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和辩护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3-06-20 17:18:1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辩论和辩护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开庭
开庭审理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开庭审理时，由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先人证后物证）
（一）当事人陈述；
（二）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三）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四）宣读鉴定意见；
（五）宣读勘验笔录。
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
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要求重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三、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及其诉讼人发言；
（二）被告及其诉讼人答辩；
（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人发言或者答辩；
（四）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交通事故案件要素式审理
按照一般案件开庭顺序，由原告举证，被告质证，被告举证，原告辩护，被告发表辩护词，法庭按照案件内容确定主要事实和主要争议主持庭审。法庭在开庭前问原告方变更诉讼请求内容，将变更的诉讼请求交由被告方传阅后问被告方有无意见，由于原告方变更诉请是基于2014年云南省交损新标准计算得来，被告方对此无异议，法官提请原告方补交相应的诉讼费后开始主持庭审；
一，由原告方举证案件发生经过，原告方以交通事故责任书记载内容为证，被告方和保险公司对此无异议。
由原告方举证相关护理人员情况，被告质证后举证说明质证内容。
原告方诉请的费用来源，原告对此举证后，被告方质证，举证并双方发表辩护意见。
篇2
[关键词] 律师职业环境；权利；权利保障
[中图分类号] D9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6）01-0076-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1.035
[本刊网址] http：//
一、法治进程中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定位
谈到司法公平与司法正义，可能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庄严肃穆的法院、检察院还有一群特殊的群体刑事律师，在我国刑事律师的职业定位是很尴尬的，田文昌老师就曾说过：“表面上看到律师光鲜亮丽的一面，一定意义上也是相对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实际上律师自身常常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以什么标准界定自身，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社会各界多律师都是褒贬不一，政府需要律师却又没有安置律师的位置，人们羡慕律师但又担心律师的职业操守，企业利用律师但又怕律师帮倒忙，法院、检察需要律师出庭对抗，但又不重视律师，甚至认为律师的职业是底下的”，这一系列的态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律师是他们眼中的怪物么？这些状况也是现今社会的真是写照。笔者通过走访绥化市北林区司法机关、群众、律师事务所就关于法治建设进程中刑事律师定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百分之七十的人员都认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认为辩护律师是国家工作人员，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占了百分之十左右，少部分人认为他们是其他行业。而关于律师的定位，从律师自己表达中可以感受到他们自认为自身的地位一般偏低，而只有不足百分之十的人自认为地位很高，对于推动法治建设这一方面的问题，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员都认为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其在法治中的作用，还需要培养良好的职业涵养和职业操守。同时，从检察院以及法院的视角观察刑事律师的群体，认为他们没有充分发挥其推动法治作用的主要原因是素质问题，大多数律师的职业环境不佳，以及还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员认为是管理体制上的问题。
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就回避了律师的定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即是自由职业者，甚至可以叫个体工商户。但是律师通过学习专业法律知识的才能从事的工作，以法律为业，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在笔者看来不能等同于个体工商户。刑事律师更是承载着更高的责任，即是维护法律的公平以及社会正义的使命。之所以就刑事律师的职业定位进行了调研，与刑事律师在职业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息息相关，在共建法治社会的强心针进入到每个公民的血液里时，沸腾和混乱是同时存在的，就像刑事律师的职业环境一样，辩护律师的社会定位在治进程中就像寻找权利泉水的源头，这样才能保证泉水的纯洁和便利使用。辩护律师的职业定位所引起的职业环境中的问题需要反思和解答。
二、刑事辩护出现“新三难”
一位资深的刑事辩护律师和我谈了现在职业困境中的苦恼，2008年的新律法修改完后，“老三难”问题已经不是刑事律师流失钙质的主要原因了，但在司法操作中仍然还是力不从心，面对妨害证据罪多数刑辩律师还是谈据色变，面对法庭上的质证像是蚂蚁搬秤砣，面对被采纳的证据的比例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希望刑事律师的队伍不要再流失更多的成熟律师，也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下来，他说：“长期从事这个职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气魄，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气魄，是很难经历一道道荆棘的。”
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司法公平和司法正义的道路上所产生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强监督机制是法律人在司法活动中的主要表现，对于刑事辩护律师的现实意义及理论意义不多赘述。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以及形成法律共同体就需要司法体制的改革。
那么，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刑事辩护关系的多次微妙的变化就需要更近一步的解读，《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曾说过，在司法体制改革与刑事辩护的关系上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解析，一是司法体制改革与刑事辩护有助于民众培养法治理念，二是可以让民众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的公平正义，三司法体制的改革为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丰满羽翼解开镣铐，真正实现和形成法律共同体的构架。不得不说刑事辩护律师职业过程中的诸多难题，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指出，辩护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样的老问题都随着2008年的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法的改革得到了基本的解决，但是“新三难”的问题突出，包括申请调取证据难，法庭上质证难，律师正确意见被得到采纳难，2014年10月尚权律师事务所与中南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司法改革制度下的刑事辩护”，百余名法官、学者、律师各抒己见，引起刑事辩护问题上反响与反思。笔者认为想要更加真实的深入了解刑事辩护律师在职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需要在职业环境中进行观察、访问，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环境进行解读。笔者多次深入访谈和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对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困境进行调研，问题跃然纸上，“两低”问题也相当突出。相关数据调查显示，刑事案件在法治相当完备的今天刑事律师的参与辩护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参与的辩护律师有不足百分之二十是当事人自主聘请的，而其余的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则多为被指派辩护人，两低的问题就出现在此些辩护案件中，辩护质量得不到保证，同时也不难看刑事辩护律师出庭辩护率的底下。从侦诉人员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分析，二者是只能相对目的一致的，同时又是相互制约与平衡的，控、辩、审三方必须保持平等，才能是法院保持中立，才能做出公正的裁判。但是，在法院以及检察院对于辩护律师的职业定位不高的评价来看，不能排除戴有色眼镜来对待对抗指控的辩护律师。对审判阶段出现的“新三难”问题笔者进行了梳理，多数的法官能保证律师权利的行使，在法庭的举证、质证相对很顺利，也能在辩论中充分发辫自己的意见，但是，从律师的问卷中则反映出只有不足百分之六的辩护律师在发言的时候没被打断或者没出现限制辩论的情形，这与法官所说的情况大相径庭。
三、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之解答
一个国家的制度与法治是不可分离的，刑辩律师的权利保障也是社会法治与体制的反射线，刑事辩护律师作为自我评价偏低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职业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来自于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刑辩律师的态度及评价，如同那位资深的刑事律师的肺腑之言，想坚持却没有坚持的体制，想放弃又没有放弃的实质问题，我国刑事律师的职业困境非一日之寒，想打破刑事辩护难出现的取证难、质证难、意见采纳难得坚冰，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破冰行动，为通向正义之路扫清障碍，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更需要各界共同努力。
（一）全面贯彻新律法的规定
对于现存的刑事律师的权利保障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律师的权利及其义务的规定已经趋于完善，但是会见难等问题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特殊的刑事案件仍旧坚持本部门的习惯执法标准，让刑事律师一只脚迈进门里，一个头贴在门上小心翼翼的探听虚实。阅卷问题虽然从体制上基本解决，可是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退补侦查，检察官出庭的借口推迟辩护律师的阅卷时间，即使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得以行使，也难免会迁就检察院人员的工作时间，不能充分的满足阅卷的需要。笔者认为新律法在保障人权方面较刑事诉讼法是先进的，《律师法》的运行受到了《刑法》的以及《刑事诉讼法》的内部运行体制的制约，同时，《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存在位阶等问题，在位阶对抗中，新律法在与刑事诉讼法内容产生矛盾时应该适用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运行规则。另外，因为大众对于律师法不够深入的了解，致使一部分人认为律师法只管律师的司法活动，与其他人无关，也是新律法无法深入贯彻的原因。如何能使新律法充分的行走在司法的大道上，不能只是单纯的等待法律的去陈革新，而是要将律法贯彻到实处与。例如，在取证的问题上，《刑法》所规定的三百零六条关于妨害取证罪的设置，在法庭辩论过程中，法官对于采纳的辩护意见作出必要的说明，当然，律师法作为职业规则去遵循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律师法能否真正的得到切实的实行。
篇3
1.学习《黔之驴》，第一课时解决课文的字词落实，文本内容分析。
2.要求：学习过《黔之驴》之后，大家了解到驴本是个“庞然大物”，声音洪大，但只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无异能者”，“技止此耳”，最后不得不被老虎吃掉，但是驴子自己觉得很冤枉，它觉得自己不应该被吃，被吃掉后，它把老虎告上了法庭；老虎觉得自己吃驴子是天经地义，该吃；于是老虎与驴子法庭对质。
3.全班六组，1、2、3组为原告驴辩护；4、5、6组为被告虎辩护；大家一致推荐班长为法官。
4.要求全体学生在深入了解文本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角色，写一段辩论词。
5.老师明确程序及要求。
庭审现场：法官和陪审团面向大家而坐，法官坐中间，陪审团成员坐两边，书记员占据讲台。
课堂内容：
法官：在《黔之驴》中驴子被好事者带到了黔地，结果却丢了性命，被老虎吃掉，它感觉到很冤枉，于是它把老虎告上了法庭，现在有请原被告上场。
法官：请原告陈述自己的观点。
驴（驴方主辩）：我们驴子本来全身都是宝，被好事者带到黔地，结果被老虎吃掉了，我们驴类性情温驯，刻苦耐劳、听从使役，是人类劳动的好帮手，但我到了黔地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老虎吃掉了，我觉得我被吃得冤。
虎（虎方主辩）：驴子本身是很有用，但只是人类的好帮手，与我们虎类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头驴被人类遗落在山下可见这头驴子无用。
驴反驳：我没用，但这不是我的错，是柳宗元安排的呀，更何况没用就应该消失吗？
虎：好歹做个好事，有了一点用嘛！
法官：申辩双方请注意，不需要引入柳宗元，难不成还要告柳宗元？
驴：你吃掉了我，就是侵犯我的生存权。
虎：对方驴友请注意，老虎吃驴子是自然界生物链决定的，大自然的生存原则，优胜劣汰。
驴：可是按照你的观点，我们驴子被你吃掉，不也有种族灭绝的危险吗？
虎：这就是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区别，我们食肉动物必须通过吃其他动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所以虎吃驴不是虎的错，要说也只能是大自然的错。所以你告我告错了对象。
驴：虎简直就是强词夺理，你吃了别的动物反没错？那就是我的错了？
…………
法官：论辩时间结束有请双方陈述理由，并表达自己的诉讼请求。
驴：我是原告，我被好事者带到了黔地，但是却被老虎吃掉，我觉得我不应该被吃掉，因为一、我们驴子本身有用途，全身都是宝；二、驴本身虽然只有一技之长，但也是无可奈何，这不应该成为被吃的理由，不，应该说借口；三、虎窥驴侵犯了驴的隐私权，虎吃驴侵犯了驴的生存权，这都是犯法的。所以我方认为虎吃驴不应该，请求法官和各位陪审团大人判老虎有罪，要求老虎当众向驴道歉。
法官：请被告陈述理由。
虎：我是被告，我觉得我吃驴是应该的，理由有三，一、驴本身有用，但这头驴无用；二、虎吃驴是自然界生物链决定的，是自然规则，我们都必须遵守；三、虎吃驴不仅是自身的需要，最主要是因为驴太笨。归根到底，虎吃驴是应该的，驴被吃是因为虎聪明，而驴太笨。所以我认为虎无罪，请法官和各位陪审团大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官：原告驴被虎吃掉，原告认为冤枉，告老虎。经过陪审团合议，现在本庭认为虎吃驴是自然规则，而且文中的驴子确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所以本庭宣布判虎无罪。
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习真才实学，否则将被社会淘汰。另外从虎方面讲，也告诉我们不要害怕那些貌似强大的东西，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必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篇4
我把办案的重点－－阅卷，放在首要环节上，阅卷好像是读书，要读得滚瓜烂熟；就像是做作业，要做得千真万确；也像是做笔记，要记得井井有条。其目的就是使自己在法庭的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使主审法官对你肃然起敬。首先在法庭庭审活动中就赢得法官对你细致的工作作风的尊敬和认可，进而为说服法官和陪审员采纳我的意见打下初步的基础。
我将自己的阅卷方法作了细致的回忆并作了初步的整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初入卷面
回忆起26年的工作历程，每当接受委托后，我都要去法院向主审法官递交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的函件，使法官对我的身份予以确认，同时领取书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紧接着就是领取卷宗进行阅卷，刚开始只能用手抄写，直到1997《刑诉法》时代才允许复制和复印，这样才把律师从繁重的手抄中解放出来，允许律师复印，节省了时间，降低了劳动强度。
一、笔记摘录
当我阅读完书后，直接从书中就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当事人的信息，为了证实这些信息的正确性和真实性，我即刻对程序部分的信息资料进行笔记摘录，从管辖、报案记录，立案审批表，破案经过，拘留报告和批准手续，报捕和批准逮捕的决定，拘留通知和逮捕通知，直到意见书，都要进行摘录，一一前后对照，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比如有时发现对当事人的年龄记录有误，拘留时间有误，或发案时间有误。这些都必须在认真阅卷后才能发现，有时就发现适用法律有误，应该适用1979年《刑法》，而不应该适用1997年《刑法》，我及时与法官和控诉方进行沟通，避免了法庭上的被动，增加了法官和控方对律师的信任和尊敬。
二、重点摘抄
每当阅卷到现场勘验笔录，鉴定结论，搜查笔录等材料时，除了认真阅读一遍或二遍以后，对有关的段落还要摘抄，如现场的记录和书是否一致，作鉴定结论的单位的资质以及鉴定人员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都要一一摘抄。如伤口的描述和凶器是否相一致等，也要重点摘抄，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一知半解。搜查笔录有没有当事人签字和现场见证人签字都是重点查阅的对象。
三、色笔圈点
1979年《刑诉法》时代，我对摘抄的笔录的重点部分用红笔划线圈点，标示重点的段落和重点的语句。到1997年《刑诉法》时代我们直接在复印的纸张上，对重点部分和各人的信息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笔划线圈点以示区别，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以上部分就是我在初入卷面的有限时间里，对卷宗材料信息作一初步的吸收。
深入了解
一、分类记录
针对共同犯罪中，各个被告在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行为，有时是全部人员共同犯罪，有时是交叉共同犯罪，侵犯的客体有所不同，这样我就把他们的行为分成不同的性质，分类记录。如人身、财产、现金、票证、有价证券等等，分类进行记录，分析研究时比较便利。
二、时序记录
按照书的指控时间的顺序，结合卷宗的时间顺序进行记录，只有这样才能把许多被告在众多纷纭的时空里的行为、地点、结果一目了然的记载下来，为我的辩护阶段能起到不会发生张冠李戴的语误,打下良好基础。
三、剪裁拼接
有时在不便摘抄的情况下，我也采用在不破坏复印回来卷宗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剪裁，把剪裁下来的A君的口供贴在控方有关A君的证据下面，有关A君其他材料完全可以贴在一起，这就是专人专用，互不纠缠，更不会在举证、质证时出现差错，或是出现用时找不见了，在桌面乱翻的现象，这不仅耽误时间，还会影响辩护律师的形象。
了如指掌
一、按序列表
