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质询技巧范文
时间：2023-06-16 17:37:3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辩论质询技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1正反方、评委及观众在传播中各自的角色
要完成一次基本的传播活动,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在一场辩论赛中,通常由正反双方辩手、评委和观众组成。对于究竟辩论是如何成为一项传播活动,而辩论赛中的主体又是如何与传播的要素发生相互联系的,将是笔者希望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一场辩论赛的比赛部分,正反双方的辩手既是主动发出讯息的传播者、又是讯息的接收者和反应者,构成一个传播——反馈机制。辩论的双方在辩题所要求的讨论范围内,将自己对于概念的理解、对于社会问题的认知、对于辩题的价值判断通过陈述、反驳、质询的方式输出给对方辩手,而对方辩手则通过倾听、记录、回应等一系列程序对于对方的观点提出反馈意见,在这一连串的互动活动当中,双方进行意义交换和共享活动,并借此加深对对方的理解。正方和反方由于立场的限制必须在辩论场上针锋相对,但就正反双方与评委和观众之间的传播过程而言,正反双方不是分散地将各自的观点传播给评委和观众,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而非对立的。例如,正反双方对于同一个公共议题的不同角度的阐释,提供的是两种对于此议题的看法,正反双方在交流和辩驳的过程中不断地迫使对方更加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论点,这也使得作为受传者的评委和观众能够完整、全面地理解此公共议题。正反双方是通过对抗性的传播方式相互合作以共同达成认知自我、阐释问题、探讨真理的目的。正反方传播给评委与观众的讯息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知识性的内容,二是价值性的判断。知识性的内容是包含专业术语、相关理论及信息资源等中立的客观的资料,其目的是为了使受传者获得知识上的增进和视野的拓宽;而价值性的判断则是通过发表某一看待人生哲学问题的角度,以使受传者获得价值上的启发和感染。通过上述传播过程我们发现,辩手与观众和评委之间,是通过交流意义进行互动和传播的。传播学中的意义,是指人对自然事物与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m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士强调,传播即观念或意义(精神内容)的传递过程。因此,传播时所进行的符号交换过程,实际上是意义建构和共享的过程。辩论赛作为一项口语传播活动,正是通过符号来交流、交换意义并建构意义共享空间的过程。
1.2定义一共通的意义空间
定义一般是在辩论赛的第一个环节一立论中提出的、对于辩题中涉及到的概念的内涵和语词的意义进行的简要而准确的描述。对于不同赛制的辩论赛,定义权的归属也有所不同。在奧瑞刚赛制当中,正方拥有强制定义权,即双方必须根据正方的定义进行辩论。而在传统辩论中,双方共享定义权,正反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己方的立场对于概念和语词做出倾向性的理解。由于传统辩论当中主办方很少限定辩题背景和概念解释,因歧义、含混或专业术语等的存在导致不同的概念理解时有发生,所以传统辩论中的对于定义的讨论在整场比赛中占据尤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本文以传统辩论为例对于辩论赛的定义环节进行讨论。先来看一个例子。在2001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决赛中,正反双方针对“钱是不是万恶之源”的辩题展开辩论。正方对于“万”字的定义是种类繁复、数量极多,反方对于“万”字的定义是全部、一切。在正反双方交锋的第一个阶段,反方一辩就向正方提出质疑:“世间上的恶可是成千上万,难道用单一的钱就可以解释所有的恶吗?强盗杀人放火也许是为了钱,但难道今天家庭暴力、虐待儿童甚至种族大屠杀都是为了钱吗?”,而正方二辩为了维护己方对于“万”字的定义也提出了如下说法:“他们(对方辩友)告诉我说’《辞海》中万是一切,可是我方也查过《辞海》,无论是《辞海》、《辞源》,还是《说文解字》,万从来就没有一切的意思.其实钱是万恶之源,就是说钱能够产生数量极多,而且品种繁复的恶行。”由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一般情况下在双方正式开展辩论时第一个任务就是“确认定义”,一般由双方的二辩完成,这个环节的目的在于双方就对方立论当中所提出的定义进行再确认,并通过质询的方式厘清概念的内涵、外延,承担此工作的辩手一般被赋予两个任务,一是寻找与对方定义的共识,并确定下来;二是针对双方理解有分歧的部分,向对方和评委解释为什么己方的定义是更有意义的或是更容易接受的。上文提到,辩论赛为辩手双方与评委和观众构建意义共享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对定义的讨论和共识的达成,其最大的作用便是扩大传播双方的共通的意义空间。意义交换的前提是交换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所以定义与达成共识的环节是打通对于含混、多义、暧昧的语言符号的理解,是整个辩论传播活动的基础,只有建立在共通的意义空间之上的辩论,才是有意义的辩论。如果双方对于辩题中的语言符号的解读并不相同,而双方又没能在最一开始找到分歧并充分讨论,那么整场辩论赛将会陷人不知所云的争论中,双方只能讲自己准备好的辩词念给对方辩手以及评委,这样完全丧失交流、互动的辩论活动由于根本无法进行意义交换而使得辩论比赛成为一场演讲比赛或者是辩论秀。
1.3规则——最大程度上消除传播障碍
辩论赛作为一项竞技活动,规则是其必不可少的一环。不同的赛制规则各异,但经过笔者分析,得出共通点如下:时间的限制。辩论赛规则对于每一位发言的辩手都有时间限制,并明确指出“时间用尽两次铃声提示,发言必须停止”,并且,时间限制对于正反双方同样适用,正反双方每一个环节的发言时间都是对等的。在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辩论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对方讲话滔滔不绝插不进话而失去表达机会,经常会遇到自己的发言由于被别人打断而中断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由于年龄、身份、性别、个性、职位等的不同而无法保证传播主体在地位上的平等,而辩论赛的时间限制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平等的条件,让阻碍平等沟通的因素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减少到最小。质询环节的设置。质询是辩手对于对方辩题所提出的任意一个概念、论点、论据展开的询问。一方只能问,一方只能回答,且盘问方有权力终止答辩方的回答。质询是一个剥开对方对概念和语词的华丽包装以便更直接、深人地探讨问题的环节,之所以要赋予质询方以主动性和打断权,则是为了保证整个问答过程按照质询方的意图进行。由于无法规定答辩方必须直面回答问题,所以只有赋予质询方主动权,才有可能避免答辩方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蒙混过关或逃避问题。因而质询环节的设置,是最大程度上避免语言符号的多义性和模糊性造成的传播过程中的障碍,并在程序上限制辩手必须讨论质询方提出的问题,不跳出辩论的核心范围。综上,我们发现,辩论赛的规则设置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双方有平等的交流平台,并且在各个环节上都试图尽量减少语词的含糊性以及辩手的恶意逃避所导致的传播过程的中断,因而规则的设置是辩论赛区别于非正式辩论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辩论赛作为一项对抗性传播活动能够保证其传播效果的重要基础。
2结语
篇2
一、审前程序改革的主要内容
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就是在现有司法体制下，建立一种高效的审判运作机制。而这种运作机制，其实质主要从程序入手。因为审判方式在内容上，会涉及到法官个体的审判技巧和艺术，而这些个性内容是很难成为法官共同的审判方式的。因此，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便首先放在程序上的改革。而在程序上的改革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庭前证据交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8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在审判实践中，有几种情形在庭前交换证据有利于提高庭审的效率。1.当事人多的案件，如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由于涉案当事人多，其当事人的身份等基本情况应当在交换证据时就予以核实。这样可避免在开庭时，因核实当事人的身份占用庭审的时间。2.已经有了鉴定报告，需要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报告进行交换。通过当事人双方对鉴定报告的质证，双方无异议，其鉴定报告可直接作为案件的证据。当事人对鉴定报告有异议，又有较为充足的证据且符合法律的规定的，应当准予当事人重新鉴定。如果当事人仅对鉴定报告中一些瑕疵提出质疑，可在庭审中通过鉴定人的质询和其他补救措施解决的，可在庭审中有针对性的解决。这种情形可不再重新鉴定。3.进行庭前证据的交换，可以使证据多的案件通过证据的交换和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对无争议的记入笔录，这样既可以锁定证据，又可以使这些证据不在以后的庭审中再行举证、质证，为庭审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庭审的效率。4.通过庭前证据的交换，对于一些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法官可以尽早理清法律关系，为以后对庭审的设计奠定基础。同时也是法官预先发现主体是否得当，是否有错列、漏列当事人等程序上问题的好时机。
（二）简易案件的直接开庭
“直接开庭”，又称为“一步到庭”，其实质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指法官不调查，按所确定的开庭时间，直接进行庭审的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对占民事纠纷案件80％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作了大胆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除下落不明的公告案件、涉外案件、集团诉讼案件、重审、再审案件、案情疑难复杂案件等几种类型案件外，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及时开庭。在送达起诉和应诉通知书时即确定开庭时间，如当事人双方能及时通知到庭的，也可以在当天立案当天开庭。3.告知双方当事人有答辩的权利，也可以书面和口头在法庭上答辩。开庭后，确需要答辩的可以延期审理。4.在送达起诉和应诉通知书同时，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至开庭前。
直接开庭的实践，提高了审判效率。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15日答辩期限，不应适用于简易程序，但现行法律未作规定。2.在送达上，电话记录、短信息通知当事人应有法律约束力。3.简易案件的划分应采用普通程序案件排除的方法来划分。4.简易程序审理的规范运作机制，应进一步完善。
二、庭审的层次和重点问题
案件的庭审应当遵循一定的层次进行，这样才能做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有了条理和层次，庭审更加有序，对庭审功能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对案件庭审进行层次划分有没有规律呢？应当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如在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般应当审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婚姻的基本情况；二是夫妻发生矛盾的情况；三是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情况。这三个方面问题就是在审理离婚案件中一般应当审理清楚的案件事实。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于同一类型的案件，庭审有其共同的层次结构。二是在审理过程中，对每一法律事实的审理应当遵循时间的先后次序和事件发生、发展、结果的先后次序进行审理。三是庭审是从单一证据到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一组证据证明某一事实再到若干组证据证明整个案件事实的过程。但是庭审仅仅依靠案件审理的层次结构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层次仅仅反映了案件庭审的一般规律，而每个具体案件有其自身的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正是本案当事人争执的关键问题。因此，法官在庭审时既要重视庭审的层次，又要找出双方矛盾的焦点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其庭审功能，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往往不止一个，而有几个。因此，法官在归纳焦点时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确系当事人争执的主要问题；二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问题；三是所归纳的焦点应有一定的概括性，在审理时给法官和当事人一些自由的空间；四是正确处理好焦点与案件整体事实的关系。有时焦点问题与该案的案件事实层次是一致的，有时又不一致，这时如何办呢？这就要看双方对焦点以外的案件事实有无争议，有无案件证据加以证明。如有证据证明且双方无争议，法官可直接确认，无需庭审。但是如有争议就必须进行审理，否则连案件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无法裁判。因此，在强调以当事人主义为主、法官职权主义为辅的庭审制度的今天，法官对一些需要查明的事实，仍应当主动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才能达到庭审的目的。在庭审中还应当注意发现各个焦点中最重要、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它是纠纷发生的主要症结。庭审的重点就是要放在最重要的焦点上，把主要焦点审清，才能使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事实更明确，使案件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
庭审层次和重点体现了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有待于司法观念的更新。即庭审过程是对证据进行审理，通过采信的证据得出案件事实，该事实不等同于案件的客观事实。民事案件审判的目的应当是解决矛盾，而不是去发现矛盾。通过审判最终调整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达到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实现法的公平正义价值的目的。
三、证据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民事案件的庭审就是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通过法官采信证据反映案件法律事实的过程。因此，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如何运用证据规则进行庭审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庭审中证据的运用制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运用证据规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证据时限制度。证据时限制度的设立，无疑为提高审判效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2条至第36条都是规定当事人举证的时效制度的。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人民法院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举证期限。只要当事人不提出延期举证和书面答辩请求，人民法院便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及时开庭审理，甚至于不要举证期和答辩，均可开庭。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必须在举证时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同时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这些规定具有强制性，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一定要严格掌握，不要随意延长举证期限。在规则中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延长举证期限是由当事人提出，且应当是因客观原因导致举证确有困难，而非是当事人意志原因。对此法院应当严格审查，然后确定是否准许。严格遵守举证时限的规定保障了庭审的及时、顺利进行，是提高审判效率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二）证明责任的分配。庭审的活动的实质就是当事人对证明对象按照证明责任的分配，运用其自身所掌握的证据进行证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证明责任是举证的灵魂，因为当事人的举证过程完全是沿着证明责任的分配来进行的。从古代罗马法明确提出的“谁主张，谁证明”到当今西方的自由心证制度，证明责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实施，使证明责任进一步明确下来。该规则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一般性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来源于德国的罗森贝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对于一些特殊的侵权损害的事实要件举证，罗森贝克证明责任分配会使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的权利难以保护，因此，对于一些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在现代许多国家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便弥补了罗森贝克证明责任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同样在一般证明责任以外作了一些例外性的规定。这就是对该规则第4条所涉及的八种特殊侵权和第6条的劳动争议案件中的部分案件的举证责任实行了证明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庭审中，一般证明对象由谁主张谁举证，提出反驳的就反驳主张举证，有举证责任倒置的按证明责任的特殊规定进行。这样法官仅是居中，引导当事人双方进行动态的举证责任分配及举证、质证，其时限限定在庭审过程中或者举证时限内。
