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法概念范文
时间：2023-06-20 17:19: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个案研究法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篇2
论文摘要:分析了个案研究在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中应用的相关理论问题。体育社会问题总体边界的模糊性导致个案研究的运用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个案研究具有深入剖析与积极应对体育社会问题的效果，有助于体育社会问题理论的建构与重构;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的选取应该遵循典型性、分层抽取以及重点突出的原则;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中可以综合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访问法;研究者在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中需要具有理论勇气，并保持价值中立。
在中国，先生的《江村经济》对社会学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为学者们从事个案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在过去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经由人类学、社会学的共同推动，个案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在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个案研究的成果比较少见，尤其是对于体育社会问题研究而言，个案研究几乎被学者们所忽视了。为此，笔者尝试将社会学的这一重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引人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研究领域，从而探索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的新方法，进一步拓宽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的新思路。
1个案研究概述
1.1定义及目的
一般认为，个案研究是由英文case study翻译过来的。笔者在此列举比较有权威性的定义加以简介。先生说:“国外所称的‘个案研究’大体相似于典型调查。”“我们现在更习惯于把个案研究亦称为典型调查，因为典型调查已经变成了中国化的个案研究的代名词”。国外最新出版的《现代社会学词典》对个案研究的定义是:“一种通过对一个单独个案进行详细分析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个案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事件、一个过程、一个社会或社会生活的任一其他单位。这种方法依赖于所研究的个案得出的假设具有同事物的代表性，所以通过详尽的分析能够得出普遍性的东西使用于同类的其他个案。个案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对个案的剖析，其实“个案研究有双重目的，一为对个案做一广泛且深人的考察，一为发展一般性理论，以概括说明社会结构与过程。”基于对“个案研究”概念及目的的理解，笔者认为体育社会问题的个案研究主要是指通过对一些典型的体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剖析，以达到对某一类体育社会问题本质及规律的深刻认识，旨在为解决与预防体育社会问题提供对策与建议，从而促进体育自身乃至体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1.2两个基本理论问题
1.2.1代表性问题
个案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以及如何实现代表性一直都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个案研究经常遭受质疑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可能是我国体育社会学者慎用个案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山大学王宁教授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人研究，他认为，“关于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虚假问题’，因为个案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个案具有代表性”，“个案不是统计样本，所以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个案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而不是达到对一个总体的认识”闭。王宁教授的这一观点应该对于消除一直以来蒙在个案研究上的阴影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为我们进行体育社会问题的个案研究扫除了认识上的樊篱。
1.2.2典型性问题
既然个案研究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学者们为什么还对个案研究乐此不疲，个案研究的意义到底何在呢?这也是在进行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之前所必须厘清的关键问题。王宁教授同时指出，“在个案的代表性不清楚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提高个案研究的可外推性呢?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典型性则是个案所必须具有的属性，是个案是否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个人、群体、事件、过程、社区等)或共性的性质”。通过对一些典型个案的研究能够达到对同类现象的深刻认识，这也许就是个案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例如，“调查的‘江村’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典型;‘绿村’是没有手工业，农民的生产和收人主要靠耕地的典型;的学生张之毅调查的‘玉村’则是受商业影响较深的典型”。为此，个案的典型性特征应该成为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的基本要求。
至此，我们对备受争议的有关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与典型性问题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笔者将通过对几个社会问题个案研究的案例进行分析，试图为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1.3社会问题个案研究案例分析
1.3.1几个典型案例
在社会问题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曾采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取得了一些富有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笔者在此撷取几例进行简要介绍与分析。如韩晓燕等对离婚家庭青少年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参与观察和深人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挖掘孩子的内心世界，将未成年的青少年视为有能动和互动能力的主体，试图做到“和孩子共同研究”( research with children )，而不只是“研究孩子”( research on/about children) ;唐钧等通过对上海市47户贫困家庭的深人访谈，并且在个案记录的基础上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深人讨论了“收人极其有限的贫困家庭是怎样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这一重要而又常常被忽视的问题；刘继同通过对城市流浪儿童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儿童福利状况及其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圈。
1.3.2几点重要启示
通过对上述3个社会问题个案研究的案例进行分析，至少能够得到如下5点较为重要的启示:(1)个案研究有利于实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使被研究者能够参与到整个研究过程中来，从而达到“共同研究”的效果;(2)个案研究能够深人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从而可以对一些表象的问题达到本质上的认识;(3)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社会问题的产生背景、原因、产生路径及变化过程;(4)在个案研究中可以综合使用访问法(特别是深度访问法)、观察法、文献法(尤其是档案)等具体方法和手段，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详细和深人的认识;(5)通过社会问题的个案研究，可以为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出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对策与建议。个案研究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将为进行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提供现实的参考依据。
2个案研究在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分析
2.1必要性分析
2.1.1体育社会问题总体边界的模糊性
由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异性等特点，当前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总体边界是比较模糊的，总量亦是难以确定的。如典型的兴奋剂、黑哨、假球等问题，总量到底有多少，具体又是如何分布的，至少在当前还不能予以明确地界定，其他体育社会问题也都比较类似。在总体边界不清楚的情况下，抽样调查难以发挥用武之地，因为“任何样本的出现都有一个前提，即总体的范围和边界是清楚的。也就是说，样本是以某种规则(如随机抽样原则)从研究总体(或调查总体)中抽取出来的”。而“在个案研究中，研究总体的边界是模糊的”，这种总体边界的模糊性恰恰使得个案研究在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具备了理论上的必要性。
2.1.2个案研究具有深入剖析与积极应对体育社会问题的效果
“个案研究属于学术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的范畴，说到底，它最为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为科学—实证化研究积累量的和类型学的样本(这也正是在此路径上个案研究始终无法解脱方法论困惑的根本原因)，而是要为理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案例”。有助于深人理解社会现象是个案研究的其中一大魅力，这一方法学上的优势应该同样适用于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由于社会问题与体育社会问题具有共性特征，结合上述对社会问题个案研究的案例分析，我们对于体育社会问题的个案研究应该可以形成如下认识:通过对典型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的研究，有利于深人、全面、详细地认识体育社会问题的细节、特征、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利于把握体育社会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形成路径，从而可以提出一些有针对性且具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达到积极预防与解决体育社会问题的效果。
2.1.3个案研究有助于体育社会问题理论的建构与重构
“分析性概括旨在说明，个案研究法的魅力不在于要像大规模抽样调查那样，用样本的结论推断总体的特征，不在于样本选择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而在于其辅助理论建构的力量”，扩展个案方法又有助于实现理论的重构。当前，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体育社会问题理论还比较缺乏，这与社会转型期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形成了较大的反差，由此也凸现了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理论建构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个案研究可以通过对一些典型体育社会问题案例的深人剖析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个案研究还可以通过对一些独特个案的挖掘与分析不断修正既有的体育社会问题理论，从而达到理论重构的目的。
2.2个案选取的原则与方法
2.2.1选取原则
个案的选取是个案研究的前提和关键，直接关系到个案研究理论意义的大小以及应用价值的范围。笔者认为，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的选取至少应该遵循三条原则:其一，典型性原则。前面已述及，个案研究中的个案不需要具有代表性，但应该具有典型性，既能够较好地反映某一类现象的共性特征。在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中，所选取的个案只有具备典型性才能够达到理论建构以及预防解决的目的。因此，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的选取应该遵循典型性原则，即能够较好地反映某一类体育社会问题的属性。其二，分层抽取的原则。分层抽取即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逐层分类，在不同类别中选取一些典型的个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个案选取的典型性(即能够反映某一类问题的属性)。其三，重点突出的原则。重点突出即所选取的个案应该为当代中国影响面较广、破坏性较强以及体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育社会现象，而不必主次不分，面面俱到，其实这也是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的现实需要。
2.2.2选取方法
基于上述3条个案的选取原则，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首先将体育社会问题划分为社会体育领域、学校体育领域、竞技体育领域以及体育产业领域四大类，然后选择每个领域的一些重点体育社会问题，最后再在每一个小类中选取典型的具体个案。如在研究社会体育领域的体育社会问题时，可以选择弱势群体参与体育问题、群众体育社团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与管理问题等。当研究弱势群体参与体育问题时又可以在“空巢”老人参与体育问题、城乡贫困居民参与体育问题、残疾人参与体育问题、流动人口参与体育问题等中选取典型个案;当研究群众体育社团影响社会稳定问题时可以按组织化程度或按人群、项目、地区等进行分类选取典型的重点案例;当研究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与管理问题时可以按级别或地区进行分类选取典型个案，等等。在研究学校体育领域的体育社会问题时可以选取体育考试舞弊问题、体育竞赛舞弊问题、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等，然后再在每一小类中选取典型的案例。竞技体育领域的体育社会问题比较严重，是当前研究的难点和重点，可以在兴奋剂、假球、黑哨、体育赌博问题、赛场暴力问题、退役运动员就业问题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问题等方面选取影响较大的典型个案进行详细分析。体育产业领域的体育社会问题主要体现在体育产业资源政府垄断以及体育产业不正当竞争等方面，在研究体育产业资源政府垄断问题时可以选取一些典型的赛事、职业体育俱乐部、优秀运动员(商业开发)，在研究体育产业不正当竞争问题时可以选择一些典型的健身娱乐企业、体育经纪企业以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等。
2.2.3值得注意的观点
“罗伯特·斯特克认为，研究者在个案选取时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个人的兴趣、是否有从事研究的途径等，特别是要选择那些令研究者认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收获的个案。即该个案的研究潜力要比代表性更重要。有时候甚至有必要选择一个不典型的个案。”川该观点虽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但仍有其合理性，因此在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中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体育社会问题理论重构时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因为有时候一个特殊的个案足以颠覆一个经典的理论。
2.3研究方法的运用
