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界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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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同位素标记； 衍生化；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代谢物； 生物样本； 评述

1引 言

小分子代谢物作为人体内生物过程的中间体和终产物，是正常生理过程、病理过程以及对治疗干预的药理学反应的重要指标＼[1＼]。研究体液和组织中小分子代谢物水平的变化，可深入了解代谢通路和疾病机制并有助于疾病的诊疗与预后。但复杂生物样本中的代谢物，一般含量较低，基质对分析和测定的干扰较大，直接对其进行分析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检测要求。而衍生化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改变目标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将难于分析检测的目标物定量地转化为更适合特定分析的化合物＼[2＼]。随着对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代谢组学研究中对小分子代谢物的定量分析日益重要。基于同位素标记内标化合物的同位素稀释法可获得精准可靠的绝对定量分析结果，但同位素内标物合成困难且昂贵，商品化的种类有限，难以获取所有目标分析物的同位素内标是不现实的，从而限制了该定量方法的广泛应用＼[3＼]。

近年来，为了克服对同位素标记内标化合物的依赖，一些课题组采用稳定同位素标记衍生化（Isotope coded derivatization，ICD）技术＼[4～7＼]，通过衍生化反应分别向生物样本及其对照组引入化学结构相同，但质量不同的稳定同位素标签，再利用LCMS/MS对两组样本进行比较，确定目标物的含量变化。这种标记方法使具有相同官能团的一类分析物同时获得相应的同位素衍生物，将同位素标记的分析物作为内标可以提高定量分析的精确度和准确度，并解决同位素内标物获取困难的问题。此外，ICD借助衍生化反应引入的同位素标签，能够增加分析物的电离效率，改善其在LCMS/MS中的色谱质谱行为，提高方法的灵敏度与选择性＼[8～10＼]。基于ICD的LCMS/MS方法能够对复杂生物基质中具有相同标记反应特性的生物分子进行定量分析、差异分析及谱图分析，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现已有数篇关于小分子代谢物＼[3， 11～15＼]和定量蛋白组学＼[15～17＼]等方面的ICD综述，而本文是以ICD试剂靶向的目标物官能团进行分类，以ICD试剂为导向，总结了近几年报道的ICD试剂及其结合LCMS/MS在动物样本中小分子代谢物的最新进展。

2定同位素标记衍生化技术

ICD最早出现在蛋白组学相对定量研究中，主要用于鉴定和定量分析不同时期生物样本中蛋白质表达的差异。随着新型ICD试剂的不断出现，该技术已扩展到代谢组学和转化医学等领域。这种标记策略将化学反应与生物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ICD技术是以待分析物的目标基团为反应活性部位，通过特定的化学反应使其与ICD试剂相连，从而将不同同位素标记形式的质量差异标签引入到目标物中。应用ICD进行相对定量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轻质和重质同位素标记试剂分别与两份样本中的目标物进行衍生化反应，按比例混合后进入LCMS/MS分析，最后根据“轻”“重”衍生物产生的离子对的峰面积比值即可对含相同功能基团的系列组分进行相对定量分析，其工作流程见图1＼[3＼]。当其中一组样本是浓度已知的标准品时，将其衍生物作为内标物，可以实现样本中目标组分的绝对定量分析。如ICD试剂采用多种同位素编码的标签，可对目标物进行多重定量分析标记，适用于多组样本间的同时比较及生物学过程的动态监测，提高了分析效率和实验的重复性。其中利用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分析（iTRAQ）和串联质量标签（TMT）可对多肽的氨基分别实现八重＼[18＼]和十重＼[19＼]标记。Dephoure等＼[20＼]将三重代谢标记与六重TMT结合，实现了18组样本的同时分析，大大提高了蛋白质组相对定量分析的通量。

由于“轻”“重”衍生物只相差几个确定的质量数，具有相同的结构，理化性质相似，洗脱时间和质谱离子化能力几近相同，通过比较衍生物的质谱响应信号，可实现两个比较样本中代谢物的差异分析，随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数据库搜索，有助于潜在生物标志物的发现。ICD还可以有效解决次级代谢物分析时感兴趣的目标物与背景峰区分困难的问题。所有衍生的分析物在质谱图中呈现特定质量差值（等于同位素标签的质量差×标记位点数量，如：H4/D4标记试剂的质量差为4 Da×官能团数量）且保留时间相同的一对峰，而背景峰和未衍生的分析物呈现单峰，从而有利于目标物的鉴定＼[21＼]。

ICD试剂的设计和选择是ICD技术的关键步骤。ICD试剂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与目标物官能团反应的反应基团；为目标物的衍生物提供不同质量的同位素标签；用于提高目标分析物分离性和可检测性的性能修饰基团，包括质子亲和、易离子化、带电荷和疏水基团。当目标物的疏水性提高时，反相色谱（RPLC）可以采用有机溶剂比例更高的流动相，这种流动相适合电喷雾电离（ESI）中带电液滴的产生，因而ESIMS响应更高＼[8＼]。理想的ICD试剂需满足如下要求＼[3， 22＼]：（1）“轻”“重”同位素试剂易合成，且成本较低；（2）衍生化反应足够稳健以抵抗各种复杂的基质成分，并在温和的条件下获得高产量；（3）特异性地与目标物官能团反应，过量的衍生化试剂或副产物不干扰样本的分离和检测；（4）“轻”“重”同位素试剂衍生化的反应时间、过程及产率均相同；（5）“轻”“重”衍生物在色谱分离中同位素效应不明显，色谱行为一致，可以有效地校正保留时间漂移产生的基质效应；（6）衍生物通过低能碰撞诱导裂解（CID）产生相同的特征子离子或中性碎片（来源于ICD试剂），与母离子结构无关等。

ICD与 LCMS/MS相结合具有以下优势，可以在大气压化学电离（APCI）模式下向分析物引入高亲电或亲核的结构，在ESI模式下引入永久性带电荷或易离子化的结构，提高检测灵敏度＼[8＼]；增加高极性和高亲水性化合物的疏水能力，使其在RPLC上得以保留并分离；增加分析物的稳定性以及低分子量化合物的分子量；标记对象广泛，同时获得具有相同标记反应特性的某类分析物的同位素内标物；校正基质效应和每次运行间的电离差异，提高定量分析的精确度和准确度＼[23＼]；易于未知代谢物的鉴定等。

3稳定同位素标记衍生化的应用

ICD 结合LCMS/MS的方法适用于生物样本中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差异分析及次级代谢物的谱图分析。本文以ICD试剂靶向的目标物官能团进行分类，重点介绍了针对不同基团的ICD试剂并对该方法在动物样本中羧酸类、胺类、含羰基、含巯基和含羟基代谢物研究中的应用进行评述。

3.1羧酸类化合物羧酸类化合物在生物分子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已被证明与2型糖尿病、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等疾病和生理病理学紊乱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羧酸类化合物可在MS负离子模式下检测，但灵敏度通常较低，同时用于分离羧酸类化合物的流动相并不总与ESIMS相容＼[12＼]。因此，常在分析前将其衍生为易离子化、更疏水或碱性的衍生物，使其在ESI或APCI正离子模式下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常用于靶向羧基的ICD试剂及其应用分别示于图2与表1中。

Guo等＼[31＼]设计并合成了一对羧基ICD试剂12C2/13C2对二甲氨基苯甲酰甲基溴（DMPABr，图2A）。DMPABr衍生物主要包含三个部分：提高检测灵敏度的叔胺基团，增加疏水性进而改善RPLC保留的芳环以及利于代谢物鉴定和准确量化的同位素标签。DMPABr衍生物的信号增强了2～4个数量级，但胺类可与DMPABr反应抑制羧酸类化合物的信号。Peng等＼[24＼]对该方法加以改进，在DMPABr标记前使用液液萃取富集羧酸化合物。液液萃取在酸性条件下（pH约为1）可有效地分离胺类与羧酸类化合物，并将样本中降低标记效率的水移除＼[24＼]。

2，4二甲氧基6哌嗪基嘧啶（DMPP，图2B）是一种高专一性的羧基标记试剂，在基于碳二亚胺缩合的标记条件下，15 s即可实现快速标记且不需要诸如高温等苛刻的反应条件。DMPP具有高质子亲合能（嘧啶环）和适中的疏水性，可提高多种含羧基化合物，如小分子有机酸、脂肪酸、多肽、蛋白质等底物的质谱响应＼[5＼]。H6/D6DMPP试剂已应用于尿液＼[5＼]和甲状腺组织＼[25， 26＼]中脂肪酸的定量分析及差异分析。

二甲基乙二胺（DMED，图2C）中的叔胺基团能够提高羧酸类化合物的质子亲和力，使其在ESI源中更易电离。Zhu等＼[27＼]借助H4/D4DMED将血清中19种类花生酸的灵敏度增加了5～138倍，实现了类花生酸同分异构体的色谱分离。该课题组将H4/D4DMED试剂与双中性丢失扫描（QNLS）相结合实现了脂溶性羧酸类代谢物的全面分析，在ESI源中，轻重标记的DMED衍生物分别特异性地丢失质量为45和49 Da的中性碎片二甲胺，产生含有特定质量差（4 Da×羧基数）且保留时间相同的离子对，与全扫描模式相比，QNLS能显著提高z测准确度和选择性，有益于目标物的鉴定（图3）＼[21＼]。

Ogawa等＼[28＼]合成了H4/D41＼[（4二甲基氨基苯基）羰基＼]哌嗪（DAPPZ，图2D），用于二十碳五烯酸（EPA）和花生四烯酸（AA）的定量分析，衍生物的酰胺键断裂产生特征性产物离子m/z 148。EPA和AA的羧基经衍生化后，MS检测灵敏度分别提高了100和300倍。

Han等＼[29＼]利用12C6/13C63硝基苯肼（3NPH，图2E）对10种肠道微生物来源的2～6个碳的短链脂肪酸（SCFA）进行定量分析，获得了良好的精密度（≤8.8%）和准确度（93.1%～108.4%）。但该方法缺乏衍生化后的淬灭步骤，可能导致NPH与残留乙酸（LCMS系统常见的共溶剂）发生非预期反应。而Chan等＼[30＼]利用12C6/13C6苯胺（图2F）对15种SCFAs建立的定量分析方法，优化了苯胺衍生化反应的淬灭条件，几乎消除了乙酸的在线衍生。

