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交易税收优惠范文
时间：2023-06-21 09:42:5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权交易税收优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做好资本交易税收管理和检查的前期工作
(一)熟悉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的税种及相关税收政策
不同的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的税种不尽相同。概括起来说，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这些税种除基本规定外，还有若干与资本交易事项相关的专门税收政策，税务人员和纳税人最好都能熟悉、理解、正确适用这些政策。以股权转让和股权收购的现行税收政策为例，股权转让不征收增值税，但单位将股权作为金融商品转让的，应征收增值税。企业转让股权，在企业所得税中可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符合条件的，也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或适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股权划转、划入资产的税务处理。个人转让股权，应按“财产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限售股除外)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属于个人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可自发生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应按“产权转移书据”贴花，但企业因改制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予贴花。在股权(股份)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股份)，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同理，也应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二)发现资本交易事项
有企业就有与资本有关的税收问题。企业在新办设立、存续期间、兼并重组和注销解散时都会发生相应的资本交易事项。企业在新办设立或存续期间接受股东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事业单位改制，企业存续期间的股利分配，企业债务重组，企业股权、资产的转让或划转，企业合并、分立，企业注销或破产清算，均是比较重要的资本交易事项。
资本交易事项比较多地发生在新办企业、拟上市和已上市公司、企业集团、热点行业、快速发展的行业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中，我们可以通过工商登记信息、上市公司公告、企业公开信息、新闻媒体报道、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和纳税申报资料等多种途径发现。
(三)正确确定资本交易事项的类型
从与资本交易事项有关的现行税收政策梳理看，资本交易事项的类型主要有:企业法律形式改变、企事业单位改制、债务重组、股权转让与股权收购、资产转让与资产收购、企业合并、企业分立、撤资减资、非货币险资产投资、增资扩股、定向增发、股权分置改革、股权激励、股权划转、资产划转、划入资产、股利分配、企业清算等。还有一些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型资本交易事项，如股权稀释、股份回购、对赌协议等，目前没有专门的税收政策规定，需要我们根据税法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进行甄别处理，甚至需要根据税法原理去进行相应的税务处理。 有的资本交易事项只能归属于一种类型，如债权转股权只属于债务重组;有的资本交易事项可以归属于几种不同类型，如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到现存企业，就还有可能属于资产转让与资产收购、资产划转、划入资产、增资扩股等类型。不同的资本交易类型可能有相同或类似的税务处理，如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企业所得税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前提、条件和具体做法基本相同;不同的资本交易类型也可能有不同的税务处理，如资产收购和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企业所得税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前提、条件和具体做法均不相同。因此，资本交易事项类型的划分直接影响到其具体的税务处理，尤显重要。纳税人具体的资本交易事项应该划归何种类型，需要我们根据税法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和纳税人对该资本交易事项税务处理的取向，对资本交易事项的具体交易过程和要件进行仔细分析后确定。
二、做好资本交易税收管理和检查的基础分析
(一)准确辫别资本交易各方在资本交易事项中的角色
从不同税种角度考察，资本交易各方在资本交易事项中的角色各异，税务处理的内容也不相同。以资产转让和资产收购为例。涉及货物、股权、无形资产(含土地使用权)、不动产的转让，一方为销售方或转让方，另一方为收购方或受让方。在增值税的处理上，销售方或转让方主要关注是否要缴纳增值税、如何计算增值税的问题，收购方或受让方主要关注能否抵扣进项税额问题，或将来再销售或转让时能否差额征税问题。在企业所得税的处理上，如果作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 59号)文件规定的资产收购类型处理，转让方主要关注是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还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问题，收购方主要关注所收购资产的计税基础应如何确定问题。资产的转让方为个人的，应关注是否应按“财产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能否适用分期缴税政策问题。在印花税中，资产转让和资产收购的当事各方为立合同人或立据人，应关注是否要缴纳印花税、如何计算印花税、能否享受税收优惠的问题。从契税角度考察，涉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承受方应关注是否要缴纳契税、如何计算契税、能否享受税收优惠的问题。从土地增值税角度分析，涉及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的，转让方应关注是否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如何计算土地增值税、能否享受税收优惠的问题，购买方或受让方应关注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的确定问题，以备将来再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时确定扣除项目金额。
(二)正确确定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税种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
资本交易事项相关当事各方如果需要纳税，就要正确确定涉及的各税种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避免发生未按规定期限和地点纳税的问题。就增值税来说，销售方或转让方销售货物等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应符合增值税的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中，对有可能产生所得的当事一方来说，无论是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还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都要正确确定不同资本交易事项的重组日所属的纳税年度及其纳税地点。资本交易当事方为个人且可能产生所得的，也要正确确认“每次”资本交易事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时间和纳税地点;尤其要关注转让股权、不动产和其他非货币资产的纳税地点。印花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也应符合相关税种的规定。
(三) 准确计算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税种的计税依据或应纳税额
资本交易事项相关当事各方如果需要纳税，就应准确计算涉及的各税种的计税依据或应纳税额，避免多或少纳税问题的发生。要正确计算缴纳增值税，关键是要准确确认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的货物、不动产或无形资产的销售额，计算相应的销项税额或应纳税额。要正确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关键是要准确确认资本交易事项的收入额和扣除项目金额。要正确计算缴纳印花税和契税，关键是要准确确认资本交易事项的印花税计税金额和契税计税依据、计算相应的应纳税额。要正确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关键是要准确确认资本交易事项中涉及转让房地产的销售收入和扣除项目金额、计算相应的应纳税额。
对于采用资产负债表下的债务法核算企业所得税的企业来说，在资本交易事项适用“暂不确认”或“分期计入”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情况下，还要正确计算由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并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
(四) 准确确定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的资产、股权的计税基础
资本交易事项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分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理。在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下，一方面，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的资产、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直接关系到资产、股权转让所得的正确计算，而资产、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又受资本交易事项发生之前其税务处理的影响，不一定与其账面价值相等，需要全面准确确定;另一方面，通过资本交易取得的资产、股权的计税基础应按其公允价值确定，因此，资本交易各方应确保资本交易作价的公允性、合理性、正当性。在适用特殊J性税务处理下，如果适用“暂不确认”的税务处理方法(主要有债权转股权、资产收购、股权收购、企业合并、企业分立、资产划转、股权划转)，除科技成果投资入股外，资产交易各方取得资产、股权的计税基础应以在资本交易事项中转移的资产、股权或放弃债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如果适用“分期计入”的税务处理方法(主要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资产、股权的转让方(投资方)取得股权的计税基础应以被转让资产、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并随资产、股权转让所得分期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逐步调整，资产、股权的受让方(被投资企业)取得被转让资产、股权的计税基础应按其公允价值确定。
三、做好资本交易税收管理和检查的特殊处理和后续管理工作
（一）依规审核资本交易事项适用不征税、免税或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前提、条件和手续
在现行税收政策中，资本交易事项涉及的主要税种有的不征税，有的免税或者减税，有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但其适用前提、条件和手续各不相同。如，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涉及的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包括多次转让)，不征收增值税的条件是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即“人随资产走”。在企业所得税中，股权收购、资产收购、企业合并和企业分立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前提是必须有股权支付，且要符合目的条件、比例条件、经营连续性条件、权益连续性条件，还要按规定确定重组主导方，重组各方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以下简称《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和相关资料;而股权划转、资产划转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则没有股权支付的前提，也不需要确定重组主导方，但也要符合股权控制条件、目的条件、经营连续性条件、会计处理条件，交易双方也要按规定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居民企业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表》和相关资料。个人以非货币资产投资，应纳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的前提仅是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但要制定缴税计划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以下简称《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及相关资料。印花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对企事业单位重组改制、合并、分立等事项也有免税、减税或暂不征税的规定，但其适用前提和条件也不完全一致。