在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中可以综合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访问法，从多个角度对个案进行广泛、深人地研究。“文献是由人们专门建立的，用来传递和储存情报的对象，它包括各种报刊、书籍、档案、图像等等”。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中文献法的使用主要是通过搜集体育新闻(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和一些体育事件的档案资料来获取研究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研究中的观察法就是根据研究课题，观察者利用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和其他科学手段及仪器，有目的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以取得研究所需资料的一种方法”。根据观察者的角色，观察法可分为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体育社会问题的个性特征决定了在个案研究中主要是采用非参与观察的方式，即“观察者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于调查群体之外进行的观察”。当然某些体育社会问题亦可以采用参与观察的形式，如针对体育赌博问题，研究者就可以考虑以“赌博者”的身份进行实地调查;如针对群众体育社团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研究者也可以考虑以加人特定体育社团的方式进行研究，等等。访问法通常与观察法相结合使用，访问法包括面访、电话访问、E - mail访问等具体方法，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中应该重点采用面访的方式，特别是深度访问法，唯有此才能达到对一些问题的深人认识。需要强调的是，研究方法的运用要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要做到各种方法的综合与灵活运用。
2.4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2.4.1具有理论勇气
社会学家的责任在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以及提供建议。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责任也在于发现体育社会问题、揭示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体育社会问题并提供对策建议，为体育社会问题的预防与解决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有一种促进中国体育和谐、健康发展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敢于揭示危害当代中国体育及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体育社会问题，敢于选择一些典型的、影响较大的个案，并在研究过程中不畏权威、不畏权力、不畏艰难，始终坚持真理。这也是研究者从事体育社会问题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
2.4.2保持价值中立
在西方学术界，由马克斯·韦伯详尽阐释的“价值中立”( Value一free/ Value Neutrality)原则历来备受关注，甚至在一些学术共同体中成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公理，而且事实上因其引发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它只是要求在研究过程中保持客观的态度，避免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或者说尽可能遵循科学研究本身的内在规律”。在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中，“对待体育社会问题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既不要缩小掩盖，也不要夸张扩大”。尤其是在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中，由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经常进行互动甚至是情感的交流，研究者在分析问题时极可能带有感彩，渗透着自己的价值观，从而不利于实事求是地反映体育社会问题的本质。因此，研究者在体育社会问题个案研究时更需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始终不要忘记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客观公正地揭示与分析问题。
篇3
一、有关家族研究的历史回顾
古代学者对于家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宋人张载的《经学理窟·宗法》篇，首次对宗法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解释。清代学者毛奇龄的《大宗小宗通释》、万斯大的《宗法论》、程瑶田的《宗法小记》、侯度的《宗法考》等，对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考据。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展开，近代学者开始对家族制度的研究，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年）、陶希盛的《婚姻与家庭》（商务印书馆，1934年）、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34年）、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1年）、王伊同的《五朝门第》（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3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专著。
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家族问题。郭沫若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在全面探讨先秦社会制度外，还特别重点研究了当时的家庭和家族问题。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系统阐释了中国原始婚姻和家庭的发展过程，也详尽介绍了父家长制家族制度的产生过程。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探索，从40年代开始，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加滕常贤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研究》、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构造》（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族产制考》（岩波书店1949年）、牧野巽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和《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日光书院1944年）、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和《中国古代的家族研究》等。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家族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除个别研究涉及到西周宗法制以及60年代结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发表了部分对族权的研究论文，关于家族史的学术论文较少。其间代表性的论文有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
随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社会史研究在大陆史学界得以复兴。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家族与宗族问题开始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近年来家族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多部从社会角度研究古代家族问题的论著。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将古代家族区分为“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周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组织”四种家族形态。该书属通论性的学术著作，时间跨度较大，材料丰富，论证充分，内容编排井然有序，毫无空泛之感。
冯尔康、常建华等编著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社会史丛书”，1994年）是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宗族史。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把中国传统宗族形态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1）先秦典型宗族制时代；（2）汉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时代；（3）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时代；（4）明清绅缙富人宗族制时代；（5）近现代宗族异变时代。作者从婚姻、姓氏、墓葬、祠堂、族谱、族田等具体制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宗族的形态特征、等级结构、社会功能等问题。
朱凤瀚的专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古代文资料，结合现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成果，将商周家族划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中国历史早期的各种类型的家族组织作出了具体的分析比较，深入探讨了家族对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和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
徐扬杰的另一部专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立足于横向的开掘，涉及家族结构、家族规模、家族生产、家族财产、家族伦理、家族观念、家族法律、家族祭祀、家族教育、家族谱牒、家族械斗、家族防卫、家训族规等。作者认为：宋以后的家族制度，尽管在形态结构上继承了古代家族制度的某些特点，但它基本上是在宋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家族制度，这种家族制度以祠堂、家谱和族田为基本特征，与古代家族制度有显著的区别。在近代家族制度中，祠堂是近代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家谱是维系家族的主要纽带，族田是家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该书结构严谨，内容翔实，征引书目达500多种，包括大量家谱、方志、家训、族规和乡约。
郑振满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92年）从家庭与宗族组织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把中国传统家庭和宗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认为：宗族组织作为一种直接构建于家庭者上的社会组织，家庭形成的各种关系，如婚姻、血缘、收养、过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继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宗族组织的构成及演变趋势。作者肯定了传统研究中对于大家庭、小家庭、不完整家庭的区分，并由此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类：即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继承式”宗族、以地缘关系为连接纽带的“依附式”宗族和以利益关系为连结纽带的“合同式”宗族。作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不完整家庭）经过结婚生育，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为地缘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也就相应地演变成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这一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古代家族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87年）对清代宗族法的内容、制定与执行、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由美国学者李中清、中国学者郭松义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13篇论文，针对清代皇族这一特定的家族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该书利用了清代《玉牒》及其它档案文书，运用计算机手段和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各种数据和文字资料进行量化分析，体现了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余年间，学术界发表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论文近百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家族形态以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一、关于西周宗法制问题：李衡眉连续发表了《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关系论略》（《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庙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针对学术界关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项内容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内容有别，昭穆制度体现在墓葬、宗庙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却体现的继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杨希枚的《再论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单系亲属集团；氏字指“氏族”，即包括某一姓族所统治的同姓、异姓和与统治者无亲系的庶民所组成的王朝。
二、关于春秋战国的家族状况：韩国学者尹在硕发表《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室”的结构与战国末期的家族类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认为：通过《日书》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内容，能够推导出可以旁证当时民间生活形态的社会史资料。《日书》把“室”作为每个人活动的最小空间，并叙述了“室”内可能发生的一切活动，对研究中国古代家庭史很有价值，《日书》中所记载的“室”的建筑结构或“室”内成员的规模及血缘结构，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普遍形态，因此，对《日书》所载“室”进行分析，不仅可以阐明战国秦汉末民间一般家族之形态，还可作为小型家庭论之依据。
三、关于两汉家族组织：张泉鹤《东汉宗族组织形式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围绕东汉宗族的构成特点、族内的赈恤活动、族人的法律连带责任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东汉宗族是在先秦宗法组织瓦解后，适应东汉社会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家族共同体。豪民大家控制了族权，阶级关系压倒了血缘关系，在宗族内部，各家庭的生活是独立的，族人的相互联系仅表现在救济和赈恤上。
四、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家族的个案研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个案研究本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已经成为海外学者的一个通例。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佩霞的专著《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被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魏晋南北朝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族大姓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所在。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有关论文达数十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刘驰的《从崔卢二氏的婚姻缔结看南北士族的地位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对魏晋南北朝坞堡累壁以宗族乡党为基础、坞堡主要是由东汉至魏晋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传统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十六国时期的坞堡组织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两种，两者的居民构成和组织方式具有很大差别，汉族坞堡大多为流民所建。坞堡主身分复杂，有流民帅、乞活帅等，只有少数坞堡为地方大族所置。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人在70年代大力提倡的六朝时代“家族共同体”的理论，近年来也被全面介绍到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近年来直接涉及“家族共同体” 问题的论文在大陆尚不多见。