（三）严格证人出庭制度。《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由于未规定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因此，大多数证人并未到庭作证。这就使书面的证人证言因无证人到庭接受质询，从而真伪难辨，严重影响了庭审功能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至第58条对证人作证作了些原则性的规定，这有利于规范证人作证。该规则第56条明确了《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因难不能出庭”的几种情形，除了这几种情形外，证人均应当出庭作证，否则其书面证言不予质证。证人出庭作证一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证人作证前的隔离。（2）审查核实证人身份以及告知证人作证义务。（3）证人的宣誓和保证制度。（4）对证人发问的程序。（5）证人作证笔录的制作。目前证人出庭少的原因应归结为证人保护制度和惩诫制度不够完善。对证人的保护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有所规定，但基本上是事后保护，对证人的保护应当扩展到事前保护。对证人的保护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1）证人身份保密制度，主要指较大利益争议和矛盾冲突较大的案件。（2）对证人危险的安全保护制度。（3）对证人作证的妨碍排除制度。（4）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应当要求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人预交证人出庭的经费。证人经济补偿一般包括：工资或者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生活费、住宿费、交通费。如果难以核定，也可按当地国家工作人员出差补助的标准给付误工补偿。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的具体承担方式可按照以下情形来承担：当事人所申请证人证言被法院全部采信的，其证人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如部分被采信的，由当事人分担；如未被采信的由申请当事人承担。（5）对证人的惩罚制度。证人出庭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已经有了规定，而且明确了是公民的一项义务。既然是一种义务，就应当是强行性规范，那么公民拒不出庭作证就应当有相应的法律来制裁。只可惜对于证人拒绝作证没有相应的法律进行制裁。正因为长期以来缺乏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制裁性法律规定，导致了证人拒绝出庭时对庭审造成了很大的妨碍，影响了司法公正。对法律规定可以以书面形式作证的以外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训诫、拘 传、罚款、拘留、赔偿损失的处罚。
（四）完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和技术证人出庭制度。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技术和科技领域的专业性很强，而涉及到科技问题的案件将会越来越普遍。当事人和法官对科技问题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这就为对案件所涉及的技术性专业性问题的认识带来了许多困难。为此，形成了鉴定人和技术证人出庭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9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鉴定人出庭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只有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可以书面意见代替。这里的特殊情况，应当是非鉴定人主观的，而是客观条件制约且无法克服的，否则，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由于鉴定结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当事人往往很难理解，鉴定人出庭一是给当事人解答疑难问题，二是对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这样通过质询消除了当事人的疑点，同时也使当事人从中发现问题，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鉴定人出庭与否必须由当事人作出决定，如果当事人双方都认为鉴定人无需出庭，当然可以不出庭，但只要有当事人提出鉴定人应当出庭，那么就应当在开庭3日前通知鉴定人出庭。
技术证人的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至2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这里的专门人员就是技术证人，但其费用由申请的当事人承担有两点质疑：一是技术证人的费用由申请当事人承担可能会导致技术证人作证时的倾向性。二是既然技术证人出庭是为了使事实更清楚，维护公平正义，那么费用应当按责任合理分担。
篇3
1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与意义
1.1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义大学生政治参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重大的社会意义，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政治参与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最通常和广泛意义的实现。青年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就读期间是其获得政治意识、信仰、知识、情感、能力，逐步树立政治观的过程；是掌握社会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进而成为符合主流社会政治要求的社会成员的过程［3］。其二，扩大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民主化对大学生提出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大学生群体积极的政治参与，将会带动全社会广泛和普遍的政治参与，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和民主意识，全面促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在于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之尽可能地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使国家政治体系的举措避免或减少对“公平性”的可能偏离，以提高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亨廷顿等［4］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说明政治制度化不良、政治参与无序都会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笔者认为，从另一角度讲：社会发展∝政治参与×稳定的社会政治，即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将会促进社会发展，同时产生大量的社会精英。
1.2当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国内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了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和探讨，近十年更是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然而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参与”依然是一个罕有人提及的理念。大学师生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知识相当缺乏，对于政治参与的途径、渠道、方式方法所知甚少，甚至有些根本没有听说过“政治参与”术语。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急需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着手，寻求对大学生进行相关教育和培训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各地问卷调查数据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认为当前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以下特点：其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流积极向上，同时存在政治情感冷漠。大多数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识比较强，能主动关心时事动态，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政治情感冷漠，政治兴趣缺乏，忽视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更不重视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其二，大学生政治认知与实际的政治行为不协调。尽管他们有较强的参政意向，但政治素养不高。表现出理论基础薄弱，缺乏相对专业的政治理论知识，政治认知模糊，往往在认知层面选择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差异，政治情感不稳定，政治态度不明朗，实际参与能力较低。其三，大学生政治参与动机多元化，个人本位主义趋势日益显著。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源利益分配机制对人们的价值观造成冲击和影响，造成大学生中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蔓延［5］。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积极推进大学生政治参与
与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类似，美国的社会教育、德国的政治教育、法国的公民教育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品行的教育。西方社会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法制建设、课程设置、行为参与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不断完善政治认知、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这三个政治教育中的基本概念和关系层面［6］。综合考虑，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大学生政治参与。
2.1全面提高政治参与的意识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认识到培养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责任与义务，着力加强政治参与的宣传、学习和教育，将其作为党政、团学、学工的关注议题，体现在日常工作中，落实在教学、实践、思想教育等各个环节，并逐步列为评估高校对社会贡献和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考核指标。
2.2加强政治认知、政治认同教育
从概念的辨析中，本研究认为政治参与属于行为范畴，但这些具体的行为必然受参与者的政治认同支配和政治认知左右。加强文化通识教育、丰富政治理论课程，是明确政治认知，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辨别能力，提高政治素养的基本要求。开展丰富的文史哲美伦理等文化通识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观、历史观、社会责任感，提升其政治素养与人文涵养。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巨大的潜移默化的政治教育功能，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及“位卑不敢忘忧国”等思想，可以激励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而儒家学说中的“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则体现了“以德治国”“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个具有丰富人文底蕴的人，通常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政治学角度看，该个体必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感，理智的政治认同，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达到了政治社会化的目标［7］。另外，还要强调公民责任意识，形成政治态度。公民政治参与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加入政治参与的内容，加强宪法教育，加深大学生对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义务和公民社会政治责任的认识。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的精英，更应具备现代文明的法制意识和民主精神。
2.3重视政治参与技能，培养公民政治意识
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素养，引导大学生有意识地关注时下的政治热点问题，并努力提高认识的全面性、准确性。政治体制确定以后，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手段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性和方法学范畴。政治参与涉及每个公民，要设置一些指向明确的政治参与行为学的教育环节，注重政治参与实务技巧训练，诸如行政管理的技能技巧、常用法律文书常识、信息获取与诉求传递、选举和被选举、辩论诘问与质询听证、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公务员法规等实务课程和训练，使大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政治参与的知识、程序、渠道和方法，学会合法行使权力，了解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如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合理合法捍卫利益的权力，反对社会腐败的权力，遵守法律的责任，伸张社会正义的义务，必要时应征服兵役的义务等。政治理论要结合社会实际，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怀，用民主、法制的精神，理智辩证地审视社会矛盾，客观全面地分析和判断政治问题，唤起政治兴趣，掌握政治知识，提高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
2.4营造政治参与环境
大学校园文化是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参与各项实践活动，可使大学生检验和修正自己政治思想和理论，产生新的感受和认识，不断形成自己的政治认知，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技巧，完善政治人格。大学生本着政治参与的意识深入社会，结合社会现实调查研究是很好的形式。通过调查走访，查阅资料，分析归纳，学生可以学会综合、质疑、批判、分析、创新和实证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深思熟虑，客观公正地作出政治判断，给出相应建议或反应。尽管目前大学设有军训、学习参观、社会调查、大学生村官计划、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生产劳动、勤工助学等实践教学环节，这些例行实践过程论及广度和深度是不充分的，社会和大学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学校要以培养政治参与实践的态度让大学生参与学校各项管理，关心学校的发展计划，关心社区发展情况。设立校长信箱、校长热线、校务公开日、领导接待日、后勤监督委员会等，倾听学生的诉求，提高学生的参政地位，关切校务管理的途径和方法，都是让学生在校园里践行政治参与，养成良好的习惯和理念，避免非常态的极端化做法，是对未来关心国家事务和社会公益的前期准备和锻炼。在校园内可以创建一些模拟的社会管理模式，例如辩论会、模拟施政演讲与质询会、听证会、网络交互论坛等，有意识地为政治参与锻炼服务。要引导政治意识、组织管理、行政能力、工作作风比较突出的学生骨干学习和依法实践政治参与过程，假以时日，他们将是未来的国家英才。要为其创建实践平台，发挥各种学生社团的作用，扩大政治参与面。基层民主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完善机制，调动学生热情，在校园范围内开展合理、合法、合规的团学干部和社团干部竞聘上岗制度，培养大学生发表自己的施政主张、诘问对手和上任承诺的能力，也养成接触群众、兑现承诺的习惯。这种模拟政治选举的活动，既可以锻炼有政治意向的学生干部，也可以使学生得到作为选民的政治体验和人生经验，对未来参与正式选举和被选举是一种预演和准备。
2.5发挥社会政府职能
支持和鼓励大学生政治参与应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政府和社会应当疏通信息渠道，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功能，将听证公告信息联通高校；广开参与门户，为大学生政治参与营造和谐良好的参与环境，欢迎大学生参政议政。政府的招标会、听证会、法庭庭审等涉及社会公开公正公平的形式，应向高校开放旁听，让大学生了解政府或政府机构如何行政管理，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参与的方式何为有序。长期以来，多处高校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大学生接触甚少，应当改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脱离选民的状况，社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定时按约与大学生选民沟通，如开通网络议事，以了解他们的诉求，解释他们的疑虑，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种真实体现的政治参与过程。要鼓励大学生自觉地投身政治参与，上通“天气”，主动学习领会党的政策方针；下接“地气”，积极下基层进社区，习惯与群众结合，习惯面对挑战，习惯参与竞争，习惯接受监督，习惯保持诚信，习惯恪守廉洁，习惯为民施政，习惯兑现承诺，习惯承受来自于公众的压力。使大学生树立起“我是国家未来管理者”的观念，树立起“我是国家栋梁”的自豪感。
