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的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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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主要表现为，如都是为法律适用服务的，最终目的都是解决争议或纠纷;二者的适用步骤大致相同。都要经过确认案件事实、寻找并确定可以适用于该案的法律规、推导出判决结论三个环节。区别主要在于:(1)价值观念不同。形式法律推理主要指形式逻辑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变现为演绎推理。由于演绎推理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因此它能为推理的结论提供可靠性的依据，按照演绎推理进行法律推理，就可以做到完全遵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基本保持法律的“原汁原味”，从而实现法的确定性、稳定性。实质法律推理的形式多种多样，其追求的主要是“合理性”价值。也就是说，合乎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即可，它并不要求“绝对正确”。因为实质法律推理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依据而进行的推理，往往是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明显不能适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多适用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因此，推理的结论只能达到合理性的程度，而达不到必然性的程度。(2)适用范围不同。在适用形式法律推理的场合，要求法律规则必须具备明确性、一致性、完备性等特点，而实质法律推理主要适用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博登海默在谈及运用实质法律推理的必然性时，列举了三种情况:“法律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法律规范本身相互抵触或矛盾;某一法律规范用于一个具体案件明显有失公正。”亦即在逻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实质法律推理都起作用。(3)具体推理形式不同。形式法律推理主要采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而实质法律推理采用的是辩证推理的方式。辩证推理的具体方法包括:“对话、辩论、批判性探究以及维护一种观点而反对另一种观点的方法来发现最佳的解决方案。”当然，实际上，实质法律推理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此，它的适用形式是多种多样且灵活多变的。(4)价值判断在两种推理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价值判断在形式法律推理中的作用极为有限，但却是实质法律推理的灵魂。实质法律推理不像形式法律推理那样是从确认的案件事实和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定出发，凭借某种逻辑推理模式就可以推导出案件结论。实质法律推理是根据一系列“法律内”或“法律外”的因素综合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内容上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实质法律推理主要涉及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本身实质内容的评价和价值判断，因而实质法律推理主要依据就是价值判断。

实际上，两种推理经常是交叉使用、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两种推理形式互有侧重。一般来说，在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国家，是以形式法律推理为主的，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家，实质法律推理的适用范围就非常广泛。从实质法律推理与形式法律推理的比较中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实质法律推理的特征:其一，实质法律推理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推理形式。实质法律推理不仅仅是依据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而是从法律条文之外的更深层、更实质的方面，即立法目的，立法价值判断，社会利益衡量、社会效果等等方面，追求法律的合理适用。其二，实质法律推理更侧重推理过程中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实质法律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法律条文的判断结构形式，不具有形式逻辑方面的必然性，而只具有价值理由方面的妥当性和合理性，因而，价值判断是区分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核心标准。其三，实质法律推理的结论具有可争辩性。由于实质法律推理不具有形式逻辑方面的必然性，而只具有价值理由方面的妥当性和合理性。实质法律推理追求的是结果的妥当性、合理性、可接受性。而由于其不具有形式法律推理结论所具有的必然性，不可争辩性，因此，实质法律推理的结论必然具有结论上的可争辩性。实质法律推理的适用者在适用的过程中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依据“一定的价值理由”对法律规定或案件事实进行分析、评价、选择，最终得出对案件的处理结论，而这一结论并非是唯一确定的，无可辩驳的，但是，推理者却要尽可能地实现推理结论的妥当、合理，为绝大多数适用者可接受。

一、实质法律推理的合理性

实质法律推理方法的运用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的“智者”们便开始将法律与正义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而亚里士多德则完成了辩证推理的理论化工作，他把推理区分为“证明的推理”和“辩证的推理”，他认为:“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则是辩证的推理”，认为执法者应对法律所没有周详的地方根据情况进行解释，并按照公平原则做出判决。此后，古罗马法学家建立的直接严格解释、衡平原则适用、解决法律冲突的解释三种解释理论，以及中世纪奥古斯丁所倡导的神学价值判断论，阿奎纳将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本质上都是自然法学和实质推理的理论主张。至19世纪末，西方法学界则提出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以反对单纯、机械的形式法律推理。如，“法律的自由探究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就认为，法官依据政策裁判案件，不进行规则的形式演绎，因为“一般命题不能裁决具体的案件”。二战后，当代西方法学家大多都不提倡完全的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法律推理，而主张应接受法官在司法判决中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和政策衡平，以获得合理的判决结果。在中国，早在古代的法律实践中，情、理、法就作为法律的三种渊源而并存。尽管在立法方面可能确定了关于较明确的标准，但司法则可以择“情”而定。在裁判案件时，强调情、法两尽，以情、理、法相互结合为手段，务求达到法意与人情两不相碍，人情与法意的协调。如汉代司法中的“引经入典”、“春秋决狱”，成为当时裁判案件时的重要方法，从而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显示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也经充分体现了实质法律推理倾向。依据该种司法原则，当案件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有损儒家大义时，司法官吏就以儒家经典所载的事例及其道德原则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和量刑标准。至明清时期，官方更强调，若法律有明确规定时候，则法律与情理伦常互用，作为价值取向;若法律无明确规定或矛盾时以情理为根本价值取向，从而使法律与道德结合更加紧密。在司法过程中依据伦理、道德、习惯等进行实质法律推理，已成为明清时期审判案件的常用手段。如，清律在做出“正当防卫”相关规定时，就明确录入“卑幼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这一条，其目的就是对当时礼教的妥协。总之，中国古代的司法，早已经呈现出“非形式化”和注重“实质性思维”等典型特征。可以看出，无论中西，实质法律推理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注重案件的实质正义，而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实质法律推理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具体案件裁判过程中。实质法律推理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形式法律推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形式法律推理主张在推理过程中，法律适用者必须严格按照逻辑推理形式进行法律推理，而不得考虑如政治、经济、伦理、价值观念等法律之外的因素，不因人而异，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案件事实，即便是不同的法官，也会选择相同的法律规范，最终得出相同的结论。因而学者们将这种法律推理形式形象的比喻为司法的“自动售货机”。形式法律推理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只能适用于能够与明确法律规范相符合的案件事实，但是，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且瞬息万变，法律规范不能统摄所有的案件事实，“即使是那些‘用确定的语言表述’的规则，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能给出精确的结论。”而当出现“法律漏洞”或“法律空隙”，或者法律规范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抵触，或者是出现“合法”与“合理”的冲突等等情形，形式法律推理的作用就会变得较为有限。

实质法律推理在司法中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如改变法律，解决争端和社会问题;不当先例，通过对社会主流意见的适当背离、打破社会平衡，作出司法裁判，实现通过司法来矫正立法的目的;此外，还有助于维护宪法的核心价值等等。其一，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填补法律漏洞。在司法活动中，当出现不同的价值取向时，就需要运用实质法律推理的价值分析，运用利益衡量等方法做出价值选择，确定某一价值取向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并围绕这一价值取向开展具体的司法活动。在个案的审判实践中，判决过程绝不仅仅是法官将法律规范运用于事实的无涉价值的形式法律推理过程，因为法律推理要求法律必须能够为司法裁判提供全部依据。因此，纷繁复杂的司法现实对法官的要求是，法官不仅仅是法律的适用者，还应当是法律目的阐释者、法律漏洞的填补者、社会利益的维护者，甚至是社会价值的引领者。而由于司法价值目标的多元化，多元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法官就不得不对各价值目标进行考量、比较和权衡，力图在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之间实现平衡以迎合最大多数利益主体的需要，以提升司法结果在最大程度上的正当性和民众的可接受性。当法律规范本身的意义模糊、出现“法律空隙”和“法律漏洞”等情形时，法官可依据公共道德、风俗习惯、正义观念及党的政策等，进行实质法律推理，以实现达到在法律范围公平、正义地判决疑难案件;或者是，优先从社会整体利益、普遍道德准则出发，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或立法意图的裁判结论，以化解法律漏洞空缺之不足，都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弥补法律漏洞的具体方法。其二，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校正形式法律推理之不足。形式法律推理主张司法就是对逻辑三段论的运用，认为法官只需机械地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规进行三段论操作即可。

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单纯、机械、片面的观点遭到诸多法学流派的批判。因为，若遇到法律规定含混不清、法律规定相互抵触，或出现可供选择的条文、裁判结果存在“合法”与“合理”的矛盾等情况下，当严格适用法律条文会导致不公正的困境时，简单机械地运用形式法律推理，就可能导致司法的严重不公。而实质法律推理能够很好的弥补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实质法律推理注重通过利益衡量、价值判断等方法得出案件的裁判结果，更注重立法目的的实现，因而可以矫正片面严格司法带来的司法不公。其三，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实质正义，更好地化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任何法治的最终目标，都需要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价值追求。这一目标决定了仅仅依靠形式法律推理是不够的，形式法律推理虽然有利于实现形式正义，确保法治的统一性，但形式正义的实现并不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唯一方式。实质法律推理方法的有效运用，可以为实现实质正义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和技术的保障，保障司法裁断既合法，又合理。实质法律推理的合理运用可以更好地使司法满足社会对公正的司法需求。

