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德育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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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观我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音乐教育存在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本文主要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古代音乐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宗教性、审美性和功利性。通过探究中国古代时期音乐教育发展史上音乐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对比今天的音乐教育并且给我们现今的音乐教育发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音乐教育 功利性 审美性 宗教性 教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J6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原始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时期，音乐作为神与人相沟通的桥梁，音乐教育的宗教色彩甚为明显。不论是乐师、乐舞还是创作流传下来的古代乐歌，无不与神明、自然关系密切。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音乐教育虽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音乐教育的性质已带有宗教色彩。而从功利性与审美性来说，功利性占据主要位置。原始社会时期的音乐活动多事巫师为了祈求神明的庇佑，而进行的一系列的祭祀、祈福活动。

尽管在现代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出土文物以及文献记载，追溯原始社会的音乐状况，但是毕竟是不完整的，因为时隔久远，我们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在古文献记载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的是，音乐从起源就一直与神、巫密不可分，这使得音乐教育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在《尚书・舜典》中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神人以和”。在我国巨大而辉煌的文化遗产中，神话传说是重要的部分。女娲、伏羲、夔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乐师。乐歌、乐舞活动的教习传承，必定经过一定的音乐教育活动，在这里音乐教育就被冠上了宗教的色彩。

二、先秦时期

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的教化功能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多与政治相关联。礼乐教育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实施内容，是从原始祭乐礼仪活动发展而来的。所以，这个阶段的音乐教育活动不仅传承着原始社会的宗教色彩，而且带有本阶段自身的特色，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逐步加强，此外，在学校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音乐教育的审美性也首次在音乐教育的活动中得到发展。

1、夏商、西周时期

周代乐教的美育特征是由乐教的具体实施活动体现出来的，具有很强的审美意识。周代的乐教是一种整体上的美育，是在与德、智、体并行不悖、共为一体的基础上的美育。

西周时期，是我国音乐教育史上第一个音乐发展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礼乐教育占主体，但当时的“乐教”并不同于今天的“乐教”，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乐语、乐德和乐舞。修海林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中如是说：“西周的礼乐教育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性质，这是其历史特征。其教育从个体行为、观念的培养方式入手，达到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观念意识与感情体验的契合相一致。”因此，礼乐教育也具有审美教育的性质。

2、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明显带有政治性、审美性。音乐教育虽然具有自身的审美性，但这一时期主要看中的是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虽然在统治者的愿望中更多的是凸显音乐的政治功利性，但其审美性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现象出现，社会音乐活动繁盛。这时期儒家思想主张音乐和音乐教育应当紧密的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与政治、伦理及整体文化发展联系起来。实施礼乐教育的同时，注意到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和教化功能，有力的配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成为历代统治者善于利用的一种精神武器。这也是历代统治者为何尊崇孔儒、重视礼乐教育的根本所在。

孔子的礼乐教化，建立在服务政治的基础上，社会的文明程度决定“礼乐”本身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是，在主张音乐教育的政治性的同时，孔子也看到了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孔子既是音乐教化功能的提倡者，也是实践者。孔子把“美”和“善”作为音乐审美的两大原则，把音乐教育置于“六艺”中的第二位。他创办“私学”，在《论语・泰伯》中“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据于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以在这一时期，音乐的教化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已经从官学中脱离出来，包括乐器的制作、乐律学的发展和音乐表演艺术的实践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这时期的音乐教育逐步从“人”教育体系向“艺”教育体系转变。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重艺轻德”的音乐教育倾向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这种现象，音乐教育得到更广阔的发展，审美性更加凸显。孔子主张音乐应该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尽管这种理想并未实现，但音乐的确在人民和政治统治之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秦汉至明清时期

秦汉至明清阶段，随着朝代的更迭，音乐教育活动总体上处于“人”教育向“艺”教育的转型时期。所以，此时的音乐教育更多的是为声色娱乐服务，而失去了周代音乐教育的重要地位。但在这种环境中，乐人们更多注意技艺的提高以及曲式的丰富，所以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这是一种利于音乐本身发展的审美性与功利性并存的发展环境。

秦汉时期，汉乐府建立，汉乐府是西汉重要的音乐教育机构，但其非官学，仅是政府的官办机构。汉乐府的主要功能是参与祭奠礼仪中的音乐活动，以实施宴享娱乐性活动为主。因此，乐府的主要职责也成为培养乐人的技艺为主。

隋唐时期，从整体上来看，音乐教育主要繁荣在宫廷的音乐教育活动中，隋唐十部乐的发展，丰富了音乐的内容，所以，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更具有兼容性，各个国家地区的音乐齐聚唐宫廷燕乐，促进了当时音乐教育的繁荣，同时，增加了音乐教育的音乐审美性，尤其在唐玄宗时期，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又一次得到空前的发展。这是注重音乐本体的审美教育，促进音乐本体的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音乐教育的发展转移到了民间，从隋唐后期到明清时期，音乐教育摆脱官学的束缚，自由发展。这个阶段，不论宫廷音乐的发展，还是民间音乐的发展，都促进音乐本体的发展，尽管与传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相脱离，但是这样的音乐教育发展道路也是值得称赞的，在这条道路上，音乐本身得到发展、丰富，加重了音乐教育的审美性质。

四、总结

纵观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具有政治功利性、审美性以及教化的功能。这在现在我们的音乐教育、教学道路上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陈其射教授在其论文中说到“纵观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我国当下的音乐教学正在从应试教育、技术教育向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方向转型，正在克服种种急功近利的教学行为向“善民心，感人深”的情感世界转移，”我们应该看到古代音乐教育的特点，并在发展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借鉴和吸收古代音乐教育中的有助于现代音乐教育发展的优点和长处，在现代的音乐教学中关注这些方面，并结合现代音乐教育的特点，努力发展完善音乐教学思想。在今天的音乐教育中，要注重音乐教育的教化功能，把学生培养成情感完善、热爱祖国、身心健康的和谐人。

同时，促进美育与其他教育的和谐发展，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我们现在的使命就是在保护和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努力发展音乐教育事业，使其能够在和谐统一中得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东风.音乐教育史研究[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05.

[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09.

[3]宋捷.孔子乐教思想的现实意义[J].艺术教育.2010.

