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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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修正后的刑诉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属于我国刑诉史上的首创。但是程序法其他诉讼制度相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任然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法律援助的许多问题都无人探讨。本文以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和性质为出发点，将国内与国外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论述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其改革的方面。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实现模式 援助范围 改革发展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这在我国属于一次首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使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保护，从而实现了司法的公正，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为此我们要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刑法法律援助制度

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义各个时期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大体上规定的情形就是为那些经济困难而无法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的帮助。比如在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当发生刑事案件中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时，当事人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聘请律师的，法院应该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其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的一种做法；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特指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在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派专门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帮助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公民承担相同的义务，享受同样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公民资源的占有直接影响他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资源占有多的公民可以顺畅的进入到司法程序并且处于有利地位。经济条件好的公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聘用优秀的律师辩护，能够有力的帮助自己得到法律上的优先权利。而地位低下的公平往往不能应对高昂的律师费，面对司法问题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接受法律判定的结果。这种地位决定法律结果的行为，严重的阻碍我国法律的公平正义，失去了公平公正，使得法律成为有钱人的法律。基于这种条件，刑事法律援救就非常有必要。刑事法律援救能够有效的弥补刑事司法的缺陷，采用救济性制度实现公平正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最早出现这一规定的是在苏格兰，国家创设了穷人登记册，只要在登记册中的人提起诉讼就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者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项制度逐渐的被推广。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各国在设立法律援助制度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比如在英美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在保证司法公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的，所以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属于对司法公正审判的一种保障。而且在英国全国的法律经费都是有国家负责的，属于唯一一项“不封顶”的开放型预算。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会为被告人指派公设律师，而且是在不顾被告人的意愿的前提下，这种强制指派辩护的制度并不是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基本诉讼的权利，而是为了更快的实现刑事实体的真实还原。尽管存在着许多观念上的差异，但是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都是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人权的内容。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改革方向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

作为人类文明的法律制度之一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各国之间存在着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各国的法律制度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经过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创设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其主要特征如下：

1.主体审定的专一性。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程序包括诉讼法律援助和非诉讼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非诉讼法律援助中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是否提供援助；在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只有依据特定情形或者是申请人的申请才会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这种主体审定的专一性体现在在制定辩护律师时，法院拥有专属的审定全；只有当被告人出现经济困难没有辩护律师时，法院才会酌情考虑是否提供法律援助。

2.受援阶段的有限性。新修订后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只有在法庭的审判阶段才能得到法律援助，而在审判前的侦查和起诉或者是法院审查公诉阶段是没有权利要求获得法律援助的。

3.受援对象的特定性。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案件中规定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仅限于在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是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

4.援助形式的单一性。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主要是参与刑事辩护，为受援对象出庭辩护活动或者是提供诉讼程序以外的某些帮助，比如法律咨询和申请取保候审等诉讼活动。由于受援对象的特定与受援阶段的有限性导致了我国法律援助受援的形式单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方向

1.完善立法。由于新修订的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法律只是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等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加以细化。因此需要加快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为法律援助机构和司法行政机关解决问题提供相关的依据。

《律师法》中对于刑事援助作了规定，被告人若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派遣已经答应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为其辩护。若是被告人是聋、哑、盲和未成年人，人民法院应该为他们指定承担援助的律师，使得他们有辩护律师进行辩护。被告人若是因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辩护律师的，人民法院也应该为他们指定辩护律师进行辩护。

这些规定都是原则上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难题很大，有很多的漏洞，并不能切实的实行。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法律，完善《法律援助法》。英国在1967年就已经有了《法律援助法》，加拿大1966年也实行《法律援助法》，他们在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理由充分能够进行诉讼，但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不能支付律师诉讼费的人，都有权利获得法院的帮助，免费诉讼。这样的法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法律的运用，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公平正义。

2.建立运转有序的刑事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应当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有主管法律服务行业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既要遵循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又不能脱离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原则，有应该遵循开展援助工作的有效性原则，真正的使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作用。

3.规范资金来源。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全有国家承担法律援助的费用是不科学的，在我国应该建立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多渠道筹资体制，解决法律援助的费用问题。比如，各级政府的拨款；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社会的捐赠或者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等措施来弥补法律援助资金的不足。

4.援助对象广泛性。我国刑事案件诉讼中，有三种人能够享受法律援助，第一是家庭条件困难的辩护人，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二是聋哑盲和未成年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三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被判处了死刑，所以没有辩护律师的。我国规定的这三种人群范围狭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社会主张人权，公民强烈呼吁保障人权，所以刑法应该扩大援助对象的范围，使得被害人都能够获得法律辩护。

美国在1975年做出了规定，未聘请辩护律师的，有可能判刑的被告人，都有权利申请辩护律师。奥地利在1973年规定，如果被害人承担律师费会影响他本身的生活或者他抚养的亲人的生活，那么被害人就有权获得免费的律师帮助。联合国在1985年就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受害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法律援助。而且司法、警察、社会服务和相关人员都要培训，提高他们的意识，体会到受害人的心情，能够采取迅速的法律援助。

5.受援阶段无限性。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不能在审判之前的侦查、起诉、公诉阶段获得法律援助，只能在法院的审判阶段获得援助。这种规定极大的限制了被害人的权益，不能让被害人得到最好的法律援助。全球各国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集中在法院审判阶段，但是并没有规定只能在审判阶段获得援助，在侦查、起诉、上诉的时期，也可以进行法律援助。联合国确立所有被告人都能够享受权利选择一名律师帮助保护他，确认他的权利，并且在法院的各个阶段获得辩护。联合国大会规定被捕以后应该及时告知他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并且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犯罪嫌疑人享有在警察局咨询的权利。在德国，处于侦查阶段案件，被告人可以获得指定的辩护律师。各个国家确立的法律援助，一般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这样能够让辩护律师及时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尽快做出决策，还可以让辩护律师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被告人，能够减少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典型法律，完善自己的法律，尽快为被害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

