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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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管理；历史；体系

一、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古典管理理论是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要的背景，以市场经济中组织协调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市场经济主体地位逐渐的建立，不断出现丰富的思想火花，反过来又进一步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管理理论出现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实践基础是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化进程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科学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则成为古典理论阶段的产业基础。

⑵特征：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使小企业获得生存和把企业获得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以组织为整体，以获得最大利益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科学管理理论。泰勒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作业管理、组织管理、管理哲学。作业管理，由一系列的科学方法组成。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法、制定培训工人的科学方法、实行刺激性的报酬制度。自己保留对例外的事项一般也是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如重大的企业战略问题和重要的人员更替等。

②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组织理论一般认为包括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提出了企业六大职能为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以及管理。并提出了管理的五大职能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同时提出了法约尔14项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利和责任、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人员的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人员的团结。

韦伯的提出了官僚制理论，现代官僚制也称为理性官僚制或韦伯官僚制，它的内涵可以总结为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有效的管理方式，作为组织结构，官僚制组织结构视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是人类普遍采用的组织结构。

二、行为科学理论阶段

⑴背景：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古典管理理论并不能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对人的研究，古典管理理论涉及的非常的少，逐渐从科学管理理论转向了行为科学理论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行为科学理论出现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这在客观上要求新的理论出现。

⑵特征：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人的心理、行为等。重视高效率实现组织的目标。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霍桑试验：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况下促使资产阶级管理者们研究什么决定了工人的效率，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开展了著名的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前后共进行了2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是在哈佛大学教授梅奥主持下进行的。试验共分为：车间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试验、访谈试验、继电器绕线组的工作室试验。通过霍桑试验，人们发现了影响员工效率的因素。霍桑试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金钱不是刺激人们积极性的唯一动力。

②个体、群体行为研究。在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出现了分别对个体和群体的研究。人作为社会中最小的单位，研究个体人的行为，是研究组织的基础。个体行为研究中包括：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奥尔德弗的生存发展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型、沙因的复杂人理论。霍桑试验之后，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同样成为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群体行为研究研究主要是指群体动力学。

③领导方式理论。在西方领导方式理论分为2个部分，一是对领导者品质的研究，二是领导方式理论的研究。美国的行为科学家亨利和鲍莫尔都提出了成功的领导者所具有的的品质，例如：能与人合作、忠于组织、灵活机智、责任心强、掌握领导艺术、具备高效率的企业领导能力等。领导方式理论，包括连续统一一体理论、二维领导的模式、Z理论。

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资本主义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管理理论也出现了巨大变化。现代管理理论的经济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管理理论形成的科学技术背景。垄断企业规模巨、大中小企业协作化要求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而生产力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受教育的程度的提高、自然科学的渗透则是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深层原因。

⑵特征：现代管理理论体现出了管理理论的渗透性、相交性和多样性。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征体现了管理理论的复杂性。现代管理理论又被称为管理丛林时代。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时期的管理流派甚多。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数量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计算机管理学派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流派之多，思想之丰富。现将最具有影响力流派介绍如下。

管理过程学派理论来源于法约尔思想。该理论后经孔茨得以发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就是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的过程和管理的职能是分不开的。管理是个普遍的过程，它与组织中的层次没有关系。

决策理论学派，决策贯穿于组织活动的全部过程，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西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基础，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论观点、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统筹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四、当代管理思想阶段

⑴背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各国的竞争由军事实力为基础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原材料经济与工业经济、制造业的生产、流动资金的发展，是当代管理思想的的经济原因。世界的格局发生的变化，旧的格局解体，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也是管理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⑵特征：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战略”这个词语被引入到了管理界。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动荡的环境中，迫切的需要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为了适应这一动荡的年代，出现了以彼得斯为代表的适应变化的管理管理思想，以及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同时为了适应企业兼并和企业的发展，波特创造出来战略管理理论。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彼得斯的管理思想、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威廉大内和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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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理；科学；教育；探析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247-01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方法”的教学薄弱，直接导致了幼师物理教学的低效，一种突出的表现就是学生“不会学”、“学不会”。这也从反面说明“科学方法”的习得更多不是自发的，而是在教学条件下习得的。教学对于“科学方法”的习得具有关键性作用，有效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习得“科学方法”，学会学习，促使学生成为自主的、有能力的学习者。本文拟在理清“科学方法”的学习类型与学习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在幼师物理教育中实施科学方法教育的教学策略。

一、“科学方法”的学习

任务分析教学理论认为：“人类的学习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学习结果、学习过程和有效学习的条件也不同，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学习规律来进行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设计以及教学结果的评价。”因此，在提出实施科学方法教育的教学策略之前，首先要弄清科学方法的学习属于哪一种学习类型，需要什么样的学习条件。陈刚认为“新课程中的‘过程与方法’，指的是不同于科学概念和原理但又蕴含于其发现和习得过程中的认知策略，也就是我国教师十分熟悉的科学方法。”也有研究者认为“科学方法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要认识、掌握、运用科学方法，必须通过适度的训练、内化以后方能达到，所以科学方法的认识和运用是一种心智技能”。其实，虽然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概念名称与心智技能不同，但它们的实质却是相近的。关于心理技能的现有研究，如冯忠良在加里培林心智活动形成的五阶段论基础上提出的原型定向、原型操作、原型号内化的心智技能形成三阶段论，对科学方法的教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由于未能揭示“知识”与“技能”的本质联系，对科学方法的教学的指导是有限的。

二、“科学方法”的教学策略

（一）揭示科学方法重要作用，激发并维持学习动机

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学习要取得良好效果必依赖于主体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调查表明，动机强的学生倾向于经常使用他们习得的“科学方法”，而动机弱的学生对“科学方法”的使用不敏感。教学实践经验表明，必须让学生清楚地意识到“科学方法”的“好处”，才能促进学生对科学方法的学习与使用。由于科学方法本身具有的“隐性”特点，学生往往难以体验其必要性。因此，应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体会“方法”的重要作用，向学生揭示说明“方法”的实质和重要价值，激发学生学习科学方法的学习动机。

（二）剖析物理学史，让学生感受和领会科学方法

物理学史中蕴涵着的丰富的科学方法教育因素，是实施科学方法教育的重要资源。在引入新课时，教师可以简单介绍物理经典实验，科学家的研究方法等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完善往往经历了几代科学家的研究探索，运用了多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讲授新课时，如果教师能够加入一些这样的史料，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理解科学理论和规律，并使学生认识到“同一种方法可以用于不同的研究，而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需要用到多种不同的方法”。特别是对于直觉、灵感、顿悟等“非常”的科学方法，通过剖析科学史，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科学方法魅力，领会科学方法的精妙之处。

在新课标教材中呈现了大量经典实验、代表人物的经典事例，教学中应重视这类资源的开发利用。

（三）重视开发课堂演示实验功能，突出观察实验能力的培养

演示实验教学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它在科学方法教育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教师常常选择一些生动、有趣、新奇或使学生感到意外的演示实验来引入新课，这样能有效激发学生兴趣，引起他们学习和探究的欲望。（2）培养学生的观察和思维能力。演示过程要求学生能有目的地观察并抓住最主要的观察目标，把握观察对象的主要特征，并认识观察对象的变化过程以及产生变化的条件，故可以有效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对演示现象从观察到得出结论，需经积极的思维活动，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对观察现象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归纳等，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3）为学生提供实验操作示范。在演示中，教师的技能、方法的呈现，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传递了一些语言所不能清楚表达的“缄默知识”。

总之，我们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应充分重视演示实验教学，开发演示实验的教育功能，激发学生积极思考，突出观察实验能力的培养，提高教学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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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学习知识主要是掌握概念和由概念组成的系统。学生技能的形成是以掌握概念和规则为基础的，规则中包含了概念，一条规则总是由若干概念通过一定关系构成的。生物学概念是中学生物学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生命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单位，因此，对概念的掌握和运用是生物学教学过程的核心问题。

二、影响学生掌握生物学概念的因素

1.概念本身的影响。有的概念比较抽象，有的则比较具体，每个概念又有内涵和外延。具体概念的掌握优于抽象概念的掌握。

2.无关特征的影响。生物学概念是对一类事物的本质反映，强调事物的关键性特征，其他特征会影响概念的学习。

3.感性认识欠缺的影响。学生由于生活经验不足，对事物的本质认识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在概念教学中创设一定情境，让学生通过感性认识去学习概念，能提高教学效果。

三、概念教学的策略

通过剖析学生形成概念时产生的问题和学生形成知识表象的原理，按“感知―分析、综合等抽象思维―形成概念”的概念形成过程，实施概念教学。

1.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使学生形成感性认识，在生物学教学中，主要有演示、实验、各种直观材料、教具（模型、标本等）、图像的观察和联系实际（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生产实际等）和教师用生动的语言进行讲解等。

2.分析概念的本质属性，注重概念的运用，及时进行检查反馈，在获取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精密思考、分析，分清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主要特征与次要特征；并对具体现象进行概括、归纳，最后得到完整的概念。分析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学习概念的核心问题。

3.找出关键词及关键特征。为了让学生正确把握概念，必须让学生重视概念中的关键词及关键特征，摒弃无关特征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把握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应用时才不会出现差错。

4.指导学生学会制作概念图。概念图是用来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通常将某一主题的有关概念置于圆圈或方框中，然后用连线将相关概念和命题连接，连线上标明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

5.通过实际应用，使概念具体化。学生掌握概念，不能停留在对概念的理解和概念定义作解释的水平上。要让学生用于实践中，学会用概念解释事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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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体育研究

我国的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始建于1983年。20年来，伴随着我国竞技运动水平的迅速提高，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方面，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运动训练学领域的研究性专著。曹景伟等(2001)把这些独具特色并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进展称为运动训练学理论的“中国流”，主要包括项群训练理论的提出与建立、运动员选材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竞技能力的结构及其评价、博弈理论与制胜规律以及训练理论对训练实践的指导与服务等内容。本文则拟从6个方面进行阐述。

1运动训练学三层次理论体系的确立

人们在描述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不同的构架。从横向来看，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运动训练的原则、运动训练的内容、运动训练的方法、运动训练的安排、运动训练的负荷这样5个方面。而从纵向来看，可以解释为包含着一般训练学、项群训练学和专项训练学这样3个层次。适用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运动训练学的理论，称做“一般训练学”；适用于部分运动项目的运动训练学理论，称做“项群训练学”；而适用一个运动专项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则被叫做“专项训练学”。构建这样一个三层次理论体系的关键在于项群训练学的提出和建立。

1984年，田麦久提出了建立“分类训练学”的构想。1987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题为《项群训练理论的构思与命名》的论文。1990年在北京亚科会上发表了论文《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与应用》，1998年正式出版了《项群训练理论》专著。

2000年出版的《运动训练学》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中，把“项群训练理论”列为重要的一章，这表明项群训练理论已经得到训练学界的认可，达成共识。这一章里的第一节为项群训练理论的总论，包括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及其科学意义、竞技运动项目的划分、分类及项群体系的构成和项群训练理论的应用三方面的内容；第二节则分别论述了依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所聚合的8个不同项群各自的竞技特点和训练方法。

项群训练理论问世十几年来，受到体育界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中主要的理论进展包括：依复合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划分、多标准多维度的项群组合、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以及项群概念的广泛应用。

1.1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划分竞技运动项目的项群划分是建立项群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1983年，田麦久首次提出以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为标准进行项目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体能主导和技能主导的两大类的项群理论体系。近年来，田麦久吸取了谢亚龙、竺义功、徐本力等对项群的划分提出的不同看法中的合理思考，建立了复合主导竞技能力的概念，依不同项目的竞技特点，实事求是地确定拥有两种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类属。把射击、射箭等项目归属为技心能主导类项群，把各种球类项目和格斗类项目归属为技战能主导类项群（表1）。

这样一种划分，应该说，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不同项群所包含项目的竞技特点，会有更好地帮助，会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解除若干不必要的束缚，更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项目的竞技规律，从而确定对应的训练理论和方法。

1.2多标准多维度的项群组合经典的项群训练理论中，主要是以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运动技术的动作特征和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为3个分类标准建立起了3个主要的分类体系。而实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因为由于有着无穷个分类标准，项群体系的划分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着无穷个的。所以在我们的研究过程当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新的项群体系，进行相应的研究。这里仅以几篇论文为例，如“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男单选手基本单元竞技过程的运行模式”，用“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这一名称，概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3个手持球拍进行比赛的项目。又如“陆上同场对抗性项目集体球类项目”的名称，就排除了水上、冰上的同场对抗性集体球类项目，只包括足、篮、手、曲4个项目了。总之，我们在实践的研究过程当中和我们在进行分析组织训练活动当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的需要，按照多种标准、多个维度组织相应的项群进行研究。

表1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划分的调整

原有项群名称调整后的项群名称

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项群技心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群技战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技战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技战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

1.3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面对3个层次的训练学理论体系，任何一个训练学命题，如训练的原则，训练的内容，训练的方法，训练的负荷，训练的安排等等，都既可以在一般训练学层次进行研究，也可以在某一个项群和范畴内进行研究，还可以就一个专项的需要进行理论研究。

训练大周期的划分是否恰当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能不能使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周期性变化，适应于特定日程重大比赛的参赛需要。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主要表现特征是不同的，显然，其训练大周期的划分也应该有着明显的区别。而经典的马特维耶夫的周期学说的主体内容，是在体能主导类项目的训练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很少顾及到技能、技心能、技战能主导类项目的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变化和表现的特点。田麦久(2000)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专题研究了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他首先分析不同项群运动员良好竞技状态的主要表现和相应的指标，然后建立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评价体系，确立不同项群运动员良好竞技状态的培养途径，最后提出不同项群大周期中阶段训练的安排要点（表2）。

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区别。体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竞技状态的主要特征，就是看是否在比赛中能够表现出最佳的体能状态；体操、跳水这些项目主要是看成套动作的熟练稳定和流畅的连接；射击、射箭项目，主要是看运动员技术感觉的细腻度与心理状态的自控性；而各种对抗性项目，则主要是看技术是否合理、熟练，战术准备是否充分，战术运用是否多变而实效。不同的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表现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训练大周期的结构就不应该是同样的，而应该各有其特点。这一研究为非体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训练大周期的安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人们在项群层次上开展更多内容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示例。

表2不同项群大周期中阶段训练的安排要点

项群大周期中阶段训练安排的要点

体能主导类各项群1.专项化程度的变化；2.负荷强度与复

合量的变化

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1.由单个动作到成套动作的完成过程；

2.有序地提高成套动作的成功率

技心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项群1.基本功训练，空射到实射的转换；2.