按序列表就是按书指控的顺序列表，对每一宗指控的被告人、时间、地点、结果、鉴定结论，统统列在一张表格上，这样当控方在举证时，我只用表格上的信息和他的内容进行核对，不用再去阅读复印卷上的文字。这样既省力又省时，还不易发生过错，我设计的表格一般是这样的：
二、分类列表
尤其是共同犯罪进行分类有必要，但是有时出现个人犯罪，内容杂乱，进行分类也有必要。如对金融犯罪的被告人挪用公款进行分类记录很有必要。我设计的表格是这样的：
被告人：张××
三、每人一表
如果共同犯罪人数较多，案情复杂，多数见于团伙盗窃，流动盗窃，所盗数量大，或是巨大，这样用一人一表的方法比较现实，且不易出现差错。
四、口供列表
多见于受贿、行贿的案件，如一个人对多个人行贿，或一个人接受多个人的受贿案件，本人有交待，控方有卷宗记录，但大部分比较零乱，时间跨度大，一张一张翻页比较麻烦，所以阅卷以后，最好用列表的方法进行统计，比如说行贿，针对一笔款额，进行列表：
五、统一制表
在人数众多，分工明细，作案次数多，要数罪并罚的情况下，可在阅卷后用统一制表的办法将每项指控用一张表格表示出来。
六、证人列表
对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用列表的方法将阅卷中的矛盾展示在法庭上，从而将控方的证据基础打乱。
七、证言列表
对个别证人多次证言的矛盾可列出表格，一目了然的向法庭展示，以动摇控方的证据基础，进而打碎控方的证据链条。
应对自如
在阅卷的基础上，对案件的情况作了如上的处理，作为辩护人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这一半只是你自己知道。仅仅自己知道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让控方知道，让他知道他的证据链出了问题，从而动摇他的根基，打乱他出庭前准备好的思路。要让法官知道，让法官知道律师的工作细致至极，要用事实来说服法官支持辩护律师的观点。
篇5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公诉出庭
刑事简易程序是指通过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些环节、步骤加以简化,从而使案件得到快速处理的特别程序。从1996年写入刑事诉讼法至今,简易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节约司法资源、有效惩治刑事犯罪具有积极意义。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公诉人一般不出庭,导致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程序、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等审判监督方面的缺失与薄弱。
一、加强简易程序法律监督的意义
(一)是检察机关维护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要求。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简易程序程序的设立,不仅具有诉讼经济的要求,还承载着人权保障的价值,同时也要坚持公正第一的原则。简易程序在实践操作中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依据,却缺乏保障和救济途径上的补充,往往变成审判者审判被告人的纠问式活动,极易造成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可见,在简易程序中,尤其是在不出庭的简易程序中,有效的解决法律监督问题是维护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二)是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由于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对法院的刑事案件审判活动负有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虽然检察机关进行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的方式包括出庭支持公诉、庭外调查和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三种方式。但出庭公诉无疑是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最主要方式。而如果简易程序中公诉人不出庭就使得法律监督无法到位。
(三)是检察机关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是设立简易程序的根本立足点。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然而,我国现行简易程序仅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进行硬性规定,在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审理中,独任审判员根据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及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进行裁判,极易造成先定后审、有罪推定的局面,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是压制。可见,完善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法律监督机制,完全符合保障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需要。
二、简易程序不出庭引发法律监督的缺失
(一)监督程序的缺失。在检察人员不参与审判的情况下,被告人面对的是纠问式的审判,它根本不可能针对控诉者本人进行反驳。其辩护权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设立简易程序目的是为了缩短诉讼期限,节约司法资源。但是在检察人员不到庭的情况下,双方难以找准案件争议的焦点和需要调查的中心问题,而且遇到需要询问检察人员案情的时候还需中止审理,以便就有关问题通知检察人员予以答辩。使庭审活动浪费了不必要的时间,如果检察人员到庭双方就可以尽快在法官面前摆出争议的问题,遇到对方的反驳也可以及时答辩,案件的调查和辩论更加具有针对性,使案件的诉讼效率得以提高。
(二)事实审查的一边倒。“法院对事实的调查”,不但是庭审的主要任务,也是“司法中的弱点之所在”。而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所构成的三角形诉讼构造,显然是弥补这一弱点的经典结构。而公诉人不出庭,其导致的局面必然是由主审的独任法官来出示、宣读证据。此时的法官,既是形式上的控诉者,又是实际的仲裁者。控辩审三方的相互交涉变成了裁判者与被裁判者的对峙,这无疑增加了错误认定事实的风险。
缺少公诉人出庭的庭审,质证和辩论也就无从谈起,当法官通过审查案卷形成内心确信的判决书,摆在判决监督者,即不出庭的公诉人面前时,又是如何审查判决中是否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呢?无法得知庭审情况的监督者,此时依据的也只能是审查阶段的案卷。也就是说,无论是判决书所确定的事实,还是对判决认定事实的审查监督,依据的都是侦查机关的卷宗而已。
(三)量刑阶段缺乏主角。加强对定罪但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缓刑或单处罚金案件的审查,历来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判决监督的重点之一。相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含被告人认罪)审理的案件,简易程序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缓刑或单处罚金案件的比例无疑是最高的。检察机关通过提出量刑建议,可以对法官的量刑进行有效的监督,促使法官慎重对待量刑问题,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
提起公诉后,在庭审阶段,尤其是法庭调查阶段,被指控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和被告人认罪态度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一般不是出现在书中,而是安排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前,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不出庭,因此,一般是在提起公诉时,以书面的形式提出量刑建议,与书和卷宗材料一并移送法院。由于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这一环节的省略,不但使得公诉人当庭提出口头量刑建议失去了机会,对法官量刑决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法官不可能,也没有义务,主动提出控方的书面量刑建议内容,使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机会与公诉方就量刑情节、依据展开辩论,量刑辩护意见也随之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和空间,进而也失去了对于法官量刑决策积极参与和施加影响的机会。
三、应对简易程序出庭的设想
近年来,各地公诉部门的案件数量都成上升的趋势,而公诉办案人员却并未显著增加。新刑诉法的修改,使得公诉人必须参与简易程序案件的开庭,这无疑给公诉部门增加了工作量,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手:
(一)从人、财、物上给公诉部门充分的保障,保证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工作的顺利开展。(1)根据新增工作量,合理配置公诉人员,并注意努力保持公诉业务骨干的相对稳定。尤其是案件数量特别巨大的地区,更要想方设法将有经验、熟悉业务的人员充实到公诉部门。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招录事务人员,将事务性工作和业务性工作相分离。这令公诉检察官从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办理案件审查和出庭支持公诉,有效地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2)适当给公诉部门工作人员予相应的经济待遇。在经费非常紧张的实际情况下,给公诉部门工作人员与劳动付出相适应的福利待遇是不可能的,但公诉部门在福利待遇上与其他部门相比最起码应当有所区别。切实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公诉干警,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努力营造拴心留人、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3)给予公诉部门工作人员与考核结果相适应的政治待遇。在政治待遇、法律职务和行政职务上优先考虑公诉业务骨干,落实岗位津贴制度,逐渐形成了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合适的待遇留人的局面,增强了公诉队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建立简案专办、集中出庭、专人出庭等工作机制。对于适用简易程序需要开庭的案件,可以建立集中出庭制度,即与法院协商,每月或每半月集中半天或一天时间,安排简易程序案件开庭,检察院指派专人,连续出庭支持公诉。集中开庭审理时,在审判员集中查明各案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告知各项诉讼权利后,进行分案审理,公诉人讯问、举证及发表公诉意见简明扼要,提高工作效率,充分体现简易程序集中审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指派专人出庭除了明确权力和责任之外,更主要的是为监督提供了常规化制度支撑。因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本身对抗性不强,在追求效率上可以于法定限度内“不拘一格”,采用专人“连续出庭”克服了案件由承办人负责的“一案一人”整体性不强的弱点,提高了诉讼效率。
篇6
论文摘要:对严格责任的含义进行了深人探讨，澄清了我国一些学者对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的误解，提出严格贵任制度符合现代社会有效预防和遏制危害公共福利犯罪的要求，并从我国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犯罪构成理论、举证责任制度等方面，对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我国的观点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
严格责任制度是英美国家刑法有的一种刑事责任制度:对于这种制度，英美学者评论不一，褒贬损誉皆有。我国刑法学者对于严格责任制度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探讨，但对于严格责任制度的含义，严格责任制度的可借鉴性等问题众说不一。严格责任制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我国刑法是否能借鉴这种制度?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含义
严格责任制度是英美国家刑法有的一种刊事责任制度。对于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含义，我国学者的认识各异。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认为绝对责任也可以称为严格责任，绝对责任就是法律许可对某些缺乏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绝对责任就是无罪过责任:第二种是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严格责任并不与罪过相对立，而是罪过责任的一种.只是罪过的具体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明确而已第三种是认为严格责任强调举证责任的转移，某些特定案件中，检察官只需对犯罪行为的存在以及犯罪行与被告的关系进行证明，被告是否具有与犯罪行为相应的犯意的证明则交由被告进行匡第四种是将严格责任理解为:行为人如果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或处于法律规定的状态中.或导致了法律否定的结果，司法机关无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即可使其负刑事责任。
英国著名刑法学教授米切尔·杰菲逊在其所著刑法学教科书中详细地解释了严格责任的含义。他说:“在有些罪中，控方不需要证明与犯罪行为的一个或几个要素相关的犯罪心理因素犯罪行为是必须存在的.但对于犯罪行为的每一可、要件，并不都要求有相应的心理认识因素、例如，某一法律禁止出售不适于人类食用的肉类.如果某人违法出售了这种肉，即使该人并下知道所出售的是变质的肉类，法院仍可以对他定罪。这里并下是不要求犯罪心理状态即犯意的存在.而是不要求具备行为人对肉的不可食用性的认识。但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其它各了、方面的内容必须有认识，如他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实施的是‘卖肉’这一行为。”因此.“严格责任是实施危害行为人对该行为的某一方面或几方因素;一般是行为的危害性或导致行为危害性的因素少没有认识时仍然对某定罪。这一定义已被法院接受”。
英国J·C史密斯和B0霍根教授著《英国刑法》第，版中对严格责任含义的解释是:某些对于特定行为的一了、或多、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 甚至疏忽的犯罪被称为严格责任”，并特别强调，“实际情况是，如果特定行为的某一单独要素不要求犯意，那么这个罪行就被视作或者说是适当地被视作严格责任犯罪。某一要素通常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但这绝不意味着对构成该罪的其它要件也不要求犯意。”
可见，严格责任并不是我国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在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明确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亦不是司法机关不需证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仅根据其客观危害行为、结果或状态而使其负刑事责任。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要义在于;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触犯刑法的危害行为、在支配实施这一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中。即使不存在对行为的危害性质或导致危害性质的其它某些行为因素的认识，法院亦可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严格责任是一种一无过错责任。
但是，严格责任绝不意味着不存在主观心理状态就可构成犯罪。这就涉及到“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区别。在英美早期的刑法理论中.严格责任等同于绝对责任，现代刑法理论则将两者加以区别:通常认为。在绝对责任的情况下，不需要存在任伺主观心理状态而仅仅银据触犯刑律的危害行为就可定罪，即使对未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人，精神异常者实施的行为，受胁迫或由于生理原因而产生的非心智控制下的行为亦然。因此。在绝对责任的情况下通常的阻却犯意的辩护事由不发生作用而严格责任则不同，如前所述严格责任犯罪中必须要求存在某种心理状态。而仅仅是不要求存在对某种行为因素的认识并且。无论在普通法或制定法中。一般的辩护事由都适用于严格责任的犯罪。严格责任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论、意味着举证责任的转移呢了的确在英美刑法特别是制定法有关严格责任犯罪的条文后。有的附了“但书”条款.规定如果被告能证明一定事实一般是关于被告无过错或已尽所有注意的事实。则可以此作为其法定的辩护理由，从而使被告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行为出于善意的责任。例如英国与食品处理和销售有关的各种犯罪在。食物安全法的前条中得到规定。其中许多犯罪.如果不是全部犯罪，则属于严格责任的犯罪。不过，第11条第一款也规定，对于受到上述任何罪行的指控的人、如果他能够证明他已经采取了所有合理的注意和作了所有正当的努力以避免自己所支配的人实施有关犯罪，则可以作为辩护理由。
但是，举证责任的转移不是严格责任制度内在的含义。制定法的辩护只是一些规定严格责任犯罪的规范的一种变通条款。用以减轻适用严格责任而产生的严厉的后果，但它并不是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一种普遍的原则:事实上，也有的刑法条文规定了严格责任犯罪而没有特别地规定相应的辩护事由。可见，说严格责任意味着举证责任转移并不正确，尽管将法定辩护事由原则化是主张改革严格责任制度的学者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是刑法规定对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即使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中缺乏对行为某种要素一般是行为的危害性或导致行为危害性的要素，的认识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二、严格责任制度的合理性评价
严格责任制度是否合理，这在英美刑法学者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赞成严格责任理论的理由归结为一点就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现实需要。具体而言，是保护公共福利的需要。这是由严格责任犯罪的特点决定的。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一般是侵犯公共福利的犯罪，存在着较大范围的潜在受害者。严格责任制度能够引导和促使潜在的犯罪人完成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预防责任。另一方面，在违反管理法规的犯罪中，要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若将犯罪意图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往往会使被告逃脱惩罚，使法律形同虚设。另外，也有人说，如果对事实的无知或认识错误总是可以作为辩护理由而被接受。那么。许多虚假的辩护都可以成功。 反对严格责任制度者认为;它导致对无罪过的和不应该要求他们以任何方式改变自己行为的人定罪，因此它是不必要的.是违反道义的。应该采用刑法以外的其它机制来使这些管理法规得到遵守。
主流的现点是对有关严格责任犯罪的法律进行修正，在保护严格责任理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罚及无辜二英国上议院法律委员会提出的《刑事责任(主观要件)法案》中.规定了故意、明知和轻率的定义.并假定对法案通过后新创制犯罪的所有罪行要素都要求故意，明知或轻率。如果国会希望创制要求更低程度犯意或只要求疏忽或严格责任的犯罪，则由其予以论证并在法规中说明。
