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物质文化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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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文化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我们的祖先曾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财富。外国市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兴致盎然，一些传统文化产业在国内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却在国外备受关注。虽然目前情况有所缓和，人们对于国学教育的认识逐步加深，但是还需更多的时间与机遇，才能发生更多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因为人类群体的文化具有整体性，它不以某种单一的特质存续，而以整合多方面关联的形式存在，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是文化产业最基本的特征。人、社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使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依托、共生共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需要一定的载体，特定的人类社会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脱离了特定的群体和由他们所组成的文化环境，非物质文化将不复存在。同样的，作为一个族群和社会所认同的文化，其核心是这个群体的综合价值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存在形态往往更能表达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华夏祖先从制造第一件劳动工具开始，就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寻找、摸索并创造实用性强的劳动工具，在满足了造物基础的同时，又培养了独特审美的精神需求。由此发展出来的民间工艺美术，多就地取材、手工生产带有形式美感的作品。它们造型多样，色彩鲜明，质朴清新，具有独特的乡土气息和生活色彩，以实用性为依托，既是工具又是工艺作品。它们从民间来又服务于民众，融入了各个民族衣食住行、风土人情、礼仪禁忌的各个方面，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艺术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多学科的文化价值，体现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哲学观点、感情气质和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也是非物质文化兴起与发展的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象体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民间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我国的民间工艺美术类型的非物质文化分布于全国各地，由于地理气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族文化、审美尚好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丰富的品类和多彩的风格，大多采用天然的材料和传统的手工加工模式，成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与民俗活动密切结合，与生活息息相关。如，以蛋画、印花画、扇面画、唐卡为代表的工艺绘画类；以剪纸、皮影戏、镂刻为代表的剪刻类；以印花、蜡染、浇花布为代表的民间装饰服饰印染类；以风筝、扇子、彩灯为代表的扎糊类以及刺绣类、雕塑类、编织类和陶瓷类共类民间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以传统文化环境为基础，以宫廷机构、民间班社、民间自发传习的方式传承，与社会经济、传统思想、历史文化、民俗民风水融，是传统文化环境下历史对表演艺术的自然选择。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综合艺术，融合了歌曲、舞蹈、文学、装饰、制造等多个方面的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现代文化产业的艺术宝藏。

三、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除上述传统表演艺术、民间工艺美术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传统制造技艺、民俗节庆礼仪和民间口传文化三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传承和改造形式上也面临与前两类艺术几乎相同的问题。中国的非物质文化虽然丰富多样，但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我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受到影响，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几乎消失。很多以祈福、传统信仰、表演审美为基础的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的生活中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一些传统艺术形式逐渐丧失了文化生态环境，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些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华文明所崇尚的伦理道德、艺术修养、民间风俗逐渐被淡化，这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总而言之，文化产业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将会削弱社会群体的历史特性和文化多样性，使社会的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趋于大同而没有灵魂与根基。所以，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具有共生的联系，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对发展整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昕.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广西民族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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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G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2

现阶段随着我国家具制造业产业化生产模式的逐渐完善，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我国家具制造业中的应用范围逐渐缩小，同时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者也逐渐减少，使我国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陷入窘境，而如何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已被认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由于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民间的传承方式一直是代代相传、口口相传，这导致当前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相对较少，同时也只有少部分人了解、认识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也是我国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的一个缩影。

一、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正是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也是当前国际上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以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以传统表演艺术为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以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为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以与自然界和宇宙有关的知识实践为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以传统手工艺为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手工技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独立的门类，同时针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

现阶段我国已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其中在保护项目名录中包括了我国传统美术类和传统技艺类，而且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都是由传统手工技艺制成，说明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差别不打，可以将二者合并统称为传统制造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现阶段我国文化部以及相关部门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传统器具制作、传统民居建筑、陶瓷加工、织绣印染、传统造纸、传统雕刻、传统印刷以及传统酿造等传统手工艺，包括上述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文化观念、审美意识、价值认同、历史传承以及口传身授的民间知识等。”从我国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保护任务，这不仅要求我国相关部门以及社会要对现存的传统实木家具进行保护，同时更要对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