五、关于唐代的家族问题：与魏晋南北朝家族个案研究的热潮相比较，唐代的家族研究似乎较受冷落，除一些文章涉及到敦煌氏族志外，无论是通论还是个案研究都比较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收录了《中古家族之变动》、《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从士族籍贯的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隋唐政权的兰陵萧氏》、《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分析》等多篇论文，通过大量正史与碑志材料的汇总与分析，重点探讨了山东大族在唐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六、关于宋代大家庭的研究：唐代剑《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为通论性文章。这一阶段的个案研究有漆侠的《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文集》，同朋社，1989年）、《“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七、关于明清家族研究：通论性的文章有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华安的《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冯尔康《清代宗族制的特点》等。
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和整理，以徽州文书为线索探讨明清宗族结构，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所在。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通过对徽州族谱的统计、分析和比较，指出：明代后期，徽州的家庭和宗族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兴起，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明清徽州的家庭结构与西欧、中欧的家庭结构有相同之处，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欧与中欧的小家庭是完全独立的，而徽州的小宗族之上还有个大宗族。这一差异使得同为小家庭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后者家庭结构的集约化是与欧洲近代化趋势相一致，而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却以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强化了封建的统治秩序。陈柯云的《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针对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宗族关系日趋松弛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从未中断，不过从明中叶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众存族产和祠产交叉并行、一消一长的局面。由于族产在在明清徽州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宗族关系。朴元浩（韩国）《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宗族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同时与区域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扩大和强化了的宗族组织成为风靡清朝乡村社会的前提。高寿仙《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通过对徽州文书中族长朱胜右材料的分析，指出：大族的族长不一定由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亦可，朱胜右甚至只是佃户。这种情况在明初徽州地区具有代表性。
关于清代家族问题，常建华连续发表《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认为雍正四年以后清政府所实行的族正制度虽然起到了地方基层政权的作用，但它是独立与宗族房长之外的，清政府实行宗正制还有遏制宗族势力发展的一面，不能简单地视为族权与政权的结合。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中，家族问题的研究与婚姻、家庭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密切关联，相辅相成。近年来，史学界在上述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举。
三、关于家族研究中若干问题反思
近年来学术界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家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视野，也在史学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结构功能论证代表了当前家族史研究的几个主要趋向。
在肯定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研究中缺陷和不足。
一、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求索，确立严格的学术规范
由于社会史研究的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史学界缺乏对现代社会学的深入了解，缺乏对这两个母体学科均驾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史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了解都不深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社会史学界对于理论问题的讨论一度十分活跃，在社会史的内涵、学科体系等出现过许多争论的热点。近年来，这些讨论逐渐趋于沉寂，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宏观理论研究的薄弱导致微观研究的困境，具体到家族问题的研究，便是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以个案研究为例，许多论文多侧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政治地位，而对家族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则较少涉及，从严格意义上讲，许多文章并不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汇编。
理论研究薄弱所导致的另一种倾向是概念不明或滥用概念，现代社会学关于家庭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一家庭”、“复合家庭”、“扩大家庭”等概念的严格界定。个别研究者在尚未全面理解的前提下便把它们简单地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导致了研究的偏差。在概念和范畴的使用方面，西方学者曾有过深刻的教训，西方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引入了许多其它学科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而这些方法和概念间缺乏学科的内在联系，不仅难以驾构社会史学的理论框架，反而使社会史研究日趋琐碎化，背离了总体社会史的展示社会历史全貌的初衷，这一点应充分引起我们的警惕。
二、重视“新史料”的开掘，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史的兴起不仅是史学研究在观念的上的变革，同时也是一种史料上的拓展。浩如烟海的墓志、族谱、方志和其它档案材料，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也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个人之力，用传统的研究手段，很难吸收和消化如此众多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海外学界的研究经验，以团队方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史料进行集约化整理，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现阶段家族史研究的另一个缺憾是对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重视不够。中国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复杂多样，素来被称为历史发展形态的“活化石”。从5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和地方史学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家族史内容，涉及到家族结构、遗产继承、祖先崇拜、宗族械斗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家族的演进过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现代考古学的众多田野发掘报告中，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形制进行了精确的研究，是我们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专业的隔膜，这两方面的材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篇4
关键词：翻译理论，实践，研究，评析。
一．概述
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更新变化不断。但问题也有出现，因此有必要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论述及研究。
2007年10月河北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该书作者主张中国翻译学者自己去阅读文本，自己去研究译作，自己去调查数据，自己去积累资料，自己去采录数据，从而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建构并完善我们自己的翻译学，建构并完善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江枫，2007）。
在此书出版之前，2001年4月译林出版社发行了许钧等著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广阔而深刻，最主要是体现在各篇均由作者主导的对话中。作者提供了他与译界同仁活生生的对话，同时还因为该书的出版无疑充分反映出“译学研究大有可为”的事实（谭载喜，2001）。
2005年1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杨晓荣编著的《翻译批评导论》，本书理论色彩浓厚，体现了作者构建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努力，二是对国内外的批评研究作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肯定了现有翻译批评研究的成就等。不足之处在于对非文学翻译批评的关注不够，二是编排体例上仍然有待改进（韩子满，2007）。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一书结合国内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活动，对翻译理论和实践之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做出客观评价。通过个案研究分析总结翻译学存在的各种问题，思维缜密，有根有据。而且强调翻译理论与实践不可脱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翻译学，并建
构和完善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本书能汇通海内诸贤之说，集其大成，独标高论，抉破藩篱，
指迷释惑者，唯《翻译之道》当之（辜正坤，2007）。
二．本书的内容与结构
本书共八章，前言，绪论介绍的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首先分析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之起源，强调要考据有史实为证及考据视角之科学性。接着回顾了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历史，得出至上世纪80年以前，我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接着回顾西方翻译历史，得出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是紧密联系的。
第二章首先分析文化转向后翻译理论与实践失衡和脱节的现状。然后通过引入“文化转向”的由来，分析现状及翻译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翻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其次是探究了翻译理论定性定位问题。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曹明伦，2007）。
第四章首先提出“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确定文本目是译者翻译的目的。接着是引用并分析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等，得出译者任务是实现上下文及翻译目的。最后对中西方学者围绕“忠实”的原则及严复“信、达、雅”进行全方位的辨析，得出：信、达、雅名正言顺，无可厚非。
第五章首先在为翻译理论定性时指出了四个要点，且在为翻译理论定性的基础上绘制了一幅“翻译理论定位图”，明确翻译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且对翻译理论进行分类，强调国内从事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应注意四点。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进行了反思。第六章指出并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中国翻译界理论建构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第七章用典型实例说明当今中国翻译质量严重滑坡的现状，走出翻译危机。
第八章讨论了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结合方式，辨析了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的关系，并区分二者不同，明确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从而证明了本书学术立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三．本书特点评析
本书以逻辑思辨和实证考据相结合的方法，按历时描述和共时批评相交叉的理路，在跨文化、多角度的综合学术视野内，对中西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进行了历史回顾，并在回顾的基础上考察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明确了翻译活动的性质，梳理了翻译、翻译学和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
首先，本书思维严密，脉络清晰，考据有科学性。如本书第一章13页最后一段“如说‘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或曰‘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谭载喜，1991:4；2004:2)。说这样的语言表述不甚严谨，原因是表述者把‘能从文字记载中考据到的最早的翻译活动’说成了‘事实上最早的翻译活动’…”。
其次，不轻信也不盲从国外的理论，推理研究有根有据。如本书106页提出的“思考二：新桥旧桥并用，避免学科危机”，书中提到“可一些响应口号走出胡同踏上新桥去跨文化的中国学者，也像霍姆斯批评得那些语言学家一样犯了out of context的毛病，以为把翻译研究引进死胡同的是整个语言学家…”。
再次，举出实例和个案研究进行分析客观评价，容易让读者接受。如在本书第六章对翻译理论的反思中，关于考证不严、引征不确的问题，通过个案研究引出当代翻译理论存在翻译理论问题。自始至终围绕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阐述，且全书各章衔接自然。引用出处详细，有时也用英语标示出来，便于理解和接受。
最后，作者有独到见解，且有创新性。如“首次提出了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不等于翻译理论；首次提出了‘文本目的’这个概念…首次揭示了中国翻译界的‘理论迷宫’云有多厚，雾有多浓，当今翻译理论之‘玄空怪涩’（陈福康语）是何等匪夷所思，触目惊心；首次在中国翻译界开始了圣-皮埃尔教授等西方学者于2004年开始的‘修墙筑篱笆’的工作；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曹明伦，2007）
四．结语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是一本值得去读的一，内容丰富，脉络清晰。作者学贯中西，结合国内外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分析，通过个案研究和典型事例归纳总结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及现状。强调不要轻信盲从国外的翻译理论，要分析明确进行辨析，且主张采集分析资料建构完善我们自己的翻译学。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互构、互补、互彰”的互动关系是天生的、必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翻译理论指导和规范实践是与实践相结合，描写和解释实践是与实践相结合，启发和预测实践也是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的理想之路。此理想之路可谓翻译之道。（曹明伦，2007）
（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四川；成都；611130）
参考文献：
［1］ 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2］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研究与教学出版社，2000.