二、实质法律推理的主要表现形态

实质法律推理的适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表现为:其一，目的解释。目的解释是以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为依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立法者在制定该法律规范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二是该法律规范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所要达到的目的。在立法实践中，法律的目的通常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立法者制定法律时试图达到的目标，以及立法所要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指导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仅限于考虑制定法律时的最初目的。但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就需要确定原先的法律目的是否符合当前的需要，并作出符合社会现实的法律解释，从而通过目的解释这种实质法律推理的方式，使法律得到了适应社会发展，适应了社会追求平等和公正等需求。其二，个案衡平。个案衡平是实质法律推理形式的重要方式，衡平可以弥补严格法律的不足，使法律的一般规则能够更好地适用于特殊情况、弥补法律漏洞、纠正法律规则的严酷后果。如，衡平法一开始是作为普通法的重要补充而存在的，是对普通法的修补、拾遗和改善。在大陆法系国家，虽无所谓的衡平法与普通法之分，但随着两大法系的交融、发展，大陆法也不断借鉴判例法国家中的个别衡平的实质推理方法，用以弥补成文法的遗漏与不足。其三，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也称法益衡量，是指在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法官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权衡与取舍活动。利益衡量是在两种甚至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作出选择、取舍，而非两全其美、皆大欢喜的决定。在利益冲突发生时，司法者应当根据法律蕴含的权利配置原则或者正义、公平的理念或者公共政策慎重权衡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出主次，分出哪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下应予特别保护，哪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下应置于次要地位，从而确定其中一种利益以相对重要的地位。司法者应当确定案件中的各种利益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位序，从而明确最应优先保护的利益。一般而言，国家利益重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人身利益重于财产利益，财产利益重于其他利益。权衡利益虽然主要是司法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但其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受一些原则和规则的制约。一般而言，司法者应当根据法的目的、原则和精神、国家政策、社会习惯、公共道德等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

特别是，不应仅仅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应考虑因不同的利益取舍而作出的判决可能带来的某种社会效果。如曾发生在四川泸州张学英诉蒋伦芳案的判决，便是利益衡量的经典案例。在审判中，法院显然考虑到不同的判决可能带来的不同社会效果:如果支持原告张学英的主张，判决其胜诉，则以后可能会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如果判决原告张学英败诉，虽损及了原告作为受遗赠人的个人财产利益，但维护了社会的良好风尚和道德秩序。最终，在原告受遗赠的权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与道德秩序之间，法院做出了自己的利益衡量，选择了优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其四，运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机关，而非议会等立法机关。公共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理应具有约束、引导公众行为的规范功能。如《民法通则》第六条就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当然，相比较法律而言，公共政策制定和修改较为容易，且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在法律规范本身存在漏洞、缺陷、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时，公共政策对法律规范起着非常重要的补充、调节和导向作用。此外，以过去判案的原则为根据和推理前提，对需判决的案件作出结论，或者引用既有的判例规则来增强当前案件判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也是实质法律推理的形式之一。四、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范围和限度实质法律推理虽然可以起到克服法律僵化、矫正形式法律推理不足、适应变革的社会需求等作用，但是，实质法律推理若运用不当，则可能破坏法律的确定性，最终伤及法治。尤其是，重实体、轻程序这种中国人偏爱的法律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形成了形式法治实现的某种障碍，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范围，以防止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偏离法治的轨道。

通常，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应限于疑难案件中。这里的疑难案件，不是指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的案件，而且特定的肌肤恩争议，法律没有做出没有相应的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多个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又或者虽然有规定但出现了与情理严重不符的司法情形。这时法律适用者就需要另辟蹊径，对案件结果进行正当性分析，通过价值判断来实现司法的正当性。具体来讲，实质法律推理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其一，法律未曾规定简洁的判决原则的情形，即通常所说的“法律存在漏洞”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待处理的案件所涉及的现行法律缺乏必要的规定，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条款，已确认的案件事实无法通过司法归类活动归属于任何一项现有的法律规定之中，出现无可供援用的法律规定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即出现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空缺。但是，法官不能拒绝审判的职责，决定各法官需要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运用实质推理寻找妥当的司法大前提。其二，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抵触的前提但却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真正选择的情形，即通常所说的“规范冲突”的情形。此种情形下，当运用“法律竞合”的处理原则依然无法解决法律的冲突问题时，就需要法官进行实质上的决断。其三，司法中出现“合法不合理”的情形。一般认为，严格司法导致的一般性的司法不公或司法不合理，并不是法官拒绝适用法律的接口，因为司法的一项原则就是“恶法亦法”，“法官不得拒绝适用法律”。仅仅当严格适用法律可能导致极大的社会不公时，才可以超越法律，诉诸于法官良心、正义，进行司法裁断。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说:(1)法律规定清晰、案件事实清楚的案件，不适宜运用实质法律推理;(2)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遵循证据规则，不能搞所谓的实质推理，即便是民事活动中的事实认定，也要遵循以证据为依据，遵循盖然性的原则，而不能搞所谓的实质推理和判断;(3)适用法律导致的轻微不公并不是实质推理的理由。(4)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不仅要考量个案的公正，而且必须充分兼顾司法裁判的社会影响，如果个案裁断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运用实质法律推理方法的时候，就更应当审慎。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优点，但也必然会有其不不足。实质法律推理并不像形式法律推理那样是从确认的案件事实和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定出发，凭借演绎推理模式就可以逻辑的导出其裁判结论的，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形式逻辑推理的结论必然性，而只具有价值理由方面的妥当性和合理性。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进行实质法律推理时，可能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容易只注重经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忽略法的形式稳定性，影响司法公正和判决的执行效果。这也容易导致法官的恣意妄为和任意判决，损害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制的统一。如人们所熟知的南京彭宇案，法官基于所谓的“常识”而认定彭宇撞到了他人的判决，本质上就是对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失去了限制，违反了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原则。就实质法律推理适用的领域来看，实质法律推理主要运用于民商事司法领域。因为，民商事法律规范一般都会在总则部分规定其适用原则，如《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等等立法中对实质正义的考量，都为实质法律推理在民事司法中的运用奠定了基础。而且，民商事活动的高度复杂性以及对民事活动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决定了仅仅通过形式法律推理是无法完全解决形形的民商事案件的，因此法官在案件裁断中运用实质推理方法就不可避免。在行政案件中，由于需要兼顾行政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率性等原则，决定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判断，必然会留给法官，故行政案件审判中实质推理也无法避免。但在刑事司法中，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严格禁止类推适用和法外定罪，故而在定罪方面只能采用形式法律推理，绝对排除实质的法律推理。但是，在量刑方面，由于我国刑法对法定刑的刑种、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上都有相当自由裁量空间，所以，法官在量刑中则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实质法律推理方式，以实现其心中的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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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思维的概念

思维分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广义的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而狭义的思维，则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专指逻辑思维。因此，法治思维归根结底应该是一种思维模式。

1.2法治思维的界定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指人们以法治理念为指导，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和形成决定的思维过程;它是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的一个逻辑推理过程。具体讲，是指人们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和形成决定的思想活动的过程。既然进行一种思维活动是自觉的、有目的性的，那么，法治思维的方向就应该按照合法、合理的目的进行。

2.实然的法治思维

2.1法治思维的基本要求

法治思维意味着理性的统治，运用法治思维，就是运用法理(而不是用政治、道德、经济等)思考问题、进行价值判断，依据法律逻辑解决社会问题。笔者的理解是，法治思维要遵守实然的规范、规则而治，即对实在法的遵守，这要求主体在运用时须要同时具有以下思维:首先，概念思维;其次，规则思维。这两种思维在实践中较好把握。

2.2实然规则的思考

实然法治思维除了包含有以上两种思维，还有推理思维。推理思维是从一些已知的东西推导出未知的结论，是由顶定目的性的思维活动。推理思维包括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设证推理。法律上最规范、最经典的推理是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由已知的前提推导出不知道或之前不确定的东西。但其只限于形式上的正确和严谨。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形式逻辑是有效的，但在某此情况下我们要强调实质逻辑，偶尔要放弃形式而追求实质公平。所以，在推理过程中是价值判断在起关键性作用。

3.法治应然之思

3.1公平正义之思

需注意的是，除了要遵照实然法而思以外，法治思维也要遵循公平正义(亦可称为应然法，即公平、平等、正直、正义等法的抽象价值)。而应然和实然的连接点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主观取向。具体来讲，平等是与歧视与特权相对立的价值。正义在现实中往往混合多种价值，比如自由、秩序、公平、平等等法律所追求的其它价值。价值思维的意义在于，因为演绎推理这一形式推理或称为逻辑推理并不是完美的，虽然大前提是确定的，但小前提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历史事实，故小前提是概率性的。因此，需要借助伦理、道德和价值来弥补推理思维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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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作者迈尔文·艾隆·艾森伯格，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科莱特法律教授，多年来著述颇丰，撰写有数本关于合同法和公司法及其他商业组织方面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H·杰斐逊·鲍威尔教授评论他“在学术上抱负远大，甚有影响，在诸如我们社会当中法院恰当的社会职能等领域涉猎广泛。”

