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通的法律规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交通的法律规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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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闯红灯罚款，闯红灯扣6分，同时还会罚款200元。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法律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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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正式实施后，对遏制酒后驾车和危险驾驶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起到明显效果。但是，由于醉驾明确具体的犯罪构成标准，使得所有“达标”的“醉驾”均以刑事诉讼形式被追究刑事责任，出现打击面过宽、浪费司法资源的现象，故需要对醉驾入罪的法律规定予以完善。本文以某基层检察机关一年来所受理的醉驾犯罪案件为视角，就危险驾驶罪的法律适用情况、社会影响以及关于危险驾驶罪法律规定本身，作一简要分析。

一、统计数据折射出的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统计情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1日实施至2012年5月1日，某基层检察机关共受理因醉酒后而构成危险驾驶的犯罪（以下简称醉驾）案件401件。醉驾案件数占同期所受理案件总数2247件的17.84%，目前检察机关已审查完毕醉驾犯罪案件384件。审结案件中，提起公诉363件，因醉驾犯罪情节轻微被检察机关微罪不诉的21件，占同期因犯罪情节轻微被检察机关作微罪不案件总数115件的18.26%；提起公诉的醉驾犯罪案件中，除尚未被人民法院判决的28件外，均作有罪判决。判处拘役刑罚的308人，占同期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总数603人的51%；犯罪情节轻微被人民法院免于刑罚处罚的27人，占同期被人民法院因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案件总数32人的84.3%；在被判处拘役刑罚的308件中，31人被判处拘役执行刑罚，277人被判处拘役缓期执行，占同期被法院判处缓刑案件总数781件的40.6%。

（二）醉驾犯罪的特点

1.醉驾犯罪“居高”不下。首先是发案率高。全年受理401件，其件数仅次于盗窃和走私贩卖案件，居所受理各类犯罪案件的第3位，是传统危险类犯罪伤害犯罪案件153件的262%、抢劫犯罪案件147件的272.8%。其次是缓刑率高。醉驾犯罪缓刑率达到法院对醉驾犯罪判决的82.6%，醉驾缓刑占醉驾实际执行刑罚的893.5%。再次是免刑率高。醉驾所判免刑占同期法院所判免刑的96.8%。

2.醉驾犯罪主体整体素质较低。上述所受理的401件醉驾案件，从犯罪嫌疑人的职业角度看，国有单位10人，非国有企业21人，个体从业者28人，农民27人，工人5人，行政人员2人，无业人员308人。无业人员占醉驾犯罪主体身份的75.56%。无业人员进入社会前，一般缺少较高的基础文化教育，进入社会后，缺少正规和有组织的职业和社会基本常识培训，行为方式较为散漫、自由，组织、纪律和法制观念较淡薄,物质生活条件居于社会底层，因而总体素质较低。

二、危险驾驶罪法律适用基本评估

（一）入罪标准明确具体，有较强震慑力

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虽然是抽象的，但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标准却十分具体和明确。首先是醉酒。醉酒是以犯罪主体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作为“醉”的标准，检测方法科学可行；然后是驾驶，也是一个明确、具体的状态，所受理的醉驾案件，查获时均是犯罪主体的醉驾犯罪行为正在进行，基本上不存在“疑”罪；对醉驾的刑事处罚，法律规定明确，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比例高。目前尚未有醉驾犯罪嫌疑人第二次入罪的情形，明显体现出醉驾入罪的刑法规定对醉驾犯罪行为的特殊预防功效。从犯罪主体身份看，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人员及私营业主入罪的少，表明醉驾入罪的一般预防功能亦已见效。由此看出，醉驾入罪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对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醉驾入罪法律适用依然存在困惑

这种困惑主要表现在特殊情形下的醉驾——醉驾后发生交通肇事行为，刑法应认定为危险驾驶罪还是交通肇事罪？抑或是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数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刑法规定醉后驾驶车辆交通肇事的，从重处罚。在醉驾入罪后，醉后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已经构成相互独立的犯罪，各自均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危险驾驶属于故意犯罪范畴，是行为犯，醉酒并驾驶即构成本罪；交通肇事是过失犯，构成犯罪需要产生刑法规定的危害后果，醉酒与否不影响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在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发生在同一连续而又相互独立的犯罪状态时，特别是在醉酒不是交通肇事发生的原因的情形下，醉酒驾驶行为和交通肇事行为均构成犯罪。在此种情形中，究竟是定一罪还是数罪，法理和实践均存在歧义。但犯罪嫌疑人醉酒驾驶并不是去追求交通肇事的结果，因此不符合牵连犯中为追求某种犯罪结果而采用某种手段，其手段行为构成犯罪的依一重罪处罚的规定。

（三）醉驾刑罚过轻，一般犯罪预防功效受限

醉驾被大量适用缓刑和免于刑罚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的人员，有较强的震慑作用，对于醉驾犯罪主体身份上占重大比重的社会无业人员，缓刑甚至于短暂的拘役实际执行刑罚，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形成足够的威慑。

三、危险驾驶罪法律规定的完善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应该不认为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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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建筑工人受到的伤害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需要我们仔细进行探讨。

法律规定及其分析

关于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情形下工伤的认定问题，我国的法规和部门规章具有专门的规定。《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2004年1月1日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上下班途中”既包括职工正常工作的上下班途中，也包括职工加班加点的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既可以是职工驾驶或乘坐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的，也可以是职工因其他机动车事故造成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对上下班途中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描述，客观上必须是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但是对于何为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没有进行规定，而现实实践的多样性使得该条件的认定颇受质疑，同时过于严格的条件使得很多交通事故不能纳入工伤的范围，使得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同时，裁决者对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的理解的不一致，可能致使同样的案情得出不同的结果，由此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以下我们对认定工伤时间和路线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时间和路线的分析

综合上述对法律规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判定是否为工伤的时候，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即时间和路线。