3结语
篇4
【关键词】：工程项目；设备；采购技术；方法
1、引言
工程项目设备系统涉及面比较广，占用工程总投资比重较大，而且跨越时间较长，故做好工程项目设备的招标采购工作至关重要。采购是企业全部商务活动的起点，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的成本之源、质量之源和效率之源。设备招标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用最合适的价格采购到质量优并能保障安全、性能先进的设备。
2、招标采购过程技巧因素
通常情况下，把一个完整的招标采购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策划、招标、投标、评标、定标。1、策划就是明确招标的内容和目标，确定评标办法和招标方案。2、招标即形成招标文件和发送招标文件。3、投标就是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投标文件送达。4、评标就是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在招标会上当众开封。投标人进行陈述，并接受全体评委的质询，或者参加投标辩论。投标人退场后，全体评标人员进行分析评比，最后投票或打分选出中标人。5、定标就是在选出中标人后，交投标人，通知中标方[1]。那么对于工程项目设备的招标采购，我们在下面可以通过人员、技术和信息三方面具体阐述招标采购过程的具体事项。
2.1 设备采购人员的选调
由于设备采购人员直接参与标书的编写、质疑、评定和定标等工作，因此设备采购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了整个采购过程是否能达到合理最佳效果。首先，设备采购人员要了解各种施工
设备的性能结构，同时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施工技术要求，以便能向设备销售者提出一定的要求，并尽力争取设备能很好的应用到实际工程中去。除此之外，还应具备可根据施工条件向施工组
织者提供设备选型参考意见的水平。其次，采购人员还应有必要的外语能力。随着国际化进程日益加速，国外设备的各件技术资料，报价材料等通常无中文译文[2]。为及时准确了解技术资料和投标文件的内容，方便进行对比分析，这些都要求采购人员有较好的外语水平。最后，采购人员必须了解所需采购设备的发展动态，熟悉各种设备当前技术水平，对投标设备做出准确的把握和评价。同时，还要求采购人员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能抗拒诱惑，避免因采购人员个人素质问题造成企业的损失。
2.2 设备采购过程中的技术要素
技术要素包括招标文件的编写、评标的评价标准等。1、招标文件的编写主要包括如下：1）了解工程概况和设备使用条件，2）了解拟采购设备的技术发展动态；3）了解各生产厂家的产品性能、销售及售后服务、资信情况等，4）确定拟采购设备的基本参数及结构要求，5）确定基本参数数值及其区间。2、关于评标的评价标准：（1）评标价法：评标价法以投标报价为基数，将可以用一定的方法折算为价格的评审要素加减到投标价上去，而形成评审价格或评标价，以评标价最低的标书为最优的评标方法[3].。（2）打分法：打分法一般使用综合打分法。
2.3 设备采购过程中的信息因素
关于信息的因素把握问题，我们要大概了解以下三点：投标人信息、招标人信息、决策支持方信息，只有做好以上三点信息的把握，才可以将设备采购工作高效率完成。在确定投标人之前要对投标企业的技术水平、财务状况、工作业绩等项目进行认真的审核，对于营业执照、专业证书等文件要请投标人出示原件或副本，防止投标人弄虚作假，给招标工作带来被动影响[4]。招标人要考查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设备及需要达到怎样的效果，给投标人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决策支持方信息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提高工作效率的指标。
3、如何提高招标采购过程效能的方法
认真思考设备采购过程中的招标问题，并能理清其中的关系，做出一套较为完善的应对策略，这能有效提高采购效能。对于如何提高，我们仍按照人员、技术和信息三方面来阐述。
3.1参与招标采购人员因素的改善
在招投标采购的实践中形成了由财务、审计、监察、设备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组成的监督机制，在评标人员的选择上，注意吸收各方面的人员参加，这样，从源头上抑制了滋生各种腐败的可能，有利的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廉正建设。企业也要开展一系列的培训来提高参与招投标人员的各方面素质。随着商品的高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对设备采购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选择产品质量、性能与价格比最高的产品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招标方式可以让采购者通过厂家竞争和答辩，迅速收集信息，并全面了解这类产品信息。同时也扩大选择范围，节约调研时间和精力，降低购置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评标时也要强化民主作风和科学决策。
3.2设备招标采购技术因素的提高
严格操作程序，规范招标行为。一般来说，设备招标采购主要有五大步骤：1、建立招标小组，由主管领导，财务处、资产管理部门、采购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管理小组，由学科专家和使用单位人员组成技术小组；2、在组织招标工作前，先进行市场调研，考察投标人的资质；3、制作招标文件，邀请供应商；4、现场开标、评标、定标；5、签定购置合同，进货验收。每个步骤都有其操作标准，因此，必须精选人员、全面掌握信息、规范技术指标。建立健全采购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的监督约束机制，实施全程监督是有效管理的重要保障。实行设备采购计划管理，坚决杜绝随意购置现象。还要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制定年度购置计划，上报上级设备采购部门。除要做出预算外，购置计划还应从经济、技术性能及适用性等多方面进行论证。此外，计划制定时，充分发挥人员要素中使用单位人员的积极能动作用，由他们对本单位设备购置计划进行初审与分类。按照设备分类，采购部门可以根据使用效益预测与现有该类设备使用效益进行对比分析，在确保设备利用率的前提条件下实施总量控制，强化购置环节的管理，避免重复购置。
3.3设备采购信息因素的强化
设备招标过程中的信息要素是相互依存，贯穿全过程的。设备采购部门需要建立信息平台，及时将投标人和出标人的信息提供给对方，并随时更新相应资料，加快信息沟通。具体地说，搭建信息平台就是建立投标人信息库、专家库、招标人信用评定系统、决策评价指标体系、设备购置信息、反馈信息等。招标人信息可通过产品广告、设备展示会、工程设备目录汇编多个渠道获得；为保证招标工作的公正，在选择招标专家时应尽可能多地涉及相关领域，并按学科、专业进行分类；招标人信息主要通过年度设备购置计划和日常变动计划得到；反馈信息与决策支持信息注重用户调查和市场信息的收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信息透明，可以减少内部交易，使采购的仪器、设备等资产更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作用。
4、结语
实施设备招标采购工作是一项具体、细致而又复杂的工作，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设备仪器的不断更新，对设备采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更应对工程设备招标采购过程中的人员、技术和信息几方面因素的具体分析和改善方法的研究给予重视。
参考文献
[1] 宋慧刚 设备招标采购的评标方法应用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 （26. 3）58-62
[2]陈卫权 设备招标采购[J] 北京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国际部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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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证的概念
何谓质证，学术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质证是指“由双方当事人对证据通过辨认、言词辨驳或其它方式予以质询，以供审判人员审查真伪诉讼活动”①。有的人认为质证是“提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陈述，以解除疑义并确认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是审查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②。有人认为，质证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而论，是指在诉讼中，由法律允许质证……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等形式，从而对法官内心确信形成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而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对质、核实等话动”①。也有的人认为，质证是指“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当事人双方对法庭上出示的各种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等进行质疑核实的活动”②。也有的人认为，“质证是指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听取、核对、辩认、询问等方法对证据材料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发表意见，进行确认或提出异议的诉讼活动”③。还有人认为，“质证是指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律人在审判过程中针对对方举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和质问”。
应该说，上述定义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它们或是仅说明了质证的部分对象，或是仅说明质证的基本形式，而均缺乏从量上和质上对质证的内涵予以全面而准确的阐述。笔者认为科学的定义应当做到内涵完整，外延明确，并能使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因此，若要科学揭示出质证的内涵和本质属性，应结合质证基本构成要素来进行，基于此，笔者认为，质证是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加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公开的辩认、说明、质疑、质问和辩驳，以供审判人员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和否认的一项法律制度。
三、我国质证程序之现状考察
（一）质证程序的实践现状
质证是庭审方式改革采用的审查核实证据的方式⑤。在旧的审判方式中，审查核实证据几乎完全是法官的工作，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即典型法院职权主义。而采用质证方式后，当事人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这是非常好的一面。但由于有关质证立法不足，法官素质不高等众多原因，质证实践现状是当事人牵着法官的鼻子走，由一个极端即典型职权主义走向另一端即英美法国家古典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还暴露了其他许多问题，具体说：
1、不质即采。尽管法律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但实践中仍存在只将部分证据材料交由当事人质证的情况，如视听资料往往以没有播放设备为由不予质证；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一经宣读未经质证便确定其有效性；对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因已形成“确信”，未经质证便予采纳；质证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未经质证便予采纳属于程序上的违法行为。2、形式化的质证。在实践中也有证据材料虽在形式上经过质证，但实质上质证并不充分，也并未起到影响法官认证的作用。如证据材料虽让当事人过目，但却限制当事人发问和质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不出庭，审判人员在庭前依职权进行大量调查工作，对证据基本已形成“内心确信”，造成了“你质你的，我定我的”的后果，从而使质证流于形式。
3、无序化、简略化质证。质证活动所追求效果本来是希望通过双方井然有序地你来我往的攻击和防御，但由于缺乏一套完整系统的操作规范，常使庭审质证活动杂乱无序、程序简略化，固然有其合理因素，但因其过于简略，而导致许多实践中问题产生，从而影响了质证功能的发挥。
（二）质证程序立法现状
有关民事诉讼质证的立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规定只是解决了质证问题的法律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后来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问题》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若干规定》对质证问题作了一些补充规定①。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0条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不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原则性规定质证内容和要求，也暗示法官在质证程序中的职责是指导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质证的实际操作规程问题，对当事人而言，缺少程序保障的质证权是不完全的权利。且不说《规定》内容本身如何，单就形式而言，就有其先天不足，如刚性不足、普遍性、公开性较差等，因而仍然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四、二大法系质证程序模式之比较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证的质证程序模式，质证活动完全为当事人自由作为。法官在质证过程中始终处于消极地位，仅作为质证程序的组织者。美国是以证人证言为中心，在质证程序采用直接询问与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程序在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及庭审三个阶段中解决。传统的英国质证程序模式是典型的当事人自由主义模式，当事人的自由过度膨胀，自主控制诉讼质证程序。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质证模式能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法官正确、客观地审查判断证明材料的真伪，确定案件真实。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以职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质证程序模式，法官主持质证活动并始终指挥质证活动的进行。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的诉讼行为始终受法官控制，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质证一般实行职权询问，采用以法官为主，以当事人为辅的询问方式进行，是否实际采取交叉询问方式完全听凭法官的自由裁量。
两种模式对于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性这一根本目的，应该说有其生命力的，其优劣之分体现在不同方面。前者在展示程序正当性方面具有优势，但结果导致诉讼的拖延；后者能有效克服诉讼效率不高的弊端，但往往不能排除法官主观判断对质证程序正当性和质证效果的妨碍和影响。日本民事诉讼模式设置时就采用了结合式做法。如1996年《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2条第1款规定“证人询问顺序首先是提供询问申请的当事人，然后是其他当事人，其次审判长”①。它在大陆法系原有体系上引入英美交叉询问方式，实行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方式，看来两大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质证程序上，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利正处在一个动态分配，而且经过改革后可能会越来越有更多的共性。笔者亦赞同我国在质证模式的构建时采用这种兼容并蓄的做法。但认为如何吸收与借鉴在实践中有进一步考案，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必要。
五、我国质证程序模式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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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如何以正当程序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已经在审判实践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和紧迫，我院研究室认为及时解决和规范这一问题既是我院重视并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进一步扩大司法改革的成果。为此，我院研究室将这一问题作为专题调研课题进行了调研。在研究室的主持下召开了专家研讨会，专家们论证了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性质以及目前切实保障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我院审判人员应当转变司法理念，树立程序观念，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程序公正保证实体公正，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室对我院审判实践中存在的诸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习惯作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研、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院维权活动的开展。现将专题调研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性质及内涵
