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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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摊经济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低碳理念;建筑设计;途径
中图分类号:TU2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038(2015)49-0111-02
前言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现阶段,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关注对低碳生活的追求。在城市建设的设计工作当中,建筑设计师肩负着引领低碳生活的重要责任,其设计理念是实现建筑长远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是建筑设计质量、品味和格调实现的关键。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高能耗的建筑设计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大力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建筑设计中必须要实现低碳环保和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建筑整体环境和功能上的最优化,以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1低碳建筑概念
低碳建筑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绿色建筑和生态建筑的基础之上,在21世纪又提出了低碳建筑这一新的概念,从内容上来看包括了绿色建筑和生态建筑的主要内涵,只是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作为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低碳建筑,实际上是指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范围之内,包括建筑材料的生产、运输、施工和建筑的运行、拆除等整个阶段,能源消耗低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少的建筑。从本质上来讲,低碳建筑是节能建筑概念的延伸,但是与建筑节能又具有一定的区别,低碳建筑是以提高需求终端的能源利用率为目标,其节能减排的实现有一个约定的基准线,且这一基准线是历史某一时间节点的实际排放量,要求未来的减排目标必须要低于这一基准线。
2基于低碳概念的建筑设计原则
2.1环境友好型原则
低碳建筑要求在其规划设计阶段要切实的考虑到与自然环境友好共存的关系,还需要考虑到建筑的合理自然通风和日照等,尽可能的保留原来场地中的自然环境;在建筑材料的选择方面要尽可能的选取当地的材料,且在施工建设阶段要对场地内的乡土植物进行必要的保护,且减少在自然环境对废弃物的排放。
2.2低能耗原则
从低碳建筑的概念可以看出,低碳理念是贯穿于建筑的整个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的,具体表现在建筑的规划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和维护阶段,在材料的选择与使用方面要充分的考虑到如何减少碳排放量和降低能源消耗;另外,还要对自然界中的太阳能、风能等可持续能源进行应用,为建筑提供必需的能源供应。
2.3居住空间舒适性原则
大力倡导低碳建筑,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降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更主要的目的是对人们生活的居住环境的健康性设计,因此在对低碳建筑进行平面设计的时候,要对热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和光环境质量等方面进行考量,保证自然环境的亲和性,实现自然环境的高清新性和融合性。
3基于低碳概念的建筑设计途径探索
基于低碳概念的建筑设计主要体现在整体结构的设计、构造形式、长期使用等环节中,对低污染、低消耗和低排放等相关问题进行综合考虑,同时重视建筑的易拆性和资源节约等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种途径进行探索:
3.1建设形式与地区条件统一
建筑形式的合理,不仅可以有效的节约资源,降低有害气体的排放量,而且还能够与建筑地区的降水量和温湿度条件相结合形成可再生的循环环境系统。光和热是气候因素中两大最基本的要素,其在建筑当中的直接体现就是窗户的采光作用,因此在对低碳建筑进行设计的时候,在标准采光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要尽可能的选择较小的窗墙,并且配合铝制窗框或者隔热玻璃等设备材料,以实现减少废气的释放量。另外,建筑遮阳散热的方式也要合理适度。具体的遮阳散热方式包括了很多种类,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特点,例如利用植物遮挡阳光和吸收热量、建筑物之间相互遮挡、设置人工遮阳构件等,一方面能够使建筑表体对外部气候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提高,另一方面还能够为建筑的内部空间提供较为通畅的气候回流循环环境。
3.2建筑材料的选择
3.2.1绿色材料的选取
在建筑施工和装修等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的生产和使用等环节当中,都会对环境的改变和能源消耗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的混凝土材料会散发出一种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氡气,而人造板材中又会挥发出大量的甲醛,且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中所使用的水泥会造成较大的能耗,在拆除之后的废弃物处理方面的难度也比较大,因此,低碳建筑设计要尽量选取绿色材料。例如,在黄土高原地区,生土材料主要是对黄土进行直接的加工,并在其中混入了麦草和芦苇等,能够有效的避免建筑结构出现开裂的问题;而且,从生土结构建筑来看,其施工方法十分简便、取材容易、能源消耗较低、适合长期使用;以土坯砖为例,其制作成本仅仅是混凝土的20%,但在维护结构上面却与混凝土具有相同的效果,甚至比混凝土的效果更好,且土坯可以被反复使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3.2.2提高材料利用率
在对低碳建筑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对材料资源节约设计进行重点把握,争取实现材料利用率的最大化,并且从建筑垃圾的减排方面着手,最大程度的避免材料的浪费。①要保证建筑设计和室内室内设计的一体化,尽量减少建筑结构要素,以减少材料的损失;②对不同材料的特性和使用方法进行全方面的掌握,结合建筑设计的实际来发挥出不同材料的优势;③尽量选择低碳、节能、环保的新型建材,如自身重量较轻,且具有可再生性的钢结构构件,减少废弃材料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3.3建筑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建筑墙体的保温性能是影响建筑节能指标实现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众多国家建筑节能开发工作中的重点,其墙体的颜色、构造方式等都会对建筑的能耗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保证建筑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例如,在屋面的节能设计和构建当中,采用屋面绿化和墙体垂直绿化相结合的方式,能够增加建筑的保温设计;同时,水分的蒸发还可以对空气环境进行净化,对建筑的室内温度进行有效的调节,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3.4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
在对低碳建筑进行高度节能设计的同时,还应该对其能源利用方式进行优化,重视对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开发与应用,对可再生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建筑的能源消耗存在地区差异性,因此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特点来选择不同的能源利用方式,例如北方城市建筑设计要考虑保温层的设计;同时还要对生物质能、地热能、风能和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进行考量,以满足建筑和环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面临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节能降耗已经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且低碳理念已经成为现代建筑设计中的核心思想,要求在建设设计的各个环节当中都必须坚持低碳的原则,通过选择绿色建材、提高材料和建筑空间利用率、利用节能环保新技术、注重建设形势与地区环境相统一等途径来对实现低碳建筑的设计,并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让人们切实的感受到低碳建筑所带来的实际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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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邵杰.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杭州建筑室内设计可持续性发展研究[J].特区经济,2014,08:71~73.
