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的定义范文
时间:2023-06-16 17:39: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府令第109号,以下简称《规定》)自20*年10月1日起施行。为做好《规定》的贯彻落实工作,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制定和实施《规定》,是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稳定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规定》的实施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把这项工作作为理顺农村经济关系、稳定农村经济秩序、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二、广泛宣传,抓好培训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印发宣传资料、组织现场咨询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使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深刻领会实施《规定》的重大意义,掌握《规定》的相关内容,为《规定》在我市顺利施行营造良好的氛围。要举办各层次的培训班,使各级干部、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和财会人员以及参与这项工作的业务骨干,全面正确领会《规定》的精神实质,掌握相关的农村政策,为全面贯彻落实《规定》打好基础。要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突出重点,加强指导
(一)做好集体经济组织核定工作。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定要遵循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原则,以是否拥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资产产权为标准。要注意保护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明确资产的所有权,避免出现平调、合并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现象。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不应追求进度,要防止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各县、区可选择1—2个集体经济收入较高且群众基础较好的镇(办)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铺开。
(二)做好清产核资工作。核实集体经济组织的各类资产、负债,明晰产权归属,对坏账依法进行核销,确保证明书所填列的经济数据准确、真实。
(三)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章程的示范样本由各县、区自行拟定供集体经济组织参照。镇(办)有关部门要把好章程的审核关,做好备案工作。
(四)做好成员界定工作。要按照“依据法律、尊重历史、公平合理”的原则,制定出合理、可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文件,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好成员界定工作。
(五)理顺集体资产财务登记和经济合同签订关系。对于过去由于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而把集体资产与财务收支记入村(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名下,或由村(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代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经济合同的,要逐步加以理顺。
(六)实行股份制改革。对于已经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配的经联社、经济社,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股份制改革。
篇2
关键词:静止侧压力系数;粘性土
作者简介:尹改梅(1980-),女,工程师,从事岩土工程设计与土工试验工作。
Abstract: With the palaeoclay samples in Wuhan as a ca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testing the Coefficient of Lateral Pressure ‘at Rest’ using an automatic tri-axial apparatus,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uts forwards some caution items in this test.
Key words: Coefficient of Lateral Pressure ‘at Rest’; palaeoclay
中图分类号:TU4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前言
静止侧压力系数K0是土体在无侧向变形条件下,侧向有效应力和轴向有效应力之比,即K0 =Δσ3’/Δσ1’。由于静止侧压力系数K0值能体现出地层在上部荷载的作用下,其水平方向的应力状态,对作用在挡土结构物上的压力分布、安全性以及工程措施的制定和工程造价等均有直接影响。因此,在地铁、轻轨以及高层建筑的基坑等工程勘察中,K0是一个很重要但较难测定的试验指标,目前K0的测试方法主要有三轴仪法和K0固结仪法两种,K0固结仪法,橡胶膜厚度对试验的影响难以消除,测试结果不太理想;经典的三轴仪法需在压力室中对样品的侧压变形进行监测,技术难度较大,不利于普通实验室推广使用;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经验公式。本文以武汉地区老粘土、砂类土为例,介绍了一种采用全自动三轴仪测试静止侧压力系数的新方法,比较了其与经典三轴仪法的优点,并指出了试验的注意事项,可为同类试验提供参考。
1、测试原理与方法
样品在侧压力作用下产生固结排水,势必导致轴向和侧向的同时变形,通过调节轴向压力,使样品轴向的体积变形等于样品排水量,可近似地认为样品的截面积保持不变,从而模拟侧向不变形条件,即:ΔV=Δh×A0,通过测量不同侧向压力下的轴向压力和孔隙压力,绘制( ~ )关系曲线,根据曲线斜率求出静止侧压力系数。
我们采用北京华勘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全自动三轴仪,在围压恒定条件下调节轴向变形,模拟侧向不变形条件,测定各级侧压力下对应的轴向应力,求得静止侧压力系数。实践证明,作为对静止侧压力系数经典试验方法的改进,采用全自动三轴仪法,通过试验参数设置,实现试验进程的自动化,方法简便易行,结果较为可靠。
2、试验步骤
(1) 样品制备:待测样品切制成直径 3.91cm、高8.00cm的柱形试件。
(2)试件饱和:将土样放入饱和器里进行大于1h的抽气(砂类土和粉土可以直接注水饱和),并注水饱和一昼夜,使试样充分饱和。
(3)样品安装:用反压调压筒注水驱除试件底座和压帽内的气泡,将试件两端贴上润湿的滤纸圆片后垫上透水板,并在试件侧边加贴8-10根窄长的滤纸条,借助承膜筒及对开模具,将试件安装到压力室中,底座和压帽均用橡皮筋扎紧。压力室内注满清水,调节轴向活塞杆与试样帽轻微接触,施加5~10kPa围压,将膜土间多余水分排向反压调压筒内(此时应按下控制面板的反压筒“稳压”按钮,打开排水阀门)。
(4)试验:进入数据采集界面,登记样品信息,检查无误后,点击“开始试验”后,程序将按照试验参数设置的初始压力加载围压,根据排水量即时调节轴向变形,并按设置的采样步长记录试验数据(侧压、轴压、孔隙压力、变形数据等)。每级侧压力保持恒压稳定一定时间(围压控制的时间间隔)后,加载下级围压,直至试验结束,整个过程均由计算机自动控制完成。
试验过程中,反压筒的“稳压”按钮应保持打开状态,使样品固结排水。虽然该试验理论上并不要求样品固结稳定,而通过试样帽单向排水测孔隙压力,取得有效侧压( )和有效轴压( ),整个试验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但经验表明,若采用单向排水且加荷历时过短,容易导致样品产生上细下粗的梨形变形,因此建议在试样侧向加贴滤纸条并采用两端排水,延长每级压力下的固结稳定时间,使孔隙水压力充分消散,具体的固结稳定时间可通过观测单向排水时孔压消散的情况大致确定,也可直接按经验确定,一般性的粉质粘土采用双向排水且围压增量不大(50kPa左右)时,固结两小时孔隙水压力基本消散为零,粘土的固结时间可适当延长(比如4h~8h),粉土可缩短到1h左右。
3、试验结果分析
观察荷重~时间曲线可以发现,在同一压力下多个采样点采集的轴压值实际上处在一个振荡区域,尤其当大压力段的变化幅度较大,建议按取中间值取值(N),仪器配套的软件系统按下式计算轴向压力( ):
(1)
式中,—某级压力下对应的轴压取值(单位:牛)
—试样截面积,样品直径为3.91cm时,对应的截面积为12.01cm2
—活塞杆截面积,通常的规格为2cm2
—孔隙压力,若固结时间足够长,可认为孔隙压力完全消散。
同时可以绘制绘制关系曲线:以 为横座标, 为纵座标,绘制关系曲线。该曲线斜率即为静止侧压力系数 ,计算式可写成:
(2)
侧膨胀系数又称泊松比,可通过与静止侧压力系数的关系求得:
(3)
图1 某粘性土样静止侧压力系数测试结果
4、结论
(1)该试验过程无需微机支撑,在无人值守条件下,昼夜连续自动控制试验全过程,试验效率高。此试验原理方法较简便易行,满足大批量的生产需求。
(2)该试验过程采用动态实时采集技术,可显示试样实时压力、变形数据和曲线图形,便于随时掌握试验进程。 该试验系统稳定可靠,具有很强的自动保护、恢复试验的功能,当停电恢复后,系统将自动启动,继续完成试验。
(3)本文为初学者提供参考,建议把该试验方法列于规范使用,使广大的试验者有据可依,把KO试验方法做到规范和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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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民族;民族经济体制;国家经济体制。
[作者]马淮,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47-004
在当今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存在着直接将民族经济体制等同于国家经济体制的现象。这一方面使得民族经济学与主要研究国家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出现重合,民族经济学不得不对这一研究领域“退避三舍”,不利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则使得学界对于民族国家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性及产生这些差异的民族性原因缺乏深入认识,形成民族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建设的掣肘。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廓清认识,合理看待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关系。
一、民族经济体制是阶段性的民族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
民族经济体制是民族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是民族经济制度的展开与阶段性形式。民族经济制度是对一种社会形态中民族经济关系总体性质的规定,民族经济体制则是阶段性的民族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对一种社会形态中不同阶段上的特殊民族经济关系性质的规定。
一种民族经济制度存在的时间往往是很长的,在其存续期间,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从而总体的民族生产关系未发生变动,但是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变化及其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关系的调整,在民族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经济体制会随之发生转变,从而形成民族经济制度延续过程中的民族经济体制的质变。民族经济体制的质变是民族经济制度量变的重要表现,是民族经济制度阶段性矛盾变化的结果。当民族经济体制转变时,并不意味着民族经济制度被否定,民族经济制度的一般性本质和原则作为民族经济体制转化的大前提存在着,同时在民族经济体制的转化中得以坚持并提升。
民族经济体制所涉及的经济权利,与民族经济制度在层次上是有区别的。民族经济制度层次的权利,主要是所有权,包括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两个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民族经济生活的基石,只要所有权关系不发生改变,民族经济制度就能保持。民族经济体制则是在既定的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所有权的前提下,以占有权、监督权、管理权等权利构成的对民族经济关系和民族经济活动的界定与导引,它涉及所有权对占有权的控制方式、占有权的地位和作用、监督权和管理权的构造和运行方式等,具体表现于民族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民族经济的决策权力结构、民族经济利益和动力结构、民族经济管理和调控体系等方面,是由民族经济的运行模式、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等等组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多层次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的有机整体。