[4]廖家骅.音乐审美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04.09.

[5]张新.中国音乐美育教育德历史沿革[J].民族音乐.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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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慈善组织;慈善文化;慈善历史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6-0018-02

慈善组织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慈善组织可泛指从事慈善活动的组织，甚至有时也包括福利组织;而狭义的慈善组织仅指以从事慈善事业为目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本文取其狭义，文章所考察的问题是慈善组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展的历程和特点，希望以史为证，为当代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中国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历程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慈善活动早已存在，但慈善组织的形成却还有一个历史过程。慈善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且在各个阶段都出现了代表其阶段特征的组织形态，分别是：宗教组织形态，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代表是佛教寺院中的慈善组织;家族事业形态，兴于宋朝，主要的代表是“义庄”;最后是民间组织形态，出现于明末清初，且在慈善组织发展历史上有着比前两者更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南北朝至唐代佛教慈善组织以传教为主，而明末善会的理念主要在于处理俗世社会问题，而非宗教思想问题;……这些善会也不同于以救济家族成员为主的义庄。……如果同时考虑这些民间组织的目标､领导､所救济的对象，明末善会可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新现象。”[1]

早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就“自然地养成了在氏族内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绝对平均的狭隘的平等思想。”[2]这种互助启蒙了最初的慈善救助，也为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久远的佐证。

春秋战国时期，“善人”大多以个人为主体，以赈济为手段，在路上设食物救济饥民。这些早期救助，属于临时行为，并未形成一种长效机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佛教对于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它促使慈善行为由自发变自觉，摆脱了应急性､个人性的特点，第一次拥有了清晰的文化理念。佛教创立了许多延续至今的重要的慈善理念，如悲田､福田思想。以这些思想为指导所产生的广泛存在于佛教寺院中的慈善组织成为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慈善组织。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不一，寺院中慈善组织的发展也有所波折。

到了以空前绝后的高福利著称的宋代，“义庄”的出现成了慈善组织发展史上第二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义庄”是一种家族事业，在宋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由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创立，其主要作用是救济族中贫困无告之人，为本族贫寒子弟设立义学，对于遇到天灾人祸或者婚丧嫁娶等大事的人实施临时救助。其后范氏“义庄”受到了其他家族的认可和效仿[3]“义庄”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现实影响，也表达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慈善组织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发生于明末清初。“明末民间慈善组织之中以同善会最突出”，最早出现的同善会，大概是杨东明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河南虞城建立的。[4]同善会(筹募善款和其他救助)､会馆(救济同乡)､清节堂(救助贞女孀妇)､掩骼会(救助贫民丧葬)､族田义庄(救助族人)，这些都是当时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硕果。[5]明末清初出现的民间慈善组织，最靠近现代意义上的“慈善”。至此，中国古代慈善组织的发育达到了最高点。直至后，随着西方慈善理论与实践的流入，慈善组织才又开始了新的成长周期。

二､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特点

古代慈善组织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终于在明末清初发展为与现代慈善理念相接轨的民间慈善组织。纵观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国家救助”是主流，慈善组织居弱势。

“国家救助”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的主要思路。这大概与古代中国愈演愈烈的集权体制有着重要的关系。自秦汉集权体制确立以来，历代政府都非常注意中央政府对于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控制，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慈善组织的基本态度有所保留。一方面，封建政府对于那些从使用资源､救助对象和运作过程都流于民间的慈善组织感到不够信任。而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向来督促明君仁政的政策。鼓励国家对于贫苦､病疾､无告､残老之民“有为”，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事实上就把现实压力和道德压力一同加在了君主身上。而君主为了满足儒家思想的这一要求，一般也不愿看到政府救助不力的情况出现，重政府､轻民间的传统也就因此得到了强化。在古代历史上，民间结社受到了很大制约。这就决定慈善组织，尤其是大规模慈善组织的形成都比较困难。就算在国家鼓励和嘉奖慈善组织的发展的时候，往往也是一鼓励就导致官僚化，又绕回到了“国家救助”的思维定势中来。“国家救助”的思想直到现在还对于我们有着很大影响。尽管改革开放后慈善事业已经发展了那么多年，公民的慈善意识仍然普遍不高。据报道，中国国内99%的企业竟然全无捐赠记录，同时中华慈善总会以往所接受捐赠中，有70%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内地富豪捐赠只有不到15%而已。[6]

背景相似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有这样的传统。日本在印尼海啸慈善捐赠中的表现也为它提供了一个例证。据相关组织统计，2004年12月26日的印尼海啸发生后， 90%以上的捐赠来自于美国的公司。而在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除了丰田汽车保证向日本红十字会提供3，000，000美元的捐助外，其他的日本工业巨头的捐助却都相距甚远。管理援助的官员称日本的老总们倾向于把救灾看成是最好由政府和国际机构来解决的事，而不是商界的事情。[7]

2､大发展背后总有巨大的文化动因。

慈善组织发展中的三次飞跃，每次都以巨大文化动因为动力。宗教慈善组织的出现，以佛教在我国的传入和发展为直接原因。佛教的传入及其悲田､福田思想的发挥，对于人们积德行善的规劝，为寺院中慈善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家族慈善组织的出现，则与当时重塑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尝试有关。唐末至五代常年动乱，封建伦理纲常受到很大破坏，士人多谋实利，不求名节。五代的更迭更是一幕幕“弑君”惨剧，严重破坏了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一些士人深为宋王朝的命运担忧，试图复兴并发展儒学。[8]宋代“义庄”的出现，正是这种尝试的外在表现。它除了救助贫苦的家族成员，还资助族中子弟学习儒学，应试科举，以便将整个家族更好地规置于封建秩序之中。民间慈善组织的出现，则是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所产生的新兴工商文化力图摆脱“四民之末”的社会定位､挑战传统社会秩序的结果。由宗教传入--儒家思想的发展--工商业文化的产生及反抗旧有体制这条文化发展的线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文化的嬗变正是慈善组织发展的动力所在。