依笔者的看法，从现代社会的发展看，对严格责任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正并使其在遏制特定领域犯罪方面发挥积极广泛的作用，将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环境、交通、食物等公共福利领域的犯罪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危害社会生存和人们的生活。这些犯罪具有如前所述的特殊性，严格责任制度的运用能较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这类犯罪，严格责任的理论和制度必将在其自身的修正和完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严格责任制度的可借鉴性及相关问题
严格责任制度是适应现代社会对于危害社会公共福利的犯罪的预防和遏制的要求的。这些危害社会公共福利的犯罪，不仅在英美国家十分严重。在我国亦然，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愈来愈成为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犯罪，要求国家司法机关逐一证明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罪过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很可能因难以举证而放纵犯罪，因此，笔者认为严格责任制度在预防和遏制危害社会公共福利的犯罪方面，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是有借鉴意义的矛尽管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看，是否定严格责任的，但在刑事司法和立法实践中，实际存在着追究严格责任的情况。
当然、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的确存在着可能对无主观过错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但是，对传统的刑事责任制度作适当的修正可以把这种可能性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斯威特诉帕斯利一案在这点上作出了有意义的表率。该案中、里德和皮尔斯法官基于他们对澳大利亚根据管理法规定的犯罪产生的问题所采取的解决办法的理解，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从而使乍看起来似乎应负严格责任的那些触犯管理法规的犯罪可以被解释为适用这祥的辩护理由。即被告诚实而合理地认为存在某种事实。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就使被告的行为无罪。但证实这一事实的举证责任落在被告身上。这一建议的结果包括了以“无过失”作为辩护理由的情况。这样，将善意辩护事由作为严格责任制度的内在含义而予以原则化，使严格责任制度更具合理性。
下面笔者对这种全新含义的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严格贵任制度符合我国刑法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
在英美国家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是由法官将那些未对犯意明确规定的法律规范解释为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的规范而形成的。这种法律适用解释虽然从理论上讲仍是对立法意图的一种说明，但已经偏离了罪邢法定主义原则了，这同英美国家的法律传统有关。我国刑法中如引人严格责任制度。则须对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在法条中予以明示，以便于司法操作。这同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二)严格贵任制度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我国的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严格责任制度是否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呢了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从善意辩护事由是严格责任的内在含义这一全新的意义上理解严格责任制度，则它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是一致的。这种全新的严格责任制度并不否认故意或过失是成立犯罪的必要因素，而只是将证明自己没有故意和过失的证明责任适当地转移给被告承担:这说明它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一致的。
(三)严格贵任制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举证贵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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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量刑建议；自由裁量；公正；效率
中图分类号：DF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6-0127-09
引 言
为规范法院量刑之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之公正合理， 20世纪末，我国基层检察院便开始了量刑建议的改革探索。所谓检察官量刑建议，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代表检察机关的公诉人就被告人应判处的具体刑罚，在法庭辩论阶段依据犯罪事实、量刑情节等，以言词方式向法官提出公诉方意见的一种诉讼活动。2008年发生的许霆案再一次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量刑问题的高度关注，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部分检察院更是自发尝试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肯定和支持。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颁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程序意见》），使量刑建议制度通过司法解释被正式予以确立。基层检察院对量刑建议制度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改革探索，对于其在现实中的运行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效果究竟如何等问题，理应通过实证调查加以分析。但目前我国诸多学者对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主要是文本研究，动态研究却付之阙如，笔者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理应转向动态研究，即应转向实证研究，关注量刑建议制度的客观实际运行情况。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实践中的量刑建议制度，并在客观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呈现量刑建议制度的现状、困境，以及可能的因应之道，以期为我国之既能实现预期价值和功能、又能兼顾公正和效率的量刑建议制度提供参考。
一、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运作状况与问题之揭示
围绕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运作状况，从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课题组在S省M市P县检察院进行了调研。研究资料主要包括：档案数据、随机抽取的P县检察院与法院2009年会签《关于开展量刑建议制度工作的规定》后已决刑事卷宗60份（其中2009年、2010年各30份），P县检察院制作了社会调查报告的9起案件卷宗以及在P县检察院召开的由检察官、法官、律师参加的量刑建议开放性座谈会会议记录。根据上述研究资料，笔者拟就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运作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与分析。尽管本文的实证调查研究无论从调查时间、对象、范围，还是调查方式、手段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是不足，可能影响到量刑建议制度实际运作状况的把握，但就选择的调查对象P县检察院而言，其既不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亦不在边远和贫困地区，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际运作状况应当与我国大部分地区检察院量刑建议探索改革的实际运作状况基本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国一般地区量刑建议制度施行的大致概况。因此，在第一手实证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量刑建议制度的诉讼法理为底限，检视、反思并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运作状况
P县检察院对量刑建议制度的探索始于2003年，当时其并未被列为S省人民检察院确定的量刑建议改革基层院试点单位，最初主要针对具有法定情节或者重要的酌定情节案件，以口头方式或者在《书》和《公诉意见》中提出量刑建议。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该院提出量刑建议的案件共56件，其中法院采纳了量刑建议的案件占50%以上，这为后续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2007年底，该院公诉部门对2006年、2007年刑事判决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判处轻缓刑的占全部案件的50%以上，量刑畸轻、偏轻的占10%以上。针对法院同罪不同判、适用轻缓刑较多的情况，P县检察院决定采取规范化的程序性措施，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2008年6月，该院制定了《关于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规定》，对量刑程序的框架、原则，量刑证据的确认标准、量刑建议的定义、适用范围、种类、内容、形式、适用刑种、幅度、刑法确定原则和量刑建议提起的时间、方式，内部审批程序以及量刑监督、救济等作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建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设立了量刑的调查、量刑证据质证、辩论等程序。自此，正式开启了量刑建议工作规范化的操作。从2008年7月至2009年5月底，该院共受理案件106件193人，提出量刑建议95件162人，法院采纳86件145人，采纳率为89.5%。但当时量刑建议并未纳入法庭审理，且在刑罚适用、量刑幅度方面还不够准确。
2009年5月，该院被S省人民检察院确定为量刑规范化试点院，并在此基础上对量刑建议工作规定进行了重新修订，于6月与法院会签了《关于量刑建议和量刑审理程序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量刑程序的框架、原则、内容，量刑证据确认标准，量刑建议的定义、适用范围、适用刑种、幅度以及监督和救济等作了具体规定。自2009年6月底至2010年底，该院共受理案件203件352人，提出量刑建议183件322人，法院采纳169件298人，采纳率为92.5%。
（二）问题揭示：检察官量刑建议司法实践之反思
批判性是理论研究的本质，笔者亦不能例外。本文的目的是检视量刑建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期望学者能更多关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进行学术研究和设计可操作性的规范，同时，帮助实践者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发现缺陷所在。因此，笔者在此不再阐述量刑建议制度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取得之功效，而是重点分析量刑建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的问题及困境。
1.量刑建议采纳率的误读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问及量刑建议的整体实施效果如何时，检察官多次提及上述量刑建议的法院采纳比例，①以此证明量刑建议制度在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方面所彰显的功能及取得的效果，并作为自身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标志和业绩。同时，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采纳率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该机关对公诉成功的强调延伸到量刑建议方面，这与该机关对高定罪率的重视几乎如出一辙。②然而，根据诉讼法理，量刑建议作为一种程序性措施，目的是通过量刑建议衡量法官的裁判是否合理、公正，并通过抗诉制约法官的量刑裁量权，进而保证量刑的合理性，实现监督制约的功能。因此，检察院大肆渲染量刑建议采纳率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其应对外渲染未采纳量刑建议的抗诉率，以此彰显量刑建议之制约功能。但我国检察机关及新闻报道对此却鲜有提及。笔者调研的检察院亦是如此，2009年至2010年两年间，该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仅3件7人，但其抗诉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犯罪既遂与未遂。该院自2003年探索量刑建议制度实施以来，从未仅仅针对量刑情节对案件提起过抗诉。
2.存疑的公正
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设立的动因是确保量刑的公正，主要是对公正价值的追求。在刑事案件中，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作为涉及其切身利益的被告人是最具有发言权的，而被告人上诉权的行使，无疑是其认为量刑是否公正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方式。据此，被告人的折服率应成为衡量是否实现量刑公正价值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准。据笔者调查，自2008年检察院明确以书面的方式提出量刑建议以来，该院被告人的上诉比例并无明显变化，一般是每年10起左右，被告人上诉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0%左右。2010年亦是10起，其中6起案件是检察机关提了量刑建议的案件。由此可见，将量刑建议纳入庭审，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审判案件，但被告人对于判决结果的折服比例并无明显变化，甚至可以说未见效果，那么量刑建议制度实现量刑公正的价值便令人质疑。
此外，P县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之范围突破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的十五类案件范畴，把自侦案件也纳入了量刑建议的范畴。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妥当的，一方面，人人平等是宪法的要求，也是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内容，如以身份的不同决定是否适用量刑建议，岂不是又恢复到“刑不上大夫”的时代？另一方面，检察官享有独立的法律解释权，完全可以依据自身对案件的了解适用法律，提出量刑建议。但法院针对检察官自侦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不写入判决书，在判决书中也不予以回应。原因之一是法院未将自侦案件纳入量刑建议的范围，缺乏相关的规定；之二是职务犯罪案件受外界干扰比较严重，法官压力比较大。法院这种针对被告人身份设置量刑建议的范围并决定是否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予以回应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平等理念的，此种做法无疑是“打折”的公正。
3.效率价值的背离
为确保量刑公正，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调研地区的检察院和法院设置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是可以运作的，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运作过程中却呈现出反理性的技术操作。我国刑事审判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无疑都是基于效率价值创设的，通过简化庭审程序以实现诉讼效率。根据笔者的调研资料及向检察官和法官了解来看，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无论是简易程序还是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较之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并无区别，均是严格按照两个程序运作。这种程序的分离，无疑增加了庭审时间、③耗费了更多的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效率。这显然与简易程序及被告人认罪案件普通程序基于效率创设之初衷相悖，不加区分地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一种反理性、违背诉讼法理的做法。此外，根据《规定》第28条的规定，在庭审中，公诉人发现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不当，可能严重影响对被告人公正审判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延期审理，另行确定或修改量刑建议后，再提交法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第17条规定，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拟定的量刑建议不当需要调整的，可以根据授权作出调整；需要报检察长决定调整的，应当依法建议法庭休庭后报检察长决定。出现新的事实、证据导致先前拟定的量刑建议不当需要调整的，可以依法建议法庭延期审理。在司法实践中，P县检察院亦是严格按照这些规定操作的，此项技术性规定无疑会导致两次开庭，这更是背离了以效率为价值目标的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设置之初衷。
4.辩护权的弱化