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88年8月首次出版，1991年6月再版，它“是关于普通法的内在理性的重要著作”（H·杰斐逊·鲍威尔《圣母学院法律评论》）。“对普通法本质的严肃探讨向来意义重大，迈尔文·艾森伯格的《普通法的本质》一书于此学术之急务厥功甚伟。……艾森伯格所著不仅对我们理解普通法大有助益，而且连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也一并囊括在内。”（弗雷德里克·绍尔在《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阅读之后，我认为这本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1、可读性强。

《普通法的本质》一书中引证了许多经典案例，如涉及“本质危险”概念的系列判例：Donoghue v. Stevenson案（不透明的姜啤酒瓶中有一条腐烂的小蛇），Loop v. Litchfield案（圆形锯床的飞轮伤人案），Devlin v. Smith案（脚手架案），Statler v. George A. Ray Manufacturing Co.案（大咖啡壶案），这些案例在许多著作中被提到，如艾德华??列维著的《法律推理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Reasoning）及其他一些涉及法律推理的国内外著作。

作者从事了多年合同法和公司及其他商业组织法的教学和实务，对案例和学理融会贯通，理论升华的过程中信手拈来相关的判例，并不时对普通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具体制度、法律原则或判例中所确立的规则加以诠释。比如在法律推理模式一章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先例推理、原则推理、类推推理、专业文献中确立规则的推理和假设推理等推理方法，艾森伯格教授将这些推理方法的理论基础、具体方法、典型案例及学术争议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此书涉及的领域广泛，研究合同法、侵权法和产品质量法、医疗关系等领域的法学同仁都可将此书作为参考资料之一。

2、对术语的把握到位。

本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翻译过一些资料，感觉到在学习国外先进的法学经验时，对法律术语的准确理解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找到相对应的中文词汇尤为重要。在《法律翻译—— 从实践出发》一书中，严元浩先生（现为香港律政司法律草拟科主管）深有感触的谈到：“英语法律词汇由于源于英语法律制度，并反映制度演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通常难以议成中文。法律词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英语法律过去的演变是在哲学、道德、伦理、文字及文化价值之间的互动下产生的，所以未必能够找到中文词汇可以准确及全面地带出英语词汇所包含的同一意念。”

在习读《普通法的本质》原作时，其中的一些概念就让我绞尽脑汁，如proposition一词，是对应中文的“主张”，“建议”，还是“提议”，自己就是拿不准。我也曾借参加英国法律培训的机会向英国的法官和律师请教过，他们给出的解释虽然能揭开这个词的英文涵义和指代义，但我仍找不到贴切的中文词汇与之相对应。中文译者们参考德沃金《法律帝国》一书将其翻译成“命题”，我认为很好的将proposition的涵义表述出来，并较好的体现出其学术性和专业性，这种译法使我茅塞顿开。

3、对国内法学界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法学界中，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法理学、特别是法学方法论分支学科和领域，对普通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如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的问题，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的公法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的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等已进行了很多的探索，译注有列维的《法律推理引论》、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等，专著有张保生的《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张志铭的《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等，期刊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等，而《普通法的本质》这一译注的面世也将为法学界提供一本重要的参考资料。

另外，此书中对法院的社会职能，道德规范、政策、社会经验在法律实践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看法，也不失为这些领域研究的资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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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逻辑推理，政策考量，实证主义法学，新自然法学

法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

——耶林

台湾著名法学家杨仁寿先生在《法学方法论》一书开篇中提到了70年代震动台湾学术界的诽韩案[1].杨先生评点此案时认为：旧律所规定直系血亲之范围仅限于“本宗九族”，逾此范围，即非属“法律上”的直系血亲，而韩愈之相距39代的血亲，由此不属法律上的直系血亲范围。法官审理此案时，严格依法律进行推理，孰不知法律存在此漏洞，须进行解释方可适用于此案。杨先生批评“此号判决仍在‘概念法学’（jurisprudenceofconceptions）阴影的笼罩之下，审判者一味专注于概念逻辑，只知‘运用逻辑’为机械操作，未运用智慧，为‘利益衡量’”[2]，并由此呼吁理论界和实务界重视法学方法的研究和运用。

法应用科学中最重要的一门是“法学”，又称法解释学或法规范学，其以法规范为研究对象，以确定规范的法意。法律用语多来自日常生活，因此必须加以阐明；对不明确的法律概念，必须加以具体化；对法规之间的冲突，必须加以调和。法解释学的目的在于穷究法的目的，具体的方法可分为狭义法律解释、价值补充和漏洞补充[3].而换一个视角来看，整个“法学”方法的运用过程，可概括为逻辑推理和政策考量的过程。

法律解释方法中的文意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体现了逻辑推理的过程，其更类似一种概念的数学，其运算结果的正确性取决于前提正确与否。逻辑推理提高了法学的客观性，当出现不同的法律见解时，依逻辑推理亦可提供分辨优劣的标准，而正是通过逻辑推理，司法者将立法者的意图外化，这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也正是这种高度客观的推理形成的结论，具有稳定性，以便于社会对法律有稳定的预期，并维持社会的秩序。这种客观的概念化的运作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法律的“善”与“恶”，法官有无审查权；对于立法者的目的，法官有无权力依据时更作出不同的阐释？若依逻辑推理的要求，答案是否定的，推至极端，也正是由概念法学推导出的“恶法亦法”的结论，其认为法官审判过程像一部机器的运作，送入的是案卷，出来的是判决，从而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而广义法律解释中所包含的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价值补充及漏洞补充，则体现了政策考量的过程。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使得法官解释法律时不可避免地加入价值判断，社会生活的变动及个案中的具体情况无疑也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这种政策考量的过程会依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引导和影响，因此，司法官必须考虑立法者的目的，选择符合立法者目的的判决。同时，价值考量也是使滞后的法律适用于发展的社会，从而实现正义的必要步骤。

法学方法论上的逻辑推理和政策考量与实证主义法学和新自然法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

法律实证主义思想方法的特点是追求确定的知识。其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以可操作的逻辑形式来检验或推导出概念和命题，其任务有两项：认知法和注释法。法的意思只能从实在的法律规定中引出，而不能从抽象的道德观念或正义中引出。实证法学试图把明确性、稳定性、一致性和非冗性等逻辑限制置于权威性法律资料之上，企望发现基本法律概念、基本法律范畴以及基本法律定理。纯粹法学更将实证主义法学推向极端，认为法律是关于规范的科学，即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法学方法上的逻辑推理正是以实证主义法学为理论基础，甚至推理的结果违反生活的逻辑，而其目的就是在于得到一个于法律上合理的结果。

新自然法学倡导自然权利、社会正义，其认为自然法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两重意义。从本体论上说，自然法源于人的本性，是从人的本性中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合适而正当的规则或理想秩序；从认识论上讲，自然法是一种难以直观发现的不成文法，只有依靠道德良知和社会经验的逐步发展才能发现。因此，新自然法学以对思辩认识和实践认识的区分而强调法学是一种实践科学，以对事实和价值的一元论而强调法学是一种价值理论，以对历史真理和正义的永恒追求而主张价值的超时空性。而法学方法上的政策考量正是以新自然法学为基础的。政策考量的过程是：先依据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定进行逻辑推理，当得出不合理的判决时，由法官援引另外的规则作出其它结论。援引另外规则的过程，即是一个目的、价值的衡量过程，可能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等），也可能直接援引自然法上的正义、公平等标准。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中，一般将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对立起来看待，然而，在逻辑推理-政策考量的过程中，二者却天然地统一于司法实践中，而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法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这一命题。

法学方法论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在前文提到的诽韩案中，法官支持了韩愈39代直系亲属的告诉权，这种判决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既与立法目的相违，又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有损于司法的尊严。而出现这一判决的原因正在于审判者仍处于实证主义的逻辑方法中，一味专注于概念逻辑，只知逻辑推理的机械操作，而不知运用利益衡量。司法实践中，要严格逻辑推理过程，从而保证法的客观性，但若过分僵化，得出“恶法亦法”的结论，则违背了法律的实践性格和社会正义的标准，导致法的僵化，并与社会实际形成矛盾。因此必须以政策考量进行价值判断，纠正判决的偏差。而这一过程更重要的作用是推动法学的发展，法官可在判例中运用政策考量认定案件，排除诚信原则的适用，从而使判例类型化，并逐步形成一种学说。大陆法系的权利失效原则、事实契约理论；英美法上越权原则的废除及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均体现了逻辑推理-政策考量的过程，其在法学发展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概念法学不发达，政策考量也未引起重视。法官依实践中智慧的积累虽然也能作出较好的判决，但对逻辑推理-政策考量这一思维过程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还未敏锐地认识到。究其源在于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中不重视基础法学，对法律阐释的方法未深入研究，以致法官对此诲莫如深。为此，一方面，需重视法律思想史等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思想的力量推动现实的进步，以达到相对完善的境地；另一方面，法学方法论在法学教育上的重要性应被给予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案情概要为：1976年10月间，郭寿华以笔名“干城”在《潮州文献》上发表的《韩文公、坡给与潮州后人的观感》一文中称韩愈不脱古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因消磨于风花雪月而染风流病，使体力过于消耗，后误信方士硫磺下补剂而卒于硫磺中毒。此文引起韩愈第39代直系血亲韩思道不满，向“台北地方法院”自诉郭寿华“诽谤死人罪”。在一审及上诉审中，“台北地方法院”和“台湾高等法院”均支持了自诉人的主张，判定郭寿华诽谤死人罪成立并予以罚金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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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滥用职权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起诉不予受理；2、驳回起诉；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 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 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