(二) 搞清不同资本交易事项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要点
在企业所得税中，不同资本交易事项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规则并不完全相同。如，股权收购、资产收购、企业合并、企业分立、资产划转、股权划转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其规则是“暂不确认VS原有计税基础”，即资产、股权转出方暂不确认所得，资产、股权转入方按原有计税基础确定所取得资产、股权的计税基础。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改制上市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其规则是“税转股VS评估价为计税基础”，即改制上市过程中发生的资产评估增值获得股权对价的，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可以不征收入库，作为国家投资直接转增国有资本金(含资本公积)，经确认的评估增值资产，可按评估价值入账并按规定计提折旧或摊销在税前扣除。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其规则是“分期缴税vs评估价为计税基础”，即投资方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被投资企业取得非货币性资产的计税基础，按其公允价值确定。企业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其规则是“递延纳税vs评估价为计税基础”，即投资方的技术成果转让所得可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股权转让所得计算纳税，被投资企业按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时的评估值入账并在税前摊销扣除。
篇2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篇3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存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但是从实际的税收调节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印花税税种设置和单一的印花税税率调整,根本无法发挥税收杠杆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1,2],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3]。(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4],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5]。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进建议基于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须构建一套与证券发行、交易、持有、转让和转移等各流转环节相配套、前后各环节相协调的,由多税种构成、多环节调节的复合性税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证券发行环节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就在一级市场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所有证券品种在发行时所取得的登记许可证征税,并按照上述不同证券品种分别制定相应的差别比例税率,还原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针对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税的本来面目,以改变目前证券发行市场流转税空白的局面,这不仅可以调节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收益差额,还有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建议税务主管部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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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篇5
关键词：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改革思路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026－03
2007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持续上涨，证券市场的繁荣为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便利，1―8月份仅IPO就达1 490．5亿元。然而，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属于新兴市场，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还很不健全，并具有极强的投机性，市场波动性甚大。利用有效的税收制度对投资者进行引导，是降低证券市场波动性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本文拟就当前我国证券税制进行剖析，并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税制改革思路。
一、我国当前证券税制的主要问题
证券税收不仅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也是国家调节证券市场的经济杠杆和重要手段。合理完善的证券税制体系可以在抑制过度投机行为，降低市场波动性的同时，提高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从而对证券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的证券税收制度不甚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健康、稳定发展。
1．缺乏统一规范的证券税收政策
（1）我国现行各税种对证券市场的调节，大多是对证券市场运行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采取临时性补救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很难达到规范股票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目的，而且容易造成各种政策之间的不协调。
（2）证券税制的课税范围非常有限。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主要是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包括A股、B股、国债现货、国债回购、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基金等七类。然而，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个人交易的A股和B股课征，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征税，对国家股和法人股免税，对二级市场以外的股票交易和转让，税收的调节仍然还处于空白状态。
2．证券税制结构不甚合理
对证券税制结构的分析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一是从证券市场运行的不同环节而言，各种税种的设置是否恰当充分；二是从纳税者承受税金负担的程度，对税种所作的区分。首先，我国尚未在证券发行环节征税。证券发行市场的高速扩张必然会影响到证券二级市场的稳定，影响到证券二级市场供需结构的均衡；其次，对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问题一直没有进展，原因在前几年股市处于调整时期，普遍认为会增加投资者的税负与投资成本，考虑到稳健性原则，证券交易所得税问题的讨论就被搁浅，更谈不上开征。但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发展趋势。
3．证券市场税负不公，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我国证券市场税负不公，首先表现在税收对象上。现行证券税制仅对证券二级市场中的股票交易征税，而对其他有价证券品种（如国库券、债券、基金等）及一级市场和大量的场外交易不征税。这种做法势必导致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持有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买卖者间的不公平，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不公平，股票与其他有价证券的不公平。其次，在税率设定方面也有失公平。证券交易市场主要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单一。政府无视股票持有期限和交易额，都依现实成交额向买卖双方征收相同比例的印花税。这种做法导致税收对机构和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较差。况且，固定比例税率本身就带有累退的性质，难以实现相对公平。再次，股权分置变相导致了税负不公。在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中，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股利所得不征税，而只对个人分得的红利和股利征收20％所得税，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同股不同利，违背了公平税负的原则。最后，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负担不平等，在沪、深两地上市的企业只有极少数执行统一的33％的税率，大多数都享受所在地政府给予的低税率优惠，给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带来了负面影响。
4．证券税制的重复课税现象严重
（1）对已分配利润重复征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不允许从应税利润中扣除向股东支付的股息。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应当依法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可见，在我国一笔利润先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然后公司用税后利润进行分红派息时，这部分股息和红利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如果这部分税后利润分配到法人股东手中，可以享受境内投资收益的税收抵免，不会发生重复征税。但是如果这部分利润分配到个人手中，仍会发生重复征税的问题。
（2）对未分配利润重复征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户上实际做利润?穴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雪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也就是说，即使被投资企业的利润未进行股息、红利的分配，利润保留形成的资本增值一旦实现为资本利得或转增资本，投资方依然要将之作为投资收益和转让收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一笔利润在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后，如果不进行分配，也会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5．证券税收制度缺乏相对稳定性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证券市场的繁荣促进了企业融资、投资的增长。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应秉承证券市场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则。我国的证券税收制度也要体现鼓励证券投资，以达到不断扩大我国证券市场的目的。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稳定证券税收制度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税制的调整与市场的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涉及到证券税收制度有关内容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利用税率的变动来平抑短期的证券市场波动上。仅就目前证券市场主要的税种股票交易印花税而言，从1990年6月28日按单项6‰征收，经过六次改革，现在按3‰双项征收，每一次调整均是为平抑证券市场短期波动的需要。如此剧烈的变化，不但会给投资者以长期手段短期化的感觉，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不利于整个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
二、对我国证券税制的改革思路
（一）建立完整、规范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
目前，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证券税制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主要表现在：
1．证券课税的覆盖面较广。证券课税基本上涵盖了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场内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在内的几乎全部的证券市场以及包括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几乎所有金融产品，证券课税的覆盖范围相当宽。
2．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为便于对不同环节课税，在不同的投资环节如发行、交易、所得、遗赠等方面设置不同的税种，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