提高并力求完善定向的心理自控能力

技战能主导类个人对抗性项群1.技战术积累及针对性选用；2.实战性

对抗训练及热身赛安排

1.技战术积累及针对性选用；2.阵容选

技战能主导类集体对抗性项群配，组合训练及成队训练；3.实战性对

抗训练及热身赛安排

1.4项群概念的广泛应用项群训练理论被提出20年来，已经得到了体育界普遍的共识。而且，项群这一概念正日益广泛地被应用于体育工作、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健身、体育产业、体育管理等众多的领域。

2训练目标导向与控制作用的强化

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人的一切行为又都是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展开和进行的，这是人们的一项共识。但是在我们的实践活动当中，又常常会被具体的微观事物所包围，而忘掉了为实现终极目的而做的努力。训练活动当中也是这样，如某教练员，训练课的初始目标是想让运动员很好地掌握一项技术，或改进一个动作细节。但运动员做得不好，教练员生气了，罚他再作50遍。运动员学习、掌握动作技术，本来应该是在神经系统、肌肉反应各个方面都处于良性反应的状态下、在很好的协调状态下才能够做好。这时，运动员已经疲劳了，动作也没做好，你还要罚他再做，什么时候能做好呢？运动员在疲劳的状态下即使勉强完成了动作，其动作质量也很难保证。教练员的这一要求是与其在这一堂训练课的初始目的不一致的。

所以，在2000版《运动训练学》教材中，特别强调训练目标对训练活动的导向和控制作用，专门列出一章谈“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而且，排在全书第三章这样显要的位置。发展竞技能力与提高运动成绩，是运动训练活动的直接目的，运动员在训练中完成竞技能力的变化，并在比赛中力求使它变成相应的运动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训练的所有内容、各种训练负荷、各式各样的训练安排，都是为了训练目标的实现。把训练目标问题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会有利于人们强化训练目标的导向意识。

强调训练目标的导向和控制作用是竞技需要原则的体现。竞技需要原则本质上就是从实战出发的训练原则。训练是为了比赛，要从比赛的实战出发，紧紧围绕着目标的实现去组织训练活动，才能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这样一个本来是很明确的基本认识，过去却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此前各个版本的运动训练学教材，都没有把训练目标的重要价值给予更为充分的确认和强调。新版《运动训练学》教材的这一变化，则把训练目标的导向与控制作用鲜明地突显了出来。

3训练理论时空构架相对均衡的调节

训练理论的时空观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运动训练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在时间、空间里运动。运动训练的空间特征包括训练的内容、训练的方法和训练的手段；运动训练的时间特征则包括训练的过程、训练的周期和训练的安排。

张英波(1998)“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的时空协同理论”的研究认为，运动训练的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密切地协同和配合，是实现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良性转移的必要条件。其结论之一为：“运动训练的内容与方法是运动训练活动的空间构成因素，运动训练过程是训练活动的时间构成因素，运动训练的计划是时、空因素协同的组构，运动训练计划的实施则是时、空协同的具体操作。”这条结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却是从时空观这样一个视角来认识运动训练活动，从时间、空间的关系和协同去理解运动训练活动的规律和要求。另外一条结论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中，时、空因素良性协同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获得同样的转移效果只花费最短或者较短的时间，花费同样的时间可获得最大或者较大的转移效果。”显然，这两种协同的形式正是我们的训练活动所追求的目标。

附图

图1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时空协同的结构模式（引自张英波1998）

多年以来，在运动训练学的理论研究中，人们常常偏重于对运动训练空间特征，即训练的内容和方法的研究，而却相对忽视了对于运动训练时间特征，即训练的过程、节奏和安排的研究。例如，在1990年版的教材里面，反映运动员运动训练空间特征的章节很多，而反应时间特征的章节很少。但在运动训练的具体活动当中，许多教练员都是按时间特征来考虑问题的。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个月练什么，下个月练什么，这是教练员组织训练活动重要的思维路线。因此，在新版《运动训练学》教材里面，把原来的“运动训练过程的结构组织与控制”这一章，分成了“运动员多年训练计划与实施”、“运动员年度训练计划与实施”、“运动员周课训练计划与实施”一共3章，加大了关于反映运动训练活动时间特征的内容和份量，使得运动训练时空特征的均衡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4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研究并建立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结构模型，是实施模式训练的重要工作环节。任何运动员的竞技能力都是由其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和运动智能这五种子能力所构成的，刘大庆、田麦久的研究，使得我们对这五种子能力的组合方式，亦即其结构特点有了更为全面的科学认识。

根本勇（日，1985）把经济学界的“木桶模型”引入了运动训练领域。一个盛水的木桶由若干木片所围成，用桶中所盛的水平面的高度表示运动员的总体竞技水平，各个木片的长度则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即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和运动智能的发展状况。由于各种子能力发展的程度不同，所以各个木片的长度也不相同。在这个模型中，木桶里能够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那些长木片所代表的优势子能力，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片所代表的劣势子能力，因为，长木片本来有可能围存的水会从这块最短的木片所造成的缺口流出去。因此，我们就要找出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中最差的子能力，及时地予以相应的发展，藉以促进运动员总体竞技水平的提高。“木桶模型”表达的是一种对于平衡的追求，要求我们注意发展不同竞技能力之间的均衡性特征，通常称之为“补短”。

刘大庆的研究中发现，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中各个子能力之间的不均衡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呈现着非衡结构，从哲学意义上说，这种现象的存在又是绝对的。但其构成因素中某种素质或能力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其它高度发展的某种素质或能力所弥补或代偿，从而就使得总体的竞技能力保持在一个特定水平。例如，邓亚萍凶狠快速的技术风格对其较低的身高条件的补偿；朱建华出色的助跑起跳结合技术对其最大力量不足的补偿等等。

与“木桶模型”相对应，我们为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设计了新的模型，称之为“积木模型”。这个新的模型如同一个积木堆，由9个小积木块构成。绿、红、黄3种颜色各有3块。我们把这个积木堆的体积比做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总体水平，绿、红、黄3种颜色的小积木块则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如果从积木堆中去掉2块黄色的小积木，再用一块绿色的小积木和1块红色的小积木“补偿”到积木堆中，积木堆的体积，即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总体水平仍然保持不变。以此直观地展示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提示我们在运动训练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运动员优势能力的竞技价值，通常称之为“扬长”。

“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竞技能力的结构特征，用不同的图象展示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之间的不同联系。两个模型各适用于不同的运动员，或同一个运动员不同的训练阶段。所以说，“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反映和表述着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构成状态，我们把它们叫做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图2）。

附图

图2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5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科学定义的给出

在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基本概念的选定及其科学定义的给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建设，但多年来我国运动训练学界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许多概念的定义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田麦久等16名运动训练学者(1999)对运动训练学的常用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选出190个词条作为基本概念，并分别编写了释文。

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同事们在解释这些概念时出现最多的逻辑错误有两个。一是将概念归于不恰当的类属，二是提出了不应有的理想期望。前者如把“竞技体育”归结为一种“活动过程”，后者如把“比赛战术”定义为“正确地分配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限制对方特长，为战胜对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计谋与行动”。

一切人类的行为都可以归为一种活动过程，把“竞技体育”归结为一种“活动过程”，也不应说是错误，但不准确，类属过大。而如果将其归结为一种“体育活动”，则明确得多，准确得多。

“比赛战术”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倾向性。有正确的比赛战术，也有错误的比赛战术；有实战效果很好的比赛战术，也有实战效果不好的比赛战术；有成功的比赛战术，也有不成功的比赛战术，或者失败的比赛战术。而如果把“比赛战术”定义为“正确地分配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限制对方特长，为战胜对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计谋与行动”，做不到“充分发挥己方特长，限制对方特长”，所采取的计谋和行动不够“合理有效”，那就不是“运动战术”了，这显然有悖于运动训练的实践和运动竞赛的现实。这一证伪的结果告诉我们，原有的定义违背了对此类概念应“中性定义”的原则。我们把它改成“为战胜对手或为取得预期的比赛结果而采取的计谋与行动”，定义本身不被附加任何倾向，就具备了普遍的适用性。

《词解》的作者对大约1/3的词条作了如同上述的修订，同时为过去未见定义的近半数的词条给出了全新的定义。从而完成了对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体系的一次重要的基本定义的规范化工作。

6运动训练学理论向竞技体育学理论的扩展

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也在逐渐地向竞技体育学的理论扩展。竞技体育的主体活动是运动员的培养、训练及参赛的过程，沿着这一轨迹进行思考和设计，竞技体育学应该包含着运动员选材学、运动训练学和运动竞赛学以及贯彻始终的竞技体育管理学，这4个学科应该说是构成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主体学科群（图3）。

在运动选材学方面，我们国家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专著。国家体委科教司于1983年出版了《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论文汇编》；赵斌(1989)、谢燕群(1990)、刘献武(1991)、曾凡辉等(1992)、钟添发等(1995)陆续出版了有关运动员选材的若干专著。我国有组织的运动员选材工作的普及程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许多项目运动员选材工作科学监控工作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运动竞赛学方面，有刘建和(1990)的《运动竞赛学》和富(1990)的《运动竞赛方法学》朱章玲等(1995)的《运动竞赛学》和王蒲(2001)的《运动竞赛方法研究》等。竞技体育管理学领域有关的理论专著中，比较有力度的有周爱光(1999)的《竞技运动异化论》，宋继新(1999)的《竞技教育学》、吴寿章(2001)的《实施奥运战略的历史痕迹》等。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正在为我国《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形成重要的积累。

附图

图3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主体学科群

本文所列举的上述6个方面只是近年来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期待，中国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必将会伴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也会向世界运动训练学界贡献出更多新的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李益群，谢亚龙.体育博弈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2]吴寿章.实施奥运战略的历史痕迹[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

[3]王蒲.运动竞赛方法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4]梁慈民.论竞技体育的前沿技术[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

[5]田麦久等.运动训练学（体育院校通用教材）[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6]徐本力等.运动训练学（体育函授通用教材）[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

[7]田麦久等.运动训练学词解[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9.

[8]宋继新.竞技教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

[9]周爱光.竞技运动异化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0]田麦久等.项群训练理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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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复杂性；自组织；战略管理系统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0-0008-03

[作者简介] 江历明，漳州师范学院管理科学系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福建 漳州 363000)

一、引言

企业战略是对企业发展目标、发展途径、发展措施的综合性谋划，回答的是有关企业在内外部环境约束下如何生存和发展，如何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大问题。战略管理则是为保证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构建而实施的战略形成、选择、实施、控制、调整等一系列活动。

当前，企业间竞争不断加剧，生存环境日趋复杂，且不确定性因素快速增加。传统战略管理中的战略选择、战略实施与战略评价等行动，都可为企业指引发展方向，在复杂的环境中解除企业的远期焦虑。但是，在实现战略的过程中由于不确定性而带来持续的近期焦虑，战略的实施效果也不尽人意。引进的管理变革技术和方法一个接一个，如流程重组、组织再造、标杆学习、项目团队、六西格码、平衡计分卡等，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效果，但带来的问题也是接踵而至，层出不穷。计划赶不上变化，战略实施效果不佳，竞争优势难以维持。这一切都令管理学理论和实践者感到十分困惑。因而，战略管理如何应对复杂性环境，增强自适应性的问题，已成为企业为保持可持续性发展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复杂环境对经典战略管理理论的挑战

1.复杂战略环境的挑战。经典战略管理理论是在当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均受到牛顿科学范式的影响及研究手段的限制。经典战略管理理论的前提为：环境是可预测的或基本可预测的。高层管理者可以运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和能力对未来进行可靠的预测，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并加以贯彻执行，战略计划是相对确定的，有刚性的。

在经典战略管理理论的指导下，战略管理者和研究者都用机械的、相对静态的观点看待世界和事物，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序的，可以进行精确预测，假定企业内部因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确定的、可解析表达的、可严格逻辑分析的，企业系统以及外界环境是趋于平衡态的、规则的，从而忽略了内外部环境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动态性和突发性。所以，后续发展起来的SWOT分析框架、竞争五力模型、产业结构分析方法及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都非常依赖正规的分析和程序，都是建立在整个工业结构是稳定的、可以识别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前提假定基础上的。

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与当时相对稳定的环境是匹配的，相对静态的分析方法也促进了战略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成长环境全球化、数字化和资本高度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企业面临着越来越高的不确定性。由于信息网络化、电子商务、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企业战略竞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竞争者、新的竞争规则、行业结构的新变化、新规制环境、不断增加的客户期望、新雇员和新价值观、新技术等等的不断涌现，展现了新的竞争景象：混沌无序。企业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及内外部环境间交互作用都日趋复杂。由于持续、频繁、复杂的环境变化，企业无法对产业结构、企业行为的未来作出规划或预测。经典战略管理理论的前提假设已不复存在，在复杂环境下经典战略管理的未来发展已成为一个新的挑战。

2.战略管理本身复杂性的挑战。除了战略环境的复杂性日益升级之外，战略管理作为现代管理中的最高层次及其首要任务，其本身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在战略管理形成、实施及评价控制等过程中，战略主体、客体及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动态性、突变性和随机性，都对在复杂环境下如何实施战略管理、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战略管理其本身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源于经营决策者主观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战略决策都是由企业的经营者根据其对环境的未来变化预测进行的，但这种预测局限于经营者决策能力和环境的可测度，因而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同企业经营者往往作出不同的战略决策。

其次，战略管理具有层次性与协同性。战略通常包括公司战略、经营单元战略和职能战略三个层次。各层次均成为构筑其上一层次的单元，同时各层次上的战略按功能可分为生产、销售、人事、财务等若干子系统。总体战略目标与所有战略层次之间、上下战略层次之间、同一层次的战略子系统之间都必须相互协同，与战略总目标保持一致。

再次，战略管理具有动态性与开放性。在实现预定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企业各层次战略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动态发展变化之中，通过不断学习对其各个层次的战略进行持续调整和完善，以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同时，由于企业本身是处在一个开放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系统中，战略管理活动自始至终都与外部环境密切联系，并与环境相互作用。

三、一种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复杂性科学

复杂性科学主要研究非线性反馈网络，特别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复杂自适应系统由许多成分和行为主体组成，他们按照既定规则相互作用，反应彼此行动，改进自我行为，进而改善整个系统的行为。

科学家们对复杂自适应系统的主要发现是：系统只有运行在可以被称作新奇空间的状态中才具有创新能力。新空间是一种处在混沌边界的相变状态，是一个同时既稳定又不稳定的矛盾状态，受竞争和合作、放大和抑制、接受创新张力和拒绝创新张力这些互相矛盾的力量所驱使。这种系统发展的方式是辨证的，其结果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这个共同进化的过程即是隐性模式破坏显性模式以产生突现结果的自组织创新破坏和重构过程。

组织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当他们在占有混沌和系统瓦解边缘的创新空间时，本身也是属于创造性的。这是一种状态，人们在组织的影子系统中用观念和行为运作，最后从改变合法系统的意义上说确定了组织的影子系统之间的拉力，从而改变他们自己。这是组织学习或强大管理的本质。这种现实时间的学习或自我反映，是一个自组织过程，产生激进的不可预测的新结果。

