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法律形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代的法律形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 要：中国古代的律令体系自秦汉而抵明清颇有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于法律形式之间的更替，例如以格代科，成例的兴起；也表现于法律形式本身的演变，例如令、格、式虽几乎历代皆存，但它们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却都是有所变化的。然而，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律令体系，它们无不是刑事化的或者至少是直接以刑事法为后盾而保障其得以实施的。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律令体系始终处在“泛刑事化”的过程之中。

关键词：古代法；律令体系；泛刑事化

中国古代法的称谓自商鞅改法为律后得以最终确定，自秦而后，“律”的称谓历代相承不改，内容虽时有损益，但其基本精神却很少变动。同时律也是律令体系中继承性最强的部分，而且它往往还是一个新朝代的正统性的象征之一。但是中国古代法称谓的确定和前后相继的承续并不意味着古代法律从此僵死地固定下来了，因为一种新的变化形式出现了。虽然律维系着它的主体地位，下迄明清而未有变更，但是法律的形式却日趋复杂。而且虽然律是古代法律的主体，但是它的影响和作用却因为众多法律形式存在和变迁的原因而时有变化，汉代的比可附律，唐代的格可更律，宋代的敕可代律，明清的例可破律。所以，中国古代律令制度虽然摆脱了称谓的变化，但是法律形式的变化却十分激烈。不过，这种激烈变化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根本上的静止，这种根本的静止则恰恰是古代法律的本质特征。关于这一点，从历代正史之法律篇皆称为刑法志的事实中即可看出一些端倪。

秦代多颁布单行的律，同时亦已有其他形式的法律出现。令，是秦代君主就一时或一事而以诏令的方式颁布的刑事法律。此外，式也在秦代出现了，例如《封诊式》即为一部规定审判程式和争讼文书格式的法律，违反者将受有刑事处罚。汉代在《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和《朝律》之外，还有令、比、科的法律形式。两汉时期的令与秦制相同，是君主在律之外针对特殊事项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汉书・宣帝纪》文颖注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可见令是君主于律外所的命令、文告，它可以补充、修改律。比，是在应当断罪而律令都无正条的情况下，以比附而类推适用的法律方法。科，是律之外的一种断罪条例，它是比的分类集成，附于律令内有关条项之下。《释名・释典艺》云：“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科”后来在北魏时期被“格”所取代，故而汉代的科也可以看作是后世格的一种前身。汉代，尤其是东汉时，因为法律形式的日益多样化，而且又多因事或因时立法，法律的冲突极其严重，所以陈宠向汉和帝奏请：“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但是这个整理现行律令的奏请未能得到和帝的采纳。但是到了献帝时终于不得不命应邵主持这项整理事宜，以求简化律令体系消弭其中的法律冲突。从中我们也得以看出法律的多元化到了何种程度。此外，律学的兴起亦为明证，正是因为法律趋于多元，才有通过解释以缓和规范冲突的必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其立法以儒家经义为原则，法律伦理化的进程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而这一时期的法律基本上承续了秦汉以来的诸多形式。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北魏的“以格代科”以及格的地位得到显著之提升，因为南北朝时期战事频仍，原则性极强的律令条文无法应付多变的动乱形式，所以格取代了律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法律形式，而且北魏分裂后北方出现紧张的对峙局面，客观上亦无修纂律令的可能，所以格的地位特为显著，东魏的《麟趾格》即为代表。此一时期，格成为了正刑定罪的依据。这种正刑定罪的格自然是刑事化的法律，而且它临时充当了律的角色。直到北周和北齐之时，政局趋于稳定才又重视起律的修订。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周依照周礼建六官，置公卿，撰定朝仪，修定新制而为政典。典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政事法在形式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并成为唐代典、律分离的渊源所在。

隋朝时，在《开皇律》、《大业律》之外还制定了《开皇令》、《大业令》，“格”“式”也得到了继续的沿用，《隋书・苏威传》云：“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从此，律p令p格p式四者得以并行，逐渐成为天下通规。唐代承继了隋制，律p令p格p式的法律形式的并存得到了延续。《唐六典・刑部》谓：“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新唐书・刑法志》亦云：“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於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日本学者仁井田也认为：唐代的法典体系，是由刑罚法规性质的“律”，和非刑罚法规性质的“令”、随时补订法律的“格”和关于施行法律而制定细则的“式”所组成。概而言之，律主要是涉及刑事法方面的规定，是唐代律令体系的主体；令主要是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规定；格主要是涉及政府内部规章方面的规定；而式则主要是一种执行性的细则。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体系在唐代，可以说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了，或如《四库提要》所言：“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唐律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律、令、格、式组成之完备的刑事法律系统。

自宋代开始，古代政治趋于极端专制化。在这种背景下，固定的正律一方面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社会，另一方面也不为专制的政治所容，所以宋代的编敕频仍，且渐渐取代了正律的地位，《宋史・刑法志》云：“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当然这种编敕仍然主要是刑事化的立法。至于明清时期，法律形式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律例并重，尤其是清代律例合编而有《大清律例》的问世，明代律法残酷和《大清律例》的刑事特征都是很明显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习惯法在明清时期有着特别广泛与深刻的影响。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形式自秦汉而抵明清确实颇有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于法律形式之间的更替，例如以格代科，成例的兴起；也表现于法律形式本身的演变，例如令、格、式虽几乎历代皆存，但它们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却都是有所变化的。然而，不论是何种形式法律形式，它们无不是刑事化的或者至少是直接以刑事法为后盾而保障其得以实施的。此外，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董仲舒“引经决狱”开始，尤其是法律儒家化日臻完备之后，法律是“一准乎礼”的，儒家经义已经不仅仅只是传统法律外在的精神指导而已了，它不啻亦为法律的一种，甚至是拥有最高位阶与效力的法律。不过，这种最高效力意义的法律因为出礼则入刑的价值取向，更具体则是因为唐律与后世律统“不应得为罪”设定的原因，似乎也未能逃脱刑事化的命运。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 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M].北京：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2010.

[3] 戴炎辉.中国法制史[M].台北：三民书局，1979.

篇2

[关键词]田租税律；匿田；田租籍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5)04-0096-04

[收稿日期]2005-04-10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学者们经常利用这则材料来说明汉代存在田租税律。但是汉代的田租税律到底包含那些内容?对田租征收有哪些规定?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可喜的是，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我们了解汉代的田租税律提供了可能。

关于律令问题，南玉泉先生认为，自商鞅改法为律以来，国家颁布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律。秦汉律既规范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又设定刑事惩罚制度①。根据《二年律令·田律》记载，汉初政府对田税征收的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如：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②

可知国家征收刍稾税是非常严格的，每顷征收刍各两石至三石，而且是收新不收陈，违反者罚黄金四两。当各县备足一年的刍之后，就要折合收钱，每顷收五十五钱，并且“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法律对田租附加税也有明确规定。

首先，从“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来看，对田税的缴纳有严格的法律处罚规定。上交赋税不符合要求要处以罚款。(二年律令·户律》规定：

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它如律令。(《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7页)

这条法律虽甚简单，却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便是有田宅而不立户，不名田宅，附名他人名籍和代替他人名田宅两种作弊行为。原来秦时其所以允许名田宅，其意在于按名籍课取田租和刍、稾税，并不是允许他们拥有私有土地。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虽有田宅而不愿为户，而把田宅附于他人名下的情况，即“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者，他们之所以要这么作，为的是要逃避官府的课税。法律明确规定要给予打击，即双方“皆令以卒戍边二岁”。

从秦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隐匿田税、虚报田租数额、漏交田税以及所交租税不合规定者要给予处罚。龙岗秦简记载：

坐其所匿税臧(*[貝+臧])，与灋(法)没入其匿田之稼。(简147，第121页)

不到所租直(值)，虚租而失之如。③(简143，第120页)

第一条材料规定了对隐瞒田租者按其所隐瞒田租获赃数额定罪，并依法没收其隐瞒田地上的庄稼；第二条材料说明了交纳田租如果不到所租田地应该缴纳之值，虚报田租数额而设法逃漏者，要受到法律处罚。对于隐匿田税的具体处罚情形，秦律也有规定，例如简文云：“人及虚租希(稀)程者，耐城旦、舂；。”④(简129)这则材料说明田租征收者如果虚报田租或故意降低田租标准要处以“耐城旦”等⑤。很显然，国家对田租的征收是有一定标准的。再如：“希(稀)其程率；或稼。”(《龙岗秦简》简134，第117页)此处“程率”指国家规定的每个单位土地面积应缴纳的田租数量的标准。法律还规定：不应该逃避应缴纳的田租或降低田租标准，如“不遗程、败程租者，；不以败程租上。”⑥(简125)如果少报土地面积，盗占田地，要按逃漏田租处罚。如“盗田二町，当遗三程者，。”(《龙岗秦简》简126，第115页)再如：“一町，当遗二程者而。”(《龙岗秦简》简127，第115页)即盗占田地一町、二町，按照相当于漏交二程、三程租赋处罚。

那么，“匿田”者受法律处罚后，是否可以不缴纳田租?答案是否定的。简文规定：“者租匿田。”(简165)整理者解释说，“租匿田”就是对隐匿的田征收赋税⑦。同时，法律对缴纳租赋不合质量者要赀租者一甲。再如秦简《效律》：

仓屚(漏)*[歹+丂](朽)禾粟，及积禾粟而败之，其不可飤(食)者，不盈百石以下，谇官啬夫；百石以上到千石，赀官啬夫一甲；过千石以上，赀官啬夫二甲；令官啬夫、冗吏共赏(偿)败禾粟。禾粟虽败而尚可飤(食)殹(也)，程之，以其秏(耗)石数论*[左负右夅+久](负)之。⑧

此处几次提到“败”，其意思很明了。“败”即谓禾粟烂坏，不合质量要求。包山楚简记载：“十月乙未之日，羕陵正娄奇受期，月乙巳之日不以廷，门又败。”败即不符合法定程序⑨。同时法律对欺诈行为也进行了规定：“*[讠+作](诈)一程若二程之。”(《龙岗秦简》简128，第116页)由于评定土地等级的工作人为因素较大，容易滋生诈骗租程的行为，因此秦律做了详细规定。这里还有则汉简材料：“效谷、遮要、县泉(悬)、鱼离、广至、冥安、渊泉写移书到……其课田案劾岁者，白太守府，毋忽，如律令。”(Ⅱ0214③：154)意思是说，如果举劾征收田租的案子，过了一年的要报告太守。这说明当时存在征纳田租不合法律要求的事实。

其次、《田律》对卿级以下爵位的人，在赋税方面给予优抚的规定。如“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⑩。有卿级爵位者，每年五月户出赋十六钱，这也是相当优厚的待遇。《汉书》卷一《高帝纪》记载：“八月，初为算赋。”同书如淳注说：“《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第46页)到文帝时由于人口增多，算赋由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吕后让有卿级爵以下的人家，户出赋十六钱，足见对有军功爵的人的优抚。从《二年律令》的律文中还可以看到，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是拥有卿级爵位以上的人。他们不仅获得大量的田宅，而且还给予免除田租、刍稾税的特权。如《二年律令·户律》：“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第176页)卿以上是指左庶长至大庶长等爵位以上的人，他们占有的大量田宅，却不缴纳田租和刍稾税。

第三，汉代田租税律还规定：管理部门必须编制《田租籍》等。例如《二年律令·户律》记载：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啬夫发，即襍治为；臧(藏)已，辄复缄闭封臧(藏)，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其或为*[讠+作](诈)伪，有增减也，而弗能得，赎耐。官恒先计雠，籍不相(?)复者，(系)劾论之。(《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8页)

我们知道，《年细籍》指记录户内人口年龄的簿籍，《田比地籍》指记录田地四至的籍册⑾。《宅园户籍》是专门用以记录民户房宅情况的簿籍。而《田租籍》、《田命籍》⑿如何解释呢?