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沉积出两种传统文化，物质性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性传统文化，物质性传统文化是有形的文化遗产，传承至今我国留下很多丰富多彩、美轮美奂的传统文化艺术作品，例如陶瓷、古家具、古建筑以及古书等静态的传统文化。而非物质性传统文化为我国留下了很多活态传统文化遗产，例如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以及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性传统文化一般在表现形式上都是非固态和活态的，正是这些物质性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性传统文化传承至今，为我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后的今天留下了无数传统文化瑰宝，让我们这些后人可以通过传统文化见证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繁荣与昌盛。

非物质性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强烈的彰显出非固化与活态性特征，而在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更能体现出这两点特征，因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要受到物质手段变化、社会需求变化以及传承人变化等带来的影响，只有保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固化与活态性特征，才能保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以及不同人文环境下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需求条件下要面临传承性、生产性特征，而在不同时期的人文环境需求条件下要面临变异性、多样性特征，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要面临着发展性、创新性特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上所有特征是保证其传承的前提条件。

三、基于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从我国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保护任务，同时我们通过分析也明确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同时也明确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我们要明确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固化、活态性特征，同时也要明确其传承性、生产性、变异性、多样性、发展性以及创新性等特征，针对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文根据其特征，分别提出基于创作者、掌控者、传承者、销售者以及使用者五个方面的保护措施，力求通过一些措施促进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一）基于创作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是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累积而成，同时传统手工技艺的创作也是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诞生的基础，更是民间传统手工艺人通过传统手工技艺抒感的寄托方式，所以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保护离不开创作者――人这一基础。现阶段我国文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要为传统实木家具制造技艺营造一个适应其发展的文化氛围，同时要求传统实木家具制造技艺的传承不要脱离身口相传这个纽带，这样才能确保传统实木家具制造技艺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二）基于掌控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掌控者的决策、抉择对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直接影响，掌控者不仅仅是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传统手工技艺的管理者，同时国家、文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都要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掌控者，掌控者要通过实际行动不断唤醒人们对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与传承的意识。现阶段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掌控者要发挥好宣传带头作用，让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群体都了解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在掌控者的宣传与引导下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传承及保护意识。

（三）基于传承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传承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通过传承者才能保证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发展，所以我国文化部门与地方政府要通过一些政策保证传承者的权益，通过传承者的传播、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行列中，确保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有序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永续传承。

（四）基于销售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销售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产品在社会广泛传播的重要职责，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产品与市场的中间纽带，所以这要求我国政府、文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要规范销售者群体。销售者不仅仅要担负着将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传播、销售的职责，同时更是连接产品制作者与使用者信息沟通的一条重要途经，只有规范好销售者人群才能保证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个文化链条的良性循环。

（五）基于使用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使用者是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直接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促进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新时期发展与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只有使用者不断关注、提出对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的要求，才能使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更好的满足使用者。使用者在获得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后要明确其文化意义，不仅要将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作为一项产品来看待，同时也要将其看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积淀而成的文化精髓。

四、结束语

现阶段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传统手工技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由于当前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市场环境对其带来的影响，使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要消逝在历史河流中，所以这不仅要求我国政府、文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投入到保护行列中，同时也要求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列中，这样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朱裕平.传统技艺的现存状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文化遗产.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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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特点

第一，地方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真实记录了某一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和历史演进过程，它根植于一定区域的文化传统中，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彰显出与众不同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第二，内容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了几千年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涵盖领域宽、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形式包括口头表述、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传统技艺等，其中表演艺术又包括传统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杂技、说唱等。第三，载体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活态的文化形式，光用文字很难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载体具有多样性，能够直观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方便研究者多方位、多层面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使普通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更为直观可感，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的有效途径

2.1加强法治建设，走上良性轨道

各级档案管理机构要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岗位责任、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借阅流程等，对非遗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工作进行细化、具体化，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步入法治化、常态化轨道。具体来说，各级文化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结合实际制定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如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规定》等。还应加大执法力度，积极开展执法检查。

