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本土文化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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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女性；女性主义；女性写作

任何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都由一些关键问题所构成。同时，研究任何文学文本、关注任何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也必然要依赖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谓“原意”的真正追寻，而只能是“误读”。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的女性、与中国的文学现实相遇后生成的文学批评，其文化积淀、现实处境、具体目标功能都与西方都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批评实践中所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基本的、特殊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一、中西方对“女性”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女性是什么?在西方男性独霸学术界的传统里，女性历来被看做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感谢主赐给他恩宠时说，第一，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是这样被划为了“第二性”。总之，一句话，女人就是为男人服务的一个工具，是一个附属品。

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话了男性作者。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在这种解释下，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女权主义者不满于女性所处的边缘被动处境而纷纷奋起抗争，从理论的层面寻找出女性的自我身份。1949年11月，西蒙·波伏娃出版了被后世的人们尊崇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成为新女性主义的理论指南。

在波伏娃看来，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历史的长久演变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学等各种手段，塑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把女性置入到一个附属的地位。在波伏娃看来，男人按他们的愿望将女性视为“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阴谋家，搬弄是非的人，骗子。她是男人手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她意味着他不曾有，但又特别渴望的一切”。因此，女人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女人身为“次等性别”的地位却是后天造成的。

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完成了她的《女性白皮书》一书，标志着她个人生命和对女性思考的一个转折点。弗里丹提出了有名的女性“第四维形象”的概念：除了婚姻、家庭、为母之道以外，女性理所当然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社会。号召女性为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而奋斗。

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她的《性政治》一书。在米利特看来，不管人们在这方面保持何等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状态，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权力概念。米利特试图赋予愤怒的、受压抑的一代女性一种声音，以唤起女性同胞的反抗精神，号召女性要反抗男权社会，做时代的“新女性”。

如果说以上三位女权主义者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给女性正名的话，时隔不到30年，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法国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依丽格瑞和西苏，她们对“女性”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把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产生的、人人接受的意符，实际上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又一次建构，所以对“女性”概念必须解构。

西方这些“女性”概念到了中国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其中又出现新的解读，在西方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女人就是无，就是空。因此女权主义者要改变这种状态。要给女性正名，试图阐释女性并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女性应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在中国，除了政治上已经解放了女性以#t-，女性同胞自己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女性身份的边缘问题。边缘一方面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社会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页表示着女性不受拘束，意味着女性对现有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不予接受，空无是自由的代言。由此可见，“女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哪里，意义已经发生了新的转机，产生了新的功能，女性身份的边缘性成为女性抗拒男性社会的有力武器，面对沉默的女性，男权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危机，而女性在沉默中自由地放飞思想。

二、中西方对“女性主义”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在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指女性的社会平等与个性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它的思想根源于20世纪初期的妇女解放斗争(极力倡导“妇女参政”的斗争)，所以带有明显的白人上层妇女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当时被翻译为“女权主义”，据克里斯特尔的~90年代最新知识词典》，也可以翻译为“男女平等主义”或者“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等。

出于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从自身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原有的“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狭隘了。1983年，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提出了抛弃“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代之以“妇女主义”(Womanism)。她将“妇女主义”定义为“献身于现实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

在中国，“五四”时期，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最初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近年来一些学者了解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以后，认识到原有翻译的欠缺，为了强调女性的视角，将其改译为“女性主义”，总的来概括“女性主义”主要表征一种政治态度或文化立场。女性主义是女性们代表一个“集团”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它的思想更直接指向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和文化，也指向文学和艺术。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女性主义涵盖并超越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加关注性别冲突的多层次内涵，这是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一词的原因。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物，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当女性主义思潮和它的变种在20世纪不断涌人中国时，当中国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这些影响时，会不可避免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以在西方的女权思想传人中国之后，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所产生了变异，而变异的结果就是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不愿认同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即使个别几经周折才确立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的学者，如戴锦华教授，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又特别强调自己的“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怪异的而且耐人的现象。

通过上个世纪之处的引入与译介，人们对西方世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男女平权的思想并不像在100年前那样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陌生。显然，西方的女权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后，又随时代的变迁，产生了自身的变异。变异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变得非常温婉，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在众多概念的取舍中，由以争取权利为中心、在汉语中较为激进的“女权”，到张扬女性特征的“女性”的衍变，与我们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西方对“女性写作”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实践和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一大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照耀下，自觉地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她们的文学实践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出自于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西苏的文章翻译进来，这一概念就在国内引起了高度兴趣，并被作为女性意识的表达方式而加以实践。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有将女性意识本质化之嫌，其实似是而非，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在给西苏的《新诞生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对此予以了辨析，她说：“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

西苏认为想预料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辩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图”。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性别作为划分依据的。西苏原初的“女性写作”包含男作家，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提到了男作家让·杰内特的《盛大的葬礼》。

到了中国，我们讲的女性写作一般态度就是女作家的创作。这一现象说明西：Zr的外来概念传到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异。中国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写作”的接受，可以说就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误解之上。“女性写作”一词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其实所知甚少，这与国内对于西苏介绍的片面有关。

《共和国文学50年》中明确表述：“‘女性文学’或日‘女性写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到本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在中国内地获得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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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 本土化 文化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1 什么是本土化？

本土化就是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让它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有很高的契合度，就像杨国枢先生说的：符合本土性契合标准。在杨先生看来，本土性契合是指特定的文化性和生物性因素一方面会影响到当地民众 （被研究者） 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当地心理学者 （研究者） 的问题、理论与方法。那么，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可以而且应该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这样一种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杨先生将本土性契合看作是衡量本土心理学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标准。他指出：“我们所说的‘本土心理学’，就是一种能达到本土性契合境界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旨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也就是说，让“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研究者要深度了解被研究者的心理和行为，熟悉它们的文化体系和生存方式，这样才能达到和被研究者在各个相关方面贴近的程度。

本土化有两个方面：研究内容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上的本土化。社会心理学文化相对性较强，研究内容与本社会的文化，习俗有密切关系，因此包含内容的本土化，而且非常必要，否则本土化的概念就失去一个很大部分的意义了；此外，方法的本土化也很重要，因为中西文化的重合度比较低，很多概念，理论是不能用西方语言符号所解释的，也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如果照搬过来难免会造成工具与对象的不匹配，难以发挥其作用，不但达不到研究目的，甚至可能误解自己的文化和社会成员的心理，得出相反的结论。

然而人们大部分的心理和行为都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片面地排斥所有外来的东西也不可取，我们要在理智分析的基础上，挑选出适合我们的研究的方法来。

2 为什么要对社会心理学进行本土化？

社会心理学具有很高的文化相对性，是文化多元论的产物，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本土化，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扩展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范围。当今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出的理论和方法大部分是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这样既不利于其他国家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对于西方国家本身，由于缺乏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丰富性，使其研究不能更多地吸收来自不同文化的对比和反馈，其进展也会相对缓慢，对学科发展不利。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是为了使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更高，因此不进行本土化也将使其应用价值大大降低。在文化上，没有一种理论可以适用所有的人和地区，如果要让所有人从中收益，社会心理学不但要在中国进行本土化，在其他国家也需要本土化。我们都要先将各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让它们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同成长和发展，把握好每一种民族和社会的传统和规律，才能更有效地运用它们直至人们从中获利。

3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所走的路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所走的路程并不长。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建立相对较晚，上实际80年代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心理学作为一个舶来品，我们对之不熟悉，有必要先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一番学习和吸收；最后一个方面，也是在目前比较值得关注和改进的方面，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较擅长向别人学习现成的东西，只在层次较高的理论上探讨，而不能从现实出发，珍视自己的想法，从而做出切合实际的独到的研究工作。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主要是以港台学者为始进行的。杨国枢提出把“本土契合性”作为本土化的标准，黄光国运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人的人情和面子，杨中芳提出本土化的研究要放在“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有效。

