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贫困自述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贫困自述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国外研究

国外对教育救助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反贫困作用、维护教育公平、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和教育救助政策内容与制度措施方面。在强调反贫困的重要意义上，联合国2003年在《千年发展公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采取的重要政策就是要投资于健康和教育，这些投入不是有碍而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有助于人类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通过对社会与经济地位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既可以让其增加知识，也可以增加其向更上一阶层流动的机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2002）

许多学者还认为，贫困救助制度和政策对于维护维护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教育公平理论中，美国科尔曼和瑞典胡森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科尔曼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由没有均等目标到创办面向全国适龄学生的义务教育，到为所有儿童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最后发展到追求教育结果的均等。（科尔蔓(James．Coleman)．《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2000）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也从社会正义论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向结果均等的目标努力。”为了平等的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到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不高的社会人群，要向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学者李永生和高洪源认为美国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是一项寻求推进社会公平的国家政策设计，并对美国长时期的国家政策实践体现的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的追求的脉络进行了梳理：:1.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均等的追求；2.对弱势群体享有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追求；3.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效果平等的追求以及由此而行成的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进行补偿。（李永生、高洪源，《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月）

还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救助行为，认为教育救助作为一项社会投资，可以通过对受助者知识能力的训练，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提高生活技能，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

在提出相关措施，改进教育救助水平方面，国外学者米奇利(Midegley・J，1995)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观点，社会发展的观点用于协助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教育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社会救助的方式应更强调整体性与动态的过程；社会救助的策略应更注重那些被救助对象的参与，并重视他们的潜能发展；社会救助的策略将趋于多元化。（孙莹.贫困的传递与遏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1―22.）

在介绍国外教育救助制度方面，国内学者冯英、聂文倩编著的《外国的社会救助》一书概要性的介绍了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涉及教育专项救助的部分进行了简要罗列；姚建平在其著作《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中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教育救助的内容、特点和影响；王英杰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一书中介绍了日本和泰国在教育救助方面的援助方式，以及落实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的具体做法。

二、国内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随着城市贫困问题的突出，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研究角度来看，社会救助制度分为住房救助、医疗救助以及教育救助，学术界关于教育救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实证研究为主，根据城市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与需求提出政策建议。孙莹，周晓春在其著作《我国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1]一文中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得出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状况明显比普通家庭差的结果，提出在观念上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投资的理念，在行动上策划和发展有效的职业训练方案；陈静在《浅析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2]一文中通过对贫困子女教育现状分析，提出资源配置及政策制定上的相关建议等；湖南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对该省10个市和6个县的265户城乡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情况进行调查，得出贫困家庭急需教育援助的结论。[3]尹海洁等在对哈尔滨市256户贫困家庭的调查发现，子女的教育费是城市贫困家庭最主要的经济负担。[4]龚立新对江西省南昌市的部分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分析，被调查的家庭中很少有独立承担子女教育费用的，总体上看南昌市低保户家庭在子女教育费用的支付方面，主要依靠学校减免。[5]山东省教育厅调查组的针对山东省的城市低保家庭子女上学难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虽然城市困难包括低保家庭的教育救助，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教育救助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主要在于救助政策比较笼统，缺乏具体实施措施和规范化管理。[6]

第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解读贫困家庭子女教育情况。张长伟在《高校贫困生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以贫困家庭子女的高校贫困生部分为特定研究对象，对贫困生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估。韩芳、陈洪磊合著的《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及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在教育方面做了贫困家庭需求现状分析，提出一系列社会支持对策及建议。

第三，分析教育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从教育救助的实际意义出发，提出相应措施或政策。关信平提出城市教育扶贫是加强和扩大反贫困行动的主要措施。[7]杨立雄指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存在强调生存、忽视发展的问题，建议实施发展性救助。[8]有学者认为制度优化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效果的途径，其中包括设立针对某些贫困家庭特殊需要的附加保障如教育救助。[9]李迎生在研究救助内容的更新上提出拓宽开发性扶贫的思路，将教育（文化）救助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0]洪大用在谈到完善社会救助的重点时指出，要使社会救助更有针对性，即适当区分基本生活救助和其他专项救助，需要基本生活救助的人群不一定全部需要专项救助，应当将教育等专项救助的范围扩大，把那些收入稍微高于贫困线的人也纳入专项救助的范围，以促进救助资源的效用最大化。[11]

参考文献：

[1]孙莹,周晓春.我国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3.

[2]陈静.浅析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J].学术探讨,2009,11.

[3]唐启贤.贫困家庭急需教育援助――对城乡贫困家庭教育负担情况调查[J].调研世界,2002,10.

[4]医疗与教育.城市贫困家庭最沉重的经济负担――来自哈尔滨市256户贫困家庭的调查[J].中国民政,2003,11.

[5]龚立新.南昌市部分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分析[J].价格月刊,2007.

[6]山东省教育厅调查组.城市低保家庭上学难情况的调研报告[J].当代教育科学,2007,7.

[7]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8]杨立雄.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回顾、问题及政策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04,3.

[9]金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0,1.

篇2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　资助工作　对策研究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尤其是实行招生并轨学生交费上学的十余年来，缴费上大学的观念已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产生的高校中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更好地研究和解决贫困生资助工作问题是当前面临的十分紧迫而重要的现实课题。

一、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及其建立的意义

高校贫困生是个相对概念。一般来讲，高校贫困生是指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上学期间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或支付教育费用较困难的学生。这些费用包括学费、生活费、住宿费、书费等基本费用。在具体的资助工作中，通常把家庭人均收入较少，有一定数额债务，只能缴纳部分学杂费，基本生活费接近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学生定为“贫困生”，而把家庭经济收八没有任何来源，基本上靠借债上学，无力缴纳学杂费，在校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学生称为“特困生”。

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及其相关配套措施的落实，多种形式并存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在高等教育阶段初步建立起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师范生免费教育、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资助形式有效解决了高校贫困生的上大学问题。具体情况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考入大学后。可通过“绿色通道”及时报到，入校注册后核实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资助帮扶。在资助体系中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金为主，各高校的春秋季困难补助、勤工助学岗位等形式的帮扶为辅解决生活费问题。除此以外，国家还积极倡导、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面向高校设立奖助学金，一道帮扶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

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建立及有效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是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协调和持续发展，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贫困生资格认定缺乏有效的认定机制。贫困生资格认定工作是高效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基础，这一基础工作的水平和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贫困生资助工作的效果。现行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认定。多以学生自述为主，或由学生家庭所在的街道或乡镇民政部门等开具的证明材料。一方面高校贫困生认定的量化标准的缺乏、区域经济收入水平的差异、学生对家庭收入量化认识的模糊及其个人诚信度等因素的存在，给资格认定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由于街道或乡镇民政部门等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的可靠程度参差不齐，缺乏系统的公正性，导致的结果是部分非贫困生获得了贫困生资格，而部分真正贫困的学生却得不到应由的帮助，造成了资助工作中“贫困生不贫困”的情况存在，影响了资助工作的公平性。

贫困生资助工作缺乏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高校贫困生是一个需要给予特殊关注的群体，因为经济上的贫困，他们肩负着家庭甚至几代人的希望；因为贫困。他们的求学之路比常人艰辛；因为贫困，他们的内心常常比较脆弱。在实际的贫困生资助工作中，重物质轻精神的情况比较典型，人文关怀、个人尊严、感情需要和心理抚慰很难得到尊重和满足。爱心企业资助大都需要举行捐赠仪式，树立和宣传企业形象。为保障资助工作的公正性，贫困生的信息在一定范围内的公示通常的做法。保证了资助工作的有效监督。这些工作形式的出发点和目的无可非议，但使贫困生心理上承受着巨大压力，严重影响其学习和生活，资助工作的实效性也大打折扣。

贫困生资助工作时段过于集中。导致难以解决突发事件造成的贫困问题。由于政策因素，每年的贫困生资助工作主要集中在固定的时段，而且刚性的政策要求必须按时、按量、足额下发。一方面，这种方式使国家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得以有效落实；另一方面，却对于阶段外时段因病、因灾或家庭突发变故等原因造成的贫困生问题关注较少。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每年都与一些学生因病、因灾或家庭突发变故形成的新增贫困大学生群体，而由于资助时段过于集中的原因，不能满足贫困生资助工作现实的资助需求。

贫困生资助工作重给予性扶持轻主体性激励。在目前的贫困生资助基本上都是无偿给予的，过多的给予性扶持会使部分学生和家长在思想上走八了误区，一味依赖学校和社会的资助，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资助上，“等、靠、要”的思想严重。这种情况的出现还会引起一些学生的攀比心理的滋生，出现不贫装贫的现象。因为一些学生看到某些贫困学生不努力，学校活动也不积极参加，也没有为学校和班级做出多少贡献，但一纸贫困申请就可以得到资助，其数目比自己通过努力学习和优良表现而得到的奖学金还要多，很可能产生心理的不平衡，不贫装贫现象就会滋长。这从每学年学生报到时交学费的情况就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一些本来自己能够交学费的家庭根本就不带学费到学校，一些本可以通过亲戚朋友筹集学费的家庭也不再努力筹集，更有甚者，一些学生从家里带来了学费到校，但就是不按时交纳学费，而是采取观望的态度，影响了资助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问题的对策