1、《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田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⒀

2、《二年律令·行书律》：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中五邮，邮人勿令繇(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勿令出租、刍稾。(《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0页)

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授予的田宅都要出田租和刍稾。前引《二年律令·户律》：“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为了了解每年可收田租的土地数量，国家就须制定相应的簿籍，这就是田租籍。田租籍记录了缴纳租税人的住址、姓名、田亩数量和应缴纳租税总数。如：“北地泥阳长宁里任慎，二年田一顷廿亩，租廿四石。”(E．P．T51：119)又，“■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303．7)再如：“右家五田六十五亩一租大石，廿一石八斗。”(303．25)甚至还有记录缴纳田租与应收田租有误的“误券”或“租吴券”。如《张家山汉简注释》⒁记载：

误券 租禾误券者，术(衍)曰：毋升者直(置)税田数以为实，而以券斗为一，以石为十，并以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者，直(置)与田步数以为实，而以券斗为一，以石为十，并以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升者，直(置)与田步数以为实，而以

券之升为一，以斗为十，并为法，如得一步。

租吴(误)券 田一亩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今误券一石五斗，欲益冥其步数，问益耎几何。

曰：九步五分步三而一斗。术(術)

曰：以误券为法，以与田为实。

税田 税田廿四步，八步一斗，租三斗。今误券三斗一升，問幾何步一斗。得曰：七步卅(三十)七分步廿(二十)三一斗。衍曰：三斗一升者爲法，

十税田，令如法一步。

这几条材料说明在登记田租数目时会出现误差。这在汉简中也有体现，如：“张伯平入租少八斗五升。”⒂文书必须注明某人“租少”几何，以便核查。

另外，出土材料表明，如果某人拥有土地，政府要颁发土地文书，予以证明，如：“宜禾里公孙益，有田一顷四亩。西支。(A)苻。(左侧刻齿内)(B)”(Ⅰ 0109②：18，第49页)，又，“破胡里王平文，田一顷卅五亩……(A)苻。(左侧刻齿内)(B)”(Ⅰ 0109 S：182，第50页)整理者说，符，合符契券，犹后世土地证明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田租税律包括：对隐匿田税、漏交田税以及所交田租不合规定者要给与处罚；对达到一定爵位等级者给予优待的规定以及对编制《田租籍》等帐簿的规定。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南玉泉：《论秦汉的律与令》，《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③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④整理者认为，希程意即减少规定的田赋指标。见《龙岗秦简》，第116页。

⑤对田亩制度，法律也有明确规定。高大伦先生说，青川秦木牍《为田律》并非每一亩都必须按宽一步和长二百四十步来划分的，而是规定亩的面积是多大，违反田制是要受到处罚的。参见高大伦：《张家山汉简与青川秦木牍比较研究》，张显成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1辑，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387—388页。《为田律》见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四川青川县战国墓挖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关于秦田制问题，李学勤先生、于豪亮先生、生先生都有研究，分别参见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第274—283页；于豪亮：《释青川秦墓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生：《青川秦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19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李昭和：《青川出土木牍文字考释》，《文物》1982年第1期。

⑥《龙岗秦简》，第114页。

⑦《龙岗秦简》，第127页。

⑧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18—119页。

⑨刘信芳：《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⑩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68页。

⑾释文说：“依田地比邻次第记录的簿籍。”

⑿高敏在《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读札记之三》中谈到了《田命籍》的问题，但是没有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关于《田命籍》，《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对“田”、“命”都有解释。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及西汉王朝也给予官吏这一授田和租税方面的特权。《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吕蒙传》载，吕蒙未死时被封孱陵侯，他死后孙权令“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这里的“复田五十顷”可能即在“田命籍”上登记。由此推测《田命籍》可能是记录那些具有豁免特权不需交纳田租的土地册。

⒀《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说：“部佐，乡部之佐，汉代称乡佐，《续汉书·百官志五》：‘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释文又说：“租，《说文》：‘田赋也’。《管子·国蓄》注：‘在农曰租税。’此处意为征收田赋。”(第218页)

⒁彭浩：《张家山汉简注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第83页、第71页。

篇3

中国的服饰制度起源很早，据有些学者研究，“衣服之制，可考者亦始于三皇、五帝之时”。冈夏商两代是我国古代法律起源的初期，夏商两代已经能够使用多种材质制作不同形制和不同颜色的衣冠服饰。古代冠冕与衣服相因，故以冠名服。夏代的冕称收，商代称寻，周代称弃，“三王共皮弃素积”。据郑樵的《通志》记载:“(虞书》日:‘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绩，宗彝、藻、火、粉米、滋做、栩绣’，备十二章。夏商之世，皆相袭而无变。n}p}夏商两代君主的服饰是否采用了《通志》所说的十二章的图案，目前还未有更明确的证据。

西周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等级社会。西周初年，周公制礼，礼也成为西周习惯法的重要渊源。在周代，服饰已变成了权利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服饰礼仪制度。西周时期，由于纺织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周代统治者制定冠冕服饰提供了丰富材料。现存的《周礼》一书对周代的天子、王后和各级贵族的冠冕服饰形制皆有详细的记载，据《周礼•天官•内司服》记述，内司服掌理王后的六服，包括娜衣、偷翟、胭翟、阴狄、鞠衣、展衣、缘衣、素纱。春秋战国时期是“礼乐崩坏”的时代，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和各诸侯国的兴起，服饰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上对于士大夫冠冕服饰的尺寸也开始有明确的规制。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书诸绅。”疏曰:“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礼记•玉藻》解释说:“绅长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礼制走向法制化的重要阶段。西汉初年的冠冕服饰沿袭秦制，十分混乱，有学者认为，“汉初服饰与民无禁，所谓不设车旗衣服之禁”。阎直到汉武帝时，才“议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回东汉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命有司博采《周官》、《尚书》、《礼记》等史籍，重新制定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汉代的佩缓制度最具时代特色，汉有组缓之制，组，是指丝带编织成的饰物，可用来系腰;缓，是官印上的条带，又称印缓。印缓是汉代权力的象征，官员平时在外，把印缓装在腰间的攀里，将缓带垂于外面，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汉代社会上区分官员职务的高低有两个明显标志:其一是文官进贤冠的梁数，二是缓带的稀密和彩色。唐朝建国之后，曾多次修订令典，其中皆有《衣服令》的篇目。唐代的《衣服令》早已失传，日本学者仁井田鹤、池田温等人根据现存的古代文献进行了复原，共复原了唐代《衣服令》的条文有66条。伺在唐《衣服令》中，详细规定了皇帝、六宫缤妃、公侯伯子男、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普通百姓的冠冕服饰制度。唐代的服饰法律制度十分复杂，如皇帝的衣服“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网皇帝大裘冕的形制是:“大裘冕，无旎，广八寸，长一尺六寸，玄裘然里，已下广狭准此。金饰，玉替导，以组为续，色如其缓。裘以黑羔皮为之，玄领、殷缘。殊裳，白纱中单，阜领，青撰、据、革带，玉钩、障，大带，素带殊里，给其外，上以殊，下以绿，纽用组也。蔽漆随裳。鹿卢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悦，玄组双大经，六彩，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经长二尺一寸，色同大缓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殊袜，赤局。祀天神地抵则服之。

宋代沿袭了唐代服饰的法律传统，国家法律对社会各阶层服饰的形制、质地皆有明确规定。天子的服饰是衰冕十二旎，其服十二章。其余三公、九卿的冠饰从九旎冕、七旎冕至五旎冕不等。皇帝的袍衫有赫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辐，大宴时服之。宋代司法官员的冠冕服饰比较特殊，据《宋史•舆服四》记载:“御史大夫、中承则冠有懈穿角，衣有中单。两梁冠:犀角替导，铜剑、佩，练鹊锦缓，铜环，余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六品以下无中单，无剑、佩、缓。御史则冠有解穿角，衣有中单。”

元朝进人中原后，其服饰制度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服饰的传统。据《元史)卷}gC舆服一》记载:“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元代的法典《大元通制条格》规定了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服饰形制。元代法律对贵族官僚和普通百姓服饰的限制不像后来明清两代那么严格，蒙古人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仅不许服龙风纹的服饰，其余不在禁限。普通的庶民百姓“除不得服猪黄，惟许服暗花就丝、丝城续罗、毛碗，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置花样’。

明朝建国后，一改元代服饰制度混乱的状况，对社会各基层的服饰皆有明确规定。在《明会典》中，详细记述了皇帝、皇后、皇太子、亲王、公主、郡主、文武百官、进士、生员、士庶百姓等不同阶层的冠冕服饰。

清代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政权。关于清朝的服饰，早在人关之前，就有定制。人关之后，又对原有的冠冕服饰进行了改革。清朝的服饰制度充分体现了尊卑贵践的等级观念，在《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述了皇帝和各级官僚贵族冠冕服饰的材料、形制、颜色和图案。清朝皇帝的冠冕服饰十分讲究，皇帝的服装分为衰服、朝服、常服等形式。皇帝的龙袍形制是:“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襟左右开，棉、拾、纱、裘，各惟其时”。

总之，从夏商西周以来直至清末，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特权地位，都以礼法的形式对不同等级的服饰形制加以规范。身份等级越高，冠冕服饰的形制越复杂，做工越精细，使用的材料越珍贵;社会地位越低下，服饰越简单，使用的材质越廉价，做工越粗糙，这种状况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二、中国古代法律关于服饰颜色和图案的规定

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审美情趣的提高，古代的服饰逐渐摆脱了御寒避暑的单一功能，人们通过观察一年四季色彩的变化和自然界万物的形状，学会把各种颜色和图案装饰到衣服上，以增加美感。尤其是从战国秦汉之后，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古代的服饰色彩还深深地打上了阴阳五行观念的烙印。

西周是古代礼仪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有学者认为，西周之际已经产生了用服装颜色区分尊卑的观念。网古代的衣服，上衣下裳，衣用正色，裳用间色。西周时期的服饰颜色以赤、玄二色为尊。据《论语•乡党》记述:“红、紫不以为裹服。”这说明周代大红、紫色是身份高贵的象征。秦汉时期是古代服饰制度走向法制化的阶段。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不同等级、不同身份须穿着不同颜色的服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人认为周朝得于火德，本朝是以水德而王天下，因此祭服祟尚黑色。据杜佑《通典》卷嘉札六》记载:“秦制，水德，服尚邹玄。”《太平御览》卷690引《决疑》说:“秦除六冕之制，唯为玄衣绛紫裳，一具而已。”上述资料表明、秦代黑色服饰只限于帝王的祭服，而朝野官吏，五色并用。庶民百姓，只能服白色。秦代庶人头戴巾债，颜色用黑色或青色，故称百姓为黔首。唐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十分完备的时期，唐朝前期制定的法典(武德令)、《贞观令》、《永徽令》等皆设有(衣服令》的篇目，对皇帝和各级官员服饰的颜色、图案加以明确规定。唐朝皇帝衰冕的颜色和图案是:“金饰，垂白珠十二流，以组为续，色如其经，胜扩充耳，玉替导。玄衣，级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翻、狱，衣异为升龙，织成为之)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十二。白纱中单，滋领，青撰、据，做。绣龙、山、火三章，余同上。革带、大带、剑、视、缓与上同。,.级官员的服饰分为祭服和常服等形式。官员祭服的颜色和图案沿袭古制，如五品官以上青衣跳裳，服九章，每章一行，重以为等，每行九(五章在衣，龙、山、华虫、火、宗葬，四章在裳，藻、粉米、筋、滋，皆降为绣)。