在复杂性科学中代表性的理论是耗散结构理论。它是指处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可从原有的混沌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情况下形成的新的有序结构(自组织)，被称之为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形成有序结构需要四个基本条件：

1.系统必须是开放的。这是系统向有序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

2.远离平衡态。平衡状态是孤立系统经过无限长时间后稳定存在的一种最均匀无序的状态。只有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才有可能形成有序结构。

3.非线性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存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系统形成时涌现出新性质的原因。这是维持系统，特别是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目的性与整体性特征的重要条件。

4.涨落现象。涨落既是对处在平衡态系统的破坏，又是维持系统在稳定平衡态的动力。涨落是使系统由原来均匀定态解到耗散结构演化的最初驱动力。

四、复杂性科学理论对形成战略管理系统自组织的启示

复杂性科学理论把组织看成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该系统本身具有自组织的特性。这时，原有的战略模式已不再适用，需要寻求的是一种在不确定条件下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新战略模式，该模式通过提高战略系统的预见性和自我调整的能力谋求目标的实现，即混沌战略模式。

拉尔夫・D・斯泰西(Stacey，1993)论证了组织系统与混沌战略之间的关系，指出正是组织管理中的特殊管理，即隐性系统追求的双环学习的自组织过程，决定着组织运行具有创新性的方向。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管理学教授戴维・利维(Levy，1994)进一步指出，混沌战略是要把组织看成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这样，长期的战略计划、规划成为了不可能，因而管理者需要用组织愿景和政策来影响组织的自组织方式，从而使组织结构得到优化，使组织结构成为有活力的系统。对混沌系统而言，长期预测几乎是不现实的，重大变化的发生是不可预期的。因此，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对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在复杂性环境下需要构建企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混沌战略，提高企业战略管理系统的适应性和自组织能力，增强企业战略管理能力。因此，可以根据复杂性科学理论及耗散结构(自组织)形成的四大条件，采取以下针对性战略举措，以提升企业战略管理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促进混沌战略的形成。

1.形成开放的企业文化。由复杂性科学理论可知，开放是系统自组织演化的一般前提。熵是一个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系统无序度越高，其熵就越大。唯有在开放的系统中，外部世界的信息、能量、物质等才能打破系统的平衡状态，并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系统逐渐远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使系统的熵不断增加，为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创造必要的基础。同时，只有通过系统与外部世界不断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才能从外部获取负熵来减少系统内部的自然熵增，才能减少整个系统的熵，使系统发生向有序方向转化。因此，开放的系统一方面促使熵增加；另一方面也促使熵减少，在两方面共同作用下促进新的有序结构的形成。

在复杂性环境下，战略管理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各层次战略之间、同层次战略之间及战略管理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为了提高企业战略管理系统的适应性和自组织能力，推动企业自组织的形成，企业应该形成开放的企业文化。

开放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超越传统的产业边界、市场边界和技术边界等落后的传统战略假设，把企业放在一个与外部环境(由本行业竞争者、其他行业竞争者、企业股东、供应商、供应商的供应商、中间商、顾客、顾客的顾客、金融机构、政府组织、社会公众、学校等直接竞争环境和由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间接生存环境组成) 构成的生态共同体中进行战略分析与决策，选择战略管理行为。

开放的企业文化同时能够促进战略管理系统自主发生与外界环境进行资金、人才、信息、物质供给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交换和交流，在创造和学习中持续改进战略行动和方案，打破孤立带来的稳定静态，使战略管理系统远离平衡状态，呈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序结构，从而不断增强战略管理系统感应外界环境的能力，提高战略管理系统的自组织能力。

2.建立完备的通信系统。开放性系统带来的信息可以消除系统的混乱度、不定度，是负熵，可以减少系统的自然熵增，从而使系统序化。然而，拥有信息的组织并不必然导致序化，因为一个系统序化的程度是由信息被组织的程度决定的，任何程度和种类的无序都与信息传输障碍有关。为使战略管理系统能够形成自组织，就必须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套完备的通信系统，以完备的通信系统来有效地组织、处理和传输开放性系统中的各种无序信息，促进系统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状态的转化。否则，如果信息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即使系统具备开放性的特点，也可能因为负熵小于系统自然熵增，而导致系统无法自动序化，难以形成自组织。完备通信系统指的是由人员、机构、规则、手段等要素组成的闭合信息通道，是指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人文系统，而非技术与设备系统，信息传输的无阻碍性和包含传输与反馈环节的闭合性是其主要特征。

在战略管理系统中，建设完备通信系统应努力做到：充分重视每个成员对外部环境各种信息的感知作用，弥补领导者在这方面的不足，使战略管理系统获得自适应的机能；建立相互配合完成组织目标和特定功能的机构；遵循自由无碍的信息处理规则；具备信息传递和处理的足够动力；拥有信息传输的必要手段。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通信系统，才是完备的，才能保证战略管理系统的有序化。

建立了完备的通信系统，战略管理系统就可以及时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通信系统内部自由无碍的信息传输、信息处理，各组成要素按照信息反馈得到了信息优化，积极调适自身以适应外在变化，从而达到增强适应机能、保持企业稳定发展的目的。完备通信系统是战略管理系统形成自组织的根本制度保障。

3.构建持续学习和创新机制。复杂性科学理论指出，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系统形成有序结构的内部原因，而涨落是系统演化到有序结构的最初驱动力。系统的非线性机制使系统具有了整体，使微小的涨落不断放大成为巨涨落，使系统发生状态的改变。所以，非线性机制是涨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系统状态发生改变的初始条件。系统的发展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只有那种被放大了的涨落，才可能对系统向有序化的转变发生作用，并成为系统走向自组织的初始点和核心。

战略管理系统内部成员众多，它们之间的互相支撑、交互作用，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性。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为战略管理系统带来了某种偏差或干扰(涨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系统的稳定性。战略管理系统既可以利用良性涨落带来的契机，发挥内部成员的非线性作用，创造有利于企业效益提高的巨大的“蝴蝶效应”；战略管理系统也可以制造涨落来破坏平衡态，促进战略管理系统自组织的形成。同时，应建立危机预警机制来避免对企业不利的涨落。

因此，企业建立持续学习和创新机制势在必行。建立持续学习和创新机制，一是为了培养成员不断吸收新知识、消化新技能及识别良性偏差的能力，同时，学习过程中成员的非线性作用也可放大学习效果，促使成员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二是为了培养成员在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成员间的非线性作用，创造出企业新的产品和服务、新的商务模式、新的管理理念、新的生产技术，等等，放大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中导向有序的偏差，促进企业效益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最终形成企业战略管理系统的自组织。

参考文献：

[1]刘洪，郭志勇，徐晟.企业系统演化及管理混沌理论的研究概述[J].管理科学学报，1998，(4).

[2][英]拉尔夫・D・斯泰西，著.宋学峰，曹庆仁，译.组织中的复杂性与创造性[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3]杨永福，黄大庆，李必强.复杂性科学与管理理论[J]. 管理世界，2001，(2).

[4]黄永军.自组织管理原理：通往秩序与活力之路[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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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STEM科学教学

作为教师，在充分了解文化教育课程教学内容下，合理整合课堂教学内容资源，全面优化课堂这一重要教学环节，从而建立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为学生顺利、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各个学科知识提供良好的条件。

一、优化导入，整合多种学科认知资源

STEM教育理念的科学方法引入课堂后，老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运用多种专业学科合理设计和匹配出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案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各个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融会贯通整合到课堂中，创造出轻松和谐的课堂教学和学习环境。这种和谐的氛围能成功激发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憧憬和潜在的动力。比如说，数学的认知水平无处不在，运用数学故事和数学例题培养学生积极思考分析的能力，教师也可借助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成功运用到STEM教育理念中。多媒体具有强大的显示功能，兼顾立体、真实、直观、生动、感染力强等优势，给学生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和听觉的美好体验，对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热情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例如：在《植物的不同和相同》课堂导入时，老师使用多媒体交互功能来播放一组蕨类植物的图片，画面逼真、生动有趣，学生很快地不但认识蕨类植物还认识了红彤彤的苹果、黄灿灿的大豆、绿莹莹的黄瓜、羞答答的杨柳树、笔直挺拔的白桦林，大千世界、千姿百态。学生们表现得积极而踊跃。有的学生说：我可以看到路旁的梧桐树，并且还能闻到淡淡的梧桐花香呢；还有的同学说：我能看到花园里的月季花和美人蕉。这时老师继续提问：蕨类植物主要特征和其它植物的区别在哪里呢？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丰富的图片、动画，鼓励学生进行现场认知、理解和分析。多媒体技术广泛地应用于教学中，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利用多媒体技术和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由植物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植物的生长离不开环境，那么我们人类也一样，环境造就了人，认识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平衡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以及怎样用科学的方法降低各种污染和去除有害气体等等方面。通过相同和不同植物的区分，引出保护环境的概念，并运用物理、化学和数学的科学知识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通过这堂课，使学生不但能够对相同和不同的植物出色地完成观察和分析，还能把抽象的化学、物理、数学等领域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优化引导，拉近科学现实认知距离

传统的课堂教学主要是以教师为主导，老师在讲台上满堂灌，学生在下面被动接受的画面场景，课堂上的气氛单调而凝固，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致使学习兴趣和效率低下，STEM教育理念介入之后，可以整合优化各学科资源，以扭转以往课堂教学效果不尽人意的局面。各种学科认知水平广泛深入和渗透，极大地改善了课堂教学氛围，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热情和主动性，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家积极主动的配合，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不仅可以培养学生互帮互助的团队精神，而且学生之间的友谊也得到了升华，在深入教学活动中，加深了对课堂内容的认知，从而高效地完成课堂教学内容。

例如：学习《生命离不开水》时，教师积极引导学生：水由哪里来？生长中植物的水分是多少？怎么比较？学生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用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植物和工具展开榨汁和取水活动。有的学生用刀子拍、有的用锤子打、有的干脆上五指掌、更有的学生带来了榨汁机，课堂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老师要求学生先自己进行比较、理解和认知各种植物的水分含量的区别，通过对比，梨的含水量要高于苹果、萝卜的含水量比土豆高等等一系列的结果。教师在多学科认知水平的帮助下，积极地指导学生进行各种操作，理论和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使用各种工具挤水，这些工具和技术涉及数学、力学、电学、生理学等相关的基本认知。在实践操作中，加深了学生对各种植物水分的了解，進一步把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渗透进来，从而促进各门学科的学习和发展。

三、优化实验，培养综合学科思维能力

STEM教育科学理论包含了大量的实验内容，这种科学方法是课堂教学的关键切入点。教师应对涉及的各种问题用实验的方法进行验证，并持续优化实验验证方法，以便更科学的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不断探索和提高更多更新的操作方法和技能，引导学生相互学习交流并开展学科领域的学习和研讨，帮助学生逐步建立科学研究实验的认知，用实验来支持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从而促进学生形成科学的理论知识和科学实验完整的识别知识体系，为学好各个学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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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乐微格教学的过程

1.事前的学习和研究。要组织深入的理论研究。组织学生学习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和方法，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声乐知识。为声乐集体课中开展微格教学做必要的理论准备。除此之外，还要组织学生学习有关微格教学的理论，使学生在理论层面上对教学技能和教学策略有所把握。组织深入的理论研究，是在高师声乐集体课中开展微格教学的基础。

2.提供示范。通常结合理论学习提供教学技能的音像示范，便于师范生对教学技能的感知、理解和分析。“教学示范”是微格教学的一个主要教学环节，是教师的教学行为，是实施声乐微格教学的最重要的教学过程，是实施教学的主要活动。在示范过程中教师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要讲述教学基本问题和教学内容；二要使自己的教学行为对学生起到教学示范表演的作用；三要对学生进行声乐教学技能和歌唱技巧的训练。教学示范可以是教师亲自上课，也可以采取播放录像的方法，对要训练的的技能进行示范。示范可以是教学全过程，也可以是教学片段；可以是优秀课型，也可以是失败课例。教学示范结束后，教师要为下一个教学环节进行安排（必须是在教学设计过程中精心策划的）。教学示范的时间安排要合理，一般是一堂课的1/3。示范教学完后教师要精心设疑，以便学生在摹拟教学时有的放矢。

3.教学设计。简单理解就是“备课”。声乐微格教学设计不像一般的教学设计，它要求学生和教师在课前都要准备，教师要设计一节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准备教学设备，明确教学目的，进行课堂控制和评价。学生要对摹拟教学进行设计。教师的课堂设计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不能无理无据，要准备一定的音像资料，最好是制成多媒体课件。在歌唱技能训练课中教师要科学地计划好示范学生的安排，既要“以点教面”，又要考虑到每个学生参与和每个学生的情绪。教学内容要集中具体。这样，就要求教师对全年和全期的教学有整体计划和安排。

4.摹拟教学。摹拟教学是微格教学的特殊环节，它是学生的特殊的学习行为，是学生学习教学方法与教学技能的学习方式，是摹仿教学的活动。其主要特征是“角色转换”，是一种“师生互动”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课中课”。它要求所有师生对施教者的教学过程和行为进行讨论和评价。摹拟教学内容是教师设计好的，最好是本课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摹拟教学时间一般以10-15分钟为宜。最重要的是教师要对摹拟教学的全过程或者关键所在进行录像、录音和记载，以便反馈信息，让学生认识自我，或者为下一过程的讨论提供依据。在进行歌唱技巧摹拟教学时，要注意内容只能是1-2项，可以安排1-2场“课中课”。

5.反馈评价。在微格教学中，“反馈评价”是学生再学习的过程。它包括：重放录像（音）、自我评价、相互讨论、教师总结。在反馈评价过程中学生和教师都要客观地，正确地分析问题之所在，并找出问题之原因，以及解决问题之方法。同时教师要充分肯定学生在学习和摹拟教学中的成绩和特点，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声音概念、正确的声乐审美观和先进的声乐教学方法。尤其要对学生摹拟教学和歌唱技能提出准确的改进办法，对学生摹拟教学的教案提出修改意见，它包括：教学情景的设计、教学方法的调整、技能训练的方法等。

6.结束教学。“结束教学”在微格教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教学过程，教师要根据全班学生的学习情况布置课后作业。教学方法的作业可以是同样的，但鼓励不同的作法。声乐技能作业要根据学生个体的具体情况分别布置，像小课一样要安排歌唱曲目。特别强调的是在结束教学时，教师一定要把下一节课的安排和计划布置给学生，以便在下一节课，学生有充分准备，并积极配合。