民族经济体制作为民族经济关系在一个阶段矛盾各方面对立统一的集中体现,是以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制衡。民族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由各方势力相互矛盾、斗争决定,其框架也是由各经济权利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如果说,在民族经济制度层面,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在主要经济矛盾中占主要方面的阶级或群体的性质,那么,在民族经济体制层面,各个利益群体――不论是已经占据社会主体地位的,还是正在争取主导地位的,或社会的弱势群体,都会积极地展开活动,试图通过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影响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利益分配格局,同时,民族内部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矛盾,包括旧的部落、部落联盟的差异与矛盾、区域间的关系与矛盾、不同人种与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造成的矛盾、阶级关系与矛盾、阶层与集团关系与矛盾、新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与矛盾等等,都会在这个层面展现出来。各种矛盾综合运动的结果,形成对既有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和修正,并最终促成民族经济体制内容和方向的演变。
民族经济体制不同于国家经济体制。通常我们简称“经济体制”时,往往指代的是国家经济体制。需要注意的是,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
二、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有机联系
从联系上来说,民族经济体制是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在民族国家,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往往重合。
民族经济体制的出现要远远晚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出现。国家和民族虽然都是历史范畴,但是民族相较国家而言,对于经济内合性、政治集中性和文化同质性的要求要高很多。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而形成,即使这个国家的内部成员依然是离散的、缺乏密切的内在联系的,成员共同体仅仅处于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阶段,但只要形成政治公权力的统一,就可以称作国家的形成,这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政治和封建领主政治中都可以观察到。也正因此,对于国家,韦伯定义说,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当一个社会组织中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时,我们就可以说国家出现了。但这时,源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心理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具有高度的群体自身认同感的民族,还远未形成。民族是通过国家形式而产生的。在国家的发展阶段上,城邦式国家仅仅是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之后,西方的国家又经过马其顿、奥斯曼土耳其、罗马或阿拉伯式的军事帝国,最后才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逐渐孕育出民族,并进而形成以民族为基本内核的现代民族国家。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典型特征就表现在王权在与教权、封建力的斗争中地位逐渐上升,而伴随着教权地位的下降,原本被教皇或者上帝赋予世俗主宰地位的国王的神圣性也在丧失,国民开始把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具有相同特征、内在联系的生存共同体的忠诚,而伴随着这样的转变,也就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内在聚合性更强的社会形式――民族。黑格尔曾讲:“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中可以得到更加清晰地说明,华盛顿就在他的告别演讲中曾说:“政府的统一使你们(指美国公民)组成了一个民族,美国人这个名字就属于你们,你们都是国民”。无论是从欧洲、美洲,还是民族形成最早的中国来看,民族都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当国家孕育出民族后,民族经济体制才能相伴而生。
民族经济体制是民族这个生存共同体经济系统、有机作用的结果。在民族内部,为互通有无,满足整体的需求,各地域之间、支系之间的个体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联系。正是通过这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体,民族经济体制得以存在和发展。
对于民族国家而言,一旦民族经济体制形成并得到良性发展,国家的稳定性、内合性会得到极大地提升。而且,通常来说,国家的发展程度越高,民族的国族化程度往往越深;国家发展程度越低,情况则正好相反,这几乎是一种规律。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家发育程度越高,政府行政能力和责任感
越强,国家的建设规模和开发力度就越大,国家经济的整合力和社会信息的穿透力就越犀利,国民教育体系和大众文化传播网络就越发达,基于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理性思维的国民文化就越繁荣,越具影响力。而所有这些对于国内民族而言都意味着深入、有利的促进、冲击和改造。“在一些发达国家不管族群和移民集团原来处于一种怎样发展状态,面对结构稳定、职责分明的政府机构,严密完整、无可躲避的法律体系,数额庞大、精心规划的国家投资,无处不在、高速运转的市场经济,开放发达、规模宏大的教育培训网络,铺天盖地、无所不包的传媒信息等等,他们现在只能以国家的发展状况为参照点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方式,而且这种适应还必定是尽可能地快,因为在浩大的社会潮流的冲刷、裹挟下,想慢都慢不下来。”近代以来,国家往往会利用民族的整合性、凝聚力来加强自身的稳定性建设,通过塑造国族来促进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民族一国家”的国家结构,已经成为近现代国家发展的潮流。在20世纪之前,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德意志民族等等典型的民族国家已经形成,20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国家形成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一国家”;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从而兴起了一大批“解放型”的“民族一国家”;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其各个地区,尤其是一些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中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原有3个国家的基础上出现了23个新的独立国家。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在民众外延上具有同一性,“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无论行使哪种职能,都需要使自己具有民族这一普遍的形式。虽然各国的统治阶级在其阶级属性上各不相同,国家的阶级内容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无不以民族的外观出现,以民族的代表者的资格活跃于世界舞台,而每个民族也都依附于一定的国家形态,因此,每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与他所依附的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民族和国家的这种相依相扶的关系,使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经常出现重合,这也是当代很多学者对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不予区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区别
即使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我们依然要在认识并重视这种关系的同时,对二者的区别予以强调,不能将二者混同。
首先,虽然大多数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重合,仍然不能忽视存在着一些民族经济体制,其在外延上差别于国家经济体制。实际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生活,也都各自具备实现它们的政治生活的民族政治体系。这种体系既可能采取国家的形态……也可能采取非国家的形态,或者是若干具有过渡意义中间环节或中介形式”。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分离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不胜枚举。例如历史上的元帝国。元帝国曾经以其剽悍的骑兵征占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片土地,版图曾到达里海,外高加索,南包西亚,北括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元帝国虽然进行了领土的扩张,但未能形成民族融合,德国、法国、东罗马帝国等等的人民依然保持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存在形态,这使元帝国的国家经济体制外延要远大于民族经济体制外延。再比如前苏联。前苏联实行的是民族联邦制,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共和国,各共和国通过加盟形成苏联。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前苏联已经拥有16个加盟共和国、17个自治共和国、6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专区。由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前苏联始终没有依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形成囊括全苏联人民在内的国族,这使得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要明显大于民族经济体制,或者说,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就是由若干个民族经济体制构成的综合体。在前苏联的示范效应下,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东欧国家也形成了国家经济体制大于民族经济体制的体制结构。当然,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外延上的差别,也可以表现为国家经济体制范围小于民族经济体制。比如前东德和西德,很明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体民族都是德意志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民族的族民在国家形态上一分为二,其结果就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经济体制要大于国家经济体制;现代民族经济体制大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共享“朝鲜族”民族族称的北朝鲜(朝鲜)和南朝鲜(韩国)。两个国家共同存在于朝鲜半岛,共同的民族属性使其虽然在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较大,但同一民族的内聚力依然不断地使两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呈现出联系、融合的倾向。