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这种权利从诉讼法的角度出发，也可以称作程序保障请求权或司法保护请求权。以往审判人员常常“重实体、轻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请求权。法院进行司法改革以来，针对传统观念和习惯做法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但这些调整和改革都未从根本上明确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关注的焦点也基本上集中在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即法院如何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律规定的程序原则的贯彻和实施上，而忽视了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程序权利）对法院审判活动行为的约束作用。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要想切实保障和落实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就必须首先明确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性质和内涵。
（一）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性质
随着社会法治化步伐的加快，各国都在不断扩充公民接受公正裁判权利的渠道，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公民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即程序保障请求权。一些国家将这种权利作为法律制度的核心并在宪法中予以规定。我国宪法虽然没有关于程序保障的直接规定，但是宪法第33条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25条关于公开审理、第126条关于法院独立审判等的规定，却可以看做是程序保障的宪法依据。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含着公民可以平等地享受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以及通过法律程序实现权利及获得权利救济的内容。而第125条和第126条就是实现第33条规定的程序保障权利的有效方式。所以，第33条、第125条和第126条的规定不仅是宪法原则，而且也是程序原则的宪法化。因此，我国程序保障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基础之上，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究其实质是宪法权利。
（二）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内涵
宪法和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具有以下内涵：
1、程序主张权。即当事人在诉讼程序开始以后，享有充分的权利就涉及实体法及程序法问题的事实和法律阐述自己的主张。程序主张权赋予当事人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就该主张提出证据并加以证明的权利，同时要求法院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主张权的机会，法院的裁判必须就当事人主张的具体事实、依据特定的法律进行。
2、程序平等权。它包括两层含义：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法院平等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所谓平等保护是指法官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应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法官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予以平等地关注，并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的观点均考虑在内。
3、程序法律行为的及时终结权。当事人享有要求法院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及时审结案件的权利。具体表现为当事人应当有权知悉个案的审理期限；如果案件延审，当事人有权询问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因为法院的原因造成诉讼迟延时，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及时审结案件。
4、对法院和法官的请求权。当事人对法院和法官的请求权可以概括为（1）要求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就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审判的请求权，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了此项权利；（2）要求法官中立的请求权。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中立，但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以及诉讼法都规定了回避制度，这是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具体化和制度保障；（3）要求法官行为理性的请求权，法官的行为必须以确定、可靠和明确的认知为基础而非随意或恣意，法官对其决定应当阐明理由；（4）要求适用法律统一、确定的请求权。这种统一和确定包括各地区、各个法院之间对相似案件处理上的偏差值在正常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基本一致，即执法原则和尺度的统一。
二、更新司法理念，强化程序意识，切实保障和维护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在诉讼法上实体公正也就是结果公正，是指法院裁判的内容正确、适当、无误，它包括案件事实认定真实和法律适用准确两方面。公正的裁判结果是法院或法官通过整个诉讼过程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结果。然而，这种理想结果的实现必须以程序公正为前提。虽然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但当事人对诉讼程序产生的不公正感和人们对程序不公正的评价却会降低人们对实体公正的信任程度，甚至动摇实体公正的根基。因此，以正当程序来保障法律的实施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是保障当事人实现法定权利的需要
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不仅是诉讼法规定的权利，而且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但是以往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的时候，常常由于不谙法律或者存在阻碍当事人接受裁判权利的各种障碍而不能在实质上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而强化程序保障，则通过在诉讼中充分给予双方当事人对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并形成制度化的程序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严格遵守这样的程序要求，来保障当事人法定权利的实现。
（二）它是法院全面履行审判职能的需要
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的审判职能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以往法院的审判职能主要体现在追求司法的实体公正上，认为程序公正只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而已，处于辅助地位。这种实体至上的作法和观念导致实践中将实体法适用正确与否作为评判裁判结果的主要标准,使诉讼程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极大损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实体公正是相对公正，因为这种公正要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很难有唯一的标准或结论。而诉讼程序则是被宪法以及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违反诉讼程序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与实体公正相比，程序公正更具有绝对性的特点。审判实践中法官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不予采纳或不予重视，开庭审理走过场，合议庭“审而不判”等现象实质上都是“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的确，相对于实体规范而言，程序具有其工具性的一面，但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适当的实体规范是经由程序铺设的轨道通过公正、有效的程序形成的”。因此，程序公正不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优先性。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思想，在保证法院全面履行其审判职能的同时，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它是推进和深化司法改革的需要
法院的一系列审判方式改革措施的推进，已经开始涉及审判组织的改革，如审判长选任机制的实施。这意味着今后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决定案件的权力越来越大，如何防止审判权力的滥用将是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程序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制约作用。因为程序的公开性使法律程序的要素已为公众知晓，法官的行为必须要受程序规则的约束和公众的监督。一方面，程序的公开便于各级人大、各级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另一方面，程序的公开也通过保证当事人对程序的了解和参与程度，限制法官滥用审判权。因此，完备的程序能够限制恣意的发生和权力的滥用，对司法改革的深化亦起到保障和推进作用。
（四）它是诉讼民主和文明执法的客观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诉讼制度应当是民主的诉讼制度。司法审判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就越高，程序的公开性就越强，程序的作用得到越充分地发挥；反之，司法审判越具有专制特征，司法审判就越不透明，程序的秘密性越强，而其作用就越弱。因此，诉讼民主要求诉讼程序的每一个阶段和步骤都应当以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五）它是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需要
强化程序保障的价值在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方面主要体现在：一是强化程序保障有利于迅速及时解决争讼。诉讼效率强调以最少的时间耗费来解决争讼，当事人诉诸法院的目的在于让法院尽快解决争议。因此，对诉讼案件的认识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对诉讼行为必须有时间上的限制，审理期限和诉讼期间的设置便是出于此目的。强化程序保障要求法院做到遵守审限规定，及时审理案件，提高办案效率，以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遵守程序安排可使当事人以最少的花费利用诉讼制度达到其诉讼目的，法院以最少的司法资源的耗费解决争讼。在民事诉讼中有关诉讼费用、诉讼周期、诉的合并、简易程序以及代表人诉讼等制度，都是为了实现诉讼效益而设立的，是实现诉讼效益的保障。在诉讼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简化诉讼程序，实现诉讼效益也是现代诉讼制度所追求的目标。
（六）它是当代司法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是法制进步的标志。
我国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最初的法制建设主要是以经验为指导，以实体法为中心，工作也主要是应急性的。英美国家对接受程序保障极为重视，并将其作为一个基准来衡量一个法律或者一个程序是否正当。程序公正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文件承认和接受。中国入世之后，中国政府承诺我国人民法院将努力做到“平等、统一、独立和透明”，所有这些都必须以程序公正为保障。而我国宪法关于程序保障的规定比较抽象，对程序建设也尚未形成体系，一些程序规则还比较粗糙，不利于操作，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和技术处理。因此，强化程序保障不仅是我国司法系统恪守政府承诺、维护我国司法权威的前提条件，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和法制进步的标志。
三、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妨碍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突出问题
虽然宪法和诉讼法为当事人借助诉讼程序接受司法救济和裁判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存在于审判人员头脑中的传统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在审判实践中，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或多或少、程度轻重不同地存在着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影响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问题和习惯作法。
（一）在立案审查阶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执行立案制度不规范，当事人享有的知情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如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不向当事人说明不能立案的具体原因和理由，或对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向当事人指明具体问题或明确应当补正的诉讼材料，而是简单处理，不予立案。
2、立案部门办事效率有待提高，不能做到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都能在法定立案期限内及时立案。
3、在是否受理当事人的反诉问题上存在不规范问题。当被告提出反诉时，若反诉理由不能成立的，审判人员仅口头告知不受理反诉，不对当事人充分阐明不受理的理由；或者符合反诉条件予以受理的，审判人员简化诉讼程序，缩短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期限，或者当事人答辩后，未依据诉讼法的规定将答辩意见送达反诉人。
4、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对诉讼费数额异议权的行使。如不详细告知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的具体事项，当事人对预交诉讼费金额产生异议未全额缴纳时，简单视为当事人放弃诉讼权利。
5、对当事人提出的正当查询事项不予答复或者互相推托等。
（二）在庭前准备阶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对当事人进行的诉讼指导不够，尤其没有针对个案有重点地进行指导，使得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诉讼中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也就不能很好地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
2、对当事人举证的指导和引导不够。由于当事人一方较难归纳和总结出案件争议的焦点和需要提交的证据，并且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法律水平的制约，很难要求所有当事人都能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围绕争讼焦点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因此，法官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当事人进行举证指导。
3、证据材料的接收没有统一的手续和收据。有的审判人员接收证据材料时，不向当事人出具收据，材料丢失后又无据可查，或者拒收证据材料时，不向当事人解释拒收的理由。
4、需要勘验时，不能提前通知双方当事人或其成年亲属，致使有些当事人或其成年亲属不能及时到达勘验现场，或者在勘验笔录上没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名或盖章。
5、不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或者变更合议庭成员后不发变更通知。
（三）在开庭审理阶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开庭不在指定的法庭，而是随便指定地点，或者在指定的法庭开庭时，不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着装及准时开庭。
2、不能全面落实关于公开审判的有关规定，如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没有公告，或者以法庭太小、没有事先登记、没有准备等为由不允许群众参加旁听，或者不允许新闻记者进行采访和发表有关报道。
3、庭审时，不能充分保证当事人当庭陈述或辩论所享有的民主、平等、完整、自愿的权利。对当事人没有围绕案件重点或事实进行陈述或辩论时，不对其进行指导，而是随意打断当事人的陈述或辩论，或者不能保证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陈述权和辩论权，偏袒一方，或者当事人认为尚有未阐明的问题需要再次进行陈述或对该辩而未尽辩之事宜请求再一轮的辩论时，法官不予许可。
4、对当事人在某些事项上持有异议并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时，不对异议作出答复。如当事人对鉴定结论、鉴定过程或者法院委托的鉴定人持有异议时，或者当事人认为合议庭对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的处理不当持有异议时，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申请不作答复。