篇2
Abstract: As a form of low-carbon economy,low-carbon tourism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world's tourism industry. Low-carbon economy mainly includes three factors: macroscopical low-carbon decision-making,microcosmic low-carbon production and low-carbon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three points of low-carbon economy,the article redefines the low-carbon tourism,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links among low-carbon tourism,ecologic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关键词: 低碳经济;低碳旅游;概念体系;三位一体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low-carbon tourism;concept system;trinity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8-0151-02
1研究背景
继工业化、信息化浪潮之后,世界已经迎来了第四次浪潮,即低碳化浪潮。低碳化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一词也便应运而生。而随着资源环境的日益枯竭与人们低碳意识的不断提高,低碳化也必将是未来旅游产业发展方式的新选择,低碳旅游必将成为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低碳旅游是近几年才刚刚“崭露头角”的新名词,尽管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目前业内对其的研究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还远远不够,从概念,到结构,再到构建模式的各个方面都十分模糊,亟待完善解决。
2相关概念界定
2.1 低碳经济与低碳旅游“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1],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2]。国务院总理在2009年8月12日主持召开了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首次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这标志着低碳经济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地位的确立。旅游产业的关联效应和“无烟”特性决定了其既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助推器,又是当前最适合发展低碳经济的领域。低碳旅游是低碳经济的一种形式,其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的报告。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节能环保,倡导低碳旅游方式。可以看出,国家已经将旅游产业的良性循环摆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高度[3]。低碳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方式,目前对其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的解读还众说纷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众多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如“低碳旅游是指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旅游活动,尽可能减少碳足迹与温室气体(CO2)的排放,从而使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与旅游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获得共同提高。”(吴莹,2010)[4]“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它不仅对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旅游者和旅游全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黄文胜,2009)[5]“所谓低碳旅游,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树立低碳意识,将各种旅游消费行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并尽量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新型旅游消费模式。换句话讲,低碳旅游是一种倡导低碳饮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览、低碳娱乐、低碳购物的旅游消费活动,而贯穿其中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识。”(郑琳琳,林喜庆,2010)[6]“所谓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要求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动来诠释和谐社会、节约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建设。”(刘啸,2009)[7]。不难看出,以上概念大多倾向于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重视了旅游产品需求链中的“低碳化”,但忽视了对于旅游产品供给链的说明。相对而言,华东师范大学的蔡萌、汪宇明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低碳旅游概念界定的突破,将旅游供给系统纳入到了考虑范围。他们认为,“低碳旅游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以减少旅游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低碳旅游装备、低碳旅游吸引物、碳汇旅游体验环境、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为主要实现途径的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8]”“低碳旅游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一种响应模式,即在旅游吸引物的构建、旅游设施的建设、旅游体验环境的培育、旅游消费方式的引导中,运用低碳技术,融人碳汇机理,倡导低碳消费,来实现旅游的低碳化发展目标。[9]”
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夏冶と衔,低碳经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低碳生产,另一种是低碳消费[10]。该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这在蔡萌、汪宇明的两篇论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8、9]。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都是市场经济下的微观主体行为,低碳经济还应该包括一种宏观主体行为,即国家(各级政府)的低碳决策行为。以此“三分法”为核心思想,低碳旅游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所谓低碳旅游,是指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舆论宣传等多种手段影响旅游宏观主体行为和旅游微观主体行为,不断减少旅游活动各个环节(政府决策过程、旅游企业生产过程、游客消费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实现对旅游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的一种新型旅游发展方式,它包括政府的低碳决策行为、旅游企业的低碳生产行为和旅游者的低碳消费行为。其中,政府低碳决策行为主要依靠政策法规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低碳生产方式主要通过低碳技术的运用和各种节能管理措施加以实现,低碳消费方式则主要通过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和旅游者生活方式的转变得以实现。
2.2 低碳旅游、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的定义,所谓可持续旅游,是指“在维持文化完整、保持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经济、社会和审美的要求”的旅游方式,“它既能为当代人提供生计,又能保护和增进后代人的利益,并为其提供同样的机会。”可持续旅游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旅游发展环境的持续性”、“旅游发展效益的福利性”以及“旅游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从低碳旅游、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低碳旅游和生态旅游作为两种现代旅游发展方式,都属于可持续旅游的范畴,它们都以可持续旅游思想为导向,以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生态旅游着眼于维护旅游生态环境的独立性和持续性,目的在于通过营造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为旅游者及当地居民提供福利,并强调旅游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低碳旅游则立足于对旅游发展中碳排放量的控制,其中必然包涵了对维系旅游持续性所应付出的责任;低碳旅游主张通过旅游发展模式的创新,降低旅游产业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率”,谋求整个行业甚至全人类的福祉;低碳旅游还强调旅游发展过程中满足所有国家、所有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与碳排放权利,也就包含了对旅游发展机会公平性的关注。[10]简而言之,生态旅游和低碳旅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两种途径,两者均包含了可持续旅游“持续性”、“福利性”和“公平性”的核心思想。从理论层次上讲,低碳旅游与生态旅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递进或者继承关系――低碳旅游正是继承了人们对生态旅游的厚望,在充分吸纳了低碳经济的理念后才发展起来的。但低碳旅游从内涵、范围、实现手段三个方面又与生态旅游有着明显的不同[12]。
①从内涵来看,生态旅游建立在“资源有限”、“环境易损”的观点之上,因而其所追求的是一种减少人为干预,保持资源天然性、原真性的“零碳排放量”的旅游发展方式[9]。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将其定义为:“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由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该定义有两个要点,一是生态旅游的物件是“自然区域”中的自然景物;二是生态旅游的物件不应受到损害。因此,生态旅游着眼于旅游的“生态”特性,即“自然旅游”,强调的是较少的开发和干预。而低碳旅游以减少旅游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的,着眼于低碳环境创设、低碳管理创新和低碳生活方式转变。低碳旅游不排斥开发,相反,它鼓励那些通过制度创新,依托新型能源,运用低碳技术的开发建设。
②从范围来看,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者”通过“生态交通”到“生态旅游资源”目的地的旅游。一种旅游方式必须要突破“生态旅游者”、“生态交通”和“生态旅游资源目的地”三层限制才能称得上是生态旅游。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对于三者的界定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因而生态旅游的范围是十分模糊的。并且这三种条件缺一不可,也使得真正算作生态旅游的旅游方式并不多,也便缩小了生态旅游的范围。而低碳旅游涉及到旅游活动的全过程,所有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旅游方式都可以被称作低碳旅游。因此,低碳旅游的鉴定指标清晰,并且其范围要明显广于生态旅游的范围。