关于时间因素，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和通行的理论是为上下班途中。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上下班途中”既包括职工正常工作的上下班途中，也包括职工加班加点的上下班途中。对于加班，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要支付加班费的，因此很多公司的内部规定对于加班大都有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很多公司规定，要加班需要首先要填写加班申请，待主管人员签字批准才算加班。但是在现实实践中，很多加班都是下班前后临时决定的，根本无法履行这种批准程序。因此这段时间的工作按照公司的内部规定是算不上加班的。因此，在这种没有按照公司规定进行加班的情况下，如果员工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此时的工伤认定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问题。其工作与自己的业务没有关联性，则不应认定为加班，如员工在下班后，没有及时回家，而是留在办公室玩电脑游戏或与朋友网上聊天。我认为这种安排既可以鼓励员工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是双方均能接受的结果。

关于对路线的分析，在实践中人们的理解分歧更大。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规定的是“必经路线”，而《工伤保险条例》中对路线却没有规定。这是否就意味下班路线在认定工伤的过程中则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虽然《工伤保险条例》没有规定必须是“必经路线”，但是在认定工伤的过程中是不可能不考虑上下班路线的。但是我们的理解又不能过于机械，顽固坚持《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的“必经路线”。对于路线的理解，我认为应坚持区域性和连续性相结合的原则，关于区域性的原则，我们应当坚持工作地和居住地“两点一线”的原则。如果下班后故意绕行或与回家的路线的方向大相径庭，则不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这是区域性原则的要求。如上下班路程通常需时约30分钟，劳动者中途购物至到家，花费一个多小时，此种情况明显违背了连续性的原则，不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但是如果劳动者进入超市短暂购物，路程用时比平时略有增加。则不应将其排除在上下班途中之外。总之，对区域性和连续性均不应进行机械的理解，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判断。

工伤认定的除外因素

无论是《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还是现如今的《工伤保险条例》，均有对不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办法》第九条规定：职工由于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一）犯罪或违法；（二）自杀或自残；（三）斗殴；（四）酗酒；（五）蓄意违章；（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二）醉酒导致伤亡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工伤保险条例》对不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规定更加合理，对劳动者的保护更加周全。关于醉酒，自杀、自残或犯罪的理解比较容易，重要的是对违反治安管理的理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七条对违反交通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列举。也就是说违反交通的行为被认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但随后我国陆续制定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对违反交通的行为及其惩罚措施进行了专门规定。且现在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列举中，并未将违反交通的行为规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后，也已经失效。因此违反交通的行为现在不应认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而是由《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管理。因此，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无论其自身负全部责任还是部分责任，已经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影响工伤的认定。除非，劳动者有醉酒，自残或自杀的主观故意。在此种情况下，问题的本质已不是是否违反治安管理，而是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二、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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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招标采购人发出的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投标人针对招标文件的进行响应是要约，招标采购人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并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是承诺。在承诺生效上，我国《合同法》采用“到达主义”。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开标后，评标委员对各个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从中确定合格的中标人；定标后，应该招标采购人应该向中标人发出书面的中标通知书；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不论是通过那种政府采购方式，定标或确定成交结果后，都应该向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发出书面的中标、成交通知书。两部法律都规定了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即具有发生法律效力，这又不同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我国的招标投标活动和政府采购活动对于承诺的生效时间是采取“发信主义”。所谓承诺的“发信主义”，是指承诺在承诺通知发出时生效。“发信主义”更适合于招标采购方式的特定情况，因为采取“到达主义”，如果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在送达途中丢失或延误，那么将到招标采购过程的有效性和严肃性，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约束供应商或承包商，为了使中标人或成交供应商承担起签订合同的义务，受到采购合同的约束，从而更好地保护采购主体的权利。所以，我国招标采购合同的订立中，规定了承诺生效时间依“发信主义”，而非合同法上的“到达主义”。这也就意味着合同法中有关承诺的撤回等规定，不适用于招标采购。根据合同成立是否应以一定的形式为要件，合同又分为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所谓要式合同，是指应当或者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而成立的合同。由于政府采购涉及到财政性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如果双方当事人还没有签订书面的政府采购合同，说明合同关系还没有成立，也就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要求违约方来承担违约责任。这样以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即生效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对招标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并不是政府采购合同成立的约束力，更不是生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而是拘束招标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对这种法律强制力的违反所承担的不可能是违约责任，而是合同订立过程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倘若我们认为，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即构成政府采购合同，则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采购主体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通过书面的形式签订政府采购合同这一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就徒具形式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为无效合同。所以笔者认为，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如果发生采购主体拒绝签订书面合同的行为，一方面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还必须承担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如果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所承担的只能是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

也许读者会问，为什么采购主体与供应商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是等同的呢？笔者认为，这要从我国政府采购的立法宗旨和采购当事人不同的权利义务开始谈起。虽然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不平等，众多的供应商始终是弱势群体。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公共权力，对于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采购程序、评审专家等享有选择的权利或称权力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权利或称权力，为了对这种权力或称权利有所限制，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了采购主体许多的义务。这些义务集中体现在法律责任这一章节里。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我国《招标投标法》。在《招标投标法》这部法律中，招标采购人享受更多的是权利或称权力，而投标人承担更多的是法律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那么根据违法情节轻重不同，采购人或采购机构应该分别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和警告、罚款等行政法律责任。而对于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书面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没有规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虽然我国财政部2004年8月11日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书面合同的法律责任，但这是一部行政规章，由于违反上位法的立法宗旨，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行政规章与法律相冲突的内容无效。又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由于我国立法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政府采购合同不属于行政合同，故中标、成交供应商不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无权对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否则，行政主体就违反了处罚法定原则。这样以来，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违法行为是否就不承担法律责任呢？回答是否定的。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由于其所具有的严肃法律效力，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不是属于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中标人不执行中标通知书的义务，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即：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我国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已经有明确的定位，即属于民事合同。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法；新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旧法。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颁布时间都晚于《合同法》，而《招标投标法》则早于《政府采购法》，我国《合同法》相对于前两部法律，为普通法。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方面规定，都不同于我国合同法，前述已经过，所以应该优先适用于特别法的规定，但特别法没有规定的，应该适用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我国《政府采购法》在确定政府采购合同为民事合同的前提下，对政府采购合同适用法律进行了概括性的原则规定，即采购人与供应商之间在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变更、合同终止、违约责任等方面，必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执行。由于政府采购资金属于财政性资金，采购的目的是为了公共事务，政府采购还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抑制腐败等功能，因此，政府采购合同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所以，政府采购法在明确适用我国合同法的前提下，对政府采购合同订立、效力、变更、终止等有关特殊问题作出了必要的规定。对于中标、成知书发出后，采购主体或者中标、成交供应商不执行相应义务的，前者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或者侵权的民事责任，后者必须承担缔约过失民事责任或者侵权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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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在审理雇员致人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引用实体法时，感到困惑，因为，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规定来看，实体法对此尚无具体规定，审判实务上常发生定性不准、概念混乱的情况。基于此，笔者以一起雇员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法官在判断雇主是否应对雇员致人财产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时，如何适用法理阐述裁判理由，如何适用现行法律规定，发表愚见，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案情】