宋代的法典(天圣令)、《元丰令)等令典也有《衣服令》的篇目，对官员服饰的颜色、图案加以规定。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规定四品官以上服紫，六品以上维，九品以上绿。服排、萦者必佩鱼，谓之章服。宋代法律对普通百姓服饰颜色的规定经常变动，宋太宗端拱二年(9B8年)，下令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等，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禁止百姓佩戴销金、泥金、真珠等装缀服饰。至道元年(995年)，又允许庶人服紫色。南宋时期，对服饰图案的限制更加严格，凡民间百姓“以日月星辰为服用之饰者，杖一百;以上工匠罪各如之，并许人告。

明代法律对社会各阶层服饰的规定十分琐细。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了(礼仪定式)、《洪武礼法》等法律。在明初制定的《大明令》中，也有服饰方面的规定，但过于简单。近代法学家沈家本指出:“明制多载在《会典》，令文中不具备，故改日违式。

明代官员的服饰分为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等不同种类。凡在京文武官员每日早晚朝奏、在外文武官员每日清早办公服公服，公服的颜色是:“一品至四品，绊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人流杂职官，袍、茹、带与八品以下同。

清朝人关后，其冠冕服饰一方面沿袭了满族原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合了汉民族的服饰制度。如清代官员的服饰分为文、武两种，各级官员服饰的图案是:一品文官捕服前后绣仙鹤，武官绣麒麟;二品文官捕服前后绣锦鸡，武官绣狮子;三品文官捕服前后绣孔雀，惟副都御史及按察使前后绣翻穿，武官绣豹;四品文官捕服前后绣雁，武官绣虎;五品官补服前后绣白鹤，武官绣熊;六品官捕服前后绣鹭耸，武官绣彪;七品官捕服前后绣瀚亨鹅，武官捕服与六品同;八品官捕服前后绣鹤鹑，武官捕服绣犀牛;九品官捕服前后绣练雀，武官绣海马。清代法律严禁官员服饰逾制，《礼部则例》规定，五品以下官员不得用蟒缎、妆缎，八品以下不得用大花缎纱。甚至三品以下的官员僧用红色雨衣、雨帽，也属犯罪，比照“违制论”

三、中国古代法律关于服饰犯罪的惩罚规定

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法不分的社会，礼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渊源。服饰作为古代礼制的重要内容，必然会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如果贵族官员和普通百姓违犯了礼的规定，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我国古代至少从西周时起，就有关于违犯服饰制度的惩罚措施。西周建国后，服饰形制皆“约之以礼”，提倡“冠弃衣裳，滋袱文章，雕琢刻楼，皆有等差”。对于违反服饰札制的行为，法律则给予严厉惩罚。据《礼记•王制》记载:“关执禁以讥，禁异服”。又曰:“山川神抵，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细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可见，西周时期把搜自改变服饰礼制的行为视为反叛一样的重罪。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服饰礼仪法律化的重要阶段。有学者认为，中国官吏穿着公服坐堂办公，大约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西晋的法典《晋令》中已单独出现了服饰的篇目《服制令》，规定只有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才可以服饰禁物，这些禁物包括山鹿、白勃、游毛狐、白貂领、黄貂、纯金银器等。对于制作奇异服饰的行为，法律规定:“造异服者，依律治罪”。

唐代是我国古代法律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唐代的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皆有关于服饰的规定。据《唐律疏议》卷26“舍宅车服器物违令”条规定:”诸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莹、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长孙无忌在疏议中解释说:“服者，《衣服令》:一品衰冕，二品篇冕。”凡服饰有所违犯，处以杖一百的刑罚。在教煌发现的教煌文书伯3078号、斯4673号唐神龙年间《散颁刑部格》残卷中，对于私造违禁花样续锦的行为处罚十分严厉，“私造违样续锦，勘当得实，先决杖一百。造意者徒三年，同造及挑文客织，并居停主人，并徒二年半，总不得官当、荫赎。踏锥人及村正、坊正、里正各决杖八十。毛褐作文者，不得服用、买卖。违者，物并没官。有人纠者，物人纠人，官与市取。其勃赐者，听与应服用之人。如管内口口者，官司t事贬附”网。宋代法典(宋刑统)卷26“营造舍宅车服违令”条沿袭了唐律的条款，规定若服饰“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赦，皆令改去之”。

明代法典《大明律》、《问刑条例》等对于违犯服饰的行为皆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据(大明律》卷12“服舍违式”条记载，凡官民的服饰器物，“若违式膺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答五十，罪坐家长”;若“膺用违禁龙风纹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网弘治元年(1488年)，礼部、都察院针对民间百姓“服饰拟于王者，饮食房屋胜于诸侯”，“军民之家替用浑金织成衣服”等现象，下令“将前项《礼仪定式》、《稽古定制》二书所载，摘其紧要者奏请出榜，晓(谕)禁约。但有前项借越之徒，在京，本院行令巡城御史督令五城兵马及锦衣卫坐城官校;在外，行令巡按御史按察司缉章问罪，重加惩治”。m清朝法律对于官民违犯服饰制度的行为也有明确的处罚办法。顺治八年(1651年)，下令官民百姓帽缪不许用红紫线，披领、合包、腰带不许用黄色，一切朝服、便服表里皆不许用黄色、秋香色。康熙元年(1662年)，禁止军民人等使用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楼缎、貂皮、狐皮、猪俐捣制作服饰。乾隆时期制定的《大清律例》对于违犯服饰礼制的惩罚措施颇为详尽，“如偕用违禁龙凤纹者，官员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违禁之物并人官。首告者，官给赏银五十两;若官民服饰“偕用黄、紫二色，及蟒龙、飞鱼、斗牛，比照僧用龙凤纹律拟断’。

四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从夏商西周以来至清朝灭亡前夕一直是一个等级身份制的社会，儒家所提倡的“礼有等差”的等级身份观念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渗透到众J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历史上许多东西方国家的阶级划分虽然明显，但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不完全成正比，一个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因经济能力所限常常过着简朴的生活，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因为积累了巨额财富也能过上奢华的生活。然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从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儒家所倡导的“礼有等差”观念开始逐渐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欲望的满足必以社会地位为取决条件，消费的能力与欲望的意志是无关的”人们的物质享受是以获得的社会地位为前提条件，正如《管子•立政》所说:“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历代政权为了维护等级身份制度，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强立法，以维护宫僚贵族阶层的利益，甚至把人们日常生活中充满等级观念的礼仪规范也纳人了法律调整的范畴，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以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许多朝代的法典大多设立了关于服饰的法律篇目，对社会各阶层冠冕服饰的形制、质地、颜色、图案加以规定，对于违犯服饰制度的行为予以处罚。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传统的礼仪制度则充当了维护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重要工具。

篇4

(一)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含义

司法裁判是法院对当事人具体争议的判断和处理，其标志着法庭审判活动的终结。司法判决可接受性是指依法作出的司法判决在社会民众之中的认可程度。当然这里的社会民众既包括法律人又包括普通民众。法官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表达对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理性判断，并且法官作出的每一判断都是有法律作为依据的。但是，一个完全依照法律作出的裁判在现实中却并不一定得到普通民众的接受。诸如几年前的“药家鑫案”，从法律人角度看，药家鑫的却有从轻情节，杀人手段也并不残忍，笔者当时也认为最多会判到死缓。可是当事情在网上闹的沸沸扬扬，网民情绪异常愤怒的情况下，“民意”将药家鑫送上了死亡之路。试想，在风口浪尖上的“药家鑫案”如果没有按所谓的“民意”处理，会不会产生诸如上访，闹事等恶劣的社会后果。总之，司法判决可接受性需要兼顾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

(二)研究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意义

现代公权力的运作，不管司法、立法还是行政中，都应考虑可接受性，公权力运作中应充分建立在商谈理性的基础之上，司法审判也应朝这个方向发展，这适应了国际法律发展的潮流。从现实来看，很多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不满意并非处在合法性、公正性的问题，当事人多次上访或申诉，这也要求不得不研究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从理论上看，虽然合法性、公正性是司法重要的价值目标，但不是司法惟一的目标。良善司法应当具有多面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司法要回应这种要求，必须研究司法审判的可接受性问题。合法性、公正性不能涵盖司法的所有价值，合法的前提是严格依法办事，更多的适应了法律形式正义的要求。法律本身是不完善的，立法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在一起的，缺点是优点的延长。如果仅仅以合法性为标准很难使一个案件做到尽善尽美。公正性不能涵盖可接受性，公正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公正只是公众最大的公约数而已。

二、修辞在我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发展及其对判决可接受性的影响

在我国，司法判决中修辞手法的使用可以追诉到古代。从汉代的司法实践上来看，司法者在进行判断时，不仅依据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判断，更是引入儒家经典来进行断案，甚至经义与法律冲突的时候优先适用儒家经义。同样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不一样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这种引经入律的形式也对后世的司法裁判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上。根据笔者的推断，这种风格影响者司法判决的说理手法，增加其可接受性。真正有史料记载的在司法判决中出现修辞的是在唐代时期，只是最初在司法判决中出现的种种说理性修辞是出于对上级汇报的目的。南宋之后的古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修辞的受众开始面向普通民众。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案件中，司法者在作出裁判时更加考虑普通民众对裁判的接受和服从程度。南宋时期是我国司法判决说理性修辞技巧发展的巅峰时期，在延续唐判的重分析、说理的技巧外，南宋判决在注重对案件基本情节和事实的描述前提下，注重对现有证据的分析和运用辅以推理论证以及强化对不同情节的说明，来增加其判决的可接受性。其次，南宋判决在法条援引上避免了生搬硬套的引用方式，将法条的援引与司法判决说理相结合，达到情理法三者结合。再者，南宋的司法判决注重寓教化于判决。其不仅使司法判决在文本表述上显得更合理，使民众更易接受，同时也在司法判决履行过程中教化民众。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民众在理解和接受判决不仅仅是惧怕法律的强制力，而是认可法律，知晓自己的行为的不当之处，自愿服从法律的处罚。

三、影响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修辞技巧

修辞是关于“话语者”、“受众”和“话语方式”的问题。修辞方法已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在法律领域，“话语者”是固定的———国家审判机关，所以在选择修辞方法的适用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是话语的“受众”，也就是言辞的接收者;而后是言辞所处的“语境”，也即言辞在什么情形下表达。

(一)根据受众的差异选择不同的表达形式

亚里士多德是古典修辞学的创立者，其修辞学说很注重根据听众的年龄、财富等不同情况的划分，对其采取不同的对话形式。这里我们所说的听众就相当于司法判决书中的受众。对于司法判决书来说，要提高司法判决书的可接受性必须从把握司法判决书的受众上做起。首先从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来看。在判决书中，法官需要通过当事人出具的证据来认定事实，同时决定支持还是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当事人出具的证据或者主张的事实是大量且复杂的，这些信息并不是都与案件争议密切联系，审判者必须经过分析和总结，将必要的信息挑选出来，将复杂的事实情节转化成简单的法律关系。这种化繁为简，化事实问题为法律问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判决叙事的修辞。审判者在这种裁剪修辞中，可以通过控制裁剪的内容从而控制“受众”的信息获知，以影响受众对案件的判断，最终使受众更加容易接受审判者对案件的解读和裁判。但是法官在对案件事实分析和总结的裁剪修辞中必须以案件基本事实为准，不能故意将有利于一方的事实删去。在一些案件中，审判者片面地压制一方的有利证据的出示，只顾为自己的言论做说客，而丝毫不立足于案件的事实。这种企图利用裁剪修辞达到其他目的的行为于法于理都说不通，必然会遭到当事人的强烈反对，自然不是有效的修辞方式，达不到使当事人服从和接受的目的。其次，案件的关注群体也是影响司法判决修辞的重要“受众”因素。“受众”可以依据年龄、智力、文化程度、职业和个人修养等等各个因素划分，对不同的“受众”应当选择不同的修辞技巧。信息时代的案件的关注群体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关注群体，一个重大案件的关注群体甚至涉及各个层级的“受众”，司法判决想要让每一类“受众”都接受认可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所以裁判者必须判断不同“受众”对案件的影响能力，关注“受众”本身在社会中的话语权问题。意思很简单，裁判者在不能说服所以“受众”的情形下，挑选出那些关注案件且经常性表看法和意见的民众，特别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话语者，比如微博名人，著名评论家等等。所以在司法判决的行文过程中必须注重对判决“受众”的分析，来获得法律和社会共同的接受，达到司法判决喻情于理法，集制裁与教育一体的目标。