2.2加大工作力度，收集非遗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载体多样。要加大收集力度，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有效开展收集工作。一是全方位收集，即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对档案材料进行“撒网”式收集，尽可能全面收集档案材料。二是抢救性收集，即有计划、有步骤地收集处于濒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并加快收集步伐，做到收集工作不拖延、收集档案不遗漏。三是收集载体的多样化，即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载体多样性的特点，除了收集文字材料之外，还要注重收集实物档案、声像档案等。2.3采用科学手段，提升保护水平首先，要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工作，把存储在传统载体上、以模拟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尽快转化为数字形态，实现对原始档案的保护；对研究和保存价值较高、保存状况不容乐观的档案，应优先进行数字化，并实施档案登记备份、开展异地保存，确保档案安全。其次，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应探索开发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软件，开展档案的数字化集成管理，建立档案数据库，实现档案资源的共享。

2.4加强队伍建设，健全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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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和经济资源，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是人类必然的选择。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以及法律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一区域或者民族世代传承形成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及习俗，包括传统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能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存在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有如下几个特征：

1、无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其存在形态具有无形性，不占据空间。并且人类对它的“占有”也不是实际控制，而是无形的控制。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通过物质形式变现出来，从而才能够让人类对它得以认识。

2、传承性、久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蹴而就、短期劳动的产物，而是人类特定群体一代传承一代共同创造、发展的结果，是一种传统习俗和阶段性社会意识的体现以及文化的沉淀，它的传承性与久远性是相伴而生的。

3、主体的不确定性、群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某个特定人创造的，而是某一地域或者某个民族长期生活实践形成的传统文化习俗，是集体劳动成果，任何个人不能对其主张创造的权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公众开放的，具有群体性。

二、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

我国于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并正在积极设立专门的法律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但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于知识产权客体具有鲜明迥异的特点，以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对其予以有效保护会有一些障碍。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主张创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群体性和传承性，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机制。但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商标、外形设计等智力劳动成果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从这个角度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

1、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形成、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不具有足够的广泛性，仅存在并传承于某些特定民族的生活区域或者群体活动中，带有鲜明的传统色彩。其内容与现代知识产权客体不相符，因此用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会有一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公有领域，无法确定其权利主体的具体范围；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私有财产范围；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创性难以确认，而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类智力成果。

2、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

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绝对的对立，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与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间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创新的制度体系，随着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认识不断加深，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囊括为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范围之内；第二，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具有无形性，这是两者之间的共性；第三，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之间的差异不会对知识产权制度构成根本性冲击，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群体性，但并不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对群体性、公有性的排斥。

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之间既有差异性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也存在两者之间的兼容。在法律体系中唯有知识产权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关联性，为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理想的做法是实现在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与对接，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宏观框架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辅以单行立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囊括在不断发展的知识产权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安雪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兼容与互动[J]，河北法学，2007(12).

[2]寇占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及制度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06).

[3]吴安新，来文彬：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应三四而后定[J]，汉江论坛，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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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团体性、公共性等特征，各国普遍重视通过行政立法运用公权力为本国或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服务或指导、采取行政措施、给予财政资助等，具体包括三种立法模式。

1.统一立法模式

统一立法模式，即由统一法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行政法保护。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政府于 1950年 5月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和韩国1962年1月出台的《文化财保护法》。

2.分别立法模式

分别立法模式，即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多部单行行政法规，对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保护。例如英国分别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对象进行立法，并对保护办法、保护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都给予详尽的规定。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并以分别立法的模式建立起来。