3､带有“人治”色彩。

古代慈善组织发展还带有明显的人治的特点。古代社会中处处弥漫着人治的色彩，连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作尚且如此，相对柔弱的慈善组织就更不用说了。以唐代佛教寺院中的慈善组织悲田养病坊为例，其在唐代几位不同君主统治时期曲折的发展经历正说明了人治影响之深。悲田养病坊在“举佛抑道”的武则天当政时期长足地发展，其兴盛甚至都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并对其进行“置使专知”。玄宗统治时期，政府以供给经费的手段对其加强了控制。应该说，这些举措还都是支持性的。但到了重道抑佛的唐武宗“会昌废佛”时期，悲田养病坊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遭受到严重的冲击而出现了“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的局面。在这之后不久它又马上被抹去“悲田”二字而完全丧失其民间性，被收归官方管理。[9]在这个过程中，皇权的意志支配着慈善组织的存亡和兴衰。虽然任何事物变化后面都必定有其复杂的经济原因，但是最高统治者信仰和好恶的变化无疑在慈善组织发展的命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特点，对照我们当今慈善组织发展的情况，吸取有利因素，规避不利因素，促进其平稳而健康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曾忽视了许多现实问题，致使社会保障救济体系出现了许多漏洞。如今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政治体制转轨中留下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迫切地需要我们着手解决。发展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是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转型的特殊时期发展多元救助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中国的慈善组织一直处于先天不足､发展缓慢的生存状态。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追溯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和特点，了解我国慈善文化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发展慈善组织的先进经验，科学､有效､及时地规划和实施慈善事业发展的步骤。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在组织形成､阶段特点和文化线索上都有许多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因素，对于我们当今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4]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1年：52． 50.

[2] 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90.

[3] [5] [9]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16．181-203．94-95.

[6] 《国人的慈善意识为何较弱》．引自新浪网http：//省略． 200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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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方岩画；南方岩画；审美特征；表现方式；古朴

一、我国岩画的研究概况

岩画是具有世界性广度和历史性深度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全球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所发现。他们是人类文明历程的记录，也是一份及其珍贵的文化遗迹和史料资源。在西方发现的最早记载是1627年挪威人彼得在瑞典波罕斯浪的首次史前岩画记录。到了18、19世纪陆续有一些零星的岩画报告。1879年西班牙的索图拉伯爵第一个发现阿尔帕米洞窟崖壁画，阿尔帕米拉洞穴岩画的发现，才真正的解开了欧洲岩画研究的序幕。

我国的岩画早在4至3万年以前就有所记载了。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远在公元前3世纪，于战国时韩非著《韩非子》一书。其中说：“赵王令工施钩梯而缘博吾，刻梳人际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这是记载在岩壁上足印的事。可见战国时代岩画风气犹存。到北魏时，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对所见岩画多有记载。在其三卷（河水三）中写道：“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弱虎马之状，璨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山也。”又说：“河水自临河县东经阴山南。（汉书注）：曰：阴山在河北。指此山也。东流径石迹阜西。是阜破一个石迹阜，都因有岩画而得名。近几十年来，我国有关学者就岩画方面的题目学出了不少的研究文章、考察报告等。并以出版发行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专著、画册，并且我国岩画的研究发展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同行的关注，1991年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在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在中国银川市召开，这代表中国岩画，及其研究已经得到了国际岩画界的认可和重视。

二、南北岩画从内容上的分析和比较

我国的岩画分布虽然呈现出两大明显的线代，但这两大线代的特征又不是简单的绝对对立，而是体现出丰富多彩的交叉与混杂的局面，但是在总体风格与艺术样式上各自有趋同倾向，分别体现了南北两种分化模式。

我国北方地区以山脉、沙漠、草原为主要地貌结构，是严寒的、贫瘠的，是多山的、是多石的，所以北方的原始初民为了生存在一起活动。游牧部落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以猎牧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所以北方岩画的内容多为动物。例如阴山岩画中，就乌拉特中旗岩画，画幅总数约在900幅以上，画面有猎狐、猎熊、舞者，有盘羊、北山羊、野猪、鹿、狼等野性牲畜和动物群，画面以单体形象为主，造型朴厚，夸张，不乏生动之作，如性器挺举的执弓猎人像、围猎中夸张的鹿形象、中的野猪形象，如表现群体交的图画、动物群像、场面宏大的放牧的图画等。盖山林先生称这里为“阴山千里画廊之首”。

而南方与北方相比是温暖的、富饶的，是多树、多水的丛林、山地、海岸，生活在这样气候温热、地理环境多样化得原始初民比起北方的人民来说生存相对容易的多。他们生活资料丰富，特定的自然条件，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模式。人们的主动性，已得到强调，关注社会活动和在随后出现的阶级关系成为中心，所以南方岩画中“人”成为了重要的主题，当然动物的形象仍然在南方岩画中，只是和北方岩画相比没有那么大的比重。此外还有一些天体图像和抽象符号甚至文字来表示当时自然崇拜。当然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下，所产生的文明是不同的。例如贵州岩画中，放牧、祈祷、骑马人、狩猎、舞蹈、各种飞禽走兽（包括鸟、马、狗、虎）、天体（天体、星辰）、山路和自然景物等，是贵州岩画的主要题材内容。

三、南北方岩画的表现方式的比较

北方岩画和南方岩画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生活环境和使用工具上也大有不同，在创作地点，创作思路也有很大的不同。制作手法的区别，形成了不一样的岩画风格。常见北方岩画，凿刻的比较深、明显、以粗线和块面来造型，刻入岩石的表层，为的是能经得起自然的风化，雨水的侵蚀。多以传统的原始风水为选址依据，当然也以一些位置醒目、表面光亮的大块岩石或者地势险峻的岩石岩壁为作画地点。而南方岩画选择在遮风避雨的洞穴和岩壁上，因为南方的先民们使用的是另一种制作方法，用软质工具沾颜料进行图画，也被大量应用于原始器皿上。也有一些使用赤铁矿粉和土红一类的天然矿物是所使用的主要颜料，配合天然植物汁液和动物的血液。这类方法和古代欧洲、澳洲以及古代印度等地的岩画创作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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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道德教育 家国同构 三位一体 宗教权威

中国的传统德育尤其是古代德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伦理合一性。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历朝历代学者的学说都认为政治和道德之间关系非常密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修己以安百姓”反映了孔子“为政以德”、道德教育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孟子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的“仁政”思想。汉代的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更加强调把德育和政治结合起来，提出“德治要靠教化”的观点，并概括和揭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教育内涵。儒家从孔子就开始提倡的“内圣外王”思想显然把出仕做官看成了道德教育的最高追求，可见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一直传承政治伦理合一性这一特点。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古代，道德服务于政治，政治是道德的目的。