2001年5月 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

2004年2月 群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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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判例法 本土资源 成文法

随着法律全球化的进程，世界传统两大法系出现了一种互相吸收，融合和趋同的现象。英美法系的国家近年来颁布了许多成文制定法，大陆法系的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判例的灵活性与具体指引性对传统固定与滞后的成文法的补充作用。

中国近年来的法制革新也体现出了世界法律发展潮流。从1985年起，最高法院一直在最高法院公报上案例作为办案参考。这些有着较强典型性的案例起着统一量刑标准，面对新出现的案件弥补立法不足等作用。有人笑称现在法官离了这些个案指示就不会判案，说明这些典型案例对法官和法律工作者的司法指南作用，暗示中国在成文法的基础上正潜移默化地吸收和借鉴判例法的合理因素。但这些典型案例还不是普通法意义上的判例，它不具有法律渊源的性质和作用，对类似案件并没有拘束力，只有指导和参考作用。反观判例法传统的英国，判例法是出自高级司法机关的法律，它是孕育于诉讼程序之中的判例并经判决表达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学说组成的、法官意志的产物，是司法经验的总结和结晶。判例法是英国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制定法从属于判例法。于此可看出，典型案例对我国司法的个案指导作用与传统英美法系的法是经验累积的产物的理论是大相径庭。我国的"判例"是深受传统法律文化和历史的影响的，我国有着本土的判例法制度。研究中国本土的判例法资源，并与西方判例制度相比较，有助于构建我国现代的司法判例制度。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自法的产生时起就重视成文法的立法工作。尽管我国自始采用成文法，但在成文法施行过程中一直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加以适用。秦时可依"廷行事"来断案。汉朝有决事比，唐一代法官也通过判例来弥补成文法不足。到了宋朝，判例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对中央司法机关法官和皇帝审断案件的汇编，形成了"编例"。特别是南宋时期，各朝皇有编例之举，如《熙宁法寺断例》。甚至还有著名地方官也留下案例汇编。时至明清，是我国判例法最发达和成熟时期，出现"以例辅律"，"以例补律"，"律例并行"的法律样式。明朝在律外修订条例，如《问刑条例》。形成"律为正文，例为副注"的体例。清承明制，《大清律例》是清代主要法律渊源，它并自颁布后就不再修律，在清一代仅新增例来弥补律的不足。"例"的法律适用地位不断加强，对审判具有约束力。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制以成文法为主，同时注重判例的作用。判例法在中国的确立，有着深厚的本土资源基础。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法律演化中，判例一直是处于从属地位，"例"的援引主要是为了解决"律"规定的不足，对制定法起补充作用。封建王朝后期的法典编纂显现出相同的特征，开国君主在获得政权后颁布全国统一的法典，宣布政权的合法性，以极力维护新获得的统治地位。同时在颁布新法典后并宣布这个法典万世不移，后朝统治者也不得更改。这点在明清两代尤为甚，如朱元璋颁布《大明律》后下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变乱祖制之罪"。这种皇权至上，法出于君的专制体制对判例法的发展既是保障又是阻碍。

从保障方面看，皇帝有着最高的司法权利，掌握着死刑案件的最终裁决权。这些皇帝御批的案件和钦定的案件对法官审判具有约束力，极大丰富了案例的来源。以清朝为例谈例的来源，主要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皇权：皇帝的诏令及对臣下奏议的批复；二是来源于官方，刑部就皇帝御批案件中抽象出来的原则。除此外还包括有具体和针对性的单行法条，地方高级政府的汇编等。判例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使得判例在清代法官中普遍适用，甚至出现以例破律的现象。其中清代成案的适用最为微妙。律与例同为国家颁布法律，而成案是未经刑部通行的，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例，是条例的重要补充。成案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被赋予法律效力并广泛适用，与制定法权威冲突。在乾隆时期甚至规定限制援引成例："除正律正例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著为定例，一概严禁……"。成案的实用主义价值与统治者的权威相矛盾。成案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弥补制定法的不足；另一方面，统治者也不得不限制成案的援引，维护集权统治与君权的权威。总体来讲，虽然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判例起着弥补不足，灵活司法的重要作用。但从法律体系来看，成文法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判例法从属于成文法，处于辅助地位。

不同于否认司法先例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最重要的法律渊源，可以成为约束法官的实体性法律内容。在英美法系，"遵循先例"原则明确要求法官援引和服从先前判决，以相似的方法处理相似的案件。法官审判案件作出的司法判决的效力不仅仅局限于案件本身和对类似案件的参考作用。更重要的方面是成为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约束日后相似案件的审理。反过来，制定法是对普通法的补充和说明，两者发生冲突时，制定法优先适用。

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使得判例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也有明显差异。英美判例法的思维方式遵循"向后看"的模式，逻辑推理方式主要是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从英美法的历史来看，判例法是历史的积淀，是经验的产物。所谓归纳，就是从个别知识推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这是个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过程，在英美判例法中就体现为从多个先例中总结归纳出一般法律规律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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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推理合宪性解释价值衡量导论：法律推理的基本特征所有的法律人都要在不同程度上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确保法律裁判的工作不会沦为法官个人的恣意与任性，法律推理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与形式才能实现所谓之“正当的个案裁判”？[①]为什么会出现让法官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均颇感为难，拿捏不准的所谓之“疑难案件”？本文不打算对这些抽象出来的问题进行纯粹理论的探讨，而是希望针对一个在裁判中发生争议的疑难案件，通过具体展示笔者对它的推理过程，来为以上问题提供一个感性的认识。在讨论案件之前，当然也有必要看一看法律推理的一些基本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反观所谓的疑难案件出现的基本原因，然后再转入对具体案件的分析。按照德国专攻法律逻辑的法学家恩吉施的观点，要理解法律推理的特征根本在于理解其发生过程遵循的法律逻辑是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即“在形式逻辑支配下的推理中，前提与结论之间不需要主观评价性的因素，结论是必然蕴涵在前提之中的，因此只要前提确定，结论就必然要发生。而法律逻辑的任务却在于在前提和结论之间要引入评价性的因素”[②].这一精辟的阐述的确点出了法律推理的几个重要特征，笔者把它们归结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诚如晚年的凯尔森对法律推理过程特点的一个概括，法律推理不是一个遵循因果律，而是一个遵循“归属律”的过程。[③]在形式逻辑的规则下，由于结论本身蕴涵在前提之中，因此推理过程实际上就是前提作为结果的原因而发生必然的作用，这遵循的就是因果律，而所谓“归属”，强调的却是某一个事实由于人的意志或主观评价而“强迫”归入某一个具体规范，这一过程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意然”的，规范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法律科学称为“规范科学”。第二，“归属律”如果用传统的法律推理理论进一步阐发，也就是强调法律的涵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关键却在于法律评价：为什么某一个事实能够归属到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下，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官的价值评价，因此法律推理的更重要特征不在于依法律字面含义简单将事实与之对应，而在于法官要选择一个基本的价值基点对事实进行裁剪，以使得事实与规范的交流能够得以发生。第三，同时，规范与事实的交流却不是“单向的”，而是“对向交流”的，此即恩吉施强调的法律推理是一个“眼光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往返流盼”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清楚了解某一个规范的确切含义，就必须依照一定的事实对其进行解释，此即所谓的“解释之相关性原理”[④]另一方面，对于赖以进行法律推理的案件事实究竟是什么，这又有赖于我们对规范的了解。比如你要确定某个案件事实是不是一个盗窃行为，那你就必须对什么是“法律上的盗窃”进行解释，而什么是“法律上的盗窃”又有赖于你对具体事实的理解。因此诠释学在法律推理中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它强调法官要打破直线式的思维，要在自己的前见和“法感”（拉伦茨）的基础上通过某一个具体规范来“描述”事实，通过事实来“解释”规范。而在这一寻找规范与事实的相关性的过程中，价值判断往往是最为核心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相关性称为“价值相关性”。下面，我们就要结合一个具有很大争议性的案件，来展示笔者对它的法律推理过程，以更深切的了解和证明上面给出的理论阐释。二。本论：对刘某诉江苏省A市烟草专卖局一案的具体分析1.背景：案情简介[⑤]江苏省A市烟草专卖局根据消费者的投诉，对刘某涉嫌经营非法卷烟的商店进行监控，发现刘某经常从家中提取大量卷烟，送往其商店隔壁的缝纫铺进行秘密销售。该局遂予以立案。经过数日的查证，2003年1月9日，该局执法人员持烟草管理行政执法证及检查证，对刘某的住宅、商店及其相邻的缝纫铺进行检查。在刘某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从住宅检查出6个品种的卷烟计37条。另外，在缝纫铺也查获12条卷烟。经现场勘验，发现所有卷烟既无防伪标志，又无当地烟草公司印章，遂予以暂扣。刘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侵入住宅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返还所扣卷烟。法院认为，被告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根据烟草专卖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在原告成年家人在场的情况下，持行政执法证及烟草检查证，对原告存储大量涉嫌非法卷烟的住宅进行检查，并未构成对住宅的非法侵害。由于被告对所暂扣的涉假卷烟正在进行技术鉴定，故对原告要求返还卷烟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注：后原告不服并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理由基本相同）2.分析：本案法律推理发生的过程（1）确定案件事实：本案法律推理的线索案件事实就是法官能够赖以进行法律推理，作为推理小前提的事实，实际上我们进行法律推理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确定一个具体案件的案件事实，因为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同时解释规范和裁剪生活事实的过程，[⑥]案件事实确定了也就意味着可资适用的规范同时也就确定了，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双方实际上是在论证两个相互对立的案件事实的存在：原告认为被告是在没有遵循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非法入侵他的住宅；而被告强调，被告的行为是在切实掌握了证据，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进入到“非法卷烟的存储地”（而不是住宅）行使行政检查权。在这两个陈述中到底什么是本案能赖以进行法律判断的案件事实呢？从这两个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案件事实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同样一个生活事件中可以提出截然不同的具有法律效果、可用作法律推论前提的案件事实，因此要判断何者为真，一方面要紧密扣住有关法律规范进行分析，看哪一个法律规范的要件与生活事件相类似，另一方面要从生活事件中发现产生分析的事实是什么。