建立、健全的贫困生资格认定的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牵头制定、出台认定高校贫困生的统一标准体系：工作中强化诚信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关爱、友善、礼让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使“应受助者得助”。要建立专门的大学生资助工作中心。做到人员到位、制度到位、职责明确，严格工作程序，从贫困生的申请、审核、公示、建档、跟踪调查、违纪查处等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和管理，消除人为因素和主观操作的影响，随时取消弄虚作假学生的资助资格，并予以校规校级的惩处；采取定期资格复查的办法对全部的贫困生进行资格复查，并不定期地随机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形式进行核实，确保贫困生资格认定的客观、真实性。

高校的资助工作要高度重视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通过关爱、启迪、和引导，帮助贫困生克服心理障碍，不畏艰难，敢于面对贫困，面对困境，提高自身素质，搞好知识储备，这是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内在要求。在资助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体现人文关怀，激发贫困生的主动性、发挥主体能动性。高校及有关部门应将人文关怀作为贫困生资助的核心理念来对待，加强对贫困生的经济关怀、精神关怀、学业关怀和能力关怀。贫困生资助工作中，必须坚持以教育为先导，以育人为目标，在经济上给予贫困生资助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理健康教育，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维护贫困生的自尊和人格，培养其高尚的人格，给他们提供精神动力。真正达到资助的目的和效果。采用适当的方法教育培养他们养成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的良好品德和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是解决贫困生问题的根本目的。资助工作使贫困学生获得物质支持的基础上，通过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使他们获得发展的精神动力，最终融入生活。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以期将救助精神和爱心发扬光大。形成文明互助的良好社会风气。构建贫困生资助人文关怀的长效机制。

篇3

关键词： 《伤逝》 和谐 疏离 沟通 两性关系

鲁迅的《伤逝》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以青年知识分子的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破裂为结局，作家所写的内容是有限的，而其创作所反映的生活是无限的。《伤逝》对于爱情的解读，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和警示。他们的爱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追求爱情的永恒，爱情与婚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实践中反复思考和体会。

一、爱就要有准备，有担当

鲁迅先生在去世前想得最多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被中国人接受，他在1936年4月5号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见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透过《伤逝》文本，我们看到的涓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懂世事的读书人。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前，同样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经济的困窘，但鲁迅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为可能遭遇的一切做好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生活其实是非常具体的，这些具体琐碎的生活细节，如果没有思想准备，你就会觉得它和理想冲突了。日复一日如流水般重复、细碎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常生活在涓生眼中是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的。“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油烟……”，“加之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伤逝》多处，写出了涓生作为青年人的简单、幼稚。他有意写子君不优雅的一面，这是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生存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那么多优雅的一面。幼稚的涓生不懂生活，不了解生存的真实面目，不屑于粗俗、无聊的烦琐生活，对社会、对人生、对自己缺乏成熟、清醒的判断。同居后遭到失业的打击，但他看不清事情的严重性，对整个社会没有正确的认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抄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涓生的失业对这个原本并不宽裕的家庭无疑是晴天霹雳，子君虽强打起精神鼓励爱人，但还是因这突然的打击变了色。子君为爱人的前途和两人的幸福生活担忧，因为爱而害怕失去眼前的一切而忧虑。看到子君的变色、怯弱的反应，涓生感到不可理喻、痛心疾首，认为“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把丢失赖以生存的职业，看成“极微末的小事情”。除了思想上对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外，对自己也缺乏客观的认知，对自己的能力太自信。“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煽动”。他自觉自己能写文章，也能翻译书和文章，就自有“将来的希望”，他要趁自己还没有丧失飞翔能力的时候迅速振作起来。但生活是残酷的，失业导致他们的经济陷入困境，引发了生存危机，在吃了油鸡，送了阿随后，仍然没法摆脱困境。“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我却但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予已一无所得的空虚了”。

这个空有热情与虚妄理想的读书人，在生计和意志受挫、无力开拓新生活的时候，却一味抱怨、厌倦子君的乏味和平庸。通过涓生的口，我们得知了许多警句，如“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等。但从对文本的研读中，我们发现涓生本人并没有实践这些思想的能力。在实际的行动中，涓生的表现又如何呢？由于对生活压力估计不足，在生活上日益贫困、无力解决生计问题时，涓生想到的不是承担或是解决，而是逃避。当他放了阿随，必须面对子君“神情的冷”时，他选择逃避去了通俗图书馆，把子君一个人丢在了寒冷的家中，这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正是在图书馆里，他开始了更深意义上的逃避：“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士兵，摩托车中的贵人……子君，——不在近旁。”他逃回了婚前所谓的自由世界，站在那个角度反思自己“盲目的爱”，认为是子君阻碍了自己前进的步伐；如果能再回到一个人的生活，他或许可以找到更多“别的人生的要义”。在他们遭遇生活的困境，子君最需要灵魂的力量与命运抗争时，自私而无责任感的涓生对子君说出“不爱”，冷酷地推开了子君，且因不愿面对子君而天天不回家。正是他那不负责任的逃避，加速了爱情的灭亡。在真正感受到涓生的无情、无爱后，子君重新回到自己苦苦挣扎要逃离的专制家庭，在严酷和冷眼中默默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是一个卑怯者，他没有力量承担重负，他软弱的肩膀支撑不了他与子君的爱情和婚姻。

篇4

昆人为人类学热门，别说欧美，连日本也有人研究。大家感兴趣，原因是他们属于狩猎采集社会。如今采集狩猎社会已消失殆尽，但万年前几乎是唯一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八千年，工业社会，三百年，跟它比年头，望尘莫及。可以说，研究昆人，就是研究人性最古老的层面。

昆人跟欧洲人接触已有五百年，航海家达・伽马环球航行时就见过他们，但引起学界注意则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了一九五年代，马歇尔一家（Marshall family）专程来非洲考察昆人，女儿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写了《无害之族》（The Harmless People，1959，她也是《狗的秘密生活》的作者），文笔优美，颇为畅销，昆人由此广为人知。一九六三年，哈佛大学的瑞查德・李（Richard Lee）组织团队来非洲“蹲点”，出了许多成果，如瑞查德本人的《昆桑人》（The ！Kung San）、南希・豪威尔（Nancy Howell）的《多比地区昆人的人口统计》（Demography of the Dobe ！Kung）等，把昆人研究推向高峰。后来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提出最具争议的“原始丰裕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理论，认为原始社会的生活远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轻松，部分论据就出自瑞查德团队的研究。《上帝也疯狂》选择昆人为主角之一，也因资料丰富。

不过，瑞查德团队的研究，普遍过于学术，圈外读者不多，唯一例外是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1945-1996）的《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和心声》（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跟其他同仁不同，玛乔丽并非人类学科班出身，学历也只是本科。她本无意于此，只是婚后陪丈夫调查昆人，跟妇女泡在一起，才萌发兴趣，十年磨一剑，于一九八一年出版《妮萨》，一举成名。该书是饱含先锋意味的人类学著作，也是灌注个人情感的文学作品，影响超出学界，比诸《无害之族》又后来居上，读者至今不衰。

一、玛乔丽与妮萨

玛乔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大学赶上欧美文化造反大潮，热情参加了女权运动。这样的倾向，又是新婚妇女，她很快意识到，以往的昆人研究缺乏女性视角，计划自己写一部，积极采访妇女，结识了本书传主妮萨（化名）。

两人初遇时，玛乔丽二十三岁，本科毕业，新婚文青，如同欧美造反的其他“六八一代”，有浪漫的憧憬，也难免青春的迷惘，情绪用鲍勃・迪伦的歌词形容，那就是“答案就在风中飘”；妮萨呢，约四十九岁，有无数情人（宣称“手指脚趾用上也数不完”），结过五次婚、生过四个孩子（全死了）。插一句，分娩，哪个社会都习以为常，但昆人大不同―孕妇必须独自到野外去生娃，不能有人陪，分娩时坐着，不许动也不许哭，否则被视为懦弱，族人鄙夷，丈夫抛弃。生育对昆族孕妇考验之大，非现代妇女能想象。妮萨虽然历尽沧桑，但生命力仍然强悍，张扬恣肆。最初结识，玛乔丽对她印象不佳，妮萨老来营地晃悠，要这要那，“声音又大又尖，老想引人注意，没个消停”，“还有点莫名其妙地卖弄风情”。玛乔丽烦得不行，东躲，躲不掉；最后无奈，心想不如干脆采访她算了，结果意外发现妮萨出口成章，经验丰富，逻辑清晰。

一次，妮萨谈到自己的“最初记忆”，说曾陪母亲分娩，母亲生下弟弟后，要她回家找挖土棍来埋了，免得她断奶太早。妮萨一听，哭了，苦苦哀求，说自己不吃奶，只求弟弟好好活着，救了弟弟。这故事，玛乔丽听得毛骨悚然，又疑云满腹：母亲要女儿帮自己杀婴，有这样的事？怀疑妮萨撒谎。人类学家被信息人哄骗，屡见不鲜，玛乔丽钦佩的前辈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就栽了大跟头。玛乔丽起了戒心，疏远妮萨，转去采访其他妇女。

