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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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学中概念抽象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运作情况，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不是微观经济的简单加总，研究宏观经济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出发研究，这也就产生立一系列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比较抽象，多数学生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惑。

（二）教学内容体系难懂

宏观经济理论是一门有争议的理论经济学，流派颇多，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国流行的本科教材多以西方萨米尔森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主编的经济学教材为依据。为了体现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完整性，我国教材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上，吸收西方其他宏观经济流派的理论内容，希望能够把西方其他宏观经济流派的理论融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形成一套能够全面反映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教科书。但是这也增加了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难度。宏观经济学体系庞杂，争论颇多，虽然在本科生教学中教师主要讲解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为了让学生全面了解宏观经济学，还是会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派，由于学派之间的学术排斥和对立，造成学生的疑惑与费解。

（三）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

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主动性较差，主要因为：（1）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国家宏观经济问题，与自己以后的工作和学习相关性不强，学好宏观经济学对就业和生活关系不大，学习积极性不高。（2）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深入理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该学科对以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基础作用不大，认为应付考试过关即可，故没有下一番苦工奠定一个良好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决心，学习过程草草了事。（3）由于宏观经济学理论概念抽象、体系庞杂、争论颇多，学生对宏观经济理论理解混乱，更无法运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浓。（4）本科生宏观经济学一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很多学生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还停留在中学时代的上，不会自我学习。学习方法单一，仅限于课堂上听教师讲解。因为上述原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为学习不努力，课前不预习，上课不思考，课后不复习和进一步阅读相关书籍，被动地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

二、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对策

1.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较好的掌握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对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教师在教授宏观经济学时，第一堂课应该把学好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介绍给同学，以提高学生们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首先，宏观经济学是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它提供了人们了解、研究和分析宏观经济的基础工具，学好宏观经济学为以后学习财政理论、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等理论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学生们宏观经济学基础没有打好，以后在学习涉及宏观经济的许多理论时会出现对这些理论认识不清、理解不了、难以进行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的情况。所以一定要让学生们认识到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地位和作用。其次，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宏观经济问题，仿佛对一般个人的经济生活现实指导意义不大，学生们意识不到学习宏观经济理论对他们显示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所以学习积极性不高；同时宏观经济理论较为抽象，学生们对宏观经济理论理解不到位，更谈不上应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所以学习兴趣不浓。要想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应该把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简要介绍给学生。告诉学生们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宏观经济范围内，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和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宏观经济是繁荣期还是衰退期将大大影响着学生就业情况，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影响每一个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物价水平高低影响着每一个居民的生活等等。如果学生们能够运用自己学习到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对学生们的毕业后的就业、买房、结婚和理财等一系列经济生活问题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通过介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价值让学生们了解宏观经济学，提高学生们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2.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比较抽象，教师在开始讲授宏观经济学时应该把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要应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和抽象概念表达的具体经济现实介绍给学生。

要介绍给学生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运作情况，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不是微观经济的简单加总，研究宏观经济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出发研究，但是宏观经济总量是无法直接在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这就要求定义一些宏观经济总量的概念和指标，并通过宏观经济统计来求得这些指标，用以反映宏观经济总量。宏观经济学第一章国民收入核算讲授的正是宏观经济理论中与产出水平有关的宏观概念和指标，但本人在教学过程中认为这一章仅仅讲授与产出水平有关的国民收入核算概念和指标是不够的。本章的目的是为学生在接下来的理论学习中提供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基础，应该把宏观经济中的其他概念和指标也放到这一章讲授。教材如此安排是因为秉承了国外凯恩斯主义学者编写教材的习惯，因为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时只讨论产出问题，不讨论物价等问题。他们的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只研究一个国家产出和国民收入如何决定，故没有讨论物价等问题，给出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概念即可，没必要给出与物价水平等宏观总量有关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讲授的宏观经济学包括讨论物价水平和失业等问题，应该在讲授宏观理论之前，把这些概念都介绍该学生，并且这样也有利于介绍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具体做法如下：首先介绍给学生微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价格和产量问题，宏观经济学同样也讨论产量和价格问题。但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是某一具体产品的价格和产量，价格和产量在市场中可以直接观察到，但宏观经济讨论的是总产量，它在现实经济中无法直接观测到，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反映的是该国一定时生产产品的总和，但是由于产品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在数量上加总，例如不能一个鸡蛋加一斤猪肉，这样就要求创造一个概念来反应一个国家的总产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一个国家产出的产品虽然在数量上无法加总，但是可以在价值上加总，于是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核算概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价格也是一个问题，微观经济学中价格反映的是某一个产品的价格，可以在经济中直接观测到，但宏观经济讨论价格是所有产品的价格，这就要求创造一系列反应价格水平的概念和指标，于是有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GDP折算指数等概念和指标。与失业有关的概念也应该在这一章介绍，并且应该介绍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是相联系的，因为一个国家在资本和技术短期内一定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有就业来决定，失业率高则国内生产总值小，失业率低则国内生产总值大。如果处于充分就业水平，则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处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同时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处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该国也就处于充分就业水平。那么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也就等于研究失业问题，即如果该国经济决定的国民收入小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该国必然存在失业问题，解决国民收入向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收敛的经济政策也同样解决失业。

3.宏观经济教学内容体系繁杂，学生学习起来晦涩难懂，其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涉及的内容不是出自一个理论体系。

宏观经理学流派颇多，各自有各自的理论体系。本人认为教师在讲授宏观经济学理论内容时应该按照个宏观经济流派的各个体系来分开讲解。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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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 GDP VAR模型 冲击响应函数 方差分解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原有的货币度量工具在度量市场融资总量方面的有限性逐渐突出，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国务院总理在部署2010年一季度工作时也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2011年初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引入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的指标概念。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实体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从金融体系中通过不同的融资手段获取的资金的总额，包括了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在内的所有融资资金，准确的反映了“金融服务于经济”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针对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与宏观经济发展直接的关联性进行研究。Noureddine Khadraoui（2012）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系统估计法对7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估计，得出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的结论。花馥翔（2013）等利用2002年到2012年间的季度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发现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广义货币供给量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且社会融资总量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和广义货币供给量。尹继志（2011）指出，社会融资规模正在逐渐替代新增贷款，成为能够全面度量我国社会资金流动性的中介指标。盛松成（2011）通过对国际金融市场中货币体系的观点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当前提出的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以及未来金融宏观政策的需要。盛松成（2012）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GDP和CPI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8左右，从而判断社会融资规模与这些因素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周丽燕（201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的结论也表明，大部分的社会融资形势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樊元、龙飞（2014）采用了因素扩展型向量自回归（FAVAR）模型检验得出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有很好的相关性。张原，王珍珍和陈玉菲（2014）使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得出了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高度相关，互相作用的结论。

由上述的文献可以看出，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个新兴的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良好的相关性和联动性。深入分析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关系问题十分重要，具有良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利用经典的计量经济模型，全面的分析和度量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发展存在的潜在相关关系，以期在分析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同时，为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测度

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我们并且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检验社会融资规模与我国宏观经济之间相关性的强弱。在此，我们选择200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之间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率的数据来度量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展情况，选择200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期间的GDP同比增长率的数据度量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发展情况。

图1左侧表示的是我国GDP增长率（GDP）及其波动成分（CYCGDP）和趋势成分（HPGDP）的时间轨迹。如图1所示，自2002年开始，我国经济一直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但是自2007年下半年起，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GDP表现出了陡然下降的态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自2009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逐渐回升，并且逐渐回升至金融危机前的经济水平。然而这种回升趋势并没有持续，从此后几年的走势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整体仍然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从GDP增长率趋势成分（HPGDP）的时间轨迹可以更为清晰的发现上述规律，具体来说，从2002年开始，GDP增长率趋势成分呈现出稳健攀升的状态，而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至今，GDP增长率趋势成分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此外，我们从GDP增长率波动成分（CYCGDP）的时间轨迹可以直观的发现，在过我2007年至2013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及金融危机结束后，我国刺激经济复苏的时间范围内，我国GDP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剧烈波动迹象。