二、声乐微格教学的特点

首先，“声乐微格教学”是课堂教学，教学对象少，一般以10-15人为好，以培养学生声乐教学技能和歌唱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其教学过程体现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目的明确，主题突出。由于“声乐微格教学”是在课堂上对所有学生进行的教学活动，解决的实际问题和教学时间都受到限制，因此，教学内容仅限1-2项教学技能和歌唱技能的训练，教学目的可以制定得相当具体。这样，有利于判断是否达到训练目的，并及时找出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同时更有利于控制学生摹拟教学的情景创设。声乐微格教学中，学生要在规定时间内练习1-2项技能（如呼吸技能，呼吸教学技能等），这样既能强调重点，又能突出教学主题。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微格教学强调角色转换和模拟教学，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而且要求学生也要有，学生在角色投入过程中要将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多种教育理论运用于摹拟实践中，要在教学示范、教学设计、相互讨论等活动中充分体现和贯彻有关理论，把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其实也是对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

3.及时反馈，认识自我。微格教学不仅强调相互讨论，而且还利用了先进的录像设备记录教学的全过程，这样可以及时反馈学生的不足与优点，使学生获得广泛的信息和意见，遇到争论可以通过录像回放，在教师的评价中给学生一个正确认识和科学的理解，从而，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三、声乐微格教学的几种方法

1.演示法。“演示法”是教师亲自或者利用多媒体系统，把要传授的内容和技能通过音像作教学示范。如：在训练“歌唱呼吸”技能时，首先教师把有关方面的理论和呼吸系统生理结构图通过读媒体图文并貌地显示出来。然后，利用动画片的形式将歌唱呼吸运动图在屏幕上演示。再播放几例错误的和正确的歌唱呼吸演唱实例。最后，教师对歌唱呼吸原理和练习方法进行分析总结，或者以学生为对象进行呼吸训练。这样，既可让学生迅速正确理解歌唱呼吸原理和呼吸系统的生理结构，同时，还能掌握正确科学的练习和教学方法。

2.摹拟法。“摹拟法”是摹拟教学不是模仿歌唱。是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方法、行为、教学风格进行学习分析研究后，在教师规定的内容、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短时间的摹拟教学。也可以叫“角色转换”，这主要是对学生的声乐教学技能进行训练培养。

3.研讨法。“研讨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对教学示范或者歌唱行为进行讨论，讨论主题必须是集中的。必须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发言，必须有详细的课堂讨论记录。这主要是训练学生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练习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教师在组织讨论前准备好要讨论的内容和主题，以及讨论对象。

4.赏析法。“赏析法”也就是声乐鉴赏或者优秀教学实例鉴赏。主要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声音概念和意识，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和科学的评价方法，同时，还要培养学生丰富的音乐内涵和较高的音乐素养。

5.讲述法。“讲述法”是教师对重点理论或者新的观念进行重要论述和解说。它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教学法、先进的歌唱和教学理念、国内外声乐和教学思想、形势等。它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广博的见识，以及敏捷的思维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四、声乐微格教学的意义

1.有利于充分体现“教师专业化”培养目标。微格教学实际上是一种将教育理论转变为教学技能的训练模式，教师在授课时不仅要讲述声乐理论，还要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声乐教学理论的实践。如：在上课时教师可以学生个体为对象，与其他同学共同讨论一个同学的问题，达成师生共识。然后由教师提出意见，或者进行现场训练，这样学生既可学会发现问题，也可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微格教学还强调师生角色的转换，学生可以上讲台当“老师”，因此，声乐微格教学它充分体现了高师音乐教学“教师专业化”培养目标。

2.有利于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教育理论水平。“声乐微格教学”是课堂教学，它有自己系统的理论和教学方法，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教育理论，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等，它要求教师有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且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与实践相结合。声乐微格教学不是简单的歌唱技能训练，它包括声乐理论、声乐史、声乐审美、声乐鉴赏、声乐教学法、歌唱技能等多项知识的综合培养，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授课前必须有充分的教学准备和教学计划，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一句话：要备课才能施教。因此，它要求声乐教师不仅有较高的声音训练技能，还要有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篇8

有确凿而充分的证据表明，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理性论的实在论(rationa1isticrealism)和经验约定论（empirio-conventionalism）。不过，怀疑的经验论(skepticalempiricism)或批判的经验论(criticalempiricism)在他早期的哲学思想中也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思想成分“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引导爱因斯坦谱写出“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狭义相对论。在这一过程中，怀疑的经验论是破旧(破除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锐利武器，理性论的实在论是立新(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坚实基础，而经验约定论则是构筑新理论框架的有力的方法论工具。

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实在论者，这是显而易见的；理性论成分在他的实在论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理性论的实在论毕竟不能囊括和涵盖爱因斯坦科学实在论思想的全部，也不能洞见和揭示他的实在论思想的独特本性。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微妙新奇、兼收并蓄的思想，也许把它命名为“综合科学实在论”(syntheticscientificrealism)（或简称“综合实在论”）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是集实在论的实在观、真理观和科学观于一体，熔实在论与理性论、约定论、经验论于一炉的综合物。由于爱因斯坦从来也没有有意识地以系统的方式阐述他的科学实在论思想，因此我们只能根据他本人分散的评论和有关事实重构它。

一、爱因斯坦实在论思想的诸多方面

在1915年之前，爱因斯坦几乎没有写过什么科学哲学文章。他的几篇零散的谈话表明，他同情马赫的实证论。在他发表的科学论文中所体现的对科学问题的态度，如在批判绝对时空观的问题上，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但在对待原子的实在性问题上，他也有实在论的迹象。据霍耳顿(G．Holton)的研究，1915年广义相对论的最终形成促使爱因斯坦重新审查他的哲学假定，这种重新审查把他导向理性论的实在论。从此以后，爱因斯坦经常深思熟虑地撰写有关科学方法论的评论文章，人们开始普遍地把他的哲学立场看作是一种丰富而精致的科学实在论。这种丰富性和精致性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1．关于本体论承诺的实在论思想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具有了朴素的实在论思想。他在晚年的“自述”中回顾说，在12岁那年，他由于阅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而突然中断了。于是，他转而沉思外在世界并迷恋科学：“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

随着爱因斯坦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哲学思想的成熟，这种朴素的信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表现得更为明确、更为理智了。他不止一次地表明：“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是从概念上掌握实在的一种努力，尽管实在被认为是独立于它被观察的。人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谈论‘物理实在’的。”（[5]，292,36）针对量子论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和实证论的统治，他认为把自然界看成是客现实在的观点，并不是一种过时了的偏见。他说：“像物理体系的‘实在状态’这样的事是存在的，它不依赖于观察或度量而客观地存在着，并且原则上是可以用物理的表述方法来描述的。……这一关于实在的命题，由于它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所以不具有自明的命题所具有的那种意义；……如果人们放弃了这个从纯逻辑看来是任意的关于实在的命题，那就很难回避唯我论了。”（[5]，537）

正如霍耳顿所指出的，爱因斯坦早年由于受到马赫的影响，认为各种感觉，也就是各种“事件”所提供的东西等同于实在，而不是把实在放在感觉经验之外或感觉经验之后的位置上。例如在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开头十几次出现的事件概念，几乎与马赫的基本“要素”(感觉)完全吻合。对于经验实在的承认，也出现在爱因斯坦后来的言论中。例如，在为《英国百科全书》(1929年版)所写的条目中，他这样写道：物质客体这个概念用来说明“某些经验复合群在时间上的持久性或者连续性”，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们同原始感觉经验群的(直觉)联系”([5]，246)。

自从与马赫的实证论分道扬镳后，爱因斯坦觉得不能仅仅拘泥于经验实在，还必须更进一步深入到理论实在才行。他批判了马赫认为感觉材料是唯一的实在、甚至把它看成是建造实在世界的砖块的观点(Ⅲ，394，475)。他深刻地揭示出，“实在”决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而是(作为一个谜)提示绐我们的。给予我们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知觉材料。从知觉材料到达“实在”，到达理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直觉)的理智构造即概念构造的途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那些在物理学上要求描述实在的概念，而且有被如下的幻觉引入歧途的危险，那就是以为我们日常经验的“实在”是“真正存在的”，而物理学的某些概念只是“单纯的观念”，它们同“实在”之间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分隔开。实际上，牛顿引进不变的质点等概念，就意味着向高度精炼的实在论进了一步。因此，断定“实在”是独立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这是理智构造的结果。我们恰巧相信这种构造，要超过我们的感觉所作的那些解释。同时，因为这些概念或构造同我们的感觉具有对应关系，我们对有关实在的想法才表示信赖或相信([5]，512～513，519，476，466)。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是这样的：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外在的，客观的物理实在；我们希望去把握它——不是直接地在经验上或逻辑上，或者以最充分的确定性去把握它，而是由理性或直觉的飞跃去把握它，这种把握仅受制于全部可感知的“事实”经验。事件发生在“实在世界”中，感觉经验的空时世界、甚至多维连续区世界等概念构造都是“实在世界”的有用构想，但也仅此而已。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接近于普特南所谓的形而上学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形而上学实在论集中在外部世界的信念上，世界是一个确定的、独立于观察者的构造物，我们的科学理论借助于把理论和世界联系起来的符合关系或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relation）日益趋近这个构造物。

科学实在论的核心在于它的实在概念。除前面已涉及的外，爱因斯坦还认为物理实在概念是由诸多范畴组成的：物理实体范畴(如分子、原子、电子、电磁场等)；物理事件范畴(如闵可夫斯基世界中两条特殊的世界线的交点)；物理性质范畴(如用色、味道、气味、硬度、温度等)；物理实体与事件之间空时关系范畴；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范畴。其中前三种是一目了然的，我们仅对后两种加以说明。

从狭义相对论的立场来看，空间和时间连续区是绝对的。在这里，“绝对的”不仅意味着物理上是实在的，而且也意味着在其物理性质上是独立的，它具有物理效应，但本身又不受物理条件的影响。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曾通过解决“空穴概念”的双重解问题发现，自己原先的错误在于把客观实在描述为坐标，并假定任何四个坐标在流形中决定一个客观实在的点。而他的新研究则认为坐标只不过是“物理学上无意义的参数”，其唯一的功能是方便“空时重合”即“世界线交点”的描述，这些世界线交点真正决定了流形的点，从而构成广义相对论旨在描述的唯一实在。他在1915年写信给石里克说：时间和空间“失去了物理实在的最后残余”。他赞同石里克的下述看法：时间和空间概念不能单独使用，只有它们进入事件的空时重合概念才能使用。只有在这种联合中，它们才表示某种实在的东西，否则就不表示实在的东西了。至于因果关系范畴，爱因斯坦即使在量子力学取得成功后也多次表白，他不愿意放弃严格的因果性，反对电子有自由意志的想法，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不过，他也清楚地意识到，量子物理学向我们显示了复杂的过程，为了适应这些过程，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和改善我们的因果性概念([5]，302)。把因果性看成现在和将来之间时间上必然的序列，这样一种公式是太狭窄了。那只是因果律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在四维空间世界里，因果性只是两个间断(breaks)之间的一种联系([7]，383)。爱因斯坦关于因果性的本体论承诺可以称之为因果实在论(causalrealism)：物理实在因果地相互作用(或至少能够相互作用，从而与人相互作用，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使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意识成为可能的。

关于物理实在的判据问题，爱因斯坦早就心中有数。1913年访问马赫时，他就提出了判定原子实在性的标准：如果证明了由假定原子的存在就有可能预测气体的一种性质—一这种性质不用原子假设就不能预测，而且这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性质，那么原子就是存在的([5]，627～628)。这种标准与实体实在论(realismaboutentities)者哈金关于实体实在的下述判据基本上是相通的：当科学家对假定的实体的因果性质的理解容许他们利用这样的实体作为工具研究自然的其他方面时，那么就有理由接受这样的实体作为真实的存在。后来在1935年，爱因斯坦在著名的EPR论文中提出了物理实在的更为精致的判据：要是对于一个体系没有干扰，我们能够确定地预测(即几率等于1)一个物理量的值，那么对应于这一物理量，必定存在着一个物理实在的元素。（[5]，329）这是对物理实在的对应(符合)型描述(correspondingtypedescription),它要求理论实在要素和经验实在要素一一对应。EPR判据当然没有穷尽一切认识物理实在的可能办法，但是只要不把它作为实在的必要条件，而只看成是一个充足条件，那么该判据同古典的以及量子力学的实在概念都是符合的。

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理论的本体论即理论实在(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或外在世界)是随物理学的进展面变化的，新的实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以便形成关于世界的更正确的理论。在牛顿力学中，物理实在是由空间、时间、质点和力(质点的相互作用)表征的。到世纪之交，电磁场概念作为一种终极实体己被普遍接受，物理实在是由连续的场代表的。后来物理实在又变为爱因斯坦场。爱因斯坦坚持认为，“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决不会是最终的”，任何概念系统“只有用于某一特殊领域，才会有效(也就是不存在康德意义下的终极范畴)”。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实在的概念。([5]，292，343)很显然，爱因斯坦的这些看法，带有理论实在论(realismabouttheories)的色彩。

2．关于真理概念的实在论思想

科学实在论者的典型论题之一是“真理”或“近似真理”(approximatetruth)，近似真理有时也被说成“似真性”(plausibility)或“逼真”(verisimilitude)；而且，实在论者的真理观大都是“真理符合论”或曰“真理对应论”(correspondencetheoryoftruth)，即真理是命题与“实在”或事实的符合(对应)。爱因斯坦的真理概念也具有这种实在论的特征。

在谈到几何学命题的物理意义时，爱因斯坦说：“‘真’这一概念不适合于纯粹几何学的断言，因为‘真’这个词，习惯上我们归根结底总是指那种同‘实在’客体的对应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到不得不说几何学的命题是‘真的’，其原因不难理解。几何学观念所对应的是自然界里或多或少确定的客体，这些客体无疑是产生那些观念的唯一源泉。”([5]，95)针对科学理论和概念的真理性问题，他还明确地指出：“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其根据就在于它同大量的单个观察关联着，而理论的‘真理性’也正在此。”([5]，115)不难看出，这样的真理概念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对应论。

爱因斯坦有时也把真理视为命题与经验的对应，并把经验视为真理的检验标准。他说过：“唯有经验能够判定真理”(尽管他认为要这样做很不容易)，理论的可检验性不仅涉及论断本身，而且也涉及“其中包含的概念同经验的对应关系”。([5]，508，475)这种看法是与加德纳所谓的经验论的实在论(empiricalrealism)的下述主张一致：理论的经验合适性的证据是它的真理性的证据。

爱因斯坦看到，一种理论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这不仅是因为新发现的事实随时会它，而且还因为能说明同一证据的可供选择的理论总是可能的。除了归纳不确定性这个体谟的老问题外，我们还必须承认用证据证明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他不止一次地指出，牛顿的理论只是某种近似的真理：他也多次强调，相对论并不是终极的真理，试图用长矛和瘦马去保卫相对论是可笑的，是堂吉诃德式的。科学的现状不可能具有终极的意义，科学在每一个阶段发现的真理都是近似的、不充分的，而“自然规律的真理性是无限的”([5]，523)。这种求助于近似真理概念来说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观点，往往被称为近似实在论(approximation-realism)。