不料，采访其他妇女，有了比较以后，玛乔丽越发觉得妮萨不寻常：首先，妮萨谈的许多事，其他妇女也谈到了，可见并非杜撰；其次，妮萨会讲故事，故事有头有尾，有细节，波折起伏，其他妇女望尘莫及；再次，妮萨耐心，在意她听懂没有，说话也坦诚风趣。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依我看，是妮萨的“野蛮生长”，让温文尔雅的玛乔丽不自觉受其吸引，甚至暗暗羡慕。比如，妮萨被前夫反复纠缠，忍无可忍，盛怒下衣服，大喊：“这儿！这儿是我的……看着！这就是你要的玩意儿。”把前夫赶跑了！玛乔丽想必咋舌不已―要知道，《小二黑结婚》里到老涂脂抹粉的三仙姑，就让某些美国女权主义者五体投地了……

玛乔丽再访妮萨，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内容”。此后的访谈，妮萨很投入，也很享受，除了少数时候要玛乔丽提示，多数时候自由发挥，滔滔不绝。两人彼此玩笑，说玛乔丽是妮萨的“侄女”，正要妮萨“姑妈”传授生活的“真谛”。玛乔丽说自己想以妮萨为传主，把访谈录音整理成书，征得了妮萨的同意。

《妮萨》，从采访到出书，历经十几年。其间，玛乔丽从初出茅庐的变成了母亲，她承认，在长年的整理中，妮萨予她诸多精神滋养，这场跨文化交流成了她的“小清新成长史”。书一出版，好评如潮，不断再版。

因为《妮萨》的成功，两人有了个“小团圆”：玛乔丽成了女人类学家，当上了大学教师；妮萨呢，也拿到部分稿酬，买到奶牛，改善了生活。

二、活历史・死文字

玛乔丽用女性视角研究昆人，意在探究：史前社会，女性生活如何？情感如何？女性身份对她们有何意义？在她看来，这些是人类学的“学术问题”，也是女权主义的“政治议题”。

史前史料，哪都匮乏，通行做法是以残存原始社会的情况来补充。就中国而言，《妮萨》就很适合跟先秦典籍对读。比如，昆人妇女吵架，多因食物，彼此指责的常用词是“吝啬”。妮萨承认，自己跟闺蜜再好，也为吃的天天吵架，指责对方“吝啬”。她给人类学家瑞查德和南希干过活，说“他们是最好的人”！原因是：“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从不拒绝。”她有一句话很经典：“什么都让我开心，除了吝啬鬼。我讨厌吝啬鬼。”不只她如此，昆人妇女大都这思维，有个妇女给玛乔丽反复讲这类故事―“她在东南西北的父母、兄弟姐妹、姨父姨妈，曾经拒绝给她根茎、浆果、坚果或者肉，然后第二天、下一周或者下个月，当她也有某种根茎、浆果或者其他东西时，她爸妈以及其他人等前来讨要，她便获得了拒绝对方的大好机会，然后她真这么干了！”

这些，我们不宜只视为个人性格，还应从社会层面理解。狩猎采集社会，食物匮乏，互助才能生存，对“吝啬”的指控，实为一种实现公平的“经济伦理”。比如，昆人还有一个规矩，那就是强调“谦恭”。谁要打到大猎物（对“肉饥渴”的昆人，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回村后，不但不能张扬，反要表现低调，一声不吭地坐着，旁人问才能开口，说出后，还得强调是个小猎物，“不值一提”，要不这样，就会被视为无礼之徒，遭到舆论抨击。这样的规矩，意在打击“个人英雄主义”，维护群体团结。瑞查德最初不知道这，曾特意买了头肥牛，宰杀后请昆人大快朵颐，满心以为他们会夸奖一番，不料昆人一边吃一边指责肉太瘦，难吃，他急得直瞪眼……据观察，昆人经常彼此馈赠，没什么私人财产，擅长合作，可见这些“道德监控”的成功。由此推论，先秦诸子讲“以义制利”，讲“谦恭”，不是精英的发明，而是狩猎采集社会的传统。人类社会演进到国家形态，有了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机制，经济伦理才又添了孔子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从昆人的“吝啬”，到周人的“不均”，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与经济伦理共同演进的“草蛇灰线”。

不过，最合适跟《妮萨》对读的先秦典籍，我以为，是女性“众声喧哗”的《诗经》。《诗经》时期的周人为农耕社会，已有国家；昆人为狩猎采集社会，连酋长都没有，两个社会有差别。但从《诗经》来看，采集渔猎仍是重要家计，特别是采集（《诗经》第一首《关雎》就写采集，周人采集也由妇女来干）。由此推论，《妮萨》的“活历史”与《诗经》的“死文字”，不少地方可以相互发明。比如，玛乔丽发现，昆人不论男女，“饮食男女”经常“混为一谈”，大开荤笑话。一次，她随妇女外出采集，有女孩过来，说玛乔丽是不是“饿肚子”。她没听懂，回答说自己有吃的。女孩又问了一次，表示玛乔丽听岔了。玛乔丽回头一瞅―那女孩直直地站着，撩起遮羞皮裙，露出―才恍然大悟讲的不是“饮食”，而是“男女”。旁边的妇女捧腹大笑，然后全身，跳起舞来……这般场景，《诗经》时代想必也不鲜见吧？

又如，《诗经》，情诗很多。《野有死》：“野有死，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桑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匆卜汀！蔽颐强刹握铡赌萑》来读：“除了丈夫，你得有些情人。一个男人能给你的东西很少，就一种吃的。但有几个情人，这个给你些，那个给你些。这个晚上送肉，那个送钱，另一个送珠子。你的丈夫也做各种玩意送你。只跟一个男人过？我们不这样。男人会只想着你吗？”太缺食物了，所以妮萨认为，情人如同丈夫，不可或缺。她有情人，母亲和姨妈有情人，许多昆人妇女也有。至少，这是部分昆人妇女的“情人经济学”。《野有死》的“女”与“吉士”，什么关系？没有“标准答案”，但《妮萨》为《诗经》开了扇毛玻璃的窗，你可以浮想联翩……

昆人社会，女人地位很高，男女平等程度远超农业社会，没有重男轻女这回事。事实上，采集狩猎社会，两性平等程度都高，不独昆人。但玛乔丽发现，昆人向农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下降了：随着生产力提高，食物增多，男性逐渐获得更大权势，女性因为得照顾更多孩子，反倒淡出了集体事务―生产力发展加剧了男权。她推测：或许，男权就是这样强化的。

这个结论，实为卢梭“越文明越堕落”的当代版。因为卢梭和基督教的影响，不少人类学家热衷到原始社会找“伊甸园”（也有反其道行之的人类学家，比如Napoleon A. Chagnon，热衷寻找“地狱”，如此政治不正确，导致他在欧美声名狼藉）。米德就到南太平洋的萨摩亚找了个“伊甸园”，写了《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宣称那里没有性压抑，没有和暴力，畅销欧美，至今仍是销量最高的人类学著作。这书，嬉皮士当寻欢作乐的“理论根据”，大哲罗素也深信不疑，五十年后才被另一位人类学家弗里曼（Derek Freeman）证伪：事实是，萨摩亚人的率比“堕落”的美国人还高，暴力程度也毫不逊色。米德“田野调查”时，萨摩亚人跟欧洲接触已有百年，文献不匮乏，但米德的“满纸荒唐言”，赢得了五十年喝彩，弗里曼捅破以后，反被米德的仰慕者痛批，也真是“一把辛酸泪”。玛乔丽钦慕米德，对昆人颇多赞美，不过人毕竟本分，没刻意掩盖“伊甸园”的黑暗。比如，妮萨的家祸―女儿十四五岁嫁人，丈夫强行寻欢，推推搡搡，摔断她的脖子，致其身死，也就赔了五头羊了事（其中两头还得送给法官为谢）。这只是冰山一角，后来玛乔丽又记录到更多暴力事件。她老实承认，狩猎采集社会再平等，也还是男权社会。儒家的“三皇五帝”，并非天堂；卢梭的“高贵野蛮人”，只是神话。

总之，玛乔丽为了探索史前女性的境遇，对昆人妇女的生活，大到杀婴、婚育、宗教、情人，小到性游戏、荤话、月经，都留心考察，仔细询问。这些私密事，妇女不可能跟男人启齿，但肯跟玛乔丽谈，所以她也就能秉笔直书，详细记录妇女们的喜怒哀乐。后来，人类学家Blanca Muratorio到南美洲亚马逊雨林调查，有土著妇女瞅见他的《妮萨》，请求译几段，结果听后大起共鸣，可见其成功。