3.分散立法模式

分散立法模式，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规范渗透到其他私法规范（如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民事法律）中，而不采用单独立法形式。采用此种立法模式多被发展中国家所采纳，如2002年印度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突尼斯制定《文学艺术版权法》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国内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化的国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行政法律保护模式。1997年国务院制定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规定了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认证制度，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为工艺美术大师创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要求对制作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特需的天然原料、材料统筹规划、妥善安排。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要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地方政府要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2005年 12月国务院再次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基本方针，并进一步提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保护等具体工作目标。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通过立法授权或制定地方性规范文件统一协调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例如云南、贵州、福建等地省级政府根据授权负责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市政府2006年出台《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等地方规章进一步明确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职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由此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观念、知识、技能等方式表现出来人类智力或精神成果，与知识产权存在天然联系：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类智力劳动成果，而这是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人类活动不断积累和创新，而激励人们创造性智力活动正是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宗旨；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与无形性也与知识产权法调整对象完全契合。基于此种逻辑，部分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定或修改知识产权法律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围。突尼斯1966年制定（1994年修订）《文学艺术产权法》，明确对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此后发展中国家有40多个国家采取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模式，发达国家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西兰、瑞士、法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等认为现行知识产权法适用于非物质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非洲知识产权组织1977年制定（1999年修订）的《班吉协定》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的区域化，《伯尔尼公约》1967年修改后将“民间文学艺术”当作作者身份不明的特殊作品予以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归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尽管国务院尚未出台相应具体规定，但对诸如刺绣、民歌、昆曲等民间艺术形式由著作权法保护已经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共识。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商标法》也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尤其是传承人明确、有商业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1988年天津著名的泥塑“泥人张”获得了商标注册，1998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1999年景德镇陶瓷协会向国家成功申请注册“景德镇”陶瓷证明商标，2004年6月国家商标总局核准铜梁县“铜梁火龙”商标等。

结语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样性、综合性特征，不同国家选择与本国现实国情、法律传统相适应的法律保护机制，从而呈现出行政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两种法律保护形式。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法律保护机制仅仅是对不同国家立法模式的理论分类，实践中各国都会综合运用两种法律保护机制，只是在运用程序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存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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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最好的方法是进行旅游开发。通过开发式的保护，才能提高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力，已成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必然趋势：

（一）提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从经济的角度分析，通过旅游行业，一方面可以“自给自足”，譬如将旅游点门票作为旅游收入，而不再需要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另一方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让更多的民间个人、组织和企业参与到旅游开发行业当中，提高旅游开发资金的投入水平，从而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足够的资金。

（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是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将非物质化遗产作为旅游经济的产品，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使得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更加充分地挖掘。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以提高人们对文化价值地认识和接受程度，提高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实现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

（三）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所需

旅游业带动一个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当当地居民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自然会更加重视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适时所采取的保护手段都是自发和自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针对未来外来游客对文化产业的需求，通过挖掘、整理、创新民族传统文化，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很多民间的工艺品、戏剧、曲艺、传统食品、风俗等在旅游开发模式中得以可持续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是将文化遗产转换成为特色的旅游消费产品，因此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需要抓住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并将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一）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表演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观赏性、趣味性、互动性等特征，包括戏剧、杂技、歌舞、竞技等，对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可采用“俱乐部”的模式，集中所有表演的艺术爱好者，以主动自愿和互助互惠的基础上，提高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参与程度。这种模式的构建思路包括：1.当地负责挖掘表演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开发和设计“俱乐部”的模式，并定期安排“俱乐部”的活动；2.旅游者参加“俱乐部”的活动，自自费的方式，享受“俱乐部”的活动和提供的食宿。俱乐部的模式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趣味性、知识性等元素融入到旅游活动当中，以现代娱乐的方式，更能调动旅游者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二）民间美术和民间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民间美术和民间技艺具有观赏性、收藏性、参与性等特征，既有习俗文化的特点，也有日常生活的迹象，对这些非物质文化的旅游开发，可采用集市式、博物馆式、生态文化村三种模式：1.集市式开发，这是一种短时间的周期性市场模式，相当于“搭台唱戏”的流动性模式。这种开发模式投资成本少，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体验性、互动性的特征。譬如临时性租赁场地开办“书画展”，在固定的周期内在不同的地点展示书画作品，使得不同的旅游者都有可能参与。2.博物馆式开发。顾名思义，这种模式集收集、保管、研究和陈列于一体，在不同的地区，通过对不同工艺美术和工艺技艺的细分，建立具有区域特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譬如剪纸博物馆、酒文化器具博物馆、传统服饰博物馆等，或通过导游详细讲解、或者通过LED屏播放相关历史、或提供说明的图册，满足游客观光的层次性需求。3.工艺生态文化村开发。利用现有的工艺美术工厂、技艺作坊等，因地制宜地建立生态文化村，譬如桂林水酒的制作工艺，可以利用水酒现有的作坊，将其和旅游业结合起来，建立桂林水酒生态文化村，旅游者通过文化村，可以参观、品酒、赏酒、购酒，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旅游业、游客等多方受益。