5、调解和撤诉没有完全坚持自愿原则，存在“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现象。
6、中止审理没有严格履行审批程序，或者中止审理后不向当事人说明中止审理的理由。
7、拒绝当事人或者律师提出的合理的查阅、复印卷宗材料的要求。
(四)在举证、质证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审判人员对当事人举证的范围和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没有界定和理顺。有的审判人员主动代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而有的审判人员则在举证和查证分工上搞绝对化，对其有义务调查收取的证据不去收集，而让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或应由法院调查取证时，以给当事人或律师开具调查令的方式代替依职权取证。
2、不及时处理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保全申请，致使有些证据灭失或因延迟难以取得，当事人不得不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3、以提高审判效率为由，不按规定程序进行质证；对一方当事人在庭上才提交的新证据，不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当庭即予以质证，使庭前证据交换变成走过场；或对庭审后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交给对方当事人经过质证程序即作为定案的依据。
4、对于当事人确实由于客观原因超过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提交证据的，简单以超过举证时限为由否定该证据所具有的证明效力。
5、对当事人本应一审提交的证据而留待二审、再审举出，故意钻法律空子或者玩弄诉讼技巧的行为不能及时予以处罚，使按规定提交证据的当事人要承受二审或再审法院依据新证据改判的结果，既给当事人增加诉累，也不利于维护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五）在合议庭评议方面，有些合议庭成员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法定审判组织，合议庭应对案件集体负责，不能再依赖庭长、院长对案件的审批把关，造成合议走过场，对有关案件事实以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等不进行评议；合议质量不高，合议庭成员经常弃权或者发表模棱两可的意见；审判人员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擅自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合议意见；泄露合议庭成员的具体意见等。
（六）在裁判文书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有些裁判文书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相关证据情况客观、如实反映不够。
2、审判人员担心言多必失，在裁判文书中对案件争议内容缺乏必要的表述，回避矛盾和问题。
3、由于文字综合水平有限，文书不能准确概括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辩护意见，有的文书文理不通、有多处错漏
4、文书不能充分体现质证和认证的过程以及理由，缺乏对证据的充分分析和论证。
5、文书理由部分套话过多，不能针对当事人的理由和请求明确表示采信、支持或反对的理由，尤其在总结性说理的“本院认为”部分，往往偏重认定结论，忽视认证说理，削弱了裁判的说服力和公信力。
（七）在宣判以及审限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宣判行为不规范。具体表现为：宣判活动不在指定场所进行，有些案件违反诉讼法的规定,简化宣判程序，以送达代替宣判；有些审判人员不履行宣判的必要程序，让书记员代为宣判，或者不向当事人宣读判决，即催促当事人签收；对当事人提出的质疑不耐心解释说明。
2、在审限管理方面主要是案件不能在法定审限内结案时，审判人员不提前告知当事人延审并说明延审的理由；一审结案时向二审法院移送卷宗较慢，或者二审结案后向一审法院移送卷宗较慢，导致审判周期的人为延长。
（八）在涉案款物管理方面，对涉案款物的管理没有统一的交接手续和凭证，不利于妥善保管款物；对依法没收、发还、变价处理的涉案款物缺乏相应规范的管理方式。
（九）在执行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执行效率不高，个别案件久拖不执；或者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不能积极执行受托执行的案件。
2、改变执行程序，不能按规定顺序清偿，或者不按公平原则分配执行的财产。
3、实践中有些执行员观念上存在“重视保护申请执行人权益，漠视保护被执行人权益”的现象，导致不能平等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权益。
4、中止执行或执行终结没有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5、尚未完全杜绝与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同吃、同住、同行”或者以方便执行为由借用交通工具。
6、对执行标的物的管理不严。
四、关于对产生诸多妨碍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问题的原因分析
以上我们列举了在诉讼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影响当事人不能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究其实质主要是由于审判人员缺乏必要的程序规范意识和诉讼民主意识造成的。具体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在审判管理上过分侧重法官办案规范化，没有充分认识到诉讼程序的价值意义
以往由于忽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表现在审判管理上,法院过分强调法官办案规范化，而对法官如何保护当事人诉权，防止法官侵害当事人诉权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在审判人员的观念中，解决纠纷是诉讼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而对解决纠纷过程中所要求或实现的程序正当性就不去追求了。实行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在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庭审功能及强调公开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均未涉及如何从整体上、宏观上体现诉讼的程序正义性，程序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与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相距甚远。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彻底扭转传统观念，充分认识到诉讼程序的价值，在审判中追求合理、正当、科学的司法程序，以程序公正促进司法公正。
（二）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性质缺乏必要的界定和认识
以往我们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性质的认识从未上升到宪法权利的高度，总认为宪法是对基本法律原则的规定，没有涉及具体的诉讼权利。一个国家倘若不能给予社会成员以充分的司法保障，帮助他们及时、适当地获得司法救济权利，这个国家的法治就很难最终实现。因此，法官应当明确诉讼程序的设置源于宪法的程序规定，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宪法及法律保护，审判人员无权限制和剥夺，我们在诉讼各个阶段体现程序的平等、公开等权利是对宪法原则的体现。
（三）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主导意识过强，缺乏诉讼民主意识。
当前，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司法的不断进步，在审判活动中要求法官必须居中裁判，在诉讼法律制度的规范下，以诉讼参与人为主体，围绕案件事实、争执焦点、是非责任、适用法律等问题，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言辞对抗，在法官指导下，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辩论以及公开认证，从而解决讼争。因此，法官应当从传统的干预或替代当事人行使各种权利的习惯羁绊中解脱出来，不能把诉讼权利和审判权混淆起来或者以审判权代替诉讼权利，而应全面、客观地听述、听证、听辩。从而在审理案件中处于超然的中立地位，对案件持客观态度，使审判方式更趋规范、科学，更符合审判规律。
（四）证据立法相对滞后
我国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并且大多数都是在实行审判方式改革之前制定的，而我国诉讼模式在从职权主义向以职权主义为基础、吸收当事人主义优点的转变过程中，必然要求相应配套法规的修改或完善。其中由于证据立法的相对滞后，对证据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及尚未制定完备系统的证据规则等原因导致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实体和程序上的问题。如举证制度不健全，对当事人举证的指导和引导工作未给予足够重视；对举证时限没有具体规定，当事人可以随时提出证据，造成诉讼效率得不到提高，诉讼成本变得昂贵；证据交换制度有待规范和健全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也不利于司法公正、高效价值目标的实现。
（五）其他方面的原因
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还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如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审判工作超负荷运转的状况日益严重，为片面追求结案率使审判人员忽视程序规范要求，将精力主要放在案件实体审理上，不重视程序的严谨、规范。
五、解决妨碍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问题的相关对策
针对目前妨碍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在立案审查阶段，应做到：
1、规范立案程序，所有案件均由审前程序机构统一进行审查立案、证据交换、排期、送达后转审判庭依法审理，严禁各审判庭擅自收案立案。
2、提高立案部门办事效率，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在法定立案期限内及时立案。对经审查发现的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中不符合要求的问题应一次全部用书面材料指明，并告知当事人正确的手续及应交诉讼费数额，以减少当事人往返次数。
3、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要向当事人说明不能立案的具体原因，讲清道理及依据，不能简单处理或冷硬横推。对经审查不符合立案条件，但当事人坚持的，应以书面方式告知其不予受理，并对不予受理的具体原因及法律依据予以明确。
4、依法按规定收取诉讼费，书面详细告知当事人交费的具体事项，如交费数额、地址及帐号。当事人对预交诉讼费金额有异议的，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申请法院复核，法院应尽快作出复核通知。对当事人提出的缓、减、免交诉讼费申请，应将审查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
5、凡当事人明确提出反诉请求递交反诉状的，审判人员必须收取，并出具诉讼材料收取凭证。经审查认为反诉符合受理条件的，必须按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发出受理通知书，并保障被反诉方15天的答辩期。经审查反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法院应书面通知反诉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及依据。
6、立案部门对当事人的正当询问和请求必须件件及时予以答复，不能推托。
（二）在庭前准备阶段，应做到：
1、加强对当事人参诉、应诉的指导，针对个案有重点地告知当事人案件的争讼焦点和庭审要求，明确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2、对当事人进行举证指导，向当事人明确举证原则和方式，指导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和案件焦点举证。
3、对当事人提交的各种书面材料，审判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接收诉讼材料时，必须开具收取清单和回执。当事人提交原件的，结案时当事人要求退还的，审判人员应制作复本并注明核对无误后，将原件退还当事人。
4、需要接待来院的当事人时，必须由两人以上在法庭接待，禁止审判人员私下或单独会见当事人。
5、当事人确实由于客观原因超过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举证的，不能简单否定其效力，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对该证据的交换、质证等措施。
6、需要勘验时，应提前通知双方当事人或成年亲属到场，到场各方当事人及其亲属须在勘验笔录上签字。当事人及其亲属接到通知后，拒绝到场或无故不到场的，不影响法院勘验。
7、对于涉及专门领域的事实问题，当事人无力举证而申请我院进行鉴定的，应当委托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鉴定机构或个人进行鉴定。当事人不能达成共同委托意向的，由我院决定委托有相应资格、资质的鉴定机构或个人进行鉴定，但应当告知当事人具体的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当事人有异议的，须书面提出申请，合议庭对当事人的书面异议应进行审查并作出书面决定。
8、为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行使，审判人员在送达应诉传唤手续的同时，一并将《应诉须知》及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送达当事人，诉讼过程中变更合议庭成员的，亦应向当事人发变更通知。
9、在采取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强制措施后，审判人员应即时将裁定书送达被执行人。若被执行人提出复议申请，应书面将复议决定通知复议申请人，必要时可由法官主持双方听证。
10、为确保庭审规范，合议庭成员在开庭前应在审判长主持下共同研究确定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成员的分工以及庭审程序等。
（三）在开庭审理阶段，应做到：
1、必须严格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开庭必须一律在法庭、着审判服进行，法庭布局及席位设置不得擅自变更；严格执行关于公开审判的有关规定，包括提前公布案情、开庭时间、地点以及允许符合旁听条件的群众参加旁听、允许新闻媒体进行采访、发表相关报道等。
2、庭审陈述、辩论阶段，应保证当事人享有平等的当庭陈述、当庭辩论权，法官在必要时可以提醒或指导当事人的陈述或辩论，但除当事人陈述、辩论脱离争议焦点和审判范围外，审判人员不得无故终止、打断当事人发言。当事人认为对方发言脱离争议焦点和审判范围时，有权向合议庭提出异议，合议庭应当庭对该异议作出支持或否定的决定。
3、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提出新证据时，是否当庭质证，应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庭审后一方提交的证据，应及时送达对方当事人，并限期提出书面意见，如确属涉及重大事实的证据，应另行开庭质证。
4、对用于鉴定的材料，法官应进行质证，在鉴定过程中如出现新材料，双方当事人有知悉权和异议权，法院应对当事人的异议进行审查。鉴定结论作出后，应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对鉴定结论、鉴定过程以及鉴定人有异议的，法院应当开庭质证，必要时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
5．当事人要求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时，法院应当开庭质证，并要求该证人到庭，否则不能将该证言作为定案的依据。
6、当事人认为合议庭对诉讼中扰乱诉讼秩序或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不予处理或者处理不当时，有权向合议庭、庭长、院长提出异议，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必须书面答复当事人。
7、调解和撤诉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严禁采用强迫手段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或撤诉，当事人有权要求书记员将主持调解的审判人员的言论记录在案。
8、案件是否中止审理，必须按照程序规定报庭院长审批，审判人员不能擅自决定。
9、当事人有权对庭审笔录进行核查，要求补正，可逐页签字予以确认；对庭审中形成的笔录及诉讼材料，当事人和律师提出要求查阅或复印的，承办人不得拒绝，法律规定的、隐私案件除外。
（四）在举证、质证行为的规范方面，首先应明确当事人举证的范围和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最高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因此，对属于法院职权范围内调查取证的，法院不能委托当事人或律师取证，必须亲自收集，不属法院取证范围的，法院不能代行举证义务；其次，坚持当庭举证、当庭质证以及认证内容必须公开。为此，必须将庭前证据交换工作落到实处。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法官在质证过程中应当处于主持、听证的状态，无需答辩或反驳当事人的质询；第三，及时处理当事人对证据保全提出的申请，不予采纳时，应书面告知当事人。
（五）关于合议庭评议：在实行审判长选任制后，应统一实行固定合议庭制，同时建立和完善审判长主持下的合议庭负责制。合议庭应当充分发挥其享有的依法独立审判、评议、决定案件的作用。具体为，合议不能流于形式，走过场，合议庭成员应在审判长主持下，就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提供的证据以及辩护人、人的辩护、意见等逐一评议，合议庭成员应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合议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审判人员个人无权决定合议庭的意见；一旦意见确定后，无论意见是否统一，都必须严格执行合议庭评议意见，并不得泄露合议庭成员的具体意见。