6.律师享有援助费。我国刑法规定，提供援助的律师有义务提供援助，法院指定的律师要无偿性的服务，为被告人提供诉讼上的帮助。法院应该在援助律师提供援助服务的同时，给他们提供资金援助。在法国，援助律师在案件终结以后，提供援助的证明，即可获得国家的报酬。在日本，国选律师的律师费由国家提供，值班律师的律师费由律师协会提供。在加拿大，律师费主要是政府提供。在美国，国家财政负责律师开支。我国的律师援助费主要是国家承担，律师在进行服务的同时，有权利获得律师费来经营自身的发展。不能因为是义务劳动就免费进行援助，这对他们也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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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法律 法律援助 现状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3-0364-01

引言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指的是给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法律支持的过程，例如当事人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政府要为其提供低于常规收费或者免费的专业法律帮助。狭义上讲，法律援助指的是为不具备聘请律师能力的提供律师服务的做法，例如没有资格聘请律师或者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支付律师费用的人，都属于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法律援助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产生至今，其目的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服务，使得每个人都能享受法律的保护。

一、基层法律援助的特征

第一，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行为，应该由政府负责，法律援助制度是从西方产生的，并且逐渐传入我国，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纠纷问题进行解决。我国逐渐将法律援助纳入社会救助体系中，建立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保障制度，有助于法律援助的实施。

第二，法律援助的受援助对象为相对弱势群体。从法律援助的概念来看，主要是为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例如一些经济困难的人，伤残者，鉴于一些案件中的当事人处于弱势地位，而为了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则必须要及时进行法律援助，确保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

第三，法律援助机构减免案件的服务费和受理费。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一般参与法律援助的机构多为律师事务所，这些机构通常要根据受助人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减少案件的服务费用，或者完全免费，从而确保受助人能够充分享受法律援助的最大利益。

二、基层法律援助的现状

法律援助在我国的兴起时间不长，尽管近年来快速发展，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不断健全，基层法律援助体系也越碓酵晟疲但是要想实现高效的、真正的法律援助，还需要不断发力，对各项制度进行完善。当前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不容乐观。例如某地在发展过程中统计，多数法律援助案件都是民事案件，基本占当地法律案件总数的80%，从受助对象来看，老年人、残疾人居多，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妇女和儿童所占的比例较小。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援助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法律援助点设立分布不均。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必须要设立相应的法律援助点，但是当前我国法律援助点的设置工作并不完善，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有法律援助点配套建设，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点的建设不够完善，一些定点的组织或者机构中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时候一人身兼数职，对法律服务水平产生影响。

第二，法律援助力量薄弱。针对当前法律援助情况而言，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还没有全面普及，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服务人员有限，而案件数量较多，因此少量的法律服务人员难以承担日渐增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所以导致一些案件被搁置，法律援助的力量不足。

第三，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不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是影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很多群众的法律意识不强，因此遇到纠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通过法律手段对问题进行解决，这对于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完善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政府的义务，为了实现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使得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享受法律的保护，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法治社会的建设，对各种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从而使得我国社会实现规范化发展。针对当前法律援助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法律援助体系进行完善：第一，加强法律援助点的建设。为了及时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我国必须要积极加强对法律援助点的建立与完善，要建设更多的法律援助服务点，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地区，更应该要积极加强对法律援助点的建立，完善法律援助服务。第二，要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该要充实法律援助队伍，招聘更多的专业人员，及时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帮助群众解决各种法律问题。第三，加强资金投入。在法律援助服务完善过程中，政府应该要加强资金投入，为建立法律援助点，招聘人员等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应该要加强社会资金的引入，拓展资金渠道来源。

结语

法律是人的法律，是为了规范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保障人民基本权益而设定的，法律有多种作用，其中法律援助是最基本的作用之一。我国必须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确保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手段，借助法律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

参考文献

[1]胡文祺.浅析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现状[J].山东青年，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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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受援助对象

“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分配法律服务的资源，来确保特殊群体不因其经济能力、生理障碍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的保护。”最早诞生于15世纪的英国，经过数百年的大体分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过程，已经相当健全与完善。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也即法律援助初期，仅是对穷人的法律援助，故常被称为“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主要原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天赋人权成为各国宪法确立的原则，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援助进一步扩大，纯粹的慈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法律援助成为国家的责任。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恢复，欧洲各国经济增长迅猛，一些国家的福利政策优厚，进而促进社会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司法制度上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是综合体现欧洲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的态势。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法治国家，却是一项新事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篇章。此后全国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并迅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顺应了法律援助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在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和发展存在的不足。法律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法律援助经费短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援助范围的倾向等问题。提出问题，应当解决问题，本文将试图通过中外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比较，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不甚完备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进而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法律援助实践相对落后，导致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立法体系。立法有广义和狭义得了立法之分。广义的立法，是指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仅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地位却没有予以明确，同时，法律条文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狭义立法，是指针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立法，而最高层次仅以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为主，各地方颁布相应地方条例，非常分散，不统一，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法律援助的经费匮乏，法院工作负担渐增

考证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经费无一例外地由政府拨款，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我国政府，理论上各级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法律援助的经费，以保证受援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国内目前也没有形成一套相对接的民间捐助体系，民间社会捐助的途径也不畅通。所以各法律援助机构，尤以民间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都陷入经费不足的泥潭无法自拔。

3、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或缩小司法救助范围倾向

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条文不明确，加上司法工作人员司法观念没有更新，司法实践中两种不良倾向横行：一是司法救助被滥用，对一些司法救助条件不满足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二是司法救助的限缩，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该得到法律救助却没有给予法律援助，造成制度的虚置，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实施目的。

4、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不清，积极性有待提高

援助制度本身的宣传不到位，部分公民的法律素养也不高，然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恰恰是一些生活比较贫困的与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的重点应该放置在社会的基层。不尽如人意的是，一些地方机构将法律援助的宣传针对基层的很少，反而害怕宣传力度加大会增加自身的工作负担。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其本身法律素养不够，法律业务水平也不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应有的专注与热情，对来访者态度不甚冷淡，甚至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有的地方迫于人情世故，或者领导的倾向性，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严重挫伤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的建议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对象，拓宽主体范围