上述ICD试剂衍生化反应简单易行，标记效率高，不仅凭借同位素标签实现了羧酸类化合物的准确定量分析，还通过引入质子亲合能高和疏水性强的基团（哌嗪基、嘧啶基和苯环等），大大提高了质谱仪从复杂生物样本中检测羧酸类化合物的能力。与上述LCMS/MS方法相比，ICD较少应用于气相色谱串联质谱（GCMS/MS）对羧酸类代谢物的分析中。Bruheim等＼[11＼]综述了3种ICD结合GCMS的分析策略，其中H3/D3氯甲酸甲酯（MCF，图2G）＼[32＼]和H6/D6N（特丁基二甲基硅）N甲基三氟乙酰胺（MTBSTFA，图2H）＼[33＼]可用于分析羧酸代谢物。由于氯甲酸烷基酯在水相介质中与氨基和/或羧基衍生化快速，衍生物稳定，并且可以对氨基和羧基分别进行标记，最近，Tumanov等＼[34＼]将H3/D3MCF应用于大鼠肝脏、血浆和尿液中氨基酸和非氨基有机酸的定量分析。

3.2胺类化合物

胺类代谢物，如氨基酸、神经递质和生物胺等在生物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体液中胺类代谢物的失调与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和肾癌等疾病相关＼[1＼]。胺类物质在酸性条件下通常容易质子化，在ESIMS正离子模式下能达到合适的灵敏度，但其碱性、强极性及高水溶性等特点，使其难以在RPLC中保留，离子抑制效应严重＼[35＼]。而通过衍生化将胺转化为疏水性更高的化合物，可以使得衍生物在RPLC上更易与干扰物分离且提高检测灵敏度。图4与表2分别显示了靶向氨基的ICD试剂及其应用。

丹磺酰试剂在碱性介质中可以对一级胺、二级胺和酚羟基实现快速标记，而不包括叔胺和醇羟基类化合物。丹磺酰化能够改善分析物的带电性和疏水性，引入的碱性叔胺基在酸性LC流动相中易离子化，萘基能增加衍生物的疏水性及其在RPLC上的保留＼[36＼]。丹磺酰氯（DNSCl，图4A）可将胺、氨基酸和苯酚ESI正离子响应信号增强1～3个数量级＼[4＼]， 该试剂现已应用于尿液＼[4， 38～40＼]、 汗液＼[36＼]、 脑脊液＼[37＼]和粪便＼[39＼]等样本的次级代谢物分析及生物标志物的发现。5二乙基氨基萘1磺酰氯（DENSCl，图4B）在结构上与DNSCl类似，其中连接到萘基胺的两个甲基被乙基替代，乙基可以增加疏水性并提供更强的给电子倾向，使得DENSCl衍生物在离子化时有更强的表面活性而易生成更多的气相离子，并具有更高的质子亲和力＼[41＼]。此外，DENSCl可形成3种同位素质量差异标签（12C4/12C213C2/13C4），能同时对3个样本进行分析，比DNSCl双重同位素试剂（12C2/13C2）具备更高的灵敏度和分析速度＼[41＼]。

N羟基琥珀酰亚胺（NHS）酯为羧酸活性酯， 是一级胺和二级胺的高反应性亲电试剂， 且具有副产物及过量试剂不干扰分离和检测的优点，除了已实现商品化的iTRAQ试剂（图4C）外，近年也开发了焦谷氨酸NHS酯（PGAOSu，图4D）＼[7＼]、苯甲酸NHS酯（BZOSu，图4E）＼[45＼]、4二甲基氨基苯甲酰氨基乙酸NHS酯（DBAANHS，图4F）＼[44＼]、4甲氧基苯甲酰氨基乙酸NHS酯（MBAANHS，图4G）＼[44＼]、甲基哌嗪基丁酸NHS酯（MPBS，图4H）＼[43＼]和二甲基氨基丁酸NHS酯（DMABS，图4I）＼[43＼]等ICD试剂。Wagner 等＼[45＼]利用12C6/13C6BZOSu相对定量分析含氨基代谢物，未衍生的胺类代谢物大多在1.5 min内洗脱，而BZOSu衍生物因苯基的引入，色谱保留增加，分离度改善且具有更高的信号响应（图5）。Toyo′oka课题组开发了一系列用于手性氨基酸和羧酸次级代谢组学的衍生化试剂＼[7， 4649＼]。借助手性试剂H5/D5LPGAOSu， 9种疏水性D/L氨基酸在1.7 μm的十八烷基甲硅烷基（ODS）柱上实现对映体分离＼[7＼]。Zhou等＼[44＼]设计并合成了两种氨基ICD试剂DBAANHS和MBAANHS，由于二甲基氨基在ESI源中更易质子化，DBAANHS比MBAANHS提高代谢物灵敏度的能力更显著。但MBAANHS衍生物在MS3（源内CID加MS/MS）中可以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碎片离子以提供目标物的结构信息，从而有助于代谢物的鉴定＼[44＼]。

上述氨基标记试剂的衍生条件简单，衍生物稳定且可以显著增强胺类化合物的离子化效率。但由于丹磺酰基和NHS酯较高的反应活性，这些氨基ICD试剂还能与酚羟基类和巯基类化合物发生反应，不能实现对氨基专一性的标记。因此，进一步开发新型氨基特异性ICD试剂是很有必要的。

3.3含羰基化合物

内源性含活性羰基的醛和酮，通常与糖代谢和氧化应激相关，其参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及并发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疾病的发展＼[50＼]。在使用大气压离子化技术时，醛和酮的中性羰基会降低离子化效率。通过衍生化反应引入带电荷的结构，可以提高羰基化合物的电离效率，消除脂肪醛和脂肪酮的挥发性和反应性，使其更适于LCMS分析。常用于标记含羰基化合物的ICD试剂及其应用分别示于图6与表3中。

羰基ICD试剂吉拉德试剂P（GP，图6A）主要由能够改善分析物色谱质谱行为的季铵和与羰基反应的肼两部分组成，H5/D5GP已应用于血清中含3酮和3β羟基的固醇＼[51＼]及人卵泡液中7种类固醇＼[52＼]的分析。

2肼基1甲基吡啶（HMP，图6B）可用于含羰基化合物的标记，HMP衍生物的电离效率相当高且在CID下产生特征性的子离子m/z 108。但由于会形成多个带电离子（＼[M-H＼]

Symbolm@@ 和＼[M＼]2+）及其它碎片离子，HMP并不适用于多羰基化合物的衍生化＼[56＼]。Higashi等＼[53＼]利用H3/D3HMP对大鼠脑内别孕烯醇酮（AP）及其前体孕烯醇酮（PREG）进行量化和差异分析，AP和PREG的灵敏度分别提高了500和3000倍，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也得以显著提高。

Tie等＼[54＼]建立了利用美拉肼（T3，图6C）对内源性脂肪醛进行全面表征的策略，衍生化在37℃反应15 min，衍生化效率>98%，检测限低至0.1～1.0 pg/mL。T3能增加脂肪醛的疏水性及色谱保留，改善分离度，并通过引入的碱性基团大幅增强了离子化效率。

4（2（三甲基铵基）乙氧基）苯胺卤化物（APC，图6D）是一种醛基标记试剂，其中的苯胺能选择性地与含醛基化合物快速反应，季铵基团可以改善MS灵敏度。Yu等＼[55＼]在QNLS下通过特异性地监测H4/D4APC衍生物碰撞产生的中性碎片（87和91 Da），实现了对尿液中含醛基代谢物的非靶向分析。

（A）H5/D5吉拉德试剂P；（B）H3/D32肼基1甲基吡啶；（C）H20/D20美拉肼；（D）H4/D44（2（三甲基@基）乙氧基）苯胺卤化物；（E）12C2/12C113C1/13C2N甲氧基N（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F）12C2/12C113C1/13C2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

（A）H5/D5Girard′s reagent P（GP）；（B）H3/D32Hydrazino1methylpyridine（HMP）；（C）H20/D202，4Bis（diethylamino）6hydrazino1，3，5triazine（T3）；（D）H4/D44（2（Trimethylammonio）ethoxy）benzenaminium halide（APC）； （E）12C2/12C113C1/13C2 NMethoxyN（2aminooxyethyl）propionate（MAP）；（F）12C2/12C113C1/13C22Aminooxyethyl propionate（AEP）

GP、HMP和T3这类含有肼基的ICD试剂，衍生化条件相对苛刻（如高温或酸性介质），同时由于肼还能与小分子羧酸发生反应，标记反应缺乏特异性＼[57＼]。而APC衍生化反应条件温和（pH 5.7，10℃），无需额外的样本预处理步骤，对醛的特异性较高。此外，氨氧基试剂，如N甲氧基N（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MAP，图6E）＼[58＼]和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AEP，图6F）＼[59＼]可用于羰基化合物的GCMS/MS分析中，利用AEP或MAP与羰基发生肟化反应生成的肟醚在电子轰击源中碎裂生成同位素标记的乙基碳f离子（m/z 32～34），可实现多重分析中羰基化合物的鉴定与相对定量分析。

3.4含巯基和羟基化合物

硫醇分析的主要问题在于不稳定性，因为游离的巯基反应活性高，可通过自氧化和硫醇二硫化物的交换反应转化为氧化硫醇＼[60＼]。而ω溴丙酮基喹啉f溴化物（BQB，图7A）可与巯基烷基化反应生成硫醇喹啉f加合物，稳定巯基的同时引入永久带电的结构，增加MS检测灵敏度。Liu等＼[6＼]利用H7/D7BQB在母离子扫描模式下监测衍生物CS键断裂产生的离子（m/z 218和225），实现了含巯基代谢物的非靶向分析。该课题组也将H7/D7BQB应用于健康人和5种癌症患者尿液中含巯基代谢物的差异分析＼[61＼]。