(二)根据语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修辞方式

语境分析是修辞的重中之重，说服的有效性也主要体现为语境的价值关注。所谓说服就是在“话语者”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并且这种共识可以在“受众”差异化的情形下依然存在。这种体现语境的修辞情景对司法实践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法律修辞领域，修辞情境可以体现出一定的语境，这种修辞情境可以表现为案件之中各种事实的变化情况，同样也可以表现为涉及听众的行为与决定的影响修辞者将特定观点展现于听众的那些特殊因素。由此可见，这种情境关注不代表无休止的对现实进行迁就，而是抛弃了既定的客观事实，进而将大部分的表达倾向于用语言描述可以解决的部分。就像是汉克斯曼和范爱莫伦提出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修辞论证是一种言辞的、社会的、理性的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陈述来证成某一立场并使理性批判者相信这一立场的可接受性”。所以，要使用修辞来说服一方的时候，修辞虽然并不像直入主题的分析那样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但是在具体的论辩场合，要说服听众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通过使用修辞情境来加强自己的语境。好比在判决最终形成的时候，传统逻辑和经典逻辑仅仅通过分析推理与论证的结构形式，相比之下新修辞学主张的非形式逻辑更加倾向于实质要求中推理的语境等相关方面。在修辞学中，成功说服听众的标示就是使其都达到一个共识，是所有演说者的最终目的，当然修辞学的目的也是如此。尽管根据特点不同的依据会产生不同的分类，但当这些应用适用于司法过程中时，都必须在具体的情境中体现出证据、事实、标的等，所有主体达成的共识必须有一定的关联，可以是互相的理解、对知识的共享、或者双方完全达成一致。由此可见，在判决中若是希望清楚明了的对法律进行讲解，通过特定的情境来表达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分析受众的情况而达成共识，再使用各种修辞论辩的方式，并且合理的衡量价值因素在司法中的体现。在哈贝马斯等学者的眼中，法律本身就与修辞学密不可分。法律是一种以说服为目的论辩手段，法律解释和推理等众多法律方法存在着一定的价值缺位，而法律修辞的方法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价值缺位的部分。这种认可法律修辞方法价值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肯定修辞对说服“受众”的重要作用，修辞说服本身就是一种体现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的语用活动。

四、结语

篇5

论文摘要：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合法峨实信川原则小仪具有很强的道德属性，并且是一种法律化了的基本道德准则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实质上足与介同丰}j关的一切行为法律化的诚实信川的道德要求．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追求公平公正，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下面，本人试图专就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问题作简要论述，以求就教于方家。

1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属性

对于合同法而言，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法律原则，而且是道德准则，其道德属性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社会经济中的道德准则。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抵御自然和异类侵害的能力相当脆弱，为了生存，在合作中信守一定的约定即成为社会存在的第一需要。这种需要逐渐深入人心，并指导人们的行为，进而成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见，诚实信用原本是社会经济中的道德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经济交往不断扩大，诚实信用的道德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根深蒂固。特别是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人们保护社会根本利益的主要手段被应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之后，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便得以产生。由于人们的经济交往多以约定的形式出现，诚实信用原则就顺理成章首先在合同法中确立了。同时，诚实信用并非因其法律化而脱离道德范畴。大量的社会经济实践表明，人们决非只因法律的原因才遵守某些约定，善良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往往起着主要的作用。

其二，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一定范围的社会基本道德。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会有不同的道德准则，以至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道德态度。但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关于道德问题的认识完全可能获得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人们共同生存和交往的基础。美国学者富勒把道德划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是指关于幸福生活和人的力量的充分实现等方面的道德，违背这种道德是指一个人可能没有实现他的全部能力，我们不是控告他，而是加以惋惜和蔑视。义务的道德是指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不许偷盗，不许奸、不许杀人放火，人们违反这种道德而受到谴责，并非由于他们没有抓住充分实现其能力的机会，而是由于他们不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可见，愿望的道德与法律无关，而义务的道德则因其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而一般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成为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诚实信用就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尤其是在合同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属于义务道德的范畴。合同法将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加以确认，正是为了维护合同关系中基本的秩序。

其三、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化了的基本道德准则。诚实信用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写入合同法，就成为法律化的基本道德准则，具有法律强制性。道德准则在进入法律领域之前，人们对它的遵守主要依据内心的认同、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而一旦道德准则进入法律的范围，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便成为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并不得在合同中约定排除或贬损它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违背了这种法律化的道德准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化的道德准则的遵守，整体来说，主要需要人们内心的自觉认同。与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规范相比较，它在实现的手段上只是多了在违反该原则时国家强制力的作用既然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很强的道德属性，并且是一种法律化的基本道德准则，那么该原则便是拥有法律形式的道德准则，实质上就是与合同相关的一切行为中法律化的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

诚实信用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它首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善意真诚、诚实不欺、讲究信用和公平合理的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状态。13常生活中人们关于不说假话、说话算数、信守约定等道德信念，就是诚实信用的基本道德要求。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人们之间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彼此在生产中的协作和商品的交换。这涉及人们的根本物质利益，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此过程中显得尤其不可缺少。同时由于经济关系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及诚实信用对于维护经济关系的基本作用，凡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都把经济交往中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加以法律化，也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确保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经济交往中的实现．

2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

当代的中国合同法以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为其发展的重要标志。当代的中国合同法不仅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经济条件的一部法律，而且还是一部深受社会道德条件影响的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饱含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所决定的有关诚实信用的具体内容中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既包括一般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要求．又有若干自身的重大特点

首先．中国是一个道德大国，中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众所周知，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道德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道德手段为主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使道德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处于非常优越的位置。道德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中评判一切是是非非的重要价值准则。其中，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更是源远流长。当代的中国合同法是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产物，理所当然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道德处于优越的地位；在道德谱系中，诚实信用是为人之基本要求，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中，”正心”与”诚意”均可归于诚实信用的范围。因而，历经数千年熏就的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中国文化的总谱系中位于根基的地位。而且，诚实信用的道德内涵早已深深植入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通过经验的观察，可以清楚地发现，人是具有共性的，如趋利避害，追求成功，以及生存、安全、获得尊重、自我实现等等。特别是人们在道德问题上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的事实，比如社会公德的存在．更使我们不仅确证了人性的共同之处，而且发现了诚实信用道德内涵的主观人性基础。再如，社会生活中常见不够诚实的成年人，而这些不够诚实的成年人却以诚实要求自己的子女。这表明，一些中国人可能因某些社会价值的冲突而在行为层次放弃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但是在心理深处，依然固守”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追求。所以说中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

篇6

学和行本来是有机联着的，学了必须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的当中才能看出自己是否真正学到了手。否则读书虽多，只是成为一座死书库。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知识要点历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1、发达的古代农业(一)早期农业生产的出现

1、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开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种。

2、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使用并不普遍，农业生产仍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

人们已懂得了开沟排水、沤制绿肥、除草培土和治虫灭害等技术;西周时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基本具备;家庭饲养业也得到发展;人们也由经常迁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耕作方式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逐渐推广;西汉赵过推广两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现犁壁;东汉出现直辕犁;隋唐时期出现曲辕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评。

2、耕作技术的进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战国出现垄作法，西汉赵过推广"代田法"。

②耕作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术;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术。

③耕作制度：汉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为主;宋代推广水旱轮作的稻麦复种制;明清时期，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两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长江流域发展多种形式的一年两熟制;闽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区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设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汉朝的漕渠、白渠和龙首渠等;人们还创造和改进了灌溉工具，曹魏时马钧改制翻车用于灌溉;唐朝时创造了筒车;宋朝出现了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明清时出现风力水车。

(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商周时期，土地归国家所有，劳动者在田间集体耕作。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

2、小农经济的特点：分散性;

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农经济的地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小农经济又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来源，它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它长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4、对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除缴纳赋税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精耕细作，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但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性别分工，很难扩大在生产、很难提高生产技术，这就日益阻碍了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到了近代小农经济越来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它成为了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它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时代，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展示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人工冶铁属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掌握了铸造生铁技术，发明铸铁柔化技术和多管鼓风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铁工具--水排，北宋时普遍使用煤作冶铁燃料，南宋开始使用焦炭冶铁。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炼钢的方法和淬火技术，西汉掌握了炒钢技术，"百炼钢"在西汉出现，南北朝有灌钢法。

2、丝织业：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

商代室内养蚕很普遍，并出现了织机;西周丝织技术突飞猛进，出现斜纹提花织物;战国时出现多种丝织品;西汉在长安设东西织室，发明了提花机;唐代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国的技艺;宋代丝织品种类繁多，织锦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代中后期，丝织业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3、商代已烧纸出原始瓷器;

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烧出了著名的清华和釉里红，我国进入彩瓷生产时期;明清时期，青花瓷、彩瓷、珐琅彩争奇斗艳;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

(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1、元朝时，民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品产量增多，改变了丝、麻、棉的纺织品比例。

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全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2、西汉开始，中国丝绸远销亚洲、欧洲，为中国获得"丝国"的誉称。

唐朝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

(三)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一些地区、一些生产部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场。除苏州的丝织业外，在江南的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矿冶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发展：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了，分工更细密了;出现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增多了。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生产部门，多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速度又相当缓慢。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力量还远远不足以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

3、古代商业的发展(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1、先秦时期：古代商业活动兴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为了维持生计，进行商品交易，周人称其职业为在"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业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各地出现了许多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国家的统一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商业艰难发展。商人经商受到地点、时间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发展不高。

3、隋唐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促进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都市和乡村贸易发展起来;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

4、宋元时期：商业空前繁荣。

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两宋商业的繁荣，出现了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元代交通发达促使商业继续繁荣。

5、明清时期：商业继续繁荣。

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二)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市四周有围墙，与民居严格分开。

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的管理。

2、宋朝时，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乡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

3、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扬州、成都 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

(三)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

西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主要商品是丝绸。

唐朝：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设立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的重要财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广州和庆元(宁波)，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明清：对外贸易萎缩。明清两朝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2、中国古代官方贸易的特点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和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点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扬国威，而不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4、古代的经济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1、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

(1)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隶社会--井田制。夏、商、西周时期，一切土地属于国家。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同时要向国王交纳贡赋。那时的耕地，成方成块，形同井字，被称为"井田"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国有而实际上是各级奴隶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会有四种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国有制：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国家经营，主要用于封赏和对农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国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土地。③小农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开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它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贵族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农民土地甚至国有土地，使封建国家、农民控制的土地数量急剧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买卖和转让。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②土地兼并产生的影响：在政治上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影响中央集权。

经济上造成农民普遍贫困，使之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影响了手工业扩大再生产，抑制了手工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它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③面对土地高度集中，历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统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制土地买卖。明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规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的转让;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财富和各种财富的最终归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农抑商"

