保险公司享有1－10层50％的产权，如6，000万元不能完成此工程项目，则由万信社负责出资；如三方中的任何一方资金不能如期到位，则应向另两方承担整个工程款10％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市保险公司通过转帐先后分23笔转入万信社2，465万元，另有存款404万元及利息359，717.1元转为投资款，万信社对上述款项均向市保险公司出具了收据，并注明该款项为按合同付工程款。1993年5月13日万寿宫商城发生火灾，市工商局无力对大厦工程继续投资，遂成立了赣江工贸大厦指挥部，由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有保任总指挥，继续组织施工。1993年9月6日，吴有保代表南昌市市场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市场开发公司，市工商局的下属企业）与市保险公司签订《三十八层圆形大厦部分房声权交易合同书》，约定：市场开发公司将12层裙楼部分按江西省建筑设计院建施平面图轴线划分房产经界线，南面半部分房产18，123.86平方米及南端912平方米庭院（空地）卖给市保险公司，房产每平方米平均价格暂定2，200元（含水、电全部设施，空调管道、铝合金门窗、外墙装饰及其他设计配套设施），工程结束后，市场开发公司根据承建单位的实际造价及占用土地的实际费用凭发票向市保险公司结算，市场开发公司协助办理房产交易费用及统筹代办的水、电增容费用；市场开发公司必须在1994年6月8日前全部完成裙楼工程，并交付市保险公司使用；市保险公司必须按合同在1993年度完成3，000万元（含土地费）的投资，自市保险公司使用该房产之日起，如市保险公司所支付的房产款不足数额，应在90日内全部支付给市场开发公司，逾期市保险公司应付投资总额10％的金额给市场开发公司作违约论处。市工商局作鉴证单位在该合同上盖章。吴有保代表万信社在该合同上加盖了万信社的公章。之后，双方办理了房屋产权交易手续，市保险公司支付了房产交易费187，227.37元，1993年9月25日南昌市房产交易管理所下发了房产成交通知书。1994车3月，大厦工程停工至今。现大厦工程形象进度为：裙楼l一12层的框架结构已建成，主楼含地下室已建三层。1998年6月18日，市保险公司以市工商局未能办理工贸大厦用地及建设的合法手续，且已无力继续投资建设为由，对市工商局、南昌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市商业银行）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联合开发协议无效，由市工商局、市商业银行返还市保险公司投资款29，236，994.47元。诉讼期间，一审法院追加工贸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

另查明，1997年l月10日，市工商局补办了工贸大厦的立项手续，同年1月13日南昌市土地局批复同意将原划拨给东湖区商品房开发公司的该宗土地转划拨给市工商局，但明文规定该划拨用地不得转让或联合开发。次日，南昌市规划局给市工商局核发了《工贸大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999年7月9日南昌市土地局批复同意市工商局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同年8月20日，南昌市房产管理局为市场开发公司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同年10月20日，南昌市土地局向市工商局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市工商局未取得南昌市政府批件，未与南昌市土地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未缴纳土地出让金，也未依法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市场开发公司。

