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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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旧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学者并不是陌生的东西。且不说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加尔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论，也都时髦过一阵子。更不可忘记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并且还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先驱。然而，人们在狂热推介新制度经济学时，却很少有人比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还断然否认它们之间存在任何理论关联性。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历史演进和逻辑联系两个方面，把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经济学比旧制度经济学有质的飞跃

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成时期，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主要代表；第二阶段为过渡时期，以艾尔斯、贝尔、米恩斯、加尔布雷思等为主要代表；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众多、成分复杂的庞大理论体系。虽然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论曾经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而风行一时，但时过境迁，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成了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的专有名词，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称为旧制度经济学。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认他的理论与旧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他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当代经济学，而旧制度经济学则称为近代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还是对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划清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们否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不符合实际。

且不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重视制度因素分析这个基本点上与旧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继承了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传统和思路；在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新旧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者说，在旧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范畴的雏形。例如，科斯理论最核心的交易费用范畴，与康芒斯的交易范畴就有理论渊源关系。康芒斯把“交易”作为与“生产”概念相对应的经济学的范畴，并且对交易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分类。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活动是“制度”的最基本单位，制度只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因此对不同类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转化为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样，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从而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不过，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法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最重要经济制度的产权范畴，从旧制度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遗传更多。凡勃伦提出无形财产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础，这样就为公司产权分析开辟了道路。康芒斯强调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从所有权稀缺到制度稀缺展开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秩序的制度体系。艾尔斯、贝尔和米恩斯等人继承凡勃伦传统，以技术与制度的矛盾为主线，深入分析公司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为产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果进行更仔细的比较分析，几乎所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或深或浅都闪耀着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出发点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理论生涯的。凡勃伦摈弃了边际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认为马歇尔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谐”基础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论”，与事实不符。并且，庞巴维克把人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途径，也是错误的。他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主张建立分析制度变迁的“演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袭着“凡勃伦传统”，无不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基本假定的修改，从制度方面或经济结构方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一个与新古典迥异的制度经济学体系。

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要抹杀它们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新意所在。的确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学派的革命性转变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展开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使制度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了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简明起见，如果不考虑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从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相比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有四点：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凡勃伦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学方法，康芒斯应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学派严格按照实证性的新古典方法进行研究。诚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是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制度问题，大大拓宽了理论视野和提高了理论的逻辑实证性。二是理论体系上的创新。除了康芒斯试图创建一个理论体系之外，可以说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不成体系。而新制度学派依托较为成熟的新古典体系来展开理论分析，就使其理论大致能够保持逻辑一致性。虽然目前新制度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初步可以自成体系了。三是基本理论范畴上的创新。旧制度学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有闲阶级”、“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导向”等等，但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的理论范畴。相比之下，新制度学派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范畴，而且范畴的界定相对严格规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交易费用”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多种体制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最后，表现为研究领域方面的创新。旧制度学派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在企业层面或微观经济领域，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视野却要广得多。虽然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及组织仍然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及其理论应用，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到历史的制度变迁，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一切领域，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庞大的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创新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创新是把制度分析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最具新意的则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学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研究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忽视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凭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构和分析方法，从新古典理论的缺陷出发进行制度因素研究，补充了新古典体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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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古典微观经济学而言的，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该书一出版就在西方经济学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把他的理论比作一场革命，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如果按照经济学史的角度，那么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古典宏观经济学、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以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四个阶段。

1.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萨伊市场定律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它包杨含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产品生产本身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博我调节作用，不可能出现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三是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在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还没有十分明确的划分，依旧都属于经济学。古典宏观经济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还未明显分开，二是古典宏观经济学总量的分析方法不够全面，没有依据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三是以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为前提依然是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期

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期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后期开始，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货币危机开始，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物价暴跌，大量工商企业破产，到1847年经济危机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工商业，经济危机开始大面积爆发。经济周期波动是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重点，比如，还有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的"经济循环论〃,以及对国民收入、经济周期的研究等，带动宏观经济学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

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即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初步建立阶段。193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真正的诞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古典经济学家对此只能束手无策，然而凯恩斯却能运用切实有效，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理论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逐渐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度过经济萧条的危机，这也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真正诞生了。在美国，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用货币政策稳定商业周期。

4.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时期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于石油危机的两次爆发和美国经济发生停滞性通货膨涨，然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却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所以非凯恩斯学派在这一时期陆续涌现。

二、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现代宏观经济学自从诞生一以来,就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引入现代宏观经济学，在经过吸收、批判和科学的借鉴，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我们都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是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另外，我国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却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因此，我国还不能全部的接受现代宏观经济及其理论，所以我国在应用和发展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还不够成熟。

我国经济体制应该善于博采众长，兼听则明，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要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根据我国的国情，解决经济问题。科学在不断发展进步，经济学的理论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就像由最初的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产品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而不会出现产品过剩的问题的理论，不断发展到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景气循环〃经济学主张，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善于吸收借鉴宏观经济学的精华，从而能够切实的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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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并使用经济人概念的是斯密，在没有经济人模型之前，经济研究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所有关于人的阐述都可以对经济理论发生影响。经济人模型的提出，使经济理论找到了一个公理化的支点，也使社会科学获得了一个理论支柱。同时，进化论、社会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也对经济人模型提供了丰富的论证或补充。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自利性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其“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是理与市场秩序建立的最佳诠释。同时，斯密又受霍布斯道德理性原则的影响，把人的本性视为由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共同组成，“自私的激情”介于社会性和非社会性之间以私人利益作为目标的追逐，应当来自对指导这种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尊重，而不是来自这些目标本身所引起的任何激情。这里斯密所说的“一般准则”是指道德理性。斯密认为，经济主体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区分，即竞争下的自利性和个体试图与他人的协作性，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因此，斯密的古典经济人假设是将经济行为人的自利性同道德理性混合在一起的。这同后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异化了的理性经济人相比具有较大的本质区别。如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中论证道：“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此段引文中“他”的行为，是出自纯粹的经济理性的自利行为，但这种自利行为又可导致公利的实现，其原因即在于“他”的经济理性受到制度的制约，经济理性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造就的方向。显然，斯密之所以肯定经济理性所激励的自利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所倡导的公利的实现。在亚当・斯密的上述论述中，隐含着作为目的的道德理性高于作为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经济人的思想。“他”的经济理性，是被利用来为道德理的。如果经济理性不能“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之间的的实现，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应当就不会如此肯定经济理性了。由此可见，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经济理性中包含着历史、社会、道德等因素，并且他也没有将最大化假设扩展到消费者行为，所以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

在詹姆斯・穆勒的密切影响下，李嘉图在方法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化改造。正是在李嘉图的“奥卡姆剃刀”下，经济人内涵的社会、道德、历史因素都被消除了，经过了去伦理化过程的经济理性获得了工具理性的地位。J・S・穆勒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关于把经济人抽象化，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以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要前进的方式。”至此，古典经济学家完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建立，开始将人类追求财富的行为动机从人类的其它社会行为中分离开，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边际革命：经济人范式的发展