从这样一个方法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一个主张是违法行政行为，一个主张是合法行政行为，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本案中“住宅”理解的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生产、销售、存储烟草专卖品的场所。”如果把本案中的“住宅”解释为“经营场所”，那么无疑以上两条规范的要件就可以适用本案的事实；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的住所或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实际上这四条规则构成了一个有关“住宅”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刑法从法律后果的角度确定了法律责任，而两个诉讼法则将住宅检查权明确的配置给了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因此如果本案中“住宅”不能解释为“经营场所”，那么显然本案就应该适用以上四条规则所构成的“住宅保护”的规范。因此，在本案的法律推理过程中“住宅”就成为一个关键。（2）“住宅”还是“藏匿场所”“：本案法律推理的关键所谓法律意义上的“住宅”，我们会发现很难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义，我们在法律上也不可能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明确规定“住宅”由哪些要件构成，[⑦]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只需要将事实与确定的要件对应就可以了。那么究竟如何做出评价与解释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案的特殊之处也就在于原告用一个日常供居住之用的空间进行藏匿卷烟的场所，这样一个行为是否使得该空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的说，在法律上“住宅”和“经营场所”因为预设了不同的法律后果，所以这个空间不能既适用住宅保护的条款又适用违法经营场所的条款，否则就造成了规则的冲突，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这两个法律概念在本案的裁判中做出选择。其实正如前面所分析，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住宅，从而肯定生活中某些空间一定是住宅，比如住宅就是“供家庭日常生活起居的封闭空间”吗？一个乞丐组成的家庭在天桥下搭建的简易帐篷算不算住宅呢？可见，“住宅”并不能定义，而只能描述其基本特征。那么在描述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概念都有一个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也有相对次要和边缘的地方，而究竟什么是它的核心地方，显然应该由法律规定这一概念的目的所决定或说由这个概念背后的立法价值所决定。法律为什么要规定“住宅”这个法律概念，最重要的价值不是肯定它的经济价值，也不是主要保护它的所有者的所有权，而是要保护其所有者的生活安宁与人格尊严，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用宪法条款来进行住宅保护的根本原因。因此住宅这一概念的核心部分无疑就是“他人在一般情况下不得随意进入的私人生活空间”，这个他人显然也包括了公权力主体。那么这一概念的边缘性部分则包括住宅可以采取的形式，住宅的其他功能，住宅的外部特征等等。这些因素不是不重要，只是根据法律最初设定住宅这一概念的目的来看，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不是核心部分。因此在本案件中家中藏有非法物品并不能改变这个家仍然是法律上的“住宅”的本质功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案中行政执法主体进入的是他人的住宅，而不可能把它说成是“经营藏所”或“藏匿场所”。虽有藏匿行为，但这个行为并不能改变这个场所的主要功能与性质，并不能由此就漠视其他更重要的价值。

（3）“住宅”背后的价值衡量上面对“住宅”概念的分析告诉我们两点：法律概念的含义需要我们针对具体案件来发掘它的核心特征与含义，以此作为适用法律规范的依据，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赋予它不同的核心含义。于是第二个启发就在于，一个法律概念的核心含义是随着案件的不同而可以有所改变的，而判断标准就是法律价值。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一个法律概念的立法价值进行解释，法律为什么要规定“住宅保护”？法律为什么要规定“违法储藏场所”都不是因为它们的物理特征，而是由于它们和一定的社会利益与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法官，准确的发掘法律概念背后的价值并就相关价值进行排序就非常重要了。一个完整的价值判断应该包括价值发掘与价值衡量两个步骤。法律推理首先是一个价值发掘的过程。也就是法官在推理的时候总要透过法律概念、法律条文发现其背后蕴涵的立法价值是什么。在本案中就明显体现为我们首先要透过“住宅”这一法律概念发掘出概念和规则背后的立法价值，以作为法律推理的一个起点。但更重要的是价值衡量工作。所谓价值衡量，就是对法律规范背后蕴涵的立法价值进行比较分析，以确定究竟用何种规范来调整当下的某一法律关系。按照阿列克西的论说，法律判断中的价值衡量（balance）尤其体现在宪法基本权利以法原则所表现的规范结构之中，从而是一种“基本权利之间的权衡”，但往往以对规范的解释与选择来进行[⑧]，这尤其出现在规范冲突的时候，表面上看对于同一法律关系将可能有多条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不同规范背后的价值可能会发生严重冲突，这个时候选择何种法律规范，就必须在个案中运用一定的方法与标准对各种价值进行具体的排序与衡量，其结果并不意味着不被选择的价值就此失效，而仅仅意味着在当下的案件中相对于另一个价值“分量不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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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顺应于法国民事法官权力转换的新逻辑，即三段论对衡平的谦让，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2条第4款引入仲裁中的“友好裁决”制度，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权，他们可以要求法官超越法律框架，根据公平原则来处理他们的纠纷， 即“衡平判决”。相比衡平仲裁的成功，由于传统司法三段论思维的惯性阻碍，制度本身适用条件的苛刻性和具体条文的空白，衡平判决在法国民事司法中适用甚少。然而，衡平判决正契合中国司法调解改革中对于“判决式调解”的改造，它的引入将合理规制中国法官对于调解协议的“提出处理意见”权力。

衡平(équité)在法国法律词典中有多重含义[1]：（1）基于平等的正义(Justice)，给予各自所得的义务，同等事物同等对待的原则；（2）来自第一种意思的延伸，对待个别情况的正义，即在区别对待个别事物上试图建立平等的努力；（3）基于特殊情形的考虑，缓和、修改客观法律的适用，即对法律适用的合理修改；（4）在法律规则之外，根据情理、效用、和平、道德等标准解决纠纷的方式；（5）高于实定法的高层次正义，理想正义或自然法；（6）关于正义的情感。而在法官的司法活动中，“衡平”是指，通过适用法律规则之外的公平理念，创造出个别正义，即不同于直接适用法律规则创造的一般正义的活动。显然，它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判决的方式行使衡平，即衡平判决；另一种是通过调解的方式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纠纷。

根据法国法学家的论述[2]，“衡平”在法国民事法官的审判活动中的实现存在两种方式：“隐藏”的方式和“明显”的方式。前者意指，法官在适度的解释法律和选择分析案件事实的过程中的自由裁量。[3]后者的体现，一方面，基于法律的明确授权，即法律条文中直接、明确赋予法官“衡平”的应用[4]，另一方面，源于当事人的请求，法官直接适用“衡平”来裁断，从而排除法律的适用。本文中所论及的“衡平判决”只限于基于当事人的请求而产生的“衡平”使命。

衡平判决的产生根源于法国民事法官权力转换的新逻辑，即“三段论”对衡平的谦让（1）；它与民事法官的另一重要使命——调解相结合意欲实现司法非讼化的倾向。于是，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借鉴仲裁中的“友好裁决”或衡平仲裁，授予民事法官同样的衡平权力，即根据当事人的明确请求，可以避开法律，直接援用公平原则解决纠纷（2）。可惜的是这种法律移植并没有成功，主观上，由于诉讼参与者还没有改变他们的惯性思维和方式，并且对衡平判决充满不信任；客观上，则是衡平判决自身适用的条件过于苛刻（3）。而且，法律对于友好裁决的具体适用仍是空白，我们只能依赖于学术界的讨论和有关判例来总结它的适用（4）。但是，衡平判决或友好裁决的适用，仍然给予我们关于中国司法调解改革中法官权力规制的启示（5）。

