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教育信息化是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教育和教学，全面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和手段的信息化，并通过对教育的信息化管理，从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并最终为课堂教学最优化开辟道路。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中的运用改变了课堂教学的固有模式，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理念，更新观念，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渗透力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目标，把握时代脉搏，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式，推动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互动方式 教学设计 课堂的延伸 民主教学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快教育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的发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改革，其主要目标：遵循构建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和信息技术理论以及中学生认知水平的特点，按照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总要求，探索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下的思想品德教学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努力培养新时期的合格建设人才。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课堂教学，改变了课堂教学的原有模式，教师从单纯的讲授知识转变为设计教学；学生从单纯的接收知识转变为自主学习、探究学习，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兴趣，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一、 设计理念

总思路可概括为构建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思想品德教学改革的课堂教学新模式，以提高学生建立新的学习观，激发和提升学生的体验，注重学生的互动合作，突出探究式学习，加强学生的道德实践，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体内容如下：

1、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理念，依据学科特点及学生的认知水平，做好课前的教学设计，注重人性化，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活化学科知识。一是实践新课程理念。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结构。二是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三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直观性与渗透力，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对思想品德课程的活化作用，使学生直观、形象的接收抽象的政治理论。

2、根据新的教学观念，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一是增加学习的导学模式，主要用在传授新课时，其目的是在认识领域提高对所学内容的认识，在心理领域引起兴趣，训练意志力，使学生有一个健康的学习心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并形成主动积极的学习个性品质。二是优化效果的活动模式。三是提高创造力的探究模式，这主要用在课堂讨论中，指导学生能发现问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勤于动脑的能力。

二、 具体措施

在实施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建构教学过程的最优化。早在三百多年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就指出：“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方法，使教师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这种以“少教”达到“多学”的愿望是历代教育工作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我具体做法如下：

1、把握时代脉搏，更新教学理念。

一是以新的理念指导教学，充分发挥师生双主体互动性。课堂教学活动不仅是一种认知过程，更是师生、生生之间的交往过程，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解惑者，更是知识的促进者、引导者；学生不是知识的引导者、复制者，而是知识的发现者、创造者。教师和学生之间不是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对象性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主体性间的意义关系。例如：在最新人教版的七年级思想品德教材中，弱化知识点，删掉了一些知识点，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通过多媒体形式补充一些其他适合该课的相关内容，本校实际、学生身边鲜活事例等等。二是在认知规律中，注重思维方式转变的训练，其主要包括让学生了解思维的品质、特点、规律等训练学生思维的敏捷性、独立性，使学生超越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贯穿于人的各方面发展的全过程。三是调整好人的情感领域，包括好奇与兴趣、动机与效果、情绪与情感、气质与性格，以次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探索精神和独立自由发展的人格。如果教师没有丰富教学情感，不能动之以情，师生之间心理就难以亲切和谐，教与学就不能发生“共鸣”。以上所述各项的实现最佳途径，莫过于信息技术的运用。

1、实现教学空间的最佳化

教学过程的空间结构是由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及反馈五部分构成的。

为了形成最佳的教学空间结构，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必须合理整合教学系统各要素，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具体要素的改进和完善，更应从总体上关注教学个要素间的良好组合和协调。具体讲在根据社会对教育和教学的需求而提出教学目的之后，教学内容的选择就要体现该教学目的，然后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来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信息技术应渗透于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之中。例如在学习《感悟青春》一节时通过课件的形式展示这样一个画面：展示班级中学生的成长经历的照片，介绍几件有助于成长、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让大家讨论，对照自己的经验，总结自己的优点，根据学生自己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缺点。教法的选择最好要新颖，不要使教学仅仅成为一种“颈部以上的活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开展探究、发现、讨论、试验、游戏等多种活动形式，运用启发法、问题法、情景法、研讨法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与学习对象相互作用，从而使其主动认知、主动创造，获得充分的发展。俗话说的好“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此外还必须进行反馈要对教学结果进行分析和自我分析，对学生来说反馈信息可是学生强化正确，改正错误，找出差距，促进努力。如果不能及时或定时进行反馈，得不到反馈信息，就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教学问题，从而改进教学，协调各教学要素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效的控制教学过程，就不可能使教学的空间结构达到最优化，也就不可能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