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的真理观是与他的实在观一致的，他的真理观是实在理的必然逻辑结果。他就实在本性同印度诗人和哲学家泰戈尔谈话时说：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是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我虽然不能证明科学真理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其正确性不以人为转移的真理，但是我毫不动摇地确信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要有离开人而独立的实在，那也就有同这个实在有关系的真理；而对前者的否定，同样就要引起对后者的否定([5]，270～271)。

传统的实在论的真理现虽然单纯、简明，但实行起来却并非轻而易举。长期的科学实践和哲学思考使爱因斯坦逐渐洞察到，“真理”概念是相当复杂、难以定义的，而“符合”也不是一目了然、唾手可得的。早在1929年，他就认识到：“‘科学真理’这个名词，即使要给它一个准确的意义也是困难的。‘真理’这个词的意义随着我们所讲的究竟是经验事实，是数学命题，还是科学理论而各不相同。”([5]，244)这也许抓住了真理判断的某种指标的质(indexicalquality)，即真理判断在较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探究的前后关系的方式。爱因斯坦也意识到，要把科学理论与裸的实在或事实直接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因为实在的外部世界像一只密封的、不能打开外壳的钟表一样，其内部的机件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向我们隐藏着。因此，人们永远也不能完全保证，他的理论化的世界图像是能够说明他的观察的唯一图像。更何况人们的观察和实验本身也是在某些先入之见和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根本没有什么中性观察和判决实验。即使理论与经验事实相矛盾，人们总可以用人为的辅助假设来使理论与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加之现代科学的理论前提距直接经验愈来愈远，愈来愈间接，要从中推出那些能够同经验相对照的结论，将需要艰苦的努力，也许还需要新的数学方法。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背景和现状，爱因斯坦修正了他的经典的实在论的真理符合论，而导向一种比较精致、比较现代的真理观。这种新的真理观体现了内在论(internalism)和整体论(holism)的精神。

以埃利斯(B.D.Ellis)为代表的内在实在论(internalrealism)者坚持内在论的真理观即真理评价论(evaluativetheoryoftruth)：真理是一个认识评价概念，是在认识上值得相信的东西。爱因斯坦关于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观点与此有契合之处。在爱因斯坦的双标尺中，其一是“外部的确认”(externalconfirmation)，它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其二是“内在的完美”(innerperfection)，它涉及的是理论前提的“自然性”或“逻辑的简单性”。([5]，10～11)。爱因斯坦的新真理观也集中地体现在内在的完美标准上。爱因斯坦看到，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把它确切地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而更是一种“不可通约的质的相互权衡”问题。值得庆幸的是，“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的完美时，他们之间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外部的确认和内在的完美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是和谐一致的，是在新旧真理观之间保持必要张力——二者的地位是不同的——的结果。从“符合”的角度看，前者是根本标准，后者是辅助标准，从“评价”的角度看，前者是最低标准(它是对理论的最起码的要求，它保证了理论的真或真实，即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后者是最高标准(它是对正确的理论的更进一步的要求，它保证了理论的完美)。因此，说爱因斯坦的两个标准是“矛盾的”，“是借强调‘内在的完备’来排斥和反对量子力学的‘外部的证实”，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也许是对两个标准的地位和作用的误解所致，也许是不了解对应于同一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理论。

其实，爱因斯坦“完全承认统计性的量子理论已经为理论物理学带来了极其重大的进展”([5]，463)，他多次肯定量子力学取得的“成功”和“伟大成就”，肯定它“标志着物理知识中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决定性的进步”。([5],108,415,447)。他不满意的只是量子力学对实在事态并未做出完备的描述，即是说它不是一种完全的、完整的、圆满的理论。爱因斯坦指出，他对量子理论的反感不是针对它的定量的内容，面是针对人们现在认为这样处理物理学基础在本质上已是最后方式的这种信仰。([7]，478)他设想：“这个理论很可能成为以后理论的一部分，就像几何光学现在合并在波动光学里面一样：相互关系仍然保持着，但其基础将被一个包罗得更广泛的基础所加深或代替。”（[5]，447）

关于内在的完美即理论前提的逻辑简单性，爱因斯坦进而认为，一种理论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而且，当基本概念和公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在的完美标准对于理论的选择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5]，15，12)尤其是在数学上暂时还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理论的经验内涵的情况下，逻辑简单性就是衡量理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并不充分的准则。([7]，501)

爱因斯坦的新真理观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的整体论精神。在爱因斯坦看来，“命题如果是在某一逻辑体系里按照公认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它就是正确的。体系所具有的真理内容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可能性的可靠性和完备性。正确的命题是从它所属的体系的真理内容中取得其‘真理性’的。”“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经验材料的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论思维的真理性。”([5]，6，523)在这里，爱因斯坦的整体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思维或理论体系必须与经验材料的全部总和相对应；其二是个别命题的真理取自或附属于整个理论体系，是体系真理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1951年11月4日，爱因斯坦用英文给坎迪多(S.Candido)写了封短笺，谈到了同一论题：“真理是我们归于命题的一种质(quality)。当我们把这个标签赋予一个命题时，我们为演绎而接受它。演绎和一般而言的推理过程是我们把结合(cohesion)引入感觉世界的工具。标签‘真的’以把这个意图作为最佳意图的方式被使用。”而且，爱因斯坦在别处还认为，“‘真的’(true)和被证实的(verified)的语言关联建立在固有的关系的基础上”。这再次表明：一个命题的真理无非表明它在观察上或经验上确证了的体系中的角色(作用)。爱因斯坦的渗透了内在论和整体论精神的新真理概念，与其说是对实在论真理观的背离，毋宁说是对它的发展：保留了实在论的某些合理的基本信条，又依据现代科学的实际状况给以修正、扩充和深化，从而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气质。

3．关于科学目的和科学进步的实在论思想

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科学理论描绘的是世界的真实图像。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简要地概括了实在论者的这一基本主张（他把这视为任何科学实在论者都能接受的定义）：“科学以其理论给我们一种字面上为真的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描述，接受一个理论包含着它为真的信念。”加德纳把这种形式的实在论立场命名为意图实在论(purpose-realiem)，爱因斯坦对科学目的的看法就大体持这种立场。

爱因斯坦不赞成实怔论的科学观，即科学的唯一目的是建立各种经验事实的联系。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科学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使用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世界图像中尽可能地寻求逻辑的统一)。也就是说，科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经验相互协调，并且把它纳入一个逻辑体系”；或者说“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同一种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5]，156，384）。这种理论体系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它近似地描述了自然过程的真实状况。在这里，爱因斯坦对于科学目的的看法是与他的物理实在观相通的。下面两句简短的言论进一步说明了这一事实：“物理学是从概念上把握实在的一种努力”（[5]，36），“通过构思过程后验地来重建存在”([7]，181)。爱因斯坦坚定地认为，追求真理——或者比较谨慎地说，我们通过构造性的逻辑思维去理解可认识的宇宙的努力——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独立的目标。要是没有这个目标，一个有思想的人对待生活就不会有积极的态度。([7]，289～290)

像任何一个实在论者一样，爱因斯坦坚持科学进步的观点。而且，他把直到量子力学之前的科学进步看作是实在论纲领的凯旋。这种凯旋并不是科学理论“相继地趋近于实在”，而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性的转移(请回忆前面关于实在概念的变化的论述)。在爱因斯坦看来，当科学沿着已经开辟的思想路线前进时，科学的发展是自然进化的，当实验事实与已有的理论发生剧烈的冲突时，尤其是当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协调时，科学就陷入危机之中，从而引发革命；不过，这种革命并没有中断科学的继承性，它不过是迈向新的统一性的阶梯，达到了更高的逻辑简单性；因此，原来的理论的真理内容并不会消失，它只不过是融入具有更大统一性和更少逻辑基础概念的体系之中。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有点接近博伊德（N.Boyd）的辩证实在论(dialecticalrealism)。

4．关于研究纲领的实在论思想

关于爱因斯坦的作为研究纲领的实在论思想，法因（A.Fine）在他的精湛的、饶有兴味的研究论文(前巳引证，以下未注出处的爱因斯坦的言论均转引自该文)中作了独到的研究。的确，爱因斯坦不仅仅把实在论作为本体论承诺来看待，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研究纲领，即作为建构理论的方法论准则来对待的。他是通过使与“实在”有关的概念进入理论并拒绝进一步询问它们的意义(使询问转向整个理论的经验合适性)达到这一点的。例如，针对康德的“实在不是给予我们的，而是(以谜的方式)提示给我们的”言论，爱因斯坦评论道，这显然意味着，有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概念构造，其根据纯粹在于它的有效。这种概念构造确切地谈到了“实在”(通过定义)，而关于“实在本性”的每一个进一步的询问都显得空无内容。([5]，476)在他和英费尔德合著的一本书中，引用了一个笛卡儿的读者熟悉的故事，说明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多么像人力求弄清密封钟表的工作情况：“如果他是机灵的，他可以形成能够符合他所观察的一切的机械图像，但他永远也不能完全保证，他的图像是能够说明他的理论的唯一图像。他将永远不能把他的图像与真实的机械比较，他甚至从来也不能设想这样一种比较的可能性或意义。”这显而易见地表明，客观实在的本来面目是难以直接窥见的，寻求“与实在符合”的唯一图像的观念是空洞的、无意义的。

鉴于这种严峻的现实，爱因斯坦更多地转向作为建构实在论理论的研究纲领或方法论准则的科学实在论，我们不妨称其为方法论的实在论(methodologicalrealism)。这样一来，“实在”在爱因斯坦的眼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纲领”，“只有纲领式的性质”([5]，470，537)；而爱因斯坦心目中的完美的、理想的理论，则是用与实在有关的概念建构起来的实在论的理论。于是，“实在的”对象(例如实体、事件、性质等)是用实在论的理论的基本概念描述的对象。爱因斯坦在1949年致格鲁鲍姆(A．Grünbaum)和在1955年致拉塞纳(M．Laserna)的信中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场：“按照我的观点，试图避免实在概念的物理学实证论倾向是无益的，即使认识到这一点要花费若干年。”“人们假定实在世界独立于任何感知行为而存在，这对物理学来说是基本的。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只是把它看作是我们科学努力的纲领。”正是出于这些考虑，爱因斯坦批评了马赫，因为马赫的“编目录”而非“建立体系”的科学观背离了实在论。他也不满意量子力学实证论的哲学背景，称量子论是“被认识论浸泡了的酒宴”，“与实在——作为某种同实验证明无关而独立的实在——玩弄着多么危险的游戏。”([5],516)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整个科学是建立在哲学实在论体系之上的。”([7]，368)

那么，对爱因斯坦来说，建构实在论的理论的方法论准则到底有哪几条呢?爱因斯坦在1950年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我们可以把物理学思维的框架的特征概括为，存在着独立于证实和感知的物理实在。它可以通过描述空间和时间中的现象的理论结构完备地理解。自然规律意味着用数学表述的严格的因果性。这种准则能永远幸存下去吗?我想微笑似乎是最好的回答。([5]，520，524)。由此可见，实在论的理论除了包含独立于观察者的要求外，还包括空时描述要求和因果性要求。要知道，这三个要求在逻辑上并不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个理论可以不必将其中的三个完全结合在内。尤其是，一个理论可以是独立于观察者的，但却是非空时的理论。在1954年致玻姆(D．Bohm)的信中，爱因斯坦陈述了自己对非空时的看法：“用像场这样的基本概念如果不可能作客观描述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得不寻找完全避免连续区(连同空间和时间)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哪一类基本概念能够用于这样的理论，我却一无所知。”在1949年对门格尔(K．Menger)的答复中，爱因斯坦表明：“所以要坚持连续区，并不是由于偏见，而是由于我已经不能想出任何有系统的东西来代替它。”([5]，482)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相对于他所宠爱的连续场论，非空时的实在论思想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选择物。

对于接受非因果的实在论，爱因斯坦却没有表现出与接受非空时描述一样的宽容。他在对量子论最早的公开反应中，虽然把因果性和空时描述等量齐现作为对量子论的质疑([5]，229)，但却把重点放在因果性上：“但愿牛顿方法的精神绐我们以恢复物理实在和牛顿教导的最深刻的特征——严格因果性——之间的一致。”不用说，爱因斯坦也觉察到非决定论物理学的可能性，但他从未抛弃对理论的因果性要求。他说：“在放弃严格的因果性以后，合理的科学也能存在，这种情况本身就很有趣。此外，不能否认，放弃严格的因果性在理论物理学领域里获得了重要成就。但是，我应当承认，我的科学本能反对放弃严格的因果性。”“我仍然相信可能有一种实在的模型——那就是说，相信有这样一种理论，它所表示的是事物本身，而不仅是它们出现的几率。”([5]，239,317～318)

爱因斯坦似乎从来也未使实在论与因果性(在他的非概率定律的意义上)分离，他坚持的是因果实在论。在评价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态度时，我们不要过分强调实在论关于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的作用而贬低因果性。如果我们审查一下爱因斯坦拒绝接受量子论是根本理论的理由，那么其中就包括量子力学的统计方面。即使在他告诉我们实在比因果性更为中心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中心问题不是‘因果性’问题，而是实在的问题，以及是否存在某种对于在理论上加以描述的实在严格有效的(非统计学的)定律的问题。”([7]，483～484)无论如何，爱因斯坦并没有看轻因果性，因果性是他的实在论纲领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他在谈到统计论同决定论的对立问题时还这样写道：“问题在于：对自然界的理论描述，究竟应不应该是决定论的。此外，特别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不是存在一个原则上完全非统计性的关于实在(就单个事件而论)的概念图像?只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的意见才有分歧。”([5]，509)

总而言之，因果性和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是爱因斯坦实在论纲领的主要特征，而空时描述虽说也重要，但却是次要的特征。另外的两个次要特征是间隔性原理((principleofseparation)和一元论(monism)。

关于间隔性原理，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和实在”(1948年)一文中这样写道：“这些物理客体的进一层的特征是：它们被认为是分布在空时连续区中的。物理学中事物的这种分布的一个本质方面是：它们要求在某一时间各自独立存在着，只要这些客体‘是处于空间的不同部分之中’。”（[5],449）在“自述”中，爱因斯坦说：“照我的看法，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这样一个假定：体系S2的实在状况(状态)，同我们对那个在空间上同它分开的体系S1所采取的措施无关。”([5]，38)需要说明的是，间隔性原理依赖于实在论的描述（实在的状况或状态）和因果联系，这必然不容许远隔的实在事物相互有直接的因果影响。不满足间隔性原理的实在论的空时描述，爱因斯坦嘲笑它是“传心术”和“鬼一般的”。很清楚，如果我们要在空时背景中追求实在论的描述，爱因斯坦就要求该背景遵循他的间隔性原理。间隔性是爱因斯坦空时理论的必要部分，虽然空时描述和间隔性在实在论纲领内是次要的。