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和受到鼓舞，它为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4 如何进行本土化？

（1）对本土的文化、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有系统而深刻的了解。这是首要的条件，一个对中国社会心理学进行研究的人员，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背景有深刻的了解，才可能做出符合中国人文化传统和思维惯性的研究，结论也更能够应用到本民族社会当中。中国文化的很多成分是西方国家没有的，如果没有很扎实的文化基础和底蕴，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很可能没有研究的切入点，即使有也与文化不契合，就像杨国枢教授说的那样，不符合本土契合标准。因此无法做出真正的本土化的研究，结论就不适用于本社会。

（2）构念化。心理学研究要求各个变量有操作性定义，社会心理学研究要求将那些模糊不清的理念清晰化，具体化，使人可以从思维层面上清楚地理解与描绘。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杨中芳教授将“中庸”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一个示意图的方式表示出来，使之成为了一个清晰的构念系统，并且各个节点之间有具体的，方向性的关系。这样就使一个庞大而难以名状的理念表达了出来，有利于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

（3）抛开一切已有的理论和预期进行细致的观察，提出假设。细致的观察和提出假设是进行所有研究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否则无法做出严谨客观的结论。然而抛开一切已有理论和预期是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因为社会心理学诞生于西方，对我们国家的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很容易带上先入为主的西方的理论和概念，试图将我们的心理现象嵌套在已有的理论和概念体系中。这样很容易忽略掉很多重要的中国人独有的现象，将中国人的想法和态度等同于西方人的想法和态度，如此一来，文化差异便消失了，结论不同也只是在变量的量或者程度上不同，而总体的架构是一致的。就偏离了本土化的初衷。

要想做真正的本土化研究，就要把头脑中已有的西方心理学概念暂时放下，以开放的态度去观察，记录下所有观察到的客观现象。然后再回去一一整理和分析。

（4）借鉴西方的成果，同时发展出自己的方法和工具来进行研究。西方的方法论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人类的共性总是大于个性，然而又不能全盘照搬，因此要睁大双眼，选取适合的方法，要能够与我们的文化，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相贴合，如果即使是本土的研究者自己进行开发，也会因为本研究而开发出这样一套方法，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同时，还有一些内容是西方任何方法也解决不了的，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再进行思考，事实上我们应该在这项工作上花费多一些的时间，因为对于科研来说，方法论非常重要，每一次重大的科学进步都是以方法论的开拓和创新为重要标志的。

（5）将研究成果进行逻辑推理和分析，总结出自己的理论。中国的语言相对西方逻辑性不强，这也折射出中国人更重意境，不重逻辑的思维特点。将研究结果和数据上升为理论比较困难，因此在进行具体研究时，要重视逻辑推理和总结，学会把散乱的数据整理成理论架构。

（6）学习西方研究者的态度，摒弃我们固有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思维方式。向西方的学习，内容不重要，态度和方式最重要。我们要向西方学者学习的是他们切合实际的态度。中国社会心理学进展不是很快，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很容易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而不注重具体的扎实的，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脚踏实地的研究。前喻文化，也就是向前辈学习知识和经验的习惯使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够强，不愿意思考也不珍视自己真正的想法。

要想做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还要从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入手，从客观的现实和观察研究上入手，去研究一些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实际问题。

5 展望

虽然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已有研究者为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开辟了道路，中国文化底蕴深厚，本土化有很大的潜力，前途是美好的。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社会学研究，1994（6）.

[2] 黄雪娜，金盛华，盛瑞鑫.近30年社会心理学理论现状与新进展.社会科学辑刊，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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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土性；惟一性；图像模式；文化资源

本土性是个含义单纯而又界定模糊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它的具体指向即民族性。在本文中之所以用本土性而不用民族性来论述中国动画，只因为“本土性”比“民族性”来得更加广泛和原始一些。同时，就本文论述的内容来看，采用这个说法似乎更为妥贴。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漠。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有所指的东西，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又是无所指而又无所不指的。比方说：当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总不期然地联系或说到儒、道、释等文化概念，这些无疑都是传统文化的范畴。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又不仅仅指这些东西，充其量，这些也只能算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之一角，并且，即使是这一个角，其显露在表面的状况也和隐藏于内的容纳可能大相径庭。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大白话里隐显了另外一层意义即一方水土滋养了一方文化。诞生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国本土文化，尽管随着时间及空间的物质运动有所变化，但这变化不管如何剧烈或丰富，其本质的元典精神并不随之有所变化，而且也不可能随之有所变化。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对本土原生文化的历史的文化阐释。并且，这些历史时空的文化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本土特质。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用本土性这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外在的表现――中国动画是合乎情理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民族风格的根本成因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虽然概念总是模糊的东西，但总还是有一个大体的范畴)即什么才算是“中国动画”。

动画的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时至今日，动画已是一种世界性的视觉叙事形式。在“动画”前冠以“中国”必然是一种界定和区别：即界定这一动画形式的范围及区别于其他动画形式的存在标志。

很显然，对一个不存在的或将来也未必有的东西或事物冠名是没有意义的。一般来说，只有当这个事物出现或即将出现且需要区别于其他的东西时，才需要这个名称的。并且，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冠名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平常的普通到使人很容易忽略的不太起眼的人文现象，但其中却包含了一个并不太平常的道理――存在的意义只有在独立独特时才有意义。如果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的存在。

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前，中国就有动画这一艺术形式，而且以一定的规模在发展着。但是，这时的动画还不能称之为“中国动画”，充其量只能’兑是中国人在做动画，因为这一时期的动画创作及作品有明显的模仿国外动画的痕迹。可以说它是中国人的，也可以说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譬如在1956年时创作的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国际动画节上获了大奖，中国动画人理所当然地感到很高兴，但评委们却误以为这是一部前苏联作品。”这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当然，这个误会带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一个尴尬，或者说，它直接促使了“中国动画”的诞生。在此后的20余年间，中国早期动画人在“探索民族风格之路”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部又一部动画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这一时期，大约有30余部动画影片，荣获了国际、国内100多项大奖，并以其独特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使世界动画史上有了一个新名称――“中国动画学派”。这个名称无疑是一个肯定，同时，它也是一个界定、一个区别。

在界定“中国动画”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中国动画之所以为中国动画的含义也逐步显现出来，即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的惟一性，这是中国动画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动画的判断依据，这也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历史选择。如果考察一下中国经典动画的内容形式，然后再联系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对一个中国人或对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来说，探讨中国动画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看起来很不严肃的话题。这个情形有点像在讨论“麻婆豆腐”与“川菜”的关系。但是，对一个从未接触过或儿乎没有接触过中国菜的人来说，

“麻婆豆腐”无疑是神秘的，甚至连豆腐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据说宋时的朱熹一辈子不吃豆腐，就是因“格”不出豆腐的道理来)那就更不必说川菜或隐藏于其后的文化了。所以，探讨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还是有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人类文化是人类心灵和智慧的结晶；人类的一切艺术活动都是人类文化的范畴。这样说大概是没错的，如果把这两句话当做命题，即只要时间继续。人类的性质不改变，则此命题或先验的原则就不会被将来所。

既然艺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被文化所包围，则说明文化的内容必包含艺术的内容。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必有其特性。尽管如此，这一特性或特殊化依然是包容在文化范畴内的特殊。这一特殊的存在仅仅是区别于文化范围内的其他文化形式，而且是建立在此文化的共性基础之上的特性。故此，探讨文化的诸般问题必然包容了艺术的诸般问题。在流传至今的中华元典――《诗》《书》《礼》《易》《春秋》中，(《乐》失传)《易》无疑是冠居群经之首，。虽然至今对《易》的研究还有争辩或认识不清楚之处，但有一点是人所公认的：即其最根本的阴阳两爻符号的形成本于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直接观察及其矛盾现象而得出的，象征着广泛的互相对应对立的种种事物或现象。