一审期间，法院委托江西建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公司）对赣江工贸大厦的工程造价以及投资情况进行了鉴定，结论为：大厦主楼地下室至第二层、裙楼主体工程造价为23，207，659.7元（未含基础以上建筑发生的管理、财务费用）。市工商局按协议或竣工资料应付土地转让费以及前期开发费用等计18，148，214.08元，实际已付14，968，562.81元。市保险公司转入大厦指挥部361帐户的资金2465万元；转入万信社在市农行国际业务部定期储蓄款404万元，该款分两笔转入，1992年11月2日转入278万元，同年11月5日转入126万元，1993年11月4日和11月7日万信社向市保险公司出具了两张注明根据协议收工程款的收款收据，计人民币4，399，717.1元（本金404万元，一年期存款利息359，717.1元），并收回了万信社1992年11月4日、11月7日向市保险公司开具的两张三年期定期存单，市保险公司以这两张收款收据入账，作为向赣江工贸大厦的投资；1993年9月25日直接转帐给南昌市房产交易管理所缴交大厦产权交易管理费187，227.37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市工商局以其从东湖区商品房开发公司和南昌食杂批发部转让取得的土地，与市保险公司、万信社签订联合开发协议，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除应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外，还应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市工商局未办理大厦建设及用地合法手续，即与市保险公司、万信社合作建房，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45条、第46条规定的房地产转让的基本条件。呈然市保险公司履行了协议，市工商局在本案诉讼前也补办了立项、建设及划拨用地手续，但市土地局明文指出该划拨土地不得擅自转让或联合开发，若需转让或联合开发，须再行办理土地使用权审批手续，尽管1999午7月，市土地局根据南昌市领导批示，同意将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为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给市工商局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市工商局未依法与市土地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交纳土地出让金，政府也未明确市工商局可享受出让金减免缓等政策，其补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不完整，且至今一直未补办合建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三方联合开发协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的有效条件。市场开发公司系市工商局下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其既非圆形大厦的投资建设者，也非该土地使用权人，虽然南昌市房产管理局为其颁发了大厦《预售商品房许可证》，但因其对圆形大厦所占土地不享有使用权，无权对圆形大厦进行处分，且各方在庭审中均承认部分房产权交易合同实际是三方联合开发协议的延续和变更，市场开发公司不享有合同权利，也未实际履行合同义务，故三方联合开发协议和部分房产权交易合同应属无效。市工商局作为提供土地的一方，对此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市保险公司对联合开发协议未作认真审查，且明知市场开发公司对圆形大厦不享有产权，仍与其签订部分房产权交易合同，并向南昌市房产交易所具函表示愿承担法律责任，亦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其向南昌市房产交易所支付的交易管理费187，227.37元自行负担。因市场开发公司与市保险公司签订房产权交易合同经市工商局同意并鉴证，且其实际并不享有合同权利，可不承担民事责任。从联合开发协议和房产交易合同的内容看，万信社实际上是与市工商局作为合同一方，不享有独立的权利，亦无履行合同的事实，只负责大厦建设资金的运转，开具收款收据，因联合开发合同无效，大厦房产依法归市工商局所有，万信社对市保险公司的投资及损失可不承担民事责任。至于市保险公司存入万信社的404万元及利息，万信社已与市保险公司进行了结算，解除了储蓄关系，该款已转为市保险公司投资款，且工贸公司承认该款已由其支配使用，部分用于圆形大厦建设，故万信社可不再对市保险公司承担支付义务。万寿宫商城百货公司是受市工商局全权委托负责圆形大厦资金组织与使用，工程管理及指挥，与市工商局形成了委托关系，其为大厦建设与他人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市工商局承担，因其不是联合开发协议和房产交易合同的当事人，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市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其与市工商局委托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审理的联合开发协议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可与市工商局另行协商或起诉解决，故工贸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一、市保险公司与市工商局、万信社签订的《联合开发三十八层圆形大厦1－10层裙楼工程协议》以及市场开发公司与市保险公司签订的《三十八层圆形大厦部分房产权交易合同书》无效；二、圆形大厦裙楼在建工程的所有权归市工商局所有。市工商局返还市保险公司投资款29，049，717.1元及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从1994年1月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限期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市保险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逾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186，195元，鉴定费120，000元，合计306，195元，由市工商局负担244，966元，市保险公司负担61，229元。

