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薪酬履职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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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2

一、农村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事实上，尽管经过了十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仍未走上一条规范、标准的道路。决策、执行、监督不能有效分开，“三会一层”徒有其形而无其实。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股权分散催生内部人控制

首先，根据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规定，农村商业银行单个自然人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5‰，单个境内非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农商行脱胎于信用合作社，股东的来源主要是自己的员工和客户。这两点决定了农商行的股权必将非常分散。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股东很少会真正形成合力，参与到法人治理的过程中来。由于严重的股权分散和信息不对称，股东们更愿意选择“搭便车”，客观上形成农商行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二）董事会决策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其一，从银行的特点来看，由于银行与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同，专业性极强，一方面，非专业的董事往往很难具备足够的水准，要完全看懂银行的报告和报表尚且费力，进行科学的决策和判断则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经营层出于对“外行指挥内行”的天生反感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董事会报告的信息往往能少则少，避重就轻，董事很难全面了解银行的真实状况。

其二，从董事会的构成来看，除去高管担任的执行董事，农商行董事会的股权董事基本上都是银行的贷款客户，独立董事往往是地方上的退休领导，本身与银行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从董事会的组成及其职权行使方式来看，董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并非是银行的常驻机构，其履职方式主要是通过召开董事会会议和开展调研检查活动。非执行董事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事务，仅靠一年开会的几份材料和走马观花的几次活动，无法及时了解和监督农商行的运营情况。

其四，从董事会的表决模式来看，尽管表面上看，“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民主平等，实际上忽略了股份持有的差异，加重了内部人控制的事实。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参考上市银行的设置，我国农商行董事会中执行董事、股权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通常为1：1：1。由于《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决议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即可，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董事的持股数量多少与董事会决议是否通过毫无关联。极端情况是，即使股权董事持股达到100%，只要在人数上未超过半数，仍将失败。二是董事极有可能合谋损害小股东利益。只要利益一致，执行董事和股权董事完全可以撇开独立董事，强行通过决议。由于担任执行董事的农商行高管信息充分且利益高度一致，因此通常都能够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占得先机。

（三）缺乏对高级管理层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

首先，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想要客观地评价高管层的履职情况就十分困难：

其一，从经营的对象看，一般企业经营的通常都是某类商品或是服务，而银行经营的对象却十分抽象，是风险。银行正是把储户无风险的存款，转化为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来获得收益。然而，风险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光靠股东、董事，根本无法客观评估一家银行的风险状况；

其二，从经营目的看， 普通企业通常都是以利润最大化或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银行则更加注重利润和风险的平衡-即实现所谓的稳健发展，而风险和收益本身就是对立的存在，如何评价高管层的经营是否“稳健”就显得十分困难。

其三，由于银行的高管和董事、监事、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比如说，如果股东偏好高收益，那么高管可以选择投资风险较大、周期较长的贷款，在风险暴露前及时抽身；如果股东偏好低风险，那么高管往往会选择投资低风险的票据、同业和中间业务，尽可能避免任何有可能产生风险的业务，而这种隐蔽的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更难发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农商行本身股东水平不高，内部人控制严重，想要靠内部来推动实现对高管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几乎是不可能了。

（四）有效监督缺失

对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监督无非是来源于三个层面。一是来源于管理机构的监督。主要是来自于省联社和银监部门的监督。二是来源于银行内部的监督。即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的监督。三是市场层面的监督。这主要是来源于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投资人等）的监督。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三个层面的监督都很难到位。

首先，管理机构对农商行法人治理的监督难以深入。名义上，省联社是农商行的上级管理部门。而实际中，农商行作为股份制的独立法人，股东大会才是其最高权力机构，省联社对其管理缺乏法律支持，难以名正言顺。银监部门可以进行监管，然而法人治理很难用定量的指标去衡量，效果好坏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体现，很难监管到位。

其次，内部监督实际上很难落实。农商行股东十分分散且普遍素质不高，缺乏法人治理的专业知识，对法人治理监督的积极性很低。独立董事在薪酬上又并不“独立”，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独立性。监事会的外部监事基本上由银行内部协商并最终决定，薪酬实质上也是由管理层发放；职工监事基本都是银行的管理人员；股东监事通常与银行有着利益关系，就更不可能去较真了。

再说市场层面的监督。一方面，银行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其倒闭和破产的可能性极低，利益相关人通常并不担心投资的安全性问题，监督的积极性就不高。另一方面，市场监督的前提是及时和充分的信息披露。由于政策要求并不严格，农商行的信息披露一般每年只有一次。仅仅靠着一份年报，是无法监督银行的复杂的经营的。

二、加强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优化股权结构，提升股东地位和积极性

一是通过出台和修订有关政策和办法，放宽农商行的入股条件，适度提高自然人和法人的持股上限，形成相对集中和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提高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要求农商行提高增资扩股门槛，更加注重股东的法人背景，引进富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提升治理的效率和经营的透明度。三是在董事会中适度增加独立董事、股权董事的比例，提高监事会中股东监事持股比例，在执行董事、股权董事、监事之间形成制衡。

（二）加强机制建设，发挥三会一层的不同作用

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分别作为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的权限和职责，构建“三会一层”之间相互协调和制衡的治理文化。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每年须制定工作计划，年终须对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说明，并向股东大会报告。银行要为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履职提供足够支持，成立董、监事会办公室并配置专业人员，确保其能独立深入开展各类调研、监督、检查活动。

（三）加强监督管理，强化信息披露

目前，银监会的监督管理仍然是促进银行加强法人治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银监会一是可以通过规定监管员列席农商行股东大会、董监事会和专门委员会会议，并将相关会议的议案、决议、出席及发表意见情况和会议记录纳入到监管体系，对农商行的法人治理进行指导和监督；二是可以通过加强监管立法的方式，明确农商行对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监察审计、财务状况、合规管理、高管薪酬的披露要素及方式，为董事会、监事会履职和银监监管提供充分依据；三是对农商行董、监事会的运作情况进行常规监管，对其其下设委员会履职情况进行重点关注，以确保其深入履职，不走过场。

（四）构建职业董、监事市场，提升独立度

造成当前农商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董事、监事的水平不高，独立性不够。解决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构建起职业的董、监事市场。通过设置水平较高的专业门槛（参考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确保董、监事的专业水准；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组成联合招聘组，在公开市场上选拔优秀人才。如此其一可以避免委托人因时间和能力限制，无法充分履职职责的问题；其二可以有效地保证董事、监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独立性；其三，对职业董、监事的任职期限进行强制规定（如六年），出于维护自身职业声誉的考虑，其也必将努力勤勉履职。

（五）对高管层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是要董事会薪酬管理委员会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和实施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考评制度；二是监事会要发挥监督作用，建立履职档案，对高管的履职情况进行长期跟踪监督，按年度进行评价，并作为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要落实高管层薪酬的延期支付制度，使风险和报酬在时空上匹配；四是根据农商行自身特点，摸索推行股权激励制度，给高管层套上“金手铐”。

参考文献：

[1]武青.提升股份制商业银行监事会的监督水平[J].中国金融，2007（22）.

[2]肖沙莉.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浅析[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4（6）.

篇2

以东川支行为例。2008年班子换届以来，支行班子对内控安全高度重视，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治理，出台了《内部管理考核办法》，每个季度严格考核问责（至今有53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处罚），编制《核心制度手册》，组织全行职工考试；2009年组织了一年时间的岗位业务知识讲座，职工干什么工作就上台讲什么，包括操作流程、风险点的分析与防范等，以此提高职工的业务能力；2010年编制了《支行业务操作规程》下发科室学习执行。可以说三年间很多重点工作都是围绕内控安全开展，而且是经常教育，但在去年昆中支组织的内控大检查中仍然检查出了57个问题，有的问题是极为低级的错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笔者作为基层行的一员，有意识地对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个人以为，不是基层行的制度制定或管理不到位，而是部分职工主人翁意识缺失，工作没有积极性。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缺乏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以打工者的心态对待单位、对待领导、对待工作，到单位上班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工作中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发展到凭证被风吹落都没人主动捡起来的事情发生。单位水管漏水、电灯未关，不是负责后勤的人不愿费举手之劳主动管一下，爱岗敬业成了一句空话。对待工作拈轻怕重，找各种理由推诿工作任务，能推就推，实在推脱不了的就能拖就拖。任务轻的岗位争着去、任务重的岗位没人干，没有奉献精神。

二是集体荣誉感不强，不把支行的荣誉当成自己的荣誉。不积极维护支行、支行领导的荣誉，甚至在单位申报“文明单位”、年终考评等时候无故投反对票，做出有损集体荣誉的事。活动时向心力、凝聚力欠缺，若非重复强调纪律或许以好处，集体活动难以开展。

三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抬头。遵守劳动纪律不能成为自觉行为，在支行使用了上下班打卡机进行考勤后，仍有溜岗、迟到、早退现象出现。总之就是没把单位当成自己的家，没把自己当成支行的主人。

当然以上现象不是所有基层行都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确有出现，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为什么会有以上丧失主人翁意识的情况发生呢？

首先是环境因素。对外，监管职能的分离使人民银行的地位跌到最低，人民银行除了每年的窗口指导意见，就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一下子看不到实效的服务性工作，而指导意见并不具备强制手段，金融机构肯不肯听你这个意见，还是个天大的问号。在地方政府的眼中，立竿见影的贷款投入远比人民银行的空口说白话可爱，前两年在地方政府行政工作报告中，人民银行居然排在农信社和农发行的后面。对内，人民银行如今是一个万能的调研者，大学生村官、生猪养殖、农民工返乡等无不需要调查。去年，上级要求调查投资公司的资本金、贷款等多少，上门去一问，人家一句“内部机密不告诉”，只好灰溜溜回来。我们现在的调查往往前面要加“快速”两个字，有时上午收到通知，下午下班前就必须要报材料，而且是要调查多少企业、多少金融机构的，为了完成任务只能马虎应付了事。

其次，只强调规章制度，不注重正面引导。职工思想教育只听到“这不能、那不能”，缺少以职业道德为主线的引导，缺少“应该这样、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好”等声音。一切法律、法规、制度都只是道德范畴中的极小部分，无限夸大规章制度的作用必然带来人们从心底的反感。

其三，人员老化，县支行人员“只出不进”的政策造成支行无法补充“新鲜血液”。支行多年未进新人，人员常年不流动，使得县支行从现有的人力资源里培养、挖掘可用人才愈加困难，县级人行工作一线上具有独当一面能力、综合协调指导能力、较强文字综合能力的人员严重匮乏，人员整体素质存在不升反降的现象。

其四，薪酬制度不够科学。基层行未建立起直接与收益挂钩的薪酬制度，激励机制效应不强烈。人民银行工资改革中体现了职务和技术职称的工资薪级，但在工作量上的薪酬体现不明显，各岗位的工作量是不可能绝对平均的，总有忙闲不均的现象。现在的业绩考核，一线临柜人员的差错是刚性的，有据可考的，而其他岗位的工作有弹性，考核时差错也不好确定。“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得多差错多罚得多”，考核起来鞭子总是打在工作量最大、工作最易出错的人身上，职工的积极性难以调动。

几点建议：

一是实行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对下一级对口的业务岗位进行履职考核。主要解决对履职人员的履职评级，经过考核，认定岗位人员称职或不称职，向人事部门提出使用和处理意见，由人事部门按《行员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使用、调离、辞退或行政处理意见。这样做，能有效益增强职工的忧患意识，有利于逐步建立人民银行内部的竞争机制。

二是上一级检查由上一级直接问责。现在上级行和上级行的业务主管部门每年组织的检查很多，也很有成效。但每次检查的最后处理就是下达整改通知，严重的找行领导谈话。这种做法不尽完善，其一，矛盾下交，即交由支行对问题进行督促整改，对责任人进行惩处，而支行惩处的手段十分有限，且直接面对责任人，尺度难以把握，重要的是顾虑重重，以至惩处难以达到效果。建议上一级检查结束后，认为必须对责任人进行处理的，由检查组提出处理意见，按干管权限进行处理，或责令下一级执行上一级的决定。这种处理更有威慑性和警戒性。

三是加大人员流动和培训力度，应该把年轻的干部尤其是新入行的大学生直接放到县支行工作一线去经受锤炼，为县支行补充“新鲜血液”。其次县级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开发是重要途径，县支行职工80%以上是本科学历，要实现高学历=岗位能手的转变，将培训作为职工福利，采取送出去培训与自学等措施鼓励职工学习，既可增强人才的职业竞争和风险意识，又可提高县级人行的整体素质。

四是把核定岗位津贴的权利放到县支行，让支行自主确定不同岗位的津贴、绩效，工作任务重的、业务量大的岗位津贴适当定高，让职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尽量避免鞭打快牛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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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牢固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管理理念

