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法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舆情法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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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突发新闻；网络舆情；管控策略

随着全球化速度越来越快，人类所处的环境也更加复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口的流动性和社会的复杂性使旅游行业的突发事件发生的更加频繁，直接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与其他行业比较，旅游行业对于突发事件非常敏感。突发事件的发生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为了提高旅游产业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大大降低游客的生命财产损失，不仅需要确保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需要提高旅游部门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一、网络舆情产生的背景

网络媒体在我国兴起的主要标志有：(1)2008年对汶川地震的报道，是我国网络媒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2011年以后，以微信、QQ、新浪微博等为代表的网络媒体，让社会大众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外界人群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积极参与到社会公众事务中，改变着中国，并且2010年称为“微博年”。随着党政机构的使用，微博办公已成为时展的潮流，并且将2011年称之为“政务微博年”[1]。随着网络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网络舆论的活跃期，网络舆情推动了社会热点新闻和事件的发展，并逐步进入社会大众事业中。网络舆情已慢慢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

二、旅游突发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的含义

旅游突发新闻事件网络舆情是网民和社会媒体在特定的时期和网络空间内对与旅游有关的现象或由于旅游现象产生的危机事件进行情绪、态度、行为的表达。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和旅游产业内部的危机事件是直接对网络世界最为直接的反映。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和金融产业、保险产业、交通产业等都属于网络舆情研究的内容。

三、旅游突发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爆发的原因

舆情是指以个人为单位或以群体组织为单位形成的群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对与自身有关系或自身关注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网络舆情爆发主要表现在舆情主体的心理素质和舆情的传播速度相对比较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网络舆情是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借助网络来对社会热点新闻和热点时间的态度、意见的总和。(2)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公告显示，我国现有的手机网民规模高达5.9亿，手机上网人数高于电脑端的人数，手机更加的便捷和方便，能有效的传递信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舆情传播的方式以指数递增。(3)2015年10月30日，中国互联网络数据中心的报告称，我国使用手机观看新闻信息的用户已经超过5亿，并且手机端的使用率要比电脑端的使用率更加频繁，互联网传播信息的方式，有效的打破了信息在传播时间和空间上的阻碍，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

1.网络中的“群体极化”“群体极化”的概念来源于《网络共和国》一书，指出，在一开始，团队的各个人员都有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或存在某种偏执，经过不断地磨合和商榷后，团队成员逐渐向同一个目标迈进，最终形成团队意见。最后，经过观察发现，在团队中，具有领导地位的人员提出的观点较为传统和保守，那么通过一番讨论分析后，得到的决策也更加的保守；反之，如果某些人开始的意见比较冒险，那么，经过团体的讨论后，群体制订出来的决定更加具有冒险性。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极化”。根据相关数据报道显示，我国大多数的网民是青少年群体，其中10—29岁网民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0%以上，青少年群体由于心智不成熟，容易冲动，做出过激反应。并且，由于我国大学生网民在总网民数量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截至2016年6年，我国在校大学生的网民人数已经占到总网民数量的20%以上。大学生由于课余时间较多，有充分的时间去关注社会中发生的热点事件，加剧了网络舆情的发展和传播[2]。

2.信息饥渴和表达失语在现实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人们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在面对强权主义和强势组织时，会表现出沉默的状态，反而推动了谣言的传播和扩散。此外，由于一些人员的盲目引导，使网民出现一些偏激情绪，从而呈现出一边倒的现象，使其将矛头直接对准政府和社会。根据2015年舆情报告的数据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为：质疑、城管、政府官员。

四、旅游突发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的管控策略

旅游突发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的管理工作是借助危机管理、网路传播和信息管理的策略，对旅游危机事件进行有效控制。旅游突发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的管理是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及时处理好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等之间的关系，有效的将网络舆情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确保网民具有一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1.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政府单位是旅游突发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的主要管理者。舆情可使旅游产业的品牌危机和个人危机出现。对于旅游行业中一些不正当行为引发的舆情也需要政府单位进行解决。在互联网行业和网站管理、旅游安全等工作管理方面来讲，需要有旅游主管部门负主要的责任，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制，主要的内容包括：第一，搜集舆情信息。对于涉及国内外行业的信息、市场竞争、游客投诉、、景区接待部门安全事故的信息和突发事件等；第二，提高旅游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舆情应对能力和服务意识，培养专业性的舆情分析员；第三，借助现代化的互联网技术，积极建立旅游网络舆情数据库，和预警系统。对现有的旅游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进行重点建设。第四，舆情信息交流工作需要与其他部门合作，在旅游网络舆情危机发生后进行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2.旅游相关企业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可能会给景区周围的住宿、休闲、购物、交通等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旅游企业是直接面对网络舆情危机的主体。因此，网络舆情危机是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主要问题。旅游企业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采用最真诚的态度进行沟通，及时相关的信息，积极配合政府单位的工作。一旦由于自身工作失误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危机事件，需要及时向客户道歉，并且严格的惩处肇事者，使受害者和大众能够谅解。此外，还需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改进，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

3.新闻媒体等专业机构网络舆情危机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力，这也是网络舆情的主要传播媒介。目前，已经有多家媒体网络与高校和科研组织借助商业软件来建立自身的网络舆情研究团队，更好地分析和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对于新闻媒体来讲，在接受采访时，需要抵制有偿新闻和做广告现象的出现；杜绝新闻炒作和标题党的出现；确保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报道的内容需要有据可查；群体类型的新闻报道需要注意用词，避免出现主观性的词语；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需要做到准确性，尤其是伤亡人数需要核实，切记使用带有主观意向的词语[3]。

4.培养公众的媒介素养舆情危机事件中，关注量高的微博发帖可以看出个人或机构对件事件的关注度，这些帖子的转发和评论则代表了普通网民对此次事件的关注度。因此，需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避免传播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还需要提高全民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普通民众在面对媒介信息时整体的表现，也是当代社会公民必备的能力。公众媒介素养的培养，需要从法律、政府、家庭、学校等方面着手，让网民具有自主的判断能力，具有批判和质疑信息的精神，尊重他人的隐私，抵制网络谣言的传播，积极主动维护网络舆论的环境。

五、结语

现阶段，我国的旅游行业井喷式的发展，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加快了网络舆情的发展速度和传播速度。旅游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需要严格遵守科学合理的发展原则，增强自身的危机意识，重视社会大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此外，旅游舆情有关部门还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要求自己，共同维护城市形象，推动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付业勤.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2]雷春,付业勤.旅游网络舆情事件的时空分布与演化规律分析——以海南旅游热点事件为例[J].韶关学院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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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监测；预警

一、树立正确的网络舆情观

当前中国网民的规模突破5亿，也就是说有5亿多中国用户通过网络这个渠道表达着诉求和意见。早在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就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1]可以说，网络舆情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它不仅仅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平台，也是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基础。

1、重视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民意的聚集地，尊重并重视网络舆情是地方政府转变传统观念，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步骤。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近年来，我国政府网络问政建设步伐逐年加快，截止2010年6月，我国政府网站数量已经达到23081个。2010年也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官员开始重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发生以后，网友在网络上对事件进行传播，是舆情的形成初期阶段。地方政府必须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积极介入，第一时间占领话语权的制高点。有的地方政府由于对网络舆情缺乏客观、正确的判断和认知，致使舆情响应速度滞后，丧失了占领舆论高地的最佳时机，结果导致工作上的被动。

认清网络舆情的重要性，要一改往日的漠视态度，重视民众的自由表达权，吸取网民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并利用网络舆情，达到既塑造地方政府的良好形象又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双赢结果。