市工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补办的出让手续不完备不符合客观实际，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三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应为有效：市保险公司主张的404万元及利息应为储蓄存款，虽然万信社给市保险公司出具了两张收款收据，但这两张收据是假的，且该笔款项未用于大厦建设，一审判决由上诉人归还该笔款项是错误的；造成联合开发协议和房产交易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和利息损失显属不当，市保险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和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市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联合开发三十八层圆形大厦l－10层裙楼工程协议书》系市工商局、万信社与市保险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协议书，签订协议时，市工商局作为出地方，不享有该大厦的土地使用权，未办理大厦建设及用地的合法手续，虽然1997年1月南昌市土地局批复同意将原划拨给东湖区商品房开发公司的该宗土地转划拨给市工商局，但明确规定该划拨用土地不得转让或联合开发，本案二审期间，南昌市土地局虽然同意将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为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给市工商局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市工商局至今未与市土地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交纳土地出让金，未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故一审法院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联合开发协议为无效是正确的，市工商局关于联合开发协议有效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十八层圆形大厦部分房产权交易合同书》系市场建设公司与市保险公司签订的买卖房产的合同，但市场建设公司不是该房产的所有人，对该房产不具有处分权，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关于市工商局上诉提出市保险公司存入万信社的404万元系储蓄存款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审计部门的鉴定结论，可以认定市保险公司与万信社对该404万元已经办理了终止储蓄存款的法律关系，因为万信社收回了定期储蓄存单，并于1993年11月4日和11月7日给市保险公司出具了两张注明根据协议收取工程款的收据，计4，399，717.1元（本金404万元，利息359，717.1元），市保险公司以这两张收款收据入帐，作为向赣江工贸大厦的投资，表明了该款已由储蓄存款转为市保险公司对大厦的投资款。至于该笔资金转为投资款后，是否全部用于大厦建设系另一法律关系，与市保险公司无关，本案不予审理。市工商局认为万信社出具的收款收据是假的，但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故对市工商局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市工商局提出造成合同无效，市工商局与市保险公司均有过错，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和分担损失的上诉请求有理，应予支持。本案的损失主要体现为投资款的利息，市工商局作为提供土地的一方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市保险公司未对合同认真审查，且明知市场开发公司不是该大厦的所有人，仍与之签订部分房产权交易合同，并具函表示愿承担法律责任，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一审判决由市工商局返还市保险公司投资款本金及全部利息不妥，应予纠正。根据市保险公司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其应自行承担向南昌市房产交易所支付的交易管理费，并承担投资款利息损失部分的30％，市工商局应返还市保险公司全部投资款并赔偿该款同期同类贷款利息损失的70％。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顶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赣高法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

二、变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赣高法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圆形大厦裙楼在建工程由南昌市工商局接收，市工商局返还市保险公司投资款29，049，717.l元并赔偿该款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的70％（从1994年l月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限期还清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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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救死扶伤”公德

事件发生在德国埃森市一家银行的自动柜员机大堂，一名82岁的老年人在提款期间突然休克，晕倒在地，生命垂危。这天是礼拜日，大堂内没有职员值班。尽管前后有4名顾客经过，但全都没有施以援手。有的甚至从倒地的老者身上跨过，走到自动柜员机前面继续提款。20分钟后进来的第5位顾客报警求助，但由于延误救援，老人送院后不治身亡。埃森市警方认为事态严重，性质恶劣，决定立即追捕这4名见死不救的旁观者，他们违反“好撒玛利亚人法”。

德国《基本法》第二条明确提出，“人人有生存权”，公民在必要情况下有义务提供急救。《德国刑法典》第323l C项规定，“无视提供协助的责任”是违法的。在意外事故、公共危险、陷于困境或其他意外情况发生时，若有人需要救助，而在场人员具备施救条件，尤其是施救行为对自身无重大危险同时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拒绝提供施救者将被处以1年以下刑罚或罚金。

德国刑法实际上规定了一条“见死不救罪”，在很多领域都适用。例如，在德国驾校，首先要上急救课，通过考核确认掌握了紧急救助知识之后才能获取驾驶执照，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别人施救。司机驾驶过程中发现路边有人出了车祸，必须停下来施救。如果不知道如何急救，就得打电话报警。倘若扬长而去，事后有人举报，肯定要吃官司。