三、 检验效果

效果的检验可以推动师生实践新课程的积极性，不断完善课堂教学效果。

1、是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去查找资料，制作课件进行学习和探索，一是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的自主探究精神、研究能力和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二是改变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认识事物的过程，使他们在操作中去感知和理解，把感知、理解、巩固、运用融为一体。三是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过程，把远方的东西放到眼前，把复杂的内容变为简单，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四是改变了单一的教材形式，通过充分利用学习资源，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自主的认知结构，并使教学过程空前加快。

2、是否改善了教学中的人际关系，创造了新的教育文化。一是学生在学习时不单涉及文本及围绕教师，而且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自主的收集整理信息，使教学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二是通过讲台上师生角色的换位，教师由主宰到主导，又教材的解释者到教学的设计组织者等思想和行为换位，推动了民主教学风气的形成。三是学生在学习实践的感悟中，同步发展，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因素，不仅训练了自己对知识结构的掌握，概括问题的能力和思维能力，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组织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总之，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实现新课程背景下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对促进课堂教学方式，推动新课程的全面实施，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2、王增祥

《教学技巧》

1998

3、[苏]尤．克．巴班斯基

篇2

经济学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补充材料：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丹尼尔・布罗姆利可能是国内经济学界不太熟悉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只有《经济利益和经济制度》被译成中文。在美国经济学界，他也是非主流。如果要分派，他可以归入以威斯康星学派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此学派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以前；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在美国繁荣。如今，它的地位基本上被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取代，尽管后者也不大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

作为他的学生，我从布罗姆利那里获益良多，2000年回麦迪逊教课时，还专门补听了他的制度经济学课。那时，我就知道他在写这本书；2005年他到我们中心访问，告诉我此书已经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接受，正在出版过程中，并希望能够出版中文版，我欣然应允。

依我之见，布罗姆利此书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制度是人类有意的创造。这当然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不同。自发秩序意味着，制度是人类在“不经意间”造就的，即每个人或组织都从各自利益出发参与社会博弈，没有对社会组织形式的想法和规划。但是，他们博弈的结果却创造出对每个人都有益的制度。

自发秩序并不被新制度经济学派普遍接受，诺斯就把制度定义为对人类行为的“人为约束”，其目的是为个人行为提供可预测性。诺斯对人的目的性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基本持负面看法。他认为，人的目的性往往阻碍人类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果制度变迁是由经济收益引导，不掺入制度变迁执行者个人的目的，制度就会朝着有效的方向演进。

布罗姆利走得比诺斯更远。布罗姆利认为把经济收益当作指引制度变迁的外生动因，是一种同义反复。经济收益是由制度定义的，也就是说，制度先于经济收益而存在。目的性参与制度的设计和变动，意味着人们先有了对未来的想象，即对一个更加美好社会的构想，然后，根据这个想象来构造当前的制度。用布罗姆利的话来说，人们在构造当前的制度时，总是“站在未来思考现在”，即依据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制度，不拘泥于当前的利益得失。观念的改变就是布罗姆利所说的关于制度变化的“目的因”。他说：“目的因让我们能够理解DDT被禁用不是因为突然间这个做法符合了经济效率的标准（机械原因），而是因为环境在与农业利益（一种事后的理性化）的较量中获得了更多的‘力量’。DDT被禁用是因为一种新的集体承诺业已形成，即秃鹫，或者其他动物，值得让农业中的害虫控制蒙受损失――‘值得’不是在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创造一个未来，或总而言之，拥有后会更好。”

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不能只停留在寻找经济收益这样的机械原因上，要在经济领域之外寻找答案，这要求我们研究制度变迁执行者的目的。唯此，我们才能找到解释制度变迁的“充分理由”。

从人的目的性出发，布罗姆利提出了“volitional pragmatism”的概念，我们把它翻译成“能动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否定人的思想是自然的镜面反射，相反，强调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的理解必然受到他们对周遭环境印象的限制，而且，不同的人必定拥有不同的印象，因此，不存在单一或终极的真理。实用主义的核心因而是试验，能动的实用主义者的试验不是盲目的，而是受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的指导。制度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人们根据自己对未来想象的试验，导致了一些没有料到的“惊讶”；这些“惊讶”为现有制度所不容，因此，需要新的制度来消解。