2、客观看待网络舆情

要树立正确的网络舆情观，地方政府在重视网络舆情的基础上，还要在态度上客观看待网络舆情，不要视网络舆情如洪水猛兽，谈及色变。

如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王辉忠所说：对网民的舆论监督和情绪宣泄，甚至是一些非理性言论，要以更加开放、包容、坦诚的态度来对待，冷静分析应对，依法依规处置，而不能不管什么都一律删除，一味删帖并不能解决问题。网络舆情具有非理性的特点，但不能否认它依旧是地方政府了解民生、民意的良好途径。一个开明的、负责任的政府不能害怕网民的质疑，对网络舆情持仇视心理，要客观看待网络舆情，认真分析其本质和来源，剔除网络舆情的非理性部分，抽取出公众监督的社会力量，为地方政府的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二、完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机制

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是地方政府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关键。它指的是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潜伏期要尽可能地收集与突发事件相关的网络舆情，并对其进行分析和判断，找出可能导致危害社会稳定的信息并及时上报给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从而形成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案，把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减弱或消除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1、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机构

完善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牵头，加大资金投入，组建专门机构，负责常态化的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工作。该机构必须包含具有新闻传播教育背景或者有媒体工作经验的专职人员，这些人往往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能够快速及时的捕捉突发事件的苗头。[2] 36-38机构的职责就是持续对传统媒体、重点网站、重点论坛以及点击率较高的博客进行密切关注，注意公众讨论的热点、敏感事件，并能从字里行间区分出哪些是不良分子的恶意造谣、哪些是网民的情绪发泄、哪些是网络推手的炒作、哪些是“打酱油”的无意识围观等。地方政府从人力、资金等方面提供的保障，能够保证网络舆情监测体系的正常运作。除了专职人员外，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等技术的支持也是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构的重要保障。网络舆情的搜集、分析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浏览和统计的基础之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每天的信息数以万计，从这些海量的信息中提取、分析与事件相关的舆情信息仅仅依靠人力是行不通的，必须依托科学合理的网络技术。例如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发明的方正智思知识管理平台软件，可以实现对海量文本、图片、影音等数字化内容进行智能采集、分析及自动处理。

2、建立网络舆情监测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使人民群众的意见能够充分表达出来，以便能够依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地方政府要合理利用上述网络舆情监测机构，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网络舆情监测分析机制。

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落幕后，山西省省长反思到“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是处理此事件的一个深刻教训。事后，山西省政府迅速应用了方正智思网络舆情系统，开始加大对地方网络舆情的监测。危机事件发生后，互联网媒体因为较低的门槛往往会率先反应，之后传统媒体才会介入。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分析，发现网络舆情热点出现前的征兆，是各级地方政府发现化解危机的关键。

3、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网络舆情预警基于舆情的监测分析，指在网络舆情事件爆发前，地方政府对搜集到的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判断，根据网络舆情发生的规律，找出可能导致危机事件的前兆，向相关部门发出预警，制定出应对危机事件的计划对策，从而最大程度的减低危害所造成的损失的行为。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预警的作用，建立完善预警机制，充分发挥其提前告知预防的功能。

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利用技术手段明确“预警体系”，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合理解决突发事件的关键。一套行之有效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预警等级的设定、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流程，其中以网络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最为重要。

网络舆情的预警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界定预警对象、确定警情产生的根源、密切关注舆情发展、向相关部门预报舆情。预警能力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能否从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敏锐地发现网络舆情，以及尽可能准确地判断舆情的发展动向，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做好应对网络舆情的准备。[3]39

（三）地方政府要完善网络舆情问责制度

一个真正心怀人们的政府应该是服务型的政府，“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公民和社会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4]78地方政府要不断完善网络舆情的问责制度，避免网络舆情的处理方式不当，反而导致更大的舆情危机。

1、建立合理问责制度

地方政府面对网络舆情时，要积极主动介入，从网络舆情中发现公共的关注点和问题的敏感点，严肃对待，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无恶意的情绪化、非理性的网民要耐心解释，防止其被居心叵测者利用；针对恶意炒作、刻意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不良分子，要在第一时间否定并删除其在网络上散播的谣言，防止负面言论的进一步扩散。[4]如2012年6月11日，武汉发生10年一遇的雾霾天气，网络上出现谣言系企业锅炉爆炸或化工厂有毒气体泄漏事故所致，引起部分市民恐慌。武汉市安监、环保等部门迅速核实，调查分析显示雾霾是由周围农民焚烧秸秆造成，并迅速将这一结果通过武汉官方网站、微博、短信及新闻媒体对外，平息了谣言。之后公安部门经过技术侦察，查获并拘留造谣者喻某、宋某。

2、完善网络舆情的处理方式

在网络舆情的处理过程，地方政府要让公众看到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和能力，不能采用压制、封杀、无视等简单的处理，这样不仅会引起舆论强烈的不满和谴责，还会导致公众丧失对地方政府的信心。处理网络舆情首先做好“疏与堵”。“疏”的是民意，“堵”的是谣言。其次，政府要勇于承担，不推卸责任。例如，发生在2012年3月14日的哈尔滨“梦中强拆”事件，虽然地方政府在第一时间给与了回应，但最终因把责任推卸给“临时工”，成为了舆论的“众矢之的”。“临时工”作为挡箭牌已经不是新鲜事，早在2010年上海发生11·15火灾时，最终的责任也落在了“临时工”——无证电焊工身上。

（四）地方政府要加强网络媒体的监管

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一些网站为了提高点击率，吸引广告商的投放，经常利用突发事件制造嘘头，给流言提供了空间，也为用心叵测的不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地方政府施行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就必须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管，打造有社会责任感的网络媒体。

1、加强网络媒体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

法律法规建设是一种硬性监管手段。西方政府在计算机和网络立法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世界上第一个颁布互联网法律的是德国，早在1997年通过的《信息与通讯服务法》就提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三原则。新加坡政府在1997年出台的《互联网操作规则中》也明确规定到：“凡是有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共道德、治安秩序、国家稳定以及其它现行法律禁止的内容都不得出现在新加坡互联网中。当前，我国互联网立法还正处于探讨阶段，为了维护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我国在200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2003年，《新华网》《人民网》等互联网信息单位签署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自律公约》。此外还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但整体上看更加具体（如违法信息如何认定、如何处罚）和具有法律效应的互联网法至今没有出台。[5]55强烈呼吁地方政府加快互联网立法的进程，为净化网络空间、减少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提供强制力的保证。

2、加强网络媒体的道德规范

网络媒体道德规范旨在唤起互联网使用者的道德感、养成尊重知识产权以及个人隐私的习惯、规范用户的网络信息行为、维护网络信息秩序等方面能够发挥明显作用，甚至在消除有害信息方面可以充当“准法律”的角色。法律法规是强制的、硬性的；道德规范是自愿的、软性的手段，但这种手段却是有效的、必须的。道德规范应该连通法律法规一起成为地方政府加强网络媒体监管的两大支柱。网络具有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的特性，它一方面使公众在互联网上具有隐匿性，另一方面也给违法乱纪行为提供了保护。与政府利用法律法规直接干预的手段相比，加强网民的道德责任感与伦理意识自有其优势。

结语：

从躲猫猫事件到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再到四川什邡，频频出现的网络舆情引发的危机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应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以开放、公正的心态面对网络舆情，接受网民的监督，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工作，从而建设成为真正“以民为本”的政府。

[参考文献]

[1]总书记重视“虚拟社会”，如何实现扎实管理.人民网. 2011.

[2]冯春.新媒体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D].上海：复旦大学. 2008.

[3]吴绍忠，李淑华.互联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08.