［3］ 辜正坤，译苑新葩又一春――序曹明伦著《翻译之道》，2007.
［4］ 韩子满，《翻译批评得理性化》，山东外语教学［J］，2007.
［5］ 江枫，一览众山小―序曹明伦著《翻译之道》，2007.
篇5
关键词 信仰；仪式；音声
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已然成为一个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课题。21世纪初期，由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教授主持，中国艺术研究所与多个民族音乐家参与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北、西南两卷公开出版，2007年，华东华南二卷又相继出版。同年上海音乐学院又正式成立了“仪式音乐研究中心”。2009年同为曹本冶教授主编的《大音――音乐学 宗教学 人类学之间的对话》第一卷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在之后的三年中又陆续出版了第二、三、四卷。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的研究渐渐成为了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热点。
《大音》、《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这两本著作都由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教授主编，其中汇聚了数十位大陆民族音乐家于自己相关研究领域所出的精彩文章。
《大音》的内容分为“学术文萃”、“讲座纪要”、“名家访谈”、“研究综述”、“书评”、“译丛”6个栏目。笔者阅读了“学术文萃”和“讲座纪要”两个部分后对其做一大致的梳理。“学术文萃”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为将仪式音乐作为研究重点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有对方法论的探讨，例如文献梳理法、实地田野的考查法，也有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仪式音乐以及个案分析。近年来，仪式音乐个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在逐步的清晰化，在深入个案以及拓展共时和历时比较研究的同时，本土实践和经验是解决学科本土化的直接途径。在书中的个案研究中，有杨玉成归纳了蒙古族萨满不同仪式模式中的音乐，还有臧艺兵叙述了丧葬仪式中的汉族民间歌师等十个内容。第二本分“讲座纪要”中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为黎志添于2008年11月14日召开的名为宗教学与仪式研究的讲座。二为王铭铭于2008年11月13日召开的名为人类学中仪式研究的讲座。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曹本冶教授所写的《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一文，第二部分为西南、西北、华南、华北四个地区的优秀个案研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这篇文章是曹本冶教授对仪式音乐深度体认基础上的理论表述，也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完善的思考过程。在笔者读这篇文章时出现了许多难读懂的地方，经常在一个论题出现之后，文章中所给的相应的解释的轮廓不太清晰，反复阅读后仍然对文中所给出的理论的印象甚为模糊，就这样在似懂非懂的读完这篇文章和部分优秀个案之后，笔者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对于仪式音乐研究的初步理解。
1、音声渊源
在谈及音声之前我想先提及音乐这一名词的概念，音乐是声响的组织、构造艺术，声响感知依赖于听觉功能，它产生自器物的震动。概念中着重强调了音乐是应该被人的听觉所感知的事物。
在音声概念尚未提出时，研究者们一直以仪式音乐来概括仪式进行时的所有声音，直到80年代曹本冶教授认为用仪式音乐来定义仪式中的所有声音这一现象并不精准，甚至可以说为牵强，于是之便提出了音声的概念。音乐，是带有旋律、节奏节拍、调式调性等音乐特点的，而音声则可以包括一般意义中的所谓“音乐”。在大部分仪式中，音声是覆盖整个仪式然而贯穿其中的，因为它对仪式的执仪者和观仪者来说能够起到增强和延续仪式行为及气氛的作用。在仪式中，音声会以声乐或者器乐两大形式出现，其声乐又可分为语言性和音乐性，例如诵念和诵唱。器乐可分为物件声、乐器声以及法器声，比如湘中冷水江抛牌仪式中唱太公部分和各种响器，大鼓、小鼓、小镲的演奏就属于器乐中乐器声的范畴，广西博白观音仪式中牛角、铃刀则属于法器的范畴，其中还出现镇檀木、子等物件的声音，这些没有明显旋律和节拍的声音都可以以音声概念做以概括。以上都是属于能够听得见，感受的到的仪式中的音声，但是尚有部分仪式或者仪式中的部分结构是无法听见其旋律，无法感受其节奏的，这又属于音声另一个范畴――听不见的声音。比如说在陕西师范大学孙航副教授所著的《原始祭祀中的天籁之音》一书中所描述的在壮族（布偏）“天乐”研究中的执仪者“天婆”在做法时所念叨的一些咒语，这些咒语有些是有声的，有些则是无声的。处在无声的情况下，我们只是可以看见她们的嘴巴在动，肢体在动，实际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若是用仪式音乐来概括以上现象实属牵强，但若用仪式中的音声来概括一切就变得合理了。
音声是指仪式中一切听得到与一切听不到的声音，听不到的声音也就是无声的状态。上海音乐学院肖梅教授于《唱在巫山上――广西靖西壮族“魔杖”音声的考察与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无声状态可分为可观的‘默声’和虚拟的听觉空间。前者可通过“可观的空间关系和可感知的时间度量被描述”，后者“暂时只能在田野考察者和执仪者局内观的互动基础上被“说出”。对于无声状态的理解，笔者认为就是执仪者在默念咒语时，他人可以用肉眼直接看见的现象，即使是无声，但也会被他人所感知。至于虚拟的听觉空间，则是在限定的时空里结合视觉来感知的一种执仪者内心搭建的有声空间，即便它是虚拟的。这些都以观仪者和执仪者所共有的“局内观”三个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执仪者在执行和研究某种仪式的时候，仪式中任何流程、任何细节都是他们以局内人的身份为指导所执行的。田野调查者虽不为执行人员，但在调查时，局内观也作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便执仪者与田野调查者关于局内人的概念细分来说也是不同的，但大范围的划分将田野考察者和执仪者归在一个局内人的区域，这样才有了所谓的局内观的互动。
2、信仰、仪式、仪式中的音声三者互动关系
信仰是自然、社会与个体存在的信念假设；仪式是实践这些信念的具体行动；而仪式中的音声则是表达仪式最直接的形式。中国的传统仪式可分为周期性仪式和指向性仪式，周期性仪式是指仪式举办频率经过一个相当规律的时间间隔，呈现规律性变动的状况，例如客家正月十五的跳年宵、高山族的丰收祭等等。指向性仪式是指不按照一定时间的循环规律所举办的仪式，例如婚庆仪式，丧葬仪式，乔迁仪式等等。但不论是仪式为何种形式，仪式中的音声必然为覆盖某一信仰仪式行为全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篇6
1 国内关于PCK的研究
1.1 新手教师与专家教师的比较
李琼、倪玉菁和萧宁波(2005)经采用问卷测查法,考察了32名小学数学专家与非专家教师的学科知识,得出两类教师在数学知识与数学学科本质的理解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非专家型教师相比,专家型教师对数学知识具有深刻的理解,包括深层的概念理解与结构化的知识组织；专家型教师倾向于用“问题解决”的观点看待数学学科与学生的数学学习,即将数学问题的解决看作为猜想、论证与解释的活动；而非专家型教师则更倾向于“掌握知识”的观点,即认为做数学题目就是按照既定的步骤,一步步得出答案的过程［1］更进一步在2006年,研究了小学数学专家型与非专家型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结果表明：除了教学设计思想这一维度外,两类教师在理解学生思维、诊断学生错误想法与所采用教学策略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专家教师能够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了解学生错误概念的本质,所采用的策略倾向于从学生错误概念的本质入手,通过图形、实物等有意义的表征方法,以及启发性问题,关注学生对概念深层理解的过程；非专家教师仅从学生错误的结果出发,未联系到学生新的知识与已有知识的联系,因而会直接引导学生掌握运算规则［2］
上海市青浦实验研究所(2007)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比较了小学数学新手教师和专家教师的PCK研究选取了青浦区两名小学三年级的教师,运用文本分析、录像带分析、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测试与问卷调查相结合法,通过新手与专家教师在①教学设计中目标、内容(任务)、对象、策略四要素；②课堂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效果三要素；③课后反思内容、特征；④对PCK的认知比较；⑤对PCK生成和发展的体认这五个方面的比较,得出结论：(l)小学数学教师PCK的特征：综合性、情境性、个体性、实践性、默会性、开放性；(2)新手与专家教师PCK存在明显差别：主要表现在学科内容向学生有效获得的二次转化中,第一次“转化”主要体现在教师的教学设计中,表现为对课程目标、内容,学生认知基础、风格、个性的把握,教学方法、策略的选择；第二次“转化”主要体现于课堂教学中,表现为知识的呈现,课堂的决策、监控、补救,媒体的使用,教学的指导、评价,生成问题的应对,师生关系；(3)教师PCK生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需要教师不断的经历历练,进行反思,教师对教学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3］
钱旭升,童莉(2009)以Shulman数学知识向数学教学知识转化理论为基础,选取某市农村中学一名新手教师和一名专家教师通过概念图和课堂教学录像编码的方法,研究其数学知识向数学教学知识转化水平Shulman将学科知识向PCK转化的过程分为理解、表征、适应三个环节,论文中将知识转化的过程作进一步的细化：将表征又进一步细分为教学任务的运用、表征的方式、表征的目的以及对教科书中规定的任务水平的调整等四个方面；将适应分为对学生和对数学知识两方面的适应性,即对学生状况的关注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学习某数学知识困难的预见,对数学知识的本质的关注主要体现在表征的形式与该数学知识关系的紧密程度上,得出结论：(l)专家教师在数学知识理解上更加深刻；(2) ①表征的目的：新手教师倾向于验证,专家教师倾向于防误；②教学任务运用,专家教师注重探究和解释,新手教师平均着力于探究、解释和记忆；③表征方式：专家教师有更多的情景表征、具体操作表征和语言表征(有图形、语言、符号、具体操作表征)；④对教科书任务调整分保持、提高、降低三个维度,新手教师趋向于使用教科书上的任务,表现为对教科书中任务的易化,使得许多高认知水平的任务降低为记忆型等低认知水平的任务；专家教师不一定用教科书的任务教,但更有效［4］