③从实现手段来看,生态旅游侧重的是“维持”、“保护”,通过对“有限资源”的“有限开发”,制造“有限废弃物”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旅游是一种较为“被动”的“适应”自然环境的旅游发展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而低碳旅游则主要依靠政府的低碳环境创设、旅游企业的低碳管理创新和旅游者的低碳生活方式转变来实现,这些方法与手段包含着一种“主动出击”、“积极改造”的意味,当然这种“出击”与“改造”也是建立在不损害自然承载力的既定条件之上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低碳旅游比生态旅游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而生态旅游则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它实际上是一种理念,表达人类对旅游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的追求[9],而两者同样以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于是便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现代旅游发展方式模型(见图1)。其中,可持续旅游既是生态旅游所追求的,又是低碳旅游欲求达到的目标,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目标方向层;生态旅游多数情况下则作为一种追求可持续旅游的抽象理念,位于金字塔中部的理念指导层;低碳旅游是对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发展理念的一种行动响应,是将可持续旅游和生态旅游理念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可供操作的旅游发展行为方式,其位于金字塔底部的基础响应层。
3结论
在当代,低碳旅游作为一种低碳经济,引领着旅游产业发展的潮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的研究报告预测,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未来10-15年内将达到顶峰,而后逐渐减少,直至本世纪中叶将下降到2000年一半的水平[10]。因此,可以预见,低碳经济至少在未来10-15年中都将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低碳旅游方式也将成为全球旅游产业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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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在自然界里头,没有现成的数字,也没有现成的数学,更没有现成的数字化技术。数字、数学、数字化技术,是人的创造,是人基于l现的发明。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人为什么要去搞数字呢?有好多解释:
一组解释指向好奇。人类总是对自然界充满好奇,自然界的各种属性中,有一种就是数字的属性,数的属性。还有一种解释指向有用。无论是发明阿拉伯数字,还是运用这些数字来计数、做演算,一直到今天极其复杂的数字化生存,都是因为,数字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
解决问题,就会动员人类花更多资源往数字这个方向走,讲起来也非常有意思。你说,数数怎么会对解决经济问题有帮助呢?远古时期,如果你一天采了10个果子,而我采了4个,那我是不是说:应该再努力一把?所以,任何东西的测度,有个数放在那儿,人的行为就会有一些变化。
最近,北大在云南弥渡县有一个精准扶贫的对象。大理为了推进精准扶贫,引进了号称穷人银行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注:该银行以小额信贷著称),在那里的年轻学生给我讲的故事,很有启发性。
这格莱珉银行贷款有个原则,穷人借钱即便是很小的钱,3000块、5000块,1万块,都得从借的第一周,就要开始还。我刚开始觉得不好理解:他没钱才要借,他借钱买一个猪崽子养大,总得几个月嘛,怎么可以从第一个礼拜就要还钱呢?后来听一线工作的人说,还真的有效果。银行这样还款的要求,就希望帮助穷人组织他的生活,不该花的钱别花了,能挣的小钱去挣,只要每个礼拜你带着还50、100、200块钱,一年就能养出好几头猪来。做这种贷款的贫困户脱贫的速度,就是变快了。
再来看一个复杂的经验,全国现在600多个地级城市,很多市长都不知道下面这组数据:全世界最厉害的城市纽约有个最厉害的区叫曼哈顿区,一共68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每年产生的GDP是16亿美元。看到那个数字,我受到很大冲击。我相信如果600多位市长知道这个数以后,至少可以重新想想,城市到底在忙什么,是不是还需要这么摊大饼式地摊。
所以,记数对人的行为有影响,不光是数字技术间接改变行为,它直接改变生产过程。
“解决人家的问题”
人类经济活动,越早越是靠自然,越往现代走,越靠人的想法、靠抽象概念。中国经济已经是往非常现代的方向走,而数字这些东西,不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是要通过人的努力把它开发出来,这是我今天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感受,现在中国有个好现象,对任何新东西都非常敏感、非常感兴趣,舆论、媒体反应非常快,新概念铺天盖地,中国再也不是对任何新东西直摇头的国家了。但缺点也有,就是这些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落地。
我最近看到了几个东西蛮有触动,数字经济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比如品质问题。为什么大家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都知道是制造能力过剩,品质不行。可是你深入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问题不容易解决:我们常年低价竞争形成了环境,想提高品质,成本过不去,就会比别人贵。我们的市场,很大程度还是对价格敏感的市场。既要满足价格低,又要提高品质,我们很多传统产业不是不想干,是难以做到。
怎么突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一两年我访问过小米,小米经验对我有启发。小米就强调一条:性价比,质量要好,价格还是不能贵,否则在中国市场你打不开局面。成本怎么降?用数字技术降下来,把生产流程改合理,把销售流程简化,不该花的那些钱全省了,最后聚焦到品质上。我也不是做广告,这让我看到中国打品质这一战,有希望。
第二个故事,中国有大量中小企业。你再喊时髦的口号、技术,很多小微型企业,怎么跟上来?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数字技术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我今年1月份就在腾讯调查,因为我看到他们有个开放平台,叫再造一个腾讯,腾讯只管用自己的技术支持,供很多小型企业来创业,现在上面小企业的总估值,已经等于腾讯自己了。
另外我们金融界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小微企业没有信用之前,融资就是很难。现在看来,中国制造业、中国数字经济走在前面的企业,如果都用腾讯这种开放平台,一个带上几百个、上千个,那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会有很大的希望。
中国经济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我们最近调查的一个方向也是“怎么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无论大问题、小问题,发达地区问题还是贫困山区问题,要把这个作为我们数字经济的一个口号,以解决问题为算,不能光是人人嘴里说概念,而是要把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真正落到以人的发现、发明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基础上来。
当然,解决问题既要解决人家的问题,更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哪个是重点呢?我讲一个不成熟的意见:用数字技术解决人家的问题是重点。
篇4
关键词:商誉;国际会计准则(IAS);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一、商誉的概念
there has also b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standards asso-商誉一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中后期,由英国会计学家最早提出“商誉”一词;为了更好的审理案件,法官首先对商誉进行的定义是:“商誉指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所取得的一切有利条件。”1999 年9月7,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日公布了一项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了“核心商誉”的概念。
从16世纪出现“商誉”一词至今,经过近400年的探索、研究。国际会计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又产生了不同的确认与计量的标准。
二、商誉会计确认与IAS的比较与趋势
(一)国际会计准则(IAS)中关于商誉的确认和计量
1.购买产生的商誉确认和计量
(1)交易发生时,可以作为一项确认的资产,并被认为是商誉的是:购买成本超过购买企业在所购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中的股权份额的部分。
2.内部产生的商誉:
在企业内部所产生的商誉是不是企业的资产。在有些情况下,为创造未来经济利益需发生支出,但这类支出不会产生满足准则确认条件的无形资产。
3.摊销
商誉应在它的使用年限内进行合理地摊销。确定摊销的期限应该是反映对未来经济利益和预计要流入企业期间的最好估计。按一般的规定商誉的使用年限从其初始确认起不应超过20年。在极少情况下,可能会存在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商誉的有用年限将超过20年而达到某个年限。
(二)国际比较
1.商誉的核算的比较
通过新颁布的准则对国际准则IAS38的规定的参考,得出一个结论商誉是不作为无形资产作为记录,而同时把无形资产和商誉一起列出来,同时不把企业自创的商誉以及品牌、报刊等作为无形资产来对待,这是一种周全而可以理解的做法,是和国际会计准则相趋同的。我国做得不是很到位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在商誉的核算上作出相符合的规定。
2.关于自创商誉的比较
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国际准则上的做法是相同的。在企业收购或并购被购买或被并购企业时的商誉,即调整当期的股东权益(盈余公积或资本公积),不能单单的把商誉用来变现,它是无法确定是否能使用的,所以不管采用何种方法都会被认为有过于主观的嫌疑,与自创商誉应该采用一致的做法,就是发生购买企业的时候所产生的商誉也不应该被确认。
三、我国商誉计量的问题
(一)存在于我国会计准则中的问题。
1.商誉测试时所间隔的时间相对较短。一般而言商誉是包括了企业基本身所有的优质的资源,它也是企业经过长期的经营而慢慢累积起来的,因为在商誉是一种长期的资产,是不容易发生变化的,所以并不是每年都会减值测试。
2.计量基础给会计处理带来困难。
(1)商誉的价值并不是一方面的所以通过计量基础来表明的商誉所存在的价值并不是全部的只是一部分。把公允价值引进到商誉的计量里,并不完全都是有利的一面,还存在着弊端。从有利的一面来说,在这样做可以,让无形资产的价值更能符合其真实的市场价值;从有弊的一面来说,是否真正“公允”在现实层面上的操作也存在着困难,作为第三方不太容易可以判断出企业所使用的公允价值是不是符合市场价值的。但现在也是有许多的计量属性是同时存在的,这样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使得计价非常的不固定,这样就容易产生更多的盈余管理。
四、商誉的改革方向
通过国际会计准则对变更怎么样处理商誉的方法,结合现在我们国家对商誉的以及其它与之相关联的法律法规的分析,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处理商誉的方法都是有根据的,不是凭空猜测的,并且在2006年的时候还颁布了新的规定,并且与国际会计准则非常相像。这样的规定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实现经济国际化是非常有作用的,可以加快我们国家实现国际化的步伐,并且对我国的会计发展而且有利于与国际上发展很好的国家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看。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意识到,趋同不等于盲目的相同。我国的实际情况毕竟和其他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应该加强与国际会计届的相互交流,使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相互适应,而不是我国会计准则一味地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针对改革措施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计量基础应当完善公允价值的引进。
1.发展信息和价格的市场。首先要完善信息和价格的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等于经济息息相关的市场,而且还要提供有效地,合理的资产与价格信息。
2.要对会计准则计量基础进行一定的规范。在对商誉计量基础中规定是否要减去评估费用,准确的界定之后就能避免一些麻烦的产生。就可以在不同的企业间使用统一的商誉减值的计量,解决了可比性这一会计要求。(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84-88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8-32
[3]IASB.《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企业合并》[M].1998
[4]IASB.《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M].1998
[5]徐勇.自创商誉会计确认与计量思考[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年06期
篇5
三、传统扩张三板斧:拓区域、开店、增加产品线的粗放式增长失效!
在价值链的终端,靠近客户的地方,品牌型企业在经济转型期,同样面临着有质量增长的麻烦!