（三）民间风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民间风俗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旅游开发模式有文化村和节庆式两种：1.文化村开发，目的是展示当地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民俗风貌，同时可以帮助贫困民族地区脱贫，利用民俗生态村旅游业改变当地的经济。文化村开发讲究的也是因地制宜的模式，一般是在当地现有民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修葺当地的民俗建筑，为游客提供当地的土特产、服饰、歌舞等，譬如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村，为游客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2.节庆式开发，提高民俗活动的参与性，这种模式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节律性，譬如傣族的泼水节、阿昌族的火把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式的旅游开发，需要将当地最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作为活动主题，慎重选择举办的地点，重点突出当地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为游客提供娱乐性较强的参与旅游活动。

（四）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除了以上几种常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多独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被开发，譬如文学艺术旅游资源、医药知识类旅游资源等，共同构成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内容都是旅游开发的潜在资源。譬如潮汕地区独有的功夫茶，可以采用茶馆式的旅游开发模式，提供集品茶、聚会、休闲、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饮茶场所，游客可以一边坐在八仙桌上烹茶，一边欣赏民间讲古和潮剧。总之，利用旅游开发的模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在于引起游客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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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生态系统

检 索：.cn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单靠个体（传承人）或单个团体（工作坊）传承如此简单，应放在整个地方的地理、空间、文化中思考。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系统建构应是地缘下的人文活动与自然规律协作关系的建构。面对一个个子系统（如本土传承人群体、政府管理系统、民间作坊、媒介管理、旅游市场和学校教育系统等）构成的艺术生态建构，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文化风貌与商业价值、文化价值相融合，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

粱平县位于重庆市东部，有“民间艺术之乡”之称，是全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独特的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强县。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众多，主要以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主，范围包括传统手工艺技术和传统表演艺术。梁平县现有梁山灯戏、梁平木版年画、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和梁平癞子锣鼓5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又有双桂堂、土法造纸技艺、蓝印花布、梁平土陶、梁平竹雕、梁平傩戏、梁平狮舞、梁平孝歌和梁平礼让草把龙等15个市级保护名录，87个县级保护名录。

（二）多文化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梁平地处重庆东部平行岭谷区，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巴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当地明清时期由著名高僧破山禅师创办的双桂堂被尊称为“西南佛教禅宗祖庭”，在中国及东南亚佛教界具有重要地位，佛教禅宗文化的融入，也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和艺术创作。

（三）显农耕、神话色彩，祈求平安祥和的文化心理。古代巴文化以梁平为腹地，农业生产历史源远流长。 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表演艺术、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到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都以农耕文化为母体进行创造，充分反映着当地最朴实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热情。农耕文化注重稳、平安，冒险刺激的因素很少，梁平木板年画、铜梁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蕴含着保平安、驱邪等内容，仍然表现出敬畏神天，以期神天护佑自己。

（四）传统民间艺术具有群体性特征。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梁平狮舞等都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创作形式。像梁平竹帘画制品，从精心选材到成品包装入库，前后需经过八十余道工序，大致可分为竹丝制作、备丝、竹帘制作三个部分[2]，每一道工艺不仅材料、工具十分考究。铜梁龙分扎骨、裱褙、彩绘、总装四个大步骤，百余道工序。正是竹帘画、铜梁龙这种工艺形态需要多名专业人士分工协调完成，只有依附于集体才得以传承，由此呈现出群体性特征。