图1右侧描绘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RZ）及其波动成分（CYCRZ）和趋势成分（HPRZ）的时间轨迹。从2002年至2004年的时间范围内，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呈现出了显著的陡然下降迹象，在2004年至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范围内，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显现出小幅回升并且持续的上下波动，此后，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表现出了显著下滑，虽然在2012年有显著的大幅回升，但是后期总体表现下滑的趋势。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趋势成分（HPRZ）的时间轨迹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判断。另外，我们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波动成分（CYCRZ）的时间轨迹可以发现，在2002年至2006年的时间范围内，2009年至2010年的时间范围内，以及2012年到2013年的时间范围内，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呈现出十分剧烈的波动迹象，而在其他时间范围内，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所具有的波动特征较为平稳也相对微弱。

参考上述标准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表示形式，我们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率（RZ）视为X序列，将我国GDP同比增长率（GDP）视为y序列，从而获得我们所构建的VAR模型中各个系数的具体估计结果。在此我们根据AIC和SBC信息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p=3。数据处理结果表明：

滞后一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的影响系数为0.0276，滞后两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0028，滞后三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0011，在不同滞后阶数下，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均呈现出十分微弱的正向影响。滞后一阶的GDP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8270，滞后两阶的GDP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0619，滞后三阶的GDP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1575，可以看出在不同滞后阶数下，GDP增长率对其自身影响的程度都是完全不同的。滞后一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2026，滞后两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2382，滞后三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0028，即不同的滞后阶数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其自身都存在正向影响。滞后一阶的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1.9801，滞后两阶的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7595，滞后三阶的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3.7430，在不同滞后阶数下，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方向和大小都完全不同。

（二）脉冲响应

通过运用冲击响应函数，我们得到了图2中，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冲击响应轨迹。

如图2左侧所示，当发生1标准单位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正向冲击时，GDP增长率在当期就呈现出0.007个单位的最大负向影响，随后不断向正方向移动，在第1季度到第2季度之间，冲击影响方向发生了变化，随后，在第4季度时冲击影响达到了正向最大的0.01个单位，此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冲击影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近于零的趋势。

如图2右侧所示，当发生1标准单位GDP增长率正向冲击时，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变化，随后逐渐向负向进行推移，并且在第3期时达到了0.09个单位的负向最大冲击响应，随后逐渐向正向推移，并且在第3期和第4期之间冲击反应方向发生变化，并且在第6期时达到了0.08个单位的正向最大冲击响应，之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冲击反应始终处于正值水平并不断向零值回归。

（三）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发差分解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水平的贡献程度。我们运用方差分解来研究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相互之间的贡献度问题。如表1所示，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先减小后增加。在第2季度达到了最小值3.6980，随后贡献度递增，在第12季度达到了最大值14.5887。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我国GDP增长率对自身的贡献度所占比例极大，出现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在第2季度达到了最大值96.3019。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有助于我们通过假设检验的方法来确定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下面，我们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我们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增长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GDP增长率不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显著性水平0.5840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GDP增长率不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对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不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显著性水平0.0909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三、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们通过建立以GDP增长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为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检测了我国宏观经济和社会融资规模在2002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4季度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了以下重要结论：

首先，通过建立关于GDP增长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VAR模型，并且对于不同滞后阶数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在不同滞后阶数的影响方向和程度都基本一致。我国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而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通过运用冲击响应函数分析我国GDP增长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之间相互影响的贡献程度所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较强，相反，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弱。

最后，基于方差分解的方法所得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程度先减小后增加，而GDP增长率对自身的贡献程度占更大比例呈现先增加而后减小的现象。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GDP的增长和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是宏观经济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GDP的增长是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基于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社会融资规模是反映金融和宏观经济关系的良好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对于政府和央行在未来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统计监测指标之一，同时也对于优化市场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完善货币调控政策和加强市场中资金流动性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调控政策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中介性指标在统计口径上不够完善，随着融资形式创新，社会融资规模也应包含更加全面的融资形式的总量，如：外汇占额、股权融资、民间借贷和国债等；同时也需要加强统计部门和其他各部门协调部门的数据统计的力度，对各部门中的融资资金流动及时的进行统计和数据分析。除此之外也需要调整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把握好信贷资金的流向，加大对资金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中小企业信贷的保障支持力度，从而保证在现有的资金量下，资金能够最大限度的流向最需要且对宏观经济发展最有用的部门。同时通过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放宽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准入制度，鼓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来进行融资，放宽银行债权融资的约束，增加金融体系中的融资手段，建立多元化差异化融资平台，加强中长期融资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保障宏观经济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保证宏观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樊元，龙飞.基于FECM模型的社会融资规模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测度[J].应用泛函分析学报，2014（1）：18-25.

[2]郭丽虹，张祥建，徐龙炳.社会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4（6）：66-74.

[3]花馥翔，周昭雄，丁顺浩.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宏观调控新指标的探索[J].管理现代化，2013（3）：4-6.

[4]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J].中国金融，2011（8）：41-43.

[5]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J].金融研究，2012（10）：1-14.

[6]尹继志.社会融资总量与金融宏观调控新目标[J].上海金融，2001（9）：117-121.

[7]周丽燕.社会融资规模视角下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协整分析[J].金融经济，2012（8）：137-139.

[8]张原，王珍珍，陈玉菲.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联动性研究[J].财政研究，2014（11）：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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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及其客观必然性

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国家宏观调控就其本质和基本内容而言，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干预和引导，它以市场机制自身的存在充分发挥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为前提。宏观调控是补充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离开了市场经济本身，也就无所谓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性质。为了把握住这一基本性质，必须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谓宏观经济调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主要运用间接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与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和引导。在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则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和客体；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是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运用间接手段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发挥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必然性在于：

1、从微观领域看，“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深刻原因。市场机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也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缺陷，其主要表现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失业等社会问题；市场机制不能维护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地保护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给风险性投资带来一定的障碍；市场机制难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市场机制不能克服规模经济与垄断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缺陷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弥补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需要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

2、从宏观领域看，市场经济本身还存在着“市场失衡”，从而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不稳定，既可能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也可能表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微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要么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要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机制自身的内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导致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

（1）市场调节具有微观性。市场调节是建立在各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一方面在市场活动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并根据这一全局来决策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它们都从自身微观经济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需要和宏观经济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与社会宏观资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违背。这样，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宏观总量的平衡和总体结构的合理。

（2）市场调节具有暂时性。市场调节是通过市场各种要素（价格、供求、竞争）相互作用实现的。集中表现是：供给与需求通过竞争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动态的，价格也是动态的。市场在动态的价格下使供给与需求暂时趋于平衡的状态。由于市场各种要求都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这种平衡状态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市场调节只能一次性地，暂时地解决供求矛盾，而不能使这些矛盾得到比较长期的解决。

（3）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市场调节是在矛盾或问题发生之后进行的一种调节，这种调节具有滞后性，是“马后炮”式的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和混乱，造成社会经济的频繁波动和资源浪费。如我国彩电、冰箱的生产，时而严重供不应求、时而又严重积压等，就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场调节具有分化性。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必然是优者获利多，劣者获利少，甚至亏损被淘汰。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会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造成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正因为市场经济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必须实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3、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这是因为：