[4]白毅.服务型政府的涵义与构建路径阴[J].求索. 20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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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 网络舆情危机 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危机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

2014年，大数据概念的首次提出，实现了在现有信息和科技基础之上的数据收集、处理、挖掘以及管理，形成了大数据之“大”。在这一背景下，网络舆情危机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

以新媒体作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新渠道。新时期的新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所产生的一种具备智能化特征和技术的数字媒体，如常见的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媒体技术拥有传播便捷、适用性广、存储量大等特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青睐。在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新媒体起到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行政成本实现舆情事件的转危为安以及公共职能管理的有效发挥。通过数据传媒的遥控，使其过滤作用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在技术上保证正确的舆情导向。另外，新媒体还可以实现对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跟踪和监控，便于政府等相关部门及时作出应对。

以信息公开作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新原则。现如今，人们行为的形成和变化与大量的社会信息有关，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取舍等方面都受到了人们对信息接受程度以及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大数据时代下，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在传统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当中，行政管理机制以自上而下的形式为主，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等缺陷。因此，遵循信息公开的原则，使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公共之间的信息得以公开，同时也给舆情危机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提供了保障，让民众免于谣言和不安定因素的侵扰。

以数据资源开发作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新理念。面对网络舆情危机治理过程中的时间、信息、政策、人力、技术、目标、程序、效果等多方面的制约，政府等相关公共部门应当具备过硬的治理能力，由此开拓新的治理理念势在必行。在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问题，而大数据所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数据资源开发。依靠数据资源开发，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建设一个集网络信息资源为一体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平台，帮助政府等公共部门实现对数据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整合，进而提出科学的应对策略。

大数据所带来的各项优势，同时也成为网络舆情危机的温床

法治环境的缺失，给数据的科学性监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缺陷，导致网络安全问题频现，而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缺乏健全的法治环境，因而无法保证对数据的科学性监管。根据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2016年6月，我国的网民规模达到7.10亿，互联网的普及率为51.7%，互联网数据用户的大量增加，大大提升了网络舆情管理的难度。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也导致了网络谣言和网络负面舆情的出现。网络舆情危机从产生到最终治理，过程虽短，但是需要完善的制度监管作为前提条件，如果监管制度和相关法律规范缺失，必然会出现网络舆情导向监管难的问题。

数据资源开发不深入，政府应对能力难提升。当前，在我国的治理体制中，科层制的行政思维模式和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依然存在，上级部门的指示对下级部门各项工作的开展一直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一旦发生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一些基层政府往往一味依靠上级政府，以致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理和应对时间。此外，有的基层政府也没有意识到网络舆情危机处理过程中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应变能力较差，并且对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充分，导致行政主体的管控优势未能显现。与此同时，由于相关部门对数据资源的整合技术相对匮乏，对数据资源的开发不够深入，辨别舆情危机的能力较弱，因而无法及时对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给予有效的应对和管理。

数据资源过于零散，网络舆情危机难管理。目前，在政府的管理行为当中，大数据思维已经初步融入，但是仍然存在数据资源过于零散的问题，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信息孤岛”等现象。网络舆情危机治理要求政府等相关公共部门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工作的合理安排，从而可以及时应对突发问题。但是，由于网络舆情危机的影响往往较大，一些部门之间又缺乏妥善的沟通，这样就容易导致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事件发生的本源，加之数据资源零散，利用不彻底，从而出现管理行为片面化的情况。尤其是在网络舆情危机出现时，基层政府缺乏主动应对的能力，未能充分把握危机治理的最佳时间，如此一来，就会影响政府对危机治理的效果。

优化治理路径，提升舆情危机的治理能力

营造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制度环境，加强法治数据保障。网络舆情危机制度环境的缺失，对舆情危机的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现阶段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等各个阶段都有可能触及到法律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应针对大数据信息，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营造良好的网络舆情危机制度环境。具体而言，首先要提升数据法治的理念。在公共管理者发现一些网络舆情危机的苗头时，就应及时利用数据信息技术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否最终能够成为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从而将其及时遏制。其次，要努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明确公共权力、公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以实名制认证为主要方式，保障公众言论自由的权利。舆情形成后，应及时帮助公安系统识别不良舆情的制造者。最后，要养成公众舆情发言负责任的良好习惯。在公共舆情的参与过程中，要自觉提高法律意识，营造干净、绿色的网络环境。

建立网络舆情危机管理机制，加强数据资源分析。大数据背景下，针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紧迫性、突发性，应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通过数据资源分析并缓解舆情危机管理中的各项矛盾。数据资源分析的加强，需要以健全的网络舆情管理机制作为依托，从而提升对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防范能力。专业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对危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项监测问题作出预判，利用互联网、电子媒介等渠道，及时对外公布监测信息。在具体的网络舆情危机管理机制实施之前，可以率先通过网络平台调动起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开展各项网民听证活动，正确引导民众的舆情导向。另外，政府等公共部门还可以利用该项管理机制，为广大民众建立网络问责平台，对民众反映的危机事件进行调查，在确认事件的真实性之后进行责任追究，保障网络安全。

开发网络舆情危机技术体系，加强数据资源整合。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成功融入其中，以其多样性、海量性以及高速性等特征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发网络舆情危机技术体系、加强数据资源整合，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首先，可以采用完善的数据化管理模式，将大数据自身的优势充分应用在网络舆情危机治理当中。与此同时，还可以利用数据检索技术对数据进行检索整合，找出有害的信息源头，帮助有关部门进行有针对性地预防和封锁。其次，可采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建立数据资源整合平台，将复杂的数据转变成为可利用的决策信息，并且利用该平台将信息传达给有关部门，及时做到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预防和应对。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国际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阳：《危机管理模式下新媒体网络舆情治理路径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4期。

②辜胜阻：《拟社会管理与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电子政务》，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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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搭建一个宣传正能量，崇尚真善美的网络交流、宣传平台

（一）利用自媒体等网络平台加强舆情交流，宣传正能量

充分发挥校园网、官微、微信公众号、QQ群、微信群、校园广播等自媒体的网络平台为学生提供顺畅、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重视对网络舆情的信息收集、总结、反馈，清楚学生内心想法，及时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同时，扩大对学院工作及各项表彰的宣传，有针对性地扩大正面舆论的影响，发出好声音，引导广大师生多看主流，不被支流支配；多看本质，不被表面现象迷惑。

（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舆情工作队伍，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

学校通过层层选拔，在部门、教师、学生中建立一支具备过硬的思想素质、涵盖多层面人员的舆情工作队伍，通过他们与师生和社会公众的交流，实现学校与师生和社会公众之间间接和双向的交流，从而达到疏通舆论和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危机、化解危机以及消除危机负面影响的目的。

（三）建立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畅通信息联系渠道

重视社会媒体的宣传引导效应，加强与电视台、报社、杂志社及金华新闻网、浙江在线、浙江交通等网络新媒体的沟通联系，听取媒体意见，发挥新闻媒体正面报道、舆论监督作用，提高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凝聚和弘扬正能量，利用社会力量发展学校建设工作。

二、营造倡导文明言论，杜绝网络违法的校园文化氛围

（一）开展文明上网系列活动

通过主题班会学习文明上网自律公约、网络文明知识竞赛、手抄报评选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对学生进行网络素养教育，提高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和自律水平，培养其正确使用网络完善自我、参与社会的能力，增强学生对网络负面影响的免疫力。

（二）制定学生网络舆情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将国家的相关制度规定与本校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明确校园网络舆情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以遵守法律法规为前提，提高广大师生的网络守法意识，承担作为网民的社会责任，自觉规范约束网上言行，同时，能够以自身的力量积极推进并配合网络舆论的法制化建设，真正把互联网建设成为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为学校赢得舆情引导的话语权，化解危机的主动权。

三、倡导一种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爱校人文情怀

（一）开展校史教育，激发学生知校爱校护校意识

开放校史馆，系部定期组织开展校史相关主题教育活动，将学院办学历史、办学特色、辦学成果和办学理念传递给学生，激发学生爱校护校意识，传承学院敬业乐学、求实创新的校风。