其次,从内涵上说,由于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主体不同,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的作用对象也不相同。民族而非国家、族民而非国民,是民族经济体制的主要涉及主体。现代国家,其最根本的两个要素是领土和公民,国家的全部制度机制都是围绕这两个要素和原则设计建构的,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与社会的能力是在领土范围内实施的,对外部行为者的控制也是通过对领土和边界的管理与控制实现的。而民族则不同。民族是人们在同一政治组织和相应制度框架内,在共同地域内由同一文化形态主导从事经济活动的具有共同语言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存在方式。民族不仅强调它的族民的地理生存区域,更加强调其在政治、文化、经济、语言等方面的同一性、类似性。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区别,导致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的作用对象存在较大差异。概括来说,国家经济体制干预和控制经济以领土边界和国民为限,其国民是否由同一民族构成,并不是国家经济体制研究所关注的,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与联系,也并非国家经济体制的分析要点;而民族经济体制的研究对象则是受政治、文化、经济、语言等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民族成员及民族成员所在区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由不同的民族性决定的民族经济体制的差异是民族经济体制研究的重点问题,民族间的经济差别、联系和相互影响对于民族经济体制变迁的作用方式和结果也是民族经济体制所要密切关注的。正是由于以上区别,使我们在谈论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时,主要分析以苏联的联邦中央为核心的联邦总体经济体制;而在探讨前苏联的民族经济体制时,则不仅要对联邦总体经济体制进行说明,还要对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等的经济体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说明,而且,前者提供的是背景,后者才是民族经济体制研究的主体内容。
篇4
[论文摘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新的科技革命掀起一场新的革命,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一个长期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全,互联网快速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起到了一定影响。电子商务逐渐向传统的经营模式提出挑战,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新纪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我国加入wto后,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更是尤为突出。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知识经济爆炸的今天,高科技不断充斥着生活的今天,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放眼全球,走在科技的尖端。
互联网时代正在飞速的向前发展,现在已有1.3亿人学会了使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主流的经营模式。电子商务是指对整个贸易活动实现电子化。从涵盖范围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务是交易各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面谈方式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交易;从技术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务是一种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获得数据(共享数据库,电子公告牌)以及自动捕捉数据(条形码)等。电子商务是因特网爆炸式发展的直接产物,是网络技术应用的全新发展方向。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全球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也成为电子商务的内在特征,并使得电子商务大大超越了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所具有的价值,它不仅会改变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而且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与结构。
要理解电子经济,首先必须认识到网络是一个新的媒介,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考虑到网络给人们之间的沟通以及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很多人认为更多的贸易往来很有可能完全在互联网上实现。可以肯定的说,即使网络即使不是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也至少回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自从新的科技革命开始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受到冲击,面临挑战的同时,也遇到各种机遇。电子商务对于市场经济影响在于:首先,它将会淡化有形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场所的概念和功能。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将改变人们对千百年来对市场的理解和认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有形市场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和地位无疑会淡化,而更加广阔频繁,多样化和实时性的商品网络虚拟交易市场将逐渐兴起和扩大。第二,市场范围会变得更加广阔,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商品交换活动当事人数量的增加,以及交换关系在空间上的扩展。第三,市场交易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电子商务对于传统商品交易活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和革命,在未来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将大量使用包括电子目录,电子广告,电子交易系统,电子邮件,电子合同,电子商品编码,电子报关,电子纳税,电子库存管理,网上交易谈判,电子保险索赔和电子结算等在内的各种电子手段。
同时,对于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也存在着影响。第一,在收集信息上更为便捷。借助于互联网,既能使消费者购买决策更加迅速,果断和趋于理性,同时也可以减少因为搜索这些信息而产生的辛劳和时间。第二,消费者在购买时间和空间的选择上有更大的灵活性。第三,付款方式,由于电子支付使商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之间能够随时随地的使用电子方式支付有关贷款,完成电子交易,作到“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整个交易过程。第四,消费者将享受到即时周到的销售指导和售后服务,通过网络信息查询和网络沟通方式,消费者杂从选择产品开始到商品购后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可以享受到高标准的销售服务。与传统的销售方式比较,网络服务系统将更加及时,有效,全面地向所有消费者提供各种销售知道和售后服务。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它对企业经营和管理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首先,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使企业面对的市场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市场将面临这样一种趋势:从狭小,传统,有形的小市场逐步走向广阔,现代和无形的大市场。其次,电子商务具有低成本进入市场的特点。第三,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时又对企业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我国目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个方面提高科技含量。但是,目前,我过仍是传统的经营模式占主导地位,这就要求全面提高科技含量和改变人们的普遍传统意识。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市场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电子信息化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正在进行中的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轨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主体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在新的时期,中国加入wto的契机结合我国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的市场经济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与国际接轨和自己国情相结合,找到真正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更好的在高科技的浪潮下乘风破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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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包头之窗,迎接知识经济挑战
篇5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篇6
一、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
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在出现后,它并不进行生产。然而,为了维持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国家又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分到一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不进行生产,它不可能通过交换的形式来获取它所需的社会产品,它所拥有并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强制性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税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在和运转消耗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因此,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能够存在;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财政的存在,只需要国家这个唯一的前提。可以说,财政是国家内生的一种东西。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不如此。在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家仍然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与财政的这种存在必要性相关的是财政筹集收入的职能。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私人经济主体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外部效应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应导致的成本或报酬分担不合理,它也会妨碍社会的公平。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将外部的成本或报酬内部化,使带有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数量改变到合理的水平。
3、垄断