边际主义的出现之所以带有革命性，不是从时间来说，而是从它对经济学的关系来说。边际主义不仅表现在分析的方法上，而且表现在经济学的范围和涵义上，特别是表现在对作为经济分析核心的“经济人”的内涵界定上更有了突破性的去伦理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边际主义无疑是使经济思想革命化了。

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效用和稀缺代替了劳动成为价值的决定因素。与古典学派强调供给和成本对价值的影响相反，杰文斯独推需求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认为获得充分食物及他种能予适度欲望以最大满足的物品，是人的天然趋向和本务。在古典学派的分析中，认为价值产生于外部世界的状况，因此，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把它看作一个客观的东西，正是在客观的价值学说基础上。古典经济学是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着眼的，为此，自然地就忽视了主观因素――个人。正是在这方面，杰文斯则从一种“绝对感觉”中得出价值，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理论是主观的，他的出发点是个人及其需要。为了研究个人的行为，他找到了一套现成的完整理论，这个理论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人类行动的原则。据此，杰文斯提出了一种以边沁的“行动源泉表”为依据的愉快和痛苦的学说：人是一个愉快机器，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愉快，因此他把经济学看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杰文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结构，以效用论为基础，以交换论为核心，从此，将经济人从古典的社会整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孤立的但能自作主张的个体。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的门格尔，与英国和法国的边际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他禀承一贯地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姿态，坚持经济学的方法必须落实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他论证说社会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些经济力量的直接表达形式，而仅仅是一些个人，即他所称作的从事于经济活动的人们行为的结果。为了理解总的经济过程，必须分析其成分――个人的行为。所以，门格尔认为“原子论”的研究法是方法论所必须的，它不具有伦理的或社会哲学的含义。因此，罗尔认为他是第一个力图创建一种必须脱离开任何享乐主义假设的主观价值理论的人。由此，在边际主义的旗帜下，经济学不再操心历史上决定的阶级制度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更加后退，趋向于一种仅仅关心抽象的个别原子和财富之间的拜物教似的关系。

到了帕累托那里，他的纯经济学的概念是研究各种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而不管个人的主观因素，因为个人是多余的，人们用这个名词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系统里的一个元件。乔吉斯库一罗根对这种情况评价说：一种关于人的科学完全把人排除在局外，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标准的经济学对于用一种无人的场面来运行，特别感到得意。帕累托公然声称，只要我们已经确定个人所掌握的手段，并取得“对他的爱好的逼真的印象一个人就可以消失”。个人就这样被化为仅仅是效用功能的一个微点φi(X)吼逻辑是完善的：人不是一种经济动因，只是因为没有经济的过程，只有一种拼合益智图式的活动，用特定的手段配合特定的目的，这需要计算机，不需要动因。在这里，乔吉斯库一罗根指出了帕累托敏锐地看到了边际革命把纯经济学改变为

一种“无人的科学”，并暴露出纯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的真面目――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人的。

三、新古典革命：经济人范式的确立

新古典经济学中，马歇尔通过对前辈们认识的考察基础上，对传统的经济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经济人都不是自私的，一般都主要是为了家人的利益勤奋工作的。同时，他认为人是有分类的，而且不断变化的产业特性和制度影响着人的行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经济学家们曾经努力以经济认得活动为内容，谨慎而精力旺盛地、但也是机械且自私自利地追求金钱利益，但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甚至没有彻底尝试过，原因在于经济人实际上是“一个怀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他还强调，经济人抽象的原型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那些卷入市场的“城市平民”，他努力把经济人置于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以表明经济人的历史基础，然后再对经济人作一般性的理论抽象，并以此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所以，在马歇尔的理论中，他既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和边际革命者们的经济人的不妥之处，并对时间、组织、政治、制度变迁等范畴以很大的关注，但是，他对于将“经济生物学”趋向却感到难以把握，而致使最终依然是落入了经济机械论的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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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论》 凯恩斯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由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质疑和反思却还远远没有结束（Romer，2012）。[1]在这场反思中，凯恩斯的名字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凯恩斯”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热点。《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新作《重新发现凯恩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作者伊特韦尔和米尔盖特宣称主流经济学理论事前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事后也没能提出有效解决危机的政策方案，因此理应被抛弃，现在是凯恩斯经济学重新兴起的时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倡导现在应该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贝特曼将危机后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阐释凯恩斯经济学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回归凯恩斯》一书。但仔细分辨这些经济学的观点却会发现，他们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或者说，他们所倡导的现有经济学应该改进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本就存在着诸多争论。

本文旨在梳理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后，经济学界存在的主要的几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并简要介绍他们之间的争论。接下来第二部分介绍《通论》出版的背景及凯恩斯革命性的观点，第三部分介绍IS-LM模型的出现以及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第四部分介绍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判和他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第五部分介绍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古典综合派，第六部分是总结。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 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

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四、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恩（Richard F. Kah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尔多（Nicholas 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 Orleans 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 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

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六、总结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并出现了倡导“回归凯恩斯”的研究动向。其实不同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并不一致，而这根源于《通论》出版后，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有着不一样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论》出版后，几个不同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通论》的写作背景是，大萧条后正统经济学（从内容实体看即是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对现实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凯恩斯试图指出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论》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却也因内容晦涩难懂引起了很多争论。希克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并迅速流行开来，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战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对《通论》的解读遭到了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剑桥资本争论，并孕育产生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综合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演变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九十年代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融合，出现了新-新古典综合派。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今后的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为主体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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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梳理现代宏观经济学演变发展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主要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以及其理论要点、政策主张和实践，分析其演变发展过程的特点。

总体而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演变发展，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而发生的，一直围绕着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两大主题进行争论和融合。这两种基本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断深入发展，从而丰富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一、凯恩斯主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一)凯恩斯主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风波，接着是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大批破产，失业急剧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失业和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人数接近5000万。据估计，危机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了2600多亿美元。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解释，也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困境的办法。1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基本矛盾进行新的思考。统治阶级迫切希望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既要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并且能提出应对的政策，但又不要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其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遵循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是决定国民收入的关键。他提出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在它们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调节并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方法上，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来消除失业和摆脱经济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相继接受凯恩斯理论，并根据“有效需求理论”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例如，1945年，英国政府了就业政策白皮书》，声称政府将稳定就业水平作为主要目标和责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将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1946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案”规定“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是联邦政府的一贯职责”。5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恢复，此后的20多年是相对繁荣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危机提出的，追随者必须对其理论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态。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忽视的长期发展、价格和工资问题进行研究。此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调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要求将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和反映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在这种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渊源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该学派理论的最大特点体现在“综合”上：①综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应”，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结合起来。②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与古典学派的长期分析方法。③将传统的对市场自行调节的机制与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干预机制结合起来。④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与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结合起来。⑥80年代以后，其“综合”的特征还表现为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派各种理论的综合。其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曾经说“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