3．建立了比较合理的证券税收征管制度。在证券市场中，税制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不同投资群体与投资种类之间的区别，针对不同的投资群体设置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投资品种在税率方面进行区别对待。并且在税率的设计、税负水平的确定、征收范围的界定、税收收入的划分和具体的征管方法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完善和科学的规定。
4．证券税制的设计相对稳定。由于税制的调整直接反映出一国政府对于证券市场发展走向的把握，而证券市场又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敏感度极强的场所，从稳定发展证券市场这一前提出发，各国在进行税制方面的微小调整时，都本着相当慎重的态度，不以短期的调控策略影响到长期的发展基础。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原来散见于其他税收政策的有关条款已不能满足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需要，因此，应借鉴国际成功证券税制经验，建立一套能够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调节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在这个税收制度中，不仅要有专门针对证券市场设立的特殊税种如证券交易税，而且还要广泛借助其他税种。该税制体系的税收调控应涵盖全部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债券等所有发行及交易市场。在规模和结构上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的调节，以保证投资者不同投资方向、不同投资券种以及其他投资行业的税负公平。
（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实行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兼征制度
证券交易流转税是证券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征收的一种税收。一般来说，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根据美国库伯斯・里伯兰德国际税收网站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对证券交易行为征过税的国家和地区有27个。在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证券交易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兼有的制度，这与其资本市场起步较晚、资本市场建设仍有待完善的实情密切相关，通过兼有税制以及其他政策配合来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并有效抑制市场非理性投机，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因此，借鉴国际成功证券税制经验，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兼有的模式是比较适合我国的证券交易流转税税制模式。具体做法为：
1．对一级市场开征印花税。可以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关于“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的规定，对一级市场证券发行时订立的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收印花税，还印花税的本来面目。这样，不仅能够调节证券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一、二级市场利益差额，改变不对称的证券一、二级市场间的风险机制，还有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繁荣，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
2．对二级市场开征证券交易税。其课税对象是证券二级市场上所有有价证券的交易及转让行为，把法人股、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行为都纳入其中，以弥补目前证券一级市场上税收调节对这方面的空白。证券交易税应在投资者与证券商或证券经纪人之间交割时，按双方实际成交价格征税，并实行源泉代扣代缴。同时，按证券种类、交易方式的不同及证券持有期长短，分别设计不同的税率。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三）暂缓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
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种以有价证券这种特殊商品的买卖差价增值部分为课税对象的资本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所得税逐步取代证券流转税成为主体税种，这是证券税制发展的普遍趋势。但是，证券交易所得税的经济效应比较复杂，它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证券市场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实行累进的证券交易所得税，它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即在证券市场上扬时用不断升高的税率抑制证券价格暴涨，而在证券市场下挫时用不断降低的税率阻止证券价格暴跌，从而调节证券需求，平抑价格波动。但是，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证券交易所得税却起了“震荡器”作用。因为它直接明显地减少了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收益，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因此，我国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必然的趋势，关键是把握准确的时机。只有在充分认清证券市场的发展状态，各项辅助条件成熟，才能稳步推出证券交易所得税方案。
（四）改进证券投资所得税，避免重复征税
为了减少证券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力争避免出现双重征税问题。对此许多国家主要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1．扣除制和双率制。在扣除制下，允许被投资公司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付出的股息，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计征公司所得税。双率制又称分劈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准备用于分配股息的利润按低利率征收，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收。例如，德国对公司留存收益的正常税率为45％，对分配利润的适用税率为30％。
2．抵免制和免税制。抵免制又称归集抵免制，就是把被投资公司所缴纳的公司税的部分或全部归集到投资者所得的股息中去，以抵免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这一方法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免税制是指投资者个人所得的股息不作为个人的应税所得，免除对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它能比较彻底地避免双重征税。
我国现行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宜保留，对不同纳税人获得的证券投资所得，继续并入企业的应税所得或者个人的应税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但应做以下方面的具体调整?押
（1）在对个人股票交易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的前提下，遵循国际惯例，取消对红利计征所得税的规定，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2）本着公平的税收原则，制定起征点或免征额的规定，以利于中小投资者。同时，对一些特殊项目，如用于再投资的股利，可以制定较为详细的减免税规定，以体现鼓励长期投资与促进效率的原则。
（3）清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所得一律按法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优惠政策应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控制，保证不同企业之间实现税负公平。
（4）采取措施避免经济性重复征税。我国目前对证券投资所得重复征税的根源，在于个人所得税对同一笔所得实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征税。可借鉴国外经验和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做法，对个人取得的证券投资所得采用较为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归集抵免制”，即在对个人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所得课征所得税时，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的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消除重复征税。
（五）强化证券税收管理，建立有效的证券税收征管机制
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对我国的税收征管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加快证券税收征管改革，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依托电子计算机，利用先进的管理系统，以避免国家税款的流失。
1．制定和完善证券税收政策与法规。证券税制立法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既要考虑税收制度的相对稳定，又要考虑税收制度的弹性问题，以有利于鼓励证券投资和证券市场的发展。
2．加强证券税收的监管工作。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素质，培养一批精通证券法律、证券税收、财务会计、金融及计算机业务的专家。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尽快完成税务、财政、银行与证券机构的联网，以准确、及时地掌握证券交易市场的有关信息，防止国家税款的流失。
3．加大证券税收的稽查力度，把严管重罚作为保证证券市场税负公平和健康发展的手段。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还需要相关措施加以配套，主要包括：（1）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全面推广个人自行申报制。（2）实行个人金融资产实名制，推行个人支票制。（3）采取严管重罚措施，促使纳税人自觉缴纳税款，优化纳税环境。应该指出，要使证券税收有一个好的征税效率，关键要有一个健全的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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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我国债券市场现状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已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200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额达41000亿元，市场成员上升到700家。从纵向比较来看，债券市场规模不断增加，市场交易规则日趋完善，债券托管体系和交易体系等基础建设不断加快，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纵观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是并驾齐驱的。2001年，美国的股票市值占GDP的168％，债券相当于143％；另据统计，全球债券相当于GDP的95％。而我国2001年末债券总值仅相当于 GDP的29％。美国发行了3.1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达3.4万亿美元，资产证券化债券是2.7万亿美元，公司债券总和大大超过了政府发行的债券，且当年发行的公司债券是同期股票金额的16倍，占主要地位的是公司债券。而在我国，2001年发行国债约4884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总发行量却不足400亿元人民币。因此，不论是从资本市场上债市与股市的关系看，还是从企业的资本结构看，债券市场尤其是公司债券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市场约束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公司债券无论是在规模、品种，还是在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同我国迅速发展的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也显得较为低迷，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条“短腿”。
二、影响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原因
（一）制度性因素是导致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首要原因
一方面债券发行制度不尽合理。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的发行实行多部门审批制，既增加了发行成本，又助长了政府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在债券品种方面，重国债轻企业债券；债券发行还存在随意性、品种的单调性、对外的封闭性等问题。另外债券交易制度不合理。由于债券发行主体存在信誉级别、类别、发行和流通范围等方面的不同，债券所需的托管服务和交易方式（询价或电脑撮合）必然不同，目前分层次的债券托管体系和立体式的债券交易服务网络亟待加强和完善。此外，缺乏便捷有效的债券市场结算服务系统也制约了债券市场的发展。