1、目的：经济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维护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巩固封建统治;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2、演变过程：

①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首倡"重农抑商"。

影响：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保证赋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

②西汉初年，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汉武帝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盐铁官营，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对工商业征收重税，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阻碍;打击富商大贾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③明清时期，工商业空前兴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明清两代继续实行专卖制度，垄断盐、茶等重要商品的经营，而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破坏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致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三)"海禁"与"闭关锁国"

1、明太祖时期，实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

2、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

篇7

本文试图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具体途径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土地从公有到私有要经过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

恩格斯说：“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①土地从公有到私有，要经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这个论点对于我们研究土地制度史十分重要。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表明，在原始公社崩溃之后，只要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还没有破坏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就不可能最后确立。

我们所说的共同体所有制，主要是指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正是它们构成了土地从公有到私有发展过程中的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私有制的历史时，非常注意这两种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在《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曾以极大的兴趣考察了印度古代家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他又根据俄国当时还存在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分析了这种在发展顺序上晚于家族公社的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特征，指出它所固有的公有与私有的二重性，是促使共同体解体的根源。

中国古代从土地公有到私有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经过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分歧的。郭沫若同志就不赞成中国古代有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这种说法。他认为原始公社崩溃之后，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邑”，已经变成行政机构和奴隶主控制下的劳动集中营，不能再称为“公社”；商周时代的井田制是一种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而不是公社土地所有制②。

我认为，“邑”作为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和作为共同体组织并不矛盾；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制也并不排斥那高踞在许多共同体之上的国君作为最高的所有者出现。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以后，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并不像近代社会这样简单明了，旧的因素和新的因素会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不能想像，原始公社崩溃之后，土地公有制没有经过一定的中间阶段，就立即转变为完全的私有制。

按照郭沫若同志的意见，西周实行井田制有两层用意，一是作为各级奴隶主贵族的俸禄单位，二是作为课验直接生产者勤惰的单位。井田都是公田，而奴隶主贵族利用奴隶劳动在井田之外垦辟出来的土地则是所谓私田。后来“私肥于公”，奴隶主公室被迫承认公田亦归私有，而于公私田地一律取税。郭老关于私田从何产生的论述，的确揭示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但是他却忽视了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产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谁都知道，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存在一夫治田百亩的个体小农。如果土地私有化只是发生在奴隶主贵族利用奴隶劳动垦辟出来的耕地上，那么当时广泛存在的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郭老的上述观点，显然是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

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是私有制的一种形式，它的原生形态是从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份地制演变而成的。云梦秦简的发现，证实了战国时代一些诸侯国还在实行向农民授田的制度。这些受田农民已经不是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成员，而是封建国家统治下的个体小农。但是，我们从这种授田制度却可以追溯出早先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因为这种授田制既不可能是当时各国统治者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也不可能是从商周以来一成不变的国家政策。换句话说，在云梦秦简记载的授田制之前，应该还有另一种授田制。当时受田农民还不是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而是公社成员，他们耕种的份地还要在共同体内部定期重新分配。这种古老的授田制，亦即是一种具有公有和私有二重性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我们是有可能找出它的发展轨迹的。

二、“井田”与“爰田”∶对中国古代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的考察

1973年，在河南偃师缑氏发现一块汉代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券中记载，侍廷里父老僤敛钱六万一千五百，买田82亩。这82亩土地，属于僤的25名成员所共有。凡充当里父老者，“僤共以客田借与”，以其收获供里父老任职期间的用度。这块石券所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应是一种私有制的形式，但它却保留了古代共同体所有制的某些痕迹③。这种残存的痕迹告诉我们，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在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存在过很长的时期。

乡里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基层单位，是在战国时代才确立的。春秋以前，中央集权国家尚未形成，统一的地方行政组织也未建立。文献和金文中所见的邑、里、书社这些基层社会组织，虽然也具有后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某些职能，但它们都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和后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的居民不仅有公共的社会生活，如共同的祭祀、集会、娱乐等等，而且有共同的财产关系；后者的居民虽然还保存着某些公共的社会生活，但在财产关系方面却是完全独立的。

生活在战国初期的孟子曾经叙述过这种共同体的一种模式：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这里所谈的井田制语焉不详，而且带有某些理想成分，因而引起后代一些人的猜测、怀疑和诘难，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关井田制的争论，实际上是包含着三个互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问题：一是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井田制?它的实际内容是什么?二是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公有和私有二重性的共同体土地私有制?三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井田制和这种共同体土地所有制有没有关系?以往讨论中，有的同志由于没有把这些问题分别讲清楚，结果如治丝而棼，意见也就很难得到统一。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孟子有关井田制的叙述不可靠，因而就否定中国古代存在过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其实，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并不一定和井田制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我们承认孟子的话不可靠，也不能据此就否定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又如，有的学者因为要肯定井田制是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就竭力否认井田具有贵族禄田的性质。但孟子在谈到井田制时，明确说：“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④可见井田制和制禄并非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对上面所说的三个互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讨论清楚，也许分歧就比较容易消除。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井田制?这个问题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有关井田制的史料，并不限于《孟子》，《周礼》、《穀梁传》、《韩诗外传》、《汉书·食货志》、《公羊解诂》等书都有记载。把这些记载看成都是附会《孟子》，辗转以讹传讹，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以《周礼》来说，书中包含了许多战国以前的史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何况在《孟子》之前，《周易》有井卦：“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⑤《国语·齐语》有：“陆阜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楚司马蒍掩书土田，有“井衍沃”一事。同书襄公三十年记子产治郑，提到“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对于这些有关井田的记载，一概不予承认显然是不合适的。

井田之得名，正如前代学者所指出，与古代的沟洫制度有关⑥。《考工记·匠人》职文：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田+巜](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

又《周礼·地官·遂人》：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种沟洫疆理制度虽然还没有得到地下发掘的直接证实，但有的地下文物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旁证。《宜侯 簋》铭文有“锡土：厥川三百”这样的字句。郭沫若认为川殆甽之省，同畎；“三百”下所缺一字不当为川之单位名词，而应为“万”字⑦。郭老的考释可从。畎为田间小沟，因有固定的宽度和长度，也如同田、井一样可用来作为锡土的单位。青川秦墓出土的《为田律》木牍载：“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文中的“则”字，开始有些同志都误释为连词，后来有的同志正确指出，根据1977年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卅步为则”，《为田律》的“则”也应为量词⑧。“畛”字，有的同志认为既指田区，又指作为田界的田间小道。我们认为，《为田律》的“为畛”，只能解释为田区，很难解释为田间小道。因为一亩之中如果有两条田间小道，则田区应分为三，“亩二畛”是无法把这两种解释统一起来的。但“畛”的本义确实是指沟洫道路。《周礼·地官·遂人》说：“十夫有沟，沟上有畛。”十夫为一井之地，畛恰好是井田的道路，所以《说文》称：“畛，井田间陌也。”当井田制破坏之后，原先的沟洫道路系统打乱了，阡陌之名代之而起，畛也就变成有一定面积的田区的专称。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说的“亩二畛”，以及银雀山汉墓竹书《孙子兵法·吴问篇》所列举的晋国六卿制田的“为畛”，都是反映井田制破坏以后的情况。畛既然有一定的面积，也就和畎一样，可以作为封赏的单位。《战国策·楚策》云：“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楚辞·大招》也提到“田邑千畛”。

由于井田是与沟洫制度有关的土地疆理，所以它只能推行于平原地区。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司马蒍掩书土田而“井衍沃”，即是在平原地区按井田对土地进行登记。《汉书·食货志》在谈到井田制时也说：“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在没有实行井田疆理的山林薮泽和原陵淳卤地区，为了统计土地面积的需要，则实行一种按井田折算的办法。《管子·侈靡篇》有“断方井田之数”的说法，同书《乘马篇》又载：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汎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

这种按井田折算土地面积的办法，也见于银雀山竹书《田法》：

……大材之用焉，五而当一；山有木，无大材，然而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秃……蒹(镰)缠得入焉，十而当一。秃尺(斥)津……罔(网)得入焉，七而当一。小溪浴(谷)古(罟)罔(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 关宪(沈)泽蒲苇……石，百而[当一]⑨。

所谓“百而当一”、“十而当一”、“九而当一”等等，当指山林薮泽折算平原土地的比例。而这种比例，显然也是以井田为单位来计算的。所以《汉书·刑法志》在谈到西周因井田而制军赋的制度时说：

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圃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

“提封”即“提封田”，意即封疆之内土地的概数，并非像有同志所说的是一种田制⑩。“提封×万井”，也就是封疆之内大约有×万井之地。可见土地不论可垦不可垦，都以井田为单位来估算。这种习惯，大抵到战国时代才改变。《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这里提封田数已经不以井计算，而是以顷亩计算了。

井田既然是与沟洫制度有关的土地疆理，为什么又用作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呢?这涉及中国古代授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实施。

先秦文献屡见“分田”、“分地”、“均地”这样的说法。《荀子·王霸篇》引“传曰：农分田而耕。”说明战国以前，份地制是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主要形态。而农民的这种份地，是通过国家授田的方式来实现的。国家在授田的时候，要考虑到山林薮泽和平原地区的不同以及土地肥饶硗确的差别。《商君书·徕民篇》说：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谿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谿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此]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大体说来，一夫百亩是当时授田的基本数额，但由于土地的质量肥饶硗确不同，所以通常按照耕地的上、中、下三品，又有百亩、二百亩、三百亩的差别。授田必须计算土地面积，在平原地区，井田制就为授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司马法》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一井九百亩，正好是九夫授田之数。但因为耕地要分出一部分作为“公田”，所以《孟子》和《汉书·食货志》都说是八家共一井之地。实际上，当然是田不必尽井，井不必八家。按照《周礼》所记载的授田制度，除了“九夫为井”的编制之外，还有“十夫为沟”的编制。不管怎样，井田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授田，这一点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国家授田给农民，一方面是为农民提供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保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国家自身榨取剩余劳动的需要。井田既可以用来作为授田的单位，也可以用来作为征收贡赋的单位。《国语·鲁语》记孔子说：

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

又《周礼·地官·小司徒》：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賦。

可见农民在授田之后，就承担了助耕公田和纳税服役的义务。正因为井田和赋税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春秋时代井田制遭到破坏以后，一些诸侯国为了改革赋税制度，就力图从整顿井田经界入手。《国语·齐语》：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

陆、阜、陵、墐、井，分别指不同地势的丘陵和平原地区。管仲认为要使农民对“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制度能够接受而不至于不满，首先就应该使“陆阜陵墐井”的“田畴均”，亦即在计算耕地面积时，应当公平合理。其后楚国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⑾，郑国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⑿，都是为了推行新的赋税制度而采取的整顿土地经界的措施。

《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生活的时代，井田制已经破坏了，但他认为井田制的用意在于“分田制禄”，而推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正经界，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分田”是对农民授田，“制禄”则是以井田作为各级贵族的禄田。二者并提，是不是有矛盾呢?并不矛盾，因为“分田”是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相结合的方式问题，“制禄”则是剩余劳动归谁占有的问题。《国语·晋语》记秦后子和楚公子干仕晋，韩宣子问叔向如何赋禄，叔向援引西周制度说：“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韦昭注：“五百人为旅，为田五百顷”；“百人为卒，为田百顷”。可见西周赋禄是以土地和劳动力相结合的井田为计算单位。在关于井田制的讨论中，郭沫若同志只看到“制禄”的一面，把农民的份地说成是课验直接耕种者勤惰的计算单位，这固然不恰当；但有的同志只看到井田是农民份地的另一面，不承认它也有“制禄”的作用，这也是不全面的。