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张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适时适度调节，稳定经济增长。19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是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60年，肯尼迪总统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托宾和奥肯的政策建议，削减个人所得税，生产与就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这又对1970年代的“滞胀”困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缓和了阶段矛盾，推迟了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剌激了生产与经济的发展，但是却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剧。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5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迅速崛起。

(一)现代货币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该学派强调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从50年代中期起，根据费雪和芝加哥大学的传统观点，对货币数量理论作了新的论述，主要观点是：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数量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又影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通货膨胀不仅被看成是纯粹货币现象，而且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后果；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计划地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即按照国民收入增长率有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主义者曾提出过六大政策命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中央银行需要使用明确而有效的目标框架和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全额准备金（制度）；中央银行能够充分精确地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是适宜的高层目标；货币应以稳定或不变的比率增长。。]

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使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

1979年，美国进行了一场“货币主义者的实验”，美联储不再以利率为中心，而是使银行储备和货币供给遵循事先确定的增长路径。这项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成功，从1978年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从13%降到了4%,失业率从6%上升到10%；但是却使货币周转率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此美联储渐渐不再以它作为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二）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要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其理论与政策的核心是说明财政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变化，对剌激劳动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等的作用，进而对总供给和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供给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具体来说，主要是指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并由萨伊建立的“从供给出发，将生产、成本、生产率作为研究重点，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萨伊定律。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经济陷入“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政府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失业率降低。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给经济学，目的是通过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消除“滞胀”。但推行减税却使税收降低、赤字高涨，并造成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低生产率、高汇率，投资下降，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时，西方国家经济面临“滞胀”和大量失业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一些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中分离出来，形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该学派有3个重要的假设：理性预期（经济行为人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符合这些变量实际的或者客观的条件数学期望）、持续市场出清（工资和价格变动非常迅速，因此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经济当事人最大化。从这些假设中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①政策无效主张。如果货币当局宣布打算增加货币供给，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会考虑这一信息并完全预见货币供给增加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因此，产出和就业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变。②减少通货膨胀的产出和就业成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经济体要承受产出和就业的损失。③动态时间的不一致性、信誉和货币规则。最优政策选择是在动态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由于存在试图预期政策行为的当事人，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时期内的相机抉择政策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建立对规则的信誉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独立的中央银行更能建立信誉，以更低的代价实施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⑤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总供给的作用。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自然隐含着增加总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即增加产出或者减少失业的适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厂商和工人提供更多产出和劳动的微观经济动机的政策。卢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潜力来自较好的、长期的、供给方的政策，其收益远远超过短期稳定政策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福利。”⑥政策评价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批判使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为当事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行为，参数可能因政策规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无法比较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即宏观经济模型对于政策评价没有用处。

(二）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长期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在应对“滞胀”问题时一筹莫展，陷入困境。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的理论条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软弱无力。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没有清楚阐释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尽管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后来把古典微观理论引入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但是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发展了一种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但是过于追求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的完美无暇，其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严重脱离了现实，宏观政策无效性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了。由于主张政府干预，它被看成是凯恩斯主义的复也。

相比旧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内容包括“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②强调实际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们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③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结合在一起，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

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特点

虽然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产生和演变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识：①真实GDP的运动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M②真实GDP在长期内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内实际GDP的波动基本上是由总需求的冲击引起的。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在短期内存在，但在长期内不存在。④在长期内，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追求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⑤不主张政府使用不谨慎的“微调”总需求的政策，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们充分就业时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经济稳定被看成是一个博弈理论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体系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关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纪3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后，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趋同与综合这三个重要的演变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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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契合；经济思想史；历时性；共时性；主流和非主流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发展的途径不应该通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及单一思维的绝对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间的互通和整合。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每个社会科学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或层面来审视共同研究的课题。当然，理论的发展除了要对共时性知识作跨学科的横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历时性知识作学科内的契合。究其原因，学科内的历时性知识提供了更为集中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深化的基本轨迹。因此，要提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就要获得足够的相关知识，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潜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和文献做细致的梳理。波兰尼就曾指出：“科学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识良心进行搏战，他总会考虑到与整个科学的传统进行接触――事实上便是与他引为典范的所有过去的科学家，与所有承认他在进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学家，与所有他打算为之而建立新学说的未来的科学家――进行接触”。

事实上，整个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那些看似完全对立的理论，新理论的确立也是建基于对旧理论的深入解剖而不是凭空构造之上。否则，如果学术“不再寻求对话，彼此肯定完全脱节，双方当然就没有共同语言”，又何以有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就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理论发展更需要契合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一者，如熊彼特所说，“因为每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不管他对纯理论多么嗜好，总离不开事实，而大多数事实，照我们看来，必然是历史性的。”二者，如贝拉等所说，“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现在的发现相差无几。”

然而，现代经济学教材却将历时性演化的各个理论放在同一个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从而抽去了理论的时代性、主观性和规范性，而留下一堆没有人文思维的技术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蜕变成为脱离现实的说教，并遮蔽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显然，要缓和这一弊病，就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学者的本色。事实上，有机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鉴和反思这双重含义，从而需要注重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特别是，如果说基于常规科学范式的研究比较适合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前人思想的讨论、争鸣和反驳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发展途径。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

一、经济学界对思想史的认知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来自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因此，要透过当前的经济现象而揭示内在规律，就需要梳理经济事实的发展历程，而历史则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同时，对特定历史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学说，它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从而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这些学说史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必须结合对经济史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才会真正有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经济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罗、阿莱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也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莱说：“如果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必须在掌握经济史或掌握数学和统计学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选择前者”；因为“历史事实、学说和经济思想是最具指导性的，别的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经济制度、实际收入的变化、货币现象、人口统计、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还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因果链接，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思想史和历史往往也是同步发展的。经济思想史家斯皮格尔就指出，“思想史其实只是……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为此，熊彼特、阿莱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知识：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并且，他们都更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当然，一般学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这四个方面看成是独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却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又是存在层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它们都涉及历史和思想史的知识。首先是方法思维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的还是原子主义；显然，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到各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各个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了解它们所站立的背景、哲学理念以及观察的侧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思维；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更便于对理论来龙去脉的梳理，并便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而更有利于理论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达层次，有了思想和观点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就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适用性，便于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好地进行表达。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这一层次是对理论的检验，可以运用案例调查或者统计分析的方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统计实证得出的社会规律的适用性及其缺陷。事实上，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则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简单地运用某些局部的数据来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论。