三、像文学一样的“人类学”？

形式上，《妮萨》属于“实验人类学”。

玛乔丽没受过专门的人类学训练，但喜欢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14-1970）。刘易斯以“贫困文化”理论知名，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根在有导致贫困代传的文化。为验证这理论，他访谈了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地的贫困家庭，将其口述整理成书。老实说，他的理论未必全错，但到底政治不正确，逐渐被人淡忘了；然而他的著作始终销量不错，原因是口述生动，人物鲜活，吸引了很多读者，有的还拍成了电影。这些口述，家人之间的攻讦也好，扯谎也好，刘易斯一概不删，留给读者自己揣摩，有点像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小说”（复调小说）。留居美国的张爱玲也爱读刘易斯，评价很高，认为有“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谈看书》）。理论被人淡忘，故事流传世间，正印证了歌德讲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玛乔丽写《妮萨》，为“抓住读者”，特别注意文学效果，她取法刘易斯，便意在叙事的文学性。

其实，叙事本是人类学萦绕不散的“幽灵”。早期人类学家不讨厌讲故事，甚至爱讲故事。但结构主义兴起后，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更在意故事背后的“结构”，对叙事兴趣缺缺，人类学也就多了ABCD，少了喜怒哀乐。直到“解释人类学”兴起，强调人类学是关于“意义”的学科，故事是阐释意义的重要形式，探索新的人类学叙事形式才蔚成风气。

玛乔丽也是探索者之一。她后来谈到，《妮萨》运用了三种“叙事声音”：一、妮萨的声音（妮莎自述）；二、人类学家的声音（对昆人的介绍）；三、玛乔丽的声音（记述自己跟妮萨和其他昆人的交往）。这话体现了叙事学（特别是苏俄理论家巴赫金的“多声部叙事”）的影响。玛乔丽读大学时，叙事学迅速发展，它对“叙述声音”的强调，不但影响了文学，也影响了人类学。

实际上，“叙事声音”之于人类学，因牵扯到田野调查，比文学更棘手。小说家处理“叙事声音”，可以随心所欲，无中生有，人类学家不成，因为“叙事者”（人类学家）与“信息人”（研究对象）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双方关系如何？人类学家如何获取信息？又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双方在“面对面互动”中的“利益博弈”“文化误读”与“文化对接”，不宜回避。

如今，“面对面互动”是微观社会人类学的重要内容，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脍炙人口，但这已是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事，早期人类学家不怎么在意“面对面互动”，更关注对象本身，视为“客观实在”，很少意识到自己和研究对象为“主观VS主观”。马林诺夫斯基（的老师），田野调查开山祖，公开出版的著作同情土著，痛斥种族主义。不料，去世后，田野调查日记刊布，其中不乏对土著的种族主义鄙夷，跟著作的反种族主义姿态恰成反比，震惊学界。人类学家由此反思，汲取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和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认为“田野调查”到底不是“物理研究”，难免主观，也应容许主观，但人类学家理当展示人类学制作的“后台车间”，“”跟研究对象的“权力关系”，而不应“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玛乔丽用三个声部来结构《妮萨》，就体现了这种学科反思：第一个声音是“妮萨的声音”，按时间顺序，从童年讲到老年；妮萨放浪不羁、际遇坎坷，在哪个社会都是异数，但个性再强，也生活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玛乔丽为此设了“人类学家的声音”，综合对其他昆人的访谈，汇成情况介绍；第三个声音是她自己的声音，马林诺夫斯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塑造成“反殖英雄”，玛乔丽则再三申明自己是有点浪漫情怀的“新婚妇女”，对婚姻忐忑不安，接人待物毫不老练―倒也暗合现代主义文学的“反英雄”潮流。她坦言，跟丈夫调查之初，怀抱“不破坏”昆人生活模式的念头，不肯送烟草送礼物，同事苦劝不听，却不想想：一点好处不给，你们凭什么骚扰人家？结果激怒昆人，给了个下马威，禁止他们来打水，最后他们“被迫妥协”；也不避讳访谈不顺时，沮丧、烦躁、疲惫……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原始社会也如此。人类学家得为信息付酬，“叙事者”（人类学家）之于“信息人”（研究对象），首先是利益交换关系，这是田野调查的通例。她与妮萨也如此。玛乔丽承认，虽然双方“交流深入”，但自己“不是妮萨的密友，她也不是我的密友。她很少问我的事，对我的生活不怎么感兴趣。毫无疑问，她接受访谈意在获利”。话虽如此，她有时还是难免想从妮萨那儿得些感动，结果？每每被妮萨要钱要物的裸的“物质主义”挫败。如前所述，狩猎采集社会，技术原始，衣食匮乏，现代社会视为“蝇头小利”的东西，昆人趋之若鹜，玛乔丽的小清新思维，于沙漠中的他们如同大海里的巨鲸一样难以理解。这些沮丧经历，玛乔丽也秉笔直书，迂得可爱的模样跃然纸上，令人莞尔。玛乔丽自述，为平衡这三个声音，先后数易其稿，可见“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就容易却艰辛”。

探索人类学的新叙事形式，反省“叙事者”与“信息人”的互动关系，是一九八年代前后的一股潮流，《妮萨》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但《妮萨》的多声部结构的确别出心裁，又不像其他人类学家如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文森特・克拉潘赞诺（Vincent Crapanzano）的《图哈米：一名摩洛哥人的肖像》（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那么形式化，内容与形式结合得恰到好处。所以《妮萨》一问世，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两部经典《写文化》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都给予积极评价。

《妮萨》虽然成功，也不是没有批评。有人质疑玛乔丽是否真能“让土著说话”。因为，“妮萨的声音”虽为妮萨自述，但毕竟剪裁过，玛乔丽也承认剪裁时“无疑怀有或显或隐的偏见”。这个批评或许苛求，但有女学者指出：照昆人习俗，玛乔丽和妮萨为姑妈与侄女关系，妮萨是依照昆人的“辈分模式”跟她聊天的，叫她“女儿”，讲什么，不讲什么，当有昆人的“规矩”在；但玛乔丽对此认识模糊，有时还宣称妮萨是她“远方的姐姐”，混淆了两人的辈分。由此推论，她对妮萨的解读，误读之处当不少。这一批评独具慧眼，值得参考。

四、风，带走了……

玛乔丽与妮萨，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一九，结识妮萨二十年以后，玛乔丽身为人母，第三个孩子才十五个月，突然被告知已患乳腺癌。晴天霹雳，死亡的阴影压上身来，深感绝望的她想起十四年不见的妮萨―妮萨经历了丧父丧母丧夫丧子等重创，却始终意志顽强，生命不息，向来激励着玛乔丽。于是，她孤身抱病重返非洲，希望从妮萨处获得些生活的勇气，寻找青春的美好回忆，也不讳言自己想接受巫医治疗（妮萨就是个女巫医）―没准有效呢？

重逢时，玛乔丽已是中年，头发白了，却发现妮萨仍然精神矍铄，一如往昔。她跟妮萨及其族人共同生活了四个星期，抱病从事田野调查。回国前，妮萨等人为她举行治疗仪式，宣称说服神灵，祛除了疾病―当然，这我们只能视为祝福了。不过，再见妮萨，的确使玛乔丽焕发了奋斗求存的勇气。回国后，她一面跟病魔抗争，一面写作《重访妮萨》（Return to Nisa）。这一次，她不再采取“多声部”结构，完全只有“玛乔丽的声音”，坦然记录了一名身患绝症的人类学家在重访故地、寻找青春时的迷惘、观察与反省，有人类学家的敏锐，也有身患绝症的忧郁，充满对爱与死的思考，虽说叙事探索收缩了，但抒彩反而更为浓郁。

从《妮萨》到《重访妮萨》，二十年过去，玛乔丽发现，妮萨的某些回忆发生了微妙改变：原先说跟某某正式结过婚，现在说没有；原先说生过四个孩子，现在说只生了三个；更诡异的，是杀婴的最初记忆，原先宣称是苦苦哀求母亲，救了弟弟，现在跟弟弟关系恶化，改称自己当时配合母亲，巴不得弟弟死了有奶吃……孰对孰错，这里不是重点，倒是说明了田野调查的复杂，记忆的易变。

跟《妮萨》相比，《重访妮萨》更像工作笔记，如同“后台车间”，更充分地暴露了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特别是利益交换过程：这次重逢，妮萨大骂原先赞为“最好的人”的瑞查德，因为嫌玛乔丽托他转来的礼物不够丰厚，疑心瑞查德“拔了毛”；玛乔丽请人为她举行治疗仪式，某个昆人拒绝借鼓，除非给钱，偏偏这哥们刚大病了一场，全靠玛乔丽才捡了条命。病还没好呢，恩全忘了。玛乔丽想不通，跑去论理，对方振振有词，说救我是你自愿的，跟借鼓要钱两码事。玛乔丽气得直落泪……