（1）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种市场信号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要形成总供给与总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场状态；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规体系，等等。显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仅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只会导致市场混乱，使社会经济运行走向无序。这就需要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推动这些条件的加快形成。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而不是违背某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如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显，单纯的市场调节不可能自发地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所以，由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观经济调控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以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它们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这种协调一致的配合仅靠市场无法实现，必须有站在全社会高度和从社会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政府，进行统一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步走出国界而形成了国际分工，出现了商品生产、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际分工更为复杂，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对国内外经济的协调，促进本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面前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实施和评价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依据，决定着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多元的，是由诸多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其具体内容如下：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一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总量目标和经济结构目标两个方面的内容。总量目标是在供需平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无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全局出发，制订符合实际的总量增长计划，避免经济过冷或过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结构目标是在总量增长前提下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调整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调整地区结构，克服地区间条块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的状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互补的地区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是通过具体目标体现出来或得以实现的。有关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具体目标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

1、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它既体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体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总量上的增长是建立在比例协调、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基础之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2、增加就业。

扩大就业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因此增加就业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体现。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会造成失业，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失业。失业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失业率过高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我国，存在着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但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并通过促进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开发落后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增加就业。

3、稳定物价。

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大体稳定是经济健康、平衡发展的保证。企业和个人可以在较为稳定的价格预期下安排生产和消费，促使经济平衡增长，避免大幅波动。而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带来价格的紊乱，影响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判断和信心，扭曲资源配置，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特别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另外，长期的财政预算不平衡和国际收支逆差也会导致币值不稳，应注意综合、协调、平衡采用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

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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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宏观经济 调控

一 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和发展

1．内容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员大量失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有效需求”是核心概念，他认为：“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点之值，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受“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因素影响。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内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根源。因此，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由于存在乘数原理，政府应通过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财政政策，即用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以增加总需求，通过乘数原理引起多倍增加。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井”货币政策效果有限，所以最佳政策选择是扩大政府投资。

2．发展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发展七十多年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而后三个学派都是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阶段，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第二阶段，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c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 Mainstream），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

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上工资刚性假设条件的总供给曲线；二是从IS－LM模型到处的需求曲线；三是菲利普斯曲线与总供求曲线的结合。

第三，新剑桥学派又称后凯恩斯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基本特点为：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强调收入分配理论；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有：一是价值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在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二是收入分配理论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第四阶段，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主流经济学地位。但是，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胀现象而受到与其对立的主张自由经济的学派的批评。凯恩斯主义无力应付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陷入困境，从主流派正统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席卷西方宏观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日趋衰微。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非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这一假设来自原凯恩斯主义。但是，两者的非市场出清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条件是，一是假定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即工资和价格不是不能调整，而是可以调整的，知识调整十分慢，须耗费相当的时日；二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增添了原凯恩斯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

二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评述

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凯恩斯主义价格与工资刚性的解释有很大的局限性

凯恩斯敏锐地发现大萧条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提出需求不足理论，并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来解释需求不足，他还认为，它关于非自愿失业的解释可以不依靠工资刚性，应该说这一思想也极具创建性，但它确用在现实中难以观测到的现象“流动性陷阱”、“投资的低利率弹性”来解释，这实质上已经给凯恩斯理论带来的发展的隐患。因为在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时对价格机制的高度重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新古典方向发展，这样在解释非自愿失业上只好更多依赖“刚性”假设。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政策取向看，逐渐走向了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其背后是对市场机制的崇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接受了自然率假设，实质上假定经济一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经济政策主要是微调，在实践中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管理是一种短期总量管理，而且是以调节总需求为主的管理，主要是保持高度就业与价格的稳定，宏观政策均是短期政策，主要根据经济周期的需要进行相机决策，这在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西方国家总体上是合适的，从实践看，战后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说明宏观经济总体是稳定的，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3．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不重视经济结构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体上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不重视结构的倾向，这是因为经济结构被认为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例如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少纳入主流宏观经济的视野之中，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不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一般认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是一个公平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政府加大了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这样收入分配问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来，这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小得到体现。再如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总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区分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当前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短期意义上的模型解决经济波动问题，长期则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的情况下这种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个存在体制与结构问题的经济体系则无论是短期意义上的调节还是长期政策均要考虑这些因素，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三 凯恩斯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借鉴作用

凯恩斯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它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立足于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着眼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虽然受到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抨击，但他的弟子们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仍然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应该指出，凯恩斯主义虽然从本质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首先是属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理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珍珠，因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有着较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即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对经济全方位的干预。但由于我们缺乏宏观管理经济的经验，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也面临着由于宏观管理力度不足造成地许多问题：

1．有效需求不足

这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从1993年7月开始我国开始采取紧缩政策，使经济在1996～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然而，在这之后，我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专家预期的那样呈回升的态势，而是在不断下滑。同时，市场需求在经历了“短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发展阶段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这种“过剩”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属于发达国家早期难以摆脱的那种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我们分析现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就业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8%左右，超过登记失业率的一倍以上，约1500万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2000万人，城乡综合失业率达15%左右；有学者估计，如果加上隐蔽失业人口，总体失业率可能达到27%左右。失业早已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头等问题，只是多年来人们对此重视不够。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就业岗位，实行以扩大就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特别是实行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投资政策。

3．收入差距扩大

在改革以前，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特征是平均主义，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跳跃式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由于多年财富积累形成了财产性收入，出现亿万富翁，具有百万资产的家庭已经超过200万个；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破产停工和生产不景气，城镇形成了贫困阶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5%。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从1995年后，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造成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不足。

以上出现的问题与早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合理内核”，借鉴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我们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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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本面分析 技术分析 财务分析 风险与收益

相比于房地产、基金以及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市场的投资要复杂得多。投资者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深入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与收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能盲目跟风，总的来说，投资股票市场有以下几种基本思路。

一、宏观经济分析

众所周知，股票市场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晴雨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动会影响股票的价格，作为一个股票投资者，要时刻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经济指标。比如说，每月中旬公布的上一个月的CPI，如果CPI过高，意味着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预期，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刺激股票市场的拉伸。

仅仅知道这些宏观经济指标是远远不够的，数据往往有滞后效应，当数据公布时，股票的价格已经上升或者下降了，如果公布的数据只能在股价变动中坚持一两个交易日，那么当投资者得知公布的数据后再进行股票操作就晚了。比如：短期利率下降，投资者建仓买进股票，但是，由于利率的波动只是短期的微调，并不是整个资金市场资金供求情况的真实反映，利率很快就会上扬，投资者刚买入股票，马上发现利率上升了，此时抛掉股票定会遭受损失，只能继续持有，等待清仓时机。对于宏观经济的分析必须在相关数据公布之前，也就是说，股票投资者必须学会利用自己的逻辑去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根据自己的预测来操作股票，而不是等待相关经济数据的公布。

二、行业分析

（一）行业分析概念

行业分析是指应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对行业的运行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包括生产、消费、技术、销售、行业竞争力、市场竞争格局、行业政策等，通过对行业要素的分析从而发现行业运行的内在经济规律，进而进一步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行业的更替兴衰速度越来越快，在汽车出现以前，欧美的马车制造业是何等的辉煌，然而时至今日，连汽车业都已进入生命周期中的稳定期甚至衰退期了，尤其是随着油价的上涨，现在的汽车行业主要向电动汽车转变，那种耗油多污染大的汽车支撑不了太久。如果某个行业已处于衰退期，则这个行业中的企业，不管其资产多么雄厚，经营管理能力多么强，都不能摆脱其阴暗的前景。

（二）互联网背景下的行业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很多行业都在逐步的互联网化，那些跟不上互联网思维和节奏的行业正在苦苦挣扎。比如传统的书店，现在的书籍爱好者都是去亚马逊、当当、京东以及淘宝等网上书店购买书籍，因为网上买书比实体书店更便宜，随着物流的发展，网上购书速度也越来越快，一般24小时就能送货到家，这比你去实体店更节省时间。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股票操作更是如此，如果购买了错误行业的股票，被套牢的风险就会增加，像高耗能汽车、书店等传统行业的股票，即使短期内股价在上升，投资者也只能进行短线操作，不易进行中长期投资。当然，如果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能够及时地跟随时代潮流和科技的进步，在恰当的时机进行转型，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三、公司基本面分析