而且，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标，而只留下形式。米尔斯就指出，经济学中那些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观念都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现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力尚可的相关人士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点”；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问它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他们就这些思想著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会遁为乌有。”同样，熊彼特也写道：“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此外，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则认为，“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探讨任何理论都必须弄清楚它背后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主体的基本思维及其提出该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目的，离开这一点，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理解理论。

不幸的是，自从边际革命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抛弃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问题上；接着，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普遍化假设为基础，而专注于理性模型的构建或者通过对现时、现世问题的计量分析来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渐抛弃了研究方法和知识素养这两个主要层次。斯特拉斯曼就写道：“目前的经济学知识来自越来越准确的分析进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量经济学与数据收集的技术进步以及数学发展的结果。”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把建立普适性的数理模型视为理论的，而把那种反对将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视为缺乏理论的。而且，在功利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就日益鼎盛，从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反，那些对现实制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则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尤其是，受主流化效应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子热衷于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并逐渐舍弃其他社会科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以致现代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以求经济学达到所谓硬科学的要求，从而导向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尔指出的，“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

二、基于思想史对经济学科的审视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经济学科进行全面审视。事实上，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不仅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甚至往往与其他社会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决不仅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数学符号的均衡分析，或强调实证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经济学研究内容而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目前纷繁芜杂乃至相互排斥的经济学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经济学的内容根本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要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二者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经济学大多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凡勃伦指出，“对于任何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现代科学家来说，人类文化的任何特定阶段所包含的因果链条、在人类行为结构中由于习惯性行动积累起来的种种变迁，比起那种把人类行动看作是在给定的正常、不变的条件下不断地平衡快乐与痛苦的方法来，显然更能引起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前者是种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问题，是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和世代命运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这种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给定情境下的个人决策问题。前者是人类处理其生活的物质资料的行为体系及制度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后者，如果按照快乐主义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一段段的感官经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思想史的传承，而热衷于一个普适性的常规范式。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相应地，既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当前大多数人所信奉，并且为主流学者提供了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路径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这种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吗？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诉我们，许多人完全虔诚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强度是知识的标志，我们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因此，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论导向的研究，结果，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萎缩。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奥塔尔则强调，怀疑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为前提的。事实上，一些具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甚至对自己最偏爱的理论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怀疑；为此，拉卡托斯说，“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断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诞生起就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诸多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批判。M.鲍曼就写道：“正是在经济学（经济人）分析思路乐观自信的扩大过程中，人们也听到了对其行为模型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人们质疑经济人模型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惟一基础是否还能满足也必须针对经验理论‘硬核心’提出的经验合适性最低条件。在试图将经济行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为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再对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那么，如何对主流的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呢？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史并从中剖析相应的思想根源。黑格尔就指出，“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学科反思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动中就可以探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撇开社会环境而研究抽象的个体理，同时又热衷于寻找一种普世性的技术分析工具；结果，就将经济学分析与历史和思想史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背离了经济学科的根本特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强大，但在众口为经济学抽象化分析鼓噪的声浪中，我们还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学者一贯的治学态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真正审视流行的理论。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相应的研究方法上，都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而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例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再如，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了人力资本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因此，两者的理论研究取向也存在差异：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抽象化研究时要更为慎重，社会科学的理论抽象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理论抽象也应该与此保持历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因此，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却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其实，理论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为抽象而抽象”；抽象应该是基于具体的抽象，因为社会科学首先是要处理具体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研究要强调科学化但不是惟科学主义、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也即，理论研究要谨防落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危机也正在于它越来越形式化，并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结果，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避免盲从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库恩等就指出，“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而基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前经济学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异端之分，而且，主流经济学往往标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显然，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着存在能够证伪这种主流理论的材料，那么，主流经济学又何来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我们又有谁发现数学、物理学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尽管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会形成多数研究的氛围，但它们从来没有宣称它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如社会学就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相反，大多数学科中一直都存在强烈的反正统力量，如生物学等学科中就存在还原论以及进化选择的适当单位等争鸣，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这些学科的活力。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相信不可分的个体是行为的基本粒子，而始终把个人意图和偏好的心理或社会基础等等排除在学科的讨论之外。试问：如果抽掉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模型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事实上，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当然，由于学术学院化之后，真正为求知而探索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地位与学术声望等其他个人目标。显然，由于这些东西往往要通过依附一定的学术团体才能获得，因而年青经济学人就被迫在正统和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限制了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借助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史揭示，经济学家也像任何人一样容易错把糟糠作小麦，当它们拥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复杂的定义或伪装成科学原则的价值判断时，就宣称拥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经济学史，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论、标榜为科学的遇见或具有隐蔽的价值前提的政策建议。”

其实，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上看，所谓的主流也是在不断变更的，现在成为主流的那些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这意味着，主流的东西并不一直就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譬如，现代的主流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计划要求日益精确的资源统筹、线性规划乃至日益细化的投入一产出表格设计，这导致了数量经济学的偏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设计是“致命的自负”，它源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因而也日益为社会实践所抛弃。然而，尽管实践已经改弦易辙，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却依然一成不变地因循守旧，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只不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开始有了转变：不是为了政策应用，而是变成了象牙塔内的游戏。所以，加尔布雷斯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才最终能够促成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当一个新环境的来临都必须产生一种大规模的争论，从而才促进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阵痛性变革；显然，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综合发展轨迹的缘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应该为当前的所谓“主流”所牵引，而更应以反思的态度相对待；只有当知识分子坚守这种学术态度，经济理论才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或者说，学术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续的扩展秩序。

同时，由于主流学说已经越来越定型和僵化，我们往往就只有从非主流中才更容易获得新的思想洞见。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从戈森、古诺、杰文斯、凡勃伦到凯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绝大多数思想大师都是通过与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进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献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统洞见。譬如，诺思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激进的者，所以他后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来自非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以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当然，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对理论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劳丹强调，“在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学说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历史）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合理评价。”因此，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特别关注已经逐渐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将对理论的发展和思想的萌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真正通晓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如果抛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假定，经济学不过就像经济学家和同时代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其现代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历届前人一样，它很可能再次改变。”

因此，经济学说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单向的思维来看待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更不能为所谓“主流”范式所牵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学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社会状况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现实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经过了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财富的生产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经济学开始把注意力从财富创造转移到资源配置方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资本的匮乏，导致了如何最佳使用这些资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极端地发展了数理化的倾向。不幸的是，尽管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来源于基于新的实践对过去理论的反思，并且作为一个致用的经济学根本上也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中内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撇开了这种对制度变迁以及人性发展的关注，而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取代老制度经济学，除了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提供有效解决萧条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涉及制度变革问题，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怀疑；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兴起造成了一种对任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氛。显然，经济思想史提醒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经济理论才能不断进步，经济学科才能不断发展。