在《易经》中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宇宙生成模式和人类文明发生模式，按照冯天瑜先生的解释，则此“天道演运，万物自然化成的观念，也即是一种自然生机主义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又推及对人类起源和人类文化发生的说明，成为“天道”与“人文”彼此契合的宇宙――人生论，即所谓“循天道，尚人文”。

是故，《易经》所透露出的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及其方法论都是在对自然的俯仰观察中反观人的世界。其所以要“与天地准”“与天地相似”，就在于惟如此方可达到与自然之理“不违”的和谐境界，也即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精粹的形成基础，即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本质。中国的文化传统经过大约五千年的消磨，依然是生生不息，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以来就以一种和谐相生的文化生态心理不无关联。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史，其中蕴涵的一个极重要且明显的规律就是相争相融且生生流转地多线发展，而并非是文化承传上的“人丁不旺”而导致的一脉单传。这是世界文化传承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或者可以成为解释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消磨、冲击、淘洗、沉积后的 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模糊的概念，说不清，摸不着，而又无处不在。对于每一个时代的后来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长久以来，数以亿计的人来挖掘这个资源以资己用。然而最终，劳其一生的文化探求最后又返归这个文化并成为这资源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传承和衍生就是这么一个无穷无尽的漫长过程。且正是这“无法思量又可想象”(金岳霖语)的文化积存中必定蕴蓄了的莫大能量为包括中国动画在内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愿不愿采用和如何采用这个资源的问题了。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模式表现即是中国动画的本土特质

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动画创作和发展必然产生于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传统艺术在造型语言及形式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动画的影响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审美习惯，图像造型艺术必定是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深层意识之中的东西。狭义的图像即是造型，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所以造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息息相关。它是潜存于民族文化深层意象之中而又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且最终通过人的智慧而创造出的图像模式。对于中国动画来说，这种独特于世界其他动画艺术的图像模式正是源于本土文化的深层意象之中，同时，它也是生长于斯的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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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土化 包装设计 民族品牌构建

1 包装设计本土化提出的背景

当今世界发展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面对新形势下的市场、社会与全球化问题，我们提出“包装设计本土化”的概念，是在设计包装领域内应对全球化趋势所做出的积极回应，这一回也得到了广大设计师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响应。现代产品包装手段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们可以更多地借助计算机，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本土化的设计中，形成符合人们现代审美习惯的包装产品。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内涵，是提高我国产品竞争力的核心价值所在。

在目前的社会条件和国际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探究本土化包装设计的内涵特色，对于刺激消费、开拓市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物质水平的提高，社会文化的进步，都在促使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而且日益增长的产品种类也使得生产者不得不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竞争，这也使得商品生产者将越来越多地关注商品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从而寻找市场空白点，满足大众消费者的需求，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起初人们只是对产品的基本功能有着一定的要求，可是在目前已经完全能满足人们这一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已经逐步转移到精神价值上来[2]。所以生产者对于产品所注入的情感内容，使其产品所赋有的精神内涵已经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条件，而这一情感内容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者对产品的设计包装上。毫不夸张的说，产品的包装已成为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重要纽带，所以，产品包装的设计理应受到生产者越来越高的重视。因为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第一吸引眼球的就是产品的外包装，好的包装设计甚至可以直接刺激消费者购买。可以说，产品包装就是直接吸引顾客的第一要素。所以生产者要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包装区别与其他产品的包装，有特色，有内涵，有吸引力，使其在与其他产品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产品的外包装本身作为一种对产品的宣传，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好的外包装无形之中就对产品本身做了好的广告，自然而然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提高该种产品的销售量。这既是对传统元素的成功运用，也是对传统元素的提升与再创作。同时，不同的产品也有着不同的包装需求，有些产品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本土化元素的融入来提升自己的价值与竞争力，但是有些产品本身就需要将本土化元素与一些其他元素结合才能充分体现所要表达的理念，所以我们提出的“包装设计本土化”并非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要将本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元素相结合，在本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元素的交融中，形成产品包装设计的独特内涵，实现包装设计价值的最大化。

2 包装设计本土化的概念

本土化，指共同地域的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稳定的共同体[3]。设计本土化并非指传统元素的简单排列组合，这只是一种机械地堆积，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产品的本土化包装。在当今的国际化形势下，本土化的包装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时展的需求，为产品开拓市场，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某些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因素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下去。包装设计本土化主要体现于包装产品所使用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符号，符号虽是一种物质化形态的东西，是一种概念，但是借助这些符号可以形象地表现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这些符号的使用建立起了事物与人们内心世界的联系。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这些成就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独特的文化习俗和审美观。以传统文化为题材进行符号的设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种本土化的设计所代表的深刻寓意和内涵，反映了人与社会的某种关系。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极大地丰富产品符号的深刻内涵，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作为文化的象征，人们可以通过传统元素符号去解读包装设计，进一步了解该种产品的深刻内涵，这对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传达的作用是事半功倍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生产者要为自己的产品设计一种符号，把它印在外包装上，凭借它去与消费者进行有效沟通。因此如何对符号进行设计就成了摆在设计者面前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3 传统文化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悠悠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我们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其中的每个社会阶段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发展方式。不同社会阶段的文化发展必然要受到当时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每一阶段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去除那些带有迷信落后色彩的成分，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和借鉴优秀的传统文化，一定可以实现优秀传统元素成功融入产品的设计包装。 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这些富有思想和内涵的文化财富，时至今日，仍对我们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传统文化财富并没有被历史淹没，而是随着岁月的洗礼，慢慢地沉淀下来，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古为今用。正是因为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不会被历史遗忘，将其运用在现代产品的外包装设计上，不仅是这些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元素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提高了产品本身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应用于进出口产品的外包装设计上，是对我们传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传扬，对于我们树立本民族品牌有着重要的意义。

4 本土化包装设计内涵的特色分析

世界上每个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截然不同的习俗文化、生活习惯。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信仰，独特的审美标准，以及独特的文化内涵。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局面，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气质和风俗人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在本土化包装设计时能够吸收各民族的特色文化和风土人情，必然是一种对符号所能代表涵义的更完美的诠释[4]。在这片孕育了56个民族的土壤中，我们一直所追求的中心思想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的纯朴造就了今天富有智慧的人们。人们起初对自然生产工具的设计体现的是人们善于利用自然的思想，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美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经过劳动人民设计后的经济实惠、使用方便并体现着自然美的包装形式，焕发着浓郁的乡土情调和民族气息。这些包装形式有的延存至今，特别是一些传统的产品，更能代表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

从传统审美观点来看，设计作品要文质兼备，也就是说人们所追求的包装设计的形式要与功能相结合，这体现了人们要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材料上说，生产者对产品的包装设计应该符合贴近自然的观念，选择的包装材料应该尽可能贴近自然，使人们有一种更贴近于大自然的心态，给人一种绿色产品的感觉，这样的包装不仅绿色环保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对商品文化价值的提升；从传统造型来看，东方的审美观点是追求一种对称美，无论是对称的传统建筑，还是对称的服饰或是器皿，都为现代包装设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对称、环行和自由时空的传统构图方式，也给现代包装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设计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种类多样，形式丰富多彩，这对产品包装的设计工作者而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这些丰富的素材，激活了设计师们对外包装设计的思维态度，使他们设计出了精美绝伦的作品，在这些年的国际设计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设计作品，因其融入了传统的文化元素而获得青睐。