品牌厂商采用的传统成长方式主要是扩大销售区域、增加门店数量、增加产品线,我们管它叫三板斧。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这类企业都是从单产品、区域化中成长起来的: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只要以单产品从一个区域向全国区域扩张、从少数门店向多数门店扩张,然后从单一的产品线向较长的产品线去扩张,它的成长是自然的。
安踏早年给国外运动鞋的品牌做代工,当它发展出代工能力后,生产的鞋品质很好。安踏的老板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去做一个品牌。他就从王府井的一个店开始练摊,获得了做终端的品牌营销经验,然后他就开始从单店往多个店、从局部市场往多个市场去扩张,早年从国内的三级市场一个店一个店的做下去,就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
接下来,从运动鞋转向运动装备即服装;从单一的领域做球类的、运动类的,再往运动休闲的方向走,每一次战略的升级都是由扩张销售区域、增加门店数量、增加产品线这种传统的方式来的。这种方式的应用非常明显,其他的领域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方式。
服装领域在走向时尚化的过程中,企业的产品线不仅有了品类上的差异,从鞋、到裤装、到上装,还有了应用场景的发现,从运动的到运动休闲的,于是开始面临着一种时尚化的压力:必须在款式上要很多,更新要很快。企业一旦处于这种环境的时候,依靠传统的简单方式就面临着成长的障碍,即无法再扩张区域。因为耐克、阿迪达斯进入中国的时候,是从一级市场开始做品牌,李宁是从二级市场做品牌,等到安踏进入市场的时候是在三级市场去做品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彼此之间是没有竞争的,因为中国经济的成长速度太快,往往面临着一二三级市场的同步增加,耐克、阿迪达斯做品牌非常强调持续的、稳定的战略性成长,一开始不会很大的放量,只会在一线城市开一些旗舰店,更多的是做消费者教育的工作,就是把一些NBA的、足球领域的或者其他领域的一些最有名的运动明星请到中国做代言,和中国消费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互动,增加品牌偏好度,然后才是放规模;李宁由个人品牌转到服装品牌,在二级市场上几乎没有压力,因为这是中国市场中的一个空白,中国的经济从哑铃型向纺锤形转变时,中端市场上李宁基本上没有遇到竞争对手;而在三级市场上,安踏面临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地摊货,另外就是两家国有企业——青岛的双星和上海的回力,国有企业尽管有很好的先发优势,因为机制问题使得它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没有机会获得发展,成长是变慢的,而地摊货无法与安踏这样的企业抗衡,而且在三级市场人们的消费观念也转变为要去买好东西。早期,安踏不需要做品牌,因为所谓的品牌就是大家看到你的门店看起来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店里的东西是有统一风格的,品质很好就已经是品牌了,连广告都不需要做。只要把这样的店从一个区域扩张到另一个区域、从一家店变成一百家甚至一千家,然后再逐步加上广告的宣传和产品线的延伸,这个企业已经能成长到几十亿的规模。但这种区域的扩张是有极限的,从三级市场走到二级市场再走到一线市场,能够开的店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而增加门店的数量也是有极限的,企业所能管理的门店数量也是有限度的,一个区域的门店密度也是有限量的,否则如果门店的辐射区域将变小,其经营规模将很难养活一个店,尤其随着租金的越来越高、用工成本越来越高,一个门店所辐射的销售区域其实是比原来增大的,那就意味着在一个区域里的门店布局,是有确定的数量的限制的,超过这样一个密度就面临着门店经营效益的下降,然后很容易去杀价、窜货,企业的管理能力就会变得很复杂;同时产品线已经增长到了一种极限的程度了,不仅从应用的场景走向时尚化,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因为产品线增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过程中,销售区域没办法扩张了、门店没办法扩张了,产品线似乎还能扩张,产品线一旦走向过度扩张,所面临的就是生产效率降低、营销费用成本加大,而一旦在营销端出现了过度竞争,就面临着库存的压力,现在服装行业面临的库存压力,已经成为了行业的致命缺陷,这种库存会压死这个行业。
2005年我们服务九牧王,九牧王的老板林聪颖说九牧王是男装裤装领域的第一品牌,我说那你经营状态应该是很好的,他说一分钱都没赚到,2004年卖了400万条裤子,赚到了100万条裤子,就是说如果把这100万条库存卖掉就是净利润,但事实上卖不掉,就变成了企业沉重的包袱。这个库存还只是九牧王自己的库存,还没有考虑渠道的库存。不止九牧王,包括李宁、美邦,这些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的库存还只是企业自己的库存,还没有算到下游经销商的库存。如果把经销商的库存加起来,从我们调研安踏、到九牧王的经验上判断,大概是企业库存的两到三倍,这就意味着企业是没有办法处理库存的。如果采用大量倾销的方式,企业的品牌瞬间就会被打蹋,明年新货将无法维持一个好价格,到时候企业只能再去降价,一旦降价,就会消耗、卖掉更多的量,走向两难的境地。
如果不清理库存,想通过新货一点点往外带,经销商的库存只要存在,对于新货的销售积极性就会消退,就会在每一年新季来临候把去年的库存翻出来摆在货架上,这使得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变成了“产品更新速度变慢”,时尚感就没有了,也仍然降低了品牌的价值。
中国许多企业其实已经走到了这种状态,或者仍然在延续以前的那种手段,那么也必然会走到这种状态,这是宿命。如果不从战略上改变经营模式,一定会走到这个状态。而走到这个状态再想走回来会很难:如果不能通过智慧的方式去逐步改变,仅仅想通过简单的处理库存的方式就会伤害到企业,如果不去处理库存,只会相对慢一点被伤害。
这也是2002年我们服务安踏时,给安踏输入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原来安踏认为,我的经销商卖很好,我没有库存、利润率又很好。我们不仅按照常规上去告诉安踏要增加品类从鞋走向装备,更重要是告诉他,经销商的库存其实就是你的库存。安踏要做的是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经营效率而不是单点企业的效率,不是把问题转移给下一个环节就能解决企业所有的问题,而是只有解决整个价值链的问题才有可能跟相关的环节长期合作。安踏要把经销商的库存当作自己的库存,才能想办法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我们通过一整套策略来帮助安踏达到一种较好的状态,也使得到了2012年安踏自己的库存以及他的经销商的库存相对较少。很多企业是不顾经销商的库存的,如果经销商库存多了、不再购买新货,企业就重新招商、把原来的经销商砍掉。当品牌厂家有优势的时候,可以采用每年授权当地经销商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做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在区域市场这个品牌在经销商心目中就下降了,企业的诚信就下降了,就不会有人愿意和你合作了!
篇6
不少熟悉华人社区的人士称,中国大陆移民阶段性较为突出,可以五六年为一阶段,反映出不同的生活状态及观念。新一批的是于千禧年后本世纪初前往加国的,人数众多比较集中,而且专业背景大多以高科技类为主,在职场上竞争性很大。他们大多经历过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享受过富足的生活工作条件,或身居要职,或经济富裕,家境与以往的大陆移民完全不同,他们移民后的时差反应是最强烈的,也最容易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心理矛盾很重,对社会不满情绪也较大;于90年代中期去的移民,目前处于一种建家立业的关键之时,他们争取时间建立自己与子女的坚实生活基础,趋于安定状态;于90年代初及以前去的中国移民,人数虽少,但基本上已稳定安居,子女也大多成长起来自己对加拿大的隔膜感基本消除,融入主流能力也较强,甚至不少优秀人,才已投入主流政商界。
这种分析自然未必精确,而且每个人调整时差的能力各不相同,如有些来到加国不到1年的新移民,完全没有时差感,马上融入主流社会,有投身于商界,有投入各种政治选举活动中。但这种分析大体上可以反映出目前大陆移民时差的现况。
这种时差很容易反映出新老移民观念的差异性,这种情况并非独处于大陆移民群中,以往中国台港移民也有这种新老移民的时差状况,新移民以专业人士、富有商人为主,他们对老移民社区及加国创业环境同样也有隔膜感,但由于社会制度的相异,以及移民专业背景的不同,加之中国移民从90年代末期就是密集型涌入大城市的强势,使中国移民这种时差性表现就更为明显而强烈。
而这种时差,也不是单方面指向由大陆去的新移民,同样也有逆向反映。长居加拿大的移民只要相隔几年再回到高速发展的中国,同样也有难以适应的时差感。
时差是现实存在的难题,人力不能回避,时差可以引致亲情失和,心情失调,判断失误等等,但唯一的解脱只有自己去调适,既然选择了离乡背井,承受时差的痛苦煎熬也是必不可少,只是时间长短之差。开朗的个性可能是最佳的镇静剂,现在从事家居产品贸易的王东成就说,要想远离故里,闯荡四海,没有很好的心理素质是很难的,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走一步算一步,别人移民跟着移民,别人回流他跟着回流,两面都在倒时差,人也变得越来越没判断能力。王东成自称自己已没有太大时差感,飞来飞去,一下飞机马上就能调适、工作,但他也曾付出过很大代价才换来的。
长期的时差感,就会导致不安全感,近3年来的新移民最能体会进退维谷的窘困,老移民常会说“急不得”,但他们看着国内同事、朋友不断成长,焦虑感非常重。有过同样经历的李迈说,“2004年移民到多伦多,一看工作环境就心灰了,留下孩子、老婆就往回赶,但仅仅是几个月时间,国内的环境就大不相同,原先经理职位早有人坐上了,人走茶凉,国内你不在位上,只有求人的份,一般能移民的人都可以说是在国内中上流圈的,本来互相竞争、嫉妒就很重,除非你在国内还有公司、企业,否则你再降低身价去打工,心理的负担更重。所以我就回多伦多,什么工都打,反正自己选的路就自己去承担吧。”
新移民群中确实低落情绪较重,考虑何去何从的顾忌也多,但谈论得多,真正回头的人也仅属少数。反而现在一些早年留学、移民美加的人,现在有较多的人回流找寻更大发展机会,他们大多已在北美打下事业基础,生活无忧,没有后顾之忧之下,他们回国寻求前程的心理压力就较小,有良好的情绪去适应快速变化的国情。
现在在上海一家大型信托公司任副总经理的金先生表示,这两年周围回来的大学同学越来越多,他们出去都10多年以上,一般都在北美名牌大学、大公司任高级职位,现在看好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前景,所以回国发展。有些人是作为国外大学、公司的代表回到国内,还有不少是夫妇全部回国,进入高科技园区求职,现在投入金融圈的人也很多,主要是近年来中国资本运作市场激增,发展的机会较多。从他们的经历而言,本来在国外都有很高的基础,回到国内起点也较高,工作环境与国外差距不大。
篇7
我猜想,你选择日本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大多数人(包括你)的印象里,日本的汽车远比中国的好。
其实,在人们的印象里,并非只有轿车是日本的比中国的好,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日本比中国的好。如果撇开民族情绪,你必须得承认这一点。
这个印象对消费者很重要,它能左右消费者对一个国家的产品做出“取”与“舍”的选择;这个印象对于国家来说同样很重要,它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产品被消费者选择机会的大和小。
这就是“国家品牌形象”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带来的影响。
那么,什么是“国家品牌形象”呢?我们把人们意识里对某个国家的产品形成的总体印象,称为这个国家的国家品牌形象。
当我们谈到或想到某个国家或这个国家产品的时候,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脑子里升腾出一些总括性评价类印象,比如:“好”、“不好”、“优秀”、“一般”,等等。如果某个国家的产品信息在我们脑子里不足够充分,你会依据有限的相关信息产生联想,并最终得出一个判断类的结论。
国家品牌形象,可以视为这个国家所有产品的形象总汇,或者说总括类形象。其意义在于它对你的购买决定发生影响,这正是营销学要研究的。因为这个印象,你可能连考虑一下都没有就买了一辆日本汽车,也可能因为这个印象你把一辆本不错的中国汽车给错过了。因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是在意识支配下发生的,而意识先行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意识先行的情况经常发生。有一次,我要买一支洗发水,一个导购小姐极力给我推荐一个新牌子的产品,我拒绝了她,理由是“我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那个小姐很失望,说“飘柔刚开始你不是也没听说吗?”为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个牌子的洗发水呢?这就是因为我的脑子里有个固有印象。这个故事说明,一旦一个品牌在消费者脑子里形成某种形象,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国家品牌形象的情况有点类似,要想扳倒美国、日本的国家品牌形象不容易,建立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势国家品牌形象同样不容易。