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产品的供给,使其产品的售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形成了垄断。由于垄断者能够操纵市场价格,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产品边际效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结果是造成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量不足,价格偏高,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对此,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强迫或鼓励垄断者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使该产品的售价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以避免社会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会自然形成垄断。对这种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也应该及时加以干预,也可以划归政府来经营。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市场在交易中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有着更多的信息或有着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总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偏离帕雷托最优。
5、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在微观经济中表现为上述偏离帕雷托最优的情况,市场失灵同样也反映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对宏观经济领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与失衡。为此,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控。
但在现实中,市场失灵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制度崩溃,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应该有一条挽救市场失灵的途径。其中,除了认为应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扩大市场覆盖面(即市场完全化)和提高市场效率来挽救市场失灵,但在实践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多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体现。
于其他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具有以下优势:
1、财政手段比较灵活,税率和补贴额可以根据外部性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2、财政手段的管理费用低,避免了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巨大费用。
3、财政手段在技术上比界定产权、扩大市场覆盖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所应具有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经济的调节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机制能够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介入。只有发生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它的职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只能有财政来进行供给。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还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并解决垄断的问题。
2、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在前面提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状况极不公平。这样客观上就要求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机制。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再分配机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场的财政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一点上,财政可以说天然地具有作为进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条件——强制课税权。这使得财政可以大规模地介入国民收入分配,通过税制设计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把资金从那些收入偏高的人们手中征集上来,然后,再通过各种类型的转移性支出项目,如医疗保险、食品券补贴等,把资金转移给那些收入偏低的人们。
篇7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种体制尚未完全确立和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犯罪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论述经济犯罪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1、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经济犯罪指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让利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特征:(1)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2)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3)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4)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二、市场经济及其法制特征。特征:(1)是权利经济。(2)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3)是契约经济。(4)是竞争经济。(5)是法制经济。三、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1、侵犯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2、扰乱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3、妨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4、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四、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途径。1、严格执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根本保证。2、完善刑事立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基本前提。3、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养活经济犯罪,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经济犯罪、市场经济、法制、刑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但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原因,也由于商品经济本身的各种负面效应,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也不断出现,这极大的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很多经济犯罪,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也因此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或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犯罪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考探索经济犯罪,市场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法学本科生,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刑法的有关规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和特点
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归根到底都与经济有关,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把这些犯罪都称之为经济犯罪。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把某些与经济活动有关联和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行为称之为经济犯罪。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是在犯罪这一整体范畴中从经济这一角度或者层面对犯罪中部分范围的界定。而犯罪一般被认为是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经济犯罪中的“经济”一词本身是一个多义词,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经济活动或者财产。因此经济犯罪就应该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可见看出经济犯罪的这一定义,3、具有以下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可能是经济犯罪,没有这一特征的犯罪,只能是其它犯罪;二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经济犯罪直接危害着社会经济秩序和其它秩序,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程度,否则不是经济犯罪;三是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这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了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为犯罪,只有被规定为犯罪的才可能是经济犯罪;四是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犯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当然要受到刑罚的处罚。这四层涵义密切相联,共成一体,构成经济犯罪的一般特征。经济犯罪与其它犯罪的最大的区别是经济犯罪的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这一区别也是经济犯罪的独有特征。另外,我们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入手,可以将经济犯罪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犯罪,它直接破坏着经济秩序,可称之为经济活动犯罪;另一类是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它破坏着经济秩序,同时也破坏着其它秩序,比如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可称之为财产犯罪。
经济犯罪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经济犯罪浮动呈现上升趋势,有其以下特点:1、经济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案要案不断出现,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以上,甚至数百、上千万元的大案时有发生。2、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藏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3、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这类犯罪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经济犯法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藏性等特点,导致了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
篇8
【关键词】道德素质;政治文化;构建