20__年3月21日，被告姚某雇用的驾驶员刘某驾驶川159330临号拖拉机从永善县城驶向永善县溪洛渡镇新拉村，行至小溪线k162+600m处时，将该车停靠于路边装备胎，17时10分许，车辆向后倒退，将在该车后行驶，原告王某驾驶的云ct3350号小型轿车推至张毅的院坝内，造成原告王某受伤，张毅的院坝受损，川159330临号车受损，云ct3350号车严重受损的交通事故。永善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张毅无责任。云ct3350号小型车是王某向何廷彬租赁使用，事故发生后，王某与何廷彬解除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何廷彬提起反诉，永善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由王某赔偿何廷彬损失27450元，租金48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用4300元，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被告刘某、姚某、以及太平洋保险公司，要求赔偿上述损失及营运损失13500元，共计50200元。

另查明，姚某以川159330临号拖拉机于20__年2月21日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限自20__年2月21日零时起至2013年2月21日二十四时止，于20__年2月21日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车上责任险(乘客)、车责不计免赔条款保险、车上责任险(驾驶员)、三责险不计免赔偿条款保险，保险期限自20__年2月22日零时起至2013年2月21日二十四时止。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雇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赔偿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在本条规定中条文已经明确指出其适用范围为“致人损害”，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在法无名文规定的情形下，是不能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况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名称就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此，致财产损害的如果适用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则属法律适用不当。致财产损害的责任认定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家庭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损坏国家的、家庭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从该角度说，如果雇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又尽了注意、警告和管理义务的，则应当依法应适用过错原则，由主观上存在过错，且造成了财产损害后果的直接侵害人(即雇员)承担赔偿责任，而雇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雇用关系意味着雇员执行任务的行为是按雇主的意旨实施的，实际上等于雇主自己实施的行为，雇员实施职务行为带来的利益也归于雇主。因此，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责任称为“责任”，亦称为“替代责任”，即因法律规定或特定关系对非因自己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雇主的民事责任是以雇佣关系为前提的一种侵权责任。雇主责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雇主对雇员在执行职务中所受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二是雇主对雇员在执行职务中致第三人损害应承担的责任。致第三人损害包括致第三人财产损害与致第三人人身损害两种情形。对雇员致第三人人身损害的情形，《人身赔偿解释》第九条第一款已作明确规定。对雇员致第三人财产损害的情形，现行实体法虽然未作明确具体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从程序法司法解释的角度，规定了雇主的赔偿责任关系。该意见第45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雇佣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其雇主是当事人。”这一司法解释虽然不是对雇主责任的直接规定，但它毕竟对确认这种赔偿法律关系的必要性作出了反映，可以作为解决实体问题适用法律的导向。对于雇员致第三人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可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

一百一十七条第二、三款之规定作出确定，在确定雇员责任的基础上，再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第四条之规定，判决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内部法律关系”;赔偿权利人与雇主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称之为“外部法律关系”。这两个关系是独立的法律关系。雇主作为侵权赔偿的义务人是有法律依据的，雇主对外承担责任后，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雇员有追偿权。赔偿权利人的侵权之诉与雇主的追偿权之诉是两个独立的不能合并审理的侵权之诉，在时间上具有承继关系。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应判决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

被告姚某雇用的驾驶员刘某驾驶的车辆向后倒退，将原告王某驾驶的车推至张毅的院坝内，造成王某驾驶的云ct3350号车严重受损的交通事故，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被告刘某应当赔偿原告王某因此事故受到的损失。刘某是姚某雇佣的驾驶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损害原告王某的财产。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当事人均未举证证实雇员刘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被告刘某在从事雇用活动中造成损害，雇主姚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姚某向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车上责任险(乘客)、车责不计免赔条款保险、车上责任险(驾驶员)、三责险不计免赔偿条款保险，在保险期内发生保险事故，依法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原告王某主张的营运损失13500元，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机动车辆营运每天纯收入150元的事实，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姚某、刘某主张仅应赔偿原告王某27450元损失，其余损失不予赔偿，该赔偿金额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不符，不予采纳。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本案交通事故属于保险合同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太平洋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姚某在事发当日虽未取得营运许可，但被告姚某雇用的驾驶员刘某驾驶川159330临号拖拉机上路行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三款，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赔偿原告王某损失36700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履行。

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7元，由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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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时号牌过期引发的赔付之争

2015 年2 月9 日，徐某(被保险人)购买了一辆欧蓝德新车，同时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车辆保险，所购险种包括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人民币270000 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500000 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2 月10 日0 时起至2016 年2 月9 日24 时止。由于自选车辆牌照不能当时办理，徐某便为其新车办理了临时牌照，该牌照有效期为30日。