1、法人、其他组织和外国人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必要性

（1）法律援助应该服务的受援对象，是作为有权申请和实际享受法律援助的主体而存在的，在一系列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对于哪一类人可以成为受援的对象，欧洲国家几乎都将援助的受援主体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而将法人和社会组织排除在法律援助受援主体之外，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可以成为法律援助受援的对象。笔者赞同将法人或者社会组织作为受援的对象待之，原因如下：第一，从诉讼民主机制的运行，司法公正原则的落实、以及化解纠纷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涉及这些问题的主体；第二，现实社会中，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而其数量和困难难度并不见得就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受援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阶段针对特殊案件，做出过相关司法救助的批示。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发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即能体现我国司法实践中针对特殊情形是给予提供援助的。

（2）同样的，笔者赞同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只要在我国居住，遇到法律问题，又需要法律帮助，并且符合法律援助的受援条件，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其境内并接受管辖的所有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原国籍或这回出身、经济或其他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速有效的程序和机制。”

2、法人、外国人和其他组织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体现

（1）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范围，明确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相关责任

对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欧洲国家有两种做法：其一是保证从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专门性，也就是说只有专职律师和专门的机构可以胜任。如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其二是非营利性组织和兼职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我国法律的实践则各有千秋，广州成立由市政府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则要求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所承担；郑州则将此任务落实到律所头上。这些援助主体都能积极发挥各自的有点，并且展示出极具特色的法律援助的特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的费用，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前景的。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法律援助主体以及责任形式可以相应概括为：第一：针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国家财政拨付其工资，让其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第二：合作、合伙开业的职业律师，要明确其每年必须承办结案的法律援助案件的下限，由法律援助中心按相应的比例贴补其所需的费用；第三：针对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和志愿者的构成，要经过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才能设立，其工作人员也要保证是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人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遴选出来的；第四：加快高效法律援助组织建设，并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接受其监管指导。

（2）拓宽渠道，着力解决供需矛盾和缩小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基础，也是法律援助得以健康运行的前提。充足的资金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这需要政府保障，能提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实际需求的全部资金，建立起能够满足群众法律援助需要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不能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部门的拨款，而更加需要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社会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也可以自行设立公益资金，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法律援助的款项。

积极推进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且对其公益行为予以政策的鼓励。政府可以扩大宣传力度，对于积极响应的公益律师，要提高其在社会的知名度。既可以达到法制宣传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律师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拓展其自身的业务，可谓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3）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监督和管理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及效率

要强化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监管力度，完善案件指派制度，成立专门性指派案件监管小组，负责监督和管理外派案件事宜；建立结案评估制度和法律援助人员工作表现考试制度，完善惩戒处罚机制，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以及效率，有效维护受援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因为其本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法律服务一样的风险和责任的特征，所以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能确保法律援助的信用，又能减轻办案人员的心理负担。真正的把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完善到理想的状态，真正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借鉴了别国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结构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自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取得相当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以及我国更加深入的与世界接轨，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既要立足我国的实际，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法律需求，也要加快步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贡献力量。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扶持的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建设。相信，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美好的未来。（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 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2] 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3] 据肖扬同志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大会上的讲话.

[4]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田绍军，左平凡.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发展[J].理论界，2005（3）.

[6] 参见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7] 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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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新晨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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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障碍；对策

一、问题的缘起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有从国家获得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法律援助不仅仅是法律实施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以及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高低，关系到国家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地区需求更为迫切，情况也更为特殊。本文主要是以云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主要的田野调查点。因为怒江州是云南较有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拥有22个民族，是云南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云南山高谷深，经济最为落后的地方。全州人口53.4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7%，较具代表性。[1]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从1994年开始试点，通过这些年的实践，取得了不少实效，但也凸显了不少问题。我们以此为切入点，希望对基层法律援助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反思不足、总结经验，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议。

二、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存在的障碍

1、基层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配置不足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怒江州各县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员编制平均为2-3人，属参公管理，到乡镇一级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则基本上是司法所所长完成法律援助工作任务。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日常法律咨询接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业务指导及经费管理与使用、统计档案及管理等工作，目前的配置使工作人员都觉得在超负荷运转。其次，执业律师的参与度不高。在所调研的怒江州，其登记在册的执业律师本就只有十几名，受经费的影响，愿主动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就更少了。大部分律师都是由法院指定进行案件援助时，才会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此外，由于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配置不足，也直接导致了工作人员不能做到专职专用。基本上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员都是司法局内部调剂解决，人员不稳定，难以形成稳定的工作队伍，这样就会影响法律援助机构正常工作的开展。

2、基层法律援助宣传方式单一被动

法律援助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其核心不仅仅只是告诉广大群众有一种救济制度存在，而是要让群众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救济方法，救济的条件和程序是什么，如何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来获得救济。从获知的方式来看，大多数群众是依靠电视宣传而得知，但由于电视宣传大多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出现，所以对具体的援助内容和程序还缺乏相应的了解。在这样的形势下，紧靠电视宣传这种单一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了。我们应该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重新定位和认识，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去向民族地区的群众传递有关法律援助的信息，让他们在权益受侵害时懂得如何维护。

3、少数民族村民对法律援助缺乏认识

少数民族村民对法律援助缺乏认识一方面是源于前述的宣传被动和方式单一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当地习惯法实施系统的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往往存在着自成一体的习惯法，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思想、言行往往会受当地习惯法的影响。现代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有时由于认知结构和个人阅历的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一些偏远山区的村寨中，主要还是依靠乡规民约来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因此，在民族地区如何将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有效地推介，还必须妥善解决好国家法和习惯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存在障碍的原因