含羟基化合物在LC流动相的酸度范围内通常是中性的，缺乏可电离的基团，MS响应低，且一些羟基化合物较强的亲水性使其难以在RPLC中很好地保留。靶向羟基的ICD试剂能够增加含羟基化合物的色谱保留和电离效率，从而提高分析方法的灵敏度和重现性（应用列于表4）。DNSCl除了用于标记胺外，还可用于含羟基化合物的分析，通过液液萃取将羟基代谢物富集到乙酸乙酯层，干燥后复溶于乙腈中，接着将代谢物提取物用经碱激活的12C2/13C2DNSCl标记＼[62＼]。丙酮（图7C）可选择性地与含顺式二醇化合物反应，通过引入更疏水的异丙亚基阻断顺式邻二羟基以降低极性，从而改善其在反相色谱柱上的分离。Li等＼[63＼]利用H6/D6丙酮在QNLS下监测目标衍生物产生的中性碎片172 Da（H标核苷）和178 Da（D标核苷），对核糖核苷进行鉴定。Chu等＼[64＼]采用二氧化铈分散固相萃取法富集尿液中的

修饰核苷，同时选择性地捕获修饰核苷中的顺式邻二羟基，再用H6/D6丙酮对其进行同位素标记和分析，该方法可以显著降低基质效应，提高检测灵敏度并将非核糖结合物等假阳性结果最小化。

4总结与展望

随着ICD的不断发展，该项技术已经在简化样品复杂性、提高方法的灵敏度和准确度等方面逐渐显示出了强大的功能，为结构多样、样本来源复杂的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差异分析以及谱图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该技术仍存在诸多限制，如ICD试剂高昂的成本、衍生化苛刻的反应条件及时间的耗费、标记效率的有限性、部分ICD试剂与待分析物的专一性不强、后续分离检测过程引入的定量分析误差等。此外，H/D同位素思鞘约恋难苌物存在同位素效应，其色谱行为差异会影响定量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但该问题可以通过减少D的个数，并将标记位点选择在亲水基团附近，或者选用12C/13C或14N/15N同位素标记试剂而得以缓解。 ICD试剂在廉价易得、对靶标分析物具有更高的反应性及特异性、更加准确灵敏、适合高通量及大规模定量分析等方面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信随着新型ICD试剂与标记策略的不断发展和改进，ICD技术将为生物体内重要分子的代谢途径、疾病作用机制的阐述，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以及疾病的诊疗和预后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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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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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文化 化学教育 高中化学教科书 新课程改革 能源视角 全球视角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化学教学应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树立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而努力学习化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长期以来，自然学科一直被视为是西方学术的典范，在以往数理化的学科教学中，鲜见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渗透。为此，一些教育专家也呼吁在化学教育教学中应该重视结合化学学科特点，适当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为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元素在化学教育教学中的功能与作用，需要进一步厘清传统文化与当代化学教育的关系，有必要对化学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及其作用进行深入的剖析与研究。

1 传统文化元素内涵的界定

“文化（Culture）”这一概念由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1871年在《原始文化》（Original culture）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狭义文化的经典学说，即文化包括知识（knowledge）、信仰（belief）、艺术（art）、道德（moral）、习俗（custom）、法律（1aw）以及自然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习惯（habit）及能力（ability）在内的复杂综合体（synthesis）。此后，不少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一大批学者专家试图从各自的学科领域来界定文化的内涵，不同学科领域对文化内涵也有着不同的界定。例如，哲学界认为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而存在主义则认为文化是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故而，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概念。收集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概念有二百余种。

相关专家考证，“文化”是我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语。“文”的原义，是各色交错的纹理；“化”是事物性质或形态的改变，又可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据《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日文。”《礼记·乐记》载：“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载：“文”，错画也，象交叉。“化”，原义为生成、改易、造化。“文”与“化”合并为“文化”二字联用，较早出现于战国末期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中。商务印书馆增订的《现代汉语词典》给“文化”的释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现当代，我国也有不少学者研究文化的内涵，例如，龙应台2005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文化是什么？》指出：“文化其实是道德、品位、智能积累的总和，它体现在人们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所处的自然环境。学者王小波则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精神财富的积累，它借助物质媒介如艺术品、书籍等等流传后世或向外围世界传播。企业文化学家秦在东教授指出“所谓文化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通俗地说，就是用文化的视角审视客观世界，从知识角度和情感方向上进行整体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就是人们对事物本身进行价值判断时所蕴藏的道德精神、法律精神等方面的特别关注。”

笔者认为，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是人类长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所形成的历史积淀物。具体而言，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地理、历史、文学艺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思维特点、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等等。而“传统文化”通常是指民族文化发展中积淀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乐趣，是主宰人们思想行为的习惯化的程式。

2 化学教科书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比较研究

选取使用范围广、代表性强的人教版、苏教版和鲁科版的高中化学教科书为样本，通过对3个版本24册教科书各个板块内容的剖析，找出包涵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文本材料，其中涉及范围广泛，有科技、经济、政治、地理、历史、建筑、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内容。

2.1 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内容的比较研究

3个不同版本的化学教科书在引入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时，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首先，编者们都注意把传统文化元素与化学学科特点相结合，巧妙地融入到教科书中去。其次，都坚持正确导向，材料多选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再次，呈现方式多样，有诗词、成语、实物、图画等等。最后，编者们都注意选材的亲生性，侧重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①从选材的角度看，3个版本化学教科书都选取了我国曾取得辉煌成就的素材，如火药、造纸等四大发明、侯氏制碱法、陶器、瓷器和青铜器等等。这些素材既可以作为化学知识、概念的佐证，又可以让学习者了解中华民族古代科技发展的卓越成就，从而激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认同感。②从呈现方式上看，都巧妙地将精美的传统语言文字融入化学学科中，有韵美的诗词文章，也有生动、平实、朴素的农谚俗语，如“按图索骥”、“杞人忧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粪和肥，肥料飞”、“万物土中生”、“雷雨发庄稼”、“何其相似乃尔”等等。这种极富民族特色的表述方式与当今化学理论在教科书中和谐共鸣，能够很大程度上调动学习者学习化学的热情，帮助他们理解化学情境。③从呈现栏目上看，3个版本化学教科书呈现传统文化元素的栏目可谓是丰富多彩。有“引言”、“正文”、“插图”、“尾注”、“联想·质疑”、“资料在线”、“交流·研讨”、“生活指南”、“动手空间”、“学以致用”、“化学史话”、“资料卡”、“问题解决”、“练习与实践”、“你知道吗”、“科学探究”、“科学视野”、“学与问”、“习题”等等。形式多样的呈现栏目，可以使学习者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沐浴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精妙之美。

3个版本的化学教科书在引入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时既有共同特征，又各有所长。因此，选取3个版本的《化学与生活》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1不难看出：人教版化学教科书，在引入传统文化元素时多以俗语、名言、古文典籍的形式引入，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凝练、深刻，展现得淋漓尽致；苏教版化学教科书在引入传统文化元素时则较多地使用精美的图片，更侧重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完美结合；鲁科版化学教科书在引入传统文化元素时则较多地使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素材，平实、实用、亲民，学习者能够切身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与魅力。

2.2 引入传统文化元素数量的比较研究

3个版本的化学教科书各有8册，它们分别是《化学（必修1）》、《化学（必修2）》、《化学与生活》、《化学与技术》、《物质结构与性质》、《化学反应原理》、《有机化学基础》和《实验化学》。按照不同版本、不同模块对其进行分类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鲁科版教科书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总数最多，达一百多处。从不同模块来看，各版本化学教科书中涉及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最多的模块都主要集中在化学（必修1）、化学（必修2）、化学与生活、化学与技术4个模块，所占的比例合计高达80%左右。而这4个模块中化学与生活模块所占的比例最高。就单个模块来看，涉及传统文化元素内容最多的是鲁科版的《化学与生活》，高达34处，所占比例为33.3%，最少的是鲁科版的《物质结构与性质》，仅有1处（是第97页利用AFM技术“刻”的孟浩然唐诗春晓），所占比例仅为0.98%。

2.3 引入传统文化元素的分类比较研究

借鉴有关领域的相关研究，将传统文化元素划分为5个部分，它们分别是：①传统思想（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等）；②传统习俗（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③传统生活（衣食住行、日常用具等）；④提出艺术（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等）；⑤文化遗产（传统技术、遗物、遗迹等）_3]。以此为据，对3个版本24册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从左至右分别为传统思想、传统生活、传统艺术、文化遗产）。

由图1不难发现：在传统文化元素划分的5个领域内，3个版本化学教科书中引入内容最多的是文化遗产与传统生活，合计总数分别为人教版84处、苏教版88处、鲁科版95处，所占比例分别为93.33%、93.62%、93.14%。涉及传统思想与传统艺术的部分较少，合计起来都只有几处，而传统习俗的部分都是空缺的。文化遗产与传统生活受到编者们的普遍重视，主要因为这2个领域与化学学科联系较为紧密，涉及或运用化学知识的部分较多，同时也有编者们所坚持的传统观的原因。整体上，化学教科书引入传统文化元素的领域反映了编者们始终坚持一种动态发展的传统观，秉持了褒扬性为主兼顾批判性继承的叙述原则。

3 传统文化元素的化学教育价值分析

化学教育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的化学课程改革中应重视与人文教育相结合，以人为本；以学习者的发展为宗旨，要从化学不仅是一门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而且是一种人类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化学学科，把化学知识作为新世纪的公民所必须的科学素养来掌握；并使学习者正确认识应用化学研究成果的利与弊，从文明、道德、伦理、法律的角度对化学品及技术的消费进行反思。这样就可以使化学科学的发展达到与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的和谐统一，完整地体现化学教育的真谛。

传统文化是我国人民长期创造活动的结晶，它反映着人们当下的精神状况、价值取向，人们既是传统文化的缔造者，又是传统文化的缔造物。传统文化的特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本质的特征，认识、尊重和发展传统文化其实就是认识、尊重和发展人们自身。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人们要善于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和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避免犯历史性的错误。