二、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现状

（一）单个个体传承现状。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分段，对第一批至第四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78位梁平县传承人整理分析来来看（表1），其年龄阶段多数处于40～74岁之间，而30～40岁仅5人，基本处于壮年、中老年群体。据田野调查访问来看，梁平县儿童基本是在学校略有接触，18～30岁青年接触较少，由此可见非物质为文化研究人员较为短缺，当地传承保护意识较弱，群众参与接触较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出现断层局面。同时，梁平县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广泛地分散在民间，处于分散各自管理、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民间艺术面临后继无人和失传的局面。

（二）群体传承现状。就目前来看，梁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门类之间缺乏联系，相对分散，尤其是绘画工艺类，即使呈现群体性特征，但工作坊之间、传承人之间尚未形成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技艺、作品等方面的系统规范的整理和统一，基本处于相互学习模仿、各自钻研继承发展的状态。以梁平木板年画为例，现共四位传承人：涂国发（已逝）擅长花纸版/门神版雕刻、徐家辉擅长年画印制、全昌明擅长雕版工艺、刘勇擅长纸张/印刷工艺。在当下传统梁平木板年画生态环境、高标准技术工艺已经无法复原，仅仅依靠4人各自相互学习与模仿维系木板年画系统的传统与发展。

（三）政府对其保护现状。梁平县2008年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每年由财政拨款300多万元。梁平县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主要坚持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开展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设有文化遗产陈列室、梁平木版年画展演作坊、文物保管室，大致从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及作品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三个方面进行展示。目前，以建立礼让镇、蟠龙镇、聚奎镇、荫平镇、梁山灯戏剧团等10个传承基地，来宝小学、西苑小学、梁平职中等6个传承实验基地[3]，但其艺术特色挖掘不够，发展模式不突出，尚未形成成熟有序的传承与保护发展机制。

（四）民间民俗工艺的保护开发现状。据梁平县负责人张和平介绍，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已形成初步规模。到目前为止，梁平利用‘非遗’项目，已发展起文化企业379家，民间乐队87家，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达7亿多元[3]。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意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改善迫在眉睫，如果任由零散发展，忽视其艺术生态的系统性，会导致遗产的传统文化流失，对传承保护与发展当地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影响。结合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传承现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的保护和发展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对于传承人个人来讲，固步自封是万万不可，不应守着自身传承技艺，需要沟通与联系，需要依靠集体力量，系统整合现有技艺资源，形成系统整套的传承技艺，恢复传统生态环境和高标准技术工艺，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正确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二）系统整合现有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借鉴其他地方民俗村或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构模式，挖掘自身遗产特色，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要既收集完善资料、档案建设的初级静态保护，又要高度重视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外在环境的生态保护。例如四川省绵竹市在孝德镇成立了占地面积4万平方公里，以年画商品生产、加工为基础，并以特色农业为主的乡村民间工艺文化旅游景区。该景区成为四川省高校调研基地，并在景区内已初步形成较有一定规模的年画生产，景区内有专门民间艺术手工艺者对旅游者、爱好者进行年画培训指导，并成立基地对年画进行大批量生产进行旅游商品销售，已消费的形式带动地方经济。尽管带有一定经济成分，但这种活态保护未尝不是继承与发展的良好办法，借助民俗村力量扩展了民众艺术视野，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认知和传承保护意识。

（三）对政府而言，加大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尽可能的为民间艺人（尤其老艺人、即将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经济保障。同时加强传承人之间联系与学习，深入挖掘传承人技艺、语言、文字和习俗，保护民间老艺人。借助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该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可通过系列活动展示，大力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拉近与大众距离，号召年轻人接触、了解传统遗产，为培养继承人打下基础。

（四）借助周围高校及科研机构发展民间艺术精英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主动承担起开发研究责任，使其传承与保护发展更加科学化、学术化。

（五）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在这种大规模旅游、文化活动中避免对遗产传统的侵蚀，遗产主体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中，既要保持原有传统技艺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政府及开发部门需要面对考虑的。