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中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文明”就是要求我们做好文化建设,而政治文化能否搞好不仅关系到文化建设还涉及到政治建设。道德素质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公民道德素质不仅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公民道德素质是否滑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过一些不好的现象我们还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在看到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时仅仅只是做出一些简单的评价,其实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这个社会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所暴露的弊端。
一、公民道德素质下降的表现
之后,我国逐渐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体的利益被摆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与集体利益,那个时代强调的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融合以及个人之间在利益上的一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不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转变必然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市场经济促使下形成的利益源泉的多样化,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导致人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和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个人积极性极大的发展,我国经济也开始迅速腾飞。但是个人利益的膨胀必然导致人们价值取向上的失衡。人们一味向钱看,任何事情都要通过“钱”来解决。为了“钱”,人们丧失了人性中最基本的良心,房地产开发商在建筑施工中偷工减料,出现“楼歪歪”;食品质量安全不断引发人们担忧,人们不时发出感慨,现在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放心吃的;为了获得所谓的医疗赔偿,不惜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往车上撞,不分青红皂白,救人者反成害人者等等,这一系列让人悲愤的现象已不是少数。如果说人们价值取向上向“钱”看是人们价值观的失衡,而人情冷漠、见死不救那就是人们心灵的扭曲。“小悦悦”事件、长江里打捞尸体收钱事件等,不禁让人们气愤更让人们寒心。这一系列被媒体曝光的事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实可想而知在没有被新闻挖掘的平常的生活中又有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不能再一味高调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弊端的,我们应该正视社会现实,反思我国社会发展到底在哪出现了病因。
二、导致公民道德素质下降的原因
公民道德素质的下降无疑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国家政策、体制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公民的意识形态。
(一)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弊端,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下,国家的资源由市场进行最基础的配置,减少了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统一分配和控制,原来的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分配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社会已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人们在利益关系上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人们可以直接通过社会获得所需的资源,从而对国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的利益单元迅速地从国家和集体缩小到社会最
小单位―家庭和个人,使得原来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整体联系迅速地崩解为无数个小碎片,这就是利益单元的个体化”。 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使人们之间在利益追求的目标和内容方面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人们渴望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激发了人们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无限膨胀的个人利益与价值观相结合,在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与法律约束下,政治、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同步,不能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失衡。
(二)法制不健全,没有体现公平正义,人们对此失去信心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也意味着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我国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出台到1992年宪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大,更主要的是没有真正体现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由于我国受传统的人治思想影响很大,在现阶段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法制建设当中,这就有违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今天人们所表现出的人情冷漠,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人们缺少法律意识,而是人们知道即便是拿起法律武器也很难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法律都不能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人们只有选择漠视,以求自保。因此,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也是导致人们道德素质滑坡的重要原因。
(三)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侵蚀了我国公民的思想意识
在西方思想文化中,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民主思想,它强调个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虽然在反对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这种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暴露出虚伪性和欺骗性。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以个人为中心,个人价值高于集体价值,把个人的一切凌驾于他人、社会、国家之上,因而对社会、国家的危害是很大的,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所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是相矛盾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为了达到追求私人的名利、权欲和物质享受,就会不择手段损害集体、国家的利益,最终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生目的被对金钱的探求所充斥,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可以买卖。因此,有钱就有了一切,金钱的多寡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于是拜金主义就成了社会通行的价值导向。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是不可逾越的经济形态,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滋生的土壤仍然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拜金主义思想产生的客观因素也是不可回避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也势必会影响我国公民的思想意识,从而导致道德素质的下降。
三、反思中国政治文化的构建
公民道德素质的滑坡如果不加以遏止势必会给整个社会秩序带来紊乱。当权者应该反思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为什么公民的道德素质却呈下降趋势,我国在不断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现存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制度是否得到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我国经过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等等,对于这一系列变化,人们是否适应和接受与这一变化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政治系统成员对原先所信仰的政治目标、社会理想、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等产生怀疑,当原先相当一致的政治价值取向发生改变甚至被抛弃时,人们对政治问题感到疑惑,这往往对社会共识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缺乏基本的共识,政治系统也将出现不稳定状态。” 所以我们在注重寻找导致公民道德素质滑坡的微观原因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整个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系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个体乃至群体政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率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用来表示政治的价值取向模式,至此政治文化在政治学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对于政治文化的内涵,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卢西安・派(下转第221页)(上接第222页)伊等认为:政治文化是由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形式的特殊取向所组成。政治文化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 大部分西方学者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并突出“取向”这一内涵。国内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种界定主要受美国学者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基本上视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 ;第二种界定在借鉴西方学者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参考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和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认为政治文化的构成除了政治心理的内容,还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把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意识称作“软模式”,把政治制度称作“硬模式” ;第三种界定认为政治文化除了心理层面,必须包括政治思想,在结构上分别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层次、政治价值评价层次和政治心理层次。 在陈振明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中,给政治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政治文化属于主观意识范畴,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政治心理层次诸要素,政治理想、信念、理论、评价准则等政治思想意识是其表现形式,与物质的政治系统是互动平衡的关系。 这一定义从政治思想层次、政治心理层次和政治价值取向层次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政治文化的定义。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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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高校;专业设置