作为读者，我们或许纳闷，甚至寒心：要这样“一地鸡毛”，玛乔丽干吗念念不忘非洲？很简单，田野调查是苦不堪言，信息人也是百般索要，没个消停，但人类学家获得的“文化震惊”体验如同橄榄，回味无穷。玛乔丽的委屈还是小的，写《天真的人类学家》（Adventures in a Mud Hut，1980年）的人类学家巴利（Nigel Barley），调查时出了车祸（掉了几颗牙），遭了贼（偷个精光），患了疟疾（病得撒尿时全尿在脚上），“不可抑制地放声大哭”，回到英国“像返回地球的太空人，踉踉跄跄”，“想到自己是西方人就谢天谢地”，但田野调查“阴险地让人上瘾”，没几个月，他对非洲思念不已，卷铺盖又回去了。同样，要不是回国后生了三个娃，玛乔丽也不会拖了十四年才重返非洲。正所谓“走得更远，离自己更近”，玛乔丽坦言，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返非洲，意在寻找自我、理解自我，所以她感谢妮萨的故事，视为“最珍贵的礼物”。相形之下，田野调查的辛苦窝心，当然也就不值一提了。

一九九三年，玛乔丽买好机票，计划再赴非洲，因医生阻止，未能成行。又过了三年，《重访妮萨》基本完成，年仅五十二岁的她便撇下丈夫和三个孩子，走了。次年，妮萨得到消息，已是七十六岁高龄，叹息说：“伟大的神带走了我的女儿，弄瞎了我的眼睛。她就像我的眼睛，神带走她，我的眼睛也就瞎了。不知道还能再见不，因为神把我的女儿带走了……”二年，《重访妮萨》经亲友们整理后问世，妮萨这话用作终篇。

玛乔丽的事业，起于《妮萨》，开篇是妮萨的话：“我要打开话匣/告诉你这里的生活。/讲完后/风会带走它/就像沙上消失的其他事物……”她喜欢这话，后来写《妮萨》创作谈，又起名为《风带不走的》。她的生命，也终于妮萨的话。这样的因缘，恐怕当初玛乔丽也没想到吧？海子有诗云：“我请求熄灭/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我请求在早上/碰见/埋我的人……”

篇5

因为他是个只读一年书的“煤老板”，值得玩味的是，他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法人。

刘庆元自身也不适应这种变化，公司开会的时候他总是沉默不语，耐心地听每个人说话。

卖面条赚钱开煤矿

第一代煤老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基本都是日子过不下去的破落户，搞煤矿是逼上梁山，后来就成了百亿老板，骨子里觉得自己还是个农民。这代开山派有骨头，能吃苦；没知识，爱文化……收徒爱家，热心教育。作家老五在他的《煤老板自述三十年》中这样评价。

有关刘庆元，有个很幽默的故事。刘总是和生意上的朋友出去吃饭。每次吃饭他总让别人点菜，自己买单就行。时间长了，大家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在一次聚会时达成共识，让刘点菜。推辞不过的刘拿着菜谱对服务员说把这一排菜都点上。上菜时才发现，全是凉菜。后来大家明白，刘庆元是个老板，也是个文盲。

刘庆元1954年出生在山西省运城市的一个小山村。因家庭贫困，他一年级没读完就辍学。20岁左右时他还是村里的无业青年，和他恋爱的姑娘因家人反对和他在一起而远嫁他乡。25岁那年，他和邻村的姑娘结婚了。婚后的刘庆元常常到山上的煤矿打零工维持生计。再后来他老婆在山脚下的路边开一家面食店，顾客基本都是从山上往下拉煤的司机。后来刘庆元也开始倒煤了，靠的就是他老婆一碗一碗卖的面条攒起来的钱。

有资本以后，刘庆元就有了自己第一个煤矿，到2000年时他又跟人在新疆开了个煤矿。就这样刘庆元走到了2006年。这一年，国务院确定“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小煤矿问题”的工作目标。山西煤矿的风头开始变紧，听到风声的刘庆元决定先人一步，在2007年初先将在新疆的煤矿转手，同年底他在山西的煤矿也接受政府整合。刘庆元彻底告别了成就他的煤矿。举家迁到了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刘庆元都无所适从。2008年，他经人介绍在河北买了块地，准备做房地产开发，但因为房地产不同于煤矿出一车煤赚多少钱那么简单，于是转手给了别人。第一次转型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他在一从事多年记者工作的同乡的介绍下，投资做了文化传媒公司。进入到他更不熟悉的文化产业。“文盲”刘庆元把公司交给他的表弟来运营，做起了幕后老板。

“我是快到60岁的人了，也不太去想赚钱的事情。我的4个孩子也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个煤老板。开现在这个文化公司孩子们也很支持。”少言的刘庆元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大儿子已经参与到公司运营中。

政策引导十分重要

刘庆元可谓是山西煤老板转型的一个样本。

2012年8月20日，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媒体意外发现，昔日的煤老板不少已转身成为新晋商。煤老板们已活跃在节能环保、房地产、农业、文化、金融等多领域，并不断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成为现代化的企业家正成为昔日煤老板的新追求。

拥有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副会长、汾阳市孔子研究会会长的孔庆祥，曾经也是煤老板—山西汾阳安兴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孔祥生是汾阳的名人，42岁后孔祥生下海经商，很快成为汾阳、介休一带有名的“配煤大王”，接着投资200多万买下位于汾阳市三泉镇平陆村的煤矿建起了安兴煤业有限公司。

2010年底，吕梁市原有的355座煤矿在山西“煤改”大潮中有245名“煤老板”从煤炭行业隐退，成为幕后股东，或干脆从煤炭产业退出。孔祥生拿到了煤炭资源整合后的补偿资金选择了从煤炭产业彻底退出。

摘掉“煤老板”帽子的孔祥生，担子轻松很多，“现在脱离了‘煤老板’这个身份，能好好做事，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是我最大的收获。”

孔祥生后来又与汾阳24家被兼并的煤企联合组成“汾阳市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联合协会”，重新创业。2008年7月11日，由他投资近亿元的汾州府文庙重建工程动工。随着汾州府学的重建，又创建了孔子研究会。

“为引导退出煤炭领域的民营企业家重新投身于汾阳的建设，汾阳市政府早在2010年制订了《关于促进全市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计划中的“一企一事一业”涉及教育、文化、旅游、食品加工等诸多产业共37个项目，总投资高达60多亿元。”汾阳市政府一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煤老板的转型之路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有继续从事煤炭产业的煤老板再次遭遇政策尴尬的；有在投资农业项目失败的；有巨额资金投入旅游、文化或者房地产业未见回报的情况都有。煤老板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管理、技术和资金链条拉长等原因，重新创业遇到很多困难。”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这时有政府政策的及时引导十分重要。很多煤老板转型成功都离不开与政府的合作。”

对煤老板转型，山西信友集团董事长刘芳亮在首届世界晋商大会上也表示，政府需在政策上及时加强支持引导……把他们当做建设山西的重要力量。

着眼地方产业

事实上，山西煤改之后的煤老板们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他们正以另一种姿态转战各地和诸多行业。据了解，煤老板们所从事的行业可谓“百花齐放”，有到外省继续做煤炭生意的，有从事教育产业的，有开发旅游资源的，也有投资农业的……就连小额贷款公司也有煤老板的身影，一些煤老板甚至继承起乔致庸“汇通天下”的梦想，利用开设小额贷款公司进入金融界。

早在2008年，由山西平遥县的煤老板创设的蔚联昇小额贷款公司、银昌泰小额贷款公司就挂牌成立。如今，山西省境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已有近百家，注册资本金近百亿元。

篇6

关键词： 影像建构 主题迭变 视听语言 受众心理

引言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有关她的传记比比皆是，但由于史料缺乏及个人理解的偏差，大多不能尽力客观地记录萧红。对萧红的影像叙述，应该是许多文艺人士许久的梦想，尽管早就有人跃跃欲试，却始终没有达成这个愿望。于2012年上映、由霍建起执导的电影《萧红》似乎圆了许多文人志士的萧红梦，但是影片上映之后却陷入争议浪潮，票房不佳。导演用唯美的画面讲述萧红的情感纠葛史，使影片的叙事和人物塑造都略显薄弱。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在上映之初，更是遭遇票房滑铁卢，影片采用拼贴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力图以冷静客观的电影语言讲述萧红短暂曲折的一生，但观众对于采用间离手法的电影似乎并不买账。票房高低并不是对于影片的最终结论，通过观看影片我们可以看出，两位导演对于萧红的影像建构各有侧重，在荧幕上用电影语言叙述不一样的萧红。

一、导演的创作情怀和主题迭变

1.创作者的情怀

霍建起的影片一贯带有唯美浪漫、含蓄内敛的标签，他是影视圈内公认的文艺片导演。霍建起自第一部影片《赢家》起就形成了独有的电影风格，宽阔仁厚的儒家情怀，极具张力的镜头语言，唯美浪漫的音乐与画面，而随后拍摄的多部影片也都在延续这种风格。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那山那人那狗》，这是一部反映邮政题材的电影故事片，该片以秀丽的风景、浓郁的人情味和艺术气息、简单易懂的情节、缓慢的节奏，将父子间的脉脉温情娓娓道来，使观众备受感动。片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题，也引人深思。而后执导的影片《暖》所体现的诚意与温暖应该说是颇具人文关怀和中国民族特色的，对于那些仍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广大中国农民来说应该说是一种精神安慰，它力图证明中国的农村不会再是被爱遗忘的角落。电影《萧红》是为纪念萧红诞辰百年而拍摄的一部影片，故事讲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萧红凄美的爱情故事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不得不说，导演的创作经历与情怀直接造就了电影《萧红》画面的唯美，对人物理解的欠缺导致了电影叙事的浮薄。事实上，它原本应该是一部颇具人文情怀的影片，但以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为主线讲述萧红漂泊曲折的一生，唯美浪漫的视听语言纵然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但也同样使影片空有皮囊，缺乏诚意。也许是男导演的缘故，霍建起无法抓住萧红的灵气与精神，使其影像叙述中无法体现出宽广的儒家情怀。总的来说，导演不懂萧红。