中国迄今30年来的渐进式改革，是能动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为了更契合中国的语境， 我把它更名为“实践的务实主义”。渐进改革的哲学基础是对单一和终极真理的否定，因此，它是务实的；同时，渐进改革又以不断的试验为先导，因此，它在行动上又是实践的。布罗姆利此书虽然不是为中国读者而写，也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历程而作，但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对理解中国的改革历程，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布罗姆利的思想对业已在中国成为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提出了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把制度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并试图以经济参数的变化，作为解释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本书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会在中国制度经济学者中引起争论。

记得2005年布罗姆利到我们中心给学生办讲座的时候，学生们对他的思想的反应，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他所讲的和他们所接受的主流经济学太不同了。虽然我不完全赞同布罗姆利的思想，但是，我相信，阅读他的书对于每个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人来说，都至少会是一次耳目一新的经历。■

篇4

长期以来，金融理论的核心阵地一直被新古典学派所占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之外。这种情形在2005年为之改变，就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从此，制度金融学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与新古典金融学“平起平坐”的学术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学的视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谁（银行体系或者金融市场）来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不同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会得到相同的最优金融资源配置结果。制度金融学可以帮助我们甄别不同金融制度环境的特征，并确定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背景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结构是最具优势的。

基于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在新古典金融学那里被“外生”处理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然转变成为“内生”的结果。重要的是，金融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增进这些特定金融制度结构的效率，从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金融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顿和博迪新命题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金融体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内生变化，新古典金融学关于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

默顿和博迪试图通过弥合两种金融学的裂痕完成金融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综合”。与经济学曾经的“新古典综合”相类似，他们倾向于将制度金融学视为新古典金融学在考虑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种特例。不管金融交易过程在制度金融学那里的表现多么变化多端，最终都要归结到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解中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新范式

默顿和博迪对于制度金融理论发展的建树与其所拥有的“冠名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货币理论层面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一贯忽视信息成本、风险以及激励等制度因素，这种忽视使得货币经济学的宏观框架长期缺乏微观经济基础。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通过把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尝试性地将传统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扭转了微观信贷市场和宏观货币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新范式”的构建也是从挑战所谓“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将一些被长期搁置的因素引入货币经济学的框架，因此信贷和银行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银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仅为经济社会提供和记录信用依据、判断当事人的还款承诺以及确保所贷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且还是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范式”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已经触碰到了制度金融学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虑到金融制度结构的国别差异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竞争可以单调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新古典金融学核心命题的普适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曾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借此极力“推销”和“输出”所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竞争越充分则经济效率越高”。基于这一理念，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为在那里普遍存在着与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碍影响了金融竞争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拆除这些制度障碍，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国家随后被认为是原本就缺乏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引进”或者“移植”这种金融体系就成为虽然迫不得已但总归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以默顿为代表的金融学的“新古典综合”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都试图通过强调“制度”因素来修补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学或者传统货币经济学的既有框架，这种努力有意无意间为制度金融学的肇建开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开启了观察货币金融运行的微观视角，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金融学就是包含“微观金融基础”的货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金融学。

“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迅速发展的势头，分工问题开始重返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核心位置。人们对分工演进与货币金融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实际上预示着，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总体看来，此次转型将使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命题，而制度金融学将无疑成为此次经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理论史上，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分工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货币金融制度关系的讨论长期停留于简单描述的层面，相比之下，有关分工与货币信贷制度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由杨小凯（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杨小凯重建经济学“古典传统”长期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为现有的经济学框架找回制度、经济组织等关键要素并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从而重塑经济学质朴务实的气质。因此，杨小凯有关讨论对于构建制度金融学的基础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小凯的真正理论贡献是将分工、货币与信贷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种因素引入一个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可信的逻辑联系，据此揭示了货币的性质以及货币制度演进的深层涵义。商品货币是一种过渡性货币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较低。或者说，由于它自身具有价值且“眼见为实”，经济交易双方对持有这种货币具有较低的信用需求。特别是，随着分工水平的增进和经济交易频率的提高，人们觉得，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就这样，商品货币触碰到自身无法跨越的交易效率边界，货币制度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此刻，信贷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浮现，高信用含量的货币注定成为分工经济的“新宠”。