1、衡平判决产生的背景：法国民事法官权力转换的逻辑

关于法国法官权力的概括，我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司法“三段论”推理(syllogisme)：法官将了解的小前提（案件事实），套用到大前提（法律条文的假设）中，从而推理出结论（判决）。[5]司法“三段论”从大革命以来成为规范法国法官权力的理论基础。它的产生意欲挽救大革命前夕的司法危机[6]，特别是抑制国会(Parlements)[7]手中过于膨胀的衡平权力。在国会的审判活动中，根据“衡平”的理念，他们享有宽广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法律是清楚和详细的，但比照法律严格的适用，有更重要的原因认为适用衡平更为适宜时，这时，衡平的权力允许法官参照于仁慈、情理、对穷人、弱者和不幸者的怜悯”，根据“特殊情形和条件”做出判决。[8] 例如，关于违法责任的判定，不拘泥于规则对有关条件（时间、地点、主体）的硬性规定，国会通过衡平，详细评估案情的复杂因素，以求责任评估的最佳平衡点。他们排除无过错责任，根据过错的严重，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按比例评估损害；这种评估的自由往往有些过度。[9]从11世纪开始，人们开始质疑国会判决中衡平的不可预测性；他们认为，当向国会提起诉讼时，自己对未来的判决没有任何概念，国会判决的内容是随意的。另外，衡平判决中的不可预测性与当时法国产生的习惯法编纂的趋势相冲突。因此，抵制国会判决中“衡平”权力的呼声颇多。[10] 于是，三段论的产生排除了衡平在法官中的适用。[11]

20世纪以来，司法三段论缺陷愈加明显。表面上看来，司法三段论只是简单的逻辑推理：只要知道大前提（法律）和小前提（案情），就能很容易推出结论（判决）。实质上，三段论的内容和过程都是复杂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本身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逻辑推理不是机械的，法官往往面临着情感和人为因素的困惑。[12]司法推理不再是“大革命立法者所想象的三段论推理”[13]。他不再是宣告式的，导出唯一的、无法反驳的结论；他是被论证的，其前提不是客观真实的，而是极其相近的事实，导出的结论是从经验论证极其接近于事实的，并非“是”而是“应是”[14]。司法裁决不是确认已有的存在而是旨在建构结果。因此，“司法推理的职能不是解释性的，而是证明性和合法性的”。[15]并且，司法危机[16]引起的法律后现代主义，促使法国法学家们重新思考法官权力的现实转换。从20世纪中叶开始，法国法学家们发表新的言论，以否定“法官仅为法律的嘴巴”的传统论点。[17]法官的首要职责，不是机械的生产判决结果，而是解决纠纷。[18] 一些新鲜词语，诸如“创造者”(créateur)[19]、“调整者”(modérateur)[20]、“感性”(sensibilité)的词语出现在法官身上。法官应当将法律“人性化”[21]，在适用法律时考虑到当事人的主观条件。有人还提出，法官的判决应当考虑到经济。[22] 有更为激烈的观点认为，“一个拘泥于旧观念的法官将会导致正义的死亡”。所以，“根据新法律的精神，需要重新思考法官的使命，超越现在生效法律条文适用中司法的模糊性，旨在超越法律服务于正义”。[23]

因此，突破于传统司法三段论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拘束，衡平在司法权力中的空间呈现扩张。它在私法中存在双重功能：一是纠正(corrective)功能，允许缓和、改正实定法和合同的严格性；二是补充(supplétive)功能，允许法官补充法律规则或合同面对特殊情形下的空缺和不明确之处。[24]

2、“衡平判决”源于“衡平仲裁”

在三段论对衡平“谦让”的背景下，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在规定法官传统的依法判决的职能之外，赋予法官调解的使命[25]和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援用衡平判决的职能。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2条第4款规定：“纠纷产生后，当事人也可以根据同样的方式和条件，委托法官友好裁决。对于法官友好裁决的判决，当事人有权提起上诉，除非他们明确表示放弃。” 而“同样的方式和条件”是指借鉴于仲裁中的“友好裁决”(amiable composition[26])制度中的规定，即有明确的协议，并且诉讼标的涉及当事人有权处分的权利。

简单而言，衡平判决直接来源于衡平仲裁，即仲裁人在接受当事人的请求后，不需严格依照法律，而是通过衡平，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作出一个更为当事人接受的公允方案。衡平仲裁是中世纪法学家们的创造。[27]13世纪中期，在教会法学家和罗马法学家的著作中，他们提出建立一种新的机构“本着调解的意愿和仁慈的精神来消解纠纷”[28]，他们意欲“使当事人更多求助于内心的认同，彼此之间达成协议”[29]。于是，仲裁分为两种：一种是依法仲裁(arbitrage en droit)，即仲裁员根据法律规则来裁决解决纠纷；另一种是衡平仲裁(arbitrage en équité)，即仲裁员应当调解解决纠纷。 衡平仲裁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仲裁方式，甚至喧宾夺主，排斥依法仲裁的方式，以致有学者称所有的仲裁员都是友好裁决员[30]。于是，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第1109条明确提出，衡平仲裁即友好裁决是例外的，只有在当事人提出明确请求的情况下，仲裁员才可以根据衡平原则解决纠纷；否则他应当依法裁决。[31]

同样，这种例外的方式也被1971年9月9日法令继承到衡平判决(amiable composition judiciaire)中。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2条第4款的适用是例外的，只有在当事人提出明确请求的情况下，法官才可避开法律，引用公平原则来衡平解决纠纷。依法判决始终都是法官的主要职能。对待法官这种借鉴于仲裁中的“友好裁决”活动，法国法学界称之为“司法仲裁”(arbitrage judiciaire)[32]；而对于从事此项活动的法官，我们称为“法官仲裁人”(juge-arbitre)[33]。

友好裁决在诉讼和仲裁中的适用，即衡平判决和衡平仲裁之间存在几点不同：（1）在诉讼中，裁决结果从其本质上仍然归属于判决，可以自动取得执行力。在仲裁中的结果，自然同其他仲裁裁决一样，只有取得大审法院院长的批准后才能取得执行力。（2）法官的“友好裁决”依然适用司法无偿的原则。仲裁员的行为则需要当事人支付报酬。（3）法官的“友好裁决”活动相对比较严格和可靠，因为“法官享有独立的身份，而仲裁员比较看重他能拥有的和当事人所给予他的”[34]。（4）上诉途径的区别。在仲裁中，如果当事人不明确表示保留上诉的权利，当事人的“友好裁决”请求意为自动放弃上诉权；相反，在诉讼中，上诉权将永远保留，除非当事人表示放弃。关于对友好裁决结果的上诉，无论是针对仲裁裁决还是判决，上诉法官都将延续之前的衡平方法来处理案件。[3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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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法律方法 法律原则 法律解释

法律方法论是一门以法律解释学为核心的实用性学科，其包括了对法律解释的一些方法，诸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等，同时也包括了一些法律的推理方法，像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及设证推理，当然也涵盖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如公序良俗等。本文主要是根据一些相关的案例来具体说明法律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轰动一时的许霆案让大家印象深刻。针对这件案子，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社会反响巨大，许霆也表示上诉，2008年3月31日，广州中院二审宣判：被告人许霆盗窃罪成立，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刑罚。但鉴于许霆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犯意，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尚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最终判决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许霆的犯罪所得173826元，发还受害单位。

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就运用了法律方法。辩护人认为，ATM出错的责任在于银行，许霆开始并没有故意犯罪的主观动机，只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因为他主观上并没有秘密窃取的故意，有侵占别人财产的故意，犯了侵占罪。公诉人则认为，盗窃罪的特征是秘密窃取，许霆在明知ATM有问题的情况下，连续多次提取银行的款项并携款潜逃，盗窃数额较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如果他不知道ATM出了故障，导致卡上多了意外之财，那只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因为他主观上并没有秘密窃取的故意，赔偿多出的数额即可，但是，许霆在知道了情况后却不退钱，而是故意侵吞，则涉嫌构成盗窃罪，这时他虽然没有秘密窃取的故意和行为，但是却有侵占别人财产的故意。因为法律条文并没有明确指出在ATM机出故障时利用自己的借记卡取出多于卡本身所有的钱的这一定性问题，因此，公诉人和辩护人各执一词，但通过法院的最终判决我们可以看出，法院采用了公诉人的说法，即尽管许霆是公开的在ATM机上取款，但是对此，银行并不知情，仍属于"秘密窃取"，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定盗窃罪。个人也是倾向于法院的这一说法。因为，在第一次取钱时，许霆确实是不知，也非故意，但是从第二次开始，乃至他告诉自己的伙伴到最后银行追钱不还这一系列的活动看来，许霆确实是存在非法占有这笔钱的故意，主观恶性存在，并且也实施了一系列的取款行为，因此，定盗窃罪是合适的。但是针对另外一点，该罪属于"盗窃银行等金融机构"，并认为主观恶性巨大，这一方面，个人觉得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法律制定时以及按照我们平时的理解，金融机构指的是银行、证券公司、信用合作组织等机构，包括银行的营业场所以及银行的运钞车等。盗窃这些地方视为盗窃"金融机构"是因为盗窃这些地方的主观恶性大，造成的财产损失大以及社会影响大。但是将盗窃ATM机，特别是用自己合法的借记卡取钱看作是盗窃银行等金融机构，实属做了扩大解释，甚至是类推解释了，因此个人认为这一解释是不合理的。既然存在疑惑，且按照"法无明确规定不为罪"这一宗旨，是不应定为盗窃金融机构罪的。因此，有的时候按照法律解释出来的一些东西是各执一词，很多时候是没有定论的。尽管法院判决时按照某一方法定下来，但是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以及大家的各种意见看来还是有分歧的。