杨秀钢(2009)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比较了高中数学新教师与经验教师的PCK研究选取了所在学校的两名高一数学教师,通过理论文献研究、数学教学目的观数学观的调查、教案分析、课堂观察和课堂叙事、教师访谈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得出结论：(1)新教师和经验教师的教学设计存在显著差异,这和上海市青浦实验研究所2007年对小学数学新手和专家教师PCK比较的个案研究的发现一致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教学重点与难点,还有教学例题与习题的选择上,新教师在教学目标的描述中突出新课程理念,但对教学内容理解不够深刻,认为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是一样的,学生理解的知识缺乏,教学的例题与习题基本上都来自教材,不敢稍加变动；(2)教学反思方面,新教师多是对教学内容知识作出反思,对整堂课缺乏总体的反思,而经验教师善于对教学的过程的整体进行反思,比较深刻；(3)新教师认为对自己来说提高PCK的最主要方式是多听老教师的课,多和同事交流,因为这样做对他的日常教学帮助是最大的而经验教师认为主要途径是靠自己去钻研,去经历,去主动反思,态度是最重要的,最喜欢听优质课,可以开阔视野,收获多一些［5］
1.2 PCK的发展
范良火(2003)通过问卷调查、课堂听课和教师面谈,在对美国芝加哥大都市区三所优秀高中的所有77名数学教师的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教师 “自身的教学经验和反思”以及“和同事的日常交流”是他们发展自身教学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在职培训”和“有组织的专业活动”也是比较重要的来源,但是相比之下,“作为学生时的经验”、“职前培训”和“阅读专业书刊”则是最不重要的来源［6］这对教师PCK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刘清华(2004)在其博士论文《教师知识的模型建构研究》中认为,教师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发展他们的PCK,并根据其重要性,分为：最重要的来源(教学经验和反思、同事的日常交流)、重要的来源(作为学生时的经验、有组织的专业活动、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在职培训、阅读专业书刊)和一般的来源(职前知识)［7］
PCK的获得途径为：第一，作为学生时的经验、职前培训、在职继续教育、有组织的专业活动（如专题讲座等）、参加优质课或观摩课的听课或比赛、教科书及其参考书、与同事的日常交流、阅读专业书刊、自身的教学经验与反思、参加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和其他方面（如老教师和骨干教师的指导等）. 这11个方面都是教师PCK的来源，只是贡献程度不同；第二，对教师PCK的获得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有自身的教学反思和经验积累、与同事的日常交流、有组织的专业活动、参加优质课观摩课的听课和比赛、教科书及其他参考书、自己阅读专业书刊这六个方面；第三，教师获得PCK的主要方式包括经验总结、反思提升、教师间的日常交流、参加优质课或观摩课的听课或比赛等［8］
在已有的文献中,还没有比较系统地直接针对教师PCK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只是散见于极个别的小论文中,如刘清华提出影响教师知识建构的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社会和个体发展状况、教师实践、学习或教学过程各阶段学习者的特征［9］
孙芳明(2004)在其硕士论文《我国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及其相关对策研究》中提到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和内在因素三个方面,其中内在因素包括教师的内在需要(认知需要、道德需要和情感需要)、性格特征和职业倦怠等几个方面［10］
衷克定、张溉(2000)在《教师策略性知识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指出,教师的教龄、学历、所在学校类别对教师的策略性知识有着显著的影响［11］
熊宜勤、莫文(2006)在《教师教学策略知识发展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论,教师的教龄、学历、学校类型对其教学策略知识有着显著的影响［12］
吴捷(2004)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认为教师的专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部分,外部因素有：社会环境因素、工作环境因素、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特定事件、职后培训；内在因素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理想、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对案例的研究［13］
王俭等在《基于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研究》一文从学校的层面提出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四大策略：更新观念策略、外部刺激策略、内部激励策略与“载体”策略其中内部激励策略包括：坚信教师专业发展的本质力量来源于教师内在的自我更新激励、让教师学会角色反思、让教师学会自我评价；“载体”策略包括：说“故事”与说课、行动研究、开发个案(案例写作)等方式［14］
余文森教授指出“教师个人、教师集体、专业研究人员构成了校本研究的三位一体关系,教师个人的自我反思、教师集体的同伴互助、专业研究人员的专业引领是开展校本研究和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三种基本力量,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15］
景敏通过对辽宁某中学数学教师采取“行动研究方法”研究在职教师PCK的发展行动研究的重点在数学教学任务设计上,历时一年半,发现有关教学任务设计的研究实践对中学数学教师PCK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其中包括：(l)对数学学科知识的理解；(2)数学任务的设计； (3)对学生前有知识和认知水平的认识；(4)对现代技术信息与数学教学整合的认识［16］
黄毅英、许世红从教学法角度较明确给出了数学教学PCK的结构特征,并提出一般的数学教学知识内容MPCK结构图和优秀教师的MPCK结构图：
图中CK(content knowledge)表示有关数学学习知识,包括学习的对象、学生学习背景、学习环境、教育宗旨图1表明,MPCK是3个基本集合MK、PK、CK的公共部分一般而言,职前教师、职初教师、在职优秀教师的MPCK基本结构框架是一样的,但是,3个基本集合与集合的交集的大小有区别通常情况下,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MK、PK、CK往往会增大,而且它们的交集部分会越来越大,形成的MPCK就会越来越丰富图2显示出在职优秀教师的MPCK集合往往比职前教师的MPCK集合大得多这两个结构图较好的解释了数学教师PCK的变化发展及优秀教师和一般教师的区别在职优秀教师的MPCK结构显示,即使他们的MK、PK、CK不一定很完备,但是形成的交集往往比较大,通常体现出以下的特征：(1)数学教学法知识(简称MPK)灵活；(2)数学内容知识(简称MCK)丰富；(3)教学内容知识(简称PCK)多样研究者还指出了教学知识结构解读、引入数学史、学与教过程中的常见疑点是3个常见的PCK培训切入点,并研发了三个案例,分别从MK、PK、CK三个角度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案例对职前、职初教师非常具有启发性可以极大地丰富他们的MPCK,为教师培训提供切实可行的范例［17］
童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初中数学教师数学教学知识的发展研究》中,选取重庆市2所省重点中学、2所市重点中学、2所市区普通中学和2所农村普通中学作为学校样本,对样本学校的初中数学教师进行整群抽样调查,得到了影响初中数学教师数学知识向数学PCK转化的主要因素表现为三个方面：基础系统、动力系统和效率系统在基础系统中,教师对数学知识理解的广度、深度和贯通度是教师数学知识向数学教学知识中的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教师对数学知识理解的贯通度影响的程度尤其明显；在动力系统中,教师所持的数学观、数学教学观、自我教学效能感是教师数学知识向数学教学知识转化的影响因素其中,问题解决取向的数学观更能有效地促进教师数学知识向数学PCK的转化；在效率系统中,教师的数学教学经验对教师数学知识向数学PCK的转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的教学经验包括数学知识学习的经验、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经验、教学案例的经验等根据研究的结果,对职前数学教师的数学教学知识的发展提出建议：(1)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注重数学课程与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匹配和融合；(2)在课程结构方面,应增加实践性课程所占的比例；(3)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应提倡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建立；(4)在教学内容方面,既要注重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也要注重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教学的实际问题对在职数学教师的数学教学知识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1)以行动学习为主要的教研方式；(2)用概念图的方式进行教学经验的总结；(3)注重数学教学观念的转变；(4)促进教学效能感的发展［18］
董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课堂教学中的PCK》中揭示了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PCK的六种成分：作为学科教学的统领性观念的学科内容的知识、教学目的的知识、对于特定课题的学生理解的知识、内容组织的知识、效果反馈的知识和教学策略的知识这六种成分对教学的影响的机制是不同的学科内容的知识与教学目的的知识统称为学科教学的统领性观念,这种统领性观念决定了特定课题的教学价值,回答了为什么教的问题学生理解的知识关注的是教给谁,他们将怎么学的问题内容组织的知识划分了学科内容的层次,确定了特定课题的教学定位,回答了教什么的问题教学策略是解决怎么教的问题,是按照学生怎么学的及相关课题是如何关联的来确定的效果反馈的知识回答了教得怎样的问题,及时让学生知道学习的结果,消除学生的误解［19］
2PCK研究对师资培训的启示