从理论上讲，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及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理应增强被告人的防御权。但在笔者随机抽取的案卷中，通过对法院判决书的统计发现，60起案件共有被告人82名，其中委托辩护律师23名，指定辩护律师7名，共计30名，参与的比例为37%。在座谈中，与会律师也表示律师的刑事案件参与度在减少。④我国大部分被告人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更不懂法律知识，且其又被羁押无法取证，在无律师提供辩护的情形下，对于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即便被告人认为不当，又能提出多少有力的辩护意见呢？被告人自行辩护质量可想而知。同时，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量刑建议书与书是一并移送至法院的，但法院并未将量刑建议书送达给被告人。律师也表示根本看不到量刑建议书。由此可见，即便是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检察官享有量刑建议权，被告人却不能收到量刑建议书，被告人及辩护人根本无法针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护，庭审中难免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另外，律师表示，是否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检察官是否提出量刑建议，对于律师的辩护权并无影响，以往刑事案件一般也主要是在量刑上辩护，并未因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而有多大的改变。这主要因为：首先是量刑信息的不对称，检察院、法院并不向律师送达量刑建议书，律师阅卷的时候也从未看到过，在庭审前无法获得量刑建议书，只能待庭审中才知晓。另外我国目前刑事案件采取主要证据移送制度，检察官具有完全的决定权，导致律师根本无法完全掌握量刑证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实行部分卷宗移送制度改革的失败。其次是律师的取证权无法保证。与会律师普遍认为，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作用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取证权无法真正落实。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取证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涉嫌伪证罪等刑事犯罪，风险太大。在笔者抽取的案卷中，律师仅在部分案件中提交了量刑证据，这类案件主要是交通肇事罪及可能适用缓刑的案件。可见，量刑建议制度和相对独立程序的实施，并没有促使律师进行专门的量刑调查，积极收集量刑证据。据此，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并未增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权，信息的不对称、取证制度得不到落实，亦导致律师参与对抗更加没有话语权。检察官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也印证了律师量刑辩护的无效，法庭审理难免流于形式，法官一边倒地接受了检察官的量刑建议。
5.量刑计算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和不规范性
在笔者查阅的量刑建议书中，发现检察官计算被告人的具体刑期时存在一些欠缺合理性的做法。例如，在彭某涉嫌抢劫罪的案件中，被告人彭某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检察官按照30%的比例增加了刑期。同时，彭某属于累犯，当然就存在前科，对于这种酌定情节，检察官又按照10%的比例增加了刑期。笔者认为，量刑细化是保证量刑准确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这种既计算累犯又计算前科的方式，显然属于对一次犯罪的两次评价，品格证据的重复评价，无疑会导致被告人刑期增加，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目前的量刑建议主要在于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刑罚范围，以此约束法官的量刑裁量权，但在数罪并罚案件中，检察官并未对数罪并罚后的刑期提出建议，而我国目前数罪并罚案件的刑期仍然比较宽泛，导致法官在数罪并罚案件中的裁量权很难受到量刑建议的约束。此外，在涉及财产刑的案件中，对被告人科处罚金时，由于缺乏具体的指导细则，检察官的随意性很大。如在彭某某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罪一案中，建议对被告人彭某某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4―15年，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为11―12年，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为3年6月―4年，实行数罪并罚，并处罚金人民币4―6万元。在与之关联的黄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中，被告人黄某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元，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为：判处有期徒刑3―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6万元。笔者认为，彭某某涉嫌的盗窃罪、抢劫罪属于典型的财产刑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黄某涉嫌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且黄某的违法犯罪所得都已经得到追缴，但检察官建议对黄某处以罚金的数额却较重于彭某某的罚金数额，其合理性让人质疑。
6.判决说理制度并未建立
《规定》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应当载明量刑审理情况，写明检察院的量刑意见，被告人及辩护人、被害人及诉讼人的量刑意见和采纳情况，依法阐明人民法院量刑的意见和理由。《量刑程序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的理由，包括：（一）已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二）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和理由；（三）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在笔者查阅的卷宗中，即便是在《量刑程序意见》实施之后的判决书中，判决说理仍不充分。例如，2010年11月19日，在陈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一案中，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为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为参与工程投标，伪造事业单位印章，其行为已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鉴于被告人陈某自愿认罪，且未给社会造成现实危害，故予以酌定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系从犯、认罪态度好未造成现实危害性的辩护意见，符合本案的实际，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0条第二款、第72条、第73条第二、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某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该判决书较之以前的判决书，并未有什么变化，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未予以回应，量刑的理由阐述不充分。据此，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判决说理制度及量刑建议制度实施后，法院的判决书较之先前并未有所改变，判决说理制度尚未确立。
通过上述实证调查分析可见，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的实施与探索并未取得理论界畅想的效果，⑤亦不像新闻报道中的作用那么明显。可以说，量刑建议制度不仅没有很好实现追求量刑公正价值之制度设置初衷，反而一些操作措施影响了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检察机关推动量刑建议改革有“扩权”的观念使然，地方检察院自发式的探索更多的是基于“司法政绩”；另一方面，量刑建议改革中相应的配套措施未建立或贯彻不到位，诸如量刑建议书送达制度、判决说理制度、庭审设置等等。
二、现实困境之突破：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发展之路径
通过实证调查，笔者检视了量刑建议制度运作过程中的问题，发现在司法中出现了“实践悖离理论”的做法。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几乎所有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都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发现实施一种迅速、简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换言之，使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更有效率；二是确保诉讼参与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切相关。⑥检察官量刑建议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程序性制度，亦不能脱离公正和效率这两个诉讼价值目标。因此，笔者以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目标为主线，就如何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提出一些意见。
（一） 量刑建议制度追求公正价值之路径
第一，确立量刑建议书未送达的程序性制裁并制作量刑情节提示书。我国量刑建议制度以实现量刑公正为主要目标而创设，为使被告人及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为量刑辩护作准备，我国应实行状与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制度。《量刑程序意见》第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议书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人民法院在送达书副本时，将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被告人。一并送达制度在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确立，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得不到落实，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程序性的制裁。因此，笔者建议，应增加未送达被告人量刑建议书时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即法院未向被告人送达量刑建议书，视为程序严重违法，上级法院应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检察院有权就此提起抗诉、这也可作为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的理由之一。另外，考虑到我国目前律师参与率比较低，同时被告人大部分属于近乎法盲的情形，笔者建议由法院根据审判经验，制作量刑情节提示书，量刑情节提示书中列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量刑情节，在送达书、量刑建议书时，一并送达被告人，以使其能更好地准备和进行量刑辩护。
第二，规范社会调查报告和逐步扩大适用范围。在英美法系国家，为准确衡量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确保法院量刑裁判的合理性，设置了量刑前的报告制度。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定罪和量刑一体化的模式，致使法院不具备自行制作量刑报告的条件，但大陆法系的检察官是“最客观的官署”，其负有客观公正之义务，因此，由检察官制作量刑报告是可行的，亦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检察官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通常仅关注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被害人的陈述意见，⑦这种社会调查报告属于对现行犯罪的描述，对于被告人回归社会方面的评估基本上未涉及。目前社会调查报告主要针对缓刑案件，更需要对被告人回归社会的可能性进行调查、分析，即应同时关注被告人受教育程度、目前的职业、就业条件及家庭状况等，考察被告人是否具备适用缓刑的监管条件和改造、教育环境，以此确定适用缓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过程中存在诸多违反证据法理之处，关于被告人之品格证据，往往由所属居委会或村委会加盖公章并出具，⑧对于他人品格之评价，仅能由具有感知能力的自然人为之，单位不具有感知能力，其不具备出具品格证据之资格。因此，检察官在搜集被告人之品格证据时，取证手段及方式需符合证据规则。此外，社会调查报告能使更多的量刑信息呈现于法官面前，能更好地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亦是检察官履行客观公正义务之方式。对此，原则上所有的案件都应制作调查报告，但鉴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检察官仅针对可能适用缓刑的案件方才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亦是合理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在缓刑案件中贯彻的情况也不理想。如在笔者调研的P县检察院，自2008年6月该院制定的《关于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缓刑案件应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以来，到2010年的三年间，该检察院仅制作了9份社会调查报告。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检察院公诉科人员不充足，因此，在司法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检察官应针对可能适用缓刑的每一起刑事案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并逐步扩大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范围。⑨
第三，保证律师调查取证权及通过设置公设辩护人增加律师的参与度。一方面，唯有保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方能使更多的量刑信息进入庭审，亦能增加其在庭审中的话语权。对此，公检法部门应改变律师仅仅是对立面的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另一方面，增加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参与度。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指定律师辩护的条件比较严苛，这种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在法院设置公设辩护人，即由法院出钱雇佣律师在法院值班，以此来增加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机会。
第四，明确判决不说理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判决说理是量刑建议制度的保障措施，亦是通过量刑建议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之根基。《量刑程序意见》第16条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根据前文论述可知，说理制度在法院判决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官不进行判决说理，并不会遭受法律上的非难，不会受到任何程序性的制裁。对此，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如联邦上诉法院对于初审法院推理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初审法院的观点，甚至仅仅是对证据的评断（传统的初审法院的裁决范围）不完整或自相矛盾，联邦上诉法院经常撤销判决。⑩我国判决说理制度亦应被赋予相应的制裁后果，即不说理或说理不完整的，属于二审法院可撤销一审判决的情形之一。唯此，方能实现量刑建议制度之功能。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使量刑更加细化，法官量刑应严格按照该意见的规定计算刑罚，并将计算过程写入判决书，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制作相应的范本，以指导各级法院适用。
第五，确立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开示要求检察官和被告方在庭审前相互交换所有的证据。量刑证据的交换，有利于被告人为量刑辩护作更充分的准备，亦有利于检察官提出更为客观准确的量刑建议。但我国目前采取主要证据移送制度，而何为主要证据又由检察官自由裁量，致使辩护人对案情和量刑情节无法全面把握，亦无法具体针对案情搜集量刑证据。因此，我国应尽快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即便不能设立这一制度，亦应恢复全卷移送制度，以最大程度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获得案件中的全部量刑证据，以便为量刑辩护作充分准备。
（二）量刑建议制度追求效率价值之路径
纵观两大法系，各国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建议主要是为提高诉讼效率，而非限制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B11目前，我国亦面临着犯罪率增加、B12刑事案件积压B13等问题，迟来的正义非正义，量刑建议不能仅仅为追求公正之价值而忽视效率之价值。《量刑程序意见》规定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为实现量刑建议的效率价值，量刑建议制度的实施亦需对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及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以此实现公正与效率之兼顾。具体措施如下：
1.量刑程序之设置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前两种程序是基于效率而创设，即便是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亦不能违背追求效率之初衷。量刑庭审改革的重要任务首先就是要改变精力分配不均衡的现象。B14为此，必须合理分配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时间，以实现公正与效率兼顾。
第一，简易程序中的集中量刑模式。所谓集中量刑模式，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个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后，再来审理后一个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B15这种集中型量刑模式，无疑是基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而展开的，量刑建议引导控辩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开展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同时，案件批量式的审理，节约了司法资源。因此，适用于简易程序的案件，无需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通过这种集中式的量刑模式，既能保证被告人最为关心的量刑问题的解决，又能保障被告人量刑的参与权、防御权，亦能实现诉讼效率之价值目标。此外，可进一步改革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审理模式，例如，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案件，在赋予被告人异议权的前提下，可以由法官直接书面审理，以此提高诉讼效率。
第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应以量刑程序为庭审重心。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前提。因此，法院在定罪程序中，仅需对定罪的主要证据及被告人的自愿性进行审查，庭审重心应放在被告人最为关心的量刑程序中，以解决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的实质问题，即量刑问题。法院在核实完定罪的主要证据及被告人自愿性之后，直接进入量刑程序，组织双方对量刑事实进行调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围绕量刑情节、证据等进行质证、辩论、发表意见。以此合理分配庭审时间，确保控辩双方对最为关心的量刑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参与，使尽可能多的量刑信息呈现于法官面前，在确保量刑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