再来说一个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解决的案件。张某夫妇于1990年5月生一女，出生后即将其送由徐某抚养。徐某与该女未办理正式收养手续，但有派出所及邻居、亲友证明该女出生后即在徐某家生活，且与徐某母女相称。该女户口安置在徐某所在村，取名徐某某，与徐某为同一家庭户。2010年1月该女遇车祸死亡。徐某及张某夫妇均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在本案中，有两个分歧，一是认为徐某与徐某某不是收养关系，只能由徐某某的生父母来并获得侵权赔偿；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徐某与徐某某已经成立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徐某的生父母无权获得赔偿。

我国的《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成立"。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本法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尽管法律作了这一规定，但是《收养法》是在1992年开始施行的，而案件中的收养行为是发生在1990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中新颁布的《收养法》并不适用。而且九十年代的时候，在我国，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已经随着几千年的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做法。比如说事实婚姻、事实收养。本案中，徐某某从出生时即与徐某生活在一起，以母女相称，互尽母女的义务，且徐某某的户口与徐某落在同一家庭户上，邻居和亲友均认可两者的收养关系，当地派出所也证明了这一事实。虽然徐某和徐某某并没有办理登记手续，但他们的行为符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一般要求，已经在事实上成立了收养关系。只有承认本案的事实收养关系，才能更好地保护收养人的合法权益，才能符合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原则，才能符合我国收养法的立法精神。

并且在事发的2010年，徐某和徐某某已经共同生活了20年，徐某将徐某某从一小小婴儿养育成人，这期间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心血，而徐某某的亲生父母除了将孩子生下来之后并未对徐某某的长大成人付出任何的劳动和努力，因此，从权利义务相一致这方面来看，也应该是履行了义务的徐某来提起侵权之诉，有权利获得赔偿，而非徐某某的亲生父母。从这一方面来看，承认事实收养，也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使真正履行义务的人获得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

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被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被认为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由此便可以看出该项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重要性。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规则，要求当事人在市场活动中讲诚信，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是长久以来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因为原则相较于法律规则来说，它的适用受到了很多局限，同时也有很多争议。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被告朱晋华与被告李绍毕是朋友关系，李绍华委托朱晋华代办汽车提货手续。1993年3月30日中午，朱晋华在天津市和平区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将装有洛阳市机电公司面值80余万元人民币的汽车提货单及附加费本等物品的一公文包遗忘在座位上。位于后几排看电影的原告李珉发现后，将公文包拾起，与同去看电影的第三人王家平（原系李珉同学）在现场等候良久，未见失主来寻，便将公文包带走，并委托王家平予以保管，同年4月4日、5日和7日，朱晋华先后在天津市《今晚报》和《天津日报》上刊登寻包启事，表示要"重谢"和"必有重谢"拾得人。4月12日，李绍华得知失包情况后，在《今晚报》刊登内容相同的寻包启示，声明"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元"。当晚，李珉得知以李绍毕名义刊登的寻包启事，即告诉王家平并委托其与李绍华联系。次日，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接钱物。由于在给付酬金问题上，双方发生争执，李珉遂向法院提讼，要求朱晋华、李绍华依其许诺支付报酬15000元。朱晋华、李绍荤称：寻包启示许诺给付酬金不是其真实意思，且公文包内有李绍华单位及本人的联系线索，李珉不主动寻找失包人，物归原主，却等待酬金。请求法院驳回李珉的诉讼要求。王家平表示，本人仅替李珉保管公文包，不要求酬金。

本案是一个关于悬赏广告的案件。我国现行的立法对于悬赏广告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法官的判决可能存在不尽相同的地方。

本案的一审法院认为李绍华的悬赏酬谢属于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判决驳回了李珉的诉讼请求。李珉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朱晋华、李绍华在"寻包启事"中所称给付报酬的承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缺乏充分依据，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朱晋华、李绍华拒绝给付李珉酬金的行为有违《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是错误的。李珉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不当，应予纠正。

通过二审法院的裁判可以看出，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通过运用诚实信用的原则，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法律原则难以适用。法律原则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务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无法得到充分的运用，究其原因，是因为法律原则由于自身的特点，在运用中收到了局限。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情况会适用法律规范，法律规范具有清晰的界定，它的基本形式是：如果具备了某些构成要件，就会发生某种法律效果。它不仅是普遍适用的行为规则，更是具体到某一类案件中可以应用的规范。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并没有在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怎样具体的做法是违反了这一原则，违反了这项原则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这就是法律原则难以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的原因。

（2）.本案诚实信用原则得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在本案中之所以能得到应用，是因为我国民法并未对悬赏广告作出规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仅有《民法通则》第57条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原则性规定。可以说，相关的法律规范较为原则、不明确或者缺乏操作性是本案该原则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案件中，法官有必要引入诚信原则。使模糊的法律具体化，以满足裁判的需要。

（3）.诚实信用原则运用的其他情况。除去法律规范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裁判之外，由司法实践中总结的其他适用这一原则的情况还有如下两种：第一、相关的法律法规即为诚实信用原则，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特别原因这一原则作为法律依据，因为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就体现了该原则；第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范相冲突，而适用法律原则更合理，更能体现当代的法治理念，此时法官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舍弃法律规范适用法律原则。

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诚实信用原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案件中应用虽然具有局限，但是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法官应用到解决具体案情的实践中去，它作为一种裁判依据，已经得到了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的认可。同时这一原则对我们的法制发展与完善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案件运用一些法律原则从而得到更加公平公正的解决。

由此看来，法律方法在日常的应用是很多的，法律原则的应用可以弥补立法的缺陷，使法院更好地审案，法律解释的运用也可以帮助法官处理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不至于朝令夕改。在法律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法律解释和法律原则就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在大原则下怎样更好地运用法律解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法律解释不能滥用，应时刻注意立法本意，特别是刑法等法律，更要注意不能随便类推，罪及无辜。要做好这一点，需要我们法律工作者共同努力。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转型中国法治出现了对法律方法论的需求，以适应法治时代的到来，不仅各种传统的法律方法备受重视，而且贴近中国法律运作实际与时代要求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这也要求我们更多的仔细研究法律方法体系和法律方法论体系，在实践中更多的适用，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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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山东大学学报》2011（2）焦宝乾，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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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批判主义法学;法治国家建设;现代法治理论;价值判断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5.06.12

一、问题导入：批判主义法学与现代法治理论的关系

西方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是当代法律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对西方自由主义法律制度进行抨击的批判法律研究运动（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其理论研究是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面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向现代自由主义法学的基本理念发出挑战。[1]59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的思想家们将自由主义及其所信奉的法治作为他们批判的主要靶子，声称法治是一个神话，同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法治的辩护充斥着不一致，[2]128对现代法治的理性、法律制度的确定和统一的理论思想采取一种怀疑、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尖锐地指出了现代法学中的矛盾与问题。

党的十以来，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道路。[3]15换言之，我国法治中国目标指引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也就是实现法治的现代化。然而，现代化的法治理论与制度也正是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所竭力抨击和反对的。鉴于此，有必要以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的经验和警示为指标来考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本土资源、历史传统及制度环境，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推动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

二、理论探究：批判主义法学之法治批判理论的展开

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的主要观点是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抨击和批判，根据其抨击的不同角度，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分支：第一个分支主张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环境缺乏法治存在的土壤，第二个分支认为当代自由主义国家的法律原则中充满了矛盾，第三个分支坚持法律的约束力剥夺了人的能力的观点。[4]10-14概言之，这三个理论分支可以分别称之为自由主义法律性质的异议、自由主义法律矛盾的呈现和自由主义法律效果的局限。

（一）自由主义法律性质的异议

批判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具有不同利益冲突的众多团体之间协调和妥协的结果，否认自由主义法学所坚持的法律理性主义观点，即人类社会法律制度是客观的逻辑系统。[5]364批判主义法学对于自由主义法律性质的异议主要体现在法的独立性、法的确定性和法律推理结果的唯一正确性三个方面：

1.关于法的独立性。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制度体系，无论是法律规则的制定，还是法律制度的解释都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以人类的普遍理性和社会的基本规律为根据。[4]66-67批判主义法学则不同意法律具有独立性的特点，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必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牵制，“法律从制定到适用不可能脱离宗教教义和政治意识形态”[4]25。