小结

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环境，建立完善的艺术生态系统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要着重把握其整体性、活态性、生态性保护，深入挖掘、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体系，从而促进当地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2005〕18号.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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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旅游开发可以加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度，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而那些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寄托，体现了该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好好利用和开发，会对一个地方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

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相对落后，由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能加以好好保护，加大政府宣传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打旅游产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增加的经济收入用来保护“非遗”，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于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随即诞生，从而能进一步改善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落后的现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遗产传承者在整个针对遗产开发的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具有“创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口传文化。创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传承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该是传承人。因为无论“活态”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活力，实际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众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为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遗产当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开发措施的决策以及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

（二）政府部门发挥好各自的职能。由于我国对旅游业没有具体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导致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和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决策、统筹、组织、管理等相关职能，并且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发挥出应有的能力。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决策出合理开发原则以及办法，并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管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混乱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对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制定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并加大力度让旅游部门执行。

（三）文化旅游开发者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对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可以得知，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使得众多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视而不见。例如，现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洱海游船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赏心悦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钱的欲望，使得许多游客都遭到超额付费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经之路中间私自设立了游船港口。许多外来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规景点的游船价格就轻易进行交费。但是最终发现其支付的金额往往是正规游船价格的五倍。这就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不悦的纱，使得整场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管理人员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敲醒警钟，加大监管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争取还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纯朴。

三、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它负载一个民族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体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不可再生的遗产。在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传承，提高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1]崔亚军.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5，1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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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有机融合，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地方民间文化的精髓以及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形式，主要涉及到民间音乐、传统戏剧及手工技艺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全民关注的热潮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提升国家或地区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旅游资源越来越得到认可，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本研究从游客的视角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运用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研究影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意向的主要因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和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以期更好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文献综述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2.1.1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和保护研究

国内外学者多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界定，如Munjeri D（2004）探讨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及形式特征。张春丽、李星明（2007）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缘起、界定、内涵、外延等方面。刘壮、牟延林（2008）在对比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语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有学者关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通过对特定案例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Susan（2006）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晓涛（2012）探讨了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建立地方立法保护的必要性。Georgiev（2013）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旅游的发展是以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自然遗产为基础的。Claesson（2011）探讨了保护沿海或淹没的史前土著考古遗址和历史景观、滨水建筑、海船的残余和海事传统的海洋文化遗产的价值。Chatty（2016）在总结阿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2.1.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影响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社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影响角度出发进行研究。Costa（2008）指出旅游的开发，促进了巴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George（2010）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加剧了当地居民的贫富差距，造成旅游开展的过度商业化。潘长宏等（2013）探讨了了南京云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造成的多样性影响、形象与文化认同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Giudici等（2013）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海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Pratim（2015）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游客的行为和忠诚度的影响。秦美玉（2014）对“双轨制”办节模式下形成的西昌市区、普格县、布拖县三处遗产地居民的旅游影响进行比较研究。Smuka（2016）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作用以及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2.1.3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国内外学者就自己的研究视角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进行研究，多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和开发潜力进行评价。陈炜、文冬妮（2011）从开发潜力、开发条件、利益相关者因素、开发效益等方面，构建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Barrio（2012）在整合三个分析公司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三重分析方法评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节的价值。巴桑吉巴（2014）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提出了拉萨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朱叶等（2015）以环塔里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ASEB栅格分析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指标体系。Falguni（2016）探讨了印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价值，指出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寻求竞争优势的重要经济工具和营销工具。张希月（2016）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研究进行梳理的基?A上，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2.1.4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和对策研究

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旅游开发的模式和对策。朱晗、赵荣（2013）对山东省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开发模式进行探讨。周灿（2014）探讨了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模式。Vica等（2014）通过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调查分析，探讨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模式。杨阳、黄远珍（2016）提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协作机制。Nicole（2013）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问题。马振（2014）提出手工艺类非物质遗产改变经营理念、根据市场要求设计产品、开展手工艺品乡村旅游、组织手工艺品设计比赛、建立产品质量标准、培训社区居民等发展对策。王春燕、喻晓玲（2015）提出针对环塔里木盆地非遗旅游吸引力的提高策略。刘社军、吴必虎（2015）探讨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双赢策略。