5 本土化包装设计对我国民族品牌构建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我们羡慕美国人的奢侈与豪放，也欣赏英国人的古典与华贵，我们看到了日本人的精明儒雅，更欣赏德国人的沉稳与含蓄，我们同时向往法国人的浪漫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特有风俗的诠释。包装设计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形态，在目前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本土化的包装设计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优越性。包装设计应该创新和不断发展，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更好地发扬。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长久的历史脉络，我们中国人宽容、含蓄、富有智慧也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望尘莫及的，我们深厚而精湛的灿烂文明，为我们沉淀下来独有的文化遗产。面对产品的包装设计应该更多元化的需求，注入更多传统元素的本土化包装产品恰恰能符合多元化的需求，本土化的包装设计不仅仅体现的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一种现代意识的体现。历史在发展，文化在进步，现代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而本土文化所体现的作用是外来文化所不能代替的，本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不断更新。当今产品的本土化设计融入了现代文化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本土化设计中的消失，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传统文化沉淀而来的现代文化，深刻体现着传统文化的气息。中国的文化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宝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注重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继承，我们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和提炼，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用于产品包装的本土化设计中，突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创造符合当代审美观念的本土化包装产品。

结语

本土化的包装设计是设计领域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开拓市场、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方面，本土化设计无疑一种获得是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认可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本土化的包装设计也是一种继承传统文化的良好形式。把传统文化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用以表达设计理念，把其精神元素融人包装设计之中，使其更具文化性与民族性。同时，借助于本土化的包装，将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也可是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文化象征符号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尤为重要的是，蕴含传统文化的本土化包装设计可以将本民族的特色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各族人民都领略传统文化的风采，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实现本土文化质的飞跃，从而对构建中国民族品牌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萍.包装设计本土化的内涵与外延[J].包装学报，2009（1）.

[2]于宏艳.设计的本土化[J].文教资料，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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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自觉；方法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5-0003-04

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自身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借鉴来自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课程经验，双元制、CBE、MES等诸多课程模式都成为我们仿效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项目课程”等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但是，课程建设本土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教育之间的阻隔进一步被打破，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把各民族文明都卷入到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的浪潮中，再加之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也在不断调适，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期，都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是其变革的重要动因。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回应，重新审视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而对其进行适切性的改造，以便合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课程实践，最终建构源自于本土文化的课程话语体系与践行模式。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频繁交流、碰撞乃至矛盾冲突的时代，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等原因，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碰撞，但是，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单纯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并不相同，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产生、发展的框限因素，又是本土模式建构的思想资源。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文化共性的增加，“西方现代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国家的人们所承认”[1]，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不是世界一体化，不同文化的交织会产生出更多的异质样态，为文化的创生提供新的契机。为了建构本土职业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国人借助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试图激活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在西方与本土之间寻找恰当的张力。而且，“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2]，因此，并非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就始终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给不同形式、特点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创生和跃迁提供了空间上的更大可能。如果抛弃笛卡儿式的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对文化冲突中不同现象、观念的逐渐理解与调适促成了课程变革的生生不息，保证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成长的旺盛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尽管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标准、价值尺度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维护社会存在和本民族稳定的功能，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都不具有最高标准的意义，却在其文化体系范围之内都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应该是独特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不可以与西方作简单类比，只有从本土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与研究，才能发现其实践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课程模式的成熟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使文化对话与碰撞成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实际上，也只有在不同课程文化相互角力的过程中，适合时代要求、有着旺盛发展能力的课程模式才能凸显出来，同一课程模式中的积极合理因素才会被保留下来，同时，那些悖离了时代需求的课程样态和元素也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为我国职业教育认识自身、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汲取新的养分，实现自身的跨越，促进本土课程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二、简单借鉴与排斥西学的课程检讨

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发展在相当多的方面要优于我们，他们的理念与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当其进入中国以后，就会面临着不同语境之间的强烈冲突，尤其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肘，这就导致西方课程模式的成果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但是，在多年封闭后走向改革开放的状态下，人们急切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期望能够获取本土课程实践高速发展的神奇密码，进而由对传统意识的危机置换为对西学的渴望，过度渴望使得人们部分程度上忽视了对其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且，由于过于匆忙，人们难以准确找到审视和取舍西方职业教育模式的立足点，甚至有时还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从而导致借鉴上存在一定的盲目与混乱。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与命题，努力进行课程模式的引进与创新，但接受的更多的是具体、知识性的理论主张和术语名词，缺乏方法论与思路上的化合与借用，把精力消耗在中西学术交往的简单贸易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本土文化也确实有捍卫自身文化的自由，有为其辩护的重要权利。不过，一些人又过分强调了民族特征，拒绝全球化视野下的课程交流，这样会使课程模式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因为，融入世界并不是丧失民族自我，也不是有意拒斥来自系统外的合理要素介入。

西学东渐的话题由来已久，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本土化问题不是自今日始而只是如今显得尤为醒目。实际上，如何使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既保持必要的恰当张力又不至于走向截然对立，仍然是迫切需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一些研究者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不足表现出真诚的关切，他们呼吁不能因为对“现代化”和“世界性”的简单借鉴而丧失自己的民族性，以至成为被西方文化同化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之上，使西方课程模式服从、服务于中国的改革与实践，对西方的异质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写。我们丝毫不怀疑西方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澄清和表达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一些学者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不同课程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世界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文化考察，特别表现在一些以对理想的主观追求经常代替了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应该是什么的论证经常代替了现实是什么的讨论。混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会使我们保持盲目乐观心态，导致难以找到推动职业教育进步的真实路径。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重复的过程，也不是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而是对自身文化与思想价值体系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的自持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该被调控到一个合理的限度，才会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

三、努力秉持文化自觉的积极心态

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一直采用一种极端路线，要么奉为宝典，成为大家膜拜的对象，要么全盘拒斥，视之为蛊惑人心的异端，不断地从钟摆的一端滑向另一端，不能够真正以公允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说到底就是缺少文化自觉的意识，缺少深刻的文化判断力。“文化自觉”是先生前些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内涵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充分表露了他的文化情怀，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又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自觉”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学术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不是浅层次知其然，更知其背后的所以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文化实践逻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自觉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教育研究与实践变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以指导我们正确地看待来自异域的教育文化，并以此审视本土的教育文化，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非常重要，看起来好像与实践关联度不大，但它会左右我们整个教育的实践方向，如果方向一旦发生偏向，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因此，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心态要充分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内化为我们的文化价值线索，贯穿自身教育实践的全过程。

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一直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本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设参照系的西方课程模式某种程度还是有些僭越，尽管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思想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某些发展与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研究与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作用，但也要看到它最大的弊病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解构。现实中，大量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移植过来，其中的概念、术语、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与语境中产生的，一旦放在中国的教育文化环境中，必然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对于浸染于本土文化中的我国职业教育来说，肯定会出现文化不适应现象，进而对其产生认同危机。如何恰当把握中西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文化的有机契合，以保障课程实践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心态。我们要通过文化自觉，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以恰当的方式，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的课程模式，把一种创生之后的文化深深熔铸在课程改革与实践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会增强对课程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能在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抉择，从而对其有着更为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付诸文化实践，呈现出一种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文化传承精神与课程创新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主体间性理解中认识和借鉴西方课程模式。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本土课程模式建构