对于德国医生来说，“见死不救”将成为一条罪状。急救分为一般状态和有生命危险两大类，紧急状态下医生有权力也有义务为患者实施急救。治病救人是第一要务，即使在飞机或火车上，也可以建议驾驶员就近着陆或停车。“无论任何情况遇到病人都要施救”，已经成为支撑德国医生职业的道德基础。其中有一条规定十分明确：在8小时工作时间之内，如果病人不同意，医生不能自作主张进行医治；但8小时之外遇到病人，要随时随地进行救助，在病人无人担保的情况下，医生将自动成为“担保人”，肩负救人和监护的双重责任。

在德国，只有医德合格才能获得医生“执照”。医学院校非常重视医德医风教育，不断加以强化。在学生通过的4次国家考试中都有“医德医风”的试题，包括法律知识、急救内容和急救训练等。在获得实习医生“执照”后，学生要用1年半的时间临床进修实习，包括从事急救及护理实践，并且至少有一次在社会上抢救病人的经历。

如今在德国最受尊敬的不是政客，而是医生。近日，德国阿伦斯巴赫民意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医生形象以73%的赞同票稳居最受人尊敬职业榜首。德国的医疗监督体制以政府为主导，但社会力量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以“行业清理”方式推动医疗界不断净化。

处罚见死不救者

“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名称来源于《圣经》中耶稣基督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著名比喻，“好撒玛利亚人”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很著名的成语和口头语，意为好心人和见义勇为者，指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即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仅仅出于内心的道德要求无偿对他人进行帮助的人。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好撒玛利亚人”成为一个法律术语，对西方法律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国家制定了“好撒玛利亚人法”，用立法手段保护做好事的人。该法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救助他人时所涉及的法律责任；二是救助他人时所受损的补偿及“好撒玛利亚人”的权利；三是“好撒玛利亚人”救助他人时可能会承担的责任与风险。

根据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民法，不协助在紧急状态的个体是一个刑事罪，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具有营救遇险者的法律义务。要求每个司机遇到事故或事件时，在基于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和提供援助。

1945年的《法国刑法典》提出：“任何故意不救助的或不使别人去救助的，而且这种救助对本人或第三人没有危险，处3个月到5年的监禁，并罚款360-15000法郎。”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对见危不救者加重了刑罚，并且把救助行为的要求场景从单纯的阻止犯罪扩展到了其他危险情形。

西班牙和德国以及法国一样，也以刑法手段保护“好撒玛利亚人”。1995年的《西班牙刑法典》第195条第1款规定：“未履行保护义务而造成应被保护人情况严重危险，且对保护人予以援助对自己或者第三者并无危险的，处3个月至12个月（工资）的罚金。”此款规定了以不危及自身及家人安危为条件的救助他人义务，体现了社会团结的要求。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制定有《好撒玛利亚人法案》，艾伯塔省颁布了《紧急医疗救助法案》，新斯科舍实施的是《志愿服务法案》。这些法案规定，自愿或者没有报酬（奖励）为他人提供救助时，救助人无需对其因疏忽而给被救助人造成的损伤负责，除非损伤是因救助人重大过失造成的。魁北克省的《义务法案》规定公民有义务对紧急伤病者提供援助，违者负有法律责任。该省还规定，由省财政支出补偿“好撒玛利亚人”因实施援助行为而遭受的伤害或其他损失。

埃及法律规定，对有能力而拒绝向危难者提供帮助的人处以一年监禁和罚款最少1000埃及镑的处罚。

保护见义勇为者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是第一个出台“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州，对见义勇为和施救者予以保护。2004年，该州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年轻女子发生车祸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另外一名叫丽莎的女子将其救出，但由于没有掌握专业的施救技能，致使亚历山德拉车祸后瘫痪。亚历山德拉2008年把将她从车里拖出来的丽莎告上法庭，称是丽莎的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要负全责。2009年，加州议会以75∶0票通过《好心人免责条款》，宣布类似丽莎这样的案例，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给以免责。