第三，普通程序中应以定罪程序为重心。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普通程序所注重的是诉讼效率，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是否构成犯罪，此时法庭审理的重心亦应是定罪问题。在此程序中，应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调查原则等诉讼原则，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在后续的量刑程序中，鉴于先前定罪环节对已涉及量刑的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质证、辩论，因此，仅需控辩双方对尚未出示的量刑证据进行质证、辩论，并围绕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发表意见。
2.取消检察官因量刑情节变化而申请休庭或延期审理的做法
《量刑程序意见》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均规定，在庭审中量刑情节发生变化，检察官可以建议休庭或延期审理。笔者认为，如果量刑情节发生变化便能启动休庭或延期审理，势必导致第二次开庭审理，这显然与以效率为价值构造的简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简化审制度是不相符的，即便是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普通程序中，亦不应重复开庭，以至浪费司法资源。在我国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情形下，应将量刑建议的决定权下放至主诉检察官独立行使，主诉检察官在诉前对案情已基本掌握，在庭审中量刑情节发生变化，其完全可以当庭提出更正意见，以保证庭审的连续性，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同时，弱化并最终取消检察委员会审查、决定案件的职能，并以此为契机建立检察官独立的制度保障，从而确保主诉检察官对量刑建议的独立决定权。
结 语
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是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方式，是确保量刑公正的重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已取得了一定的功效，但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唯有针对这些问题设计具有可行性的操作规范，方能使本次改革不至于昙花一现。同时，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和实施，亦需其他制度的跟进或配合，诸如证据开示制度、合理优化庭审时间之配置等，由此才能实现量刑中公正和效率价值目标的兼顾。同时，期望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对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能从“实际问题”出发，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方能实现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改革的预期价值和目标。
注解
① 其他地方检察院亦是如此：李郁军、马君：《甘肃白银平川：量刑建议采纳率98%》，载《检察日报》2009年6月4日；邓建新等：《广东法检率先联合出台量刑程序指导意见实现两大突破――试行半年逾九成量刑建议被采纳》，载《法制日报》2010年8月5日；符冰言、蔡亮亮：《常州新北：千余量刑建议九成被采纳》，载《检察日报》2006年7月24日；赵鑫：《河东检方推出量刑建议制度――被法院采纳建议占已判案件的80%》，载《天津政法报》2009年8月21日等等。
② 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1页。
③ 据笔者向检察官和法官了解，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庭审时间平均增加近1个半小时。
④ 如果除去指定辩护，律师的参与比例仅28%，与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为30%的比例相近。关于刑事辩护率有下降趋势，如浙江，1995年的刑事辩护率为21.89%，到1997年下降到15.3%，到2002年上半年更是降到了14.89%。另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03年8月20日作出的《2002年度中国律师业发展数据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律师机构刑事辩护及案件为33526件，较2001年减少了1.26%；除北京等地有较大增长外，大多数地区都是负增长。参见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以下。
⑤ 如很多学者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的实施可能会增加当庭宣判率，检察官、被告人通过程序的参与，降低了检察官抗诉和被告人盲目上诉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此类文章可以参见：妙：《关于我国量刑建议权的若干问题思考》，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8期；邢菲菲：《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基础及初步设想》，载《法治论丛》2009年第3期；方山、柴冬梅：《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思考》，载《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龚培华、张少林：《论检察机关的量刑请求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4期；潘金贵：《论量刑建议制度》，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秋季卷；庞良程：《量刑建议制度可行性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但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检察官明确表示量刑建议与当庭宣判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没有起到当庭宣判的效果，法院基本上不会当庭宣判；前文所述的被告人的上诉率并没有什么变化，因而量刑建议并未减少被告人的上诉比例；检察官的抗诉率倒是增加了， P县检察院在2005年至2007年间仅抗诉1起刑事案件，而量刑建议实施后，2008年至2010年间抗诉了3起刑事案件。因此，学者畅想的量刑建议制度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现。
⑥ Comparative Law Yearbook，Vol9，1985 by Matinus Nijhoff Publishers，Dordrecht，pp.4―5.转引自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⑦ 如在凡某盗窃罪一案中，检察官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记载：被告人所在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的证明内容表明：被告人凡某过去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未受到过刑事或行政处罚，并且日常生活中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与邻里关系和睦，表现良好。被告人凡某的妻子郭某书写的说明内容表明：二人从认识结婚到现在快4年了，对凡某的了解逐步深入，认为他为人正直，平常诚实守信，能吃苦、顾家、作风正派。又如，在黄某绑架罪一案中，检察官制作的社保调查报告记载：被告人黄某的父母的管教承诺书表明：被告人黄某过去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未受到过刑事或行政处罚。并且日常生活中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表现良好。被告人黄某的悔过书内容表明：黄某充分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罪伏法，真诚悔过，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是可以挽救的人。被害人余某父母及余某本人的谅解书表明：认为被告人黄某平常表现良好，只是一时失足，念其属于未成年人，愿意给予其重新做人的机会，并要求司法机关从轻判处。
⑧ 如在毛某非法经营罪一案中，检察官制作量刑建议的品格证据中，有被告人所属村委会开具的证明，甚至当地的镇政府、镇党委都加盖公章出具了被告人品格良好的证明。
⑨ 笔者认为，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向法院提出相对或绝对的刑罚，而在于搜集更多的量刑信息，确保量刑信息的全面性，以此使法官准确衡量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为法官量刑裁决的准确、合理提供参考，从而制约法官的量刑裁量权，但目前检察官实施量刑建议仅仅关注被告人刑期的计算，对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不重视，显然是没有认清提出量刑建议准确性和合理性的前提，属于“本末倒置”的现象。难道检察官没有对被告人量刑信息全面搜集，仅仅在自首、累犯等与以往量刑证据相同的基础上提出的量刑建议就比法官作出的量刑裁决更准确、更合理吗？这些都是令人质疑的。唯有全面搜集涉及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及信息，为法官最终作出准确、合理的量刑裁决提供参考，方能实现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之目的。
⑩ 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B11 针对司法案件的过度负荷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世界各国均以效率为目标，进行各种司法改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辩诉交易或量刑协商。据统计，目前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约90%左右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结案的（具体比例视重罪与轻罪有别），其分流案件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伯格曾对此评价说，如果将辩诉交易的适用率每降低10个百分点，那么就需要投入一倍的人力、设施和司法资源（参见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辩诉交易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检察官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减轻刑罚的具体建议，辩诉交易制度的实施，避免了冗长复杂的法庭审判，即避开了定罪程序，案件直接进入法官主持的量刑程序，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在德国，处刑令程序处理了全国55%以上的刑事案件（1998年，检察官提起538807起公诉，提起659368起刑事处罚令的申请，由此可见，德国55%以上的刑事案件是经处刑令程序结案的。数据来源于前引⑩，第209页以下）。这种处刑令程序亦是避免了公开审判，法官对处刑令仅作书面审查，节省了司法系统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德国还有30%的案件是量刑协商处理的。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是开展辩诉交易或量刑协商的前提，检察官若无量刑建议权，辩诉交易或量刑协商是无法开展的，亦不大可能取得今日之成效。据此可见，在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下，西方国家量刑建议制度是以提高诉讼效率为动因构建的，其设计和运作主要基于效率价值，量刑建议制度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已超越了对公正价值的追求，使用量刑建议时程序的简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程序的“正当性”。
B12 如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国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338.5万件，判处罪犯418.4万人，平均每年分别递增3.44%和5.85%。参见王胜俊：《关于加强刑事审判作用维持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载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网：http：///public/detail.phpid=130，时间：2011年1月10日。
B13 一些法院人均审判案件180件，基层法院刑事审判资源极为有限，而刑事案件逐年上升，且有不少重大复杂案件，导致超审限案件大量存在。参见万毅：《超越当事人主义/主义――底限正义视野下的审判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4页。
B14 参见蒋惠岭：《构建量刑程序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3期。
B15 参见前引②，第103―114页。
The System of Sentencing Suggestion： Reality and Future―an Empirical Research
LIU Ning； SHI Dong-liang
篇8
内容提要： 英国律师产生伊始就分为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人两部分。后来，辩护人演变为出庭律师，垄断了出庭辩护权，人则与16世纪新兴的事务律师融合一起，组成了事务律师分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律师结构。20世纪末，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做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英国律师制度的突出特点是二元制，即律师队伍划分为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两大部分，在组织上和业务上彼此分立，互不统属。这种制度已在英国实行了数百年之久，尽管自19世纪以来不时有人对其提出批评，要求将两类律师合而为一，但始终没有成功。最近十几年，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迫使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做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仍然保持未变。本文拟对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起因、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作一简要评述。
一、两类律师的最初萌芽
12-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职业律师。从一开始，英国就存在着法律辩护人（narratores）和法律人（attorneys）两种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所谓法律辩护人，是指协助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法律职业者。对于辩护人在法庭上的所言所行，当事人可以承认代表自己，也可加以纠正或补充，甚至予以否认。所谓法律人，是代表当事人完成整个诉讼过程的全权法律“代表”，人在法庭上所说所做的一切，均代表着当事人的意志，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由于人一旦在诉讼中出现失误往往导致败诉，而辩护人出现失误时当事人还有补救的机会，所以辩护人受到当事人的普遍欢迎，由此推动辩护人职业更早、更快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与人职业间的距离也一步步拉大。
14世纪时，随着法庭辩护权越来越集中于辩护人手中，一套专门培养法庭辩护人才的法律教育制度开始成型，伦敦建立了4大律师会馆。 会馆学员称作“法律学徒”（apprentices of the law），由称作主管委员（benchers）的开业资深律师负责管理和教学。至少学习7年后，经主管委员批准，学徒才能获得出庭辩护资格，成为出庭律师（barrister）。不过，普通出庭律师只能代表普通当事人在巡回法庭、各郡季会法庭或城市法庭提起诉讼和出庭辩护，三大中央法庭的出庭辩护权垄断在御用状师（serjeant-at-law）手中。御用状师是律师界的精英和法官的后备力量，其人数极少，常年保持在十人上下。他们由国王从执业满10年以上的优秀出庭律师中封授，大约10年左右封授一次，每次约封授6-8人，以补充因死亡或有人晋升为法官造成的空缺。
相对而言，人的发展较为缓慢。随着各级各类法庭的出庭辩护权逐渐被辩护人所垄断，人只能从事庭审之外的某些事务性工作，如申请司法令状、收集证据、制作法律文件等。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经常与法庭职员打交道，因此人与法庭的关系较为密切。此外，人必须在某一特定法庭上经法官认可后，遵照规定的程序和仪式由当事人正式任命，而且只能在授予其权资格的法庭上开业，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普通诉讼法庭和王座法庭就各有自己的一批固定的人。人不受律师会馆管辖，法庭直接负责对他们的管理。中世纪后期，三大中央法庭不时命令，规范人的资格申请条件和职业行为。由于人对法庭和法官的依附性较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是一种“准法庭官职”。最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差异，人和辩护人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人主要就学于大法官庭法律学校（inns of chancery） ，重点学习实用性技术和诉讼操作技能，如各种不同诉讼的程序步骤、法律文书的不同样式和制作方法、收费标准等。
早期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人是后来英国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的最初萌芽。
二、二元制律师结构的形成
从16世纪起，英国开始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社会经济出现划时代的变化。封建制度急剧衰落，资本主义长足发展，许多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不断涌现。在社会关系上，该时期正处于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和社会两级分化空前加剧。这一切都导致诉讼争端大幅度上升，促使律师职业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改组、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第一，出庭律师突飞猛进。中世纪时，普通出庭律师的数量一直十分有限，因为每年被授予出庭权的法律学徒寥寥无几。例如，林肯会馆在1510-1559年间平均每年只有2名学徒获得出庭律师资格。 然而，自16世纪60年代起，林肯会馆每年授予出庭律师资格的人数持续增长，60-70年代每年为6人左右，进入80年代后每年达到10-12人。 据普莱斯特统计，从1590年到1640年的半个世纪内，四大律师会馆共授予2293人以出庭律师资格，其中格雷会馆590人，内殿学院522人，中殿会馆553人，林肯会馆628人。 与队伍急剧扩大的同时，出庭律师打破了御用状师对高级法庭辩护权的垄断，取得了出席中央法庭辩护的权力。这样，一个在人数上百倍于御用状师的新兴出庭律师群体出现于英国法律界。在很长时期内，出庭律师分别隶属于四大律师会馆管理，直到1895年，四大律师会馆联合成立出庭律师总会（the bar council），才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职业组织。