西方古代道德教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宗教伦理合一性。《圣经》中有“摩西十诫”的说法，就是除了耶和华，不允许拜其他神;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禁止妄称耶和华名;必须守安息日为圣日;必须孝敬父母;禁止杀人;禁止奸;禁止偷盗;不许作假见证人;不许贪恋他人财物。这十条戒律既是宗教教义的内容，又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古代的学校道德教育就是一种宗教化的学校德育，“自有学校教育以来到18世纪中叶，学校中都几乎奉行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就是学校德育的同义词”[1]。我们认为，在古代西方的道德教育中，宗教和伦理是密不可分的。

从表面上看，中西方古代道德教育内容明显不同，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原因何在？这里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传统的原因。

一、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德育的“政治伦理合一”性

自古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在社会政治结构上维持“家国同构”的特点，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进而促使了道德教育中“三位一体”的稳固的教育模式的形成，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特点，决定了德育的政治伦理合一性。中国古代社会，父家长在维系家族稳定中起核心作用，家族中晚辈对家长的“孝”成为必然的义务。君主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起核心作用，臣名对君主的“忠”也是应尽的义务。从表面上看，“孝”、“忠”并不相关，“孝”属于伦理范畴，“忠”则属于政治范畴。“孝”针对的是中国古代每个家族里的个人，是一种态度，强调晚辈对长辈要恭敬顺从，发挥着维系家族情感、调和家庭伦理关系的功能。“忠”则针对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君主之下处于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也是一种态度，强调下级对领导、大臣对君主要忠诚服从，起着维护政治统治、协调等级关系的作用，但实际上两者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中国古代家族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本质联系的集中概括。《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步骤同样强调：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中国古代社会的构成极为明显地反映了政治和亲缘的高度结合。天子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主人，又是所有家族的领导者，亲缘上的大宗。由此，原来仅仅在家族中体现的“孝”的功能便由家族延伸到整个社会，原先用来“事父母”的孝道成为统治国家，维护政治统一的有效手段，下级对领导、大臣对君主要像孝顺父母一样服从忠诚于他们。《孝经》里提倡行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从而使孝顺亲人与忠于君主相通，管理家族与治理国家相通，论语里也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由于家国同构，在齐家到治国的过程中，将孝顺亲人的家族宗法伦理感情自然而顺利地过渡并转化成了对君主国家服从忠诚的政治理念，由家而国，完成了情感转移，使各种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消失于无形。

（二）“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使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效果显著。传统道德教育认为家族、学校和社会在个体道德品质培养上担负着不同的功能，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又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道德的发展，又由于家国是同构的，因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感化为纽带，成功实现了家族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三者密切联系的“三位一体”德育模式。

1.家族通过“孝道”的遵守强化道德观念。儒家强调行孝，其根本目的是以孝来治家，进而以孝来治国。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父家长专职，父家长权威能否真正确立尤为关键，而确立父家长权威的关键则在于孝道的贯彻与否，因而以孝治家便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孝经》里提倡“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又一次把古代中国的家族看成是国家的缩影，由于孝具有齐家与治国的双重功能，并且被视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要道，因此孝的观念远远地超越了道德观念的范围，它被无限扩大，应用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2.学校和社会通过“教化”发挥德育的强大作用。虽然中国古代家族道德教育的作用很大，但是毕竟范围有限，因此学校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校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得到教育家的重视，他们认为学校教育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求学、明理的必要途径，学校教育的内容应以“明人伦”道德规范为主。战国之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和教育家一直极为重视道德教化，学校教育中积极倡导教书育人的思想，要求教师既有深厚渊博的知识，又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的教育内容就突出体现了道德教育的地位。《论语・述而》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宋代心学家陆九渊提出“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强调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学做人，并且要求教师首先要力行身正，做学生的楷模。

中国古代尤其重视社会教育。宋朝统治者极其智慧地将社会教育和地方建设、社会风俗改造和封建道德规范的宣传联系起来。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如诏令、文告训育民众，积极推崇儒术，对广大百姓开展封建伦理教育。范仲淹十分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他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道德观。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还把道德教育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借助乡里、家族的力量，利用封建基层行政组织施行教育，主要形式有“乡约”、“宗规”、“家训”等[2]。可见，在社会教化方面，家族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样，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从下到上、错综复杂的大道德教育体系，在家族观念的理念之下，全社会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因而形成了整合力。

二、从西方的文化传统看德育的“宗教伦理合一”性

古代西方的道德教育一直被浓厚的宗教氛围笼罩。西欧国家很多学校的道德教育都是被教会掌管。

（一）与道德文化的关系。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一方面可以是文化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在西方，对道德有文化支撑的作用，也就是为道德的形成提供了途径和情境。

世界三大宗教内容充满道德象征，兼具文学性和审美性特征。首先，《圣经》、《古兰经》、佛教经典是三大宗教的教义经典，又是不同文化的集大成者。每一部宗教经典中包含大量的道德劝诫，彰显宗教道德，如《古兰经》中倡导守正自信、行善、宽恕、诚实、公正、团结、舍己等美德，反对追求私欲、傲慢自大、饮酒赌博、说谎、嫉妒等恶行。宗教经典中的道德教诲往往与形象生动的人物故事紧密联系，读来引人深思。其次，宗教经典本身都具有较强的审美性特点，它们内容比较丰富、具有想象力，语言平实古朴，富有韵律感和感染力，人们在阅读、聆听宗教经典的过程中往往受到文化的陶冶和道德的洗礼。

宗教场所的建筑风格和充满神圣感的宗教礼仪活动有助于道德教化。纵观西方的宗教场所，不管是教堂、清真寺，还是寺院，建筑物从外观上看无不气势恢宏、金碧辉煌，高高的穹顶、巨大的墙柱使整个教堂笼罩着安详、神圣的气氛。建筑物内部的装饰，不管是基督教教堂彩绘玻璃上生动传神的人物和场景，还是佛教寺院里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佛像、壁画，抑或是伊斯兰教清真寺里精美绝伦的图案和花纹，无不闪耀着神圣之光。宗教礼仪活动有讲道、唱诗、祈祷等过程，往往还伴随着音乐、歌唱等文艺形式，给信徒提供了置身事外、超凡脱俗的神圣氛围。基督教的讲道内容经常是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牧师娓娓道来，讲述耶稣如何为善，而不是死板的教条戒律，因此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唱诗过程所营造出的宗教氛围，使信徒们置身其中并产生一种归属感。