教师可以通过经验总结、反思提升自己的PCK,教师间的日常交流对教师的教学帮助是最大的,参加优质课或观摩课的听课或比赛可以开阔视野,收获多一些职前培训应重视加强教师体认其学科领域内的实质知识与章法知识,学科内的重要概念与对学科所拥有的信念,使教师们能对学科概念有深入的理解与体会,构建有意义的与完整的学科领域知识对于职前教师而言,发展其PCK的主要方式是师资培训职前与初任教师本身的教学库贫乏,再加上由于许多职前教师只经验过教导式的教学方法,因此他们的教学方法基本上亦属于教导式(Stofflett,1994)如果教师能在培训中体验利用概念改变(或建构式)之教学法教学,相信教师日后会运用相似的方式于其课室教学中因此协助职前或初任教师统整与发展其PCK之方式,应以建构主义为基础配合反省的演练,由各学科与教学领域中任课之教授提供机会(例如：发问、讨论、作业、实际演练等),并由任课教授自身示范,教学实例之讨论,课室教学之观察,有经验教师的参予与分享等,使职前教师能不断思考学科与教学领域之统整并直接的建构PCK于其教学库中另外,教师学习教学之方式宜以实例的方式呈现,以便于教师能全方位的建构与储存PCK于其教学库中,过去仅利用讲述的方式传达命题知识(Shulman,1986)如原理、定则,较不易被教师作有意义的储存并熟练的运用在教学情境中造成师范生常认为与教育相关的科目的理论非常多但与实务不能相连诚如前面所述,如授课教授能以具体实例来讲述相关学理,并让教师能由实务的演示与讨论中自行建构与体会一般之教学知识,相信对于教师转移教学知识到特定的学科教学领域中有非常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李琼, 倪玉菁, 萧宁波. 小学数学教师的学科知识: 专家与非专家教师的对比分析［J］. 教育学报, 2005, (6): 57―64．
［2］李琼, 倪玉菁, 萧宁波. 小学数学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 表现特点及其关系的研究［J］. 教育学报, 2006, (8): 58―64．
［3］上海市青浦实验研究所. 小学数学新手教师和专家教师PCK比较的个案研究［J］. 上海教育科研, 2007, (10): 47―50．
［4］钱旭升, 童莉. 数学知识向数学教学知识转化的个案研究［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 4(3): 155―157．
［5］杨秀钢. 高中数学新教师与经验教师PCK比较的个案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46―55．
［6］范良火. 教师教学知识发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08―214．
［7］刘清华. 教师知识的模型建构研究［D］. 西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56―70．
［8］廖冬发, 周鸿, 陈素苹. 关于中小学教师学科教学知识来源的调查与分析［J］.教育探索, 2009,(12): 90―92．
［9］刘清华. 教师知识的模型建构研究［D］. 西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73―87．
［10］孙芳明. 我国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及其相关对策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3―26．
［11］衷克定, 张溉. 教师策略性知识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0,(4): 488―490．
［12］熊宜勤, 莫文. 教师教学策略知识发展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J］. 教育导刊,2006, (5): 15―17．
［13］吴捷. 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教育探索, 2004,(10): 117―119．
［14］王俭, 余秋月, 洪俊彬. 基于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研究［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2,(5): 41―45．
［15］余文森. 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业引领――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要素［J］. 黑龙江教育,2003,(10): 18―19．
［16］景敏. 在职教师教学内容知识发展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7］黄毅英, 许世红. 数学教学内容知识结构特征与研发举例［J］. 数学教育学报, 2009, 18(1): 5―9．
［18］童莉. 初中数学教师数学教学知识的发展研究［D］. 西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115―175．
篇7
关键词：文化身份；外语学习；语言
一、关于文化身份的基本概念
身份或认同问题广泛地涉及到哲学，数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一些领域。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的世界观，这就涉及语言学习者的身份或认同，近些年来业已成为研究外语学习的前沿问题，而学习者的身份问题成为社会心理学派和社会文化学派都关注的问题。在社会心理学派，例如Gardner 的经典研究中，身份或认同，作为语言学习的非语言结果，偏重于对文化身份的研究。而社会文化学派中，例如加拿大学者Norton从建构主义视角认为，身份问题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以及人们如何认识他们将来的可能性的问题。所以身份或认同问题是一个既庞大又复杂的问题。
身份涵盖的范围很广，如性别身份，种族身份，政治身份，宗教身份，职业身份等。文化身份只是其中的一个分类。文化身份也叫文化认同，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简单说，文化身份是个人受所属群体或文化的影响，对该群体或文化产生的认同感。
西方学者Stuart Hall和Paul Du Gay所著Cultural Identity一书中，文化身份被理解为潜藏在许多其它表面的或虚假的自我中的综合的真正的自我。这是有共同的历史和祖先的人们共同具有的，或是能确保稳固的存在的一种不变的同一性或是文化归属。在中国，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研究的英语学习者的身份或认同问题具体是指学习者主体对英语学习相联系的‘我是谁’的认知，评价以及相关的情感和行为倾向，其实际参与或内心想象共同体的归属定位（高一虹，2012）。她的身份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化身份，涉及语言的使用和语言的态度，交际方式和价值观层面的选择。这既是个人身份定位过程，也是个人身份建构的过程，是结构观到建构观的融合。
二、国外有关文化身份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Lambert的社会心理模式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他提出的附加性双语现象和削减性双语现象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应用。之后还出现了不少以Schumann的濡化模式为代表的涉及语言学习和文化身份的理论和研究。这些研究的着眼点都是语言学习者的文化认同（边永卫，2004）。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Bonny Norton为代表的许多社会文化学派研究者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理论取向研究二语学者，主要是移民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其中Bonny Norton 运用主观能动性的理论解释女性移民的身份的重构。在一个案研究中，她描述了5位女性移民的故事，旨在表明当人们使用一种语言，它们就‘投资’了和那个语言相关的身份。Toohey站在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者的观点看待身份问题，通过考察幼儿园中不能熟练运用英语的学习者，研究他们是如何被边缘化而且没有机会参与到课堂互动中的。Schecter 和 Bayley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美国墨西哥裔家庭的文化身份，集中于语言的社会化和文化身份的研究，并表明在理解语言和身份问题上具有等级性的社会关系发挥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建构角度为理论框架来指导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
三、文化身份研究在中国
1992年，高一虹在附加性和削减性双语现象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生产性双语现象，即本族文化身份和目的语文化身份不仅和平共处而且相互促进。其实证研究的基础是通过对中国52位专家学者的开放式访谈，他们学习英语的经历揭示出对中西语言和文化的一些共性，如开放性和批判性。虽然此研究中文化身份还不是一个明显的主要概念，但是这个议题已经被触及到了。然而此研究只限于少数高知语言学习者。2000年以后，高一虹及其团队对语言学习和身份变化的研究对象的领域已扩展到大学生。她们从整体“人”的角度，用量的研究方法探索在EFL的中国，5所高校1300多名大学生进行历时四年的英语学习与自我认同的发展，结果表明，自信是学习英语之后最突出的变化，生产性变化和附加性变化均高于临界水平，自此揭示出文化身份的变化。此研究中，生产性，附加性和削减性双语现象都归属于文化身份范畴。
如果说量的研究展现出了大学生英语学习的文化身份变化的整体轮廓，那么质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描绘。在对英语专业学生边娜的个案中，她感觉自己虽与英语‘恋爱’‘结婚’，但并没有与汉语‘离婚’，她在低年级时表现出的对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兴趣在高年级时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都做到了对异域文化差异的包容和理解，并且已经开始朝着批判接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向努力，体现鲜明的生产性变化。这同样凸显了与外语学习相关的外语学习者文化身份的变化。总之，高一虹关于英语学习者身份的研究都是历时的，大规模的定量研究也有部分质的的研究，而且，她的实证研究中主要关注文化身份。
高教授的文化身份研究无疑是国内身份认同研究的标杆和先锋，同时也激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由此出现了一批关于在EFL情境下英语学习者身份认同问题的实证研究。其中包括关于大学生自传性文本中身份建构的研究，英语专业转系生身份发展的个案研究等。正因为身份问题是如此宽泛而又复杂，而研究EFL情境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问题就显得比较具体。相信与文化身份问题相关的各方面必定会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1]GaoY.H.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1+1>2”.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1.