第二，御用状师迅速衰落。随着普通出庭律师获得中央法庭的出庭辩护权，御用状师丧失了在司法诉讼中的垄断性权威。同时，他们作为律师界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也为新兴起的总检察长（ attorney-general）、副总检察长（solicitor-general）和国王法律顾问（king‘s counsel）所取代。总检察长出现于15世纪，其前身是14世纪时专门为国王提供法律事务的“王室人”（attornati regis）。最初，王室人不止一个，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职责。后来，王室法律权逐渐集中于一个享有广泛权力的综合人手中，总检察长一职由此产生。1461年8月，爱德华四世颁发特许状，任命约翰？哈伯特为王室综合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法庭中享有全部法律权”。 学术界普遍认为，哈伯特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总检察长。从一开始，总检察长就有一位副总检察长作为事务律师助理，而且他们身边还有一组“皇家法律顾问”，协助完成繁重的王室法律工作。开始时，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和国王法律顾问全都出身普通的出庭律师，其资历、声望和在法律界的实际地位都比御用状师略逊一筹。但是，在16-17世纪期间，他们的法律地位迅速上升，垄断了国王法律咨询权和王室诉讼的启动权，成为律师界公认的最高权威和领导核心。于是，几百年来高高在上、傲气十足的御用状师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降为律师界的二流角色，他们只能秉承总检察长的指示行事，实际上已降格为一般的出庭律师。
御用状师的衰落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结果。16-17世纪是英国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时期，议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普通法法庭和特权法庭之间的冲突接连不断，政治、法律、宗教等各种各样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形势下，国王迫切需要的是既熟谙法律又精通政治的复合型人才，御用状师显然不能满足国王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在准修道院式的律师会馆中，用封闭式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普通法专家，知识结构单一，视野狭窄，除了普通法之外，对其他知识了解甚少，故有“无知的博学阶层”之称。对于政治事务，他们或者因一窍不通而不敢涉足，或者因自视清高而不屑一顾。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继续像中世纪那样受到国王政府的重用。加之他们是法律界的佼佼者，素来以“绅士职业”、“荣耀阶级”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尊崇。事业的成功、优越的地位使他们养成了一种志得意满、孤傲不群而又迂腐僵化、古板保守的文化心态。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大变革时代，这种心态显然是阻碍他们与时俱进、重新自我定位的沉重包袱。在16-17世纪，许多御用状师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仍然停留在中世纪。既然自身不能适时应变，那么就只能论为历史的落伍者。1873年，御用状师称号被正式废除，这个曾经风光数百年之久的高级律师等级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人与出庭律师分道扬镳。在中世纪时，出庭律师和人一样，可以直接与当事人联系。到16-17世纪，只有人可以直接接触当事人。因为这时英国已采用书面诉讼形式，与当事人直接交谈、了解案情、收集证据、起草起诉状或辩护状以及其他庭审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由人负责，出庭律师只是到开庭时根据书面诉状进行法庭辩论，因而无须直接接触当事人。通常的做法是，人接受某件诉讼并准备好必要的文件后，再代表当事人聘请出庭律师出庭辩护。而且他们的报酬分别用两个不同的英文词来表达，出庭律师的报酬称作“酬金”（honorarium），人的报酬称作“讼费”（fee），前者不能直接向当事人收取，而由人代为收取和支付。所以，霍兹沃斯说：“出庭律师的委托人与其说是当事人，不如说是人。” 这种新式的出庭律师、人和当事人“三角”关系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已基本成型。17世纪初，出庭律师不得直接起诉案件和收取讼费，不得接触当事人，作为一条律师法规则固定下来。由于两类律师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四大律师会馆不再接受开业人为会馆成员，也禁止授予人以出庭律师资格。这种排挤政策得到法官和政府的支持。17世纪上期，法庭和枢密院多次这类命令。结果，到17世纪末，人普遍被排斥于律师会馆和法庭辩护席之外。
第四，事务律师异军突起。事务律师在中世纪的英国就已出现，但那时他们不属于法律职业者范畴。solicitor一词在英语中的最初含义指的是鼓动别人去干某件事的怂恿者、教唆者，原本与法律无关。到15世纪时，该词才专指那些既不是出庭律师又不是人而只是协助当事人或人完成某些辅诉讼工作的低级法律职业者，他们是当事人或人的助手、仆人。1452年约克郡的一份遗嘱曾责成遗嘱执行人在给予人必要报酬之外，还应支付给事务律师部分服务费，这意味着事务律师开始被人们视为是正式的法律职业者。到16世纪中叶，事务律师队伍日益壮大，发展为堪与人相提并论的一个新兴律师集团，尽管其法律地位低于人：只有从业5年以上的事务律师才能取得法律人资格。所以，1557年内殿会馆的一项命令规定，“人和事务律师”不得成为该学院的成员；1574年法官和枢密院同样内容的命令，要求将“开业事务律师和开业人”排除于律师会馆之外。
促使事务律师集团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打赢官司是当事人和人的根本目的。为此，他们除了要充分准备好有利于自己的各种证据、资料外，还需要了解诉讼对手的主张、打算及其与陪审团、证人的关系等信息，以便能及时发现和利用对方的漏洞和失误，以求做到“知己知彼”，确保胜诉。按照法律规定，了解诉讼对手的有关信息不属于人的合法业务范围，如果人亲自从事这类调查，有可能受到“非法助讼罪”的指控，因此，当事人或人往往雇用某个粗通法律者来完成这一工作，于是，一个专门提供这种服务的律师分支就产生了。有资料证明，自12世纪起，英国就有少数人专门提供此类法律服务。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的发展和诉讼复杂性的增长，对这种专门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是为事务律师发展的内在原因。第二，法律人的业务范围受到太多的限制，以至于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无法适应诉讼迅速增长的现实需要，是为事务律师发展的技术性原因。前已述及，人类似于一种法庭官职，他们只能在授予其资格的普通法法庭上诉讼，这种封闭性规则无疑是束缚人扩展业务、增加收入的障碍。于是，不同法庭的人便通过互聘为助手的形式以摆脱上述规则的束缚，例如，普通诉讼法庭的人往往聘用王座法庭的人为自己的事务律师助手，反之亦然。这样，法庭界限被打破，人的诉讼业务扩大了，收入也增加了，事务律师职业也随之发展了。第三，15-16世纪大法官法庭和星室法庭、恳请法庭等特权法庭的建立为事务律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由于人只能在普通法法庭上开业，因此，投诉于大法官法庭或特权法庭的当事人最初只能从这些法庭的职员中聘请诉讼人，来完成必要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大法官法庭有6名职员、星室法庭有4名职员、恳请法庭有3名职员先后获得诉讼人资格。随着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诉讼量的迅猛增长，单纯依靠法庭职员兼任人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这就为事务律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16世纪时，有大量事务律师活跃在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上。数量的增多和作用的加强，令社会不可能继续漠视他们的存在，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法律职业者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事务律师虽然最初萌芽于普通法法庭，但发展为一个新的律师集团却是在16世纪的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中完成的。
第五，人与事务律师融为一体。早期的法律人和事务律师尽管在法律地位上略有差别，但因他们都被排斥于律师会馆之外，都是以事务性工作为业得低级法律职业者，所以，从17世纪起，国家法律和社会民众都把他们作为同一类律师看待。1605年的一项议会法规，要求“事务律师和人应遵守同样的职业纪律”。 进入18世纪后，二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融合过程进一步加快。1729年的一个议会法案规定，人或事务律师的资格认定权均属于法官，但业务范围不受所属法庭的局限，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法庭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该法案还统一了人和事务律师的任职条件、资格认定程序、讼费收取标准、对冒名顶替擅自开业者的惩罚办法等。1750年的一项议会法案透露出，事务律师资格和人资格可以相互通用，已不分彼此了 .至此，二者彻底融为一体，构成了英国现代律师的第二大分支，即事务律师，俗称“沙律师”。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事务律师没有自己的职业组织，这种无组织状态既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同行间的联系和职业纪律的维持，从而为少数自私之徒欺骗当事人和“黑羊”非法从业提供了方便。为此，他们在1739年建立了自己的职业组织，即“在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开业绅士协会”（society of gentlemen practisers in the court of law and eguity）。协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平时工作由24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18世纪时会员人数可能从未超过200人，但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事务律师，出庭律师、法官和议会对他们的意见都十分尊重。该组织的建立是英国近代二元律师结构框架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
1823年，以布赖恩？霍姆为首的一批普通事务律师另成立了“伦敦法律协会”（london law institution），并迅速从会员中募集到一笔捐款，在查色里街区购得一块地皮，建起协会办公大楼。1831年，新协会通过皇家特许状获得法人资格。第二年，新、旧两个协会合并，旧协会名称保留下来，简称“事务律师协会” （the law society）。
通过两个世纪的分化与改组，一种独特的二元律师制度出现于英国。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在知识结构、教育方式、任职条件、资格授予和业务范围上各不相同，在组织上彼此分立，二者之间不能自由流动，更不能兼而为之。比较而言，出庭律师的资质条件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组织性较强。他们可以在任何法院出庭辩护，而且有资格出任法官，但他们不能与当事人直接接触。事务律师无权在中央法庭出庭辩护，只能从事诉讼前的一般性法律事务，如提供法律咨询、制作法律文书、准备诉讼材料等。有关材料准备完毕后，便交由出庭律师继续完成以后的庭审辩护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事务律师是出庭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三、19世纪的合并建议及其失败
19世纪时，事务律师为提高自身地位，强化了内部管理，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了职业教育。1833年，事务律师协会开办了培训学校，为低级事务律师讲授普通法、衡平法和财产转让法等。二是规范了资格授予条件。1843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事务律师必须具有5年“受雇秘书”（articled clerk）经验和通过资格考试后方能开业。考官由法官任命，共5人，每年更换一次。三是严格了纪律管理。1843年议会法案规定，由法庭任命专人定期对事务律师的职业行为进行调查，提出报告，对于违规违纪者法庭有权给予必要的惩罚。1868年，调查惩戒权转交事务律师协会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
通过以上措施，事务律师的教育程度和专业素质大为改善，业务范围随之扩大。他们先后把财产转让公证和罗马民法监护人的业务吸纳进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从1848年到1859年，他们先后取得在季会法庭、遗嘱和离婚法庭、海事法庭和教会法庭上的开业权。1871年，又获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资格。
以上发展使事务律师的社会声望有所提高，但仍没有根本改变其“低级律师”的地位。特别是在出庭律师的心目中，事务律师总是被视为“下等人” （inferior men）。1846年，事务律师乔治？斯提芬抱怨说，尽管他和许多出庭律师是亲朋好友，但因职业偏见造成的无形隔阂使他丧失了许多与出庭律师聚会交流的机会，他透露，在其从业的32年中，只有一位出庭律师邀请他吃过饭。 对于这种不平等地位，出庭律师自然心存不满。因此，从19世纪中叶起，不时有人建议改革二元体制，将两类律师合而为一。1846年，法律改革家费尔德呼吁效法美国，取消对事务律师的歧视性限制规则，给予他们和出庭律师平等的出庭辩护权，以便更合理地配置法律人才资源，让诉讼当事人享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 这个建议得到广大事务律师的积极支持。然而，由于以出庭律师为主体的反改革势力的阻挠，费尔德等人的改革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
许多人对这次合并改革的失败深感惋惜，但英国法律史专家霍兹沃斯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二元律师制度虽有弊端，但也有优越性，合并后的益处未必能够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首先，在二元制下，出庭律师通过律师会馆实行行业自治，除犯有蔑视法庭罪法官可以惩罚他们外，其他一切均不受法庭和法官管辖，从而保证了出庭律师在法律活动中享有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无疑有利于英国自由与法治的发展。其次，在二元制下，出庭律师不得直接接触当事人，由此可以避免辩护律师过分“当事人化”，防止个人感情因素影响司法过程，保证出庭律师以相对超脱客观的态度陈述和分析案情，这有利于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地适用法律，作出合理公正的判决。最后，在二元制下，两类律师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出庭律师只管法庭辩论，事务律师负责一般性事务，这种分工有助于提高律师的专业化水准，并进而提高司法审判质量。霍氏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司法一直以其高质量和公正性而受到世界各国的赞扬，毫无疑问是与律师的专业分工及其高素质分不开的。
四、最近的改革与发展走向
最近几十年，要求改革二元律师制度的呼声再起。改革要求者认为，二元制造成了诉讼费用昂贵，因为一个当事人必须同时负担一名事务律师和一名出庭律师的费用，从而加重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其次，二元制导致诉讼时间的浪费。因为同一个案件需要两类律师参加，事务律师首先要仔细了解案情、核实证据、掌握法律要点，然后再交给出庭律师，出庭律师仍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熟悉案情，由此造成工作上不必要的重复。最后，二元制带来择业机会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出庭律师职业的垄断性，把事务律师永远排除在法庭辩护席之外，使许多具有辩护才能的事务律师找不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这既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不利于培养律师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总之，在改革要求者看来，二元制不符合当今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和社会公正性的司法改革趋势。
改革派的力量源泉主要来自事务律师团体。1969年，事务律师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要求大法官授予事务律师在皇家刑事法院出庭辩护的权利，这一要求在1972年得到大法官的部分同意。此后，事务律师获得了有限范围内的出庭辩护权，即：如果案件是由治安法院预审、皇家刑事法院判决的话，事务律师可以在皇家刑事法院出庭辩护。在以后的近20年内，事务律师协会为打破二元分立制继续努力，但在出庭律师公会的抵制下成效甚微。1979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在对律师制度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后，虽然承认旧制度存在弊端，但最终结论还是维持现状，理由是二元制有利于保证法庭辩护和审判质量。
1990年，英国律师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年，议会颁布了《法院和法律服务法》（the court and legal services act）。它规定，①出庭律师可以直接接触某些当事人，可以与当事人直接订立法律服务合同；②合格的事务律师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法院的法官；③允许一切“合格者”在所有法院出庭辩护，而不一定非是出庭律师不可；④允许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之间建立合伙关系（不过，迄今为止，出庭律师公会和事务律师协会都未放松其行业规则，这类合伙实际上仍被禁止）。《法院和法律服务法》初步打破了两类律师在业务分工上的隔绝状态，但仅此而已，在行为规范、职业培训、资格审查等管理事务上，两类律师仍然分别由各自的行业组织负责。
1999年英国议会又颁布《接近正义法》（access to justice act）， 将改革又推进了一步。该法案规定，大法官在取得议会同意的条件下，可以改变那些不恰当地限制出庭辩护权的规则，这就简化了出庭辩护资格的批准程序。另外，该法案授予出庭律师以完全的庭审前诉讼准备权利，包括会见当事人、证人和核实证据等，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培训，并已经在事务律师协会注册。
篇9
[关键词] 简易程序，理论基础，审判实践，存在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及主要模式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
1、简易程序建立的基础
刑事简易程序是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为谋求公正与效益之间的平衡而产生的。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都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内在价值，而这两种内在价值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而设立简易程序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减缓或者避免两者的冲突和矛盾。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说，在众多国家里，“迅速地审判一直被当作诉讼制度的理想”①。提高诉讼效益可以兼顾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利益。一般而言，刑事审判活动保持适度的效率性，使审判程序快速的完成，确保裁判结果的及时产生，这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对于个人而言，审判的迅速进行并及时产生裁判结果会使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及时的关注和保护，从而防止因诉讼拖延而使他们即使是对己有利的裁判也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用句古老的法谚概括就是“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义”。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迅速作出裁判可将犯罪者立刻绳之以法，有助于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常常是相互制约的。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不可能绝对地追求案件的公正性，当人力、物力、时间有限时就只能牺牲对当事人的公正待遇、放弃发现案件的“绝对真实”了。随着对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度的不断完善，使诉讼环节更加复杂、繁琐，占用了相当多的司法资源，从而使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世界各国长期以来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摸索和实践。从根本上看，减少诉讼成本和科学配置司法资源是提高诉讼效益的两条主要途径，而简易程序的设置不仅通过减少诉讼成本从而直接达到提高刑事诉讼效益的目的，而且通过程序的繁简分流节约了一部分司法资源，使其可用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从而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了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追求公正与效益的统一是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