讨论了中国古代井田制的实际内容和作用之后，我们再来谈它和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井田之得名，是由于平原地区田间的沟渠和道路构成方整的井字形，这是古代耕作制度和排水需要所决定的。就井田的疆理本身来说，并不是一种土地所有制。但由于它可以用来作为“分田制禄”的计算单位，所以与土地所有制又有密切的关系。以井田经界为基础的农民的份地制，正是许多文明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从这意义上说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也未尝不可。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文献和金文中所见的邑、里、书社这些基层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基础上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不仅有公共的社会生活，而且有共同的财产关系。如果说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还不足以说明这种共同体的存在的话，那末在《逸周书·大聚》里，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农村共同体的典型：

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立勤人以聀孤，立正长以顺幼。立聀丧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礼乐，立小人以教用兵。立乡射以习容和，猎耕耘以习迁行。教芧与树艺比长，立聀与田畴皆通……山林薮泽，以因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敛，农民归之。

《逸周书》虽是晚出之书，但它所描绘的这幅农村公社的图景，大致反映了春秋战国以前的真实情况．在公社的小天地里，既有农业和家庭副业，又有手工业和商业，甚至连巫医百草也都具备，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单位。公社的土地以“分地”的形式分配给各家耕种，而在公社成员之间，还保留着帮工协作(“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的古老习俗。

马克思曾经指出，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公有与私有的二重性：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归农民各家私有；耕地也分配给各家耕种，但仍归共同体所有，并定期在公社成员之间重新分配⒀。中国古代农村共同体的份地制，是否具有这种公有与私有二重性的基本特征呢?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汉书·食货志》曾经提到了古代一种爰田制：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我从前曾经指出，这种制度正如惠士奇所说，实际上是春秋时代晋国作爰田和后来秦国商鞅制辕田的内容，班固误以为殷周之制⒁。在爰田制下，农民的份地已经不再定期重新分配，而是“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但是它却给我们透露了，在此以前，农民的份地是不能“自爰其处”的。为什么不能“自爰其处”呢?就是因为份地要定期重新分配。《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申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

这里所说的份地制，正是一种定期重新分配的制度。如果说何休是汉魏时人，他的说法是否有根据容易引起怀疑，那末银雀山竹书《田法》的发现，就为这种定期重新分配的份地制度添加了非常有力的论据。《田法》云：

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

居焉，循行立稼之状，而谨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

竹简整理小组引《国语·晋语》“赋职任功”韦注：“赋，授也。”《汉书·赵充国传》“田事出，赋人二十亩”颜注：“赋谓班与之也。”认为简文“三岁而壹更赋田”的“赋”亦当训为“授”或“班与”，这意见是很正确的⒂。“三岁而壹更赋田”，亦即是“三年一换主”的定期重新分配份地的制度。这种制度施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社成员“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而其前提则是耕地还属于共同体公有。公社的耕地分上中下三等，第一个三年耕上田的公社成员在第二个三年换耕中田，在第三个三年换耕下田，这样依次轮换，每隔十年轮换一遍，每个农户都需要分别耕种上田、中田、下田，所以说“十岁而民毕易田”。《管子·乘马篇》云：“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之所以要定期整修封界，也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定期重新分配耕地的制度。

孟子叙述的井田制无疑有理想的成分，但它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想像，而是对已经破坏了的农村共同体和共同体所有制的一种玫瑰色的追忆和构想。否定井田制是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同志，往往从《孟子》和其他古书的记载中去找矛盾，比如说：农村公社的户数有多有少，不可能如井田制以“八家”、“九家”为基数；农村公社的“公田”和“私田”在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井田制的“公田”则在“私田”中间；等等。其实，认为以井田经界为基础的农民的份地制就是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这并不等于说《孟子》和其他古书中有关井田制的记载每句话都确凿可靠。问题在于要透过这些记载，去探讨它们所反映的土地制度的实质。

井田既然是一种便于分田制禄的土地疆理，而不是农村公社组织，因此，它和作为农村公社基层组织的邑里自然不能混为一谈。孙诒让《周礼正义》曾摘引金鹗《求古录·礼说》，对井和邑里的关系作如下说明：

邑之制，在国中则始于一里二十五家，在野则始于四井三十二家。在国中者，二十五家为一里，里有巷，巷口有闾，一里之人聚居于此，故谓之邑也。在野者，四井之田凡三千六百亩，其民居计三十二家，聚于一处，犹今之村落然。如地狭势偏，不足四井，则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为邑。孟子云，乡田同井，出入相守，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亲睦，此可见一井亦可以为邑矣。《论语》谓十室之邑，即一井之邑，一井八室，言十室单大数也。乡遂之邑，以二十五家为制，如有不足，或四邻，或三邻，或二邻，皆可为邑。五家为邻，二邻则十室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此不可以为邑矣。

金鹗和孙诒让虽然还没有摆脱注疏家以经解经的传统方法，但他们认为井和邑的户数并没有固定的模式，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无需拘泥于孟子的一井八家之说，而否定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

《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公田借民力以耕，这是大家都同意的解释。所谓公田，本来是农村公社的共有地。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共有地的劳动生产物，“一方面用于公共储备，可以说是为了保险，另一方面，用于支付共同体本身的费用，即用于战争、祭祀等等”⒃。他还谈到，在多瑙河各公国，“久而久之，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⒄中国古代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由于中国古代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财产形态，在这里，“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惟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⒅。因此，无论是共同体的“公田”或公社成员的“私田”，名义上都属于代表“总合的统一体”的国君所有。公社成员的“私田”(份地)，通过国家授田的形式来实现，他们在“公田”上的劳动生产物除了归国君直接支配的部分外，还有一部分则由国家再分配给各级贵族和官吏。这是一种合法的榨取，而不是非法的侵占。一般说来，“公田”和“私田”虽然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但不会相隔很远，所以《诗·大雅·大田》才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是这二者的布局，也决不会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直接隶属于周天子和诸侯的公田，其面积无疑要比农民的份地大得多。《国语·周语》记周天子举行藉田之礼，要由“庶人终于千亩”。《诗·周颂·噫嘻》说：“骏发尔私(耜)，终三十里。”这样大面积的公田，是不可能夹在若干家的公社农民私田中间的。《令鼎》铭：“王大耤农于諆田，饧(饗)……王归自淇田，王馶，溓仲仆；令眔奋，先马走。”这里记载的周成王藉田的规模，显然也是很大的。

马克思说，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因为“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但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因为“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⒆。我们从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演变中，也看到了这样的历史过程。“三年一换主易居”的授田制虽然保持了耕地的公有，但份地的分散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必然使公社农民之间出现财富的不平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因素的增长，一些收入比较多的农民就会要求份地不再定期重新分配。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趋势面前，也不得不对授田制进行一些改革。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从春秋到战国，土地关系的这一变化在各国所经历的时间并不一致⒇。晋国在晋惠公六年“作爰田”，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制辕田”，都是对授田制进行的重大改革。

历来学者对于“作爰田”和“制辕田”解释不一。《汉书·地理志》注引孟康说：“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曰‘自爰其处而已’是也。辕爰同。”孟康说商鞅“复立爰田”，话虽不准确，但他认为“辕田”即“爰田”，都是“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这个解释是正确的。由于土地肥饶硗埆不同，爰(辕)田制下的农民授田仍然有百亩、二百亩、三百亩的差别。“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但不论是耕种上田、中田或下田的农户，都已经不再定期交换耕地，而是根据休耕的需要，“自爰其处”。这种“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的爰(辕)田制，代表了授田制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比之“三年一换主易居”的授田制，更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管子·乘马篇》说：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

又同书《国蓄篇》说：

分地若一，强者能守。

这里所说的“均地”、“分地”，显然就是不再定期重新分配的授田制。由于农民对份地已经有了稳固的占有权，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比从前提高了，“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但这样一来，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农民的分化。“强者能守”，而弱者、贫者的份地却有可能被兼并了。

转贴于 三、《周礼》三等授田制辨析

研究中国古代的授田制离不开《周礼》。据杨向奎同志考证，此书是战国初年齐人的作品[21]。书中所说的上地、中地、下地三等授田之制，当属战国以前的情况。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既然中国古代的授田制有一个演变过程，《周礼》中的三等授田制究竟是反映哪个阶段的历史实际呢?

《周礼》中有两处明确记载三等授田的亩数。一处是《地官·大司徒》：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另一处是《地官·遂人》：

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 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除此之外，还有两处是根据三等授田而规定了各家应服劳役的人数。一处是《地官·小司徒》：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另一处是《夏官·大司马》：

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这四处都没有谈到“换主易居”的制度，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周礼》中的三等授田制已经越过了在各家之间定期重新分配耕地的阶段。那末，它和云梦秦简中的授田制是否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呢?看来也不是。因为书中对乡遂都鄙的授田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这与云梦秦简的授田制显然不同。我认为，《周礼》的三等授田制正相当于“爰田制”的历史阶段。农民分配的份地，按照土地等级不同，有的没有休耕地(莱田)，有的有休耕地，这体现了“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的古老传统。但耕地一经分配之后，就不再定期重分，而是由各家“自爰其处”了。

上引《周礼》中有关授田的四处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大司徒》、《小司徒》和《大司马》的授田对象都以“家”为单位，而《遂人》则以“夫”为单位。(二)《遂人》提到余夫授田，而《大司徒》、《小司徒》和《大司马》则不提余夫授田。这种差别，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

我们知道，《周礼·大司徒》和《遂人》分别有两个行政系统《大司徒》：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而《遂人》则是：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正确指出，《大司徒》的乡党系统是六乡比伍之法，《遂人》的邻里系统则是六遂比伍之制。如果说，《大司徒》的乡党系统还带有明显的血缘关系的痕迹的话，《遂人》的邻里系统则已经是摆脱了血缘纽带的地域组织。为什么乡遂的行政系统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共同体组织不同：六乡是国人居住的地区，他们是统治族，长期保存着宗法制度，父家长制的家庭公社尚未解体；六遂则是被征服族野人居住的地区，他们由于无宗法，家庭公社已经被农村公社所代替。

从历史发展的顺序说，家庭公社早于农村公社。世界上有一些文明民族的农村公社，就是在家庭公社解体以后才形成的。中国古代的情况则不完全一样。由于各部落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征服族为了统治的需要而推行一整套宗法制度，商周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曾经长期并存，这是中国古代共同体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22]。

《周礼·大司徒、小司徒、大司马》讲的是国人的授田，而国人还保存着家长制的家庭公社组织，所以他们的授田都以“家”为单位。《遂人》讲的则是野人的授田，由于野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已经解体，农村公社是由个体家庭所组成，所以他们的授田只能以成家的“夫”(“夫家”)为对象。不论国人或野人，都不是计口授田，而是根据各家人口的多寡分配不同等级的耕地。《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银雀山竹书《田法》所记载的上家、中家、下家食口人数，正与《小司徒》相合：“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23]所谓上地、中地、下地，究竟有没有具体的区分标准呢?我们过去并不了解。而《田法》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珍贵资料：“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太上与太下相覆以为率。”也就是说，区分上田、中田、下田的标准是每亩的平均年产量。它们之间，亩产量大致相差三分之一左右。按照三等授田制的规定，上家授上田百亩，中家授中田二百亩，下家授下田三百亩。但上田不必休耕，中田每年要休耕三分之一，下田每年要休耕三分之二。这样一来，不论上家、中家、下家，实际耕种的都是百亩左右。上家岁收二百七十石，中家岁收二百石，下家岁收一百三十石。但上家食口多，中家、下家食口少，所以实际上每人平均口粮大致不会相差太多。