（二）宗教道德教育的权威性与道德人格的塑造。道德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范，相对于法律而言，主要依靠人的自觉遵守。“如果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不足或根本就缺乏权威性，那就不易起到强制和使人认同的作用”[3]。宗教是人的一种理想寄托。“基督教中上帝所具有的人格实际是西方人理想本性的升华”[4]。宗教一旦具备了权威性，宗教世界所提倡的道德就显得神圣，道德要求就变成了神的指令。服从这些要求自然就是对神的尊重，不服从就是渎神，而渎神是要遭到报应的，这样就增强了道德的约束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7.

[2]何维.论道德社会化[D].长沙：中南大学，2007：6.

[3]成穷.试论宗教与道德的一般关系[J].宗教学研究，200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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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研究的是空间形式及数量间的关系。它相对抽象而枯燥。虽然不像文科知识活泼，生动而富有情趣。但数学教学作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必须渗透德育教育。关于这一点，数学教学大纲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可见德育教育在数学教学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数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和知识体系渗透了德育因素，数学教师应抓住学科特点实施德育教育。

数学科学的各种概念、定理间的联系、发展变化是无穷的。在教学中根据这些特点，利用中学生可塑性强、思维活跃的发展规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例如，在平面几何教学中，完成了基础知识传授、学法指导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一些特殊图形，如：平行四边形、萎形、矩形、正万形等几个概念的内含与外延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其妙无穷。同时对这些图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进行比较，认识这些定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使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数学是有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要弄清各种概念及定理的关系，要有一定辩证思想方法和辩证思维能力作基础，实际上数学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有一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用辩证法的观点阐述教学内容。教给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证方法，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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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初中物理教学；渗透德育教育；方法

一、在农村初中物理教学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性

在农村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农村初中物理教师要注意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重视科学的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教育，结合物理教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作为一名农村初中物理教师，除了使学生掌握物理知识和提高能力之外，还应该通过物理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逐渐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掌握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二、农村初中物理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

农村初中物理教师应当具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和高尚的师德，不仅要教书，而且要增强育人能力。物理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修养和自身的德育水平，乐观上进、敬业爱岗；将传授物理知识与德育二合为一，在教学中充分吃透教材，教学中紧扣教材实际，同时增加德育艺术技巧，把握好农村初中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识结构特点，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方法，深入研究教材，挖掘内在的德育因素，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与德育教育有机结合，从而增强德育的可接受性，实现德育的目标控制。如果农村初中物理教师能把教材中的科学内容与思想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阐述物理现象和规律，用哲学思想把物理教学上升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教学，就不仅能使学生正确而深刻地理解物理知识，而且对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掌握方法论都有积极作用。

三、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农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精神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物理实验的操作、物理现象的观察，为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农村初中学生对物理产生兴趣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学校教育。如今农村初中的物理教师的责任，并不在于教会学生记住多少物理知识，而是应该带领他们掌握打开物理学大门的钥匙，使之对物理产生浓厚的兴趣，激发农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机。比如：教师在教学中适当补充与课本内容相关的物理趣闻及我国最新的科学成就，以及多举一些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实例，使学生理解这样的道理：物理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最终推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如：人类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促使发电机的发明，使人类步入电气化的新时代。人们根据古代独木舟利用浮力的知识，发明了轮船、潜水艇等水上交通工具，进而气球、飞船利用浮力而升空的事例。针对目前石油、液化气价格持续上涨的局势，分析寻找新能源的开发，以及新能源给人类带来的方便，让学生树立环境保护和珍惜能源的意识。无疑，生动的实例既给学生以启迪，又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深远的影响，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物理的意义，唤起他们探索身边科学和自然界奥秘的兴趣和追求真理的愿望。

四、挖掘德育素材，激发农村学生爱国热情和责任心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为世界科技宝库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在物理新教材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介绍了我国大量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和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卓越贡献。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战国时期发明的司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工具。三国时代的曹冲称象表明人们已懂得如何利用浮力。明代建造的北京天坛回音壁介绍了声学共鸣现象，讲授力学内容时，向学生介绍世界上斜塔之一广西崇左县归龙斜塔，当时由于考虑当地的风力、地基等原因，塔第一层东侧砌成45块砖高，西侧只砌43块砖高，塔天生向西倾斜，三百多年安然无恙，充分展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及近年我国“神舟五号”至“神舟九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神舟十号”载人飞船的正在筹备等等。在农村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有目的地渗透这些德育素材，可以促进学生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形成，调动和唤起农村初中学生学习物理浓厚的兴趣、激情，以及爱国主义情感。

五、改进教法，灵活渗透德育

1.用新的说法进行德育渗透。比如火药和活字印刷的发明是中国人一直引以为骄傲的，但它们却被侵略者利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和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等。

2.采用多种方式灵活地进行德育渗透。物理竞赛、课外实验、参观访问也是进行德育的好阵地；教学中利用图表、挂图、录像、幻灯、专题讲座等能增强德育的趣味性、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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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现教师的人格魅力

德育过程既是说理、训练的过程，也是情感陶冶和潜移默化的过程。教师自身的形象和教师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直接的。教师的言谈举止、衣着仪表、风度、气质和情态等都可以无形中给学生美的感染，从而陶冶学生的情操。比如，为了上好一堂物理课，老师做了大量的准备，制作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运用了先进的教学设施，这样学生不仅学得愉快，而且从内心深处还会产生一种对教师的敬佩之情，并从老师身上体会到一种责任感，这样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工作都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二、在教学活动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

爱国主义是德育教育的中心内容。在物理教学中向学生介绍我国在物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杰出贡献，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如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等物理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的贡献。把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和科技工作者的献身精神紧密的结合到物理教学中来，帮助他们树立为祖国献身的远大理想。如，在我国西部，一大批科学家、青年知识分子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上奉献一生，使我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发展居于世界前列。必要时，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物理学的辉煌发展。如在讲力学时，结合介绍古代沈括在力学方面的贡献；在讲光学时，不妨先给学生讲一下公元前四世纪的《墨经》记载的关于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成像的观察研究事实。这些事例，不仅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我国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激励他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学习。