3.1 从继承视角和发展视角认识传统文化对化学教育的社会价值

美国著名核化学家西博格（Seaborg，GlennTheodore）教授曾说过，化学——人类进步的关键。恩格斯也曾指出，发现摩擦生火的意义超过发明蒸汽机，他甚至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庄子·外物篇》记载“木与木相摩则燃”；《韩非子·五蠹》记载“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而民悦之。”从化学热力学的角度讲，摩擦生火就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火是人类打开化学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从此人类开始了利用化学促进自身社会发展的步伐。化肥的生产和使用，解决了地球上几十亿人的吃饭问题；化学医药的发展延长了全人类人均二十多年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化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3.2 从历史视角和能源视角认识传统文化对化学教育的学术价值

火不仅是人类打开化学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也开启了人类利用能源的第一步。煤、石油、天然气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化石燃料，我国早在明朝的《天工开物·井盐》里就有记载“西川有火井，事奇甚，……只见火意烘烘，水即滚沸。”化学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与现代的进步，它也是人类未来能源危机解决的良药。

东西方传统文化有着巨大差异，从近代以来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被西方超越。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自然科学是阻碍还是促进，成为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然而，李约瑟（Needham）的研究表明：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发现或发明，大约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如土壤化学的开创、造纸火药的发明、陶器瓷器的制作工艺、青铜器的制作、铁犁铧的锻铸等等，中国总是世界第一。以上事实说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不但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阻力，相反，可以成为其繁荣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化学教学中相应地融入我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有利于学习者理解化学技术前沿问题的，也有利于繁荣传统文化，有利于继承发展传统文化中的可贵的文化自觉。

3.3 从多元视角和全球视角认识传统文化对化学教育的文化价值

化学是植根于文化之中的，化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繁荣。研究化学和化学教育的多元文化是人类文化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多元文化学认为，文化因素是化学和化学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强调化学理论与技术都是一种文化产品。化学教科书是人类科技文明的载体，化学教学承担着向新一代传递人类文明的重任。传统文化是国人过往共同生活的经验，是长期比较选择后普遍认为合理可接受的内容，传统文化是化学课堂教学中师生间有效沟通的中介，它能够消融师生间的隔阂、促进生生间的团结协作。而将多种文化元素整合进化学课程中，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并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应对未来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代表人物小威廉姆·E.多尔（William E.Dole）曾激烈地批评过单纯地只强调“学科教育”，他倡导的是一种多元文化背景下蕴涵传统文化元素的“学科教育”，也就是一种所谓的“源于某个区域但又联系全球的文化感”。大卫·尼尔森（David Nelson）等人也曾倡导过在学科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应该尊重所有人种的多元文化。因此，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既要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又要警惕夜郎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

3.4 从生命视角和环保视角认识传统文化对化学教育的学生生命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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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管理哲学 核心 文化

文化一般定义为是在人类活动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从其源义拉丁文culture，耕作、培养等可窥见文化实质上是自我认识的过程。《说文解字》：“文，错画也。” “化”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最先将“文化”合用则在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 《说文解注》：“伦，辈也，理，道也。”由此看来，伦理是秩序，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相互关系准则与秩序。此即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认同伦理的涵义。

从人类演进历史可看出，中国文化最初思维方式与体现形式是图腾崇拜、巫术礼仪以及原始歌舞，这样的文化土壤孕育民族向善特性，处处洋溢善的思考，追求成己、成物伦理特性， 那么，伦理意识笼罩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是什么？笔者接下来试浅析之。

一 、 伦理意识笼罩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具有相对恒定性民族性格，土地是经济基础，是财富象征，视土地为生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统治者就是高度重视农业，而当时生产力低下，农业完全依靠自然风调、雨顺，面对自然强大，人自视渺小、无奈，反倒促人养成安土重迁的性格和心理。寄希望用农业丰收果实祭祀上帝祖先，神佑自己在这块土地上，“乐土知命”，祭祀本是民俗化仪式却与孝相并论，由祭祀开始孝道之风，“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1]作为一个文化早熟国家，由孝逐步衍生仁、义、礼伦理秩序是很自然，伴随其体系化，深深扎根中国传统思维中，形成民族情结，且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传统的政治生活和人伦日用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伦理意识笼罩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成为主流和核心精神，所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接下来分而论之。

孝，中国传统伦理基础，伦常主干。孝百行之源，发于情至于性，孝是对家庭而言，属伦理范畴，但由于中国特有的血缘政治，孝自觉沦为工具理性，往下推衍便是忠，移于君，移于国，对国家而言，属政治范畴，移孝作忠，在君臣关系上具体化，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膨胀，孝成为贯穿成己、成物的媒介， “天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

仁，孝的延伸、放大、提升，“仁者，爱人”，“泛爱众”，推而广之“博施于民而济众”。实质以人为起点，高扬“人”的主体性，扩展推至整个社会的过程，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宗法之爱人，是一个统摄诸多伦理条目的概念。是中国传统管理基石与伦理道德秩序工具。由“仁”至“圣”辩证提升，达至“成己”境界，进而成就“成物”理想。

义，“义者，宜也”，是价值观，由仁外化的行为导向。 “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2]，成为“成己”、“成物”价值导向。

礼，行为准则，礼的人文观念，周公时代已有体现，所谓“周公制礼”，孔子纳仁于礼，为礼找到了心理依托，将礼从宗教色彩摆脱出来，成为日用之常， “立于礼”，“行以礼”， 自然是“成己”、“成物”行为规范。

二、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从属中国传统文化伦理

“管理”（manage）一词来自于拉丁语词根“Manus”，意为“手”，在西方管理学界，对此界定最权威属法约尔：“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3]

事实上，此处“管理”属动词，是“Manus”（手）的引申义——操作，对人、事、物的操控和安排，是一种实践活动，而管理哲学实际上是对管理实践中终极问题的探究，包括人性、人的精神因素和价值，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等），从根本上说是对管理实践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规律性过程从哲学层面逻辑地追问和反思， 二者区别显然。

葛荣晋《简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从传统文化角度界定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其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并指出“中国管理哲学的原则、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强调管理是始于修己而终于安人的过程，人是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

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特征，出发点和落脚点恰恰关注是“人”， 人立于天地，是天道运行秩序一部分，与孝、仁、义、礼紧密相联，始终体现中国传统文伦理取向。显然，出发点和落脚点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相契合。

任何一种管理哲学都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中，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管理理念的哲学思考。

综上观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从属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是传统文化伦理一部分。

根植于是中国传统特殊土壤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其特有思维模式，宗法背景，地理环境铸就中国传统管理哲学追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孝、仁、义、礼的伦理取向。

思维模式，铸就中国传统管理思维重整体性，阴阳、五行和八卦视作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双向互动，在宇宙中寻求天与人平衡与和谐，把思想发散出去又收回，落于原点人。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

宗法背景，使得中国传统管理依托自然经济，维系着血缘纽带的家庭和宗族，追求家族利益至上，孝为前提，礼为人伦的等级规范，家族荣耀不仅仅在伦理上的，更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上。礼义是支柱，立德是追求。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处于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往往视中原为本土，视中国为天下之中。注定其跳不出农耕社会，宗法思维的圈圈。其思维往往表现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圣人按尚公尚同——立已立人——成已成物思维模式，以一已之“公心”发而“感天下之心”。

一语概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从属中国传统文伦理。

三、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

前面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国管理哲学追求不矛盾，二者都以人为中心，以孝、仁、义、礼经纬。

传统文化处处洋溢尚中求和、刚健有为的精神，自然决定中国传统管 理哲学浸透了以孝、仁、义、礼伦理范畴善恶思辨，理想人格诉求，双向流动的道德本体决定其管理实质以孝、仁，义、礼经纬，以身—家—国为脉络，由小见大，由内而外，将个体价值依附于国家，从主体的道德内求内修，再到为政之道外化，在忧国忧民的沉思中寻找人类生存的样式：道德智慧的“主体内求”和政治智慧的“道德外化”，外推齐家治国，再达至“天人合一”，是伦理政治实践过程，这一过程恰恰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谋合，清楚明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

四、结语

任何一种管理哲学都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中，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管理理念的哲学思考。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孕育中国传统文化特殊土壤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同样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与中庸和谐，其从属中国传统文化已成共识，其文化伦理内核实质是孝、仁、礼、义协调和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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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集中的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文物众多，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千百年来，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承载民族情感、传承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架构了西部古朴神奇、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如贵州全年民族节日有1000多个，较大的民族节日就有100多个。西部地区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和以少数民族为特色的文化发展，前景广阔。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是增强西部地区文化生命力、凝聚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提升西部地区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西部地区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多措并举，制定出台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着力完善了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措施，积极打造民族文化精品，促进了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但西部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母语危机日益加剧

由于全球文化交流和文化碰撞，使得本就处于脆弱状态的民族传统文化更趋于濒危边缘，尤其是母语危机日益加剧。在走访10多个少数民族村寨调研中发现，彝语、苗语、布依语、水语等有下降趋势。

二、少数民族文物和资源流失严重

由于民族文物，特别是民族古籍大多散存在民间，保护意识淡漠，保护条件差，管理能力薄弱，损毁现象较为严重。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普遍存在着短期行为，无序开发，造成了民族文化资源的流失。特别是民族古籍传播渠道狭窄，普及使用范围不宽，民族地区大多数人不具备识读能力，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人面临断代危机，很多具有珍贵价值的民族古籍文物将成为无人识读的“天书”。

三、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不协调

有些少数民族文化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利用的关系，只注重商业利益，不注重文化保护，导致了许多伪民俗现象，造成了民族文化认知上的误区。同时由于文化产业资金投入不足，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未能使之转化为与之匹配的文化生产力，制约了西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四、民族文化人才奇缺，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在民族文化队伍建设和民族文化经费投入上存在人才奇缺和经费严重不足现象。现从事民族文化工作部分人员的专业不对口，工作技能与工作岗位错位；同级财政对民族工作虽有“三项经费”，即民族工作经费、发展资金、教育补助金，但没有单列的民族文化经费，难以保证工作的有序推进，致使民族文化工作“认识有位子、财政无盘子”，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举步维艰。

五、民族文化统计工作有待加强

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殷厚独特、潜力巨大，非常有利于综合开发。要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必须要摸清西部地区民族民间文化的底数。在有的地方，虽然也强化了民族文化工作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但底数不清，界定不明的情况仍然存在。

为更好地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西部地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又好又快地推动西部地区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建议如下。