许鞍华作为香港杰出人文主义电影工作者，自《胡越的故事》开始，许鞍华对于现实生活中弱势群体的关注，就远远超过对电影形式和电影语言的关注。许鞍华的电影具有丰富多彩的美学风格，既有写实风格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阿金》，又有轻喜剧风格的《上海假期》《女人四十》，更有风格凝重的《千言万语》。于2012年执导拍摄的《桃姐》是一部以人命名的电影，讲述了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罗杰与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之间所发生的一段感人至深的主仆情。可以这么说，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是许鞍华电影的第一主题。《黄金时代》一改导演以往关注弱势群体的电影风格，以民国时代为大背景，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特立独行的人生和爱情经历为线索，塑造了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再现了一个充满自由与理想的时代。或者说，导演只是将有关萧红和她所处时代的记录与史料搬上荧幕，采用间离、主观接入、跳接等手法，通过萧红亲朋好友断断续续的叙述和萧红本人的自述，在荧幕呈现了导演心中的萧红与那个黄金时代。不得不说，这样一部诗化的作品理解起来是有难度的，间离的手法需要观众积极主动地参与思考。至于萧红究竟是个怎样传奇的人物，这有赖于不同受众的理解。

2.男性的窥视与女性的审视

新时代的中国号召“男女平等”，但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中，使得当今社会仍然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群体。劳拉穆尔维在著作《视觉与叙事电影》中认为，传统好莱坞电影中存在一个父权愉悦体系，在经典叙事中满足了男性对女性想象性的欲望满足。作为一个男性导演，霍建起不可避免地在影片中表现出了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窥视。电影《萧红》选择以情感为主线，用唯美的画面表现萧红与多个男人的爱恨纠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满足了大多数观众尤其是男性对于萧红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窥视欲。而在影片中，萧红一直被抛下，大腹便便的她被汪恩甲遗弃在宾馆里，获得萧军解救却在爱情里遭遇一再的背叛，即便与端木蕻良结为夫妇，仍然是病重之下被端木抛弃在香港的医院里。不难看出，无论是当下还是那个自由勃发的时代，都是隶属于男权社会，即便是具有女性本位意识的萧红也逃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就像男性导演霍建起对于萧红的影像叙述，摆脱不了男性对于女性的窥视。尤其是影片故意将鲁迅与萧红的关系作暧昧化处理，满足了大众的遐想和窥视欲望，却使影片陷入了媚俗的境地。

许鞍华作为新时期的一位女性导演，在以往的作品中都是用温暖细腻的电影语言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和人道主义关怀。《黄金时代》的拍摄于她而言是冒险，更是挑战，力图在陌生化碎片化的叙事中完成一个女性导演对于另一位传奇女性的审视。在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出，萧红作为女性很早就敏感于男权文化的压迫，她对于父权、夫权和极具男权中心主义的左翼文学都充满了畏惧、逃避、挣扎与无奈。所以她逃离父亲的家，逃离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冲破了男性意识社会观念的束缚，用柔弱纤细的双手书写苦难。在那个意气风发的时代，萧红敢爱敢恨，向往自由，一生虽颠沛流离却极尽洒脱，而同样作为女性的许鞍华，年近六旬却终身未嫁，一直秉持着电影艺术的观念，用电影传达对于人世间的思考。电影《黄金时代》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空间，采用拼贴跳跃式的叙事方式，一方面展现了一个富有文学才华的女作家，漂泊动荡的一生，另一方面展现了自己对电影艺术的深度追求，以期实现一个电影人的艺术理想。无论导演是否呈现出一个活灵活现的萧红，这部影片确实寄托了她全部的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也承载着她对于女性身份及命运的思考。萧红在最艰苦的时候认定那是自己的黄金时代，大概许鞍华导演也认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3.不同主题的呈现

霍建起的《萧红》作为一部带有商业气息的文艺片，它以诗意的方式，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作家萧红一生复杂纠葛的情感历程。在观众的审美期待里，电影应该是对萧红曲折坎坷一生的艺术再现，通过影片，观众可以深切了解到萧红短暂而又真实的一生，感悟萧红对文学的执著、对自由的向往及对生命的热爱。但电影《萧红》的表现主题却出现了偏离，影片的感情戏过重，着重表现了萧红一生的爱情纠葛，尤其是对鲁迅与萧红感情的揣测，更使影片缺乏敬意与诚意。从萧红《拜墓》一诗来看，在精神层面，鲁迅之于萧红是“父”的角色，或者说是祖父更切实一点，因为萧红全部的温暖都是来自于在后花园陪伴自己的祖父。鲁迅支撑着萧红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在朋友的叙述里，有着非常清晰的表达，只是那些存有臆想和窥视心理的人们对此视若无睹罢了。显而易见，《萧红》的感情戏份过于浓重，冲淡了原本要表现萧红传奇人生的思想主题，对于萧红身上蕴涵的创作情怀与人文精神的挖掘明显不足，与此种种导致了影片“萧红精神”的呈现显得十分薄弱。也许是导演意图强调艺术效果，在萧红的感情方面阐释过度，导致了对人物的精神成长勾勒不足。

许鞍华执导的《黄金时代》尝试用一种多视角的叙事方式，它采用间离手法搭建了一个萧红的爱情、文学、人生的艺术空间，以一种看似客观的叙事态度将萧红从众人的臆想中解救出来，所以影片无意用萧红的感情线编织故事，而是力图全景式地展现萧红的一生。影片采用模拟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开篇是萧红的自述，之后让大量文艺人士以“萧红见证者”的身份面向镜头讲述或评论萧红的经历，这种主观介入的叙事方式强调了“叙述”行为，从而打破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使得故事中的“萧红”成了被叙述者，观众看到的是“众人评述萧红的故事”，而不再是“萧红”本身。不得不说，影片以一种客观的、不加粉饰和遮掩的态度，力求完整再现萧红漂泊动荡的一生，是值得肯定的；在客观性的追求上似乎着力过度，未能深入地挖掘萧红的精神价值。总的来说，许鞍华期望在荧幕上呈现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萧红，但是以看似客观的方式将其演绎成了一个刻板生硬、“众人眼中”的萧红。

二、各具作者特色的视听语言

1.视觉语言特色

霍建起的影片大都极具个人特色，极具张力的镜头语言更是其影片的一大特色。电影《萧红》以充满意蕴的色彩语言和浪漫的光线语言塑造传奇人物萧红。影片中大量使用了青灰色作为环境空间的造型色，突出了这一冷色调特有的压抑、灰暗的情调，让人产生了安静、孤独、隐蔽的视觉联想，暗示了主人公困窘的生活状况和身体状况。例如，在萧红最孤苦的几个人生阶段，使用了大块灰色调，如与汪恩甲感情结束后，大腹便便而又一身债务的萧红被困在小旅馆中，主人公的衣服几乎以灰色和深灰色为主，再加上阴暗的空间环境，给人以强烈的压抑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主人公的孤苦的生活状况和绝望的情绪。除了色彩外，影片多次使用阳光、烛光营造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氛围，暗示了主人公获得了暂时安稳的生活和平静的心态。如萧红与端木蕻良喝酒聊天的场景里，精美别致的画面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温暖的烛光下，红酒在酒杯中流淌，手持香烟的女主人公，缓缓诉说着自己的理想，时而微笑细语，时而垂目深思，此时的萧红是浪漫的，亦是美丽的。

许鞍华向来是以冷静的叙事和舒缓的镜头语言著称，始终将镜头对准社会底层大众，通过长镜头和手持镜头深刻地反映现实，表达她浓郁的人道主义关怀。《黄金时代》是许鞍华进行大胆试验的一部影片，对于七十岁高龄的她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影片中不少精心设计的拍摄手法让人耳目一新，例如，演员在出演角色进行情节演绎的时候，会突然中断下来，对着摄像机说话，此时镜头转为中近景，表达此时此刻对于萧红的评述。这样类似于现场采访的方式，打破了电影情节营造的封闭世界，制造出了一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它需要观众积极地参与场面调度，与剧中人物进行交流对话。这样的手法与关锦鹏的《阮玲玉》有些相像，但还是有所不同，究其目的来说，所要表达的东西不同。许鞍华力图以客观不加修饰的态度，在支离破碎的叙事中再现萧红漂泊坎坷的一生。由于电影的间离手法和碎片化的叙事，不同的受众对于萧红就有不同的理解与感悟。