（六）在审限管理方面,应做到：不能在法定审限内结案的，审判人员应提前向当事人发出延审通知书，并说明原因，以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为缩短审判周期，凡我院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应尽快将上诉状送达对方当事人答辩，答辩期满或收到答辩状后，应尽快将卷宗移送二审；凡我院审结的民事二审案件，应在宣判后尽快将一审诉讼卷宗退回一审法院。
（七）在裁判文书方面：诉讼文书样式必须符合最高法院的样式要求，增加文书的公开性，即公开审判经过，公开诉辩意见，公开举证和质证要点及公开认证意见等；增强文书的说理性，论述要有针对性，对当事人所述事实理由和请求有针对性地明确表示是否采信、支持或反对及其理由，同时论证说理要严谨、充分；提高裁判文书的公正性，注意平等对待和表述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不能带有倾向的取舍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其中“原告（上诉人）诉称、被告（被上诉人）辩称、第三人诉称”部分可由当事人在审判人员指导下自行起草或者由审判人员归纳后由当事人签字认可后，直接在裁判文书中表述。证据的采信也必须注意公正，不能有选择地引用或者删节证据；提高审判人员文化素质和语言文字的综合表达水平，从而提高裁判文书的文字水平。
（八）在宣判方面：宣判必须严格依法公开进行，先期公布宣判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允许旁听；宣判活动应统一在法庭或指定场所进行，严禁以送达代替宣判；宣判时，承办人和书记员必须到场，宣读裁判文书全文后，耐心听取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具体意见，回答当事人的质疑，解释说明裁判理由，且须向当事人交待必要的诉讼权利；书记员应将上述内容在宣判笔录中记明，并由当事人审阅无误后签字；口头宣判的案件，应在法定时限内向当事人送达书面裁判文书。
（九）在涉案款物管理方面：应严格规范涉案款物管理，对涉案款物实行专人、专库、专帐管理；完善接收涉案款物的手续，接收涉案款物时，必须认真清点、核对，并当场开具正式收据，入卷备查；对涉案款物进行没收、销毁、变卖等处理时，必须手续齐全并能在卷宗中如实反映；对涉案款物必须妥善保管。
（十）在执行管理方面，执行员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执行程序开展执行工作，使执行程序法定化，同时高度维护双方当事人的知情权，增强执行的透明度，力求在执行工作中实现执行程序合法、执行主体平等、执行过程公开、执行效率及时和执行结果合理等原则。具体要求为：
1、坚持严格贯彻“执立分离”原则，执行案件统一由告诉庭负责立案，执行庭或执行员不得擅自立案或者先执后立。
2、注重提高执行效率，执行案件应争取在法定时限内执结，不得推诿和无故拖延；坚决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对其他法院委托我院执行的案件，应及时反馈执行情况。
3、采取执行措施时，既要考虑法律效果，也要考虑社会效果，尤其是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滥用强制措施。版权所有
4、中止执行和终止执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严格经庭院长审批，执行员个人不得擅自决定中止执行或终止执行。
5、坚持执行廉政的有关规定，避免与执行申请人或被执行人“同吃、同住、同行”。
篇7
作者简介：刘虹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姚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71373274），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EBP方法的普通本科院校专业退出标准研究：浙江实证”（LY16G030022）的研究成果。
摘要：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法定的契约关系，围绕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建立了全面的权利救济机制。其中，司法救济扮演着重要角色。与英国相比，我国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范围（包括横向范围即受案范围与纵向范围即审查强度）并不稳定且各地区差异较大，高校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缺乏稳定预期。在英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处理中，考虑到学术自治与诉讼成本、大学声誉等诸多因素，法院并不被作为理想的场所。而是通过校内申诉、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制度（OIA）处理校生纠纷，并力图将其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鼓励运用协商、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解决的经验，启示中国公立高校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增强诉讼外其他法定权利救济制度的有效性；建立健全调解、协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类似于OIA机制功能的高等教育独立审查制度。
关键词：高校与学生纠纷；司法审查；契约关系；司法遵从；正当程序
自20世纪末开始，我国高校开始走出“象牙塔”，步入法庭接受学生的质问，司法的阳光开始照进大学的殿堂。由“田永案”、“刘燕文案”等高教行政的司法判决开启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浪潮备受关注，司法是否能够介入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尤其是学术自治领域，司法介入校生纠纷的强度又是如何呢？面对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司法实务界与法学界、教育学界呈现出彼此交锋的观点倾向，各地区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表现出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实践中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的疑惑，迫切需要理论的回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裁决权，长期以来被英国视为大学自治事务的重要内容。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2004年英国《高等教育法案》颁布实施以来，这一传统已经被打破，包括特许状高校在内的英国所有高校的内部纠纷都开始受到外部的监督和审查。给予所有高校学生以平等的救济权，已然成为新时期英国高校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改革指导原则。在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法院在判决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案件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相对成熟与稳定的司法审查原则。借鉴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经验以及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在高校自治权与学生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平衡，进而促进中国高校法治秩序之建构。
一、法定的契约关系：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法定的契约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通过入学关系合同和在学关系合同予以明定。契约关系理论作为解释英国高校与学生关系的理论，将高校与学生双方视为契约当事人，二者基于双方合意而订立契约关系。在该契约中，学生同意支付学费，如果学生保持良好的学术表现并且遵守学校的命令和规则，学校则同意提供教学并授予其学位。该理论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混合物，在某些方面明显的表现为私法上的合同关系，可以强制执行；而在某些方面则具有公法的性质，受行政法的规范约束。当前，英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被数个领域的法律所定义，这些领域按照解决学生与高校关系的重要影响程度分别是合同法，房屋租赁法，歧视法，侵权法，人权法，与数据保护、信息自由相关的法律，以及知识产权法”[1]。
受英国高等教育财政的削减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英国高校学生的消费者意识逐渐增强，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在高校与学生纠纷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合同法在学生与高校法律关系中的应用，包含了：对合同的承认使得在学合同的生成；专家学术判断的司法遵从概念；自然正义的惯例法的应用；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在解决学生投诉中的角色，且这类投诉是无法通过高校的程序解决；专业团体对高校课程的认知；侵权法在教育事故中的应用；以及特许状高校中，学生在私营企业中会员身份的概念，只在特定的情况下允许巡视员的进入，而不允许司法审查的进入。”[2]当我们说到大学与其成员的法律关系时，这更多地是受合同的普通法所管理以及普通的契约所规定。目前，这种主张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学生和高校对于合同的接受就强调了大学的规则和记录。[3]因此，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诉讼往往是基于契约关系如在学关系合同展开的。
关于高校与学生关系适用公法还是私法的争议在英国的争论是持续的，目前的观点是高校与学生的契约关系是公、私法因素的混合物。“学生既享有源自合同的私权利，也有用以确保大学在法规范围内恰当行事的公法上的权利。”[4]在“克拉克诉林肯郡与亨伯赛德郡大学”（Clark v University of Lincolnshire & Humberside）一案中，有人认为，大学是一个公共的主体，那么就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纠纷应当适用公法，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应该限制在三个月的期限内。法院否定了这种观点并指出，在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中，公法和私法是并存的，而不是对立与相互排斥的，学生可以提出有关合同的要求。[5]
・比较教育・司法审查介入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范围：英国经验与中国困局
从传统的代替父母理论到契约关系理论的演绎，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发生着深刻变革。毋庸置疑，它对英国法院介入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范围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英国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0 世纪中叶，由于大量的公共经费注入到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学生作为消费者观念的深入发展，基于‘私人’权利而确立的视察员裁判权的专门性和终结性开始不断受到批判，尤其是1987 年Thomas v.University of Bradford 案件引发了关于视察员裁判权和司法审查介入的一系列争论。与此同时，视察员的裁判也被认为缺少独立性、程序明确性以及不符合‘自然公正原则’。2004 年英国高等教育法案取消了视察员处理学生投诉和教师纠纷的司法裁判权，视察员的职责范围被极大缩小。”[6]至此，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解决机制日益多元并开始接受外部的监督与审查。
二、受案范围与审查强度：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考察
司法审查的范围包括横向范围与纵向范围，前者主要是指受案范围，涉及法院介入的事项类型与范围或者说何种事项能够纳入司法审查；后者是指法院介入的强度或者说法院对被审查行为应介入到何种限度。[7]当前，学术界在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研究中，对横向范围即受案范围的关注较多，而对司法审查的强度、限度关注相对较少。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充分考虑横向范围与纵向范围的内在关联，通过大量的判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审查机制与范围界定原则，包括契约保护原则、司法遵从原则与自然正义原则等。
（一）契约保护原则：高校与学生契约关系的司法审查
正如前文所言，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法定的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往往涉及高校与学生双方订立的合同（包括入学关系合同与在学关系合同）。“2002年，六个学生成功地诉讼了牛津大学切尔沃学院。案件起因是由于切尔沃学院违背了在学合同，学生认为‘破旧车辆修复’这门高等教育课程没有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开设。法官查理斯说道：‘实践课程是学生最期待的课程，然而实际上却非常的糟糕，因为任何一个教职工都没有相关的实践经历，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破旧车辆修复者’。但双方并没有在损害方面达成一致协议，并且使这个问题追溯到了2003年2月份的一个案件：‘当某一教育机构无法提供如合同所规定的类型和质量的课程时，此类案件是可以明确了损害的大小及程度的’。并且‘目前这个案件的问题在于如何赔偿’。学生要求每人赔偿17000磅至27000磅；学院认为每个人统一补偿4000磅；法院判定每人10000磅（7500磅是课程价值的损失，2500磅是心灵创伤的弥补），附加的损害达到了4750磅，由于其车辆被拆卸后无法再组合到一起。法官并没有判定任何‘收入的损失’（无论课程是好是坏，学生都应当是有收入），并且基于同样的逻辑，也没有判定‘生活费用’与‘后期课程收入’的损失，因为这类损失难以证明。法官没有判定‘获取其他奖励的机会损失’，原因是由于法官认为原告并不想要得到这项补偿；也没有判定‘书本和工具’的损失，而这是之前的学生可以获益的。那么就剩下以下的内容：第一，‘对于原告的潜在课程价值’损失的定量计算，学院认为州的津贴和学生的学费已经赔付了学院缺陷课程的损失，但法院驳回了学院认为损失有限的这一说法。第二，学生的‘焦虑，沮丧，满意度以及恼怒的损失’。联系之前的案例，法官评判道：‘三年的高质量教学以及附加的刺激和机会将会成为人生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不是像学院或大学说的那样是有限的。’因此，这就意味着，比起学生的学费和学习奖励，一所顶尖的大学应当付出更多价值损失的赔偿。并且，从理论上说，由于违背合同，顶尖大学赔付给诉讼成功的学生的数量，应当比档次低的大学更多。”[8]显然，法院对学生的合同权利给予了充分保护。“除了切尔沃学院案这个唯一被公之于众的报道，泰晤士报也报道了沃尔夫汉普顿大学赔偿给了学生麦克・奥斯汀三万英镑的案件，原因是由于这个学生不满意其法律课程。‘泰晤士高等教育’中提到一个更完整的报道，诉求是由于低质量的教学和不充足的设施所引发的合同破坏。这个学生列了一份所谓缺陷的长清单：组件不能使用；授课者没有出现；投诉到大学并未严肃处理。当然，高校拥有提供给学生合理程度关心和技巧的义务。高校也应当提供合适的、充足的设施（例如图书馆设施，计算机，科学实践和实验室设施），给予学生取得学位标准的机会。若不能完成，那么将会导致合同的违背，以及误导。”[9]
此类判例，表明英国法院保护学生合同权利的范围是较为广泛的，即便是课程开设未能符合合同的要求，也将被法院受理，而学生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这种补偿有时候不仅涉及课程本身，还涉及学校违约对学生造成的“心理创伤”。然而，需要认识到“合同中一般的规则是损失是与违背合同带来的损失相关，而与违背合同的环境无关，因此心理上的损失通常不会得到赔偿”。“当然也存在例外，当合同的目标是为了提供预约或好的精神状态时，若当事人的心灵受到伤害，那么就应当有赔偿。”[10]
（二）司法遵从原则：学术性判决的司法审查
学术遵从或学术节制原则，是英美法系国家作为学术性判决的基本共识。传统上，法院将“纯学术”判决和惩戒性判决划分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一般而言，由于法官只谙熟法律的运用，而不精通学术问题。法院是不愿意介入纯学术的判决的，法官认为在涉及学术评价的事项上，法院往往是无知和浅薄的。因此，英国法院坚守着学术判断上的司法遵从原则。“在R.v.University of Portsmouth，exparte Lakareber案中，法院指出：‘只有极清楚与最明显的不公正或背离大学自己制定的规则，才能为司法审查试图质疑学术决定提供正当性。又如在Ahmed Saleh v.University of Dundee案中，一个学生不满大学对其作出不许修改和重新提交论文的决定，寻求法院予以，法院不愿介入学术判断，驳回了该生要求司法审查的诉求。”[11]
总体而言，英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大致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涉及学术评价，例如，教师对于学生的某一作业给出了相应的分数，基于学生的学术表现，决定学生的这门课是否通过。惩戒性判决分为两种。第一种与学生的学术成就无关，例如，学生之间的行为，或是学生与高校财产之间的行为。这类惩戒事宜与其他公共组织的惩戒并无区别，除非法院认为学生在特定的案件中拥有公平听审的权利。另一种即是与学术不端行为相关的惩戒判决，例如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或是其他形式的不端行为，使得学生的研究陷入质疑。法院决定是否进行干预的关键，最初在于大学被质疑的判决类型。通过对早期案例的回顾，不难发现法院在‘纯学术’性的判决和学术惩戒类的判决的两者的区分上非常谨慎。近期，权威机构认为目前法院应更加重视根据具体案件所处的情境，决定是否介入。也许，目前法院会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正义性来划分范围。法院最主要的质询集中在高校一方是否有足够的事实表明他们公开的程序合理，或是他们是否缺乏正当和正义。”[12]“即便在那些没有视察员的大学，虽然学生在与大学发生惩戒纠纷时可以去寻求法院救济，但是，对于涉及专业的学术判断且恰当程序已被遵循的学术决策领域，法院同样不愿涉足。”[13]