（二）建立学校学生荣誉表彰机制，营造爱校氛围

健全涵盖青春好学子、奖学金、先进评选等内容的学校学生荣誉表彰机制，以激励表扬为学校、班级教育的主要手段，通过表彰优秀、树立典型来激发个体积极性，引导学生正确的成长方向、激发学生群体的学习动力，进而肯定自我、肯定学校，营造爱校氛围。

（三）加强心理健康宣传和教育，多渠道培养师生爱校情怀

通过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对学生进行心理压力源的控制、自我调节能力、危机处理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帮助学生保持健康、乐观的学习和生活心态，能正确地接收和理解复杂多样的网络信息。通过开展学法律、学师德规范、互助提升、标兵引领等为内容的师德提升工程，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加强对食堂、一卡通、小卖部、学生宿舍等软硬件服务的后勤管理，争取每年集中解决一至两项学生关心的后勤服务问题，完善教育保障体系；开展以美化校园、主题征文、校园摄影等为内容的爱校文体活动，多渠道培养师生的爱校情怀。

四、建立一项反应迅速、行动高效的应急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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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尾理论；网络舆情时代；企业危机

长尾理论，首先要解释下“长尾”，字面上理解就是长的尾部，概念上来看是说，在足够充分的存储和流通渠道下，非畅销甚至是淡销的商品共有的市场份额能够超过少数畅销商品占有的市场份额。长尾理论给了我们崭新的思考角度，它旨在告诉我们不仅畅销商品能为企业带来利益，冷门商品更可能带来更高的利益。互联网巨头google拥有2000多亿美元的市值，是非常有价值的媒体，其发展历程就是“长尾理论很好的验证”：google最初的用户是来源于数百万中小网站和个人，google以个性化服务将其吸引、汇聚于google，最终一步一步收获了超值利益。

一、长尾理论对新媒体的影响

所谓众口难调，人们的喜好并不一致，传统媒体为了满足更多的读者，通常选择包含内容广泛的集合式服务来提供制作周期较长的信息。对最新产生的信息传播速度明显受到限制。而互联网很好地弥补了传统媒体的不足，读者既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资讯以及重要信息，又可以通过关键字的搜索，直接获取更多所感兴趣的信息。读者更是可以通过RSS技术，在网络上制作专属的个性化报纸，满足个人阅读习惯。互联网强大的功能和存储很好地迎合了更多读者。

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区别：其一，经济方面的区别。小众商品很难迎合更多人的喜好，也因此没有经销商会销售太多此类商品；互联网的传播基本不需要过多额外费用，也因此有许多小众商品在此销售。所有小众市场聚集在一起产生的力量超出了大众市场产生的力量，长尾部分被突显出来，小众商品得以长存，这便要归功于互联网时代无限的空间市场。其二，制作方面的区别。传统媒体制作周期长，花费人力物力多且费用较为高昂，而互联网为网民提供免费的传播、交流场所，其低廉和便利的制作以及传播对小众商品生产经营者而言，是不二的选择。长尾小众商品的市场也因互联网的优势而得以昌盛。

二、中国企业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现状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拥有近14亿人口，而中国网民人数接近7亿，约占全球网民人数的四分之一。网络已然走入人们的生活，也逐渐走入企业的办公中，与企业相关的舆情事件应运而生且数目巨大，为企业的声誉和信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也纷纷领教了网络舆情的厉害之处。众多舆情事件中，三鹿奶粉无疑是最典型的事件之一，劣质奶粉不仅毒害了数十万儿童，也使国产奶粉的业界老大，连续11年全国销量第一的三鹿奶粉名誉扫地，光辉不再。如今，微博以短小精湛的140字消息内容火遍全国，中国微博用户已超过国内网民总数的一半以上，并继续增长中。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的优势也越发明显，较传统纸媒和电视新闻有更快捷的传播速度和更广泛的传播范围。微博、微信一方面是爱心接力场所，积极调动着社会各界的爱心；另一方面是舆论传播场所，各种舆情事件在最短时间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难以想象。2011年，微博上出现一20岁年轻女子，微博昵称郭美美，20多岁，名车豪宅，公然炫富。而其个人简介处写着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不禁让网民对身为慈善机构的红十字会多了些怀疑，捐赠额也有所下降，造成的影响还在持续中。同时，微博也是伸张正义的场所，消费者以此作为维权的方式，企业也因此处于被动的位置，若不及时防范，随时有难以收场的可能。

企业热点舆情事件的关注度居高不下，人民网对此专门进行数据分析，旨在对企业网络舆情应对能力进行测评。测评以百分计，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企业对此的应对能力平均只有36.2分，远不及及格分数。从民营企业、国企、外企和央企来比较，民企的舆情事件发生率最高，央企的应对水平需要整体提升，外企和国企相对较好。

三、网络舆情下的企业危机应对与管理

（1）履行社会责任。诚信一直是企业经营发展所需具备的品质，同时良好的态度也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而诚信和态度都需要有良好的商品质量来做坚实后盾，只有三者兼备，方可采残酷而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层出不尽的网络舆情危机中占据主动优势。企业有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在突发性事件面前企业便有了更多的施展空间，处理的恰当，这是企业可以赢得口碑的机会；反之，将声誉扫地，被网友诟病。

（2）更新危机传播理念。从长尾角度来看，传统媒体以及大众网站就像是“畅销商品”，是企业以为可以“盈利”的聚焦点，然而网络世界空间广阔、错综纷繁，如个人博客、QQ空间、微信、微博、股票吧、企业所在地本地民间论坛等类似的“淡销商品”都可能是企业危机的导火索，为企业带来难以预料的损失。很明显，企业应更新危机传播理念，做足相关功课。微博、微信已经成为网络舆论传播中心，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企业需要足够重视。

（3）对负面影响进行疏解。防范是相对的，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负面信息还是有出现的可能。这时，就需要企业通过行动来降低负面影响，同时，这也是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企业产生危机之后，应迅速展开内外行动：内部应全面分析对策，外部应向相关权威部门寻求帮助。王老吉曾被质疑其配方中有含有危害人体的成分，王老吉第一时间据此开展公关活动，请权威机构确认其配方的合法性，并且在网络上增加其正面信息，从而化解了危机。由此可见，将企业危机管理方式和公众等权威机构紧密相连，以更加权威的方式将事实公布于众的方式，是挽回企业声誉，弥补损失的不错选择。

（4）有效运用法律武器。“盾”与“矛”是两个对立面，前面所述的措施主要围绕是自强、防范和监控方面。但当面对恶意的中伤或是人为信息误导造成企业损失（包括社会影响、企业利益等）之时，企业也不能坐以待毙，要在运用常用危机攻关方式之外有效运用法律这个武器。尤其是当前国家最高法已明确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量刑标准。当面对此类问题时，企业可以完全正当有效运用法律途径对此类不当行为予以相应的制裁，为自己证明。

四、结束语

网络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而长尾信息也占据着越来越重的地位。企业想要立足长远，也离不开对网络的利用和管理，这也就离不开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提升大众的信任度，对外界的褒贬意见虚心改正、不断前行；另一方面，应将网络舆情疏导作为企业的关键工作之一，对非正规的网络信息多加留意，对网络舆情的特点、规律和变化及时关注和认真研究，不断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1] 阳淼.企业舆情危机事件[N].新京报，2011.

[2] 王晶.试论新媒体新闻信息传播中的长尾效应[J].东方传播，2008.