信贷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商业银行控制及降低信贷风险损失达到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县域农行“三农”信贷风险管理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从业人员都将风险管理的理念片面理解为风险防范，将不发生风险乃至风险损失作为目标。这就导致从业人员在信贷风险管理的过程中不是在收益与风险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尽力选择采取能够有效控制风险、规避风险、化解风险、覆盖风险等各种管理风险的措施，而是简单地在风险有无之间进行简单的抉择，致使一些虽然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但预测收益大于风险损失，或经过一系列有效的管理风险措施的落实能够控制风险、降低风险，获得较好甚至长期收益的贷款项目被武断地否决，从而使从事“三农”信贷营销的一线人员无法拓展更大的市场，县域农行也无力保持可持续发展。因此，农业银行从事信贷业务的管理层到一线的客户经理都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管理理念，真正用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来思考信贷风险管理中的问题，指导信贷风险管理行为，切实解决信贷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状况呢？至少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开展常态、长效的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的理念教育。反复不断教育是一个人形成牢固理念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步骤。因此，要向员工反复强化灌输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的理论，经常宣讲国内外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成功案例，及时总结本行信贷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深刻分析其成因，让从事信贷业务的全体人员都能够真正认识到经营风险、管理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本质，信贷风险管理贯穿在整个信贷业务经营之中；同时，还认识到，信贷风险管理是从事信贷工作的全体人员共同承担的责任，而非仅是高级管理人员或相关业务部门的责任，从而主动自觉地处理好经营发展与控制风险的关系，积极主动地参与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为整体效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而尽职工作。二是要把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的理念渗透到信贷营销、管理的全部制度规范之中。理念需要行为来体现，而行为又需要制度来规范，行为的反复循环又使理念得到牢固的确立。

因此，必须在“三农”信贷风险管理的整套制度规范中体现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的理念，让具体操作人员通过对制度规范的严格反复实践，将正确的信贷风险管理理念成为思维与行为习惯，自觉将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与信贷风险管理一体化，并高度关注影响贷款偿还的最本质因素，尽力在经营发展中管理风险，敏锐地发现潜在的风险，在第一时间采取正确、有效的规避或化解风险的措施，将信贷风险损失降低至最小程度。

二、完善信贷风险管理制度

农总行应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对现行的涉及“三农”信贷风险管理全过程的制度规范进行全面清理，对信贷风险管理各个部门的设置及职责、岗位设置及职责、操作规程和标准、考核评价及奖惩办法等各个环节，细化不够明细的部份，补充缺失的部份，修订不切实际或无法操作的部份，形成一整套能够环形封闭、循环操作的信贷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并将这些制度汇编成《“三农”信贷风险管理操作手册》，用以指导并规范信贷风险管理各岗位人员的操作行为。这套制度体系目前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充完善。

（一）科学分类及细化各类贷款的准入条件。科学分类最终需要借助风险识别工具与技术，这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研制出来的，需要总行组织力量进行系统性攻关。在新的切合“三农”信贷风险管理实际的风险识别工具与技术出台之前，先对现行的“三农”各类贷款的准入条件进行完善，细化风险度的评价标准，明确针对不同级别风险度应采取的防险、避险、化险具体措施的标准。如“贷捷通”贷款的条件，就要针对其快速简便，适用解决小额贷款借款人生产经营急需资金困难的特点，不以借款人生产经营规模为主，而是以评估借款人品质风险、能力风险、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风险、产业政策风险、科技更新风险、市场变化风险、财务能力风险等主要风险对第一偿还能力产生的影响为主。要分别明确评估上述各类风险因素的方法、依据、标准，明确针对不同风险影响借款人第一还款能力应采取的诸如控制授信额度、提供抵押担保等防险、避险、化险的具体预案，从而使贷款营销人员有标准可营销，审贷人员有标准进行审贷，提高贷款营销效率与质量。

（二）细化“三农”信贷风险管理的岗位操作流程及工作质量考核评价标准。

1.细化审贷人员的职责及操作流程。在现行的条件下，着重突出三点。一是明确审查的范围，切实防止审贷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被滥用。主要是贷款申报材料是否能够证明借款人符合贷款条件，贷款的额度、风险控制方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对初审认为符合规定、但申报材料文字表述不当或不全面的，可以在审贷意见中提出需修改补充完善的地方，直接按规定报合议或贷审会审议，不得退回重新办理。同时，要明确规定审贷的时限。二是要明确初审退回范围。主要是明显不符合贷款条件或能够证明是虚假的申报材料。退回时审贷人员要在审查意见中明确退回的理由。三是要明确贷审会的职责。贷审会必须实行有记名投票。对初审认为存有风险疑点需采取防范措施的贷款，贷审会成员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具体意见，并记录在案后，再进行表决投票。

2.细化审贷人员工作质量的评价标准。主要考核经审查上报（退回）的申报材料是否符合贷款条件规定、是否在规定的时限内审结、是否能够识别贷款条件规定以外的风险隐患并提出防范风险的有效建议等。对是否发生因申报材料中的虚假证明资料未能发现造成的风险隐患或损失的问题，只作为年度考核的内容，作为履职能力的依据；对人为责任形成事实风险的责任追究，发生一笔按规定追究处罚一笔。总之，要通过明确细致的规范，促使审贷人员能够标准化地、更加客观地履行审贷职责，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

3.细化贷后管理的职责及操作流程。总体要求，要加强对重点借款人贷后现场监控的力度，明确具体人员，安排充足的时间，落实检查的内容、标准及责任，以确保对重点借款人的贷后现场检查能够及时扎实有效，在第一时间发现风险预警信号，并充分揭示真实风险水平。初步设想，对综合授信额度在200万元（含）以上、单笔授信在100万元（含）以上客户的贷后检查必须双人双签，即管户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一起到借款客户现场进行贷后检查，评估风险度，并双双在贷后检查报告上签字确认报告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以防范贷后检查流于形式和客户经理的道德风险。要根据每次贷后检查并经准确评估后调整的风险度或客户信用等级来确定分类管理标准，明确不同风险度客户的监控频率、监控方式及监控内容等，落实客户经理进行动态分类监控。对于在贷后管理中发现的风险预警信号，应明确风险经理认真评估确认出现风险信号的潜在风险转化为事实风险损失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并在第一时间根据不同的风险程度落实客户经理或相关业务部门采取防险、避险、化险的措施，避免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剧，演变成事实的风险损失；对于风险已经显露但还未形成损失的，应及时制定并落实相应的化解方案，尽可能地降低风险损失。对处置风险不得力，人为造成风险损失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建立风险后评价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信贷经营部门对借款人每年进行一次（一笔一清的借款人在每笔贷款归还后）信贷资源回报率和经营成果依存度两方面的综合考察、分析和评判。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自身信贷管理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推广，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纠正。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优质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加大与其业务合作的深度，或及时发现劣质客户，退出与其的业务合作。

三、完善既重结果又重过程的“三农”信贷风险管理考核奖惩机制

科学完善的“三农”信贷风险管理考核奖惩机制应该向被考核对象传递这样的信息：尽职既是获得稳定工作职位、较高薪酬的根本，也是信贷业务发生风险损失后免责的重要前提；能够激励或约束信贷风险管理岗位的履职人员正确处理好发展业务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尽心履职，千方百计地将本职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效地经营风险、管理风险。

一是明确信贷风险管理人员的履职考核内容。要改进传统的单纯以财务指标为主的结果型考核模型，建立以履职能力、履职效率、履职质量为主的人才价值型考核模型。对因能够及时识别申报材料中的虚假证明资料而消除风险隐患或防止风险损失的要进行奖励。

二是明确对信贷风险管理人员履职考核结果的奖惩方式。要改经济为主为经济和精神并重、多种方式并举。主要方式有：预期绩效工资、奖金、期酬、增（扣）发绩效工资、经济赔偿、表彰奖励、通报批评、职务晋降任免、工资晋降级、脱产培训、公费旅游、纪律处分等。

三是明确对信贷风险管理人员的责任追究。主要针对失误、失职、渎职行为。发现一次要及时按规定处理完结，不搞累积和重复处罚。

四、完善覆盖信贷业务全过程的风险监控组织

建议上一级行在县域支行派驻风险管理部，统一管理县域支行的全面风险。人员编制按派驻行的业务量大小设定，但不能少于3人。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从风险管理角度审批派驻行贷款经营权限内的贷款；检查负责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资产保全及处理是否严格执行制度规范及操作流程，相关工作人员是否尽职；评价信贷管理各个岗位的风险管理质量；对大额借款（借款余额在500万元以上）、借款余额在200万元（含）以上有重大风险预警信号的借款人、风险已经暴露的借款人进行现场检查评价贷后管理及风险处置的工作情况，并作出准确的检查评价结论，提出具体的处置意见；每个季度要对派驻行的信贷风险全面管理质量进行总结评价，提出提高信贷风险全面管理工作质量的建议。承担履职不全面、不到位、风险管理工作质量达不到标准的责任；因人为责任导致风险未被及时充分揭示、或形成风险损失的责任。从而以第三方角度客观地对信贷风险进行全面、及时监控，提高信贷风险管理的质量，提高贷款的审批效率。

五、建立有效的“三农”信贷风险管理人才培养机制

一是要制定信贷风险管理人员的聘任制度。主要明确信贷风险管理人员的任免条件、任免程序及实施细则，以选择优秀的人才从事信贷风险管理。

二是要加强对信贷风险管理人员的履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要及时采取限期改进、离岗培训、免除职务等措施，用淘汰机制促进相关人员尽心履职，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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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中国民生银行无论是在A股市场完成规模最大的一次定向募集、筹备设立“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基金公司、事业部制改革，还是入股陕国投、认购联合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股份，都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这些热点，透露出中国民生银行对未来的谋划与布局、预示着中国民生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在不断提升。

而这一系列颇受各方关注的动作和举措，则与中国民生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生银行的快速、稳健发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形成了有效的公司治理，责权利界定明确，科学地配置了公司的控制权，既保证了股东大会的最终控制权，也保证了董事会独立决策权、经营管理层的自主经营管理权。这意味着中国民生银行在发展方向及重大问题决策方面，具备了理性的、科学的、有效的决策机制，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008年1月23日，中国民生银行2007年度业绩预增公告。该公告称：经初步测算，预计2007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60%以上。该公告还称，2007年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资产规模增长、利差扩大、净非利息收入增长较快。民生银行业绩连续若干年的快速增长，已表明民生银行的快速发展绝非偶然。

追求公司治理结构与国际接轨

中国民生银行于1996年1月12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是中国内地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被誉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中国民生银行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要向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看齐，严格规定了“三会”及高级管理层的职责划分、解决了“一股独大”的问题，同时完善监管，确保公司的稳健发展。

首先，民生银行通过完善的制度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之间的责、权、利进行了明确界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行长；监事会负责对银行财务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行长对日常经营管理全面负责。

2003年，公司参照国际经验制定并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两个规定。按法定程序设立了董事会战略发展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及关联交易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分权制衡机制。2006年7月16日，民生银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后，董事会设立了六个专门委员会，其中战略发展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分别成为独立的专门委员会。

其次，民生银行在筹建时期，就已将“一股独大”的问题提上日程。在组建过程中，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最大股东股权仅占7%多一点，且无控股股东。此外，民生银行严格规定银行与大股东之间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5个方面完全独立，从而有效地保证了银行的自主经营。民生银行多元化、清晰的股权结构和运行规范，确保了所有股东享有平等的地位并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与此同时，中国民生银行还出台了《关于股东贷款问题的意见》及严格控制关联交易的若干规定，规定股东贷款无优惠权，同样必须经过独立评审专家的严格评审，这也促使民生银行成为一家更为透明的银行。

第三，完善监管，增加企业透明度。民生银行成立伊始，就聘请了世界著名的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做外部审核，增强公司的透明度，同时在信息披露方面与国际接轨。

应该说，2000年民生银行在A股上市的举措，成为推动其公司治理更加健康运行与发展的重大契机。2000年，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至6号正式公布，对金融企业发行上市过程中的信息披露进行了全面规定。然而，新规则出台后仅仅一周，民生银行就完全按照《规则》要求，公开招股说明书，并且该行在上市后，成为国内第一家对外披露季报的上市公司。在A股上市过程中，民生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还出台了超前的举措――在行业内率先聘用外部董事，也即目前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对民生银行完善公司治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民生银行前任董事长经叔平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声明：民生银行在法律上是无上级主管单位的独立法人，是国内现有金融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最彻底的;银行的所有权属于全体股东，股东根据所有权分得红利，但不能干涉银行的具体经营活动；民生银行的经营权属于行领导班子，但重大投资活动则必须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民生银行的经营不受任何行政权利的干预，它始终有着自己的发展脉络。

民生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一系列成功的探索，既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行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

完善公司治理，迎接市场挑战

2006年7月16日，中国民生银行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同时也标志着民生银行的公司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水平、改进公司治理、强化董事会的战略管理职能，同时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水平。

首先，新一届董事会注重优化股权结构。2007年3月完成了中国A股市场规模最大的一次定向募集，引进新的大股东，并在二级市场吸引一批机构投资者入股，进一步优化了股东结构。

其次，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则，促使内部决策机制日益制度化及规范化。一是修订了《董事会议事规则》，确立了书面记名的表决制度，并把董事会会议分为“决策性会议”和“非决策性会议”的方式，同时制定了“非决策性会议规则”，明确了“决策性会议”要严格按照监管法规的要求召开，要把“非决策性会议”办成全体董事学习研讨、信息交流、沟通协商、达成共识的平台，借此形式进一步完善了科学决策制度。二是修订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细化了各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了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三是制定了《董事履职尽责自律条例》，强化了董事自律约束，促进董事勤勉尽责。该条例明确了全体董事的义务，规定了基本职责、尽职要求、不当行为及失职问责，并增加了对董事履职情况进行评价与通报等内容。《董事履职尽责自律条例》为中国上市公司首创。