2.2计划行为理论研究

2.2.1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研究方面应用

计划行为理论是对Ajzen和Fishbine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的继承，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将计划行为理论引入旅游方面的研究，如姚艳虹、罗焱（2006）本文借鉴消费者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选择的TPB模型，并对各层次构成要素的作用进行分析。曾武灵等（2011）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顾客满意理论的滨海生态旅游区游客重游意愿的理论模型。沈苏彦，郭剑英（2011）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预测模型，揭示影响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主要因素。Quintal等（2011）基于用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感知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澳大利亚旅游意向的影响。Jalilvand等（2012）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角度，探讨电子口碑的影响（网络口碑）对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Guo等（2013）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乡村旅游意向模型，检验旅游者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李卫飞（2014）以国外志愿者旅游研究成果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参与志愿者旅游认知心理的研究，探讨了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对志愿者旅游的认知、态度和意向等心理状况。马奔等（2015）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利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的经营行为进行研究。卢冲等（2017）构建了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理论模型，运用双槛模型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2.2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修正

计划行为理论在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后，虽然得到诸多研究学者的肯定，但不少学者质疑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是否足以充分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意向，并试着在理论模型中增加一些新的变量或与其他的理论模型嫁接，以期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如Kuo等（2012）运用修正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对影响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Hsu等（2013）构建一个扩展的旅游者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研究游客旅游动机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周玲强等（2014）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两个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构建一个解释和预测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整体模型。邱宏亮（2016）引入道德规范，构建了旅游者文明旅游行为意愿影响机理模型。以来杭州国内游客为研究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讨了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及道德规范对旅游者文明旅游行为意愿的具体影响。邱宏亮（2017）文章基于TPB视角，引入道德规范与地方依恋，构建了出境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机制模型。宋慧林等（2016）以西方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将人口特征变量引入TPB模型，采用全国性大规模调查数据，对TPB模型在中国情境下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重点对人口特征在行为意向与行为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朱长宁（2016）将顾客价值理论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休闲农业旅游行为意向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4市584份消费者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2.3现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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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枝歌舞看长阳南曲

五峰之南曲述略

浅议“长阳南曲”的定名

土家族长阳南曲渊源新论

长阳南曲渊源与流变略考

三峡民间文学艺术特征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略谈

《长阳南曲》魅力长存

区域文化圈的传播分析

温州生存文化的表现及成因

“文化长阳”建设与思考

首届长阳南曲学术研讨会小结

长阳南曲流布沿革探讨

三峡大学“求索”精神的理论诠释

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性转换

关于熊绎居丹阳与辟在荆山的探讨

长阳南曲曲牌的来源及其结构特点

长阳土家南曲与湘西土家坐堂戏

三峡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价值及利用

长江三峡军事文化综述及开发利用研究

鹰潭市角山窑址的刻划符号与文字

三峡交通文化研究现状概述及思考

高唱低吟沮漳情——解读当阳民间歌谣

谈屈原及其楚辞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

长阳南曲和五峰南曲差异性及其成因

“丝弦雅乐”——长阳南曲现象论略

论土家族巫术文化中的审美情感

三峡民间故事的神化性特征及其成因

土家“哭嫁”的过去与未来

巴东县清太坪村土家族丧葬礼仪调查

试论日本汉诗中的屈原形象

昭君和亲成功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启示意义

环境:精神关怀和生存空间的人类学探讨

湖南维吾尔族的人口发展研究

三峡春夏节气气象谚语与农业气候适应关系的探讨

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与文化精神

“长阳南曲”论争管见及其本土音乐元素考析

从《哭嫁歌》透视土家族女性的文化心理

决定者·实施者·受益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议

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的遗产价值认定问题

愿杨守敬精神永远传扬——读《杨守敬故事》有感

论《离骚》中的自我意识与屈原命运的悲剧必然性

论昭君和平女神形象塑造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

宜昌地区新闻传播史的历史分期及相关问题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以土家族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