四、结语

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各类知识之有机契合的基础之上，这种契合是建立在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而要对一个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则首先必须对该学科的发展史进行梳理。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如库恩、劳丹、夏佩尔等都把历史看成是对科学作出哲学断言的来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要建立在学说史和社会史的学习上。究其原因，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并没有思想，从而也就不要求科学家认识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会现象却不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任何社会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导的，因而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吃透实践背后的思想。例如，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就强调，史学家之所以关心历史事件，仅仅在于历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现了或体现了思想；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因而“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正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必须注重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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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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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长德．世界不发达地区开发史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4］齐良书．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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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均衡；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1-06

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分野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均衡主义在指导拉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日益加深。“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破产，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1］。

20世纪后期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对经济均衡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它反映了人们寻求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多元化运行模式研究工具的努力。然而，对演化主义的肯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均衡主义的否定。尽管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但在工具意义上对二者的性质及功能进行严肃而客观的检讨与评估，从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将二者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发展，对于经济学基础体系的创新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研究中的均衡主义：新古典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不但导致了经济学发展对于牛顿力学的机械性模仿，也使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新古典范式中的均衡主义首先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思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如同物理世界中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坚信在经济世界中，各种分散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将形成整个经济的秩序。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指出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和秩序能够实现。萨伊接受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部分，提出了“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2］。瓦尔拉斯则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为如同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3］。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表明了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20世纪中期，阿罗、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样，在新古典范式的观念中，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偶然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运动过程则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均衡状态的“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情况更要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显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作为科学主义产物的经济均衡主义，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工具，并在19世纪末逐步演化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其“科学”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接受实证主义思想是新古典范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实证主义哲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对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直接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把世界看成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事件或事实简单的加总，否定由这些事件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必须看到，尽管“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44年穆勒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文中，但新古典范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无疑体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古典范式中，人被抽象成为边沁意义上的精于幸福和痛苦计算的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社会不过是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的总和。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个人最优则意味着社会最优，实现经济均衡的秘密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因此寻求和论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个人主义方法原则成为新古典范式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排斥形而上学，强调可证实性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标准的确立：（1）科学是具体的，它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而的含义：①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②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③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4］。

逻辑实证主义还实现了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特别是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体现了科学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公理化和形式化的要求。首先，根据这一要求，经济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必须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这样整个新古典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演绎推理之上的精致化的逻辑结构；第二，为了揭示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一些难以量化和处理的变量统统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第三，数理逻辑的引入促进了新古典范式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指标，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以均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发展构成中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1）在理论上广泛使用对牛顿力学的机械隐喻；（2）只关注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即量变条件下）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逻辑演绎，否定了经济系统质变或突变的可能，是对经济系统静态的分析；（3）接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坚持经济分析的个人主义原则；（4）在理论构成和框架安排上强调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

二、经济研究中的演化主义：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特征

与经济学研究的均衡主义不同，演化经济学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具体运动过程的分析。尽管人们以1982年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演化理论》一书的出版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但“演化经济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一文中，而经济演化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但经济演化思想的真正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作为标志，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

马克思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5］马克思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演化，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变迁和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革命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演化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演化观。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凡勃伦掀起的。凡勃伦首次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但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7］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应该归功于熊彼特的研究。熊彼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熊彼特借鉴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演化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的对象不是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企业的生存。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但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他始终在均衡和演化之间徘徊，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哈耶克的演化思想在20世纪后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启发，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9］。与哈耶克同时代的阿尔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自然选择的观点。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始于纳尔森和温特。纳尔森和温特运用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范式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纳尔森和温特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调节”学派等，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

就本质而言，演化经济学源于对机械决定论、逻辑原子主义与静态宇宙观的背离，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经济均衡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1）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反对新古典范式的机械隐喻；（2）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的做法，即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3）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4）在承认渐变的同时，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演化经济分析中的生物学隐喻并非机械的套用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他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人物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1］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第三，经济演化在逻辑上与生物演化必须契合。

三、均衡与演化：替代还是互补？

长期以来，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范畴，二者的关系，要么是均衡主义替代演化主义，要么是演化主义替代均衡主义。诚然，在本源意义上，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前者借鉴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宇宙观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形而下的工具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作为两种经济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体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需要均衡主义，又需要演化主义，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首先表现在它们只是在工具意义上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刻画，其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存在（being），演化主义将世界理解为过程（becoming），前者分析了经济系统处于暂时稳定时（即量变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揭示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生突变或质变的演化机制。不管是均衡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只是反映了经济世界运行规律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关于经济世界准确的认知。

均衡主义研究了作为存在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成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要将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和还原成作为元素的个体，这使得经济均衡主义在方法论上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还原论哲学。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潜在的关联和属性往往不易为感官所感知，要对各经济原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揭示，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知识，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新古典范式的简化主义。必须看到，新古典范式利用原子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方法，对经济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论证与检验，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人们解释和改造经济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外，在新古典范式中，由于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均衡主义成功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稳定时的理想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参照系”。它的意义在于，有了这样的参照系，经济问题的分析就具有了方法的一致性，而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在新古典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是经济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它们虽然是不现实的，但却具有极大的价值［12］。针对新古典范式对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硬核”的前提下，又开辟了交易费用的分析工具，倡导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初步实现了均衡主义理论框架的进步。

与均衡主义静态分析不同，演化主义研究了作为过程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演化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被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经济世界只有在与技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经济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现象。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必须关注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因此，演化主义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过程的真实经济世界的逻辑模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语言。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支撑，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从而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命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潭，但过于重视传统、现实与各种影响因素，却又不得不面临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性之间的矛盾。演化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均衡主义具体的研究手段，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还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两条改造社会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方法。均衡主义坚持了静态的、机械的宇宙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世界中核心要素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这个变化也被假定为瞬间完成，这使得均衡主义在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中坚持了建构理性的思路；而演化主义继承了哈耶克、波普等人所主张的演进理性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解释世界的视角。

建构理性又叫建构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构理性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认为通过这种秉赋就可以对人类文明进行全能的设计，“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3］。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然而，由于从本质上讲知识是分散的。市场中所利用的知识都是关于具体个人和具体情境的知识，它分散地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当中，具有情境性、具体性、特殊性，是不可能汇总到一个或者数个头脑中并作为决策的依据的，人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建构理性关于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就可以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幻觉。建构理性实际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其结果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图，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14］。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建构理性试图将人类世界变成天堂，但其无意识的后果将是人间地狱。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使建构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对经济的严重的破坏清楚地表明，否定演化主义的建构理性最终将导致理性的悲剧。与建构理性不同，演进理性认为，由于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只能渐进地、局部地、在传统指引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方向，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20世纪后期，不拘泥于均衡主义教条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散试验、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方法使我国“大范围制度变迁”取得了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演化主义的合理性。［15］