2.听觉语言特色

霍建起的《萧红》在视听语言的综合运用上，延续了导演一贯的电影风格，颇受好评。视觉元素的交替使用在荧幕上呈现了颇具质感的影像画面，那么听觉元素同样传递着导演的创作情怀和文艺气息。电影《萧红》中的大量旁白与独白都来自于萧红的日常作品，因此带有作家的文艺气质，具有极强的审美性。如在萧红逃出呼兰来到北京求学时，镜头中的萧红饥寒交迫，缓慢地走在北京冬天的大街上，这时，旁白响起：“有时走了，却免不了堕落或者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外，还带了什么去。”①这仿佛一个铺垫和暗示，正如一无所有的娜拉定是无法走出那个家庭的。果然，紧接着家里安排的男人汪恩甲出现在镜头中，而对温饱的需求和读书的渴望，使萧红很快与汪恩甲同居，并怀上了汪的孩子。此外，电影中有一段伴随着大提琴的女声哼唱出现过多次，仿佛一曲哀怨的挽歌，流露出深深的孤独与绝望，即使在萧红爱情最圆满的时刻，仍然有一抹哀伤挥之不去。这样一段音乐配合慢镜头，将原本激烈紧张的节奏与情感变得节制而又舒缓，使整部影片变得含蓄内敛。

许鞍华的《黄金时代》片名来源于萧红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又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②这段时间于萧红而言是最悲惨的时期，然后她却在平静的独白中认定这是她的“黄金时代”。不得不说，这是具有反讽意味的。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类似于此的独白，几乎都来自于萧红的作品，同样具有极强的审美特征。此外，人物对白设计也是匠心独运，每一位出场的角色都会在进行情节演绎时，突然转向镜头，对着摄影机，这似乎是与观众的跨越时空的对谈，又似乎仅仅是客观的呈现。历史的沧桑感，便在这一刻有了共时的感知和体验。影片大量旁白、独白与对白运用，都体现着导演期望以客观的方式再现萧红漂泊一生。《黄金时代》不仅是萧红传奇一生的再现，而且寄寓了导演对于女性身份和命运的思考。

三、不同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下的受众心理

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影视接受是一种艺术对话，是接受者持有的期待视野与创作者在电影作品中的召唤结构的对话，简单来说就是观众与创作者之间的一次交流和对话。无论是《萧红》还是《黄金时代》，在观影之前，观众对于萧红的影像建构就有一定的心理期待，他们希望在荧幕上呈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活灵活现的萧红，最起码不会与想象中的萧红相差甚远。

1.窥视性心理

霍建起的《萧红》以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切入点，表现萧红复杂纠葛的情感世界，不得不说，这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与窥视欲望。女性电影工作者劳拉穆尔维曾说：“看本身就是的源泉。”③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将对萧红的臆想与萧红的影像建构契合在一起，达到心理上的满足，唯美浪漫的镜像语言更使观众获得了审美愉悦。影片以萧红与多个男人的情感线来编织故事，虽满足了大众的窥视欲望与猎奇心理，但不免使影片落入了一味迎合观众趣味的俗套。

2.接受性心理

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力图在大时代背景下，以冷静客观的镜像语言再现萧红坎坷的一生。三个小时的观影时间、间离的电影手法、支离破碎的叙事，尤其是在片段式、主观式、凌乱式的影像建构中挖掘萧红的人文精神，与此种种都是普遍受众所接受不了的。影片中接二连三出现的文学史上的文人志士，更是使观众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草草结束了影片的观看。如果不是对现代史研究颇多的学者，那么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分清并且理清荧幕上的人物与萧红的关系。

诚然，《萧红》与《黄金时代》票房都不高，不仅仅是因为其影像建构的挖掘力度不够，还因为萧红本人的辨识度就很低，受众普遍都不了解萧红是何许人也，更不要说花费三个小时在电影院里观看一部有关萧红的影片。期待视野不清晰，就无法完成与创作者召唤结构的对话，那么影视接受就会变为简单意义上的“看电影”。

结语

电影《萧红》与《黄金时代》虽然都是以萧红的短暂坎坷的一生为题材，却是两部截然不同的影片，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影像建构都大相径庭。相比之下，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放大了萧红命运的漂泊感，支离破碎的叙事片段建构了萧红充满传奇色彩而又漂泊动荡的一生，霍建起的《萧红》更倾向于呈现一个温暖、诗意的萧红。尽管作品在处理人物感情纠葛方面缺乏诚意，但它仍为探索萧红的影像建构打开了一道门。

注释：

①鲁迅.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

②萧红于1936年11月19日在日本写给箫军的第二十九封信.

③杜晓红.电视文化中的“”问题研究.苏州大学，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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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2013年1月4日早上，在河南兰考的一间民居里，一场火灾夺取了七条原本就已极其不幸的生命（名单附后），最小的是一名7个月的男婴，最大的智障人“五孩”今年20岁，其余五人1-5岁不等。这七人都是孤儿和弃婴，他们离世前，被当地民间公益人士、被誉为“爱心妈妈”的袁厉害收养，生活在她的家中。摆地摊、吃低保的袁厉害，20多年先后收养了一百多名孤儿和弃婴，其中大多身患先天性疾病。

上述7人离世前，没有户口、没有社会福利乃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甚至还未被政府承认为“孤儿”！

袁厉害，一个普通的、甚至被社会所救助的人，却承担了救助他人的责任，尤其是这些被救助者—弃婴，乃社会之最无助者；而又因袁厉害无法完成收养登记，这些孩子失去了法定的社会救助。无力救助最无力者，政府在一旁也爱莫能助。

“民间福利院”的火灾

袁厉害的家是一所普通的二层独院，出家门沿胡同向北不足半里地，就是兰考县人民医院。2013年1月7日，袁家门外的小巷子仍拉着警戒线，多名警察在此执勤，禁止任何人进入。

袁厉害没上过学，不识字，只能靠体力生活。二十多年前，她在医院门口摆摊，打过烧饼、卖过油条，又兼医院的勤杂工。1986年，一个兔唇男婴刚出生就被遗弃在医院厕所，快要死了，医院付给袁20元钱，让她“处理”。袁厉害发现男婴尚有气息，就留下收养。

据袁厉害向媒体的自述，她从1989年开始收养。这些被收养者，“大的有的都成家结婚了，小的有的脐带还没掉就送过来了。有的因为有病，养着养着就夭折了。还有的农村人家里没小孩，就给他们了。这些年收养的孩子，连死带活，加上送人，有100个左右。”这些孩童大多先天残疾，或者身患白化病、癫痫、心脏病等疾病。兰考县没有儿童福利院，袁厉害家就成了当地的“民间福利院”。

袁厉害私自收养的弃婴来源有四个：被遗弃在医院、卫生院的，医生打电话让她抱走；有一些，则偷偷被放在她的家门口；路人发现弃婴后，打电话报警，110出警后送来的；还有的个别小孩，父母双亡的，被人送过来的。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对媒体称，2012年上半年，就有两个弃婴是警察送过来的。

由此，袁厉害在兰考县远近闻名，广受赞誉，被称作“爱心妈妈”。2006年，河南本地媒体记者采访袁厉害，在袁家门口的商店买牛奶，商户得知他们去看袁厉害，执意不收钱。每年六一儿童节，兰考县民政局会送些米面油来，再给些钱。3年前，袁家有20名孩子先后上了户口，还办理了低保，每个人87元/月，袁本人也获得了低保。

当然也有外界的质疑。2006年，河南当地的某义工组织前来探访，他们当时在袁厉害租来的一处地方发现：“一个6岁白化病女孩芳芳、一个小脑发育不全的8岁女孩晶晶、一个小儿麻痹伴有小脑发育迟缓的17岁男孩袁申，浑身污垢，从垃圾堆旁边两间摇摇欲坠的窝棚里缓慢走出来。……（周围）隐藏着一堆散发着臭气的垃圾。”袁厉害以自己的方式收养孩子，当然，这些孩子也以她的方式生存着。

袁厉害不轻易让别人接走孩子，她称自己在心理上舍不得。2011年，由于她实在无力照顾，当年9月，开封市社会福利院接收了5名年幼的弃婴。“这5个孩子都患有心脏病、脑瘫等先天性疾病，”开封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王永喜告诉本报记者。现在有4个孩子已被外籍人士收养，余下一名5岁的女孩儿，也正在联系收养事宜。此前，开封市社会福利院曾拒绝接收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对此当时未在任的王永喜未作正面解释。“可能是这些孩子缺乏公安部门出具的弃婴证明。”王永喜说。

更多的孩子则留在袁家。袁厉害自处社会底层，养这么多孩子，自然加重着生活负担。1998年，袁厉害全家人、包括捡拾来的孩子都曾挤在打烧饼的棚子里住。但袁厉害自述，低保的钱、社会捐助的钱，都花到这上面了还不够，实在没钱了就到人家的店里面去赊一点。为了照顾弃婴，袁厉害与家人日渐疏离，最终与丈夫分居。

2013年1月4日当天，有18名年龄不等的孩子生活在袁厉害家。当天早晨6点，袁厉害送5名孩子去上学之后，在外办事逗留。袁所请的临时保姆为孩子们做好早饭后，也去上班了。