在对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和自己熟悉或者想要投资的行业进行全面分析后，投资者需要在自己选择的行业内挑选上市公司，这就需要投资者对感兴趣的上市公司进行基本面分析。

（一）公司竞争地位分析

在自由竞争市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本行业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即使是朝阳行业的上市公司也会很快被淘汰。研究公司在本行业的地位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公司的技术水平，那些紧跟技术潮流，采用和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更有机会在本行业走得更快更远。第二，公司的市场开拓能力，产品的销量最终决定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上市公司要保持在本行业的竞争力，必须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

（二）公司财务分析

投资者需要通过对股份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来了解该公司的财务情况、经营效果，进而了解财务报告中各项的变动对股票价格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并最终做出买进或卖出的决定。要进行财务分析，投资者需要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储备，包括基本的会计知识、财务管理以及财务分析方面的知识甚至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虽然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弄明白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但是通过财务分析可以让投资者避免一些显而易见的投资错误。

四、技术分析

（一）技术分析的概念

所谓技术分析，是相对于宏观经济和行业等基本分析而言的，基本分析着重于对宏观经济情况以及各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行业动态等因素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股票的价值，衡量股价的高低。而技术分析则是透过图表或技术指标的记录，研究市场过去及现在的行为反应，以推测未来股价的变动趋势，技术指标主要是根据过去的股价、成交量或涨跌指数等数据计算而得。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技术分析时只关心股票市场本身的变化，而不考虑会对股价产生某种影响的经济、政治等各种外部因素。技术分析理论包括道氏理论、波浪理论、江恩法则等，主要分析方法有K线分析、均线分析、形态分析、切线理论、量价关系分析等，技术分析的指标类型非常多，比如：趋势型指标、人气型指标以及超买超卖型指标等。

（二）技术分析的优缺点

偏重技术分析的投资者之所以要购买某只股票，不是因为该股票有价值，而是该投资者认为其他人都认为这只股票有价值，其他的投资者会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只股票。技术分析的美妙之处在于，只要有足够多的投资者相信技术指标并按照指标进行操作，那么技术分析就会有效，通俗地说就是，如果大家都认为某只股票会涨，大家都去购买，这只股票就真的会上涨，而且这种股价的上涨和上市公司本身的表现好坏以及公司内在的价值没有关系。

技术分析的缺陷在于，股票市场是所有投资者的综合博弈，技术分析方法和技术指标繁多，而且根据不同的技术指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甚至相互矛盾，这就让投资者无法决策。对于中长期投资，技术分析必须满足三个前提。第一，市场行为包容消化一切，也就是说，所有的信息都会在股价上表现出来；第二，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股价的波动不会突然出现逆转；第三，历史会重演，只要未来出现相同状况，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在未来会再发生。但是，这三个前提很难同时成立，所以，对于中长期投资者而言，技术分析并不是最佳策略。

参考文献

[1]柏丹.股票价格波动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师，2013（1）.

[2]赵志军.股票价格对内在价值的偏离度分析[J].经济研究.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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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是否加息的问题，而是何时加息的问题。”随着国内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宏观经济政策也正在调整和变化。自2009年年末以来，央行对于各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推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进入2010年央行连续两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这可以视为中国启动退出政策的标志。”花旗银行中国区财富管理总监梁展霖近期在出席花旗财富论坛时表示。

梁展霖预测，央行有可能在第三季度启动加息进程，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将提高至5.81％。同时，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开始，花旗预计在今年年末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将达到6.12％的水平。

多数朋友将这近一段的股市走势与投资者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担忧以及可能出现的加息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表现在盘面上就是给人以“坐卧不安”的感觉，股票拿不住，很难说服自己持股，但换股又找不到方向。

利率调整是涉及宏观经济全局的事情，非同小可，一次上调就足以形成进入持续加息的预期，这种预期与通胀预期相互激荡，会对尚未稳定的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实在难以预料。此外，CPI变化与利率调整的配比一方面要考虑解决负利率的问题，一方面还要考虑居民收入变化的因素。

因此，目前情形下，决策层“避免误判形势”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历了这几年经济发展的大风大浪后，货币当局有足够的智慧比铰从容地应对当前的形势，从而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3％左右的CPI水平意味着2010年总体通胀水平将处于一个“临界点”的状态，在“公开市场操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信贷窗口指导”等工具尚有比较宽松的运用余地时，至少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很小。

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经济界人士对今年宏观经济的复杂性已达成共识。“如果说去年是最困难的一年，那么今年就是最复杂的一年。”因此，今年宏观调控的精准度备受考验，如果不到位，则很可能引发过热或过紧局面，对尚未真正复苏的中国经济造成危害。

另外，在上一个加息周期以及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降患过程中，主要出于防止国际热钱对国内金融形势的冲击，央行比较强调政策的“突然性”，但这一次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到可能出现的加息，央行更倾向于提前打招呼，对市场放风，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市场逐步消化“货币政策趋紧”的信息，日后即使真的政策出现时，对市场的影响也会变得相对有限了。

几年前，很多朋友在股市投资时还不太多关心宏观经济数据的变化。现在，就是不太懂得经济学术语的朋友们也在谈论CPI、PPI了，一到宏观数据公布前就会流露出某些紧张情绪，并且会比较明显的反映在盘面上。这肯定是件好事，值得高兴，但朋友们也要避免听风就是雨，特别是货币政策相关的一些概念，全局性很强，理论性很强，不是市盈率、市净率这样的概念可以相比的，误读了政策会导致投资思路的全局性错误。

CPI上涨不等于通胀形势恶化，目前为止，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滞后几个月之后，当然会给通胀的出现提供货币基础，除此之外，新增加的通胀因素并不多，也不明显。而在通胀环境下，资产价格普遍上涨，那么股票当然也有上涨的冲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基于此，我觉得目前以中线持仓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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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财务风险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财务风险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基于筹资视角的财务风险。该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在筹集资金过程中，由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该观点还认为财务风险大小与企业筹资数额的多少和投资收益率高低有关。二是基于资本结构视角的财务风险。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比例及其比例关系。三是基于不确定性视角的财务风险。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各种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遭受损失的大小以及这种损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因此，财务风险就是指企业在进行财务活动的过程中获得预期财务成果的不确定性。这些界定都是基于财务本质与风险本质的理解。对于财务本质不管持货币关系论者，还是资金运动论者，或者价值分配论者，财务最根本的问题是资金活动。

（二）金融风险概念 比较流行的金融风险理论有:一是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风险“周期性”解释派的代表人物海曼・明斯基依据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私人信用创造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其他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将使得他们经历周期性的危机和破产浪潮，金融中介的困境被传递到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危机。但其理论缺乏稳固的经济学基础。二是货币主义解释。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金融动荡的基础在于货币政策，正是货币政策的失误引发了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即货币主义解释。三是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论。克罗凯特将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大量的金融机构背负巨额债务及其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使得它们在经济冲击下极为脆弱并可能严重地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不少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是造成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即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论。四是信息经济学的微观解释。信息经济学认为，不对称信息是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即信息经济学的微观解释。

综上，金融风险在学术文献中主要基于不确定性视角侧重微观与宏观角度进行的界定，如罗凯特（A.Crodkett）将金融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大量的金融机构背负巨额债务及其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使得它们在经济冲击下极为脆弱并可能严重地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该定义包涵了由于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风险的传导导致了宏观层次上的金融风险，也就是说，金融风险是一种综合风险。再如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活动中，由于各种经济变量，主要是金融变量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相关国家或地区、机构及个人损益的不确定性，自人类经济社会产生金融活动以来，金融风险管理就成为经济和金融体系必然的组成部分。该定义是侧重宏观层次进行的界定。