不过，要用“信用因素”替换既有货币的“自身价值”，除了基于长期的经济交易过程所逐步内生并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之外，还需要一些关键的外部条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为重要。对于货币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这在理论上并非新鲜事。政府制度是一个多功能交织的复杂体系，在其效用函数中，难免存在效用目标之间的冲突。就拿维持货币体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时常包含着成本与收益的尖锐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现“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财政功能“挤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则政府便可通过增发信用货币来向其持有者间接征税或者抢劫公民财产。由于信用货币的“信用含量”与其发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过低会使信用货币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从而阻碍分工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总能将信用货币规模控制在能够体现“均衡信用含量”的适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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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总结了重庆工商大学教考分离中宏观经济学教学问题。提出了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拉近师生时空距离，强化学生知识沉淀，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等教改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能力培养，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重庆工商大学的学生能意识到本课程的重要性，有学好宏观经济学的热情。但学生学习、老师的教学还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总结我校宏观经济学教与学存在的问题，探索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提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现状

1.教考分离对教学效果提高的作用有限

自2004年起，为了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学校实施了教考分离的改革。促进了教师了解教学情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水平有所提高。但教学质量评判标准还是考试成绩，老师还是以考试为中心；部分教师以“ 教” 取代学生的“ 学”。学生则很少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同课堂教学有关的资料,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

2.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老师重点关注学生考试成绩过关，反复讲解，反复讲授练习题；学生也重点关心考试及格问题。老师一般以课堂讲授教学方式为主，尽管重庆工商大学设置了经济学实验室，建立了宏观经济运行模拟分析平台。但由于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多、课时少、实验课少，学生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理论精神实质的作用有限。

3.案例教学相对落后

学校案例教学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内外高校的差距相当大。案例分析混于宏观经济学正文教学课件之中，没有成熟的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课件或讲义。部分教师没有实际社会经验，不能鲜活、形象地描述案例的社会背景，不能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4.考核方式相对单一

目前学校宏观经济学的考核重卷面成绩、轻素质培养。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期末考试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和考前突击能力，谁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强，谁的成绩就好。

二、宏观经济学学习情况

1.部分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

部分学生主动性较差，平时不努力，课前不预习，上课不思考，被动地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基础知识不牢固。部分学生还停留在中学时代的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上，不会自我学习。主要表现为学习方法单一，仅限于课堂上听教师讲解。

2.学生容易误解抽象的概念

宏观经济学比较抽象，多数学生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惑。基本概念所包括的口径理不清，基本原理所包含精神实质想不清，对该课程的体系难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大多数学生是因为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困难造成不及格。

3.学生对庞杂的理论体系比较费解

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庞杂，争论颇多，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尽管我们主要讲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还是会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派，由于学派之间的学术排斥和对立，易造成学生的疑惑与费解。

4.文科学生害怕抽象的数学模型

宏观经济学经常采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由于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特别是文科出身的学生对较深的数学推导觉得晦涩难懂。除了一部分学生的数学知识掌握较差外，课时少没有为学生留下消化模型的时间，造成学生学习中出现数学模型和理论核心思想相脱节，不懂得如何用数学模型来演绎推理经济学规律。

三、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

针对以上教与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应着力强化学生平时学习的知识沉淀，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着力弥补学生数学思维的不足，把晦涩模型变为学生能看懂的模型。

1.注重宏观经济学的平时练习

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辅之以一定的习题，使所学知识能得到沉淀。尤其是数学模型比较多的章节，会涉及到一些模型推导和求解问题，学生课后练习就变得相当重要。可根据历届学生感觉的难点、疑点，编制与教学配套的习题册，作为学生的作业。习题册一定应讲究针对性，针对学生学习的薄弱点、重点和难点。

2.强化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内容和中国实际差异很大，学生难以把宏观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结合起来。强化案例教学是把抽象、难懂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知识的较好方法。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应考虑各类学校、不同专业学生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等诸方面因素，结合中国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国外典型经济问题，编制不同的案例讲义。以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现实感觉，加深对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