1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然而当时并没有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第一次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并且将新制度经济学和旧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如下区分:1、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经济行为;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以“交易”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埃格特森对新制度经济学又进一步做出了如下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模型引入经济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价格和数量两大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维度;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推进了古典经济学大众化的愿望[1]。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芮切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有以下分支:(1)产权分析;(2)交易费用经济学;(3)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4)经济历史的新制度分析;(5)经济学;(6)合约经济理论[1]。芮切特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已经非常成熟。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引入制度领域,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我们研究高校专业设置问题,主要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合约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制度的变迁往往由交易费用引起,因此本论文主要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产权、交易费用、委托理论即合约经济理论的相关理论。
1.1产权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并没有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因为产权明确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对于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具有重要贡献,科斯关于产权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对于经济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在定义产权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德姆塞斯是对产权理论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他对产权理论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方面:1、说明了产权对资源配置影响的内在机理,产权通过引导人们使外部性内部化来引导资源配置;2、产权的归属有两个极端,即公有制和私有制,私有制天然具有较高的效率;3、产权的界定有无限性和相对性,产权包含无限的潜能;4、产权迁移发生的原因是新产权带来的收益,大于改变旧产权所造成的损失[1]。在以上两者的论述中都谈到了产权的意义、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等,但是都没有指出产权应当配置给什么人。波斯纳指出:“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其抑制了交易,产权应当赋予最珍视它的人。”科斯强调了国家在产权界定中的优势,但是其并没有说明国家和产权界定之间的联系,诺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1、国家作为经济人,其对产权进行原始定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2、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3、国家的权利过大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有可能损害产权主体的利益。
1.2交易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来源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康芒斯将“交易”定义为和“生产”相对应的经济活动,“生产”是人与自然的活动,“交易”是人与人的活动,“生产”和“交易”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他认为交易分为平等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科斯在康芒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交易理论,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交易费用。研究交易费用的视角主要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本论文所研究的主要是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在此也只对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进行简单的介绍。交易费用的微观层面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事前费用,主要是指交易发生之前的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的费用;二是,事后费用,即为确保交易完成所产生的费用[1]。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制度创新:(1)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2)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的有利了。制度的变迁受到成本、收益、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虽然交易费用对制度的变迁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无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存在时滞。
1.3委托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因不满足于阿布德布鲁体系中的“黑箱”理论,开始研究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委托理论随之产生。委托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基础:(1)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一致;(2)委托人和人都是“经纪人”。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拥有较少相关信息,人拥有较多相关信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治理机制问题,也就是激励和约束问题。
2高校专业设置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关系的机理分析
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的发展要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专业设置的问题就是高校所设置的专业能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也就是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人能否满足委托人政府要求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我们可以推断出:“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也在于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产权和交易,产权的安排对于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确保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2]。
2.1专业设置与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的含义是“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利,更严格地说是一组权利,是各个相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权利的总和”。具体到教育产权也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应当明确财产所有者的权利边界,确保财产所有者的权利的实现;第二应当明确出资者和学校法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第三教育产权的各个权利主体是有边界的。教育作为一个准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作为主导者时,有其边界效应。当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运营时,其有正外部性的特征,在权责不明确的情况下会产生“搭便车”等效率低下的问题。在高等教育中产权的界定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3]。众所周知,在高等教育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制度安排上,政府即是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主体。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中央-地方-高校的三级管理体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在高等教育的举办中,存在政府或公众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委托关系[3]。政府、公众、高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益的倾向。高校作为人一定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不可能把保证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也就不能把保障专业设置的质量作为自己的追求。产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产权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但产权的明确并不能确保高等教育运行的高效。因此除了明确高等教育的产权,还需要有必要的激励,必要的激励就是剩余价值的索取。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产权设计中,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所有者,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因此剩余价值所有权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和高校就丧失了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因为政府和高校也是“经济人”,“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各个层面,各个参与主体,都存在通过某种不正当途径获取好处的欲望和动机。权利和责任需要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剩余价值的所有权才会对产权所有者形成反向激励。当前我国的高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政府财政和学生收入,而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培养层次和学生的基数,也就是说学生的基数决定了高校的收入。在这种拨款模式下人才培养的质量,专业设置的质量不会影响到高校主体的收入,也不会影响到委托关系末端教师的收入。而高校作为办学主体,并没有产权或是剩余价值索取权,这种权利的缺失又导致了责任的缺失。