二、相关研究总结与评析

（一）基于金融与财务辨析的财务风险与金融风险定位观 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财务管理专业的产生是与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及金融机构的发展相联系的。与此相适应，财务管理有关的内容加入到金融的微观分析中，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成本与效益、资金流量、信息及其影响等问题，并逐步形成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体系，即以金融市场为基础，注重财务分析、定量分析的新型金融学。

由此可见，金融与财务是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首先，从其内涵上来看，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广义的金融泛指一切与信用货币的发行、保管、兑换、结算，融通有关的经济活动，甚至包括金银的买卖，狭义的金融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金融的内容可概括为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金融是信用货币出现以后形成的一个经济范畴，它和财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能表明金融特征的是可以创造和消减货币的银行信用，银行信用被认为是金融的核心。财务的概念简言之是根据当期报表，分析当期，预测未来企业经营状况，现金流量，属于企业管理方面。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融资和分配的决策体系。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更多地是金融微观内容，可称之为公司金融，而且与会计联系也比较大，有些金融问题是财务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财务管理的一些内容则是管理学的内容。与此相联系，财务风险侧重微观主体，金融风险是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兼而有之，但财务风险与金融风险不是简单的包涵关系，因为不同的风险主体有不同的风险链条。

（二）金融风险普遍性与财务风险特殊性 从层次论来分析，金融风险可分为宏观金融风险和微观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并非金融业特有风险，只要企业从事金融活动就会存在金融风险。也就是将金融风险的主体限定在一般企业，可以将企业金融风险界定为：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时，由于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非预期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从风险的构成要素来看，企业金融风险的风险因素是企业从事金融活动，风险事件是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发生非预期的变化，风险结果是企业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即实际收益少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超过预期成本的可能性。

财务风险是由企业筹资决策决定的，企业的筹资结构决定了它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的大小，具有特殊性。当企业利用债务、优先股等固定财务成本的资金后，就出现了财务杠杆。在息税前收益变动幅度即经营风险既定的条件下，财务杠杆水平越高，股东收益变动及破产的风险就越大。

可以认为，财务风险是发生于个别企业的特有事件所形成的个体风险，因而具有特殊性；金融风险也有个体风险的自然介入和相互作用，但更多的则是影响所有企业的因素所引起的市场风险等，因而具有普遍性。

（三）时空观下的金融风险与财务风险定位观 毋庸置疑，在金融开放的新形势下，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这就在客观上对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2007年1月1日起，我国境内设立的银行、信用社、担保公司等金融企业实行了新的《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规则》以“防范和化解金融企业财务风险，维护金融企业相关各方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为立法目的，并单设了“财务风险”一章。这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金融风险。其基本缘由是金融企业比非金融企业多了“财务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金融危机”这一风险链。

对于非金融企业从事以金融资产买卖的形式进行的金融活动首先面对的是金融风险。因为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时，由于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非预期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从风险的构成要素来看，企业金融风险的风险因素是企业从事金融活动，风险事件是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发牛非预期的变化，风险结果是企业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即实际收益少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超过预期成本的可能性。

非金融企业从事以金融资产买卖的形式进行的金融活动，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不当，对资产质量、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加剧企业的财务状况的恶化，使财务风险飙升，甚至引发财务危机。所以，我们认为非金融企业的风险链条是“金融风险――财务风险――财务危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一是财务风险具有特殊性，金融风险具有普遍性。二是金融企业风险链条是“财务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金融危机”。非金融企业的风险链条是“金融风险――财务风险――财务危机”。“Financial Risk”应译为“金融风险”还是“财务风险”，要视文章研究的具体内容而定。三是不能将金融简单地看作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将财务简单的视为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业务的概括，因为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有不同的风险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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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指数的编制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利用价值，其旨在通过利用企业会计信息反映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从而为企业的经济管理决策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可靠依据。其中“价值创造效率”会计指数用于反映企业经营对宏观经济综合贡献，而“剩余价值创造能力”会计指数，主要用于分析个别企业及某个行业新增加经济价值创造能力乃至整个国家财富创造能力。

关键词 ：经济运行；会计指数；价值创造效率；剩余价值创造能力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一直以来主要在经济活动的微观领域发挥作用，即服务于个别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在较为宏观的经济领域会计信息没能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信息其服务于宏观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

赵德武率先提出通过建立我国财务经济指数，来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和具体行业的经济运行状况，并有效监督经济运行态势。王军（2009）指出:“应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模型和方法，借鉴采购经理指数、消费物价指数等的编制经验，研究出一个或者一套权威的会计指数，以综合反映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财务实力和经济景气度，使之成为指导微观经济的‘指南针’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王化成等提出了一套指数体系包括宏观的价值创造会计指数、中观的行业评价会计指数以及微观的企业投资价值指数。这些开拓性的研究为中国特色会计指数编制吹响了号角，也为以后更多的研究做好了坚实的铺垫。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一些拓展会计信息利用价值的探索性研究，并提出了“剩余价值创造能力”会计指数，可以用于评价微观企业和宏观社会再生产活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及经济运行的态势与景气状况。

一、相关经济和会计理论分析

（一）对价值的认识

究竟什么是价值，在历史发展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论，它们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如果抛开价值的具体所指或限制，把一般意义上的好坏、利益、有用无用等作为研究对象，并上升至哲学概念：“是指主客体关系的一种内容，这种内容就是：客体是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同主体相一致，为主体服务。”“价值的本质，是指‘客体主体化的过程’、结果及其程度，是一种‘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关系’。”用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去理解价值则不至于导致理论的混乱和冲突。这样其实价值至少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劳动价值。使用价值表示事物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交换价值表示事物的交易性，属于社会属性；具体还表现为交换总价值、新增加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表示事物的劳动性，属于行为属性，它讲的是事物和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

（二）资金运动中新增加价值的来源

会计核算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其核算和提供信息的对象是企业的经济活动，因此可以用会计提供的信息反映一个组织、一个行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但是会计不提供企业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信息，只提供能够用货币表示的价值信息，即企业的资金运动。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看，其经济活动可以分成五个环节：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供应、生产和销售活动。相应的资金运动过程为：货币资金等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资金货币资金，资金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实现一次周转便能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经济价值。企业的再生产过程资金不断周转循环，不断为企业创造新价值。那么新增价值的来源是什么呢？

分析一下企业的再生产过程，生产力的形成需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物力资本），以及劳动者（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人们通过具体劳动将劳动资料的具体存在形态转变为其他存在形态，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化，而价值总量却是保持不变的。所以新增价值肯定是来自工人的劳动，劳动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而且还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人力资源的真正价值就是其创造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是人力资源不同于企业其他资源的根本特征。新增加价值是流入的交换总价值扣除投入的交换总价值后的余额，而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还要扣除为其他固定合约支付的价值。因此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剩余价值能更好的反映为企业自身创造新增价值的能力。

（三）剩余价值不是罪恶

剩余价值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强大理论武器。提到剩余价值，人们可能把他和罪恶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误解。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从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剩余价值生产。如果劳动只能够创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价值，那么社会将没法发展进步。原始社会前期，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所生产的物质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没法满足，所以根本谈不上物质财富的剩余积累。随着社会制度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促进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从而社会进步又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

恩格斯说：“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剩余价值的创造能力对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都是极其重要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企业要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的建设打好物质基础。它又是衡量生产力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重要标尺，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提升剩余价值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将其用于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是人生价值问题。