2015 年4 月20 日8 时许，徐某驾驶被保险车辆不慎碰撞行人袁某，公安机关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保险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徐某因此应对袁某的人身伤害予以赔偿。之后，徐某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就其损失予以赔付。保险公司对交强险的赔付表示认同，但拒绝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范围内予以赔付。拒绝之理由为，徐某和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动车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徐某领取的临时号牌有效期仅为30 日，意即，自2015 年3 月12 日零时起，其临时号牌自动失效。事故发生时间为2015 年4 月20 日，其时车辆号牌早已失效，属于上述条款中没有临时号牌的情形，根据该条款的约定，保险人可以不予赔付。徐某因此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被保险人、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 条之规定，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号牌。徐某之新车虽取得临时号牌，但该临时号牌已过期，应视为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并且，保险合同条款明确约定，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该约定为有效约定，故徐某的诉求不能获得支持。

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上诉中，徐某增加了四个理由：一是保险人对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二是临时号牌过期并不等于没有临时号牌;三是临时号牌过期虽应受行政处罚，但不应对民事行为有所影响;四是临时号牌过期与保险事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且并未增加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决，在判决书中，法院详细反驳了徐某所增之第一个理由，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并将临时号牌过期认定为没有临时号牌，以此反驳徐某所增第二个理由。对第三、第四个理由，二审法院则作了模糊处理，认定该条款约定事项与保险事故间有无因果关系，并不影响该条款的法律效力，亦不构成该条款不予适用的法定事项。

就徐某所增前两个理由，笔者认为，在当前规定情况下，法院之认定并无太大问题。但是，对法院模糊处理的两个理由，自法理角度，却不无考量余地。在此，我们应当思考的是，被保险人违反必须具有号牌或临时号牌方可上路的规定，是否可以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临时号牌并非事故发生之原因，保险人是否可以拒赔?

二、临时号牌的行政管理与保险赔付

实务中，保险公司常以临时号牌过期属于没有临时号牌、而没有临时号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为由拒绝赔付。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 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有观点认为，根据这一规定，机动车在领取正式号牌之前，若要上路行驶，必须有临时号牌，若没有临时号牌，自属违法。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应受处罚。且被保险人既已违法，保险公司若仍予赔付，乃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为维护法律尊严，保险合同可以约定对该违法情形拒赔。这一观点的本质有二：一为被保险人违法应当受到处罚;二为被保险人违法，为维护法律尊严，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付。

保险公司应否赔付，需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 条之性质谈起，笔者以为，该规定应属行政管理性质。《道路交通安全法》之所以规定机动车上路必须有临时号牌，其目的在于方便公安部门管理机动车。对于机动车而言，其号牌或临时号牌好比居民之身份证，身份证与居民之个人信息挂钩，公安机关可以通过身份证掌握居民个人信息。机动车之号牌亦然，号牌与机动车之车主信息挂钩，若机动车出现肇事、违章等情形，只要掌握了该车号牌，便可以掌握车主信息，进一步要求车主承担责任。若无号牌，难以想象公安机关如何破获车辆肇事、违章等案件。正是基于这一行政管理需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 条才出现了机动车必须有号牌或者临时号牌的规定，将这一规定定位为行政管理性质，应无疑问。

被保险人违反行政管理性质之法律规定，自当受到处罚，而这种处罚，性质上当然应为行政处罚。《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1 条第5 款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一次性计12 分。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 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 元以上200 元以下罚款。据此，公安机关可以对机动车驾驶人处以记12 分的处罚，并可罚款20200元。这些处罚，均属行政处罚。

然而，保险人能否以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赔付，应另当别论。笔者认为，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不应成为保险人拒赔的理由。其原因是：

首先，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分属两个法律关系，且这两个法律关系之间互不影响。如上所述，被保险人驾驶没有临时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其与公安机关之间形成了行政处罚关系，违反者须承担行政责任。而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违反者须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通常并无联系，行政机关不应因当事人应承担民事责任而对之课以行政责任，反之，民事行为当事人亦不应因对方当事人承担行政责任而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保险人不得主张被保险人违反行政法规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

其次，若保险人可因没有临时号牌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可能造成过罚失当。倘若保险人可因没有临时号牌拒绝赔付，一方面，被保险人不仅需要承担行政责任，而且需要承担合同责任，被保险人因一个行为承担两种责任，稍显沉重，已有过罚失当之嫌。另一方面，保险合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通常并不能阻却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例如，被保险人驾车闯红灯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但保险人通常不能拒绝赔付。闯红灯之行为，在危险程度上大于没有临时号牌之情形，倘若闯红灯不能拒赔，则保险人基于被保险车辆没有临时号牌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便是较为明显的过罚适当。

再次，从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看，如果违法行为与保险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违法行为通常不会阻却保险赔付。例如，在英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被保险人雇佣的船长将船舶带出航行范围，在此期间船舶发生火灾，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赔付，保险人以船长将船舶带出航行范围属于违法行为为由拒绝赔付。英国法院认为保险人仍应该赔付，理由是该违法行为与保险事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车辆没有临时号牌这一违法行为，并不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依照英美法的惯例，保险人不能拒绝赔付。最后，若保险人可因没有临时号牌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最终受损害的可能是第三人。这在责任保险中颇为常见，典型的情形是，被保险人购买有责任保险，若因交通肇事造成第三人损失，而被保险人又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倘若保险人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无疑使受害人雪上加霜。而社会并不希望这种情形出现。

综上所述，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不应成为保险人免责的理由。保险人不能因《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 条规定的存在免除自己的责任。

三、英美保险法保证制度之下的临牌过期免责条款

被保险人之违法行为不应成为保险人免责的理由，这是就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而言的。然而，倘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与被保险人约定被保险车辆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发生之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下称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则这一约定可以摆脱上述公法与私法之纠葛，成为纯粹合同条款而在私法领域内进行讨论。实务中，保险合同中每每出现这一条款，通常，这一条款出现在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部分，学理上称为除外责任。那么，这一条款是否能够免除保险人之保险责任?