1、基层环境艰苦导致人才流失

从少数民族分布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集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才能孕育出独特的民族文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变化，总是想着能够生活得更好，尤其远离家乡出门求学的人，更是想要过上比以前更好的生活。所以在选择就业地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那些生活环境好，就业机会大的城市去发展，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甚至去到比自己家乡环境更恶劣的地方工作。这样的社会现象导致的后果就是边疆地区的人才流失。我国的就业率一直很低，在大型的国家工作人员招考中，为了能够有个工作，也有人愿意去报考那些偏远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公务员岗位，但是大家都抱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思想，所以就算去到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工作，可是干不上几年就想尽办法的调离该地区，去相对自然环境好些的地方上班。这样一来，人才还是流失，并且还浪费了培训其工作能力的资源。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总是面临着新来的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可是当他们都能够独立胜任工作时，就是他们离开的日子，而当地又不得不去培养另一批新人。

2、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在经历了长期的变化、发展后，有了完善和规范的内容。虽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变迁往往不易发现，但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但是作为有别于国家法律的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犹如一个两面的硬币。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双重性。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则是消极一面的表现。然而，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相互采借磨合达到新的和谐。在二者价值理念一致的前提下，这种融合就变得自然而生动，如何挖掘习惯法的合理性，在法律援助实施的过程中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3、大众宣传方式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很多地方的法律援助制度宣传方式都是相互效仿，以为那样就能够达到宣传效果，并且还能节省很多成本。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大众的宣传方式并不能适用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独有特性。少数民族地区有着自身的民族文化，和其他地方的文化有很大差异。由于固有文化的存在，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接受新事物方面的速度来讲，要相对弱一些。普遍大众的宣传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一定完全适用。应制定符合当地民族文化的一些宣传方式，例如，法律援助工作者在进行文字宣传时，当地的百姓能有几个读懂他们所表达的内容，当用普通话宣传时，也许没有几个人能听懂他们宣传的内容。所以，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在街道或是村寨里面大张旗鼓，满腔热血的进行时，大家只当是在看热闹，并没有真正去了解学习法律援助制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救济方式，是怎样给予他们帮助。所以，宣传方式没有结合当地民族文化进行宣传，是宣传达不到好效果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和做好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的对策

1、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的配置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要求很高，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而能够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最佳人选就是律师，所以律师成为了法律援助的主体力量。一方面要加强和律所的沟通，获得支持，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队伍。此外，还要注意通过培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对于已经在职的工作人员，应当定期进行职业能力的培训，深化学习专业知识，在工作中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将整个法律援助工作团队的能力提升到另一个高度，这样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效才能有进一步的提升。

2、完善习惯法在法律援助中的适用

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长期以来沉淀下来的，不仅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和挖掘潜力。在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可考虑，在国家法没有涉及的或是国家法规定不足的地方，可适用习惯法来补充。正如高其才教授所言：“国家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可以对农村习惯法进行认可，而使之具有双重效力，也可以在国家法中反映农村习惯法的内容”。[2]可见，习惯法不仅具有弥补国家法不足的功能，在适用上，也可以进行适当的变通。因为国家法是以抽象的人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进行调整的，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特定群体的需要。因此，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实施的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挖掘和发挥本土习惯法的力量，使得法律援助在实施过程中更加符合村民的意愿，调解和审判结果也更加的让当事人满意，并且也能有助于维护民族平等和团结。

3、构建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法治秩序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法治秩序构建从最基本的村寨展开。一是对村委会的干部进行长期的法律教育和培训。因为现在对村民们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村委会，只有在村委会解决不了后才寻求其他救济方式，所以对村干部定期培训是很有必要的。让村委会的委员在实际生活中去传递法律援助作为社会救济方式的重要功能，用他们之间最为自然的交流方式让村民在生活中对法律援助制度有更深化的了解。其次，从普法方式的改变来让村民们了解和知道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以及运用的必要性。对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来讲，人们对于国家法律的知识、观念，如果是从村寨的生活经验中逐渐形成的，影响力更深，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其实也是将国家法治的精神进一步融入村民生活的一个关键。一旦这种秩序形成，又可以反过来有效的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开拓更好的平台。这里所讲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国家法律取代一切规范，而是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多种规范制度促成的一种社会秩序格局。所以构建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法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元规范的形成过程。

4、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宣传方式应多样化

关于法律援助宣传的方式，各个地方都有一定的特色，其共同点在于他们宣传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低收入群体中。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既符合法律援助设立的初衷，又有利于增强这一群体对法律援助的认知状况，让他们知道有一项制度是为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的。但宣传的方式应着力于从意识和思想上去影响他们，而不只是告知他们有这样的制度存在。国外有关法律援助宣传方式的启示在于宣传方式上的多样化。在少数民族农村或基层地区，应当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特点，在宣传的语言上，进行多种民族语言的宣传教育；在宣传的方式上，除广播电视外，还可以将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汇编成视频光碟，发放到各个村委会中，让村委会工作人员组织村民进行集中学习和了解也不失为一种针对性强的方法。此外，作为宣传方式的支撑环节，还应注意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教育程度，要实现教育自身的改革和超越，必须把教育与法律援助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村民法律援助意识和观念的转变。在宣传的地点上，以往的宣传地点主要集中在街道或是村委会。其实我们可以将法律援助宣传的地点扩大，如走进校园，对初中或高中生进行法律援助宣传，因为这一群体在接受事物方面的能力要相对高一些，而且可以通过他们再向他们的亲友传递。在亲友需要法律救济时，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讯息，让亲友可以得到法律援助的救济。

5、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应更深入了解当地民族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地的民族语言就是主要的交流语言，如若不通晓当地民族语言，法律援助工作的展开将比较困难。在调查过程中，怒江州也有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是当地居民，自然知晓当地民族语言，在这样的优势下，他们的办案效率就要比其他地方的高很多。这样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者知晓当地民族语言是重要条件，知晓民族语言能大大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为此，在选拔工作人员的时候，在各项条件均衡的情况下，可以优先考虑当地居民。除此之外，还应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定期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了解民族知识，加深民族文化的理解，学习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字，这样才能确保工作者有较好的民族文化素养，也能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更加有效率的为人们解决问题，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也是事半功倍。因为沟通无障碍，有助于工作人员和受援人之间快速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