（二）企业债券信誉不佳，直接导致企业债券发展严重滞后
对于急需扩大融资渠道的众多企业来说，企业债券无疑是个有力工具，但是由于1992年前后一些地方滥发企业债券，出现一些企业债券到期不能兑付的现象，严重损害了企业债券的信誉。90年代中期，中国的百姓在购买由银行代售的一些企业债券后，由于这些企业本身无到期偿还债务的能力，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另外，我国真正具有发行中、长期企业债券资格的公司还太少，如果完全放开企业债券市场，风险会更大。基于以上认识，1992年后企业债券市场受到严格控制。
（三）市场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单一
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主要是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现在还难以进入这个市场，商业银行仍作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人，债券市场的覆盖面受到限制。债券市场的交易工具单一，不能满足多层次投资者的不同需求，券种单一（主要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期限也单一（主要是长期债，很少有短期债）。
（四）债券流动性较低
我国债券二级市场由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组成。由于缺乏统一的托管、清算、结算系统，两个市场处于分割状态，突出表现在两个市场的国债不能自由转托管。由于交易所吸纳国债的能力有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又差，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既不利于降低国债筹资的成本和风险，也不利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
（五）信用评级中介机构发展滞后，债券市场缺乏诚信
缺乏公正的信用评级中介机构是制约债券市场未来发展的又一主要问题，而且这一问题随着债券投资人范围的扩大已日益突出。目前，国内具备债券评级资格并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机构只有9家，权威的资信评级机构很少。而国外著名评级机构由于不熟悉我国国情、缺乏中国企业数据库等原因，尚未涉足国内评级市场。再加上我国信用制度不够完善，企业对资信评级的潜在意愿不强，以及评级机构评出的资信等级本身缺乏公信，难以为市场所接受。
（六）市场纪律不严肃，影响了债券市场的发展
分析债券市场发展的教训，市场纪律不严肃，是造成债券市场投机盛行、出现系统风险、作假欺诈、拖欠债券兑付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三、发展债券市场的建议
（一）以制度创新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
第一，在发行制度方面，尝试市场化改革，依据宏观经济指标及其变动来决定债券发行的规模、节奏和种类。建议企业债券发行由审批制向核准制过渡，改变企业债券发行量和利率水平由政府决定的状况，以便使各发行主体的信用差别得到显示，提高企业债券应有的供给弹性和价格需求弹性。第二，在会计准则方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准则，判别优质债券和垃圾债券，提高投资者的信心。第三，在债券评级上，我国评级机构尚不够成熟，因此引进境外著名债券评级机构，为投资者选择投资工具提供基本的评价基准。第四，在规避风险方面，严肃财经纪律，形成对公司发行债券的硬约束，降低违约风险。第五，在投资主体培育上，大力培育那些资金运用原则与债券相适应的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和住房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同时实行债券市场的做市商制度，选择那些信誉较好、实力较强的国债或其他债券一级自营商作为做市商。
（二）加大公司债券的发展力度是解决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失衡的重要前提
无论是从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角度看，还是从推动企业转制上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都应当高度关注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1.企业债券的发展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结构的完善和深化。首先，企业债券可以发挥衔接且制衡国债与股票交易价格的功能。其次，相当多的金融产品创新依赖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比如资产证券化问题等。再次，企业债券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最后，企业债券利率也是制约市场利率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2.企业债券是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在过去的20多年里，国内储蓄年增长率为10.4％，而实际投资平均增长率仅为9.3％，这说明国内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投资，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的投资压抑。在国内储蓄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居民储蓄存款。追求安全前提下的收益最大化是居民金融资产投资的第一选择。全国城镇储户最新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储蓄意愿仍持续提高。与其通过降息迫使储蓄型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不如提供与银行储蓄相当的安全投资工具，A级以上的高等级企业债券可以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3.企业债券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提高企业融资效率。相对于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企业要面临还本付息的预算硬约束，发行债券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力更强。企业以发行债券的方式面向社会筹资，通过社会监督机制，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自我约束能力，有利于促使企业转换机制和提高融资效率。
从当前的市场环境看，政府对企业债券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企业债券市场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经过多次连续降息之后整体利率水平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债券融资成本较低；上市公司经过连续的增资扩股，平均资产负债率已经下降至50％以下。只要能在监管体制、利率形成机制、市场流通、投资主体等方面继续进行较大改革，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疏通市场，企业债券是应当大有所为的。
（三）调整债券品种结构，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品种，调整企业的融资结构
采取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相结合，在继续发展股权融资的同时，加大债权融资的力度。调整国债、企业债券、建设债券等债券品种的结构。在期限方面，鼓励业绩稳定的蓝筹公司发行中长期债券，募集公司发展所需要的中长期资金，提高融资效率。着手进行推出交易所衍生债券产品的准备工作。可以先进行可转换债券和可交换债券的创新试点，待条件成熟再推出国债期货和其他债券期货品种，最后推出债券期权，重点包括中长期债券期权和中长期债券期货期权品种，以不断完善交易所衍生债券的品种和期限结构，为市场投资者创造优良的风险规避机制和更多的投资品种选择。
（四）创造良好的债券市场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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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转让环节
在资产转让环节中，发起人将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以一定的价格打包出售给特殊目的工具（SPV），涉及的纳税主体有发起人与SPV，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发起人以确定的价格将资产售予SPV时，其成交价格与账面价值很可能存在着差异，当成交价格高于账面价值时，发起人的收入是否须交纳资本利得税；当成交价格低于账面价值时，差额部分是否可作为税前扣除项从发起人的总收入中扣除？
2）发起人与SPV签订转让合同是否要交纳印花税或转让税？
3）发起人的转让行为是否要交纳营业税或增值税？
4）发起人在转让资产时，为了达到相应的评级要求，常以一定的折扣销售资产，或通过“超额抵押”等方式为SPV提供资产信用的内部增级，是否可将“折扣销售”与“超额抵押”认定为发起人的成本支出并从其转让收入中予以扣除？
2、证券发行环节
在证券发行环节，SPV（或发起人）将资产担保证券或受益凭证售予投资者，其中也存在发起人为提供信用增级，以优先／次级结构，购买次级从属证券。这样这个环节涉及的纳税主体就有SPV、投资者和发起人，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PV销售证券的收入与其购入资产的支出可能存在着差异，当收入大于支出时，SPV是否要交纳资本利得税？当支出大于收入时，差额可否作为税前扣除项从SPV的总收入中扣除？
2）SPV发行证券是否要交纳印花税和登记税？
3）投资者或发起人购买证券是否要交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
3、现金流偿付环节
在现金流偿付环节，SPV将从服务人（通常是发起人）转移来的资产债务人支付的权益（应收账款，包括本金及利息）支付给投资者（及发起人，当发起人也作为投资者购买了次级从属证券时）。这个环节涉及的纳税主体包括SPV、投资者，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SPV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是否要交纳所得税？
2）投资者从SPV收到现金流是否要交纳所得税？
3）当投资者为外国居民时，SPV是否要交纳预提税？
二、从交易主体来看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1、SPV的税收处理
在SPV所得税收处理的比较上，应主要关注SPV的组织形式、证券化现金流偿付结构和所发行的证券形式三个焦点。因为前者关系到SPV是否可以获得免税实体的待遇，而后二者则关系SPV能否利用收入与支出相抵消的原理保持SPV的税收中立从而达到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目的。
SPV的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形式、合伙人形式和信托形式（包括所有人信托与让与人信托）。现金流偿付结构主要有转递结构（只允许发行一个种类的证券）和转付结构（允许发行具有不同偿付顺序和不同到期日的证券）两种基本结构，所发行的证券相应地称为转递证券和转付证券。不同的组织形式、偿付结构和证券类型适用不同的法律，也往往处于不同的税收地位。
作为证券化核心主体的SPV，其税收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SPV的组织形式、证券化现金流偿付结构和所发行证券的类型，进而关系到证券化整体运作结构和融资特色。
1）美国
在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创设的专门用于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REMIC及《1996年小企业就业保护法》创设的可为多种资产提供证券化便利的FASIT，都是为联邦税法明确承认的免税载体SPV。它允许发行人自由选择SPV的组织形式：无论是公司、合伙还是信托，甚至REMIC还可以仅是一个既定的抵押资产池而无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该法也允许发行人选择证券的形式：无论采取股票、债券、合伙权益还是信托利益的形式都可以被认定为属于联邦税法上的债券，其权益的偿付都可以作为税前项目予以扣除，加上REMIC所要求的残余利益可以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便利，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资产运用于证券化操作以获得更高的资源使用效率。FASIT同样也是联邦税法上的免税实体，不同于REMIC的是它可以应用于各种资产的证券化操作，而且它还享有资产替换、现金流再投资等权利，使得证券化的操作更有经济效率。
2）中国
在我国，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税收法规还未出台。在SPV税收处理上，不同组织形式的SPV基本上都是按照一般经济活动的相关税法规定适用的，类同于公司形式的处理办法，并未针对SPV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在税法适用层面上予以区别对待。对于目前推荐的信托形式SPV，由于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税制主体框架建立时尚未明确，因此除对证券投资基金（信托关系）的税法适用有特别规范外，也按一般办法处理。采用公司形式SPV有如下的税收问题：首先对SPV在各环节中的收入：如在证券发行环节中收到的现金流和权益偿付环节中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应视为SPV的应税收入，课征所得税；其次，SPV在各环节的支出：如在资产转移环节及凭证权益偿付环节的支出面临着纳税扣除的问题。依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在进行纳税扣除时，有关支出应当先区分经营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经营性支出是指支出的效益仅限于当期的那部分支出，而资本性支出是指支出的效益涉及多个会计期间的支出。按照规定，经营性支出在当期直接扣除，而资本性支出则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必须按税收法规的规定分期折旧，摊销或计入投资的成本。因此，发起人与SPV之间约定的资产转移方式及转让金额的支付方式都可能影响对支出性质的判断，从而适用的纳税扣除方法也将有所不同。比如，一次性支付资产转移的标的金额，应当视为资本性支出，并依据对于该资产规定的摊销年限进行摊销，这类支出通常不允许在税前一次性扣除。如果是按债务的偿还进度分期支付转让的金额，依据权责发生制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当认定为经营性支出较为合适。