也就是说，法院并不对学术本身进行评价，对涉及学术事务的大学判决往往保持克制的态度。只有当学校没有遵循自然正义的程序或评价的基础被质疑时，法院才会开始怀疑学术评价的实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受自然正义原则的影响，一旦大学对学生的惩戒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即便是涉及学术性的纠纷，法院也会介入。程序上的不规则问题，往往是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司法审查的重要内容。目前比较盛行的观点是：当案件展现出程序的缺失或是案件主体（主要是大学教师）没有进行专业的评价时，司法应当介入学术性的判决。因此，英国的经验表明，司法对介入大学学术判断保持克制与尊重的态度。但即便如此，英国法院依旧会考察学术判决是否涉及专业评价。如果不涉及专业评价，法院完全有理由介入尤其是当案件存在程序不规则的问题时。“如果有根据表明学术判断的作出没有遵守适当的职业标准，大学将会因此而挨官司。”[14]
（三）自然正义原则：程序不规则的司法审查
英国的判决集中关注程序的公正性，程序审查是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这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密切相关。“它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听证规则，即当事人在其利益受到某决定影响的时候，作决定人应该充分听取其意见；二是避免偏见规则，即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获取利益。”[15]“佩尔绍德诉剑桥大学案”是法院审查大学程序不规则问题的经典判例，且该判例涉及学术性评价的司法审查。该判例表明法院在涉及程序瑕疵的校生纠纷中，有鲜明的司法审查立场和态度。“1993年詹妮弗・佩尔绍德被剑桥大学的天文学院录取为博士生，但入学后，她做的研究不连贯，并引起了导师的不满。1997年，学院主任认为，由于她的论文达不到博士论文的标准，建议给她做退学处理。学院主任将这一做法推荐给教务主任。通过后来佩尔绍德的争取，学校同意她在既定的条件下继续完成博士学业，并取得了她的同意。然而，事情进展得并没有那么顺利。1998年7月，毕业研究委员会决定将她从毕业生中除名，而此时的她已经跟从一个新的导师进行了新的项目研究，因此她尝试上诉此项判决，申请她所说的‘口头担保’的请求，她口头担保着手提交她的论文。学院基于她目前从事的是一个全新的、不同的研究项目，拒绝了她的请求。佩尔绍德申请查看那份使她不能成为博士毕业生的判决报告，然而学校拒绝了她的请求。最终，上诉法院判决大学的行为不公正。法官认为，这是一个委员会是否违反义务以及行为是否公正的问题。大学委员会并没有考虑佩尔绍德的让步，并且在校方的质疑缺乏准确性的前提下，就拒绝学生一系列的事宜，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并且，学校拒绝给她查看有关她的报告，尤其是独立的学术报告。”[16]
在另外一起关于学生考试抄袭的案件中，法院同样基于自然正义原则，判决大学败诉。“诺兰是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参加了律师学院的普通专业考试。在年度期末考试中，他携带了与笔试考试内容相近的小抄进入考场。法院认为，基于两套惩戒程序和规则来禁止学生的行为被认定是程序不正当。考试委员会并没有将诺兰精神状态的缓和环境纳入考虑的范围，考试委员会判定诺兰全部考试都不通过，并且不给予重考的机会。惩戒委员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了关键的证据，而考试委员会却没有，并且在后来的程序中，申请者不被允许出现。法院判定考试委员会的判决无效，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将全部的证据考虑进来，而仅仅只是听取了惩戒委员会最初的说法而已。法官认为委员会有义务将所有的材料都纳入判决的范围，因此此项判决无效。”[17]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需要“注意学术事项与非学术事项性质上的差异，在程序保护上予以区别对待”。“对于学生给予纪律原因的惩戒，高校一般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要求，因为纪律原因主要是指学生与学术无直接关联的、触犯校规或法律的行为，主要是与学术判断无涉的事实调查与事实认定。而对于学生给予学术原因的惩戒，因为关涉学术判断，不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要求。”[18]
总而言之，英国法院在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审查机制与原则。然而，这并不代表英国将法院作为校生纠纷解决的理想场所。相反，能够进入法院的校生纠纷是极少的。法院往往认为，学生与高校的法律纠纷是极其奢侈、持续、昂贵以及尖锐的。在英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处理中，考虑到学术自治、诉讼成本、大学声誉等诸多因素，法院并不被作为理想的场所，而是通过校内申诉、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制度（OIA）处理校生纠纷，并力图将其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鼓励运用协商、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法院往往期望大学建立更加完备的治理机制，减少校生纠纷的产生。
三、中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现状与重构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大学背景下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田永案”作为我国法院介入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第一案，它使得学生的权利真正实现主张与救济，打破了公立高校作为“法治真空”地带的神话，促使司法的阳光开始照耀进大学的殿堂。
（一）进退维谷：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现状
司法审查是否可以介入公立高校学生管理？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限度如何？从行政审判的角度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层级与地区的法院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一直以来，法院的逻辑受到特别权力关系以及内部行政行为理论的影响，而对高校学生管理纠纷采取相对谨慎和克制的态度。20世纪末“田永案”、“刘燕文案”等高等教育纠纷的司法判决，增强了大学生积极维权的信心，也使得各地区法院开始陆续受理公立高校与学生的纠纷案件。这一由诸多个案引发的诉讼实践的展开最终汇聚成了一股高等教育领域行政诉讼的浪潮，受到了社会普遍而强烈地关注。“任何个案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特殊的，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和特定社会背景，那些成为推动人类法律制度变迁的个案只是‘幸运’地成为了第一个。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因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其所伴随的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才使得1998 年的‘田永案’成为可能。‘田永案’的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由此开创了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勃兴局面，因此它也被誉为‘具有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里程碑意义’的案件。”[19]与此同时，“田永案”促使高校、教育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的法治化进程，程序正义等行政法治的原则与理念开始逐渐获得认同并实现制度化。正如何海波所言：“法院对行政法原则的适用，常常被有权机关在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采纳而产生普遍约束力。今天还是学说或者观念上的原则，明天将成为制定法原则。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体的报道、权威刊物的传达以及官员同行间的直接交流，法官在个案中对行政法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将被其他法官所知悉和仿效。”[20]
然而，个案的力量能否真正改变整个公立高校行政司法救济的状况呢？法院的逻辑显然并未呈现出一些研究者想象中的图景。在实际的司法判决中，“有的地方对学生以高校为被告的案件直接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有的地方则需先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申诉处理，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以高校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受教育者、教师直接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法院通常不予受理或驳回”[21]。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救济，事实上遭遇着诸多观念和利益乃至现行法律的阻碍。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发展的滞缓，“既表现为学生为维权而‘接近’司法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也表现为司法本身的准备不够充分”。“首先，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纠纷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了司法救济渠道，法院受案数量明显偏少；其次，法院受案类型比较单一，很多类型的纠纷仍被排除在司法诉讼之外。再者，法院受案和审案缺乏统一标准，‘各自为政’现象突出。”[22]法院是否以及如何受理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纠纷案件，一方面，受到政府、大学等外界因素的干预以及理论性困局的束缚。“据法院人士介绍，2004 年最高法院曾酝酿出台关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以规范、统一此类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在调研过程中，除部分教育界人士担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受侵扰而强烈反对外，还遇到了一些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高校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被告。”[23]另一方面，也受到《教育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约。“从搜集的资料看，在1999―2011年间，年均有3.7个生效判决案例，但其在各年之间并不呈正态分布的态势，各年间的案件判决数量有起有伏。1999年虽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先河，但紧接着的2000、2001、2002年，其受案数量却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变动趋势与当时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24]学界普遍认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变动趋势，与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司法判决受制于行动者互动的复杂网络，法院的逻辑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而陷入能动与克制之间。公立高校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它还“仅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种限制已经成为通说，并被许多人视为当然而无需进行理论论证”[25]。 司法机关与法官对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类案件的消极态度，源于行政诉讼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足够的制度空间。“虽然《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初步确立，但是外部的压力和审判权独立的欠缺，使得法院在受案范围问题上进退维谷，以‘请示’和‘解释’的方式来规避法律和政治风险，成为法院基于司法能力的认识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如果没有最高法院一再强调要积极大胆地增加受案数量，司法解释中受案范围界定更会变成消极司法的口实，严重阻碍行政诉讼受案数量增长。”[26]现实中，“一个案件从是否予以立案，到最终的判决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的能力、积极主张的态度，法官的学识、胆识，以及社会的环境、公众的认同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7]。高等教育行政诉讼领域个案的诞生，往往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十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个案，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勃兴局面，扩张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也为行使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法规制提供了有益经验。但在一个奉行成文法已有长久历史传统的国家，难以寄望仅凭借这一个个案去推动整个司法制度的变革。”[28]各地法院在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案件中的反反复复与随波逐流，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复杂图景。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广泛呼吁通过《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拓展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制度空间。然而，最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显然并未破解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这将促使法院的司法判决在较长时间内依旧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当然，十余年的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历史，也积累了较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指出的是，“田永案”中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以及“甘露案”中“比例原则”的实际应用，鲜明地展示出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高等教育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功能，通过判决发展法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重要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甘露案”的判决，可以发现法院期望通过该案，确立处分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实现公立高校学生管理在秩序与权利间的平衡。大学校规的目的不仅是规范普通高等学校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为了保障师生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就“甘露案”所涉的纪律惩戒而言，“其核心判断应该在于对其抄袭行为的惩罚是否属于罚当其过的判断。如果这样，我们可以主张：其适用的条例第54条第5项必须受到另一个原则的限制，也即法院在判决中已经明确表述而并未论证的原则：‘特别是在对违纪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受教育权的处分时，应当坚持处分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做到育人为本、罚当其责，并使违纪学生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当处理开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受教育权的处分时，因为受教育的权利是人格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对其适用惩罚方式的合目的性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此外，对学生的处分应该符合比例原则，手段和目的合比例，在数个相同有效的手段中选择对关系人侵害最小的手段（必要性）。学校可以通过其他损害较小的纪律处分，督促学生认识和改正错误并观其后效，也可以达到相同之目的。”[29]
（二）自治标准与基本权利标准的平衡：司法审查范围的重构
面对进退维谷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借鉴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经验，重构我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机制显得尤为迫切。从本质上而言，公立高校法治秩序的建构既需要维护大学管理的基本秩序，促进大学自治；又需要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法院在受理校生纠纷的案件时，往往处于大学自治与学生权利保护的两难境地。正如台湾学者赖恒盈所言：“大法官在处理学生权益之救济问题时，一方面不断忧心是否过度干预大学自治；另一方面，在面对如何保障大学之自治制度时，又忧心对于教师或学生权利之保护是否不足或存有漏洞。因此，学生权利保护之法网，呈欲张又止之现象。”[30]因此，“在尊重大学自治权与有效救济学生权利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路径成为司法实践的关键”[31]。