文化自觉与方法论在价值辨析上相互契合，并将文化自觉转换为实践中的方法论视角，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借鉴。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而言，笔者认为当下急需的是转变看待问题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复制，这样的转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也才能让方法具有深刻的价值支撑。课程本土化问题涉及对异域模式接受的深层问题，我们究竟是侧重于把外来课程模式作为一种知识（如具体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来引进，还是侧重于具有文化意味的方法论启示，即如看待问题的态度、思路与方向等，也就是隐藏在方法之后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许多概念，如变革中的参与和合作、对实地背景的尊重、对教师作为一个‘人’强调等等，总体上显然是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我国的文化传统未必能够容纳这些概念，即使从形式上接受，也未必能像英语国家里所发生的那样得其‘精神’。”[3]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课程模式不仅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或一个体系，它更是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研究与看待问题的视野，是一种思想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域，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而且，不同文化中产生的课程模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品质、践行方式与思维特征，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和负载的文化结构，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重新创造能力更有效地去认识与变革它们，所以，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入地文化思考，并未给其创新与辩护框定界限，反而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可以大量借鉴西方课程模式的研究成果，甚至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追求，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其以知识形式呈现的结果，更应该努力回到西方课程模式形成的土壤中去考量与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模式在其所属文化中的建构过程进行考察，关注这种模式是怎样产生的，其对本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如何，进一步而言，西方课程模式是如何指导其本土化教育实践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着哪些问题，人们对其认同度究竟如何？而绝不仅仅是掌握模式包含的知识本身，尤其不能把这些程序性知识当作拿来可用的方法，简单复制到中国特色的课程实践中来，而必须从文化的视角予以有效置换，以把握其在中国操作的方向感与适切度。因此，我们应该持守以方法论为载体的文化自觉，去看待和学习不断发展中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去关注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构过程尤其是其所负载的异域文化意涵，而并非仅仅是建构出来的结果性知识，以积极的文化心态认真分析并将其有效整合到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中去，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重新改造和建构，改变简单的技术化操作路径，这样才会形成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进而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课程变革实践产生深刻的本体性影响。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化现代性[N].中华读书报，1998―08―05（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建军.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张晓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3）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Pursuit of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ZHANG Xiao-dong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Nanjing 210013，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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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时代与使命——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研讨会”于2013年5月19日召开。会议有10项议题，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有关当代艺术自身的精神、价值以及有关本质特征等概念问题；二是有关当代艺术的中国经验，包括我们的历史境遇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现实问题。因为“当代艺术”这一概念是从西方世界传过来的，必然带来其自身的规定性，包括价值评判以及相关的形态问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纠缠于概念本身，很容易被概念所束缚，为既有的（西方）评价标准所局限，包括既有的形态样式，从而容易忽略当代艺术的全球化特征，忽略当代艺术在本土生长的可能性，忽略当代艺术在制度性变革实践上的意义。因此，另一方面的问题，即面向自身的现实就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而我以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就要面对“如何从中国出发”这一问题。

 

近十几年来，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并且逐步地向当代美术推移。而国内理论界对于中国现代美术中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在这十几年的讨论中逐渐地明晰起来，或者说，从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与话语迷雾中逐渐地回到中国问题上，重新看待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看到以写实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从而关注中国美术的现代现象以及现代意识。如果我们忽略了二战以后世界两大阵营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问题，如果一味地强调西方现代主义的概念，只关注形式语言问题，那么就可以无视以写实为语言特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现代现象。反之，当我们对自20世纪50年展起来的中国美术“现代性”有所认识的时候，又开始面对“当代艺术”，面对这二十多年来在各种思潮裹挟下的当代艺术实践，我们又会有怎样的想法？我们应该看到，虽然不免存在着“现代”与“当代”问题的种种纠结，但国人从关注“当代艺术在中国”转向对“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关注，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在进行当代艺术研究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主体与本体的关系。在现代问题的研究上，我们都在强调艺术的本体性，关注语言的形态；而在当代问题的研究上，主体性显然大于本体性，主体精神大于形式语言。这就为当代艺术的就地化（亦曰“本土化”）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就在形态样式问题上，在概念的阐释问题上，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度。人们之所以在“当代艺术”的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还是将“当代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来看待，还是受限于对“艺术”本体性的认识，不断提及形式语言以及相关的文化问题，比如形象问题、形态问题、审美问题、价值观问题，等等。这种关心以至于成为心理上的纠结，都与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有关，也可能与前一阶段有局限的中国现代美术革命有关。那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缺失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即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深入讨论及在实践层面上的彻底展开。我们是带着这么一种缺憾进入当代，同时又会很自然地注意到西方当代艺术的形态样式，关注其内在的观念及结构性特征。或许我们忽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及其表现形态，与现代主义的艺术有着内在的逻辑发展关系，其中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均不对接。我们讨论或分析西方当代艺术的形态学意义，看到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乃至新媒体艺术等等，目的是为了探讨这些形态背后的生成机制及意义指向，了解问题所在。故有人认为当代艺术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而只是一种“提问”的方式，即所谓的“艺术”，仅仅是这种提问的某种方式或策略的表达，方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问题本身，而对主体性的讨论，也就落在社会学层面上，落在现实生活中，关注其人的身体、性别、身份乃至制度生成与人的感性及其自由方面的关系，作品的形态、形式相对被忽略，形象被图像所取代，审美及其价值观的讨论被意义的追索所取代，经典作品沦为明日黄花。主体性问题涉及的面相当广泛，尤其是文化主体及社会公众，在当代艺术中都是十分活跃的因素。当我们从美术的现代性问题讨论转向当代性时，我认为这一倾向很值得关注。

 

在进行“中国的当代艺术”研究时，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也凸显出来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当代艺术”仅仅是一种本土现象么？即“以西方为中心向外开放的多元并存”。这句话背后的隐语，便是一个意义框架及主流价值观与论述材料之间的关系。地方的区域的美术现象，在西方大一统的框架中就会出现意义去除的问题。那么，回到中国文化的立场，进行自主性论证，就需要“去西方化”，需要一个自我不断建构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吕品田提出的“理论主干建设”很重要，其针对的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整体理论框架，就是对“意义去除”问题的直接反映。因为在这一框架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被吸纳时，都出现了一个去除的过程，即去除原本的理论架构，失去其语境，使诸多本土文化的理论问题都化解为一个个零散的概念或片段性的话语；甚至是一个个去除意义了的无能指的符号，让其先行漂浮，再而被镶嵌或组装到西方的语义系统里，重新建立上下文关系。所谓的“主干理论”，就是包含内在精神及其意义指向的一套话语系统，它决定了进入这一系统或叙述框架中所有话语的意义建构。目前，当代艺术的“主干”理论系统显然是西方的，其不仅在理论表述上如此，在创作实践上亦是如此。相对于理论建设，我以为在创作实践层面上去培育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许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其“理论滞后”似乎是先天性的；更因为形成的过程需要一个经验与问题的积累，但与创作密切联系的批评及策展活动却是及时性的。虽然在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到价值评判及观念性问题时，混乱的现象极为严重，而我们的当代艺术理论建设正是在这种“乱象”中起步，正在往个体性方向发展，如刘骁纯所说的，目前亟需建立“个人的学科”，将个体的学术话语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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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土心理学；取向人文性；文化契合性；范式多样性

所谓本土心理学，从广义上讲是一门描述及解释当地人心理及行为的学问；从狭义的讲是指“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当地人共同接受的）对某些心理学有关题目的看法、理论、猜臆、分类、假设和类比。同时，也包括内隐于当地社会制度的一些有关心理学的想法及看法。”

一、本土心理学的起源

一般认为，本土心理学的正式产生是以1981年希勒斯和洛克的《本土心理学》的出版为标志的。随后，1993年，本土心理学研究的代表尤科（Uichol Kim）和佰瑞（John W.Berry）出版了《本土心理学：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和经验》一书。在20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心理学者维基里欧（Vigilio G.Enriquez）等人编辑出版了《东南亚一本土心理学：论文选集》。在中国，以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于1980年宣读的“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一文为标志，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其他学者也陆陆续续的进行了具有本土色彩的研究。

本土心理学的产生是为了对抗心理学中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本土心理学的核心是将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多元化，打破文化的单极化。因此它有着广泛的思想、文化、社会和学科背景。具体来说，是因为对主流心理学的客观主义倾向和缺乏文化敏感性的不满。

首先，西方科学心理学从建立开始，就积极向自然科学靠拢，模仿自然科学的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强调心理学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这一取向虽然带来了科学心理学的繁荣，但也导致了主流心理学中严重的客观主义倾向。心理学家对客观主义盲目崇拜，他们认为，只有采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而本土心理学反对主流心理学的这种客观主义倾向，主张心理学研究的人文性。它认为，应该用质化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细致地描述和解释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和行为。