3.增设数学模型基础的教学内容

针对学生有数学模型障碍的问题，教师可采取回顾经济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最基础课程有关内容的形式，对宏观经济学中将会用到的知识做讲解。培养学生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规律的思维。解释宏观经济学怎样借助高度抽象和严密的数学逻辑表达经济学思想。

四、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

针对以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应着力拉近师生时空距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改革考核的指挥棒，开导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1.采用多样化教学形式

教师可通过网络资源来拉近师生时空距离，在教师个人主页或公共邮箱向学生公布本人所教课程的内容介绍、教学进度、参考书目以及学习要求。借助电话、QQ群、博客和电子邮件等网络工具，最大限度地与学生交流。

2.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

采取多媒体教学，易造成数学模型多，难度大的章节因学生的接受节奏滞后于教师的讲解节奏，影响教学效果。可辅之以必要的板书；使教师的板书、学生的笔记和教师的讲解节奏基本一致，学生与教师的思路连贯一致。避免老师站在多媒体展台前，只顾操作机器忽略教学的互动。

3.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现有“填鸭式”教学，最大的弊端是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老师可在每次课结束时，概略地讲解下节课的主要内容，布置学生预习教材，并收集经济生活所涉及的实际例子。把抽象、复杂的理论放到具体、简单的实际问题中描述，变晦涩为通俗，又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思考习惯，让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4.改革宏观经济学考核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考核宜由相对单一的考核向多元化考核转变。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尽量丰富平时考核形式。闭卷考试增加学生对当前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问题分析，考核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将出勤、平时测验、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调查报告）等纳入考核之中。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Z].教高(2007)1号文件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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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数理经济分析开展相对较晚，目前以学习和模仿国外为主。由于国内外的经济体制和环境存在差异，前沿数理模型能否直接应用于国内值得探究。在进行数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时，须让学生树立起框架分析的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分析解决问题。

一、 引言

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实现某个个体或群体最优的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的教学主要以如何实现最优化为主线，从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一直沿伸到动态分析。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运用经济学基本框架进行分析

经济社会中，微观个体与宏观总体都面临着在有限资源及环境机制下实现自身最优的问题。尽管由于参与方的行为表现、经济环境及制度安排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流派，但是对经济学现象进行研究分析的框架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及进行评估比较等五个方面。（田国强，2005）任何数理经济模型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在学习时，首先明确模型的这五个方面特征，将有助于人们迅速理解这些看似复杂的数理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学涵义。

（二）学会设定切合实际经济环境的数学语言

通常经济学理论分析都包括三个部分：提出问题，确定研究目标；进行论证分析；得出论断，给出政策建议。因此，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时研究语言就需要经历“经济学语言——数学语言——经济学语言”阶段的转换。分析问题是在明确了研究目标之后，要学会把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参与方的行为特征及制度安排用恰当的数学语言准确、精炼地表述出来。不同的经济环境、游戏规则以及参与人的是否理性都是影响经济结果的重要方面。学会用数学语言准确描述经济背景及环境，是做好整个模型分析的基础。

（三）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

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学习时，结合听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在理解本专业学科基本的经济思想脉络情况下，有侧重地介绍一些基本的数理分析工具。比如说博弈论、动态优化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分析工具介绍是本门课程教学的重点。教学时应首先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基础模型（basic model）的解决思路和研究方法；然后联系现实环境，向学生明确指出基础模型依赖的假设条件及在实际中的适用情况。如果基础模型的某些假设与实际环境相违背时，模型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延伸和改进。教师在重点讲授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后，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寻找感兴趣的点，查阅相关文献，对问题继续深入研究。

三、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数理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且数理模型的证明与推导，看起来抽象难懂，容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因此，为了更好地讲授数理经济学，针对学生的具体经济学科专业以及相应的知识准备，应使学生在掌握本专业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应用能力。具体来说，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分析工具为导向

经济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最终反映的是现实的经济运行。做经济分析时，一切应先从问题出发，将数理方法与经济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甚至是经济理论的纵深发展。脱离经济问题本身，过度沉迷于数理模型的推导无益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理解。无论是对于以后走向社会工作的应用型学生，还是对于日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研究性学生，他们都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在目前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和解决经济学问题时必须首先以问题为导向，从现实的经济问题出发，寻找或创新数理分析工具去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