剩余价值要在资金的循环周转中不断被创造出来，并在流通中实现。把剩余的一部分要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因此易庭渊教授说：“会计是从价值角度综合核算和控制各种使用价值再生产的科学。要在市场竞争中正确运用价值规律与价格规律，多创‘剩余价值’。”

二、“剩余价值创造能力”会计指数的构建

基于剩余价值创造能力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有必要构建相应指数来反映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文借鉴会计指数的编制方法，提出了“剩余价值创造能力”会计指数的构建思路。

（一）剩余价值创造额

剩余价值创造额= 价值创造额-（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应付职工薪酬”期初数）

1.企业的总价值是由企业各种资源所创造的，现在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资源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经营所需的各种要素的总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企业资源进行不同的分类。本文认为可以将企业资源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物力资源，主要用于生产活动，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另一类是人力资源，不仅是生产中的劳动力，还包括一切非生产中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可见本文把物力资源界定在生产环节，而其他环节的物力属于人力资源，比如为实现管理而引入的一套设备。因此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广义上的人力资源，包括企业主要价值创造活动所需的物力资源之外的所有资源，是广义剩余价值的来源，而狭义剩余价值仅指生产过程中创造并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剩余价值。

2.由王化成和王国樑共同主持的财政部重大科研项目“会计指数编制问题研究”从价值创造额等于价值分配额的角度分析，企业经营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分配给债权人、股东和国家，两者是相等的关系。因此有：价值创造额= 净利润+ 财务费用+（支付的各项税费+“应交税费”期末余额-“应交税费”期初余额）+（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应付职工薪酬”期初余额）。公式中用财务费用近似替代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

3.物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自身的总价值，因此其创造的价值等于其投入的价值，没有多余的价值产出，因此其净价值创造额为零。

4.人力资源创造的价值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另一部分是剩余劳动时间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因此：人力资源价值创造额= 支付给职工的工资福利等+剩余价值创造额（即广义剩余价值，为了习惯用剩余价值表示）。

5.通过以上分析得到：

剩余价值创造金额(SVC)= 价值创造额(VC)-（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应付职工薪酬”期初数）

=净利润+财务费用+支付的各项税费+“应交税费”期末余额-“应交税费”期初余额

6.SVC 的实质是企业员工所创造的价值中除了满足自身需要外所剩余的价值，这些剩余的价值分配给了国家、债权人和股东，可以反映一个企业创造价值的绝对能力。

（二）剩余价值创造能力

剩余价值创造能力是指每单位价值创造额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反映了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相对能力。其计算公式为：

1.当净利润大于零或者比零略小时，SVC>0,SVCA>0,则0≤SVCA<1，表示劳动有剩余价值产出，劳动是有效率的；且在该范围内指数越大表示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越高，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

2.当净利润远远小于零时，SVC<VC<0，则SVCA>1,表示劳动不仅没有剩余价值产出连劳动力价值都没有得到补偿，劳动是负效率的。这种情况是因为净利润远远小于零所导致的，说明人力资源价值创造能力为负，企业亏损经营。

三、“剩余价值创造能力”会计指数的意义

SVCA 指数旨在通过运用个别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来反映宏微观经济活动创造新增价值的能力，监督和控制经济的运行态势，为企业经营决策和政府部门的政策方针提供依据。以上只是初步探索，但是笔者坚信会计指数将来一定能够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求索探知的问题。

（一）企业可以根据各期间SVCA的变化研究其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具有竞争力的要素是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和拥有核心技术的员工。为了激励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企业提出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各种办法，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职工的积极性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和企业的经营效率，积极性跟用在职工身上主要为了加强管理的费用和支付给职工的工资福利等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其如何影响SCVA 是值得深入细致研究的问题。能否在分配过程给职工一定的价值分配权，从而起到激励作用也是值得研究的。

（二）通过分析某个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可以判断该行业的经济状况

不仅可以做纵向比较，还可以横向比较不同行业新增价值创造能力，为社会的贡献程度。还可以分析不同地区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华东地区企业的财富创造能力是否一定就比西部地区的强呢，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规划提供依据。

（三）利用微观会计信息可以反映和监督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用于分析内外因素是如何影响整个社会再生产中财富创造能力的

比较我国和外国经济运行情况，使会计指数真正成为“指南针”和“晴雨表”。

参考文献：

[1]赵德武.我国宏观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问题研究[J].财务与会计，2000，（3）：16-18.

篇9

关键词：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结构性减税；价格通道；企业出口；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参考文献：

[1]高培勇.结构性减税：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涉外税务2009，（1）.

[2]高培勇.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进程盘点与走势前瞻[J].财贸经济2010，（1）.

[3]杨军.“增支+减税”的持续不平衡——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贸易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J].南风窗，2010，（3）.

[4]陈黛斐，韩霖.“十二五”税改：重点是直接税——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中国税务，2010，（11）.

[5]凤翔.对当前税收改革热点问题的深度解读和理论分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理论视野，2011，（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高培勇，张德勇，张斌，汪德华. “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规模[J].经济研究参考，2011，（3）.

篇10

经济波动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紧缩更迭交替、循环往复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个国家的经济通常会经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1999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的负缺口不断扩大，经济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了波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逐步回升，进入复苏阶段。在复苏的不稳定时期，经济出现了短暂的波动，2002年开始才真正走上稳步增长与回升之路。2005年我国经济运行已超过产出正缺口0.2%的上限（谢太峰、王子博，2013），2007年接近波峰。2008年底，一场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顿时处于低迷态势。正处于高速平稳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也跌入了暂时性的发展低谷。2007年至2011年我国经济经历了过热、衰退、低谷、复苏又缓慢下行的波动，宏观经济发展始终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宏观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微观层面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品市场上需求比较旺盛，GDP增长较快，物价上涨，资本市场的繁荣使社会投资热情高涨，银行货币信贷较为活跃，资金需求量扩大，此时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盈利水平。宏观经济的波动是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的客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不仅影响了公司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业绩，而且直接影响到公司管理层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与企业发展的预期，关系到公司财务政策的选择与理财行为的实施。如，陆正飞和祝继高（2009）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量，以备不时之需。然而，鉴于宏观经济分析的结果难以量化，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缺乏直接的证据，因此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对企业微观主体行为与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仍比较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研究太少（姜国华、饶品贵，2011）。

股权资本成本是股东进行股权资本投资时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股权资本成本水平关系到企业价值评估、经营绩效评价和股东利益保护等诸多方面，是公司管理层进行融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决策等财务决策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股权资本成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微观层面，宏观经济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财务政策制定者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20世纪末以来，股权资本成本的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外部的环境因素，特别是从宏观经济和法律环境等方面来讨论不同经济背景下股权资本成本的差异。套利定价理论（APT）首次将宏观经济环境变量纳入模型中。此后的研究将关注点集中于决定股权资本成本的宏观经济因素方面。Chen等（1986）将股票收益作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函数，发现收益曲线扭转、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工业产值以及破产风险溢价这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影响。此后的McElroy和Burmeister（1988 ）进一步改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引入债券偿付风险溢价、债券期限溢价、未预期通货膨胀、未预期GDP增长率以及市场指数，构建了宏观经济五因素APT模型，并发现每个变量均得到APT的风险定价。借鉴这一思路，Golderberg和Robin（1991）将债券风险溢价、债券期限溢价、未预期通货膨胀和未预期产出增长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建立资本成本估算的宏观经济因素APT模型，并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五因素APT模型等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四因素APT模型的估算值比较准确。