其次，西方科学心理学的客观主义倾向的做法，导致了其“去文化性”的这一特质的产生，而实际上，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是受其所处环境影响的。而西方科学心理学则忽略了这种影响。尽管西方主流心理学刻意模仿自然科学，去除心理学的文化性，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决定了人的心理与行为必然要受到其所处的特定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和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认为，这种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并不符合本地的实际，因此，他们需要发展一个针对本土文化的心理学，于是本土心理学应运而生。

二、本土心理学的特征

本土心理学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取向人文性。本土心理学聚焦于人的主观世界，而不是外显行为和认知等可观察分析的“客观事实”。即倾向于意向实在主义。把增进人的精神生活的幸福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目标之一。它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出某一文化语境中人的深层意向和需求，使人们在理性层次上审视自我的人格、行为特质，达到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表现出对人存在的终极关怀，具有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

2、文化契合性。西方心理学也是一种植根于欧美文化中的本土性的心理学，但由于其文化的局限和方法的严格性，往往不能适用于其它文化和社会的本原现实中，对存在于其中的民众的心理和行为极易产生误读和曲解。因此，文化契合性就成了本土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本土心理学的文化契合性在应用方面表现为面向实际生活，例如，中国心理学家对人情、面子、关系、孝道、缘分等概念的研究；日本对对依靠的需要的研究；印度对分离、领导者的养育任务的研究等等。

3、范式多样性。首先是研究主题多样性。本土心理学不将研究对象限于一般的心理过程和机制，而是发掘出多样性的课题。本土心理学研究主题的多样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一般性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做本土性的解释，使一般性的心理和行为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就有了不同的涵义。本土心理学的模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本土心理学主张现象学和质化的方法论及方法。认为采用的研究工具应是背景化和情景性的，要关注被研究者用来解释心理和行为的术语、系统性的概念。但需加以说明的是，本土心理学虽然推崇现象学的方法，但也运用经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因此，本土心理学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为中心。

三、中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心理学家就开始推动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但由于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及自身发展的不足，中国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

1、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本土化概念的混淆。

有些研究者认为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本土二者没有区别，是可以划等号的。杨中芳教授在《如何研究中国人》中指出：“本土化”是一个过程，一个由“非本土”的状态走向“本土”状态的过程。所以“心理学的本土化”是指将心理学由“非本土”的状态转换成“本土”状态的过程。而“本土”状态的心理学就是“本土心理学”。它是心理学本土化这个过程的终极目标和状态。因此，简单的将二者等同起来就犯了概念不清的错误。心理学本土化最终体现为本土心理学。

2、研究策略与方法难以实现本土化。

杨国枢教授曾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在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只是简单的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移植过来，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都拿来研究中国民众。而且，本土心理学的本质是研究内容，基于本地区文化特色基础上的本地区、本民族人们的行为模式及心理特点等。我们将西方量表进行简单的修订后测中国人的心理。而这些量表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经济条件、价值观的基础上制订的，用这样的量表来研究与西方人文化、历史背景差异很大的中国人，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大都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心理学教育，而且，西方心理学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我国研究者很难突破西方的研究模式，走中国化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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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外企业巨舰纷纷抢滩中国。在日趋激烈的中外品牌竞争中，国外品牌凭借其强大的整体实力，获得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在日渐严峻的竞争压力下，国内品牌利用消费者的民族情结打出民族牌，于是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在企业界、社会上迅速传播开。

在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最初就是指起源于中国大陆本土，由国内企业首先创建的品牌。但由于它的民族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再加上一些打民族牌商家的渲染，在发展过程中又赋予了民族品牌相当多的精神层面上的内涵。比如，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等等。购买民族品牌商品似乎成了国人表达爱国、振兴民族产业等民族情感的崇高行为。从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来看，由民族品牌最初的概念内涵升华来的精神层面上的内涵是处于主流地位的，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内涵不难理解，在此不深入赘述。在国内消费者还不够成熟和理性的情况下，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内涵，让国内消费者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为民族产业的升级发展做了巨大贡献。

但是，随着消费者的成熟与理性，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内涵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更重要的是民族品牌这一精神层面上的内涵在越来越多的外资（外企）购并民族品牌的案例中，呈现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那些被外资（外企）购并的品牌起源于中国大陆，最初也是由国内企业创建，而且国内消费者已经赋予了它很深的民族情感，如果仅从精神层面上说，似乎还是民族品牌；但另一方面，那些被外资（外企）购并的民族品牌已不再从属于国内企业，它的物质基础（品牌的所属企业）已不再具有民族性或者说民族性被严重淡化。大家都知道，物质决定意识是真理。而那些建立在非民族性物质基础之上的民族性精神内涵还能存在吗？答案是能。例如，现在的“中华牙膏”若仅从它的精神层面上看，好像还是民族品牌，但它的物质基础却是不再具有本国民族性的联合利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牙膏”仅仅是联合利华在中国市场上的挣钱工具之一，这就是说，“中华牙膏”作为民族品牌原有体现在精神层面上的诸如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等内涵，因为物质基础（所属企业）的变化，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存在了。因而，“中华牙膏”已不再具有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牙膏”已不再是民族品牌。但这个结论却是很多人不愿接受的。

所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民族品牌原有的概念内涵已不能适应已经变化发展了的大环境，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和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个品牌生存发展的大环境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国内不少优秀的民族品牌纷纷进行了品牌再定位和重新设计（包括品牌的形式部分和精神内涵部分），以尽量淡化品牌原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海尔”、“海信”等品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进军中国大陆的外来品牌加速了与国内企业、国内资本、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本土化特征，同时，外来的资本和企业也加速了对一些民族品牌（企业）的渗透和购并，法国达能集团对几家中国食品、饮料的行业巨头的控股或渗透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因而，在这一阶段，若再用民族品牌原有的概念内涵和标准去评判一个品牌，已很难让人信服地说明这个品牌到底是不是民族品牌。环境的变化发展需要民族品牌这个概念具有新的内涵，同时也赋予了它新的内涵。

在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不像原有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等精神层面上，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指在我国市场上，其运作过程中所创造价值和利益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我国（包括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构成或在运作过程中为我国创造了大量价值和利益的品牌。（这个概念内涵也适合于其他国家界定它们的民族品牌）从民族品牌这一概念内涵我们可以得出：判断一个品牌是否是民族品牌，主要标准应该是相当或大量的价值和利益创造。（诚然，一个品牌的文化内涵在判断其是否为民族品牌的过程中亦很重要，但属于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很难界定，笔者认为从属于物质范畴的价值层面上进行判断更具合理性，至于品牌的文化内涵，可用其衡量一个品牌民族性或本土化的程度。）当然，这其中的价值和利益不可能予以定量，只能进行定性的分析和判断。

例如，前文提及的“中华牙膏”，若用民族品牌原有的内涵和标准去评判它，已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品牌，但若在民族品牌新的概念内涵和判断标准下，结果就不同了。虽然“中华牙膏”现在从属于联合利华——国外的跨国公司，但“中华牙膏”生产所需的原料几乎都来源于国内，而且雇佣国内员工进行生产、管理等等，并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在“中华牙膏”的整个运作过程中为我国（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和利益，因而说“中华牙膏”仍然称得上是我们的民族品牌。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可口可乐”，在很多人的眼里，“可口可乐”是地道的美国品牌，但是，由于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可口可乐几乎都在国内生产，且生产原料98%以上都在国内采购，在“可口可乐”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同样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和利益，所以说，“可口可乐”在中国也称得上是我们的民族品牌（本土品牌），这也是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最高目标之一。如果说对把“可口可乐”界定为民族品牌的观点还心存异意，那么对于另一个与“可口可乐”情况相似的外来品牌——“桑塔纳”，相信大多数人已从心底上承认它是一个地道的民族品牌。其实“可口可乐”也好，“桑塔纳”也好，或者其他的外来品牌也好，道理都是一样的，既价值和利益创造，只不过人们从心理上把一个本土化的外来品牌认同为民族品牌需要时间和过程，但这不应该成为界定民族品牌的标准。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联合利华等一些外资公司正在积极实施中方资本的渗入计划，相信这将进一步确立“中华牙膏”等品牌作为民族品牌的资格与地位。