国家成了所有产品及输出品牌的代名词,这就是国家品牌形象的特质。
我们提出“国家品牌形象”的概念,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走进中国,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在这个背景之下,国家品牌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品牌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发现同样品质的产品,中国的必须比日本甚至韩国的卖得便宜才行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无视国家品牌形象建设的问题了。
国家品牌形象,意味着一旦消费者形成对一个国家产品的总体印象,他就会带着这个印象看这个国家生产的所有产品,并依据这个印象做出取舍的判断。换言之,即使消费者对你这个国家的不良印象是从摩托车、羽绒服等个别产品得来的,他也会推而广之地把这个印象放大到所有产品上去。反之亦然。为什么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始终不能登堂入室与日本、韩国的产品放在一个货架上销售?就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中国产品质次价廉”的不良印象,这个印象决定了中国产品必须比日韩品牌卖得便宜才行。中国的产品真不如日本、韩国的吗?未必,但是,市场就是这样无情,你必须得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同样的产品,贴上日本的标签和贴上中国的标签买价就是不一样,原因即在于中国国家品牌形象支持力不够。
事实上,国家品牌形象已经不再限定产品必须是来自母国,虽然本田轿车、松下彩电早已实现在国内生产,但是,我们仍然不认为它们是中国产品,因为这些品牌(而非产品)属于日本。
塑造国家品牌形象的意义在哪里?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良好的国家品牌形象能有效带动这个国家的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比如,日本的国家品牌形象比较好,几乎所有的产品认同度都比较高,其结果是,日本产品全球畅销。
相反,落后国家的产品形象一般都比较弱。如果我们强行给你灌输“越南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一样好”的观念,你一定很难接受,为什么?因为越南的国家品牌形象在我们脑子里已经固化,那就是“国家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一定也很低”。这一观念影响我们对国家品牌形象比较弱势的产品持消极态度。
目前,中国产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销售情况整体来看不理想,大部分产品受到的是“低档产品”的待遇,虽然其中不乏好产品。这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却是现实的。在美国消费者心目中,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产品形象受到这个观念的连累,也就成了低档产品的形象。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地位,就必须从改变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在另外一个国家民众心里的印象开始。不改变这一点,你的产品永无翻身之日。
但是,改善一个国家的品牌形象谈何容易,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肯定不行。换言之,只有产品才是支撑国家品牌形象的根本要素。看看全球国家品牌形象强大的国家,哪一个不是经济发达、科技领先、产品优秀的国家。所以,笼统的国家形象向来和具体的产品形象分不开,没有产品形象就没有国家形象。要改变国家品牌形象,必须从每一种具体的产品开始,从每一个具体的企业开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仅仅有高谈阔论是不行的。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想日本学习,中国企业应该好好向日本企业学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文里,我们把“国家品牌形象”视为一个营销学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虽然国家品牌与国家政治形象密不可分。
国家品牌形象三大属性
如果把国家品牌形象看成一个营销学概念,那么,这个营销学概念有什么属性呢?
首先,国家品牌具有泛指性特征。所谓“泛指性特征”,就是说它来自于具体的产品,却高于具体的产品,我们脑子里形成的“美国产品好”印象,并非具体指那一种或几种产品好,而是泛指大多数产品都好。虽然在实际生活经验里,我们发现美国产品并非样样都好,我们仍然习惯于这样认知和表达。这种情况和我们对身边的人或事作出判断是一个道理,我们说“某某人很有才”,其实是指他做过的某一件事或几件事很成功,这在统计学上叫“不完全统计法”,虽然是不完全统计,我们仍然习惯根据这一统计作出完全性判断。
“不完全统计”思维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使用。你对某个人的印象比较好,比如说他诚实,其实就是在和他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几件事你觉得他表现的比较诚实,于是你就得出“他是一个诚实人”的结论,难道他就没有不诚实的时候吗?显然不是。一般来说,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不撒谎,但是,你没有经历过他的撒谎,你就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也许同样是这个人,偏偏在他撒谎的时候被另外一个人经历了,那个人就会得出和你完全相反的结论。
国家品牌形象的这一属性告诉我们,只要把关键产品的国际形象建设好了,就可以有效带动这个国家整体品牌形象的提升。TCL彩电在越南市场的良好表现,改变了越南民众对中国产品的整体印象,就是典型例证。
国家品牌形象泛指性特征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形成好的国家品牌形象,不好的产品也能沾光卖个好价钱;一旦形成不良国家品牌形象,好产品也可能受到拖累,从而屈尊于地摊货的命运。
其次,国家品牌具有非完全企业属性。所谓“非完全企业属性”,是说,虽然国家品牌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的产品(或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决定的,但是,产品绝对不是决定国家品牌形象的唯一因素,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科技形象、教育形象、经济形象等等,都会对这个国家品牌形象的形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国家品牌形象的非完全企业属性表明,完整的国家品牌形象建设,仅仅有良好的产品是不够的,还要相关形象做得好,因此,国家品牌形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的努力。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品牌形象比较好的国家,其实并非只有它的产品具有竞争力,它们无不构架了完整的国家形象链条。
再次,国家品牌具有政治干扰经济属性。所谓“政治干扰经济属性”,是说我们虽然把国家品牌圈定在营销学的范畴内,事实上它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全球普遍认为日本的产品比较好,尤其是电器和汽车,全世界数一数二,但是,因为日本的国际政治形象一直很委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国家品牌形象的确立。这一问题在东亚国家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对日本政府的历史态度不满,中国、韩国等国家经常发出“抵制日货”的呼声。
国家品牌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人“盖棺”之后再“定论”,那等于不可知论。消费者同样无须对一个国家所有的产品都使用一遍才能再说“好”或者“不好”,他们有资格根据自己的有限认知,得出无限结论。基于此,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善于抓住关键点,在关键点上争取良好的表现。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人生不是每一步都很重要,但是,关键那几步一定要走好。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家品牌形象的构成取得一个完整的认知。
国家品牌形象的构成,有两大决定性因素。一是产品因素,二是国家因素。
所谓“产品因素”,就是产品本身给消费者带来的印象,这个印象直接关系到国家品牌形象的形成。可以说国家品牌形象与产品形象息息相关。没有良好的产品形象支撑,国家品牌形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事实也是这样,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哪个国家产品一塌糊涂还能有良好的国家品牌形象。国家品牌不是夸夸其谈吹出来的,国家品牌形象的大厦是由产品形象的砖石一块一块垒起来的。
所谓“国家因素”,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军事形象,对这个国家品牌形象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企业的产品能影响国家品牌形象的生成,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形象同样能影响国家品牌形象的生成。事实上,国家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的综合体。
因此,国家品牌形象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在这众多因素中,产品因素是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而已。
国家品牌和企业品牌相互渗透
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关系,类似于母品牌和子品牌的关系。
我们不妨借用宝洁和它旗下四大洗发水——飘柔、潘婷、海飞丝、沙宣的关系来说明国家品牌和企业品牌之间的关系。
如果把飘柔、潘婷、海飞丝、沙宣比喻为企业品牌,那么宝洁就是国家品牌。宝洁母品牌形象的提升,直接为下属产品的销售创造良好的企业大环境;反过来,四大洗发水良好的市场表现,又促进了宝洁母品牌形象的进一步提升。象宝洁这样一种产品推出多个品牌的情况至今并不多见,过去,我们甚至认为这是品牌策略的大忌,自己与自己竞争。现在看,这恰恰是宝洁的高明,无论消费者把钱装进宝洁的上口袋还是下口袋、左口袋还是右口袋,都是把钱装进了宝洁的口袋。宝洁所以能推一个产品成一个产品,和宝洁这个母品牌的形象相当强势有很大关系。国家品牌和企业品牌也是这样,如果国家品牌相当强势,这个国家属下的产品就很容易让海外市场的消费者接受。美国产品打中国市场和中国产品打美国市场,其难度绝对不一样的,因为国家品牌形象不同,中国消费者看美国是仰视,而美国消费者看中国是俯视。这不是什么崇洋媚外,也不是什么歧视,是国家品牌形象有高下之分。
事实上,良好的企业表现,不仅可以改变国家品牌形象,甚至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社会形象。
举一个例子:1990年代,中越之间边贸发展很快,一些无良中国商人为了眼前利益,大量向越南贩卖质次价廉的产品,比如廉价摩托车等,结果导致中国产品在越南民众中的印象很坏。1998年,TCL刚开始进入越南市场时候,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产品。经过三年辛勤努力,现在TCL在越南成了国际名牌产品,基本上和索尼、三星处于同一个档次。因为TCL在越南的卓越表现,现在越南民众对中国产品的印象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这说明,一个企业的表现,甚至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走出去的企业,承担了国家“形象大使”的使命。韩国近年来国家形象提升很快,很大程度上是由三星、LG、现代这些大企业在国际上的良好表现带来的。