对于SPV在证券发行环节及资产转让环节签订转让合同所涉及的印花税或登记税。我国仅对A、B股交易双方征收交易印花税，对进入市场交易的企业债券则免征印花税。如果资产担保证券被认定为具有股权性质就有可能负担这一税收支出，反之如果是资产担保债券则可能免除这一税收负担；同时1988年《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在我国书立领受该法规定的应税凭证，按应税凭证的性质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收。由于资产证券化中进行的是债权资产转让，因此在具体的操作中可能牵涉这一立法中所规范的应税凭证的书立领受问题而须缴纳印花税：购销合同的税率为千分之0.3，借款合同的税率是千分之0.05。
3）英、法、日等国家
针对SPV在其余环节中的税收，英国在股票发行环节按1%的比例税率向发行公司课征资本税，而日本则按应税证券金额的0.1-0.5%向发行公司征收登记许可税，此外还按发行证券的票面金额课征一定数额的印花税。法国FCC因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而免于公司税，由此使得其所发行的单位豁免于登记税，FCC向投资者销售单位也豁免于登记税或印花税。
2、发起人的税收比较
1)英国
依据英国税法，资产让与方要对该转让证书按照其销售资产额的1%征收印花税，但对于抵押贷款资产的转让已在1971年取消了相应的印花税征收要求。同时，转让资产不会产生增值税负担。但在资产转让价格的处理上，税收当局不仅考虑未清偿的资产本金价值与转让价格的关系，还评估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转让价关系，如果资产的利率实质上超过了当前该项资产的市场利率，那么即使发起人按资产的面值进行转让，也要确认发起人存在着应税收益，从而要交纳资本利得税。
2）法国
在法国，即时交易的转让协议，转让人并不要求缴纳印花税。如果当事人自愿达成书面协议，也只要按照税法的规定，缴纳数量微不足道的固定的印花税。在法国资产转让豁免于增值税。如果发起人以溢价或折扣的方式转让资产，所产生的溢价或损失通常被认为是相应一方的应税收益或税收损失，此外如果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转让价格之间存在着差距，则这项差距构成一项收益或者损失，可以在计算转让人应税利润或损失时予以增加或扣除。但是如果转让人销售资产时以超额抵押的方式提供信用支持，并保留其在FCC中的清偿权益，那么在这一项交易中税收中收益或损失的确认则取决于清偿权益的数量，并且清偿权益在FCC的资产可能发生违约前不会贬值。这样一方面，转让人在资产转让当时就能确认超过转让给FCC资产价值的任何收益，而另一方面在FCC清偿期到来的时候转让人就不用为其先期确认的收益纳税。
3）日本
在日本按照1998年的《债权转让特立法》，虽然转让人和受让人要共同提交转让应收款的登记申请，但转让本身并无任何登记税负担。
4）我国
在我国，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如果资产实现了真实销售，转让财产的收入在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之后，发起人要缴纳33%的所得税。对于发起人为其“真实销售”产生的财产收入或其他收入纳税时，相关的费用及资产转让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允许发起人从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的问题，就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并无相应的规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发起人无法将损失予以扣除。营业税方面，则规定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对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则免征银行销售转让不动产、无形资产以及利用不动产从事融资租赁应当缴纳的营业税。对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的印花税，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依据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双方当事人分别按2‰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而对于债权类证券则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资产证券化涉及的证券主要有转递结构中的受益权证和转付结构中的转付证券。转递结构中的受益权证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具有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因此归属于股权类证券比较合适；而转付证券可以发行不同期限和到期日的债券，因此它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这种债券代表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比较合适。
3、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投资者的税收负担主要是投资于证券收益的所得税或预提税。
1）英国
在英国，当SPV向投资者偿付证券权益时，同样也要征收一定比例的预提税，发行欧洲债券可以避免引发预提税，或者将投资收益作为原始发行折扣予以偿付也不会产生预提税，而且任何固定期限少于1年的票据如商业票据其利息的偿付也不用负担预提税，如此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进行证券化操作减少投资者的预提税负担，增加其收益。
2）法国
在法国，投资者要对其持有的FCC单位所取得的收入纳税，本金偿还无须纳税，并且转让该单位而取得的资本收益也要纳所得税，但有关购买和销售FCC单位的交易免于交纳印花税。
3）日本
在日本，投资者要对其证券投资所得进行纳税，其税收负担与一般的证券投资者并无区别。
4）我国
在我国，投资者投资资产化证券涉及的税种包括：证券交易环节的印花税（参照前发起人的印花税）及证券投资所得的所得税或预提税。对于投资者的证券利息所得和证券交易所得，我国没有采用预提税的方式而是将其作为收入进行征税。如果投资者是个人，那么按照我国1993年《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应按其利息所得的20%征税（不扣除费用），由所得支付单位代扣代缴，而对于个人在二级市场进行证券交易的所得暂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投资者是国内企业，那么按照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其利息收入计入企业的收入总额纳税，而企业在证券交易中除成本之外的净收益也计入企业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当然在证券交易中的净亏损可作为投资损失，在纳税时用企业的主营及其他业务的利润加以弥补。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及其建议
1、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的税收处理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没有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税法中也没有针对资产证券化的特别规定，因此对于结构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税收处理来说存在着重复征税的问题：对于发起人来说，资产销售的收益要交纳所得税而资产销售的损失却无法被确认；对于SPV而言，要为证券化操作中的收入，如发行证券收入、权益偿付环节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等支付所得税；而对于投资者，仍要对其证券投资收益交纳所得税，这明显导致了多重征税的问题，违反税收中性的原则，不利于证券化操作的开展。
对于SPV的组织形式，目前所推荐使用的是信托形式，但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税制主体框架建立时尚未明确，信托活动税收制度与信托制度不衔接，如在资产证券化操作中，由于信托中受益权证代表的是受益人（投资者）对信托财产的受益权，而受托人只是进行财产的管理或处分，因此对于资产在未来产生的可预见的现金流，受托人必须按信托文件的要求将其分配给受益人，从这个流程来看应该只有受益人要对其受益所得缴纳税收，而不是发行人、SPV和投资者同时都要为其证券化收益缴纳所得税。
对于在资产证券化操作中涉及的印花税，按照1992年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暂行规定》的要求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收3%的印花税，1997年5月这一税率调整为各征5%，1998年6月12日起再次调整为各征4%，从这一印花税征收的操作来看是套用《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临时变通办法，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而且由于目前对股票交易实行电脑撮合进行无纸化运作，并没有书立和领受凭证，这就使得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征收更为牵强。此外从国外的立法实践来看，美国、瑞典、西班牙、南非、韩国等世界大多数国家出于鼓励资本流动的考虑，已经停征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现仍然征收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税率也是很低的，最高不超过3%，最低只有0.5%，而且呈不断下调的趋势。因此一旦资产担保证券在我国发行，如果仍然适用4%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必将不利于建立一个活跃的二级市场，不利于促进资本的流动。
2、建议
1）专门汇总立法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法制传统上我国属大陆法系，如果按照我国现行《立法法》的做法，逐一地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中不适应证券化发展的规定，并补充调整证券化的法律空白，不仅不可行而且即使进行了部分操作，也会因为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性而无法融入既有的法律体制中。从我国对待金融创新的经验来看，大多是通过专项的立法来进行调整，如有关证券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的立法。同样地作为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虽然现存立法中也有一些适应其发展的规定，但这些零散的规定一方面无法勾勒一个清晰的证券化过程，另一方面又与其他阻碍证券化发展的规定相混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刚开始尝试证券化操作的国家而言，通过专门汇总立法，远要比让人们毫无头绪地寻找适用的条文来得既不浪费现有的法律资源又有调整的效率；再者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不仅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而且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也有待增强，我们存在着认识乃至把握这一创新金融工具的问题，通过专门的立法无疑可以清晰地界定证券化各个操作阶段、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利于解决对民众的证券化教育问题，而且可以以其中的规定为衡量标准规范参与者的操作，将证券化的风险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2）赋予SPV免税载体资格
证券化的主要创新之处就在于创设了专门用于证券化操作的载体SPV，这一特殊的法律结构应在证券化专项立法中得到确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一方面可以采用《信托法》中的信托结构实现资产的破产隔离，再由信托投资公司等可以从事信托业务的法律主体充任资产受托人，以所信托的资产为基础，按照发起人设定的受益权证要求，向投资者偿付权益完成证券化的操作；另一方面可以设立公司形式的SPV，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来完成证券化操作。无论采取哪种操作模式，都应将其做为一个免税载体对待，这样才可以有效地避免多重征税问题，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健康快速成长，更有利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同时应加快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信托更好地为资产证券化服务。
3）出台优惠措施减轻证券化参与各方的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是关系证券化操作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大问题，不少国家都对证券化操作提供了一定的税收优惠，而有学者经过研究也指出证券化在我国尚处于萌芽阶段，它对税收成本比较敏感，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提供税收优惠。针对我国目前的税制状况，从有利于证券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在证券化专项立法中应规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例如将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收益和损失都作为计税的依据，将SPV作为一个免税载体对待，减轻投资者购买资产担保证券所得的税负和进行此类证券交易所要交纳的印花税负担等。