五、结语

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仅需要切合基层农村的特点，也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只有全面的分析才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的实施提出完善措施。法治国家的推进，正体现了法律援助的价值所在，如何让那些在经济上困难的群体不因为经济的贫困也导致在对公平正义追求上的缺失。当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瞩目，使社会更加的富余，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条件去保障法律援助的深入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事业，随着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断加深，法律援助所承担的责任会更加的沉重，其重要性也会更加明显，对人们的生活也具有更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实际出发，逐步探索和完善符合农村地区实际的法律援助工作运行机制，使法律援助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助推我国现代法治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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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社会适应 法律援助 法律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和9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法律和权利意识更强，更渴望适应城市生活，得到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对他们而言，打工不再是单纯为了讨生活，更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但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适应性是主观社会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本研究从法社会学视角，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适应性的两大指标，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现状，并探讨他们城市社会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对提升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提出对策性建议。

问卷编制与调查实施

本研究问卷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测量因变量的两个量表，第二部分是测量自变量的四个量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由“社会适应能力”与“生活满意度”两个量表作为因变量；同时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自变量分为4个类型：第一类是个人属性特征变量，笔者采用自行设计的个人人口和法律属性特征量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种类”、“三险”缴纳情况、“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月平均收入”、“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等；第二类是社会支持变量，这一变量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测量，包括“家庭支持”、“他人支持”、“朋友支持”3个分变量；第三类是应对方式变量，这一变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量，包括“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2个分变量。①第四类是法律意识变量，对这一变量笔者采用自行设计的法律意识量表，包括“法律援助”、“维权意识”2个分变量。

本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了500份问卷，实际收回有效问卷465份，有效回收率为93%。

数据整理与分析

个人属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从分析数据可知，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属性特征相关的变量中，婚姻状况、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月平均收入、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这4个变量对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得分都具有显著性影响，性别、“三险”缴纳情况这2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的影响。“已婚”的社会适应能力要高于“未婚及其他”的0.031倍；“劳动合同是否签订”对社会适应性有显著性影响（P

社会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得知，在与社会支持相关的3个变量中，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这2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p

应对方式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可知，在与应对方式相关的2个变量中，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极其显著（显著性水平p

法律意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可知，在与法律意识相关的2个变量中，法律援助和维权意识对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法律援助”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得分就会提高0.381倍（p

研究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普遍不高，仅有少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处于正常状态，其他则社会适应性较差，并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生活满意度更好。女性在生活压力、人际交往、经济压力方面，相对来说承担的责任要比男性少，因而其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较高。第二，相对于未婚人士而言，已婚人士的生活满意度显然更高，相对于单身或离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婚人士的社会适应能力会更强。究其原因，可能是配偶、子女的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了家庭，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强，家庭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慰藉能使他们心理获得更多的满足。第三，较高的工资收入水平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他们所在单位效益好、工资按时发放、收入水平高、工作正式，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焦虑感降低，直接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第四，相对于没有上“三险”、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三险”全部上齐、劳动合同签订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更高。“三险”齐全、合理的劳动合同，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心理上获得了满足。第五，朋友与他人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都是远离家乡，家人又不在身边，家人对其影响力并不是很明显。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与同学、朋友用手机联系，此外年轻人与同龄人的交流没有代沟，也比家人便利得多，所以朋友与身边人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大。第六，积极乐观的生活应对方式、较强的法律意识，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面对挫折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应对方式，个人主观上提高维权意识，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的法律援助，将大大提高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

建议。第一，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影响他们能否在大城市长期稳定下来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制度设计上，要建立适合他们的低交费、广覆盖、可接转的社会保障制度；资金筹集主要由企业和雇主承担，国家财政兜底。让他们像主流的“城里人”一样享有就业、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基本社会保障权利。他们只要手持一张社会保障卡就可以在全国各大城市就业，并有权要求雇主或企业为其缴纳诸如“三险”等费用，交费数目和其工资水平与工作时间挂钩。应加大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逐步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二，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针对他们维权意识不足问题，政府应整合多方面力量加大对他们的法律援助。首先，专业法律援助机构要通过采取各项措施，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及时、合理的法律援助；其次，宣传部门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把宣传重点放在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使他们更多了解用工、住房、保险救助、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和规定，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再次，要建立志愿者法律援助机制，开展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鼓励社会力量为经济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帮助，特别是吸引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②第三，全面推进社区服务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高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依托城市社区和专业服务机构，开展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让他们像主流“城里人”一样享受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社区服务人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对他们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支持他们设计职业发展规划，在提高他们就业谋生能力的同时，切实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拓展他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的积极应对方式，全面提升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释】

①汪向东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年，第70页，第108页，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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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少年权益保护对策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青少年权益保护受到高度关注，形成了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团体积极作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局面。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关系到青少年生存发展根本利益的社会问题，影响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维护，也影响到社会的安定。青少年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树立“以青少年为本”的理念，保障青少年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的繁荣。

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模式

目前，我国青少年保护机构较多，但各部门各机构的法定职权不清晰，任务界定不够明确，导致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长期处于倡导、调解的状态。建议创新青少年权益保护模式，提升专业维权效益。可进一步整合资源，建立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心理咨询机构、法律援助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模式。各组织也需发挥自身优势，共同协作完成青少年权益保护的任务。

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在统计和掌控辖区内青少年的人员结构、基本状况、发展成长现状等相关信息上有明显优势。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渠道，我们同时可以依托社区定期开展青少年权益普法教育、心理健康咨询与辅导、社区矫治的活动。学校作为青少年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青少年维权工作的重要阵地，应肩负起对青少年法制与维权教育的责任，尽量减少教师对学生权益侵害、校园欺凌、校园内意外伤害等青少年权益损害事件的发生。同时还应与法律援助组织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转介切实给予学生最直接、最迅捷的维权帮助。法律援助组织，既包括青少年维权中心、妇联、团委、残联等机构的法律援助部门，也包括各大高校和各种社会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青少年权益受侵害时给予法律咨询、案件、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除本身的司法职能之外，可以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整合政法部门、社区等各方力量，深入学校、社区，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特别是社区民警应与社会工作者一起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治相关工作。