第三，强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能，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从而促使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不断提高。一是实施独立董事上班制度。依据国际经验，一家企业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以强化董事会工作的有效性。民生银行考虑到独立董事一般为兼职董事，事务繁忙，时间和精力都受到制约，因此，独立董事及以独立董事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就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为解决这一矛盾，自2007年3月份开始，民生银行推行了独立董事到行内上班的制度，规定独立董事每月上班1～2天，集中精力处理、研究相关事务。民生银行下设的6个专门委员会中，其中5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由独立董事出任，独立董事上班制度将有利于推动专门委员会工作的开展。二是加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的计划性，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据统计，2007年，民生银行董事会6个专门委员会共计召开33次会议，讨论审议57项提案。三是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关联交易的规范性，包括完善审批流程、加强监督与检查、加大披露范围、增强关联交易的透明度，确保了2007年民生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关联交易总额明显减少，风险得到了有效释放。

第四，建立沟通交流平台，加强信息沟通，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民生银行建立了多层次的信息沟通机制，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沟通，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逐步完善经营管理层向董事会的经营报告制度及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二是建立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与总行相关部室工作对话联系制度；三是编辑《董事会工作通讯》，及时反映董事会重大决策、中心工作及热点问题，从而促进董事会与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沟通；四是专门委员会组织内部调研与座谈。

此外，中国民生银行为了不断提高董事的专业素质，还制定了董事培训计划。该计划通过专家讲座、同业研讨会、参加监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培训等形式，使本行董事会成员能够跟踪国内外先进公司治理的模式和实践，学习金融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新知识、新理念，熟知各项监管法规，深入了解本行经营情况，全面提升本行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迎接标准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挑战。

制定发展纲要，强化战略管理职能

在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下，民生银行新一届董事会也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等重大问题上来，同时，由于在重大及方向性问题上，有了更科学的、理性的、有效的决策机制，《中国民生银行五年发展纲要》应时而生。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曾多次提到了企业发展的“三段论”。即，生存阶段、调整阶段和发展阶段，在三个不同的阶段，企业具有不同的发展特色。生存阶段迫于生存压力，需要实现快速发展，大幅提升资产规模，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财务指标和任务方面；调整阶段专注于业务战略规划、优化业务结构，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而目前民生银行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平稳进入到发展阶段，截止到2007年9月份，民生银行资产规模突破7000亿元人民币，员工数量达到10000多人。

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一届董事会清醒地意识到：企业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中长期发展战略，如果这一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民生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影响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民生银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

换届之后，新一届董事会认真回顾及了民生银行十年的发展历程，研究分析了国际国内金融发展趋势，并组织行内外专家进行深入调研、认真分析、全面的科学论证，最终拟定了《中国民生银行五年发展纲要》，《纲要》经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充分研究讨论后，于2007年2月经第四次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纲要》的形成，对于民生银行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经历了十多年高速发展的民生银行，首次有了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而《纲要》形成的过程，也是民生银行优良的公司治理充分发挥效力的过程。

《五年发展纲要》描述了民生银行转型期战略调整的涵义，确定了战略转型阶段的总体目标，并从公司治理、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对外并购、风险管控、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文化与品牌建设等八个方面，构建了目标体系及实现策略。随着《五年发展纲要》在各分行巡讲完成，全行上下的思想认识达到统一，《纲要》的实施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

首先，民生银行根据《纲要》的精神，全面实施内部的调整和提升，制定了《公司金融事业部改革方案》，对全行公司业务主要产品线和行业线实行事业部管理体制，并重新界定了分行、支行的定位与职能，优化中后台机构设置，按照流程银行的要求打造专业化的管理和专业化的销售模式。根据《五年发展纲要》，为了统筹事业部和分行相互协调发展，改革后分行的职能主要包括从事分行特色的公司业务、对零售业务进行管理推动与运营保障、管理与维护公共关系和公共平台、总行直属事业部的业务和服务；支行定位于零售业务销售主渠道。

其次，稳步推进多元、国际化发展进程。在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民生银行为主体投资设立了金融租赁公司、基金公司，已获得银监会的批准。2007年9月，民生银行出资23.4亿元人民币入股陕国投，迈出了综合化经营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与联合银行控股公司（美国）就认购新股及进一步增持等事项签署协议，标志着国际化战略已开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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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要岗位管理 岗位轮换 强制休假 离岗审计

一、重要岗位的定义

所谓银行重要岗位，是指在银行经营管理活动中，其工作不可或缺、有明显的风险点，工作状况直接和银行的经营效益、经营目标、经营风险、市场拓展、社会形象等相联系的岗位。按照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划分，银行重要岗位可以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首先是“权力型”重要岗位，包括银行各级领导干部岗位和有关涉及“权、钱、人、事”管理的工作岗位都属此类。主要有营业机构的负责人和有管理职能的各级负责人。

其次是“操作型”重要岗位，主要适用于涉及授信业务、柜台业务、资金业务、中间业务等风险关键控制点的岗位，包括：综合柜员、会计、事后监督、信贷管理、中间业务批处理、资金调拨以及结算岗位人员（包括票据交换岗位、内部往来岗位人员及印、押、证岗位人员）、出纳岗位人员（收款员、复核员）、金库管理员（金库、秘钥保管员）等。

最后是“督查型”重要岗位，是指对“权、钱、人、事”负有监督职责的岗位。“督查型”重要岗位的风险点在于渎职失位、对违纪违规问题视而不见或处而不力等方面。

二、岗位管理控制的主要形式

（一）岗位轮换

岗位轮换是岗位管理控制的有效方式，是根据风险控制工作需要，有计划的安排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调换工作岗位的一种制度安排。现阶段，银行经济案件时有发生。这其中内部作案造成损失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其原因除了制度坚持不够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员长期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岗位轮换可以为各项工作提供一个监督制约机制，某岗位职责完成的怎么样，有无缺点和漏洞，至少可以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评定。为此，对一些重要的、易发案件的岗位实行岗位轮换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经济案件的发生。虽然岗位轮换在防范案件发生，提升员工素质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重要岗位轮岗的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其一，频繁岗位轮换易导致短期行为。轮岗的年限较短，基层营业网点的负责人频繁变化，不利于针对营业网点的一些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和有效落实，降低了基层营业机构对周边环境和市场的快速适应能力和服务能力。更有可能因为营业机构负责人可能会追求短期绩效而忽视长远发展，引起的机构人员冗余，人员效率和机构竞争能力下降。对有些柜面、会计等人员来说，定期岗位轮岗有可能形成工作不认真，敷衍的习惯，容易养成责任心降低的坏毛病，时间久了也容易形成短期行为。这些短期行为对于机构的发展和员工个人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其二，降低短期工作效率，容易诱发投机心理。员工在一个重要岗位上工作几年后，也已经熟练掌握本岗位相关的业务知识、技能和业务操作规程，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但走到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岗位，新旧工作需交接，新工作环境和岗位为需熟悉和学习，新的工作关系也要重新建立，这些都会使短期工作效率下降。此外，从事一定岗位上的工作，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和不满，若有定期轮换，员工有可能寄望于更换岗位来解决一切问题而非主动克服工作中的难题，在本职岗位上有可能三心二意，甚至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达到“流动”的目的。

其三，轮岗中交接不清、人员素质不足等可能引发新的操作风险。定期的岗位轮换会出现频繁的工作交接，当出现交接不清，如资料不全，操作方法、客户沟通等方面工作不清楚不明了，都会影响工作效率。再如会计、财务、联行、结算工作专业性较强，对会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会计人员必须对会计法律法规及相关操作规程等有一个全面和熟练的掌握，才能胜任会计岗位。同时，会计工作又是项连续性和经验型较强的工作，由于会计业务长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需要及时地吸收，因此要熟悉该项工作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其他部门人员如果轮换到会计岗位上，容易因业务不熟练和缺少工作经验而造成工作失误，从而导致新的操作风险的产生。

其四，岗位性质、待遇等差异性影响岗位轮换的工作效果。现在大部分商业银行推行的薪酬分配办法突出与单位和个人业绩挂钩，受经济利益驱动，基层经营机构效益好的员工不愿到效益差的机构去工作，而效益不好的机构的人员很有可能希望抓住轮岗的机会到效益好的基层经营机构，而不是努力工作改变原来基层经营机构的效益现状。另外，由于不同工作岗位的性质不一样， 往往形成了各岗位之间的工作条件、工作量的不同， 使员工也形成了一些好岗位和差岗位的观念， 这给岗位轮换的有序进行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二）强制休假

强制休假也是银行对重要岗位员工进行岗位管理控制的必要方式， 是防范人员风险、道德风险，完善内部控制的重要制度，是对岗位轮换的重要补充。主要是指根据风险控制工作需要，在不事先征求本人意见和不提前告知本人的情况下，临时强制要求关键岗位人员在规定期限内休假并暂停行使职权，同时对其进行离岗审计的一种制度安排。

从频率上看，强制休假可是常规性的，也可以是触发性的。常规性主要体现在对岗位轮换的补充作用的正常强制休假。对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实行岗位轮换的部分营业机构负责人以及其他关键岗位人员，要定期、不定期地对该类员工进行常规性的强制休假。触发性主要体现在因为重要岗位员工触发某一事件，如经检查或举报发现业务操作中存在重大违规隐患的，个人思想情绪波动较大、神情恍惚、行为异常等，或者家庭、婚姻遭受重大变故或直系亲属投资经商出现巨额亏损、倒闭破产等情形的，必须对相关重要岗位的员工进行强制休假，以防范操作风险案件的发生。

从覆盖面看，既包括基层经营机构的负责人，也有各业务条线、环节上的重要岗位人员。强制休假是手段较为灵活的内控措施，强制休假的对象既包括前台柜员岗、会计授权岗、委派会计主管等重要岗位，也包括基层经营机构的负责人。基层经营机构负责人和委派会计强制休假由总行稽核、会计结算等部门按相关规定统一实施并承担组织责任，各分支机构各关键岗位员工强制休假由相关机构自行实施并承担组织责任。通过重要岗位全覆盖进行顶岗检查，规避和防范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从后续措施上看，有稽核检查，也有临时性工作交接，重点是稽核检查。强制休假的核心是通过工作的临时性移交、稽核检查，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隐患。稽核检查和报告时强制休假制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在强制休假期间，由审计人员或替岗人员对休假人员所在岗位进行业务检查。强制休假人员按有关规定办理与代职人员的交接手续并限期离岗，未经许可，强制休假人员在强制休假期间暂停行使其职权，不得返回工作岗位，也不得向银行内其他人员发出任何工作指令或处理有关工作。强制休假人员在休假期满后，须按时返回岗位并与替岗人员办理交接手续。

对强制休假人员审计或业务检查中如发现有重大问题，审计人员应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并提交审计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审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审计对象应负的责任，处理意见或建议等。

（三）离岗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存在多种表现形式，按被审计人的审计阶段和审计目的可以分为离任审计、任前审计、任中审计等。除以上形式外，一些商业银行为了加强关键岗位人员的管理，有效防范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已开始扩大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尝试实施了强制休假离岗审计工作。这一审计模式主要适用于具体承办业务的关键岗位人员，主要指各级机构在安排关键岗位人员强制休假期间，组织对其履行岗位职责、经营管理活动既业务操作的合规性等情况实施审计的行为。

当前，在关键岗位人员强制休假离岗审计这一较为特殊的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其一，关键岗位人员强制休假离岗审计的对象较多，涉及范围广，审计工作量大。一家内控严密的商业银行，设置的关键岗位通常较多，从事关键岗位人员也相对较多。除了各分支机构负责人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各分支机构科室负责人以外，还有运营类、风控类、营销类等多个不同类型的关键岗位，客观上导致审计对象的多样化。

其二，关键岗位人员强制休假离岗审计缺少统一、有效的评价指标，审计质量较难把握。由于商业银行关键岗位人员一般分为各分支机构承担管理责任的人员和承担业务经办直接责任的岗位人员两类。前一类人员的离岗审计即是传统的经济责任审计，其审计内容、范围、评价指标等均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固定模式，审计工作可以按图索骥，能够较好的把握审计质量。后一种类型即为重点探讨的适用强制休假离岗审计的关键岗位人员。这类人员众多，涉及营销、运营、操作等不同工种，对于这类人员的审计还未能形成统一的审计评价指标，也没有相对标准化的审计模式，对审计质量不易把握。例如对客户经理的审计、对大堂值班经理的审计，除对其履职情况进行了解外，很难找到其他评判标准，再加上商业银行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未能完全标准化的情况下，审计工作更难以规范。

其三，基层审计人员素质、力量较为薄弱。当前，大部分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基本采用“分层审计，下查一级”的模式。对关键岗位人员的审计一般以承担较多经营任务的基层支行开展。由于要承担各类经营任务，支行审计人员的数量和素质一般较难得到保证，独立性也相对较弱、缺乏专业审计人员，从而给基层支行的关键岗位人员离岗审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岗位轮换、强制休假以及离岗审计是重要岗位管理最为重要的三大措施，同时三大措施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辅助的三类配套措施，案防工作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除此之外，重大事项报告、重要岗位员工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也是案件防控的重要辅助措施。