关键字:资产证券化；税收
摘要：资产证券化是指把流动性较差的资产集中及重新组合，并以这些资产作抵押来发行证券，从而实现相关债权的流动性的一项金融工程。实务操作中，她会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税收是其中一个关键。明确资产证券化在其所涉及的环节中是否需要承担以及承担多少税收负担，对于大金额的且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的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而言，十分迫切而且必要。同时它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价值评估也至关重要。本文分三部分分析，在纳税环节角度的分析中提出了在资产证券化的不同环节所涉及的具体税收问题；在纳税主体角度的分析中对当前中外资产证券化操作涉及的具体税收问题进行比较；最后针对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1、《金融市场学》张亦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住房抵押证券化》作者施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美国联邦税制》凯文E.墨菲马克希金斯著解学智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4、《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政策》洪艳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篇8
关键词：大企业 税务风险管理 难点 关注环节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119-02
一、引言
从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到在上市公司中推行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企业的风险防控要求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众多企业尤其是国资央企都在积极制定或者完善自身的内部风险防控制度。作为内部风险防控制度的重要一环“税务风险管理制度”被越来越多企业了解和推行，企业的税务管理不再仅仅是“照章纳税”，“防范风险”成为了税务管理的新要求。正如国税局的《指引》中提出的，“大企业应根据需要设置与企业财务部平行的税务部门和配备专业税务人员。企业内部税务人员应深度参与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包括重大对外投资、重大并购与重组、重要合同或协议的签订等，使经营决策从一开始，就能保持正确运作，有效控制税务风险，从而达到企业税负最优化目标。”对于大企业集团来说，多层次的管理结构，复杂的内部公司构成，对于实行有效的税务风险内控而言是极大的阻碍。本文将从实例出发，阐述大企业集团建设税控面临的难点，并提出在税务风险管理中应注重“评估为先、全程控制、多方沟通、长期跟踪”的观点。
二、股权交易案例回顾
不久前，笔者经历了一桩大企业集团内部的股权转让交易，在该项交易中，由土地权属问题而引发了一起税务风险。首先为读者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
集团公司（简称A集团）欲将下属的一家全资子公司（简称B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另外一家关联方集团公司（简称C集团），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的时候，却发生了其他的情况：在B公司账面上存在着近100万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而该土地使用权证书上标注的权属公司却不是B公司，而是A集团。原来B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由A集团的前身（集团上级总公司的直属分公司简称A分公司）下属的几家子公司共同投资的。1996年国家推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政策，作为国资央企的A分公司统一出资，并为统一管理的需要，以A分公司的名义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为所属分公司、子公司的土地统一办理了“权属A分公司的土地证”。此时该项土地的价值开始分属于两家公司，A分公司的账面上记载着该土地的出让金，B公司的账面上记载着该土地的占用费。
其后的十年中，B公司的股权在A分公司内部几经转让，直至2007年A分公司经国资委批准改制为A集团。2006年B公司的土地使用性质发生变更，按当地政府的土地管理机关要求，重新补缴了地价差额，该笔价款补记在B公司的账面价值上。2007年在A集团的改制评估工作中，A集团将所有土地整体评估后，将该土地评估增值记载于B公司账面，并于2009年将100%的股权投资自下属子公司全部上收于集团。至此，该项土地的价值仅记载在B公司的账面上，因此出现了该资产“会计记载与法律权属分属于两个法人”的情况。由于土地的法律权属不对应，土地管理部门明确表示不允许依据股权转让将B公司的土地过户到C集团，因此该项股权交易被迫暂停。
为了能够将该项交易进行下去，必须首先理顺A集团与B公司的土地关系，为此我方研究了两个解决方案：
A方案：依据2007年的改制方案，由A集团把土地作为增资投入，变更土地权属为B公司；再履行股权转让，将B公司转让给C集团
涉及税种：
土地增值税：可免。财税[1995]48号文《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对于以房地产进行投资、联营的，投资、联营的一方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作为联营条件，将房地产转让到所投资、联营的企业中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营业税及附加税：不征。根据财税[2002]191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契税：不征。国税函[2008]514号（2008年之前执行财税[2003]184号）“企业在重组过程中，以名下土地、房屋权属对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属同一投资主体内部资产划转，对全资子公司承受母公司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不征收契税。”
依照本方案，企业税负最低，但是由于改制已于2007年结束，B公司土地评估增值当年入账，已经摊销了3年，对所得税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对2007年进行调整，还是在2010年重新做增资股权变动手续，都要对税务部门做相当多的解释、说明工作。
B方案：由A集团单独将土地转让给C集团，直接变更土地权属为C集团
该方案需涉及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及附加税、契税、企业所得税，经测算总税负高达交易金额的45%左右；对企业而言税负相当之重。
无论执行哪种方案，对交易双方而言都需要相当繁琐的审批手续，因此该项交易只能继续向后推迟。而且潜在的税务风险，可能发生的高额税负都是企业所不愿承担的。
从1996年到2012年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中，无论是国家的税收法律、会计制度、国资管理制度，还是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管理人员都发生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变动；可以说纷繁复杂的历史原因是造成本次交易税务风险的主因，是主要的客观因素。同时，在事件回顾中，我们发现相关的涉税文件最晚于2003年，也就是说2003年以后企业就有条件“以最低的税负理顺土地权属关系”，而且从2006年的土地性质变更、2007年的国资改制、到2009年的股权上缴至少出现过三次机会，可使企业完成权属变更来解决这个潜在的税务风险。但企业都未能把握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风险还会愈加难以解决。
三、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的三个难点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在这次税务风险的形成和发现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借此了解多数大企业在税务风险管理建设中面临的难点：
1.企业现有的税务风险内控制度建设中，一般都缺乏“对重大涉税事项尤其是重要涉税资产”的税务跟踪。对于大型的国企集团来说，内部构成复杂，经营时间长，历史问题众多是共性的特点。为了支持国家政策或者自身的产业调整，而对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重组，包括分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集团之间甚至跨集团、跨地区、跨国的资源流动都时有发生，屡见不鲜。在这些资源流动的同时，诸如税收优惠不再适用、资产转移视同销售、纳税地点变动等等一系列税务风险也就随之产生，再加上年深日久、几经辗转之后，有些涉税事项几乎成了“无头案”，更重要的是一些涉税资产本身就成了税务风险的藏身之所。这些风险一旦爆发，不仅要耗费大量资源来查清来龙去脉，而且由于时间关系，风险更是被成倍放大。
2.税务风险控制滞后，重大事项发生时往往是企业的税务部门最后得知。众所周知，企业税务风险产生于决策和日常经营过程中，在企业内部税务风险因素中就有“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企业内部信息和沟通情况”这一重要因素。2009年上市公司中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也提出“企业税务风险控管的重点应侧重风险评估、风险控制的过程和包括环境在内的企业内部信息沟通和内部监督体制”。而对于多数企业来说“业务先行”是不成文的惯例，重大的方案、决策往往是在已经形成共识或者成熟后，才提交税务部门审批，此时税务部门往往已经没有时间对复杂事项作充分的评估，而且即使发现了潜在风险提出修正意见，也会使业务部门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和资源去返工而带来极大的抗拒情绪。“事前缺乏沟通，事中评估不足，事后难于补救”形成了一个促使企业税务风险加剧，税务风险内控流于形式的“恶劣循环”。
3.涉税沟通不足，信息更新不及时。对于大型企业集团来说，内部信息沟通的层级多，环节多，上传难，反馈难是一个通病。对于一个最小的涉税单位来说，发生的涉税问题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往往需要母公司、集团公司乃至总公司来做全盘考虑来解决。而一个漫长的沟通过程往往会使人失去耐心，因此不可避免会使一些问题被掩盖起来。除了内部沟通外，与外部的信息交流沟通，是保证税务人员及时了解税务政策，解决企业外部税务风险问题的最重要的渠道。一旦失去这个渠道，税务风险管理制度便形同虚设。
四、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的四个注重方面
根据以上的情况，作者认为大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应注重“评估为先、全程控制、多方沟通、长期跟踪”这四个方面：
1.“评估为先”就是要求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应在第一时间介入涉税业务，在涉税事项产生的最初即开始税务风险评估工作，并及时为业务部门提供参考意见。只有税务工作出现在第一环节，才有可能达到“税务管理事前控制、税务风险最小化”的目标。
2.“全程控制”是指不仅“税务风险评估作为事前控制而存在”，而且要求将税务控制延伸至具体的业务流程中去，包括合同控制、采购立项、付款控制、存货管理、资产管理、费用发生、人工薪酬等企业全部的流程环节，都要有税务风险管理“环环相扣、层层跟进”。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涉税环节的疏漏。
3.“多方沟通”是要企业在内部各部门之间、集团各层级之间、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企业与其他外部相关机构之间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渠道，保证信息传递通畅。可采用的手段包括建立内部税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借助第三方机构搭建税务咨询交流渠道等等。
4.“长期跟踪”是指企业对重大涉税事项尤其是重要涉税资产要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对重要资产的涉税流动建立跟踪机制，使资产在购建、转移、增值、减值、损毁、变卖、报废各个环节都有涉税记录可查，有法规依据可循。无论资产的权属在集团内部如何变化，自身的涉税点依然明晰，就能最大程度防范税务风险。
大企业集团是国家税收的重点来源，自身防范税务风险的能力越强，就越能保证企业健康有序的经营，也就越能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加强税务风险管理建设，将有力地保障企业能够走上一条“利国利民利自身”的长盛之路。
参考文献：
1.盛立中.企业税务风险防范与管控.上海国资，2009（6）
2.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2009
3.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
篇9
[关键词] 科技创新 国际比较 加速折旧 投资抵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税收工具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正被各国广为采纳,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科技税收政策体系。优化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借鉴。本文选择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美国、日本、韩国等为比较对象,力图找出这些国家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的税收激励政策共性,以期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完善提供指导性的建议。
一、税收促进科技创新的国际经验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状况以及税收体系不太一样,所以不同国家科技税收政策各不相同,但是综合起来看,大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产业税收政策规范,法制化程度高