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品牌的兴起,对国家品牌形象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正在成长出象TCL、海尔、华为、联想这样一些初具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品牌,这对中国国家品牌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把中国优秀品牌放在全球企业群里看,这些企业的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中国必须成长出数量足够多、影响足够大的国际级企业,才能够支撑中国国家形象的进一步提升。
国家应该积极扶持有前途的企业走出去
正是因为企业形象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因此,国家应该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对于那些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优秀的企业,应该给予特别的支持乃至奖励。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韩国学习。韩国为了实施国际化战略,对一些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给予特别的扶持,终于产生了三星、LG、现代等成功的国际级企业。目前,已经有专家建议建立国家品牌推广机制,设立国家品牌推广基金,对那些在国际市场上表现突出的企业给予重奖。同时,对从事海外市场开发的企业的行为,做出统一的规范和要求,保证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在积极的、制度化产业轨道上运行。
篇8
将马克思国民收入的理论作为依据,在国家统计局中,农业工业、建筑业、邮电运输业、商业等五大生产部门的净产值都划分在国民收入中,并且还制定出一套更加具体的统计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在计算出来之后,会更为真实和准确,这样的话,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水平、速度以及比例关系就会更为正确地反映出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国情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指标的,在实际运用中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且符合如实反映客观的统计原则。但也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和许多具体计算方法问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主要统计的范围不全,该包括的未包括进去,如修理服务业,工艺美术服务业,城市交通服务业。我认为儿和五大生产部门性质相近似的服务业,如城市公用汽车,三轮车服务站类似交通运输、工艺美术服务类似工业等等,都应该划入生产部门计算国民收入。交通和邮电,到现在仍是一分为二,不利于观察一个部门完整的经济效果,而且硬把交通旅差费、交通养路费,本属于交通部门的国民收入,人为地摊派到其他部门去。不利用贯彻转轨变型的方针,妨碍了企业的积极性。对国民收入流出流入的产品结构和甲乙两部类的划分,只有方案规定,缺乏理论依据。统计制度所列平衡法,直接计算法,联行往来法和上交下拨法等四种计算方法,前三种在方案说明中已承认“难以计算”。第四种容易一点,但有时严重歪曲事实。折旧费是物质消耗,理论上很明确,旅游外汇收入尚缺理论根据,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实际上都纳入国民收入的分配,不适当处理,消费加积系还会大于国民收入使用额,旅游外汇收入,可直接到国际市场使用,可以作流入处理,折旧费可当作上年结存而加到国民收入的使用额中去。对这些问题怎样处理,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们既不受西方体系的不良影响,也不能受东方体系老框框的束缚,要努力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自己的统计方法。
二、国民收入统计范畴的两种不同意见
在国民收入统计范畴过程中会出现以下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第一种意见
很多国家将马克思对甲、乙两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关系的分析作为依据,从而在计算国民收入过程中,指在物质生产部门中进行,而服务部门是不会参与其中的,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范围中,只是分析“总生产物”的生产过程,从来没有在服务中进行再生产。反之,马克思在对亚当·斯密的《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些观点在其中是被多次提起的,这样的话,在生产劳动中,资本家所带来的剩余价值的服务劳动就是其中所包含的。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它所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生产关系,但是并不是劳动的内容或者结果。
再者说,“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马克思将这些说法在一部着作中做了进一步的肯定。所以,很多人认为,在产品中,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产品的生产是其中的两种形态,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别的,绝对不可以将其物质范围肆意增大,也不能将服务生产的属性错以为是非生产性的,更严重的就是在物质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认为它是不会起到有利作用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将物质生产部门结合非物质生产部门,然后在进行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的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第二种意见
在计算国民收入的过程中,价格国民生产总值口径作为依据,这样的计算方式在内容上并没有太符合要求,而且计算的重复性也比较强,但是因为服务收入包含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就可以站在大于生产的范围进行观察。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满足在国际实际需求,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在我国的进行也有着很大的必要性。但是若是将服务部门也划分到生产部门中,服务部门的劳动也就是生产劳动,这种想法其实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进一步进行研究的。这种意见主要就是说,生产劳动和社会有用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社会有用劳动的概念是比较广泛的,而生产劳动则是处于物质生产中这样的范围内,生产力劳动的形成。什么是生产力,其实也就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运用劳动工具将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品制造出来的过程。因此,生产力并不是自身独立存在的,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作用之后形成的。所以,就好比是科研成果,若是没有投入生产,使其发挥作用,那么它就不会产生生产力,在科研中也就不会出现产品。再好比,在旅游服务中,会收入一定的货币,就算是利用这些货币购进一些国外先进的产品,站在全世界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其实充其量也就是国与国之间国民收入的实物形态的再分配,在旅游服务中并没有任何新产品生产出来。这种意见认为,在马克思着作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更加明确,在生产性劳动中,社会劳动并没有纳入其中。例如,很多人都知道,马克思之前也明确地指出,流通费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实也就是将商品价值所消耗的费用有所实现,换言之就是非生产劳动耗费。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克思站在社会关系的角度上做了一定的分析,明确地将亚当·斯密的说法再一次进行了肯定,也就是同意在生产劳动中包含:“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因此,马克思在提到“服务”这个词的时候,提出了“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的观点。所以,在生产性部门中,服务部门并不一定都是包含其中的,因为服务部门与资本相交换的时候是很少的,但是物质部门却与服务部门完全相反。
篇9
关键词: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就业环境;调查
一、引言
“非正规就业”的概念最初由国际劳工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国外一般称之为非正规部门就业或非正规组织形式就业。目前国内一般将“非正规就业”定义为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既有在正规部门(依法设立的企事业、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独立法人单位)的非正规形式的就业,诸如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兼职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等,又有在非正规部门(正规部门之外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微型企业、家庭生产服务单位以及个体劳动者等)的自营就业、家庭就业等”。[1]
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大多数大学生毕业首先选择的是在正规部门就业。然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发展,传统的就业领域在自身的技术升级换代中对大学生的吸纳力降低,新兴正规部门在经济转型时期发展滞后,短期内难以吸纳所有的大学生,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本着效率最大化的原则,控制着其机构容纳编制内人员,这些正规部门提供的就业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供给总量逐年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在传统正规部门就业,必须在正规就业之外寻找新的就业途径。有研究显示,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格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从事被社会默认的所谓传统、正规行业的比例下降,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多,高校毕业生的非正规就业现象不断增加。2006年上海高校学生职业发展及就业工作调查报告显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个特征是流向多元化,“十五”期末和“十五”期初相比,毕业生就业形式更为多样,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的比例有所提高。[2]2008年北京地区大学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了大学生就业形式呈现多样化[3]。“近几年有至少5%~10%毕业生转入到非正规就业中”[4]。非正规就业正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形式。
二、当代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现状的调查分析
本文选择某理工类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对该校学生非正规就业状况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315份,收回问卷310份,问卷回收率为98.4%,问卷有效率为100%。
调查对象的年级分布情况见表1。
调查对象的性别情况:男生160人,占51.7%;女生150人,占48.3%。调查对象的专业分布:涉及到财经类、文史类、管理类、理工类和其他类的各个专业,其中财经类占1%,文史类占19%,管理类占14%,理工类占60%,其他类占6%。各专业分布基本符合该校理工类学校的性质。