非政府组织正以蓬勃之势发展壮大，NGO组织有各种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应该加强各级各类NGO组织的管理与协调，努力把志愿者身上蕴藏的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巨大热情激发出来，并积极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这股热情，我们可以充分调动这个团体的积极性和力量，帮助社区青少年加强维权意识。同时，应进一步健全青少年权益维护转介制度，各种服务平台（如12533热线、权益保护网站、儿童援助中心、青少年维权岗等）通过制度化方式，与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和法律援助组织结合，组成“1＋X权益保护模式”。既能发挥各服务平台的维权优势，同时通过转介又能整合社会资源延伸和拓展服务平台的权益维护功能，从而提升青少年权益维护的专业化和制度化水平。

根据不同类型青少年需求特征构建合理维权体系

根据青少年权益保护特征，在维权体系中，可以将青少年分为在校青少年、社区普通青少年及社区边缘青少年（失足青少年）三类。根据三类青少年的不同权益需求和权益受侵害特征，提供有特色的与需求相适应的青少年维权保障。

在校青少年方面。调查显示，他们权利受到的侵害主要来自家庭和校园。因此建议以学校为基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和自我保护教育。教会他们正确处理与老师、父母、朋辈之间的关系，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做到既保护自己，又不纵容恶势力，同时懂得维权的正确方式与途径。

社区普通青少年方面。这类青少年的社会保障权益、劳动保障权益等受侵害比较突出。建议以社区为依托，带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定期举行普法宣传，开设法律咨询点，加强他们的维权意识，同时保证其基本权益，关心他们的就业状况。保证其在劳动过程中的相关权益；使其有较强维权意识；同时也帮助其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这样就能使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把握自己，提高自控能力。

社区边缘青少年方面。这类青少年的行为远离主流社会，在活动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与现行主流社会均有不同甚至截然相悖。他们虽然没有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已经出现偏差行为和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对他们进行法律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既要加强对他们的普法教育，规范其行为，预防犯罪，还要关注其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在其权利受侵害时给予法律援助，同时重塑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将他们重新纳人社会正常的运行轨道。

通过各种途径，维护青少年权益

提高维权意识，拓展青少年权益教育途径。青少年权益维护工作，既要治标又要治本，通过法律和权益知识教育，提升青少年自身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应该是青少年权益维护的根本。维权工作的重点应以防范为主，让法律宣传与教育常态化。

学校是传授知识文明的专门组织，学校仍然是强化青少年的法律和权益知识的重要基地。应试教育导致学校法律和权益知识教育严重滞后，应在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中适当增加关于权益知识的比重，有效推进青少年的法律和权益知识教育，从而增强青少年权益意识和维权能力。

同时进一步拓展青少年权益教育途径，内容可以更全面，形式可以更丰富。模拟法庭、大型义务法律咨询、设立咨询室、开设热线电话都是可以利用的形式，还可以充分利用电视、手机短信、网络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现代传媒手段达到广泛宣传与教育的目的。

开展针对权益保护的青少年职前培训。受金融危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有部分青少年较早离校就业，为解决青少年离校就业等相关问题，建议开展青年职前综合培训，主要针对16～18岁离校青少年，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各种与就业有关的培训，内容包括《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如何识别诈骗行为等青少年权益知识，领导才能、纪律和团队精神训练，求职和人际关系技巧，基本计算机应用技能，职业技能训练以及短期实习机会，以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切实保障其相关权益。

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建立维权队伍。为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建议建立维权队伍。逐步建立党政主导，公、检、法、团、妇参与，专兼职结合的维权队伍。要制定和落实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各部门法律权限；建立部门间工作调解机制，落实责权，解决青少年纠纷及事故；充分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从资金、人员等各方面切实保障维权队伍建设；建立畅通的青少年诉求表达渠道；构建适合地方特点的伤害事故保险机制和监护制度，进一步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减少青少年意外伤害，预防工作应为重点。意外伤害是我国青少年死亡和致残的重要因素。我国陆续修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颁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对青少年安全保护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法律要求。2008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保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行校方责任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逐步完善校园意外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

但调查显示意外伤害控制现状仍不容乐观，意外伤害事件在学校和家庭中还屡有发生，应重点加强和落实相关预防工作，一是以学校为基地采用游戏、场景模拟、自救训练营、体验、专题讲座、墙报、板报、参观和演练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安全与自救知识；二是以公安、消防、交通、治安以及卫生、地震等部门资源为依托，以社区为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安全教育，形成共同关注、全民参与的保护青少年的社会环境。

拓展青少年参与权实现路径，有效利用互联网等新渠道。青少年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参与意识和技能，通过参与，青少年可以激发热诚，启发思考，可以锻炼与人合作沟通的技巧、培养领导能力，对自身发展和社会建设都有极大好处。近年来，青少年的公共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在家庭、学校、社区、经济、文化、环保及政府决策等各领域中，参与机会和渠道大大拓展。在公共事务参与过程中，青少年的有序参与越来越活跃。青少年依托少先队、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通过倡议、论坛、网络、书面材料、对话等多种渠道实现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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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治环境 行政 司法 社会

一、法治环境的内涵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其基本的内涵是依良法而善治，其核心在于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据此，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认同和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法治环境是全社会主张依良法而善治所形成的特定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它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法治建设、法治过程和法治效果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法治环境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环境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公民权利的维护与公民权利环境的不断改善。法治环境的优劣，体现了维护社会文明进步的制度化管理程度和水平。