应该指出的是，对建构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建构理性，对演化理性的肯定也不意味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所作为，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散化假定驳斥了人类的狂妄和自负，但并非对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已知世界的知识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应该具有谦虚的态度。哈耶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它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也就是，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主体――人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动物。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本上是不受人控制的，但人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去局部地改造它。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计划观加上主体的创造性，不但是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结合点，而且也是均衡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结合点。［16］

四、结论：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综合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里指出，对经济世界的理解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均衡的思路，一个是演化的思路，前者的基础是“经济力学”，后者的基础是“经济生物学”［17］。长期以来，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经济均衡主义成为观察经济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向演化主义的“经济生物学”寻找突破。遗憾的是，人们在抛弃武断的均衡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又似乎陷入了对演化主义的新的迷信。

上述分析表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将二者形而上学地视为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显然有失偏颇。当今世界经济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的多元化现象，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应该同时从均衡和演化两个角度去理解经济系统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均衡主义解释了经济世界量变阶段核心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演化主义揭示了促使经济系统量变甚至质变的因素及演化机制，在工具意义上，将二者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创造性综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发现，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不但各自会从对方的理论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将互为对方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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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经济学中有很多重要的概念都没有确切的定义。报酬递增就是其中的一例。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根本就没有这一词条。通俗地讲，如果同等的投入得到更多的产出，或者同等的产出只需更少的投入，这种现象就是报酬递增。报酬递增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在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对报酬递增的分析隐含于对分工问题的论述中。在古典经济学及马歇尔的体系中，报酬递增概念涵盖了整个经济系统，而不局限于单个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二分中，报酬递增思想自然地内化到生产理论中。报酬递增成为了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的生产函数、成本函数的一种刻画。这样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过程中，报酬递增的内涵就从整体层面的概念演变为一种微观层面的概念规模报酬递增。不过，尽管规模报酬递增的术语出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但它并非研究的核心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才是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中的基本假设。早在 1928 年，杨格针对当时经济学界对报酬递增思想日趋忽视的现象，在当选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 分会的主席就职演讲中，呼吁经济学家重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杨格定理被认为是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动态化的早期尝试。遗憾的是，杨格在这一演讲之后的第二年便英年早逝，因此他在这一进路上也没有做出系统性的贡献。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几乎是二战后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版本。不过，在该书中也没有专业化和分工、报酬递增问题的地位，而只是象征性地提到过这些古老的经济学思想。直到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理论的兴起，报酬递增思想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所以，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80 年代报酬递增思想的复兴之间的这段时期，可视为报酬递增思想的中断时期。为何报酬递增思想会在主流经济学中一度中断? 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解释:

一种是工具不足论。该观点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范式中，缺少处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的数学工具。代表人是杨格、卡尔多、斯蒂格勒、杨小凯、布坎南、阿瑟、舒尔茨等。例如，早在 1928 年，杨格就指出，经济学家们为了有效地研究报酬递增问题而建立的工具，可能妨碍学界清楚地认识报酬递增现象。杨小凯( 1993) 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处理角点解的数学技术，所以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特殊的形式化处理，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古典经济学家曾十分关注的报酬递增这类属于经济组织层面的问题就被抛弃了。

另一种是脱离现实论。该观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过于形式化，脱离了现实，这导致了对分工、报酬递增思想的抛弃。这类观点以张五常为代表。张五常( 2007) 认为今天的经济学不重视那间制针厂，是不重视真实世界调查的延伸。经济学者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内，搞些什么数学理论，或拿着些数字搞回归分析，赢得大学的一个铁饭碗，皆因对世事没有兴趣。即张五常认为，不是由于经济学家数学方法的缺失，而是其滥用，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忽略，导致了分工、报酬递增思想在演进过程中的一度中断。

以上两类解释，隐含地强调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存在的某些差别，这是富有解释力的，本文也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不过对报酬递增思想演进的机理分析有待深化。笔者拟以竞争与报酬递增关系的转变为切入点，指出报酬递增思想能否在一个经济理论体系中立足，取决于它与什么样的竞争理论相匹配，以此为主线对报酬递增思想中断的原因做了另一种解释。以下论述拟从三方面展开: 首先，分析报酬递增与竞争之间关系的转化; 其次，分析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假设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以此作为报酬递增被排除于研究的视野之外的原因。最后是总结。

二、竞争与报酬递增关系的演变

( 一) 从斯密到马歇尔的相容阶段

在古典经济学中，尽管对竞争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它始终是核心的概念。报酬递增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斯密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与报酬递增相匹配的竞争的现实性。不过学界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正如伊特维尔所言，完全竞争的特征，常常被不合理地等同于古典学派对竞争的讨论。例如，以坎特伯瑞为代表的很多人认为斯密、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者的理论，都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基于生产成本和零利润率建立的价值理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 而非完全竞争) 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有助于使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协调一致。在他那里，竞争是现实的、动态性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静止状态，也不是一种理想类型。斯密的《国富论》中并未出现完全竞争一词，他从未将竞争理解为完全竞争，也未认为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而只是对于竞争问题作了客观的现实描述。他使用的是自由竞争概念，强调自由进入，将竞争理解为一种现实的过程，一种现实的活动。正如 McNulty 所说，斯密所说的竞争概念是一个行为过程，与市场结构无关。在穆勒那里，竞争也不是作为一种研究的基础假设，而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刻画，这与斯密是相似的。总之，在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竞争是一种对现实的刻画，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研究假设。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允许包括运输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当交易成本存在时，会对生产上的报酬递增产生抑制作用。报酬递增仅能带来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但从产品生产完毕到产品到达其消费者，还要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较之于生产费用占商品价格的更大比重时，仅仅是生产上的经济性，并不足以引发生产者的垄断现象。斯密定理指出，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现实中交易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市场范围的扩大，这会限制分工的程度，从而抑制企业在生产上的报酬递增，从而生产不会无限制地扩张并走向垄断。斯密在《国富论》中曾以运输成本这一典型的交易成本为例，阐述了过高的交易成本会减少市场范围的现象。这样，在古典经济学中，报酬递增( 分工)与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因此，在古典经济中，报酬递增与竞争之间是相容的关系。