三、健全关键岗位管理的主要思路

在满足监管关于关键岗位管理的要求，最大限度降低案件风险的目标下，综合实施轮岗轮调、强制休假、离岗审计、重大事项报告等各类配套措施，提高案防工作的有效性。

其一，建立统一、规范的银行各管理层级重要岗位的管理政策，内容应包含重要岗位的识别标准、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岗位管理的各类配套措施及其适应范围、管理流程等，实现关键岗位统一集中化管理。建立各层级、各条线、分支机构的重要岗位管理办法，并对岗位轮调、强制休假、离岗审计、重大事项报告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重点关注各项内控措施的协调性和匹配性。

此外，在整体重要岗位管理政策之下，结合商业银行运营管理实际，在实施岗位轮换前，应统筹制定年度重要岗位和强制休假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定的范围内开展，做好人员储备，在保持会计队伍的相对稳定和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的情况下，发挥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这一内控有效手段，防范案件风险。

其二，完善关键岗位设置，建立标准化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一方面对银行的所有岗位进行梳理，制定统一的岗位职责，明确工作内容和要求，并梳理关键岗位操作过程中的风险点，将关键岗位的工作流程标准化，以流程图的形式进行固化，这样有助于岗位人员依章办事，保持全行相同岗位职责、操作、风险控制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审计人员则按照标准化工作职责和操作流程对关键岗位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客观评价，并对相应风险点的控制情况进行审计分析，从而保障审计规范，提高审计质量。

其三，强抓重要岗位管理政策的落实，执行关键岗位轮换制度规定，坚决杜绝因轮岗不及时，因长期从事高风险的固定岗位， 而导致一些重大经济案件的发生。同时根据银行的实际情况，制定关键岗位轮换制度的细则，最小化岗位轮换的消极影响。当岗位轮换措施不能及时采用，要及时辅助以强制休假和离岗审计，降低案件发生的可能。待轮岗条件成熟后，坚决执行关键岗位轮换制度规定。

其四，强化对重要岗位管理政策落实的监督，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重要岗位的管理政策实际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存在哪些反馈的意见，这些都需要通过强化对重要岗位管理政策落实的监督工作来实现。通过定期对政策的落实情况的监督和评价，掌握政策的落实情况和效果，及时解决和纠正政策以及管理办法落实中出现的问题，推动管理政策在银行落到实处。

其五，建立重要岗位的相关统计指标，并通过重要岗位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重要岗位的相关统计指标，包括已经识别的重要岗位、已建立上岗标准的重要岗位以及各条线内控措施的实施情况。通过将这些统计指标嵌入到重要岗位人员管理信息系统中，这一系统还应该包括的主要功能有：重要岗位管理、重要岗位员工基本信息管理、重要岗位员工岗位轮换、强制休假、预警信息、轮换、强制休假信息查询以及报表等。通过该信息系统，实现对全行重要岗位的统筹管理。如查询功能中提出能够查询重要岗位员工轮岗后的去向，一是调动的员工，何时调到何机构、何部门、从事何岗位工作，原重要岗位由何人接任；二是部门内部调整岗位的，调整后原重要岗位员工现在从事何岗位，原重要岗位由何人接任；三是客户经理调整客户的，调整后客户经理现在分管何客户，原客户由何人接任分管。通过对银行重要岗位的信息化管理，做到重要岗位管理准确、及时、全面和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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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晖.试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岗位管理体系改革[J]. 金融论坛，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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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OECD亚洲公司治理圆桌会议(ARCG)起草了亚洲银行公司治理政策摘要(policy brief)。这是自2003年公布《亚洲公司治理白皮书》以来，OECD在推进亚洲公司治理方面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鉴于OECD在全球公司治理领域的权威地位，该政策摘要势必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改进银行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

起草过程和主要目的

亚洲公司治理圆桌会议是就公司治理进行政策对话的区域性论坛。2003年，圆桌会议公布了《亚洲公司治理白皮书》(简称“白皮书”)，白皮书认为，银行公司治理是公司治理改革所要优先考虑的六个方面问题之一，并建议“政府应该加紧改进银行的监管和公司治理”。为此，在2004年于汉城举行的会议上，ARCG决定组建工作小组，就白皮书中提出的亚洲各国在银行公司治理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制定政策摘要。

制定政策摘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亚洲各国的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实施《OECD公司治理原则》和《亚洲公司治理白皮书》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和指导，推动亚洲国家更有效地实施OECD确定的公司治理标准。政策摘要主要强调银行公司治理的政策及其选择问题，供政策制定者、监管当局、银行业协会及商业银行等其他机构使用。在起草过程中，ARCG特别注意与巴塞尔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正在修改中的《健全银行的公司治理》指引等文件保持一致，并希望政策摘要对巴塞尔委员会修改《健全银行的公司治理》能有所帮助。

值得肯定的是，政策摘要特别考虑到了亚洲银行业存在的一些特殊问题，如银行在亚洲金融体系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很多亚洲国家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家族式银行仍居主导地位，股权高度分散的银行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容易受到政府干预，公司治理的实施能力较弱等。

治理政策指引的核心内容

政策摘要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述银行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和亚洲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性；第二部分阐述了亚洲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亟待改革的九个方面的问题，同时有重点地提供了政策指引，核心要点如下：

董事会成员的受托职责。董事的受托职责包括看管职责和忠诚职责。银行董事的受托职责比一般工商企业更为重要，因为银行董事除了肩负一般意义上的对股东的受托职责，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银行因吸收和管理存款而形成的对存款人的受托职责。因而，银行董事更要具备足够的专业技能，包括对管理层和银行的战略、政策、程序进行评估时保持“合理的怀疑”(healthyskepticism)，以更好地履行其受托职责。要通过继续教育，使董事的技能不断得到提高。此外，银行的董事和管理层还应该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平，并努力提高整个银行的道德水平，更加有效地协调员工、借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董事会的作用和职能。董事会不仅要对股东和存款人负责，还应谋求股东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董事会应更多地参与战略决策而不是身陷具体的日常经营事务中。应重点考虑：(1)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如为银行、管理层和董事会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就是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董事会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培育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银行文化。如果决策事项可能涉及到董事会成员的相关利益，董事会成员应放弃投票甚至不参与决策，并且不得干预决策结果，不能进行自我交易。(2)结构和程序的制定，包括明确银行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银行上下各级的各自权限和责任范围，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体系确保有效监督。例如，管理层最终要就银行的经营业绩向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则要评估包括CEO在内的主要管理层的业绩，并有权任命和解雇高层管理人员。

为确保有效的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得到管理层和员工的大力支持，并有足够的机会直接获得内部和外部审计的意见。此外，应根据巴塞尔委员会《核心原则评估方法》，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进行履职能力审查。董事会应定期评估董事会自身和每个董事的个人表现，为此董事会应建立自己的内部委员会(own internalcommittee)，该委员会最好由独立董事组成，以公平的、建设性的方式评估董事会和董事的业绩。

银行监管当局应将工作重点放在确保银行公司的完善治理上，而非仅仅是监管的合规性。银行监管当局应评估董事会的整体工作表现，如在必要时可以检查董事会的会议记录，检查董事会成员获取包括员工支持在内的必要信息和资源的便利程度。另外，根据各国情况，可以授权监管当局在必要时审计银行的董事会。如果需要，可以对银行进行警告，要求银行重组董事会或修改操作流程。

董事会的构成。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较，银行不正当关联交易导致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应当引入更多的独立董事。关联交易必定引起利益冲突，银行在决定是否发放关联贷款时一定要慎重，并且有足够的、可独立判断的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进行检查，确保交易是公平的，并且符合银行的利益。在国有银行和家族式银行中，控股股东经常任命整个董事会，独立董事真正的客观性、独立性和附加值经常被严重损害。独立董事不仅要独立于管理层，也要独立于控股股东。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应该有足够的独立董事进行独立决策，避免国家的日常干预，同时依据国家作为所有者和控股股东的身份设立的目标，有效地监督管理层。亚洲国家应该继续完善独立董事的标准和惯例。董事会主席和CEO分离有助于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强化问责，提高董事会独立决策的能力。理想情况下，董事长应该不仅是非执行董事，还可以是独立董事，这样董事会才能做出公正、独立的决策。

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设立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各种专门委员会对改进公司治理有极大的帮助。审计委员会应保证银行遵守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和惯例以及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增强银行透明度》有关指引，最好是由具备银行或财务等专业技能的独立董事组成。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确保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有效地执行银行的风险管理政策，具体包括评估董事会的风险管理政策、要求管理层定期传达风险暴露和风险管理活动的信息，确保银行开发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控制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为避免出现过多的专门委员会，可以设立一个综合性的“治理委员会”(governance committee)负责提名、薪酬、董事会自身建设等问题。治理委员会成员最好由独立董事组成，以保证其独立性，同时增强董事和董事

会独立判断的能力。独立董事的提名应该由原来的控股股东提名，改为由治理委员会提名。

防止滥用关联交易。银行应防止自我交易和关联交易，合理地进行信贷分配，以保证银行长远稳健的发展。为防止滥用关联交易，银行应限制向单一客户，包括向单一客户所属或控制的关联方的贷款，向控股股东的贷款不应超过其在银行的股本数额，限制银行中单个所有者或单个家族的所有权份额和投票权，在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控股股东之间构建强大的防火墙。例如，有些国家禁止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控股股东在非金融企业控股。

银行应拥有足够的、能独立判断的独立董事，检查并监督关联交易。并建立一个专门监督、审批关联交易的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组成，进行最终决策。银行监管当局应明确规定会给银行带来“特别风险的关联交易”的最低标准，要求银行董事会监督并报告没有达到上述标准、会给银行带来极大风险的关联交易。除了对关联交易加以限制外，银行还应该加强交易管理的信息披露。根据国际会计、审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准则，上市银行必须公开披露关联交易。非上市银行也要向监管当局报告关联交易的性质和程度，如果能够向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存款人)披露信息，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监督非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

银行控股公司与持有银行股份的集团公司(合称为银行集团)。银行集团主要应该防止滥用关联交易损害集团内部银行存款人的利益，避免银行与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责任模糊不清。银行不论是否属于银行集团都应该采用严格的公司治理标准，不能因为是集团下属银行而减弱银行董事会成员的责任和良好的公司治理经营实践。由于独立董事更能够代表存款人的利益，在通常情况下，独立董事比非独立董事更客观。因而，银行董事会应该有足够的独立董事，特别是非母公司任命的独立董事。即使银行由母公司独资拥有，如有可能也应该建立一个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委员会。此外，银行应该建立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防火墙，防止不正当关联交易危及银行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母公司不应干预银行的日常经营，特别是贷款和投资的具体决策。独资或控股的母公司要为银行董事会挑选足够的独立董事，同时，母公司的董事会也应当拥有足够的独立董事，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也要进行履职能力审查。银行监管当局应当拥有合法的权力和必要的手段，从银行及其母公司获取现场和非现场信息，以有效的监管包括母公司在内的银行集团，对银行集团监管的程度取决于母公司控股的程度。

信息披露。亚洲各国的会计、审计、非财务信息披露应与国际准则和惯例接轨。亚洲各国证券法规定，上市银行应向公众披露相关的信息。非上市银行也应该向公众公布年报，因为公众将储蓄委托给了银行经营形成受托责任。非上市银行在向公众披露信息时，也应当遵守上述国际准则和惯例。银行、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之间应加强合作。国有商业银行不论上市与否，每年都应当接受符合国际标准的独立外部审计。银行监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有效合作非常重要，一同确保银行信息披露的真实有效。银行监管机构发现上市银行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后，应与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共享，以便后两者根据证券法规对其进行制裁或处罚。

国有商业银行的自。由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国家通常非常关心银行的经营状况。除了提供安全保障，国家还对银行进行审慎监管甚至拥有银行股份。国家作为监管者和作为国有银行所有者的身份应该严格分开，减少对国有商业银行日常经营的干预。国家作为国有银行股东，一旦确定银行目标后，就应允许国有商业银行董事会独立负起职责。政府利用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更有利于实现自身的目标。银行监管当局应当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管，但也要注意过度监管可能带来负面效应。例如，审慎监管可能扭曲管理层的激励结构，对银行所有权的限制有时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新的监管政策时，要考虑国情，权衡成本收益。国有商业银行的私有化有助于形成市场纪律，完善公司治理；并且可以作为良好公司治理的典范，给其他银行形成市场压力，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

银行对借款企业公司治理的监督。亚洲银行应该认识到，对借款人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评估和事前、事后监督符合银行自身利益。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直接影响借款人的信用状况，银行监管机构应该鼓励银行评估和监督借款人的公司治理水平，并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银行可以通过与借款企业签订的合同行使监督职责，有关条款应规定借款人公司治理结构需要达到的条件，如果没有达到，银行可以提前收回贷款。条款的内容应易于判断借款人是否违反条款，防止银行的过度干预和不必要的争议，并规定借款人不能达到上述规定时应及时向银行报告，以降低银行的监督负担。