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是否能够免除保险人之责任，应当从该条款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谈起。倘若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依照现行法律，只要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据此免除保险责任。

通常认为，临牌过期免责条款置于保险合同之责任免除部分，应为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然而，这一观点恐有疑问。判断一个条款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条款，不应以该条款在合同中所处的位置作为衡量标准，如果将放入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统统认定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则保险人可以将任何与保险标的及其风险毫无关系的内容放入责任免除部分，以此任意限缩其责任范围。例如，保险人在责任免除部分写明国庆节期间发生的事故，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而这一与风险毫无关系的约定显然是荒谬的。

判断一个条款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应将该条款反映的内容是否符合除外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作为标准，以这两个标准衡量，临牌过期免责很难称为一种除外责任。除外责任是指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的保险人不打算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和不属于承保赔偿责任的损失风险。其外延包括对保单标的的限制、对承保风险类型的限制、对赔付保险金数额的限制和对保障期间的限制。从除外责任的内涵看，其要求除外责任应当是一种损失风险，被保险机动车没有临时号牌，对于车辆发生事故的影响微乎其微，将其作为一种损失风险诚属夸张。从除外责任的外延来看，因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情形，显然不属于对保险标的的限制对赔付保险金数额的限制对保障期间的限制三种情形，看似与对承保风险类型的限制有所关联，但细察之下不难发现，将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作为一种机动车发生事故的风险类型，实属牵强。因此，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考察，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均很难称为一种除外责任。

既然临牌过期免责在性质上不是一种除外责任，那么其法律性质为何?笔者以为，临牌过期免责本质上是一种英美法上的保证。英美法上的保险保证，是指保险合同中以书面文字或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使被保险人承诺某一事实状态存在或不存在，或持续存在或不存在，或者承担履行某种行为或不行为的保险合同条款。临牌过期免责本质是，被保险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具有号牌或者临时号牌，在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的情况下上路行驶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不予赔付。实际上是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承诺机动车持续处于具有号牌或临时号牌的状态，或者说，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履行具有号牌或临时号牌的义务，否则保险人可以拒赔。这与英美保险法中的保证概念高度吻合，因此，可以将其认定为一种保证。英美保险法上的保证条款与责任免除条款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地位上看，除外责任条款是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保证条款则是基本条款之外的特约条款。从条款内容来看，保证侧重于要求当事人义务之履行;除外责任则侧重于承保事故责任范围之确定。从法律的限制来看，保证可以由于弃权或禁反言等法律限制，而使保险人丧失以此作为抗辩的机会;而除外责任一般不会由于相同的理由被法官加以限制，进而扩大保险保障的范围。

英美保险法上的保证，最初是一种极其严格的制度，但是，由于其苛严的后果可能对被保险人极其不公，故在实践中不断被软化。最初的保证制度，无论被保险人所保证的事项与保险事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对保险标的存在的风险是否重要，只要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不仅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而且可能导致保险合同的无效。但是，在保证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保险人不顾被保证事项的重要性及其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滥用保证制度规避自己的责任，导致产生了对被保险人极其不利的后果。基于对保证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对保险当事人双方缔约地位的考量，特别是对公平正义的坚持，外国法律逐渐对保证制度的严格性进行软化，例如，英国法院也认识到严格履行保证存在的缺陷，在司法实务中提出了以下限制措施：第一，保证未约定违反的法律后果时，违反保证不当然导致合同解除或无效，而要探求当事人真意;第二，约定的免责条款只有对保险风险有重要的实质的影响时，该条款才被解释为特约条款，即保证;第三，违反保证的行为只是增加了风险，只能对应导致保险合同效力暂时中断。

软化保证的本质是对保证制度进行限制，总结各国理论与实践可知，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重要性、风险增加性和因果关系三个方面。所谓重要性，是指被保险人保证的事项对保险标的的风险具有重要性，只有对保险标的的风险具有重要性的事项，才能被视为有效保证。所谓风险增加性是指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便会导致保险标的的风险增加，如果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事项，但对保险标的的风险没有影响或者影响不大，则不能被视为有效保证事项。所谓因果关系，是指保证事项与最终发生的事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倘若二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则即使保证有效，保险人亦不能以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为由拒赔。

将临牌过期免责的保证与上述法律限制相对照，可以发现，保险人不能以此拒赔，甚至这一保证应当被视为无效保证。自重要性的角度看来，被保险机动车是否具有号牌或临时号牌，对保险标的之风险的影响并不重要，号牌并非发动机、刹车系统等车辆重要部件，对车辆事故的发生几无影响。自风险增加的角度看，对于没有号牌的车辆来说，其确实可能增加风险，因为没有号牌车辆违章的可能性大于有号牌的车辆，而违章行为导致风险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没有号牌车辆的风险有所增加，但是，这种风险的增加似乎并不很大;对于临时号牌过期的车辆来说，其风险并未增加，因为其号牌虽然过期，但根据该号牌依然能够查得违章行为，其违章的可能性与有号牌的车辆等同，风险也便不会增加。自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因车辆没有号牌或者临时号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亦即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在上述法律限制之下，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机动车临时号牌过期为由拒绝赔付，甚至不排除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因不具有重要性和风险增加性而无效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即便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因该条款性质上属于保险法上的保证，且临牌过期不具有重要性、风险增加性，与保险事故之间仅有极其微弱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不得以此为由拒绝赔付。

四、我国保险法对临牌过期免责条款的内容控制

上文虽然论及临牌过期免责条款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其本质乃是英美保险法上的保证条款，然而，我国保险法并未建立保证制度，法官无法适用保证制度判决保险人予以赔付。然则，在我国现行《保险法》制度下，保险人有权依照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拒绝赔付吗?