爱因斯坦所偏爱的实在论的本体论在本质上是一元的。他很不满意存在一种以上类型(或范畴)的实在客体，例如点粒子和场，他极力设法消除这种“恼人的二元论”。([5]，16～17)他建立统一场论的整个纲领集中在实现一元论的理想上。他对心理学和身心问题的还原论态度似乎也是从这种一元论出发的。这种一元论态度的深刻根源在于爱因斯坦深受斯宾诺莎的著作的影响。

以上关于研究纲领的实在论要求，与其说是作为一组关于自然的信念，倒不如说是对建立实在论的理论的要求，也就是一组方法论准则。于是，实在论本身也就成为建构实在论的理论的纲领。不管对这种理论的评价的细微差别和“不可通约”的成分是什么，最终它被爱因斯坦理解为是以科学努力是否成功为基础的。

5.关于探索动机的实在论思想

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思想，也集中体现在科学探索的动机上。他追求科学的意愿不是借助于认知要求提出的，而是由促动、激励和给人的活动以意义的东西所暗示的。

1918年4月，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寿辰庆祝会上以探索的动机为主题发表讲话([5]，100～103)。他认为真心投身科学的人的动机不尽相同。其一是消极的动机，这就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其二是积极的动机，这就是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它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从而征服它，并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的狭小范围内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这种动机是实在论的动机，它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从1918年起，爱因斯坦以各种方式告诉我们，实在论是隐藏在创造性工作背后的，并值得为之去大干的主要动力。这种强烈的、神秘的推动力就是人们希望去理解实在。这种动因产生了与内在职责一致的行为并具体体现了内在职责。行为和职责都“直接来自激情”，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感到敬畏、谦卑、狂喜和惊奇，是实在以其最原始的方式使我们感受到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是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似的。

法因认为，爱因斯坦感到值得为他对科学的热情许诺、值得为科学工作给予他生活的意义付出代价。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是动机实在论(motivationalrealism)。这种实在论没有用任何特定的一组关于世界的信念恰当地表达出来，甚至没有用追求实在论的理论的指令恰当地表达出来。动机实在论实际上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是实在论的意向和它在人们日常科学生活中的表现的结合物。这种结合和生活形式产生了被证实的理论，从而产生了“知识”，这被爱因斯坦恰当地认为是“奇迹”。对此他写信给索洛文(M．Solovine)：“奇怪的事情在于，我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合理的方式探讨它的情况下满足于为‘奇迹’划出界线。”对爱因斯坦来说，实在论是动机的，而实在论的语言正是他为“奇迹”划界线的方式。法因对爱因斯坦的动机实在论的命名和分析很有意义，但他把动机实在论视为爱因斯坦的唯一的实在论思想，乃至把爱因斯坦其他的实在论言论，尤其是形而上学实在论视为“名义的实在论”(nominalrealism)，则未免以偏概全。事实是，动机实在论只不过是爱因斯坦综合实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二、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思想与实在论思想的融合

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是相当驳杂的，或者恰当地讲，是十分丰富的。这是他谙古通今，博采善思，并善于把哲学思维与科学实践珠联璧合的必然结果。更何况，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不可能像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这些人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思想的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走得那么远。科学家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5]，480)爱因斯坦这里所谓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指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高超技艺和绝妙本领，是在对立的两极力图维持必要的张力或保持微妙的平衡，掌握修短合度的分寸或恰到好处的“火候”。

人们加在爱因斯坦身上的哲学标签多达十余种，但是理性论、约定论、经验论与实在论毕竟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也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成分。他是如何把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协调起来，并分别与对立的、起码也是具有异质因素的实在论“融合”在一起的呢?这正是我们所要进一步讨论的。

1．经验论与实在论的融合：经验论的实在论

在大学时代(1896～1900)，爱因斯坦有几位卓越的数学老师，他理应能在数学方面得到深造。可是，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物理实验室度过的，迷恋同直接经验打交道。他毕业后曾申请到奥斯特瓦尔德的实验室工作。据一位可靠的爱因斯坦传记作家透露，当时谁也无法使爱因斯坦参加数学讨论会，他还没有看到数学对物理创造的妙用。他希望完全凭经验进行研究，以适应他当时的科学情绪。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他是一位经验论者。

大约在1897年，贝索(M．Bosso)使爱因斯坦注意到马赫的《力学史评》。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1905)，他们在一起又研读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史评》。马赫的极端的经验论即实证论或感觉论对爱因斯坦影响很大，一度使爱因斯坦认为实在即是感觉，并且只对可观察量进行思维。

把早期的爱因斯坦视为纯粹的经验论者，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当时他思想中的实在论和理性论的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1901年，他在写给格罗斯曼（M．Grossmann）的信中，赋予直觉的统一性以很高的价值，而认为明显的感觉经验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爱因斯坦的哲学历程毕竟是从经验论的历史背景开始的。而且，爱因斯坦本人在绐马赫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这样承认过。即便在与马赫主义断然决裂后，他也没有忘记和否认这种哲学背景。诚如法因的论文所引用的，爱因斯坦1949年在写给麦基(D.S.Mackey)的信中提到，在1905年前后的时期，“我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实证论……我背离实证论只是在我完成广义相对论之时”。

在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了从经验论向理性论的转变，1917年又接近约定论。但是他并没有摒弃经验论的合理内核，他甩掉的只是狭隘的(或极端的)经验论(实证论和感觉论与古典的经验论(把认识仅仅归结为感性经验而否认或贬低理性思维的作用)。他依然承认：观念世界一点也离不开我们的经验本性而独立；概念和判断只有当它们可以无歧义地同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相比较时，才是有意义的；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5]，157，181，313)。与此同时，他又对认识的经验起点和终点作了必不可少的、恰如其分的理性论和约定论的限定和补充。他认为，科学不仅仅是整理经验材料，更重要的是要构造理论体系。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不是从经验中归纳或抽象出来的，而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是“自由选择的约定”([5]，409，314，6)。经验在这里仅起引导和提示的作用，而不起决定作用。在认识的经验终点，爱因斯坦提出了双标尺评价标准，大胆引入了“内在的完美”这一理性标准(哲学标准)和直觉标准(准美学标准)，结束了经验标准“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对经验的“外部的确认”，爱国斯坦也用整体论代替了原子论，即用“经验的总和”代替了经验“原子”或个别感觉，并意识到乍看起来似乎明显的经验检验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公允而平和的：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也不能只凭纯粹思辨去发现，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

由于正确地规定了经验和理性在科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恰当地用理性论和约定论对经验论作了合理的限定和补充，这样既一定程度地协调了这三种哲学思想的关系，又避免了经验论与实在论的某些冲突。与此同时，他又用实在论对经验论作了限定和补充：承认感觉背后的(不可观察的)实在，相信通过建构实在论的理论可以把握现象之后的实在。另一方面，在爱因斯坦看来，经验毕竟在科学认识的起点起引导和提示作用，在科学认识的终点起检验和确认作用（经验确认无疑还是最高的裁决者）。正由于爱因斯坦的实在论包含着经验论的合理内核，而且他又在某种程度上把理论的经验合适性等价于理论的真理性，因此我们把他的这种实在论思想称为经验论的实在论。

2．理性论与实在论的融合：理性论的实在论

1938年，爱因斯坦在给兰佐斯(C.Lanczos)的信中这样写道：“从有点像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为一个信仰理性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的人。逻辑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必须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5]，380)

霍耳顿教授对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转变作了详尽的论证，他把爱因斯坦后期的主导哲学思想称为“理性论的实在论”，并认为这是受了开普勒和普朗克的影响。许良英教授引证五大事例(爱因斯坦的“自述”，从毛细现象看到统一性，狭义相对论论文，对考夫曼实验的态度，对原子实在性的信赖)表明，即使在早期，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也是理性论(只是没有后期那么明显和强烈罢了)，而且这种理性论主要来源于历史上最彻底的理性论哲学家斯宾诺莎。我在分析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时，还指出爱因斯坦的理性论也来自休谟(注意：休谟并非纯粹的经验论者)，尤其是康德和彭加勒。

爱因斯坦的哲学“转变”，毕竟与他的科学实践密切相关。广义相对论的完成，使爱因斯坦深刻地洞察到，科学理论并非只是对经验作经济的描述，它具有猜测的、思辨的、构造的特征。科学理论不仅要使我们知道自然界是怎样的以及它的变化是怎样进行的，而且尽可能达到这样一个也许是空想的和狂妄的目的：知道自然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科学家的最大满足即在于此。这样一来，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发明而不是发现，因为用准经验的方法是难以钻到事物深处的，这里所需要的是大胆思辨，而不是堆积经验。([7]，483,496)。

爱因斯坦虽然强调要大胆猜测、思辨、想象乃至幻想，但他并未让理性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认为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以为用纯粹思辨可以发现一切可知的东西，只是“哲学童年时代”的空想，概念的适用性要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他对康德和斯宾诺莎极端理性论中的先验因素也大为不满，觉得应该把“先验的”冲淡为“约定的”([5]，104，192)。爱因斯坦就这样对理性论作了经验论的和约定论的限定和补充，又把理性论和实在论巧妙地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的主导哲学思想——理性论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的特征是：实在的世界是客观的、统一的、和谐的；实在具有理性本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通过建构实在论的理论就能够把握实在。

3．约定论与实在论的融合：约定论的实在论

霍华德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证明，爱因斯坦于1917年春开始倾向于石里克的实在论和约定论的新奇结合的思想。石里克对爱因斯坦的影响是通过他的有关论著，尤其是他们二人1913年到1935年之间的通信往来。爱因斯坦1915年处理“空穴问题”的成功和20年代反对新康德主义，也有助于他接近和接受石里克的思想。我在前引的关于爱因斯坦经验约定论思想的论文中，论证了爱因斯坦的约定论思想也源于彭加勒：他不仅赞同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温和的约定论)，而且依据他的科学实践，对约定论作了更为深入、明确、严格的阐释与发展。

科学实践和哲学思考使爱因斯坦洞察到，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既不像古典经验论者所说的那样，是经验材料的归纳；也不是康德主义者扬言的，是先验形式或先天范畴。事实是，对应于同一经验材料的复合，完全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理论。也就是说，经验不能唯一地决定一个正确的理论，因此人们对基本概念和原理以及理论的选择，就具有约定的逻辑地位。爱因斯坦像彭加勒一样，一方面对约定论作了本体论的、经验的和逻辑的限定；另一方面，他又恰当地安排了经验、理性、约定以至实在在科学认识和建构科学理论中的地位。控照爱因斯坦的观点，事件和经验事实是整个科学的基础，但是表现在科学理论中的“自然规律”的普遍性联系，不是仅仅由观察资料建立起来的，除非我们从理性的构造着手，否则这些联摹就无法表述和推导出来，而理性的构造不能只是经验的结果。科学并不满足于提出经验规律，它倒是试图建造这样一个逻辑体系，即以为数最少的前提为根据，把一切自然规律都包括在它的结论之中。这个体系是同经验的对象相对应的。理性要使这个体系同全部实验数据，也就是同我们所经验到的一切一致起来，它必须符合前科学的关于实物世界的观念。因此，整个科学是建立在哲学实在论体系之上的。的确，在我们正在寻求的这个体系中，没有一个特点、一个细节能够由于我们思想的本性，而先验地知道它必定是属于这个体系的。关于逻辑和因果性的形式也同样如此。从逻辑的观点看来，这个体系的逻辑基础以及它的内部结构都是约定的。它之所以能站得住脚，在于这个体系在事实面前的有效性，也在于它的统一性以及它所要求的前提为数很少。([7]，368～369)。

爱因斯坦就这样把约定论与经验论和理性论协调起来，把约定论与实在论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约定论的实在论(conventionalisticrealism)。这种实在论坚信，深刻的理论必须以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为先决条件；但是任何理论都不会对实在给出至高无上的唯一正确的描述，其理由在于，原则上总是存在着可供选择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它们能够同样有效地解释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我们在可供选择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以及理论中进行选择，固然要受到实践的和历史的因素的制约，但从逻辑上看，我们的选择是一个约定的问题。

三、最后的简短评论

I．爱因斯坦的综合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实在论。它是以理性论的实在论为主线，以约定论的实在论和经验论的实在论为辅线，把实在论的实在观、真理观和科学观融合在一起的“综合体”。其中还包含有形而上学实在论、实体实在论、因果实在论、理论实在论、近似实在论、内在实在论、意图实在论、辩证实在论、方法论的实在论、动机实在论诸种因素或成分。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成分，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相互限定，相互补充，相互联络，形成了一个内部和谐、外部严整的综合体——综合实在论。

2．爱因斯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他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墨守成规或拘泥于一家之言，他既从专业哲学家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休谟等人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又从哲人科学家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以上是古典哲人科学家)、安培、亥姆霍兹、黎曼、普朗克(以上是德国科学家，有人说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科学家都是哲学家)、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以上属“批判学派”)等人之处获得了有益的启迪，加之他善于结合科学实践进行思考和创造，从而形成了他的综合实在论思想。这种实在论既在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哲学流派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又在传统和革新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而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纲领。

3.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既是具有开创性科学贡献的科学家，又是对人类思想或文化具有深刻影响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我们愿称这样的人物为“哲入科学家”(或“科学思想家”，或“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哲入科学家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从小就对科学和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一生喜欢沉思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不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从科学发展的现实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提出问题和背着沉重的哲学偏见寻求答案；不自诩为哲学家，不企图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却进发出闪光的思想火花，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人类的思想宝库。哲人科学家的历史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们是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路标的设置者，是沟通科学与哲学的桥梁，是科学家和哲学家联盟的纽带。遗憾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哲学史论著中，只是为纯粹哲学家(专业哲学家)设立殿堂，根本没有哲人科学家应得的一席之地。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亟待予以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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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3页。以下引用该文集在正文中只注文献号和页码。

此句原来的译文是，“至于实在是否被观察，则被认为是无关的”。显然不确，有误。现根据原文重译。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394，475页。以下引用该文集在正文中只注文献号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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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在爱因斯坦“自述”(写于1946年)中的德文原文是gegenseitigerAbwägunginkommensurablerQualtäten,，英译文是reciprocalweighingofincommensurablequalities，《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把incommensurable译“不能比较的”（[5]，10），显系词义的误译和内容的误解(因为“不可通约的”理论或范式是可以比较的)。由此业可以看出，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并不像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通约”这一术语在科学哲学中的滥觞。爱因斯坦起码在1946年就把它引入科学哲学的表述中了。顺便说一下，incommensurable本来是一个数学术语，即“不可公度”或“不可通约”，例如正方形的边长和对角线就不可公度，但却可以比较。