所以，在现阶段，甚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上，即价值和利益创造（相当或大量的）。我们在判断一个品牌是否为民族品牌时，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计划打或正在打民族牌的商家，首先应该在价值和利益创造上下功夫。）实际上，在这一阶段用本土品牌这个词眼代替民族品牌，能够更好地诠释和体现民族品牌在这一阶段的概念内涵，因为本土较民族而言，够更直观地把内涵从精神层面转移到物质层面。

世界在发展，环境在变化，到了将来某一时期，民族品牌（本土品牌）的这一概念内涵将无法满足企业、品牌的发展需要，民族品牌（本土品牌）的概念内涵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和升华。这就是本文第三部分所要探讨的内容。

第三阶段：全球化

加入WTO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获得更长久的发展，不少民族品牌纷纷踏出国门，录求新的市场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民族品牌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品牌已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因而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也应该要有新的发展和升华，去适应和指导民族品牌的海外市场拓展。

根据笔者的研究和推论，认为在这一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在“全球化”三个字上，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民族品牌”已经不能仅仅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品牌，而应当是一个全球品牌。这里所阐述的全球品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在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而是指能够为全球多数的重要国家和地区创造相当（这里的相当就是指在一国或地区所创造的价值和利益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该国或地区的价值构成）或大量价值和利益的品牌。如果从每一个具体国家的角度来讲，引用第二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本文所阐述的全球品牌就是指有资格被全球多数的重要国家和地区同时称之为它们各自民族品牌（本土品牌）的品牌，这里所指的资格就是价值和利益创造（相当或大量的）。与第二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它已从我国（一国）的角度延伸到全球的宽度。实际上，第三阶段民族品牌的概念内涵就是第二阶段的升华和延伸。

当今世界，甚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世界，虽然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趋势在不断加强，但世界上的政治对立与制度隔离是不会消失的。近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后者已呈现出越来越强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WTO成员国）日趋抬头，贸易纠纷和磨擦也时有发生，近期的中日贸易战就是典型之一。虽然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发展趋势，但实际上只要世界上存在政治对立与制度隔离，经济就不可能绝对全球化，贸易也不可能绝对自由化。一个品牌在全球市场的拓展中要想不受到政治对立与制度隔离的阻扰，唯一的战略方案就是把自己做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品牌，即能够为全球多数的重要国家和地区创造相当或大量的价值和利益，有资格成为当地本土品牌的品牌。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建立在自身影响力层面之上的全球品牌，这样的全球品牌是无法避免政治对立与制度隔离所带来的危害的。比如说“万宝路”，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但由于其在运作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和利益大部分都流回美国，而对其他国家（万宝路的重要市场）没有或很少有价值和利益创造，因而在面对国际政治与制度风险时，就很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与制度斗争（包括各种贸易磨擦和纠纷）的牺牲品，比如被勒令停止进口等等。而一个能够为其所进入的国家或地区创造相当或大量价值和利益的品牌，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假如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纠纷或其他的政治与制度冲突，中国可能拿“可口可乐”开刀吗？一般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可口可东”在中国的运作过程中为中国（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和利益，拿“可口可乐”开刀，无异于拿自己开刀。应该没有国家会这么傻。

篇9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农村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篇10

关键词:本土设计;批判性地域主义;北京“德胜尚城”

Abstract:With the trend of urban homogeneity and loss of historical sense characterizing China’s contemporary urban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Native design” explored the relations of architectures and city, city and landscape in two aspects of urban and culture. This paper,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background and connotation of “Native design”,revealed the theory essence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and analyzed the practice of “Desheng Up-town”.

Keywords:native design;critical regionalism;Beijing “Desheng Up-town”

中图分类号:[TU-0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8-0084-03

全球化的现象,既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又起了某种微妙的破坏作用。它不仅破坏了传统的文化,这一点倒不一定是无可挽回的错误;而且破坏了我暂且称之为伟大文化的“创造核心”,这个“核心”构成了我们阐释生命的基础,我将称之为人类道德和神话核心。由此产生了冲突。

――保罗・利库尔《历史与真理》

1引言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改变和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在全球规模上持续、深入地交流与互动,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发展的趋势,相似性在增加,色彩鲜明的差异在消失,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越来越有超越本土化的趋势。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和文化的巨大转向,城市化与城市文化迅速兴起。“全球化”带来了中国文化的转变,而建筑设计需要以文化为依托,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转型期,中国的建筑设计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传统的文化因为历史的割断而得不到延续,消费主义所推动的城市变化日益同质化。现代建筑运动不仅带来了大量缺乏个性的建筑,也掐断了城市的文脉、磨平了城市的肌理,从而导致城市文化的缺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创造出既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又符合时代特色,同时能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当中显得尤其重要。它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审视城市,寻找建筑设计新的“逻辑起点”。

2“本土设计”的提出及其含义

面对区域文化基因丧失殆尽,建筑设计领域出现“千人一面”的虚假繁荣,各地都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建筑设计作品,我们很难通过建筑的形态来判断它是不是属于这座城市?城市的特点是不是在建筑中得到了有效的反映?“脱离本土的建筑让我们失去了对本土的认知,这是我们提倡本土设计的一个动力。”

但是在设计手法上,“本土设计”以中国当代乡土建筑设计为先验,大多走了一条形式层面的造型或空间模仿的道路,采取了对传统建筑取其形的做法。以符号为形式的信息复制几乎淹没了思维的空间,导致创作上的“失语”。而功能的现代化却往往对传统形式的适应性和实用性提出质疑,现实环境要求我们寻找建筑创作新的结合点和突破点,“从更具体的环境条件中,从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中寻找线索和机会。如果我们以本土的立场进行创作,心态就会放松,思路就会清晰,不用刻意杜撰宏大的叙事,不必标榜民族的风格,只要你对环境资源关注的越具体、越深入,提出的问题更准确、解决的方法更直接,一个属于这个场所的当下建筑就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本土建筑。‘本土设计’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和一种理性的创新,而不是一种向后看的,标签式的自我诠释。”

3批判性地域主义与“本土设计”的批判性地域主义本质

全球化背景中,批判的地域主义在传统文脉、地域特色的表达方面呈现出应时的积极性而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在对全球化和国际风格持批判态度的同时,弗兰姆普顿在1985年版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将批判的地域主义总结为以下7 点:1)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一种边缘性的实践。它不仅对全球化持有批判态度,而且对地方和地域主义也持有批判态度。它强调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地方的地理环境作为设计灵感的源泉。2) 批判的地域主义是 “场所―形式” 的产物,它不强调建筑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是注重它所在场所上营建的领域感。3) 批判的地域主义强调建构,在建构的表达方式上体现当地的特色,而不是通过低级的图像化、符号化的拼贴。4) 批判的地域主义重视对场地的回应,同时重视光线的运用。5) 批判的地域主义强调触觉与视觉同等重要,反映在营造里就不只注重建筑形态,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在地方建筑营建中成为表达因素。6) 批判的地域主义努力培育一种当代的面向场所的文化,试图建立一种外向型的乡土地域文化,而不是建立在封闭的地方特征上。7) 批判的地域主义努力在文化的间隙中成长兴盛,这些间隙能在各个方面避免全球文明的极度蔓延。这是对“中心―边缘”文化模式的反对。批判的地域主义抵抗现代建筑文化的全球化但又吸收其合理的技术和思想,立足于自身的建筑传统但又必须对之采取“陌生化”的处理。它唤回了人们对于地方文化、多元文化重新塑造的意识,对探讨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多方面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本土设计”同样具有这种批判性的特征。本土概念有三层涵义:一是环境的概念,就是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包括气候、环境、资源等因素,尽可能地顺应、利用和尊重富有特色的自然因素,创造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美好环境;二是文化的概念,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是宝贵的城市财富,是城市的“灵魂”,“本土设计”应扎根于当地生生不息的文化之中,从中汲取营养,继承历史文脉并创造新的文化;三是空间的概念,就是“本土设计”要创作出符合当地地域性特点的建筑,让城市重新找回自身的特色,让人们重新找到认同感。