三、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加强思想品德教育

脱离学生实际的教育是没有成效的，在多元化社会中成长的学生，在思想上不可避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误区，比如赶时髦、自私自利等等不好的思想倾向，丢弃了艰苦朴素、互帮互助、文明用语的优良品德。在物理教学中，我注意结合教材内容对学生渗透思想品德的教育。如在教学《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时，我引用陶行之的一段话“你打我，我打你，借别人的手打自己；你骂我，我骂你，借别人的嘴骂自己”，以此来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教育学生不打人、不骂人，学会与人相处、相互帮助。在“噪声”的教学活动中利用“凡是不利于人们学习、工作、休息的声音都被称之为噪音”。来教育学生不当“令人厌恶的噪声来源”。列举著名歌唱家，为保持优美动听的嗓音，以良好的生活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练嗓提音，意在勉励学生每做一件事都要持之以恒，要不畏严寒酷暑、刻苦学习。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物理活动进行德育

德育不能只局限在课堂上，应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我们可以适当开展一些物理活动课和物理主题活动，来达到对学生良好品德、行为习惯的德育。我在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学”与“用”紧密结合起来。比如，从绪论课开始，就告诉学生“物理知识源于生活，用于生活”，的道理。如，在《摩擦力》课节中让学生思考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摩擦力会是什么情景？讲完《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后，分析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行过程中动能和势能的转化，使学生了解他们所学的物理知识，不仅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还能解释高科技中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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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科学学科的德育标准是德育渗透的出发点

小学科学是以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程，它包括“必要的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的态度与价值观，以及运用科学知识、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等方面”。因此它的教学目标应包括“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了解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和方法，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形成尊重证据、敢于质疑、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的教育以及亲近自然、珍爱生命、关心与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等”。由此可见科学教育与德育教育的联系是非常密切。

二、课堂教学是德育渗透的主阵地

学生在校时间大部分是在课堂上度过的，因此课堂教学理应是德育渗透的主阵地。教师根据学科的特点，挖掘与知识点相联系的德育目标点，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1、紧密结合科学知识，适时地渗透德育

小学生有知识面狭窄，理解能力低的特点，社会经验又少，学习基础各不相同，教师可以紧密结合所教知识，从实际出发，恰当地设计问题，适时地渗透德育。如教学完《声音》一单元后，学生懂得了“悦耳的声音使人愉快，嘈杂的声音对人有害”后，我提出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学生回答后，教师应总结并让学生明确：在有些特定的场所，如阅览室内不能大声喧哗，搬动桌椅不要拖拉，在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吵嚷等，让我们自觉地创造并保护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少去嘈杂的公共场所，多去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活动。这些内容像一颗种子，将环保思想播进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田，对学生的健康教育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思想教育。

2、结合教学活动，在学生参与中渗透德育

小学科学课涉及到科学探究、生命世界、物质世界、地球与宇宙这几大领域，教学中常常会遇到明显或不明显的德育题材的学习内容。在备课时，我们就要有德育意识，在准备教学活动、学习材料或实验材料时更要考虑设计与学生年龄特点、心理特点等相适应的德育活动。在课堂教学中，当进行到与德育有关的环节时，要想办法不露痕迹的将德育渗透进教学材料、师生活动中。 以生命世界为例，教材中就有多处涉及德育活动。比如三年级上册《植物》单元中第三课“大树和小草”最好选择修剪下来的植物枝条和田间地头的狗尾草来观察，第五课“植物的叶”中动员学生在校园里捡拾落叶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设计和实践活动。《动物》单元中第一课“寻访小动物”教学中，观察活动前一定要让学生先讨论清楚怎样去寻访小动物，活动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学生交流讨论后达成共识：爱护小动物、不伤害、不惊扰小动物、不破坏小动物们生活的环境、注意自身安全等。孩子们经历这样的活动形成的印象肯定会特别深刻。在随后的教学中，还会使用到蜗牛、蚯蚓、蚂蚁、金鱼这四种观察、实验材料，学生当然会很兴奋，老师却要清醒的意识到关于爱护小动物、珍惜生命的讨论、行为已经开始了，老师很有必要参与其中进行必要的引导。

三、科学实验是德育渗透的突破点

小学生好奇心强，渴望了解大自然的奥秘，教师应根据科学学科的特点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实验去探究，培养他们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蜗牛》，本课要求学生通过观察蜗牛，对蜗牛的外形、运动方式有个初步了解，学习有顺序地进行观察的方法。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有目的、有步骤、有层次地指导学生观察，逐个完成教学目的。在完成课堂教学的同时实际上也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以实验为载体，以育人为目标，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方式，也是德育渗透的突破点。

四、激发兴趣是德育渗透的落脚点

通过对我国科学研究的历史成就和光辉前景的教学激发小学生热爱科学的情感、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科学课程总目标明确提出要“保持和发展孩子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形成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能够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科学教材中有许多课文蕴含着这些思想教育因素，我们要善于挖掘这些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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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圣贤人格；审美取向；知行统一

中国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们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诸多挑战，解决价值与教育问题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如果做宏观的整理，不难发现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与优势至少表现为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即，“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

一、“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

圣、贤二字本来是指人类个体通晓天地万物的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浓厚的伦理色彩，“圣贤”的内涵逐渐过渡为一种以道德人格为主的理想人格。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睿智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在圣贤人格目标及其追求的论证与设计上，而儒家关于“圣贤人格”的德育目标的思想主要是从圣贤人格的优越性、圣贤人格学习的可能性、“学为圣贤”目标确认与分层等三个方面展开的。