应慎重考虑银行影响对借款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银行通常会委派其员工担任借款企业的董事或高级经理，尽管拥有资深公司财务背景的银行家也许会给这些企业带来帮助，但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利益冲突，并不值得鼓励。银行员工担任借款企业的董事时，不应被视作独立董事。另外，公司治理不健全的银行不可能监督和帮助借款企业改善公司治理。例如，那些控股股东侵犯少数股东权益的银行可能也会允许借款企业这么做，甚至允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侵犯银行权益。如果银行要在改进借款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银行自身应拥有良好的公司治理。

政策摘要最后建议，银行监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应结合各国国情和现行的公司治理准则，在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并公布银行公司治理准则和银行公司治理的模版，以便银行借鉴该模版制定自己的公司治理制度。此外，银行监管当局应依据上述准则，制定银行公司治理的评级制度，激励银行完善公司治理。银行公司治理评级的方法应尽可能清晰易懂，并提前公布以便银行有足够的时间重组其公司治理框架。公司治理的评级方法应着重强调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实现形式，以防止银行流于照搬公司治理的表面形式。证券监管机构应参与评级方法的制定，提供在公司治理方面所积累的经验。

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借鉴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特别是银行监管当局一直在积极促进商业银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公司治理改革当前被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银监会还针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试点行，了公司治理改革的十条指引。目前，两家试点银行均完成了机构改组和股份公司设立的工作，中银股份和建银股份均制定了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所属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文件。两家试点银行还根据国家法律和本行公司治理文件的要求设立了“三会”、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科学的内部制衡机制已初步形成。两家股份制银行还引入了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银行家作为外部独立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提高了银行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但是，与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实践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建设还处在初始阶段，还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对照ARCG亚洲银行公司治理政策摘要，主要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国家作为监管者和所有者的身份要严格分开。在国有银行占主导的经济中，国家作为国有银行所有者的角色与国家作为整个银行业经营秩序的维护者角色容易产生冲突。例如，对于国有银行，有关部门倾向于给予会计、税收、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审慎监管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和“例外”处理，以及表现出过度的监管宽容度等。一方面，这会进一步扩张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的博弈冲动，不利于其商业化经营；另一方面，会导致不同所有制的银行不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引致整个银行业经营的秩序混乱，严重损害银行业的效率。同时，也要承认，国有银行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承担了整个经济、社会的过多包袱，国有银行存在被过度透支的问题。今后对于已经实施了股份制改造的国有商业银行，国有股份既不可出现缺位，又不能出现越位。当国家以国有股所有者身份出现时，除了利益诉求有所区别外，它和其他股东应无差异地在《公司法》以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框架下参与银行决策，追求银行价值最大化。国家作为股东应该尊重董事会的独立性，允许国有商业银行董事会独立负起职责。当国家以制度设定者和外部监管者身份出现时，它必须切实认识到，自己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银行)共同的政府，第一要务是为微观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level theplayfield)。政府应在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淡化所有制色彩(例如，尽可能少出现“国有银行”字眼，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已经逐渐以“大银行”的称谓替代国有银行。本文以下，我们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已经或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银行”称为大银行。)，不歧视不同出身的银行，尽可能不针对不同所有制制定法规和政策，并避免对银行日常经营进行干预。总之，政府要清晰地划分作为所有者和监管者的行为边界。

2．银行董事应对全体股东负责，并且尤其关注存款人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有股仍然将在我国大银行中超过半数。我国国企改革的教训表明，控股股东通常具有极大的任命董事会成员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和董事要牢记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有受托之责任，要始终关注中小股东的利益。无论是股权董事还是独立董事亦或是执行董事，进入了银行的董事会就是银行的董事，除了要跟管理层保持制衡，还要跟背后的股东代表保持制衡。董事要勤勉地履行对全体股东的看管职责和忠诚职责等受托职责，否则，董事须以个人身份承担多方面的法律责任。同时，由于银行负债主要为公众存款，这意味着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存款人，比非金融企业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因此，与非金融企业相比，银行的董事会与管理层要更多地考虑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银行董事应自觉地认识到银行因吸收和管理存款而带来的受托职责。监管当局也应经常提醒银行董事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受托职责。

3．要更加重视独立董事在银行中的重要性。独立董事可以独立身份监督管理层的表现，通常能更好地发挥在不同类型的股东之间利益的制衡作用，在保护小股东、存款者利益等方面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可以为银行引进其在外界的经验。例如，在对关联交易的审查方面，独立董事就更能做到独立、客观，可以确保交易是公平的，符合银行利益。我国银行(和企业)公司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控股股东经常任命整个董事会成员，包括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真正的客观性、独立性和附加值经常受到损害。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关注独立董事在银行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强调，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应该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ARCG甚至提出，董事长还可以是独立董事。另外，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十分强调独立董事不仅要独立于管理层，也要独立于控股股东。对照国际上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我国还存在较大差距，对独立董事功能的认识和实践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篇7

关键词:本土化;中小型韩资银行;金融;研究

Abstract: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localization is the key element of foreign banks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report analyzes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s and localization process issues of Korean banks,and chooses two Korean banks in Yantai as examples,deep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Korean banks localization process and points out some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for reference.

Key Words:localization,small and medium size Korean banks,finance,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0-0068-04

近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截至2010年6月末,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5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另有24个国家和地区的70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91家分行。同时,近5年来外资银行总资产也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随着在华市场的拓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外资银行加快推进自身的本土化进程,力争通过尽快实现人才、金融产品、技术和管理模式与本土文化的契合而获得在华发展的先机。按照发展战略及业务重点的不同,外资银行本土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以花旗、汇丰等大型国际型银行为代表的业务全面推进型;二是以荷兰银行为代表的专业化服务重点突破型;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依托母国总行的目标业务型。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的发展轨迹,韩资银行因母国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天然地域联系,实施紧跟母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母国企业的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既给韩资银行带来差异化服务的发展优势,同时又造成银行的发展受制于母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甚至在本土化进程中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韩资银行经营发展特点及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山东烟台的2家韩资银行(分别简称H银行、Q银行)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深层次剖析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

一、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及经营现状

2006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5年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业进入全面开放时期。随后,银监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贯穿了以外资银行法人为导向的监管理念。自此,外资银行开始实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册法人。本地注册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构与经营理念的巨大变化成为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的里程碑。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时期和法人成立后时期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本土化路径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笔者所调查的烟台市2家韩资银行为例,在2007年和2009年,两家银行分别转制为本地注册法人银行,成功翻牌并开办了人民币业务,迈出了本土化的关键一步。在华法人成立前,韩资银行没有统一的管理行,经营管理以韩国母行为主,采取业务跟进式的发展方式,主要经营战略为服务本国企业。这一时期,韩资银行缺乏统一、明确的本土化战略,业务范围局限于外币业务,绝大多数客户为韩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外籍员工占比较高,银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与程度均不强。法人银行成立以后,韩资银行结合自身优势,提出了统一、明确的本土化发展战略,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如H银行(中国)确定以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经验及技术引入中国市场,在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大力拓展个人零售业务的发展战略,Q银行(中国)确定结合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优势,努力拓展中国市场的战略;获准开办人民币业务,业务范围实现本土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对业务、资金等实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统一的内部审计模式;不断开发本土化产品,非韩资客户占比逐步提高(见表1)。

明确、统一的本土化发展战略的确立及实施,也推动业务的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贷款余额89.12亿元,较年初增加23.57%;各项存款70.18亿元,较年初增加15.09%。Q银行总资产为56.53亿元,较年初增加13%;各项存款23.04亿元,较年初增加108%(见表2)。

二、本土化问题与瓶颈

从两家韩资分行的运营特点看,转制为法人分行后,其人员配置上出现华人管理中层,业务方面国内客户逐年上升,这说明两家韩资银行在逐步融入本地市场。但总体看,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缓慢,本土化瓶颈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突破,相关的经营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显现。

(一)市场融入度低、运行质量不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业务规模小,市场占有率低。从总量上看,两家分行平均资产规模只有10亿左右,平均负债规模9亿左右,整体市场占有率不足0.5% 。二是客户群体较为狭窄,授信集中度高。两家分行的信贷投放均集中于烟台、威海地区韩资出口导向型企业,分布在电子、机械、服装、造船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对外贸政策和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高,出口退税及劳动力成本的较小调整,就会带来经营业绩较大波动,引发银行信用风险的集中暴露。三是金融融入度低。目前,欧美外资法人行普遍与中资银行在资产、负债及中间业务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内容涉及资产管理、转受让、资金结算、银团贷款、拆借市场等,但两家韩资银行仅在拆借市场与中资银行有过简单合作,且金额较小,业务合作参与度低。

(二)管理体制难以达到本土化要求

一方面公司治理尚不完善,如Q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还存在不足,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并由董事会对其考核,同时外部监事与母行间尚未建立直接有效的汇报路径;H银行存在未经董事会决议,高级管理层审批修订银行基本管理制度等情况。另一方面,内部控制“形不像、神难似”。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架构并保证顺畅运转,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两家外资银行的组织架构均不是按照要求设置,而是根据人员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设置,比如Q银行只有三个内设部门,H银行也是类似设置,以审贷会为例,2名业务主管+1名风险主管+1名行长的运行模式很难保证审批的独立性和公允性,诸如合规、会计、技术岗位等均是兼任,也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三)流动性满足本土监管指标压力大

一是存贷比指标高居难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的存贷比为126.99%,Q银行(中国)存贷比为145.89%,距75%的监管要求差距较大。同时,为达到存贷比监管要求,部分行在拓展负债业务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限制资产业务发展的经营策略,使得资产业务发展也一度停滞。二是韩资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为同业存放和单位存款,同业拆入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较小,对于批发性资金依赖性高,核心负债依存度低,资金来源稳定性较弱。三是日常资金管理目标以满足即期资金需求及流动性监管指标为主,以短期资金支持中长期贷款,期限错配情况较为突出,7天以内的短期资金压力较大。

(四)信贷文化“水土不服”凸现风险

韩资银行的信贷文化与国内存在显著差异。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例,韩资银行认为对客户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进行贷款展期,既能有效满足客户资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户财务成本,让经营良好的客户适时展期有利于“服务客户”宗旨的实现,因此展期贷款一般归于正常类贷款。基于这种信贷文化,韩资银行在国内经营时也大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对客户一再展期。但现场检查发现,部分贷款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在异地分行发放新贷款的方式变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长达到6年。同时,在部分客户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银行仍为其办理展期手续,并归为正常类客户,造成潜在的信用风险。

(五)人力资源本土化瓶颈难以突破

一是高管层本土化问题未突破。目前,两家行的高管人员均由韩籍人士担任,与成熟外资行高管人员由本土金融资深人士或母国中国通担任相比,现任韩籍高管对中国社会生活认知少,文化熟悉度较低,制约了银行管理的有效性。二是普通员工对银行认同感不强。两家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缺乏长远规划,一些新进员工也多以积累工作经验、作为跳槽跳板为主,对银行文化认同度不高,人员流转快。以H银行烟台分行某4人编制的部门为例,从成立初至今已先后有5人跳槽。三是对母行派遣人员的本地管理不足。外籍管理人员的选择、任用、薪酬及考核等由母行决定,本地行权限不足。同时,外籍派遣人员流动性较强,稳定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营发展的连续性。四是受银行社会认知度和待遇制约,两家外资行难以吸引到本地的优秀人才,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三、本土化问题深层原因分析

(一)发展战略制约本土化发展

目前韩资银行的发展战略可归结为目标业务型,即银行紧跟本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本国企业。这一战略在银行介入中国市场初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受制于本国在华企业的数量和发展规模。因为金融资本的扩张速度远高于产业资本的扩张速度,韩资银行改制后经历了较快速度的规模扩张,如不及时更新发展战略,重新定位市场,为本国企业服务的异国化特质就会不断固化,出现客户资源“天花板”现象,更严重的是东道国企业被排除于银行服务行列。目前部分中小韩资银行受其发展战略所困,本土客户拓展困难,客户本土化停滞不前。

(二)企业文化融合性不足

目前韩资银行企业文化仍沿袭母行文化,未能结合东道国文化特质,融合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企业文化。如韩资银行倡导员工自主自律的企业文化,倚重员工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因此内部岗位设置中不兼容岗位制衡及授权管理存在不足,不符合国内监管部门对银行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也不适于目前国内经营管理环境,因此产生大量操作风险问题。对Q银行现场检查发现,该行未建立资金业务及交易系统授权管理制度和审批程序,个别分支机构存在不具备交易资质人员使用他人用户名和密码进行交易的情况。

(三)社会影响力及认知度不够

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机构,受依赖心理制约,社会和企业对本土银行的信任要高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民认知度对外资银行的本土化程度也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与资金实力雄厚、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欧美外资银行相比,公众对韩资银行的认知及信任仍有差距,2007年又发生了韩资企业非法撤资事件,使得大众对韩资企业的警惕心理进一步提高。据半岛网报道:52%以上的大众和企业不愿同韩资银行发生业务往来,90%以上的大众和企业表示不会把钱存在韩资银行,社会氛围的排斥,不利于韩资银行进一步扩大本土市场。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文化融合,树立外资银行服务品牌

外资银行在实施全球化标准服务的同时应着力探索文化融合之路,寻找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契合点,关注本地市场的需求,设计和提供符合目标客户潜在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提供的银行产品雷同的情况下,在营销行为、合作习惯、谈判风格、后续管理等软文化和软技能上突出客户管理特色,取得竞争优势,形成独特的外资银行文化及服务品牌。