陈建涛：对爱因斯坦的“内在的完备”标准的再认识，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不过，这篇文章对两个标准作了有意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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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因斯坦如何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及这种作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可参阅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强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参阅H.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4、43、87、105页。

篇9

    关键词 科学 宗教 基督教 关系

    自从德拉坡(J.W.Drap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1874)和怀特(A.D.White)的《基督教国家中的科学与神学战争史》(1896)问世以来,“冲突”和“战争”之类的术语几乎成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代名词,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后辈学者的脑海里([1],P.59),并在大哲学家罗素的支持下广为流传。人们似乎不愿注意到德拉坡的全部冲突事例都是关于天主教,“新教则总是欢迎科学”([1],p.61)的评述;也没有注意到怀特关于“科学与宗教将手拉手走到一起来”([2],p.xii)的信念;更不愿意严肃对待拜里(John Baillie)对罗素的批评。([3],p.5)

    对于上述观点的流行,怀特海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忧虑。他把科学与宗教看成是“对人类具有影响的两种最强大的普遍力量”,并为两者“彼此似乎是对立的”而感到不安。他提醒人们注意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认为“未来的历史过程完全要由我们这一代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来决定。”([4],p.173)虽然他的“过程哲学”没能对他的早期合作者罗素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他的工作和默顿对清教徒的经验研究是本世纪上半叶对上述“正统观点”最有力的挑战。此后,出现了吉里斯皮(C.C.Gillispie)的《“创世纪”与地质学》、霍伊卡的《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等专门性的科学史着作,严肃地对上述论点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一些综合性理论研究也相继展开。尽管研究者们在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论点各异,但他们几乎都认为这一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为此,本文将对两者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比较,为走向两者关系研究的综合理解奠定基础。

    一.科学与宗教的内涵

    许多学者在研究体现着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事件或批评早期的研究结论时,都认为当事人或研究者未能将科学与宗教的性质进行区分,甚至产生了许多误解。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不可能给科学或宗教下一个包罗万象、界限分明的定义,从它们的定义将其进行区分。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科学与宗教的基本方面进行描述来说明两者的区别。

    (一)科学与宗教是什么?

    首先,从提出的问题和基本关注点来看,科学涉及的问题是关于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本身的,它的目标是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手段搜集材料,建立起适用范围广的原理或模型来说明现象或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将研究限制在时间、空间和物质及其相关的概念范围内。宗教则是关于社会事件、自然现象及其因果联系的终极意义,它延伸到更为深层的意义领域,用怀特海的话说是“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4],p.177)用蒂里希的说法是人类的“终极关切”。

    其次,从人对世界的态度来看,科学与宗教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按照布伯(Martin Buber)的“基本词组”,科学体现的是“我—它”("I-and-It")态度。它与布伯所称的“经验”——用来表示那些以某件事物为其对象的活动——相联系。这种“经验”使事物对象化,而且意味着与其对象的某种分离。因此,对“经验”世界的描述和研究可以采取超然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是“我—它”语言绝不可能以完整的存在说出来。宗教揭示的是“我—你”("I-and-Thou")态度。这里的“你”是关系密切的人们之间的称呼,“我—你”代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它与布伯的“关系”世界相联系。布伯把“关系”说成是“会见”或“相遇”。“这不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对主体的关系。”([5],p.238)这种关系是直接的、相互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的关系。它不可能采取超然的、客观的态度来描述和研究。以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揭示的是一种非人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宗教体现的是一种具有人格的人与上帝的关系。([3],p.24)

    第三,从作出的回答和概念的内容来看,科学与宗教对它们各自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不同形式的答案,使用了不同的语言。科学对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观察或实验的事实,通过依据事物的某种特征抽象出的概念来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科学的语言是一个具有规范性的符号系统,只有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才能掌握。科学知识的内容不是关于科学家本身,科学家获得这些知识的愿望也不是来自个人对自身的关注,而是出于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这些知识的运用。

    宗教对问题的回答往往通过它的教义,所有的内容都与上帝有关,都是在描述上帝与人的关系。它不是描述上帝的观点和态度,而是上帝做什么。([3],p.29)宗教使用的语言是日常语言,面向普通民众,它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唤起并表达崇拜与自我献身”。([6],p.304)它对问题的回答不是用自然规律作解释,而是从道德、伦理价值、神的要求和终极关切方面来说明。

    以上我们只是从几个侧面描述了科学与宗教的区别,这种描述当然不是穷尽性的,但限于篇幅,我们不得不再换一个角度。

    (二)科学与宗教不是什么?

    科学和宗教都有“理智方面和社会方面”,([7],p.4)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也应该考虑社会公众对它们的理解。这里我们选择了“科学方法”和“神的启示”进行分析。

    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它往往暗示科学家发现新理论或新现象的程序和步骤,并揭示新旧发现之间的逻辑关系。它给人们的印象是只要学会了这种方法,掌握必备的数学知识和实验技巧,就能做出一定的发现或发明。教科书描述的都是科学家成功地运用这些方法的典范,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严格的逻辑联系。人们对前沿领域的科学家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和偿试一无所知,科学的发展进程就成了一部英雄的历史。这不但严重地脱离了科学发展史的实际,同时也造成社会公众对科学的误解。

    关于科学方法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争论的焦点。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或他那篇“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的着名论文,再到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处处充满了争论。尽管在这场争论中库恩遭到了较多的批评,但是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逐渐从建立指导科学家的“规范方法论”发展成对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更多地考虑到了科学发现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考虑到科学前沿领域探索的复杂性和事后简单化解释之间的区别。

    关于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科学家和哲学家历来存在着分歧。科学家往往不具备丰富的方法论知识,同时也对这类知识缺乏热情。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活动。一项科学成就往往是经历了多次偿试和失败之后获得的。科学家应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直觉能力,善于捕捉和利用一些有用信息,不断地进行偿试,没有现成的程序和步骤供他们遵循,他们所遵守只是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哲学家往往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往往把一些科学发现的成功事例说成是某种方法的具体运用,或潜移默化地受某种方法论的影响。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其说旨在指导科学家的研究,勿宁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为社会公众和未来的科学家理解科学提供帮助。

    现在让我们转向宗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神的启示”。一般认为,启示是上帝以绝对正确的教义的形式传递关于他自身特殊信息的过程。这种观点既不是当代神学的观点也不是天主教或新教的观点。([3],p.46)现代神学认为,启示是上帝与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相遇,是上帝与人在历史上的相遇,是上帝使其被了解和人主动理解他的过程。它可以是在特定生活情景中顿悟,也可以是经历了某种特定事件后逐渐增加理解。启示是上帝的召唤和人对这种召唤的响应,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主动的。

    此外,现代神学的主要流派还认为“神的启示”是公有的而不是个人的经历,历史上的重要启示事件也不只是某个人的经历。威廉姆斯(D.D.Williams)曾说:“说发生在先知和基督身上的启示……是在说这些启示发生在人类历史上”,([3],p.47)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启示是整个基督教社会的启示。这种启示的经验是个人和群体与上帝的相遇,是个体与上帝建立起一种信仰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上帝的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没有固定的程序和步骤。启示所揭示的真理具有权威性,并不是因为它们变成了教义,而在于这些启示确实发生过。([3],pp.47-48)

    以上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科学与宗教的性质有了相对明确的区分,也了解了一些宗教理论家的基本观点,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对科学与宗教的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二.三层双向循环结构

    在探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往往将“宗教”与“神学”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8],p.100)即便是怀特将他的书名定为科学与神学而不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并在序言中将两者进行了简单区分,后来的研究者仍相信这不过是权宜之计。([1],p.61)事实上,宗教的内涵更为广泛,它包括了理智方面和社会方面,而神学则主要是指前者,它是宗教的理论核心。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神学不过是通过一些危言耸听的故事来表达那些陈词滥调的僵硬教条。这也许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因为人们对它的作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缺乏了解。下面我们通过比较科学与宗教的结构予以说明。

    美国学者谢林(H.K.Schilling)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说明科学与宗教结构的模型,([3],p.69)(见下图)。谢林把科学和宗教知识分为三个层次。其中,a代表经验描述层次,它包括观察、实验和搜集材料;b代表理论层次,它包括概括、抽象出概念、解释和预言;c代表应用或转化(transformation)层次,它是指定律和理论的应用。这三个层次是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赖的。只有相对于其他层次和整体而言,每一层次才有意义,每一层次与其他两个层次都存在着双向联系(如图中箭头所示)。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或宗教知识的有机整体。

    (附图 )

    现在我们将这一模型应用于科学。科学的理论层次b所作的概括和上升到概念依赖于经验描述层次a所提供的观察和实验事实,理论层次b得出的解释和预言也需要经过经验层次a所进行的观察与实验来检验。而另一方面,经验层次中的观察与实验也需要依赖理论的指导。同样的联系也存在于b和c、a和c之间。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应用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也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目的;在应用的过程中也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释。在科学定律和理论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只有经过系统地观察或严格控制条件下的实验才能够被确认或深入研究;观察或实验的结果、技术设备和环境条件都可以用来指导应用。这个三层双向循环模型说明,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具体到特定的科学研究,每一层次都可能成为一项科学研究的起点或终点。针对不同的科学学科,由于其发展程度不同,各层次的知识所占的比重或所处的地位也不同。例如,高度发展的物理学,其理论知识在本学科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样,我们用上述模型来解释宗教。经验层次a代表信徒或信仰共同体的宗教体验或启示经历;理论层次b代表神学,它解释宗教体验和启示的经历;应用层次c是神学理论在信仰社会的应用。引导教徒面对种种社会和个人生活问题应采取的态度和担负起他的社会责任。这三个层次也是双向联系的。宗教体验或启示经历震撼了人的心灵,影响到人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态度,触及了人的终极关切。这不但需要给予准确的表述以供传播,同时也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揭示其深层的涵义,进而指导教徒的生活和工作态度。而这种态度的改变,又影响了教徒产生主动接近上帝的愿望和倾向,因而也就会有新的体验或启示。这就是abca的联系过程。根据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acba的联系过程,此处不再重复。至此,我们不禁要问,谢林的模型不是在暗示宗教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吗?对于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对基督教神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

    谢林认为,基督教神学致力于解释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解释基督教社会和基督徒个人的上帝与人“相遇”的经历。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向后人、面对不同的文化和针对不同的社会形势解释基督教思想的重要意义。它必须分析人类的普遍问题和特定形势下出现的紧迫问题,必须了解人所提出的、反映着他的终极关切的重要问题。它不只是一个信条或教义的集合体,而应该把它理解成使教义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3],p.81)事实上,由于文化的不同,社会形势不同以及神学家们的理解不同,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神学观点有着较大的差别,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神学流派。因此,谢林认为,“在自由和无阻挠的探索真理的思想开放方面,当代神学与科学没有多大差别。”([3],p.84)于是,我们有了另一个问题,这是否意谓着宗教放弃或修改某些教义或教条呢?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科学与宗教知识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知识或具体到某一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在某一特定时期或条件下对某类自然现象的认识,它往往由于某些局限性而产生错误。科学史上每一个旧理论被证伪或新理论的提出都标志着科学家在努力克服这类局限所作出的偿试,标志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这表明,科学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它并不声称揭示了绝对真理。正如布朗评论说,科学之所以极具有朝气和生命力,“并不是因为科学自称是一贯正确的,而是因为科学保留着犯错误的权利,若有必要,它就改变它的思想。”([9],p.8)科学的这种开放性和不声称绝对真理往往被看作是科学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探索精神的体现。

    然而,人们也强调科学知识的历史继承性,强调新理论对旧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吸收,强调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并坚信只有通过科学方法,经过系统的观察和精确的实验,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发现客观的、无可否认的真理。事实上,科学的确提供了确定性的知识,并非科学中的所有知识都会被后来的研究证伪或被修改。有关科学事实的描述和已被证实的理论往往被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经验接受下来,并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许其中的某一部分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会受到挑战,但其它部分仍会保留下来构成那一时期科学知识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上的一些事例虽不能逻辑地证明上述论点,但可以为上述论点提供一些事实依据。天王星的理论轨道与实际观察到的轨道不符合,科学家们并没有因此放弃牛顿力学,而是凭着对牛顿力学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发现了海王星,进而证明了牛顿力学的正确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经典物理学中的能量连续的概念,但在宏观、低速领域牛顿力学仍具有效力。这说明,即便是在科学的开放系统中,仍有一些确定的、稳定不变的知识内容,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又说明科学认识的正确性。

    现在我们将这一讨论转向宗教方面。谢林的三层双向循环模型的确揭示了宗教与科学的相似结构。具体到经验与解释结构上的相似性我们还可以从怀特海的一段话得到印证。怀特海认为“宗教信条是试图用精确的术语来阐明展示在人类宗教体验中的真理。与此完全相同,物理学的信条是试图用精确的术语阐明展示在人类感觉经验中的真理。”(转引自[6],p.265)由此看来,宗教也应该象科学或物理学一样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应该不断地放弃或修改某些观点,而不应该声称它的所有结论都是绝对真理。为此,谢林列举了11项原来作为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被大多数教会放弃的宗教观点。([3],p.111)如“《圣经》是历史地绝对正确的”,“《圣经》是科学上绝对正确的”,“空间中确实有称之为地狱的地方存在”,“上帝是在数千年前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些被放弃的观点在我们看来也许不象科学所放弃的某种学说或观点那样具体,但它们却直接影响到神学家对宗教经验的理解和解释方式。如果再考虑到当代神学中林立的学派,各种观点之间的激烈争论,说宗教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恐怕不算过分。

    另一方面,宗教中也存在着许多稳定不变的内容。其中,一类是具体的启示经历和宗教体验,这是宗教知识中的“事实”部分,是宗教理论的基础。另一类是基于上述“事实”抽象出的基本观点,它们是宗教神学的理论核心。这两类知识构成了宗教共同体的信念,成为教徒个人信仰宗教的基础和神学家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这两类知识往往通过教义的形式表达出来,以至于人们认为教义是僵硬的、不变的教条。谢林认为,教义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教义表达了一个宗教共同体和它的上帝之间的基本信仰关系;二、教义表达了关于历史上存在过并随时间发展的人与上帝关系的基本信念。([3],p.113)这说明,人们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教义,也不能将某一条教义孤立起来理解。尽管教义与科学陈述的“语言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它们对真理的执着和对认识的欲望却是相同的。”([6],p.316)此外,从语言的功能来看,教义(或宗教命题)推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套道德伦理原则或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这使人们更加注重它们的寓意和暗示,而不是字面上表达的内容。因此,教义所表达的宗教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具有认知和社会双重功能,虽然有时受到科学的挑战,仍能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和不变性。事实上,我们已开始涉及到科学与宗教知识的评价标准问题。