篇6

 

突发事件后往往很容易受到媒体聚焦和网民关注，特别是与民利益相关的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关注度会在短时间内出现暴增，此时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舆论聚光灯下，迅速成为公共热点。此时，如果政府事件处置不当，就会再生舆情，推波助澜，让自己陷入舆论漩涡。而舆情应对失误，则会平添质疑，助长谣言，干扰事件处置，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那么，当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该如何应对化解舆情危机呢？总结过去众多实例我们不难发现，要做好突发事件舆情应对工作，需要遵循“及时准确、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科学适度”四个方面原则。

 

一、 及时准确，争夺舆情引导先机。

 

有研究表明，突发事件舆情处置讲求黄金4小时原则，事件发生4小时内可能被大量转发，24小时内就能成为舆论焦点。如果此时政府部门不及时权威信息，争夺舆情引导先机，正确有效引导舆情，那各种谣言、虚假就会在公众质疑声中不断被放大传播，误导社会公众，导致事态扩大，把舆情危机推向。

 

因此，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必须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了解事件情况，第一时间跟踪研判舆情，设置传播议程，组织权威评论，坦诚对待公众，回应社会关切和质疑，与公众展开平等对话互动，及时展开调查，进行问责处理。只有在事件处理整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都做到了快速反应，及时行动，坦诚处置，才能稳定公众不满情绪，避免谣言虚假信息流传，控制事件处置的话语权，赢得舆情引导主动权。

 

二、 公开透明，用事实回应舆论质疑

 

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往往非常关系事件发生的原因、造成的损失、涉及哪些责任等等消息，并基于社会监督的热情容易对事件进展发出质疑，这时如果政府部门不及时公开相关情况，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就有了生存的土壤，谣言和虚假信息就会充斥网络，给突发事件处置和政府声誉、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

 

事实上，一些害怕家丑外扬的地方官员，却总是喜欢千方百计压制媒体报道突发事件，删除网友言论，甚至采取威胁、恐吓、殴打拘捕等暴力手段阻止公众和媒体显示监督职能。而其结果则往往是，越大压，就会吸引越多的媒体和公众参与监督曝光，事件关注度越高，而暴力应对手段则招来更多的批评，舆情危机出现二次爆发。因此，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要做的不是打压，而是主动、全面、高频次、多渠道把事件信息出去，才能满足媒体报道需求和公众知望，赢得舆情引导主动权。

 

三、 规范有序，避免负面舆情再生

 

在突发事件中，政府一方面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事，树立自身良好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还要坚持有序引导的原则，以客观理性的处置方式，回应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出现的虚假、不实信息和传闻，引导舆情朝着正面、理性、平和的方向发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在政府处置突发事件时，必须考虑普通民众的心理认知，依据社会常识常理对事件进行妥善处置。一旦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冲突，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情绪化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不损害法律权威的情况下，灵活安抚舆论情绪，避免随意定性引发舆情危机再生。

 

四、 科学适度，维护政府公信力

 

在突发事件舆情引导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注意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科学适度的引导原则。首先，回应舆论话不要说的太绝。突发事件后，在面对媒体表态时说话要留余地，以免授人以柄，陷入舆论被动。其次，面对民意要求，不应过度承诺。有些情况下，为了安抚公众情绪，一些官员在与公众互动中容易对媒体做出过度承诺，而一旦承诺无法兑现，结果使自己陷入被动，承受更大舆论压力，付出更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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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群众利益诉求反映的底线，检察工作离不开群众利益诉求基础。探索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已成为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和重要途径。

一、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沟通表达机制

检察工作的人民性，要求我们始终关注群众利益诉求，努力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能够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的、理性的渠道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先决条件。

（一）群众利益诉求征询制度

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主动开门纳谏，高度关注各类群体不同的司法需求，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的方式与途径。比如倡导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制度。听取群众利益诉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进工作。建立重大司法决策事项征询群众意见制度。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和社会热点问题，向社会公众进行通报或公示，确保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符合群众要求，符合检察工作规律。探索检察机关与社区街道信息互动制度。在社区街道设立社情民意联系点，聘请社区内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居民担任社情民意联络员，虚心听取群众的诉求；构建检察机关与媒体沟通协调制度。通过坐客网络嘉宾聊天室、网上庭审直播、网上在线解答等形式，与网民直接交流，广泛听取社情民意。

（二）涉检工作制度

涉检是案件当事人直接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保障案件质量和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对此，需要完善检察长接待制度。通过直面群众，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建议，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登记备案，明确承办部门和办理期限，加强跟踪督办。探索公开听证质询制度。对于涉及重大、疑难案件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采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的听证和质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并辅以心理咨询辅助接访制度。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干警先行接待来访人，明确来访人心理状况和具体事由，对其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安抚其情绪。必要时，还可邀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介入，为心理咨询疏导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三）检务公开制度

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关键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反馈机制，使公众不止是被动地“知情”，还能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及时得到回应。所以，检察院应坚持检务制度。以检务公报、检务新闻发言人制度、检察开放日、人事任免公开等方式，主动向公众传播有关检察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法和程序、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并建立检务提供制度。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检察相关事务的行为，当依法有权获取检务公开的公众提出获取信息的请求时，检察机关应及时予以回复，实现单向的宣告式检务公开向双向的互动型的检务公开转变。还需探索向检务公开监督员报告制度。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其他服务对象中，聘请检务公开监督员，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定期向他们通报工作情况，邀请他们视察检务公开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应构建检务公开备案制度。在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检务公开过程中，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以利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的监督。基于信息互动的必要性，还应形成检务资源共享及滚动发展制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义务及时回复其他检察机关及部门为履行职能而提出的检务资源采集申请，提供申请部门需要的情况。

（四）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

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排查收集各种社会矛盾隐患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估以后，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进行归纳、论证，作出预测、警示，并采取相应的消除和防范措施。

做好评估预警，有利于从源头上将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检察院需完善评估预警组织制度。制定《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实施方案》[1]，明确预警责任，成立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评估预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部门确定一名评估预警工作联络员，负责及时收集、报送本部门预警信息，构建全院联动的社会矛盾评估预警格局。并要坚持社会矛盾分析排查制度。通过不定期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对不稳定因素信息进行广泛的收集整理，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另需探索社会矛盾分级制度。在最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立案、不批准逮捕、不、撤案、不予赔偿等环节，加强与案件当事人的沟通。根据了解和掌握群众利益诉求的轻重缓急，将社会矛盾评估案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等级、重大等级和一般等级来进行预警。

（五）涉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制度

当前，媒体、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情、畅通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无可争辩地成为舆情矛盾相对集中的部位，涉检舆情[2]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检察机关应把舆情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努力使涉检舆情成为促进科学决策、改进检察工作的助推力量。

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建立涉检舆情采集制度。延伸舆情信息感知触角，扩大舆情信息采集范围。在社区街道的派驻检察室设立舆情信息采集点，着重关注群众反映的原始“情报”。强化涉检舆情分析甄别制度。组建涉检舆情评阅人员队伍，加强分析研判涉检舆情动向，从中发现具有倾向性、苗头性、社会性的舆情信息，为领导参谋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完善涉检舆情报送制度。实行定期上报与有事随报相结合，重点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息报送。运用内部网络、舆情信息简报等多种载体，宣传群众关心的各项政策法规，及时反馈、报告舆情信息调处情况。

（二）矛盾化解回访制度

对矛盾当事人建立档案，记录矛盾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处理结果等。在矛盾化解后的一段时间内，检察机关承办人要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生活现状、对矛盾的化解是否满意等，妥善处理遗留的其他问题，直到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回访时发现当事人思想有所波动、行为有所反弹的，要通过做思想工作、心理辅导等方式，稳定当事人情绪，从源头上遏止当事人缠访闹访的苗头。回访之后应做好回访记录，将回访情况详细记录并收入矛盾当事人档案。