(二)完善管理模式,奠定本土化发展基石

如何将母行良好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与当地实际结合,建立起既保留母行管理特色,又兼顾当地实际的本土化管理模式,是韩资银行能够做强做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是应根据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要求,完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薪酬管理及考核评价,建立外部监事与母行之间的有效沟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二是按照商业银行法、银监法等要求健全必要的内设部门,厘清职责分工,为管理流程再造奠定组织基础;三是要按照监管要求完善诸如审贷会等各项制度,使制度能够和业务发展情况实现无缝对接;四是要实现管理的语言与文化融合,减少信息中间漏损,杜绝管理、执行两层皮。

(三)注重队伍建设,为本土化植入原动力

人才本土化是经营本土化的前提,对韩资银行而言,重要的是植入中国基因,吸收中国文化和智慧,打造自己的人才竞争力。为此,一是吸引本土高级管理人才,在决策和经营导向中注入本土元素;二是要积极推行“本土吸纳、国际培育、善用善待”的人力资源策略,利用母行经营管理优势,给本土人才提供全方位培训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培养出一支既了解国内当地市场、又懂得国际惯例的员工队伍;三是要注重对不同来源的员工进行文化融合,提供完善和良好的企业经营理念培训和文化熏陶,避免员工曾有的其他公司文化烙印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和弱化文化冲突,建立起真正融合企业与当地文化的本土化的员工队伍。

(四)创新产品服务,加强本土化载体建设

韩资银行要实现本土化发展,就应逐步摆脱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立足自身优势,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商业银行品牌体系,特别是发挥小企业金融服务优势,从业务导向及客户导向两大体系构筑小企业金融服务品牌,大力发展小企业贷款业务,形成在小企业金融业务本土化营销上的核心竞争力。

(五)加强协作监管,发挥监管引领作用

首先,督促境内法人行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增强资本实力,为业务扩张和风险缓释奠定基础。其次,加强全面风险管控。督促完善日常流动性监控手段和工具,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改善期限错配情况;完善内部控制,建立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有效识别、检查、控制操作风险;建立经济资本管理长效机制,将资本监管要求与自身管理目标结合,促进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参考文献:

[1]韩山华.法人导向下的外资银行本土化经营战略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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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资本协议；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风险控制

abstrac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mmercial banks to control the level of risk and performance. in 2004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banks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to commercial banks, especially transnational operations of commercial banks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new capital accord; commercial ba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risk control

前言

当前，随着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上市和转型，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鉴于我国也将在近期内对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如何借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以及国际化大银行的相关经验，明确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树立良好的公司治理运行机制，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公司治理与银行业

1999年经合组织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五项原则》和2004年经合组织的《关于公司治理原则》的修订版中，明确提出了公司治理的五项原则：公司治理框架应保护股东权利；应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应确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鼓励公司与他们开展积极的合作；应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所有与公司有关的实质性事项的信息，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者结构以及公司治理状况；董事会应确保对公司的战略指导。对管理层的有效控制；董事会应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资产结构的特殊性、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严格的行业管制和监管等银行业自身的特殊性的存在使得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既有公司治理的一般性，也有银行业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在建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时，既要考虑经合组织关于公司治理的要求，又要考虑银行业方面的特殊要求；在吸收上述内容和1999年的《加强银行组织的公司治理》中银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责权划分、管理者相互关系、内控体系、特殊风险监控、激励机制和信息透明等八个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新资本协议对公司治理的规定，特别是针对采用高级法的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有关公司治理的要求

2004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推出了新资本协议，这一协议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内容后来在2006年的《加强银行公司治理》中得以充分展开，尤其体现在于其规定的稳健公司治理8条原则之中。在这一协议当中，明确提到银行组织的公司治理有两处：一是第一部分中也即第一支柱中的第三章（信用风险－irb法）中的公司治理和监督；二是第三部分中也即第二支柱中的第二章（监督检查的四项主要原则）中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当然，还应指出的是，新资本协议中的其他很多地方都和公司治理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第三支柱中关于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

新资本协议从公司治理、信用风险控制、内审和外审三方面阐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和监督。首先，明确了董事会的责任。董事会和董事会指定的委员会应做到：（1）批准所有评级和估值过程的重要方面；对银行的风险评级体系有一般性理解，并且详细地了解与评级相关的给管理层的报告；（2）制定包括资本计划在内的战略计划，并把资本计划视为能否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关键要素；（3）确定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并确保管理层建立风险评估框架、风险资本系统和内部合规监测办法：采取并支持有力的内部控制，制定相关政策和程序，确保管理层将这些方法和规定在整个组织体系中有效地传达。

其次，明确了高管层的职责为：（1）建立一套评估各类风险的框架，开发一个将风险与资本水平挂钩的系统，制定并有效实施监测内部政策合规性的方法；（2）向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提供关于重大变化或现行政策例外情况的通告；（3）深入了解评级体系的设计和运作，批准现有的程序和实际做法之间的重大差异；保证评级体系连续、正常运作；定期开会讨论评级过程的表现、需要改进的领域及对不足之处的改进情况；听取内部风险控制部门的内部评级报告；（4）掌握银行所承担风险的性质和程度，了解资本充足程度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相应的风险轮廓和商业计划，确保风险管理程序的规范性和复杂性。

再次，明确提出银行必须建立独立的信用风险控制部门，并规定其职责为：（1）负责内部评级体系的设计或选择、实施和业绩表现.包括：测试和监控内部评级；生成和分析银行评级体系的总报告，包括按照违约时的评级和违约前一年的评级进行分类的历史违约数据、评级迁移分析以及对关键评级标准趋势变化的监控。在各部门和各地区验证评级定义的实施程序。检查且记录评级过程的变化，包括变化的原因；检查评级标准以及评估评级对风险的预测情况。为了便于监管当局检查，必须记录和保留评级过程、标准或单个评级参数的变化。（2）必须积极参与评级模型的开发、选择、实施和验证，对评级过程中使用的模型承担监控和监督责任，并且对将来的检查和评级模型的改变承担最终责任。（3）必须和管理层人员定期开会讨论评级过程的表现、需要改进的领域及对不足之处的改进情况。

最后，明确了内审或同样独立的部门的职责：（1）必须每年至少检查一次银行评级体系及其运作状况，包括信用风险控制职能的运作和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及违约风险暴露的估计。检查的领域包括遵守达到全部最低要求的状况。（2）内审必须记录检查结果。（3）一些国家的监管当局，也要求对银行的评级过程及对损失的估计进行外审。

三、部分国外银行贯彻新资本协议公司治理的做法

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构建，各国金融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的推出，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为了应对新的挑战，也为了将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落到实处，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纷纷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

（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当局于2006年9月的一份文件（《监管更新：新资本协议在澳大利亚的贯彻状况》）中对实行新资本协议高级法的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明确规定了其职责：（1）董事会应批准：所有风险偏好和主要风险类型损失及其定义和测度方法、内部经济资本模型、融资成本和收益回收率方法等；（2）高级管理层：能够用配给资本的盈亏平衡点成本来表示相对收益中所蕴含的实际定价状况：能够用潜在风险（这一风险由经济资本模型的配给资本所反映）相对收益来评估业务条线和产品绩效；自身的绩效评估和激励补偿与承担的风险息息相关。

（二）香港金管局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香港新资本协议实施大纲中对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做了一些规定。主要明确了相关组织结构、风险评估、高管层职责等。具体规定如下：（1）授权机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风险评级体系操作的有效监督，保证该体系的稳健运行。第cg－1章“香港注册机构的公司治理”和第ic－1章“全面风险管理控制”对上述人员的风险管理责任有详细的规定。上述大部分要求和做法应全面落实。（2）所有风险评级和估值过程的重要方面，都必须得到授权机构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的批准。上述各方必须对授权机构风险评级体系具有一般性了解，并详细地了解与评级有关的管理报告。提供给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的信息必须足够详细，能让董事或委员会成员决定继续采取授权机构评级方法是否适当，并验证评级体系的控制是否有效正确。（3）高级管理层必须履行：深入了解评级体系的设计和运作，批准现有的程序和实际做法之间出现的重大差异；保证评级体系连续、正常运作；信用控制部门的人员必须定期开会讨论评级过程的表现、需要改进的领域以及改进不足之处的效果。向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提供关于重大变化或现行政策例外情况的通告，此重大变化或现行政策例外情况将对授权机构评级体系的运作产生实质性影响。有关内部评级信息必须向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进行定期汇报。报告的范围和频率随着信息的重要性、类别及接受人员的级别而变化。（4）报告应包括如下信息：评级划分的风险总体情况；不同级别间的风险评级迁移：每个级别相关参数的估计；实际的违约率（在合适的情况下，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与预期值的比较；计量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变化；信用风险压力测试的结果；内部评级检查、审核以及其他控制部门报告。

（三）加拿大银行业

加拿大银行业根据新资本协议和其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治理的现状，通过规范银行董事会的规模、结构、素质、专业委员会的责任和义务的分配等方面，来强化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权益。具体做法主要有：（1）“五大”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从14～19人不等，除蒙特利尔银行外，各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的职位不再由1人承担.总经理不进入专业委员会，董事会的基本功能是决策和监管；（2）由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与银行财务信息加工和披露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对内部和外部审计人员的工作效果评价、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进行审核：（3）操守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核银行信贷与投资方面的风险问题和银行雇员的操守遵守情况；（4）公司治理和公共政策委员会负责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安排；（5）人力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雇员的招聘工作和总经理继承人的备选工作，对总经理及其银行的高管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审核银行的薪金激励政策等。

（四）美国银行业

依据2002年的《萨－奥法案》和新资本协议，美国银行业现阶段公司治理实践为：董事会要负责保证企业整体治理的有效性：审计委员会要负责确保企业内、外部审计过程严格有效；ceo、 cfo及其他高管人员要负责维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遵守道德操守，并对违法违规的高管进行严厉惩罚；重点在于构建良好的所有者、经营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责权利分配机制。美联储鼓励银行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追求自身特点与国家法令的完美结合，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最佳治理模式，并不强求形式上的完全统一。

四、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我国银行业基本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构建其公司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尤其是“五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基本能按照现代企业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来经营。其中，中国银行以董事会的指引和监控为主导，并与高级管理层的经营管理相分离。董事会五个专业委员会分别在战略规划、稽核、风险管理、人事和薪酬、关联交易控制方面协助董事会履行决策和监控职能，保证董事会议事、决策的专业化、高效化。中国银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实际上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事长与行长分别由两人担任，以免权力过度集中。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股份制改造的一部分，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相应建立了一个新的现代公司管理架构，明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权利和责任。其目标是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确保各方独立运作、有效制衡。

另外，我国现有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状况（王传军， 2006）为：（1）流通股比重偏低；（2）国有股比重偏大（深发展和民生银行除外）；（3）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均在14～17人之间，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重不高。非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董事会成员持股比重偏低，无法充分发挥股权长期激励的效果；董事双重兼职的情形颇为普遍；董事在银行领取报酬的人数增多；（4）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基本符合规定，除华夏银行未设置审计委员会外，其他4家银行均已设置5个专门委员会；（5）独立董事，除深发展外，其他4家银行均达到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比例规定；（6）监事会规模较大；除深发展外，监事成员双重兼职的情形普遍；监事成员持股比重较低；相对而言，监事在银行领取报酬的比重较董事更高；（7）高级管理层：遵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上市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无高级管理层双重兼职情形，说明高级管理层与股东单位在人事上完全独立；高级管理层零持股现象普遍，股权的长期激励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高级管理层成员普遍在银行领取薪酬；薪酬的激励功效初显；（8）关于监督机制的调查，5家上市银行按照监管机构的规范，董事会、监事会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与有效性做出说明，并且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内部控制状况评价报告，惟一的例外，是浦发银行并没有披露审计师出具的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9）关于激励与约束机制上市银行均已建立了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的业绩考核制度，并且根据考核结果确定薪酬：（10）就整体而言，上市银行能够按照要求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

就监管层面而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和国外监管机构对银行公司治理方面要求的基础上，2006年颁布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从组织结构、股权、中长期战略、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科技、评估与监测、检查与报告等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提供了总计28条款的详细指引。

由上可见，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不少关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规定，但是，对商业银行来说，其公司治理仍存在着诸多需要提升和改善的地方，诸如：董事会对公司风险的认识存在误区，并且没有进行适当的监督或对高管层和雇员的行为提出质疑；利益冲突、缺乏独立的董事会成员以及高管人员，导致高成本和低收益的决策；内部控制非常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或者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内部和外部审计“在重要关头倒头昏睡”，未能发现欺诈行为。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助长了这些行为：交易和组织结构的设计降低透明度、阻碍市场参与者和监管人员获得真实的信息；公司的文化加剧了不道德行为.并且阻止人们提出质疑。尤其是我们在公司治理方面仍然对实施新资本协议没有提出明确的具体要求，使得国有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组织基础。

五、新资本协议实施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要求和启示

针对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银监会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既要吸收借鉴上述国际活跃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又要结合国情，保证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架构不仅“好看”，而且“好用”。要根据本行的比较优势，确定好明确清晰的发展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保持可持续的比较竞争优势。要进一步明确“三会一层”之间的职能界限，形成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的制衡关系；树立股东价值和稳健经营理念，按照国际公众持股银行和境内外监管规则要求，推动董事会构成的专业化，强化独立董事的作用。要建立健康的决策机制，依靠董事会集体决策，依靠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基础。推动传统的公司治理向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和基础的公司治理转变。