二、法治环境的特征

（一）系统性

从内涵上讲，法治环境是一个由多因素、多子系统组成的大环境系统。从纵向看，法治环境包含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护法等各环节的全过程环境。从要素上看，法治环境包含各项法律法规、相关法治机构及其硬件设施构成的客观要素系统，还有由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等构成的主观要素系统。从横向看，法治环境包括行政法治环境、司法法治环境、社会法治环境等。

（二）历史性

法治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历史烙印，是在时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空间、制度等的变化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因素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上层建筑的变迁，政治环境、人文环境、人的素养等因素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法治环境的变化。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将是法治环境建设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三）现实性

法治环境具有客观现实性，法治环境的优劣，影响和制约着当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或个人投资的成败，因此法治环境是一个地区投资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区软实力的体现。同时法治环境也会反作用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四）关联性

法治环境的各组成要素或各子系统之间都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如社会法治环境中公民个人的法律素养需要良好的行政法治环境和司法法治环境来保障。法治环境的评价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个因素，而是应该全面把握各要素各子系统的关联性。

三、法治环境的评价标准

依据法治环境的内涵，评价法治环境的核心标准有两个方面，标准之一方面是权力受到良法制约。只有一切权力受到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一切依法而行才是法治追求的目标。标准之另一方面是确认与维护公民权利。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均受到良法的保护，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是法治的最终目的，也是法治环境优劣的重要体现。

目前，理论界和部分城市或地区政府都对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了诸多探索，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评价指标有较大差异。如《2014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文明城市的测评标准包括廉洁高效的政府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等，其中，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包括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援助、公民权益维护、基层民主政治三个方面。《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全国法治城市的意见》中对法治环境最佳的目标定位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显著提高，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公共安全体系有效运转，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参与，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和有效维护。深圳市福田区在《关于打造高品质综合环境 加快建设一流国际化中心城区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着力打造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全民用法的法治环境。综合各方观点，本文认为法治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其内涵丰富，从行政法治环境、司法法治环境、社会法治环境三个维度来优化法治环境具体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四、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深刻认识优化法治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涉入“深水区”，社会发展跻入“转型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断优化法治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提升地区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提振改革信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的重要抓手。必须通过法治形成长远性、科学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化、功利化倾向，避免一系列面子工程，帽子工程；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地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避免改革政策方针的不稳定性；必须通过法治化解各类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避免问题和矛盾激化。

（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行政法治环境

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由原来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法治服务型政府转变，不断营造出良好的政务环境。第一，应大力推进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调整财政的公共支出结构，减少并逐步取消财政资金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将公共财政用于政府具有比较优势事关民生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扩大就业、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第二，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建立分工合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切实解决当前政府存在的“服务缺位”、“角色错位”、“职权越位”等问题，减少因定位不清、职责不明造成的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第三，加大机构整合的力度，强调顶层设计，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依据依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改革政府组织机构。对管理范围、行政职能重叠的部门单位进行整合、裁汰，对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和有限行政资源的无谓消耗。2. 切实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当前，企业和公民个人对行政审批的诟病最多，要针对行政审批手续繁杂，服务质量差的问题，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大力简政放权，实现审批制度的法制化。制定实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着眼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逐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不必要的前置审批手续。推动各项行政审批减少环节、压缩时间、简化程序，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审批的自由裁量权，严禁变相审批，逐步建立公开透明、便利高效、程序严密、权责一致的行政审批制度。对已经取消、转移、下放的审批事项，建立后续监管制度，做好各职能部门间的衔接工作，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耦合性。3. 完善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依法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一是依法制定和公开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推进行政权力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序和过程监管。二是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和收费、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事件、环境保护等领域政务信息公开。三是将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四是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依法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五是加强政务公开信息化建设，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充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4.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政府的最主要功能之一是行使行政决策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决策权领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所以导致经常出现“三拍式”决策（即决策拍脑袋、执行拍胸脯、执行完拍屁股走人），决策过程中违法、随意或滥用决策权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同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和责任倒查机制。建立对重大决策的社情民意调查反馈制度，广泛开辟社情民意的反馈渠道，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政府热线、部门以及调查机构等多种形式，了解群众对南宁市政府行政决策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监督制度，政府重大决策要主动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自觉接受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三）打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优化司法法治环境

1.着力推进科学民主立法。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尊重和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真正反映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和各项权利，继续大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一方面要积极完善和出台“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另一个方面要主动清理过时的，与上位法明显不一的或成效不明显的法规规章。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2.强化程序公开管理，增强司法透明度。司法涉及的环节和程序较多，从立案受理、调查取证，到开庭审理、依法裁判、执行等过程，都必须公开、规范、合法。通过系统化的管理，规范办案流程，使案件从立案时起就进入有序运作的轨道，提高司法质量和司法效率。一是强化立案公开。公开各类案件的立案条件、立案流程等重要内容，建立诉讼引导、风险告知、程序指导机制。二是强化庭审公开。积极组织庭审观摩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增加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的比例，真正推行“阳光庭审”。三是强化裁判文书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案件外，逐步推进其他裁判文书都公开。四是强化执行公开。公开执行案件的立案标准、执行风险、执行程序等相关信息以及执行人员的情况及联络方式等。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措施以及执行中的重大进展，及时告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五是强化司法鉴定公开。随机抽选的方式选定的鉴定、评估机构和拍卖机构，及时向社会公告选定的名单。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和拍卖的情况向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公开。真正做到权益保障更加有力，便民措施更加丰富，司法公开更加深入，民主参与更加有效，司法环境更加优化。

3.完善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努力形成高效司法合力。建立健全司法协调联动制度，加强政法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多措并举，切实形成解决纠纷矛盾的高效合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解决纠纷渠道多样性、畅通性的满意度。建立审判与人民调解工作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司法促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建立健全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农民工追讨工资等涉及民生案件的联动联调机制建设，联合工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公安、妇联等部门共同化解，切实做到涉民生案件化解在基层。建立法院与公安机关执行工作协调机制，确保清理积案和执行工作有效运行。