一、强化民族文化普查统计工作

为加强对西部地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实施文化保护工程，建议在西部地区开展民族民间文化工作的普查统计，进一步摸清家底，健全机制，分类界定，规范管理，建立西部民族文化保护和利用体系，积极推进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

二、制定规划促进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从西部地区文化建设的全局出发，制定促进西部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建设的战略规划，积极深入挖掘西部地区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升西部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三、培养民族文化人才，加强民族文化队伍建设

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的血脉和根基，为进一步加大民族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和传承人的保护，建议实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程，出台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相关标准，规范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加大培养民族文化学科带头人，在西部地区普通高校、职业学校设置相关专业，培养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人才。壮大民族文化工作队伍，保护和激励民族文化传承人自觉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好文化传承和继承保护工作。

四、加大民族文化工作经费投入

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做好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必须要有经费做保障。建议设立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工作专项经费，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以促进民族传统文物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民族文化工作“认识有位子，财政有盘子”。

五、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西部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区，建议国家制定出台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相关政策，在西部地区建立多个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实施民族文化园建设，彰显民族文化特色，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既可以更好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又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篇5

传统文化因子对平面广告设计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普及和提升，给平面设计带来了较好的发展契机和平台。但是我国的平面设计要想达到世界水平，就必须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在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融入我国自身的文化因子和特色。孙德明与贾益民编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一书恰恰是从这一理念和角度出发，对当代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当代设计中的展现、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融合的方法与途径以及全球化语境下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的结合趋势等进行了深入详实的阐释与研究。

该书的特点鲜明：一是论述的多层次性、多角度和多面性。作者从国内外角度对平面设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并从其中寻找文化因子的契合点。二是内容充实、细节详实，有理有据、案例丰富。例如在《典型设计师的设计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这一章中，作者分类阐释了李渔造物思想、王国维与当代传统文化的回归和传承、梁思成与他的“新而中”的创作思想、汉斯瓦格纳与他的“中国椅”以及贝聿铭与他的“传统情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休闲种类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现代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将平面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对平面设计的一次改革，更是对文化软实力的一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一书的优点有许多，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对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进行了系统性的结合，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平面设计的特征入手，明确了二者结合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二是从传承与发展角度对当代平面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阐释，先是解读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思想和设计的契合点，再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气韵之说进行了理论支撑。三是该书的实践性强，在理论的基础之上为下一步的实践提供了时效性的意见和举措。作者采用矛盾分析的手法对平面设计和各种类型的现代时尚元素进行结合。四是作者对于传统文化应用到现代平面设计的细节元素的处理和分析。例如竹文化与当代设计的研究、传统榫卯结构与当代设计研究、“回青瓷”审美艺术与当代设计研究、流散中的客家审美文化与当代设计研究、传统茶文化与当代设计专题研究，等等。五是内容的组织严谨，各个章节的安排合理，重难点突出，内容较为丰满。各个章节的安排循序渐进，有一定的层次性和计划性。由浅入深，层层推进，从概念的界定到问题的提出与分类，再到最终的举措和展望，有条不紊。随着我国平面设计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艺术设计体系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当然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值得改进的方面，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进行较大的提升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科学先进的设计理论对以后学术界对于现代平面设计和传统文化的融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一书从长远的学术视角进行了分析，堪称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的图鉴，对于当代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将现代平面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有效融合具有长远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孙德明与贾益民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从理论上给予了读者较多的启示。

该书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不仅推进了传统文化元素的传承，而且又丰富了现代平面设计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如果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的平面设计技术，虽然时尚与流行元素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和市场，但是越来越多的平面设计已经开始在集体的设计过程中引入传统元素，增进传统审美元素和概念。平面设计虽然是一种现代商业行为，但是必须向消费群体提供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消费理念，而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一书将二者进行巧妙的结合，对于探索未来的平面设计与软文化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娟娟 单位：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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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制度有很多种界定方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定义之一是：文化是由某种知识、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等人们精神或观念中的存在所构成。制度是人类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以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1．制度作为规则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而文化是不易观察的，只能从人工器物、社会组织机构以及种种可观察到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中被体悟出来，或者从书籍等文本中所记载的事实与信息中被解读出来。

2．文化是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制度不断正式规范化文化，文化是影响制度的变迁和创新的因素之一。

3．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受特定文化的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Avner Greif对11和12世纪地中海周边的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两大商业社会中社会制序演变的历史比较博弈分析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可以导致不同的制度。所以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性质必须考察其背后的文化。

二、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内涵

日本主银行体制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它曾有力地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现在却又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制度。日本主银行制度可定义为：特定企业和特定银行间所建立的长期交易关系。主银行不仅对企业提供贷款，而且还持有企业的股份，从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监控者的角度看，它还监控企业并在企业出现危机时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这样的界定就不只是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借贷业务角度来考虑二者关系。

如果仅从企业金融的角度来看，可将银行定义为：通过与借方的连续易所建立的关系可以克服金融的不完全信息和等问题的机构。而在与日本存在显著不同的美国的金融体系中，也存在企业与银行间的长期交易关系，而且被称为“亲戚关系”。在美国金融中也有上述银行与企业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由此可见，银行与企业间的长期交易关系在各国均存在，只不过因国度不同，其数量和程度也存在差异而己。可见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关键特征是银行与企业间的长期交易关系成为维系日本金融体系的基础。

金融体系通常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在美英等国占主导地位的以证券或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第二类是指在日本占主导地位以主银行体制为特征的以长期交易关系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就资金供需双方疏密关系的特点来看，后者称为“relationship bank―ing”(亲密体系)，而前者可称为“Length system”(疏远体系)。所以日本主银行制度作为亲密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证券或资本市场等市场经济外在契约制度的缺乏。

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疏远体系”，是一种公开的契约。它基于开放的金融资本市场的信息。法人机构和投资银行等是信息的专门生产者，他们经由市场将企业信息提供给投资者。伴随着信息生产和利用的相互分离有可能产生“柠檬问题”。但是该问题也可因“声誊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这些问题的克服同时依赖于正式的公共制度的建立。在以长期交易关系为基础的“亲密体系”中，银行在监控中生产作为交易对象的企业的信息并占有之，用于自己的融资风险选择。对于需求资金的企业来说，不必担心自身的秘密会被泄漏到交易关系之外。银行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利用者，可以避免市场交易中的“柠檬问题”。在此关系中，占有特定企业有关信息的银行基于潜在的契约可与企业展开交涉。以长期交易关系为基础的亲密体系在经济的实际发展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其源泉就是该体系中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

在信息生产方面，“亲密体系”比“疏远体系”更有效。因此，对于面临危机的企业或未成熟企业的救助，银行的作用也就更明显。原因是银行已拥有所掌握的作为交易对象企业的信息这一其他经济主体难以企及的地位。不仅能相对准确地诊治所交易企业在经营上的“病灶”，且还能予以金融支持。企业金融在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条件下，资金供应者成为上述信息占有者的可能性有限，因而，危机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得到救助。另外，银行等金融机构即使是债权人，其救助行动还受到制度条件的限制。一般说来，美英等国原则上禁止银行直接持有交易企业的股票。以长期交易关系为基础的亲密体系因为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质可以做出一些超越市场关系的事情。

三、日本传统文化中影响主银行制度的若干特征

日本传统文化中影响主银行制度的特征很多，下面主要分析影响作用比较明显，而且有明确路径的若干特征：

首先是日本式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日本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十分显著且具有特点的。从宗教文化上看，神道教的自然崇拜使国土接近内心深处的灵魂，万世一系的历史及具有神道教含义的起源使得天皇及皇室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精神寄托。神道教义中包括了其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一爱国心和忠义。中国对儒教的解释是个体主义和人道主义，而日本的解释是民族主义和尚武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往往是理解日本社会现象的钥匙。

其次是非亲族合作精神。

日本传统文化中对于合作行为的规范有其特殊性，相对中国的合作关系而言，日本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非亲族协作的合作．是基于地缘的结合而非基于血缘的结合。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交情关系，融合于交情关系中的人的存在即是伙伴。并将尊重交情、相互信赖以及相互帮助的价值观冠以伙伴主义，其特征为：1．相互依存主义；2．相互信赖主义；3．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这种重视人际关系的伙伴主义，形成了日本的非亲族合作精神，作为价值观或社会规范扎根于日本社会，体现出地缘合作志向。所以日本社会中的人对于长期合作关系的依赖更强。

最后是真正的集体主义。

日本文化反映了其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性质，日本真正的集体主义是我们透视日本主银行制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具有极强的特殊性。相对于欧美而言，欧美的集体主义的形成是以个人的独立和自主的基础上的集体意识为基础的，企业之内的人际关系是契约关系，企业具有利益结社的性质。日本人的集体意识是在封闭性地域共同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基于生活需要的强烈的共同走向，以共同归宿为感情基础而形成的集体意识，就是社会学中所谓的共同体的集体意识。集体主义和群体本位成为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关键特征，因为集体主义的存在，个人都存在群体本位心理。

四、日本传统文化对主银行制度影响的路径分析

日本传统文化对日本主银行制度影响的基本路径如表所示：

(一)日本传统文化对主银行产权制度的影响

日本的法人资本主义是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基础，对法人资本主义、主银行制度等概念的理解就能把握产权制度的实质。而对这些概念的解释，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外，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文化深层观念是一个极大的作用方面。明治维新的事业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完成

了，三百个封建诸侯争先恐后把土地和政治上缴给皇室和始于明治17年政府直接经营的工矿企业几乎无偿转让民间促成财阀的形成这一事件看，没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无法做到的。可见日本传统文化对于法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日本主银行制度在这样的文化与制度基础上形成，主银行制度是在二战中形成，到战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普及达到“不存在没有主银行的企业”。其作为日本企业特殊融资方式和银企关系而存在，与企业集团存在密切关系。其可定义为包括工商企业各类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管理当局间一系列非正式的惯例、制度、安排和行为在内的公司融资和治理体制。相互持股的特征，以日本和德国公司为代表，就日本而言在战后，财富向法人企业也就是公司集中，这些企业的代表者即经营者掌握着巨大的权利，这种状况叫“法人资主义”即“看不见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其实质为公司本位主义。日本传统文化对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产权和制度基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日本传统文化对主银行制度中合作关系的影响