具体说来，首先应明确董事会职责：（1）建立董事培训学习机制，使其具备并不断提高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素质和能力，符合银行经营发展需求；（2）建立风险评级机制，成立风险评级专家小组或委员会，定期了解银行的风险评级体系.听取银行内部评级报告，包括所有风险偏好和主要风险类型损失定义、测度方法、内部经济资本模型、融资成本和收益率回收办法等方法的使用，形成评估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3）根据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制定经营发展战略规划，匹配相应的资本，特别是要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作出合理预测，安排必要的风险资本；（4）监督高级管理层内部评级架构设置及议事规则的健全性、执行过程的合规性和评级结果的有效性；（5）建立考核机制，对董事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价和考核。

其次，应明确高管层职责：（1）建立评级制度，设置必要的组织机构，配备相应人员；（2）建立风险评估框架，开发风险资本系统，确定风险计量方法，设计风险计量模型；（3）批准风险评级实施过程及风险评级结果，定期审议内部风险报告；（4）建立纠正机制，分析风险的性质和复杂程度，不断完善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的设置，规范评级体系的运行；（5）向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提供带来重大影响的重大变化或现行政策例外情况的报告；（6）确保风险管理部门、业务部门和审计部门在人事和财务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对风险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实行强制性轮休制度；（7）对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和潜在风险，要建立相应的报告制度。对于不同的层级，要明确相应的报告时间、报告地点、报告频率和报告内容、报告路线等。

再次，应构建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并明确其职责：（1）确保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被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体系所监控、捕获和风险定义的一致性；（2）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门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风险评估、风险缓释和风险控制等体系；（3）设计和验证相关风险评估模型，包括相关系数、风险暴露、时间步长等要素，充分评估模型风险；（4）测试和监管风险评级测试和监控内部评级；生成和分析银行评级体系的总报告，包括按照违约时的评级和违约前一年的评级进行分类的历史违约数据、评级迁移分析以及对关键评级标准趋势变化的监控。在各部门和各地区验证评级定义的实施程序。检查且记录评级过程的变化，包括变化的原因：检查评级标准以及评估评级对风险的预测情况。为了便于监管当局检查.必须记录和保留评级过程、标准或单个评级参数的变化；（5）定期向董事会和高管层提交相应的风险评级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和模型验证等各类报告。对于异常突发风险事件，定期或非定期及时向高管层和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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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农村合作银行作为一家地方性金融机构，坚持支农支小支实定位，对外践行“以农为本、以小为主”的经营宗旨，对内强化“审慎经营、依法合规”的经营原则，实现了业务快发展与风险严防控的良好态势。

一、基本情况

（一）存货规模逆势增长，领跑同业。2013年该行存贷款突破400亿元，存款总量从成立时浙江省同系统第24位上升到第8位、居温州同系统首位，存款增量位居全省同系统第三、乐清银行业首位。截至10月末，该行存款余额230.43亿元，在全市银行业存款下降的情况下，新增35.83亿元。贷款规模再创新高，贷款余额164.91亿元，新增21.54亿元，占全市银行业新增贷款的68.69%，贷款增量居乐清银行业首位。

（二）资产质量保持优良，风险可控。2013年11月末，五级不良贷款余额9156万元，不良率0.55%，不良率仅为全市银行业平均水平的1/7，在全市不良反弹的情况下，该行不良依然保持低位运行。

（三）双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再获丰收。2012年上缴税收2.52亿元，地税、国税均列全市纳税前五强。先后被评为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浙江农信系统特级单位、浙江农信系统优胜单位、浙江省治安安全综合示范单位等，营业部成为浙江省同系统首家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先进单位。

二、风险防控主要措施

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乐清农合行始终坚持支农支小支实的市场定位，走合规、稳健、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进一步完善风控体系建设，从经营理念、流程控制、不良处置、机制建设、体系转型五管齐下形成自身特色的风险管理文化，实现了不良贷款低位运行，各项业务健康发展。主要做法如下：

（一）坚持“三种理念”，把控源头信贷风险

1.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理念。近年来，该行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以小为主”的市场定位，扎根农村市场，主涉“三农”行业，锁定小额客户。对外开展“增户扩面”、“走千访万”扩大农户覆盖面，对内优化信贷资源、薪酬考核实施有效激励，“支农支小”经营道路越走越宽。主要表现在“两高一低”，即涉农贷款占比高，小额贷款占比高，户均贷款低。截至10月末，涉农贷款余额144亿元，比年初增加20.91亿元，占比达到87.33%。全行500万元（含）以内贷款155.67亿元，占比94.3%。

2.坚持“依法合规”的经营理念。依法合规始终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建立了合规竞争、合规操作、合规排查三大合规准则。首先是合规竞争，坚守不违规、不盲目、不攀比“三不”底线，杜绝以高息买存，坚持扎扎实实做业务。其次是合规操作，通过合规建议书、风险提示、审计建议书等载体，从新产品开发、业务操作流程、员工培训等入手，努力从制度、执行、监督三环节营造合规操作文化，防范违规风险。再次是合规排查，通过定期化、标准化合规排查及时退出不合规业务，建立自我免疫系统。通过合规排查、风险追责，主动退出可疑票据业务，截至10月末，该行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仅为1.9亿元。

3.坚持“控大扶小”的风控理念。自2008年开始，对存量大额贷款实施了逐步退出计划。至2012年，共退出单户千万元以上大额贷款约50户近6亿元。在近两年大投资大建设的背景下，该行始终坚持不攀比、不傍大户，外抓存贷业务，扶助三农，内强员工素质，落实责任。截至10月末，余额i000万元以上（含）企业贷款总户数仅18户余额4.46亿元（占比2.7%），其中保证贷款仅1.6亿元（占比0.98%）。

（二）严守“三个关口”，把控流程信贷风险

1.把好贷前准入关。出台并深化企业和个私授信“十准十不准”标准，建立量化的《流贷风评量分模型》和《个贷风评量分标准》。对私客户准入严把现金流量、经营状况、资产实力等标准，对公客户准入严把融资家数、实际控制人、纳税销售额等标准，进一步明确了增量与存量客户风险评价的标准导向，逐步退出条件不符企业。

2.把好贷时审核关。进一步深化完善对公、对私贷款“三查”标准化模板建设，强调风险提示性调查、平行跟踪式审查与履职记录标准化，确保“三查”提示、监督制约与责任倒查“三到位”。完善授信业务实地调查预约制管理，实行业务受理台账登记制度，确保授信审查风险评价质量。

3.把好贷后预警跟踪关。通过风险提示、授信管理指导支行及时控制增量，逐步化解与我业务关联度相对较高的造船行业、钢贸行业、铸造行业、煤矿投资等行业风险，确保行业风险预警到位。从2009年至今，退出造船企业贷款8户9400万元，下降到目前仅1户金额2500万元（其中抵押金额2000万元）。借助客户风险预警系统、人行征信系统，定期对全行800多户企业的一级、二级担保链条开展风险排查工作。梳理建立担保链重点关注企业清单，提前切割担保链风险转嫁，确保担保链风险预警及时。

（三）推进“三类化解”，把控不良信贷风险

1.立足三早，及时化解。制定《风险贷款处置及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各支行网点做到“早报告、早保全、早处置”。发现不良贷款要求立即联系借款人、担保人，对相关贷款做出初步风险评估，做到“早报告”。风险贷款出现后，网点对借款人、保证人相关资产状况进行深入查询，立即准备好资产保全的相关资料，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资产保全，做到“早保全”。借款到期2个月后仍不能收回的，及时采取法律手段催收，做到“早处置”。

2.一户一策，分层化解。做到既能防范风险又不给企业造成资金压力，是银行要不断平衡利弊、正确选择的过程。在经过调查研究后，该行对排查出的风险关注类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制定“一户一策”化解方案，有效化解各类不良贷款风险。

3.多管齐下，共同化解。充分利用“本土化”优势，借助多种渠道、多方关系，进一步理顺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化解不良资产的合力。充分利用“金融政策”，推出小额保证保险贷款、续贷通、中长期贷款等业务，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难题，有效化解资金链风险。

（四）夯实“三项机制”，把控人员信贷风险

1.育人机制做到位。岗前选拔重测试，从上岗前“一对一”应知应会测试中选择优秀客户经理。岗后培训重实践，充分利用行业内、系统里、检查中发生或发现的案件和违规问题，开展风控职责教育、业务操作规范集中培训、分片区互动式巩固培训、违规责任人剖析分享等方式进行全覆盖培训，推出《客户经理工作日志管理试行办法》，推行“临时风险官”机制。管理考核重基础，突出增户扩面、结构优化、资产质量等多维度考核，严把业务质量关。

2.风险排查做到位。员工动态排查立体化。建立了“本人自查、支行排查、总行督察”的三维检查模式，坚持通过全员约谈、家访、外单位信息询证等途径落实滚动排查机制，切实构建防范民间融资风险向银行内部传导的隔离机制。员工贷款排查定期化。定期开展员工消费贷款与员工近亲属贷款的合规性排查，对员工贷款违反统一集中管理、利率政策、以及发放信用贷款、虚假农贷或优于一般客户的条件发放担保贷款的，从严从重处理。风险排查手段科技化。完善数据检索模型，提高对短期积分、跨区域贷款、低龄借款人、关联借款人、内部员工关联人贷款的排查精准度，增强道德风险与操作风险威慑力。

3.处罚问责做到位。完善“三项制度”，即风险金制度、听证会制度、违规追究制度。召开不良听证会，通过还原办贷过程、分析审核过程、提问质询人员等方式，以责代训，深入剖析不良贷款形成主因，落实违规责任，形成相互警戒的高压态势。修订出台《乐清农村合作银行贷款责任管理办法》，明确贷款把控分层、责任分层的理念，提高未尽职“三查”造成不良的问责标准，为不良贷款责任追究提供可操作的制度依据。

（五）推进“三大转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

1.推进风控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型。探索总行集中管理职能，健全总部二级中心建设，建立账务监督中心、远程监控中心、清算中心、贷款审查中心等“十大中心”，强化中心的集约化管理及非现场监管的作用。深化案件防控体系建设，按信贷、财务、合规、保卫、审计等职能条线，实现风险管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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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人控制表现为经营层决定金融机构的发展、经营、分配等重大决策，还会出现个人独断、短期化的经营行为、过分的在职消费以及工资、奖金收入过快、福利待遇改善幅度大等现象。又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中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致使各种金融案件屡屡发生。如商业银行经理人员和下级行员工事实上掌握着银行资产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又无需承担财产风险，所以，他们常利用职务之便，独立作案、相互串通或内外勾结作案，为个人牟取利益。2007年银监会对2006年的银行业商业贿赂违法犯罪案件查处的情况通报结果是:2006年银行业共发生商业贿赂案件113件，涉案金额2608万元，涉案人员164人。

(二)信用风险

金融机构是巨额货币资金的集散地，容易滋生犯罪，如资金诈骗、贪污受贿等非法活动，存在着严重的犯罪风险和信用风险。而我国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对信用风险管理的认识不充分，信用风险管理理念很陈旧，不能适应复杂的风险环境。表现为:金融机构对近期利益与长远目标的协调不到位，信用风险管理的意识在全体职员中和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贯彻得不充分等。在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金融工程等先进方法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方法也远远落后于国际上先进银行[3](P38)。

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我国的金融机构大都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合理的内控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失效，进而加大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比如，由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居高不下。1999年四大行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2008年农行准备上市获得政策剥离8000亿元。经过剥离的不良贷款事实上的回收率很低，资产回收率一般在30%、现金回收率在20%左右。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549.1亿元，虽然总数较年初减少424.2亿元，但损失类不良贷款余额却增加了21.2亿元。如此持续下去，必定影响银行的发展和金融的稳定。同样，由于外部与内部的原因，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善，会出现经营亏损、信用风险、支付危机等，虽然数量上并不大，但更为显性化[4](P98-100)。

(三)非公允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管理是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提高关联交易管理水平对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促进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P26-27)。目前，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已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委员会主席，但仍然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由于关联交易存在的这些问题，金融机构与其关联方常常有不公允的关联交易。这种不公允的关联交易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运行，因此迫切需要对金融机构的关联交易行为进行严格规范。从近几年银行业监督管理的情况来看，不公允的关联交易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信用风险，造成大量信贷资产损失。不公允关联交易是形成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少数商业银行、信用社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国金融机构治理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金融机构股本结构方面

1.股权集中度方面

聂堂波(2008)指出，我国证券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为25.11%，前五大股东持股平均比例为56.23%。而美国十大投资银行最大股东持股平均比例为7.5%，前五大股东持股平均比例为16.7%，可见我国证券公司股权集中度水平远远高于美国(1720)。过分集中的股权给公司治理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中小股东难以在股东大会上通过“用手投票”来保护自身利益。又由于股份有限，也很难在董事会里安排自身的利益代表。而大股东则会滥用控制权，如为了执行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惜损害金融机构以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当然金融机构也有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如民生银行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15.26%。股权分散本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基础，可以避免“一股独大”的现象发生。但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如果股权太过分散，所有的股东都不愿对公司的运营进行监督，都希望“搭便车”，导致股东大会行使权利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致使董事会出现越权行为，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2.股权结构不合理，产权不明晰