税收政策实行法制化管理,可增强政府政策的严肃性,增强政策本身的刚性,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创新型国家重视科技税收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和管理,并且这种趋势在近二十年内得到进一步加强。很多国家都有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法规,为本国企业科技创新的飞跃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如美国,其制定的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融会于《经济复兴税法》、《小企业投资法案》、《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法案。而日本制定了《促进基础技术研究税则》、《增加试验研究费税额扣除制度》,韩国制定了《技术开发促进法》、《税收减免控制法》,法国制定了《研究开发经费税收抵免制度》等。以法律体现的税收政策既确保了科技税法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刚性,也为这些国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2.政策优惠重点明确,研发激励力度大
科技创新的生命力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企业的技术创新通常表现为:发明――开发――设计――试制――产品化――商品化的系统过程。一个国家不可能对所有科技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活动都给予税收激励,总要有所选择的实施程度不同的政策。从美、日、法、韩、新加坡等国的实践看,它们把大多把激励的重点都放在了研究与开发阶段。从支持形式上看,主要有允许研究开发支出税前一次性扣除、加计扣除、一定比例或新增部分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等方式。如法国的“高新技术开发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研究开发费用一般可在税前一次性扣除,并且凡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比上年增加的企业,经批准可以免缴相当于研究与开发投资增值额的50%的企业所得税。美国规定,凡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支出超过前3年平均值的,可按超过部分的25%抵免所得税;日本法规规定,当企业或研发机构的科研经费的增加部分超过以往的最高限额的,可按增加部分的20%抵免所得税;此外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企业研究开发活动。
上述税收优惠虽然其政策措施有所不同,但目的非常明确,对加大企业科技投入、确立企业科技投入和科技活动的主体地位,对促进科研和生产相结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税收优惠形式齐全,间接优惠手段多
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多国家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形式。其中,既有以降低税率为表现形式的直接优惠,也有以缩小税基为表现形式的间接优惠。作为税收优惠的两种不同方式,直接优惠侧重于事后优惠,其政策导向和政策效应存在一定局限性。而间接优惠由于具有超前性,把企业享受税收利益的程度和企业税前的某些具体投资活动联系起来,有利于鼓励投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
由于科技创新活动与其技术、设备密切相关的,再加上科技创新研究和开发的风险性,为了提高企业对科技研究开发投入的积极性,各国普遍注重税收间接优惠政策的运用,采用了以间接税收优惠为主体、直接优惠为辅的政策体系。 其间接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和提取科研开发准备金等。
(1)加速折旧
加速折旧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为鼓励技术进步而广泛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规定,对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用仪器设备实行快速折旧,折旧年限为3年,是所有设备中折旧年限最短的。同时,美国还以加速折旧作为政府对私人高新技术企业实行巨额补贴的一种方法。目前,美国每年的投资中,折旧提成所占比重高达66%～90%;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促进技术引进与技术革新,先后制定了“试验研究开发用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科学技术振兴折旧制度”、“新技术投产用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等几十项特别折旧制度。对某些高技术产业和项目,加提的折旧率最高达55%;此外、德国、法国都有类似做法。
(2)投资抵税
投资抵税作为一种间接优惠的税收政策,对科技投资企业具有较大的刺激作用,是目前许多高科技国家采用的方法。如美国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法》规定,凡企业科研发展费用超过前3年平均值的,可按超过部分的25%抵免当年的应纳所得税。企业用于技术更新改造的设备投资,可按其投资额的10% 抵免当年应缴的所得税,同时规定,企业购买其他的资本设备,法定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可享受10%的抵免率;英国1983年的《企业扩展计划》规定,为诱导中小企业投资高新技术,税收政策规定,对创办高新技术企业者,其投资额的60%可以免税;此外,日本,西班牙、新加坡等国也有相关的优惠政策。
(3)提取科研开发准备金
科研开发准备金是为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加大科研力度,允许企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提取用于科学研究的准备金。准备金是税式支出的一种形式,即企业所得中用于一定用途的所得可作为准备金处理而不纳税。这其中以韩国的“技术开发准备金”较为有影响,它规定企业为解决技术开发和创新资金需要,可按收入总额3%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在投资发生前作为损耗计算。
研究开发准备金的提取,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对保持企业研发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4)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制度
消费型增值税的最大特点是允许企业将购置的所有投入物包括固定资产在内的已纳税款一次性予以全部扣除,使得纳税人用于生产应税产品的全部外购投入都不在课税之列。这种课税办法既减轻了高科技企业的税收负担,又可使其产品以不含税价格出口,确保本国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鼓励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促进科技进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4.人才培养受重视,所得税优惠成主流
科技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所以高科技国家普遍重视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以提高科技人才研发积极性。意大利对于企业聘请的博士后、学士后(2年以上)每个合同提供税收信用额度为1500万里拉～6000万里拉,对于企业委托培养的博士生,政府给予的支持为奖学金的60%;韩国在1998年6月出台“外国投资促进法”规定,在韩国设立外国投资公司,从事高科技的外国科技人员,可以享有10年的韩国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减免(自开业起7年内全免,随后的3年内免50%);同时,个人转让或租赁专利、技术秘诀或新工艺所获收入,可减免个人所得税。
二、 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如何运用税收杠杆撬动市场主体科技创新活动? 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的科技税收政策经验,具体而言,应围绕如下方面进行改革:
1.颁布特别法案,规范科技税收立法
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都是通过对一些基本税收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的,税收法律的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系统新和稳定性。因此,应对一些已经相对成熟的条例、法规通过必要的程序使之上升到法律层次。从长远考虑,国家应制订、完善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全面性的法律,对目前散在各层次法律中的税收政策进行归纳梳理,对科技税收政策实施单独立法,明确规定目标、原则、方式及其具体措施、范围、审批程序等内容,消除现行法规之间矛盾、重复、庞杂与混乱的弊端。具体而言,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法》,从总体上考虑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税政策,形成专门的《财政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税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明确财税政策的目标和优惠受益对象,研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和判定予以鼓励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标准,加强科技税收优惠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
2.借鉴国外经验,统筹研发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开发活动是实现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基础,也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研究开发活动由其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和不同环节所组成,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渐进过程,并渗透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研究开发税收政策仅仅是一些税收优惠措施的简单相加,各政策措施之间协调性差,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为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研究开发活动各个阶段的特点,全面系统地设计促进研究开发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专门针对研究与开发各个阶段和环节,即实验室阶段、中试阶段和产业化阶段的税收政策;对鼓励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税收政策等等。从税收优惠的形式上,应扩大税基式优惠的范围和幅度,只要企业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满足税基优惠的前提条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不再考虑其研究开发活动是否取得了收入和利润。
3.完善税收优惠方式、增强税收激励功能
完善税收优惠方式、应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缺陷,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税收优惠对象,实施针对企业科技创新项目和活动的优惠政策,尽量减少甚至取消目前针对行业为主的优惠策略。二是改变税收优惠方式,采用以间接性税收优惠为主体、直接优惠为辅的政策体系。三是重塑税收激励重点,改变以往针对科研成果优惠,轻过程激励的政策。根据科技研发的特点,对研究开发过程优惠,刺激具有实质意义的科技创新行为。四是取消税收优惠歧视,如区域税收歧视、盈亏税收歧视等,构建全国基本统一的不分地区、行业、部门和所有制性质的税收优惠体系。
4.重视企业风险管理,建立创业投资税收激励机制
高风险是制约企业扩大科技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应从税收角度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一是对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对其长期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率;二是对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税后利润免税,解决创业投资公司的双重所得税税负问题;三是对创业投资者实行再投资收益的税收减免,同时减免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鼓励创业板市场发展。四是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并允许费用列支,允许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按其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
5.调整现行税制,优化科技税收体系