8点25分，袁厉害家的一楼客厅内起火的时候，此刻家里没有一名监护者，火势迅速蔓延。袁厉害的儿子家就距离十几米远，当他发现火情并给袁打电话时，7名孩子的生命已不可挽回。最小的是一名7个月的男婴，最大的20岁智障人“五孩”，其余五人1-5岁不等，另有一名10岁的男孩儿“小十”受重伤，至今未脱离生命危险。据媒体调查，烧伤死亡的7人，无一人有户口，他们并不在袁家20个享受低保的人之列。

据兰考县官方的消息，经过现场勘验、技术鉴定、模拟实验、调查询问，认定起火原因是其住宅内的儿童玩火所致。

火灾发生的当天下午5点，开封市社会福利院派员接走了剩下的10名孩子，有5名智力正常的儿童，被安排到附近的北环路小学就读。第二天（1月5日），兰考县分管民政的副县长吴长胜称，政府对此事负有监管的责任。8日，在问责机制启动下，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民政局副主任科员、社救股股长冯俊杰，兰考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卫东，城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建议，城关镇民政所所长耿彩虹等6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检查。兰考县政府称，待事故原因调查结束后，将对上述人员及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依纪进行处理。

“非法收养”

袁厉害收养弃婴和孤儿长达20多年，这种行为一直被兰考县民政局默认着。如果没有这场火灾事故，兰考县民政局或许永远没有对她的行为予以正式认定的“机会”。火灾发生之初，该局称袁厉害是“非法收养”。

《收养法》第六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的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

第八条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但是同时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

从法条上看，被当地政府认定的依据应当是“（收养人）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这一限制条款。

兰考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曾对媒体称：“对于收养弃婴和社会福利院养育的孤儿，法律规定，收养者本人具备收养多个孤儿或弃婴的教育和抚养能力。以袁厉害的教育和抚养能力，收养一两个，甚至不超过三个还是不成大问题的，收养多个、上十个就成问题了。”

至于袁厉害的抚养能力，李美姣也无法给出一个量化的数据，在媒体的一再追问下，她回答：“袁厉害能够承担收养多少人，她的收入要详细核算，她的收入是动态的……”

2005年以后，民政部发文严格规定了收养登记制度及儿童福利制度，孤儿首先需要认定程序，尤其是弃婴，需要公安部门的立案、公告后，方可予以认定，而收养人若收养孤儿，需要民政部门的批准登记。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相关的民政部门对孤儿、弃婴的界定非常严，认定程序繁琐，不利于对他们的帮助。

一位熟悉收养法的律师对本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可能由于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在认定上面存在程序的缺失，有些是别人送来的，有些是从医院捡回来的，可能当时都没有报案。另一方面民政部门对她本人抚养、教育能力的怀疑，造成袁厉害无法在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从而影响了这些孩子应得的社会福利。

然而公安部门却为她打开了另一扇门。20个孩子在公安局办好户口后，又在民政部门办理了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低保。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悖论。

一位熟悉相关程序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给孤儿办理户口，必须得有民政部门的证明。但民政部门不给袁厉害处的孩子办理收养登记手续，至少是不认可这些孩子是孤儿、不认可袁是孩子们的监护人，那么这些孩子又何以在公安局办理户口呢？

一位当地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解释：“袁厉害在当地名气大，去各个部门办事都很方便，她跟公安系统很熟悉。”

无论过程如何荒诞和离奇，事件的结果则更为荒诞：火灾发生时，和袁厉害一起生活的18个曾被遗弃的孩子，兰考县全社会都知道他们是孤儿，但不被政府承认为“孤儿”。

2011年，河南省政府执行中央精神，建立社会散养孤儿最低养育标准制度，孤儿每月享受不低于600元基本生活保障金，该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据2012年8月28日河南省财政厅、民政厅联合下发的《2012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的通知》，兰考县获得该笔资金共计8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月人均300元标准、省财政每月人均50元标准。文件希望各地根据民政部门确定的孤儿人数，与本级财政安排的资金统筹使用，足额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600元。

据官方透露，兰考县孤儿数量大致有595人。如果此数据属实，84万元的上级财政资金是远远不足的。而就是这些资金，据袁厉害自称，她从来没有拿到过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孩子的孤儿身份尚未被认定，何来的补助呢？

“政策”激辩

即使基于拳拳爱心，袁厉害执意让孤儿都留在自己家里，“一个都不能少”；即使认定袁厉害“非法收养”，其行为存在过错，那政府也不能洗干净监管之责。相对于爱心人士的模糊的“非法性”，政府部门的失责、违规是确定的。

民间散养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早已被国家注意到。而相对于民间散养，福利机构的抚养、教育能力和规范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单个家庭。

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金的分配也优先于福利机构。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600元，而鉴于儿童福利机构中残疾儿童比例高、残疾程度高、营养康复和医疗需求大的特点，机构养育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000元。

孤残儿童的护理工作非常繁重，开封社会福利院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国家规定的护理人员和孤残儿童的比例是1：1.5。开封市社会福利院目前有235名孤残儿童，护理人员达70多名，距规定要求的170多人还相差甚远。对比袁厉害本人与她当时照顾的18个孩子，这个比例更让人心忧。

2008年9月，民政部下达《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国内公民私自收养，由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同时该文件也规定：“各地应……集中处理本行政区域内2009年4月1日之前发生的国内公民私自收养。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公民捡拾弃婴的，一律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案，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一律由公安部门送交当地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的抚养机构抚养。公民申请收养子女的，应到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收养登记。”

如果该文件中的“动员”一词缺乏强制性涵义，那么接下来的指导文件则明确规定了“制止”私自收养，反映出上级政府对于调整公民私自收养孤儿问题之急切意图。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11〕59号）：“有关部门要……及时发现并制止公民私自收养弃婴和儿童行为。医疗保健机构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发现弃婴，要及时将弃婴送交儿童福利机构，不得转送他人，并向所在地公安部门报案。”

2008年6月，民政部等6部门下达《关于进一步发展孤残儿童福利事业的通知》，明确指出“各级计划部门要把儿童（社会）福利院的床位数纳入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同时对有关儿童（社会）福利院基本建设的立项予以统一安排。在70%左右的县（或县级市）建立起综合性的社会福利院（含儿童部）。到2010年，基本达到每个地级市都拥有一所具有养护、医疗康复、教育能力的儿童福利院。”

五年过后，整个开封市仍只有一家福利院可以接收孤残儿童。据河南全省社会福利机构统计表表明，开封市建设福利机构的步伐仍然慢了一拍。在整个河南，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市，分别在多个县区建设了福利院。

兰考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对此解释，兰考县也曾在“十二五”期间多次通过发改委、民政部门两条线申报福利院项目，但直到2012年12月底，这一项目才获批准。上级财政拨付县民政局90万元，用于建设一个有200-300个床位的福利中心。

2008年9月，民政部等15部门下发《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要求：“民政部门要将符合条件的社会散居孤儿纳入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已经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地区，要用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农村孤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救治费用按照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报销后仍有困难的，由民政部门在医疗救助基金中解决。”

袁厉害先后私自收养的100多名孤儿与弃婴，患先天性疾病的比率相当高。在开封市社会福利院，记者见到从袁厉害处转来的1岁男婴，他患有唐氏综合征和唇腭裂，男婴在医院治疗唇腭裂期间，由面部缝合而引发鼻子塌陷，又需进一步治疗，可见弃婴医疗护理工作之艰辛。据悉，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中，有数十名因疾病而死去，以袁厉害的能力，如何将他们救治？

早在2006年3月，民政部即下达《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对‘事实收养’问题，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解决，符合收养条件的，依法办理登记和相关手续，切实保护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

缺失的“90万元”

如上述兰考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所言，立项获批的兰考县福利中心，有200-300个床位的上级财政拨付县民政局90万元。这个未来的福利院规模不小，据本报记者了解，新的开封市社会福利院也将于今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床位400个左右。这里面有一信息刺激着公众的神经，90万元，或许就可以让那些孩子免于死亡？

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1-10月，兰考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559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4%。兰考县财政支出也保持较快增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她也享受着令人垂涎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2年1-10月，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196503万元，同比增长42.5%，支出规模在开封市五县中排名第一。很难想见，区区90万元，在2012年的19亿以上的财政支出表格中，有多么的渺小？

既然有被忽略的项目，那么肯定也有被重视的项目。

在兰考县城北部，新的行政新区俨然成型。阳光大厦（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向西，依次是司法局、法院和12层的财税中心（财政局办公大楼）的大楼。北侧与之毗邻的，则是10多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局办公大楼），该大楼投资高达5000万。据《河南商报》报道，正在施工、已结顶的财政局办公大楼投资达2000万，且未经过招投标程序。1月8日，兰考县招投标中心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证实：“农业局大楼和财政局大楼都没有进场（指进入招投标流程）。”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两栋大楼均采取BT模式，由开发商投资建设。老的办公大楼用地由开发商开发，而开发商则负责建设新楼。时代周报记者询问新大楼的最终资金来源是否出自财政，该负责人不置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