以我国商业银行为例，尽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且上市发行股票，但是与上市前相比，国有股比重变化并不大[7](P19—22)。如农业银行上市前，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分别控股50%，上市后汇金公司仍然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4.48%。名义

上国家是商业银行的产权主体，但是实际上占有、使用、支配银行财产权利的是政府的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财政部等)，但是银行的所有权无法在这些部门之间进行具体划分，也无法清晰界定这些部门的权利与责任边界[8](P118-119)。同时，银行的经营者没有办法真正享有财产权力，实现自主经营。这使得商业银行产权主体模糊，所有者缺位。如果金融机构产权主体不明晰，就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存在的道德风险就难以避免。

金融机构存在着股权结构不合理，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严重制约着金融机构的发展[9](P89)。例如，国家给国有控股银行出资，政府却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就避免不了行政干预和行政照顾。这不仅影响银行业市场的竞争性，也会淡化其他商业银行、银行经营者的竞争意识以及经营管理效率，造成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经营的政策化，银行机构组织的行政化等问题的出现。另外，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仍承担的政策性业务使得银行的经营目标变得多元化，弱化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很难实现真正的自主经营。

(二)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方面

1.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我国金融机构的股权多由国有股和法人股集中控制，其他法人多是小股东。所以股东大会的参与者多是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代表，小股东的参与程度很低。另外，金融机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常常与政府和主管部门提名任选结果一致，所以股东大会根本不能反映小股东的意愿和要求。股东大会形同虚设，对金融机构公司的治理作用非常微弱。

2.董事会功能弱化，独立董事不独立

由于股权结构的失衡性和国有性，我国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存在重大缺陷，董事会职能弱化，无法实现董事会的决策权和对经理人的监督。在我国大部分证券公司中，一年召开l～2次董事会，其主要内容只是听取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使得董事会流于形式[10](P97)。并且，金融机构的董事应当具有金融、证券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但我国金融机构的董事基本上由其股东选任，而其股东多数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作为生产性企业，他们缺乏管理金融机构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所以董事会成员不能经常、专业、深入地了解金融机构的状况，不能发现金融机构运营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加大了银行信用风险的发生。另外，我国金融机构的董事会由大股东控制，而独立董事大多由关联股东人员担任。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这些独立董事很难真正独立起来。并且独立的外部董事中，与关联股东有联系的占多数，他们也难以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3.监事会无法发挥监督作用

我国金融机构虽然在组织上大都拥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的完整设置，但由于对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各个部分的权利、义务缺乏清晰的理解，对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制约关系没有给予严格、强制性的界定，更由于从国有企业演变而来的金融机构中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我国相继实行的银证、信证分业造成金融机构复杂的产权结构，导致大部分金融机构的监事会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分权和制衡的作用。

4.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过程中，有效的激励制度非常重要。我国的金融机构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历史背景的影响，我国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大多数都是短期激励，并且以简单的物质激励手段为主。实际上，管理者过分地关注权力与地位的激励。与国外银行相比。金融机构的经济激励落后于行政激励，而行政激励标准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结果使很多经理人员不敢创新，不思进取，积极性不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经理层而言，由上一级银行来任命下一级银行的行长以及领导。选拔考核的办法基本上是按照选拔官员的方法。另外，国有银行内部并没有建立分部门考核制度，经理层的收入和银行经营的业绩没有直接的联系，对个人的考核也没有量化，考核结果与个人的职位晋升和福利报酬相关性不大。对员工而言，收入基本上都是相对固定的，与职务、工龄有关，大家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升职，以获得各种各样的优惠和福利，却不会去考虑银行的长远利益。

(三)金融机构外部治理方面

1.外部制度环境存在的问题

外部制度环境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所处的法律、政策环境。目前，国家对金融机构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产生冲突，造成了司法效率落后和公司治理的混乱。例如，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业具有金融监管机关的角色与独立经济产业的角色，是兼具有宏观调控责任的金融企业，这种定位的偏差使得商业银行经营目标产生混乱。在法律监管环节上，我国的金融机构同时受到多重制约，并且法律法规体系还存在许多漏洞，即便是法律、法规、条例所规定的内容，在实施的时候也经常有落实不到位、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出现，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人员的制度约束还不够明确、严厉。

2.外部市场环境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的发展情况看，影响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市场的发展很不完善。首先，股票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很不完善，股东投机的行为倾向大。我国还没有形成通过股票价格对金融机构进行约束的机制。其次，由于金融产品比其他行业能更快地改变其资产的风险构成，投资者很难对其发出的信息判断金融机构的真实价值和其风险程度。另外，政府的管制影响金融机构间的竞争程度。由于政府管制的存在，金融机构的产品市场很难达到规范和公平竞争，从而弱化了产品市场的公司治理功能，使金融机构外部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减弱。最后，经理人市场。我国金融机构的高管几乎都是政府任命的，且我国的经理人市场处于初级阶段，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进行完善。外部市场的失灵使得银行业的外部治理基本处于失灵状态，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从行业特性来看，金融机构是高风险行业，需要通过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对内部风险的有效监控。但从我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实践来看，除了上市的金融机构需要履行规范的信息披露义务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还十分欠缺，金融机构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监督和风险控制的信息披露有待于建立和完善。同时，金融机构本身也缺乏进行充分信息披露的意识，在披露信息时存在年报内容、格式以及方式不规范，对会计报表附注不重视，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较少等问题。大部分金融机构披露的都是正面信息，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权威性无法得到保障。另外，金融机构向社会披露信息的范围也较窄。由于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使得内部与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削弱了外部关联者的监督，加重了内部人控制现象。

三、中国金融机构治理风险的对策选择

在以上两部分现状及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探讨中国金融机构治理风险的对策选择，这里我们主要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风险预警方面谈对策选择。具体又可分解为两个层面:

(一)中国金融机构治理风险预警机制重构的总体思路

首先，要建立金融机构治理风险宏观预警监管机制，完善早期报警功能。建立金融机构治理风险宏观预警机制组织网络，应本着“统一组织领导，统一管理，统一监督内容，统一监测指标，分级监控”原则，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立宏观预警组织系统。具体负责对全国性和区域金融机构的监测预警，对中观和微观预警机制实行管理和领导，并及时接收来自中观预警机制和微观预警机制的各种信息，处理防范银行风险的各种决策和措施的及时传输。

其次，建立金融机构治理中观风险预警机制，发挥中期监测作用。金融机构治理中观风险预警信息，是接收和反馈金融宏观、微观双向预警信息，并是宏观、微观监测系统的结合部。金融中观预警机制将各种手段、方式合理搭配与协调使用，为实现金融宏观预警机制，通过中观预警机制加以具体化，然后传导金融微观预警机制运行中去，从而发挥中期监测作用。

最后，要建立微观金融机构治理风险预警机制，降低风险程度。金融机构治理微观风险预警机制是宏观、中观风险预警机制的最终传导系统，是对微观风险的监管，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是促进金融机构安全稳健经营的关键环节。

(二)中国金融机构治理风险预警机制重构的具体做法

1.股权结构方面

(1)优化股权结构

我国金融机构的股权过于集中，常出现大股东侵害小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现象。为了避免大股东操纵，金融机构可以建立分散的股权结构。但是，股权过于分散时，又会使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因成本高于收益过多而减弱。理论上，可以通过股权适度多元化来解决这一矛盾，从而提高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效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多元化投资主体主要包括:境外战略投资者、国内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外部自然人、员工、经营者、基金等金融机构，要积极鼓励这些主体参股。特别是，要吸引境外战略投资金融机构，因为这些投资者除了能带来大规模的资本金外，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机制、风险控制能力、创新产品的机制。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和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股权转让价格问题、战略投资者的套利变现和恶意收购问题等。充分考虑战略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以及实力和信誉，不能盲目引入战略投资者。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加强对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监管，报告金融机构的资金和业务往来情况，通过资格核准和监控，掌握其复杂股权结构中隐藏的风险。

(2)明晰产权

明晰的产权是金融机构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机构缺乏真正的所有者对管理者进行监管，委托问题严重。采取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将使金融机构产权关系更加清晰，产权界定更加明确。产权明确不仅能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金融机构对国有资产管理无效的问题，可防止因投资主体不明和无人负责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

2.内部治理方面

(1)董事会

建立一个权责分明、有效的董事会是金融机构改进内部治理的关键。在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中，董事会的作用更加重要。金融机构在建立董事会事时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董事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水平和素质特征，要严格按照独立性、专业化的标准选任。其次，合理安排董事会中董事的构成比例，优化董事会结构，强化对大股东和高管的制衡能力，以维护中小股东和利益者相关者的权益。最后，健全专业委员会，合理确定各委员会的目标、职责、权限和成员结构，提高董事会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

大力推行独立董事制度，适当提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而不是象征性地设立1～2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实现独立性的前提是选拔机制，要选择与控股股东无任何关系、诚信、尽责的专业人士作为独立董事，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并拥有相应的权利。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要出台有关法规，详细规定金融机构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对专业知识水平的要求。

(2)监事会

明确金融机构监事会的职责，加强其监督权力的中心地位。增强监事的业务能力，确保知情权、禁止不善经营管理易位性、荣誉性任职、养老性任职。同时应制定规章制度确保监事会的知情权，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财务报表、统计报表、重大活动的法律文本等文件在报送董事会时，必须同时报送监事会。建立监事会风险控制制度，通过强化监督职能，有效控制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

另外，在监事会中引人利益相关者，赋予监事会新的内容。在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系中，缺少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但他们的利益常常与公司的相关性最大，监事会应集中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引入利益相关者时，要考虑利益相关者以何种科学合理、有效、可操作的形式参与监事会，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

(3)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在建立明确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对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履职评价体系。根据他们不同的工作性质，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其薪酬应与金融机构的盈利情况、实力发展情况、为股东带来的红利挂钩。适度增加与长期绩效有关的薪酬比例，将激励机制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联系起来。比如，建立高管股票期权和员工持股等长期激励机制，将高管和员工的报酬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目标联系起来，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建立问责制。在对金融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科学考评的基础上，实行严格问责。界定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履职要求。明确规定其违反法律或不尽职的处罚措施。要彻底取消金融机构高管的行政级别，改变选拔的方式，将聘任高管的权力归还董事会，使高管成为真正对董事会负责的管理人员。董事会要拓宽选择高管的渠道，按照市场化原则选拔高管，理顺董事会和高管层、董事长和高管之间的关系，便于董事会、监事会对高管实施有效监督。

(4)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督

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力度，将内部审计作为金融机构内部监督的核心。内部审计要为金融机构提供独立、客观的评价和咨询活动，从而增加其价值，改善经营状况。

加快金融机构流程改革，优化业务操作过程，建立联动的业务管理机制，全面改造内部业务流程。适当削弱金融机构基层负责人的权利，减轻管理信息严重减少的现象。强调集中控制，用制度手段提升执行力、提高经营战略决策的执行力，防范各种风险，解决基层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3.外部治理方面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应实行信息透明化，建立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这里所说的信息透明不仅要对外部透明，还要对内透明。通过建立定期的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地将有关公司工作动态、市场动态、政策动态和风险状况反馈给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实现公司经营的透明化。对于不向股东通报经营情况和风险情况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有权进行督促。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准则，对

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盈利等进行详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发挥市场的监督约束作用，提高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透明度。信息披露过程中，除了要强调金融机构的内部审计监督外，还要强调外部的独立审计监督。通过“外人”的审计，披露的信息会比较客观、公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共谋”问题。

(2)规范金融和金融产品市场

构建会融机构公司治理所需良好外部环境。首先，促进金融业的良性竞争，循序渐进地对外开放我国金融业。要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减少政府对国有金融机构具体业务的干预，强化政府出资人的身份，用市场化的手段管理金融机构。落实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自主权，鼓励他们相互竞争。其次，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鼓励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及机制创新，使合规经营得到及时的支持。最后，应该大力发展经理人市场，促进金融机构管理人员之间的竞争。总之，政府须从微观方面退出金融市场，放弃对金融机构的干预，使金融机构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标、规范其经营行为，并采用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通过竞争来选聘高管和通过商业化方式来进行资产管理等。

(3)加强外部监管

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相当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想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框架，就需要外部的强制力量，需要外部监管、法律环境、金融市场等多种因素的配合。监管部门要强化对金融机构的股东的监管，鼓励资本实力强、诚信记录良好的机构参股金融机构。同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保护遵规守法、坚持原则的高管，淘汰不称职、不合规的高管，处罚违法、违规的高管人员，培育合格的证券业职业经理群体。由于经营管理的特殊性，金融机构无法像一般企业一样，依靠公司治理机制来确保正常的运营。在这种状况下，金融机构需要监管部门加入公司治理，来弥补其治理机制的缺陷。有效的监管活动，有助于控制金融机构进行高风险的业务，可以减少股东和经理层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损害。另外，要建立完善的评价机制，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状况进行评价，有利于督促金融机构规范运作、提升其公司治理水平。

四、结论

总之，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中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体系必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和防范公司治理风险，要通过不断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逐步推进公司治理评价和治理风险预警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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