日本主银行制度以长期交易关系为基础的亲密体系在经济的实际发展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其源泉就是该体系中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日本传统文化中对于合作行为的规范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非亲族协作的合作，是基于地缘的合作而非基于血缘的合作。日本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交情关系，融合于交情关系中的人的存在即是伙伴。并将尊重交情、相互信赖以及相互帮助的价值观冠以伙伴主义。所以日本社会中的人对于长期合作关系的依赖更强。所以日本主银行制度以长期交易关系为基础的亲密体系和其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三)日本传统文化对主银行经营制度的影响

日本真正的集体主义是我们透视日本企业主银行制度的核心概念之一。日本主银行制度中凸现的不是所有者个人，在日本首先要提到是“经营者革命”，此理论发端于美国，传入日本因为日本特有的制度――法人资本主义，似乎日本更加符合：由原出资者主导企业变为经营者主导企业。当然，因各国国情不同，“经营者革命”存在国别模式，概言之分为美国和日本两种代表性的模式。从高层人员来看，美国的为“圈内人一外来者”模式和日本的“圈内人”模式。即日本企业高层大多来自内部人员升迁而控制公司的又是经理层人员，由此就出现了“总经理会”亦称“社长会”或“总经理俱乐部”，其是由环型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所组成，进行企业高层间的信息交流，目的是在于协调彼此关系，促进相互合作。日本主银行制度中发挥作用的是市场主体及其中的管理者群体。

日本传统文化中群体本位表现在，同时股东的态度也是显然区别于美国的。日本的相互持股的法人持股的目的是建立长期稳定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而非操控对方企业。日本企业的各阶层形成一个大集团，有强大的凝聚力，重视长远发展和自身实力的提高。就决策制度而言，如西蒙言：管理就是决策．决策的重要性非同寻常。日本企业采用集体决策的“会签”制度，参与人多，自下而上，民主性强。虽然觉得费时但执行快而且相当有效。因为集体主义的存在，个人都存在群体本位心理。这个日本文化的特征影响了其经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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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民族内涵

现代装饰艺术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代表传统文化精髓的元素在日益丰富多元的现代装饰艺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生机。现代和传统之间并不相悖，两者可以多元互补，充分交融，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中国现代装饰艺术要赶上世界装饰艺术设计的步伐，必须扎根于本土文化，并从中提炼精华，吸收外来先进的理念与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又不落后于世界潮流的设计之路。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界定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可以归纳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即中华民族所体现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形式，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的外在形态上的体现，包括人们的吃穿住行；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性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多元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中国传统文化依然绽放出迷人的魅力。这些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但如今却被人们渐渐忽略，有的还面临着失传的可能。所以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显得尤为重要。设计师要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提取出传统文化的设计元素，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装饰设计理念融合，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加入传统文化元素。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识别性

现代社会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随之而来的思潮，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新观念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生活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设计师应该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渊博的知识，从而创作出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念和设计元素也一直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传统文化与时尚的结合给人以民族化的感觉。传统文化通过时尚得以继续流传，时尚通过吸收传统文化而增添了内涵和厚重感，延长了生命周期。现代装饰艺术设计要创新，不但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的设计元素，而且还应该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精神理念相结合，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3传统文化在现代装饰艺术中的应用

3.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艺术设计的不断继创新和发展中，包装和商品已经成为一体，密不可分。现在的包装设计是品牌理念、商品特性以及受众群体心理综合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民间文化中，最常见的有国画、皮影、风筝、年画、剪纸等。传统文化是现代包装设计的重要元素。其中，书法和国画是精髓，它们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对于传统文化的体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书法注重的是以形写意，可以充分表达人的情绪和意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将书法运用到现代包装设计中，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文化和时代特征。书法是包装设计中重要的元素，它在包装中的作用是其他元素无法替代的，其能使包装设计有更好的艺术效果，更容易吸引消费群体。而将书法运用到现代平面包装设计中也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3.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将具有独特内涵的传统文化图案、装饰造型、色彩及加工工艺等融入现代纺织设计当中，创作出典雅、前卫并且独具内涵的纺织艺术品，能使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得以完美体现，比如在现代纺织设计中，借鉴青花瓷的条状图案，在设计中注重元素的疏密，使设计的层次丰富、比例均衡，给人以美感。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的变迁，经过数千年的积淀而留存下来的，它蕴含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与审美思维，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的使用性质、所处的环境和相应的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设计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需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

3.3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应用

服饰产生的首要作用是御寒保暖，遮羞蔽体。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审美观念、地理环境、人生经历、、经济水平等通常也被融入服饰设计中。现代服装与服饰设计运用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应该是吸收、借鉴多个民族的文化，而不是只有汉民族文化。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服饰都是民族独特个性的写照。人们可以通过服饰的材料、款式、造型加工工艺等区分不同的民族，并且还可以通过这些外部形象，粗略了解其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力状况、经济水平及审美观念等，所以无论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化内涵的体现，中国少数民族服饰都饱含优秀的民族文化。

4结语

当今社会，世界各国的各种艺术思潮给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社会与时代背景下，完全抛弃传统显然是不可取的，而照搬西方现代艺术又会使我们的艺术不具有民族特点。继承传统文化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中国的现代装饰艺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必然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然而，继承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几千年的文明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但是一味沉迷在传统的束缚里，没有新元素的注入，将导致我国民族艺术的发展停滞不前，最终只会让我们的时代无设计可言。要在装饰艺术设计中体现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的同时避免僵化，就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丰富而鲜活的素材，对其进行加工、创新。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反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体现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找本民族文化的独特风采。只有这样，我国的现代装饰艺术创作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国际艺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黄会林.中国艺术传统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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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声语言；主题观念；意识形态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声语言艺术创作主体的观念意识

观念意识作为业界经常提到的名词，它在我们当今日常语言和学术语言中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它的本来领域是政治理论，在这里它有时指隐藏的动机，有时指那些我们意识不到的、导致错误意识的因素，巴赫金用它指一种特定的观看世界的方式，一种力求得到社会意义的方式。”①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声语言艺术创作责任在于呈现，通过这种呈现，去体现主导观念意识，使受众得以感知创作主体的个人意识同主导意识的交互。有声语言艺术对社会的意义不只是在于通过选择、界定、评价和解释等手段对原初的社会事实进行阐述，更在于通过意义化的语言实践过程将驳杂纷乱的世界条理化，通过有声语言去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有关国家和社会的主流观念意识世界。因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声语言艺术，创作主体的话语所体现出的传统价值带有强烈的主导性，也就是说创作主体要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要同主流观念意识相一致。创作主体的话语要根据文本而展开创作。一个时代的故事，是创作主体对这个时代人们总体行为特征的讲述，任何一种行为被纳入到时代的讲述中、时代的习俗中时，行为主体不再是个人，而变成了体制所设定的集体意识的代表。例如2014年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齐越朗诵艺术节的主题定位“同抒爱国情共传华夏声”。作为创作主体的有声语言艺术践行者，首先应当确立的是传统文化传播的喉舌意识，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捍卫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声语言艺术创作主体的文化态度

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况下，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对于整个时代而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有声语言传播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作主体承担着传统文化传播的责任。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声语言艺术创作主体作为有声语言的施动者，对有声语言有一定的驾驭能力，他的话语能够充分体现创作者的文化态度。创作主体向受众卑躬屈膝，一味的满足受众需求而不有所甄别地去传播，就会丧失有声语言艺术传播的文化态度。可以说，一味的迎合大众丧失自我传统文化价值也就自动解除了有声语言艺术创作主体道德义务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随俗或是媚俗，通俗上讲就是随大流，“随俗就是传统的、教育的、现行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时髦的产物，是某种先于或外在于个人生活的产物。”②我们倡导有声语言艺术创作主体话语的审美性，罗兰•巴特曾经在他的随笔中曾提到了“审美话语”这个概念，话语的审美在于这种审美活动提供给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是视、听、触那样的感觉经验，也是观念或意念的感觉化，或者说是思想的现在进行时态的状况。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凝聚之学、兼容之学、突出儒家经世致用之学三个方面，其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价值的回归，创作主体突出传统文化话语，秉承传统文化价值，增强审美性是其主要职责。现今来看有些艺术性的话语，由于缺乏对文化的细微性的把握，缺乏思想的进行时态，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频频出现在有声语言艺术当中，这些难登大雅之堂、陈词滥调的话语本身就是不思想的一种表现，话语中本身的修辞性和隐喻性对于语言本身的活动而言就是一种不间断的思想活动，审美话语本身固有的理性的、细微的、思想在场感本身所拥有的深刻话语就排斥了所谓有声语言艺术话语中的随俗。真实的，活灵活现的思想性话语始终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声语言艺术演出探索中，文化态度是演出行为下创作主体始终的追求！传统文化最终要追寻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意义，而有声语言的生存意义最终要通过对语言的探索去获得，有声语言演出机制同样如此。不断地对它的探索是追求传统文化价值意义的所在。我们看到很多演出活动在人类经验世界中产生的意义，其意义绝大多数要通过有声语言表达才能实现。涵盖个体经验、群体经验及人类往事的事实，一再被作为事件表述在演出活动当中；有声语言演出作为经验重现的一种方式，赋予了人类生存以意义，话语形式和话语意义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和空间，正给传统文化提供了传承的可能。通过现今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有声语言艺术演出方式，我们言说着传统文化，谛听着来自历史各个角落的文明现象。演出者的话语系统形成了一个具有指示价值的观念意识世界，让我们共同祝愿传统文化通过有声语言艺术演出活动能够推陈出新，不断涌现出好的形式、好的作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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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深圳目前仅有深圳中学、深圳科学高中开设了相关课程，但两所学校目前并不会使用这套改编的台湾国学教材。事实上，国学热目前仍停留在“社会热点”层面。由于缺乏课程标准，国学教育难以成为公办学校的教学重点。

探索

台湾教材登陆内地 深圳学校探究可行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深圳科学高中和深圳中学早已开设国学选修课。目前，两所学校都没有使用这套教材，但深圳科学高中已给学科老师配备了这套教材进行可行性推广研究，探讨这套教材的编辑体例、内容深浅程度与现行课程标准的契合度。