    四.科学与宗教中的认同机制

    一般认为,实证性是科学区别于宗教的主要特征。科学共同体对某一科学理论的认同往往依赖于该理论得到了观察或实验事实的支持。因此,科学知识的评价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标准。相反,宗教知识,如果不是出自人们的杜撰,也只是涉及个人的经验范围,根本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教徒对某种宗教观点的认同只能是一种盲目的相信,因为宗教知识并不具有实证性。这里我们为了避免陷入关于实证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讨论,只是通过对两个知识共同体接受新知识的过程进行描述来说明两者在认同机制上的差异。

    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往往是通过概念来表达的,因此,对概念的理解是接受某种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诺思罗普(F.S.C.Northrop)把概念区分为两个层次:直觉层次(Concept-by-intuition)和假定层次(Concept-by-Postulation)。前者是指在观察中通过他称谓的“审美直觉”“直接看到”或“立刻理解”的东西;后者是指通过理论上的思考或假定来理解的东西。([3],p.142)谢林发展了诺思罗普的概念层次思想,又增加了一个经验层次(meaning-by-experience),它是指通过观察或实验获得的。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即,概念有三层含义:经验的、理论的和直觉的或先验的。([3],pp.142-143)

    将上述关于概念层次的划分与科学共同体所关心的实证性联系起来,不同层次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实证要求。由经验层次的概念构成的命题或陈述要求证实它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由理论层次的概念组成的命题或陈述要求证实的是它的预言是可靠的;而由直觉层次的概念表述的命题要求证实的是直觉的可靠性。由于证实的目的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证实过程和技巧。具体地说,为了证实一个新的经验层次的概念所描述的观察或实验中的发现,如科学中的新物体、新现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确信研究者在实际操作中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没有受幻觉或偏见的影响,其他研究者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二是确证这一新发现不与已知事实和理论明显地相矛盾。为了确认一个新的理论层次的概念或其构成的陈述,如假说或理论,科学家往往以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它是否符合诸如简单性、优美、逻辑自洽等;二是检验它的具体推论和预言结果;三是证明它是否与现有的理论协调一致,是否预示着一个革命性理论出现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构架。对于涉及到直觉层次的命题唯一可能的证实方法是共同体或主体之间的交叉确证和接受,如其他人也直觉地理解到同样的证据或观点。

    对科学共同体接受新知识的过程或认同机制有所了解之后,让我们转向关于宗教共同体的认同机制。上述关于概念层次的区分也同样适用于宗教中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上帝”的概念完全主宰着宗教思想的整个结构。

    经验层次上的“上帝”概念是指宗教体验和启示经历的基本事实,是人与上帝“相遇”的经历。一方面,它包括人类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共同体验。尽管人们的信仰不同,各种宗教或习俗的仪式各异,但是,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还是参加各种仪式时都会产生关于“上帝”的强烈感受。另一方面,具体到犹太——基督教传统,它是指历史上宗教共同体的共同体验和现实中教徒个人生活中对“上帝”存在的感受。宗教共同体对这类有关“上帝”经验的确认或承认仍遵照一定的标准:一是被宣称发生的事情不只是为一个人而几个人或整个共同体所经历;二是这些经验的内容无论在事实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与已被公认的知识一致。([3],p.173)这表明,虽然社会历史事件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独特性和非重复性,宗教共同体的认同机制仍有其公范的标准。

    理论层次上的“上帝”概念是指对宗教体验和启示经历所作的理论解释。由于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不同的宗教团体对某种宗教经验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就人类共同的宗教经验来说,有多神论、泛神论、一神论和自然神论等观点。即使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教派和分支。它们之间都在解释“上帝”这一概念上存在着显着差别。此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一些新的理论解释也不断出现,旧的理论观点也不断被放弃。我们关心的是宗教共同体是如何放弃一种旧观点而接受一种新的解释呢?谢林认为,这与科学共同体接受一种新的科学理论是相似的。首先,假定这种新的宗教学说满足逻辑自洽、简单、完美等内在标准,它必须被经验事实证明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其次,它必须被证明与现有的理论不矛盾或如果发生矛盾给出一个新的总体解释构架。([3],p173)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与宗教共同体在证实或接受新理论方面没有差别。正象谢林曾注意到的那样,一个新的宗教理论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得到确认,这是因为宗教理论所依据的事实材料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其理论表达形式往往是建议某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不可能象自然科学的理论那样以严格的公式或量化的形式来表达。([3],p174)

    直觉层次上的“上帝”概念是指人们的直觉理解和潜意识中对“上帝”存在的信念,它也存在于文化传统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宗教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几乎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反对以自然界中物体的存在来类比上帝的存在。它们认为,宗教共同体的共同经验确认上帝展现着其自身。他体现着正义和爱,他向人们许诺并给予启示,他的存在只有在坚定的信仰关系之中才能被理解。因此,这一层次上的“上帝”概念只能通过共同体的一致看法,通过主体间的交叉验证和分享共同的体验来证实。以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在经验和理论层次上,还是在直觉层次上,科学与宗教两大共同体对概念的确证和认同都有相似的过程和标准。

    五.结束语——走向综合理解的关系研究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虽然还不能说明科学与宗教的全部主要特征,但它们有助于我们走出“冲突论”的既定模式,在宽广的视野中综合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也不应被看作是对“和谐论”的辩护。因为这种论点往往把历史上的冲突事件简单地归结为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出于为过失辩解的目的否认科学与宗教在智力方面的差异。

    科学史家布鲁克(John H.Brooke)在评价科学与宗教关系时提醒人们,“宗教信念渗透到科学讨论的许多方面,因此,把科学与宗教简化成一种冲突关系是不合适的。相反,出于辩解过失的目的而修改历史同样也是有问题的”。([10],p50)人们应该超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要么冲突要么和谐的二元论,正视科学与宗教发生冲突的历史事件,客观地评价科学家的宗教信仰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将两者的关系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综合考察,承认基督教作为促进近代科学“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11],p.187)所起的重要作用,从理解而不是以辩解或反驳为目的,拓宽两者关系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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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H.布朗:“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李醒民译,《科学学译丛》,1989,6:1——10页。

篇10

关键词：新闻编辑理论；新闻编辑实践；分歧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闻编辑学是探讨新闻编辑工作一般规律、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学科，它既包括新闻编辑理论研究，又包括新闻编辑实践研究。然而理论与实践在新闻编辑领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闻编辑理论引导新闻编辑实践，新闻编辑实践来检验和推进新闻编辑理论，在我国当前新闻编辑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的有关文献，并结合当前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发现在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表现在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

在西方近代认识论中，虽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无鲜明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但从哲学史上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对立主要集中于知识起源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1]从而在认识方法上，理性主义运用“自明原则+演绎”的方法，经验主义则强调“经验+归纳”的方法。[1]我国新闻编辑研究领域中，理论的探索时常基于经验的归纳，凭借经验而得的理论往往是现象的、粗浅的和个别的。当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新闻编辑学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然而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包括命题、概念、关系层面的内容则不只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更要建构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

一、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表现

笔者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相关文献时，通过筛选“维普期刊”中《编辑之友》《国际新闻界》《青年记者》等核心期刊所载150篇文章获得文献结构特征如下表：

上表所示有关新闻编辑理论的研究文章占56%（共84篇），而新闻编辑实践方面的文章占42%（共63篇，另有3篇笔者在文献归类中将其纳入新闻编辑史范畴）。由此看来，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在数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优势，然而在此基础上，新闻编辑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指导性作用，新闻编辑实践层面编辑记者在采编过程中仍然出现诸多问题，媒体失范、编辑差错等层出不穷，恶俗新闻也没有被杜绝。具体而言新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几点：

（一）新闻编辑理论缺乏新闻本质规律的基础

“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2]222杨保军谈及新闻传播规律时指出“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受（传递与收受）过程中，传受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并且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概括为“选择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关于新闻规律的探讨虽然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但新闻规律的恒定性也表现在具有传播方法论的意义上。由此看来，新闻编辑理论要以新闻传播规律为基石，离不开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统、理性的理论概括性。然而，当我们以“理论”构建的完备要素对新闻编辑理论进行检验时，就会发现新闻编辑理论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理论与“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认为：“理论由两大要素组成――概念和解释，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据观察到的特质所作的分类。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贴标签。我们通常用词语来识别概念。任何一个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拥有该理论概念的一套术语”。[4]40通过小约翰对“理论”的解析，我们看到一套科学的理论至少需要具备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新闻编辑理论的构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释存在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替代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然而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新闻编辑理论中，常常将“理论”与“理念”混淆，以“新闻编辑理念”替代科学的“新闻编辑理论”系统，这就是将理论的构建经验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简单来说，新闻编辑理念是对新闻编辑活动方法、规律、思想的诠释与升华，它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新闻编辑概念和解释框架。在近十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研究文献中，常会看到研究新闻编辑思想、观念、策略以及对新闻编辑活动的宏观把握及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编辑活动现象的归纳和提炼，然而却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稳定机制或规则渗透不深。

刘九洲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点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基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5]2那么在新闻编辑理论中这三点同样可以作为研究基点。说到底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应该是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和现象背后的规律，其基本内容的构成也应当以介绍新闻编辑领域内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为主。而基于新闻编辑实践经验而来的新闻编辑理论，由于较少深入到新闻传播规律当中，脱离了新闻的本质研究，简单将新闻编辑活动抽象化就难以在更高层面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二）新闻编辑实践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在我国虽然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为新闻编辑理论构建提供了素材，但实践研究多集中于稿件的微观操作，如标题制作、版面和图片编辑；评论、专题等不同体裁的编辑方法；时政、经济、军事等不同类型新闻的编辑。以上微观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研究状况整体上看来散杂，切中要害的探讨较少，主要表现在新闻从业者依赖于“常识”的积累，新闻编辑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离。

新闻编辑依赖于“常识”从事新闻活动与脱离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谓“常识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常识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同意”。[1]新闻编辑研究领域，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成果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长期从事行业内工作的编辑、记者往往凭借自身从业经验，将新闻活动的惯性思维简单上升为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新闻业改制转型、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编辑、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也在逐渐缺失。较早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郭镇之认为，“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起源于美国，前提是新闻自由。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所必须持有的新闻职业精神或职业规范。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是最具体的新闻活动，当然也应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此外，我国当前新闻编辑实践忽视“专业”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现则是新闻编辑人员与受众意识的分离。通常认为“编辑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级信息的受传者与终级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也正是这种中介性，使新闻编辑在信源提供者和受传者之间建立起一座传递信息的桥梁”。[7]而新闻编辑若是缺乏受众意识，编辑实践活动的效果就会降低。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活动，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环节，同样具有社会属性，而受众意识的缺少会造成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编辑一味传达自己的编辑意图，忽视受众感受和需求也是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活动分歧的重要表现。

（三）新闻编辑理论中的技术主义倾向难以落实于新闻编辑实践

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新闻理论的革新，新闻编辑理论也随新的技术环境进行创新。然而理论上的新兴媒体编辑，新兴全息化的编辑室，新的媒介载体及内容生产却很难在编辑实践中及时发挥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应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网络经营管理规范和法规也阻碍着新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理论上的设想和规划大而无当，对新闻编辑工作的指导作用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求。《中国报业》在2009年刊发了史蒂夫・奥汀的文章《全数字化的新闻编辑室近在咫尺》，文章对新型数据新闻编辑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国新闻编辑部室改革实践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关于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编辑研究近几年来一直属于热门领域，但是研究多集中于现象描述，例如编辑的把关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闻”对编辑身份的挑战，编辑主体的“大数据运用”，但具体到实践方法层面，编辑如何转型，媒体如何建立数据化的新闻编辑室，如何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加强传播效果往往点到为止，没有实践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论概括也显得不到位。

二、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上述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分歧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点，即学理原因和编辑主体自身原因。

（一）学理原因

综观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可以看出其构建通常来自于两个基础，第一是基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提出的问题而在理论层面对其解决，第二则是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但是这样的构建基础往往不能对新闻编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例如在编辑理论的提出上抛弃了新闻学理论的基础，不能做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本质的回答，这种理论的构建有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也就缺乏了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斯蒂文・小约翰所提出的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毕竟“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并不表现在它能化抽象为具体，借用描述的手段去还原事实，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什么发生’，即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使之具有了解释能力；同时它还能回答‘是否还会发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复的可能性，这就使之具有了预测的能力”。[5]3而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这样的新闻编辑理论其中的科学规律就会被社会话语和技术话语所掩盖，失去了新闻编辑理论本应具有的独立品格。

弥建立和欧阳宏生等人在对50年来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嬗变与发展进行梳理时，从社会文化环境、新闻节目构成形态、电视声画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流变轨迹。[8]不难看出，社会文化环境即是编辑理论形成的的社会语境，而新闻节目构成形态和电视声画关系则属于具体的实践层面。

新闻编辑队伍良莠不齐，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了新闻编辑理论不能够理想地灌输于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编辑人员。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由于重点讨论的是新闻编辑实践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撰文进行探讨，专业知识略强的作者研究尚且深入，而一些并没有受过良好理论熏陶的作者仅仅是将从业经历简单加工描述，这就影响了新闻编辑的整体研究水平，这种情况最直接地后果便是编辑过程中低俗新闻层出不穷。新闻采编和报道的低俗化倾向导致了新闻功能和新闻本性的丧失，而低俗新闻在形式上的表现便是采编缺乏监管。

我国新闻编辑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传播规律、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既要体现实用性，又要体现科学性，实用性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归纳，科学性则体现在对概念的阐明、问题的论述和规律的揭示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新闻编辑研究中要将经验的东西上升为方法，将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哲学层面上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在新闻编辑学中，这种方法论则表现为如何更科学地、系统地探索新闻编辑活动背后的规律，终归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然而如前所述，我国新闻编辑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大量停留在什么是新闻编辑？编辑流程有哪些？以及如何操作上，少有从理论上对编辑活动做系统的总结。刘九洲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谈及每一科学的知识进程都表现为“范畴―范畴逻辑系统―理论―学说”。[5]29我国新闻编辑学的构建若是依照一定的范畴体系进行，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

从上述新闻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新闻编辑活动最基本的范畴可以概括为：新闻事实、编辑主体、编辑过程和新闻产品。新闻事实作为新闻编辑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起点，规定着新闻编辑一般原则、特点等方面；编辑主体则规定着编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层面；编辑过程作为编辑活动的实践层面规定着新闻编辑的规律、方法、技巧等方面；而新闻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则包括了新闻稿件、新闻图片、网络电视广播的节目素材等。由这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新闻编辑范畴逻辑系统最终形成新闻编辑理论的框架。

在新闻编辑领域，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环境下，完善的新闻编辑理论与新的实践内容尚需要更深入和切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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