所谓“圣贤人格的优越性”主要是说明圣贤人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特质。第一，圣人是最合乎人性本质的道德人格。孟子曰：“圣人之于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北宋邵雍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皇极经世·观物篇四十二》）明儒则称：“圣人与众人一般，只是尽得众人的道理”。（吕坤：《语》卷四《圣贤》）这一逻辑既为“学为圣贤”埋下了可能性的伏笔，也为“圣人”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第二，圣人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成为“人之至者”乃是因为圣人与天道的统一。孔子说要“志于道”（《论语·述而》）。荀子也说：“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朱熹则干脆说：“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朱子语类》卷一三零）圣道合一，既加强了圣人的权威性，也强化了学为圣人必须“存天理”、“致良知”的必要。第三，由于圣人得道，所以圣人便成为人之极品，古人便赋予了圣贤以人格上的极致性乃至神秘性。《孟子·尽心下》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朱熹注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孟子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王阳明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金，但以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传习录》卷上）《中庸》对“圣人”的解释则为：“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了具备这种才德完备、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亿兆士子才产生了孜孜以求的持久动力。

儒家不仅赋予圣贤人格以得道与超凡的智慧与品德，使之具有了吸引人模仿、追求的效果，而且还充分论证了“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可以学而至之的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的这番问答代表了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持久的人性假定与教育逻辑。为何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重要原因之一是圣贤具有与凡人的同类性。《孟子·告子下》明言“圣人与我同类”。荀子也说“涂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所以“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及至王阳明等人，更出“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卷下）的惊人之语。由于儒家在将圣人神圣化的同时又一再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特质，所以儒家的圣贤人格就具有可以趋近的特质。儒家系统内的教育家们对此一直充满信心。

圣人可以趋近是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圣人？儒家的回答是：学而至之。荀子曰：“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也。”（《荀子·荣辱》）朱熹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此可超凡入圣。”（《朱子语类》卷八）由于儒家在逻辑上既描述圣贤人格的无比优越，强化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冲动，又论证了圣贤人格可以学而至之的现实可能性，堵住了“虽不能之”的种种借口，所以“学为圣贤”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古代史的一个具有特色的一贯的文化冲动。在“学为圣贤”的具体目标解释上，中国儒学曾有过许多智慧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为圣贤”成为道德教育的总体目标。

在中国古代，圣人存在主要有两项功能：一是改良民性的教化功能，二是为人鹄的提升功能。前者重在教化，后者重言自修。而教化功能与自修功能是互为前提的。没有圣人的存在及其对于人的教化，自修者失去追求的目标、境界与傍依；而没有学者的努力自修、教育，则教化之功无以实现。故对于学者而言，其修身或教育的总体目标只能是成圣成贤。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荀子说：学者应“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程颐说：“人皆可以成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己者，皆自弃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朱熹则指出：“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道，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要学尧舜”。（《朱子语类》卷八）“人须当以尧舜为法。如射者之于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艺未精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五）

第二，对圣贤目标的具体分层。

有了圣贤人格作为终极目标，学问无止境，修身亦无止境。这是终极目标的优越性。但是正如圣人如果与凡人无所联系，则人们只能供奉不能效法一样，在学为圣贤的总目标下，如不对目标进行分层，则跨度太大，就会使总目标抽象化、虚无化，最终失其修养与教育的效能。所以儒家从先秦直到明清，不断设计和完善了成圣成贤的分层目标体系。

一般认为，儒家设计的趋近圣贤的人格台阶或德育目标的具体层次为：士、君子、圣人。孔子最早作了这种人格层次上的划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又言：“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荀子·儒效》）。汉贾谊则言：“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为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新术·道术》）如此等等。所以从总体上言，圣贤是终极的理想人格标准，君子是现实的最高人格标准，而士则为古代德育培养的一般标准。达不到圣人、君子的水平的人，不妨首先从学习为“士”的较低目标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圣贤人格及其学习与教育的历史存在是一种无需论证的史实。作为史实，它既凝聚了中国文化的智慧，也反映了其理论及实践的缺陷。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德育目标有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的诸多缺憾，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儒家看来，能否真正成为圣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为圣贤”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道德人格。这是一种充满睿智的策略。在市场经济不断将社会和教育的价值和目标朝着低俗的方向引导的今日世界、中国古代儒家“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思想具有特别强烈的借鉴价值。

二、“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

“血脉上感移”是陆九渊的说法。陆九渊说：“吾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陆九渊集》卷三团）而事实上“血脉上感移”所表征的情感、审美的德育模式是许多儒学大家在德育思想上的共识。传统教育中所谓“乐教”、“诗教”的思想实际上主要是审美取向的德育思想。从先秦到宋明，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孔子是审美或情感德育模式的首倡者之一。这一点在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审美或情感因素重要性的理性认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此外孔子还说：“小于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第二，对于道德人格具有审美意境的描绘。《论语·雍也》中说：“圣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述而》中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先进》载：“（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朱熹《集注》对夫子与点的原因解释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故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之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中国文化中许多人所言的“孔颜乐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人格的审美境界。第三，对于艺术评价的德育标准的强调。《论语·八佾》中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对韶乐的推崇，源于其有高于武乐的“尽善”的特征，反过来，这一论述也就反映了孔子强调艺术的德育功能的重要。《礼记·乐记》中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实际上就是对孔子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思想的肯定。

孔子之后，孟子强调了教育应当有“时雨化之”（《孟子·尽心上》）的模式，应当培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和“吾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苟子则进一步发挥了“乐教”的思想：“故乐也，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论》）及至宋明时期，结合对于记诵之学的批判，儒学思想家们更是多方面强调了德育中审美或者情感因素的重要。二程倡言“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所作。如《关睢》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遗书》卷二上）并说“涵养著乐处，养心便到高明处。”（《遗书》卷六）王阳明在《蒙训大意示刘伯颂等》中说到道德教育的“栽培涵养之方”时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也。”所以“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其“歌诗—习礼—读书”三步教学法甚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精髓。

从史实的角度看，“血脉上感移”的审美或情感德育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孔子成为一个“循循然善诱人”的教育家，去世后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三年、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史记·孔子世家》）学生杨简在回亿陆九渊的教育功效时说：“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象山先生行状》）可见其感人至深。因此，认为中国古代德育重视道德认知而不重视道德情感的结论有失公允。

当代社会是一个强调理性、认知的社会。科技发展仍然在强化这一价值取向。所以近百年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后现代批判缺乏情感关照的“现代性”的问题。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日中国，要克服道德教育上的认知主义所导致的弊端，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应当是我们可以努力发掘的智慧财富。