1.对非正规就业认识不足,将其做为临时的过渡就业形式
在“您了解非正规就业吗”选项中,56%大学生表示对“非正规就业”这个概念“不知道,这次问卷第一次听说”,29%的大学生表示“听过,但不了解”,15%大学生表示“了解,但没有具体研究过”。统计结果显示,该校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大体处于“不知道”和“不了解”中。
在“您觉得哪种形式属于非正规就业(多选)”中,7个选项均有学生选择,并且比例相当,统计结果见表2。
在“如果您毕业在即,您会选择非正规就业吗”中,75%大学生选择了“会,在没有找到正规工作之前”。经过访谈了解到,他们中选择“会,在没有找到正规工作之前”的学生,往往把非正规就业作为通往正规就业的途径和跳板,通过这种方式大学生积累工作经验,使自己的能力更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
以上几项调查说明,当代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不足,非正规就业的现实存在并未得到大学生的理性把握,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绝大多数学生仅仅停留在字面理解上。然而,虽然大学生对非正规就业的内涵模糊,但是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他们无奈地选择非正规就业。
2.就业期望值高,功利性强,对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充满热情
在“如果您选择非正规就业,您最能接受第5题中哪种方式就业”选项中,除了12%学生未填写(即:不会选择非正规就业)外,作为高智群体的大学生,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从事自主创业、自由撰稿等高技能、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方式,统计情况如表3。
在“影响您选择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是什么(选前三项)”选项中,
统计结果显示,金钱、生存、兴趣是影响该校大学生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最重要因素,选择的学生百分比分别为29.5%、25%、25%,反映了该校学生择业的功力性很强,这与当代社会背景有关,也与现实生活压力相关。同时,在选择非正规就业时,该校很多大学生认为专业并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就业优势。
以上几项调查说明,大学生选择非正规就业时,更多地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和务实的角度考虑,大多希望从事较高层次、能体现自主性的非正规就业方式,如25%选择了自主创业,他们期望在非正规就业中实现自身价值。
3.非正规就业层次不高,学校就业创业教育工作有待加强
在“您周围有同学在创业吗”选项中,93%大学生选择“有一两个”或者“没有”,仅6%大学生选择“有很多”。这一结果与在该校就业指导中心访谈的结果相符。据了解,近年来该校一些大学生尝试自主创业,也涌现了一些成功创业的典型,但每年在就业指导中心正式登记的进行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寥寥无几。而据该校就业指导中心跟踪调查,大多数毕业生刚开始都是从事“打零工”等较低层次的非正规就业。
在“如果您选择不创业,您不想创业的原因是(多选)”选择中,25%大学生“不知道怎么去创业”,有24%大学生认为自己“不具备创业的潜质”,18%大学生认为“创业太辛苦”,还有12%大学生因为“家人不支持”,10%大学生“怕创业失败”。调查结果说明,该校大学生缺乏对创业的深入了解,还有求稳定、怕吃苦的心态等,使得他们对创业抱有较高热情,但投身创业实践不多。
在“您认为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困难在哪里(限选三项,按重要程度排序)”选项中,排名前三的困难因素分别是资金短缺、缺乏管理经验和对市场环境不熟悉。其中资金短缺问题是外部性因素,而缺乏管理经验和对市场环境不熟悉则是高校内部性教育因素。
在“您认为大学教育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学生就业能力”选项中,选择“创新理念及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应更加结合社会需求”、“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就业观的转变”的学生达95%。
以上几项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从事的非正规就业层次还不高,他们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热情,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投身创业和成功创业的人数不多,迫切需要政府、学校在创业相关政策、创业活动训练、创业指导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
三、当代大学生非正规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1.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尚未完全转变
虽然“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已普遍为大学生所接受,但受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环境以及父母和同辈的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还是落后于市场对人才配置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误区,他们潜意识自加“身份标签”,更多地选择更为体面的工作。如在A高校调查中21%大学生认为“摆地摊”是非正规就业形式,但是只有4%大学生表示“摆地摊”是最能接受的就业方式。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上已经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如果依然将自己定位为“精英”,应该从事“精英的工作”,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就业期望和不良的择业心理限制了大学生的就业视野,制约了他们树立主动、灵活、多形式的就业观,也往往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或者无奈选择较低层次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学生就业环境尚需进一步完善
随着大量高科技、专业化服务的新型产业部门的迅速成长以及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和经营方式的进一步变革,一大批新型的非就业方式将催生更多的具有高知识型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但是从对A高校调查和访谈的情况看,目前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毕业生还只占少数,特别是能够利用自己所学专业从事高技能的非正规就业形式的毕业生更少,很多大学生因为落户、档案结转、地域选择等方面原因,暂时性地被动选择“打零工”、成为“蚁族”,从事较低层次的非正规就业。
另一方面,适应非正规就业的灵活有效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大学生的劳动权益和社会福利难以保障,而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行业保护主义主导下的户口地域限制使得大学毕业生难以在整个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但一些扶持政策较难操作,使得更多的大学生对自主创业持观望的态度。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大学生从事非正规就业的热情。
3.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有待进一步改进
虽然“就业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现阶段还处于“卖方”市场,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就学”机会,而不是未来的“就业”机会,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高校忽视了按需培养的问题,人才培养工作相对滞后,缺少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对专业设置进行合理的预测与规划。而在长期不变的、僵化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企业对人才的期望值之间的反差,使大学生面临就业时更多表现为被动的适应,独立意识薄弱,对非正规就业或恐惧、或忧虑、或排斥”。[5]在A高校调查和访谈中,大学生期待从事自主创业、自由撰稿人等高技能、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特别希望学校能多开设一些与就业市场紧密相关的课程,以扩展自己的就业面。但是学校的创业教育体系以及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等与大学生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
四、高等学校在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方面的建议与对策
1.完善教育教学体系,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
高校应主动适应市场的需要,更新教育理念,将教育与就业相联系,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计划的调整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鼓励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从事高技能型的非正规就业。同时,增强与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合作,尽可能多地给大学生提供锻炼就业能力的机会,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补短扬优,在实践中积累实现就业必须的工作经验。
2.呼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从事非正规就业大学生权益
针对非正规就业中如何更好地维护大学生权益问题,高校可以通过申请相关主题方面的课题研究等体制内方式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对这方面的关注,同时呼吁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非正规就业中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劳动制度,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大学生就业竞争环境,促进就业市场健康发展。
3.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帮助大学生顺利就业
通过加强教育引导,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树立以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第一需要的指导理念,由“管理”为主转变为“服务”为主,更加重视培养学生自我设计、自我发展、自我调试的能力,鼓励他们积极寻求各种就业渠道。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毕业生就业工作队伍,注重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搭建信息互通网络平台,及时有效的学生实习、兼职、就业等信息以及政策方面的就业信息,提供全方位服务。
4.积极开展创业教育,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是非正规就业中的高级形式。高校应当将创业型人才培养与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高度重视创业教育,开设相关创业指导课程,增强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创业能力,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以创业实现就业,带动就业。
参考文献:
[1] 刘承波.鼓励非正规就业,促进毕业生就业模式多样化[J].中国高等教育,2004,(12).