2.2专业设置与交易成本
专业设置问题的实质就是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是改变当前的高校专业设置的动机,其实质是促进新的专业设置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诱导因素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节约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也就是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一种收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这种制度的变迁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导性变迁都涉及到旧制度的去除和新制度的维护,无论是旧制度的去除还是新制度的维护,都要确保费用或交易成本的降低,并形成有效的激励,使人享受到交易费用降低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要确保高校提高专业设置的质量,就必须降低交易费用,并使高校主体享受到其带来的剩余价值。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三种:(1)买卖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学生购买高等教育服务;(2)管理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的管理;(3)限额的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政府组织。在教育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包含:(1)信息搜集的费用,即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为了搜寻和教育有关的特性所花费的成本;(2)签订契约、谈判、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费用;(3)履行契约和收回教育成本的费用;(4)排他的费用,即防止其他不付费者享有教育的费用;(5)监督契约履行的费用;(6)避免违约的费用。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或家长和高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学生和家长难以对高校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当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人作为信息的拥有方为牟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必然会使委托人的利益受损使的质量持续下降。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缺少必要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导致我国的高校质量参数没有准确的获取渠道,以致个别低质量的培养单位滥竽充数。因此在合理的产权安排下,高校能够获取剩余价值,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3影响高校专业设置的相关因素及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3.1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
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由于教育具有经济的属性,因此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教育的功能包含人本发展功能和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体制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无论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还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个中介,二两者之间的中介就是教育资源[4]。教育资源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资源,它从属与社会资源,其配置方式必然会受到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然而教育资源又不同于其它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教育不仅仅有社会化的功能,还有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因此在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其母体制即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还应当尊重教育本身的运行规律[4]。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主要追求的是办学规模,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办学规模的急速扩张和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在这一时期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一、多渠道筹集资金;二、努力挖掘高校的办学潜力,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在这一时期的教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问题,其实质是高校的办学效率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运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得出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影响生均成本和高校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和这一理论密切相关。上述理论的实质是运用经济学的规律来解决教育问题,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综合+专项”的基本拨款模型。这一拨款制度不仅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宏观影响,对高等教育的微观影响也已经深入骨髓。在这一拨款模式和高校资源来源渠道的影响下,生源量成为影响高校资源获取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因此导致了学校的盲目扩招和师生比例失调等问题。高校扩招的过程,实质上是用经济的规律来指导教育发展的过程。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子领域,其不仅要尊重其母系统的运行规律,其还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违背其自身运行规律必然会导致问题的产生。资源配置是连接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桥梁,因此,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实质是:“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用怎样的方式和模式将资源配置给人的问题。
3.2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首先我们假设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是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高校具有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的,这种真正的法人地位,确保高校拥有高校自身的部分产权,这一部分产权可能包含了人事权、专业设置权、财权等。产权的拥有者是具有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的,而剩余价值是建立在所获资源的基础之上。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念下,资源的获取量是建立在委托人对人成果评价的基础上。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专业的设置没有充分的考证、不充分考虑自身条件、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决定了委托人对人的评价,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下,我国大部分高校作为独立产权主体或是人是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的,更不可能取得剩余价值的。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假设下的高校,其作为经济人是不可能忽视自身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专业设置的合理性。政府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委托-”关系中,充当了主要委托人的角色。与其他“委托-”关系并无区别,作为人的高校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多,而作为主要委托人的政府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少,因此在我国用专业目录来约束高校的办学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在合理的“委托-”关系中,第三方评价以及由评价决定的资源配置水平,才是约束人的主要力量。制定专业目录的管理方式,虽然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高校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却约束了高校的专业设置广度。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在现今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影响下,高校为了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或是拨款,他们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中,有强烈的违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委托人意愿的倾向。因此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3.3学生或是家长的选择是高校专业设置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学生或是家长选择高校或是专业的过程中,信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信息的获取难度也决定了高等教育举办的交易费用。在高等教育的委托关系中,学生或是家长是最终委托人,委托人往往是信息掌握的较少者。学生或是家长往往只能通过高考志愿书、学校网站、亲朋好友的介绍等有限的渠道来了解高校或是专业,这种信息的取得方式比较容易导致选择的盲目性,如果学生或是家长想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做出更准确的决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追求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委托效率,促进人和委托人的意愿一致,在信息获取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很难解决提高委托效率等问题。学生或是家长不仅是最终委托人,还是教育资源的需求方,也是信息获取的较少方,因此为促进高校专业设置和学生或家长选择的一致性,信息的交流就十分必要,而信息交流的基本条件就是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5]。
作者:张文杰 卓翔芝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谢作诗,杨克瑞.教育制度经济学刍议[J].教育与经济,2007,(01):18-22.