[2]边永卫.语言学习动机与学习者自我认同建构，《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的研究》，高一虹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篇8
【中文摘要】 近年来，国内男性时尚杂志市场不断升温。本文所探讨的男性时尚杂志是指以男性为诉求对象的时尚生活杂志，是一种时尚生活理念的泛文化表达，涉及面庞杂宽泛。男性时尚杂志既是一种文化文本，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它重新定义了男性之美，影响人们对男性气质的传统看法，也影响了男性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本文以男性形象为切入点，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深入研究国内男性时尚杂志的文本、受众，探寻男性时尚杂志的编码、解码方式以及两者的相关性，试图为男性时尚杂志的编码方式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使之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首先，本文选择了六期《时尚先生》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符号学等方法对文本进行解构，挖掘其中的文化意义、意识形态，从而探寻了当今国内男性时尚杂志对男性形象的编码方式;其次，通过个案研究，结合霍尔的三种解读方式，对成都地区男性受众对国内男性时尚杂志中男性形象的解读方式进行了分析，探究了杂志中男性形象对受众身体意象的影响，对受众消费行为的影响，并进行了原因分析;最后，试图为男性时尚杂志的编码方式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通过全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大部分男性受众对男性时尚杂志中塑造的男性形象持协商式立场的解读方式，表现为:受众较认同杂志所倡导的服饰搭配、美容保养等生活方式，理解杂志塑造的时尚男性形象，但更多的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强调自身的社会立场，使讯息中内涵的意义适合于他本身所属团体的地位，不会盲从，对自身身体意象和消费观影响也不大。对男性时尚杂志文本的分析能挖掘媒体文本的意义及其影响。对受众的解读研究不仅能归纳出受众的阅读习惯，还能更好地指导媒体的传播效果，使受众真正从这些杂志中受益，以更积极健康的形象和心态踏上路程。
【英文摘要】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le vogue magazine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hina over these years. The male vogue magazine we discuss in this article is referred the vogue magazine which is aimed at men， it is an expression of vogue life idea，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contents. In fact， the male vogue magazine is not only a cultural text but also a social practice. It redefined the male ideal body image， influenced people's traditional concept about male temperament， and also had impact on male's life concept and style.Viewing from the angle of male body image， this article deeply research the texts and audiences of domestic male vogue magazine according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ultural research concept， look for the encoding and decoding ways of male vogue magazin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ry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encoding ways， in order to obtain better communication effect.Firstly， the author designates six issues of as a swatch and decomposes this set of material by analyzing its content， studying its text materials and semeiology related issues. The author also manages to excavate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y related significance hidden within and identify modern male vogue magazines’coding style of male visual impression.Secondly， the author scrutinizes the manner that the male in Chengdu area appreciate the visual impressions formatted by the domestic male vogue magazine. Meanwhi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ding and decoding process of the domestic male vogue magazine and the reason that accounts for this relationship.At last， this paper focuses on proposing beneficial suggestions on the coding manner for male vogue magazines and consequently promoting their acceptance.From analysis of the whole article， it is found that a majority of male audiences hold the way of negotiated reading on these male body images in male vogue magazine. Which reveals in some ways: To a certain extent， audiences identify with the life styles which magazine called for， and know the vogue male image in magazine， but they are inclined to emphasize their own social stands， never follow anyone like sheep. Moreove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ose ideal male images in magazine do not have obvious impact on their body images and consumption concept. On one side， Texts analysis can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effect of media. On the other side， Audiences analysis not only help to learn the audiences reading habit， but also i
mprove the media’s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make audiences benefit from it
【中文关键词】 身体意象; 编码解码; 男性时尚杂志; 男性形象
【英文关键词】 body image; encode-decode; male vogue magazine; male image
【毕业论文目录】
国内男性时尚杂志中男性形象的塑造与解读研究
摘要 4-5
ABSTRACT 5-6
第一章 绪论 9-17
1.1 问题的提出 9-13
1.1.1 研究背景 9-10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0-13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13-14
1.3 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 14-17
1.3.1 选题意义 14-15
1.3.2 研究方法 15-17
第二章 国内男性时尚杂志对男性形象的塑造 17-31
2.1 对“塑造”的理解 17-19
2.1.1 编码与表征 17-18
2.1.2 语言和言语 18
2.1.3 从语言到符号 18-19
2.2 国内男性时尚杂志对男性形象塑造的三层涵义 19-20
2.2.1 杂志中图片对男性形象的直观表现 19
2.2.2 其他内容对男性形象的间接塑造 19-20
2.2.3 对男性读者自身形象塑造的影响 20
2.3 个案分析：《时尚先生》对男性形象的塑造 20-29
2.3.1 男性形象的内容分析 21-25
2.3.2 男性形象的符号学分析 25-27
2.3.3 男性形象的视觉编码分析 27-29
2.4 研究结果 29-31
第三章 受众对国内男性时尚杂志中男性形象的解读 31-44
3.1 国内男性时尚杂志的受众分析 31-34
3.1.1 国内男性时尚杂志受众的形成 31-33
3.1.2 国内男性时尚杂志的目标受众群分析 33-34
3.2 受众理论的拓展：三种解读方式 34-35
3.3 个案研究：成都地区男性读者对国内男性时尚杂志中男性形象的解读分析 35-41
3.3.1 问卷设计 36-37
3.3.2 调查方法和工具 37-38
3.3.3 统计结果 38-41
3.4 解读方式分析 41-44
3.4.1 解读方式结果 41-42
3.4.2 编码与解码之间差距的原因分析 42-44
第四章 国内男性时尚杂志编码的对策 44-50
4.1 受众阅读的构建 44-45
4.1.1 区分受众阅读在性别上的差异 44-45
4.1.2 受众阅读的多元化 45
4.2 树立受众本位的传播思想 45-47
4.2.1 正确对待受众的商品化 45-46
4.2.2 作为意义生产者的阅听人的受众 46-47
4.3 形成受众素养和媒介素养的良性互动 47-48
4.3.1 充分把握目标受众群的媒介素养 47-48
4.3.2 提升杂志编辑的素质 48
4.4 把握新媒体的机遇 48-50
4.4.1 注重不同媒介的不同编码方式 48
4.4.2 充分利用电子杂志丰富的编码形式 48-50
第五章 结论 50-52
致谢 52-53
参考文献 53-55
附录一 55-56
篇9
关键词：小学数学 习惯 培养
1、优化课前预习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
预习是指学生运用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在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下，去开展观察、记忆、联想、辨析、比较等思维方式，有计划、有目的地主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为了优化课前预习活动，教师需加强预习指导，首先要改变那种让学生记下学习目标，把新知识标题变成问句的简单做法，而应将思维焦点定位在学生的"疑惑"上，设计切合学生实际水平及承受能力的问题，设计有启发性的、让学生"跳一跳"就"够得着"的问题。因而教师需要优化课前预习活动的设计。
课前预习活动的设计大致内容有：学习要求、旧知回顾、新知预学、思考与练习、存在问题等，学生可据此巩固旧知识，认识新内容。在"学习要求"中学生可预先了解要掌握哪些内容，用哪些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应达到的目标；"旧知回顾"明确新知识即将涉及到已学过的内容，这些内容恰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学生可根据预习活动的提示进行回忆及查阅有关材料；"新知预学"要学生预先去思考、体会一些学习内容并思考一些疑惑；"思考与练习"通过问题、练习的形式引导学生初步尝试对新知识的运用；"存在问题"主要要求学生通过预习后提出存在的问题及疑惑，教师可事先收集这些"疑问"，然后针对问题展开学习、讨论。
2、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促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的养成。