所谓“余夫亦如之”，以往治《周礼》的经解家大都认为一家之内，除正夫授田外，余子也同样授田。但这里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余夫授田的亩数也如同正夫，那么一家之内余夫和正夫授田还有什么区别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从孟子所说的“余夫二十五亩”来找出路。金鹗《求古录礼说·井田考》对此曾有论述：

窃谓子弟必三十有室，乃为余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丁众成家，方授其百亩之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此羡卒即余夫也。余夫可为卒以田猎追胥，必非幼弱所能。羡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亩之田可知矣。

金鹗指出余夫并非泛指子弟而须是有室者，这个意见比起其他人来是前进了一步。但他认为有室的余夫授田二十五亩，俟其丁众成家方授百亩之田，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所谓“余夫二十五亩”之说，只见于《孟子》，我们在其他先秦文献中并没有见到这样的记载。孟子自己谈到农民家庭时，有时说“五口之家”，有时说“八口之家”。“八口之家”食口多，除正夫之外，无疑会有余夫，可是他们和“五口之家”一样，同样也是治“百亩之田”。银雀山竹书《田法》在谈到上家、中家、下家的食口人数之后，接着说：“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半作也就是半劳动力。《周礼·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食口人数和负担力役的人数不一样，就是因为老幼和半作可以减免。《小司徒》和《大司马》所说的“可任也者”、“可用者”，无疑也应包括全劳动力的正夫和余夫在内，可是它们都没有谈到余夫授田。如果余夫普遍授田的话，各家的份地实际上都会大大超过百亩这个基本数额。而且，授上田的上家人口多，余夫也多，倘若余夫授田，上家拥有的耕地将比中家、下家多得多，这也违背了授田制“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的基本原则。所以，我怀疑《遂人》所说的“余夫亦如之”，并非一家之内的余夫另外授田，而可能是指凡成家而另立门户的余夫，其授田亦如正夫。《遂人》授田以成家的正夫为对象，但野人不像国人那样保留家长制的大家庭组织，余夫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成家立户，对于他们的授田当然应该作出规定。

还有一个问题：国人有无助耕公田的负担?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历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野人要助耕公田，国人则只负担军赋。但我们知道，周天子的王畿有藉田，藉田也是借民力助耕的一种公田。孔子说：“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24]《*[（左下）訁+戈]簋》铭云：“王曰：*[（左下）訁+戈]!令汝作司土(徒)，官司耤田。”[25]可见国人原先是要为藉田提供无偿劳动的。孟子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26]照此看来，孟子并不否认西周国人也助耕公田。那末他为什么又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呢?原因就在于藉田废止以后，国人只负担军赋而不再助耕公田了(至于力役，则不论国人、野人，都是有的)。《国语·周语》说周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如果宣王所废除的仅仅是藉田的仪式，那是谈不到“困民之财”的。很可能，他是把公田分给国人而采取征税的办法。王畿藉田废止以后，其他诸侯国的藉田也相继废止，因此到了春秋时代，我们已经看不到国人助耕公田了。

四、土地私有化的第一种途径：公社农民的

份地变为个体小农的私有土地

马克思说，私有制的性质“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27]在考察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过程时，我们应该区别劳动者和非劳动者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

公社农民的私有制就是劳动者的私有制。从公社农民的份地变为个体小农的私有土地，这是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第一种途径。

早在西周末年，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成为公社农民的私有财产。《诗·小雅·十月之交》：“彻我墙屋，田卒汙莱。”《诗·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这种怨声，正反映了房屋和园地已成为农民私有财产的现实。园地的私有化之所以早于耕地，不仅因为它是房屋的附属物，而且与它栽种的作物有关。因为园地如果栽种果木，从栽种到结出果实，生长周期长，这就很难像大田那样经常定期重新分配。《墨子·天志下》说：“今有人于此，人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可见春秋时代场园的私有是得到官府的保障和社会的承认的。到了春秋末年，由于公社土地所有制解体，房屋和园地已经可以买卖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赵襄子因中牟令王登的推荐，“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弃田耘和卖宅圃并非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它表明，房屋和园地的私有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可以成为私有制从公社内部“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28]。

如前所说，从“三年一换主易居”的授田制演变为“自爰其处”的授田制，标志着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过程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爰田制下，耕地虽然仍旧属于共同体所有，但农民的份地既然不再定期重新分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于份地的占有权势必越来越牢固，以至于这些小块土地事实上变成了各家农民的世袭财产。与此同时，份地个体经营的结果，又会引起动产积累的差别。《墨子·非命篇》说：“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可见春秋时代，私有制的发展已经引起农民贫富的分化。

铁器的使用和推广，使得农民个体家庭有可能依靠全家的力量垦辟荒地，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管子·问篇》有问：“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又问：“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这种由各家自行垦辟的耕地，不同于国家授给的份地，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私有的性质，并且作为一种催化剂，大大加速了份地的私有化。由于许多农民家庭实际占有的土地已经超出原先份地的面积，这就使得井田经界日益遭到破坏。孟子在谈到井田制的破坏时说：“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漫其经界。”其实，经界不正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当时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不过是承认这一既成事实而已。井田本来是有一定亩积的，百步为亩，一夫百亩。到了春秋末年，这种亩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篇》，列举了晋国六卿所实行的亩制和税制：“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畛，而伍税之”；“[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畛，而伍税之]”；“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畛，而伍税之”；“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丗步为畛，公无税焉”[29]。晋国田制的一畛二畹，相当于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的一亩二畛。六卿制田虽然亩积不同，但比之《司马法》所说的“六尺为步，步百为亩”，每亩的面积都增大了。范氏和中行氏增加最少，以一百六十步为亩；赵氏增加最多，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六卿代表晋国新兴贵族势力，他们扩大亩积，是适应土地私有化发展的进步措施。后来商鞅在秦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杜佑说：“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力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给一夫。”[30]但据青川秦墓《为田律》的规定，一亩二畛，每畛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则每亩面积应为四百八十平方步。《为田律》的规定是商鞅遗制，或是后来在商鞅改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亩积，不得而知，不管怎样，秦国也和三晋一样，是进行了亩制改革的。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沿袭古老的传统，都还在实行授田制。《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一廛是包括宅居在内的百亩之田。《吕氏春秋·乐成篇》载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说明魏国在战国初年还按土地美恶实行分等授田。但这时农民的份地已经不再定期重新分配，所以魏国除了邺这个地方因为田恶，各家授田是二百亩外，其他地方的授田则都是一律百亩。商鞅在秦国招徕三晋之民，“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31]，也是通过国家授田来开垦荒地。对于战国时代授田制的性质如何认识，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关键。云梦秦简出土以后，有些学者根据秦简《田律》和《魏户律》的有关记载，认为从战国到秦土地仍属国家所有而尚未成为私有财产。我们觉得这种看法可以商榷，因为它忽视了授田制的历史变化，而且无法解释占支配地位的土地国有制，怎么会在秦朝灭亡之后一下子就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

一般说来，私有权的确立需要由国家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承认，但是私有制作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其形成却早于私有权的确立。马克思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32]我们固然应当重视私有权确立的法律形式，但是决不可把这种法律形式同私有制的现实形态混淆起来。战国时代授田制的存在只能说明，当时国家还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而农民对份地的私有权还没有最后确立。但是，就现实经济关系而言，份地已经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而不能说是国有土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战国时代农民对份地的稳固占有，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法律的保护。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33]战国时代农民的份地，就具有这种私有财产的性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

盗徙封，赎耐。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顷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

私自移动田界，要判处赎耐的刑罚，可见农民对份地的占有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封”的初义是用树木划分氏族部落之间的疆界。我们从西周金文中可以看到，采邑之间的地界最初也是以植树来表识的。如《 人盘》铭文：“自 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以陟，二封，至于边柳。”当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耕地还要定期重新分配时，各家的份地之间也有地界，但并没有必要用封土来作标志。可是当份地由各家“自爰其处”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汉书·地理志》说，商鞅“制辕田，开仟佰”[34]。仟佰代替了原先井田的经界，各家份地之间的地界则由封土来表识。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云：

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及发阡陌之大草。

亩与亩之间有陌道，顷与顷之间有阡道。一顷百亩，大体上正是授田制下农民所分到的份地。阡道广三步，置立封埒，作为各家份地之间的疆畔。封是土堆，埒是连接封土的田埂。《周礼·地官》有“封人”，孙诒让引崔豹《古今注》说：“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也。画界者，于二封之间，又为壝埒，以画分界域也。”[35]份地之间设置封埒以为疆畔，是土地私有化的产物。秦律禁止随便徙封，一方面是防止农民扩大耕地面积而不纳税，另一方面是不允许侵犯农民的份地，具有保护农民土地财产的性质。

其次，战国时代农民的份地已经可以由子孙后代继承，既不需要像从前一样在公社内部定期重新分配，也不必在年老或身死之后归还国家。《汉书·食货志》在叙述爱田制时，虽然有“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这样的话，但事实上，我们在先秦文献中从未发现有归田的记载。这是因为定期重新分配耕地的制度废除之后，授田农民即使到了六十岁，也不必把份地归还国家，而可以把它转让给应该授田的儿子。所以李悝在魏国作尽地力之教，根本就没有提到归田的问题。商鞅招徕三晋之民，“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这些来自三晋的授田农民，可以享受三代免除赋役的优待，同样也不存在归田的问题。

再次，战国时代农民的份地已经可以自由处置乃至买卖。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解体之前，公社农民虽然也有发生逃亡的事情，但他们对土地是不能随便处置的。但战国时代，农民弃田耘、卖宅圃已经成为常见的现象。如前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当时一些法家之所以反复强调要“令民归心于农”，就是因为担心“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36]。农民可以随意弃置土地，是土地兼并产生的重要条件。《商君书·错法篇》说：“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我们固然不能把战国时代刚刚产生的土地兼并现象估计过高，但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则是事实。土地买卖也同样如此。赵括以“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且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37]。论者或以为这是个别例子，不能说明当时土地已经私有化。其实，赵括买田的例子是很有代表性的。土地买卖在战国时代确实还不普遍，但也不能说是个别现象。更重要的是，土地买卖的现象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并不是一回事，土地买卖要以土地私有为前提，而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并不一定要以土地买卖的出现为条件。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赋税制度的演变来考察战国时代份地的私有化。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赋税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助耕公田转变为计田征收租税。管仲在齐国“相地而衰征”[38]，即按照土地之美恶及收获多少定征赋之轻重。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开始“履亩而税”[39]；至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军赋也实行计田征收。秦国在简公七年“初租禾”[40]；至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41]，同样也是按照占有土地的数量征收赋税。计田征税，意味着国家对农民土地财产的承认。云梦秦简《法律答问》：“部佐匿诸民田，诸民弗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何为?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可见农民占有的土地，只要承担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义务，法律就承认它是“民田”。

总之，战国时代一些国家所实行的授田制，已经不同于春秋以前的授田制。春秋以前，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国家通过公社授田，主要是保证公社农民有一块份地，土地公有和私有的二重性是很明显的。战国时代，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已经解体，广大个体小农被编制在乡里什伍组织之中。农民从其先辈继承下来的份地，已经成为他们的私有土地。一些国家虽然还继续推行授田制，但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和强制农民开垦荒地。因此，对于战国时代授田制所实行的范围以及它在各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有恰当的估计。商鞅说三晋的许多农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42]。孟子批评梁惠王：“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43]可见当时有的国家已出现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而这种现象显然与授田制的废弛有关。苏秦就曾经叹息：“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44]即以秦国来说，虽然授田制维持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否普遍推行，各家授田的亩数是否一样，都是值得怀疑的．云梦秦简《田律》规定：“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从简文的意思看来，农民所受之田可能不止一顷，而且各家受田亩数也不尽一致。国家规定农民的土地无论是否垦种，都要缴纳刍稾，其用意很明显在于强制农民僇力本业。但《汉书·贾谊传》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贾谊是汉初人，他的话应该可信。如果秦国普遍推行授田制，这种现象是不应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云梦秦简抄录的《魏户律》规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这项规定对于秦国应该同样适用。赘婿既然不能分到土地，倘若农民普遍都能授田，大概不会有人愿意去当赘婿。而贾谊所说的情况，恰好证明即使在秦国，也有许多贫苦农民并不能从国家那里分到土地。 五、土地私有化的第二种途径：田邑