Hammoudeh和Aleisa（2004）指出，通货膨胀和与公共财政相关的变量是股票价格的基本决定因素。Daske等（2008 ）和Li（2010）在考察欧洲市场执行IFRS后资本成本的变化时发现，国民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等国家宏观层面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成本水平。Apergis和Eleftheriou（2012）应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新兴国家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经济产出、货币供应量、政府赤字、贸易赤字对股票收益有正面影响，而利率对股票收益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Stulz（1999）提出，一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这一观点得到了Bekaert 和Harvey（2000）的经验证据支持。Singh和Nejadmalayeri（200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其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即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其资本成本越低。Erb等（1996）利用13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指出，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可能还包括汇率和国家信用等级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国家信用等级度量的国家信用风险是影响事前预期报酬率的重要因素。

综观以上国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最终得到的结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鲜有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宏观经济因素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从宏观、中观（行业）层面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吕江林（2005）考察了我国上证综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杨小军（2007）研究认为影响股票价格指数的最显著因素包括货币供应量、股票供给、物价指数；曹勇和张卓（2009）则认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指数存在一定影响；金洪飞和金荦（2010）、温彬等（2011）发现国际石油价格、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不同行业的股指报酬率具有一定的影响；戴沙（2011）则认为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显著，其中利率政策最明显。这些研究均以行业或A股综指的实际数据研究股东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报酬水平，并未观察宏观经济因素对股东要求报酬率――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金融体系变革等外部宏观经济因素是股东进行投资的外部客观环境，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变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诸多方面，进而影响了企业的风险程度，股东根据这一风险程度提出的理性报酬率必然会反映出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结果。因此，忽视宏观经济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必将造成股权资本成本研究的片面性。笔者选取了6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详细分析检验其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关注研究期间的时间跨度，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样本期间为2000年至2012年。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将上市公司划分为19个行业。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贷款利率等对金融行业的影响与其他行业相比较具有显著的差异，为了确保数据结果的准确性与可比性，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选取其他18个行业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中各年度宏观经济数据（GDP、CPI、M2、CM、INT、TUR）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股权资本成本估算中运用的数据以及实证分析中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均取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研究假设

被解释变量。汪平等（2012）将股权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划分为三类：内含报酬率法、风险补偿法和历史平均报酬率法。李阳阳（2013）归纳了常见的及新兴的15种股权资本成本估算技术，并针对不同的模型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采用CAPM、OJ模型、Gordon模型、GLS模型、PEG比率和MPEG比率6种方法分别估算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并将六种估算方法的估算值取均值，作为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Re。对于GLS模型、OJ模型、PEG比率和MPEG比率四种方法，本文分别采用了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两种数据方法进行估算，并取两者均值作为该方法的股权资本成本估算值。

解释变量。笔者选取的宏观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贷款利率、资本市场发展情况、货币供应量和股票市场流动性。

（1）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是经济增长率最为直观的衡量标准，本文选用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无疑是影响股票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繁荣阶段，GDP增长率较高，国家总体经济运行环境较好，经济主体的平均获利水平提高，股东对公司的预期提高，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提高，即股权资本成本上升。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GDP增长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GDP增长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2）通货膨胀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本文选用CPI增长率表示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通常发生于经济繁荣时期，往往是经济上行至过热的一种反映。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对于收入波动大的企业来说，债务融资所要面临的固定利息支付无疑会带来更高的财务风险和破产风险。因此，在通货膨胀严重时，企业往往会回购部分债券，减少债务融资规模，提高股权融资比例。Clare和Thomas（1994）、Ibrahim和Aziz（2003）等研究将股票视为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公众会把大量的资金投资于股票，为了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股东往往会提高其所要求的报酬率水平，即股权资本成本上升。

假设2：CPI增长速度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CPI增长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3）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变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宏观经济的走向。在经济过热时国家会相应提高贷款利率，经济疲软时则会降低贷款利率。利率作为资本市场上资金使用权的转移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一方面，贷款利率直接决定了利息费用，间接决定了债务融资成本。利率的变动改变了资本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量和资金流向。当利率上升时，大量资本回归银行导致企业举债融资困难，贷款比例降低引起债务成本上升，财务风险的加大导致股东要求报酬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利率代表了股票市场上投资的机会成本。Wasserfallen（1989），Abdullah和Hayworth（1993）等研究发现，利率负向调节股价，较高的利率吸引了其它的投资机会，进而降低了股票市价，股东要求的报酬率随之提高。

假设3：实际贷款利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贷款利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4）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包括信贷融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等。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一般遵循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融资顺序。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而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转变时期，资本市场并不完善。在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中，证券价格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企业价值，融资工具的缺乏会阻塞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我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大，外部监管机制和股权约束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使得我国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约束少、无股息偿付压力的股权融资方式。基于我国实情的融资特色，如果股市处于利好的形势，股票市场的综合回报率比较高，市场风险溢价上扬，股东投资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会提高。本文采用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情况下，总市值加权平均法的A股市场年度综合回报率作为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变量。

假设4：股票市场回报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股票市场回报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5）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广义货币供给量（M2）反映了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本文选用M2的增长率表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根据凯恩斯理论，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利率下降，贷款成本的降低会使企业提高债务融资的比例，而负债的增加会限制企业的自由现金量，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同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提高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导致更高的贴现率，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预期报酬率，提高股权资本成本。

假设5：货币供给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越大，股权资本资本越高。

（6）股票市场流动性。股票市场流动性会影响股东要求的报酬水平。一般而言，流动性好的市场，交易指令能迅速执行，交易成本降低，而在缺乏流动性的交易市场，投资者的抛售行为会传递进而影响股票价格，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增大，股权资本成本上升。此外，流动性差的股票通常会倍受投资者冷落，股价相对较低，股权资本成本相应提高。本文采用年平均换手率指标作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变量。换手率是反应市场活跃程度和成熟程度的综合指标，以百分比形式衡量一年内股票的成交量占股票总数的比例。通常情况下，成熟资本市场的流通股年平均换手率在100%左右。我国股票市场尚不成熟，仍处于发展阶段，投资者的专业知识储备相对较少，投机现象比较严重，投资者多以短线差价投资为主，并不是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投资。刘欢（2008）研究表明，1993年至2007年间，我国股票市场15年的平均年换手率为484%，明显高于成熟市场的换手率。

假设6：股票市场流动性与股权资本成本负相关，即年平均换手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

（三）研究步骤 本文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由于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含有截面数据，因此，本文分两个步骤开展研究。第一步，建立面板数据，对6个宏观经济变量以及股权资本成本进行平稳性检验；第二步，在同一年份，由于对所有上市公司而言统一宏观解释变量取值相同，研究期间内每个宏观变量的有效数值有13个，且模型不同年份回归系数都相同，为了保证样本数量，提高模型的有效性，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时，选择混合横截面模型，将13个年份的数据放在同一截面中进行检验，并且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增加了企业规模、股权结构与公司成长性三个控制变量，分别用总资产（TA）、前十大股东控股比例（H10）、总资产增长率（GR）表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宏观经济因素的描述性分析。自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驶入了新一轮的复苏进程，经过2003年和2004年经济得以稳定与巩固之后，从2005年开始高速增长，2007年末达到峰值。2008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GDP增长率下降，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且下降的幅度较大。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2009年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标。2009年至2010年实现了经济的缓慢回升，但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出现短暂回落，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管理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工作重心。图1为2000-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折线图，13年中，我国经济经历了增长、下降、回升再微降的一个过程。

图2显示样本期间，我国CPI增长率波动显著，尤其在2006年之后波动尤为剧烈。CPI代表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也反映了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CPI温和上升，表示经济平稳增长；CPI大幅提高，说明发生了通货膨胀，货币的实际购买能力降低；如果CPI下跌，则表明经济衰退。2009年CPI增长率发生了明显下降，表明国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效果。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6年期间，我国实际贷款利率稍有波动，但相对平稳。2007年大幅上升，2008年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又出现大幅回落，2009年以后，国家重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为了防止经济大幅波动，通过利率调整对货币市场进行资金的控制。