（1）转变观念，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数学家哈尔斯认为："最好的学习方法不光是讲清事实，而更应该是激励学生去思考，自己去动手。"因而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必需立足于课堂教学，改革课堂教学模式，牢固确立"学生第一、以学为本"的课堂教学理念，摆正教师"服务主体、为学而教"的课堂教学地位，以突出主体，发展主体。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进行课堂学习和训练活动，上课尽量少讲精讲，腾出时间让各层次学生动手、动脑、动口，让他们多练、多思、多讲，如概念让学生得出，思路让学生讲，疑难让学生议，规律让学生找，结论让学生得，错误让学生析，小结让学生做，让学生勇于发表不同的见解，敢于提问质疑。人教版六年级数学（下册）实验教材最后一个单元“综合应用”安排了3个社会实践活动，其中“有趣的平衡”和“设计运动场”的教学，就必须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和体验中来，学生就爱上，兴趣浓厚，这样的课经常开展，久而久之，学生必将养成良好的课堂发言习惯、思考习惯、总结习惯、提问和质疑习惯等等。
（2）营造良好氛围，为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提供环境保障。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指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课堂氛围。"在这种民主、和谐、开放的氛围中，学生的求知热情和创造灵感才得以发挥，提问得到鼓励，不同的见解得到尊重；学生自然会勇于质疑，长此以往，学生必将养成多思、善问、质疑、求真的习惯。为此我们允许学生犯错误，对学生中不成熟的见解不直接否定，而是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矛盾；对新颖独特的想法及时鼓励并加以完善；激励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使学生永远保持好奇、质疑、探索的意识和习惯。民主、和谐、开放的氛围，为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提供了环境保障。
（3）创设情境，为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提供契机。
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情况，创设课堂教学最佳学习情境，能够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提供契机。创设问题情境能触动学生主动地思考、探索和讨论，教学中，抓住新知识的生长点或与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不一致的问题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悬念、疑虑；恰当的问题，能使学生展开联想；合适的问题情境，能触动学生反思，触发学生开展讨论；另外可以通过一题多解来创设思维情境，让学生的一些"别出心裁"的想法得以展现；通过一题多变，使学生能对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去探索和思考，并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目的。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为培养学生的良好的思维习惯（如反思、联想、质疑等）提供了时机，也只有真正给予学生机会、时间和空间，学生的思维和行动才能落到实处。
3、开展专题性学习，给予学生自主探究的时空。
学习习惯的养成，关键要让学生多实践，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机会和时间保证。在这一方面，开展专题性学习为学生自主探索和实践提供了机会。在专题性学习中，教师要坚持把提出问题的权力让给学生，把自主实践的时间和空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互相探讨过程中质疑问难。让学生通过搜集材料，观察特征，并具体地进行思考，分析和探究，并发扬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合作关系，以解决问题。研究性课程的开设，使我们培养学生的学习惯从课堂延伸到了专题性学习、综合实践活动之中，为培养学生创造性学习习惯提供了时空。
4、个案研究，加强分类指导。
学生是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个体，学生的学习方式、思维特征、个性品质因人而异，学习习惯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个体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因而对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必须以学生的个性特征为基础，以个案为线索，寻找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途径和方法，并帮助学生校正学习中的问题行为和缺陷，通过对个案的分类指导来形成方法。为此应进行两类个案研究：一是有"特征"的个案：主要指学习成绩，学习能力突出，或处于落后地位的个案；二是"突变"的个案：指学习成绩、学习能力有明显改变的个案。通过对学生学习习惯的研究，积累个体资料，为培养学生良好数学学习提供素材，以个体发展带动群体发展。
篇10
关键词：教师实践性知识；教育教学；教师专业发展
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定义
教师实践性知识是基于教师知识得出的一个新的知识分类，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育界首次使用“教师实践知识”这一专业术语的是加拿大教育专家康内利和柯兰迪宁，他们认为教师实践知识存在于教师以往经验、现时身心和未来计划及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实践的全过程，即对任何一个教师来说，个人实践知识有助于教师重构过去与未来。艾尔贝兹是最早尝试对教师实践性知识下定义的人，他从个案实验入手，认为教师实践知识是教师以其独特的方式拥有一种特别的知识，即以实际情景为导向的知识。
国内研究者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定义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林崇德等人从内容和来源角度认为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面临实现有目的的行为中所具有的课堂情景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即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陈向明从其作用角度认为是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真正信奉的，并在教学实践中使用和表现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万文涛从其结构化性质的角度出发，认为是是教师所拥有的、与课堂情境紧密相连的、高度系统化的、加工到自动化程度的、在教学实践活动中随时能够迅速调用的知识。
可见，国内外研究者形成了一些共识，如认为教师实践性知识是为教师所拥有的，属于知识范畴的，直接影响实践的，较准确地把握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基本内涵；但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对许多重要属性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因此，对其内涵和外延等的研究还需深入。
二、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成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受其构成要素影响的一个过程。国外研究者艾尔贝兹认为教师实践性知识分为五类：（1）关于自我的知识，即作为资源的自我、与他人相关的自我和作为个体的自我；（2）关于环境的知识，即课堂、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营造；（3）关于学科的知识；（4）关于课程的知识，即课程的开发、组织、评价等；（5）关于授课的知识，即学习理论、学生和教学、师生关系等；国内研究者陈向明则认为教师知识包括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其中，实践性知识包括教师的教育信念、自我知识、人际知识、情境知识、策略性知识和批判反思知识六方面，教师实践性知识则包括教师主体、问题情境、信念、行动中反思等构成要素。
可见，教师实践性知识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范畴。部分研究静态、横向地分析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成，直观明了，但忽视了其情境性、实践性和个体性，缺乏动态性的分析。因为教育教学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其对象是一群有思想的人，这就要求教师的知识构成也必须是一种动态的、实践的过程，全面、发展地看待教师实践性知识，防止以偏概全。
三、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获取路径
教师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那么，如果有效地获取实践性知识呢？刘东敏、田小杭认为个体教育实践是主要路径，实践性知识共享是必要路径，现代信息网络是重要路径；王宇从教师自我角度认为应加强以下四方面：开展教师教育叙事研究，提高教师反思教学实践能力，构建教师学习型组织，注重教师培训的实践策略。可见，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获取途径多样，但教师个人的经验与实践则不容忽视。但是，只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发展，才能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与获取理论遥相呼应。
四、研究反思
（一）概念界定不清晰
多年来，学术界仍未能给教师实践性知识下一个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定义，对其的研究也往往只站在各自的哲学立场、心理学基础、社会学等积淀之上，难以形成一致的见解。本研究认为一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概念界定是难以深入的，研究者对其的研究也只能停留在表面，所以对教师实践性知识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界定十分重要。
（二）本土化、实证性研究缺乏
国内研究者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较少，以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证实为主，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本研究认为借鉴外来优秀成果是必要的，但必须立足于本土特色才能更好地为我所用，避免脱轨。此外，开展高针对性的实证和个案研究也十分必须，只有多种研究的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快速、全面发展。
（三）与具体学科相脱离
教育研究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而国内研究者大多从宏观领域研究其特征及获取途径等，对具体学科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较为缺乏，与教师教育的实践性特点相脱离。我国学科教学论已有所发展，因此，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与具体学科教学相结合，对教师专业化发展意义重大。
（四）过分强调教师实践性知识，轻视理论性知识
过分强调理论性知识容易导致“科技理性主义”或教条主义，而过分强调实践性知识则容易导致经验主义，导致教育工作者固步自封，排斥理论新知识，影响教育教学。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和辩证性，实事求是地研究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性质和作用，辨证地看待实践性知识与理论性知识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和教师专业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对教师实践性知识构成要素的探讨[J].教育科学研究，2008，（10）：66.
[2] 刘旭东.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反思与重建[J].教育科学研究，2008，（10）：18.
[3] 张立忠，熊梅.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涵与结构[J].课程・教材・教法，2010，（4）：90.
[4] 陈向明.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106.
[5] 刘旭东.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反思与重建[J].教育科学研究，2008，（10）：19.
[6] 鲍嵘.论教师实践性知识及其养成――兼谈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