随后美国所有的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和维京群岛都陆续出台了各自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有的叫《好撒玛利亚人法》，有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它们虽然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是用来保护帮助他人的好心人，在做了好事后不至于惹麻烦上身或被告上法庭。使那些见义勇为的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不会因为担心做好事被人而见死不救，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有的州规定，在发现陌生人受伤时不打“911”电话，有可能构成轻微的疏忽罪。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将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好撒玛利亚人法”是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急救者在抢救伤者过程中或其后对方死亡，可以运用此法案撤销死者家属对治疗者的法律。这种情形必须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现场，而且这种救助是无偿的。

在分秒必争的救援现场，公认的黄金抢救时间是意外发生后的前4分钟。总的原则是，如果受伤者失去意识，陌生人可以不经过对方允许采取急救措施。倘若受伤者还有意识，救助前必须经过对方的允许。然而成功救人并非“扶不扶”那么简单，而与施救者自身必备的急救知识与技能息息相关。没有受过专门急救训练的人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一般不要轻易动手，因为不懂得如何急救的人对受伤者没有法律义务去做急救。美国法律要求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技能，现在每4个人中便有1人具备基础急救知识。在幼儿教育中，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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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法律责任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网络服务提供者，英文简称ISP，一般称为网络服务商。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指一切提供网络服务的个体和组织。它包括两类主体：网络内容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ICP)，是指“经过有关机构认可的、有目的地选择信息(网络版权法律关系中专指作品)，并利用网络向不特定对象提供的主体。”…在网络传播作品的过程中，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职能是负责编辑和处理作品，在网络作品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类是网络技术提供者，它与网络服务内容提供者不同，仅按照网络用户的选择传输或接受作品，并不对作品的内容做任何改变。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IAP)和网络平台提供者(IPP)。

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侵权，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即：有无网络版权违法行为、有无网络版权损害事实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2005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百度侵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向公众提供胡彦斌、许巍、花儿乐队等歌曲的文件下载，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这起案件中，被告的行为即符合侵权的三个要件。首先，从违法行为上来说，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和授权，擅自在其网站上提供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歌曲的下载服务，并在明知侵权的情况下却仍把歌曲提供给了网络上不特定的公众，侵犯了原告的录音制作者权益，因而确认被告的行为是违法的这～点毫无疑问；其次，由于被告提供的免费下载服务影响了原告传播其作品的市场效益，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产生了确定的损害事实，而这一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也是存在直接因果联系的，因此，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最终法院作出了要求百度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判决。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原则可以分为两类：即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它们以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为区分标准。目前从网络司法实践来看，对网络技术提供者，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是基于平衡社会利益和权利人利益而言的。如果对仅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技术提供者采取过于严格的限制，可能会阻碍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影响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但是对网络内容提供者而言，则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无过错责任是指网络环境中在特定的环境下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以网络服务商的行为是否有过错为要件，就损害的发生，网络服务商虽然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之所以要对网络内容提供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是由于网络内容提供者是网络信息传播的“过滤者”和“守门人”，它对信息内容具有编辑和控制的能力，因此为保护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对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行为加以限制。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形态及责任认定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形态

依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实施是否直接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可以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种侵权形态。

1．直接侵权

“直接侵权”的概念是与构成著作权权利内容的一系列专有权利密切相关的。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控制着一类特定行为，如复制权控制复制行为，发行权控制发行行为，表演权控制表演行为等等。如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缺乏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抗辩理由，而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这就是说，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直接侵权，关键就在于这一行为能否受到专有权利的控制以及是否存在免责的法定事由。在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诉搜狐一案中，被告非法传播原告的电影作品，其行为即构成了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已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著作权财产权利，同时我国相应的行政法规中也给出了详细的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定，原告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受到法律的直接保护的，被告对此项权利的侵犯即是构成了直接侵权．