（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大力优化社会法治环境

1.深入推进平安建设。紧紧围绕政治安全、治安安全、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主题，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把深化平安建设长效化、制度化。一是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政法部门联系面广、工作网络健全、基层组织接近群众的优势，坚持调处优先的原则，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当前，应高度重视工作，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给弱势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贴心帮助。二是积极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继续扎实有效开展平安创建及打防控一体化建设活动，优化社会治安巡逻防控体系建设。重点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加强对主要路段、商业繁华区和治安复杂场所的监控系统和技防设施建设。

2.全面提升公民法律素养。只有提高公民法律素养，才能真正使公民积极主动参与立法、司法、执法等全过程监督，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一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加和丰富公民的现代法律知识。二是培养和巩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信赖和理性守法的精神，为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三是引导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为提高公民法律素养营造广泛的社会基础。四是创新普法理念，丰富普法形式，重视不同对象人群的个性特征，使普法成为公众的内在需求，而不再是“走过场”和“走形式”。五是培养文明、诚信，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遇到矛盾和问题，要顾全大局，依法解决，避免“想闹就闹，想堵就堵”的现象出现，真正把营造好的法治环境变成全市人民的自觉行动。

3.加强法律援助服务。完善的法律援助服务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石。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群众。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努力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权益保护事项纳入援助事项范围，及时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积极探索创新，寻求多种援助方式，努力提高法律援助质量。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拓宽、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更多地采用诉前调解或和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三是建立和完善告知制度，强化监督，更好地增强法律援助服务民生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和队伍职业化建设，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强化服务能力，扩大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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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吉安市委、市政府和吉水县委、县政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我到司法厅工作只有两个月，对司法行政系统还不太了解。今天我们来，一是调研，二是来学习。刚才看了丁江司法所、园区司法所和荟萃律师事务所，又听了曾县长对吉水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介绍，很受启发和感动。吉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司法行政工作，在人员和经费上尽最大能力给予了保障，吉水县司法行政工作有内容、有特色、有创新，普法宣传、安置帮教和司法行政进园区工作，在全省司法系统范围内值得推广。司法行政工作都是一些软工作、虚工作，吉水把虚工作做实了，很不容易，相信今后吉水将创造出更多的亮点工作、一流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利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使命。关于下一步工作，司法行政工作要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必须要有所作为，有为才有位。为此，我认为，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作为：

一、在服务社会和谐稳定上要有作为。一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定分止争”功能。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既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的政治优势；既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法结”，又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心结”，真正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利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自动履行率高、后遗症少，理所当然成为当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首选方式。要以组建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为突破口，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发展新路，加快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步伐，及时有效地化解重大疑难纠纷和社会热点难点矛盾。要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探索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办法，真正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要认真研究和落实人民调解经费保障机制，为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和水平提供有力保障。二要充分发挥帮教安置工作“润物无声”功能。帮教安置工作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转化消极因素的一种有效手段。要加大对“三假”和去向不明人员的查找甄别力度，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控，防止其失控流入社会，重新违法犯罪。要重视帮教安置基地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帮教安置工作，创新帮教方式，提高工作效果。三要充分发挥律师参与接待工作的“息诉罢访”功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特长和优势，通过担任政府和部门法律顾问、参与领导集中接访、网络在线咨询等方式，组织律师积极参与涉法涉诉接待工作，当好政府处理涉法涉诉问题的法律参谋和助手，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促其息诉罢访。

二、在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上有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首先，立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定位，把握好司法行政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全过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努力提高司法行政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和服务。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要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投入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法律服务，要主动介入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国家重大经济改革和经济活动，积极参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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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紧围绕“实战大练兵”活动扎实开展三项重点工作

一是根据宁国市司法局的文件要求，今年的重点工作是开展“深化三项重点工作实战大练兵”活动，天湖司法所在深入领会这一活动的实质后，印发了天湖司法所实战大练兵活动实施方案，并将“实战大练兵”活动融入到司法的各项基础工作当中。

二是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制度，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今年三月份我们所又接收了一名社区矫正对象，目前我们所共有两名社区矫正对象，均已实现人档齐全。对每一个矫正对象，我们都根据其自身特征，认真制定矫正方案，严格按照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的相关规章制度对其进行教育改造。

三是立足本职，做好回归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安置帮教工作对于天湖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重大，目前天湖司法所的在帮人员共有13人，司法所为每个人都制定了档案，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专长情况进行分类帮教，并有专人负责跟踪教育，层层落校花网*实责任制，司法所在开展平时的基本工作时，定期对其进行回访，找其谈心，一方面加强对其思想上的改造，教育其要遵纪守法，做守法公民，另一方面帮助解决其生活上的困难，确保其生活稳定。因工作认真细致，现无一人重新犯罪，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是扎实开展人民调解及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司法所制定了定期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逐一建立台账，会同村委会及相关部门及时进行依法调解，对排查出来的重大矛盾纠纷，及时报党委政府协同处理。今年以来，我所共进行矛盾纠纷排查6次，排查出矛盾纠纷25起。 上半年共调解纠纷18起，制定的调解协议书均得到了很好的履行。

二、结合各部门做好普法宣传及法律援助工作。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了201x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并对照计划逐步逐项落实。继续坚持了党政干部集中学法活动，利用每周一上午政治业务学习时间，每月安排1

—2次学法内容；认真组织各中小学校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将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内容；积极督促各村、社区采取壁字、专栏、会议、广播等形式定期开展法制宣传活动；通过以上措施的落实，使我办普法工作开展的既扎扎实实，又轰轰烈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以外，在“三八”妇女节、“315权益保护日”等一些特殊的日子，司法所还联合妇联、工商、团委等部门积极的到辖区内人群集中的地方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在进行普法宣传的同时，按照市司法局的要校花网*求积极的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工作，通过在辖区内人口集中的地方设置宣传站点、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通过我们的工作，目前辖区内的居民对法律援助都有了基本的了解，下一步我们将进行更加广泛深刻的宣传，更加完善我们的法律援助工作。

三、积极参与综合治理，为党委政府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