（二）实施启发式教学

教学时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微观经济学标准的消费者或生产者理论模型中，经济人都假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因此，每个人都把价格视为参数给定，个人的选择不受他人的影响，且每个人效用或收益只依赖于自身的选择，而不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初学者往往会对此不解，认为无论是假设条件还是得出的分析结果都不切合实际，无法理解学习经济学的用处。这时须启发学生，研究一个问题，应该先从最简单的情形出发，然后再逐步深入，考虑更复杂更一般的情形。在上面的模型中放宽假设，假如市场环境不再是完全竞争，而参杂了垄断成份，甚至是完全垄断，那么我们通过模型推导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假如个人的选择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模型的结论又如何？同样，对其他诸如博弈论，委托——，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模型的学习时，也应秉承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打好基础，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在基础模型上做修正分析。

（三）科研课题、实际案例与课堂互动相结合

即时的科研课题或者实际案例都是对当下经济热点问题的反映。教师在上课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穿插，形成补充。这样能使学生对所学数理模型在现实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有直观的感触。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资料或文献，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互动式的讨论。因而能有效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模型的理解。

（四）注重课后的练习

仅仅依靠课堂时间就想掌握一门课程的全部知识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于有复杂数学公式推导的数理经济学课程来说。因此，为了使学生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课后练习是必要的。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课后练习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代表性基础模型的推导证明训练；结合专业基础模型的课程论文写作训练。两种练习均要注意度的把握，以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分析能力为主。

四、结语

与国际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研究分析方法也多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由于国外的经济环境、机制设计以及参与者的行为心理均与国内存在差异，国外前沿经济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的直接适用性也值得商榷。因此，对于国内数理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由于数理经济学课程存在内容多、难度大，抽象复杂等特点，本文在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提出了几点体会。我们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总结和反思，数理经济教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5.

[2] 王 黎.应用型本科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探索，2010（1）：64-65.

篇7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篇8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篇9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核心概念，借助于经济人抽象，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一些非主流学派，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运用经济人模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将经济人模式泛化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倾向，似乎经济人模式能够概括人类全部经济生活的本质。但在实际上，这种忽视概念提出根据的预设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做法只是将已有的经济学推广应用到更多的场合，是经济学范围的扩大而不是本质的进步。象所有科学的概念和理论都有其特殊的根据和局限性一样，经济人抽象也有其特殊的根据，这根据就是局限性，由此决定了经济人抽象不可以无限泛化。在经济人抽象的适用范围之外，是全新的经济现象，其本质和规律不同于建立在经济人抽象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

一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经济人思想的人，他在下面这段关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著名论述里面，也提出和论证了经济人思想：“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43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看不见的手”原理是颂扬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人是其核心思想。所谓经济人，就是追求自己的安乐和利益的人，在此后关于经济人的所有界定中，经济人的这一自利特点都是最基本的规定。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经济人的性质，斯密是基于什么根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关于经济人“自私自利”（selfishess）、“利己主义”（egoism）、“自我为中心”（self－centred）的解释，都把经济人归结为人性使然，是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者。即使斯密是基于人性论和伦理学提出经济人概念，人们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人，这也是有着经济领域的根据。斯密在上面的论述里面，已经给出了这种根据，即“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斯密是不是从人性的角度解释经济人的自利动机。

“斯密问题”存在表明斯密并不是从人性论和伦理学出发提出经济人思想的。所谓“斯密问题”，是指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分别以“同情心”和“利己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如果斯密是从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的话，那么两部著作之间就存在矛盾和不一致性。

《道德情操论》是探讨人类的道德伦理问题的，斯密以利他的“同情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说明斯密的伦理学并不是利己主义的。斯密从人们对“他人情感和行为”以及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两种角度提出“同情心”概念。在对“他人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人类有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进行想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们在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快乐时，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对他人的情感和行为作出评判。在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如果我们不离开自己的地位，并以一定的距离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就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全面的评述，也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任何判断。而我们只有通过努力以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或像他人可能持有的看法那样来看待它们，才能做到这些。”（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因此，“我们假定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并且用这种眼光来尽力想象这种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行为合宜性的唯一的镜子。”（同上，第139页）综合上述两点，斯密认为道德的起源不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某种不变的人性，而是产生于人与人关系中的同情心，斯密的伦理学是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