2.关于法的确定性。自由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德沃金认为法的内容不存在不确定性，“正确的法律结果是由既定法律中的最为健全理论的原则来决定的”[4]39;另一位自由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哈特也同样认为法律具有确定性，虽然哈特认为“法律的权威最终仅仅以规约为依据，但仍然可能正确的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并不存在相当大程度的不确定性”[4]44，换言之，诚然法律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必然会出现不确定之概念须加具体化，但是对法律之解释不能超文义之“预测的可能性”[6]130。批判主义法学则断然否认了法律的确定性，认为在道德、信仰和政治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必然会受到政治立场、经济实力、文化归属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个人认知能力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从而会产生对法律文本根本含义的不同理解。

3.关于法律推理。自由主义法学强调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进行法律推理必须“按照判决应当最大限度地符合既定法律这一规约展开”[11]57，即司法过程必须严格依照既定的法律和根据严密的逻辑推理进行。批判主义法学则认为，法律由人来表达、制定和适用，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结果并不唯一，为没有唯一的正解。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因此法始终面临人类认识错误与滥用的危险”。[7]2-3

（二）自由主义法律矛盾的呈现

批判主义法学不仅认为自由主义法律理论本身具有不独立、不确定和推理结果不一致等性质，而且还提出了构成自由主义国家法律的一系列规则和原理之间充满矛盾的三个基本命题，即拼凑命题（patchwork thesis）、鸭子―兔子命题（duck-rabbit thesis）和剪裁命题（truncation thesis）。

1.拼凑命题，即法律理论是那些来自于明显互不相容的伦理观的诸多规范的一个毫无原则的大杂烩。[4]127毋庸置疑，在现实社会中影响法律原理的互不相容的伦理观念确实存在着。例如，被称为批判主义法学教皇的邓肯・肯尼迪所提出的“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冲突”[8]1-2。进言之，在诸多互不相容的伦理原则的影响下，法律原理在重构过程中将表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而这与自由主义法学的法律确定性主张背道而驰。

2.鸭子―兔子命题，即法律理论的结构可以以极端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这取决于人们在两种完全不相容的伦理观点中采取哪一个。[4]127-128以邓肯・肯尼迪的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观点为例，个人主义者一定会以某一种特定的伦理原则来制定符合其本旨的法律制度或是对已有的法律制度作出适应其需求的解释，而利他主义者必然会构建与之相反的法律规则或产生与之不同的法律理解。换言之，人们在互不相容的伦理原则面前并不会按照拼凑命题的模式行事，而会依据其主观意志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6]226，在鸭子和兔子之间选择其一。鸭子―兔子命题中对不同伦理观念形成的法律原则的主观选择也正是对自由主义法学所倡导的法律性质的有力批驳。

3.剪裁命题，即法律规则背后的原则不是一致性地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尽管它们宣称对这些案件具有道德权威，而是被剪裁后适用于部分它们声称具有权威的案件。[4]128剪裁命题和拼凑命题、鸭子―兔子命题不同，它主张作为制定和解释法律原则和规则理论依据的伦理观念并没有一如既往地坚持，而是受到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多元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政治权力的制约，法学者的工作经常不可避免地接近当时规范制定者和权力所有者所设定的目的，[7]3因而对于处于基础地位的伦理观念多采用一种工具主义的做法，即对伦理原则进行剪裁进而实现一定的制度需求，而非完全依据理性主义建构法律。

（三）自由主义法律效果的局限

关于法律规则的实际适用，自由主义法学坚持“社会规则概念”（rule conception）的观点，即社会现实基本上被认为由社会规则构成，而且社会行为应根据这些规则来解释。[4]184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坚信法律作为根本的社会规则具有限制国家公权力和保护民众私权利的能力。与此相对应，批判主义法学则提出了“规则怀疑主义”的观点，即在当今社会规则大多被视为含糊其辞的、可变通的、矛盾的和不一致的，只是作为人们随意操控的工具而存在。批判主义法学者昂格尔的自由主义与超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人是背景依赖（Context-dependent）和背景超越（Context-transcendent）的生物。[4]198具体而言，人们总是要稳定下来，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规则的体系之中，而任何一种社会规则都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人们又总是要去打破既有规则的束缚。法律规则作为众多社会规则的一种，也同样有其效果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采取实质的自由主义观点，完全依赖法律来保护民众免受不宽容和压迫，而应以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理论为原则，即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互为补充，共同限制国家公权力和保护民众私权利。

三、现实应用：批判主义法学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启示

研究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也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9]119具体而言，对待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法律思想，我们既不能全盘否认，也不能盲目崇拜，应以批判主义法学的视角、以一种质疑的态度来辩证地看待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我们不仅应该借鉴自由主义法学的经验，而且应该注重批判主义法学的警示，尤其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当前最为急迫的任务是制度建构，而不是解构，因而恰恰是现代法学更能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与时展的潮流相一致，而不是后现代的批判主义法学。[10]88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完全无视批判主义法学，而应该是在强调自由主义的现代法学理性价值在法治中的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注重批判主义法学中非理性因素的补充、平衡和协调作用。[11]183

自党的十以来，就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和讲话，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一体的法治建设新目标;指明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法治中国建设新路径;确立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中国建设新方针;规定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法治中国建设新方法。[12]我们为推进法治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制定的这些新目标、新路径、新方针、新方法，就是建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现代法治模式的新目标、新路径、新方针、新方法。然而，在批判主义法学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严厉地批判和抨击的背景下，我们构建自由主义法治，不能对自由主义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不加思索地照搬，而应该参考批判主义法治观点对自由主义法律制度有质疑、有批判、有修正地吸收和移植。下面我们从如何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来具体考察与衡量。

（一）批判主义法学视角下的科学立法：立法之本土化

科学立法是法治中国建设之前提。法律规范的存在是实现法律治理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好坏决定着这个国家法治的善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必须是良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3]依据批判主义法学的观点，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不仅仅反映人类的普遍理性和社会的基本规律，也会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立法过程中，为了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则，达到“良法善治”的目的，我们在移植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法治的同时，必须兼顾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的发展程度和特殊性质。任何的移植都会很自然地生出寻找本土土壤适应性的过程，以及吸收本土滋养、自我成长的过程，[14]法治也不例外。忽视本土资源，一味盲目地吸收和借鉴自由主义的法律规则和原则，必然会导致消化不良和排异反映，因此，我们需要在法律制度构建过程中借鉴批判主义法学的论断，充分考虑法治的多因素制约性，从本土特性出发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批判主义法学视野下的严格执法：执法之人本化

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建设之关键。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法治，要想实现法治还要有优秀的执法者严格依法行事和依法办事。反言之，执法者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适用法律也是对法律的违反。而批判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具有不确定性，法律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永远适用于任何具体情况，执法者个人的政治立场、人生观、价值观等对其理解法律会产生影响。因此，严格执法不能僵硬地执行法律，尤其是在法律概念模棱两可的时候，我们不能以执法者个人的观点来理解法律，而应该以立法目的为依据、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适当地解释和适用法律;在此基础上，执法还应更多地体现人文关怀，这就要求执法者“充分运用好法律的弹性和限度，通过合理、合法的技巧，将教育、疏导、保护等人文关怀融入其中，就能产生积极影响，取得最佳执法效果”[15]12。在执法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严格解释和适用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规范文本层面的完整性，落实为社会生活中鲜活存在并真正有效的完整法网。[16]14

（三）批判主义法学视阈下的公正司法：司法之民主化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建设之保障。司法独立作为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司法权独立包括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即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17]1具体而言，法院行使独立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他组织干预和法官独立行使司法裁判权不受其他法官干涉。根据批判主义法学关于法律推理结论多元性的观点，司法独立未必就意味着能够实现司法公正与民主。很多时候，过于强调司法的独立性往往会导致普遍性价值与个体化价值的冲突，引发司法民主的缺失。因此，我们在强调自由主义法治的司法独立原则的同时，也必须重视批判主义法学的理论，提高司法过程的民主性质。一味地推崇司法独立，赋予法院及法官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滋生主观擅断的问题，进而导致司法裁判依赖于法律裁判者的个人法律素养和道德修养。只有保证司法裁判的相对民主之特性，才能使独立的司法程序更加合理、更加有序地进行，进而确保司法的公正性。

（四）批判主义法学视界下的全民守法：守法之平等化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建设之基础。弘扬法治精神，实现全民守法，要求公民以积极的国家主人翁态度，做到“信任立法，配合执法，倚赖司法，努力护法”[18]。然而，在法治理论指导下的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不平等现象，也正如批判主义法学所抨击的那样，现代自由主义法治并非十全十美，无可挑剔。受到历史传统、地理位置、政治制度、文化伦理等因素的制约，传统的形式平等原则只是在表面上宣布的平等，而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公民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因此，在构建法治社会和营造法治氛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实现全民的实质平等为要务，对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在法治框架下公平对待，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切实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对建设良好法治国家的期待，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对建设法治社会的热情，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去，[19]从而真正实现全社会、全体公民的信法、依法、用法、守法。

结语

后现代批判主义法学理论为我国法治中国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理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在复杂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应当与其他治理方式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可以借鉴批判主义法学的思想来完善国家治理模式，从多元共治、和谐善治和文明法治三个维度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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