（三）涉检舆情应对制度

检察机关应成立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涉检舆情的研判与处置。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重视门户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利用技术手段作为辅助工具对网络舆情进行动态监测，并过滤、整合各种信息。可在几方面下工夫：建立涉检舆情应急预警制度。加强舆情的预警和把握，由信息员对各大媒体进行定期、全面的搜索，及时开展涉检舆情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涉检网络舆情逐级报告制度。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将舆情划分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警机制。强化涉检舆情控制引导制度。加强正面引导，快速反应。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会、接受专访等方式，第一时间做出解答。对重大舆情要适时跟踪，及时公开事件调查、处置情况，不给滥加猜测留有空间。探索涉检舆情协调互动制度。与党委政府的信息、等部门加强联系，加强与公安网监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建立与权威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联系平台，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涉检舆情处置评估制度。在网络舆情趋于平稳后，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反思，形成书面报告和建议，建立起有效的舆情处置评估机制，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应对舆情接受监督、提高执法公信力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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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区委网信办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有效措施，深挖优化营商环境新闻题材，不断扩大网上正面宣传，以问题为导向，加大网上监控、舆论引导力度，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向纵深推进，营造了健康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

加强正面宣传 凝聚网上正能量。积极收集各单位优化网络环境工作的信息，充分利用“**”等新媒体平台向外推送。利用“**”微信公众号、“**”企鹅号等网络新媒体《**：“双创双服”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环保分局助力**营商环境》《@**人，环保问题举报请打这个电话》等相关信息60余条。信息后，被搜狐、今日头条等市级以上媒体广发转载、刊发。同时，在“**”新媒体上开设“稳定、公平、透明，**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公开承诺专栏，各牵头单位主要领导坚定的表态发言，为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开展凝聚了网络正能量。

加强网上监控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区网信办将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负面舆情信息作为日常监控的重点，组织广大网评员及网络志愿者在新闻网站、百度贴吧、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直播平台、电商平台、知识付费、手机客户端等各大网络平台进行24小时不间断网上巡查，力争做到第一时间发现舆情。截止目前监控出相关负面信息80余条，组织网评员引导性帖文50余条，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对舆情进行汇总、分析、研判，筛选出重要的舆情共撰写《**网络动态》4期上报区主要领导，为领导有效处置舆情提供依据。督促互联网企业及新媒体运营者，严格履行自身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严防、转载与我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相关的不良信息，从源头遏制舆情的扩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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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公共政策制定理解为政策形成或政策规划，是从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公民网络参与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即是从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中，公民通过互联网技术促成政策的形成。

公民网络参与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拓展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客观要求。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推动政策议程的建立，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加强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进政策的制定者与政策体验者的互动，能进一步提高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最终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二、公民网络参与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现状与困境

（一）网络的虚拟性易造成公民的情绪化参与

网络本身的虚拟性给各位网民提供了可以不使用真实身份的机会，公民匿名发表言论以及使用网络所具有的隐蔽性，减少了人们政治参与的安全感，参与网络的公民受到法律规制力和道德约束力被极大地弱化，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信息的与传播失去控制。因此，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恶意信息来误导公众。例如最近网上很流行的朋友圈9大虚假信息：白雅静丢准考证、不法人员在纸上涂作案等等，都会给公众造成错误引导，鉴于部分公民的非专业性，缺乏对真伪信息的辨别能力，很容易在网络政治中出现“跟风”点赞或转发的现象，易造成政治参与的不理性，妨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我国民主政治体制尤其是政治参与的机制还不够完善，如果政府不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就会造成一些非理性化、非制度的化的参与和无序的政治参与，会给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造成诸多不良的影响，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利益。

（二）电子政务滞后的限制

电子政务的发展对推动公民网络有序参与政治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为有序的网络参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便利条件，将公民的网络参与纳入到政府合法管理的范围之内，为公民提供一条有序可行的制度化路径。但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滞后限制了公民网络参与进程的推进。据调查，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栏目的平均访问时间为6分33秒，基层网站的访问的时间最长，而省级门户网站却低于平均访问时间。这突显了门户网站设置模块及发挥相应功能上尚存在不完善的一面。为此，我们应继续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的深入发展，为公民积极的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制度化的渠道，使电子政务更好地服务到各街道、社区，不断提高我国电子政务的总体服务效能与实际应对能力，为智慧政府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三、完善公民网络参与城市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公民网络参与的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正确引导和规范公民有序参与到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行为，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网络信息传递的无序现象，减少非规范性的网络参与。完善现有的互联网领域的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环境正确引导公众参与到网络舆情中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要从规范网络内容信息服务、电子政务的管理入手，通过法律法规来确定公共组织和网络参与主体的权力与义务，制定和出台新的网络舆情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在制度上保持健康、文明和有序的网络环境，真正做到让网络治理有法可依，从源头保障公民的有序参与。目前网络无论是2G或者3G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4G网络也慢慢地走进千家万户，胡亮网生活基本成形。在网络环境下参与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合乎法律规定的政治行为，我国各级政府应该积极主动迎接这种新技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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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满意度；舆情；司法公正；审判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1－0035-06

审判质量管理关注“社会公众关注案件”，各省法院纷纷将“公众满意度”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司法为民”理念下，司法案件的公众满意度体现着司法的社会效果。但这本身存在着“公众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冲突，这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司法改革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河北保定王朝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期和背景下。公众对案件的了解和倾向，很大程度上是被媒体和其他因素所主导，“公众满意度”包含着受众群体的许多非理性反应。如何正视“公众满意度”？首先应当回归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本质上来思考这个问题。

一、“审判管理”背景下舆情与司法的较量

审判管理强调对“社会公众关注事件”的重视。2009年2月《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要求：“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实际问题入手”，“研究建立人民法院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完善社会舆情汇集工作机制”；“妥善解决司法工作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加大对社会公众关注案件的评查力度。

“公众满意度”是作为审判管理中案件质量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审判效果10项指标，包括了公众满意度，以此反映案件审判是否取得良好法律与社会效果，并列举了评估公众满意度的方法。如同一场运动，各省法院的审判质量管理纷纷围绕“公众满意度”展开。审判管理中，法院将“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案件”纳入管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二、“满意”与“司法公正”的原理性冲突

在“司法为民”的理念下，“民众满意度”成为案件审判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原理上考量，“满意”与“司法公正”并不是全然一致的。何能笼统地以当事人“满意度”来衡量刑事司法案件的质量？

（一）当事人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一致与背离

实践中确实存在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判断失当，或对法律条文理解不确切而造成司法不公正的可能，这是影响公众对案件满意度的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评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理解，往往是以自身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的裁决结果是否符合其权益请求，特别是当双方的利益激烈冲突时，判决结果很容易使一方甚至是双方陷入“不公正”的主观认定中。

民事案件中，法院本着“公平”原则，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均衡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双方的利益冲突。当法律缺乏规定时，法官应根据公平原则作出合理的判决。这种意义上讲，民事案件可能找到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的最佳平衡点，让双方满意。

行政法律关系中，在“合理行政”原则的指引下，遵循比例原则使得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影响最小；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使相同相似情况下相对人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因此，当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利益时，某种意义上来讲，行政案件的质量和结果也可以以相对人的满意度来衡量。

刑法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也包个人利益。定罪量刑、惩罚犯罪本不是以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利益为目的。即使现行刑事审判存在“诉辩交易”的模式和尝试，但仅限于个别轻微刑事案件，不影响作为整体的刑法的原则。被告人对定罪量刑不满意、不服，可以提起上诉。但上诉的启动和判决也不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平衡或是满意度为法定事由。

综上所述，在这三类案件中，从原理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刑事领域更容易引发当事人（包括被害人和被告人）对案件审判结果的“不满意”，刑事案件审判结果的“不满意”与“公正”的冲突最为明显。