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分析人所会产生的行为和动机，这是斯密分析方法的特点，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的分析方法仍然具有这种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在于有些个人拥有一定量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人的行为和动机就是斯密所说的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因而经济人抽象的根据在于个人拥有资本，这些资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斯密的经济人抽象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意思。不论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还是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都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和条件决定了人们具有怎样的行为和动机。

斯密经济人抽象的根据被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具体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假设条件。斯密所说的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些具有稀缺性的生产资源，这些生产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可以产出不同种类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自发作用下，每种生产资源都能配置到最佳用途上去，生产出最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和服务。

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边际分析方法为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应用数学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理论的科学化也使经济人具有了更为明确、成熟和系统的形式。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涵盖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经济人有多种具体形态，既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也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且然他们各自利益的表现形式不同，但行为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力图在市场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因此，经济人抽象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作出统一解释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例如，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消费者在收入和价格的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所购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等等。从而将动机与效果结合了起来，至少在理论上为组织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赋予经济人的“理性”以一个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选择。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抽象的最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人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是对斯密经济人抽象的继承和发展，除保持了斯密所提出的根据以外，新古典经济学又加进了新的内涵。关于稀缺性的生产资源，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限制性假设条件：生产者的技术水平不变和消费者的偏好是稳定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社会使用所有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就是可知的。作为生产者，他清楚每种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作为消费者，他知道每种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等等。因此，经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确定要达到的目标，并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

二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这是其科学性的方面，而忽视人尤其是现实的人，又是其局限性。他们的经济人概念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

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在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基础上，使现实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得到了更好地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很有解释力的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支，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

现实人的认知能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所以，从现实人出发，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完全理性假设首先受到怀疑和批评。西蒙指出：“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设，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带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疑问，怀疑那些假说是否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距过远，以至根据那些假说所得出的理论同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前言，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说来代替完全理性假设，迈出理解现实经济人行为和动机的第一步。

由于现实人具有有限理性，他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到所需要的经济信息，因而市场交易不可能是即时完成、没有任何费用的，在买者和卖者、雇员和雇主、委托人和人等市场参与者之间必然存在讨价还价、监督合同或契约履行的费用。例如买者因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而尽量低估，只愿低价购买；卖者则利用买者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这一点尽量虚夸，索取高价；商品购买以后也存在一个维修保养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市场交易必然存在交易费用，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零交易费用假设的非现实性。英国经济学家科思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里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此后，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进入科斯所开拓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现在已形成了由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团队生产理论以及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所组成的庞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学科体系，这对于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产生的过渡经济学很有借鉴意义。

从信息方面看，所谓有限理性，是指经济人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经济人所掌握和利用的信息必然是不完全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设没有现实性。信息不完全，就会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微观信息经济学分析了经济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会有的行为和动机，因此，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人的分析更加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

单就经济人抽象来说，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经济人缺乏现实人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则在现实人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因此，后者关于经济人的抽象更为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就比主流学派更为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已经使主流学派的现实性越来越少了，主流学派之所以还能居于现在的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色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形式化、数学化和科学化的外观。让那些具有科学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放弃主流学派，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三

在实际应用方面，经济人抽象的主要问题表现在那种不加分析地将经济人模式无限泛化的倾向。每一种科学概念都有其产生的根据，但人类认识的形式理性主义倾向使人们常常无视其根据而把它作为一般的分析工具运用到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在经济人抽象的应用方面，有如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4年发表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稀缺性假设，相对无限多样的人类需求，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社会需要在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经济学又是选择的科学。由此罗宾斯提出了他的经济学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特殊方面，即由稀少的影响强加的形式主义方面。因而，由此可以推出，人类任何一种行为都落在经济学的概念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不认为马铃薯的生产是经济活动而哲学的生产不是经济活动，相反，我们认为，就两者中任何一种活动都涉及到放弃其它合意的选择来说，都有其属于经济活动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对经济学的论题没有限制。”（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定义经济学，是从经济即节约的层面上理解。所谓节约，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说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共同特点，把所有这些活动都视为经济活动，就容易误导人们偏离对真正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节约即成本收益分析只是经济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手段，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源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经济学的研究不无局限性，但仍不失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篇10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