据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基础教材》分为上下两册，内容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主，包括22单元，共节选《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及《中庸》4章，大部分单元后还编排有“今人今事”和“历届大考试题”，并融入了发散式教学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引进版教材将每个单元的台湾版“今人今事”全部替换成了内地学生熟知的“名人事迹”。比如，在“孔子为人”的章节中，台湾原教材使用的今人事例为台湾证严法师，内地引进版引用的则是扎根“悬崖小学”18年的支教夫妻李桂林、陆建芬；在论古今人物与孔门弟子章节中，台湾原版教材用的典例是“教育哲人——辛志平”，引进版教材用的则是2012年感动中国人物——支教劳模白方礼。

深圳科学高中语文组组长雷声认为，改编自台湾国学课程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教材》体例非常合理，更科学更有条理性，也与现在生活结合紧密。

“我们接触到的《论语》是语录体，各章节之间没有内容上的逻辑联系，这套教材则把内容打散，以内容要点来进行重新编排。”雷声表示，从内容的广度上看，《中华传统文化基础教材》的材料选择面比较宽，难易适中，“比较符合中学学生的学习情况，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有涉及，内容比较广”。

雷声表示，教材还根据内地的高考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作了比较切实的改动，增加了很多内地特色的内容，比如融入了高考的阅读、作文等试题内容，材料中还嫁接了感动中国人物和全国道德模范等社会热点，“通过这些内地事例的补充诠释，我们可以看到，《论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与现在是相通的”。

“台湾的教材只包含四书，且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了提炼，有注解、辨析，以及问题和讨论。”深圳中学语文老师郑向东则表示，实际上，学界对于怎么读国学一直有争论，有人认为要读原典，体悟多少由自己的教育情况和人生阅历来决定。也有人认为，要把精华的东西呈现给学生，应采用选编的方式。

雷声也认为，台湾的国学教材被中华书局引进并重新编辑，具有它的优点，但是能否被广泛地承认和推广，可能还需要时间。

现状

公立学校设选修课 私立学校已教多年

在深圳，国学教育在私立学校蔚然成风，教学方式多以背诵原著为主，学生年龄在3岁到16岁之间，且不时有成年人前去修读。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公立学校，国学大都列为选修课或兴趣班，以半诵读和半讲解的方式进行讲授，教材皆为原著，无删减、无注释也无问题讨论。

在深圳科学高中，国学经典诵读课被列为校本选修课，以《论语》、《大学》、《中庸》等原著作为教材，采用师生诵读和探究为主的教学方式，40分钟的课堂内，一半时间大家一起诵读经典，一半时间进行师生讨论、交流。

“开设这门课，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和了解传统文化经典，而不是给他们固定的价值标准。”雷声表示，他们重在培养学生对于民族语言的认同感，而不是为了达到价值判断的目的。对于经典的内容，学生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就像是吃一盘菜，首先要端给食客吃，至于菜的好坏，食客会有自己的判断”。

雷声认为，教授传统文化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养成一种习惯，养成对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感，“更多的是让学生体悟做人的道理”。因此，这门课程的考核也采用开放的方式，让学生谈诵读的体会，可以写成研究报告或心得体会的书面形式。

在深圳中学，从去年9月开始，高一、高二的学生每周都有一堂中国文化经典诵读课和西方文化经典诵读课，其中的中国文化经典课，采用的不仅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还有《老子》、《庄子》等原著，其涵盖内容比台湾国学教材的范围更广。

据郑向东介绍，第一年读下来，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情境，会突然和经典里的某些语句有应和，渐渐有了感悟和体会，并将其中的原则运用到生活当中。此外，在语文作文中，也会不自主地引用其中的语句。

“在重新设计深圳中学课程结构的时候，我们研究学生培养目标时认为，让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设计了文化审美的课程群。”郑向东认为，诵读中国文化经典其实越早越好，到了高中才设课程稍微有点晚了，实际上，深圳中学初中部已经开设国学课程两年了。

在郑向东看来，中国人一定要对中国文化有认识，除了日常的感受以外，诵读经典书籍是重要的途径。“让学生在高中阶段，把经典的书籍都读一遍。至于学生能感受、理解和体悟多少，关系不大，学生在往后的整个人生道路中，自然会有所体会。”郑向东表示，语文上的古文课，主要是文言文字词句的学习，是一种语言学习，而国学则重在文化的熏陶。

而在深圳兴起多时的私塾，不少也打着国学教育的招牌，他们的教学情况如何呢？在深圳孝廉读经中心，仿照古代私塾的方式，老师的作用是教会孩子诵读国学原著，而不会向学生进行讲解。

“在16岁之前，主要是让孩子背诵，这个时候孩子的优势是记忆力，而理解则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深圳孝廉读经中心老师李基志表示，诵读国学原著重在培养小孩子的定力，如今的孩子大都难以专心致志完成一件事，若有定力的话，会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经典原著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书，这些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结晶，会影响孩子一辈子。”

在深圳儒愿学堂（梧桐书院）也是如此，学生学习的内容包括中西方经典原著，国学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教材是原著，这是古人以前就编订好的，比如四书五经和经典诗词。”学堂蔡老师表示，私塾大都使用原著全本教学，以诵读为主。

“如果没有诵读，连文本都不熟悉，其他的教学都没有意义。”在蔡老师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并不是一种知识的学习，而是生命自然而然地接受熏陶和涵养的过程。

难点

国学教育无课程标准 师资队伍无专业培训

相对于私立学校或私塾大张旗鼓地选用国学教材，公办学校就只能表述为国学兴趣课或选修课。雷声告诉记者，国学要真正进入公办学校并普及，要配合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和考试评估等多项工作，但如今的课程标准并没有相关内容，公办学校“投鼠忌器”，也就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

改编自台湾国学教材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内地对于系统国学教材的需求。雷声表示，目前内地还没有一套真正受大家推崇的权威的国学教材。内地近几年的国学热，很多时候都只停留在社会热点，并没有进入到中学校的课程标准，导致了至今无国学系统教材的状况。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出现的国学读本或教材，都是各个地区或学校“各自为政”，根据各自的理解去进行编辑的，难以形成在全国范围内权威的、公认的、适合中小学的系统的国学教材。“也许是成都或北京某个学校编的，还没有进入大规模推广的层次。”

雷声告诉记者，这是因为课程标准里没有对国学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比如国学教学的任务、目的和内容，以及国学的考核等。“大家都说传统文化很重要，但具体怎么去传承、传承哪些、掌握到哪些程度，国学教学要不要考试，怎样才是中学毕业的水平？这些都没有确切的界定。”

“如果课程标准里有国学课的清晰界定，各个学校都会非常重视这门课。”但雷声坦言，如今课程不被重视，大抵因为语文课和国学课存在交叉的状态，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未对国学课任务、目的、标准进行界定，若教授的课程不符合国家的课程标准，对学生的考试没有任何作用。“牵涉到政策层面的问题，公立学校只能投鼠忌器。”

课程标准的缺失也导致了内地如今没有系统接受国学教学训练的师资队伍。记者调查发现，即便是在深圳发展多年的私塾，大多对教授国学的老师并没有硬性要求。

据李基志介绍，孝廉读经中心在聘用老师时，对老师的学历并无要求，而是看对方是否对国学有兴趣，能否有耐心把孩子引导和管理好，“高学历的反而坐不住，起码要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而在公立学校，语文老师成为国学课的主力，其他科目的老师也偶尔会参与国学课。雷声表示，也正是由于国学课课程标准的缺失，除非古典文学或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很多语文老师都没有经过国学教学的培训，对于国学内容缺乏系统认识，教授国学课的老师也仅仅是凭着自己对民族语言的爱好去教学。

事实上，内地一些高校开始引入这套改编自台湾的国学教材时，也遇到了专业老师不足的问题。对于推广中的困难，作为台湾国学教材引进方的中华书局负责人也曾表示，师资队伍的缺口大，是推广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即便引入改编自台湾的教材进行推广，老师们也要先进行自我学习，把内容吃透，才能传道解惑。

对策

国学设为选修课 修养品性而非知识灌输

在雷声看来，中国99%的学生都是在公立学校读书，在私塾就读的学生非常少。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不能满足普通中小学生的需求。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学校而言，国学课应该列为选修课。比如，在高中阶段选修20到40个学时，一周上一两次课，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内心修养都很有帮助。

“如果所有公立学校都必须开设国学课，在现实操作中不是很妥当。”雷声表示，由于国学课和语文课有交叉之处，在师资配备、学科建设和评估系统都没有相应的标准时，难以让课程顺利开设。

实际上，记者走访多所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后发现，老师们对于国学教育已形成共识，认为国学是作为修身养性之用，而非知识点的灌输。即便没有列入课程标准，让学生从小开始了解和接触国学，有利于学生日后的成长和发展。

雷声曾经在香港教育局工作过，在他看来，与香港和台湾相比，内地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学生的情义教育和品格教育还有欠缺，有待提高。“现在的教学太注重竞争，太注重考试，有时候太强调社会的共性和纪律性，对于一个人的自然成长和心性品格的培养做得还不够。”实际上，衡量一个人的品德，更在于平时的教化和活动，让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比考试的效果要好很多。

“香港在基础教育阶段，也没有什么专门的国学课程，但是对学生心性品格的养成做得好很多。现在很多人是成功的，但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遭遇到心灵上的疑惑或世界观的扭曲，就不能以健康的心态存在于社会上，反而要靠国学去找到心灵的纪律。”雷声认为，国学热兴起后，不少成功人士去参禅拜佛学国学，也暴露了基础教育阶段国学教育的不足。

观点

“如今亟须恢复国学的文化地位”

“国学教育在下一代人身上，应该要提到比较重要的高度上。”文化学者、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胡野秋认为，如今已到了亟须恢复国学文化地位的时候。“不在于是台湾教材还是内地的教材，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一读再读，成为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胡野秋对台湾的国学教材有所了解，他告诉记者，台湾从小学到中学都开设有国学课，小学语文中古文的比例甚至达到了70%，学生已经掌握了比较扎实的国文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大的隔膜。如今，内地引入台湾国学教材，不少学校也开始开设国学课，是个很好的开始。