河北保定王朝案正是触碰到了刑事案件这一敏感地带，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二）“群体极化”――当事人“满意度”转向社会公众

刑事案件引发的社会舆情冲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来自被告人的立场与来自被害人的立场的舆情冲突。以药家鑫案件为例，如此尖锐的、冲突的社会舆论主要来自两种声音：一种言论是关怀药家鑫，如李玫瑾教授“钢琴强迫杀人法”言论、“师妹”李颖发帖力挺药家鑫、律师出示的“十三张奖状”；另一种言论则是主张惩罚犯罪，同情被害人张妙。

另一类是来自司法立场与来自被告人的立场的舆情冲突。以王朝案为例，社会舆论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以王朝及王朝母亲质疑案件的疑点，疾呼判决的种种不公正，希望重审改判；一种是来自官方的对案件的重新审视，根据司法程序重审最后维持了判决，但其间新闻的重点在于发现当前警察职业化中的问题。①

每一种言论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于其唤起了受众者与之相同的内心感受，使得每一种观点都拥有支持者。刑事案件当事人原本已存在的冲突、对立的主观倾向，通过群体作用得到强化，从而变得更加激进，使一种论点或态度在社会舆情中达到支配性水平，最终使不同的意见和态度走向两极，支持一方的倾向更加强化，而反对一方的情绪也更加强化。②王朝案中，加速群体极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倾向――因先前“我爸是李刚”产生的连环效应。“李刚效应”直接导致社会群体对“王朝案”中公安机关的司法行为产生了怀疑，加速了群体极化，强化了公众舆论朝着不满和质疑司法机关的方向发展。

媒体报道、评论刑事案件最终的趋势就是站在一方角度――受害者、被告人或是司法机关的角度――对新闻进行采写。传播学的研究支持了以下结论：传媒通过有选择性地强化或弱化现有倾向或大众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从而能够有效地影响舆论。[1](P208)媒体的评论更加助推了社会舆情的极化。

“群体极化”是网络舆情中非理性的因素。司法案件中，舆情的“群体极化”倾向最初由案件当事人之间的立场冲突引起，很大程度上由媒体推动，从而带动了整个网络的、社会的舆情冲突。

（三）媒体正义与司法公正的一致与冲突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涉及两种基本的价值，即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在设想的理想状态中，公众、媒体、司法系统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公众有着自身的价值观、主张和对事物的理解，公众不是等待媒体宣传来填充内容的空物；记者与受众之间形成了某种出自本能的默契――记者认同于受众，从受众角度来体验生活；媒体参与报道司法活动时，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维护的“公正”价值，是“媒体从业者已经被整合到社会的共识中，他们不自觉地反映出来的是社会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1](P170)。

但媒体正义与司法公正的要求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提出媒体报道不能违背的最低限度的公正：common fairness，即“一般的公正”（也被译作“共同的公正”），即在报道新的事实、新的争议时，报刊所能保持的形式上的公正。[2](P137-140)媒体恪守“一般的公正”，主要就是客观报道原则，媒体的话语立场在于道德性，基于社会正义感对事件进行报道、评论。这种抽象的“一般的公正”是司法正义中的最高标准还是最低准则？笔者认为，可能最接近于司法中“实体正义”的范畴，是一种最高标准。但实体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司法正义注重通过程序正义来保证实体正义。司法活动中程序正义使得司法审判的全过程，从事实认定、程序经过、法律适用、裁判、判决理由的说明到证据的合法性、回避制度等都要遵循严格的规则……这些都难以通过媒体报道或是案件全然展示出来的。

事实上，司法与媒体的活动规则是冲突的。司法的特征是被动的、判断的、程序性、中立性、终极性，而相反，媒体具有主动性、进攻性、求新求异性。[3](P298)司法在于解决纠纷，而媒体追求轰动性，关注的重点在于案件中离奇的、新奇的细节花絮。因此，从媒体的关注点来表述案件，并不能展现司法审查的全部内容。同样的纠纷事实，通过媒体和通过法官会产生截然不同表述和效果。因此，需要思考媒体监督司法权过程中的限度问题。③

三、是谁在主导舆情――公众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背离

市场竞争的体制内，媒体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公众的“代言人”，回应了公众的愿望、需求和观点，却又同时主导着公众对案件认识和情感倾向。反映在司法案件中，媒体既沟通了法院与公众，同时又主导着公众对司法案件的“满意度”。

2011年3月28日《新京报》和《东方早报》分别对王朝案进行报道。《新京报》刊登的新闻题为《抢劫案因存疑点被发回重审，疑犯自称遭李刚逼供》，列出了案件的多项疑点；《东方早报》刊登的新闻题为《河北青年坚称李刚栽赃，陷害致其获罪入狱》。两则新闻都是以王朝受陷害为角度进行采写的，“李刚”、“刑讯逼供”、“”、“阴谋陷害”等极具煽动性的词汇抓住了人们的眼球，直接引发了公众对案件本身的质疑，当日舆情爆发。2011年4月3日，《保定日报》发出不同的声音《河北保定回应疑犯自称遭李刚逼供案》，以河北省保定市司法部门为角度，表示将按照法律程序重新审理。直至2011年9月王朝案开庭重审，9月10日《法制日报》以《河北王朝涉嫌抢劫一案庭审详情披露》为题，首次以司法部门的官方报道形式出现的、对案件审理情况的新闻。9月12日，人民网整理《王朝案凸显警察职业化之失》。12月16日终审判决，新浪网转载《新京报》的文章《河北保定王朝抢劫案终审后其母提起申诉》，主要公布终审判决的结果。

王朝案舆情的发展如下（见表1）④：

公众被媒体主导，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来自官方的信息量和来自媒体的信息量的对比。纵览王朝案的网络舆情导向，司法部门的回应和案件信息被淹没在媒体的质疑声和群众对案件的口诛笔伐中。媒体对案件进行审前报道和自由评论，使得舆情聚集、发展到某种程度，甚至可能会引发政治的介入，这完全可能对司法的独立性造成干扰。

宏观地说，新闻监督司法活动的限度，应限制在不与司法独立相抗衡：媒体报道应以不影响司法结果为标准，不能造成“媒体审判”。但事实上，仅仅宏观地、抽象地规定“媒体不能影响司法独立”是远远不够的。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不是应当适时地报道案件信息以应对舆情？这为司法部门的传媒应对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引导公众舆论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网络水军”。传播大众化的时代，言论进入网络、传播扩散变得容易、迅速，网络水军应运而生――他们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作为舆情的助推器，使得网络舆情真假难辨，到底有多少代表的是真正的公众的舆论？当“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网络舆情”被这些推手所利用，社会舆情、公众满意度可能会变成与司法抗衡的工具。

四、“传播法制化”视域下“公众满意度”的归路

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是两种同等重要的价值。媒体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舆论监督，已被视为理所当然。舆论监督的正当性源于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则是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发生作用的客观结果。[4]舆论监督是一种及时的、迅速的监督，但我国当前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立法来规范新闻传播和新闻监督。因此，要走向传播的法制化，尚有一段路程。

但我们可以怀着“传播法制化”的愿景，从现有的立法状况出发，切实处理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使“公众满意度”回归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本质。

（一）弱化“满意度”来评估案件质量

在“审判管理”的背景中，以“公众满意度”来评估案件质量，更加关注的是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但“公众满意”不是法律效果的应有之义，公众对司法案件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不是全然一致的。

我们不能把传播的受众行为等同于新闻自由，或是把这种受众行为全然等同于司法的社会舆论监督。如前文所论述，“公众满意度”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受众行为，公众对司法案件的“满意度”反映着社会舆情，但舆情往往被很多因素主导，最终形成的群体极化的主观认同，这种认同和倾向不全然是理性的。而排除舆情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需要技术化手段与实证的分析，消耗巨大的司法成本。以当今的司法水平和技术水平，如果用“满意度”评估案件质量，很难排除非理性因素在舆情中的作用。