马歇尔对竞争的理解承继了斯密的传统，他也将竞争理解为一个现实的、动态性的过程，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对报酬递增的现实约束，如来自需求、交易费用等方面的约束。与对斯密的误解一样，很多学者都认为马歇尔强调的是完全竞争。就连熊彼特也误读了马歇尔对竞争的态度，认为马歇尔所说的竞争指的就是完全竞争，熊彼特指出他( 马歇尔) 和维克塞尔一样，对完全竞争模式作出他的一般结论，很像古典经济学家所为，他提出完全竞争是常态，不论是马歇尔、维克塞尔还是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把完全竞争看做是例外。而事实上，在《经济学原理》中，完全竞争一词仅非常不重要地出现了四次，这与完全竞争假设后来在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有天壤之别。在第六篇第二章第八节中，马歇尔指出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并不具有多于事实上他们所特具的那种竞争能力、知识和竞争的自由，可见这里隐含了不完全知识的假设。接下来，马歇尔更是明确指出，他的理论并非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我们并不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要求完全掌握市场情况，并指出大量的社会现实表明，这一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Loasby 也认为，将完全竞争理解为马歇尔的价值理论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马歇尔所指的竞争应该是哈耶克式的发现过程。事实上，在《经济学原理》中所出现的 19 幅供求曲线图中，代表性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而非完全竞争状态中的水平需求曲线。在第五篇第十二章第二节的脚注中，他指出当我们考虑个别生产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他的供给曲线和他自己的特殊市场的特殊需求曲线相配，而不是和广大市场上他的商品的一般需求曲线相配。这一脚注启发了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并助推了垄断竞争理论的诞生。从这一角度来看，马歇尔似乎可以被视为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的真正鼻祖。很多学者甚至指出，马歇尔的分析是以垄断竞争为基本的分析前提的，这种说法虽不完全正确，但它对竞争的现实性的强调，则是有其合理性的。熊彼特在 1941 年，一改他 1912 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的论调，认为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与在其去世后不久发展起来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马歇尔拒绝承认完全竞争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市场结构。另外，当代研究马歇尔思想的著名学者 Whitaker也曾提到，马歇尔的竞争概念与其说接近于现代的完全竞争概念，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后来的不完马歇尔对竞争的这些观点，使他的体系得以兼容报酬递增问题。他认为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难的报酬递增的倾向对之发生强烈作用的许多商品，大体上总是特殊的产品: 其中有些东西目的在于创造新欲望，或是在于以新方法来满足旧欲望。其中有些货品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嗜好，因而绝不会有很大的销路; 有些则具有不易为人觉察的优点，只能慢慢地博得公众的欢迎。所以，即便我们讨论内部规模经济意义上的报酬递增，也未必会导致垄断，因为来自需求的限制本身就构成了对内部经济的一种抑制。按斯密的语境来说，需求的有限即市场很小，这会抑制生产，使其不会因为报酬递增而无限扩张，从而使生产者难以获得垄断势力。另外，马歇尔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他的外部经济理论也使得报酬递增的存在不会导致垄断的产生。例如新增长理论的早期阶段，在引入非物质性的生产要素，赋予外部性以新的内涵，从而允许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时，延续的就是这一进路。因此可以说，在马歇尔的语境中，报酬递增与竞争两者也是相容的。

( 二) 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与报酬递增的冲突

在马歇尔的时代，竞争理论正由古典意义上的竞争，演变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古典的竞争理论，经由西尼尔，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埃奇沃思，克拉克，奈特等人的发展，逐渐转变成了完全竞争理论。伴随着这一转变，报酬递增与竞争两者的关系由相容转为对立。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从完全竞争的定义来看

奈特综合了前人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完全竞争的概念，他对完全竞争的论述最有影响，很接近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他指出了完全竞争的九个必要条件，认为这些条件是大量经济学文献中所涉及的。根据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相关性，以下只分析其中的四个关键条件:

( 1) 经济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不存在移动和改变东西的成本。要具备这一理想条件，所有进入经济计算的因素都必须是连续可变的、无限可分的。重复某种生产操作决不能形成习惯、偏好或厌恶，也不能提高或降低实现这一操作的能力。再有，生产过程必须不变地连续地完成。每个人不间断地生产出一件件商品，这件商品的消费与其生产同样迅速。商品交换必须在瞬间彻底完成，且不存在交易成本。

奈特认为，这项假设的必然结果是存在完全竞争。事实上，这一假设已将报酬递增问题剔除了，这是因为进入经济计算的因素都必须是连续可变的、无限可分的、生产过程必须不变地连续地完成事实上排除了固定成本的存在，而这是报酬递增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而重复某种生产操作决不能形成习惯、偏好或厌恶，也不能提高或降低实现这一操作的能力的假设排除了斯密、马歇尔理论中所涉及的分工的收益，预示了后来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所以，奈特对完全竞争特征的这一假设事实上已经完全排除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即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从定义层面上就是不共存的。另外，商品交换必须在瞬间彻底完成，且不存在交易成本的表述，则排除了广告销售成本、运输成本等一系列会对报酬递增形成制约的因素，也排除了时间因素，使竞争理论完全转化为一种静态的理论。

( 2) 在全部社会成员之间必然存在完全的、连续的和无成本的相互交流，所有的买卖双方都知道彼此的出价。每一种商品都可以被分割为无限多个单位，这些单位的商品必须被分散持有，并且有效地相互竞争。

在全部社会成员之间必然存在完全的、连续的和无成本的相互交流，所有的买卖双方都知道彼此的出价这似乎是完全信息的假设。而每一种商品都可以被分割为无限多个单位，这些单位的商品必须被分散持有，并且有效地相互竞争的假设，则排除了任何一种产品集中于个人、个别厂商的情形，即任何的个别厂商都不可能垄断任何产品的生产。

( 3) 人们以个人的身份采取行动，完全独立于其他人。商品交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形式，至少不存在影响经济行为的其他类型的关系。

这一假设排除了各种形式的共合谋、各种程度的垄断或垄断趋势。

( 4) 必须存在有效的分工和交换的动机。

奈特发现，自柏拉图以来，虽然很多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研究过( 分工) 这个主题，但经济学著作从未对此进行过深入和详细的研究。其中的原因，似乎是该问题太复杂了。为了简单化，奈特的如上假设旨在限定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只生产一种商品，所以分工的状态在完全竞争的这一假设中，已经是处于最终的完全分工的状态，不可能存在分工的深化过程。这样的假设事实上是回避了对于分工、报酬递增问题的分析。

在奈特之后，阿罗和德布鲁( 1954) 运用现代数学工具，对完全竞争进行了形式化的刻画，并以此为基础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唯一性，从而对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形式化的理论证明。早在 1941 年，斯蒂格勒就发现，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完全自由竞争既是所有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前提，又是这些理论所要证明的最终结论，即只有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才是最优越的。所以，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分析的假设，更似乎是一种信仰。

总之，较之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概念，完全竞争概念有着严格的限定，它的定义本身已经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排除在了研究之外。虽然 20 世纪30 年代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它脱离了现实，但两者只是完全竞争模型的改良版本。正如熊彼特所说，垄断竞争理论假设了一种不变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努力并未真正突破静态的竞争观。

2. 从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的关系来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报酬递增问题，一般可以从成本和生产技术两个角度来刻画。从成本角度: 如果企业的平均成本随产出增加而下降，则该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从技术角度: 如果企业的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比例的增加，则存在报酬递增。