“加强国学教育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加强自己的母语教育，如今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是非常错误的观念。”胡野秋认为，提升国学教育的地位，应该从大学招生制度的变革来扭转局面。“若高考把古文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传统文化的教育都能跟上。”

胡野秋认为，如今中文系的毕业生，没有注释就不能读古文，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国学教育未必要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正常上学的时候能接触到古文，让学生读古文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隔膜和痛苦。高中毕业时，学生未必要成为古文专家，但是能够比较顺畅地读古文，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诵读名篇，提高文学修养。

对于有人质疑传统经典中有些观念已不再适用的问题，胡野秋认为，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保证与当下所有方面都契合，即便是自然科学也有很多过时的理论。“四书等传统文化经典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篇10

关 键 词：中国风 传统文化元素 产品设计

中国传统符号、纹样、色彩、材质与工艺等基本元素都对“中国风”的产品设计带来启示。在运用的方法上，西方设计师常常从表象装饰的层次来观察中国文化，缺乏对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凭借西式的审美观与现代艺术创作手法，表现出一种形似神不似的中国风的设计，大多作品只是体现在表面。中国本土设计师则是在对中国元素理解较为充分的基础上，保留了中国传统风格的韵味，但缺少设计上的突破与创新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些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中国风”的产品。如今，我们需要在这两种设计之中寻找一个平衡点，运用现代的手法传承传统文化，设计出形神兼备的优秀设计。

本文所谈的“中国风”也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主要涉及产品设计方面，观察的焦点在于设计中的“中国风”的运用。

1.“中国风”传统文化元素的界定

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时，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核心，这其中包括思维模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是推崇和谐统一；注重人的内在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通常是以物态的外在形式来表现，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行为习俗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立鲜明的特征，有着深厚的内涵，这种特有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要使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代社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不仅要继承弘扬，更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在我理解，中国风就是一种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与民间习俗，生活习惯之上的设计风格。它既能体现出民族文化的精髓，同时又能把我们的文化放到时尚潮流的前线。

2.“中国风”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

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出的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中国风元素”。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积淀深厚流传久远，是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表现。设计师需要将传统文化元素从生活中提取出来，并将其精华融入到现代设计理念当中，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更富有现代的特色。中国传统元素种类繁多，包括中国传统节日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例如：诗词、书法、中医；还有标志性的建筑风格元素。如：紫禁城、长城、布达拉宫等；文化风格元素，如：脸谱、京剧、国画等。本文提取的传统文化元素是最常见而又最富特色的几个方面：吉祥图案、民间艺术、文字。

3. “中国风”传统文化元素的象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思想认识。产品设计中应该蕴含文化价值，包括设计者的思维、创意以及此产品存在的实际作用和精神意义。中国风的设计中需要运用象征，它使得表现的手法更为丰富，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象征是某种抽象的，但同时又是人所共知之物的表现特征。象征的意义在于：试图用类推法阐明隐藏于人所不知的领域，以及正在形成的领域之中的现象。例如中国结就是将绳编成的结的方式，但它不同的编结的方式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含义。

设计是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载体，设计作品在生活中也和人们密切相关。设计正在以各种形式不停的转换，它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被人创造和改进，生产出各种的生活用品。如今充斥了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使传统文化同时也具有时代感。现代设计作品将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设计作品不只是体现单一的功能，并且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风”是一种内涵，并不是简单的图案装饰与形式的模仿。成功的将传统元素与现代产品相结合必须要有适合的产品而且需要系统的整理民族文化的精髓。设计师需要做到长期的深入的探索与推广和测试，一个富有民族文化价值及意义的产品设计与建筑才可能被世界人民所喜爱与接受。

4. “中国风”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4.1形的借鉴与“色”的提取

“中国风”的兴起给设计界带来了新的设计灵感，中国设计需要不断地整合与创新。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中国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采用极富中国建筑文化元素的红色“斗冠”造型，外墙表面覆以“叠篆文字”，呈水平展开之势，形成建筑物稳定的基座，构造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最大优点是结构机理“堂皇端庄、宏伟壮观”，4根大柱子支撑起一个“斗冠”，斗冠由56根（象征56个民族）横梁借助斗拱下小上大的原理叠加而成。象征了中国人民“只要团结，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思想主旨。其建筑特色更是处处以中国元素为设计基础，将“中国风”运用到建筑设计中。中国馆融合了中国古代营造法则和现代设计理念，诠释了东方“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展现了艺术之美、力度之美、传统之美和现代之美，是对中国文化的最好表达。

国家馆的“中国红”馆体颜色由上至下依次由深至浅，能在白昼不同阳光折射和夜间灯光投射及不同视觉高度等条件下，形成和谐统一具有沉稳的视觉效果。此外，中国馆的红板选用金属材料，采用了灯芯绒状肌理方案，增加了设计的质感。（图1）。我们国家从古至今都很崇尚红色，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红色一直是我们信奉和崇拜的色彩，人们生活中使用很多 “中国红”，它是民族意识和情感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4.2意的延伸

产品设计中的太极文化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中国当代的设计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必须要考虑文化的影响与历史的传承，太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遗产。传统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天人合一”是太极文化的理念，很多设计流派都在产品设计中体现，将这种中国文化精髓转化到产品设计中去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太极图即“中华太极图”，亦称“阴阳鱼太极图”，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图形经典，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自古以来太极图就被称为东方科技文化里被隐含的“第五大发明”，太极图被理解成阐明宇宙从无极到太极，以致万物化生的过程，这里的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原，本原生万物，万物合一，天人合一，这是让太极图案传达给我们的理念。而在设计中，我认为天人合一中的天代表自然，而人代表的是产品的设计。它让产品设计达到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境界。

有一款德国设计师Elements设计名为yinyang-shaped的沙发，它就是根据太极图案的形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巧妙地运用到沙发设计中，突出了阴阳双形相互依赖共同组成一个整体形态的效果，蕴含了太极的中和，阴阳的内涵。国外设计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妙的运用到现代的沙发设计当中，是太极精神的传播与创新。这款产品运用了中国特有的设计元素，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有机融合。它传播了太极精神，承接了太极思想。在美学法则中，对称是重要的形式美法则，太极图是遵循对称法则的典型代表。它由黑白两条鱼形纹组成圆形图案，以圆心为中心点旋转对称，图形简洁，构图巧妙，两条“鱼”逆向回旋于一个圆形之中，两个“鱼眼”示黑白相间，相交的“S”曲线显示出生生不息的运动感和韵律美。

在物质极大丰富，市场经济繁荣，设计日益重要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图形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使用功能重新进入了日常生活之中。并在很多设计中，看到其形神统一，品味高雅的经典之作。因此，在太极图形现代的设计应用研究中不仅要取其形，取其意，更要在当代的设计中取其神，把它和当代的平面、产品、环境设计结合在一起，融和浓郁的地域特征与文化特征，富有创造性地继承传统太极图形的文化特质，以形成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展现其风采。

4.3材质的借用

剪纸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本身所体现的民间美术的造型观和思想意识。现代设计领域对剪纸元素的运用，使剪纸艺术得到了传承。剪纸艺术简约而富有生活气息，通过纸的镂空所产生的虚实关系，表现各种物象的造型特征，中国剪纸是极富有装饰美感和审美趣味的。在创作材料、工具和形式上，剪纸有着其他艺术种类不可替代的特点，以此构成其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它是我国传统哲学、美学与民俗的结晶，并且具有极强的民族特色。

在平面设计中，传统剪纸艺术的运用尤其明显。它以其独特的表现力，将传统图形或其中的一些元素通过改造、提炼，不断地丰富和拓展了视觉语言。如在传统意象象征运用方面，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所创作的节日活动海报（图3）。他选用了剪纸中代表幸福生活的抓髻娃娃，孩童双手持中国古钱币开元通宝，表现了人们对禄、财美好期盼最朴素直白的表现。靳埭强先生用毛笔勾画出笑着的嘴，营造了节日的气氛。这种剪纸与毛笔的结合造成视觉上的焦点效果，生动的体现了儿童在节日中的欢乐的表情。色彩上以中国红作为海报的背景色，表现了节日热闹欢乐的气氛。

4.4传统符号的运用

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设计的过程中，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文化熏陶的作用，在产品设计中起到的重要影响。产品设计中的传统元素的体现，这些都需要反复的推敲与探索。传统文化元素的设计思想与现代产品的融合成功结合在奥运会火炬的设计作品中。设计体现了和谐统一，宽容豁达的传统文化情感。产品使用源于汉代的漆红色使之明显区别于往届奥运会火炬设计，鲜明的红色、银色对比的色彩产生醒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媒体传播。火炬设计平衡和谐，外观精美，祥云图案和立体浮雕式的工艺设计赋予了其丰富的内涵和与众不同的创意设计，清晰地展现了古典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传统符号运用到现代产品设计中要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神。优秀的产品设计可以通过视觉符号来明确地说明产品的特征，达到赋予产品功能以及文化内涵的目的。当人们刚看到一个物品时， 总会从它的外形来考虑其功能特性和设计内涵， 而且会联想起以前的事物形成对比， 通过这些再完成对此物的理解。设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指示性的语义能够使产品的操作方法和设计风格不言自明， 使用户最直接的了解产品的结构和性能。中国风的设计不是贴着传统符号的标签，而是从设计本身就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背景。

5. 结论

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其外在形式和内在文化都是对我们创作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新的观念和思维为我们在关注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好的创作空间，新的技术和材料的出现也在生产和开发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各种艺术形式特色，认识到了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所在。理论结合实际，将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深刻的把握住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人们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综上所述，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是为了更好地将它们运用于现在和未来。设计是文化、哲学的综合问题。中国文化里提倡遵循事物自身的规律而进行设计。传统文化应该是建立在中国人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习俗和规范，符合人们的文化认同，让人们从中得到共鸣符合人们喜好的设计才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张应航：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2] 王家民：中国艺术设计概论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6年10月

[3] 高阳：中国传统装饰与现代设计 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年8月

[4] 赵克里：顺天造物—中国传统设计文化论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