2、简易程序建立的前提
既然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有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分，那么建立简易程序制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显然，刑事案件本身的差异性是简易程序建立的重要条件。如果所有刑事案件在复杂程度、重要性、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均整齐划一的话，简易程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对不同的案件应投入与其重要性、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司法资源，故此简易程序的出现才顺理成章。如果对大量轻微、简单的刑事案件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一样不加区分地统一适用单一的普通程序，势必造成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实行刑事案件繁简、难易分流，则有助于提高司法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样可以把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的主要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刑事简易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简易审判程序
基层法院在审理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时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程序。如英国治安法院的简易审判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作了不组成陪审团、控辩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出庭等简化。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就属于此类。
2、减省某些诉讼环节的速决程序
如英美的罪状认否程序，只要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就可以据此定罪和处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意大利的简易审判则是在初步庭审中结束诉讼，不再进行正式的审判程序。
3、刑事处罚令程序
法官根据检察官的请求直接作出处罚命令。如德国的处罚令程序规定，对于轻罪，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而依检察官的申请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该行为的法律处分。又如法国的定额罚金程序规定，违警罪初犯可以支付一笔定额罚金而换取公诉的撤销。日本、意大利亦有类似规定②。
4、辩诉交易程序
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这种程序主要在美国盛行，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③”另外，象英国、德国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在进行辩诉交易的实践。如德国的“协议制度就是一种新兴的简易诉讼程序，对于那些没有直接被害人的环保案件、贩毒案件、走私案件、税收案件等，控辩双方可以在庭外协商，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条件来换取控方的从轻指控。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等的规定，可以概括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特定的轻微刑事案件时所依法采用的，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审理案件所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
三、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是指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审级和案件。
（一）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和第一百七十四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以及《解释》第二百一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在起诉时书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随案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的规定来看，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中级以上级别的人民法院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适用的审级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简易程序是属于第一审程序中的内容，因此它只能适用于第一审程序中的第一次审理。也就是说，当一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第一次审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第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或者程序违法而发回第一审法院重审时，尽管还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理，但不得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应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至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则，由于这些程序是为了纠正第一审或者第二审中的某些错误，或者为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而设立的，它们的法律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三）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及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1、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和《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一条的规定，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4）被告人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的公诉案件。
2、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以及《意见》第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案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2）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3）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4）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5）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6）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四、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审判实践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因此，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时，不再要求严格遵循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宣判五个阶段，对于具体案件而言，由主审法官结合实际，遵循简便、灵活的原则对庭审过程进行适当简化（但被告人最后陈述这一环节不得简化），以充分体现简易程序的特点。
（一）简易程序的提起和适用
1、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提起和适用
（1）简易程序的提起
按照《解释》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以及《意见》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公诉案件，其提起方式有二：一是人民检察院在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书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并随案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二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以书面形式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同时根据《意见》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在前一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在后一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不必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而只需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即可。
（2）简易程序的适用
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查时，重点是看该案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一是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分等刑罚（系指宣告刑而非法定刑）；二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是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同时还要审查该案是否具有《意见》第二条规定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这些情形包括：①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②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③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④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只有在这两项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该案。
根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还应当征得被告人、辩护人的同意，即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的同时，向其告知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人民法院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征询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辩护人同意适用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这样，简易程序的提起才得以全部完成。
另外，根据《意见》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时，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这一步工作应当提前至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并征询其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时一并完成。理由是，这样可以尽早了解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的态度，从而防止出现被告人在庭审中否认犯罪事实的情况。否则的话，在开庭时如被告人对其犯罪事实予以否认，就要中止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这样就会造成对司法资源更大的浪费。
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提起及适用
《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作了规定，这两类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均是由自诉人直接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有关的刑事责任。此类案件要适用简易程序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属于自诉案件的范围；②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③有明确的原告即自诉人；④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⑤被告人承认其犯罪事实，且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分。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应对其进行严格审查，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解释》均未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自诉案件是否需要征得自诉人及其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同意作出规定。但是笔者认为，简易程序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应当有其严格的操作规程，不能随意或者仅以口头方式来表达。故在提起和适用时应参照《刑事诉讼法》、《解释》、《意见》等规定的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步骤进行操作。第一，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查，看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第二，条件符合的，人民法院应当征询自诉人与诉讼人的意见，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第三，在向被告人和辩护人送达自诉状副本时，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同时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自诉人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的意见，以及是否自愿认罪的态度；第四，双方均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自诉人及其诉讼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二）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刑事案件
1、对公诉案件的审判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其主要特点就体现在开庭时，通过适当简化一些庭审步骤从而提高庭审效率。这种简化不同的案件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
（1）审判前准备工作的简化。根据《解释》的有关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送达起诉书至开庭审判的时间，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的限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开庭审判前，人民法院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自诉人、被告人、辩护人，也可以通知其他诉讼参与人，而不受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的限制；通知方式简便，既可用传票和通知书，也可以用电话或其他形式，记录在卷即可。
（2）审判组织的简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可以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3）出庭支持公诉、辩护的简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辩护人均可以不出庭。这是由简易程序重在从简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过应当明确，公诉人作为刑事诉讼的提起者，有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检察机关主张这一诉讼权利，既使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也可以出庭。
（4）证人、鉴定人出庭的简化。按照《解释》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证人、鉴定人可以不出庭，被告人、辩护人要求证人出庭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法庭调查的简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对这一规定，应理解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可以省略部分法庭调查程序，如被告人可以不陈述犯罪事实，可以不讯问被告人，不询问证人、鉴定人，宣读、出示证据可以使用简便方式等，具体省略哪些程序，则应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而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申请回避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辩护权、最后陈述权，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一定要予以保护，所以有关这方面的庭审步骤不能省略。