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因为价格并非企业的决策变量，所以企业的利润仅为产量的函数。因此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且边际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同时，由于完全竞争使得企业无超额利润，所以平均成本必须等于价格，即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的最低点相切。而如果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必然会导致垄断，从而不能达到均衡。同样，在存在企业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来自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协调成本等的约束，垄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规模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也是冲突的。因此在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语境下，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是冲突的。正如维克塞尔所言，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是不能共存的。价格制定者的存在，使得边际效用不怎么可能与价格保持一致，唯有规模经济不重要，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有意义的。

三、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边际分配理论

这样看来，完全竞争与报酬递增就成为了水火不容的关系。经济学在二十世纪初的几个年代中，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在完全竞争与报酬递增两者之间的抉择中，大多学者选择了前者，而放弃或者说是回避了后者。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规模报酬不变，则与完全竞争的关系非常融洽。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的科学化所必需。因为科学化要求精确化，精确化一般要求形式化，而在有限的数学工具的约束下，形式化又必须对现实作出简化。完全竞争理论的形成，正好是适应了经济学科学化的这一特殊需要，并在经济学中确立起其根基性的地位。具体而言，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等一系列假设的完美结合，对于吸收边际革命的成果，证明边际分配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而是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则对完全竞争均衡、边际分配理论构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很多学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克斯蒂德的分配学说。

边际革命之前的分配理论是剩余理论。因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分配原则是: 工资由维生工资、工资基金决定，地租由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决定，除去这两者，剩下的就是利润、利息。张旭昆( 2009)指出，按照这种利润利息的剩余说，各种要素的分配份额总和必定等于总产出，不存在加总问题。边际主义三大领军人物的贡献在于其价值理论，他们都说明了要素的价值是基于各要素的最后一单位对产品价值的贡献。不过，尽管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价值的决定问题，但对于分配问题没有给予直接的关注。边际主义的兴起只是使得为各个要素建立一种统一的分配法则成为可能，但他们没有解答如下问题: 即如果各要素都是按边际产出来得到报酬，那么这种原则是否能够保证最终产品正好不多不少地被分配完毕?如果最终产品不足以在各个要素间进行分配，或者在按照这一法则分配之后还存在剩余，这将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它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边际主义理论的质疑。所以，证明耗尽定理的成立性就成为证明边际理论合法性的关键，这就是威克斯蒂德 1894 年在《分配法则的协调》一文中的贡献。本文接下来的分析以介绍威克斯蒂德的贡献为中心，以此来说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于边际分配理论的重要性，这样就凸显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必要性，而规模报酬递增则因与完全竞争、竞争性均衡，边际分配理论的致命性的冲突，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之外。

威克斯蒂德 1894 年的文章大意是: 他认为以往的分配理论对各种要素没有统一的分配法则，没有考虑要素按不同的法则进行分配是否正好将产品分完的问题。在该文中，威克斯蒂德解决了多种要素之间的产品分配问题。在此之前，李嘉图、杜能、奥地利学派的很多学者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威克斯蒂德将古典的租金学说解释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一个特例。他旨在为各种要素确立一种统一的分配法则，且证明按这种法则进行分配正好将最终产品分配完毕。他所说的统一的分配法则就是边际生产力法则: 生产要素的价值由该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由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要素的报酬等于边际产品价值。每一个要素如果都按照其边际产品值进行分配，则总产品正好分配完毕。

总之，在威克斯蒂德看来，为建立统一的分配法则边际生产力分配法则，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假设是缺一不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维克塞尔、维塞尔、奈特、张伯伦、卡尔多、施蒂格勒等人的认可，并体现在后来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可以说，威克斯蒂德这篇文章，对于收入分配理论从古典经济学的剩余论转变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配理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威克斯蒂德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了埃奇沃思、帕累托、陶西格等人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所针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该理论不能解释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不成立时，产品如何进行分配的问题。遗憾的是，威克斯蒂德在 1906 和1910 年只是口是心非地面对了这一批评，这一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后来的学者，如熊彼特、萨缪尔森等人都强调，规模报酬不变对于证明边际分配法则的有效性，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熊彼特指出威克斯蒂德的证明，是建立在生产函数的一次齐次性这样一个充分但不必要的假设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耗尽定理是绝对有效的，也就是在每一点都有效，而不仅仅是在均衡状态之下有效。萨缪尔森指出，均衡的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价格) ，一旦问题涉及收益和支出，则均衡的决定就不仅仅是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另外，不管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满足一次齐次性与否，它都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他认为生产函数的齐次性既非产品全部用尽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不过，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虽然面临着这么多的批评，但因为其简明性以及它与边际生产力理论、完全竞争理论的相容性而渐渐在经济学中确立起了其关键地位。正如熊彼特所说如果我们追随威克斯蒂德，进一步假定生产函数的一次齐次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没有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我们便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简化，正是因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简化，许多作家才紧紧抓住一次齐次性不放。萨缪尔森也提到，经济学家希望假定齐次性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出现矛盾，从而损害边际生产力理论。

四、结论

篇10

（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辽宁大连116025）

收稿日期：2015 -05 -21

作者简介：刘艳（1l964 -），女，辽宁海城人，编审，博十，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和农业经济研究。E-mail: 944068@163．com

张凤林教授主持撰写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一书（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出版），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热衷于追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氛围中，此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秉承“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试图打破盲目崇拜西方主流思想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偏颇倾向，着力展开了对于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该书在占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追踪、梳理了后凯恩斯经济学者近年来在若干重要领域的主要学术理论进展。与此同时，作者采用历史的、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这些学术新进展与当代其他经济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演进的思想轨迹、精神实质及其对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并探讨了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及其政策观点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实践的启示与借鉴价值。可以说，本书是近年来国内少见的关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力作之一，特别是在有关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纵观全书，主要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文献基础厚重，资料翔实。本书严格说来属于思想史研究范畴，而思想史研究工作质量的高低将依文献基础的厚重程度。本书作者占有并研读了丰富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文献资料，总计达三百余种原文文献。这显示了作者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同时也为本项研究的高学术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理论挖掘较深，分析透辟。思想史研究不仅要“源于”原始文献，同时也要“高于”原始文献，即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梳理与加工提炼，使原始资料从“散在的”状态转变成“有条理”的思想脉络。本书作者透过错综繁杂、其内部充满观点分歧的后凯恩斯学者的文献，一方面，努力挖掘其共同的思想与方法论基础，按照较为有机的逻辑层次概括出其近年来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成果，并阐明这种新成果与早期学者贡献之间的历史承继与逻辑演进关系：另一方面，又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比较分析，不仅阐述了后凯恩斯学派与当代凯恩斯正统派、新占典主流派等的学术分歧与联系，而且也厘清了后凯恩斯学者内部的一些纷争线索。从而比较清晰地阐明了后凯恩斯学派理论成就的重要性以及某些局限性，论证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凯恩斯主义学派在当代经济学界所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