即便将临牌过期免责条款视为一种除外责任，其亦应受《保险法》关于格式条款规制的制约。实务中，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均由保险人提供，并未与被保险人协商，直接出现在保险合同之中，当属典型的格式条款。既属格式条款，自当受到《保险法》关于格式条款规制的制约。我国《保险法》对格式条款之规制，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其一，对保险人课以明确说明义务，即《保险法》第17 条之规定;其二，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即现行《保险法》第30 条之规定;其三，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即《保险法》第19 条之规定。由于目前保险人通常能够做到对除外责任的明确说明，加之机动车上路必须悬挂号牌或临时号牌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强制性规定，法院倾向于将该规定解释为禁止性规定，而针对法律中存在的禁止性规定，《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仅要求保险人做到提示即可，故通常来说，第一种规制方法很难对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形成规制。又因为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文字清晰，不会产生歧义理解，而不利解释原则仅适用于格式条款理解存在分歧理解之情形，故第二种规制方法对此亦难有适用余地。唯第三种规制方法可对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形成控制。

格式条款规制中的内容控制规定可以对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形成规制，为此，我们首先分析我国《保险法》关于内容控制之规定。我国《保险法》第19 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这便是保险法中的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定。这一规定虽只有(一)、(二)两款，但由于第(一)款又可拆分为两种情形，故该规定之下的格式条款无效实际上变为三种情形：第一，保险人免除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之情形;第二，保险人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之情形;第三，保险人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之情形。

根据内容控制中的保险人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之规定，可以认定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无效，保险人不得以此为由拒赔。如上所述，内容控制的第二种情形为保险人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此种情形中的责任，实指义务，因为从法理上讲，义务乃是责任的前提，没有义务便没有责任，故而，我们不妨将此种情形中责任作为义务理解。那么，在这一理解之下，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是否属于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情形?笔者以为，保险人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将临牌过期约定为免责情形，本质上是要求被保险人履行机动车上路必须具有号牌或有效临时号牌的义务，而号牌或临时号牌之有无，对保险标的之风险不具有重要性，与保险事故之发生的因果联系极弱，本不应将具有号牌或有效的临时号牌约定为被保险人的义务，但保险人为了限缩其责任范围，要求被保险人履行与保险标的风险关系不大的义务，显然属于对被保险人义务的加重，亦是对被保险人责任的加重。因此，应将其认定为无效条款，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既为无效条款，保险人自应赔付。综上，即便将临牌过期免责条款作为除外责任，依照我国《保险法》关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规定，该条款亦属无效条款，被保险机动车在临牌过期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予赔付。

篇7

从法律的角度反思《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分析校车涉及的法律关系，对解决校车问题应该有所帮助。

一、关于解决校车问题的建议

针对频频发生的校车事故，社会各界提出了解决校车问题的诸多建议。

希望政府加大投入，保障校车的配备与运营。校车事故频发，有关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符合标准的校车匮乏，因而建议政府加大投入，为学校配备合格校车。从公民受教育权角度考虑，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当承担提供免费教育的义务和提供与受教育相关的物质条件（包括校车服务）的义务；从公共产品角度考虑，校车属于“准公共品”，政府应当为校车的购置和运营提供充分的财政支持；从事后补救角度考虑，与其事故发生后由政府“买单”，不如摒弃那些“形象工程”，加大投入建立完善的校车制度。

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尽量减少校车的使用。《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按照就近入学原则，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应该存在校车问题的，上海市政府也曾因此规定全市所有公办中小学校都不得配备、使用校车。既然如此，校车问题为什么还存在呢？首先，撤点并校导致学生对校车的需求增大。从2001年至2010年，全国小学由49.1万所减少到25.7万所，其中农村小学由41.6万所减少到21.1万所；初中由6.8万所减少到5.5万所，其中农村初中由3.7万所减少到2.9万所。撤点并校导致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上学距离变远，对校车的需求由此产生。其次，公办学校实行就近入学，民办学校则不受此规则的限制。最后，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并没有严格执行就近入学原则。学校门口的交通拥堵、家长对校车的呼声折射出就近入学政策的执行不力。针对造成校车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许多人建议要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实现教育均衡，尽量减少校车的使用。

政府、学校、家庭共同努力，解决校车问题。校车问题既然不可避免，那么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政府、学校、家庭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在强化政府加大投入和监管义务，学校、家庭合理分摊校车费用的基础上，社会各界对校车的运营模式提出了建议。如，家政公司校车服务的合法化与规范化，校车公交化运行，步行校车模式等。

二、关于解决校车问题的法律规定

基于社会各界的建议，经过专家认真论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国务院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全面规定了政府、学校、家庭的责任。

政府的责任。由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解决校车问题的关键在政府，因此《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了政府的责任。第一，合理设置学校，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险。第二，发展公共交通工具，为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学生提供方便。第三，提供校车服务。对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并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下学需要的农村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第四，筹措经费。国家建立多渠道筹措校车经费的机制，并通过财政资助、税收优惠、鼓励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按照规定支持使用校车接送学生的服务。

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配备校车的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加强校车的安全维护，定期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校车驾驶人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知识，保障学生乘坐校车安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另外，第十二条规定了学校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义务，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规定了配备校车的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的随车照管义务。

家庭的责任。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是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七条）。学生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义务，配合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三、校车法律规定的效果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全面规定了政府、学校、家庭诸方面对解决校车问题应当承担的责任，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校车安全事故同比下降42.1%，校车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50.2%。但是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校车事故仍接连发生，而且还引发了其他相关问题。

首先，校车配备不到位或者停运。《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虽然规定了财政补贴制度，但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许多地方的财政收入又有限，因而校车配备没有完全落实。部分配备了校车的学校，由于运营费用的不足，校车成为摆设，成为校园的“不动产”。其次，转嫁成本，导致学生上学成本提高。有些地方在取缔黑校车或提高校车标准之后，又把成本转嫁给了学生家长，甚至出现每月交通费翻倍的现象。最后，标准强制实施直接导致部分民办学校关闭。民办学校不能享受政府的补贴，而且其校车大部分不符合标准。因此，校车新标准强制实施，导致了部分学校（主要是打工子弟学校）校车停运，学生被迫退学，引起家长的不满。

篇8

关键词：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对策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220-02