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经验表明，自治标准与基本权利标准的平衡尤为重要，前者表现为法院谨慎介入学术评判的司法遵从原则；后者则表现为法院积极能动的自然正义原则与契约保护原则。保守克制与积极能动往往是相互制衡的，需要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境进行缜密的推理与适用。当前，我国法院在涉及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案件审理中，已经基本确立了自治标准，以回应司法权对大学自治权尤其是学术自治的介入问题。2012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的裁判摘要中明确指出：“学位授予类行政诉讼案件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应当以合法性审查为基本原则。各高等院校根据自身的教学水平和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确定各自学士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是学术自治原则在高等院校办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学士学位授予的司法审查不能干涉和影响高等院校的学术自治原则。”从《公报》的内容中不难发现，法院期望通过合法性审查来确保对大学自治的尊重。
当然，需要认识到由于司法审查中基本权利标准的缺失以及大学与政府法律关系的模糊性，法院对大学自治标准的尊重可能致使大学自治异化为大学行政权力对学生权利的恣意侵害。例如，在学术评价相关的案件中，如果法院以“大学自治”乃至“内部管理行为”等为依据拒绝受理，那么很有可能造成学生权利的损害。为此有学者指出：“学术评价行为虽然带有极强专业性，但是该行为是可分的，其中既包含有专业问题，亦包含有法律问题，前者如学术水平、论文质量、答案是否正确；后者如考试的组织、考试的评分计算、答辩或者评议委员会的组成、答辩或者评议程序等。对于专业问题，法官因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因此无法审查。但是法院对于学术评议行为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并不违反司法节制的原则，亦不会造成对于高校学术自主以及教师学术权威的损害。相反，如果不对学术权力设置任何约束和监督，则可能造成某些享有学术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侵犯他人合法权益。”[32]显然，该观点与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中流行的观点是颇为一致的，都认为需要对学术评价行为进行区分与具体解读。实际上，“司法审查程度的把握，不能事先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绝对标准，而要与具体案件中高校管理行为的技术含量程度、规范化程度，特别是对相对人权益影响程度等因素联系起来”[33]。
总而言之，与英国相比，我国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范围（包括横向范围即受案范围与纵向范围即审查强度）并不稳定且各地区差异较大，高校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缺乏稳定预期，需要通过立法或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建立自治标准与基本权利标准平衡且规范化的司法审查机制。
四、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限度与超越
随着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化，学生的权利意识不断高扬，高校与学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加。考虑到司法资源的紧张以及大学声誉、学术自治、诉讼成本等因素，法院并不能够作为校生纠纷解决的理想场所，而应该作为定纷止争的最终判决机构。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适宜由法院来审理。换言之，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有着不可避免的内在限度。因此，亟待通过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建立健全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增强诉讼外其他法定权利救济制度的有效性等举措，超越高校与学生纠纷中司法救济的限度。
（一）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
传统的大学治理体系往往缺乏法治理性的精神，权力的行使缺乏制约与监督机制，这使得大学成员的权利尤其是学术权利可能遭受侵害。高校与学生纠纷的产生，往往与大学治理体系中法治精神的缺失密切相关。例如，在我国法院所受理的高校诉讼案中，“程序瑕疵”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为此，需要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英国高校普遍“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高校与学生纠纷诉讼的可能性：（1）对于高校学生合同的预防性审查；（2）一旦一个问题的发展是为了避免挑起不可取胜的案件时，那么就需要一种明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3）承认学生是消费者，是为了保证学生能被个别地对待”。英国的经验表明，大学治理体系是否能够彰显法治理性的精神，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完备的法治机制与理念，建立高校与学生间相对民主与平等的协商互动关系。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大学学生自治。“只要涉及学生的相关事务，大学纵使是行使其自治权，仍应赋予学生一定的程序权，以避免纠纷的产生。”[34]
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一方面，能够建构高校学生的法治信仰与素养，促进大学法治教育；另一方面，它将减少大学与学生间纠纷的产生；最后，它能够增强纠纷解决过程与结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从本质上而言，大学治理体系要彰显法治思维与法治精神，一方面，需要建构符合法治精神的大学规章制度体系，通过合法性审查与民主参与等方式，促进大学规章自治权的法治规约；另一方面，大学治理的动态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将程序正义、利益衡量、信赖保护、民主参与、权力制衡等法治原则嵌入到大学治理的具体实践之中，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以及大学公权力与师生权利的平衡。当然，鉴于大学学术权力特有的专业性特征，其享有较大的专业判断权，对大学治理的法治要求并不能等同于其他组织。例如，在教师职称评定、学位授予以及学生成绩评判等关涉学术自治的领域，正当程序等法治原则的要求是相对宽松与节制的。当然，“未来大学专业判断权的行使也日益受到现代法治秩序的规约，尤其是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35]。
（二）增强诉讼外其他法定权利救济制度的有效性
当前，我国法定的诉讼外权利救济制度包括校内申诉制度、教育主管部门的申诉制度以及教育行政复议制度等。这些制度往往被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设置，然而，制度的有效性却广遭诟病。其中，负责申诉工作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基本由大学行政部门主导，其对双方之间的纠纷只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并不能真正发挥监督学校权力以及救济学生权利的功能，呈现出“权利救济虚置”与“权力监督困境”。在现实中，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案件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申诉机构维持学校原处理决定。[36]事实上，该制度并非高校自治的自发产物，而是教育部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与变化，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加以确立，自上而下在全国高校内广泛推行的。[37]国家控制的逻辑，实际上降低了学生申诉制度的有效性，限制了大学自治能力的生长。因此，应该通过“确保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与设置的民主性、专业性与相对自主性，以正当程序理念改进申诉处理程序，确保高效申诉委员会决定的效力，授予其对高校决定的有限变更权”[38]等改革举措，增强学生申诉制度的有效性。当然，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学生权利，避免因其他法定权利救济制度作为前置程序而影响学生权利救济，建议将校内申诉制度作为可选择的程序而非强制程序；而教育主管部门的申诉制度，则可以作为前置程序，以发挥教育行政部门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节约司法资源，缓解司法压力。
（三）建立健全调解、协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对应于纠纷的司法解决方式，是指“并非由法官主持裁判而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参与协助解决纠纷的任何步骤或程序”[39]。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点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没有的，它往往更加廉价、快捷、灵活和隐私。英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往往重视调解、协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应用。ADR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如何契合中国高校的实际状况来更好地保护学生权利，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与实践议题。当前，限制ADR在中国应用的问题在于，教育类中介组织与社会团体的发育滞缓，公民社会难以形成ADR的制度能力。较为可行的方式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培育教育中介组织作为第三方参与调解。在调解过程中，需要充分保障高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合意的达成。协商在高校与学生纠纷解决中的应用，则主要可以通过正式或口头的听证实现。通常而言，听证本身也是协商的一部分，经过公开尤其是畅所欲言的辩论，事实与事理会愈加清晰、清楚，这就为双方尤其是学校方面作出适度的妥协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在学生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尤其是纪律处分领域听证制度的应用，充分保障了学生的听证权利，彰显了程序正义的价值。例如，“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制定《违纪处分听证及申诉规则》；2005年浙江大学对给予开除处分的学生实行听证制度；浙江工商大学于2009年专门建立了全国教育系统首个实体性的‘听证大厅’，实行听证委员会制度等等”[40]。
（四）构建类似于OIA机制功能的高等教育独立审查制度
2004年7月1日，新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案》开始实施。“该法案终止了延续多年的视察员（Visitor）处理高等院校内部纠纷的终局裁决权，转而设立一个新机构――独立裁决者办公室（the Office of Independent Adjudicator，OIA），负责处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校学生申诉事务。”[41]独立裁决者办公室是一个受担保人限制的团体。其委员会包括一系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大学董事长委员会（CUC）、全国学生联合会（NUS）等。OIA的目的是为学生的投诉提供一个外部且独立的主体。该主体的建立是为了解决学生与高校关系的不平衡，包括诉讼的资源，以及当受侵害学生不能从学校内部程序得到满意答复等问题。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代替学校的内部程序。学生必须在寻求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帮助之前，遵循学校的程序。此外，OIA并非一个管理者，也并非是用来规制与约束高等教育机构的。它往往是学生不愿意采用昂贵与耗时的司法救济途径时，实现权利救济的一种选择性方式。OIA不是学生提讼的强制性前置程序，但实践中OIA往往被法院作为前置程序，当法院发现案件没有经过OIA处理程序时便会驳回。
英国的OIA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全新的，并且是唯一的，它首次将处理学生投诉问题纳入统一的程序标准，以法定形式任命专门的、独立的机构代为执行，采用低成本的方式，达到快速、公正解决大学自身不能解决的投诉问题，促进高等教育领域较少以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受到了大学机构和学生的赞同和支持”。“与此同时，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制度也推动了大学内部规章程序的重新审视和修订，促进其公平性、合理性和可行性。”[42]为了改变中国高校与学生纠纷解决机制乏力的现实困境，中国应该借鉴英国的经验，通过教育立法设立类似于OIA机制的高等教育独立审查机构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为避免高等教育独立审查制度出现类似OIA在英国实施过程中，呈现出的司法挑战与受案范围模糊等困局，应在制度设置之初就以规范的法律文件形式，明晰该机构的管辖权范围以及它与法院司法审查之间的衔接关系等问题。
参考文献：
[1][2][8][9]Dennis Farrington，David Palfreyman，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75，276，295-296.
[3][10][12][16][17]Patty Kamvouniasa and Sally Varnhamb，In-house or in court？ Legal challenges to university decisions [J].Education and the Law，2006，18（1）：1-18.
[4]Clive Lewis Barrister，Middle Temple，Judical Remedies in Public Law [J].London Sweet & Maxwell L，2000：49-51.
[5]Sally Varnham，Copping Out or Copying？ Do Cheats Prosper？ An Exploration of the Legal Issues Relating to Students' Challenging Academic Decisions [J].Australia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Law & Education，2002，7（1）：26-28.
[6][42]王巍，曾贞.英国高等教育独立审查员制度的立法与实施[J].比较教育研究，2012（5）：58-61.
[7]杨伟东.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3.
[11][18][38]韩兵.高等学校的惩戒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40，208-209，264-267.
[13]Necille Harris，Students，mental health and citizenship [J].Legal Studies，2004，24，（3）：350.
[14]G.R.Evans，Jaswinder Gill，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M].Kogan Page Limited，2001：69.
[15]杨寅.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3）：10.
[19][28]荣利颖.创新与突破：社会转型期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现实演进及其理论反思[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39-144.
[20]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评田永案中行政法原则的运用[A]//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3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70.
[21]程琥.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03（2）：24.
[22][23][33]刘桂清.公立高校学生权利行政司法救济的困境及其化解[J].中国高教研究，2014（9）：92-98.
[24][27]荣利颖.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实践及其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13（7）：74-78.
[25]李学永.大学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从特别权力关系到大学自治[J].教育学报，2010（3）：98-105.
[26]谭炜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否定性列举之反思[J].行政法学研究，2015（1）：89-98.
[29]蔡琳.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解释――基于“甘露案”的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6）：28.
[30]赖恒盈.告别特别权力关系（下）――兼评大法官释字第684 号解释[J].月旦法学杂志，2011（198）：189.
[31]周慧蕾，孙铭宗.论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平衡――从台湾地区司法实践切入[J].行政法学研究，2013（1）：86.
[32]王敬波.论高校学术评价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与强度[J].法律适用，2007（6）：83.
[34][35]许育典.大学法制与高教行政[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55-56.
[36]尹晓敏.论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功能的失落与复归[J].高等教育研究，2009（3）：27-31.
[37]李泽.高校校内学生申诉制度的法社会学研究――以北京市高校为研究样本[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35-140.
[39][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M].蔡彦敏，徐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