图4显示，在2008年之前，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相对平稳。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流通中的准货币基数不断增加，因此2009年广义货币供给量呈现高速增长。2010年以后M2增速逐渐减缓。

图5显示，2001-2005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换手率较为稳定，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2006年换手率大幅提升，2007年达到了峰值。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得股票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换手率急剧下降，但在2009年又大幅回升。伴随股票市场的发展，2010年以后换手率缓慢降低，但与国外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仍然位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由此可见，我国股市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投资者往往将股票作为投机证券以获取价差收益，由此引致我国股票市场上极其浓重的投机色彩。

图6为2000年至2012年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综合市场回报率年度数据，波动趋势十分显著。2007年股票市场回报率达到峰值，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回报率跌至谷底，2009年国家相关干预政策使得市场回报率迅速回升，这些变动整体上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相一致。之后的几年，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股票市场也振荡下挫。

（2）股权资本成本的描述性分析。图7为2000年至2012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股权资本成本折线图。可以看出，股权资本成本的整体变动趋势与宏观经济周期是趋同的。大部分年份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在5%至10%之间波动，2007年达到最大值24.67%，2008年又迅速降低至1.96%，2009年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达到22.01%，2010年之后逐渐平稳，波动幅度减小。进一步观察18个行业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可发现，研究期间内各个行业具有较为相似的时序变化――2005年之前行业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均比较稳定，多数行业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在5%-10%区间内小幅度波动，2006年之后变动幅度较大，2007年上升到峰值，2008年又跌至谷底，随后的2009年又大幅回升，此后呈现平稳波动的趋势。

2000-2012年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二）平稳性检验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中包含经济的动态信息，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采用三种方法――相同根单位根检验的LLC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的ADF检验及PP检验，对每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表3显示，CPI增长率、贷款利率、A股市场回报率、M2增长率和股票市场年平均换手率以及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均同时通过了LLC检验、ADF检验及PP检验，充分证明了他们不存在单位根，序列是水平平稳的。GDP增长率变量没有通过ADF与PP检验，但通过了LLC检验。因此认为所有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

（三）回归分析 为了更为准确地研究宏观经济因素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需要剔除一些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微观层面因素。本文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加入了3个控制变量：（1）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TA）代表公司规模，以控制规模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2）采用前十大股东控股比例（H10）表示股权结构，以控制公司股权结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3）采用总资产增长率（GR）代表公司成长性，以控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成长性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Rei=α+β1GDPi+β2CPIi+β3INTi+β4CMi+β5M2i+β6TURi+β7TAi+β8H10i+β9GRi+?着

其中，i表示第i个样本上市公司；β1、β2、……、β9为各解释（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着为残差项。

从表4可以看出，回归模型通过了F检验，回归方程整体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GDP增长率、CPI增长率、年平均实际贷款利率、M2增长率、股票市场回报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上文提出的假设1至假设5相一致；A股市场年平均换手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设6相反，说明样本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年平均换手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在本文选取的三个控制变量中，只有成长性变量没有通过t检验，另两个变量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五、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制度背景，以2000-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年度采用6种方法对股权资本成本进行估算，选用混合回归模型，对股权资本成本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股票市场流动性以及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等6个宏观经济因素进行OLS回归，得到如下两个结论：

（1）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与宏观经济走势整体上具有趋同性，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基本上能够伴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结果在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前表现尤为明显。在我国经济整体向好的2007年，GDP增长率、CPI增长率、实际贷款利率、股票市场回报率均处于研究期间的相对高值，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股权资本成本亦位于峰值，达到24.67%。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正相关关系也比较显著，2009年M2增长率达到高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也继2008年跌至谷底后于2009年大幅回升至22.01%。

（2）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正相关关系，这显然有悖于财务理论。然而这一结论却是我国股票市场不成熟、股票投资者投机心理严重的一个真实表现。换言之，我国的股票投资者并未通过成熟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投资，过分地追求短期资本利得的财富效应致使我国股票市场交易异常活跃。这种非理性的投资理念对股东期望的报酬水平――股权资本成本产生了扭曲的、甚至是完全逆向的影响。

站在公司财务视角，股权资本成本巧妙地联结了股东、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三者的关系。股权资本成本是股权资本投资者根据其投资风险水平提出的报酬率要求，这一报酬率水平的高低程度与理性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财务竞争实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宏观经济状况是公司财务的客观环境，是公司一切财务政策赖以执行的外部条件。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直接影响到股东投资的风险水平，进而导致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变化。如何全面洞察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变，科学理性地估算股权资本成本，进而积极主动地调整公司财务政策，是任何一家现代公司的财务经理都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应当看到，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与壮大，目前仍属于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融资渠道单一、监管措施失当、约束机制匮乏等严重地制约了股票市场的良性发展。与之相应，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保护观念的淡薄直接导致了资本成本理念的阙如，作为公司财务核心概念的资本成本更是无法发挥其在财务决策中的基准作用。本文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政策变动对微观层面的公司股权资本成本水平产生的影响，结合财务理论与中国现实对这一影响进行了客观评析。本文只是在宏观经济与微观财务的结合方面作出了初步的尝试，未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待更加细致、深入地进行下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价值创造与我国国企EVA考核研究”（编号：10YJA630146）和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The Im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Caliber Talents Project of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ions）“基于资本成本锚定效应的公司财务政策优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祝继高、陆正飞：《货币政策、企业成长与现金持有水平变化》，《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2］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会计研究》2011年第3期。

［3］吕江林：《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股价变动做出反应？》，《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

［4］谢太峰、王子博：《中国经济周期拐点预测――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经验判断》，《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1期。

［5］曹勇、张卓：《上证A股指数与宏观经济因素关系的实证研究》，《价值工程》2009年第1期。

［6］金洪飞、金荦：《国际石油价格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金融研究》2010年第2期。

［7］温彬、刘淳、金洪飞：《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行业股票报酬率的影响》，《财贸经济》 2011年第6期。

［8］汪平、袁光华、李阳阳：《我国企业资本成本估算及其估算值的合理界域：2000-2009 》，《投资研究》2012年第11期。

［9］李阳阳：《预期股权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0］Chen，N. F.，Roll，R.，Ross，S. A.Economic Forces and the Stock Market.Journal of Business， 1986.

［11］Marjorie B.，McElroy，Edwin Burmeister.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s a Restricted Nonlinear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1988.

［12］Goldenberg D H，Robin A J.The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nd Cost of Capital Estimation： the Case of Electric Utilit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1991.

［13］Hammoudeh S，Aleisa E. Dynamic Relationships among GCC Stock Markets and NYMEX Oil Futur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2004.

［14］Holger Daske，Luzi Hail，Christian Leuz，Rodrigo Verd. Mandatory IFRS Reporting around the World：Early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8.

［15］Li S.Does Mandatory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duce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0.

［16］Nicholas Apergis，Sofia Eleftheriou.The Role of Macroe-

conomic Factors in Explaining the Cost of Capital：Evidence from a Group of Emerging Economies.Asian Journal of Finance & Accounting， 2012.

［17］Stulz R M. Golbalization，Corporate Finance，and the Cost of Capital.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1999.

［18］Bekaert G，Harvey C R. Foreign Speculators and Emerging Equity Markets.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0.

［19］Singh M，Nejadmalayeri A，Mathur I. Performance Impact of Business Group Affili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Diversification-Performance Link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7.

［20］Erb C，Harvey C，Viskanta T. Expected Returns and Volatility in 135 Countries. Available at SSRN 871253，1996.

［21］Gordon M J. The Savings Investment and Valuation of a Corpor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2.

［22］Clare A D，Thomas S H. Macroeconomic Factors，the APT and the UK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1994.

［23］Ibrahim M H，Aziz H.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the Malaysian Equity Market：a View through Rolling Subsamples.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