1司法鉴定的范围界定

司法鉴定就是一种运用科技方法、专门知识、职业技能和执业经验为诉讼活动提供技术保障和专业化服务的司法证明。这个概念就要求的属性是法定性、中立性、客观性。

法定性也即是法律性，要求司法鉴定的诉讼参与者，不仅要具有法定资格，也要从启动条件、鉴定的实施、得出鉴定意见、鉴定后的证据质证、采信还要有出庭作证的义务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1）其要求司法鉴定的提起要以诉讼和处理案件的执法机关决定，不要是市场化，利益化，不能因个人的喜好和意志来自由的启动和进行实施。（2）其司法鉴定的机关要具有相应的资格，并且要经过法定的程序进行聘请委托。（3）鉴定的范围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进行鉴定，不能进行超范围进行鉴定。（4）鉴定的活动属于科学技术类的事项。（5）鉴定意见是法定的证据之一。

中立性也即是独立性、公正性。在鉴定中，只有公正、独立的才是司法鉴定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其司法鉴定过程的客观性的基本准则。其要求为（1）在司法鉴定中保持独立是保证公正的前提，也是我国关于程序公正的要求。（2）在进行技术活动中，只有很好的排除了一切的外界因素，保持独立性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和要求，也是保证结果客观公正的的前提条件。（3）程序上要求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不能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有任何的利害关系。要做一个彻底的第三方。要要求较高的证明力和权威性，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客观性也即真实性，客观性要求在鉴定过程中要运用科学规律和科学定理对专门的问题提出一个真实性的答复。鉴定意见的可信性和公正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要程序上的公正，即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做出一个鉴定，来保证鉴定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二要在鉴定时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对问题的分析。要使鉴定结论在科学规律、科学定理、科学理论、科学知识来构成司法鉴定的理论基础，要鉴定人员利用其本人掌握的专业的技术，利用专业的设备，按照符合其专业技术程序规范和技术检验标准的要求，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和认定。

司法鉴定在目前我们是在诉讼过程中的应用，但是交通事故发生后，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也是经常应用到。我国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交通警察往往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执法人员，案件各有各的不同，根据各种情况的需要，肯定达不到要求各个技术性的专门的鉴定人员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分析和认定。往往是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处理认定该事故的各种情况，进行对外进行委托某问题。对外委托的一般为，对车辆的性能进行检测、对案件当事人的损伤情况进行鉴定，对当事人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进行评估。

2目前存在的问题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每年发生的数量居世界第一，因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居世界第一，国家现在非常重视这个安全性问题，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道路问题，人的问题，车辆的安全性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道路交通事故。虽然道路交通事故是一个偶然性因素，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无论社会发展到如何的进步，道路交通事故都是存在的，解决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的实际需要，而在解决问题时遇到了一些专门性的技术问题，就需要我国的执法部门去聘请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去认定专门性问题的，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鉴定机构和行政机构一体化。

在我国司法鉴定机构存在一定的一体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对于技术性的鉴定，一般委托公安、司法部门内部的鉴定机构，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内设机构价格认证中心，而很少对外委托法律规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公安、司法部门的内部鉴定机构是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着同样的情况，即是国家的内设机构，存在“检查与鉴定合一、执法机构和鉴定机构合一”，缺乏司法鉴定活动的独立性和中立性，鉴定机构会带有各种感情的色彩、带着国家的色彩去收集相关证据，去完成其鉴定职能。发改委的价格认证中心本身的主题就是其发改委的内设机构，也就是行政机构与鉴定机构的一体进行职能不分。

（2）司法鉴定程序不统一。

在鉴定程序的启动上，现在多数交通事故案件的委托人多为当事人和行政执法机构，委托鉴定的单一性，就我国目前的国情，在各项制度不完善，当事人多数选择自己有点熟人和能找到关系的鉴定机构鉴定，看如何鉴定对自己有利，如何做，拉关系，采用人情、金钱、利益等各种引诱来使鉴定人。我们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因为多数都有保险公司的保险，多数当事人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对于鉴定也是没有任何异议，反正认为钱最终是保险公司来赔偿。而保险公司在进行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时，发现鉴定结论有问题时，也是因为时过境迁，无法进行重复鉴定，即使重新鉴定也是因为有前一个鉴定的存在，后者在同行业保护的情况下，多数选择的是结果的一致性。

（3）鉴定内容随意性大、结果不具有意义。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多数人选择的是通过法院的方式解决这一纠纷，法律规定要由证据进行证明其主张的观点，鉴定有被推上了前沿，原告对鉴定多数是单方面进行委托，对内容没有任何的要求根据法律规定由对方来进行质证认可，而是采取自己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害结果。鉴定机构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就不确认其真实性，为了对其进行鉴定有不愿意承担责任，就在结论处，若鉴定材料真实，本鉴定结论有效。并且结果经常出现，经目测为丧失功能的10%进行鉴定，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和专业知识。也是不符合鉴定的客观性原则的，对于鉴定事项按照科学思维而不是主观随意性进行分析、判断，作出有关案件事实的鉴定意见，也不符合我们鉴定的目的。

3造成现状的原因分析

（1）缺乏科学性和公正性。

司法鉴定时司法鉴定人员运用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和方法解决诉讼中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必须坚持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忠于事实、追求真理。在实践中，特别是在涉及到交通事故的损害时，不能很好的区分出来人情、个人利益和科学、公正、公平的去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科学的进行司法鉴定。笔者在一个道理交通事故案件中，受害人是一位83岁的老人，同时也是一位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在过马路时与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在人民法院诉讼前委托了一个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和一个九级伤残原因是其发生交通事故使其不能长时间行走，劳动能力丧失10%及自理能力丧失30%。首先80多岁的老人是不是具有劳动能力，第二就是不发生交通事故是不是其完全可以自理，在审理阶段，保险公司申请做了因果关系参与度的司法鉴定，其同时一个鉴定机构意见为有因果关系，并没有对参与度进行评定。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不要说是司法鉴定机构就是一个小孩也认为是有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一个专门性的机构，其作出一个小孩智力的鉴定，其更可笑的是其中一个鉴定人却是老人的主治医生，鉴定人要公开公正与当事人无任何利害关系的人。可是在本案的司法鉴定机构明显违反了回避原则，是可悲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丧失了其科学性和公正性。