三、“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对于道德修养的强调是一个明显的重点和特点。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对于教的强调反而不如对于学、对于修养的强调充分。儒家的德育思想是一种道德上“学”的思想、修养的学问，而所谓的“学”实际上是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所谓“习”既是后天认知上的学习，也包含行为习惯上的养成。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知行向来都是统一的。一方面孔子主张“学而知之”（《论语·季氏》）、“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孔子又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故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巧言令色，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家庭伦理的修养上更是强调了许多具体的行为要求：“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以“入世”取向著称。因此“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问题一直是儒家试图认真阐述的主题之一。这一点，在宋明儒学思想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在知行关系的论述上有明显的对立。朱熹主张“知行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辑略》）但是朱熹十分强调“行”的层面：“学之以博，未若知之以要；知之以要，未若行之以实。”（《朱子语类辑略》）“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之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性理精义》卷八）“若不用躬行，则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小学辑说》中，朱熹更是明确指出：“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王阳明的观点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十分强调道德行为的训练。在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曾经有“考德”之说。每日清晨即让学生将自己的言行逐一检查，对不合道德的言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过，相对说来，王阳明更强调的是“知”或“致良知”的方面。王阳明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答友人问》）“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见好我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王阳明的主张实际是：一念发动处便已经是行了。故郭齐家教授说王阳明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

但是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儒学大师在知行关系的统一的方面远远大于其对立的方面。在笔者看来，朱烹强调“行”，并不是要否定道德认知的重要，相反，朱熹说“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若不读这一件书，便缺这一件道理。”（《朱子语类》卷一二零）事实上，朱熹在道德教育上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的“朱子读书法”。所以许多人认为朱熹的理论是“知先行后”说。同样，王阳明强调道德之“知”也绝非否定道德行动的重要。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传习录》中）实际上王阳明之所以要“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乃是要“彻根彻底”地保证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确当性。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知先行后”说是离行以为知，“知行合一”是销行以为和，认为“知也者，故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求可以得行之效也。”故“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主张“知行并进”说，比朱熹、王阳明更为辩证地表达了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关系。在笔者看来，“知行相须”、“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诸多学说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它们对于道德知行统一关系的强调也都是耐人寻味的。

“道德”是认知，更是实践。中西方道德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在着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上左右摇摆的情形。如何辩证地看待知行关系，实施完整和有效的道德教育，中国古代儒家对于“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方面的探索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根基。

对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的整理是中国德育学术界应当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就当前我们对于古代德育思想整理的现状来看，主要的缺陷在于：第一，对“德”或“伦理思想”的研究较多，对“教育”或“教育思想”的成分发掘不够；第二，对德育思想的一般性分析较多，对德育思想的具体优势或特色的梳理不够。本文只是试图开始进行一些补缺的工作，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进展有所裨益。

注释：

篇10

对初中生进行德育教育是每个教师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但在教育实践中很多教师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专业课程的教学上，而忽视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人心，每个教师都应当树立起德育教育的教学观念，初中数学教师也不例外。初中数学教师要想将德育教育的任务进行有效的落实，就需要结合初中生的学龄特点，做好德育教育与数学课程教学的整合工作，促进初中德育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

一、挖掘数学历史素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初中数学课堂上常常被忽视，因为很多教师觉得爱国主义与数学课程教学很难联系起来。对此，初中数学教师可以深挖我国古代数学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可以设计一些与爱国教育相关的应用题，在数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逐渐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潜移默化的培养初中生的爱国情怀。例如，勾股定理最早是在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周髀算经》中提出的；大约在1500年前，我国的古代数学家祖冲之就对圆周率进行了计算，得出：3.1415926＜π＜3.1415927，这项成就在国际上领先了1000多年，对世界数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教师通过数学历史素材的挖掘与讲解，不仅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激发学生勇于创新、不断探索的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本文由收集整理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二、利用数学活动开展德育教育

初中德育教育工作的开展，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各种活动开展的，因此数学教师也可以在数学课程教学中组织有针对性的数学活动，将数学教学与德育教育有效结合起来。教师在开展数学活动时，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尤其是对于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因素要给予重点关注，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例如，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学生对计算教学缺乏兴趣，过分依赖计算器，甚至觉得笔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时教师可以组织“计算教学重要性”的主题活动，让每个学生阐述下自己在数学计算中遇到的苦与乐，然后教师及时加以引导，让学生明白口算、笔算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和重要性，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端正数学学习的态度，这对初中数学教学的高效开展显然是非常有帮助的。

三、在数学教学和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

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过程，需要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多加强沟通与协作，教师同时可以针对学生的各种行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德育教育。首先，数学的学习与计算，要求学生必须书写整洁、计算认真、质疑问难、有错必改，这可以与学生学习态度的养成和严谨、科学作风的培养有效结合起来，实现知识与道德、教书与育人的有效统一；其次，教师可以在小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让学生在相互沟通与交流中学会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团结他人，逐步养成乐于助人、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良好品质与能力；再次，教师的正确引导和学生之间的互帮互助，可以让学生树立起数学学习的自信心和克服苦难的勇气，在数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收益。

四、结合数学课程的特点，开展美育教育

很多学生反映数学课程枯燥乏味，那是因为很多教师和学生还没有认识到数学课程以及数学知识的内在美。数学的美体现在相似、对称、和谐等多个方面，并且与现实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教师和学生善于观察和发现，完全可以将数学课程教学与美育教育进行有效的整合。例如，在讲到“轴对称图形”的课程内容时，教师可以与中国的剪纸艺术、建筑艺术有效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能够发现美、认识美、评价美，甚至创造美，一改传统数学课堂枯燥乏味的状态，让初中数学课堂变得更加精彩，不断提高学生的美育素质。

五、发挥榜样力量，开展典型教育

首先，教师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德育教育能力，因为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是非常多的，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教师必须重视自身形象的塑造，语言的表达和仪表的维持，这些都可以无形中给学生美的感染，从而陶冶学生的情操。此外，当教师讲到一些公式、定理时，可以介绍其发明人的事迹，以启迪学生热爱科学，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例如数学家欧拉，28岁右眼失明，到59岁时接近双眼失明，64岁遭遇火灾，妻子离世……一系列的天灾人祸都没有打倒这位数学家，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这显然是对初中生进行德育教育的典型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