[2]海因兹-迪特迈尔,布莱恩罗万.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01):15-25.
[3]王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在中国的应用[J].财贸经济,2007,(08):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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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经济;传播媒体;管理体制
“知识经济”这一词语最先出现在英汉对照读本《传播媒介之职能》一书中。早在1996年,联合国就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此后克林顿在1997年直接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从知识经济发展来看,知识和经济密不可分,二者存在着密切关系,知识可以创造财富,知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传媒的概述
1.知识经济的定义。早在1996年时,联合国就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知识经济的定义给出了明确的界定。认为知识经济就是指一种交流过程,这种交流的基础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配置。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了解到信息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且知道,信息也是一种商品,知识可以被加工,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利益。
2.传播及传播媒介的内涵。所谓传播是一个知识和信息传递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自我传播。也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回忆,触景生情或是内疚等属于这种情况。第二是亲身传播,也就是知识是通过过面与面的交流实现的。第三种是指团体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主要是以团体为单位,以开会或者是讨论交谈等形式来实现。第四种就是大众传媒。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报纸杂志和网络等形式。
3.传统的传播媒介与现代传播媒介。既然我们当前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选择合适的途径来把握信息。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被传播到下各个地方各个领域,要想使信息真正的发挥其作用,创造出经济价值就必须要让信息流通。信息和金钱一样,只有不断流通才会具有价值,但是信息的流通必须借助传播媒介,要想通过信息来创造财富必须要有传播媒介的参与。
我们知道,传媒已经作为一个作用巨大的行业而存在着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行业要想发展就必须要累计相应的财富和资本,只有拥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支撑起发展壮大。传媒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传统到现代的阶段。传统的传媒,主要是借助于广播、收音机、报纸、杂志等方式来进行信息交流,这种传播方式效率低且成本高,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的传媒方式不断发展,出现了互联网以及电视等新颖的传播方式。现代传播方式让我们获取信息的效率不断提高,并且能够使之产生新的财富。
二、我国现行传播媒介的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已经很难以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
1.这是由我国当前国情的国情决定的。虽然我国的传播媒介正在不断改革和发展,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环境复杂,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也就需要传播媒介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改革的深入,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展的需要。
2.我国当前传媒行业缺乏信息真实性。我国当前的管理体制具有诸多弊端,限制了我们信息的畅通,出现了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等现象,这种现象最终就导致了各种媒体例如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等只报喜不报忧,对一些重要的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不予报道,这种行为完全忽视了信息的真实性,也忽视了媒体的可信度问题,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地浪费。
三、要想适应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就必须要对传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改革的方式多种多样,弹最为普遍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从自上而下的途径进行改革,第二是可以从自下而上的途径进行改革,第三,对传媒的思路进行改革。我国已经逐渐开始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行了,相信长期坚持下去会收到不错的成效。针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宏观政策来调节,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法律条令来约束传媒机构,保证信息真实性。自下而上的改革主要是传媒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获得生存而自动进行变革。
1.政府的政策改革。就当前而言,“报刊”仍然是最重要的传媒方式之一,国务院为了加强对报刊的整改,特地出版了《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这一文件不仅对中央的文件报刊进行了报道规定,还明确指出地方性报刊遵循同样的标准。信息的真实性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不按照规定,就会被撤下。以前我国还会有专门的政府机关报刊,但如今也已经改变了这种方式,各大传媒机构自负盈亏,政府不再对其资助,这使得报社也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2.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国家不再对传媒负责,让其自负盈亏已经实行了多年,因此,这让各类传媒机构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规律,如果传媒机构能够经得住市场的考验,那么就能在市场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良好的口碑和真实的信息会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当然,国家也会对一些高精尖领域的报刊杂志进行资助,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在这个知识就是财富的时代,让科学家及时了解国际前沿的科技信息有利于增强我国综合实力。
在本文最开始,笔者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知识经济的起源以及简单的介绍了发展过程。随后笔者对知识和信息可以创造财富进行了论述,此外还对知识信息产生财富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即传媒。最后分析了我国当代的传媒管理体制面临着的弊端。由于篇幅有效,笔者探究的东西不都深入全面,对于现阶段管理体制中面临的问题没有提出具体妥善的解决方案,这是本文的一大不足。的那本文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探讨传媒管理体制对知识信息创造财富的制约问题以此让大家意识到改变传媒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顾英伟,杨昆明.知识经济时代──以人为本,依人建业[J].商业研究, 2000(11).
[2]我国传媒管理体制急需改革[J].新闻记者,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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