[2] 课题组.2006年上海高校学生职业发展及就业调查报告[J].教育发展研究,2007,(4A).
[3] 黄敬宝.2008年北京地区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09,(1).
篇10
[关键词] 现代商业传统商业差异性特征历史性联系
一、导论
语言学家们认为商业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商业开始出现。此时的商业被称为商人商业;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商业主体组织化-企业化,此时的商业被称为组织化商业;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引发商业领域的多次革命,此时的商业被称为多事业化商业-流通业。“现代商业”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商业是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化业态为载体,以信息化为催化剂的。多事业化商业(流通业)就是现代商业的开端。商人商业和组织化商业则可以包含在传统商业的范畴之内。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具有差异性特征,但两者不是两个绝对对立、冲突的概念,它们存在着历史的逻辑联系。
二、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的差异性特征
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既有历史性联系,也保持着各自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是源自现代商业对传统商业的发展即商业范畴自身的更新和升级。现代商业对传统商业的变革性发展是指在商业主体、商业客体、商业载体(业态)和商业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升级。
1.商业主体。商人商业的主体是自然人。他们或是从生产者中分化而来,或是由其他富裕人员(奴隶主或贵族)插足商业而形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商人商业由于无法胜任或适应生产和消费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化商业。在组织化商业阶段,占主流地位的商业主体不再是“行商”,而是开设各种店铺,雇佣一定数量的徒工,大批量经营的商业组织形式。而现代流通业的主体除了包含传统的组织化商业企业及其连锁经营企业外,还包括逐渐独立的商品采购、运输、仓储、加工、信息公司等。此外,商品直销公司、商务公司以及电子商务公司等更是迅速发展。
2.商业客体。在商人商业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所以社会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比较有限。商人所购销的商品以铁制劳动工具、手工纺织品、牲畜、粮食、盐等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主。在组织化商业阶段商品已经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纺织品、文化用品、生产设备、原材料等。这一阶段的商品较之商人商业时期大为丰富,其质量和技术含量也大为提高。在现代流通业阶段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使得客体范畴极其广泛,除包含组织化商业时代的客体范畴外,还包括各种新产品、各种可用于交易的产权、各种可转让的专利技术、特别是形式多样的服务等。
3.商业载体(业态)。在商人商业时期,商人主要是向小生产者采购商品,然后利用人力或畜力运载着商品,主要通过“集市”向购买者出售商品。在组织化商业时期商业业态逐渐多样化起来,除了继续存在的商人商业阶段的杂货铺、“流动地摊”外,还出现各种新型的并占主流地位的各种业态,如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便利店等。在多事化商业阶段,从事流通业的各种行为,包括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流通业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流通方式和手段多样化,流通效率迅速提高。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物流设施的日益发达和完善,促进了连锁经营的快速发展。连锁经营方式日益渗透到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便利店中,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商业业态正日益在商业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4.商业信息技术。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方式是一个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的网络神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信息的传递方式不断得到更新和升级,采集、处理和传递商业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从而大大提高了商业效率。以信息的传递方式来看,商人商业阶段的社会以手工生产力为特征,小商小贩在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不通过其他任何载体直接把信息和商品送到顾客手中。那时的商业信息比较简单,小商小贩采用口头表达或打手势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在组织化商业阶段信息传递采用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它与以机器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阶段相适应。零售商业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递信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商业进入电子载体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爆发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使用,替代了人脑的部分功能,使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方式逐渐取代了以人为惟一载体的信息处理方式,非群体化传播工具将逐渐代替大众媒体传播阶段的群体化传播工具。从商业发展史来看,商业经营方式的每一次重大革命都与信息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超级市场的兴起、连锁经营的发展、无店铺销售的出现都是依赖于它。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流通业一体化趋势加强,现代商业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正是由于大量商业企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条码技术、商业自动化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物流配送技术等来改造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商业运营效率,因而现代商业企业越来越成为一种信息技术密集型企业。
三、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的历史性联系
1.商业的本质没有改变。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无论是现代商业还是传统商业,都是以赚钱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在商人商业中存在着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商人,他们“把买卖商品的经营活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职能,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充当居间人,并媒介商品交换”;在组织化商业中商业的主体已不是一个个的商人,而变成了商业企业。它是应对大量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汇集并转化为极为可观的资金流量后经过社会的初次分配而形成大量消费的格局而产生的。商人商业由于无法胜任或适应生产和消费领域发生的这种巨大变革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化商业;在多事业化商业中,产品从生产出来一直到消费者手中经历一系列活动,不仅仅涉及批发和零售,而是包括了直销、、批发、零售到仓储、运输、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这些活动都与产品价值的创造有密切的关系,故渠道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企业纷纷自建产品分销体系,或者通过控制分销网络等方式,达到控制产品销售市场、提高利润水平的目的。现代流通业是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汇聚之业,它上联制造业、下联金融业,是全世界财富聚集最快的行业。传统认为,投资金融业最具投资价值;现实表明,从公司价值迅速提升来看,商业流通业的投资回报率高于金融业。在世界500强排名中商业流通企业占到10%;在美国50强排名中商业流通企业占到20%;在2003年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前10位中则有6位来自流通企业。
2.商业伦理一直在提倡。商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进步和发展离不开经济伦理的支持。在先秦时代儒家就有“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后来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一批实践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商人,他们被称为儒商。“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由此所派生出来的 “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义利观”同商业公平交易、等价有偿、互惠互利等原则相融汇,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在提倡诚信经营,重构社会信用体系的今天,儒家“义利观”思想对指导我国现代商业的发展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商是儒家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和商业经营活动有机结合的产物。儒商所体现的经济伦理精神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塑造义利结合、理欲兼溶的经营价值观念,对纯商业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和调整,代表着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的适度结合。而正是这种结合,有助于完善商业运行机制,促进经济活动的有序和规范,使商业经营从“无商不奸”的恶性循环和低层次发展中摆脱出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中国现代商业发展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商的经济伦理精神。
3.“无商不活”一直在被证明。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自从第三次社会化大分工商业产生之后,商业总是与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最初是以具有商品交换的基本功能出现的,城市的经济最初表现为商业的繁荣。一个城市作为经济中心总是以它的物资集散地、繁荣的商业著称的。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开始崛起,逐渐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它们对于社会资源整合、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活跃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业由商人商业范畴发展到组织化商业范畴,二战后又发展到现在的流通业范畴。马克思的《资本论》告诉我们: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商品流通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命运。随着人口的增加、市场的扩大,生产的规模随之增大,手工作坊被机器大工厂去取代(即生产被组织化),产品产量的提高意味着商品流通必须升级才能实现商品价值。在生产被组织化之后,流通被组织化成为一个必然选择。没有组织化的商业,需求满足(即消费)就会受到限制,进而会影响生产。正所谓“大生产必须有大流通相呼应”。
四、结论及启示
精品范文
10地摊经济行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