一是深化增值税转型,将企业购进用于研发的专利权、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按一定的抵扣率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与此相配套,应将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建筑业等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二是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增加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技术开发基金等税基式优惠手段的运用,将科技税收优惠的重点转向对高科技企业成长期或重大技术攻关、重大市场开拓等关键环节和阶段。三是规范个人所得税。一是减征高科技人才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收入,按应纳税所得税额减征30%;二是适当扩大对研发人员奖励个人所得税的免税范围,免征科技人员获得的股权奖励,鼓励和提高各类科技开发人才开展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三是放宽应税工资的扣除,允许扣除本人和子女的家庭教育支出,以鼓励加大教育投资。
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完善的税收激励机制以及金融、投资政策的创新,更需要重塑科技创新理念、增加科技经费投入、优化政策激励环境和构筑人才资源高地,只有如此,才能全方位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
参考文献:
[1]林 颖.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07年第1期
[2]林 颖:科技税收优惠创新点何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第4期
[3]罗俊义 陈丽纯: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加快完善科技税收政策[J].决策与信息,2006年第5期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问题研究[J].税务研究,2005年第11期
篇10
【关键词】海外控股架构
境外所得税抵免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2月25日联合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对企业所得税法第23条和第24条所规范的企业境外所得税抵免问题做出说明，并在2010年7月2日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1号文颁布了《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在《操作指南》的补充下，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简称“新税法”)的相关条款以及“通知”共同构成了现阶段初步的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制度。由此，企业如何正确适用境外所得税计算、抵免政策，并有效管理境外所得整体税负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旨在解析最新境外所得税抵免法规对企业海外控股架构的影响。
一、企业海外控股架构分析
（一）境外所得税抵免政策
1.抵免限定条件
新税法规定中国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含20%，下同）股份时，上述外国企业汇回的股息所负担的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才允许从中国居民企业就该股息收入缴纳的中国企业所得税中进行抵免。“通知”中明确了间接控股架构的抵免层级为三层外国企业，即：第一层为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第二层为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直接持有20%以上的股份，下同）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第三层为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如果企业海外控股架构为多层间接控股架构，即通过在境外低税负国家或地区设立的一个或多个中间控股公司，间接持有外国企业的股权（“间接控股架构”）。在此控股架构下，未来转让下属外国企业的股权时，可以将股权转让所得保留在境外中间控股公司，递延中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同时在外汇资金循环使用、境外引进战略投资者或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等方面，间接控股架构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在“通知”实施后，企业在海外控股架构受到抵免层级的限制，三层以下外国企业所产生的股息汇回中国时，相应所缴纳的境外所得税将不得进行抵免。
2.持股比例的限制
“通知”明确规定进行境外所得税抵免的境外企业，应是中国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含20%）股份的外国企业。在企业多层控股架构下，能否援引中国与某些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消除双重征税”条款，以享受税收抵免优惠尚不确定。例如，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签订的税收协定中，10%以上持股比例的股息分配即允许在抵免时考虑支付股息外国企业就股息部分缴纳的境外所得税。如果中国税务机关能够参照协定待遇中的“受益所有人”概念（国税函[2009]601号规定“受益所有人”是指对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权利或财产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穿透”中间控股公司，认定中国居民企业仍可适用上述协定优惠条款抵免投资东道国的所得税，则将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税收优惠。
3.间接抵免的计算
“通知”规定间接抵免中“境外投资收益间接负担的税额”按以下公式逐层计算：
（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缴纳的税额＋符合“通知”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向一家上一层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本层企业所得税后利润额＝本层企业所纳税额属于由一家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如果企业通过一家海外中间控股公司分别在高税负国家和低税负国家运营公司，未来境外运营公司向中国境内汇回股息所负担的税额（即允许抵免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税额）主要依赖于高税负国家和低税负国家运营公司分别向中间控股公司分配股息的比例关系。换言之，如果高税负国家运营公司汇回的股息比较多，低税负国家运营公司汇回的股息比较少，则中间控股公司汇回中国的股息所间接负担的境外所得税额就会比较高，相应就可以抵免较多的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时取决于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
4.抵免限额的计算
“通知”明确了新税法中按“分国不分项”原则（是指纳税人区别对待来源于每一个国家的所得，不再逐一区分各项所得，并在此基础上以每一个国家为单位，分别计算各个国家的抵免限额）计算某国所得税抵免限额的规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某国（地区）所得税抵免限额
《操作指南》第26段明确了进行境外所得税额抵免限额计算所适用的税率为25%。同时，《操作指南》也保留了通过未来的行政法规的制定，使得居民企业境外所得也可以适用境内所得优惠税率的可能性。
5.简易计算方法
“通知”规定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虽有所得来源国政府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或证明，但因客观原因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税额的，除例外条件外可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12.5%作为抵免限额。另外，“通知”也允许符合特殊条件并来源于特定国家的所得适用“免税法”进行境外抵免。
在实践中，如企业采用上述简易计算方法，虽然在管理申报程序上相对简单，但可能会使企业从境外高税负国家（地区）取得的股息收入无法充分享受抵免待遇，造成税收损失。
如图1所示，鉴于所得来源国的实际有效税率如不低于12.5%，企业采用定率抵扣必然导致重复纳税，实际税率高于25%。因此，在境外所得税抵免实际操作中应审慎使用上述简易计算方法。
（二）企业海外控股架构的税务筹划路径
依据上述法规要点分析，并结合新税法，如果企业海外控股架构中的第一层公司不会被认定为“受控外国企业”（受控外国企业是指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低于12.5%的国家，并非出于合理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外国企业），企业应该不会被中国税务机关强制将当期海外所得视同分配并计入境内公司的当期所得缴纳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时，企业可以依靠相应的股息分配方案以取得递延甚至降低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效果，即在海外多层控股架构下，境外第二层、第三层公司汇回的股息可以暂时保留在第一层控股公司而不汇回境内，用于投资海外其他项目，从而递延中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时间。
此外，企业海外控股架构可能实现境外高税负国家和低税负国家投资收益的“中和”，充分利用境外所得税抵免，从整体上降低需要补缴的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以下将通过示例对企业海外控股架构下的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进行具体分析。假定第一层控股公司位于香港（股息收入和汇出均不征收香港税），收到旗下高税负国家（日本，所得税税率30%）和低税负国家（新加坡，所得税税率17%）的运营公司股息。两者的税前利润均为100万美元，相应缴纳的境外所得税分别为30万美元和17万美元，税后利润分别为70万美元和83万美元。为简化起见，本例中暂不考虑股息预提所得税，并忽略财税差异以及各国财税制度在应纳税所得计算上的规则差异。
假设在第一层香港公司应用“分国不分项”原则，境内企业取得的股息收入应认定为来源于香港公司所在地区的所得。日本和新加坡运营公司的税后利润汇总到香港可起到相互“中和”的效果，从而降低甚至免除利润最后汇回中国时需要补缴的中国税。承上例，假定日本和新加坡的运营公司都将税后利润全额汇回中间控股公司，合计153万美元，对应的境外所得税为47万美元。如果中间控股公司向中国企业汇回股息100万美元，则其间接负担的境外所得税额为30.72万元（按照“境外投资收益间接负担的税额”计算公式，即47×100/153=30.72）。由于该股息的抵免限额为32.68万美元（即还原后的税前利润130.72万美元×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25%），因此税后利润汇回中国需要补缴企业所得税1.96万美元（即32.68-30.72=1.96）。
可以看到，若在香港公司层面应用“分国不分项”原则，高税负国家运营公司实际负担的境外所得税超过按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的部分（即超过外国税收抵免限额部分），可与低税负国家运营公司汇回利润需要补缴的中国企业所得税进行抵消，从而降低整体税负。此外，如果高低税负国家运营公司向香港公司汇回的税后利润比例发生变化，则有可能使香港公司汇回中国的股息所间接负担的境外所得税比率等于或大于25%，从而无需补缴中国企业所得税。例如，日本运营公司向香港公司汇回税后利润70万美元（对应境外所得税30万美元），新加坡运营公司仅向香港公司汇回税后利润30万美元（对应境外所得税5.1万美元），则香港公司向境内企业汇回股息100万美元，其间接负担的境外所得税额为35.1万美元，刚好高于抵免限额33.775万美元［即（100+35.1）×25%=33.775］，故无需补税。
综上，如果税务机关在香港公司层面应用“分国不分项”原则计算抵免限额，香港公司可以通过在境外高税负国家和低税负国家间接设立运营公司，并对未来海外利润汇回的时间进行安排。将高税负国家和低税负国家产生的利润进行“中和”，尽可能提高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从而减少或递延境外利润汇回需要补缴的中国企业所得税。鉴于在间接抵免时是否可以“穿透”中间控股公司会对纳税人的实际税率有重大影响，因此还要期待税务机关在未来颁布的法规中进一步明确。
二、建议
综上，我们依据“通知”和《操作指南》对企业海外控股架构提出下列思考和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企业应对境外所得税抵免制度带来的诸多挑战。
（一）对境外投资的思考
企业应根据新税法下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制度，考虑税务抵免策略，适当调整现有境外投资形式，以便改善企业在中国的纳税义务产生时间、消除境外所得在中国重复征税，并最终实现提高税后利润、激活资金流、获取更高投资回报的商业目的。例如：在“受控外国企业”的反避税规定不适用的前提下，仅当子公司分配税后利润(股息)至中国时，才需要按照境外与中国的税率差，补缴中国企业所得税。企业可以通过适度延缓境外子公司的股息分配，有效地递延中国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也可以通过合理计划境外所得发生时点，在确保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前提下，有效管理当期股息收入的境外所得税实际税负，减少境外与中国的有效税率差，从而实现无需补缴中国企业所得税。
因此，建议企业应考虑从税务筹划角度对其控股架构层级实行优化，如减少境内企业与高税负国家经营实体之间的控股层级；投资三级及以下子企业时，不但要考虑单户企业股权交易税收成本，还应筹划单户企业对其母公司税负抵免成本；尽量避免通过税收天堂进行境外投资；补充控股公司的商业实质（尤其是对低税负国家经营实体的控股公司）；以及选择合理分配方案向中国境内派息以相应降低税负。
（二）有效管理境外所得
鉴于各层级境外企业的税后利润和已缴纳的境外所得税在各个层面累积和分配的时点存在差异，企业应结合“分国不分项”的原则，重新审阅境外的投资架构和每一层级的控股、营运实体和高低税率国别地区的业务形式，整理各年度可分配利润情况，通过对分配时间、收入性质等方面的安排，合理确认安排每一层级的境外所得，有效降低境内外业务整体的所得税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