（6）审理期限缩短。《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和第一百七十八条对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作了规定，即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审理期限是一个月，最长不超过一个半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审理期限为二十天。这是结合我国审判实践经验所作出的规定。审理期限大大缩短，体现了简易程序的简易特性，但又不能过短，否则诉讼程序难以完成。
（7）裁判文书的简化。简易程序的特点，不仅仅体现在庭审过程中，还表现在裁判文书的制作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9年4月6日制定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其中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样式。与适用普通程序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样式相比，两者在基本结构上没有明显区别，只是在证据的列举、分析以及文字表述上较为简洁而已。笔者认为，依此样式制作的裁判文书并没有真正体现简易程序那种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特点，人民法院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于2001年6月15日印发了《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如何体现“简易”的特点作了解答：“由于简易程序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在通常情况下，控辩双方对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没有原则分歧。因此，在制作这种裁判文书时，对控辩主张的内容可以高度概括；对‘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概述，对定案的证据可以不写；对判决理由则可以适当论述。”这一规定对适用简易程序裁判文书的制作进一步予以简化。2003年3月14日《意见》施行后，本着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在裁判文书制作上应尽量予以简化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修改了《一审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刑事判决书样式》，与原样式相比，新样式删除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具体内容等部分。新样式的这种修改，真正体现了简易程序清楚明确、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的特点，符合简易程序的立法精神和审判实践的需要。
2、对自诉案件的审判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自诉案件，在审判组织、审判前准备工作、证人鉴定人出庭、法庭调查、审理期限以及裁判文书制作方面，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故参照公诉案件的有关规定进行即可。但在自诉人出庭的问题上，却有特殊的规定，即自诉人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因为自诉案件是由自诉人提起的，如果他不出庭，将发生诉讼程序无法进行的后果。因此《解释》第二百零二条规定“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准许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自诉人撤诉处理。”
五、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一）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具体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二节的规定重新审理。”《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以及《意见》第十条则对应当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2、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
3、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
4、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
5、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据此规定，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出现以上情形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笔者认为，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自诉案件时如出现以上情形，当然也应当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二）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的操作规程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时，如出现上述规定情形，需要中止审理，并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时，其操作规程应当怎样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意见》第十一条也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五日内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依此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时，如出现上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需要中止审理并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法定情形时，独任审判员应当当庭宣布中止简易程序审理的事由，告知诉讼参与人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并制作《中止审理决定书》，在三日内送达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人及其诉讼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属公诉案件的，同时还应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2、人民检察院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五日内按照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
3、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后审理期限如何计算。按照《解释》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
4、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再次开庭时间如何确定。笔者认为，中止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由于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阶段已经向被告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因此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可以视情况不同来决定再次开庭的时间。一是原来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间超过十日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随时开庭，；二是原来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间不满十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满十日以后的时间开庭。其他则按照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一点建议
（一）当前刑事诉讼中适用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
无可否认，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立，在提高诉讼效益、减少案件积压、缩短结案周期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比例较低。因受适用条件的限制，我国目前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仅占刑事案件总数的一小部分，比例非常之低。据笔者统计，一些地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仅占30％左右，这还是因为该县地处偏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刑事案件多为轻微、简单案件的原因，适用简易程序的比例属于比较高的。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且这些条件应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特别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条件，使得大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仅仅由于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笔者认为，这是制约简易程序广泛适用的最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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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公诉环节量刑建议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司法人员的自身素质也参差不齐，加上我国刑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的量刑幅度过大，往往导致同罪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的判决结果，其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因此，检察机关积极推行量刑建议是为了强化对法院量刑裁判的监督制约，是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有效途径，是对审判权滥用的制约机制。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一般没有一个相对明确具体量刑意见，造成对被告人的量刑由法官说了算，事实上形成了对量刑的暗箱操作，由此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量刑的畸轻畸重，并而引发的上诉、上访以及法官的腐败等系列问题。因此把公诉环节的量刑建议作为必经程序引入庭审活动是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有效途径。公诉人在向法院提起公诉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一般随案移送书面的量刑建议书，对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则由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明确的量刑意见，并阐述具体的量刑理由，对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意见展开答辩，从而增加法官量刑的透明度，而且能让被告人真正了解自己被判处刑期的原由及依据，做到真正认罪服判，大大减少不必要的上诉和上访，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发挥量刑建议的审判监督效果的体现。
二、量刑建议开展以来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量刑建议工作开展通过实践证明已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经统计，笔者所在的检察院自2011年10月份以来，共向法院共提出书面量刑建议400件511人，被法院采纳390件495人，量刑建议的准确率及采纳率达95%以上，且被告人上诉及的案件也明显减少。虽然修改后刑诉法明确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但检察机关在开展量刑建议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
1、认识有偏差，素质参差不齐，难以适应量刑规范化的需要
量刑规范化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实践中，从事刑事检察工作的公诉干警对刑事量刑规范化工作的意义认识不一，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公诉人对量刑建议的理解不透。目前，通常对简易程序都提出书面的量刑建议，对一些社会关注度大的案件中运用量刑建议，因为这类案件相对公开，开展量刑建议效果比较好。而对一般的普通程序案件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因没有强制的规定，加上办案人员缺乏信心开展量刑建议不多；同时在量刑建议中，公诉人通常只是概括性地提出被告人应被判处刑期的幅度，如法律条文规定的量刑幅度，其量刑幅度过宽，没有具体的说明量刑理由，让法官及当事人不清楚量刑建议的依据，难以采纳。二是公众认为检察院行驶量刑建议权有争议，是越权行为。有人认为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提起公诉，认为量刑是法院的事，与检察机关无关，其量刑建议是争权。因此，一旦检察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与法院的实际处刑不一致，检察院的办案水平就会受到质疑，致使部分办案人在适用量刑建议时缩手缩脚。
2、尚未有系统的量刑规则的指引
目前，最高检没有出台关于具体的量刑建议的指导意见，最高院虽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建议的指导意见（试行）》等试点文件，该指导意见中没有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程序、幅度均没有统一规范，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方式、方法均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由于缺乏系统的量刑指导规则，导致量刑建议工作难以形成统一机制，影响了量刑建议的严肃性。
3、检察院与法院、公安、律师的协调配合有待加强
量刑规范化工作比原有的公诉工作要求更高，需要公安机关提供量刑有关比较详细的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往往注重收集定罪证据，却忽视量刑证据，对犯罪嫌疑人不利或有利的证据材料收集不够，或者不够详细，特别是对被告人自首、立功的材料收集不够，致使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的缺少依据。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时往往认为其提出的量刑建议是绝对性量刑建议，一旦法院不采纳，就觉得没面子，打消积极性。同时因量刑规范化工作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加上案多人少等困难，未能充分听取被害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不利于缓解矛盾。
4、法院未建立在判决书中的量刑建议说理制度
当前，法院的判决书内容没有体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否被采纳及其原因、理由均没有给予说明，使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难以置于“公众目光下”，也使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无可奈何。
三、规范量刑建议的新举措
量刑建议需要一定的规则来保证其正常运转，才能实现法律效果和司法效率的有机统一，当前，量刑建议还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为更好应用量刑建议，使之真正成为有效的监督手段，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完善。
1、加强学习，提高公诉水平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和进行量刑辩论时，为了让被告人信服，让合议庭采纳，不仅要具备综合运用事实证据、法律法规的能力，而且还要具备让听众信服的说理、论证能力，量刑建议的准确率也是对公诉人的另一种业务考核。公诉人在量刑建议时应尽量阐述具体的量刑理由，确定合理的量刑界限，取得法庭对建议刑期的认同，进而采纳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公诉人除了加强出庭指控水平，还要加强事后监督，在收到法院判决后，应审查判决结果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否相符。如果不符则应考虑究竟是量刑建议出错还是判决结果有误，如确定判决结果有误就应视情况积极抗诉，切实发挥审判监督作用。
2、制定统一的量刑标准
就当前司法实践来看，各地关于量刑建议标准尚不统一，很可能同样的犯罪行为、相同的犯罪情节不同的法院在量刑方面会存在很大的区别。这既有可能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也不利于被告人定罪后的改造。量刑建议提出程序和方式不规范，导致各地公诉人在开展量刑建议工作难以形成统一机制，影响了量刑建议的严肃性。为此，期待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量刑指南，以使我国的司法程序更加公开透明，更加民主。
3、寻求配合，体现量刑公开
量刑规范化工作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加强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调，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仅要审查有罪证据，还要审查量刑证据，向公安机关办案人了解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的认罪态度，为更好地行驶量刑建议权。对提起公诉的案件，特别是争议性较大或社会关注的案件，在量刑建议时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避免量刑建议的偏轻或偏重，以免引起社会矛盾的发生。加强与辩护律师的沟通，审查过程中，要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充分了解辩护律师掌握的证据信息，取得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理解和支持。
4、建立法院判决书中量刑建议的说理制度
量刑建议实际上相当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增加了一个公开的量刑听证程序，能使法官置于量刑监督之下，从而提高量刑裁判的透明度，为了更好使法院在公正、公平下判决，建议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采纳情况予以说明，如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表明“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如不采纳的应在判决书中充分说理、论证不采纳的理由，以利于公众更好的理解审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