2．间接侵权

“‘间接侵权’是相对于‘直接侵权’而言的，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如果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而被法律界定为侵权行为。”‘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该特定侵权行为是否直接受专有权利的控制。间接侵权所指向的行为并不在著作权专有权利的范围之内，只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间接侵权中，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构成侵权的要件。如日本一家计算机游戏生产销售企业，指控美国某经营公告板的公司在其公告板上，设有未经原告许可即可下载原告公司产品的区域。而被告辩称下载原告的软件是用户行为，并不是被告直接所为。在这个案例中，虽然被告的行为不是直接受专有版权的控制，但是被告明知存在侵权，却仍主动为用户侵权提供条件，构成了间接侵权。

(二)国际上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1．美国

美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几个法案中：(1)1998年2月的《在线版权损害责任法案》，该法案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避免因用户侵权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担过重的法律责任。

(2)《数字版权和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中规定，除ISP在收到著作权侵权通知指控其侵权外，没有编辑、控制传输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单纯提供联线服务的网络技术提供者，都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3)1998年10月的《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案中新增的512节主要是关于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

2．欧盟

2002年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共同体内部市场的信息社会服务尤其是电子商务的若干法律方面指令》(简称《电子商务指令》)，该指令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了明确规范和协调。首先，对在线网络服务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在序言中概括性描述了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信息社会提供者，包括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在注意到非法行为时，必须迅速删除所涉及信息或阻止他人访问该信息。

3．英国和德国

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英德根据欧盟的指令，都对网络版权问题作出了法律上的调整，其中也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些相关规定。2003年英国按照欧盟的指令修改了本国的版权法，通过了《版权法修正案》，该法案主要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对网络服务商行为的规范。法案按照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的要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包括相应的通知和反通知程序。德国则在其《电信服务使用法》中，规定电信服务提供人就其本身和他人提供(明知或者足以制止他人将该资料内容上传的范围内)的资料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三、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制度的立法构建

近年来，在规范和保护网络版权方面，我国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其中大量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些问题，对于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相关法律规范在我国仍是探索阶段，难免存在瑕疵，有待于我们在借鉴他国成熟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立法状况

1．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解释的第四、五、六、七条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如解释的第五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2．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根据2001年新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对2001年的《解释》作了相应修改。其中《解释》涉及到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问题，归责原则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条件和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

3．2005年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该规章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其中规定了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协助义务以及各自的担责、免责情形及处罚规定。同时在该《办法》中，为协调著作权人与互联网内容提供者之间的利益，首创了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通知和反通知制度。

4．2006年国务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该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都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首先，该条例在第十四、十五、十七条详细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其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需承担责任的情形。如第二十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拖延提供涉嫌侵权服务的姓名、联系方式等资料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设备。再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情形。如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搜索、连接服务的，在接到权利人通知后立即断开与侵权作品的链接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二)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相关规定的完善

1．立法模式

“中国的立法模式表现为大法管小法，小法管规章，法与法之间级别分明；国家法律只作原则性规定，具体适用问题由实施细则解释，实施细则解决不了的由部门规定解决。这种模式往往造成实施细则与部门规章不能很好的解决国家法律中的问题，使一些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立法修正采取阶段性修改的做法，修法往往以重大事件出现为必要条件，而且要等若干年的时间。这种做法导致了立法不能及时出台，而仅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补充，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不足。如我国的《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迟迟不能出台，而仅以2002年、2003年的司法解释来做说明，致使关于网络设链者的法律责任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在这点上，我国应该借鉴美国及时修法的精神。

2．立法体系

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规定，目前仅是停留在一些零散的条文中，尚未形成体系，在民事、行政、刑法上都缺乏相应的调整。从民事角度而言，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问题存在瑕疵，而欧洲国家这方面的立法对我国立法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欧洲法律将网络上发生的非法行为产生的责任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分开处理，这样就避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不必要的责任。从刑事调整角度而言，难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违法行为给予实际的刑事处罚。我国在《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与此相应的罪名。从行政调整方面来看，保护力度不足。如在《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中，适用范围存在不合理，仅局限于对网络技术提供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