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职能，有必要弱化“满意度”对案件质量的评估作用，以保障司法独立，维护司法正义。面对舆情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我们要认识到：民意倾向不能被视为已经发展到成熟了的完全确定的正义标准或固定的道德信念。在对公平正当的基本观念同社会取向进行权衡时，应当赋予司法机关以某种自由。[5](P491-492)

（二）“公众满意度”转向“公众知情权”――法院信息与舆情应对

新闻真实性是一个发展的认识过程。只有当事件完全终结时，报道真实性才得以完全的展示。司法过程也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个案件可能经过一审、二审、审判监督程序，最终形成终局性的司法判决。法制新闻中有案件“连续性报道”的要求。我们不禁要思考，媒体介入司法活动的时间，仅仅以“事件终结”作为真实性的标准是否足够？一次审判的终结还是终审审判终结？王朝案在五年内经历了六次审理，在不断上诉、不断重审的期间，媒体推动舆情并不是在案件终结的时候，却是在案件审理的上诉期内。

199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法官独立中心”机构主办的马德里会议中制定的《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中提到：“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媒体有职责和权利将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向公众报道，并可同时对司法活动进行评论”。[6](P299)这个国际原则远远超越了中国的司法现状。媒体在什么时候可以以什么方式进入司法案件，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律师、社会公众对此认识不一。⑤

另一方面，法院有必要适时对案件审理情况进行，满足公众对司法案件的知情权。例如，部分省市实施法院判决公开上网。法院案件的信息，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应对社会舆情。王朝案中，官方回应明显无力。突发事件中，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政府积极主动公开信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政府有必要对网络舆情进行引导。但面对司法案件的舆情，法院不能以社会公共利益克减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应多以常态的、被动的方式应对。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体现了新闻媒体监督法治化的趋势。第2条列举了法院案件信息的职责和的方式：“对于社会关注的案件和法院工作的重大举措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信息，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法院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相关信息。”但第4条规定：“正在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新闻宣传部门协调决定由有关人员接受采访”。这有利于保证法官的中立性与独立性，但对于审理中的案件，法院的舆情应对往往丧失了主动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审判管理”视域下思考将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分离，将法官的职责与法院的职责分开，是有意义的。法院需要行政公关部门来应对舆情，如《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6条：“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协调工作由各级人民法院的新闻宣传主管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三）“传播的社会控制”――以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⑥为背景

1975年以来，媒体社会学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传统对立起来。自由主义理论家研究的重点在于，媒体获得了自由，有助于人们获得更多的权利。市场体系内的竞争使媒体对公众的愿望、需求和观点作出回应，媒体表达了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同时又让具有不同观点和取向的人发声，这恰恰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的特征。与之相对立的激进主义者则认为，媒体已经被纳入到了社会管理的体系中。社会责任应当限制媒体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应运用政策、法律来调整媒体过度集中化。[1](P208)

上文已论述到，影响“公众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媒体的引导。宏观地看，在整个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中，规范媒体进入司法活动，不仅仅可以引导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长效的、常态的司法过程中，通过法律规范可将传播行为、新闻监督行为控制在正当、合理的限度内，这是法制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1. 沿着自由主义的路径：司法系统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媒体应当反映现实社会，并且为之服务。但新闻客观性可能受到记者主观偏向的影响，可能受到受众群体的主观偏好的影响。那么，我们设想在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充分的新闻市场中，媒体、公众对司法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以同等的关照、对司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以同等的关照,使得大众获得各种信息，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民主化媒体系统的运作模式如图1所示：

在司法与传媒关系中，这种媒体运作模式追求的就是司法系统与媒体的良性互动。以重庆市打黑除恶系列案件的审判报道为例：从2009年6月开始，人民网法治频道以“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专题，法制网以“2010打黑线路图”为专题，跟进打黑系列案件的审判，最新审判结果。其他网站也同时跟进相关报道，如凤凰网资讯频道的“重庆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新浪网新闻中心的“重庆打黑系列案”、环球网的“重庆打黑”，腾讯网新闻中心的“重庆黑帮大审判”、TOM的“重庆打黑风暴”。

2. 沿着激进主义的路径：传播的法律控制

王朝案中，第一次舆情爆发与失控为再审造成重大压力。再审之后，社会中再次掀起对庭审情况的质疑、对维持原判的质疑，再次舆情失控。“媒体审判”已先入为主地使公众形成了对案件的成见、质疑和不满。

我们不能否认传媒舆论对司法监督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应将传媒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中，实现对新闻的社会控制。新闻的社会控制，实际上就是对新闻事业中所传播的内容的限制和防范，以免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这种控制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对某条具体新闻的制裁。[7](P85)新闻控制的三个层次，首先是对整个新闻传播业的宏观控制；其次是对新闻传播体的控制；再次是对新闻传播者新闻活动的控制。[8](P447)具体而言，司法案件的新闻活动可以通过政策控制、行政控制、法律控制来实现。行政主管机关可以对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形式依法检查、监督；本文主要关注法律控制。

新闻传播是积极的行为，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是人的外在行为，而不应是内在的思想方式。追究人思想倾向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9](P6)

在媒体行业自律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必要限制。当媒体对司法新闻来源的真实性缺乏应有的、有效的审核以及存在恶意报道的事实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新闻自由应当限制在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的范围内。1999年新闻出版署制定的《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规定:“报刊、期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和纪实报道，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更正或答辩”。此时，明确了更正与答辩是失实报道应履行的法定责任。《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2款列举了违反法律规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的情形，包括了：“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第6条在于消除报道不良影响：“对于新闻媒体报道人民法院的工作失实时，新闻宣传主管部门负责及时澄清事实，进行回应”。最高法院这一司法解释，规定了法院系统的职责，但又有媒体责任的内容。司法部门是否有出版管理的权力和职能？法院是否应该成为司法管理新闻界的制定者、审判者和执行者？它的效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五、结语

“公众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司法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个冲突一方面是媒体与司法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下的衍生物，另一方面是传播受众行为的非理性的反映。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法律、司法来排除群体受众行为的非理性因素，但可以通过行为规范和制度构建来理性地审视和应对司法与舆情的冲突。

在“审判质量管理”的背景中，“公众满意度”反映着社会舆情，偏重司法案件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满意度”不应当作为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并且应当逐渐弱化以“满意度”来评估案件质量，从而回归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本质。

注释：

①参考人民网：“河北王朝案，”，2011年10月26日。

②“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参见【美】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新闻自由维护司法权的正当行使、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价值；二是传媒监督司法权的过程中应遵循必要的限制；三是司法如何切实地保护新闻自由。参见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④法制网2011年10月9日的舆情监测――“河北王朝抢劫案舆情分析”，省略/The_analysis_of_public_opinion/content/2011/10/09/content_

3031966_3.htm，2011年10月26日。

⑤徐迅：《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现状评析》，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徐迅通过数据分析说明：记者们普遍认为“在任何诉讼阶段都应允许评论”，这个观点的认同指数高达58.17%；但法官们却普遍就传媒发表对案件的评论持反对或保留的态度。有近1/4的法官（23.16%）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传媒对案件“只能报道而不应发表评论”），另有60%以上的法官认为可以允许在一审（21.15%）或终审（43%）宣判后发表评论。

⑥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一书中，梳理了六种对立的媒体史叙事，包括：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民粹主义的、自由意志论的、人类学的、激进主义的。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陈力丹.新闻观思想体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J］.中外法学，2000，（1）.

［5］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7］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