在这种抵抗现代建筑文化全球泛滥的同时对地域建筑文化自身再创造的基础上,“本土设计” 的理念是对现今建筑创作失误产生的一个调整,是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人性化缺失的反省。从这点来看,“本土设计”的理念本质应该是带有批判性的地域主义。

4“本土设计”的实践――北京“德胜尚城”

4.1 设计城市

对于城市而言,城市的质量取决于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度,有赖于公共建筑与作为“基体”的一般性建筑的适度对比与相得益彰。任何建筑作为一个单体,若为了充分地表现自己,彼此相互争奇斗艳的“表现”,只会最终导致城市整体秩序的破碎。“本土设计” 首先关注城市与环境,从理论到实践积极探索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新的语言模式和新的发展方向,以城市视角处理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把对建筑单体的关注转向对城市结构重建的关注,从城市的层面解决建筑问题。北京“德胜尚城”是一个逻辑关系非常清晰的作品,虽然它自身的设计依据(例如高度、密度、容积率、退线等)成为磨灭的城市形态和空间构成的元凶,但它仍然顽强地证明旧的城市形态在这种新的设计条件下或多或少是可追溯的。

项目靠近德胜门城楼,控高18m。原有的规划是盖两栋又扁又长的办公楼,四边留出广场和绿地。建筑高度虽然控制了,但尺度和密度都与北京旧城没有关联。这里原来是四合院的居民区,是人们聚居、活动的城市空间。所以建筑师还是保持原有城市的尺度和格局,形成一个开放的城市空间。由此,建筑的地上部分被分成7栋独立的单体建筑,中间贯穿一条主要街道,楼与楼之间又有“胡同”相连。这样一个完全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行走、交往与休闲,其多功能的和谐空间本质,使现代人从紧张自我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回归传统文化的祥和平静、赋于诗意的栖居状态。德胜门这个历史遗存通过空间的因借成为建筑的一景,而建筑用尊重环境的心态谦逊地融进于整个城市当中(图1)。

4.2场所精神的表达

场所是一种包含空间、时间、活动、交往、社会与文化意义等多种内容的具体空间。它与人们的活动和认识有关,因此包含了特定的意义,能引发人们的联想。它不同于抽象的美学或几何空间,而是具有特定的品格特征,带有某种感彩。只有当空间从社会文化、历史事件、人的活动及地域特定条件中获得文脉意时,才能称为场所,它由城市物质形体环境、人的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交织在一起而构成。“本土设计”让城市重新找回自身的特色,并通过创造场所精神让人们重新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天棚、鱼缸、石榴树” 的生动院落在追求土地高效使用的现代城市化过程中已然失去,但建筑师并没有放弃对自然的亲近。每栋楼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庭院,人们进入街道、穿过广场、经过胡同、走过庭院,伴随着丰富有趣的室外空间变换(图2)。人们从城市进入到室内,宛若仍是住在四合院里,昨天是那么的历历在目,一切美好的回忆又都重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邓东评价,“德胜尚城”作为一种可承载传统的现代介质,体现了场所精神,提供了一个真正地能使文化影响现代人的尝试。

4.3传承文脉

作为信仰、价值、象征和风格的集中系统,文化这种非物质性的东西依托于城市的物质性要素发展演化,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时刻影响着城市建筑的形态。文化还常常具有韧性,虽然漫长的演化历程每每中断,它都以顽强的生命力惯然穿透了每一个文化层次,延续下来,呈现出一种承上启下的脉络―――文脉。“对于城市环境而言,文脉结构不仅是指历时性的纵向承传关系,也指共时性的横向环境联系。城市文脉结构包括基地、周围环境、古迹维护、生态景观等多重元素,他们对建筑设计既形成制约因素,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宝贵的资源条件”。 “本土设计”认为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是宝贵的城市财富,是城市的“灵魂”,建筑创作应扎根于当地生生不息的文化之中,从中汲取营养,继承历史文脉并创造新的文化。文脉传承不仅是为了传统文化,而是如何通过一种可承载传统的现代介质接续断裂的时间,唤醒城市的记忆。

建筑师从传统化、地方化、民间化的内容和形式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并从中激活创作灵感,将历史的片段、传统的语汇运用于建筑创作中,但又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经过撷取、改造、移植等创作手段来实现新的创作过程,使建筑的传统和文化与当代社会有机结合。

(1)尊重肌理

曾经的四合院、胡同、小街构成了典型的北京旧城肌理:高密度、小尺度。在作品中建筑师试图沿袭这样的城市结构特点,将单体打碎、重组,化整为零(图3)。从传统建筑空间中发掘出形成这种空间的行为原由,而以这种特定的行为模式为基点,寻求新的空间形态,使新旧建筑之间、建筑与环境之间达到空间意义上的默契。街――胡同――院子的空间结构延续了老北京的肌理,尊重了人们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伦理关系等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让人们在建筑实体之间的缝隙中寻觅昔日的人文色彩。

(2)借鉴传统元素

“德胜尚城”对城市记忆的方法没有采用仿古或者符号化的嫁接模式,而是采用了新旧并置、情景化的场所语言来唤醒对失去的那个城市的集体无意识。在建筑不同位置再利用了四合院回收的青砖和瓦,试图唤起人们对传统生活的历史和记忆。不同的铺地做法、残留的柱墩、老砖砌成的矮墙、复原建起的如意门,提示着过去的胡同、房屋和庭院,它们一度消失,又以类似于舞台场景的方式再次出现在地面和屋顶(图4)。旧材料的历史感也留下了基地过去的痕迹,提供给人们对该特定环境的“记忆”。 这个现象可以被转移为一种设计方法,即利用预先所共知的元素(例如胡同、树、院、门、老砖、老墙、)进行再构成,而作品的意义则是全新的。这种从当地建筑的传统形式和元素中提取符号语汇,结合新建筑的创作加以简化、变形和重组,使新建筑和旧建筑之间建立一定视觉联系的形式语言成功地重塑了真实的、地域性的生活世界,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建筑层面都体现了“本土设计”的理念。

5结语

建筑是城市空间构成的基本元素,建筑设计直接影响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急速成长中的城市如何传承城市空间历史文脉,形成特色与魅力,是当代建筑师与规划师必须面临的挑战。“本土设计”理念以中国式的批判性地域主义在城市的层面、用文化的视角探索建筑与城市、城市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在新与旧、传统与创新、个人意志与环境文脉等社会现实与文化意识方面,“本土设计”以“德胜尚城”为实践做了积极而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崔恺.本土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肯尼迪・弗兰姆普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3]韩冬青,冯金龙. 城市・建筑一体化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4]周畅,崔恺,邓东,王辉,傅刚,吕斌. 建筑师的城市视角―一次关于城市与建筑的对话[J] . 建筑学报,2006(8):50-51.

[5]卓. 山水城市――中国式的批判性地域主义[J] . 华中建筑,2009,27(5):2-3.

[6]刘晓平.从批判的地域主义思想到本体性的设计――以罗店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设计为例[J] .建筑师,2004(10):56-63.

[7]邹晨亮. 浅谈批判的地域主义及思辩[J].山西建筑,2008,34(3):34-35.

[8]周术,郝曙光,郑云亮.解读文脉,设计城市――从第12届亚洲建筑师大会看当代中国建筑设计趋 向[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07,33(2).

[9]怀伟.以批判的地域主义观看建筑设计中的文化传承[D].江苏:江南大学,2008.

[10]刘靖怡. 批判与建构[D].天津:天津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