转让、军功赏田和私田的垦辟

西周的分封制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把西周的分封制说成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固然很难令人首肯，但把它简单归结为一种原始的部落殖民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西周分封制并没有改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关系的基本准则，受封的各级贵族对封土只有占有权而没有所有权。但是，既然土地占有被赋予合法的规定，私有制的因素就一定会对它产生影响[45]。考察采邑主的土地占有权怎样转化为所有权，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西周的分封制包括封国和采邑两类封土。周天子以土地最高所有者的身份，在王畿之外分封许多诸侯国，同时在王畿之内分封卿大夫采邑。诸侯在封国之内也同样分封卿大夫采邑。封国和采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46]的国家，而后者则是带有禄田性质的封土。《左传》昭公七年记楚芋尹无宇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可见诸侯和周天子一样，是拥有土地和人民的统治者。所以当周室东迁，周天子作为全国土地最高所有者的地位已经动摇时，各诸侯国的土地最高所有权便落到了诸侯手中。春秋时代，各国国君随意赏赐和交换田邑的现象相当普遍。如《*[素+命]*镈》记齐侯赐*[上陶下革]叔“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47]；《左传》隐公八年载：“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赏赐和交换的土地是国君的私有财产，因为后者之所以能够随意支配这些土地，是与他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身份分不开的。

采邑主对于封土只有占有权而没有所有权，这一点从西周到春秋基本上没有变化。《大簋》铭文记载，周王把 睽的采邑转赐大，睽不敢违抗，只能说：“余弗敢婪。”各诸侯国的公室把一些贵族的采邑收回或转赐他人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左传》成公八年载，“晋讨赵同、赵括”，“以其田与祁奚”。《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论语·宪问篇》说，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吕氏春秋·异宝篇》说，楚令尹孙叔敖临终，戒其子曰：“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受封美地?因为他深知采邑的得失与政治变动有密切关系，越是美地，就越容易被削夺而不能长有。采邑所具有的这种政治色彩，表明它尚未摆脱亚细亚财产形态的基本特征。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采邑主对封土的占有权，在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过程中并非毫无意义。采邑虽然不能说是采邑主的私有土地，却可以说是后者重要的财富。在实际生活中，采邑主是可以像处置其他财富一样来处置自己的田邑的，包括赏赐、赔偿和交换。

赔偿的例子，如《曶鼎》记匡季因为抢了曶的十秭禾，被曶告到东宫那里，结果用“田七田、人五夫”赔偿，才了结这场官司[50]。

交换的例子，如《格伯簋》：“格伯受(授)良马乘于倗生，厥贮卅田，则析。”[51]这是以四匹马交换三十田。又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卫盉》：“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52]亦即用十田交换价值八十朋的瑾璋。

田邑可以用来赏赐和赔偿，论者大都没有不同意见。至于用来交换，看法则有分歧。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铭文刚发表时，我曾提出《卫盏》的“贮”字，当如杨树达对《格伯簋》的考释，读如“贾，即今价值之价”[53]．此说为一些学者所赞同。在我读到的有关文章中，似乎只有唐兰先生和王玉哲先生持异说[54]。唐先生释“贮”为“租”，认为矩伯是把田租给裘卫。王先生释“贮”为“赋”，认为是裘卫得到矩伯的赐田，以瑾璋作为贡赋献给矩伯。唐、王两位都是对古文字学和先秦史造诣很深的学者，他们的意见应受到尊重。但我考虑再三，仍然觉得《卫盉》的“贮”字以释“贾”为妥。

“贮”可以释租。我曾经认为，《五祀卫鼎》的“贮”字涵义和《卫盉》的“贮”字不同，前者记井伯等人问邦君厉：“汝贮田不?”厉回答说：“余审贮田五田。”这里的“贮田”似可作为租田理解。我之所以作这样理解，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一)“贮田”的“贮”字是动词；(二)在转让土地的过程中，裘卫并没有付给邦君厉什么代价；(三)《卫盉》铭文最后有“受田”词句，而《五祀卫鼎》没有。但这种解释有一个弱点，正如唐兰先生所指出，《五祀卫鼎》和《卫盉》“这两件器物，制作出于一人，制作时间前后仅隔两年，所记内容又都是土地问题，如果把所用的同一个贮字作两种解释，恐怕是不恰当的”。唐先生这个意见值得考虑。但他把两器的“贮”字都解释为“租”，也很难说得通。因为“舍”字在金文中屡见，是给予的意思，从《卫盉》铭文“其舍田十田”和“其舍田三田”的语气看来，不可能是出租土地。赵光贤先生认为，《五祀卫鼎》和《卫盉》的“贮”字都应释“贾”，意即交易[55]。这个意见虽然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上面所提到的疑惑，但应当说是比较恰当的解释。虽然从理论上说，只要有土地交换，就可能有土地租让(不是租佃制的出租)。但《五祀卫鼎》记载土地转让时，要确定地界，并由司徒、司马、司空三有司在场监督履行手续，这应该不是租让土地而是交割土地。

“贮”也可释“赋”，但裘卫诸器的“贮”宇很难解释为贡赋。首先，我们从铭文的内容，看不出矩伯庶人和裘卫之间以及裘卫和邦君厉之间有上下级的关系。《卫盉》记矩伯两次“舍田”，都与索取价值若干朋的物品有关；特别是第二次的“舍田”，并没有提到“贮”。而裘卫受田，又是在矩伯取得物品之后，并不是在这之前。从这个过程看，很难说成是矩伯赏赐裘卫田，后者以礼物作为贡赋报答。其次，《五祀卫鼎》的邦君厉如果是因为没有履行贡纳义务，而被裘卫告到执政大臣那里，执政大臣似乎没有必要命令司徒、司马、司空三有司勘查地界；尤其是让邦君厉交还裘卫一田，更不可解。

这里顺便谈一下《九祀卫鼎》的问题。《九祀卫鼎》的铭文没有“贮”字，但同样也提供了土地交换的史实。矩从裘卫那里要了一辆车和一套车马饰，后者又送给矩姜“帛二两”。作为报答，矩把自己的采邑林 里赠送给裘卫。由于林 里有一片林地属于颜家，所以裘卫只好又送给颜家一批礼物，才得以接受这个采邑。有的学者认为，这片林地并不属于颜家，只是因为颜氏担任林 里的里君，没有他的许可，林地的交易就做不成，所以裘卫要给颜家贿赂。我认为这种解释也值得商榷。矩伯既然是采邑的主人，很难设想不是由他而是别的人行使采邑的管辖权。金文中有关采邑转让的事例不少，这种转让有时需要得到国王的认可并受大臣的监督，但我们还没有发现明确记载要由里君许可的例子。如果里君有这样大的权力，而且他管辖区内的林地都以他的姓氏为名，那末林 里为什么不叫颜里呢?再说，如果林地并不属于颜家，用得着给颜姒以及颜家的管事都送礼物吗?

西周的田邑可以用来赏赐、赔偿和交换，表明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从裘卫诸器和其他一些西周青铜器所记载的土地转让的事实看来，贵族采邑土地的私有化，比公社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开始得早。采邑主对于田邑虽然只有占有权，而不是所有权，但在实际生活中，那些被用来赏赐、赔偿和交换的土地，一经转让之后，就意味着脱离了原来的采邑，而成为新的主人的私有土地。如前引《卯簋》荣伯赏赐卯的 ，《曶鼎》匡季赔偿習的田七田，《卫盉》的矩伯与裘卫交换的田十田，在转让之后，就不再是荣伯、匡季和矩伯的田邑，而变成卯、留和裘卫的私田了。《九祀卫鼎》的林百里是矩伯的采邑，但采邑之内有一片林地却又属于颜家，这片林地很可能也是早先矩伯把它转让给颜家的。这种情况说明，土地的占有权和所有权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采邑还不是采邑主的私有土地，但是通过零星的分割转让，它又会不断分化出许多私有土地来。

既然西周的土地可以转让，是否可以认为“田里不鬻”的原则对于西周就不适用了呢?我们认为还是适用的。土地可以转让，表示土地已经开始私有化，但这与土地买卖并不是一回事情。裘卫诸器和《格伯簋》所反映的土地交换，还带有互相馈赠的性质，并非商业行为的土地交易。《左传》襄公四年记魏绛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晋国用货物交换诸戎的土地，并不是一种土地买卖。裘卫诸器的“贮(贾)田”，与晋国的“贾土”可以说有些类似。《卫盉》和《五祀卫鼎》的土地交换都是在执政大臣的干预下完成的，邦君厉本来打算“贮五田”，而井伯等大臣只许他转让裘卫四田，这也说明，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这种古老传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代，大小贵族的私田急剧增加，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田邑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左传》中有不少“取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室”作为家庭财产的代称，包括田邑、财货、器用、牲畜和奴隶。而田邑一项，除了分封的采邑之外，也包括一部分私田。《管子·问篇》有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可见贵族官吏开辟私田以益家邑，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自行垦辟的私田，最初不用承担贡赋的义务，所以有的公室就在整顿田界的借口下想方设法予以没收。《左传》襄公十年载，郑国“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司氏等人所丧的土田，当即是釆邑之外的私田。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毕竟是不可抗拒的，奴隶主公室终于不得不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实行履亩征税。春秋战国之际各国所实行的赋税改革，其涉及的范围并不限于公社农民的份地，也包括采邑主的土田在内。

春秋末年，还出现了不同于采邑的另一种赏田。《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伐范氏、中行氏，誓师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里所说的“士田十万”，已经不是以井田经界的“田×田”为单位计算，也不再具有禄田的性质，它为战国时代的军功赏田开了先河。《战国策·魏策》说，公叔痤为魏将有功，魏王赏之田百四十万。由于他的奏请，魏王又“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这种军功赏田制度不仅使有些贵族增加了大量私有土地，也为一些平民提供了获得土地的有利机会。《荀子·议兵篇》说，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商君书·境内篇》载，秦国士兵“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这些有军功的士兵，其占有土地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当时一般农民的授田数额。

有的学者根据《韩非子·诡使篇》所说的：“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认为军功赏田在战士身死之后，要由国家收回。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能成立。韩非所说的情况，可能是指有些阵亡战士的田宅被人侵夺，而并非指军功赏田在战士身死之后要收回。因为一般授田农民的田宅尚可由子孙继承，而有军功的战士身死之后田宅却要收回，以至于无宅容身，这是很难说得通的。这与军功赏田制度用意在于使“富贵之门必出于兵”[56]的精神也是相违背的。云梦秦简《军爵律》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法耐迁者，予赐。”这项法令明确告诉我们，从军有功应授爵和得到赏赐的将士，如已经拜爵但还没有来得及赏赐而身死者，仍应给予赏赐。可见所谓将士身死之后军功赏田要由国家收回的说法是一种误解。王翦在出征前，多请田宅以为子孙业，也说明军功赏田可以传之后代。有的学者认为王翦所请是变非永业赐田为永业的一种例外要求，这种解释并不符合事实。我们不妨看一下《史记·王翦列传》的有关记载：

王翦行，请关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