（2）职业道德缺失严重。

现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社会活动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职业道德也是到达了一个底线，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发现，多数是违反了廉洁，违反了公正义务，违反了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有的甚至是犯罪。

4对策

4.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是要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规范体系，要高于一般的社会道德，这一职业群体必须要求要形成高尚德职业道德品质，必须全面系统的学习、全面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高标准的道德规范。同是司法鉴定人员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其本身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来科学的认定所涉及到的事实进行专门性认定，对我国的司法公正、社会的公平公正、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力和职责要求鉴定人员和鉴定机构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正确履行鉴定职责。当前，加强和提高鉴定人员对职业道德的认识，要以科学伦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指导，向鉴定人员系统的传输社会主义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理论，要使之充分认识和领会鉴定人员职业的原则、规范和基本要求，全面学习我国关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法律法规，为更好的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以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且行之有效的方法。耐心教育、榜样引导、个人示范和增强集体主义和奖励和惩罚的方式进行教育。要加强鉴定人员职业道德的自我修养，鉴定人员的自我修养要使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提高自我、自我教育使自己形成高尚的职业道德品质。

4.2制度上加强信息平台

（1）建立健全司法鉴定网络。

在信息日益公开化的今天，应该是对各个行业的充分利用起优势，在司法鉴定领域也应该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来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推动司法鉴定的网上公开透明。这个平台是专业化、科学化、技术化公开的一个平台。就像检察院的办案公开化、法院的审判公开，司法鉴定目前尚没有这样的公开制度，也没有公开的体系，目前鉴定是模板式的鉴定，闭门造车式的鉴定，如何打开这样的体系，必须进行加强监督，对社会公开，对人民群众公开，对媒体公开，出了问题，有地方控告，有地方反映，别认为是技术性的鉴定就以技术性的不公开，不透明，无监督，无管理。必须将所有的鉴定进行上网公开，接受同行业的监督，人民的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建立全国性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网络、新闻等向社会公开。

（2）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违法处罚力度。

我国的立法机关人大常委会在对司法鉴定管理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了，司法鉴定机构违反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违反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尊重科学，遵守技术操作规范，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登记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有违反本决定规定行为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鉴定人或者鉴定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上述规定处罚。笔者认真上述是从制度层面上去加大的力度，但是远远不够，因为如果没有信息公开，处罚就显得不够公开，公正。也不能使管理者去发现违反法律和法规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

篇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具体的交通费用没有明确的计算公式,我们根据法律规定陈列出一个概括性的计算公式:

    交通费=实际必须的交通费用丹姐数据之和

    需要指出的是,受害人支出的交通费用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必须的,即与环境污染有直接关系,而不能谎报费用,甚至进行不必要的支出。更不能将与环境污染纠纷无直接关系的损失也要对方承担,如在就医的路上丢了手表或扭了脚等,因为这些损失或医疗费支出完全可以由受害人自己避免的,所以与环境污染无必然联系。

篇10

今年初，公安部对仅仅实施6天的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关于“闯黄灯”的严厉处罚条款叫停。其叫停“闯黄灯”的举措符合广大民意。

关于公安部的这个规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严厉”，试图以“严刑峻法”来减少日益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对此社会各方面能够理解。比如，原来扣2分的闯红灯行为，现在依据新的规定要扣6分。而“闯黄灯”现在也要对司机给予6分的处罚。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直接扣满12分等。然而，新规定实施的短短数日内，人们关注的偏偏不是那些被处罚得非常严厉的闯红灯或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最可气和好笑的是，这个规定在公安系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报载，深圳市交管局说：“闯黄灯只教育不罚款”，而公安部则公开说：深圳市交管局的规定“违法”。报纸上、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一概成了“闯黄灯该不该罚”。一方面是，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公安部称”、“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称”，“闯黄灯应当罚以及为什么应当罚”等等；另一方面，微博上、论坛上网民批评处罚闯黄灯是如何的不科学、不合理、不近人情等等。然而，在喧嚣的讨论过程中，很多人似乎都不大关注一件事，那就是，关于闯黄灯应当罚还是不应当罚，谁说了算？我们看到，无论是媒体的报道，还是网上的热议，都是将“公安部称”或“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称”作为依据或当作批评的靶子。但问题是，对于闯黄灯究竟是罚还是不罚，这样一个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定，能够以“公安部称”或“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称”作为依据吗？笔者以为，对于立法程序、过程、法律语言，我们都要注意使用规范性的语句。我们知道，在法律上，如果交警对闯黄灯者扣分或罚款，则该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行为。而对于行政处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4条第3款又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样看来，闯黄灯究竟当罚，还是不当罚，既不是“公安部称”可以决定的，更不是“公安部交管局的有关负责人”说了算，而应当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做出明确的规定。即便闯黄灯真的应当处罚，在法律、法规或规章没有规定之前，交警不能也不应以“公安部称”或“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称”为依据，来做出处罚决定。地方立法有个原则，即下位法不能够与上位法相抵触。笔者认为，公安部的这个规章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矛盾。法律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三个信号灯各司其职，交管部门将黄灯作用归于红灯，不仅技术上难以做到，且明显违法，行政部门规章与法律严重抵触。巨大的争议发生之后，如果公安部改变了态度，认为确实不应当处罚或者只是在一定条件下需要处罚，也应当抓紧时间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对已经处罚的情形也要有相应的解决方案。还有一点，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公安部没有司法解释权。因此，它所颁布的规章相关内容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解释是不合法的。

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合法行政”。“合法行政”意味着，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如果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就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我国有一亿多辆机动车、将近两亿人拥有驾照。闯黄灯的行为究竟是罚还是不罚，显然是一个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权益的重要问题。对如此重要的问题做出决定，难道不应当慎重吗？难道不应由法律、法规做出明确的规定吗？